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七

译臣祖禹说：李绛说君主不能不求取谏言，而臣下大多不敢进谏，把上下之间的情形说得十分周全。舜说：“我的行为如果有违误，你们应当辅佐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尚书·益稷》】。”禹说了上述的话，舜说：“我的行为如果有违误，你们应当辅佐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安国说：“我违背正道时，你们应当用义理辅正我；我不可以得到你们当面的顺从；如果我有违误而你们退下后才另有议论，那就是不能辅弼我。”凭舜这样的圣明，还要求臣下做到这样，担心他们不进谏，何况后世的君主呢？十二月，宪宗对宰相说：“太宗凭借神圣的资质，群臣进谏时还要反复陈说四五次，何况朕昏昧不明，自今以后，事情有不合宜的地方，卿等应当反复陈说十次，不要只说一两次而已。” 臣祖禹说：宪宗因为太宗能够采纳谏言，来激励他的群臣，他是有意追求贞观之治吧？能够这样自我防范，差不多可以少犯过错了。《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文王》诗，王的忠臣。‘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毛氏说：‘聿’是远的意思】。”宪宗也做到了这一点。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畏惧宪宗的英明威严，替儿子季友请求迎娶公主。宪宗把皇女普寜公主嫁给季友。李绛进谏说：“于頔是胡虏一族，季友是庶出，不值得让帝王的女儿受辱。”宪宗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公主嫁给季友，恩宠礼遇非常优厚，于頔出乎意料，非常高兴。”不久，宪宗派人暗示于頔入朝谢恩，于頔于是奉诏而来。臣祖禹说：“天子治理天下，施政必须能够传承下去。宪宗不惜嫁出一个女儿来取悦于頔，天下的藩镇怎么能一个个都去取悦呢【《孟子》说】？古代的君王把女儿嫁给人家作为婚姻关系时，对方必定是圣人的后代；否则就是甥舅之国。于頔正抗命不肯入朝，天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不也是衰败了吗？” 三年九月，任户部侍郎裴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初，德宗不信任宰相，天下的琐碎事务都亲自裁决，因此裴延龄等人得以掌权。宪宗还在藩邸时，心里本来就认为这种做法不对。等到即位后，选拔任用宰相，推心置腹地把政事委托给他们。他曾对裴垍等人说：“凭太宗、玄宗的明睿，还要借助辅佐之臣才能成就治理，何况朕远远比不上先圣呢？”裴垍也竭尽忠诚地辅佐。此前，执政大臣多厌恶谏官谈论时政的得失，只有裴垍赞赏他们。臣祖禹说：古代的贤相，不只是把进谏和据理力争视为自己的责任，还引导天下贤能之人，使他们进谏君主，这是爱护君主到了极点。奸佞的宰相不只是防范、奉承自己的君主，还厌恶别人进谏，害怕进谏会对自己不利，这是损害君主的最大行为。君主想知道宰相是贤能还是奸佞，为什么不从这一点观察呢？像裴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于侍奉君主，也没有辜负宰相的职任了。四年正月，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任职，诏敕中有不可行的地方，他就批写在黄纸背面。属吏请求另接一张白纸，李藩说：“这样就成了奏状，怎么能叫作批敕呢？”裴垍推荐李藩有宰相的才能，宪宗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絪因因循沉默来求得容身，二月，被罢为太子宾客；提升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道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宪宗非常器重他。臣祖禹说：“宪宗因为郑絪因循沉默而罢免他，因为李藩忠诚正直而任用他，责任担当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端正了。他能够使唐室中兴，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宪宗因为久旱，想要颁降恩德诏令，李绛、白居易上言说：“如果想让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没有比减免租税更好的办法了。又请把宫人放出宫去，禁止各道横征暴敛来进奉，以及禁止岭南、黔中、福建掠卖百姓为奴婢。”闰月己酉，诏令释放天下被拘系的囚犯，其余都按照两位臣子的请求办理。己未日下了雨，李绛上表祝贺说：“这才知道忧虑在事情发生以前，才能没有忧患；事情发生以后才忧虑，对事情已经没有补救了。” 臣祖禹说：古代救济灾害，必定施舍钱物，免除欠债，救济鳏夫寡妇，赈济贫困断绝生计的人。到了汉代，体恤百姓的君主还减免田租【前文《纪》记载：二年九月诏令赐天下百姓当年田租的一半；十二年诏令赐农民当年租税的一半；十三年诏令免除田地的租税。《食货志》记载：文帝赐给百姓十二年租税的一半，第二年免除百姓田地的租税；孝景二年下令百姓不缴田税，二十税一】。后世的君主，只是赦免有罪之人以及赐予爵位罢了，恩德并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李绛、白居易认为，要使实际的恩惠施及百姓，没有比减免租税更好的办法。如果宪宗的诏令不成为空文，贤人的谋议，难道不就会实现了吗？” 四月，宪宗想要革除河北各镇世袭的弊端，趁王士真去世，打算由朝廷自行任命继承人；如果他们不服从，就出兵讨伐。裴垍、李绛认为还不可以。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想迎合宪宗的意旨，夺取裴垍的权力，自请率兵讨伐。宪宗疑虑未决。宗正少卿李拭上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亲近而受信任的臣子，应当把禁兵交给他，让他统率各军，这样谁敢不服？”宪宗把李拭的奏状拿给学士们看，说：“这是奸臣。他知道朕想让吐突承璀领兵，所以才上这道奏章。卿等记住，从今以后不要让他得到任用。” 臣祖禹说：宪宗因为李拭迎合自己的意旨，称他为奸臣，可以说是明察了。既然知道李拭不可任用，难道不知道吐突承璀不可统兵吗【“将”读去声，下同】？却一定要让吐突承璀统兵，这是不能用公义灭除私情、用义理战胜欲望【《尚书·周官》：“用公义灭除私情，人民就会确实归附”】。不知道这样做不对而去做，过错较小；知道不对而仍然去做，过错就大了。已经做了不正当的事，就是在招来邪恶。做君主的道理，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自己吗？

译七月，宪宗秘密询问各位学士：“如今刘济、田季安都有病，如果他们去世，难道可以完全像对成德那样，把职位交给他们的儿子吗？天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议论的人都说应当趁这个机会取代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就发兵讨伐，时机不可错过。你们认为怎么样？”李绛等回答说：“群臣看到陛下西取蜀地、东取吴地，易如反掌，所以谄媚浮躁的人争相献策，劝您开战河北，并不是替国家作长远深切的谋划。陛下也因为前些日子成功得容易，便相信了他们的话。臣等早晚思考此事，河北的形势同那两地不同，为什么呢？西川、浙西都不是反复叛乱的地方，它们四周的邻道都是国家臂膀手指般的忠臣，只有刘辟、李锜独自生出狂妄的谋略，他们的部下都没有人与他们同谋。刘辟、李锜只是用财物收买、阻隔部下，大军一到，他们就会立即离散。所以臣等当时也劝陛下诛杀他们，因为那样最为万全。成德却不是这样：对内，团结牢固已经多年；对外，势力牵连广泛。他的将士感念其家族历代养育、抚养的恩德【‘妪’音于遇切】，不知道君臣和逆顺的道理；用道理晓谕他们，他们不听；用威势压服他们，他们不服，反而会使朝廷蒙受羞辱。再说邻近各道平时或许彼此猜疑怨恨，但一听说要更换继承人，就一定会联合成为一条心，大概都是在为子孙谋划，也担心将来这种事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万一其他各道有的内外勾结，战争接连、祸患相继，财物耗尽、力量竭尽，而西戎、北狄乘机窥伺，这种忧患哪里说得尽呢！刘济、田季安与王承宗的事情，情况没有不同；如果他们去世时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应当临事再作谋划。现在用兵，恐怕还不可以；太平的事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希望陛下慎重处置。” 臣祖禹说：君主的忧患，在于习惯于一次胜利，便想去做艰难的事情，不知道敌人的强弱和坚脆，轻率地使用武力。一战不能取胜，就助长敌人的威势、使寇乱壮大，征伐不停止，有时还会引起内部祸患。德宗在奉天遭遇的叛乱，就是这样。根基深厚就难以防御，疾病固结就难以根除。先王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排斥夷狄【《车攻》诗说：宣王能够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排斥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他们做事有先有后，谋划有次序，因此没有急于求成、轻率举兵的后悔。十月，诏令削夺王承宗的官职和爵位，任命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以及诸路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征发天下军队而专门让中使统领的。如今吐突承璀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就是制将都统。陛下难道忍心让后代相传说“以中官担任制将都统，从陛下开始”吗？当时谏官、御史接连论说吐突承璀的职名太重，宪宗都不听。戊子日，宪宗驾临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宪宗不得已，第二天削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马使的职务，把“处置”改为“宣慰”而已。臣祖禹说：宪宗任用宦官做大将，这是扰乱政事的行为。然而他的群臣都认为不可，接连在朝廷上强烈进谏、竭力争辩，这又是太平之世的事情。也足以看出他的贤臣很多。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主错误行事而臣下没人敢说更大的。如果都没人敢说，就会到了国家灭亡而君主自己还不知道的地步。田季安将要出兵，准备截击王师。幽州牙将谭忠作为刘济的使者，魏地知道了他的谋划，入内对田季安说：“如今王师越过魏地讨伐赵地，不任用老臣宿将，却专门交给宦官；不运送天下的铠甲，却大量拿出秦地的铠甲。您知道这是谁的谋划吗？这是天子自己作出的谋划，想要率军在臣下前夸耀、使他们服从。假如军队还没有攻到赵地，却先在魏地遭到击溃，那么上面的谋划反而失败，难道下面的人能不感到羞耻并且愤怒吗？既然感到羞耻又愤怒，就一定会任用有智谋的人，谋划长远策略，依靠勇猛将领，训练精锐部队，竭尽力量再次举兵；渡过黄河、鉴戒前次失败，必定会先讨伐魏地。” 臣祖禹说：朝廷讨伐叛乱、征讨逆贼，以此统一四方，这是天下共同的正义。必须同天下的贤人共同来做这件事【《南有嘉鱼》诗说：完全乐于同贤人共同做事】；成功，是凭天下人的力量成功；失败，也是凭天下人的力量失败。天子不应有私心。宪宗想把功劳据为己有，所以任用宦官而不任用宰相，这是天子同臣下争功，器量多么不宽广啊！天子的功劳，在于任用人才而不亲自逞能。任用伊尹，是成汤的功劳【伊尹，商汤的臣子】；任用傅说，是高宗的功劳【傅说，高宗的臣子】；任用十位辅弼之臣，是武王的功劳【周武王有十位贤臣，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散宜生、南宫适、太颠、闳夭以及文母，共十人】；任用周公，是成王的功劳【周公是成王的叔父，辅佐成王，官至太宰】。没有听说只任用自己的家臣，之后功劳便都从自己这里产生。宪宗一任用吐突承璀为将，天下人已经看出他的用意，知道他是想用这件事向臣下夸耀、使他们服从。君主的一举一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五年，宪宗曾想在宫苑中近处打猎，走到蓬莱池西面时，对左右侍从说：“李绛一定会进谏，不如暂且停止吧。” 臣祖禹说：“《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辅相【《尚书·酒诰》：从成汤到帝乙，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辅相；只有那些掌管事务的臣子，辅佐君主时恭敬谨慎，不敢自求闲暇、自图安逸。安国说：从成汤到帝乙之间的君王，还能够保全并成就王道，敬畏辅佐自己的臣子，不敢做非分之事】。’称颂中宗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尚书·无逸》：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亲自谋划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逸】。’说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并心存敬畏【同上】。’【《尚书·无逸》：只有我们周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并心存敬畏。安国说：太王、王季就是祖先，这些话都说他们能够依照义理自我抑制，敬畏天命】。《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翼翼【《大明》》：小心翼翼地光明地侍奉上帝】。’做君主的人，行动必定有所畏惧，这是盛大的德行。否则，凭一个人的身份放纵地凌驾于百姓之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宪宗畏惧正直之臣的进谏，因而不敢沉溺于游猎【《尚书·无逸》】，可以说是贤明了。” 《唐鉴》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鉴》卷十八　　　　　　宋代　范祖禹撰写 吕祖谦注 宪宗 七年，宪宗曾问宰相：“贞元年间政事不能治理，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自以为圣明睿智，不信任宰相而信任其他人，这是使奸臣得以乘机玩弄威权和恩赏，政事不能治理，原因就在这里。”宪宗说：“是这样，但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在德宗身边时，看到事情有得有失，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上奏，都是贪恋俸禄、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罪责完全归于德宗呢？卿等应当以此为戒，事情有不对的地方，就应当竭力陈说；即使不得已，也不要因为害怕朕的谴责和怒意便立即停止。” 臣祖禹说：君主忧虑的是不听从谏言，臣下忧虑的是不接受忠言。君主如果只是不听谏言，君子就会一天天疏远，小人就会一天天亲近。君子立身于朝廷，难道会因为被疏远就改变自己的志向吗【“易”读本字】？有职守的人不应丢失自己的职分，有进言责任的人不应放弃自己的言论【《孟子·公孙丑》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分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进言责任就应离去】。君主听从，他们也要进谏；君主不听从，他们也要进谏。进谏而不被采纳，就应当离去，这是臣下的道义。君主厌恶正直而喜欢谄媚【原文作“謟防”】，然而如果他从未杀害一个正直之士、杀戮一个进谏者，那么臣下却贪恋俸禄、害怕获罪而不进言，反而说“君主不能听从”，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损害自己君主的人【《孟子·离娄》说：“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这就是损害自己君主的人”】。宪宗责备宰相，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到臣下的道义吗？李绛有时长久不进谏，宪宗就责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容纳谏言吗？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进谏呢？” 臣祖禹说：宪宗可以说是能够自我约束了。《尚书》说：“臣仆正直，君主就能正直【《尚书·毕命》：臣仆正直，君主就能正直；臣仆如果防范君主，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能够这样求取谏言，难道不是亲近正直之臣的益处吗？傅说说：“君主能够成为圣明之主，臣下就不必等到君主命令才奉行，谁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尚书·说命》，傅说告诫高宗说：君主能够成为圣明之主，臣下就不必等到君主命令才奉行，谁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说’音悦】？”如果君主能够欣然听从他们，又责成他们主动求取谏言，还忧虑臣下不进谏吗？李吉甫曾对宪宗说：“赏罚是君主掌握的权柄，不可偏废。陛下即位以来，恩泽已经很深厚了，但威严刑罚还没有振作起来，朝廷内外都懈怠懒散。希望您加以严厉措施来振作这种局面。”宪宗回头问李绛：“你认为怎么样？”李绛回答：“君王的政治，崇尚德政而不崇尚刑罚，难道可以舍弃成王、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的做法，而仿效秦始皇父子吗？”宪宗说：“那就这样吧。”十多天后，于頔入朝答对，也劝宪宗严峻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对宰相说：“于頔实在是奸臣，他劝我严峻刑罚，你们知道他的用意吗？”众人都回答：“不知道。”宪宗说：“他是想使我失去人心罢了。” 臣祖禹说：守住君位要靠仁德【《易·系辞》说：“何以守位？曰仁。”】，没有听说要靠威势；有罪而施刑，是上天的惩罚【《尚书·皋陶谟》说：“上天讨伐有罪者，五刑各有施用。”】。先王难道敢凭自己的心意任意决定刑罚的轻重吗？所以《尚书》说：“只要我在天下，哪里敢违背自己的意志呢？”【《尚书·泰誓》原文作：“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用《尚书》的话说：“有罪无罪，只要我在天下，哪里敢违背自己的意志呢？”】这些话把施刑的责任归于天，而不归于自己，正是为了表示没有私心。既然如此，君主所忧虑的是没有德，而不是没有威；臣下劝君主施行严刑，就是把君主引向恶行。孔子说：“不懂得言语，就无法了解人。”【《论语》第二十篇】宪宗能够警惕于頔的奸谋，可以说是懂得言语了。既然如此，邪说又怎么能够从哪里侵入呢？十月，李绛上言：“魏愽五十多年没有沾受到皇帝的教化，一旦把六州之地全部归附，等于剖开河朔的腹心，倾覆叛乱的巢穴。如果没有超过他们期望的重赏，就无法慰藉将士的心，也无法使四邻受到鼓舞而倾慕朝廷。请从内库发出钱一百五十万缗来赏赐他们。”左右宦官认为赏赐太多，担心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将拿什么来供给？宪宗把这话告诉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贪图割据一方的利益，也不顾四邻的祸患，归命于圣朝。陛下为什么吝惜小的费用而丢掉大的谋略，不用它来收服一道的人心呢？钱用完了还可以再来筹集；机会一旦失去，就不能再追回。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军队来夺取六州，经过一年才攻克，费用难道只是一百五十万缗吗？”宪宗很高兴，说：“朕之所以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积聚钱财，正是想用来平定四方；不然只是把它们储藏在府库中，又有什么用呢？”十一月，派知制诰裴度到魏愽宣慰，用一百五十万缗赏赐军士，并免除六州百姓一年赋役。军士接受赏赐后，欢呼声如雷。成德、兖郓的使者几批人见到这种情形，都相视变色，叹息说：“倔强抵抗果真有什么好处吗？” 臣祖禹说：宪宗不吝惜府库的积蓄，用来慰藉魏愽三军的心，可以说懂得什么该取、什么该给予，也能够采用良策了。他的恩德如此深厚，尚且不过一代便又失去了这些地方。虽然穆宗治理国家失去了正确的道路【杨愈问道：如果治理得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起来；如果治理失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起来反抗。】，也是因为人心不稳固，而王道的恩泽容易耗尽。何况不以德怀柔他们，却用军队压迫他们，难道能够拥有他们十年吗？宪宗曾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应当替朕珍惜官职，不要把官职授给自己的亲属和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辞谢说不敢这样做。李绛说：“崔祐甫说过：‘不是亲属、不是故旧，就不了解他的才能；即使了解他的才能，尚且还要看是否授给他官职，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再授给他呢？只应询问他的才能器识是否与官职相称罢了。’如果因为避嫌而不用亲故，使圣朝失去众多人才的优点，这就是只求偷安的臣子所为，不是最公正的原则。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朝廷自有典章刑法，谁敢逃脱呢？”宪宗说：“确实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