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史藏唐鉴十一

唐鉴卷八       宋 范祖禹 撰

史藏 · 史评 · 已译 · 第 29–30 段

臣祖禹曰:文王孝于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于兄弟【思齐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睦于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于子孙以及其家邦,至于鸟兽草木,无不被其泽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后世帝王,或能于此,则不能于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为圣贤,不能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梁恵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长而能辞位以授之【唐让皇帝宪传:本名成器,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嗣,天下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因涕泣固辞。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庻抗嫡,不宜更议。帝嘉宪让,遂许之,立楚王为皇太子。▯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笃于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养其友爱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防间之言无自入焉。呜呼!茍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孟尽心下: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以防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其类也】茍不充其类,则其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选刺史、县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臣祖禹曰:姚崇之辩,虽能折议者之言,然亦未为得也。夫天子者,择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职论一相而兼率之】一相者,择十使而使之【使上去声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择刺史、县令而置之。贤者举之,不肖者去之,则君不劳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则有十使;有十使,则有刺史、县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选使者,相之职也;察吏者,使之责也。郡县之广,守令之众,焉得人人而择之【焉于防切】茍相得其人,则委之择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则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论此,乃以为刺史、县令不可徧择,岂宰相之体乎?四年,姚崇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遣内侍将军杨思朂迎之。璟在涂,竟不与思朂交言。思朂素贵幸,归诉于帝,帝嗟叹良久,益重璟。臣祖禹曰:昔申枨以欲不得为刚【语五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焉?于防切】宋璟所以能刚,其唯无欲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谓能知贤矣。宋璟为相,突厥黙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好,呼报切】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臣祖禹曰:「宋璟可谓贤相矣。见其始而知其终,沮其胜而忧其败。惩人主之好武,为天下患之深也。其后明皇卒以黩武至于大乱,何其智之明欤?其可谓贤相矣。」姚宋相继为相,二人每进见,帝輙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论道【礼冬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天子所与共天位、治天职者也【孟万章: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故其礼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尧舜至于三代,尊礼辅相【相,悉亮切】诗》《书》着矣。汉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犹宰相进见,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前翟方进传: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所以体貌大臣而风厉其节也【前贾谊传:所以体貌大臣,厉其节也】开元之初,明皇励精政治,优礼故老,姚宋是师。天寳以后,宴安骄侈,倦求贤俊,委政群下【唐张九龄传赞:开元间,励精求治,元老旧勲动所尊惮,故姚崇宋璟言听计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乆,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益切,言益不听】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顾国体,巧言令色【书臯陶谟:何忧乎巧言令色?孔壬语一: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足防】以求亲昵。人主▯之薄于礼而厚于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奸。故人君不体貌大臣,则贤者日退,而小人日进矣。十年四月,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説兼朔方军节度使。

译臣祖禹说:文王对王季孝顺,〔王季是文王的父亲。〕所以友爱兄弟;〔《诗经·思齐》说:“先给妻子作榜样,以至于兄弟,用来治理家庭和国家。”〕对太姒和睦,〔太姒是文王的妃子。〕所以慈爱子孙,并把这种德行推及他的家族和国家,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什么不蒙受他的恩泽,这只是推扩他的本心罢了。先王没有孝顺父母却不友爱兄弟的,也没有友爱兄弟却不慈爱子孙的。至于后世帝王,有时能做到这一点,却不能做到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成为圣贤,只是不能把这种心推及到其他方面罢了。〔《孟子·梁惠王》说:“只是把这种心推及到那一方面罢了。”〕明皇当时是有功的藩王,成器又是嫡长子,却能够辞让帝位把它交给成器。〔《唐让皇帝宪传》说:成器本名成器,睿宗即位后,立他为皇太子。睿宗将要建立东宫,因为宪是嫡长子,又曾任太子,而楚王有安定国家的大功,所以很久没有决定。宪辞让说:“太子之位,是天下共同的重器。天下太平时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有难时应当先立有功之人,这是为了重视社稷。假如授予不合适,天下人都会失望。”于是流泪坚决辞让。当时大臣们也说楚王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而且圣明的庶子胜过嫡子,不应再议论。皇帝赞赏宪的谦让,于是答应了他,立楚王为皇太子。〕 〔玄宗起初受封为楚王。〕所以明皇对兄弟的情谊深厚,大概是成器的行为培养了他的友爱之心。因此他能够保全自己的天性,离间的话也没有途径进入。唉!如果能够扩充这种心,仁德就会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孟子·尽心下》说:“人如果能够扩充不愿伤害他人的心,仁德就会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可是到了做人父亲时,却用防备之心杀害自己的儿子;做丈夫时,却因为宠爱别人而废黜自己的妻子;做君主时,却以并非犯罪的理由杀戮臣下。这些都是不能把同一种道德情感推扩开来。〔《孟子·滕文公》说:“这还能够把同类的心推扩开来吗?”〕如果不能推扩到同类之事,那么他的行善,难道不是出于利己之心吗?开元三年十二月,有人上言:“按察使只会徒然扰乱公私,请精选刺史、县令,停止设置按察使。”皇帝命令召集尚书省官员商议此事。姚崇认为:“如今只选择十位使者,尚且担心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何况天下有三百多个州县,数量多出数倍,怎么能使所有刺史、县令都称职呢?”于是此事作罢。臣祖禹说:姚崇的辩说虽然能够驳倒提出意见的人,但也并不正确。天子的职责,是选择一位宰相并任用他;〔《荀子·王霸》说:“人主有专职,任用一位宰相而让他总领一切。”〕宰相的职责,是选择十位使者并任用他们;十位使者的职责,是选择刺史、县令并任用他们。贤能的人就举用,不贤能的人就罢免,那么君主不劳苦而天下就能治理好。因此有一位宰相,就应当有十位使者;有十位使者,就应当有刺史、县令,何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呢?任用宰相,是天子的职责;选择使者,是宰相的职责;考察官吏,是使者的责任。郡县如此广大,守令如此众多,怎么能够逐一选择每个人呢?如果宰相选得合适,就只需把选择高级官吏的事情委托给他。官吏不是合适的人,就是宰相没有才能,罢免宰相罢了。姚崇不谈这些,却认为刺史、县令不可能普遍选任,难道符合宰相的体制吗?〔“使”,上一个去声,下一个读本字音;“使者”与“十使”的“使”同。焉,切音于防。〕 开元四年,姚崇举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十二月,皇帝将要前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派内侍将军杨思朂去迎接他。宋璟在路上,始终没有和杨思朂交谈。杨思朂一向显贵受宠,回来后向皇帝诉说此事,皇帝叹息了很久,因而更加看重宋璟。臣祖禹说:从前申枨因为有欲望而不能算刚强。〔《论语·子罕》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申枨。”孔子说:“申枨有欲望,怎么能刚强呢?”“枨”,切音于防。〕宋璟之所以能刚强,大概只是因为没有私欲吧?明皇因此看重他,可以说是能够识别贤才了。宋璟担任宰相时,突厥默啜自武则天时期以来一直成为中原的祸患,朝廷为此日夜忧劳,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战胜他。郝灵荃取得了默啜的首级,自认为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功劳。宋璟认为天子喜好武功,恐怕投机取巧、好事逞强的人会争相萌生侥幸求功的念头,于是严厉压低对他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给郝灵荃郎将之职;郝灵荃悲痛哭泣而死。〔“好”,切音呼报。〕 臣祖禹说:“宋璟可以说是贤明的宰相了。他从事情刚开始时就能预见最终结果,既抑制胜利带来的影响,又担忧失败的后果。他惩戒君主喜好武力的倾向,知道这会给天下造成深重祸患。后来明皇最终因为滥用武力而导致大乱,他的见识多么明察啊!真可以说是贤明的宰相了。” 姚崇、宋璟相继任宰相时,两人每次入朝拜见,皇帝总是为他们起身;他们离开时,皇帝还登临轩廊为他们送行。等到李林甫任宰相,虽然皇帝对他的宠信任用超过姚崇、宋璟,但礼遇却特别低薄。臣祖禹说:三公坐着与天子讨论治国之道【《礼记·冬官考工记》说:“坐而论道”,指的是三公】,是天子与之共同享有上天所授职位、共同治理上天所赋职事的人【《孟子·万章》说:“不与他共同享有上天所授职位,不与他共同治理上天所赋职事”】,所以对他们的礼遇不能不尊崇,赋予他们的责任不能不重大。从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尊重礼遇辅佐大臣的事,《诗经》《尚书》中都有记载。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崇尚君权而轻视臣下,但宰相入朝拜见时,天子仍要在御座上起身,乘车时则下车相迎【《前汉书·翟方进传》说:“丞相入朝拜见圣主,皇帝在御座上起身,乘车时下车相迎”】,这是用来体现对大臣的尊重,并激励他们操守节义的【《前汉书·贾谊传》说:“这是用来体现对大臣的尊重,砥砺他们的节操”】。开元初年,唐明皇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优厚礼遇旧臣,把姚崇、宋璟当作师长。天宝以后,安于宴饮享乐而骄奢,厌倦寻求贤能俊杰,把政事交给群臣【《唐书·张九龄传赞》说:开元年间,皇帝振作精神求治,元老旧臣的功勋都受到尊重和敬畏,所以姚崇、宋璟的话皇帝听从,计策得到实行,不必费力而功业已经成就;等到天下太平日久,皇帝志得意满而骄傲,张九龄进谏更加恳切,皇帝却更加不听】。那些小人,只知道追逐利益,不顾国家体统,用巧言和媚态【《尚书·皋陶谟》说:“何必忧虑巧言令色呢?”】来求得亲近。君主把他们的礼节看得轻薄,却把私情看得厚重,因此李林甫得以包藏奸恶。由此可见,君主如果不尊重礼遇大臣,贤能之人就会日渐退避,而小人就会日渐进用。孔壬说:“花言巧语、伪装和善的人,很少有仁德;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足以成为防范。”于是他们便用这些手段求取亲近。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兼任朔方军节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职,无不总统【前百官公卿表: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而兼节制一道,此开元之乱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语十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论列百官之长】名且不正,则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开元者,然则后世何所法乎?六月制増太庙为九室臣祖禹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徳【书咸有一徳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庙【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徳而其庙不毁,则无世数【前韦元成传诏王者祖有功,宗有徳,元成奏祖宗之庙世世不毁】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则三昭三穆之外,犹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徳矣。明皇始为九庙,过其制矣。夫礼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礼所以为后世之法者尽矣。唐制何所取乎?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畧尽,百姓苦之。张説建议,请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迯者必争出应募。帝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自此始矣。臣祖禹曰:唐制诸卫府有为兵之利,而无养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犹藏于民【秦孝公用商君废井田开阡陌】后世最为近古,有便于国者也。开元之时,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盖人失之张説,不究其所以而轻变之【説音悦,下同】兵农既分,其后卒不能复古,则説之为也。夫三代之法,出于圣人,及其末流,亦未尝无▯,救之者举其偏以补其▯而已【前董仲舒传: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而已矣】若并其法废之,而以私意为一切苟简之制,则先王之法其存者几何?天下之务,常患于议臣之好改旧章,此所以多乱也。

唐鉴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九       宋 范祖禹 撰吕祖谦 注▯宗中开元十三年,初,隋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防张万歳掌之。万歳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防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廐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帝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羣望之如云锦。帝嘉毛仲之功,加开府仪同三司。臣祖禹曰:诗美卫文公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定之方中诗「秉心塞渊,騋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马七尺曰騋,騋马与牝马也。郑氏云:「塞,充实;渊,深也。」国马之制,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国六闲,四种马,千二百九十六匹。卫之先君兼▯▯而有之,而马数过礼制。今文公灭而复兴,徙而能富,马有三千,虽非礼制,国人美之】夫塞故能诚,渊故能通。诚于己而通于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国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数十年而其多过于二百倍,由其任职之专也。

译臣祖禹说:宰相的职责,没有不总管诸事的【《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大概是参与天子坐而议政,没有不总管的”】,却又兼任统辖一道军政的节度使,这是开元年间混乱的任官制度。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宰相是百官之首【《荀子·王霸》说,宰相是排列百官、统领众长的人】,名分尚且不正,又凭什么去端正百官呢?自古以来官制的紊乱,没有像开元这样严重的;既然如此,后世还拿什么来效法呢?六月,下诏把太庙增建为九室。臣祖禹说:七代祖先的宗庙可以用来观察德行【《尚书·咸有一德》中有此语】。荀卿说:拥有天下的人要祭祀七代祖先,天子设七庙【《礼记·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改变的制度。祖先有功劳、宗祖有德行而宗庙不毁,于是就不受世代数目的限制【《前汉书·韦玄成传》记载诏书说,帝王以有功者为祖、有德者为宗;韦玄成上奏说,祖宗之庙世世代代都不毁】。商代的三宗【商代三宗为中宗、高宗、太甲】和周代的文王、武王就是这样。因此,三昭三穆之外,仍足以把有功者尊为祖、把有德者尊为宗。唐明皇开始设置九庙,已经超过了制度规定。礼制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已经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唐朝的制度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起初,各卫府的士兵从成年起就服军役,到六十岁才免役;他们的家属还不能免除各种杂役,渐渐陷于贫困衰弱,逃亡的人几乎全部逃尽,百姓对此深感痛苦。张说提出建议,请求招募壮士充任宿卫,不论其身份和原来所服的差役,优厚地制定待遇;逃亡者一定争相出来应募。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十天之内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于各卫,轮番上下值勤,兵农分离从此开始。臣祖禹说:唐朝各卫府的制度,有让百姓充任士兵的好处,却没有供养常备军的弊害;田地不按井田制划分,而士兵仍然藏于民间【秦孝公任用商鞅,废除井田制,开辟阡陌】,这是后世最接近古制、对国家有利的制度。开元年间,这一制度逐渐败坏,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好,大概是人们失去了张说,不再探究其中的道理,便轻率地改变了它【“说”音“悦”,下同】。兵农一旦分离,后来终于不能恢复古制,这是张说造成的。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出自圣人,但到了末流,也未尝没有弊病;挽救它的人,只是举出其中偏失的部分来补救弊病罢了【《前汉书·董仲舒传》说,先王之道必然有偏失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有时昏昧而不能实行,只是举出它的偏失来补救弊病罢了】。如果连制度本身也一并废除,按照个人意愿制定一种只求草率简便的制度,那么先王的制度还能保存多少呢?天下的事务,常常担心议论政事的大臣喜好改动旧章,这正是造成许多混乱的原因。《唐鉴》卷八。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九       宋代范祖禹撰。吕祖谦注。玄宗中。开元十三年,起初,隋朝的国马都被盗贼和戎狄掠走,唐朝初年才得到母马、公马三千匹,把它们迁徙到陇右,命太防张万岁掌管。张万岁很善于任职,从贞观年间到麟德年间,马匹繁殖达到七十万匹,分设八坊、四十八监,各自设置使者统领。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帛换一匹马;垂拱以后,马匹暗中损耗了大半。皇帝刚即位时,牧养的马有二十四万匹,任命太防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为副使。到这时已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也相称。皇帝到泰山举行封禅时,带着数万匹牧马随行,马匹按毛色分别成群,远望如云锦。皇帝嘉奖王毛仲的功劳,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臣祖禹说:《诗经》赞美卫文公说:“操守忠诚深厚,母马、公马三千匹【《定之方中》诗说“操心诚实深厚,母马、公马三千匹”。毛氏说:“秉,是操守。”七尺高的马叫騋,騋马和母马合称;郑氏说:“塞,是充实;渊,是深厚。”关于国家养马的制度,天子有十二闲,六种马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诸侯国有六闲,四种马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卫国先君兼有邶、鄘、卫三地,马匹数量超过礼制规定。如今卫文公在国家灭亡后复兴国势,迁徙之后能够富强,马有三千匹,虽不合礼制,国人仍然赞美他】。内心充实,所以能够真诚;内心深厚,所以能够通达。对自己真诚而能与人通达,因此能够招致众多事物。唐朝的国马,只因得到一位能干的臣子掌管,不到几十年,数量就超过原来的二百倍,这是因为他专心负责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