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　　　　　　　宋　范祖禹　撰

译天宝十二载正月，皇帝想加授安禄山同平章事，已经命令张垍起草诏书，杨国忠进谏后才停止。当时张垍任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的诏敕，都是由中书、门下两省中有文才的官员起草。乾封以后，才开始召用元万顷、范履冰等文士起草各种文辞，他们通常在北门等候皇帝的指示，称为北门学士。中宗时期，上官昭容专门掌管这件事。皇帝即位后，才设置翰林院，位置靠近宫禁内廷，招纳有文章才华的人，甚至僧人、道士以及擅长书法、绘画、琴、棋、数术的人，也都安置在那里，称为待诏。臣祖禹说：中书、门下，是发布和收纳君王命令的机构【《初学记》说：中书令是汉武帝设置的官职，负责发布和收纳皇帝的命令，掌管尚书的奏事】，所以诏敕由这里颁行。唐明皇开始设置翰林院，从此起草诏敕的职掌才分开。既然发布号令、参与谋划议论，那么从宰相以下官员的升降进退和权轻权重，就都与它有关了。难道只是取用他们的文辞才艺而已吗？释教、道教之徒，世外之士，以及擅长书画、琴棋、数术和各种技艺的人，都是以技艺侍奉皇上、不能与士人同列的人。却让他们同文学之臣混杂居处，这不是培养人才、养育贤能的办法。皇上失去了制度，臣下怀有私利，替皇上这样做的人，难道不值得羞惭吗？此前，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南诏蛮，在泸南大败，士卒死亡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仅自己逃脱。杨国忠掩盖他的败状，仍然为他叙说战功。六月，剑南留后李宓又率领七万军队进攻南诏，阁罗凤诱使唐军深入，士卒因瘴疫和饥饿死亡十分之七八，于是引军退还。南诏军追击，李宓被擒，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败绩，反而把捷报上报，因而更加征发中原军队讨伐南诏，前后死亡二十万人。臣祖禹说：管子曾说：“朝堂之上距离百里，朝堂之下距离千里，君王之门距离万里。”说的是堵塞蒙蔽所造成的祸害很深【《管子·法法》说：“朝堂之上距离百里，朝堂之下距离千里，宫门庭院距离万里。”如今步行的人一天能走百里，百里之内的情况都可以传来；朝堂上发生事情，过了十天君王还不知道，这就叫距离百里。步行的人十天能走千里，千里之内的情况都可以传来；朝堂下发生事情，过了一个月君王还不知道，这就叫距离千里】。唐明皇信任杨国忠一个人，二十万边防军覆没了却不知道，反而把失败说成胜利；他没有因此灭亡，难道不是侥幸吗？杨国忠欺骗蒙蔽君主到了这种地步，而满朝也没有一个人敢把实情告诉皇帝，实在是因为在位的都是小人，没有一个贤人。当时唐明皇在位四十多年【实际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为天下太平，可以万世安定，却不知道祸乱将在朝夕之间发生，原因就在于任用了不合适的宰相，难道不应当警戒吗？皇帝曾对高力士说：“朕现在老了，朝廷的事务交给宰相，边疆的事务交给诸将，我还有什么忧虑呢？”高力士回答说：“臣听说云南一带多次损失军队，又听说边将拥兵过盛，陛下凭什么控制他们？臣担心一旦祸乱发生，就再也无法挽救，那怎么能说没有忧虑呢？”皇帝说：“你不要说了，朕慢慢考虑。”从去年秋天起，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关中发生大饥荒。杨国忠厌恶京兆尹李岘不依附自己，就把灾害归罪于李岘【“沴”读“厉”，“岘”读“乎面反”】，九月，将李岘贬为长沙太守。皇帝担心阴雨损害庄稼，杨国忠拿最好的禾苗进献，说：“雨虽然多，却没有损害庄稼。”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扶风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发生水灾，杨国忠派御史追究他的责任。这一年，天下没有人敢报告灾情。高力士侍立在皇帝身旁，皇帝说：“淫雨不停，你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高力士回答：“自从陛下把权力交给宰相，赏罚没有章法，阴阳失调，臣哪里敢说呢？”皇帝默然不语。臣祖禹说：“唐明皇的话本身并没有错，他错在任用的人不对。假使把朝廷事务交给像张说、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相”读去声】，把边疆事务交给像王忠嗣那样的将领【“将”读去声】，那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可是他把奸邪之徒当作贤能之人，把巨大的奸猾之徒当作忠良之臣，所以祸乱已经形成，他自己却不知道。”自李林甫掌权时起，进谏之路就被堵塞断绝了【《唐书·李林甫传》说：李林甫居宰相之位十九年，固守宠幸、收买权力，欺骗蒙蔽皇帝的耳目；谏官都只拿俸禄、保养资格，没有人敢进言。补阙杜璡两次上书议论政事，被贬为下邽令。李林甫借此对其他人说：“明主在上，群臣忙于顺从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可议论的？诸位难道没有看见列队的马吗？整天不出声，却能饱食三品官的草豆；一叫就会被斥退。后来即使想不叫，做得到吗？”由此进谏争辩的道路断绝】。把虚妄的话当成实话，把实话当成妖言。杨国忠知道他的君主可以欺骗，就欺骗他；公卿大夫以及各部门官员安于宴饮享乐和恩宠俸禄，阿谀奸佞成为风气，大乱即将发生。普通百姓尚且能够察觉，却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因为那些君子全都离开了，留在朝廷中的都是小人。高力士是参与帷幄事务的臣子，并没有深远的谋略，只是心里知道这件事而不忍闭口不言【“噤”读“巨禁反”，《说文》说是闭口的意思】。这并不是他的忠义超过常人，而是因为朝廷没有贤人，百官失去职守，竟到了宦官来谈论天下大事的地步。唐明皇即使这样也可以醒悟了，却始终不肯反省，终于造成祸乱，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天宝十五载三月，任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贾贲先到雍丘，拥有军众二千人。在此以前，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投降安禄山，逼迫真源县令张巡担任长史，向西迎接叛军。张巡到达真源后，率领官吏百姓在玄元皇帝庙哭泣，起兵讨伐叛军，官吏百姓中乐意跟从的有几千人。张巡挑选精兵一千人，向西到达雍丘，与贾贲会合。

译臣祖禹说：唐明皇末年，朝廷没有忠臣贤人，身边没有正直之士。叛军一旦从幽蓟兴起【唐开元十八年，以渔阳县为蓟州；“蓟”读“计”】，中原就像瓦片崩解一样迅速瓦解【中原就是中国；《汉书·徐乐传》说土崩瓦解】。颜杲卿首先在常山谋划起兵，颜真卿在中原倡导义举【《唐书·颜杲卿传》：安禄山上表任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安禄山反叛后，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暗中谋划，当时颜真卿在平原，平素听说叛乱阴谋，暗中豢养敢死之士，准备据守，并派卢逖到常山，约定起兵截断叛军北面的道路】。张介然、崔无诐死守城郭【《唐书·张介然传》：安禄山反叛后，张介然守陈留。他到达驻地还不到三天，叛军已经渡过黄河，车骑奔驰，烟尘弥漫数十里。士卒听到钲鼓声，都丧失斗志，不能披甲作战。总共十六天，城池陷落，张介然被叛军斩于军门】。李憕、卢奕、蒋清死于各自守职之处【《唐书·李憕传》：李憕改任东京留守。安禄山反叛后，玄宗派封常清在东京招募士兵，李憕与卢奕、达奚珣修缮城墙壕沟，安抚士卒，准备阻挡叛军西进。安禄山渡过黄河后没几天，就逼近城下。李憕坐守留守府，卢奕守台城，城陷后安禄山击鼓入城，杀死数千人，箭射中宫阙城门，叛军擒获李憕、卢奕和官属蒋清，将他们杀害】。贾贲以一名县尉的身份讨伐叛军【当时任平父县尉，事迹与张巡一事一同见于上文】；张巡以县令的身份起兵；郭子仪在朔方像鹰一样奋飞【《唐书·郭子仪传》：安禄山反叛，诏令郭子仪充任朔方节度使。“鹰扬”是说像鹰鸟一样飞扬，周武王时姜太公也被称为鹰扬，所以《大明诗》说“惟师尚父，时惟鹰扬”】；李光弼在河北如雷电般出击【《唐书·李光弼传》：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朔方就是河北；“电击”是说像雷电打击一样，使人无法知道他将从何处到来】。谁能说天下没有人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只是有这样的人才，却没有任用他们。后来唐室得以兴复，最终依靠的正是这些忠臣贤人。国家有人才就能存续，没有人才就会灭亡。古代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要有一位这样的臣子，就不可能被人灭亡，何况忠臣贤人有这么多呢？唐朝没有灭亡，是完全可以断定的。《诗经》说：“没有比贤人更强的力量，四方诸侯都会来归顺他【《烈文》诗说：“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毛氏说，“竞”是强的意思，“训”是道的意思；郑氏说，“没有比贤人更强的力量”，贤人就是有才德的人，得到贤人，国家就会强盛，所以天下诸侯都会顺从它的作为】。”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又有什么危难和祸乱呢？哥舒翰驻军潼关，有人对杨国忠说：“如今朝廷的重兵全在哥舒翰手中，哥舒翰如果挥旗向西进军，对您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杨国忠非常害怕，于是上奏说：“潼关的大军虽然强盛，却没有后援；万一失败，京城就令人忧虑。”请在苑中挑选三千名监牧的少年加以训练，让李福德统领；又招募一万人驻防上郡，命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防御叛贼，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哥舒翰也担心被杨国忠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防上郡的军队隶属于潼关。六月，召杜乾运到潼关，借故将他斩杀。杨国忠更加恐惧，皇帝派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军收复陕、洛，哥舒翰上奏认为还不可以。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在谋害自己，说哥舒翰停留不进将会错失时机，担心皇帝继续派宦官中使催促，催促的使者前后相望。哥舒翰不得已，抚胸痛哭，率军出关，在灵宝西原与叛将崔乾祐交战，哥舒翰大败。崔乾祐进军攻克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擒获哥舒翰，向叛军投降。臣祖禹说：杨国忠已经先激怒安禄山，使他迅速反叛，以此验证自己先前的话【杨国忠是唐明皇宠妃杨贵妃的堂兄。天宝年间，杨贵妃被册封后，杨国忠也逐渐显贵。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都很美，皇帝称她们为姨，分别封韩、虢、秦三国夫人为夫人，她们出入宫禁，恩宠震动天下。虢国夫人与杨国忠一向有私通关系。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被任命为右相。此前杨国忠激怒安禄山使其反叛，所以又再次挑动他，是想用安禄山的反叛来证明自己的话】；又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是害怕哥舒翰对自己不利，处处只为自身打算，不顾国家社稷的祸患。然而，他用来求得自身保全的做法，恰恰足以使自己家族灭亡。趋向利益、躲避祸害，是小人的常态。事情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就去做；对国家有害而对自己家庭无害，也去做。他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损害国家也会损害自己的家庭，对别人不利也会对自己不利。因此自古以来小人的失败，必定发展到家庭和国家一同灭亡。这就是先王告诫不可任用小人的原因。唐明皇把天下安危托付给一个宰相，而这个人竟是这样，怎么能不倾覆呢？杨国忠首先提出幸蜀的计策，皇帝认为可行。甲午日，皇帝把仪仗迁往北内。当天晚上，命令陈玄礼整顿编排六军，厚赏钱帛，挑选闲厩中的马九百多匹，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乙未日黎明，皇帝只和贵妃姐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的宦官、宫人从延秋门出逃。贵妃姐妹、妃主和皇孙中那些在宫外的人，全都被丢下而离去。臣祖禹说：“《左传》说：社稷的君主不可以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众人，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古代天子巡行各地，必定载着宗庙神主一同出行。唐明皇既然不能率领百姓坚守城池，以等待勤王军队，又确实不得已要避开寇乱出逃，也应当向宗庙告辞，向众人说明后再出行。做好防备后行动，就不至于颠沛流离。可是他凭天子的尊贵地位，只带着自己宠爱的人逃走，把子孙全都丢给叛贼的屠刀。唐明皇是自取其祸。从此以后，天下一有变乱，京城就不能守，人主先为自己筹划逃走，始于唐明皇，这难道不可耻吗！” 皇帝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知各郡县设置行宫、准备饮食。当时到了咸阳望贤宫，王洛卿和县令都逃走了。宦官中使征召人员，官吏百姓没有人响应。太阳已接近正午，皇帝还没有吃饭。杨国忠亲自买来胡饼进献。于是百姓争相献上粗米饭【“粝”读“厉曷反”】，里面还杂有麦子和豆子。皇孙们争着用手捧食，一会儿就吃完了，却仍然没有吃饱。皇帝都按价钱偿还他们，并加以慰劳。众人都哭了，皇帝也掩面流泪。

译臣祖禹说：臣民的地位、上下的等级，不过是凭借权势相互扶持罢了。天子以一人之身处在天下之上，所依靠的是众人共同拥戴之心。众人团结起来跟随他，他就是君主；众人离散而离开他，他就只是一个平民。天下长期安定，才能保全君主的尊贵；天下动乱，众人离散，那么君主与平民还有什么不同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就像驾驭六匹马时握着朽烂的缰绳一样【《尚书·五子之歌》叙述大禹的告诫，因而作歌，其中一章说：“先祖有训……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如同用朽烂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作为君主，怎么能不敬慎呢】。”先王不敢像这样自恃，所以他的国家能够保全。唐明皇享有帝位将近五十年，一旦失去国家，从长安出逃到咸阳，不过四十里而已。没有了天子的饮食尊贵和四海的财富，他还能凭恃什么呢？有位老人郭从谨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有人到朝廷告发他的谋划，陛下却常常把告发者杀掉，使他得以施展奸谋逆行，以致陛下流离播迁。这就是先王竭力访求忠良、扩大见闻的原因。臣还记得宋璟做宰相时，多次进直言，天下因此得以安定太平。近来以来，朝廷上的臣子把进言视为忌讳，只知阿谀奉承以求取悦，所以宫门之外的事情，陛下全都无法知道。民间的臣民，一定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了。只是宫禁深严，区区忠心无路上达；事情若没有发展到今天，臣又怎么能有机会见到陛下，当面向您诉说呢？”皇帝说：“这是朕不明察，后悔也来不及了。”便加以慰问劝谕，打发他离去。臣范祖禹说：“天宝年间的祸乱，农夫和乡野百姓都能知道，唯独他们的君主听不到，难道不可悲吗！蒙蔽闭塞造成的祸害，直到白刃和飞箭交错在眼前，甚至六亲都不能互相保全时才觉察，不也太晚了吗！” 以上记载玄宗在位四十六年，把帝位传给肃宗。玄宗于宝应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唐鉴》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