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二

译臣祖禹说：建成身为太子，却擅自在东宫招募兵士、储备铠甲，又使杨文干在外面反叛，来危害君主和父亲，这是天下最大的恶行【恶，按本字读】。还有什么罪比这更大呢？高祖没有以公义废黜他，反而在外受奸臣计谋的迷惑，在内受妃嫔请求的牵制【嫔，读频】，以至于使兄弟在天下人面前彼此不能相容【《前汉书·淮南王传》：孝文帝即位时，高帝的儿子只有孝文帝和淮南厉王刘长；刘长自认为是最亲近的人，骄横傲慢，多次不遵守法令。皇帝宽恕他之后，他最终还是获罪，被废黜并安置在蜀郡严道、邛都。淮南王于是绝食而死。皇帝听说后悲伤痛哭，百姓为此作歌说：“一尺布还可以缝，一斗粟还可以舂；兄弟两个人却不能相容。”】这就是高祖不明智的过错。八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汗，读平声】派使者请求通婚【使，读去声】。皇帝询问裴矩，裴矩回答说：“如今这个敌虏正强盛，从国家当前的策略考虑，应当远交近攻。臣认为应该答应与他通婚，以此威慑颉利。数年以后，中原富足充实，有力量抵抗北方夷狄，那时再慢慢考虑合适的办法。”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臣祖禹说：自汉代把女子嫁给匈奴以来，后世沿袭成惯例，同戎狄通婚，并不认为可耻【《前汉书·匈奴传》：冒顿包围高祖于白登，使刘敬缔结和亲，把宗室女子公主送给单于作为阏氏】。如果是因为害怕他们【邪，与“耶”相同，以下同】，那么以天下这样广大，却害怕别人到要送出女子，实在可耻；如果是把这当作谋略，那么就是把女子作为间谍【间，读去声】，企图夺取别人的国家，也同样可耻。高祖不向众位贤臣谋划，却去询问亡国之臣，难怪他不知道羞耻。况且西突厥不如颉利强大，连弱者都答应与他通婚，那么强者又凭什么制服呢？这不足以显示威严，反而只足以招致四夷的侮辱罢了。后来太宗把女儿分别嫁给各个夷族酋长【如《唐书·蛮夷薛延陀传》中，延陀使者请求通婚，皇帝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他的事例；妻，读去声；长，读方丈切】；中宗以后，也都把公主嫁到藩国【如《唐书·蛮夷西突厥传》中，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回纥传》中，肃宗把幼女宁国公主嫁给磨延啜等事例】。普通士人和百姓寻找配偶，尚且各自选择同类，何况王姬、公族，却把她们抛弃给遥远的后裔之地，再不顾惜，难道不可悲吗？然而直到唐朝灭亡，历代君主都这样做，并不认为这是难事；他们的大臣也不认为这是错误。高祖、太宗实际上开了这个先例。九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杀死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下诏规定，军国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由太子处置决定【处，读上声】。八月，高祖把帝位传给太子。臣祖禹说：李建成虽然没有功劳，但他是太子；太宗虽然有功劳，但他是藩王。太子是君主的副贰，父亲事业的继承人，却杀掉太子，这是不把君主和父亲放在眼里。立太子以年长为准而不以功劳为准，是为了尊重先君的世系。所以周公没有占有天下。弟弟即使齐备圣德，也不能排在兄长之前，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议论者有人把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比作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从前，象天天把杀死舜当作自己的事情；舜做了天子，就封象为诸侯。管叔、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唆使商人反叛周；周公做相，就诛杀了他们。他们的行迹虽不同，但所依据的道理是一样的。舜知道象将要杀自己，所以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只是竭尽诚意亲近爱护象而已。象得罪了舜，所以舜仍然封他；管叔、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孺子王不利，想以此危害周公、离间王室。他们得罪了天下，所以诛杀他们的并不是周公个人，而是天下所应当诛杀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章〕 周公难道能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仇来处理吗？后世如果有君王，不幸遇到像象那样要害死兄长的弟弟，就应当像舜封象那样处理；不幸遇到像管叔、蔡叔那样扰乱天下的兄长，就应当像周公诛杀他们那样处理。舜处理的是常情常理，周公处理的是非常变故，这就是圣人最终都归于同一道理的原因。至于李建成、李元吉，难道也得罪了天下吗？如果不是得罪了天下，那么杀他们就是出于个人私心，哪里是周公的用心呢？有人又认为，如果让李建成做天子，再让李元吉辅佐他，那么唐朝一定会灭亡。臣说：古代贤人宁死也不做不义之事，是因为义重于生命。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做儿子却不孝、做弟弟却不敬，违背天理，败坏人伦，即使拥有天下，也不如让天下灭亡为好。所以撰写唐史的人记载说：“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这样看来，太宗的罪过就显明了。起初，洗马魏征常常劝太子建成及早除掉秦王。等到李建成失败后，李世民召见魏征，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众人都为魏征感到害怕，但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如果早听从我的话，必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李世民一向看重他的才能，于是改变脸色，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又召王珪、韦挺从嶲州来，都任命为谏议大夫。

译臣祖禹说：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反而又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这是为什么呢？《论语》说：“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没有死。”子贡说：“管仲难道不是仁人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之而死，反而又辅佐桓公。”桓公与公子纠都是以公子的身份出奔的，公子纠从未做过世子。齐桓公先入齐国而取得齐国，并不是从公子纠那里夺取的。齐桓公入齐以后杀死公子纠，罪恶固然很大；但接纳齐桓公的是齐国。《春秋》记载“鲁庄公讨伐齐国，送公子纠回齐”，称纠而不称子，是因为公子纠不应当继立。又记载“齐小白进入齐国”，把小白和齐国连称，是因为小白才是应当继立的人。又说：“齐人俘获公子纠并杀了他。”称“公子纠”，是为了谴责齐国。因此，管仲不能始终与齐桓公结仇，却可以辅佐他做君主。如今李建成是太子，而且是兄长；秦王是藩王，而且是弟弟。王珪、魏征接受任命，做东宫的臣属，那么李建成就是他们的君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九月〕 哪里有臣子杀了自己的君主，却还可以面向北方做他的臣子呢？况且以弟弟杀兄长，以藩王杀太子并夺取他的地位，王珪、魏征不事奉太宗是可以的。享受君主俸禄，却不为君主的危难而死，早晨把他当仇敌，晚上又把他当君主；对于本来不应当事奉的人却去事奉，这些行为都有罪。臣子事奉君主，就像妇人顺从丈夫一样，其中的道义不能不分明。如果不明白君臣之义，却向人交付信物表示效忠，即使说自己没有做不利之事，我也不相信。九月，太宗带领诸卫的将士在殿庭练习射箭，对他们说：“戎狄侵扰盗掠，自古以来就有。祸患在于边境稍稍安定，君主便安逸游乐，忘记战争，所以寇贼到来时，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如今我不让你们挖池塘、修筑园苑，而专门练习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我就做你们的将领。这样或许中原百姓可以稍稍安定吧？”从此每天带领数百人在殿庭教习射箭，皇帝亲自到场考察。射中多的人，赏赐弓、刀、布帛；将帅则另外加以考核评定。群臣多次进谏，皇帝都不听。因此人人都想着自我勉励，几年之间，全都成为精锐。臣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虽然不能忘记战争，但教士卒练习射箭，是有关官署的事务，殿庭并不是适宜的地方。如果将帅能够任用得人，哪里还用担心士卒不勇敢、技艺不精湛呢？以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身份，却去做士卒队伍的教师，并不是用来显示德行的做法。况且君主刚刚即位，不把教化、礼乐作为首要事务，却急于练习射箭，志向就浅陋了。即使士卒受到激励、兵力强盛，征伐四方都能取胜，威势扩展到海外，也不是帝王的盛大节操，同样不值得尊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四两〕 十一月，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有人请求加重刑法来禁止盗贼。皇帝笑着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税繁重、劳役沉重，官吏贪婪索取，饥寒逼迫身体，所以没有闲暇顾及廉耻。我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薄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他们自然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重法呢？”从此几年以后，天下太平，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商旅甚至可以在野外住宿。臣祖禹说：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盗窃者，他们也不会偷窃。”这话确实正确。君主是根本，百姓是枝末；君主是源头，百姓是水流。根本端正，枝末就没有不端正的；源头清洁，水流就没有不清洁的。因此先王治理国家，一定先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自己端正了，外物没有不响应的。用重法来制止盗贼，法令越繁复而盗贼越多，这种情况确实有过，却没有见到它能够真正禁止盗贼。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减薄赋税，这是清洁源头、端正根本、制止贪欲的方法。太宗实行了这些措施，效果就是这样。做君主的人，不要把看似迂阔的话当作难以实行，却把严厉的刑法当作完全可以依靠的东西；这样就懂得达到治理的办法了。以上：高祖在位九年，把帝位传给太宗。贞观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唐鉴》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谦　注 太宗一 贞观元年，皇帝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张良弓，自认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近来拿给制弓的工匠看，他却说：‘都不是好的材料。’我问他原因，工匠说：‘木材的中心不正，木理的纹脉就都歪斜；弓即使强劲，射出的箭也不会直。’我这才明白，过去辨别弓材还不够精细。我靠弓箭平定四方，对弓箭的认识尚且不能完全掌握，何况天下的事务，我难道能够全部了解吗？”于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住在中书内省，屡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臣祖禹说：“传记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君子自己认为还有不足；国家将要灭亡时，却好像什么都有余。’太宗因为认识到自己对弓箭的辨识还不精，就知道自己已经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于是向众人询问谋议，而不凭个人意志行事。这就是他能够兴盛的原因。”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臣，皇帝问奸佞之臣是谁。那人回答说：“臣身居草野，不能确切知道那个人是谁，希望陛下同群臣谈话时，或者故意发怒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道理、不肯屈服的人，是正直之臣；害怕威势、顺从迎合的人，是奸佞之臣。”皇帝说：“君主是源头，臣子是水流。使源头混浊，却要求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采用欺诈的手段，凭什么责备臣下不正直呢？我正要用至诚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欢用权术诡诈和小伎俩对待臣下，常常暗自以此为耻。你的办法虽然巧妙，我却不采用。” 臣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懂得君主之道了。君主凭一人之身治理广大的四海，回应众多的万物，如果不以至诚之心任用贤人，而只凭自己的聪明来治理天下，那么耳目和心思所能达到的范围，能有多大呢？所以君主必须清静内心来处理政务，虚心等待臣下，就像明镜一样清明，像止水一样平静；这样万物到来，就不能蒙蔽他。权衡设置之后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它，是因为它平；绳墨设置之后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是因为它正。我以正直相待，对方即使偏邪；我以真实相待，对方即使虚伪。哪里还用担心不能察觉邪恶、不能辨别奸佞，必须采用欺诈来试探他们呢？一旦有一件事不真诚，内心就会受到蒙蔽，哪里还能辨别邪正呢？因此镜子有污垢，就不能照察物体；水面一动，就不能映见形状，原因在于自身已经不明澈了。况且用真诚对待外物，尚且担心不能感动它，何况不真诚却能够感动他人吗？君主如果使身边前后的人都不能揣测自己的行为，即使想不被欺骗，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用至诚驾驭臣下，忠诚正直的人才会得到进用，奸邪的人才没有机会自行进入。皇帝与侍臣讨论周、秦两朝的长处和短处，萧瑀回答说：“纣王昏乱无道，武王征伐他。周朝以及六国都没有罪，秦始皇却灭掉了它们。取得天下虽然相同，但人心却不同。”皇帝说：“你只知道其中一点，还不知道另一点。周得到天下后，更加修治仁义；秦得到天下后，更加崇尚欺诈和武力。这就是两朝长短不同的原因。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逆行的方式，但守住天下却不能不顺应天理，所以如此。”萧瑀谢罪，承认自己比不上皇帝。臣祖禹说：太宗在这里说错了话。《易经》说：“汤王、武王实行革命，是顺应上天、响应人心。”以仁义取得天下、以仁义守住天下的是周；以欺诈和武力取得天下、以欺诈和武力守住天下的是秦。这就是周、秦不同的原因。后世有人把汤王、武王的征伐说成是以逆道取得天下，却不知道征伐是顺应上天、响应人心，所以才是仁义。太宗说：“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逆道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既然称为逆道，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贞观二年正月，皇帝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英明，怎样就会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就英明，偏听一方面的意见就昏暗。从前尧清楚地询问下民，所以有苗的罪恶能够上达天听；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成为自己的眼睛，使四方的耳朵都成为自己的耳朵，所以共、鲧、驩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致台城的耻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因此君主兼听并广泛采纳意见，贵臣就不能壅塞蒙蔽上情，下层的情况也能够向上通达。”皇帝说：“好。” 臣祖禹说：太宗的询问、魏征的回答，真好，可以说抓住了要领。圣人把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所以能够聪明；平庸的君主把身边亲近之人作为自己的耳目，所以昏暗而受蒙蔽。英明与昏暗的区别，只在于所接触的范围有远近、大小罢了。四月，突厥颉利可汗请求入朝。皇帝对侍臣说：“过去突厥强盛，控制着弓弦百万，凭借势力凌驾中原，因此骄横放纵，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百姓。如今它主动请求入朝，如果不是困窘穷乏，怎么会这样呢？我听到这件事，又高兴又害怕。为什么呢？突厥衰弱，边境就安定了，所以高兴；但如果我有一天失去正道，将来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害怕吗？你们应当不惜苦苦进谏，来辅佐我弥补不足。” 臣祖禹说：《易经》说：“国家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命运系在柔弱的苞桑上。”《尚书》说：“警戒没有忧患。”警戒，是用来勉励行善、增进德行的。太宗看到突厥入朝就知道恐惧，像这样能够取得贞观之治，确实是应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二十九人、三钱〕 皇帝对侍臣说：“古语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灾难。’一年两次赦免，善良的人就会沉默失声。养育稂莠，会伤害嘉谷；赦免有罪之人，会危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多次赦免，担心小人倚仗赦免，轻易触犯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