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译《传》说：“军队的关键只在于掌握决策；如果一味禀受命令，就没有威势。” 况且军事行动发生在边疆，而君主亲自发号施令，在千里之外调动军队，在深宫之中决定策略【《唐书·孙伏伽传》：天子的禁卫有九重】；即使有方叔、召虎这样的将臣【周宣王的臣子方叔、召虎】，也不能自行决定。这不是被敌国打败，而是君主自己使自己的军队失败。七月，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自从臣主管度支以来，检查出各州拖欠的款项八百余万缗，抽取的缗钱三百余万缗，呈样物品三十余万缗，请另外设置欠负耗賸季库来掌管这些款项，梁练物另设月库来掌管。”诏令同意了。所谓欠负，都是贫苦百姓无力偿还的，只是徒然保留数字；抽取的缗钱用来供给开支，很快就会用尽；呈样的染练物，都是左藏库的正额物品。裴延龄只是徒然设置别库，虚张名目和数字，来迷惑皇帝。皇帝相信了他，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因而宠信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任何财富，只是白白增加了官吏和簿书的开支罢了。京城的湿地长了几亩芦苇，裴延龄上奏说：“咸阳有几顷陂泽，可以用来放牧御马。”皇帝派有关官员查验，没有这回事，却也没有责罚他。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把常赋中尚未支用完的部分拿来充作羡余，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前购买的物品，又再次支付价钱，把它们作为另外储存的物资。边军从今年春天以来一直没有领到粮饷。陛下如果一定认为裴延龄孤高正直、独立不倚，而当时的人嫉恨正直、散布流言，为什么不派可信任的臣子复查，查明事情的始末，公开实行赏罚？现在群情和众人的议论在朝廷和市井间喧嚣，难道京城的士人和百姓全都是朋党吗？陛下也应该回转圣意，仔细察看这件事。” 皇帝没有听从。臣祖禹说：自古以来聚敛财富、兴办财利的臣子，并没有真正创造财富的办法【《礼记·大学》说：‘生产财富有正当的大道’】，全都是把东边的东西移到西边，把虚假的说成真实，徒然增加官吏、设置簿书来欺骗迷惑君主，只是为了取得功劳和赏赐。从明皇到德宗，这些做法不约而同。大概兴办财利必然要任用小人，而小人没有不进行欺骗的，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全都遵循同一种规律。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刘士宁。皇帝商议任命亲王担任节度使，让李万荣掌管留后事务。陆贽上奏，概要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义理教导人；将要教导臣下侍奉君主，先要让他们顺从长上。”又说：“如果让倾轧争夺的人轻易取代原职、占据其职位，那么利益所在之处，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打算。这种祸根一旦暗中滋长，灾祸一定难以挽救。这不只是助长祸乱的办法，也是开启谋反端绪的做法。”皇帝没有听从，任命李万荣为留后。臣祖禹说：自肃宗、代宗以来，藩镇的将领有杀害或驱逐自己主帅的，朝廷往往因此授予他们原主帅的职位。德宗时期，姑息纵容尤其严重，这是在教天下人篡夺。以下犯上、臣下驱逐君主，是治理国家的人最痛恨的事情。圣明君主的法令，必定将其诛杀而不赦免。不但不讨伐，反而奖赏他们，使天下人都没有君主，怎么能不逼迫天子呢【偪读作逼】？《礼记》说：“政令不正，君位就危险【《礼记·礼运》说：‘这是用来治理政事、安定君位的；政令不正，君位就危险；君位危险，大臣就背叛，小臣就窃取’】。”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严格上下等级，明确长幼次序，使彼此不能凌辱逾越，大概是因为君主想要使自己安定。唐朝的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纲纪，已经没有政令和刑法了，凭什么治理天下呢？贞元十年，皇帝性情猜忌，不肯委任臣下，无论官职大小，都一定亲自选用。宰相提出拟任人选，很少得到皇帝认可。群臣一旦受到谴责，往往终身不再被收用。皇帝喜欢凭借能言善辩来选取人才，因此得不到敦厚笃实的人，贤能之士难以进用，各类人才长期被埋没。陆贽上疏进谏，概要说：“把一句话说得合意称心就认为有才能，却不核查虚实；把一件事违背自己的意旨就当作罪过，却不考察其忠奸。说话合意，就给予超过限度的任用，不考虑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违背意旨，就施加过重的罪责，不宽恕他能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各部门之内没有成就功业的条件，君臣之间也没有确定的名分。”皇帝不听。臣祖禹说：从前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询问政事。孔子说：“先让主管官员各司其职，赦免小过，选拔贤能人才【《论语·子路》：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询问政事。孔子说：‘先让主管官员各司其职，赦免小过，选拔贤能人才。’仲弓说：‘怎么知道哪些是贤能人才而加以选拔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治理政事却不先让主管官员各司其职，就是君主代替臣下履行职务；不赦免小过，臣下就没有一个完整无过的人；不选拔贤能人才，小人就会得到进用。失去这三点，即使做季氏的家宰尚且不行，何况治理天下呢？自尧舜以来，没有不依靠这三点而实现治理的，这大概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常道。德宗却反其道而行，足以成为后世的警戒了。陆贽又上奏请求均平节制财赋，共六条。第二条请求两税以布帛作为定额，不计算钱数。大意说：“谷帛是百姓所生产的，钱货是官府所制造的。因此本朝制定法令，租税交粟，庸役折绢，调税交缯、纩和布，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钱而又以钱纳赋的规定呢【纩，音旷】？如今两税唯独不同于旧章，只按资产多少确定等级，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各种杂物。每年征收的品类很不相同，只计算能够取得的利益，完全不考虑供办的难易。所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所生产的又不是所征收的，于是有时加价买进自己没有的东西，减价卖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加一减，损耗已经很多了。希望查考各州最初缴纳两税时绢布的定价，参照比较当今时价，降低贵价、提高贱价，酌情取其中间值，总计应纳税的钱数，折算为布帛的数量。” 臣祖禹说：钱币是用来权衡物价轻重的，流通于天下才有用，积存在府库中并不能产生利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谷帛出自百姓，官府不能生产；钱出自官府，百姓不能制造。取百姓所有的东西，来交换他们没有的东西，那么上下双方都能得到补益。所以用谷帛作为赋税，百姓就不得不耕田织布来供奉官府，这是把他们驱使到农桑上去。若不征收百姓所有的东西，反而征收他们没有的东西，那么百姓所有的东西必然因被抛弃而变得低贱，官府没有的东西被征收时必然变得昂贵。谷帛价格低，百姓生产它的就少；钱币价格高，物价极其低贱的就多。因此利益壅塞在上层，百姓困苦在下层，以至田野荒芜，织机空置【《大东》诗：“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杼是盛纬线的器具，毛氏说“空”是尽】；这是因为征收百姓没有的东西造成的。既然如此，以钱作为赋税，官府难道能得到利益吗？制定法令的人必须使百姓弃末业而回归根本，这才是富国之道。

译九月，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中有许多物品遗失，近来因检阅而设置簿册，竟在粪土中发现银十三万两，以及匹段杂货一百多万。这些都是已经被丢弃的物品，就是羡余【羡，延面切】，应当移置到杂库，供另有诏令时支用。”大府少卿韦少华不服，上表抗辩说：“这些都是每月申报、现存的物品，请加以审查验证。”执政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复核，皇帝不答应，也没有治韦少华的罪。裴延龄每次奏对，都肆意编造诡谲之说，都是众人不敢说、也从未听闻的事情。裴延龄却处之不疑，皇帝也很了解他的荒诞虚妄，只因他喜欢诋毁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反而亲近厚待他。群臣害怕裴延龄受宠，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张滂、李充、李铦因职务相关，时时揭证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承担此事，每天陈说他的主张不可采用。十一月，陆贽上书极力陈述裴延龄的奸诈，列举他的罪恶，皇帝很不高兴，却更加厚待裴延龄。裴延龄天天在皇帝面前诋毁陆贽。赵憬入朝为相时，陆贽确实曾引荐他，后来赵憬对陆贽产生怨恨，暗中把陆贽所讥刺弹劾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更加能够借此施展计谋。皇帝因此相信裴延龄，而不认为陆贽正直。十二月，陆贽和赵憬约定到皇帝面前，极力议论裴延龄的奸邪，皇帝怒色显现在脸上，赵憬却默默无言。壬戌日，陆贽被罢为太子宾客。臣祖禹说：君主想听到外间的事情，难道没有贤者可以任用、作为自己的耳目吗？德宗明知裴延龄荒诞虚妄却仍信任他，这是自己蒙蔽耳目，他的迷惑也太深了。奸臣立于朝廷，不只是因为狡猾谄佞足以迷惑君心【狡，奸的意思，音绞】，还必定有不忠的大臣依附他、助长他、培植他的势力，所以才不能除去他。裴延龄受到亲近宠信，陆贽被废黜，赵憬实际上起了助成作用。赵憬的罪过很大，若一定要按照《春秋》的法则来惩治他【《春秋》的法则，尤其责备人的过失】，赵憬恐怕会成为首先应该诛戮的人吧？” 十一年二月，裴延龄诬陷陆贽、李充、张滂等人，说他们失去权势后心怀怨望，动摇众心。四月，陆贽被贬为忠州别驾，李充等人都被贬为长史。皇帝的怒气还没有消解，朝廷内外都惴惴不安，认为他们的罪责将不可测。谏议大夫阳城率领拾遗王仲舒等守在延英门，上疏议论裴延龄奸邪谄佞，陆贽等人没有罪。皇帝大怒，想加罪于阳城等人，太子为他们营救，皇帝的怒意才消解，命宰相传旨遣散他们。当时皇帝早晚想任命裴延龄为宰相，阳城说：“如果任命裴延龄为宰相，我阳城一定拿白麻诏书把它撕坏，在朝廷上痛哭。”七月，阳城改任国子司业，正是因为议论裴延龄而获罪。臣祖禹说：韩愈作《争臣论》【见《昌黎文集》】是在阳城还没有进谏的时候。世上的议论者，有的承袭韩愈遗留下来的意思，讥讽阳城任职已久却不进言，直到陆贽被贬之后才发言。假如陆贽没有被贬，那么阳城就无法成就自己的名声，难道他就会一直沉默吗？臣认为不是这样。扬雄说：“有人问什么叫贤，回答说：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扬雄所重视的是黎或问贤，回答说做别人做不到的事；问到人的，则说颜渊、黔娄、四皓、韦玄成】。”阳城正是有待于时机才有所作为的人。阻止裴延龄做宰相，救援将要被处死的陆贽，这是别人做不到的事；不是贤者，谁能做到呢？他一旦奋发尽忠，名声震动四方，终身被废弃放逐，至死也没有遗憾。自古以来，像阳城这样对国家有益的处士，实在很少【鲜，读上声，意为少】；后世还不停地责备他，不能成人之美，也太过分了。十二年六月，任命窦文场、霍仙鸣都为神策防军中尉。当时窦、霍二人的势力遍及朝廷内外，藩镇将帅多出自神策军，台省中的清要官职，也有出自他们门下的人了。臣祖禹说：“从此宦官专擅国政了。外有藩镇，内有台省，而其中许多人都出自他们门下，那么他们要更换天子就不难了。”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大权【唐代韦澳传说：“爵位、赏赐、刑罚、罪责，是君主的权柄”】，怎么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呢？起初，皇帝因为在奉天时困窘匮乏，所以回宫以来，尤其专心于聚敛财物。藩镇多用进奉来买取恩宠，都说是税外方圆，也说是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截留常规赋税，有的增加对百姓的征敛，有的克扣官吏俸禄，有的贩卖蔬菜水果，往往把所得私自侵吞，真正进献的才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进奉；韦皋在西川，每日进奉。后来常州刺史裴肃因进奉而升任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从裴肃开始。到这时，宣歙观察使刘赞去世，判官严绶掌管留守事务，竭尽府库财物进奉，因此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从严绶开始。臣祖禹说：古代的君主，有的因多难而振兴国家，有的因乱世而开创霸业，大概是因为险阻艰难、忧患都亲身经历过【《左传》：“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所以知道百姓的疾苦和政事的过失，困窘之后才发挥智慧，恐惧之后才惩戒自己的内心，因此能够有所作为。德宗从兴元返回，不知道应当因贪婪聚敛而导致灭亡，却只求财货，越发致力于聚敛，政事和官吏一并败坏【扬雄《先知》：“政吏骈恶三勤也”】，法纪大为破坏。德宗的德行没有进步，而心志反而更加悖谬，也太严重了啊。皇帝不想让在世的节度使继承人自行代任，于是亲自选择行军司马作为预备的节度使人选。李景略任河东行军司马，节度使李说嫉恨他，便厚赂中尉窦文场，让窦文场设法除掉他。适逢有传言说回鹘将入侵，皇帝为此忧虑。因为丰州正当敌寇进攻的要冲，皇帝选择能够守卫那里的人，窦文场趁机推荐李景略。九月，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臣祖禹说：德宗把对藩镇姑息迁就当作要务【《唐本纪赞》说：德宗猜忌刻薄，刚强自负；到了奉天之难，深刻地自我惩戒，于是实行姑息的政策，由此朝廷更加衰弱，而方镇更加壮大】，然而一定要亲自选任参佐来辅佐节度使，仍然是想让这些人出自自己一方。可是藩镇大臣能够用计谋除掉他们，宦官能够用手段驱使他们，最终还是不能由皇帝自己掌控。只是因为皇帝苟且简略而又多所畏惧，没有办法靠自己守住法度。凭一个人的考虑，怎么能胜过身边人的欺骗呢？九月，裴延龄去世，朝廷内外互相庆贺，只有皇帝独自哀悼惋惜他。十月，任命谏议大夫崔损同平章事。崔损曾经被裴延龄推荐，所以皇帝任用了他。

译臣祖禹说：孔子说：“喜爱贤者，就像喜爱《缁衣》一样，衣服破了还要重新制作，喜爱他而没有止境【《礼记·缁衣》引用《缁衣》诗“好贤如缁衣”。郑注说：“缁衣，是赞美武公。父子都任司徒，善于履行职务，国人都认为适宜，所以赞美他的德行，以说明拥有国家者奖善的功效。”《缁衣》诗说：“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毛氏说：“缁，是黑色；卿士上朝所穿的正服。改，是更换。”郑氏说：“缁衣，是在私朝所穿的衣服。”杨氏说：“敝，是破旧。国人的衣服破了，就更换成新的”】。裴延龄已经死了，德宗还思念这个人，又任用他所推荐的人为宰相，使他喜爱贤者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好事吗？贤者进入人的内心很难，佞臣迷惑人的内心却很深，因此很少有人能像喜爱佞臣那样喜爱贤者【鲜，先典切，意为少；好，呼报切】。” 十一月，任命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自从陆贽被贬官以后，皇帝尤其不信任宰相，从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全都亲自选用，中书只负责传发文书罢了。然而皇帝深居禁中，所信任的只有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以及韦渠牟，他们的权势都压倒宰相，门前满是趋附者。王绍谨慎缜密，没有什么增益或损害；李实狡猾阴险，贪婪刻薄；韦执谊凭文章与皇帝唱和【和，读去声】，二十多年间被召入翰林。韦渠牟形貌神态轻浮急躁，尤其受到皇帝亲近狎昵。皇帝每次接见执政大臣，时间不超过三刻；韦渠牟奏事，通常达到六刻，谈笑亲昵，往往连宫外都能听闻。他所推荐引进的人都越级升迁，大多是庸俗鄙陋之士。臣祖禹说：德宗喜欢别人顺从自己，厌恶别人违背自己【恶，乌故切】，所以守持正道的士人难以进用，能言善辩的人却容易得到亲近【给，敏捷；易，音异】。贞元年间，虽然忠臣与奸邪、贤者与佞臣杂处朝廷，但君子常常困厄穷困【《孟子·公孙丑》：“困穷而不悯”】，小人却常常得志；韦渠牟之流在皇帝身边，王叔文的党徒侍奉东宫。唐朝的小人，于是越来越多。唐朝没有因此立即灭亡，不能说不是侥幸。《唐鉴》卷十五 〈史部，史评类，《唐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