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二十　　　　　　宋　范祖禹　撰

译臣祖禹说：文宗痛恨宦官弑君叛逆，想要除掉他们的逼迫【“偪”同“逼”，是逼迫的意思】，应当选择贤能的宰相来任用；朝廷清明了，纲纪端正了，赏罚的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捕获首恶，交给有关官署【《尚书·康诰》说：首恶大奸，何况是不孝不友】，依法处刑就是了【《诗经·大雅》说：还保有法典刑律】。可是李训、郑注却采用诡诈的计策，想在宫殿台阶之间动用甲兵，不论有罪无罪都把人全部消灭，又招来外部盗寇攻打内部盗寇，因此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说：如今任用将领不当，一败涂地】，国家几乎灭亡【“防”通“仅”，平声】；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使祸患更加严重【《孟子·公孙丑》说：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更加害事】。自古以来，不任用君子而任用小人，想借小人去除掉小人，没有不祸害国家的【《唐本赞》说：文宗仁厚却缺少决断，承受父兄留下的弊病；宦官扰乱权力，他没有找到制服他们的方法，所以最终被这件事困扰。甘露之变使祸害波及忠良，文宗无法胜过这种冤愤，只能饮恨而终。王崇说：李训想先诛杀宦官，再收复河湟，意图果断但谋划浅薄，文宗认为他说得对。太和元年十一月，皇帝在紫宸殿，韩约奏报含元殿降下甘露，皇帝让中尉仇士良等去查验，李训于是想借机隔开皇帝身边的宦官，使他们无法逃脱】【忽然一阵风吹动殿廊帷幕，露出持兵器的人，仇士良等人大惊，便说：“事情紧急了！”随后扶着车辇进入东阁，捕捉李训的党羽一千多人，把他们斩杀。宦官们知道事情已经传到天子那里，彼此怨恨愤怒。皇帝害怕，独自默不作声。仇士良等人愤怒，多次想废黜皇帝，于是在半夜把皇帝安置在一座小殿中，逐条数说皇帝的过失，皇帝低头不语。从此皇帝郁郁不乐，直到抛弃天下而死。】开成元年，皇帝自从李训失败后，心情恍惚，闷闷不乐。左右两军击球的活动，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举行宴会，歌舞伎乐充满庭院，他却从未露出笑容。闲居时有时徘徊眺望，有时独自说话叹息。十月，皇帝在延英殿对宰相说：“朕每次和你们讨论天下大事，就免不了忧愁。”宰相回答说：“治理国家不能希望很快成功。”皇帝说：“朕每次读书，都以自己不能成为平庸的君主为耻。”后来一天，皇帝又对宰相说：“我和你们讨论天下大事，有些有利的形势却不能实行，退朝后只能喝醇酒求醉罢了。”宰相回答说：“这都是臣等的罪过。” 臣祖禹说：文宗想要除掉宦官的逼迫，以清理宫闱、端正纲纪，有这样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才能，又不善于识别人，因此遭到失败。虽然他恭敬节俭、宽厚仁慈，勤于处理各项政务【《唐本赞》说：仁宗恭敬节俭、文雅温和，出于天性；即位后锐意治理，每次在延英殿接见宰相，往往直到漏刻下十一刻】，但与当时的君主相比，他自身没有过失行为【“行”读去声，《孝经》所谓身无择行】，君主的威势却更加削弱，国家的命运更加危险，愤懑忧郁，直到终身如此。孟子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孟子·离娄》说：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这大概就是说文宗吧？开成四年十月，皇帝的病稍有好转，坐在思政殿，召见当值学士周墀，赐给他酒，因而问道：“朕可以和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周墀回答说：“是尧、舜那样的君主。”皇帝说：“朕哪里敢与尧、舜的德行相比？朕之所以问你，是想知道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惊惧地说：“他们是亡国之君，怎么可以拿来与至德之君相比？”皇帝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如今朕受制于家奴，以这个来说，朕恐怕还不如他们。”说着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周墀伏在地上流泪。从此皇帝不再临朝听政。臣祖禹说：《易经》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关键枢纽一经发动，就决定荣辱【《易·系辞》说：言语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百姓，行为从近处发生而影响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关键枢纽一经发动，就决定荣辱；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文宗想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成为超越前代的君主【《武纪诏书》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等待非同寻常的人】，但一出手便没有命中【《孟子·公孙丑》说：出手没有命中，不应怨恨胜过自己的人；“中”读去声】，竟造成这样的危辱，实在是自己招来的，难道不可悲吗？开成五年正月，皇帝去世。武宗即位。九月，任命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对皇帝说：“达到大治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宰相不可能人人忠良，有时也会欺骗蒙蔽，于是君主的心开始疑惑。这样一来，君主便从旁询问小臣，以察看执政大臣。就像德宗末年，他所听信任用的只有裴延龄一类人，宰相只不过署名颁发敕令罢了。这就是政事日益混乱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能够谨慎选择贤能之才来任宰相，对于奸邪欺罔的人，立即罢黜逐去；常常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推心置腹地委托宰相，坚定不移，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好呢？” 臣祖禹说：古代的君王只让一位宰相总管天下事务【《荀子·王霸篇》说：任用一位宰相并让他负责，使群臣百官无不遵循正道、归向教化，这是君主的职责】，所以政令统一出自一个中心【《唐六典·礼乐志》说：三代的政事都出于一】，政权不会有多个门户【《左传》说：晋国政权有多个门户】。如果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才，就把他撤换罢了，不让小臣从中以谗言邪说离间、疑惑宰相，这正是为了慎重对待宰相所负的责任。德宗时期宰相失职，所以政事荒谬混乱。李德裕想先端正根本，然后谋划治理国家的方法，他能够建立会昌年间的功业，大概正是凭借这个道理吧。以上记文宗在位十五年，去世，死时三十三岁。武宗 会昌三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他的儿子刘稹秘密不发丧，逼迫监军上奏说刘从谏患病，请求任命刘稹为留后。皇帝把泽潞的事情拿来与宰相商议，宰相大多认为回鹘残余势力还没有消灭【“鹘”同“纥”】，边境仍须戒备，如果再次讨伐泽潞，国家力量将无法支撑，请求暂且任命刘稹掌管军事。谏官和上书进言的群臣也都这样认为。只有李德裕说：“泽潞的情势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长期习惯叛乱，人心难以教化，所以历代以来都把它置之度外。泽潞靠近腹心之地，该军一向以忠义著称，近来又多任用儒臣为统帅。李抱真建立这支军队时，德宗尚且不允许子弟继承袭任，使李缄把防守事务交还东都。敬宗不顾军务，宰相又没有长远谋略。刘悟死后，因循旧例把职位授给刘从谏，刘从谏骄横跋扈，难以控制【“扈”音同“户”】，多次上表逼迫朝廷。如今他临死之际，又要把兵权擅自交给一个小儿，朝廷如果再顺势授予他，那么四方藩镇谁不想仿效他的做法？天子的威令就再也不能施行了。”皇帝说：“你有什么办法制服他？果真能够取胜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靠的是河朔三镇，只要魏镇不和他同谋，刘稹就无能为力。”

译如果派重臣去晓谕王元逵、何弘敬，说明河朔自艰难以来，历代圣主都允许他们世袭，已经成为旧例，与泽潞不同。如今朝廷将要对泽潞用兵，不想再派禁军到山东，三州隶属于昭义的军队，交给两镇进攻，同时命令他们遍告将士，等贼军平定后一定厚加官职赏赐。假如两镇听从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那么刘稹一定会被擒获了。”皇帝高兴地说：“我和李德裕共同处理这件事，保证不会后悔。”于是决意讨伐刘稹，群臣进谏的话再也传不进来了。皇帝命李德裕起草诏书，赐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诏书大意说：“泽潞一镇，和你们的情势不同，不要为了子孙的打算，想保存相互依存的形势；只要能够显著建立功效，自然会使福泽及于后代。”丁丑日，皇帝临朝称赞诏书说得简要切实：“就应当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又赐诏给张仲武，说回鹘残余势力还没有消灭，边塞上多有忧患，专门委托你抵御外侮。王元逵、何弘敬得到诏书后，惊惧地听从命令。五月，下诏讨伐刘稹，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王元逵接受诏书当天，就出兵驻扎在赵州。七月，皇帝派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命幽州趁秋季早日平定回鹘，魏镇早日平定泽潞。李回到达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都带着弓箭和箭袋到郊外迎接，站在道路左侧，不敢让人控住马匹，而是让制使先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李回明察善辩而有胆略，三镇没有不奉行诏令的。臣祖禹说：自天宝以后，河朔世世成为唐朝的祸患。宪宗虽然收复了魏博，穆宗却又失去了它，因此朝廷只知道姑息，只希望他们不叛乱就算了，哪里还能役使他们呢？到了武宗，不仅使三镇不敢帮助叛逆，反而还把他们作为手臂手指来使用。李德裕所以能够晓谕他们，是因为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扬雄说：驾驭得道，天下奸诈之人都能成为使者；驾驭失道，天下奸诈之人都成为敌人。作为君主驾驭天下，难道有不经过一位宰相就能做到的吗？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退休，他的党羽送他回到私人住宅。仇士良把巩固权势和宠信的方法教给他们，说：“不能让天子闲着，应当经常用奢侈糜烂的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享乐日新月盛，让他没有空闲再顾及其他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如果他看到前代兴亡，心里知道忧惧，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斥退了。”他的党羽拜谢后离去。臣祖禹说：小人没有不助长君主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使君主不停地行动、不停地作为，小人就能推行自己的计谋。哪里只是奢侈享乐足以动摇君主的心呢？还有更严重的情况！有的聚敛财货，有的修治宫室，有的开拓边境，有的窥察臣下，顺着君主的爱好去做，这些都是为了窃取权势和宠信。君主乐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却不知道这会成为天下的祸害，因此政事日益混乱，自己却不知道。只有能够亲近正直之人，远离邪佞之徒，才可以避免这种祸患。八月，皇帝从容地说：“文宗喜欢听取外间议论，谏官进言大多不署名，就像匿名信。”李德裕说：“臣近来在中书省时，文宗还不是这样。这是李训、郑注教文宗用权术驾驭臣下，于是形成了这种风气。君主只应当以诚心推待臣下、任用人才；有欺骗蒙蔽的，就用明确的刑罚威慑他，谁还敢这样做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臣祖禹说：《易经》说：“天下万物的运动，都以守正归于一。”朝廷是四方的准则。如果不是极其公正，就无法断绝天下的私心；如果不是极其正直，就无法制止天下的邪恶。君主一旦不能端正自己的心，就无法使万事端正。假如用权术驾驭臣下，就是自己在行使欺诈，又凭什么禁止臣下欺骗呢？因此权术流行，欺骗反而更多；使用智谋，内心反而更加劳苦。这大概是用欺诈战胜欺诈，从来没有能够使彼此归于一体的。《礼记》说：“君王内心无所作为，只用来守住至正。”只有正道不可被欺骗，就不会容许欺诈存在。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遵守吗？” 四年八月，邢州、洺州、磁州三州投降。郭谊杀死刘稹，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师，潞州平定了。当初，李德裕认为贞元以来将帅出征屡次失败，其中有三项弊端：第一，诏令下达军中，先前一天竟有三四道，宰相多不知道；第二，监军各以自己的意见指挥军务，将帅不能专断进退；第三，每军都有宦官担任监使，全部从军中选取数百名骁勇士卒作为牙队，阵战厮杀时，真正作战的反而都是怯弱之士。每逢交战，监使都有自己的信旗，骑马登高观望，用牙队保护自己、观察军势，稍有退却就摇旗先逃，军阵也跟着溃散。于是李德裕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约定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一千名士兵，允许监使选取十人保护自己，有功便按惯例得到赏赐。两位枢密使都认为可行，禀告皇帝后实行。自从抵御回鹘到泽潞战事结束，都遵守这一制度。除非中书省进呈诏书，不再有其他诏令。从中书省发出的命令既简明，将帅能够施展自己的谋略，所以所向无敌、屡建功勋。元和以后多次用兵，宰相不得休假，有时接连点灯才能结束政务。李德裕任职时，即使有紧急文书和警报奏章，也都从容裁决，通常午时漏刻结束便回府休假，总是依照这个制度，安闲得像没有事情的时候一样。臣祖禹说：治理天下繁杂事务，必须达到极其简约；控制天下的变动，必须达到极其沉静。在千里之外用兵，而君主和宰相在朝廷内部互相扰乱，那么根本就先动摇了，怎么能够控制末端的事情呢？所以号令简明，百姓听从时就不会困惑；心思沉静，事情发生变化时就不会受到扰乱。这就是能够成功的原因。

译河北三镇每次派使者到京师，李德裕曾当面告诫他们说：“河朔的兵力虽然强大，却不能凭自己独立，必须借助朝廷的官爵、威势和诏命来安定军心。我告诉你们这些使者：与其让大将拦截敕使来求取官爵，哪里比得上自己奋发忠义，建立功名，以此结交并得到明主的知遇呢？况且李载义曾为国家平定沧州、景州，后来被军中驱逐，仍没有失去节度使之职；杨志诚派大将拦截敕使，骑马求取官职，后来被军中驱逐，朝廷最终没有赦免他的罪。这两人的祸福足以说明问题了。”从此三镇不敢有异心。臣祖禹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天下有不顺从的人，一定会反复恳切地告诫教导他们；再三告诫仍不改，然后才出兵征讨。这样，他们的百姓就知道其罪过，而用兵也有正当理由了。自从唐朝衰败以来，对河朔有时讨伐，有时姑息，却没有听说发布文告命令、颁下告诫敕令。因此加兵，他们不服；恩惠优厚，他们反而更加骄横。李德裕凭一位宰相之力控制三镇，就像运转手掌一样自如；假如武宗能够长久在位，天下哪里还会有不平定的地方呢？以上是武宗在位六年，驾崩时三十三岁。《唐鉴》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唐鉴》卷二十一　宋代范祖禹撰写 吕祖谦注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执掌政事，推荐白敏中担任翰林学士。等到武宗驾崩，李德裕失势，白敏中利用上下对他的愤怒，竭力排挤他，让自己的党羽李咸控告李德裕的罪行。李德裕因此由东都留守降为以太子少保身份分司。九月，前永宁县尉吴汝纳控诉说，他的弟弟吴湘罪不至死，李绅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欺骗蒙蔽武宗，冤杀了臣的弟弟。十二月，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第二年九月，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臣祖禹说：裴度辅佐宪宗，李德裕辅佐武宗，都建立了功业，是唐朝的贤相。大中以后，没有能够继承他们的人。李德裕的才干优于裴度，但德行器量不如他。裴度被小人倾陷，小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形势危急到了极点，却能以功名终其一生。李德裕一失势，就被斥逐而死在海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裴度不结党，而李德裕结党。现在看来，牛僧孺、李宗闵的党羽多是小人，李德裕的党羽多是君子；然而因私心损害公义，依仗势力报复怨恨，二者是一样的。只有奉天命的官吏才可以讨伐燕国，李德裕自己结成朋党，却想要破除朋党，这就是以燕国讨伐燕国。孔子说：“克制自我夸耀、争强、怨恨、贪欲而不让它们表现出来，这已经很难了。”又说：“君子庄重而不争斗，合群而不结党。”李德裕的争强、怨恨、贪欲都必定要实行，既庄重自持又争斗，既合群又结党，他能够免除祸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九年，皇帝聪明敏察、记忆力很强，宫中供使唤、负责洒扫的人，他都能记住姓名、才能和性情以及适合担任的职务，召来差遣从不出错。天下奏报的案件和狱吏、狱卒姓名，他也都能全部记住。度支奏报中把“渍污帛”误写成“渍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认为皇帝没有看见，便擅自把它补写完整。等到中书省复核送入，皇帝大怒，审查追究擅自改动章奏的人，并将其处罚贬谪。臣祖禹说：宣宗挑剔细小过失，用来使群臣惊惧服从。小过错必定处罚，大政纲却不能建立。他想凭一个人的智慧周知天下事务，却不能和贤人共同承担上天赋予的职守。譬如掌管文书簿册的官吏，只谨慎办理簿书，把期限看得很重，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这不过是一个县令的才干罢了，哪里是君主应有的德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章〕 十年十二月，任户部侍郎、判户部的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皇帝每次任命宰相，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此前一天，皇帝命枢密使到学士院宣读诏令，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龟长、马公儒复奏，询问萧邺所掌管的度支事务是否应当免去。皇帝认为王龟长等人在袒护萧邺，于是亲手写下崔慎由的名字交给学士院，并且说：“免去他判户部的职务。”臣祖禹说：《尧典》说尧向四岳询问，《舜典》说舜向四岳咨询；谋议得到众人一致同意，然后才任用人才。既然认为可以任用，就任用他而不再怀疑。两位枢密使请求询问，也是有关部门的常规职责，有什么可疑虑萧邺的地方，竟然立即改换人选呢？宣宗却把这种做法当作明察，那么他对群臣的了解，难道真能超过臣下了解君主吗？十二年二月，任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皇帝想登御楼大赦天下，令狐绹说：“登御楼所费非常多，事情必须有名目，而且大赦不能频繁举行。”皇帝不高兴，说：“你要把朕置于何种名目之下才肯举行呢？”崔慎由说：“陛下尚未建立储宫，天下人都在寄托期望；如果举行这个礼仪，即使是郊祀也可以举行，何况登御楼呢？”当时皇帝正在服用方士的药，已经感到烦躁口渴，但外人还不知道，皇帝的疑忌正深。听到这话后，他低下头不再说话。十天后，崔慎由被罢免宰相职务。臣祖禹说：夏、商、周三代时，从天子到平民，都有固定的职业来凭劳动养活自己，有固定的行为准则来勤勉地生活；壮年时努力强健，老年时教导训诫，修养自身以等待死亡罢了。天下没有两种不同的道路，从来没有众人都要死，却想只有自己一人独不死的道理。执持邪道扰乱政事的人要被杀死，所以没有迂腐怪异之士。药物本来是用来攻治疾病的，哪里有服药却不会死的呢？后世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异端纷纷兴起。自秦汉以来，才有服食神仙之药可以不死的说法。因此人心多受迷惑，圣人之道不能彰明，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君主尤其甘心相信这种说法。以唐朝考察，从太宗到武宗，被方士迷惑、服药而遭败亡的君主有六七人，他们都追求长生，反而过早结束了自己的天年，也足以作为警戒了。宣宗又因此败亡，把服药甚至把储嗣视为忌讳和厌恶之事，难道不是蒙蔽得太厉害了吗？人的心术不能不谨慎。一旦受到某种迷惑，就会无所不至，连谈论学习都不够资格，更何况能够成为圣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