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通卷二十五

译十，有的以一当百，但都推行不久就迅速改变了。只有质地制式如开元通宝这样的，才能一直流通到今天。可惜世风日下、机巧诈伪滋生，古钱留存于世的已经不多了，凡是市面上流通使用的，大多是盗铸的伪钱。它们的文字虽是旧的，但器物却是新铸的。法律并非没有明文禁止，但那些人视若无睹，制造的人毫无顾忌，使用的人也毫不怀疑，销毁古钱来铸造新钱，废弃真钱而贩售假钱，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最终也无可奈何。既然如此，为今之计，不如把从事盗铸的人收拢起来作为工匠，收缴新铸造的钱作为铜的本料。依照孔顗的说法，另外铸造一种新钱，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流通天下的货物，革除天下的积弊，有利于天下的百姓。现在请先命令主管部门，派人分赴各地，查访盗铸钱币的所在地，亲临当地，把这些人聚集起来，赦免他们的罪罚，就在他们原来私自铸钱的地方，设立场所、开炉铸造，就用这些人做工匠，登记在册、承担劳役，按名册定期供给口粮，设置官员来监督他们。这样一来，铸造所需的工匠就不必向百姓征调而自然得到了。其次，命令内库精心挑选唐宋以来的真钱，如开元通宝、太平通宝之类。」凑够一百万枚，发放给户部分散到全国各地的集市，用绳子串联一百枚古钱，在各处悬挂作为样式，让百姓知道像这样式的钱才是旧钱，不是这样式的钱都要让他们如数报官登记，官府随即收缴。每十斤伪钱，酌情偿还六七斤新钱，这样百姓不吃亏，官府也能得到实用。这样一来，铸钱所需的铜就不必向百姓征求而自然得到了。虽然如此，贫穷人家仅有的千百文钱，是依靠它来维持生计的，一旦没有了就失去了依靠。官府改铸新钱动辄要经过一年半载，他们怎么等得起呢？请在还没有下达政令之前，预先命令内外府库收缴无用的铜器，以及没收来的伪钱，全部送到开炉铸钱的地方，依照样式铸造。一年之后，新钱铸成，才推行新旧钱兑换的法令。兑换的量多了之后，再依次改铸，不出十年，伪钱就绝迹了。这样一来，天下所使用的钱，都是前代的真品与今日的新规制铸造的钱，推行久了，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弊病，但也可以维持推行上百年，只有利而没有害处。至于新铸钱制该是什么样式呢？我认为：每枚钱以十分为标准重量，钱面文字必须用古篆，或者用年号，或者另外制定佳美的名称，其钱背简单地识以楷书两字，上面写"皇"字，下面写"明"字，轮廓的四周环绕镌刻花纹。每枚钱文用铜十五分，扣除磨损的部分，去掉五分而留存十分。新钱铸成之后，再命令天下人把旧钱缴纳给官府来兑换新钱，把所收得的旧钱周边加铸细纹，使之与新钱制式相同，钱背也简化刻上两个字，或者刻在两旁，或者刻在上下，然后再散发出去。同时诏告天下，除了这两种样式的钱，其他都不许使用，又重申废铜必须送交官府中卖的法令，凡销毁钱币铸成器物的加以禁止，走私流出到外国的加以刑罚处置。这样一来，钱法就能流通，公私都能获益了。有人说：凡是兴办事业必然要衡量工本，如今耗费铜料和工费，如此之多，国家能有什么利益呢？我因此说：上天立君主，是把百姓托付给他，赋予他利权，使他通融调度以周济天下，并不是专门供一家一人使用的。」（《皇明经济录》）

苏辙说：宋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用来防备契丹；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勲等四人，用来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用来防备西羌。都给予他们丰厚的关市征税之利，多多赏赐金帛。他们留在京师的家属，由官府供给生活所需；他们在道路上的贸易活动，不征收商税。所以这十四个人，都富裕充足有余。他们看待抛弃财物就像抛弃粪土一样，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因此那些拼死效力的人，贪图他们的金钱，就会不惜性命、冒着危险，深入敌国，刺探敌方的秘密计划来报效

译他们。以至于敌方的饮食起居，都能被打探得清清楚楚。每当敌人来犯，总能提前得知。所以他们所要防备的力量就少，兵力也不分散。因此在那个时候，防守边境的兵力，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只有五六千人。凭借天下之大，而仅用三十万兵力就足够使用了。如今却不是这样，一钱以上的开支都要向三司登记，如果有人擅自动用，就叫作"自盗"。而所谓的"公使钱"，多的也不过几千缗，各种花费都要从中支出。而且监司还要监视其中的出入，用法律加以约束。至于使用间谍，就只说官府发给茶叶彩缎。用几百饼的茶叶，几束彩缎，是不足以换取别人以死效力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因此如今充当间谍的人，都不足以依靠，只能听信传闻，采纳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到边境走一趟，所听到的消息不过来自熟悉边情的边民。只要能够信口开河欺骗自己的将帅，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真正能够探知敌人真实情报的人。（《大学衍义补》）

作为过继之子的人，要为其本生父母服丧。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遵行这个礼制的，唯独后晋不遵行。晋出帝对于其父敬儒，断绝了父子的名分，把他当作臣子加以封爵。这不仅是因为按道理他不应当继承皇位，不得已才断绝这层关系。也是因为他大概是习染了民间粗鄙陋俗的做法。五代是战乱纷争的乱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断绝了。就像寒食节到荒野祭祀而焚烧纸钱一样，身为天子却做出民间粗鄙陋俗之事的例子有很多。（欧阳修《晋出帝论》）中尉部门核查逃亡的士卒，牵连动辄数万人（王温舒）；乐安公主隐占的田地几乎有四百顷（康衡）；函谷关以东流亡而没有登记户籍的百姓有四十万（石庆）；少府所辖的池沼湿地大多被贵戚冒占开垦（石显）。户籍簿册非常不明晰，因而按人口征收算赋、按田亩征收田租所得到的收入也很不确定。近的方面，向武关征税来供给守卫的士卒；远的方面，向车师屯田来供给出使的使者（《汉书·武帝纪》下、《西域传》）。东方朔向公车官署索要米粮（东方朔）；掖庭拿出私钱来供养宗室（丙吉）；郎官拿出私钱来购买财物用度（扬恽）。契约凭据非常不明确，因而俸禄的发放也就非常没有固定的标准。会稽郡的计簿三年都没有上报（严助）；内史所管辖的商业经营，收入多有没有登记入账的（倪宽）；东郡的官钱散失流失多达一千余万（韩延寿）；乘坐传车巡行郡国，虚报征收的赋税多达六百万（贾谊）。考核政绩非常不严格，因而州县所供应的物资也就非常草率而没有固定的期限。皇帝乘舆所用的赏赐用尽了，就从大农（大司农）的钱粮中支取。大农的钱用尽了，再接着从少府支取（贾谊）。平陵的工程建设费用取自水衡都尉（《汉书·宣帝纪》）。私人用度的经费非常不固定，因而缓急之间挪用调拨的款项也就非常紊乱而没有固定的制度。以至于那些没有正式名目的杂赋和多余的租税，积累起来更加泛滥而没有统一的管理。像赎罪所得的钱财储存在北军（江充）；没有名目的钱财储存在郡内（张安世）；小吏所征的钱财寄存在州郡（东海郡）；用于祭祀牺牲的钱财寄存在冯翊（韩延寿）；军市的租税委托边境官吏征收（冯唐）。这样一来，这些财物的散失分布还没有能够彻底查清楚的，掌管的官吏、出入经手的机构依然存在，却没有听说有奉公廉洁公正的。购买边境的粮谷，名义上一百万石，实际虚报的数目却多达六十万石（赵充……）

译雇用百姓的牛车，却把价钱抬高到三十万钱【田延年】，更有甚者，有人私自雇佣宾客，以致所收多有拖欠不缴【郑当时】，那么其中转移侵占、损公肥私的情形，还有难以一一列举清楚的【郑伯谦《计会论》】。

译按：从前有人说过：「买田地的人一心想要吞并兼并，所以必须由在上位的人立法来限制他们田地的顷亩数；积蓄钱财的人一心想要流通钱财，一开始就不劳烦在上位的人立法来教导他们做买卖迁转。」唐宪宗仅仅因为钱贵物贱的缘故，就订立了限制蓄钱的法令，不也太过分了吗【《大学衍义补》】

丘浚《恤民疏》：如果遇到饥荒歉收之年，百姓有卖儿卖女的，官府替他们买下来，每一男一女，花费以五缗以上为标准，酌量给卖孩子的人，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用剩余的钱，作为调养的费用，仍旧沿用他们原来的姓氏，赐给新的名字，传送到边境州郡，编入队伍，供给粮饷赏赐，配到军士家中，让他们抚养教育【死了的不必再抽丁补充】。这样一来，既能保全他们的姓名，又能救济他们的父母，内地州郡人口不会耗减，边城人口得以充实，这就是在救荒之中兼有充实边疆的效果。或许有人会说国家府库财力有限，费用没有着落，只是如今江南被贬谪戍守西北两边的人，被抽丁补充队伍，就如同被弃市处死一样，等到了戍守的地方，大多派不上用场。今后遇到荒年，预先借用官钱买孩子，等到以后江南的民户中有愿意送粮食到极边戍伍的，愿意出五百缗以上的，免除他的户籍徭役，出二百缗以上的，改送粮食到近卫军。这样一来，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就能得到一百个军人，调动一个人就能得到四十个军人，随即用所得的钱抵数归还官府，几十年之后，边境的军队日渐增加，而南方的兵役也不会缺人了【《皇明经济录》】

自开天辟地以来，东南地区财用的富饶，见于史书记载的，没有比唐朝更盛的，而宋朝还要在此基础上增加数倍。唐朝时每年运送东南的粟米来充实关中，不超过二百万石，而宋朝的漕运大幅增加，每年达到六百余万石。唐朝出产铜铁银锡的矿冶共六个州，其中五个在江浙【宣州、润州、饶州、衢州、信州】，每年铸钱多的也只有十几万缗，而宋朝的铸钱大幅增加，每年达到一百余万缗。唐朝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到刘晏竭尽其利，常常增加到六百万缗，盐利并不是经常都有这么多，而宋朝的盐利大幅增加，最多每年达到二千万缗，而海盐的利润占大多数。茶利兴起于唐朝末年，贞元年间才确定其税额，得四十万缗，此后历代都有所增加，直到唐朝结束也不过是贞元年额的一倍，而宋朝的茶利大幅增加，每年达到二百二十万缗，而且都出在东南地区。这些都是熙宁、元丰以前国家常年赋税的岁额。

戴至德对王福畤说：「高阳公受到的任用和际遇如此优厚，为什么给他谥号为『缪』呢？」王福畤回答说：「从前何曾既忠且孝，只因为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秦秀就给他谥号为『缪』。许敬宗的忠孝比不上何曾，而他沉溺于饮食男女的拖累又超过了何曾，给他谥号为『缪』，也不算辜负许氏了【《大学衍义补》】

林駉说：唐朝府兵的制度，凡应当配给马匹的，由官府拿钱替他买，每匹马给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每年考核后如有不能胜任作战的马，就卖掉它，用卖得的钱再买新马，钱不够的话由府里供给。这是给钱让他自己去买马。到了府兵制度逐渐败坏，士兵贫困难以置办马匹，于是就配给他们监牧饲养的马。这是直接给马供他使用。大概唐朝的马政，都是由官府供给，百姓不参与其中【同上】

赵孟俯说：「当初创造钞法时，以银为本，虚实相互权衡。如今二十多年间，轻重相差数十倍，所以把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至元钞必定又会像中统钞那样贬值，如果让百姓按照钞法计算抵偿，恐怕会觉得太重了。古时候把米和绢，作为民生所必需之物，称之为『二实』；银和钱与这两样东西相互权衡，称之为『二虚』。这四样东西作为价值标准，虽然升降有时，但终究不会相差太远。用绢来计算赃物的价值，最为适中。况且钞法是宋朝所创立的，施行于边疆州郡，金人沿袭并使用它，都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却想用它来判定人的死罪，似乎不值得深加采用【《左编》】

如今各郡县的官吏，正把征收青苗钱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标准。而且青苗钱还

译没收足，就不敢去催收正税（二税）。郡县官吏害怕因此被罢黜免职，就想方设法自救解困。其中有才干的，还能想些小办法来强迫百姓交钱。那些没本事的，就直接用威势刑罚来督促逼迫。像这样，百姓怎么能不去请领青苗钱？怎么能不去缴纳？可是有人却说百姓是自愿而无法阻止的，我们又能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在唐朝的时候，皇甫镈、裴延龄用这种敛财的手段，官至公相高位。虽然如此，这两个人尚且不敢回避他们聚敛财富的恶名，却不如王介甫（安石）直接拿周公这样的圣人来做证明。对上就使君主不生疑虑，对下就使朝臣不敢非议，难道是这样吗？周公竟成了桀、跖的箭矢、桁杨枷锁一般的暴虐工具了。商鞅替秦国变法，后来遭到灭族。张汤替汉朝变法，后来也被杀。制定的法令违逆人心，从来没有能够善始善终的。况且朝廷收取青苗钱的利息，专门说是为了备用于百姓不足之时。等到利息盈余充溢，能够用来替代贫苦百姓的赋役吗？府库一旦充实，我恐怕就要看到它不再为百姓所用了。对外就崇尚武力开拓边境疆土，对内就大肆游览观赏、增建宫室。俗话说：「不学奢侈也会渐渐变得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趋势。王介甫一旦推行此事，其弊端到了这个地步，能不引以为念吗？能不引以为念吗【刘攽《与王介甫书》】

唐朝魏元忠说：「自从薛仁贵等人兵败丧气以来，所以敌虏才能在上谷一带猖獗横行。而且用兵作战必须依靠马力，没有几十万匹马，不足以和敌虏争胜。臣请求令天下从王公到平民百姓凡是登记在册的人口，每人征税一百钱。再施行天下的养马之禁，让百姓能够骑乘大马，不加以数量限制。官府登记造册所有马匹，不让人隐瞒。不出三年，民间蓄养的马匹将达到五十万，就可以下诏命令州县用所征收的口钱来购买马匹。」

盗贼掀开寝宫的门帘偷窃，取走两座宗庙的祭器，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城市中，抢劫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作伪造假的人拿出几十万石的粮食，征收六百余万钱的赋税，乘坐驿车巡行各郡国，这些都是丧失道义之行为中最严重的【《经济编》】

如今天下食俸禄的人家，一共有八种得官的途径。臣请为陛下一一列举：节度使奏请改任，这是第一种途径；用钱买官，这是第二种；各种功劳优待，这是第三种；从武职转入文职，这是第四种；挂虚衔而入仕，这是第五种；把假的改成真的，这是第六种；献媚取巧以求进用，这是第七种；无功而受赏，这是第八种。国家有九种破败的祸根，陛下知道吗？终年聚集军队，这是第一破；蛮夷势力炽盛兴起，这是第二破；权贵豪门骄奢僭越，这是第三破；大将不来朝见，这是第四破；大规模营造佛寺，这是第五破；贿赂公然横行，这是第六破；地方长吏残暴虐民，这是第七破；赋税徭役不均等，这是第八破；食俸禄的人多，纳税的人少，这是第九破。臣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整年劝勉农事，还唯恐百姓挨饿；整年劝勉养蚕种桑，还唯恐百姓受冻。这一班人不耕不织，坐吃天下的供给，想要使天下的人都去当将士，让举国的人都去当僧尼，让举国的人都去当劫匪盗贼。这样又想让谁去养蚕种桑呢？如今天下的百姓，一共有八种痛苦，陛下知道吗？官吏苛刻，这是第一苦；私债的追讨逼夺，这是第二苦；赋税繁多，这是第三苦；到处都被摊派乞索征敛，这是第四苦；替逃亡的人承担差役赋税，这是第五苦；冤屈得不到申理昭雪，这是第六苦；受冻没有衣穿，挨饿没有食物，这是第七苦；生病得不到医治，死了得不到安葬，这是第八苦。此外还有五种流失：被有势力的人侵夺，这是第一种流失；被奸吏隐瞒欺骗，这是第二种流失；壮丁被抓去当兵，这是第三种流失；投降者变成客户，这是第四种流失；为逃避徭役而出家为僧道，这是第五种流失。人有五种流失而没有一种回归，人有八种痛苦而没有一种快乐，国家有八种破败而没有一种成就，官员有八种得官的途径而没有一种付出。总共有三十多条弊端，

译是上古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天下百姓在道路上哀号，逃窜到深山大泽之中，夫妻不能相互扶持活命，父子不能相互救助。百姓有冤屈，向州县申诉，州县不受理；向宰相申诉，宰相不受理；向陛下申诉，陛下不受理。他们还能到哪里去申冤呢？臣看到蛮族入侵欺压，神道邪说蛊惑迷乱，我们国家竟成了亡命之徒的首领渊薮，成了逃亡之人的巢穴。征兵已经五年了，如今才诛杀他们，这觉察得多么晚啊！臣听说事情还没有结束就想在当时裁撤军队，原本就没有养兵的日子，这是替作乱之臣打下了根基。如今不铲除祸乱的根本，只铲除祸乱的枝苗，士卒在中原耗尽，玉帛财物大多丧失在路途中，还自以为是上策。臣恐怕今年除掉一个田承嗣，明年又会生出一个田承嗣，天下的征战就没有终结的日子，那么祸难就会从心腹之中兴起，毒蜂毒蝎就会从手足之间滋生。陛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敢直言进谏的，只知道粉饰美化言辞，讨陛下欢心舒畅心志罢了，哪里知道千里之内百姓零落、万里之内百姓凋敝呢！如今国家如此凶残暴戾，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天下人不敢说，唯独臣敢说。臣愿以万死换取一生，臣以一介之命而死，来拯救万民的性命。臣如今虽然会死，也胜过苟且偷生。臣献上治国之策上千条，却没有蒙受一次垂询。臣孤苦贫病，流落风尘之中，眷恋朝廷却不忍离去。倘若陛下能采纳臣的浅陋意见，明白臣的愚忠，那么治与乱只在顷刻之间，存与亡也在瞬息之间，太平盛世的景象就将昭然显现在眼前。如果一定要说，陛下不以万国苍生为念，不以百姓为根本，臣就该有幸归隐沧海，葬身鱼腹，不忍心看到国家的灾难。微臣的心愿也就了结了。臣恳切叩拜，痛切感慨惶惧之情难以自胜到了极点【同上】

主帅剥削偏裨副将，偏裨副将又剥削普通士卒。有的士卒每天领一千钱军饷却还不够，穿的棉衣破絮不足；有的每月领几斛口粮却吃不饱，只能吃糟糠，主将却用这些盘剥来的财物馈赠权贵，用来购买歌舞取乐。就这样士兵们穷困到了极点【真德秀《应策论当今事势》】

那些经营大农业的人家，广置田地阡陌，积储粟米上万斛，兼有池塘水利之利，又有山林川泽之富饶，那么他们的住处必定选在郊野之地。经营大买卖的商贾人家，聚敛散布金钱，来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出入百货，来获取加倍偿还的利息，那么他们的住处必定选在市区。为什么呢？他们所操持的行业不同，所以依托的地方也就不同了【《论大梁可都》，编入卑编】

唐朝有盐池十八处，盐井六百四十处，都隶属于度支使。蒲州安邑、解县有盐池五处，总称为两池，每年出盐一万斛，用来供应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私静池；会州有沔池。这三州都是运输米粮来代替盐税。安北都护府有胡洛池，每年出盐一万四千斛，用来供给振武、天德、黔州。有盐井四十一处，成州、嶲州各有盐井一处，果州、阆州、开州、通州盐井一百二十三处，由山南西院管辖。邛州、眉州、嘉州有盐井十三处，由剑南西川院管辖。梓州、遂州、绵州、合州、昌州、渝州、卢州、资州、荣州、陵州、简州有盐井四百六十处，由剑南东川院管辖，都按月督促征收课税。幽州、大同、横野军设有盐屯，每屯有丁役有士兵，每年产盐二千八百斛，产量低的一千五百斛。沿海各州每年免除租税改折成盐二万斛，用来输送给司农寺。青州、楚州、海州、沧州隶属于杭州、苏州等州，用盐价来买卖轻便货物，也输送给司农寺。天宝到至德年间，盐每斗售价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开始改变盐法，在靠近山海井灶获利便利之地设置盐院，招募闲散百姓从事煮盐的称为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役徭役，偷卖盐的按法治罪。到第五琦担任诸州榷盐铁使时，把天下的盐全部收归专卖，在当时市价基础上每斗加价一百钱

译再卖出，变成一百一十钱一斗。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流亡的百姓还没有恢复，赋税不足以供应开支。盐铁使刘晏认为，就着百姓所急需的东西来征税，那么国家用度就会充足，于是权衡制定盐法轻重的适宜方案，认为盐吏太多就会骚扰州县，就在产盐地区沿用旧例设置盐官，招募亭户煮盐再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自由贩运。江岭一带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方，设有常平盐制度，每当商人不来时就降价出售，官府能收取厚利而百姓不觉得盐价昂贵。刘晏又认为盐在阴雨连绵时卤水会变薄，天旱时土地会板结干裂，都随时节下达政令，派遣官吏晓谕开导百姓，比劝农还要用心。吴、越、扬、楚一带的盐仓多达数千处，积存的盐达二万余石。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获钱一百余万缗，用来抵当一百多个州的赋税。从淮北设置巡院十三处，即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专门缉捕贩卖私盐的人，奸邪盗贼因此渐渐衰减平息。然而各道又加征榷盐钱，商人的船只所经之处都要收税，刘晏上奏罢除州县私自征收的税，禁止拦河堰坝以邀取利益的行为，这都是刘晏开始推行的。盐利每年才不过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的赋税之中，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服饰供奉，军队的粮饷、百官的俸禄，都仰仗盐利来供给。第二年刘晏被罢免。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上奏增加百姓的赋税，从此江淮的盐每斗也增加二百钱，变为三百一十钱，此后又增加了六十钱。河中两地的盐每斗定为三百七十钱，江淮的豪商为图利，有时把价格抬高一倍，官府所收的税还不到一半，百姓开始怨恨了。刘晏的盐法制定以后，商人纳绢来抵替盐利的，每缗加钱二百，用来准备将士的春季衣服。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允许用漆器、玳瑁、绫绮来抵替盐价，即使是不能使用的东西也高估价格出售，虚报大量数额来欺骗朝廷。亭户冒犯法令私自贩卖盐的现象屡禁不止，巡查缉捕的士卒遍布州县，盐价越发昂贵，商人趁机牟取暴利，边远地方的贫苦百姓因盐价高估而困苦，甚至有人只能吃淡食不加盐的。此后有人用几斗粮食换取一升盐，私自贩卖违反法令的事从未稍稍平息过。唐顺宗时开始降低江淮的盐价，每斗定为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的盐每斗三百钱，增设云安、渔阳、涂田三个盐监。此后盐铁使李锜上奏请求江淮盐每斗减价十钱来便利百姓，不久又恢复了旧价。当此之时，李锜大量进贡以巩固自己的宠信，朝廷大臣都被他用厚礼收买，盐铁的利益都聚积到了他的私家，而国家的用度却日渐匮乏，专卖盐法大坏，大多变成了虚估的空数，大概一千钱实际不到一百三十钱的实价。兵部侍郎李巽担任盐铁使，把盐利都归入度支，物价不再虚估，天下卖盐征收茶税的收入，盈余达到六百六十五万缗，当初一年的利润就相当于刘晏晚年的水平，此后就达到刘晏时期的三倍了。河中两池的盐利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缗，四方的豪商奸猾之贾杂处在解县，用郎官及其副手都由御史担任来管理，盐民的田园都登记在县籍，而县令却不能用管理县民的方式管理他们。唐宪宗讨伐淮西的时候，度支使皇甫镈增加剑南东西两川和山南西道的盐价来供应军需。贞元年间，盗卖两池盐一石以上者处死，到元和年间减为死罪改判流放天德五城，皇甫镈上奏恢复原来处死的规定，一斗以上者杖背并没收其车辆驴马，能够捕获贩卖私盐者的赏给一千钱，州县实行团保互相监察，比贞元年间更加严酷了。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河北的盐法只是笼络控制而已，到皇甫镈时又奏请设置榷盐使，像江淮的专卖法一样，触犯禁令的一年比一年多，等到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朝廷后，唐穆宗下令河北废除盐的专卖，户部侍郎张平叔提出建议。他认为

译专卖盐法弊端很多，请求准许自由卖盐来富国。皇帝下诏让公卿商议此事是否可行。中书舎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逐条诘问反驳，认为不可行。张平叔理屈词穷。唐宣宗即位后，茶盐的法令更加严密。凡是盗决盐池堤堰(壕篱是盐池的堤防)或者私自贩卖碱盐的都处死。持弓箭的盐盗也都判处死刑。判度支周墀又上奏说：两池盐的盗贩者，要追查他所居住的乡里保社，按罪论处，贩卖五石、购买二石、亭户私自卖出二石的都处死。这时江吴一带的群盗用抢来的财物换取茶盐，不肯接受的就烧毁他们的房舍，官吏不敢阻挡对抗。各地的镇戍关卡、堰坝渡口凭借关税征收而致富。唐宣宗于是选拔曾经担任过两畿地区望县县令的人担任盐院官。此后战乱遍及天下，各地藩镇擅自专有盐利，两池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占有。每年只象征性地进贡盐二千车。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转运的费用不足，就倡议两池重新归还盐铁使管理，而王重荣不接受诏令，甚至举兵反叛。唐僖宗因此再次出逃，然而最终也没能夺回。唐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的利益应当归属王朝所有。从此以后都设立了榷盐铁使。元和初年，天下每年开采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的产量没有固定数目。开成元年又把山泽的利益归还给州县，由刺史挑选官吏主管此事。此后各州都为自己牟利，全天下加起来所得不过七万余缗，还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到唐宣宗时增加河湟戍边士兵的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求重新归盐铁使管理来供应国用【《大学衍义补》】

盐的种类有两种，引池水而制成的叫做颗盐，就是《周官》所说的盬盐。煮海水、煮井水、煮碱土而制成的叫做末盐，就是《周官》所说的散盐。宋朝自从平定各国以来，天下的盐利都归属官府所有，由官府专卖流通，依照州郡的具体情况而定，然而也是变革无常，尤其严格禁止私自贩卖。咸平年间，度支使梁鼎说陕西沿边的解盐，请求不要通商，由官府自行贩卖。杜承睿说鄜延、环庆、仪渭等州，自从禁止青盐（西夏所产之盐）之后，如今商人运入草料粮食，把解盐运到边境贩卖，其价格与青盐相差不大，因此百姓吃着昂贵的盐，只能因为畏惧法令，而蕃部的青盐却难以卖出。如今听说要把解盐运到边境，想要和内地同价销售，那么边境百姓必定会冒法图私利，反而进入蕃部境内私贩青盐，这是在帮助敌寇聚敛财富并结怨于百姓啊。皇帝下诏罢除了这个提议。天圣八年，有上书者说官府禁盐得利微薄却造成的祸害广大，两池所积存的盐堆积如山，上面都长出了树木，粗到合抱都无法计数，应该听凭通商平价出售，可以宽舒民力。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商议更改盐的制度，于是他们规划了通商的五项利益上奏。十月，皇帝下诏罢除专卖法，听凭商人交纳钱财或者金银，由京师的榷货务接受并发放盐，两池实行这个办法一年，增加缗钱十五万贯。自从元昊反叛以来，聚集军队于西部边境，沿边入中（缴纳粮草换取盐引）粮草的人很少，官府急需军粮，调度供应不足，于是听任入中刍粟，发给凭券让他们到京师榷货务，兑换钱财或金银，入中其他货物者也用凭券偿以池盐。于是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之类的东西，一切都用盐来交换，狡猾的商人和贪婪的官吏内外勾结作弊，甚至有人送入椽木估价两千，就发给盐一大席，合盐二百二十斤，白白耗费池盐不可胜数，盐价因此更加贱，贩盐的人不去经营，官家和私人都得不到好处。咸平四年，秘书丞孙冕请求让江南、荆湖地区自由通商卖盐，沿边地区折价补偿粮草，在京城纳入金银钱帛，并且免除和雇车辆运输差扰百姓。皇帝下诏让吏部侍郎陈恕等人商议，陈恕等人认为江湖地区官府卖盐大概是因为靠近煮海产盐之地，是想要平息违禁贩私之人，如今如果通商而停止官府卖盐，将立即缺一年的课税定额，孙冕的建议于是被搁置。到

译天禧初年才开始招募人交纳缗钱、粟帛，在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换取盐。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议说，淮南的盐起初质量很好，从通州、泰州、楚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运输的船吏和士卒趁机侵吞盗卖，并且掺杂沙土，路途越远，掺杂的劣质盐就越多几乎不能食用，官吏因此被判处鞭笞或流放充军，接连不断也无法禁止。近年来运河水浅干涸，漕运无法通行，远地州郡的村民一下子就缺乏食盐。而淮南所积存的盐有一千五百万石，多到没有仓库存放，只能露天堆积用草苫覆盖，每年因此而损耗。而且亭户上交盐所应得的本钱，有时无法发给，所以亭户十分贫困，往往铤而走险做了盗贼。它的危害就是这样。希望能暂时允许自由通商三五年，让商人到京师交纳钱财，又在扬州设置折博务，让商人交纳钱财及粟帛，按价值折算给以盐。盐一石大约能卖两千钱，那么一千五百万石就能得到缗钱三千万，用来资助国用，这是第一利。江湖远近的百姓都能吃到白净的好盐，这是第二利。每年免除漕运，省去因风浪覆没船只而耗费的钱财，运送的人也不会遭受刑罚，这是第三利。以前运盐的船只可以改用来运送米粮，这是第四利。商人交纳的钱财可以用来偿还亭户，这是第五利。皇帝下诏让知制诰丁度等人商议，他们都认为听任通商恐怕私贩会横行泛滥，侵害损蠹官府的利益，请求增加漕运船只运到各路，使各地都有二三年的储备。于是恢复了天禧元年的制度，听任商人在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交纳钱财粮食来换取盐，在通州、楚州、泰州、海州、真州、扬州、涟水、高邮等地贸易的不得出城，其余州郡允许到县镇，不得到乡村去。那些在京师交纳钱财的增加盐给他们，并敕令转运司筹划本钱来偿还亭户。皇帝下诏一一施行。景祐二年，各路的通商贸易都没有利润，于是废止了，而在京师交纳钱财的办法照旧实行。康定元年，皇帝下诏商人向陕西沿边输入草料粮食的，愿意接受东南盐的人加数给他们。据说河北谷价低廉，三司于是请求让内地各州实行三税法，也用盐来代替原本发给京师的缗钱，籴买二十万石。到庆历二年，又下诏对入中陕西、河东粮食的商人，持凭券到京师偿以钱和金帛各占一半，不愿意接受金帛的就给茶、盐、香药，随其所愿。而东南的盐利丰厚，商人旅客都愿意得到盐。庆历八年，河北实行四税法，盐是其中之一，而沿边入中的草料粮食都有虚估的价格腾涨到数倍。持凭券到京师反而被囤积的商贾所压制，盐一万八千斤原本能卖十万钱，到这时只值六万钱。商人用低价卖掉凭券换取盐，不再到京师交纳钱财，国库因此更加匮乏。皇祐二年，恢复了在京师交纳钱财的办法，比照旧数额稍微增加给盐，而沿边入中先得到凭券领取盐的，河东、陕西入中草料粮食价值十万钱的只给盐值七万钱，河北又减为六万五千，并且规定要在京师交纳十万钱才允许兼领，称之为「对贴」。从此在京师交纳钱财的办法才稍稍恢复。所以……

丘浚说：「臣认为设置泉府这个官职，以『泉』为名，大概是主管钱币货物的官职。古时候用钱币流通天下的货物，无非是为了便利百姓罢了。钱币出自朝廷，货物产自百姓，百姓的货物不可能样样都有。想要互通有无，就必须依靠钱财来交换物品，然后没有的人也就各自有了。然而货物的聚积，有多有少；随时使用物品，有急有缓。数量少而急需使用就会流通顺畅，数量多而不急需使用就会滞销。在上位的人因为货物滞销，就用钱币把它收购起来，使它由少变多而流通起来，这是用来使民生富足的方法。在上位的人既然已经收购了货物，下面的百姓有时急需而需要它，那么就随行就市按较高的价格卖给他们，用来接济百姓所需。然而买东西必须要有钱，那些贫穷的百姓没有钱来买，官府就有时赊欠有时借贷给他们。赊账就只收回本金而不收利息，借贷就按本

译金计算它的利息。之所以不收利息，是为了应对他们丧葬祭祀的急需；而必须收利息，是为了限制他们浮浪奢侈的花费。然而『泉』是古代『钱』字的写法，它收取利息，却又不是用钱来收取而是用劳力来收取的。所谓『用在国中的服役来作为利息』，是说偿还本金之后，用为公家服役来抵作利息，服役如国都之中年龄从七尺到六十岁，郊野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要征调他们来供公家服役所需。凡是像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用来使百姓的财富丰厚，救济百姓的急难，而在上位的人没有丝毫的私利可图。哪里像王莽、王安石那样所做的一切呢！」

宋太祖时允许商人交纳钱财到左藏库，用各州的钱财给付给他们，而商旅客人要先经过三司投递文书，才能把钱交纳到库里。经办的官司每一缗钱，私自克扣二十钱，不久就设置了便钱务。丘浚说：「臣认为这就是唐朝人飞钱的办法，这个办法现在也是可以实行的，只是恐怕执行的人在百姓交纳和领取时会有拖延延误的弊端，在钱财的出入之间会有减价折换的弊端罢了。」

宋朝专卖茶的制度，选择要冲会合之地，设置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共设六个榷货务。起初，京城、建安、襄州、复州都设有榷务，后来建安、襄州、复州的榷务被废除，京城的榷务虽然还保留，但只是发放兑换交钞往来，而不再囤积茶叶。产茶的州郡，官府自己设立山场，设置官吏总管，称为山场官。采茶的百姓，都隶属于山场，称为园户。每年按规定产量制作茶叶，作为租税上交，剩余的茶叶则由官府全部收购。卖给官府的茶叶，都要先领取钱财然后再交纳茶叶，称为「本钱」。又有百姓每年缴纳茶税，愿意折价交纳茶叶的，称为「折税茶」，全都送到六个榷货务出售。想要买茶的百姓，向官府购买，供给他们日常所用的，称为「食茶」。运出境外的要发给凭券，商贾贸易的，交纳钱财或者金帛。京师的榷货务用来兑换六个榷务所辖各山场的茶叶，发给凭券，随所兑换的数量发给他们。愿意到东南地区交纳钱财或金帛的，听任他们按当地价值兑换茶叶，就像在京师一样。至道末年，卖茶所得钱财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年，增加到四十五万余贯。天下的茶叶都被禁止私自买卖，只有四川、广南、陕南地区听任百姓自由买卖，但禁止运出境外。凡是百姓的茶叶除去折税以外，隐匿不交给官府以及私自贩卖的，一律没收，按其价值论罪。园户如果毁坏茶树的，按所毁坏应产出的茶叶数量依法论处。旧的茶园荒芜贫瘠，采摘不能达到规定产量的，予以蠲免。应当用茶叶抵税而没有茶叶的，允许用其他物品交纳。主管官吏私自用官茶做交易达到一百到五百的，处死。此后重新制定法令，一律从宽减轻处罚。茶叶的利润非常丰厚，商贾把茶叶转运贩卖到西北地区，利润常常达到几倍。雍熙以后，用兵作战急需粮饷供给，多让商人把草料粮食运入边塞，酌量当地的远近而定出价格，按市价大大提高，授予他们重要的凭券，称为「交引」。到了京师，就发给他们缗钱，又行文到江淮、荆湖，发给他们茶叶和粗末盐。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听任商人在京师交纳粟米，给予优厚的价格，在江淮发给他们茶盐。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等人请求废除各个榷务，让商人到产茶的州军官场直接购买，这样既能大大节省运输费用，商人又都能买到新茶。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说，商人购买各州的茶叶，新旧茶叶掺杂在一起，两河、陕西各州的风土各有所宜，如果不掺入多种品类那么获利就少。废除榷务让商人到茶山购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宋太宗想要弄清楚这其中利害得失的说法，命令宰相召集盐铁使陈恕等人和刘式、杨允恭一起商定，又召集商人询问，他们都愿意仍旧照原来的做法。刘式的建议于是被搁置。淳化二年，淮南十二州军的盐由官府专卖，卖给商人时，先收取金帛，在京师及扬州折博务的，全都用茶叶偿还。

译从此卖盐得到的是实钱，茶叶也不再滞销积压，每年的课税增加五十余万贯。等到南北和好，罢兵之后边境储备的需求稍微缓解，物价也稍有降低，而交引的虚钱却没有改变。既然已经用茶叶代替盐，而购买茶叶的支出补不上应付出的数额，交引因此停滞积压，所以商旅所得的茶叶，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兑现。京师的交引价格因此越来越贱，甚至有的只能得到入中刍粟实际价值的一部分，官府和私人都得不到好处。宋仁宗时，交引更加贬值，在京师才值五千钱，主管官员心疼这个损耗，就用内库钱五十万贯，命阁门祗候李德明在京师收购并销毁交引。乾兴以来，西北的兵费不足，招募商人入中刍粟，像雍熙年间的办法一样，发给凭券用茶叶偿还，此后又增加东南的缗钱、香药、犀角象齿，称为「三税」，而边塞急需军粮想要广储物资，不吝惜虚估的价格，入中的商人因为用虚钱能得到实际的利益，人们竞相前往。等到这个办法弊端渐生，虚估的价格就日益抬高，茶叶的价格日益低贱，收入实钱金帛日益减少，而入中刍粟的人并非全都是行商，很多是当地的土人，既不了解茶叶利润的厚薄，又急于变卖成钱换取凭券，于是转卖给茶商，获利很少。茶商有的用凭券兑取茶叶，有的囤积贸易来谋取厚利，于是虚估的利润都落入了豪商巨贾手中，凭券的积压虽然长达二三年，茶叶也不足以偿还，而入中刍粟的人因为利润微薄而不肯前往，边境的储备日益窘迫，茶法大坏。当初景德年间，丁谓担任三司使，曾经计算这其中的得失，认为边境的籴买才不过五十万，而东南地区却要花三百六十余万，茶叶的利润全都归了商贾，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极为精辟的论断。此后虽然屡次改变法令来挽救弊端，然而始终不能没有弊端。天圣元年重新修订茶法，吕夷简、李谘首先考察茶法的利害，上奏说十三个山场的茶叶每年课税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缗钱达到二十三万缗，每张凭券价值十万钱，卖出去只能得到五万五千钱，总共换算成实际缗钱是十三万，除去九万余缗作为本钱，每年才得到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的俸禄杂费还不算在内，这就是说虚数很多而实际利益很少，请求废除三税法，实行帖射法。这个办法把十三个山场茶叶买卖的本息一并计算总数，废除官府发给本钱的做法，让商人和园户自行相互交易，一律定为中等估价，而官府收取利息。比如卖出舒州罗源场的茶叶每斤售价五十六钱，其本钱二十五钱官府不再发给，只要商人交纳利息钱三十一钱就可以了。然而必须把茶叶运送到官府，随商人所指定的地方发给他们，发给凭券以便核验，用来防止私自作弊，所以有「贴射」这个名称。如果一年的课税贴射不完，或者没有人贴射，那么就由官府自行收购。像旧例那样园户过了期限而缴纳不足数的，就按所欠的数量计算，就像商人交纳利息一样。那些交纳钱财来兑换六个榷务茶叶的，仍照旧制。商人向边塞输入草料粮食的，随所在地的实际估价，衡量路途的远近，酌量增加价格，以一万钱为标准，远的地方增加到七百，近的地方增加到三百，发给凭券直到如今，一律用缗钱偿还，称为「见钱法」。愿意得到金帛，或者其他州的钱财，或者茶盐香药之类的，听凭其愿。大致上是要使茶叶和边境籴买各自用实钱出纳，不得相互轻重，以杜绝虚估的弊端。朝廷都采用了他们的说法加以推行，满一年后，豪商大贾无法再从中操纵轻重了，但议论的人认为边境籴买用现钱偿还，恐怕京师的府库储备不足以为继，纷纷……

译言其不便。谘等因条上利害，且言当遣官视陜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纳茶皆直十万。以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得不偿失。弊在茶与邉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

译文：

说这种做法不方便。李谘等人于是分条上奏利害，并且说应当派官员去查看陕西、河北的情形，以镇戎军、定州作为标准。镇戎军入粮折价二万八千，定州入粮折价四万五千，缴纳的茶均折价十万。用蕲州买茶的本钱，与镇戎军粮价相比，反而亏损本钱三分之一，得不偿失。弊病在于茶与边地籴粮互相依赖为用，所以要更改现行的办法。

以新旧二法较之，旧用三税法，京师实入缗钱五十七万有竒，邉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用新法，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竒，邉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推行新法功绪已见，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

拿新旧两种办法比较，旧法用三税法，京师实际收入缗钱五十七万余，边境储备的草料二百零五万余，围储的粟米二百九十八万石。用新法，京师实际收入的缗钱增加一百零四万余，边境储备的草料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围储的粟米增加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推行新法的成效已经显现，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张榜晓谕商贾，表明推行新法不再更改的意图。

然论者犹不已，天圣三年，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计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

然而议论的人还是不停止，天圣三年，皇帝下诏命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人一同研究其中利害。孙奭等人说，十三个茶场积压未能卖出的茶有六百一十三万余斤，这是因为按贴射法计算，好的茶都归入了商人手中，缴纳给官府的都是粗劣且不合时令的，所以没有人肯买。又，园户缴纳岁课不足的，让他们像商人一样交纳利息，而园户都是贫弱的平民百姓，力不能及，因而烦扰更加严重。又有奸猾之人假借贴射之名，强行买卖、盗卖贩运，侵夺官府的利益，这个弊病不能不革除。

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寝坏，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劵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

十月于是废除了贴射法，官府又重新拨给本钱来收购茶叶。然而自从孙奭等人改动制度以后，茶法逐渐败坏，大约虚估的部分占十分之八，米每斗七百钱，严重的达一千钱，茶引到了京师又被南方商人压价，茶每张引本值十万，只能卖到三千钱，富人趁机囤积收购，转手谋取厚利。

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劵直十万，北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劵比售钱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入中者寡。

三司为此忧虑，请求推行贴买之法，每张茶引价值十万，北方市场估价三千，加倍为六千，再交纳钱四万四千，贴补为五万，给付茶引价值十万。皇帝下诏又减去一万钱，但仍不足以平抑其价格。时间一长，茶引原本能卖三千钱的，只能卖到二千，常常卖不出去，北方商人无利可图，愿意入中的人很少。

皇佑二年，三司奏：「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劵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售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佑三年约束，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

皇佑二年，三司上奏说：「流散到民间的茶引已经很多，各处积压卖不出去，所以茶引的价格也随之低贱。茶引价值十万的，从前能卖钱六万五千，如今只值二千；甚至香一斤，从前能卖钱三千八百，如今只值五六百。公家私人都失去了利益，请求恢复施行见钱法。」一律沿用景佑三年的规定，这时虽然改用见钱法，但京师积存的钱少，恐怕不足以支付入中的费用。皇帝又拨出内藏库的钱帛一百万赐给三司。

久之，入中者寝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劵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诏即罢之。然自此并邉虚起之弊复起。

时间一长，入中的人渐渐增多，京师府库的钱财更加匮乏。商人拿着茶引等待兑现，动辄经年累月，以至于降低价格卖给囤积的商贾之家。谈论财利的人请求拿出内藏库的钱，稍微提高价格来收购这些茶引，每年可以获得多余的利益五十万缗。这个办法施行后，谏官范镇说：「内藏库、榷货务都隶属于官府，哪有榷货务故意拖延商人兑现，而让内藏库趁机牟利的道理？」皇帝下诏立即废止了这个办法。然而从此沿边虚估的弊病又重新兴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罢并邉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析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言：「自改法以来，邉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紬绢。」自是茶法不复为邉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请求废除沿边入粟的做法，从京师运送钱帛到河北，专门用现钱平价收购粮草。没过几年，议论的人说：「运输的摊派征收烦扰百姓，而且商人入钱的很少，草料豆料的虚估价格更加提高，茶价更加低贱。」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韩绛等人研议，他们说：「自从改行新法以来，边境储备有了保障，商贾往来颇为通畅，不宜轻易更改。只是运输的费用全部由官府支给，而本路原来缴纳税绢的，不得折成现钱入中；草料豆料一律不再拨给茶引，各处平抑市场估价，运到京师后用银、绸、绢偿付。」从此茶法不再受边境籴粮所牵制，而通商的建议也由此兴起了。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

起初，官府既已专营茶叶，百姓私自囤积、盗卖贩运都在禁止之列，腊茶的禁令又比其他茶更严。园户被官府的征收所困扰，官吏也趁机侵扰。天圣年间有上书的人说茶盐税课有亏损，皇帝对执政大臣说：「茶盐是百姓所食用的东西，却强行设法加以禁止，致使触犯法令的人很多，只是因为经费开支还很大，未能放松禁令罢了。」

景佑中，叶清臣上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踰冐不悛，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皆商吏恊计，倒持利权，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臣窃尝较计茶利所入，以景佑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祗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彛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

景佑年间，叶清臣上疏说：「山泽有出产，是上天用来惠及百姓的，如今因军需粮饷不充足，掌管财政的大臣便借此谋取利益。草芽木叶这类东西，百姓私人不得专擅，官府封闭园圃、设置官吏，到处设立管理机构，一切都由官府禁断。百姓触犯就要受刑，既夺去了他们的财物，又加以罪罚，遭黥刑、流放的日渐增多，屡犯不改，致使朝廷背上聚敛的名声，官府滋生滥施刑罚的弊病，这都是商人与官吏相互勾结，颠倒地把持着获利的权柄，富人豪族坐享贩卖的厚利，而小本经营的下等商贩每天都受到盘剥。臣私下曾经核算过茶利的收入，以景佑元年为准，除去本钱之外，实际收取的息钱五十九万余缗。而天下所卖出的食用茶，连同本息在内的岁课，也只有三十四万缗。而茶商如今通行的六十五个州军，所收的税钱已经达到五十七万缗。如果让天下通商，只收取税钱，自然能达到好几倍，那么榷务、山场以及食茶的利益，都可以尽数取得。又何况这样做不耗费度支的本钱，不必设置榷易的官吏，不必兴起运输的劳役，不必滥施徒刑、黥刑的刑罚。议论的人说专卖有固定的税率，而征税没有一定的标准，通商之后，必定会亏损年度的财计。臣依照管仲的盐铁法，按人口征收赋税，茶叶为百姓所用，与盐铁相同，一定要让天下通行，按人口确定赋税，百姓便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又能免除严刑，按人口出钱，人们也不会厌恶被征取。」

译唐朝建立之初，按时把口分田、世业田授给百姓，并用租庸调的办法征税。这种征收是有节制的，因为它用府兵卫制的方式来蓄养军队，所以兵员虽多却不造成损耗。设置官职有固定的员额，所以官不滥设而俸禄容易供给。贞观年间，起初征收草料以供给各闲厩，驿马则设有牧田。太宗当时正专心致力于治理，考核官吏政绩，对治理鳏寡孤独人口减少的官员提高考评等级，视同增加了户口；办法上如果失于劝导，就按减户论处。分配田租时按收获早晚、地势险易、路途远近来划分等差。庸调在八月征收，九月起运，同时起运的先从远处开始。百姓都自行量平斗斛，各州府每年采买本地土产作为贡品，价格参照绢价的高低，不超过五十匹。奇珍异物、美味、马匹、鹰犬，若无诏令不得进献。若有加派征收，则用来抵充租赋。遇到年成不好，就有社仓，赈济不足时，就迁移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从王公以下，按开垦田地秋熟所在设义仓，年成不好时用以赈济百姓。太宗认为这个建议好，于是下诏每亩征税二升，粟、麦、粳、稻，依土地所宜而定。土地宽裕的地方按所种作物征收，土地狭窄的地方依据青苗簿来督征。田地损耗十分之四的免征一半，损耗十分之七的全部免征。经商而无田的人，按户分为九等，出粟从五石到五斗不等分等差。下下等户以及夷人獠人不征收。年成不好就用来赈济百姓，有的借为种子，到秋收再偿还。此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各州，又设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低洼潮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都记载在法令里。贞观初年，户口不满三百万，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贞观四年，一斗米只值四五钱。外面的门户几个月不用关闭，牛马放牧在野外，人行数千里不用携带粮食，百姓和财物繁盛滋长，四方少数民族归降依附的有一百二十万人。这一年天下断案判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号称太平盛世。中书令李林甫认为租庸丁防、和籴、春彩、税草没有固定的办法，每年都要另下旨符，派使者一一告知，耗费纸张五十多万张。条目既然繁多，反复查问要拖过一年，于是与采访使、朝集使商议加以革除，制定长行旨，交给朝集使和送旨符的使者，每年该支付进献的，用文书随驿站传达，每州不超过两张纸。凡是庸调、租资、赋课，都依土地所宜而定，由州县长官到当地核定，粗、良分别列出上、中、下三种物品的样式，运到京城如有粗劣的，就按中等物品的价钱督责。天宝二十五年，因为江淮的运输有黄河、洛水的艰险，而关中养蚕种桑的少，豆类粟米常常价贱，于是命令庸调资课都改用米折算，年成不好而乐意交纳布绢的也听任其便。黄河南北道路不通时，运往各州的租都改用绢代替，关中则征收庸课。诏令度支减少转运，太府卿杨崇礼精细核算到分毫，凡有短缺损耗的，就督责州县限期补足，年年不停。他的儿子杨慎矜专管太府，次子杨慎名掌管京仓，也都靠苛刻严酷来博取皇帝的恩宠。王鉷担任户口色役使，每年进献钱百亿万缗，不是租庸正额的部分，都积存在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私用。等到安禄山反叛，司空杨国忠认为正库的财物不能用来供给士兵，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去卖度牒给僧尼道士，十来天只得到百万缗而已。自从两京陷落，百姓财物耗损凋敝，天下一片萧条。肃宗即位后，派御史郑叔清等人登记江淮、蜀汉富商大族的财产，十分抽取其二，称为"率贷"。各道也向商贾征税以供养军队，每一千钱征收一定的税额。于是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因懂得钱谷之事得到召见，请求在江淮设置租庸使，吴地的盐、蜀地的麻、铜的冶炼都征税，布匹等轻货经由江陵、襄阳、上津的路线转运到凤翔。第二年，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因天下财用不足，各道可以召人纳钱发给空名的委任状，授予官职、勋位、邑号，度僧尼道士的人数多得数不清，纳钱百千的赐予明经出身，出资助军的商人则免除赋役。等到两京收复，又在关中、京畿各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一万人。而百姓被战乱盗贼所摧残，一斗米涨到

译七千钱，把糠粃碾磨当粮食，沿路都是乞讨要饭的百姓。于是下诏能够赈济贫困的人，用授予爵位官秩来加以宠遇。按旧例，天下的财赋都归左藏库，太府按时上报数目，尚书省比部负责核查出入。这时京城的豪强将领擅自借取而不能禁止。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请求把这些财物都归入大盈库，供天子赏赐支用，由宦官主管。从此天下的财物变成了皇帝私人的储藏，主管官员不能核实其中多少。等到吐蕃逼近京城，京城附近屯兵数万，百官进献俸钱，又按户征收以供军粮。到大历元年，因国家用度紧急，来不及等到秋天，青苗刚长出来就征收，称为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文，通称为青苗钱。起初转运使掌管对外的财政，度支使掌管对内的财政。永泰二年，把天下的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分开，设置两位使者。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由转运使刘晏管辖。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由京兆尹兼判度支的第五琦管辖。等到第五琦被贬，改由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度支韩滉与刘晏分管两地时期，回纥因帮助收复西京有功，代宗厚待他们，与他们通婚，每年送马十万匹，用缣帛百余万匹作为酬付，而中原财力已经枯竭，年年拖欠马价。河西、湟中六镇陷落后，每年发防秋兵三万人戍守京西，粮饷耗费一百五十多万缗，而宦官鱼朝恩正倚仗恩宠专擅大权，君臣互相猜疑隔阂，边防、军需之事搁置不议差不多有十年，各藩镇趁机割据一方，互相勾结成为表里，天天治兵修缮城垒，天子不能用法度来约束，专意寄情于祭祀祈祷，焚烧缣帛美玉，抄写佛经，度支拨给僧人巫师的赏赐，每年以巨万计。然而代宗性情节俭，自己穿的衣服一定要洗染再三，但每逢生日、端午，四方进献贡物有的多达千万，加上恩赐颁赏，朝廷积压的事务，经年不能处理完，设置客省来安置那些呈上的不值得采纳的奏章，蕃夷进贡未得回复以及失职未得叙用的人，由度支供养的有几千百人。德宗即位后，任用宰相崔祐甫，把客省中滞留的人都遣出，由度支供养的人也都遣散，每年节省费用数以万计。议事的人认为租庸调是高祖、太宗定下的制度，不可轻易更改，而德宗当时正信任杨炎，对此不加怀疑。原来户数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核实比对后，得到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百姓不需重新落籍分土，不需重新造册登记，就查明了其中的虚实，每年征收钱二千零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用以供给地方，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用以供给京师。两税法推行以后，民力还没有得到宽解，朱滔、王武俊、田悦就合纵而叛乱，费用更加不敷支出，于是发布了向商人借款的命令。起初，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请求向富商借钱，德宗就此询问度支，杜佑认为军费只够支撑几个月，如果能借到商人的钱五百万缗，可以支撑半年，于是任命户部侍郎赵赞兼判度支，代替杜佑执行借钱的命令，约定停战后就偿还。京兆少尹韦桢、长安丞薛萃，搜括督责十分严厉，百姓中有人受不了这种冤屈，上吊自尽，人家如同被盗一般，把京城豪富人家的田宅奴婢都估了价，才得到八十万缗，又拿存放在柜坊的钱、抵押借贷的钱以及在市上卖出的粟麦，抽取四分之一，弄得长安罢市，市民一起拦住宰相哭诉，卢杞快马疾驰而过，韦桢感到恐惧，于是请求钱不满百缗、粟麦不满五百斛的免征，但所得的也只有二百万缗。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了本道的税钱，每缗增加二百文，因此朝廷下诏天下都增加这个数目。自从太宗时设置义仓和常平仓，用来防备荒年。高宗以后，逐渐挪用义仓的粮食去补贴别的费用。到神龙年间，几乎耗尽。玄宗即位后，又重新设置。此后第五琦请求天下的常平仓都设立仓库，用来储蓄本钱。到这时，赵赞又进言说："自从战事兴起，常平仓荒废将近三十年，遇到灾荒，赈济分散，饿死相食的情况，多得数不过来。陛下即位以来，京城两市设置常平官，虽然连年少雨，米价没有暴涨，可以推广这个做法。应该同时储备布帛，请在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州、苏州、洪州设置常平轻重本钱，多的达百万缗，少的也有十万缗。囤积米粟布帛丝麻，物价贵时压低价格出售，物价贱时提高价格收购。"各道的水陆关卡都设置官吏，

译检查商贾的钱财，每缗征税二十文，竹木茶漆征税十分之一，用来充实常平的本钱。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正值军费紧迫，这笔本钱也随即耗尽，不能维持常平仓的储蓄。这时，各道讨伐叛贼，在外的军队，度支拨给出境粮，每支军队用一名台省官担任粮料使，主管供应士卒。军队一旦出境就发给酒肉，一名士卒出境，兼得三人的费用，将士都贪图这个好处，纷纷越境屯驻。赵赞又请求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常州刺史裴肃把卖柴炭、纸张所得作为进奉，得以升迁为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就是从裴肃开始的。刘赞死在宣州，他的判官严绶倾尽军府的财物作为进奉，被召为刑部员外郎。判官进奉，就是从严绶开始的。顺宗即位后，就废除了宫市使以及盐铁使的月进。宪宗又废除了官员罢任受代时进奉以及各道两税以外的额外征收，把天下的赋税分为三份：一是上供，二是送使，三是留州。宰相裴垍又下令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调用的经费，从所治理的州取用，不够就从属州取用，属州送使之后剩余以及应上供的部分，都送交度支。当时因为德宗府库积蓄的财物相当节省费用，天子亲自穿浆洗过的衣服。等到刘辟、李锜先后被平定，他们的财物储藏都收入内库。这时河北用兵讨伐王承宗，于是招募人向河北、淮西运送粮食，凡一千斛以上的都授予官职。度支、盐铁以及各道的贡献尤其多，号称助军钱。等到叛贼被平定，就有贺礼以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又有献贺的礼物。穆宗即位后，把这些全部废除。凡是在两税之外多征一文钱的，按枉法贪赃论处。然而穆宗自从在藩邸时，就习惯看到用兵的弊端，认为对武将士卒应当姑息迁就。等到即位后，神策各军非按时的赏赐多得数不清。不久幽州兵囚禁了张弘靖，镇州兵杀了田弘正。两镇用兵，设置南北供军院。而出征的军队十五万人，却不能抵挡两镇一万多人，粮饷运输供应不上。布帛粮食还没运到，各军队有的就在路上强夺。原来自从建中年间确定两税法以来，物价轻贱而钱价贵重，百姓深以为患。到这时已经过去四十年，当时值绢两匹半的东西，现在要值八匹，大致增加了三倍。豪门富商囤积钱财来牟取轻重之间的差价，因此农民一天天困顿，末业却一天天增多。穆宗也因为货物轻贱钱价贵重，百姓困苦而财用不足，下诏让百官商议革除这个弊端。而议事的人大多请求加重私藏铜钱的法律。自从会昌末年设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的物钱，宣宗改名为延资库。起初由度支郎中兼管，到这时改归宰相管辖，责任更加重大。户部每年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的三十万，各道进奉的助军钱都归入这里。懿宗时，云南的蛮族屡次入侵内地，把军队调去戍守岭南。淮北发大水，赋税征收不上来，人人都想着造反。等到庞勋反叛，归附的有六七万人，从关东一直到海边。又遇大旱，冬天的蔬菜都枯尽，贫困的人用蓬草籽当面粉，槐树叶当菜羹。乾符初年，又发大水，山东闹饥荒。宦官田令孜担任神策中军，倚仗权势擅自行事，督征赋税更加急迫。王仙芝、黄巢等人起兵，天下从此大乱。公私财力都困竭。昭宗在凤翔时，被梁兵围困，城中人相食，父亲吃自己的儿子，而天子只能喝粥。六宫和宗室中很多人饿死，穷困到了这种地步，唐朝于是就灭亡了【出自《唐志》《唐田赋大学衍义补》】

钱通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钱通卷二十六

（明）胡我琨 撰

条议

贾谊进谏说："法令使天下百姓都能顾及自己的产业，铸铜锡为钱，若敢掺杂铅铁等其他伎巧的，罪至黥刑。然而铸钱的实情是，不掺杂其他成分取巧就不能获利，而掺杂的分量非常微小，得到的好处却十分丰厚。事情有招致祸患的因由，法令也有引起奸邪的可能。如今让平民百姓都掌握了制造钱币的手段，各自隐蔽藏匿而私自铸造，想要靠禁令来遏制其中厚利微奸的现象，即使黥刑的罪犯每天都在增加，这种势头也止不住。近来百姓因此获罪的，多的一个县就有上百人，加上官吏因怀疑而拷打逼供、四处奔走查办的人也很多。设下法令来引诱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还有比这

译更严重的吗？从前禁止私铸钱要判死罪的案例累积得越来越多，如今公开铸钱要判黥刑的案例也累积得越来越多，法令订成这样，皇上还能依靠什么呢？再者百姓使用钱币，各郡县标准不同，有的用轻钱，要按比例加若干【当时钱重四铢，法定一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钱就要用足够的枚数来补足这个重量】有的用重钱，用秤称量却不肯收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又改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本都应废止，却与四铢钱同时并行，百姓因为它们将被废弃，所以用轻钱时要加若干枚，用重钱时即使一枚当一枚，仍然不肯接受，因此各州县标准不同】法定的钱制立不起来，官吏若急于统一它，就会造成极大的烦扰苛政，百姓的力量承受不了；若放任而不加过问，那么市场上使用的钱币各不相同，钱文就会大乱。如果不得其法，往哪个方向都行不通啊！如今农事被抛弃荒废，而采铜的人一天天增多，放下农具，冶炼鼓风，奸邪的钱币一天天增多，而五谷却没有增多。善良的人受到惊吓，奸邪的人却称心如意，百姓陷入其中而遭受刑戮，这样的刑戮惩处将会很不吉祥。为什么要这样忽视国家大事呢？主管官吏商议一定会说：'禁止它，禁止它！'但如果没有得当的办法，损害必定很大。若下令禁止私铸铜钱，那么钱就一定会变得贵重，钱越贵重利润就越丰厚，盗铸的人就会像云一样蜂拥而起，即使处以弃市的重罪也不足以禁止了【出自《文献通考》】

元帝时，贡禹进言说："铸钱采铜，一年之中十万人不能耕种，百姓因触犯私铸之罪而陷入刑罚的很多。富人家中藏钱堆满屋子，还不知满足，民心因此动荡不安，抛弃根本、追逐末业，从事耕种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事无法禁止。推究起来，祸根起于钱币，要根除它的弊病，就应当断绝它的根本。应当撤销开采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署，不再用这些作为货币，废除其中按物价征税、以锱铢计算的法令【"租铢"是指计算所卖物品的价格，按其细微差额来收税】租税俸禄赏赐，都改用布帛及粮谷来支付，使百姓一心从事农桑。"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依靠钱币，布帛不能按尺寸随意分割。"贡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

桓帝时，朝廷商议改铸大钱。刘陶进言说这不合适，于是作罢。当时有人上书说："人们因为货物轻贱、财物微薄，所以导致贫困，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交付四府，以及太学中擅长议论的士人讨论。刘陶上疏说："当今忧虑的问题，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朝忍饥挨饿。所以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事。议论的人不明白农业生产才是根本，大多谈论冶铸的便利，有的还想借机行诈，从中牟取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一旦耗尽，谋利之人就会争相竞逐，私铸的祸端就由此产生了。若一万人铸钱，一人来夺取，尚且供应不上，何况一人铸钱，一万人来夺取呢？想要百姓富足、财物丰盈，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用劳苦就能自足。陛下想要铸钱来平抑物价，以此挽救弊端，这就好比在沸腾的鼎锅中养鱼，在烈火上栖息乌鸦，水和树木本是鱼和鸟赖以生存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得其时，必定导致焦烂。"皇帝于是打消念头，没有铸钱。

孔琳之进言说："《洪范》所讲的八项政事中，货币位居食物之后，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是交易所依赖的、使用起来最重要的东西吗？如果让百姓把力量都用在铸钱上，这就妨碍了他们谋生的本业，禁止这种做法是对的。如今农民专心务农，工匠专心制作器具，各自守着自己的本业，何曾把心思用在铸钱上？所以圣王制作了本无实用的货币，来流通有实用价值的财物，既没有损坏耗费的成本，又省去了运输的辛劳。这就是钱币能够接续龟贝而历代不能废除的原因。谷帛本是用来充作衣食的，如今分出一部分作为货币，就会造成很大的损耗，又要耗费在商贩买卖之手，损耗在裁剪分割之用，这就是弊端显现在眼前的道理。所以钟繇说：'狡诈之人竞相把谷物浸湿来牟取利益，把绢帛织薄来充数资财。'魏代用严刑来制止，却不能禁绝。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