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别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莱外集》卷一，宋吕祖谦撰，策问。问：名分端正、言语顺当，是大义得以确立的原因；内修政教、外攘强敌，是大业得以成就的原因。把大义昭示天下，一天之内就可以明白。至于经营大业，内外、先后从来都有一定次序。刘石突然骚乱，中原沦陷，自晋氏以来，明君贤辅慨然有志于收复中原的，史书从未断绝记载。庾亮将要镇守石城时，郗鉴认为资用尚未准备齐全，不可大举进攻。褚裒径直赶赴彭城时，蔡谟担心他的经营部署会使百姓疲敝而逞强。商浩再次谋划出兵时，王羲之认为虽然有值得欣喜的机会，但所忧虑的反而重于所欣喜的。这三件事最终都没有成效，结果不能超出旁观者原先的预料。难道是名分不正吗？言语不顺吗？还是先后失序，违背了经营大业的次序呢？温峤在枋头，谢安在步丘，刘裕在长安，几乎成功却失败，已经成功却覆败。追究计算他们的过失，必定各有所在。下至到彦之、檀道济、王元谟、沈庆之这一类人，虽然计算长短得失、多少利害，不值得烦劳前人筹划的算筹；然而讨论古代的人，也不能把他们废置不论。懦弱的儒生、腐朽的书生，贪玩岁月、苟且偷安的人，本来就不能和他们讨论恢复国土的方略。拔剑击掌，立志吞并狼居胥山以北的土地，没有人不以这种快意之举为壮烈。然而横向挑衅强敌、败坏事情的人，又未必不是这类人。处在这两者之间，想求得最恰当的意见，应当怎样施行才可以呢？问：方镇在唐代与国家交替兴衰，大概开始时是在边境设置镇，设置将领来统率，到永徽年间才开始有节度的名称，到景云年间才开始有节【缺字】；到了开元年间，文臣武将交替任用，不让一个人长期任职，不兼任多个职务，不在远方遥授，尾大不【缺字】难以控制的祸患还没有显现于天下。自天宝年间分置十道节度使，逐渐导致渔阳之变，议论者固然追究李林甫任用蕃将的罪过；然而自武德以来，边疆的戍守、城镇的守捉，大大小小相互维系，余下百多年没有发生变乱，这种制度应当深入考察；而十道分镇在地理形势和疆域部署方面，也一定有不合于地形、格局、形势和禁制之处，不能只说安禄山不是池中之物罢了。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藩镇的祸患才开始。虽然仆固怀恩养寇自重，然而这是大事，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难道竟没有一句话吗？建中元年，皇帝的威令几乎重新振作起来；他之所以在田悦孤立困穷之时失去田悦，祸端究竟在哪里，而群叛接连不断，同时出现四王一帝僭越称号的事情，又是谁造成的呢？奉天停战的诏令刚下，才返回都城，便突然想要背弃诺言；陆敬舆大概曾恳切地进言过。汴水发生变乱，距离那时没有多少年月，却选择懦弱姑息的政策，又烦劳陆敬舆进谏；人心有勇有怯，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宪宗以英武之才振兴衰败的局面，元年平定夏地，末年平定山东；其中谋划攻战的详细情形，都应当逐条列举。比如淮蔡一战，驻军数年；剑门的险要不如淮蔡，打开长江的阻隔又不如李愬，为什么彼处容易而此处困难呢？河朔再次失守，议论者常常遗憾萧俛等人没有采用刘总的策略。即使完全按照他的策略去做，所能控制的也只是卢龙一道；王庭凑、史宪诚相继起兵，又将用什么来抵御他们呢？在外督师的人，也是前一天平定淮蔡的裴度；军队疲惫、财力困乏，最后终于议和，为什么从前聪明而现在愚蠢呢？泽潞之战，李德裕答应让河朔世代承袭，以安定他们的心，这是权宜一时的办法，可以如此；假使李德裕长期执政，始终坚持这句话，使其根基盘结、联系不断，将怎样治理国家？如果以后有所更换设置，他们将拿着这张凭据来责问我们，李德裕的智慧难道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吗？大概其中一定有他的说法。自大中年间以下，已经没有什么可讥议的了。我国艺祖兴起，出于上天的创造和神明的决断，大大改变了天下；当时的藩臣如符彦师、向拱、王景等十几人，都是前代强悍而难以制服的人，却奔走听命，不敢有先后违抗。到太平兴国初年，各支郡于是被罢废，各镇都归入环卫。两朝开创天下的大略、谋划运筹的秘密机宜，以及经营筹划中错综复杂的本末先后，希望借评论唐代，深入探究其中的所以然。问：晋氏东迁以后，衣冠人物灿然汇聚一时；那些清雅的品格、优美的情趣、饮酒吟咏和谈论赏玩，对治乱之数没有益处的，都置而不论，只选取关系盛衰的事情，和诸位讨论。王茂弘铲除草莱，建立社稷，被称为江左的管仲，却眼看王敦骄横悖逆而不考虑、不谋划；等到再经历苏峻之乱，已经足以惩戒他了，却仍然坚持遵循时势、暂避锋芒的说法，为什么呢？庾元规作为元舅，与国家休戚相关，却只专掌方面之威，从外部控制内部；如果居于中央的人不能忍受，将来又凭什么继承他的做法呢？温太真两次重建王室，功绩昭著而不可掩盖；然而他辞去京尹、诋毁钱凤，究竟是正直，还是诡谲呢？陶士衡屏卫武昌，议论者把他比作诸葛亮、曹孟德；关于他折断羽翼、刺伤手指的传说，是真的吗？不是吗？戴若思号称名士，前往河南时所体现的量才任用、推举贤能之义，在哪里呢？商深源系念苍生，声望高到使元帝亲自启用他；后来只能咄咄地写字于空中，最终不能有所作为，为什么衰败到这种地步呢？刘真长是当时的名流，众人都推重他；考察他的实际作为，能够辅助国家、造福百姓的有几件呢？卞志正甘愿承受被讥为瓦石的评价，在岁寒之时，与诸位公卿相比又怎样呢？况且车骑将军为避权势而徇国，他和谢安石究竟谁先谁后，难道料将揣敌的才能反而出在郗嘉宾之下吗？谢兴公、王羲之放任自己置身山林，好像不参与世事，但他们劝谏迁都、议论道义，却为什么这样切合实际呢？考察他们行动的缘由，观察他们所依据的原则，大概一定会有确定的评价，何不逐条列举，写在篇中呢？

译问：天子设六卿，诸侯设三卿，这是上下体制相承、用来维系天下治理的制度。自伯禹任司空，在《虞书》中出现过一次；“六事之咨”在《甘之誓》中又出现过一次。孟津、牧野之战时，周朝的正朔即将颁行，却仍然说司徒、司马、司空，不敢有所增加。这种制度，大概自虞、夏以来共同遵行；简约时为一百官，扩充时为二百官，铺张时为三百六十官，这只不过是整治纲目、疏通支流，而大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四代官制》到《周官》才完备；《立政》一篇反复着意于常伯、常任、准人，至于天地四时的官职，却茫然不知道各是什么职务；至于擕仆、缀衣、阪尹之类，也有所缺失。《周官》成于周公之手，《立政》也是周公亲笔所作。周公自己建立制度，却又自己把它分为二、三等，为什么呢？三公以下兼任六卿，诸侯也有进入朝廷担任六卿的。宣王诗中说：“王命卿士，太师皇父。”这样看来，皇父和太师兼任卿士，那么不知道他在六卿中究竟担任什么职位。东迁以后，虢、郑都曾任此职【缺字】父子世代担任周朝司徒【缺字】这是把卿士指为司徒吗？《十月之交》既然列举了卿士，接着又说“番维司徒”，可见是两个官职。六卿倡导九牧，在上面澄清根源；列国的三卿在下面承受其委任，对于教化政事的倡导，本来应当有与之相和应的人。其余三种职务，由谁来承受呢？先儒解释“傅其伍”，认为三卿所属的大夫兼任太宰、司寇的事务；如果真如这种说法，难道治理国家讲究礼的原则，常伯的职务竟不能由一个大夫兼任吗？夏父弗忌担任鲁国宗伯，见于《左氏传》，那么先儒的说法又不一定可信了。羽父请求太宰臧氏担任司寇；假如六官果真只是卿的属官大夫，那么翚也一定不会屈心降意去请求他，而《春秋》记载臧孙被聘用，为什么以三家为例，却不论轻重呢？即使说东迁以后诸侯可以任意废置官职，传记记载孔子以司寇辅佐鲁国；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任命官职又不是先王的制度，孔子难道会安然接受吗？宋襄公在泓水之战时，大司马进谏，司马子鱼又进谏，同时出现两个司马是为什么呢？晋国士蒍担任大司空，既然已经参与国政；到文公、襄公以后，司空、司马却不能列入卿，而位居舆帅、候正之间，它们的高下差别是什么意思呢？太师、太傅是天子的三公，晋国已经僭越设置了这些官职；而赵宣子主持晋国政事时，却授予太傅阳子、太师贾佗以职务，他们的班次爵位也稍微低了一些。汉代中期，取诸侯三卿的名称来设置三公，这又是依据了什么呢？至于诸侯王国，则设置傅、相、中尉，都是二千石，并且由朝廷任命，难道是三卿的后裔吗？官员和师傅的升降，治理之道的通达与闭塞，都与此有关，何不共同探求其中的道理呢？问：最高的治理没有明显形迹，最高的混乱也没有明显形迹。治理与尚未治理，实质相距很远而外在形态却相近。大概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没有值得记载的事情，而中世的君主也没有值得记载的恶行；房玄龄、杜如晦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劳，而充数的宰相也没有可以记载的过失。究竟凭什么道理来辨别它们呢？宽大好像疏阔，简易好像放纵松弛，安静好像闭口沉默，包容覆护好像冗杂泛滥，宽优好像怠惰荒废，精细审慎好像迟疑不决。只看见相似之处而不能得到真实情况，其害处就有说不尽的；害怕它们相似，连真实情况也一并抛弃，其害处同样说不尽。这是讨论治理体制的人应当及早辨别的。差之毫厘，必将把可忧虑的当作可欣喜的，把应当警戒的当作可效法的。这样便不是事情错置，而是把美恶的次序颠倒了。所以希望和诸位讨论。问：不讲求学问，是圣人所忧虑的。讲学从哪里开始？应当从孔子、孟子的门下开始。孔子、孟子所讲的道理，大概我曾窥见其大略：听闻与通达，政与事，性与习的近远，礼与乐的先后，圣与智的始终，仁与义的内外，其中细微的分别没有不精细说明、清楚辨析的。反复考察推演，仍然还有不能判然明白之处。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本来是用来激励后学的；但到了回答子张的问题时，却突然舍弃“闻”而称许“达”。这是孔子也说过的吗？政与事的区别，孔子只举出端绪，却没有说明细节。定公、哀公之间的事情，诛罚、赏赐、号令都详细记载在《春秋》中，试取出来逐条计算，究竟哪些属于政，哪些属于事呢？习性的远近，不必等待训诂就可以知道。说人性相近，关于一本同源的道理，果真没有值得思考的吗？“质朴胜过文饰便粗野”，“文质彬彬才是君子”。孔子舍弃完整的状态而偏取一端，有人说这是将要返回周代的文饰而采用夏代的忠朴，这种说法对吗？不对吗？譬如金玉，智是开始，圣是终点；譬如技巧和力量，圣达到极致，而智居于其中。这只是同一章的话，若以智为高尚，就会妨害前面的说法；若以圣为高尚，就会妨害后面的说法。还是另有智与圣并行而不相冲突的解释吗？不是这样。告子“义在外”的说法，和“把义给予方外”有什么区别？孟子把仁放在内，却没有说明，难道告子已经知道仁了吗？如果知道仁，就不可能不知道义。那个人年长，我便称他为长者；那个人肤色白，我便称他为白；这句话大概是坚白、同异之说的祖先。孟子接连几章加以辨析，逐一列举玉、雪、羽毛、马、人五种白的说法，借用对方的矛来攻击对方，使他的技穷力尽。名物的同异，可以考察清楚吗？精密的义理是用来达到实际功用的，必须章法条理分明、类别清楚、洞彻通贯，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不要把不知道物色、牝牡作为解释。

译问：周公作《君奭》一篇，历数成汤直到文王、武王，以及众多贤臣硕辅功业的盛大，用来勉励召公。周公身处成王时代，回望商、周之间的历史，所传闻、所亲见的元老旧臣之事，本应没有一丝一毫不详尽的。然而高宗从筑墙的工匠中举用傅说，任为辅弼，《说命》三篇写得光明宏大，这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明君良臣相遇；周公却只说“在武丁时，有甘盘这样的人；后来有陈、没、傅说，却不称说傅说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太师尚父辅佐文王、武王兴起，周诗所歌咏，孟子所称述，《六韬》所记载，诸子百家所叙述，都不可能是虚妄的。可是周公评论昭明文王、昭明武王的臣子，遍举虢叔、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人，却不把太公列在其中，又是为什么？圣人的言论有抑扬取舍，必有深意，周公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又问：兵事和粮食是国家的大政。用水辅助攻战，力量就强；用水辅助耕作，收成就丰。水大概是军需粮食的命脉，而江、淮又是水利最集中的地方。疏导成河，汇聚成陂，拦护成堤，淤筑成坝，奇正攻守由此产生，胜负由此判定，丰歉也由此掌握。史书中列举的事例，仓促地数也数不完；姑且选择其中两三项来讨论。吴王夫差筑城防守，开沟使江、淮相通，这是由南向北通行的道路。考察当地地形，所谓射阳湖、所谓末口、所谓广陵，以及韩江水流的源头和下游、地势的高低、名称的迁变，凡是讨论进取的人，都不可不考察。魏文帝率水军从谯县沿涡水进入淮水，因寒冰阻塞，船不能进入长江，这是由北向南通行的道路。考察当地地形，所谓精湖、所谓广陵故城，经过了哪些地方，哪里通畅、哪里阻塞，哪里开通、哪里拦截，凡是讨论防守的人，都不可不仔细察看。芍陂的田地，是曹氏旧日的遗迹；开垦的方法、蓄水的办法、强化沟渠的数量，可以讲求吗？濡须坞是孙氏的要地；城的南北、岸的东西、洲的内外，可以讨论吗？齐国垣崇祖守卫寿阳，想筑堰拦住淝水来巩固自己，议论者认为淝水本来就有水流，从未筑堰，便以此责难他。崇祖不顾这些意见，最终取得胜利。梁武帝筑堰拦淮水灌注寿阳，浮山之役所耗费的功力，比崇祖的工程多出不止百倍。魏人说堰终究会自行崩坏，不久果然如他们所料。寿阳一地，在齐国可以筑堰，在梁国却不能筑堰；预料前一种情况显得拙劣，预料后一种情况却很高明，难道是天时不同，而地利也改变了吗？还是因为主客双方的形势不同，攻守双方的便利条件不同呢？横跨长江、覆盖淮水，堰坝相望，鸡鸣、召伯西、陵柳浦之类水利工程，它们的兴废，大概都没有什么值得详论的。至于海陵的堰，是范文正公所参与的工程，近在眼前，可以考察【缺文】。那道堤坝高高隆起，首尾长达一百五十里；兴建的年月、议论的异同、版筑工程的规划、防护措施，以及灌溉范围的大小，大概都可以看见。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百个，也就是研究治水之学的起点。应当把事实全部据实说出，不要作空泛的议论。问：排斥邪说、端正人心，是孟轲承继三位圣人的地方。自春秋时代起，异端逐渐出现；到了战国，达到极点。稷下学宫兴盛时，各自标榜学派的人蜂拥而起，孟子唯独同杨朱、墨翟辩论，难道其余那些人都是琐碎不足数的吗？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在秦国施行，老子、庄子的虚无之说在晋代盛行，陈胜、吴广、渊、勒之际，百姓几乎死尽。假使杨、墨得志，他们造成的祸害又怎会超过这种情形呢？孟子把他们置之不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同样都是异端。墨家的兼爱，施爱还推及别人；杨氏主张为我，心意专在偏私自己。朱熹认为杨氏尤其低于墨翟。孟子却说，逃离墨家的人必归向杨家，逃离杨家的人必归向儒家，反而亲近杨氏、疏远墨氏，这是为什么？当时孟子曾亲自同夷之辩论，指出额头沾泥的事端，怎么就能使他惘然失意？然而夷之所谓施爱从亲人开始，同伊尹所谓树立仁爱应以亲人为先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后世儒者有人说：杨、墨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他们，之后道路才变得开阔。可是东西两都之间，儒、墨并称，时常还从名士口中说出。唐代韩愈于是推尊孟子，说他的功劳不在禹之下；但孔、墨相互为用的说法，仍亲自写入书中，这哪里称得上道路已经开阔呢？这还可以说得通。司马迁说孟子猎取儒、墨遗留下来的文章；司马迁和班固都不算真正了解孟子的人，但孟子为什么能在后世得到这样的声誉呢？老、庄末流同吐纳、符箓、巫觋、丹药等各种技艺混合成一体，其中参杂错乱的缘由，难道没有可以考察的吗？至于身毒的佛教，则是在永平年间以后才传入的。如今杨、墨的祸害已经止息，释、老之徒却正盛张。有人说佛教近于墨家，道家近于杨朱。试着尊奉孟子遗留下来的学说来排斥它们，果真能够折服它们的锋芒吗？还是仍然不能呢？诸位公卿长者有这样的议论：修治根本，末流自然会胜过；所谓修治，就是科条次第正应当讲明。又有人说：依我看儒、释两家，件件都对，句句都相合，然而仍有不同；所谓不同，正应在毫厘之间辨明。又有人说：道理同于我们的道，教法却不同于我们的教；那么道与教又应当怎样区别呢？至于傅奕排斥佛氏，则说中国【缺文】只是仿效老、庄的形式来文饰它。如果这种说法可信，那么释、道二氏本来就是一家了。请把这些问题一并讨论。问：汉朝鉴于秦朝的弊病，放宽了挟书律，把六经依次列入学官；即使大都、小邑，也都有老师和学生讲习，四面都能听到弦歌之声。然而论者已经把这种学问称为靠发策取士、决定科第的学问。我曾考察夏侯胜、黄霸都因议论宗庙音乐而获罪下狱；黄霸已经身陷囹圄，还想跟随夏侯胜学习经书，夏侯胜以自己将因罪处死为由推辞。黄霸说：“早晨听到真理，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了！”唉！当时黄霸难道还有可以发表的策问、可以决定的科第吗？身受重罪弹劾，早晚就要受刑，却仍急切地想有所闻知。我不知道他想听到的究竟是什么？夏侯胜认为他的志意奇特，于是把经书传授给他。两人被拘系，接连过了两个冬天，讲论没有停止。夏侯胜所传授的，果真是黄霸最初想听的吗？还是仍然不是呢？黄霸小有所用，便出任治理颍川；大有所用，便任宣帝的丞相，名声功业震动一时。难道这就是尊重所听闻之道所取得的成效吗？如果诸位同夏侯胜交换处境，面对黄霸的询问，将凭什么来教授他呢？

译问：尊重年长者，在天下已经有很久的传统了。五帝取法三王，向老人请教、赡养老人的制度，记载在经传中，表现于歌诗里，声势盛大，充满耳畔。等到政策计算显出成效，以至于头发斑白的人不必在道路上背负东西，那是多么盛大啊！周室东迁以后，这种礼制逐渐废弛，尊尚年长、敬养老人的道义也渐渐听不到了。即使在洙水、泗水之间，亲身受到圣人教化的地方，孔子尚且有鲁国正道衰微的感叹，何况不是礼义之邦呢？然而孔子亲自发出这样的感叹，却又用手杖敲打原壤的腿，并且说出“四十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声名”的话，似乎同尊老之意很不相同。圣人的抑扬取舍、操持安排，未必没有道理。东汉以后，周朝屡次举行养老礼，然而像桓荣、于谨一类的人，终究不能向天下显示孝悌之义。西汉都城长安的孝文帝，从未隆重举行授杖、执酱等大礼，而社会风俗却淳厚，老年人、长寿者都欢快嬉戏，几乎像儿童一样。难道养老礼兴起，起初对治理国家并没有益处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经传、声诗为什么还要称颂它呢？何不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问：古代制定国家财用制度，量入以为出；如果收入少而支出多，本来就不是治世的做法。收入只有一两分，支出却不止加倍，甚至达到五倍、十倍、百倍，也是不合常理的。成周划定千里王畿，按土地计算赋税，收入本来有固定的制度。考察支出的项目，错杂见于六官职掌，不容易逐项列举。其规模大、用途多的，主要有三项：祭祀，宾客，以及官吏、军士、舆夫、奴隶等人的供给。一年中的祭祀，燎柴、沉牲、杀牲、陈列献祭等同时举行。即使取天官所属而不计卿士、大夫、府史、胥吏等人，仍有三千六百多人。若按一人类推六人，几乎超过数万人。千里王畿的收入，究竟凭什么供养他们？至于接待宾客的费用，更无法按常理推算。王城中的赋税用来接待宾客，郊、甸、县、稍、关、市、山、泽的征税都不在其中。先儒说王城赋税是二十取一，土地最狭而赋税最轻，收入少没有比这里更甚的了。等到考察宾客名册，侯服诸侯每年朝见一次，甸服诸侯两年朝见一次，直到男服、采服、卫服、要服，都是最疏远的，大体六年才略微遍及一次。按照《掌客》所载的等级来推算，王国置备公、侯、伯礼仪中较重的部分，姑且只按子、男爵计算；置备飧、饔、饩等物品中较重的部分，姑且只按禾米计算。诸侯每朝见一次，王国要供给三批物资。每一批有米三十车，每车米二十四斛；禾三十车，每车禾三十束。成周分封的国家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像车轮辐条集中于轮毂一样纷纷前来。试把这些平均到六年计算，每年按三百个子、男爵国计算，就有六十四万多斛米、八十一万束禾。若上推到公、侯、伯，再加上飧、饔、饩等费用，本来就数不胜数。只凭王城中二十取一的赋税来供给他们，这就像收进一升一勺水，却从尾闾大量泄出。然而从未听说因此把不足当作忧虑，难道不应该深入探究其中的缘故吗？汉代按照官府用度向百姓征赋，文帝免除百姓田租，景帝实行三十税一，山海、舟车的利益也都没有收归县官。收入难道不是已经很少了吗？当时京师南北两军的屯兵都依靠大农供给，而官吏俸禄的等级是：三公每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每月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低至百石官吏仍每月十六斛。从佐史到丞相，编制内共有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每月供给的粮食，大概超过一百万斛。这还只是有固定规制的经常费用。匈奴隔年侵犯边境，陈武出兵，士卒十万人；张武出兵，战车一千乘，骑兵十万人；吴、楚七国叛乱，甚至调发三十六位将军，天下震动到这种程度，其他巡幸的役费、祈祷祭祀的费用、赏赐束帛，也不是没有，究竟从哪里取得呢？计臣不把财政不足上报，已经非常可疑；而都内钱串腐烂、太仓粮食腐败，又更加可疑。在周代，似乎本来就不足，却没有听说不足；在汉代，并非真正有余，却竟然到了有余的地步。何不推究其中的根本、末节和源流来回答？问：风俗的变化，国家势力的兴衰，都寄寓在其中。过去夏、商、周相继称王，忠、质、文三种风气的推移，在圣门已有成说；齐、鲁的先公也在初次报告政绩时，预先推测后世的弊病。观察一个国家的人，大概一定要从这里判断。汉高帝徒步平定天下的乱局，他恢宏宽大的气度、宽仁厚重的品格，本来要用来洗涤秦人刻薄苛刻的风气。文帝、景帝相继而来，淳厚的治理比最初更加提高，但轻慢恶劣、互相倨傲的陋习，仍杂见于使人流泪叹息的奏疏中。元狩年间的君主，法网严密、刑罚严厉，又有巧于诋毁、深文刻法的官吏辅佐，风俗本应更加趋于败坏。然而礼乐文物一同兴盛，犹如金声玉振，难道整齐风俗的作用果然在于那一方面，而不在于这里吗？孝宣帝中兴，励精图治，综合考核，威严使人不可侵犯。黄龙、五凤年间，即使技艺工匠，也都精通自己的技能。先前淳厚的风气，一变而为刚健明察、严肃整饬的政治，其威灵所及，甚至将使后世十代受益。子元、孙成却因软弱而失去权柄，这是为什么？东汉从征召周党、严光开始，清正高尚的节操震耀四海。渐渐到了末流，甘陵之祸发生，党人像鱼贯一样被杀，直到最后也没有补救胜负的局势。难道建武年间所推崇、奖励的，原本就是希望它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后来建安七子，风度流丽、含蓄有致，谈笑闲雅；同李白、杜甫诸公那种处处自我表现相比，恐怕就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张弛舒卷，果真符合时代、合于义理吗？唉！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多年，风俗屡次变化，最终却不能统一确定，难道也是天下形势自有相互激发的规律，而人们无法知道吗？还是某种风俗本来可以长久守持，后世却不能实行；只是一味偏偏弥补弊病，却没有谁能守住它呢？希望听到其中的道理。

译问：年成有丰有歉，这是天地消长、盈虚的道理。若用三十年平均调剂的制度来讨论国家财用，固然很正确，却不能解除朝夕之间的忧患。即使皋陶、夔、后稷、契互换位置，汉、唐两代的朝廷制度尚未确定、教养尚未完成，救济百姓的急难，也应当另有方略，绝不能漠然旁观，坐等九年储蓄。平籴和敛散的办法，后世实行者应当有所取法；只因它出自管仲、李悝，便望着他们的名声而轻视这种办法，并不是懂得时务、讲求实际的人。汉代耿寿昌向宣帝进言，请把义仓命名为常平仓：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大概是有意继承管仲、李悝的事业。萧望之参与争论时，还可以推说儒者不通世务；到元帝最终废止常平仓时，萧望之的意见果真酬答了现实，似乎不能因为他是书生便轻视。东汉都城洛阳兴建常平仓，刘般认为表面上利民，实际上侵削百姓；明帝驳回他的意见而建立常平仓，或许有独到见解，不是刘般所能相比的。魏、晋以后，常平仓时废时兴，难道没有原因吗？南齐永明年间仿照常平制度，从上库拨出各郡数千万钱收购粮食；按其条目，不只是米粟，布帛、丝、蜡等也都包括在内，这果真是耿寿昌旧日的制度吗？它的用意究竟归属于什么呢？隋朝开皇年间设置仓库以备水旱灾害，彼此转运接济，如卫州黎阳仓、华州广通仓、洛州河阳仓；而陕州的仓库独独称为常平仓，难道敛散的制度只在陕州实行，而不在其他郡实行吗？这很令人疑惑。常平仓收购粮食的本钱，玄宗时取自客户，德宗时取自茶、漆，宪宗时取自地税，文宗时取自回易；唐代以前究竟从哪里取得，仍有可以考察的吗？开元年间修订常平法，淮、浙、剑南诸道地势低湿，不能承受贮藏，讨论储积办法更加精密，而不再受地气影响；其中的策略可以讲求吗？本朝自淳化年间实行常平政令，嘉祐年间又颁下广惠制度，利益更加广泛，法令更加详备。熙宁年间改革制度，派遣使者办理；当时关于收购与出售的朝廷议论都完整保存下来，其中沿袭、改革、损益的适宜之处不可不反复研究。建炎、绍兴以来，朝廷接连下诏设置常平制度；名义虽仍沿用旧制，但参酌推演、修润增饰后，已经不是两三条旧法而已，也可以全部列举出来吗？何不广泛考察、折衷诸说，以辅助计司余下的议论。问：酒实行专卖，难道不是古代的制度吗？《妹土之诰》、萍氏的讥刺、文帝的诏书，都说要惩治酒的危害，而不是夺取酒利。在汉代中期，靠向渔民征取财物来供给边防费用【缺文】《东莱外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