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集卷五　　　　　　宋　吕祖谦　撰防问

译姚崇却还迟疑不前，不肯拜相，历数十件事情，要求玄宗答应以后才就任。仇敌相交尚且有盟约和市约，道义相互质证尚且有契券，君臣聚精会神之际，却使用这种约束。唉，何其浅薄！将要开创基业、垂示传统，奠定一代的治理，而君臣在交付重任的开始就已经依靠约束来求稳固，那么治理的大根本已经毁坏了。即使竭力要求、强行制约，只能达到小康；时势一变、意志衰退，必然溃决而不可遏止。纽带解开，丝线纷乱，不必等到天宝末年，早在开元初年就已经显露征兆了。傅说早晨还是奴隶，晚上便辅佐宰相，以平民身份越级处在父兄百官之上。《说命》三篇中，他对君主的赞颂和答对，为什么那样从容而充裕呢？开头说“君主能听从谏言就会成为圣人”，这是在疏通通往根本原则的舟楫；接着说“只要安居于其所，政事就会纯正”，这是指出根本原则给君主看；最后说“要念念不忘始终以学问为常”，这是抵达根本原则并使君主不要失去它。君臣同堂同席地商议，事情如铠甲与衣裳、如官爵与祭祀一般，棋子般分布、绳索般相联，源流贯通，并不是逐条列举而强力要求。这样看来，辅佐天下的道理就可知了。姚崇与管仲、晏婴并肩，当然不敢自比傅说；但他凭借权术机变，也足以预料君主开始锐意进取、后来懈怠终结的情形。所以趁玄宗对他的宠信正新时，便拟定这十条来坚定君主的心志和考虑。他只想保全自己一生罢了，哪里有空顾及身后的事情？考察史书可知，玄宗改变自己的约定，并没有等到以后。正当姚崇掌握国政时，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问他关于“用严峻法令约束臣下”的约定，为什么钟绍京犯罪时还要等姚崇来营救？问他关于“法律先从近亲近臣施行”的约定，为什么弹劾王仙童时还要等姚崇上奏？问他关于“官阶次序不可荒杂”的约定，为什么答应任用阎楚珪，还要等姚崇拒绝？这些还只是姚崇竭力争辩而侥幸取胜的事情。高力士、杨思勉的名声从宫中传出，宦官逐渐干预政事的趋势已经出现。薛讷统率征讨契丹的军队，不仅突然抛弃姚崇的劝谏，反而增加他的权力，把他派遣出去。到郭虔瓘募兵攻打安西时，姚崇虽然认为不对，已经沉默而不敢争辩了。这是不幸地关于边功的约定，玄宗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姚崇本人还没有离开职位，约定已经冷却，何况交出印绶以后呢？不致力于改变君主的内心，却用力量强求，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明确效验。我曾经读贾谊的文章，了解文帝所以能够坚持到底的原因，又考察姚崇的始末，然后才知道蛊惑玄宗内心的人，是有其来由的。难道这只是李林甫一个人的罪过吗？贾谊的奏书纵情直言而毫不顾忌；若在此前几十年，必定会触犯诽谤之罪；若在此后几十年，也会遭受“非所宜言”和“大不敬”的诛罚。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却不斥责、不恼怒，反而更加优厚地对待他。文帝并不只是认为容纳谏言是帝王的盛德，实际上是因为言路是否通畅，正是君主自身的切身利害。奢侈的欲望、邪僻的念头、政事的缺失、命令的错误，出自自己却安然毫无察觉，难道只会有一端，从而引发祸乱的苗头和灾祸的机关吗？众人的情绪和议论被隐藏、堵塞而不能上达君主的，又哪里数得清呢？等待进言者加以纠正、正直地传达，岂止像麻风病等待针砭、跛脚等待拐杖一样。容纳、养育、奖励、采纳谏言，这本来就是我的切身利害。至于他们谦逊或悖逆，那是进言者对我尽职，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贾谊虽然气势激烈、言辞愤怒，远离实际情况，姑且赞许他的用心，以此勉励后来者。从此以后，冯唐、申屠嘉一类人在朝廷不断规劝、警戒、辅弼，最终使文帝处在少犯过错的境地。这本来就是文帝招致他们的原因。君主增进德行的验证，其他地方未必立即看得见，只能先从谏臣的言论中看出来。言辞曲折迁就，说明君主的德行还没有取得人们的信任，人们仍有所畏惧；言辞恳切而直指过失，说明君主的德行已经取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已经没有什么畏惧了。曲折迁就、恳切直斥，在进言者看来是得失不同的两件事，在君主看来却都是德行进步的验证。贾谊的议论虽然未必完全合于中正，难道文帝不能因此自我庆幸，把它看作德行进步的验证吗？当时的风俗还都淳厚，即使从前妨害贾谊受宠的人，也不过责怪他议论纷乱诸事；所谓借求取名声来归罪于人的说法，当时的人大概还不会说出这类话。到了隋炀帝，才开始有因谏诤是为求名而产生的愤怒；到了唐德宗，才开始有夸耀自己、把过错推给别人的疑忌，他们的见识已经狭隘了。风雨霜露，没有一种气息不是上天的；鸟兽的牙甲、草木的根芽，没有一物不是大地的。天下的善事，哪一件不是君主的善事呢？卑微贫困的小人，借一点缝隙透出的光来装饰自己，偷取一勺水便自以为多，不过都没有超出范围。上天覆盖、大地承载，难道会同这些琐碎的人争高低吗？炀帝、德宗忘记天道的广大，竟降低身份同一个士人争论长短，就像里巷同伴彼此争夺，何其渺小！假如文帝时代已经形成这种议论，那么贾谊所遭遇的，难道只是凭吊湘水、作赋悼鵩而已吗？史书称姚崇善于应变，以成就天下的事务；然而应变有时不合正道，过失也会随之而来。其中尤其重大而明显的，有两件事。玄宗在藩王时期，侠勇之气已经压倒诸王，亲手铲除叛逆的韦氏；太平公主之乱发生时，他刚登上大位，才华卓异、英武果断，如同太阿剑出匣，没有人敢于触犯他。所担心的是他轻视天下而不能自我抑制、心存畏惧。大臣贤辅主持政务，应当用敬畏上天的诚心来严格要求他，用尊崇儒学、重视道义的实际道理来启发他；即使左右规劝约束，仍担心他有时放纵。姚崇却又以水助水，丢弃准绳，在其中丝毫不加抵触。日食发生而历法推算有误，却说并未亏损；班贺太庙自行毁坏，却说是木材朽坏；献媚取悦、畏惧上天的说法，是典、谟、训、诰、誓、命这些篇章虽篇名不同而旨意相同的内容。姚崇歪曲诬蔑上天，一旦打破对君主的禁锢而铲除畏惧，使他的君主荡然无所顾忌，逐渐导致渔阳之变，撤掉他的防范并引导他的奢侈，实际都是姚崇所做的。推想姚崇最初的意图，不过是容纳君主、取悦君主、迎合君主罢了，他也没有料到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末流泛滥，即使姚崇还活着，也不是捧土所能堵塞的了。最大的莫过于上天，他尚且不敬畏，那么一个姚崇又算得了什么？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把严肃敬畏上天的道理相互传授，难道是因为君主尊贵无敌，才又借助上天来压制君主吗？战战兢兢、恭敬畏惧，正是天心所在，也是尧、舜、禹、汤、文、武相传的大根本。“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有二心。”若因适意享乐而产生二心，偏向邪曲的私心便会形成于内心，危害于政事，使你的家庭和国家遭遇凶祸。姚崇学问不足，却贸然敢于轻慢这一点，这是姚崇的第一大过失。

译姚崇捕蝗时，议论的人正喧哗不已，玄宗问他这件事，姚崇以庸儒拘泥文字、不知变通作答，说除蝗的方法见于古代训诫；议论的人纷纷认为姚崇说的是庸儒。可是玄宗本来尊儒重道的意志就不深厚，姚崇又把“拘泥文字、不知变通”的话灌输到他心中，使他更加轻侮儒者。从今以后，即使是先王的典训，只要对自己不方便，也可以用这句话加以否定了。自从张九龄、韩休离去以后，儒者全被排斥；坐在朝廷议政的、在堂上防守的、在边疆的，全都是便捷轻锐、知道变通而不拘泥文字的人。他们造成的后果，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姚崇只是看见所谓庸儒拘束固执，便一概厌恶鄙薄他们，难道也曾沿着根本想一想吗？凭一个人来统治六合，是上面人数少、下面人数多。把天下人所喜爱的集中起来，把天下人所尊贵的汇聚起来并拥有它，即使是强悍刚暴之人，也会低头尊奉，没有谁敢不驯服；这是因为君臣的典章秩序合于天道，而儒者实际上在品评、节制、扶持它。如今厌恶庸儒，连同他们的品评、节制、扶持也一并废弃，那么道理既然泯灭，万目睽睽，见到利益就奔逐，见到便利就争夺，上面的人危险了！儒者说到舌头破、嘴唇烂，本来是为谁谋划，怎么能轻易想要销毁废弃他们呢？这是姚崇的第二大过失。把这十件事合起来看，其中两大过失已经交给天下人评判，任何人都能衡量他功劳和罪过的轻重。把贾谊和姚崇放在一起评论，他们的议论所达到的程度固然有深有浅；但他们都不知道根本原则所在，这一点是相同的。明天子正在屈己延揽群贤，以谋求大业；谈论前代的事情，贾谊和姚崇所列举的主张，当然早已在深夜批阅过，也已经有所采纳并适时施行了。愚臣不敢再重复他们的议论，只是私下还有一些疑惑，幸而借奏篇上呈的机会附带说明。古代兴起的君王所以震服天下，不过依靠一两项大政；至于细小事务，起初从未亲自劳作。汉高帝约法三章，齐威王诛罚阿谀即墨大夫、奖赏即墨大夫，这些事终身都值得称道，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顺应时代而成就功名。明天子即位以来，天资英明、裁断神速，自古平庸君主因疑惑牵制，几十年不能改变的事情，在一天之内便作了决断；自古谏臣恳切详尽，千百篇奏疏不能挽回的事情，听从了一句话便改变了。大的谋划、大的任免升降、大的因革变化，逐项数来，已经兼有前代的长处；慢慢估量其成效，却还没有达到前代成效的一半。仇恨耻辱尚未洗雪，疆土版图尚未收复，风俗尚未端正，国家财用尚未充足，民力尚未厚实，军政尚未整顿核实。反复考察贾谊、姚崇为汉、唐忧虑的事情，也占其中五六成。这究竟该怎么解释呢？难道是统摄根本、会通元始的地方，还有值得思考的吗？汉高帝、齐威王的事情虽然浅近，但就其规模来说，也大致能够保持自己当初的主张。假如约法三章的第二年，苛刻的法令又重新出现；诛罚、奖赏阿谀即墨大夫之后，又重新听信宠幸之人，那么前后相互矛盾，有谁会相信他们呢？今天的大政几十项，全都远远超出汉、唐。只是统摄根本、会通元始的地方，还有值得思考之处，所以除掉一件弊事，也只是一件事；去掉一个小人，也只是一人。四海九州如此广大，万官亿民如此众多，广泛延揽人才、从远处驾驭天下，怎么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漏呢？德意和心志所显示的，还没有普遍得到感化；遗漏的地方，已经有的先显现出来了。命令发布以后，百姓和贤人、老人和幼儿，喜悦还没有结束，惶惑就接着来了；激昂还没有结束，松弛就接着来了；叹息还没有结束，侥幸觊觎就接着来了。假如向来淳厚坚定、专一不二，没有夹杂混乱的弊病，那么所谓几十项大政，推出其中一两项，就足以鼓舞众人、建立伟大的根基，哪里至于十年早晚勤劳，还要叹息希望治理好国家呢？这就是愚臣冒昧进献统摄根本、会通元始之说的原因。如果确实能把心神专注于治理的大根本，提挈纲领、依据根本，那么施行治理的人就不会有时进有时退的困累，观察治理的人也不会因一时的喜悦或恐惧而改变。至于讲论根本所在、在闲暇安静时咨询访察，将来会有人去做；愚臣不敢越级议论。《东莱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东莱集》卷六，宋吕祖谦撰写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