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外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莱外集》卷二，宋代吕祖谦撰《防问》。问：统摄大道传承的人，是万世共同尊奉的宗主。一个人作为儿子、孙子，谈到父祖的家谱，如果昭穆颠倒、记载错误，必然会受到不能承当家业的讥责。既然以学者自居，却对我们这条道统的谱系完全缺漏而不加讲求，还有比这更鄙陋的吗？所以愿同诸位订正它。过去孔子曾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礼法的传承不在我这里吗？”如果把文王以后的传承截断在孔子，那么武王、周公应置于什么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孔子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孟轲七篇的结尾，从尧、舜一直说到孔子，上承下授，没有不完备的。可是谈到孔子，难道最终没有传承者吗？至于颜渊、曾参得到道统传承，都被遗漏而没有记载，竟不能同莱朱、散宜生、伍【疑有脱文】相提并论，又是为什么？韩愈《原道》一篇说，孟轲死后道统失传，用语十分严厉；到了给张籍的信中，却又说自己的道是孔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为什么对前者吝惜，对后者宽容呢？文王、武王之道同出于伏羲，难道这些都不同吗？舜和文王如合符节，难道这些都不相合吗？向上追溯，尊卢、赫胥、大庭、栗陆的道，究竟从哪里考察它的开端？向下考察，田骈、宋钘、惠施、邹衍等人，究竟从哪里背离了自己的宗系？理清它的头绪，疏导它的流脉，是我们这些儒者的责任；详情都写在这篇文章中。问：古代用兵，有所依恃的只是铠甲兵器，是用兵中最末等的办法。过去舜命令军队征伐三苗，七十天便使其归服，说明可以依恃的是施行德政。周文王举行崇高城墙之战，敌人依靠营垒便投降，说明可以依恃的是修明教化。既然如此，帝王用兵本来就不应偏废根本或末节；在天下不得已而兴师，是正当的原则。否则即使表面上强盛，实际上也会招致凶祸，不可不加以警戒。春秋时代，各国互相比较兵力，帝王遗留下来的用兵本意，偶尔有明白的人搜集出来加以讨论，当然不止一种。有的人替国君谋划除掉群公子，这个谋略很残酷，但谈论战争时却取法礼乐和慈爱。有的人把列国国君囚禁在社中，这件事很暴虐，但谈到作战却留意不要杀伤重、伤及白发老人。为什么看到了这一面，却遗漏了另一面？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的功业，因楚国服从而成就；但夸耀兵力的话，却被楚国屈完用来反驳。晋文公九次会盟诸侯的功业，因郑国服从而成就；但偏师没有戒备，却使秦军得以击败它。为什么成就如此艰难，毁坏却如此容易？荀林父在邲之战中想退兵，这本来是对的；一听到荀献子的意见，便渡过黄河。楚国司马子反拒绝伍参出兵的请求，本来是对的；一旦害怕楚王进入，便出兵到陈国。难道开始是错误的，最后反而正确吗？桑隧之战时，栾武子不想作战，仁厚之气十分明显；到了讨论讨伐郑国时，他却说不能容忍郑国不服从我们的时代、不能失去诸侯，这些话确实出自他口中。围鼓之战时，荀吴不接受投降，忠贞正直的意志十分坚定；到了东阳之谋，他却让军队假装买粮，乘机袭击并消灭鼓国，确实亲自主持了这个计谋。为什么前面顺当，后面却乖戾？这几件事都令人疑惑而未能得到解释，试着探求其中的原因。问：光武帝亲身成就大业，深沉善谋，早于事物变化而作出判断，他战胜敌人、攻取土地的事，大概不用讨论。然而其中本来有想要失去却偶然得到、将要失败却侥幸成功的情况，是兵家不可不讲求的。赤眉军尚未进入长安时，有人献上用水攻的计策，说可以使百万军队像鱼一样被淹没，光武没有答复；献计的人离去后，光武却任用王郎，邯郸发生变乱，光武几乎不能保全自身，而赤眉军也终于使三辅地区陷入涂炭。一句话没有答复，却兴起两种祸患，难道光武确实临机而失误？或者其中另有深意，只是后世没有看出来？荆门讨伐蜀国的军队，光武本来认为大司马不懂水战，又因为征南将军岑彭很受倚重；但岑彭不久死于刺客之手，成都平定则由吴汉自始至终完成，莫非所倚重的人并不是实际所依靠的人？如果说光武不能明察万里之外的事，那么他预料吴汉从广都退兵，为什么又那样神妙？其中的得失一定有确定的评断，请辨明它所以然。问：器物使用久了必然损坏，历法推算久了必然出现误差，这是常理。古人说三百年就应改变斗历制度，那么历法的修改大概应当在三百年之间进行。纵观前代，没有哪一代能达到这个期限，为什么改得这样频繁？汉代历法改了四次，而太初历最精密，使用不到一百多年就产生误差。人们都把责任归咎于应当除去余分却没有除去。四分历减少余分而不正确，乾象历增加余分也不正确，这是为什么？还是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呢？太初历的制定，司马迁实际参与其事。如今按照太初历书中的大余、小余来计算，却是古历，不是太初历，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唐代历法改了十三次，而大衍历最精密，使用年数还不到太初历的一半就产生误差。人们都把责任归咎于日法没有分得足够细。然而继承大衍历的人，只是仿照图样、抄写分数，不能改变它，又是为什么？还是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呢？大衍历的方法后来不能改变，而王朴却果断地自立一家，虽说失之急迫而不够宽缓，也很困难。它的源流究竟出自谁？况且历法起源于斗宿的度数，而疏密多少大都不相一致。冬至这一天，是历法产生的依据；有人认为冬至在斗宿，有人认为在建星，有人认为在牵牛，有人认为在女须，为什么？历法的误差，表现为日食的推算误差。晋、唐之间，凡遇日食，争论纷纷，始终没有恰当结论；那么晦日、朔日之间朓、朒的征兆，依凭什么来校正呢？本朝历法已经改了十多次，近来又听说出现误差。如今历法虽然已经制定完成，但皇上把通过玑衡考察授时作为首要事务，仍担心有所欠缺，命侍臣再次验证，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听说仁宗时曾用当时的历法同麟德历比较，大余相差三十多，小余相差七十多。今天的历法将要缩减它，还是要扩展它呢？诸位应当推究其理以求改易，用音律加以验证，用《春秋》加以明察，再以天地的规律裁定。古今历法的根本，就在这里；这不是只属于星官、历官的事情，不要泛泛而论，也不要粗略从事。

译问：天下本来有把下列事物共同看作两种东西而【缺文】的：文与武，吏与儒，才与德，利与义。章甫冠和鹖冠相遇在道路上，彼此看着好像互不相见；【缺文】文人墨客只能说胜过铠甲装备、突袭和韬略的几句话，史册便夸大其事，称为文武兼备，或称为文武大略，可见要两方面都完整具备是多么困难。狡黠的官吏在生死案件文书之间活动，把司空掌管的城旦书看成什么东西；而读书人去做官吏，通常都迂腐迟钝，像宋枭讲《孝经》、苏威讲五教一样，直到今天还被人讥笑。自从把才与德分为两条道路，能坐镇而使雅俗各安的士人，时任君主不以具体职守要求他们；至于所期待能共同建功立名的人，却只取放荡不羁、任性纵横的人才。义利之分由来已久。计算钱谷，清廉耿介的人看它仿佛会被污损；以经商致富自许的人，又把自己降低到商贾一流，所谓“义”这个字，恰好只够用来资助他们嘲笑讥讽而已。学士大夫相互诋毁的言论，至今都保存着，可以覆按。这四者果真截然分开、彼此不能相通吗？如果如此，那么夹谷之会中文事、武备似乎就不能分成两种学问；“优则仕，仕优则学”也应当相互为始终而没有间隔。经传记载十六相的才德，像宣明、慈爱、惠和这一类品德，就是世人所说的德、利物、和、义，排列在《十翼》中，从未听说它们不能并立。果真能够相通吗？那么自秦、汉以来下降至今一千多年，彼此隔绝而不能合一，其中一定有造成隔阂的地方。这正是学者应当讲求的。皇上继承美善的圣贤传统，继续发扬光明；只要人才可以任用，就不分文武；事情可以委任，就不分吏、儒；把才德、义利融会贯通，以开创自古未有的盛治，那么千年以来未能合一的东西，将在今天合一。诸位生逢盛世，沐浴宏大教化，难道可以默然无言吗？希望向上考察经书，向下验证史籍，把过去为什么相合、后来为什么分离，过去为什么合一、后来为什么分成两端，都逐条写在篇中。顺应天下的形势而使事情成功就容易，违背天下的形势而强行成功就困难；外部不如内部，远处不如近处，疏远不如亲近，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汲黯的正直、萧望之的忠诚，难道是热衷于升进、急于求利吗？任淮阳太守便认为职位轻薄，任冯翊太守便推辞；他们本来认为拾遗补阙是忠臣最大的愿望。有人把大恩大惠施加给一个州，这也是君子非常惋惜的。何况位居汲黯、萧望之之下数十等的人呢？他们叹息仰慕，并愿意为这样的人执鞭驾车，大概还不能过分责怪。治理国家的人若顺应天下形势而使其成功，那么人人都会争着进入中央而逃避外任，以接近朝廷为荣耀、远离朝廷为耻辱，希望亲近而抛弃疏远。广阔的禹迹天下，谁来纲举它，谁来维系它呢？如果反过来违背天下形势，强行把它维持下去，使人把郡国看得如同朝廷，把边远荒服看得如同京畿，就像倒转江河让它向山上流一样，困难极了！国家制定治理制度，审察形势，权衡轻重，从未有所偏失。近来诏令说：没有任职经历部刺史、郡守的人，不得授予官职。只是有关部门奉行这一制度，渐渐不如最初诏令严格。于是重申旧制，并向在朝列位官员发布告诫，恩德已经非常深厚。然而士人习惯于天下通常的形势，难道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的吗？驱使他们必有方法，倡导它必有开端，奖惩必有具体措施，这些都是今天应当首先讲求的。从唐尧、虞舜开始直到五代，本末轻重，史书中记载的还有许多；都应写入篇中，以辅助朝廷的议论。问：孔子祖述尧、舜，取法文王、武王，汇集百圣治理天下的方法，写在六经中；六经完成后却没有得到实际施行，于是把责任交给后人，等待后人验证。到今天大概已经一千多年了。世上的儒者也曾凭六经的学问，略微在实际事务中试验，例如用《禹贡》治理河道，用《春秋》裁断狱讼，用三百零五篇诗来进谏。唉！六经的作用果真只在这些方面吗？如果六经的作用果真只在这些方面，那么儒者的责任也太容易完成了！六经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尚未完全施行的治理方法；使用六经的人，应当取得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尚未取得的功效。那些只会章句、文采浮艳而志意疏狂浅陋的人，哪里足以给六经增减轻重？因此，自孔子完成六经以后，六经仍然是尚未被充分实践的书。把六经尚未实现的作用实现出来，使异端邪党不敢指斥孔子的著述为虚妄之言，难道不是儒者的责任吗？子思在鲁国，孟轲在齐、梁，怀抱遗留下来的经书却没有得到施行，有见识的人不责备这两个人，而把责任归于时势。如今诸位有幸生在圣明昌盛的朝代，前面没有阻碍，后面没有牵制，将拿什么推辞自己的责任？又问：孔仲尼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三千弟子中只有颜子好学。颜子的学问，所学的是孔夫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走路跟着走，快走跟着快走，整天不违背圣人的言语，没有什么不喜悦的。老师本来就是人的模范，如果不是没有一处不像老师，就还不够称为相似。可是考察孔夫子教育各位弟子的方式，却并不是这样。他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回答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却赞许他；孔子谈到乘木筏浮海，说“跟随我的人大概是仲由吧”，子路听见后很高兴，孔子却说：“仲由啊，好勇超过我，却没有可取的才智。”漆雕开拒绝孔子的要求，是同孔子不同，孔子反而提拔他；子路因孔子的话而高兴，是同孔子相同，孔子反而贬低他。孔子不希望众弟子同自己相同，竟然如此；那么颜子在行止、言语、沉默上没有一处不同，孔子又为什么深深取重他呢？圣人的教化好比陶工把泥土一同陶冶，不因贤者而增加，也不因愚者而减少。如今颜子因相同而被取重，众弟子却因相同而被弃置，难道圣人的内心在这其中真有厚薄吗？希望明确辨析。又问：把天下人的劳苦放在自己之前，是圣人求取贤才；把天下人的安逸放在自己之前，是圣人任用贤才。侧席而坐、辛劳求贤，是垂衣拱手而治的安逸的前兆；垂衣拱手而治的安逸，是对侧席求贤之劳的回报。开始时不劳苦，叫作懈怠；

译到最后仍不能安逸，叫作烦扰。汉宣帝任用丙吉、魏相为丞相，准备任用赵广汉、召信臣，龚遂、黄霸无论职位大小都奔走任事，全部奏报功绩，本来可以在清明高远的朝廷上收揽天下耳目了。可是宣帝仍然励精图治，亲自处理政务，忙碌得每天没有空闲。难道这几个人还不足以代替皇帝的劳苦吗？还是皇帝不知道君主应有的体制，竟同臣下争夺职分呢？贞观盛世，英俊人才一同兴起，在陪、辅、蕃、宣等州，在省、寺，在台、阁，人才济济，盛大繁茂，盛况就在这里。然而唐太宗仍说自己思考天下事务，三更半夜不能安睡，又以兼任将相自许。人才充满朝廷，却不足以解除太宗的忧劳，这是公卿的耻辱。名义上让他们担任将军、宰相，太宗却夺取他们的事务亲自办理，把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卫国公等置于何地？汉、唐两代的君臣和君子，大概都相互讥刺过这种做法。然而还可以推说“不知道”。文王那样圣明，又有八虞、四友等贤人辅佐，却从早朝一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他的劳苦比宣帝、太宗更甚。这是后世口头上不敢非议、内心却难免疑惑的地方。明皇没有等姚崇答复，就能批准官吏的奏议；难道能说文王不如明皇吗？舜和文王如同符节相合，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安定、百姓富足；文王的勤劳竟然达到这种程度，这两人的劳逸为什么不同？皇上继承福庆的基业，弘大地成就伟业，天未明就起身，不知疲倦地听取、采纳意见，天下都知道他临政勤勉；广泛荐举、公正推选，大小人才一同进用，天下都知道他得人之盛。他亲自承担求贤的劳苦，却不能享受任用贤才后的安逸。难道是五帝的臣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只好不得已亲自处理法宫政务吗？还是像光武帝一样，以亲自处理政务为乐而不觉得疲倦？或者文王这种忧勤，有后世不能一概比拟的地方？希望精研深思，上探【缺文】圣【缺文】，并考察前代政治中劳逸、人才多寡的情形，逐条陈述、详细列举，以显示考察古代、验证今天的学问。问：学习不能越级，要像水流填满坑洼后才前进，文章成篇后才通达；从来没有越过次序、杂乱施教而能够成功的。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到七十岁以后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学习之难就是这样。《学记》记载，学习一年考察能否断句、辨明志向，三年考察能否敬重学业、乐于群居学习，直到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明理，才称为大成；所谓大成，是孔子所汇集达到的境界。孔子天性高明，几乎达到圣人境界，尚且必须从十五岁学到七十岁才达到极致，学习者却想用九年的速度赶上孔子一生所成就的境界，多么聪敏啊！洒扫、应答、进退礼节，子游认为是末节，子夏又说先学的内容会使人疲倦；但比方说根本、末节，先后次序，一定各有所在。请把这些道理说出来，以舒解人们学习上的疑惑。问：言论不容易确立，也不容易辨知。贤人的话，人人都认为正确，怎么知道其中没有一句其实是愚人的话？人人都认为错误的话，怎么知道其中没有一句其实正确？撇开说话者本人而只讨论道理，本来确实有坚持愚人之说而改变贤者之论的情况。这不是轻视贤者、尊重愚者，而是舍弃错误、遵从正确。言论固然不能仅凭贤愚来判定，难道也不能凭圣贤来判定吗？答：不是这样。圣人是众说经过折衷归一的地方，是道理的会合、道的极点、万物的根源，确实不可改变。怎么能反而因为贤人的话而怀疑圣人言论的精妙呢？过去我曾参看古代圣贤的议论，有些地方心中不能释然：董仲舒说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看来义与利不能并立；《文言》却说“义，是利的和谐”，究竟应听从董仲舒，还是听从孔子？官府本来应当靠收取租税来供食用和衣服，考察卜式的言论，则认为租税以外不可再取；《周官》却说“用国家的赋税来生息”，究竟应听从卜式，还是听从周公？实行什一税，歌颂之声便兴起，这是传《春秋》者的说法；而县、都税率十二分取一，漆林税率二十五分取一，却是经书记载的。用传文废弃经文，可以吗？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固然是孟轲的说法；但凡货物不从关卡正道出入，便没收全部货物、惩罚本人，也同样是经书记载的。用子书废弃经书，可以吗？均输是前代史书所厌恶的，《虞书》为什么有“勉励迁移财货”的话？羡余是君子所讥刺的，宰夫为什么有奖励积聚财物的规定？唉！儒者用来战胜功利之说的凭借，就是执守圣人的经书。前面这几条，反而好像给小人提供了依据，难道是经文幽深奥妙而学者没有察觉吗？还是其中仍有近似之处，可以被人利用，使他们借圣人之口说话？应当深思并明辨。问：孔子把“一以贯之”传授给曾子，曾子用“忠恕”告诉门人，这本来是圣学的大根本。子思亲自出自曾子的门下，可他的话却说“忠恕距离道并不远”，师生的论说好像不相同；然而它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子贡也是孔子告诉他一以贯之的人，到了回答“终身实行它”的问题时，却只用一个“恕”字来概括，而没有说“忠”，他的取舍大概一定有道理。孟轲希望学习孔子，又承继曾子、子思的正传；他谈自我反省时舍弃恕而谈忠，谈求仁时舍弃忠而谈恕，忠、恕果真是两条道路吗？果真可以分开来说吗？这些都是我深深疑惑而尚未明白的地方，何不明白地告诉我！问：治理有总纲，政务有枢纽。统摄天下治理的，是总纲；运转天下治理的，是枢纽。成周兴盛时，海内外广大地区有一千七百个国家，同王室相接的事务很多；可是周代典籍所记，只用六官的职掌来纲举它们，对于一千七百国的等级、章程、法令，竟没有稍稍概见。总纲在内确立，治理向外通达；枢纽在上运转，政令在下施行。这就是圣人喜好掌握要领而使百事详备的原因。改变周制的是秦，承袭秦制的是汉；汉代废弃六官而设置九卿，太常、鸿胪、大农、典官等名目杂然并列，分设官曹、析置府署，再没有所谓总纲和枢纽了。然而郡国之间也并非没有承受命令的地方，其治理成效、政绩在衰世之中仍号称优良。难道设置官职的根本意旨本来就在实际效果而不在名目吗？还是汉家自有制度，不必承袭成周的【缺文】吗？宇文氏兴起后，急于恢复古制，全部恢复六官旧制；所作《大诰》，严肃地获得了成王训导的意旨。考察它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足以同成周相比，即使勉强同汉代相比，相距也不知有几千几百里。掌握了总纲却不能治理，掌握了枢纽却不能使政令落实，这些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停滞论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译国家把天下各种政务合并起来，总归于六部；把远处的事务联系到近处，把繁杂的事务归纳为简要，把末节归结到根本。这种设置官制的用意，远远超过历代，上可与周制并列。如今我们的皇上励精图治，无论在位还是服丧，都洁身尽职，以纯正的心来承受美德。近来议臣想分条陈述六部的弊病，认为它们反而不如州县周详严密，这大概违背了正本清源的道理吧。皇帝明发诏令加以警戒勉励，命长官和副长官治理怠惰、开创新局，恩德实在深厚。我曾私下摘取议臣所陈述的弊病来问：尊重印信符节，本来足以杜绝欺诈伪造，那么有人盗取印信却不追问，究竟是为什么？严格稽察，本来足以遏止吏员奸邪，那么有人违禁出入而听任不问，又是为什么？杜绝请托拜谒，本来足以抑制奔走竞争，那么有人门庭虽像集市一样喧闹而内心却清静如水，难道也能一概限制吗？这些都是当今值得疑问和议论的问题。希望你们远则决断前代遗留的滞塞论说，近则判明当今的疑难议题，不繁琐、不重复，不迂曲、不浅陋，全都写在篇章中，让人看到诸位通晓国家大体的学问。问：把天下的财富合在一起，用来供给天下的用度，开辟、征收、散发、收敛、放宽、收紧、给予、剥夺，这些都是国家的大权。舜、禹相互酬答，关于调剂有无的话，杂见于君臣相和的议论之中，从未因为谈利而自我避嫌。谁说财货不应从儒者口中说出呢？若一定说县官只应领取租税、穿用税收，把这些置之不论而另求说法，那都是先王严禁的事。这大概不是通晓治国大体、了解时务的话。如今醝盐、茶叶的利益，甚至和谷粟的利益相当；交通发达的大都邑中，酒税收入每年计算往往累积数万。至于控制各种货物的价格，使权柄归于一处，也不过是说有钱币来调节它罢了。这四项，实在是国家财计的根本。盐政禁令松弛玩忽，使第一项受到损害；茶商滞塞，使第二项受到损害；私自酿酒的势力凌驾侵夺，使第三项受到损害；最严重的是钱币单独枯竭，时而用铜钱，时而用楮币，即使主管财计的人也不能自行确定说法，唉，实在到了极点。清理它的源头，疏通它的流通，本末同时办理，公私兼顾救济，我们儒者难道会没有办法吗？何必一定要向羊仅、异鏄一类人请教之后才可以呢？皇上在处理万机之余，亲自阅览大司农的账籍，调剂均平，专心思考国家财计。只是这四项弊病，或许还不能免除使皇上从早到晚忧劳。凡是称为士的人，在朝廷应当竭尽力量，在野外应当献出谋略，这些道理诸位难道不应当讲论吗？敢问《海王》篇所说的牢盆之法，以及▯趾之刑；散盐、盬盐、饴盐、形盐这些品类，可以斟酌采用的有几种？至于三等酤酒、三犯之约，以及征税于茶、迁徙茶户、剩茶之令，它们的得失究竟怎样？酒酤专卖，古代本来没有，天汉始元以后，禁防和改革多次变化。它的得失利弊，可以考察吗？还是不可考察？古今议论最多的，大概钱币尤其突出。贾谊、贡禹、马援、张林的说法，难道没有可以资助当今时务的吗？不过，这些仍只是前代留下的资料。应当观察天时，利用地利，参照考核历朝典章，考察五方风俗，向工匠商人询问，访问街巷百姓，到田野中核实，务必要提出确实而最为恰当的办法，献给今日，不要以‘思考不能超出职位’为借口。问：孔门论说圣与仁，虽然孔子自称不敢当，但仁圣之道极其广大，本来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及的。可是周公制定《周礼》，把仁、圣列在智、义、中、和之间，一并用来教导人，并没有轻重之分。孔子尚且不敢以此自居，周公却用它来要求天下的学习者。周公与孔子难道是两种道吗？子贡问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孔子却回答说，那和仁有什么关系，必定是圣人吧？那么仁和圣果真有高下吗？‘仁’这个字，号称是孔子很少谈到的；然而他的立论、答问中涉及仁的地方多得无法逐一计数，怎么说是少谈呢？至于‘圣’，起初并不是孔子少谈的内容，可《论语》中记载的反而没有谈仁的多，这又是为什么？孔子称许伯夷具有仁，只称他为贤人；孟子称许伯夷具有仁，却立即称他为圣人，这种说法又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我疑惑而尚未明白的地方，希望您明白地告诉我。《东莱外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