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莱集卷八

译崇宁初年，权臣违背礼制，以卑下者废黜尊贵者；因此太后的尊号【有一种版本有“定位”二字】在元符年间已经得到正定，并不在靖康变故之日才确定。应当专门采用元符诏书，明确指斥奸臣。’由于有人阻挠此事，告祭天地宗庙，最终没有举行册封。抚州太守上报甘露降下的图像，公请求拒绝接收，不要把图像收入宫中。台臣随后弹劾太守，使他被夺去州任一年。升任太常少卿，兼任修政局参议官、起居郎。皇上正想学习古代纳谏之道，公编次前代听取采纳谏言的事迹，编成《集谏》十五卷，以开拓广阔皇上的心意。诏令根据时务向群臣普遍征求意见，公献上数千言的奏疏，其中论述节省费用最为详细，说：‘宋朝建立已经一百七十三年了，从朝廷到四方各部门各官府，早晚所办理的，大概都是一百七十三年来逐渐形成的繁文之事。如今天下分裂，海内沸腾，陛下所在称作行宫，所到之处称作行在；然而只在一日两日暂时驻跸之际，却想凭几路几十州土地的产出，全部办成过去一百七十三年的事务，不忍暂时废革一项。臣私下认为，如今若能奉行祖宗旧例，可以说是懂得时势；若一味改变，反而不可。因为不知道顺应时势来减少事务，却想随着事务来节省费用，所以今天的事例常有减半的说法，究其实却没有不增加费用、只是徒然向人显示软弱的。’ 臣请举一件事来说：开国初年疆域广大、人才众多，每年录取进士不过几十人；近来陛下亲自在朝廷策试士子，脱去布衣而授官的将近四五百人，这项费用也很大。然而御试那天，臣任备员考官，到了夜里，有关部门只供应半支蜡烛，说这是节省费用。呜呼，这种节省费用的方法也太拙劣了！其他事情大多与此相类。臣希望诏令大臣计算百事的费用，逐项议定。如果是兴衰拨乱的事情，就去做；是御敌备战的事情，就去做；是任用贤能、救济百姓的事情，就去做。不属于这些事项而涉及极细小费用的，一概暂且搁置不论，那么费用自然节省，国家也会富裕。’奏疏上呈后，有见识的人称许其恳切直截；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婺州进贡罗的旧制度，每年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希望进献的人增加数量来博取恩宠，竟增加到五倍，民力大受困竭。建炎年间诏令免除其中二万八千匹，作为固定制度。过了四年，主计官阻格先前诏令，上书建议每年输送一概依照崇宁旧数。公三次上章都没有得到答复，便派僚属到政事堂说明情况；大臣正坚持他们的意见，计司催促紧急，驿传往来繁忙。公把催办文书搁置不执行，属吏震惧，交相登门拜访，又劝公说：‘我愿意亲自承担罪责，不要因此连累诸位。’ 公召来属吏，写好文书交给有关部门，说：‘如果有责罚，诸位何不凭这份文书为自己解脱？’公又亲自写下五条不可行的理由上奏，皇上醒悟，立即依从公的请求免除进贡。文书下达到婺州，百姓欢欣鼓舞，仿佛获得重生。后来公从永嘉归来，路过婺州，整个郡城的父老到东门迎接，在车下拜谢说：‘公离任八年，使我们州免除了二十三万匹缣的负担。’转运使移文婺州，共同供应御用炉炭，并规定炭的纹理、颜色，不合胡桃纹、鹁鸽色标准的不得入贡。公答复说：‘炭的期限可以遵从；但那些以烧炭为业的百姓，大多住在深山穷谷之中，哪里知道所谓胡桃纹、鹁鸽色呢？’皇上正亲自倡导简朴以更新风俗，臣下却反而用浮华奢侈败坏它，不可以。后来回朝，公从容把这番话诵给皇上听，皇上说：‘朕所穿的衣服、所用的膳食，从未过问精粗，何况炉火不过是用来取暖罢了，难道还要计较炭的纹理颜色吗？’严州土地狭小，仰赖邻近地区供给粮食，每年漕运婺州的粮食来供养，船只、役卒以及费用都由严州负责办理；这项制度从皇祐年间一直沿用到建炎年间。严州人常请求命令婺州邻县百姓把粮食装车运来，以减轻严州转运劳苦。公说：‘百姓的赋税已经很重，再加上道路运输的费用，就是两重负担；况且从来没有把婺州的粮食编入严州而运送的先例。’ 公向朝廷说明此事，恢复原来的制度；调任知饶州，尚未到任，便以太常少卿被召回；走到半路，授任起居舍人。过了几个月，授任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官阶为左通直郎，服三品官服。大将张俊戍守江上，派士卒到彭泽县；这名士卒原是县吏，凭借张俊的势力侵凌侮辱县令，县令郭彦参把他拘捕下狱。张俊愤怒，向皇上申诉，诏令因此罢免郭彦参。公说：‘郭彦参不畏强暴，没有罪。’张俊又说自己在各郡有田，请求免除赋税徭役。公说：‘兴兵以来，士大夫以及勋戚之家所负担的科敷，与编户百姓相同，大概是想宽减民力，使贫富有无均衡，让贵贱上下同心协力，共同救济国事；何况身为将相之臣，难道反而不能体察这一点吗？’任命诏书有从宫中直接发出的，公说：‘近臣请托而拟定任命，并非出自朝廷，这件事关系不可谓不轻。’于是抄录皇祐诏书进呈，皇上都嘉许采纳。其余论救弊补缺、退还制书敕令的事情很多，例如论平江检涝官吏不应弹劾，和州刚遭兵乱应当免除进贡绢帛，多数都得到施行。升任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公叩头辞谢说：‘臣愚昧，不能兼任两项职务，愿意尽力辅佐司马。’最终没有接受直学士院的任命。北方边境解除戒严，诏令百官各自就边疆事务应对，公极力说江防不可撤除，皇上采纳了他的策略。公一心忧国，出入宫门，把君主视为知己；排斥权臣、牵制贵戚，毫不回避，同列官员都非常敬畏公。皇上出驾亲征，公实际随从护驾，驻扎平江时，羽檄接连到来，掌权大臣中有人进退自保，皇上回头说：‘像王某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他受到皇上敬重到了如此地步，恩宠礼遇日益增加，皇上将要授予他政务。持不同意见的人都侧目看公，公害怕谗言，于是接连上章请求外任。皇上不得已，授任徽猷阁直学士、知饶州。进言的人用危害性的言辞中伤公，皇上记得他的忠诚才干，降下诏命授任徽猷阁待制。到任不久，任提举江州太平观，退居括苍三年。皇上思念公，却从未忘记；公的弟弟驾部郎王居修曾因职事应对，皇上问：‘你的兄长王某如今在哪里？’王居修回答后，皇上说：‘就要重新重用了。’中书舍人刘大中侍奉皇上讨论制诰，皇上说：‘像王某这样，极其符合词臣的体制。’侍御史萧振论说守令贤能与否，皇上举出公任婺州太守时免除贡罗、御炉炭的事，说：‘守臣爱惜百姓都能如此，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译朝廷中都以为公将重新起用，于是起任知温州。起初秦丞相任参知政事时，非常友善于公，间或谈论天下大事，意气锐利。等到做了宰相，所说的话却都不兑现。公厌恶他的虚伪言论，对皇上说：‘秦桧曾对臣说，中原之人只应穿衣吃饭，共同谋求中兴。当时臣心中信服他的话，认为有志于中兴的人应当如此。他又说，假使让秦桧做几个月宰相，一定能使天下震动。如今他的施政安排却只到这里，因此希望陛下把臣听到的话问问秦桧，让他实行平日所说的话。’秦丞相惭愧而愤怒，从前的友好关系完全断绝。到这时，秦丞相专擅国政，公自知不被他容纳，在温州半年，便赶快以眼病请求任祠禄官，回到阳羡躲避诽谤，深居简出，对时事一概不挂在嘴上；客人到来，只清坐一整天，谈论考订经史而已。祠官考核记录了十二次，公把心思放在世事之外，没有人能够窥测他的境界。秦丞相晚年权势更加扩张，尤其憎恶正直善良的人，在岭海之间大肆诛责贬谪以树立威势，接连拘系，几乎没有空闲的郡。即使公闭门托病，仍被夺去徽猷阁待制，公却把这些荣辱看得十分平淡。绍兴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因病死于乡里住宅，享年六十五岁。历任官职至左朝散郎，爵为江都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第二年夏五月甲申日，葬于常州宜兴县清泉乡孙墓村杨塘坞。公去世那一年，秦丞相去世，太上皇亲自总揽万机，辨别贤良邪恶，恢复公原来的官职，认为他先前直言谩骂般的进谏有功；又诏令授予公一子官职，使其凭借儿子的身份入朝，追赠公左通议大夫。公气节高尚明亮，仪表丰盛魁伟，声音响彻厅堂。他的学问以六艺为根本，深厚醇正、宏大奔放，把尊崇正确、排斥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自少年时起，他便不受王氏学说的倾动，慨然想要废黜其中不善之处，以唤醒世间迷误之人。于是考察参照精深义理，钩取探索圣人的奥旨，摧破新学偏邪淫靡、诡辩逃遁的言辞，挥笔所到无不披靡；即使那些老于王氏学说的人，也不能自行解脱。龟山杨先生当时与公在毗陵交往，拿出所著《三经义辨》给公看，说：‘我还只是举出端绪来告诉学者罢了，想要像梳理鬓发一样逐条细密整理，却没有闲暇。除了您，没有人能完成我的志愿。’公更加感奋激励，前后十年，终于完成这部书：撰成《毛诗辨学》二十卷、《尚书辨学》十三卷、《周礼辨学》五卷、《辨学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来，朝廷惩戒王氏邪说造成的祸害，罢除配享，推倒坐像，更改科举法，设置《春秋》博士弟子员，国人议论大致安定。然而，余党和遗留的同党合力诋毁阻挠，从各方面动摇正道。幸赖太上皇坚持不移，他们既然不能得逞，便暗中挟持旧有习气，窥伺时机，明白的人对此感到忧惧。适逢故相韩仪公忠彦请求谥号，公当时任职太常，引用仪公在熙宁初年请求让近臣参与讲学的旧事来确定谥号，并且说：‘从此君尊臣卑，犹如天地定位，不可改变。即使有淫邪言辞、曲解学说，深深欺诬天下，说天子有面北而立的礼仪、君臣有轮流作宾客的道理，天下人最终也没有相信。仪公对名教实有大功，应当谥为“文”。’礼官于是尽力揭发王氏学说的谬误，以警示在场读者，众人都震惊，而韩氏之子也…… 于是有人以旧例尚未有依礼义【缺字】为由，认为公不应改变；公在兵部因事请求入对，皇上便谈到王安石新学对士大夫心术的祸害。公进言说：‘臣私下听说，陛下深深厌恶安石的学说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圣心明见其弊病究竟在哪里，冒昧请求明示。’皇上说：‘安石的学说夹杂霸道，取法商鞅富国强兵；今天的祸乱，世人只知道是蔡京、王黼的罪过，却不知道天下的混乱产生于安石。’公回答说：‘祸乱的根源，诚如圣训所说；然而安石的学说得罪于万世的地方，不只在此。’于是向皇上陈述安石训释经义中无父无君的一两件事。皇上变了脸色说：‘这难道不是损害名教吗？孟子所说的邪说，正是指这种东西。’于是公请求把《辨学》进献，皇上答应了。公把皇上的话写入序文，系在《辨学》诸书的开头。当时著名公卿中斥责王氏的人接连出现，却仍不能彻底排除其学说；到公进呈《辨学》，而杨先生的《三经义辨》也列入秘府，两部书彼此经纬贯通，孔子、孟子的根本道理才开始明白，士人都回心转意、向往正道，如同水流奔赴沟壑，天下于是再也不尊奉王氏学说了。这大概是太上皇帝表彰圣学的功劳，也是公与龟山先生等贤人的辅助。公其他著作有《春秋本义》十二卷、《论语感发》十卷、《孟子疑难》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条例》一卷。公的俸禄收入一到手，便分给兄弟，抚养孤儿幼弟，没有留下什么。兄长居安早逝，公替他选择贤良士人，把女儿嫁给他。郊祀时任用弟弟居厚授官；到公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还只是平民。公娶马氏，追赠硕人。两个儿子：长子复，任右承议郎、领临安府通判；次子从，任右承事郎、湖州长兴县丞。五个女儿：长女嫁右朝奉郎、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者；次女兟，嫁右文林郎、保宁军节度推官韩亢；三女嫁将仕郎傅公本；四女嫁左从政郎、信州玉山县丞孙琏；五女嫁右承奉郎朱咢。孙子五人，名椿、槢、柟、植、棠；孙女一人，尚且年幼。公位居禁从，理应载入史书、刻碑于墓道，所以谨慎撰次他的爵位乡里、家族世系、寿数年龄和品行事迹，送上太史氏，副本留在私人家中，以等待能够立言的君子，谨此撰状。《东莱集》第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