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外集卷五

译《东莱外集》卷五。钦定《四库全书》。《东莱外集》卷六，宋吕祖谦撰，《答问》。问：君王侍奉父亲尽孝，侍奉上天明察；侍奉母亲顺从，侍奉大地审慎。父亲象征天，母亲象征地，于是创立郊祀的大典，这就是圣人沟通天地而没有间隔的原因。圜丘、方泽的制度，献上苍璧、黄琮的礼仪，在意义上相配、体制上相称，载于礼书，起初并没有轻重之分。然而考察《舜典》，舜接受天命刚开始时，只举行了祭祀上帝的典礼，祭地却没有参与；虽说又望祭山川，但山川只是大地的分别体现，并不是大地的总摄。武王平定商朝的罪恶，首先指责它没有修治郊祭和社祭，也不过是以郊祭对举社祭罢了，哪里看得到所谓郊丘制度呢？《昊天有成命》是《周颂》的篇章，《大司乐》见于《周官》；《周颂》一并说祭祀天地，而《大司乐》却把它分为冬至、夏至两个时节。究竟应当分祭还是合祭，又应以什么作为裁断标准呢？本朝关于南郊、北郊的议论，名儒硕学相继辩论，充满典籍，直到现在仍不能统一确定。这固然是议郎、博士的责任，也是学者应当共同讨论的事情。何不深入阐释郊祀的根本，参照经书、采择传记，历考前代制度沿革、废置的原因，详细写在篇章中？问：文章在时代中的作用多么重大啊！观察天文，是为了察知时令变化；观察人文，是为了教化成就天下。所谓“文”，大概并不是绘饰章句的人所做的东西。孔子把文、行、忠、信列为四教，并把文放在四教之首，而行排在其次；至于有余力于行以后，才学习文章。把两种说法合起来，究竟应当以哪一种为准呢？后世以文士著称的人，一次饮酒、一番吟咏便彼此标榜，骄傲放纵，甚至以不拘小节自居。唉，文和行果真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吗？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难道就在于此吗？《礼记》说：“文王之所以称文，是因为纯粹而不停止。”学者何不深入体会这句话呢？问：军队出征不能由朝廷从中遥控，将领也不能屡屡更换；授予他权力并使他长期任职，本来就是守边的根本事务。边疆军政机构关系着安危。若用细碎条文束缚他，用严厉法律逼迫他，早晨任命、晚上更换，饭还没煮熟又匆匆调往别处，即使有杰出人才，他从哪里显示长处、施展才能呢？近来朝廷认为两淮是屏障、邻近敌境，于是制定让守将长期任职的方案，授予他们权柄，给足钱财，解除绳墨束缚，任凭他们施为。这即使和太祖的边政相比，也确实可以媲美而无所遗憾。过去羊祜镇守襄阳，成汭镇守荆南，张全义镇守西洛，都因为获得专任且任职长久，把凋敝荒凉之地变成富庶强盛之区。能够得到像这几位一样的人，当然很好。但万一有人不能完全承担边疆重任，难道不应预先考虑该怎样处置吗？近来镇抚使仓促任命又仓促罢免，他们的前因后果、始末情状，都是众人亲眼所见、还可以复查考核的。愿您详细说明，以帮助帷幄中的进一步议论。问：先王用谥号来尊崇名声，以一字概括主要德行，是为了表彰天下的善行，向后世显示无穷的劝勉。姬旦以“文”著名，召奭以“康”著名，闳天则以尊贵显著之名高居周代群臣之上，本来不是文人墨客、书写之士敢于议论的。萧何、曹参同为汉朝丞相，萧何谥号为“文忠”，曹参谥号为“懿”，一多一少，论者怀疑其中有优劣之别。卫青、霍去病同为汉朝将领，卫青谥号为“烈”，霍去病谥号为“景”，威名一详一略，论者怀疑其中有厚薄之异。不知道当时君主的本意究竟有轻重吗？还是没有抑扬之意，只是偶然如此？房玄龄、魏征都以贤能辅佐著称，而“文昭”“文正”的谥号，虽然没有多少详略之别，未必不在其中寓有尊卑。英布、卫青都以武功显名，而“景武”“正武”的谥号，虽然没有详略之别，也未必不在其中寓有厚薄。自古以来，君王追荣将相，面对功劳相同、地位相等的人，往往难以做到一片公心。主上感慨于簪履遗物，追念旧日机要大臣；听到鼓鼙之声，便思及将帅驰骋疆场的功劳。近来中兴以来对王室有功劳的将相，改定谥名的典礼有时尚未能够举行，应以美好的称号彰显潜藏的德行，使幽微的光辉显露出来。这样的光宠辉煌，本来不只是太常记载、大烝祭享、景钟勒铭所能相比的。愿意历代考察古今将相的盛大功烈、历代褒扬装饰的荣典，观察六家谥法的异同，以及曲台诸儒的取舍评断，广泛考证并全面叙述，以此推知圣上的意旨所在。

译书信。答潘叔度。我到严州已经两旬，郡学也渐渐形成秩序，规矩都没有改变，只是按时入学、未到日暮不得回去，以身作则罢了【不在斋舍的人，只要回来吃当天的饭，也不施行因不住宿、不参加斋会的惩罚】。在学的士人，乐意服从的有十分之八，只有八九人例外；教导市学的人颇有妨碍【过去这些人整天在外面讲授，遇到两餐时间才回来，如今便不能这样了】。郑几道为人平实，只是所欠缺的是力量不足。程易抄写这件事已经有多少年了？兄长千万稍作留任，等他抄完后再为此事前来；否则恐怕终于松散而不能完成。我在官舍中大致平安，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张守的议论非常平正，而且虚心听取善言，这在如今的士大夫中实在难得。他极力称许刘宾之，却认为王龟龄还没有达到标准【这一段话最值得取法，世人常常把意见相同或不同当作爱憎，能够平心公论的人非常少】。谈到胡生，他认为此人有知言之才，见解极高，但在文章条理周密明察的功夫上还颇有不足。谈到朱元晦【原文缺字】也没有认为完全正确；他的其他长处很多，只是张守对他格外厚待。我担心会在同僚之间留下形迹，已经再三恳求他了，再等一两天，我当尽力进言。张守听说年兄诚实笃厚，很想见您；以后您到这里来，去见他似乎没有妨碍。《易传》的刊板，还希望您留意。我在官舍中大致平安，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程易既然已经下手抄写，就会完成工作。防务应当有期限；等见到防务官员向诸位公卿报告时，要勉励他们，不要顾惜前面的劳苦，否则以后会有后悔。不只是刊书【原文缺字】。您来访的日期还没有定吗？虽然梦中也接受您的教诲约定，却遗憾书信和声音来得太迟。如果能勉强留三四天，就过了节日再走。得到这部书，已经粗略有了头绪，尤其可喜。不知叔昌有空能否同行？郡学渐渐就绪，也没有扰乱规矩的人。再给它一些岁月，应当稍微可以观赏了。又。林谦之因为缴还新任官员除授名册，迁任工部侍郎，按次序应当决定离去；自从这次举动过江以后，还没有这样的事。平日保荐任用这位老先生，果然没有辜负所期望的结果，真令人高兴【原文缺字】。近日时局变化，疑惧的人很多；然而有意躲避祸患，终究不如无心计较而听任命运。给刘衡州【刘子澄】的信。我闭门退居，谢绝来客，幸而没有其他扰乱，读书也没有废止平日的功课，只是终究缺少讲论的益处罢了。朱丈答应春间同我游温台，很遗憾尊兄身在远方，不能一起前往。外祖母的画像适逢南安的使者顺便带去，事情很仓促，只能简略写到这里。承蒙来信询问，我闭门已久，越发不闻外间消息；长期受病体牵累，已经成为痼疾，再也不能调理，只能静养、顺其自然，情况倒还安适。荆州的谋划，我至今想起仍然心痛。祭文抄录寄上，想说的话全在其中。听说朱丈前去相邀，不知是否已经成行？想来讲论一定很快乐，我在病中只有仰慕罢了。听说参预处常常效法忠告，这是很好的。有人说其中夹杂了不少讥刺责难，虽然意在讽谏切劝，却因此缺少诚笃厚重的气象，未必能感动人。偶然被授予原来的官职，但我不能出仕，人人都知道；只是一番番上表辞谢，应酬繁多而精神疲惫，匆匆写下这些话。其余只愿您更加重视道义。给李侍郎【李仁父】的信。我在津亭设宴请您告别，您又改期一个月，依依仰望之情已经难以承受。近日正值初冬冻雨，恭敬地想您所乘舟停泊之处，神明和人事都能安定依凭，起居一切安好。我在东观白吃俸禄，偶然还没有被淘汰斥退；多年陪侍在您的讲席旁，受到您的教诲督导，周全而深厚融洽。如今忽然远离您的几席，顿时觉得孤身飘零，无所依凭。虽然强作笑容处在官舍，心绪却惘然若有所失。武陵的符节还在，明年春天不如稍稍在鄂渚休息，为度过一年作打算。文潜既然已经到达，各项事情应当都能调理安排；何况那里是您旧日治理之地，各种人情世故，想来不至于困顿失意。连日风雨，舟行想来也会不顺，不知道您的饮食起居是否安稳？我时时忧念，心中不安；遗憾微小官职束缚，不能亲自护送您的行李，只能一味遥遥思念。于是赶快派使者前往，匆匆附上问候。向来临近寒冬，只祈望您多多为斯文珍重自爱，等待阳气复苏、时运通泰的恩宠。我在官舍中只是粗略应付，独居所思郁结无从排遣，默默随众混日子，渐渐走向颓废，日积月累，实在惭愧。近来又按同舍惯例代理省户事务，偶然充任礼曹，虽然眼前文书极为简少，但稍有讨论便关系典礼，责任推诿之处自然不轻。开府之初，酬酢经营想来也略感劳累；长期飘泊江边，如今行李已经安顿，地方也安定了，或许可以稍稍休息。远方人士中，不知有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史事各志从冬到春以来，虽大致都已编成，堆叠成册，但首尾尚不完整，条目又断缺，实在还没有次序。如今期限在冬末，已经是第三次展期，不免催促办理，只怕抵牾之处很多罢了。《徐锴通释》绍兴本最近才得到；馆中本缺十卷，大概此书原名《说文系传》，各分子目，前三十卷称为《通释》，是刻本所有的；后十卷另有名称，是刻本所没有的。现恭敬地抄录送上，但此本虫蛀残缺，缺字很多；如果有空暇，可以参照《说文》校勘，义理也还可以推求。潘义荣的编年稿谨此奉上。只是伯祖的履历以及其他文字，多次到家叔处索取，仍未送到，今后还要催促；一得到便立即转送。次仲的祠禄文字，先前与傅景仁一同准备上呈，唯独他的被退回了，势必要再等一段时间。季修听说还留在蜀中，莫非很久没有回来侍奉父母吗？近来的事情，大略可以从邸报中看到：周丈从春天以来请退的奏章已经上了四次；李寿翁也以生病请求退职，已经一个月了；陈能之进入史院，第一天就得了眩晕昏蒙的病，到现在还没有痊愈。大体说来，眼前的善类或离去，或生病，忧郁不乐，实在少有气象。武陵民风淳朴，事务简少，退朝以后想来有很多闲暇；《长编》是否已经着手重新整理了？远方士子固然难得，难道也没有可以交谈的吗？送上建茶三十夸，姑且用来帮助午间饮用，幸望笑纳。承蒙询问《长编》，初到那里本来就知道事务很多，如今条教已经确定，是否渐渐可以整理了？虽然远方难得人才，但闲暇实在难得，似乎不可白白放过。

译我在官次中粗略应付，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自从离开您的座前，胸中郁结，无从发泄，虽然还在勉强做事，但同伴少、助力薄，实在没有什么意味。把船停泊在那里，住了这么久，饮食起居岂能一一安适？接受郡守之职，固然也稍稍阻滞了归去的兴致，但这样进退迟回，上可以显示君子以国事为重的心意，下可以杜绝别人说您不被理解的议论，算来并不失策。地理志的稿子，等我从某处出任殿幕、任期届满后，当详细阅读讨论，想来那时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如果仍有应当增补的地方，就一面同周丈共同商议修入。以后再行拜禀。关于《通释》，近来曾向姚仓求取本子，因他正在巡行所属各部，尚未送到，还要再催促。所缺的卷数，近来因馆中修订书目，反而找到了全本；只是脱落方字的地方很多，也将一并抄录呈上。舍人伯祖的履历，等家叔从南安回来；他遭逢丧子之痛，待悲伤稍稍平定，应当可以得到。潘义荣的文字，也应当再催促。潘监的盐政稿，恐怕未必曾经编纂。史事中还有五六志完全没有边际，势必要展期。人情容易因循拖延，实在难以预期。郑景望出守宛陵，对奉养亲人极为方便，只是馆中更加感到寂寞了。他辞别皇帝时所论甚为恳切，实在令人敬佩。廷对中发表正直议论的人，大多都在高等。蜀地士子也有几卷文章非常奇特，只是幕府中不敢抄录本子。武陵民风淳朴、事务简少，黄堂之中一定十分安闲。《长编》既然已经完稿，不如趁这段闲暇参订润色，整顿凡例，删削枝蔓，把两种说法并存的地方折中归于一是，终于写成完书。如果只是广泛记载、备录言论以等待后人，恐怕年代渐远，后人未必能明白今日取舍的用意，使千年之后留下遗憾，实在可惜。将来如果再次回到禁近之地，笔削之权便不能专任，这个机会似乎不可错过。想要陈述的事情何止千端，只是并非我的能力所能穷尽，乡里风气又令人不胜殷切挂念。我在官次中碌碌无为，只能勉强应付。近日史事期限逼近催促，常常住在馆中，错乱纷杂的事情纷纷出现，却还没有看到大功，实在很是遗憾。您远在函丈之外，不能逐一向您请正。武陵民风淳朴、事务简省，应当可以安坐而治理，不知那里也有可与交谈的佳士吗？龚参父子死于瘴气，我相当伤痛；刘枢也去世了，善类都十分惋惜。张钦夫出任荆南帅，不知已经到任没有？同在一路，凡事可以彼此接应，也不是小小的补益。陈丞相奉有入朝奏事的命令，仍在辞免，不知最后是否到阙、去留如何？刘文潜在桂地，境况怎么样，也常常互通消息吗？刘子澄已经外任，诸公没有替他说话的人；近来得到他的信，只想求任祠禄之职。我在官次中领取俸禄，凡事只是勉强应付，史馆功课虽粗略尚未废弃，只是同舍人员迁调变动不定，仓促之间还没有完成。北扉虽有这样的志向，但力量不足，每每相对浩叹，共同追念去年同堂同席的快乐。听说又在刊缉《长编》，条例应当更加严密，只恨相隔遥远，不能陪侍您从事笔削罢了。《李群玉诗》谨抄录奉呈，余金一并送去。先前所说《说文系传》，不只是校对草率，实在是因为原本已经残断破烂，每行都灭失几个字，所以尤其难读。如果得到精通小学的人，参照许氏《说文》加以疏解，恐怕还可以补足。张钦夫不知已经到荆南没有？朱元晦辞去南康任职，已经有不准辞免、立即赴任的指挥，不知最终肯不肯起行？刘子澄已经从吉州离任，这里嫉妒他的人很多，势必只能得到一个通判之职；至于候缺次序如何，还不知道罢了。史事和各志近来大略已经看出头绪，只是职官、选举一两志还没有整理出条理。同舍人员来去不定，所以难以见到成效。党籍的始末，想来已经编次成册了。谢上蔡的曲折情况，应当去问朱元晦。得到回信后立即拜禀。近来听说辰州太守那里略有龃龉，虽然还没有听到详细情况，我私下认为边防经营虽不可迟缓，却必须内外相互呼应，才能充分展开。如果不能这样，不如暂且随时搜补，因循旧有制度，反而是好的。我在岁末忽然患了末疾，又被医生误治，既投用热性药剂，随后又呕吐腹泻，病情于是骤然危重。赶紧更换医生和药物，幸而所用药渐渐见效。这一个月以来，手足都已能自如活动，只是略有虚弱；精神和言语则与平时没有太大不同。但病体疲惫不堪，稍有冲犯便难以承受。虽然蒙恩获准外任，却滞留了很久，实在感到不安。再稍微能够勉强支撑，便买船向东归去。文海奏篇，异数和便蕃之事一时纷纷而来，大概是由于忿激，辗转到了这个地步。病中只能静静审察而处置罢了。起初也不想让上面知道，只是因为屡次有宣谕，所以不敢拖延。恐怕您想知道契丈请求祠禄的事：既然没有成功，正直之人也没有立即远去，善类早晚都盼望皇帝重新召见任用他。承蒙您谕示《夏小正》以及谢显道出处的事情，又询问《元祐军防篇》，我在病中未能顾及。关于辰州太守回避的说法，也因卧病而没有办法听知。然而人们意见的异同，也不是我所能计较的。令郎们都已经分别拜书致意。致陈同父 我闭门不出，幸而没有别的烦恼。只是立秋以后天气酷热，翻阅书籍也稍有荒废。您所说桓灵宝的比喻，读来令人悚然。凡是读《易》的人，都应当深知这种观象的妙处；不能克制尽自己的私欲，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然而自古以来的英豪，在事情的关键时刻反而茫然落后于人，他们本来并不是有意屈己克制私欲的人，这该怎么解释呢？如果只凭自己的私意来推测臆断，偶然多次猜中便以此作出断论，那么他在极细微处悬解领悟的境界，哪里是这些臆测的讥评所能承受的呢？大概天资高明、禀气清纯，他之所以能够迎刃而解、破竹而下，哪一样不是由于这个道理？只是如果把它自负为己有，就不能与时势一同运行，往往有逢迎、附会、增益的毛病；一旦不知道根源所在，便会随着血气的盛衰而变化，这一段精明也就不能长久保持。论说到这里，所谓克己，虽然仿佛是陈旧的话，毕竟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策问实在有意味，其中的话反复玩味，不能放下。诸位学生中有能够领会这个意思的吗？读到论裴度的地方，尤其令人感慨，连连叹息。章侍郎的行状已经【缺】；只恨我一生没有听过他的言论风采，所以对于文辞详略无法置评，只看出文气疏宕高胜而已。其中如论鄂州财赋说：‘公忧戚不安，仿佛不能自得，人们也没有谁能理解他。’ 论及戚方仍旧统领军队时，章公慨然说：‘这已经不值得再问了。’随即上奏论及参知政事，等等。论到虞丞相罢职离去时，参知政事钱端礼作为心腹参与政事；到允文离去，钱端礼的议论也搁置了。最后说：‘因此感叹世上衡量人的人见识太浅，不足以作为依据。’这几条都是其中尤其精妙的地方，也是应当斟酌的地方。

译专程来的人恭敬地奉上您的教诲，展开信纸急切阅读，恍惚如同握手相见，不知彼此相隔数百里。长夏湿热，恭惟您的起居一切万福。我在馆中粗略应付，自从入夏以来，因史事期限催逼，天一亮就到公事场所，日落才回馆舍；人情应酬一概停止，整天都在书册堆中，和过去在明招时的情形没有不同，只是白白耗费国家俸禄，自己常常惭愧恐惧。时事不只是难以插手，各项职守又各有主管，而且我同上下都没有交往；如果想强行多嘴，反而会因言语招致困穷。平生我不是孤高拘泥于小节的人，只要对方有善意，哪里敢不接受并加以疏导？这大概是兄长深知我的。承蒙详细告知近况，我慨然长叹了很久。合抱数围的大树，就在道路旁边，却没有被收取作为明堂清庙的栋梁，这本是将作大匠的责任。像这样的树木，生机旺盛，未尝不是自得其生。井水淘清了却无人饮用，使我替它痛心；难道不是井卦盛大之象，而兄长却以这种处境自待吗？只愿您更加宽裕，从容自我保养，以慰藉仰慕您的人的心，幸甚。廷对中关于山林草野之人的议论，本来就应当略加斟酌；后来也深深劝告诸人不要抄本传播，正如来信所担忧的那样。居厚、正则、景明、道夫，已经一一转达您的来意了。益恭诸公如今正在调防，不知能否回来；否则就暂且归去，等待候缺的日期。近来请求祠禄也一定可以得到。张钦夫最近丧子，来信中极为凄惨；他竭力请求出任广东，于是得到鄂州漕司之命，也可以回来了。刘茂实固然是贤者，只是举荐和削夺这一件事，从前不曾破例；但既然承蒙再三告谕，等见到李寿翁，如果他谈到此事，也应当加以赞助。我在馆中碌碌无为，只是对国家仓廪没有丝毫补益，反而造成损耗，惭愧日积如山。居厚前去拜见，想必已经先到了；如今正则又来赴约，握手畅谈，也是令人快意的事。被一官所束缚，不能在其间上下追随，实在怅然。送上清馥香一贴、凤团茶一斤，姑且作为山中的问候。其他事情正则自然会详细转述。偶然记得《荀子》论儒者进退处境，有一句说：‘不用我，就退处乡里，与百姓编户相混而诚实自守。’颇有意味。田间沟渠的水涓涓安流，起初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有三峡九河，压住怒涛成为平伏的水槽，沿岸治理才显得可贵可重。我在官次中粗略应付，只是朋友游伴散落，更加没有兴致。正逢天民、君举相继引退之后，又【缺】想结成群队，也只能痴坐着静静等待罢了。天民、君举对于私人的打算极为便利，但恐怕天民的规划疏散漫无章法，未必能作求田问舍的长远安排。您三次启奏的一篇志文，我反复玩读，赞叹欣赏不已。然而议论中断已经很久，能够领会其中意思的人一定很少。知道您安居定志，每日趋于平实，这正是我殷切关心的事情，也是大家最盼望的，太好了，太好了。居厚的病，听说很危险；如今知道已经平复，但他必须把性情脾气这一关调伏下来，然后养生处世才会少些龃龉，否则忧患还没有尽头。正则居忧之后，不知曾经得到消息吗？我碌碌如同往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承蒙来信指教，哪里敢不恭敬领受？只是我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米，无论出仕还是退处，哪里能有什么关系？只应当安静恭敬地守住职位，本来不敢无事自找祸患。我碌碌处在官场，勉强应付，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秋天田野收成，必定有许多乐事。试场中的得失，想来您已经见惯了。然而诸公自己却无心于此，不同于从前，只是唱高调而应和者少罢了。漕台的情形完全如人所愿，王道父尤其能办事。本月二日已经办完芮氏的婚事，祭酒夫人亲自送来，感念往昔，不胜感慨。儒家生活清贫，往后应当可以共同安于淡泊。试场得失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只是细察之下，考官确实没有存心其间，竟然还有人把监魁的卷子误认成您兄长的，也可以一笑。年成的事务已经完毕，田间一定有好景况；近来也常有著述吗？书院中也有一两个士子相伴吗？李寿翁升入从班，勉强差强人意；但李仁甫又被削减，实在可惜。郑丈调任宗正寺之后，君举的行迹就安定了。我如今的病情，除了手脚萎弱麻痹之外，其他地方还算强健，大略和平时一样。读书仍如从前，只是难以彻底除去，终究有做得过分的地方。凡是关心我的人，我没有不直言痛切地劝诫的；虽然还不能勇敢听从，但也渐渐有所减少了。永嘉之行，是否还不能立即上路？近来写成一封《正则》书信，却一直没有人来取，现在一并奉上。信中几句话，偶然与来信中替人‘叫屈’的说法相合，和正则拆信时可以共同一笑。张荆州没有起用，这自然有它所涉及的关系，难道只是防御从事之职的痛惜吗？假如他不死，应当有很多地方需要防检整顿。至于不自以为是、不一味附和，在相识的人中还没有见到两个人。居厚没有其他苦恼吧？五月间能一同骑马来访，那就太幸运了。病中尤其思念朋友早晚相望。承蒙您说早晚要来看我，希望几天后把所盼望的四经说带来。我的痼疾使身体衰废沉滞，正依赖这些书来使我清醒。小辈从中作梗，似乎不值得介意。颜子受到冒犯却不计较，淮阴侯低头从胯下走过。两条道路虽然不同，这一点却都不可缺少，幸望深切留意。俗谚说：‘红梢鲤鱼浸到腌菜坛里。’陈拾遗这样的一代词宗，只因射洪县令便断送了性命。事情的变化有大有小，哪里有固定的界限呢？病中怕写字如同怕老虎，仍然絮絮写到这里，我的心意也实在可怜。《三国纪年》的序引和各篇赞，我连续几天已经详细看过了。用意高深的地方，也有一两处领会到了。但全书的大体纲领和体制，还有没有明白之处。

译序中说：‘魏于是有了史书，吴、蜀合在一起附于其后。’ 《魏书》又说：‘魏终究不足以匡正天下，于是《三国纪年》在这里结束。’不知道《魏书》和《纪年》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看《三国》各君的赞，似乎采用司马迁、班固的史法，每位君主写一篇纪事，随后系上赞语；而《三国纪年》以甲子为首并列魏、蜀、吴，又像是把三国合为一部书。所谓魏武以下诸赞，必定不能系在这里；既然并列三国年代，必然是通贯记载三国之事的书。如今每位君主都有一篇赞，究竟知道它们不是系在这里以后，又不知道系在什么地方？难道是在《三国纪年》之外，另行叙述每位君主的始末，再系上赞语吗？这些都是尚未明白的大问题。魏武帝的赞叙述他的来历，非常恰当；只是末尾关于舜、禹的两句话还不明白。魏文帝的两篇赞，细细玩味文意，褒贬取舍很有意味；只是文帝赞的意思颇为隐晦，而且文帝三次出兵伐吴，说‘中原庶几可以休息’，也不相合。昭烈帝的赞，论述君臣在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反复，所谓体察本心很妙；但批评费诗的议论，似乎没有通达时势的变化。汉朝正统既已断绝，昭烈帝怎么能不承继它呢？这与高祖时的情形不同。后主大概也十分庸弱；所以能够安然处之而不疑，乃是诸葛公的功夫。武侯赞说把国政归于丞相，十分妥善；但说汉代的侍中、中书令、尚书令都由宦官担任，考察《汉书》也并不全是这样。篇末说王者兴作，难道上天还认为不够疏通吗？感慨的意味很深长，但不如后主赞所说‘天命果然可畏’，言辞严正而意义端正。武烈帝的赞论述汉末拘守成法的弊病，以及启发桓王翱翔奋发之处，十分精妙，十分精妙；下面三篇赞也是如此。我的私意认为，吴国四篇赞尤其能够尽到其构思所能达到的极致，几乎没有遗憾。庞统赞论述兼并弱小的道理，十分正当；关羽赞也很稳妥。但来信说司马子长虽然高明，却不愿意学习他，而这些赞的命意和笔势却往往像他，为什么呢？顺便也希望您指教。我近来想到，著书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正要专心玩味探索，完成涵养，深入求取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即使有高明的资质，与驽钝的人不同，但考察前代作者，也必须等经历长久、年岁渐晚之后，才能下笔。如今趁这段闲暇，编次汇集材料，当然也没有妨碍；但也不可不考虑，还有些有余而不敢尽说的话。致陈正已 我这病弱的身体，各方面都如同我们相聚时所说的那样，承蒙您极为深厚的心意。枯木朽株虽然无关轻重，但收敛节制、加以护养，本来就是病中应当努力的事。刚回到父母膝下，承欢侍奉并整治家事，想来每天都会有新的功效。前代贤士大夫中，有些学问十分端正，见识十分明白，但他们的道理最终不能使远近的人信服感化，只是因为在实际实行方面功夫不足。我的兄长慨然想要努力实行它，真是斯文之福。我殷切祈望的，只是希望您始终不倦地完成它。子静经过那里，关系稍微融洽了吗？朱丈已经回到建安，岁末不要吝惜去拜访他一次。耆旧人物日渐凋零，更应当急切前往。赵丘、吴三位都质朴茂实，令人喜爱，只是暑天不能久留罢了。借着机会切望您频频寄来几句话；我独坐一室，绝无切磋琢磨的益处，只能依赖这些话来警醒启发昏愦，简直如同饥渴一般。其他方面只愿您珍重道义。近来得到张丈在桂林谈论史事的几篇文章，往往暗合人意，已经让三位抄录呈上了。最近看到补榜，知道防面之日已经不远，因此很是欣喜。病体熬过夏天，幸而没有别的功课，也没有完全荒废，只是少了切磋琢磨的益处。刚回到父母身边，应当会有余暇可享。整治家事的安排渐渐有了次第，先从自身做起，想来没有不使人信服响应的。致叶侍郎【正则】静多于动，实践多于发挥，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功夫这样做，然后才能长久而广大。致郭养正 我哀痛日深，没有什么可说的。赴任已经确定，每天跋涉实在辛劳。这两个月来所讲论的事情，无论大小，大略都已完备。内在树立根本，是万事的元始。《阃范》一书，应当详细阅读、精心思考并努力实行。如果门内还有可以惭愧的地方，对外即使奋发振作、策励自己，最终也没有力量。相隔千里，谨以这些话为您饯行。我哀痛之情已经接近尽头，也将要出行了。服丧期满除服，追念亡亲，实在没有生意。近年来自我反省，已经分配安排了功夫，却很有欠缺。自年初以来完全停止让人学习应试举业，希望不要让无益的事情损害有益的事情。从此以后前来讲论的人，既然没有外在诱惑，应当容易看见功夫。前些年当面讲论的内容，大概已经非常详尽。如今既然要应接外物、处理事务，每一步都是体验的地方。如果知道困难而竭力反求自身，就会日益精明；如果害怕困难而日益偷懒怠惰，那么从前的意趣都会像冰消瓦解一样。处在习俗之中很容易被淹没，必须常常用合乎正道的话和格言时时洗涤自己。但这仍只是暂时排遣，必须真正下功夫存养、克制、治理、体察，真正知道应当止于何处，才有可以凭依的根本。应当不断进步，不能停止。我这一场病已经超过一年，近来觉得稍微健壮些了。但去年秋天有悼亡之痛，到现在胸怀仍然不好受。到任渐久，想来已经渐渐熟悉事务。外在事物都不是可以强求的，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职事，至于结果如何，只要勤谨、宽厚、忍耐地勉励自己就够了。新任县令林和叔，气度情趣既令人亲近，又详细老练而不苟且。前辈说，初任官职便得到贤能的长官，是一生受益的地方，确实如此。我刚才已经当面告诉这位朋友了，种种事情同他咨询讨论，必定很有益处。因为您不厌其烦地向我询问，所以说到这些。病中没有空暇再说别的，其余只愿您努力学习、自我珍爱。您所论列的条目十分详尽，可以看出做事不苟且。这些都是本来应当如此的事情；如果有人把它们看成奇异之事，都是因为功夫还不成熟。只要笃信而实行，不要有自我矜夸的意思，时间久了自然不会再觉得它们奇异。其他事情不必过分忧虑。林县令端正审慎，早晚相处，必定极有益处；这恐怕不只是坐在那里谈论而已。致巩仲至【乾道辛卯冬】秋闱落第，正是用来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像您这样的文章，如果用于考试，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不必再耗费心神，只须留意实际学问，用厚重来持守它，用沉默来守护它。那么所希望的事情，令伯有回来的消息吗？其他方面只愿您随时自我珍重。致张知县【商卿】您到任一段时间后，政令教化已经取得信任，渐渐就不必费力安排了。只要自己没有遗憾，即使还有人没有退而听从，也自有公论。只希望不要废弃最初的志向，使这些百姓更多受到实际的恩惠，这就是我的愿望。您的仪仗随从什么时候进郡？我侧耳等待车声，简直把一天当作一年。

译我正要出行，百般杂务纷纷而来，应接不暇，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政声和美，奸人收敛，恩惠得到推行，太好了，太好了。平素仰仗您的眷爱，区区有些切要想陈述的事情，便另写在纸上。虽然愚昧，哪里足以帮助您采纳取舍，也姑且尽我笨拙的诚意罢了。其他只愿您按时珍重，等待朝廷召用的诏节。大奸猾既已擒获，威望和信用从此就会在一县推行。凡事一定会容易些，但遇到事情必须平心处理，不要先怀有抑制强者、扶助弱者的意图，只看道理所在罢了。即使是曾经攻击县政的人，如果他的事情和道理确实正当，也必须支持帮助他，这样人们才会服从您的公正。应当催征的财赋，恐怕要特别用心督促催办，使它整齐办妥。平常士大夫有时误把宽纵松弛当作体恤百姓，却不知道如果不及时拘催，使民间拖欠积压，将来忽然遇到苛刻的官吏一并催办，百姓就会受到大害。先前豪猾之徒存心骚扰，多方妄加指斥县政和官吏，使县中无法立足，这本来应当加以主持支持。但人心容易偏执，恐怕会被他们激怒，支持得太过分；应当在吏胥的奸弊上高度留意。他们看见您的用意在于抑制豪强，一定会借此迎合，增饰其辞来推行自己的私意，这尤其应当精细察看。有个从衢州来的人说，听说您的兄长曾雇用乳婢，价钱中间有尚未付尽的地方【缺】在西安县。我私下料想，这一定是枢府使臣一类人编造出来的说法。流言本来只会止于智者；但既然树立的敌人很多，凡是涉及薏苡之嫌的事情，都应当努力远避。我近来冒昧承受任命，实在出于您的推举扬名之恩。只是我学问浅薄、见识昏暗，不足以表率众多士人；而疏懒的性情，把我驱赶到奔走酬酢的地方，更加不是所宜，因此更加自我惧怕。赞变【缺】然而还没有得到箴规针砭的教诲，大概不是平素您对门下人的期望。改月便要出行，更加远离屏障，预先就深感惆怅。您所示谕的事情，我已经恭敬地禀告张丈了。我私下认为，做官就应当照道理实行，内省而没有愧疚，那么外间纷纷的毁誉完全听凭它去就可以了。愿您更加担当最初的志向，使一县最终都受到实际的恩惠，幸甚。我勉强振作再次回来，于是冒昧进入文馆，这全是往日承蒙教诲的恩赐，感激佩服哪里能尽言。只是我疏放野逸的资质，置于酬酢应对的环境中，终究不是心安之处。借此请您仍望赐以鞭策训诫，使我能够避免过错，幸甚。政事成功、教化融洽，想来您已有很多余暇。声誉达到如此程度，哪里是一方之地所能长久独占的呢？拿舆论来验证，您的召用提升就在早晚之间了。再次蒙赐礼物，大概不是故人对我的期望；我不敢仿效他人而因此被疏远，还望您宽恕体察。我闭门等待生命终结，没有什么值得劳烦记录的。承蒙听说您即将视篆任事，一方百姓凋敝困病，得到贤者抚慰保护，是百里之内的幸运。近日督促催办之事纷至沓来，虽说难以施展手脚，但凭借多年受伤后的经验，我已经十分熟悉其中情形。只愿培养根本，使忠诚爱民之心更加深厚，那么在斟酌调剂、羊肠小道和蚁封土堆之间，自然还有余地。相隔更远，不能前往拜见，临纸惆怅。

译杂说 和君子相处，就把小过错看成大过错；和小人相处，就把小善行看成大善行。这是因为处在众多君子之间，所见所闻都是善。假如自己有一点点过错，就像一处污浊玷污了百处清洁，人们一定争相认为奇怪。所以过错虽小，也一定自己认为很大。处在众多小人之间，所见所闻都是不善。假如自己有一点点善行，就像一处清白显出百处污浊，人们一定争相认为高明。所以善行虽小，也一定自己认为很大。大体说来，士人与小人相处，他的善行容易做到，所以内心容易满足；名声容易显扬，所以内心容易骄傲。容易满足是懈怠的根本，容易骄傲是傲慢的根本。既懈怠又傲慢，离小人也就不远了。唉！士人不幸而同小人相处，难道一定会跟随他们作恶吗？即使自己守持善行，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已经被他们改变了。要警戒啊！欲望多的人，害怕别人也多；欲望少的人，害怕别人也少；什么都想要的人，什么都害怕；没有欲望的人，什么都不害怕。赵文子内心谦退，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他说话迟钝低微，仿佛说不出自己的口。到了宋国会盟时，他谈笑自如而恰当；在甲之变中，神色安闲、气息平定而不乱。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到了崔杼、庆封会盟时，利刃就在面前，仍然意志坚定，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能使他改变。大概怯懦属于血气，勇敢属于义。蘧伯玉说：‘外在形迹不如顺应，内心不如和顺。不过，这两者也各有弊病：顺应，不可陷入其中；和顺，不可流于外露。形迹顺应而陷入其中，就将成为颠覆、毁灭、崩溃、跌倒；内心和顺而流于外露，就将成为声势、名望、妖异、灾祸。这是同恶人相处的方法。所谓顺应，是顺应而不违逆；所谓和顺，是和顺而不苟同。’ 列子学习射箭，射中了。他向关尹子请教。关尹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射中吗？’列子回答：‘不知道。’关尹子说：‘还不行，回去练习，三年以后再来告诉我。’列子又来见关尹子。关尹子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射中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可以了，守住它，不要失去。一个人写文章，既然写得工巧，就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工巧；处理事情既然恰当，就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恰当；治理政事既然完善，就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完善。如果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那么即使一时偶然做对了，又怎么知道以后不会失误呢？’ 求学的人应当先专治一部经书。一经已经明白，其他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由此增长。读史应当从《左氏》读到《五代史》，依次阅读，那么上下始末就会洞然明白。至于看其他书，也必须从头读到尾，不失次序才好。如果把许多书杂乱地同时摆在面前，今天读某一部书，明天读某一篇传记，只熟悉前面而忘记后面，只举出中间而遗漏上下，还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有所成就的。勇敢和怯懦难道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吗？也只在于努力而已。卫太子蒯聩为赵简子的车右，望见郑国军队，自己从车上投身下来。开战以后，郑人击中赵简子的肩膀，太子用戈救他。郑军败退，太子又追击他们，郑军大败。勇敢和怯懦在片刻之间就会改变，这就是所谓勇敢可以通过学习养成。善，好比秦国；恶，好比越国；勤奋和懒惰，好比车和马。善与恶相距也很远。突然把小人驱赶到君子的境地，做不到；突然把君子驱赶到小人的境地，也做不到。然而如果让小人勤奋，他就会经过矫正、揉治、磨炼，气质发生改变，不期望为善却自然会为善。所以勤奋，是通向善的车马；如果让君子懒惰，他就会安逸享乐，渐渐忘掉最初的志向，不期望为恶却自然会为恶。所以懒惰，是通向恶的车马。求学的人只须审慎驾驭它们罢了。士人生在三代以后，所见未必都是正直的人，所听未必都是正直的话。偶尔接受一天的熏陶，却十天不加温习，要想成为善人就太难了！处在这种情形下也有方法：把善的作为法则，把不善的作为戒鉴。把善的作为法则，就是看见他的善而跟从他的善；把不善的作为戒鉴，就是因为他的不善而知道自己的善。在别人身上，虽然有善与不善的不同；在自己身上，则一概归于善罢了。这样一来，所遇到的人没有不是良师，所听到的话没有不是正言，到哪里不能有所收获呢？《礼》说：‘住在山中却把鱼鳖作为礼物，住在泽地却把鹿猪作为礼物。’君子认为这是不懂礼。礼，就是道理。道理没有什么事物不具备，所以礼也没有什么时候不足。在山中却等待鱼鳖来作为礼物，这是礼有待于外物，并非随处都足够；在泽地却等待鹿猪来作为礼物，也是礼有待于外物，并非随处都足够。在山中，礼就在山中完备；在泽地，礼就在泽地完备；处于贫贱，礼就在贫贱中完备；处于富贵，礼就在富贵中完备。随处都足够，不必等待外物。那些人说小官不足以施展志向，必须官位显达以后才能施展志向；又说闲居不足以显现自己，必须遇到事情以后才能显现自己，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

译门人周公谨【介】记录 宣王正逢大旱之时，夜里观察星象，内心悲悯忧虑，百姓于是便知道宣王为此忧虑。仍叔因此作诗。后世的人即使有宣王这样的忧虑，百姓却没有谁知道，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周代法度修治完备，人才务实；荒政十二条就是法度，方叔、召虎一类人就是实干之才。君主一有这样的心意，上下便相互响应，各项政务都能兴举，自然天下都会知道。玩味‘百姓见忧’四个字，实在很有意味。用纲领来引导百姓，不让他们偏在左边或右边，而是辅助他们归于中正。看见利益就想到义，看见危难就献出生命，必须在当时看见它便立即思考、立即献命；事情过去以后再这样做就没有益处了。修饰言辞，建立自己的诚信。凡是人都必须诚实；如果内心有这种真实，就发出这样的言语，这就是修饰言辞，也就是建立诚信。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忠信就是朴实，也就是种子。有了这粒种子，德行就会日益增大。圣人制定丧礼，父亲服丧三年，母亲服丧一年。并不是尊重父亲而轻视母亲，而是必须懂得乾坤的道理。乾元多么伟大，坤元多么至善。接受元气的是天，形成形体的是地。这里面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乾，是圣人的事业；坤，是贤人的事业。坤，就是用功实践的地方。户籍册籍是天下的大事，不可以不懂。子静说：‘《关雎》表现的是后妃完整的德行，其余各篇都只针对一件事来说。自《鹊巢》以后也是这样；这只是讨论《二南》。’ 看‘想要以有若为老师侍奉’这一段，可以看出当时孔门弟子之间并没有自行互相标榜。孔子当时看到颜子去世，对子贡的教诲也十分恳切。观察他没有把对待普通人的事情告诉子贡，可以看出后来子贡反而在墓旁筑室守丧这一段；也可以看出《周礼》一书中，各项财用都有主管，唯独供养士人的财用没有说。想来只是由司空这一官职主管。大凡做人，必须懂得纲和目。辞气是纲，叙说事情是目。所说事情即使正确，辞气不和缓，也没有益处。自古以来灭亡的国家，并不是没有敢于进言的臣子；只是既杀了他们本人，国家也跟着灭亡。政事正是因此而败坏。什么叫三纲？提起纲，万目自然张开。君主在上面端正了，百官和百姓便都在下面端正；父亲在上面端正了，嫡子和庶子便都在下面端正。比如说丈夫是妻子的纲，对于庶人来说，就是一妻一妾；以天子来说，就是一位皇后、三位夫人、九位嫔、二十七位世妇、八十一位御妻。天子在上面端正了，皇后和夫人们便都会在下面端正。必须先做到这四点。范淳夫说：‘就像人的身体容易受风，必须多穿衣服。’这个说法也很好。禹、稷想到天下有人饥饿、有人溺水，就像自己在饥饿、溺水一样。孔子周游聘问各国，直到诲人不倦，都是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就应当去做。自古圣人对于天下，都是如此。只有商鞅一出现，便完全反背圣人之道；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去做，至于是否伤害别人便不顾了。井田制度中，士与兵以及国家的重大事务，都取资于农、工、商；这不同于古代从田野中选取士人，选取百姓中优秀的人，因为他们质朴。奉行顺应天德，就是总括前面所说天地的大德，也就是生养万物的意思。不要泄漏地气，就是八家共用一井，不要设置过多的井。春夏出外住到田间的庐舍，冬天则进入城郭，不像如今离城郭远得厉害。小的叫堡，其次叫邑，再其次叫都。从堡、邑到城郭，不过相隔二三里。宣王的小雅从《六月》开始，大雅从《云汉》开始，这两首诗彼此相为表里。想来应当是《云汉》在前，《六月》在后。有人说：宣王起初这样锐意进取，后来却竟有《白驹》《黄鸟》的讽刺。回答说：这不是没有学习，只是实行不到底。厉王无道，民心怨怒，甚至想杀掉他的儿子；召康公便杀掉自己的儿子来代替宣王赴死。当时大臣们虽然想拥立宣王，却不敢。直到共和十四年，宣王才即位。想来宣王在这十四年中，难道没有下功夫吗？如果不是这样，他一旦出来，怎么能够立即得到天下呢？他欣喜于王道教化重新推行，由此可以看出宣王不是没有学习。后辈阅读先儒的议论，就能把涵养培育得厚实【这里所说的先儒议论，大概指传注】。读《诗》不要过分揣摩思量，必须认识当时的意思。司马迁有理解变风、变雅的意思，可惜没有理解正风的意思。学者大多不愿看先儒的议论。例如“至大至刚”“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本来是赵岐的说法，后来的读书人却说这是伊川创立的说法。如今编纂诗集不删去人的姓名，正是想让人看见最初是谁说的。读诗首先要看大意，又要深入研究。像“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是说要看大意；研究时却必须仔细推求。陆教授为人慈祥诚实，正是所谓的善人。律法只有隋代整理得最为细密，唐代沿用了它，本朝也采用隋律。方镇的源流，本来是秦汉之间的事情。秦代设置郡守、监御史，汉代设置刺史。刺史就类似于今天的监司。后来设置州牧，州牧的权力才开始加重。《周礼》从横渠开始讲，先开列门类，先叙述官制，再把它同历代比较着看；其次看前三官，最后整理王宫这一门。李迂仲说：“《郑风》是淫乱的诗，否则孔子告诉颜子治理国家的方法，既是圣人治理天下的规矩，又给后世做了榜样，还说要放弃郑声，怎么肯反而把它收入《诗经》呢？” 大体说来，求学必须先认识大纲和样式，使自己的志趣经常放在这里。到了实际下功夫时，就依次逐项去做，渐渐完成一节，再询问一节，这样才能看见各种道理汇聚的地方。如今学者的毛病，大多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向别人请教，连入门的道路还不知道。大概请教别人，必须就在实际下功夫的地方商量，才是正确的。追尊大王、王季，记文说“不以卑临尊”，这层意思恐怕错了。《武成》说：“大王开始奠定王业，王季勤勉经营王家的事业。”可见王业开始于大王、王季。如果儿子做了王，父亲却只是百姓，难道可以不把父亲看作尊长吗？有人问《中庸》中“鬼神”一章，说：“后来的读书人暂且不要整理研究这一章，先应当整理研究孝、弟、忠、信。这也不是两回事。比如一个人远离家乡，到了深山大谷之中，却不敢做不孝不悌的事，难道一定要先懂得这一章才行吗？” 汪端明同人谈论事情，有人把别的事夹杂进来，他到最后一定要把自己原来说的话说完才停止。侯师圣躲避盗贼，住在胡五峯的庵中。他的仆人厌烦日子太久，便把沙子拌进饭里。一天，五峯看见了，责怒他的仆人，便问：“为什么不说？”仆人回答：“旅途中琐碎的事。” 有人问：“教小孩子应当先教什么？”回答说：“先教他恭敬谨慎，不轻率忽略，不越级求进；读书反而是次要的事。如今有资质的孩子，父兄便教他科举文章，不允许他不越级求进，这都是因为父兄没有见识。甚至有人把考中一次进士就看成成才了。”

译士大夫的学术必须端正。一旦不端正，往往连行为操守也都邪僻。它造成的危害不只涉及自身，实在可怕。士大夫谁不自认为是端正的？只是他们开始辨析时不明白，讲论时不详尽，只取得表面的迹象，固执地坚持而不知变化，终于造成一生的祸害。比如教育小孩子，从他刚启蒙时，就必须教他正道。《曲礼》说：“幼小的孩子常常看见母亲不欺骗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读书时有所思考，人往往不会苟且；从未读书的人和读过书、懂得道理趣味的人，看他们的行为就可以分辨出来。明知他是小人，却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那么我自己先成了小人。凡是读古人的书，能够用得上的地方，就是自己应当实行的地方。尧、舜通晓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说到底只是明白事理。颜子问什么是仁，孔子唯独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与告诉其他人的略有不同。颜子想知道下手实行的地方，就请求孔子列举具体条目，这正是颜子善于提问。孔子告诉他，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其中“不要”二字最需要体会。四项之中，“不要听”尤其困难；如果不是下的功夫很深，临时禁止自己也做不到。后世用兵的人认为，《黄石》一书没有可以相比的。不知道黄石公出世以前，三代的军队一出动就无敌于天下，当时哪里有兵书呢？黄石公有一种秘法存在于世间，只是人们自己不知道。三代能够得到天下，也不过是这个道理，只有“仁”这一个字罢了。读书人不可发出长叹声，这层意思最容易得到验证。某与您相聚了很长时间，何曾有过这种情形呢？儒者应当通晓世务，只是近来儒者想要通晓世务，却又不能成为纯粹的儒者；这种说法也很有深意。千五百年没有孔子，完全是因为人们只知通达变化，因循优游。教育小孩子应当教他正道，不可以马上让他的情欲之窍一天天开启。读《周礼》必须先看叙官，先抄录历代《百官志》和本朝官制。逃离墨家的人最终会归向杨朱，逃离杨朱的人最终会归向儒家。因为墨家广泛而没有统绪，必然会走到杨朱的吝啬，然后才可以接近正道。己亥年秋天所记【新居面对诸生的谈话】后唐庄宗进入汴京，志得意满，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不过是因为有一员大将罢了。” 读经必须逐字阅读。读书必须下大功夫，时间久了以后一定会有所领悟。侯景之乱，即使没有朱异，梁朝也必然灭亡。看它后代所做的事情，它最终也一定会发生动乱。正义说：“吴、楚僭越作乱，所以不列入《诗经》，也不必这样看。只须看《诗经》三百篇的义理就够了。吴国、楚国没有诗，也是当时王道教化没有达到的地方；吴国又是最后出现的。” 问：《诗经》有《周南》《召南》，就像《易经》有《乾》《坤》；不知道是不是取《坤》有承受《乾》的意义？回答：固然是，但不只如此。《周南》《召南》是《诗经》的纲领，《乾》《坤》是《易经》的门户。问：人的气度格局低下，不知道还能不能进步？回答：“中等人以下，本来不能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然而一个人长久坐在黑暗的屋子里，最终必然会自己变得明白。如果一个人果真有志向，经过长年累月，也自然会有所见解。”又问：“一定要有所见解以后，才能立得住吗？”回答：“人刚开始学习，哪里能样样都自己有所见解？必须下功夫，功夫既深又久，才会有所见解。” 问：有的人坚定地要行善，有的人被困苦所困，现在的人又比不上古人。朋友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回答：“这只须看‘有朋自远方来’这一节。还必须看‘人不知而不愠’，这样才算完备。老子说‘知我’，这已经是自己说错了。‘葛覃’、‘卷耳’都是下功夫的地方；‘关雎’是成就德行的地方。这三首诗应当合起来看，因为当时三首诗是一起歌唱的。” 三代的《诗》《书》常常谈到上天，足见天与人的关系很接近。秦汉以后就不懂这个道理了。自古以来直到《说命》，才谈到学习。读书时，言辞虽然很多，关键之处却很少。例如《论语》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如今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孟子》说：“明白各种事物。”《尚书》说：“只有学习要谦逊，务必及时勤勉。”这些地方最需要认识。天下只有两件事：君子振兴百姓，培育德性。先培育德性，后振兴百姓；先修养自己，后治理别人。这是贯通内外的道理。《关雎》中女子说：“鸡鸣的大小虽然不同，它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学习？比如各种工艺技能，都是学习。正因为学习才能精通，难道会一一炫耀出来吗？读书好像同人交游，不必事事都要同他一样；同他长期熏染学习，自然会感到其中的意味。像后妃题材的诗，鸟兽草木都有它们的意义，但关键只在后妃身上，其他地方不必拘泥。懂得这一点，《诗经》三百篇也不过如此。《棠棣》一篇，难道真的是在究察、谋划兄弟之情吗？怎么能够知道兄弟之情会是这样呢？所以最后说：“这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难道真是如此吗？” 替人打下基础，必须坚固厚实；既然坚固厚实，还必须不断充实扩展。所谓“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刚毅”。后来的学者读书，还没有认识眼前的大概，就想谈性命之学，这是极其有害的事。求学本来有等级次序，先儒直到后来才谈性命，不知道曾经下了多少年功夫才达到这个境界。学者常常引用伊川的话说：“汉代儒生拘泥于传注，伊川也从未让学者废弃传注。近来很多人忽视传注而寻求新说，这是极其有害的事。后来的读书人对于传注，必须逐字考究才行。” 看《有狐》这首诗，就像居住在一个乡里，必须【缺】一个乡里的情形。读诗必须像“三复白圭”那样反复体会，才会有意味。如果是聪明敏捷的人，不这样看，也没有什么补益；如果是极其迟钝的人，能够这样反复看，虽然有浅薄的地方，也会随着深浅而有所领悟。河间王读书都务求实际，不是这样，他不能运用毛公的学说。看诗有三个层次。比如看卫文公的诗，必须知道卫国的复兴；读《王·黍离》的诗，必须知道周朝的灭亡，从中就可以看出诗的气象。大的地方看过以后，小的地方也应当看【缺】；《定之方中》和《黍离》就是这样。小的地方，是一篇诗中的训诂。且就一篇诗来说，大的地方如“登上那空旷的高地，景山和京山”；小的地方如“下去察看桑树”。这就是读诗的方法。有时一篇诗只取其中一句，例如孔子读《木瓜》诗，便知道赠答礼物的交往。看诗就是看史，史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诗尤其富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诵，都能使当时的事情仿佛可以想见。

译诗的体裁各不相同，也像今天人们作文一样，有的文意很容易明白，如《兔爰》就是这样；有的含意在言语之外，如《硕人》《清人》一类。读《硕人》诗，不能看不出它的答意，只是赞美氏族的盛大、容貌的美丽和车服的华贵，由此便可知道那个人。《中谷有蓷》全是感叹当时国君不能保全百姓的意思，与《有狐》不同。大凡陈述古事来讽刺当今的诗，都是要人认真看的。心里理解了，也就熟悉了。离析经文，就是分辨文章；辨明志趣，就是探求义理。不必说得深远，这只是看文章的文义。战国时期的人和今天的人都不懂这一点，从春秋以来也是一个阶段。《资治通鉴》从这里开始记载，也有它的用意。战国有七个强国，都不是古代的诸侯。四国是篡夺臣位的人，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国一个国家还偏僻鄙陋。战国时代，正像一个人家，起初是士人之家，后来变成了商人之家。萧何营建未央宫，只是想让高帝安居在这里，不想让他到别处罢了。总之，创业的君主本来就应当把节俭放在首位，怎么会忧虑不到这一点呢？关中是有地势险要的地方，洛阳是适合建都的中心。想要凭据地势，就必须定都关中；想要施行政令，就必须定都洛阳。天官总管许多宿卫之事，地官记载许多图籍，这两个官所以重要。看《周礼》的政制，就像看一株树，其他各官都是分出的枝条和铺展的叶子。这里所说的“典”，是尧、舜、夏、商的典章；周公制定这部书，大概是想整顿天下。看《柏舟》诗，必须同《尚书·微子》篇合起来看，才能知道仁人的心情。卫国的君主固然不像纣王那样残暴，卫国的小人也没有达到纣王时小人的程度。然而卫国的仁人只有一个，完全没有可以同心的人。微子还有三个人，可以共同扶持，还有可以说话商量的地方。司马迁如果能够克制自己，就胜过董仲舒；庄周如果能够克制自己，就胜过荀子。唐代有人画钟馗，第三根手指指着一个小鬼，有人让画工改掉它。画工把画拿走，几天后却自己把第二根手指指向小鬼。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改，他回答：“先前的画，力量就在第三根手指上，所以不能改。” 问赵仲长：“不说众人所说的话，什么叫众人所说的话？”回答：“比如做官的人说东边的俸禄厚，西边的俸禄薄这一类话。” 庚子年所记【这一年春天，抚州陆子寿教授从越地来，住了将近一个月】《周礼》说：一类叫“牧”，凭借土地取得百姓；一类叫“长”，凭借尊贵取得百姓。牧，是王畿以外的诸侯，世世代代承袭爵位；长，是王畿以内的诸侯，世世代代接受采邑。孔子只教漆雕开出来做官，从未教颜子、闵子骞出来做官，这一点应当注意。“内政”应当分两段看。起初，管仲只是依照周代制度设置乡、遂；到将要完成时，齐桓公催促得很紧，所以制定了“内政”。从单数改变为双数的情况，看《国语》就可以知道。有人说：定公十年，在夹谷会盟时，孔子也可以说是得到任用。到定公十三年，能够感动两家使它们拆毁城墙，却还有一家没有拆毁。根据《左传》看，拆毁费邑，也很费力。当时孔子不是因为齐国人送来女乐才离开鲁国，至于这一家是否因此拆毁，也还看不出来；由此可见天下的事情不容易做成。可是现在治理天下只凭形势去做，凡事也不能仓促行事。当时诸侯治理一个国家，事情尚且较近而容易做；现在则困难了。回答说：只要知道大的条目，姚崇所说的选择十道使者，也是其中一项。有人说：这在于得到人才，必须暗中培养出人才，然后才可以。回答说：人才必须先务实才行，然后再逐项迁移调整。自古以来，虽然经历了太康之乱，三代末期也只是发生了一次变化，罪过都由商君造成。即使汉文帝、唐太宗出来扶持天下，这个根本也始终没有改变。井田最先败坏，其次是封建，其他制度还没有完全败坏，府兵制还保留着古代制度。到了张说，才把它们全都败坏；两税法败坏于杨炎，事情自然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光武帝治理天下，规模制度比不上高帝；他礼遇严光，任用卓茂，因此培养出后来许多重名节的人。光武帝废除郡县材官等制度，他的见识同秦始皇相差不远。有人说：天地不过是和气。尹和靖为人极其和厚纯粹，后来更加温和。杨绾任吏部官时，想废除科举，后世都认为不可行，只是不知道他的本意罢了。他做宰相半年就去世了，志向最终未能施行。唐代像陆贽、杨绾这样议论治道的人，都有一定的规模。颜真卿虽然不太善于贯通讲解，但他的议论也很有生气。例如讨论封号一事，也说得很好。孔子谈王道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恭敬认真地办事并守信，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按农时役使百姓。”孟子谈王道，必须说到五亩田地、八口之家，以及林木取用不尽这一类事情。为什么必须说这么多？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井田制还存在，到了战国已经大为废坏，需要有人整顿。又如《史记》说“决裂阡陌，以静天下之业”。由此也可以看出，井田制并不容易废除；如果做事过于琐碎，就会在大体上多有失误，即使诸葛亮也有这个毛病。刘执中起初不屈服，后来却被王介甫任用，这是什么原因？有人说：只是没有根本本领。王介甫问：“什么叫没有根本本领？”回答：“实实在在地下功夫就是本领。”叶公喜欢龙，真龙来了却惊恐万分；有些求学者也多犯同样的毛病，这种祸患不能不察觉。宗果曾说：“聪明人有三斗昏昧。” 芮丈【国器】每次同人谈话回来，必定进入室内默默思考。《东莱外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