唐鉴卷四

译皇帝对魏征说：“任用官员要选择合适的人，不能仓促行事。任用一个君子，君子就会纷纷到来；任用一个小人，小人就会争相进用。”魏征回答说：“确实如此。天下尚未安定时，只专门选取有才能的人，不考察他的品行；丧乱已经平定以后，就不是才能和品行兼备的人不能任用。”臣祖禹说：“太宗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各级官员，想要提拔君子、斥退小人，这是王者的言论。而魏征所说的‘才’，指的是小人的才能。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认为他们有才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有才能，是因为他们齐整聪慧、宽广深沉、明察诚信、笃厚诚实。高辛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也认为他们有才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有才能，是因为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顺。《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有八个才子，名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厖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齐整聪慧、宽广深沉、明察诚信、笃厚诚实，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名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顺，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 “共”音同“恭”，“隤”音同“颓”，“敳”读五才切，“梼”音同“逃”，“戭”音同“演”，“厖”读莫江切，“降”读下江切。周公制定礼制、制作乐章，《论语》认为周公具有这样的才能。因此，古代所谓的才能，是把德行也包括在内的。后世所谓的才能，是用能言善辩来驾驭他人，用诡诈来指挥用兵，心术偏邪而阴险，追逐利益、趋附权势，因此天下多有祸乱。这都是因为任用了这种人。在《易经·师卦》上六爻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能任用，否则必然会使国家陷入混乱。”《易经·既济卦》九三爻说：“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才战胜它，小人不能任用。”君王开创基业、把统绪传给后代，广泛寻求贤明之人来留给后嗣，所以能够使国祚长久。” 难道因为天下尚未安定，就可以专门任用只有才能而无德行的小人吗？有才能而没有品行的小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任用；即使把他们斥退，还要担心他们或许再次被进用，怎么可以先任用他们，后来再废弃，反而舍弃那些才能和品行兼备的人呢？魏征所学驳杂而不纯，所以他用来辅佐、引导君主的道理，最终没有达到三王那样的治理境界。贞观九年十一月，任命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又命他参与政事。皇帝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已经有了废立太子的想法，却还没有决定；我不被兄弟容纳，确实有功劳很大却得不到赏赐的忧惧。这个人不能用利益诱惑，也不能用死亡威胁，真是国家的忠臣啊！”于是赐给萧瑀一首诗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臣祖禹说：太宗因为萧瑀对自己没有二心而嘉奖他，可以说是能够真正了解臣下的人。况且太子尚在，却偏私藩王，这是英明君主最为厌恶的事。有的人被利益诱惑，有的人被死亡威胁，却仍然顺从这种做法，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只有萧瑀坚定自守，即使身死也没有二心。太宗因此知道他在面临重大节操关头时不可动摇。《论语》说：“面对重大节操而不可夺志，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君主用这样的标准来选取人才，难道还会得不到忠贞正直的士人吗？贞观十年八月，皇帝对群臣说：“朕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是为了有利于国家。但近来上呈密封奏事的人，大多揭发别人的琐碎过失。从今以后再有这样做的人，就按陷害他人的罪名惩处。” 臣祖禹说：太宗想要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却厌恶揭发他人的隐私；不仅不让这种行为滋长，而且还要治罪，可以说是极其明智而又深远了。《尚书·舜典》说：“朕厌恶这种阻塞言路的行为，必定使它的行迹断绝。”这就是做君主、做长官的道理。文德皇后去世，贞观十年十一月葬于昭陵。皇帝不断思念皇后，便在苑中修建高台，以便眺望昭陵。他曾经带魏征一同登台，让魏征看看昭陵。魏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臣眼睛昏花，看不见。”皇帝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在眺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就能看见。”皇帝哭泣起来，于是下令拆毁高台。臣祖禹说：魏征可以说是能够用义理纠正君主的人。他在仓促之间也没有忘记以善道引导君主，恐怕君主对孝道淡薄而对亲爱之情过于深厚。孟子说：“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魏征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贞观十一年二月，皇帝亲自制定死后丧葬制度。起初，文德皇后病重时，对皇帝说：“妾活着没有给别人带来什么益处，死后也不能因为丧葬而使百姓受害。希望不要因为修建陵墓而劳费天下，只依山势修成坟墓，器物只用瓦和木罢了。”等到下葬时，皇帝又为她撰文刻在石上，称述皇后关于节俭和薄葬的遗言，说盗贼的心思只是求取珍宝；既然没有珍宝，又有什么可求的呢？朕本来的想法也是这样。君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何必一定要把陵墓中的东西据为己有呢？如今依靠九嵕山修建陵墓，凿石的工匠只有一百多人，几十天就完成了；不收藏金玉、人马和器皿，只用土木制成形状而已，希望这样可以使奸盗打消念头，使生者和死者都没有牵累，并应当让百世子孙奉行它作为法则。到了这时，皇帝想到汉代预先修建山陵，是为了免除子孙仓促时的劳费；又想到自己主张节俭下葬，担心子孙随从世俗而奢侈靡费，于是亲自制定死后丧葬制度，依山修陵，只容纳棺材而已。臣祖禹说：厚葬造成的祸害，是古今都明白知道的。把金玉收藏在山陵中，就是替盗贼积聚财物，并且标明财物所在的地方，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因此，自汉代以来，没有不被盗掘的陵墓。后世君主知道厚葬有害无益，却姑且这样做而自招祸患；这种情形前后相接，却没有谁对此有所警戒。太宗虽然制定死后丧葬制度来告诫子孙，但昭陵的葬制也并不节俭。到了唐朝末年，仍然不能免除陵墓暴露、尸骨受辱的灾祸，难道不是高宗的过错吗？

译皇帝巡幸洛阳，到了显仁宫，官吏因为储备供应不足而受到责罚，有人因此被谴责。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为储备供应不足而责罚官吏，臣恐怕他们会相互迎合、彼此煽动，日后百姓将无法生活，这恐怕不是巡幸的本意。过去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物，并根据食物的丰盛或俭薄来决定奖赏和惩罚，所以天下人背叛了他；这是陛下亲眼见过的事，为什么还要想效法他呢？”皇帝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我还听不到这番话。”于是对长孙无忌说：“朕过去经过这里时，买饭来吃，租房住宿；如今供给停顿安排到这种程度，难道还可以嫌不足吗？” 臣祖禹说：富有而不忘记贫困，就能够保有他的富有；尊贵而不忘记卑贱，就能够保有他的尊贵。以拥有万乘之尊、四海之富的身份，仍然认为不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忘记了自己起初的卑贱贫困，还想让财富和尊荣无限扩大。因此，高宗过去长期在外劳苦，甚至接触平民，等到即位以后，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尚书·无逸》说：“高宗过去长期在外劳苦，直到同小人相处。”文王穿着俭朴的衣服，专心于安定百姓和农业生产的功业。《尚书·无逸》又说：周公作书告诫成王，是担心他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而变得骄奢放纵。汉文帝曾说：“朕能够穿戴合乎身份的衣冠，想到的并不是这些，所以恭敬节俭、爱护百姓，只怕给他们增添烦扰。”唉！这可以说是有德之人了。像太宗听到劝谏便能够自我反省，难道不也是贤明的吗？” 三月，皇帝在洛阳宫西苑设宴，泛舟积翠池，回头对侍臣说：“隋炀帝修建这些宫苑，使百姓结下怨恨，今天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类人，对内阿谀奉承，对外蒙蔽君主的聪明，所以才会这样。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臣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没有忘记警戒。他看见隋朝的宫苑，便把阿谀奉承、蒙蔽视听的事告诉群臣，以此告诫他们。知道别人灭亡的原因，就谋划自己得以存续的办法，因而不敢懈怠。这就是三王兴盛的原因。八月，马周上疏，大意说：“贞观初年，天下饥荒歉收，一斗米的价格相当于一匹绢，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忧虑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买到十多斛粮食，而百姓却怨声叹气，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反而经营许多不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生活是困苦还是安乐。况且用近来的事情来验证：隋朝把粮食储存在洛口仓，李密便凭借它起兵；东都积存布帛，王世充便靠它取得资助；西京府库也成为国家所有，直到今天还没有用尽。积蓄固然不可没有，但应当等到人民有余力以后再征收，不能强行搜刮来资助盗贼【“强”读去声】和敌人。用节俭来使人民得到休息，陛下在贞观初年已经亲自实行过；如今实行，本来并不困难。陛下如果一定要谋求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臣祖禹说：“纣王积聚钜桥的粮食【《史记·殷本纪》说纣王有钜桥的粮食；服虔说：钜桥是仓名；许慎说：钜鹿水上的大桥，有运输粮食的作用】，周武王把它发放出来【《尚书·武成》说：发放钜桥的粮食，大量施予四海；孔安国说：纣王所积存的府库都被发放，用来救济贫民】。君主不致力于修养德行，却致力于搜刮聚敛，百姓就会离散，国家就会灭亡。” 太宗在位渐久，准备对外经营四夷，对内修治宫室，聚集钱财、积存粮食，想要有所作为。马周预先对此进谏，希望太宗恢复初年实行的节俭，可以说是顺应君主的优点，同时挽救他的缺点了【《孝经·事君章》说：顺应君主的优点，纠正挽救他的缺点】。贞观十二年九月，皇帝问侍臣：“开创基业和守成，哪一个更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初创、局势混乱之时，和群雄一同兴起，较量力量以后使他们臣服，开创基业很难。”魏征说：“自古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得到天下，却在安逸中失去天下的，所以守成很难。”皇帝说：“玄龄和我共同取得天下，经历百死才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中产生骄奢，疏忽之处产生祸乱，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正要和诸位一起谨慎面对。” 臣祖禹说：自古以来，创业后失败的很少，守成后失败的很多。周公说：“看那些小民，他们的父母辛勤耕种，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农事的艰难【《尚书·无逸》】。”【“相”是看，读去声。孔安国说：看那些不孝的小民，他们的父母亲自耕种，而儿子竟不知道父母的劳苦】所以祸乱从来没有不产生于安逸之中的。然而，不只是创业的君主守成困难，他的后代守成尤其困难，怎么能不谨慎呢！” 贞观十三年五月，发生旱灾，皇帝下诏五品以上官员上密封奏事。魏征上疏，认为陛下的志向和事业与贞观初年相比，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地方共有十条。其中一条认为，近年来轻率地使用民力，竟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会骄纵安逸，让他们服劳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失败、因为百姓劳苦而安定的道理。这恐怕不是使国家兴盛的至理名言。皇帝深深加以赞叹，说已经把奏疏列置在屏风上，早晚都要瞻仰，并抄录交付史官；又赐给魏征黄金十斤、御马二匹。臣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忧虑百姓贫困，却怀疑他们的财物有余，不停地取用；不体恤百姓的劳苦【“恤”就是忧虑】，却怀疑他们的力量有余，不停地役使他们。这两件事，都是导致灭亡的道路。君主为什么不反过来从自身想一想？自己想富裕而厌恶贫困，那么富裕就是百姓所希望的；自己想安逸而厌恶劳苦，那么安逸就是百姓所希望的【前《晁错传》中晁错回答汉文帝说：考察人的情性，没有不想富裕的；人的情性没有不想安逸的】。满足百姓所希望的，除去百姓所厌恶的，却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孟子·梁惠王上》说：这样做却不能称王天下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王”读去声】。以太宗的明察，而养育百姓不如贞观初年，魏征认为他逐渐不能坚持到底，是适当的。《唐鉴》卷四 〈史部，史评类，《唐鉴》〉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谦　注 太宗（三） 贞观十四年，皇帝大规模征召天下著名儒生担任儒官，多次到国子监，让他们讲论经义。增加学生名额，达到三千二百六十人；从屯营、飞骑中也选派人员担任博士，让他们教授经书。凡是能够通晓经书的人，都准许参加贡举。于是四方求学的人云集京城，甚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的各位酋长，也派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升入讲席听讲的人达到八千多人。臣祖禹说：古代的教育制度是，家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国中有学【《礼记·学记》说：古代的教育，家中有塾，党中有庠，术中有序，国中有学。郑氏说：“术”应当是“遂”，门旁的堂称为塾。周礼规定五百家为一党，乡和遂又在远郊之外】。士人在家中学习，然后升入乡学；升入乡学，然后升入国学；升入国学，然后能够通达天子那里。这样教育有长期积累，培养也循序渐进，所以成年人成就了德行，年轻人也都有所成就【《思斋诗肆》说：“成年人成就了德行，年轻人也都有所成就。”《毛诗》说：“造”是成就的意思。郑氏说：成年人指大夫、士，年轻人指他们的弟子。文王在宗庙之中，就是这样叙说的，意思是大夫、士都有德行，年轻人都有所成就】。贤能的人才因此用之不尽【“胜”读平声】。后世乡里的学校废弛了，君主能够施行教育的，不过是把天下的士人聚集到京师，像乌鸦一样聚散【如同乌鸦聚集又散去】；学者虽然很多，只能一时炫耀声势罢了，并没有真正教育的实效。唐代的儒学，只有贞观、开元时期最为兴盛【《唐儒学传》说：太宗的文治焕然一新，是三代盛况中从未有过的。唐朝三百年的盛况，称道贞观年间，因为经籍最为完备；又称道开元年间】。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才所取得的成就。孟子说：学习是用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孟子·滕文公》说：学校教育是三代共同实行的，都是为了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没有学校教育，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不能明白，所以拥有国家的君主应当把教育放在首位【《礼记·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教育放在首位】。如果不恢复三代的制度，臣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八月，侯君集灭亡高昌。皇帝想把高昌改设为州县，魏征劝谏说：“陛下刚即位时，高昌王文泰夫妇首先前来朝见；后来渐渐骄傲倨慢，所以才加罪诛杀其王，罪责止于文泰一人就可以了。应当安抚他的百姓，保存他的国家，再立他的儿子为王，这样威势和恩德就能施加到遥远的地方，四夷都会喜悦归服。如今如果贪图它的土地，把它设置为州县，那么州县就必须常年派一千人镇守，几年更换一次，往来途中死亡的有十分之三四，还要供应衣物资费，使他们离开亲属。十年以后，陇右就会空虚疲敝。陛下最终也得不到高昌的一粒米、一尺帛来帮助中原，这就是所谓耗散有用之物来供给无用之地，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皇帝没有听从。九月，把高昌之地设置为西州，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留下军队镇守。从此唐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焉耆，南到林邑，北抵大漠，全都设置为州县，东西长九千五百里，南北长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臣祖禹说：魏征的话，其中的利害并不是不明白。以太宗的智慧，难道不足以知道这些吗？只是他喜好扩大疆土、喜欢遥远之地，夸耀功劳而追求名声【《唐本纪赞》说：太宗好大喜功，把战争扩展到遥远之地】，不能用义来约束自己的内心【《尚书·仲虺之诰》说：用义来制约事务，用礼来约束内心】，所以忠言有所不听，还想使前代帝王都比不上自己。十一月，礼官上奏，请求为高祖的父母加服齐衰五个月【“齐”读咨，“衰”读催】，嫡子之妻服丧一年，嫂与叔、弟妻与丈夫的兄长、舅父都服小功，皇帝听从了。臣祖禹说：人没有没有根本的，从高祖以上推溯下去，可以一直推到无穷；如果真能知道这些，怎么可以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呢？关系既然疏远了，丧服有时会因此断绝，但先王的本意并不足以作为法则。嫂叔之间没有丧服，古人难道唯独对嫂子没有恩情吗？《传》说：“她的丈夫如果属于父辈一类，那么妻子也属于母辈一类；她的丈夫如果属于子辈一类，那么妻子也属于妇辈一类。至于嫂子不能当作母亲，那么她就不属于妻子这一类关系。”所以把关系逐渐推远，是为了彰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没有道义依据却给她加服，还不如不加更好【“愈”是胜过的意思】。凡是【原文“防服”，疑为“丧服”】按照先王的礼制服丧，才是正确的【意思是太宗听从礼官奏请增加丧服，却没有明白先王的礼制】。十二月，魏征上奏，认为把国家大体委托给大臣，把细小事务交给小臣，这是治理国家的原则。现在把职务交给他们时，就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了发生事情时，却相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自己所轻视的人，怀疑自己所重视的人，想以此达到治理的目的，难道能够做到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臣祖禹说：从前卫献公舍弃大臣，却同小臣谋划【献公谋划立公子】，所以失去国家，出奔在外【献公逃奔齐国，在外十二年】。况且大臣所承担的是大事，小臣所承担的是小事，却用小事来谋划大事，用远处的意见来谋划近处的事情，这是君主偏听偏信的弊病，极少有不因此败坏事情的【“鲜”读先典切】。皇帝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住它非常困难。”魏征说：“臣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利困难【“易”读异】。陛下的话能想到这里，是宗庙社稷的福分。” 臣祖禹说：《尚书》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尚书·大禹谟》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政事就能得到治理】。’又说：‘不要轻视百姓的事务，要知道它艰难【《尚书·太甲》说：不要轻视百姓的事务，要知道它艰难；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要知道它危险】。孔子说：‘做君主很难【《论语·子路》说：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不就可以凭一句话使国家兴盛了吗】。’只有知道困难所在，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传》说：‘君主认为事情容易，困难就要到来了；君主认为事情困难，事情反而就会逐渐容易。’太宗知道守成的困难，所以能够有始有终。议论政事的人多请求皇帝亲自阅览奏表奏章，以防止下情不能上达。皇帝把这件事问魏征，魏征回答说：“这些人不懂得大体。如果一定要让陛下一件一件亲自处理，那么岂止朝廷和州县的事情，连其他事情也都应当由陛下亲自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