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通卷二十四
按后之为国者，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而徒欲设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买田，犹云可也；限民蓄钱，不亦甚乎？然买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于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藏镪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唐纲目断】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能者。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佛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昻，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噐，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于他国，归于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逺方之寳，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逺方之寳故也。上好之，下效之，于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壊，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糜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亷无欲，然后可蓄生人之共寳，而又闗防严宻，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于地上矣【纲目断】
蔡修《国史补》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増，至庆厯、元丰间为最盛，铜钱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佑、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十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盖昔者铸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茍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五，则折阅甚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文献通考】
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寳前日椿棱之本，皆絶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亷为叹，皆楮之弊也。
译按：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制订百姓的产业以求贫富均等，却只想设法来限制豪强兼并的人，限制百姓买田，这还说得过去；限制百姓积蓄钱财，不是太过分了吗？然而买田的人志在吞并土地，所以必须由在上位的人立法限制他们的田亩数；积蓄钱财的人志在流通货物，本来就不必烦劳在上位的人立法教他们做买卖。如今因为钱重物轻的缘故，设立蓄钱的限额，然而钱重物轻，正是那些藏钱逐利的人所乐意听到的。别人放弃我拿取，谁没有这种心思？实在不必设法禁止来驱赶他们，这样做只是白白打开了告发揭发的大门，反而徒增烦扰罢了【唐纲目断】
胡致堂说：命令下达就能施行，禁令一出就能停止,这只有对人们难以做到的事才能奏效。像周世宗想要禁止销毁钱币而去毁掉铜佛像，就是这样。铜像是人们敬畏的东西，尚且要毁掉它，那么钱币不可销毁的道理，就更确定无疑了。韩愈拜任京兆尹时，神策六军不敢触犯法令，说：「这个人连佛都想除去，也是同样的道理。」把钱销毁铸成器物，其中的利润有十倍之多。钱币是用来权衡百货、平抑物价高低的，铸造钱币不计较费用、不谋求盈利，如今却要销毁它，能不禁止吗？虽然如此，但销毁铸成器物，钱虽被毁但器物还存在。至于那些散失流出四方，用船车转运，流入他国、归于蛮夷的钱，其危害岂止是普通的危害而已？可是没听说周世宗禁止这种事，那么钱币不用来交换远方的珍宝，也就可以知道了。钱币的散失，是因为用来交换远方珍宝的缘故。上面的人喜好这样做，下面的人就仿效，于是关防不严密，法制败坏，真钱一天天减少，伪钱一天天增多，用没有限度的代价，耗费有限的钱币，即使把万物都变成铜，把阴阳都化为炭，恐怕也供应不上，区区器物佛像，又能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只有极为廉洁、没有贪欲的人，然后才可以积蓄百姓共有的宝物，而且还要关防严密，法制齐备，鼓铸不废，那么中国的钱币才真的可以流通于天下了【纲目断】
蔡修《国史补》记载：本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的旧例，每年铸造的数额一天天增加，到庆历、元丰年间达到最盛，铜钱每年不下三百多万贯。到了元祐、绍圣年间就荒废松弛了，崇宁初年就已经不及祖宗时的数额多了。蔡鲁公（蔡京）执政，想要恢复旧有的数额，因为铜少始终不能达到。考究古人的教训，「子母相权」的说法，因此铸造了以一当十的大钱。到大观年间，又亲自书写钱文。原来从前铸造钱币，凡是物料火工的费用，铸一枚钱大概能得利一二成，而供养官吏、运送铜铁的费用都在这之外。如果稍微加工，那么就要花费一枚钱的成本，才能铸成一枚钱，而当十的大钱，其重量是三枚普通钱，加上铸造三枚钱的费用，那么制作极为精妙，才铸得大钱，这样一算能得利四成了。起初也能流通，又因为它精致，人们喜爱看重它。然而利益所在，所以有很多人盗铸，如东南地区盗铸私钱的人，既刻得薄又制作粗劣，于是因数量泛滥而成为弊病。大观三年，蔡鲁公被罢免后，朝廷商议改为当三、当五钱，结果亏损很严重。即使是官府也不能铸造了，于是大钱就废止了。当初商议改为当三钱时，宰执大臣们争相用车装钱去买黄金，京城的金银铺子还不知情，不到两个月命令就下达了，当时人们传为笑谈【文献通考】
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都因为称提（调控币值）失职，宋均降官一级，赵崇亢、陈宓各展磨勘二年。从此以后年复一年勉强维持，百姓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畏惧才使用。然而籴买粮食的本钱用纸币，盐的本钱用纸币，百官的俸禄用纸币支付，军士的犒赏用纸币支付，州县应付各项开支，没有一项不是用纸币。铜钱因为难得一见而被视为珍宝，从前储蓄钱币的本钱，都绝口不再提了。这样自然导致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民生凋敝，战士常有吃不饱的忧虑，州县小吏没
楮弊而钱亦弊者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絶于道，未尝借楮以开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尝借楮以中兴也。至于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于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民信也。至于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宋史·断】
按钱币之权，当出于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于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歴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会，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徃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逺，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聴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纲目断】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于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歴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縁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考之《周官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于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移粟者，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处。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论财会，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谓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
译有能养廉的俸禄而叹息，这都是纸币的弊端。纸币的弊端加上钱币的弊端。因为钱重而制造纸币，纸币确实便利；如今因为钱少而制造纸币，纸币确实成了祸害。何况伪造的纸币日益增多，想要纸币不出弊病，是不可能的。而且国家建隆初年，赋税收入还很少，东征西伐，军需供给不绝于路，却未曾借助纸币来开创国家。靖康以来，对外抵御外族，对内建立朝廷，左支右绌，一天都没有闲暇，也未曾借助纸币来实现中兴。到绍兴末年，才权且用纸币来补充经费，到孝宗时考虑到这一点，无不竭尽心力。当时朝廷内有三宫的供养开支，外有岁币的费用，可是印造纸币唯恐太多，收兑回收唯恐不能收尽，有时还没有办法向百姓表明信用。到光宗、宁宗以来，印造得越来越多，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所幸的是，恭俭节用，没有大兴土木的怪异之事，行动作息有常规，没有滥加赏赐的泛滥情况，所以纸币虽有弊病但还有维持它本源的办法【宋史·断】
按：钱币的权柄，应当出自朝廷，那么铸造钱币的职司，应当归于统一。汉朝时常常让百姓自己铸钱，到武帝时才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天下不是三官所铸的钱不得流通，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都被废除销毁，把铜料上交。三官铸钱用铜、铁、铅、锡制成，而铜、铁、铅、锡搬运起来沉重困难，因此历代大多在坑冶附近之处设置监署铸钱。也因为钱的价值一天天变轻，用途一天天扩大，不得不多设监冶来铸造以供应使用。中兴以来，才转而使用纸币。钱重而价值少，那么多设监署铸造它是可以的；纸币轻而价值大，那么在行都印造就足够了。如今既有行在的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可是到后来，收兑不能推行，称提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大概设立会子之初，本意并非就把会子当作钱来用，而是把它看作类似茶盐钞引一类的东西，暂且用来权充钱币而已。然而钞引所代表的价值重，而会子却只值一贯，往下到三百、二百。钞引只是让商人凭它去领取茶盐香货，所以必须分路使用。会子则是公私买卖、支付发放，所到之处无不使用，而且从一贯造到二百，这就是明明白白地用它来代替现钱了。又何况用一张薄纸来代替好几斤重的铜，携带轻便而使用价值重大，千里之远，几万缗之数，一个人的力量，限期之内就可以送到，那又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让后来的人有的废弃有的使用，号令反复无常，使百姓听闻疑惑呢？大概两淮、荆湖所印造的纸币，朝廷起初的用意是想暂时使用随即废止，却不知道一旦流落民间，就等同于现钱一样，所以后来收兑起来很艰难，只得再次印造，于是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贬值，这也是当初立法时考虑得不够周详的缘故【纲目断】
东莱吕氏说：泉布的设立，是用来使财货流通丰富的东西。考究财货产生的权衡之道，从古代来看，如管子论述禹、汤时的货币，禹用历山的金属，汤用庄山的金属，都是因为遇到荒年，所以铸造货币来救济百姓的饥荒。考究《周官·司市》，凡是国家有灾荒，市场就不征税而制造布币。又考单穆公劝谏周景王的说法：「古时候天灾流行，于是衡量资财货币的轻重，铸造货币来救济百姓。」用管子和《周礼》、单穆公的论述来看夏、商时代，之所以铸造钱币来权衡，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用来调动百姓、调运粮食，是为了救济荒年而设立的，本来不是先王财货的根本所在。论国家的用度，三年耕种必定要有一年的储备粮食，以三十年通盘计算，就应该有九年的储备粮食，作为财货丰盛的标志。三次丰登叫做太平，这是王道兴盛的表现。由此可知古人论述财政积蓄，只谈论九年的积蓄，从来不谈论所储藏的钱财数以万千缗计，这是什么缘故呢？所谓农桑衣食是财货的根本，钱、布的流通不过是权衡一时之宜罢了。先有所谓谷、帛、泉、布的权衡，才有它施行的地
先有所谓谷、帛、泉、布之权，方有所施。若是无本，虽积镪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谷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于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币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着，不为末作，盖縁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又自以谷粟、布帛，其间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至于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髙下，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亦是以谷粟制禄，不过口筭，每人所纳，百余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谷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后世此制壊，以匹夫之家藏镪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后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谷帛为本，此又却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后世如魏文帝，当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畧已施行，遂有湿谷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要重谷帛，反以轻谷帛，天下惟得中适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汉至隋，其帛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徳时初铸开元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复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宻相望不可易。至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宻俱不及前代。若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后，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权归公上，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南齐孔顗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
译方。如果没有根本，即使积蓄的钱财再多，又能弥补什么盈亏的数目呢？所以三代以前论述财赋的人，都以谷粟为根本，所谓泉布不过是用来权衡轻重，从百姓那里征取。所以九贡九赋中，用钱币来作为赋税的很少。所谓俸禄，也是颁赐田地来制定俸禄，国君、卿、大夫不过是以采地的多少来区分等级，也未曾用钱币作为俸禄。所以三代的人大多依附于土地，不从事末作（工商），大概是因为钱的用途少。像制定俸禄既用田地而不用钱；制定赋税又自然用谷粟、布帛，其间用钱很少，所以钱的权衡作用轻微。只有遇到荒年饥馑，才铸造货币。先儒说黄金、铜在没有荒年时权且用来铸造货币，用来沟通有无，用来均衡多少罢了。所以三代以前论述布、泉的人很少。到了汉初拥有天下时，还自有古代的遗风，从王公到辅佐的官吏，按职位的高低来划分等级，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也是用谷粟来制定俸禄，不过是按人头计算，每人所领取的，一百多年间还未把钱、布当作重要的东西。到武帝征伐四夷时，当时国家用度不足，设立告缗之法，来搜刮天下财富，从此古代的遗风逐渐丧失，钱币才开始受到重视。大抵三代以前，正因为以谷粟为根本，以泉布为权衡，常常不让权衡之物胜过根本，所以当时地力已经充分开发，游手好闲从事末作的人很少。后世这一制度败坏，凭一个平民之家就积蓄钱财千万，与朝廷相抗衡，这也是古代遗风逐渐丧失的结果，所以后世贡禹一类的人想要完全废除钱币，只以谷帛为根本，这又是看到弊害而心生惩戒、矫枉过正的论调。大抵天下的事，所谓经与权、本与末，常常相互为用，权衡不能胜过常道，末端不能胜过根本。如果只看到一时游手好闲从事末作的弊病，想要全部废除它，这样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后世如魏文帝时，当时天下完全不用钱，贡禹的论调大略已经施行，于是就有了用潮湿的谷物、薄绢来充数的弊病，反而使天下有用的东西变成无用之物。他的本意是要看重谷帛，反而使谷帛贬值，天下唯独得到中正适当的评论最为困难。当过分看重钱币时，就一切都用钱；等到过分废除钱币时，就一切都不用钱。然而三代以前的情况已经无法考证了，从汉到隋，那期间帛布的更替变易，虽然不可尽知，但要知道五铢钱是最为得当的。从汉到隋屡次更改，唯独五铢的成法始终不可更易。从唐到五代，唯独武德年间初铸的开元钱最为公允得当。从唐到五代，唯独开元钱的成法始终不可更易。论者大概没有不认为这是恰当的，由此可知几千年前有五铢钱，后来又有开元钱，都是最可用的。为什么呢？论得太重就有所谓直百当千的钱，论得太轻就有所谓榆荚三铢的钱，然而都不得当，唯有五铢、开元的分量多少、铸造的精细程度都足以相望而不可更易。到本朝初年用开元钱作为标准，那种钱都可以长久流通。自太宗任用张齐贤为江南转运使，一心想要多铸钱，从此改变了开元钱的成法，钱虽然多了，但精细程度都不如前代。像本朝张齐贤未改变成法之前，所谓太平钱还可以看到，张齐贤改变成法之后，钱虽然多了，然而十分粗劣不堪使用。当时一味求多，不考虑大局，国家设立钱币是用来权衡轻重、本末的，未曾以谋利为目的。论财政不精通的人，只以铸钱所得的多少来判断利弊，殊不知权柄归于朝廷，铸钱虽多，这只是小利；权柄归于朝廷，才是大利。南齐孔顗论铸钱不能吝惜铜料、爱惜工本，如果不吝惜铜料，那么铸钱就没有利润；如果没有利润，那么私铸就不敢兴起。私铸不敢兴起，那么钱财的聚散权柄就归于朝廷，铸钱的权柄就不会下放分散，这才是大利所在。只贪图小利，钱币就会变得粗劣，这样一来奸民就会争相仿效，用它来铸钱，铸钱权就不出自朝廷，利益的孔道四散，这就是因贪小利而失大利。南齐孔顗的话，实在是不可
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縁薄恶后，论者纷纷，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布帛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昭烈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干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蠧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冦瑊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则可以，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縁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却便，楮券不便。昔日之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于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于钱少，或销为铜器，或邉鄙渗漏，或藏于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于贸易。孔顗之论，惟不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论之，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谷帛有余，山泽之藏，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顗之论。要当寻古义，识经权，然后可也【博议】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钱帛之所起，起于商贾通行四方，交至逺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于今日，非钱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谷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后頼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养，非谷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于金钱，而民安本着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谷粟有斛斗之数，其它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
译更易的定论。大概自从钱币变得粗劣之后，议论纷纷，有的立法来禁止劣钱，有的把钱作为国家的赋税，条目不一，都是不揣摩根本而只顾末节。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吝惜铜料、爱惜工本，使奸民无利可图，这才是国家的大利所在。布帛的成法，总而论之，如周朝、如秦朝、如汉代五铢、如唐代开元钱，它们的规制或许可以作为标准，这是钱币的正道。至于一时铸造的钱，如刘备铸大钱以充实军市的财用，第五琦铸乾元钱，这是钱币的权变之法。像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这是钱币中的蠹虫（弊端）。有人见财货多了，就想要废除钱币；有人见财货少了，就想要多加铸造，这都是一时矫枉过正的言论，不能通行的。至于权衡一时之宜的，如冠瑊在蜀地，创设交子，这是一时举措用来救偏补弊的政策，也不是钱布可以长久通行的成法。交子在蜀地施行，是可以的，其他地方利害情况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蜀地用铁钱，大的以二十五斤为一千文，中等的以十三斤为一千文，商旅携带很不方便，所以当时的券会产生于铁钱不便携带的缘故，因为轻重的变化，钱币不方便携带。交子的成法出自百姓自己的创造，托付给官府，所以能够施行。铁钱不方便，交子就方便了；如今铜钱变得较轻，商旅并非不能携带，想要推行纸币，反倒是铜钱方便，纸券不方便。往日的方便，今日的不方便，议论的人想要让纸币公开通行，拿蜀地的成法来参照，自然可以相依而行，但这终究不是长久的制度。如今之所以要用纸券，又想要用铁钱，其原因在于钱少，有的被熔铸为铜器，有的从边境渗漏出去，有的被富室收藏起来。如今讨论利害已经很详尽了，财利的用途在于贸易。孔顗的论述，唯独不吝惜铜料、爱惜工本，不计较多寡，这是最恰当的。推究根本而论，钱作为一种物品，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至于各种手艺行业，都要依靠它来谋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地力已经充分利用，谷帛有余，山泽的宝藏都能得到开发利用，钱即使少也没关系；钱多，钱虽然多，彼此相互权衡，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孔顗的论点。总应当探求古代的道理，认识经与权的关系，然后才可以（论钱币之事）【博议】
水心叶氏说：钱的利害有几种说法。古时候因物而权衡货币的价值，后世因货币而权衡物品的价值。钱帛的兴起，起源于商贾往来四方，交流远近的制度。物品不能自己流通，所以用钱来使它流通。然而三代之时用钱很少，从秦汉以后逐渐增多，到了今天，没有钱就无法通行。三代以前钱用得极少的原因，是当时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一家的日用所需，从谷米布帛蔬菜鱼肉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需要用钱来置办的东西没有几样，仅是商贾贸易往来以及朝廷用来权衡天下物价的事，然后才依赖钱币的作用。像李悝的平籴法，估计百姓一年用钱只需一千文，以上（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算是用得多的了。大概三代时还不及此，土地所适宜的作物，人力所饲养的家畜，不是谷粟就是布帛，以及百姓自己所能获得的东西，都不需要依赖金钱，而百姓安于根本产业，金钱也就用不上，所以用得极少。所用的数量按年计算，也是临时立法来控制它的多少。后世就不是这样了，百样物品都是从钱开始计算的，所以因钱而制约物品。布帛就有丈尺的数量标准，谷粟有斛斗的数量标准，其他凡是世间饮食生活所需的用具，都从钱开始计算，铢两的多少、贵贱轻重，都由钱来制约。上自朝廷的运作，下至民间的赋税上缴、州县的储藏、商贾的贸易，都以钱为主。所以后世用钱是前代的百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用钱，后世不得不多用钱。为什么呢？三代各自划分疆域自己治理，一国的物产足以供应一国的用度，不是天下通行不可缺少的东西，也不至于费心费力去经营谋求。而且还明确设立禁令，不让天下人穷尽力气到
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后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逺须。故《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后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于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寳，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为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于金珠逺矣。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后不复行。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又縁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却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凖，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五铢、半两，其在者犹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后世以钱为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太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犹甚【史论】
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开元钱为凖。如太平、天禧后钱，又过于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熈宁以后，不甚佳。国初惟要好钱，不计工费。后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至道、绍兴钱，又不及熈丰逺矣。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要之，利权当归于上，岂可与民共之？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升平，谓天下无用钱处，故不复收其权柄，使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因之，卒乱东南。唐自开元、天寳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于民间。上下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隠没不见，而通行于世者，惟钱耳。夫古今之变，世数之易，物之轻重，货之贵贱，其间迭往迭来，不可逆知。然财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代之。
译远方求取物资。所以《尚书》说：「唯有珍爱本地物产，其心才算善良。」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时，百姓吃得香甜，穿得美好，安于本地风俗，邻国互相可以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到，百姓到老死都不相往来。」这样一来对钱的需求就如此之少，怎能不少呢？后世天下已经合为一国，虽然还有州县不同的名称，却没有秦国、越国互不相知的隔阂，四肢与手指连成一体，天下的百姓怎能不与四方相互交通呢？那么商贾来往，南北互相运送物资，又比前代多了，金钱怎能不增多呢？古时候用玉作为服饰，用龟甲作为宝物，用金银作为货币，钱只占其中一项。朝廷大的用度、大的赏赐，那也是用尽黄金。既然用玉作为服饰，玉是质地贵重的东西，用它作装饰，价值远超过金珠。汉代还用金银作为货币，宣帝、元帝以后，黄金作为货币的用途才开始终止。王莽想要恢复古制，分三等货币，后来没有再施行。到东汉以后，黄金最为稀少，又因为佛道之教盛行，耗费黄金作为佛像土木的装饰，所以金银不再作为货币，反而都被用作器具、服饰、玩物之类。玉从此以后也更加稀少，服饰却改用金银，所以货币才开始专用铜钱。所以后世钱用得多，这几种原因都是钱之所以增多的缘故。用钱既然多了，制度就不统一，轻重、大小、厚薄都随时代变化而改变。到唐代以开元钱作为标准，才得到轻重适中的钱币。古代的钱极轻，如今三代的钱已经没有了，像汉代的五铢钱、半两钱，现存的还是轻薄得不能使用。大概古人把钱当作低价值的货币，因为它轻便容易使用；后世把钱当作重要的货币，那么五铢、半两之类的钱理应不能使用。然而太重了又不能通行，所以开元钱达到轻重适中。唐代铸造这种钱遍布天下，至今还有很多留存。然而唐代却仍然极其缺钱【史论】
宋朝则没有一个时期不在鼓铸钱币，以开元钱作为标准。像太平、天禧以后的钱，又超过了开元钱。仁宗以前，像太平钱质量最好。自熙宁以后，就不太好了。国初只求钱的质量好，不计较工本费用。后世只想着增加数量，往往减少工本、缩减费用，所以钱变得粗劣了。至道、绍兴年间铸的钱，又远不及熙宁、元丰时期的了。然而唐代之所以劣钱多，正是因为朝廷不禁止百姓私自铸钱。总之，铸钱的权柄应当归于朝廷，怎么可以与百姓共享呢？像刘秩的论调，与贾谊的说法相似。当汉文帝想用恭俭来达到太平盛世，认为天下没有用钱的地方，所以不再收回铸钱的权柄，使得吴王、邓通的钱得以流通天下。吴王因此坐大，最终扰乱了东南地区。唐代自开元、天宝以后，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兴利，一味追求增加钱财来救急。像茶、酒、盐、铁等末利既然兴起，所以自肃宗、代宗以来，逐渐用末利征收天下财税，反而要向民间求取钱财。上上下下，即使是私家的日用开支，也非用钱不可。天下的物品，都隐没不见了，而能通行于世的，只有钱而已。古今的变化，世代的更迭，物品的轻重贵贱，其间反复变化，不能事先预知。然而财货是极其神妙的东西，没有一直留存积蓄的道理，只有流通周转，才能显现它的功用。如今世上的富人一心积蓄钱财，而朝廷也尽力征收天下的钱纳入国库。已经收入国库的钱不让它再流出，于是又在外面另立纸币来代替它。却不知道钱是以在天下流通为利的，钱即使积蓄得再多，跟其他物品又有什么不同呢？人们不追究它的本源，只认为钱少，就只应当用纸币。纸币流通而钱越来越少，所以不仅物品得不到显现，钱也将不能再见到了。然而从古至今的弊端相续不断，到了今天，事情到了极点就会变化，物极必反，必须要有革新的办法。只是不知道这个办法应当如何变化？能得到那个绝不可更改的道理，是废除交子（纸币）然后才能让所储藏
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于今日，事极则变，物极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则繇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史论】
晋惠帝之时，贿赂公行，鲁褒所谓作《钱神论》也。余观《类文》，同时綦母民、成公绥皆有《钱神论》各一篇。民之论略曰：「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庚辛分土，诸国皆有。长沙、越嶲，仆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君世，大铸滋也。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享太牢，未足为饴。」绥之论略曰：「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惟钱是求。朱衣素带，当涂之士，执我之手，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鬼可使』，岂虚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钱也；可以使人者，权也。』盖亦同时之语【丹铅总録】
尹氏曰：李泌相业多有可观，独输钱大盈不满人意。夫杨炎尚能一言归财赋于左帑，泌乃反不及之。繇德宗政事多癖，泌皆一一争辩，故至是有不能尽言也。夫宰相时来则为之，泌非有心于富贵者。肃、代两朝皆当相而不相，况今因东宫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为不失其职。今乃隠忍于此，此君子所以为之惜也。况既有常税，则税外安能复有钱帛？而又输之大盈，则其失愈益多矣【纲目断】
尹氏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书以元友直为诸道挍勘两税钱帛使，初未尝有税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无之。今友直乃挍勘诸道税外物，悉输戸部，至于民不堪命，是岂非奸吏并縁之弊乎【唐史畧】
范氏曰：泉货所以权物之轻重，流于天下则为用，积于府库则为利也。盖谷帛出于民，而官不可为也；钱出于官，而民不可为也。取其所有而与其所无，则上下皆济矣。是故以谷帛为赋，则民不得不耕织以奉公上，此驱之于农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无，则民之所有弃之必贱矣，官之所无收之必贵矣。谷帛轻则民为之者少，钱重则物贱者多，是以利壅于上，民困于下，至于田野荒，杼轴空，繇取其所无故也。为法者必便民，去末而反本，则富国之道也【同上】
尹氏曰：「前乎此，盖尝闻赐诸军，复给赐将士缗钱矣。未闻有所谓简阅诸军者，而周主能行之。士卒精强，征伐四克。然则谓骄军难于制御，何不可乎？
译的钱重新流通出来。至于富强之道，在于物品的丰富。物品丰富就便宜，便宜则钱就贵重。钱贵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交易才能通畅。如今世上钱极为不值钱，钱不值钱是因为物品少的缘故。那种变通的办法，不是圣人是做不到的【史论】
晋惠帝的时候，贿赂公然盛行，鲁褒因此写了《钱神论》。我看《类文》，同时代綦母民、成公绥都各写了一篇《钱神论》。綦母民的论述大略说：「黄金是父亲，白银是母亲，铅是长子，锡是幼妇。庚辛属金分布于土地，各国都有出产。长沙、越嶲，是我所掌管的地方。自我最初诞生，是周朝末年的时候。周景王在位时，大量铸造更加繁多。贪心的人见到我，就像病人得到医治一样，饥饿时就算享用太牢盛宴，也不足以比得上我的甘美。」成公绥的论述大略说：「路上纷纷攘攘，行人熙熙攘攘，驱车疾驰，只为求钱。身着朱衣、腰系素带的当权之士，都要握住我的手，家门常常门庭若市。谚语说：『钱没有耳朵，却能驱使鬼神』，这难道是虚言吗？幽求子说：『能够驱使鬼神的，是钱；能够驱使人的，是权力。』这大概也是同时代的话【丹铅总录】
尹氏说：李泌的相业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唯独他把钱输入大盈库这件事不能令人满意。杨炎尚且能提出一句话把财赋归还给左藏库，李泌却反而不能做到。因为唐德宗政事上有多种偏执癖好，李泌都一一与他争辩，所以到这件事上就不能全部直言了。宰相的时机来了就去担任，李泌并不是有意于富贵的人。肃宗、代宗两朝都应当为相却没有为相，何况如今因为太子东宫之事，极力请求辞官退休，如果因此而离去，也算是没有失职。如今却在这件事上隐忍不言，这就是君子为他感到惋惜的原因。况且既然已经有正常的税收，那么税外怎能又有钱帛？而又把它输入大盈库，那么它的过失就更多了【纲目断】
尹氏说：「制定法令时如果一开始就很宽松，那么后来的弊病还会趋于贪婪，这本来就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前面的记载说元友直担任诸道校勘两税钱帛使，起初并未有税外征收的条文，考察分注以及以前的史书，也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如今元友直竟然校勘诸道税外的物资，全部输送到户部，以至于百姓不堪重负，这难道不是奸吏借机敛财的弊病吗【唐史略】
范氏说：钱币是用来权衡物品轻重的东西，流通于天下就能发挥作用，积存于府库就成为利益。大概谷帛出自百姓，而官府不能生产它；钱出自官府，而百姓不能私自铸造它。取百姓所拥有的（谷帛）而给予他们所没有的（钱），那么上下都能受益。所以用谷帛作为赋税，那么百姓不得不耕织来供奉朝廷，这是驱使他们从事农桑。如果不索取他们所拥有的而索取他们所没有的，那么百姓所拥有的东西必定会因被抛弃而贬值，官府所没有的东西征收上来必定会因稀缺而升值。谷帛贬值那么从事耕织的百姓就减少，钱升值那么物品贬值的情况就增多，因此利益壅塞在上位，百姓困顿在下层，以至于田野荒芜，织机空闲，这都是因为征收百姓所没有的东西的缘故。制定法令的人必须要方便百姓，去除末端而回归根本，这才是富国之道【同上】
尹氏说：「在这之前，大概曾经听说过赏赐各军，又再次赏赐将士缗钱。没听说有所谓检阅各军的事，而周世宗却能够做到。士卒精锐强悍，征伐无不获胜。既然如此，那么说骄纵之军难以制驭控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史书这样记载他，是应当的【通鉴断】
欧阳氏说：「唉！五代真可以说是乱世啊！周世宗在短短五六年间，攻取秦州、陇州，平定淮南，收复三关，威武的声名震慑华夏与四夷。而且在国内延揽儒学文章之士，考订制度，修订礼典，制定正乐，议定刑统，他所制定的法令，都可以通行施用于后世。他的为人
书以予之，宜矣【通鉴断】
欧阳氏曰：「呜呼！五代可谓乱世也欤？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闗，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作之法，皆可通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茍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佛像，岂其所惜哉？』繇是羣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使吏民皆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模志意大矣哉【鉴断】
丘氏浚曰：此交会之始。按《周礼》小宰聴称责，以傅别，特民间私相称贷以为符验，公家未尝为之。汉皮币惟王侯朝享用以荐璧，民间未用。唐宪宗始为飞钱之法，委钱京师，以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以通商贾之厚赍者。其法执劵以取钱，而非以劵为钱也。宋真宗时，张咏镇蜀，患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富民主之后，富民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请置务，至是蜀守臣冦瑊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始属之官而有禁焉。自是以后，始以楮代铜，交子代银，限年以为界而交易之【会编】
胡氏曰：「仁宗可谓至仁矣。大辟疑者，皆令上谳，所活岁以千计。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恐遂为例，宁忍不宣索？』或献蛤蜊廿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筯，费二十八千。』言不堪也【史略】
刘氏定之曰：「王安石为神宗变法，大取民财与力而用之也。在于兵，兵之所用，至于破辽，而志愿毕矣。取民财之法，曰青苗，春贷而秋偿之，收息十二；秋又贷而春偿之，亦取息十二，岁再收息，其实二十四也。名为贷偿，其实无故岁取民财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无出力而但输钱，官自以钱雇民应役，名为均役，而其实欲自操其贷钱之竒赢也。夫民，孰皆不贷偿而自足哉？私贷偿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贷偿，而官与之贷偿，以利其息钱之入。民孰皆不顾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与之雇募，以利其雇钱之余。即此【二】端言之，其它取民财之法，无遗巧矣【纲目断】
丘氏浚曰：「臣按宋之交会，其制无考。金史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衡书贯例外，书禁条门下，备书经繇行换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旧，至今沿用之中，虽小异，而其大槩实相同也。宋之交会，犹与钱相为轻重，而有称提之法。
译，明达英断果决，议论气度不凡。即位的第二年，废毁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当时国内缺钱，下诏全部毁掉天下的铜佛像来铸钱。他曾说：『我听说佛家教义，认为自身与世间万物都是虚妄的，而以利益人为最紧要的事。假使佛的真身还在，如果对世间有利，尚且愿意割截自身，何况这些佛像，又哪里值得可惜呢？』因此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他曾在夜里读书，见到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感慨叹息说：『这是达到太平之治的根本，作为君王施政，应当从这里开始。』于是下诏颁布这幅图，让官吏百姓都熟悉了解它，期望用一年的时间在天下大规模均分田地。他的规模和志向真是宏大啊【鉴断】
丘濬说：这是会子（交子）的开始。按《周礼》记载小宰听理讼责，用符契作为凭证，这只是民间私下互相借贷用来作为验证的凭据，官府未曾这样做过。汉代的皮币只是王侯朝觐进献时用来附加于璧玉上的，民间没有使用。唐宪宗才开始设立飞钱之法，把钱交存京师，轻装赶赴四方，凭合券取钱，用来方便商贾中携带大宗钱财的人。这种办法是拿着券去取钱，而不是把券当作钱来使用。宋真宗时，张咏镇守蜀地，忧虑铁钱笨重不便贸易，设立了质剂之法，一交换一缗钱，以三年为一界满期后再兑换。由富民主持，后来富民衰败无法偿还所欠的债务，争讼不断。转运使请求设置官署，到这时蜀地守臣冠瑊设置益州交子务，来专门管理它的出入，才归属于官府而有了禁令。从这以后，才开始用纸币代替铜钱，用交子代替银两，限定年限作为交换的界限来进行交易【会编】
胡氏说：「宋仁宗真可以说是极为仁慈的君主了。大辟死刑有疑问的案件，都命令上报重新审理，因此保全性命的人每年数以千计。他曾对近臣说：『昨晚因为睡不着而饥饿，想吃烧羊肉，又担心这样会成为惯例，宁可忍着不宣布索取。』有人进献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值千钱，仁宗说：『一动筷子，就要花费二十八千钱。』意思是承受不起这样的花费【史略】
刘定之说：「王安石为宋神宗变法，是大量征取百姓的财力来使用它。这体现在军事上，军事上所用的财力，为的是攻破辽国，实现他的志愿。他征取百姓财力的方法，叫做青苗法，春天放贷而秋天偿还，收取利息十分之二；秋天又放贷而春天偿还，也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一年两次收取利息，实际上就是十分之四了。名义上叫做贷款偿还，实际上是无缘无故每年征取百姓的财物。又叫做免役法，凡是百姓要出力去为官府服役的，都不必出力而只需交纳钱财，官府自己用钱雇人应役，名义上叫做均役，而实际上是想自己操纵放贷取息的巨额利润。百姓，难道都不能借贷偿还而自给自足吗？私自借贷偿还这种事，是治世所不能避免的。如今却禁止百姓私自借贷偿还，而由官府来放贷收偿，以谋取利息钱的收入。百姓难道都不能雇人代替自己服役吗？私自雇人服役这种事，也是治世所不禁止的。如今免除百姓亲自服役，而由官府来雇人应役，以谋取雇钱的余利。仅这两项来说，其他征取百姓财物的办法，可谓极尽巧诈之能事了【纲目断】
丘濬说：「我认为宋朝的交会（纸币），它的制度已经无从考证。《金史》记载交钞的制度，外面有花纹作为边框，钞面上写着面额贯数的规定，另外写有禁止条例，钞面下方，详细记载了发行兑换的办法，以及它的印章花押。元朝沿袭这一旧制，至今仍在使用，其中虽有小的差异，但大体上实际是相同的。宋朝的交会，还与铜钱互相权衡轻重，并且有称提的办法。此后就变成钱是钱、钞是钞，各自与物价互相权衡轻重了【宋史】
范祥主管制置解盐，开始施行钞法，起初每年的课税额是一百二十万，后来达到一百六十五万。如果认为钞盐法止步于此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征收
此后则钱自钱，钞自钞，各自与物相为轻重矣【宋史】
范祥领制置解盐，始钞法初年课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为钞盐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则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以钞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为重载，易之为钞，则数幅纸耳。于是禁絶盐法邉置，折博务张官置吏，买到钱充折斛斗，粜客得钱不能置逺，必来买钞。是用邉籴不匮，钞法通行。逮至熈宁，邉事稍勤，用钞日増。元丰初年赈饥亦用，自尔军须国计无所不资。商贾入京，价折于金部，岁出见钱三千万贯买钞，以榷见钱不继，钞法朘削。冶盐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时人事符会如此，良可叹息【画墁録】
有司空公子，富贵不侈，盛服而游京邑，驻驾乎市里，顾见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长矣，徒行空手，将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贵人。」公子曰：「学诗乎？」曰：「学矣。」「曰学礼乎？」曰：「学矣。」「学易乎？」曰：「学矣。」公子曰：「诗不云乎？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礼不云乎？男贽玉帛禽鸟，女贽榛栗枣修。易不云乎？随时之义，大矣哉！吾视子所以，观子所由，岂随世哉？虽曰已学，吾必谓之未也。」先生曰：「吾将以清谈为筐篚，以机神为币帛，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实，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寔，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鼓瑟。贫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觉，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钱之为体，有干有坤，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遗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寳，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岂是之谓乎？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逺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
译得多了，法度就不会出问题。所以这一百六十五万并非专门用钞来兑取盐，兼有作为飞钱使用的作用。如今用这么多的钱，运送到池州，因为运载沉重，把它换成钞票，就只是几张纸而已。于是禁绝了盐法边境的设置，折博务设置了官吏，收买来的钱用来折算斛斗数，卖粮的客商得了钱不能运到远处，必定要来买钞。因此边地籴粮不匮乏，钞法得以通行。到了熙宁年间，边境事务逐渐繁忙，用钞逐渐增多。元丰初年赈济饥荒也使用钞法，从此以后军需、国家的经费开支无不依赖钞法。商人到京城，价格按金部的规定折算，每年拿出现钱三千万贯来买钞，因为担心现钱供应不上，钞法逐渐被削减。冶炼盐水变冷，解池于是失去了它的利益。推究天时人事相互应和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画墁录】
有一位司空的公子，身处富贵而不奢侈，穿着华服游历京城，把车马停在市里，看见綦母先生，须发斑白而徒步行走。公子说：「哎！先生年纪已经大了，却徒步空手，将要去哪里呢？」先生说：「想要去拜访贵人。」公子说：「学过《诗经》吗？」说：「学过了。」「学过《礼》吗？」说：「学过了。」「学过《易》吗？」说：「学过了。」公子说：「《诗经》不是说过吗？用币帛盛在筐篚里，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嘉宾，才能得以尽其诚心。《礼》不是说过吗？男子的贽礼是玉帛禽鸟，女子的贽礼是榛栗枣脩。《易》不是说过吗？顺应时势的道理，真是伟大啊！我看先生的所作所为，观察先生的所由之径，难道是顺应时代的吗？虽说已经学过了，我一定要说先生还没有真正学到。」先生说：「我要把清谈当作筐篚，把玄妙的机智神思当作币帛，这就是所谓『礼呀礼呀，难道只是说的玉帛吗』这句话所说的意思罢了。」公子拍着大腿大笑说：「先生的话真是固陋啊！既不懂古代，又不懂当今。当今最紧要的事，哪里用得着清谈？时代变了，风俗也变了，古今风俗不同，富有的人享受荣华，贫穷的人遭受贱辱，而先生还崇尚质朴，还固守着老一套，这跟遗剑刻船、胶柱鼓瑟没什么两样。贫穷不离身，名誉传不出家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前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教百姓务农养蚕，以币帛作为根本。上等智慧的人先觉悟到这一点，加以变通，于是开采铜山，俯察地理仰观天象，铸造出钱币，所以让内部是方形以象征大地，外部是圆形以象征上天。钱的形体，有阳有阴，堆积起来像山一样，流通起来像河一样，动静有一定的时机，行藏有一定的节度，在市井中使用便利，不担心它损耗折损，难以腐朽像长寿一样，不被遗弃像大道一样，所以能够长久成为世间的神圣宝物，人们亲近喜爱它就像兄弟一样，字号叫做孔方。失去它就贫弱，得到它就富强，没有翅膀却能飞翔，没有脚却能奔走，能使人紧张严肃的脸色化解开来，能开启难以开口的嘴巴。钱多的人处于前列，钱少的人居于后列。《诗经》说：『富人真好啊，可怜那些孤苦无依的人。』难道说的不就是这个吗？钱的意思就是泉水，百姓每天使用它，它的源头不会枯竭，无论多远都能到达，无论多深都能触及。京城中的士大夫，在讲学之地劳累疲惫，厌烦听那些清谈，一听就要打瞌睡，可是一见到我这位孔方兄，没有不……
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钱不如天，穷达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孔方而已。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悍勇。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仕不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容如张子，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尘和光，上下交接，名誉益彰【鲁褒钱神论】
译惊讶地看着。钱所保佑的，吉利没有不顺利的，何必读书然后才能富贵呢？由此说来，钱可以称得上是神物，没有官位却尊贵，没有权势却炙手可热，能推开朱门、进入宫禁。钱所在的地方，能使危险变为平安，能使死者复活；钱离去的地方，能使尊贵变为卑贱，能使生者被杀。所以气愤争斗、辩论诉讼，没有钱就不能取胜；孤苦弱小、被压抑埋没的人，没有钱就不能出头；怨仇嫌恨，没有钱就不能化解；美好的名声和谈笑，没有钱就不能产生。谚语说："钱没有耳朵，可以暗中驱使它。"这难道是虚假的吗？又说："有钱可以驱使鬼神，何况是人呢？"子夏说："生死有命运决定，富贵由上天安排。"我却认为：生死没有命运，富贵在于钱。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钱能够把祸转化为福，把失败转化为成功，处境危险的人能得到平安，濒临死亡的人能获得生存。寿命的长短，禄位的贵贱，都取决于钱。上天又参与了什么呢？上天有它的短处，钱有它的长处。四季运行，万物生长，这方面钱不如天；使人穷困通达、开塞变化，救济贫穷缺乏的人，这方面天不如钱。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用礼乐加以文饰才能成为完美的人。而如今要成为完美的人，何必要这样呢？只要有孔方兄（钱）就够了。钱这个东西，能使穷困的人通达顺利，能使贫穷的人感到温暖，能使贫弱的人变得勇猛强悍。所以说：君主没有财物，士人就不会来投奔；君主没有赏赐，做官的人就不会前往。谚语说："做官如果没有朝中的人（关系），不如回家种田。即使有朝中的人，如果没有像家兄一样的钱财相助，那和没有脚却想要走路、没有翅膀却想要飞翔又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才能像颜回，容貌像张子那样出众，如果空着手、光着膀子，又能有什么指望呢？不如早日归乡，广泛经营农业和商业，无论坐船乘车、南来北往，都要驱使孔方兄（钱财）。凡是各位君子，都要与世俗混同、和光同尘，上下之间相互交往，名誉才会更加彰显。（鲁褒《钱神论》）
自天寳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壊而为兼并，岁租庸调之法壊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食货志论】
丘氏浚曰：五铢之后，惟开元钱轻重大小最为折中。径八分，积十钱重一两。后世三铢、四铢，当十、当千之类，皆行之不久。惟此钱至今犹用之，为千百年无穷之利【纲目】
宋铸四铢钱，刘氏曰：「宋自是三十七年，钱币凡七变。纲目钱币，自王莽外，更变之亟，无如宋者矣；而币恶之极，亦无如宋者矣【会编】
刘氏曰：自吕氏乙夘始书行八铢钱，终西汉之世，钱货凡七变。于是莽铸大钱，不书；书更造货畧之也。己巳作小钱，不书；书禁刚夘金刀。庚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不书；书作寳贝。甲戌作货布、货泉二品，不书；书改钱货法，皆畧之，以其数更也。莽簒汉十有八年之间，而钱货凡四变。莽之烦于改作，类如此。自古以来，钱帛数变，未有如莽之亟者也【汉史】
通鉴》曰：「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丘氏浚曰：「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死者则可以利赎，则犯死者皆贫民，而富民者不复死矣。以此为比，则富民无所忌惮，而天下争趋于利者多矣。」
孔琳之传论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昔醇民未离情嗜，疎寡奉生，赡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蚕，则兼衣被体。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末业广，泉货可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逺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音涂】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于汤世。其蠧病亦已深矣【本传】
自什一之法壊，天下之财始失其平。其偏归于公室也，则有鬻盐、冶铸以管山海之饶，榷酒酤以渔井邑之利，筭舟车、告缗钱以摧抑商贾，造皮币、省酬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于私家也，则有以农田而甲一州，贩脂而倾都邑，卖浆而踰侈，洒削而鼎食，货脯而连骑，马医而击钟，甚者至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于聚敛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谓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秦观财用策上】
古者吉凶之服则一比共之，祭器则一闾共之，丧器则一族共之，吉凶礼乐之器则一乡共之。
译自天宝年间以来，大盗屡屡兴起，藩镇多次叛乱，兵祸战乱接连不断、历经多代都不曾停息，因而财政开支的数目也就无法节制了。加上骄纵昏庸的君主、奸邪的官吏权臣，为了应付一时之需，屡次更改制度，使得原本正常稳定的法度荡然无存。于是搜刮财利之说兴起，聚敛之臣得到进用。原本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败坏而变为土地兼并，原来按年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败坏而改为两税法。至于盐铁专卖、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按亩摊派、专卖获利、向商人借贷、进奉、献助等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食货志》论）
丘浚说：五铢钱之后，只有开元通宝钱轻重大小最为适中。直径八分，十枚累积重一两。后世的三铢钱、四铢钱，以及当十、当千之类的大钱，都推行不久。唯独开元钱至今仍在使用，成为千百年来无穷的利益。（《纲目》）
宋（此指刘宋）铸四铢钱，刘氏说：「刘宋建立以来三十七年间，钱币共变更了七次。《纲目》记载钱币变化，除王莽以外，变更之频繁没有像刘宋这样的；而钱币质量的恶劣程度，也没有像刘宋这样的。」（《会编》）
刘氏说：从吕后乙卯年开始记载施行八铢钱起，到西汉末年，钱币货制共变化了七次。于是王莽铸大钱，史书不记载；只记载他更改铸造货币的大略。己巳年制造小钱，不记载；只记载禁止刚卯、金刀钱。庚午年又制造金银龟贝钱布，不记载；只记载他制作宝贝钱。甲戌年制造货布、货泉两种钱，不记载；只记载他改变钱货法令，都从简记述，因为变化次数太多。王莽篡汉的十八年间，钱币货制共变化了四次。王莽在改革制度上如此烦琐，大略如此。自古以来，钱币布帛屡次变更，没有像王莽这样频繁的。（《汉史》）
《通鉴》说：「缴纳五十万钱，可以减死罪一等。」丘浚说：「用刑罚来制止犯罪，这是二帝三王最初立法的本意。如果犯死罪的人可以用财物赎罪，那么犯死罪的都是穷人，而富人就不会再被判死了。以此类推，富人就无所忌惮，天下争相追逐财利的人就多了。」
孔琳之的传论说：百姓生活所看重的，是食物与货财。往昔淳朴的百姓还未脱离质朴的性情嗜好，生活简单粗疏，维持生计的事情比较容易。一个成年男子亲自耕种，家中就有多余的粮食储备；一个妇人致力于养蚕纺织，就能兼有衣物遮体。贸易流通的方式，用来互通有无、周济匮乏。龟贝作为货币的用处，功效本来很轻微，但事情有了讹变，兴盛与衰败交替出现，人们劳作辛苦、徭役繁重。所以从事耕作的人减少而从事末业（工商）的人增多，钱货可以流通，已不再是最初设立的本意。于是人们争相收集罕见珍贵之物，从远方积聚不知名的货物。明珠翠羽，没有脚却四处流转；丝绸罽毯、有纹理的犀角，没有翅膀却飞速传播。天下动荡不安，人人都以兼营本业（农业）之外的事为务。丰收之年也只能积存像多余稻谷（音涂）那样的资财，饥荒年则又减损农家的积蓄。钱币即便堆积盈尺，也不能在尧的时代解救灾荒；贝壳即便大如车轮，确实也无法在商汤时挽救世道。它的弊害已经很深了。（本传）
自从十分之一的税法败坏之后，天下的财富开始失去平衡。财富偏向朝廷官府一方的，就有卖盐、冶铁铸造以垄断山海的丰饶物产，专卖酒类以搜刮乡邑的利益，征收车船税、告发隐匿缗钱以打压商人，制造皮币、削减赏赐酬金以侵夺诸侯封君的利益，更有甚者竟让官吏坐守店铺贩卖货物以求利。财富偏向私人一方的，就有靠农田而在一州称首富的、贩卖油脂而使全城倾倒的、卖浆水而生活奢侈的、洒扫削磨而享用鼎食的、贩卖肉干而车马成群的、给马治病而能钟鸣鼎食的，更有甚者积累万贯家财却不肯资助国家的急需。因此百姓常常受困于聚敛搜刮的官吏，而官吏也常常嫉恨兼并财富的富民。这就是所谓的事态发展相互激荡所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秦观《财用策上》）
古时候，吉礼凶礼所用的
凡嫁子娶妻，纯帛不过五两，凶荒则又杀礼而多婚。夫一乡者五百家，而五两者五匹耳，其用财可谓约也。今则不然，嫁子娶妻丧葬之费，其约者钱数万，其丰者至数百万。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则卖田畴鬻邸第，举倍称之息，犹弗能给。然则今时吉凶之费，絶长补短，殆二十倍于古也。财用安得而不竭乎【秦观财用策下】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絶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滛末，除苛解娆，寛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闗去塞，尊赐孝悌，农民不租，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徳厚，元元之民幸矣【洪舜俞《治道一策】
丘浚曰：“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筭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间架之法，宋之经总制钱之类，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大学衍义补】
丘浚曰：「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遇有所用，遣亷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壊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同上】
丘浚曰：「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故于是时，市无征税，所以来商贾；来商贾，所以阜货食。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之铸金作钱焉。盖以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周官》此法，其亦汤、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大学衍义补】
叶时曰：「外府掌布，虽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实小用则给之。」是以贾疏亦云：「外府所纳泉布，所积既少，有小用则给之，若大用则取于余府。」后世凡百所用，一出于钱，曽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尔【同上】
丘浚曰：「按《周礼》掌财之官非一，职而专掌钱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赍载之出入，泉府掌买卖之出入。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逺；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同上】
丘浚曰：「单穆公此言，乃后世论钱货子母相权之说所自出也。
译服饰由每一比（五家）共同置备，祭祀用的器具由每一闾（二十五家）共同置备，丧葬用的器具由每一族（百家）共同置备，吉凶礼乐所用的器物由每一乡（一万二千五百家）共同置备。凡是嫁女娶妻，所用的丝帛不过五两，遇上凶年荒岁就要减省礼数、多多促成婚事。一乡有五百家，而五两丝帛不过五匹罢了，其花费财物可谓十分节俭。如今却不是这样，嫁娶丧葬的费用，节俭的也要花费数万钱，奢侈的甚至多达数百万钱。中等人家一旦遇上婚丧之事，就要变卖田地、出售宅第，借取加倍的利息，还未必能应付得过来。这样看来，如今婚丧的花费，取长补短来算，大概是古代的二十倍。财物用度怎能不枯竭呢？（秦观《财用策下》）
如今陛下与天地同德，覆育天下万民，断绝秦朝的弊政，废除秦的乱法，亲自躬行根本之务，废弃奢靡浮华的末业，除去苛刻烦扰的政令，宽厚仁爱地对待百姓，不用肉刑，罪人不再株连妻孥，不因诽谤而治罪，废除铸钱之禁，开通关隘、撤除关塞，尊崇赐爵孝顺友悌之人，减免农民租税，忧念操劳于百姓之事，命列侯回归各自封国，亲自耕种、节省用度，向百姓表明不奢靡，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改变旧法旧规以安定海内的举措，重大的功业有几十项，都是前代所难以企及的，陛下推行这些政策纯正，恩德深厚，天下百姓真是幸运啊！（洪舜俞《治道一策》）
丘浚说：「按，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向百姓征取财物，也不可过度向百姓征取。不向百姓征取，就难以治理国家；过度向百姓征取，就难以让百姓维持生计。因此善于制定治国方略、保全邦国的人，一定会建立长久稳定的法度，作为养民富国的定制。所谓可以长久遵行、历经百世而不改变的，就是《禹贡》所记载的贡赋两项而已。至于像汉代告缗、征收车船税的法令，唐代向商人借贷、征收间架税的办法，宋代经总制钱之类的措施，都是网罗百姓、掠取利益的手段，暂时施行尚且不可，何况把它当作常法呢？」（《大学衍义补》）
丘浚说：「按，宫中若有需用的开支，或有所欠缺，不能不向市面店铺求取。总之，不必设置专门的场务和官员，只要遇到需要的时候，派遣廉洁谨慎的人携带现钱，按照当时市价公平交易，不用其他物品折抵，不拖延到别的时候才付款，不用坏钱来兑换。这样官府既有实际的用度，百姓也不会有怨言。」（同上）
丘浚说：「按，布就是泉，泉就是钱。钱用来衡量各种物品的价值，而用来使它流通的，是商人。所以商人繁盛、货物财富充足，然后钱币才能得以流通。当遇到荒年疫病死丧之际，商人聚集而粮食货物充足，也能借此救济匮乏、缓解困境。所以在这个时候，市场上不征收税款，用来招徕商人；招徕了商人，就能使货物粮食充足。但又担心没有贸易的媒介，所以铸造金属为钱。因为米谷有丰年歉年，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而金铜没有丰歉之分，可以由人力制造。所以铸造钱币，使人们能够广泛换取食物来救济饥荒。《周官》的这种做法，大概也是承袭商汤、大禹因水旱灾害而铸造金币的遗意吧。」（《大学衍义补》）
叶时说：「外府掌管布帛钱财，虽说是用来供应各种物品、满足国家用度，但实际上只是供给小的用度罢了。」因此贾公彦的疏也说：「外府所收纳的钱币布帛，积存的本来就少，遇有小的用度就拨给，如果是大的用度，就要从其余的库府中支取。」后世凡百般用度，全都出自钱财，竟不知道周代外府所掌管的布帛，只不过是用来供应小的用度而已。（同上）
丘浚说：「按，《周礼》中掌管财政的官职不止一个，而专门掌管钱币布帛的，是外府、泉府两个官职。外府掌管财物携带出入的事务，泉府掌管买卖交易出入的事务。因为天下各种货物，都要依靠钱币来流通。沉重的物品不便携带，没有钱就不能运往远方；滞留难卖的物品不能流通，没有钱就不能相互周济。数量大的物品不便分割，没有钱就不能用于小额用度。货物沉重而钱币轻便，货
重者母也，轻者子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盖民之所患，有轻重上，则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要之，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同上】
丘浚曰：「按布帛以为衣，米谷以为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顾欲以之代钱，则布帛不免于寸裂，米谷不免于粒弃。织女积缕以成丈疋，农夫积粒以满升斗，岂易致哉？况谷帛有用者也，钱帛无用者也。孔琳所谓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今分榖帛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由是观之，贡禹此策决不可用。茍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榖以代钱用者，官府尚当为之禁制，况立为之法乎【大学衍义补】
丘浚曰：「夫上天立君，以为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专天下之利也。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帛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絶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已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冝其卒不可行也。」
丘浚曰：「按此即唐人飞钱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给受有停滞之弊，于钱之出入有减换之弊耳。」
丘浚曰：「按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用楮为币，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汉，三代以来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简竹册以书字。唐王玙乃用为假钱，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铜钱而为行使之币哉？作俑者冦瑊，而成之者薛田、张若谷。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伦之智与太公之法并行于天下后世。噫！可叹也哉！」
丘浚曰：「古者闗市之征，盖恶其夺利，就征其税，非隠度其所居积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以元光初，既筭其行者之舟车，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货者各隠度其财物之多少，于商贾末作，率计有缗钱二千者出一筭，于手力所作者，率计有缗钱四千者出一筭。呜呼！出诸途者既征其斋载之具，藏诸家者又筭其储积之物，取民之尽，一至此哉【俱同上】
江南伪命，自于夏税正税外，有元征钱物，曰盐博、紬绢、加耗、丝绵、戸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蕟、米面、脚钱等，凡一十四件，悉与诸路不同。乃煜父子僣窃江淮，糜费爵禄，寻纳朝廷之琛赆，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敛，苛暴太祖躬行天罚，诚欲吊民而自克复之初，旧弊不去者，盖樊知古始。
译物滞销而钱币无所不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同上）
丘浚说：「单穆公这段话，就是后世论述钱币货物子母相权之说的源头。重的是母，轻的是子。重的行使其贵，轻的行使其贱。贵贱相互权衡而并行。因为百姓所忧虑的，在于（钱币）轻重之间，掌握操纵之权的一方，要权衡（轻重）而施行。总之，担心太轻就铸造重钱，担心太重虽铸造轻钱，但也不废弃重钱。子钱可以废弃，而母钱不可废弃，就是这个道理。」（同上）
丘浚说：「按，布帛用来做衣服，米谷用来做食物，是人生日用急需之物，一天都不能没有的。若想用它们来代替钱币，那么布帛就免不了要被裁成寸段，米谷就免不了要被计成粒数而丢弃浪费。织女积累丝线才能织成一丈一疋，农夫积累谷粒才能装满一升一斗，岂是容易得来的？何况谷物布帛是有实用价值的，钱币布帛（作为货币）本身是无实用价值的。孔琳之所说的圣王制造无实用价值的货币来流通有实用价值的财物，既没有毁损损耗的费用，又省去了运输的辛劳。如今把谷物布帛分割来当作货币，损耗就会很多，在商贩转手中被损耗磨损，在裁割使用中被耗费丢弃。由此看来，贡禹的这个建议绝对不能采用。倘若偏远地区、下等县邑有裁剪布帛、抛弃米谷来当作钱币使用的，官府尚且应当为此加以禁止，何况把它立为法令呢？」（《大学衍义补》）
丘浚说：「上天设立君主，作为百姓的主宰，是让他掌管天下的利权，并不是让他独占天下的利益。日中而设立市集，让百姓交易，以互通有无。用物品交换物品，物品不能人人都有，所以才创造了钱币布帛。一定要使物品与货币两相当值，没有轻重悬殊的偏差，然后才能长久推行而没有弊病。当时的君主世代的臣子，只因为用度不足的缘故，设立网罗财利的计策，来欺骗天下的人，来搜刮天下的财富，而使利益专归自己所有，这难道是上天设立君主的本意吗？这些做法最终必然行不通，也是应当的。」
丘浚说：「按，这就是唐代飞钱的办法，这种方法在当今也可以推行。只是恐怕执行的人在百姓交付和领取上有拖延停滞的弊端，在钱币出入上有以次充好、更换的弊端罢了。」
丘浚说：「按，自古以来的货币，都是用金或铜制成的，没有用其他东西的。用楮纸做货币，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楮纸的制造，始于汉代，夏商周三代以来是没有的。它最初被使用，是用来代替木简竹册来书写文字的。唐代王玙才用它来做假钱，焚烧用来祭祀神灵。唉！谁能想到到了这个地步，竟真的用它来代替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呢？开创这种恶劣先例的是寇瑊，而促成这种做法的是薛田、张若谷。用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来交换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于是使蔡伦的智慧发明与姜太公的（货币）之法一并流行于天下后世。唉，真是可叹啊！」
丘浚说：「按，古代关卡市集征税，是因为厌恶商人夺取利益，就只针对其（交易的）税加以征收，而不是暗自估量其所居所积的财物多少来征取的。汉武帝在元光初年，已经对商人出行的车船征收算税，到这时又采纳公卿的建议，凡是囤积货物的人，各自暗自估算其财物的多少，对于经商末业者，大致每二千缗钱征收一算，对于凭手艺谋生者，大致每四千缗钱征收一算。唉！在路上行走的商人已经征收了他们车船装载工具的税，藏在家中的又要估算他们储蓄积存的财物，搜刮百姓到了极致，竟到了这种地步啊！」（俱同上）
南唐伪政权，在夏税正税之外，另有原定征收的钱物，名目叫盐博、紬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蕟、米面、脚钱等，一共十四项，都与其他各路不同。这是因为李煜父子僭越窃据江淮之地，靡费爵禄，随后又向朝廷进献珍宝以求纳款，又失去了淮海一带的土田，物力不能再充分征敛，苛政暴虐。太祖亲自执行上天的惩罚，
怨伪朝不与名第，担簦去国，献策复仇，属天运之有归，遂甘心于故土。然小人之见，无大畧，于时既任转输，罔思鼎革，而輙怨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见吊民之实，因仍旧贯以至于今。又其沿征数内，酝酒、曲钱、盐博、紬绢、盐博、斛斗者，江南旧日许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纳曲钱，及尝散与官盐博换紬绢斛斗。归复之后，酒则禁断，盐则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输纳，其次耗脚、斗面、加耗、丝绵，诘其所由，亦皆类此。前后巡抚、采访、制置、茶盐、承受、体量、发赈、贷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惟不察疲羸，而复益之疮痏，遂使货家鬻产偿积累之征科，去土离乡入逋亡之簿籍，目撃堪叹，天髙莫闻【陈靖】
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禁兵之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万缗之费。厢军之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则是厢禁共费五千万矣，惟余一千万以备国家百用之费。今若裁损厢禁人数五分之一，则可以减钱粮之费一千万，以助县官用度，比之常岁倍増其数，百度经费有二千万，足以赡给有余矣。况艺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万，真宗之时三十余万，章圣之时已号为多，然不过五六十万人。大抵兵贵在强，不在众。今若选拣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则犹有九十六万精兵，不为不足矣【陈襄】
缗钱之法，初为商贾设也。至其后，乃筭及民之舟车，遂使告缗者遍天下。则凡民有蓄积者，皆为有司所隠度矣。不但商贾未足也。呜呼！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民何以为生哉【以上告缗，《大学衍义补】
德宗时，国用不给，借富商钱，约罢兵乃偿之，捜督甚峻，民有自经死者。邱浚曰：“臣按唐行率贷及借钱令，以万乗之君而借贷于民，已为可丑，况又名曰借贷，其实夺之，又可丑之甚也。人君其尚制节谨度，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史册书之，贻丑万世哉【以上《借贷》《大学衍义补】
丘浚曰：「按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计间税钱。除陌钱者，凡公私给与及买卖，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呜呼！为国而商利至此，可谓无策矣【此筭间架除陌钱《大学衍义补】
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实时行决。有数人刼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
译实在是想抚慰百姓，然而在刚刚收复之初，旧有的弊政没有革除的，大概是因为樊知古最先造成的。他怨恨伪朝廷不给他功名，就背着书箱离开故国，献策复仇，恰逢天命所归，于是甘心为故土效力。然而小人的见识，没有远大的谋略，当时他既然担任转输的职务，就不曾想到要革新改制，反而怨恨恼怒他原来的君主、贻害那里的百姓，使我朝只落得讨伐罪人的虚名，却没有见到抚慰百姓的实效，因循旧有的弊政一直延续到今天。再看这些沿袭征收的项目中，酝酒、曲钱、盐博、紬绢、盐博、斛斗这几项，是因为江南旧时允许百姓私下酿酒，按等级缴纳曲钱，以及曾经把官盐分散给百姓，用来换取紬绢、斛斗。归附朝廷之后，酿酒被禁止，官盐也不再发放。但上述这些沿征税目仍按照以前的标准缴纳，其余像耗脚、斗面、加耗、丝绵这些，追问它们的来由，也都属于这一类。前后担任巡抚、采访、制置、茶盐、承受、体量、发赈、贷等职务的官员，都承受朝廷的委托，却不体察百姓的疲弊困苦，不仅不体察百姓的疲弊，反而更加重百姓的创伤，于是使百姓卖家产、鬻田宅来偿还积累的赋税，背井离乡、逃亡在外而列入逋欠的簿籍，目睹这些实在令人叹息，而上天高远，无从听闻这些疾苦。（陈靖）
臣观察治平二年，天下所收入财物用度的大数，总共约六千余万缗钱，养兵的费用约五千万，也就是说，六分财力中，军队占去了五分。禁兵的数量约七十万人，一个士兵每年的钱粮赏赐不下五十千，那么七十万人就要花费三千五百万缗。厢军的数量约五十万人，一个士兵每年的钱粮赏赐不下三十千，那么五十万人就要花费一千五百万缗。这样厢军禁军合计共耗费五千万缗，只剩下一千万缗来应付国家各种用度的花费。如今如果裁减厢军禁军人数的五分之一，就可以减少钱粮的花费一千万，用来资助朝廷的用度，比起平常年份增加一倍的数目，各种经费就有二千万，足以充分供应而绰绰有余了。况且太祖朝时中外的兵力只有十二万，真宗时有三十余万，仁宗（章圣）时已号称兵力众多，但也不过五六十万人。大体上军队贵在精强，不在于数量多。如今如果挑选精悍的士兵，去除其中懦弱衰老的，去掉五分之一，那还有九十六万精兵，不能算不够用了。（陈襄）
告缗的法令，最初是为商人设立的。到了后来，竟然扩展到征收百姓的车船税，于是使告发隐匿缗钱的做法遍及天下。这样凡是百姓中有蓄积财物的，都会被官吏暗中估量（征税）。不只是商人（受此苦）罢了。唉！搜刮百姓的财物，竟到了这种地步，百姓将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以上告缗，《大学衍义补》）
唐德宗时，国家用度不足，向富商借钱，约定停止用兵之后偿还，搜刮督促十分严厉，百姓中有上吊自尽的。丘浚说：「臣按，唐朝推行率贷及借钱的法令，以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而向百姓借贷，已经是很可耻的事，何况又名义上说是借贷，实际上却是掠夺，就更加可耻了。做人君的还是应当节制、谨慎法度，不要让国家贫困到这种地步，被史书记载下来，遗留千古的耻辱啊！」（以上《借贷》，《大学衍义补》）
丘浚说：「按，对百姓房屋征税以及官府使用省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就是所谓的税间架，每间房屋两根梁架为一间，按间数计算税钱。所谓除陌钱，是凡是公私之间的给与和买卖，每一缗钱，官府扣除五十钱。唉，治理国家却与民争利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没有良策了。」（此为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大学衍义补》）
汉文帝崇尚宽厚，但奸邪之事仍然不止。制定盗窃一钱就处以弃市死刑的法令，凡见闻而不举报的也判处死刑。从此，四个人一起偷一根椽木、三个人一起偷一个瓜，都要立即处决。有几个人劫持了执法的官吏，对他说：「我们难道是为了求财吗？只是被冤枉的人才这样做的。你替我们上奏皇上。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设立法度的，从
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邱浚曰：「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轻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随其多少大小而权之也。盗一钱者，则坐以死；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为盗也。不为盗则已，故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大学衍义补】
丘浚曰：「夫天生物以养人，如茶、盐之类，弛其禁可也。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
丘浚曰：「按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贫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钱也。操钱之权在上，而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茍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刼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业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戴綖曰：钱与楮，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昻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无可以相易，则何资于钱？如古所谓治田百亩，岁用五千百之类，大小粗足，则何资于楮？自物货难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转。故言钱则曰平凖，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凖平也。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携挈，于是利交子之兊换。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宋绍兴以后议论也。平凖称提，皆以权衡取义，而低昻有在于轻重，明矣。陆势谓钱多则轻，必作法以敛之。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亦多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増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古人惟重本政，谷粟桑麻，又诸食用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栁宗元言平衡曰：増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此称提大术【俱同上】
丘浚曰：「按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
译没有因为偷一钱而被处死的。如果你不替我们上报，我们再来时你们就都活不成了。」皇帝听说后，为此停止了偷一钱就处以弃市死刑的法令。丘浚说：「按，先王依据情理来制定法律，就像秤对于轻重一样，少的不能算作多，大的不能算作小。物品有多有少、有大有小，而秤本身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私的，随着物品的多少大小来称量它。偷一钱的人就要被处死，那偷一万钱的人，又该用什么刑罚来加重处罚呢？用这样的方式立法，是在教天下人去做盗贼。不做盗贼便罢，如果一定要做盗贼，就会做大的，而不做小的。宁可偷得多而不偷得少，这难道是所谓用刑罚来制止犯罪的本意吗？」（《大学衍义补》）
丘浚说：「上天生养万物来养育百姓，像茶、盐这一类，放松对它们的禁令是可以的。钱币则是利权所在，如果解除对它的禁令，那么百姓就能独占其中的利益了。利益，是争端的开端啊。」
丘浚说：「按，钱作为一种利益手段，能使卑贱变为尊贵，能使贫穷变为富有。愚昧的百姓，谁不厌恶贫贱而想要富贵呢？只是没有途径可以获得罢了。所凭借来获得富贵的，就是钱。掌握用钱之权的在上面（朝廷），而下面的百姓无从获得这个权力，所以才甘心安守他们的本分。倘若放开这个权力，让下面的人能够掌控它，那么凡是厌恶卑贱而想要尊贵、厌恶贫穷而想要富有的人，都会争相追逐这个权力了。这不仅仅是开启了抢劫掠夺的开端，实在是招致祸乱的深渊啊。古人不把山海的利益封赏给个人，是有其道理的。」
戴綖说：钱与纸币（楮），就像秤与秤锤一样。有轻有重，就有高低分毫的作用，但（其本身价值）并不参与其中。因为钱与楮本来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换有用之物，人们才使用它，就像古代所说的用粮食换取器械、用器械换取粮食，有无可以互相交换，那还需要依靠钱来做什么呢？就像古代所说的耕种一百亩田地，一年用度五千（钱）之类，大小基本够用，那还需要依靠纸币做什么呢？自从货物难以流通顺畅之后，才假借圆形方孔的货币制度来使其流转。所以说到钱，就称之为"平准"，是用来表明有这样多的钱，必定有相应多的物，然后才能达到平衡。钱容易得到，那么物价就会飞涨，这是汉唐以后的议论。自从商人担心携带钱币不便之后，就利用交子来兑换。所以说到纸币，就称之为"称提"，是用来表明有这样多的纸币，必定要有相应的钱来称量支撑它。纸币容易得到，那么金钱就会显得贵重，这是宋代绍兴以后的议论。"平准""称提"，都是取秤衡的意思，而其高低起伏就在于轻重的变化，这是很明白的。陆贽认为钱多了就会贬值，一定要设法收敛它。赵开认为纸币多了就会贬值，一定要用钱来回收它。如今的弊病在于纸币太多，而不在于钱太少。如果想让钱与纸币都增多，那么物价也会随之上涨。而且在还没有纸币的时候，各种物品都便宜。纸币越多，物价就越贵。按实际的钱来折算，物价还要翻一倍。因为古代互通有无，只靠钱罢了。钱难得到，就用物品来换钱，钱就贵重；钱容易得到，就用钱来买物品，钱就轻贱。再加上纸币来辅助钱，那么用作交易流通的媒介就更多了，物价也就更贵了。古人只重视根本的政务，谷物粮食桑麻，以及各种日用之物，才是根本。钱是末业，纸币又是末业中的末业。柳宗元论平衡时说："增加一铢一两，秤杆就会低垂；反过来，就会仰起。"这就是"称提"的重要方法。（俱同上）
丘浚说：「按，自古以来搜刮百姓财物之多，没有比得上宋朝的。天下的税务、酒务，处处都有。就拿成都一府来说，税务就有二十一处，酒务有三十五处，每年的税额都在四十万以上。然而这还是大郡。至于中等郡如凤翔，税务也有十五处，酒务也有二十五处，当时的百姓怎能承受得了？到了南渡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经总制钱、月桩钱之类。所谓月桩钱，其征收之法尤其没有道理。这中间
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罢【此经总制月桩，大学衍义补】
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疋，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疋，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増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三也【陆贽论两税之弊】
孝宗以两淛岁涝，又免灾伤郡邑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绢十六万三千匹，皆有竒。惟临安以驻跸所在，每三年一下诏除之，岁满复然。至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浙路身丁钱自今永与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绍兴末，吕公雅广问为浙漕，以湖州丁绢多所隠漏，乃给甲帖付民戸，俾自排丁名，得四十万丁，每丁为钱千四百，绢八尺有竒。明年守臣陈之茂因请折绢以五千为匹，仍止岁额为定，不以添丁而増赋，诏皆可之。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几又増以七丁为一匹。干道八年，余处恭为乌程令，请于朝以七丁科一匹，曽钦道秉政行之，自是为例。两淮丁钱者不知所从始。干道末，诏民戸一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钱勿输。二广丁钱亦不知其所始。广西郡县贫薄，凡民间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纳，谓之挂丁钱。绍熈初，诏令本路监司纳束。大抵丁钱多伪国所剏。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矣。而一有邉事则兑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文献通考】
司马温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官必要钱【六臣注】
钱通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钱通卷二十五
（明）胡我琨 撰
论策二
丘浚曰：「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权，使其通融以济天下，非专以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金银之属，细分之则耗；布帛之属，片析之则废。惟铸铜以为钱，物多则予之以多，物少则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银出于天，币帛成于人，钱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铜，天生者也；铜而成钱，则人为之矣。自古论钱法者多矣，惟南齐孔顗所谓『不惜铜，不爱工』，此二语者，万世铸钱不易之良法也。铜出于天，吾无所惜；工成于人，吾无所爱。则其钱之为钱，体质厚而肉好适均，制作工而轮郭周正。造一钱，费一钱，本多而工费虽驱之使铸，彼亦不为矣。况冐禁犯法而盗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来，以铜为泉，或为半两，或为榆荚，或为八铢，或为四铢，不知几变矣。惟汉之五铢为得其中。五铢之后，或为赤仄，或为当千，或为鹅眼綖环，或为荇叶，又不知其几变矣。
译名目各异的税种，都是在正常赋税之外、正规制度之余，巧立名目、别出心裁地征收。然而这些都是当时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到后来世道不同，这些税目也大都被革除了。」（此为经总制钱、月桩钱，《大学衍义补》）
制定税额的数目，都按缗钱计算。缴纳税款的时候，多用绫绢折算。以往缴纳一疋绢，折合钱三千二三百文。如今缴纳一疋绢，只折合一千五六百文。以往输纳一份税的，如今就相当于输纳了两份还多。虽然官府名义上没有增加赋税，但百姓实际上已经多缴纳了一倍。这样百姓就更加困窘贫穷，这是弊端之三。（陆贽论两税之弊）
宋孝宗因为两浙地区那年遭遇水涝，又免除了受灾郡县的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绢十六万三千疋，都还多出一些零头。只有临安因为是皇帝驻跸之地，每三年下诏免除一次身丁钱，三年期满后又照旧征收。到开禧元年十二月，皇帝亲笔下诏，浙路的身丁钱从此永久免除，恩泽施予更加广泛了。在这之前，绍兴末年，吕公雅（广问，字广问）担任两浙转运使时，因为湖州的丁绢多有隐瞒漏报，就发放"甲帖"交给百姓，让他们自己登记丁口人数，共登记了四十万丁，每丁征钱一千四百，绢八尺多。第二年，知州陈之茂因此请求折算成绢帛，按五千钱折合一疋绢，并且规定以此为固定年度税额，不因增加丁口而增加赋税，朝廷都批准了。从此湖州按每五丁征收一疋绢。不久又增加到每七丁征收一疋绢。乾道八年，余处恭担任乌程县令，向朝廷请求按七丁征收一疋绢，曾钦道执政时推行了这个办法，从此成为定例。两淮地区的丁钱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征收的。乾道末年，朝廷下诏规定，百姓中一丁充当民兵的，本人名下的丁钱不必缴纳。两广地区的丁钱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的。广西的郡县贫穷，凡是百姓中父祖年满六十岁以上而本人还未成丁的，也照样征收，称为"挂丁钱"。绍熙初年，朝廷下诏命令本路监司加以约束整顿。总的来说，丁钱大多是伪政权所创设的。我曾经说过，唐代的庸钱，杨炎已经把它并入两税法中，但后世的差役却仍然没有免除。这就是力役的征发已经被征收了两次了。本朝王安石让百姓交钱来免除差役，而绍兴以后所谓的耆户长、保正的雇钱又不再发放了。这就是征收了三次了。加上丁钱一起算，力役的征发，大概已经征收了四次了。而一旦有边境战事，那么征发民夫的命令又不能免除，这就是征收了五次了。（《文献通考》）
司马光说：「百姓有米粮而官府不要米粮，百姓没有钱而官府却一定要钱。」（六臣注）
——钱通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钱通卷二十五
（明）胡我琨 撰
论策二
丘浚说：「臣按，上天设立君主，把子民和利权托付给他，让他通融调度以周济天下，并不是专门供一家一人所用。所以能使各种物品流通于四方的，是货币。金银这类东西，细分就会有损耗；布帛这类东西，裁分就会作废。只有铸铜作为钱币，货物多了就多给钱，货物少了就少给钱，只要用到的地方都能兑现。而且金银是天然生成的，布帛是人力制成的，而钱，则是结合天然与人为而制成的器物。铜，是天然生成的；铜铸成钱，则是人力所为了。自古以来论述钱法的人很多，只有南齐孔顗所说的『不吝惜铜料，不吝惜人工』这两句话，是万世铸钱不变的良法。铜是上天所生，我不必吝惜；工艺是人所成就，我不必吝惜。这样铸出的钱，质地厚重、成色适中均匀，制作精工、轮廓周正。铸造一枚钱，就要花费一枚钱的成本，本钱多、工费大，即使驱使人去铸造，别人也不愿意做。何况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去盗铸呢？然而自从太府圆形货币法以来，用铜铸钱，有的是半两钱，有的是榆荚钱，有的是八铢钱，有的是四铢钱，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变化。只有汉代的五铢钱最为适中。五铢钱之后，有的是赤仄钱，有的是当千大钱，有的是鹅眼钱、綖环钱，有的是荇叶钱，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变化。只有唐代的开元通宝最为适中。除了这两种之外，有的以一当三，有的以一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