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篇第七

译做君主的，不能让法令因自己而废止；做臣子的，也不能让法令因自己而废止。法律不是令人甘美的东西，而是有国者的药石和绳墨。讳疾忌医的人，没有不厌恶药石的；不直的木材，仁慈也不会厌恶绳墨；小人之流，没有不厌恶刑法的。奸邪，是小人的作为；暴乱，是小人的行为。纠正奸邪、惩诛暴乱，是法律的职责。所以法律正是小人所不利的东西。小人害怕正直的法典，畏惧刑罚诛杀，必定设法破坏法律：依仗权势的人使它受阻，行贿送财的人诱使人破坏它，倚恃强力的人扰乱它，制造欺诈的人偷窃、钻营它。法律没有不被破坏的，所以法令不能因任何人而废止。法令不因任何人而废止，上位者就不能拿它交易，下位者也不能向它求情。买卖和请托都不能实行，那么上至天子的门庭、侯王的宫室、太子的府第、公主的住宅，下至贵戚之臣、近幸之人、横暴之吏、豪侠之民，没有谁不能依法处置了。因此买卖请托不能实行，法律就能像流水一样畅行。所以法令不能因任何人而废止。一件价值千金的宝物可以借给客人，价值十金的寄托物却不能交给别人。并不是吝惜十金，反而不吝惜千金。所谓寄托，是有所接受，却不能据为己有。法律，是臣子从天子那里接受的，并不是臣子所有；天子从上天那里接受法律，法律也不是天子所有。自己不能把它交给别人，别人也不能推辞不受。所以，即使有人没收公主的车马，皇后也不敢怨恨；有人拦截太子的车驾，君主也不敢发怒；要治罪于戏弄天子的臣子，天子也不能徇私拘捕；对于豪侠之民，公卿也不能托关系说情。这就是法律的施行。从前汉高祖斩杀丁公，武侯斩杀马谡，都流着眼泪。丁公对于汉高祖有极深的恩情，马谡对于武侯是极亲近的人。流泪，是极深的私人感情；然而一定要诛杀他们，是因为法律。所以法律不能因恩情亲近而徇私宽容。从前石奢做楚王的相国，他的父亲杀了人，他放走父亲而以自身请求治罪。楚王赦免他，石奢说：‘不能这样。若不放走父亲，就是不孝；若因放走父亲而卖弃国家的法律，就是不忠。’于是伏剑自杀。李离做晋文公的狱官，因误听而杀了人，说：‘君王任命我为狱官，我却不明察而误听杀人，我应当处死。’晋文公说：‘你算了吧，这是下属官吏有罪，不是你的过错。’李离说：‘错判刑罚就应受刑，错判死罪就应当死；我既然有过失，又凭什么把罪归给下属官吏呢？’ 于是便自杀了。死亡是人之常情所爱惜的，而这两个人却不这样做，是为了显明君主、彰明法律。由此看来，法律不能随意释放人，即使想要自我赦免也不可以。法律清明，政事就宽简，百姓就敬畏；法律混乱，政事就烦琐，百姓就轻慢。所谓敬畏，是刑罚适当而不可逃避；所谓轻慢，是刑罚不当而可以侥幸逃脱。刑罚不当，是因为上位者扰乱了法律。上位者不把法律看作应当珍惜的东西，反而凭个人意志行事，就会造成混乱。于是用法律装饰自己的喜怒，施行自己的爱憎；报答恩情、报复仇怨，操纵毁誉；凭借辞辩改变约束，卖弄智巧更改章程。用深文巧辞加以修饰，用巧言诋毁进行审讯，于是法令越来越繁密，而事情却不依循事实。公堂对案繁杂堆积，人们反而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上下互相隐瞒，公事私事混淆。盗贼增多，奸诈虚伪纷纷出现。烈火熔炉反而被顽铁遮蔽，锋利的刀刃反而被柔软的毛发割伤，严密的罗网反而漏掉吞舟的大鱼。所以法律本来是禁止混乱的，到了极端反而产生混乱。这就是执法的弊病。因此不能使人因法律而有侥幸；法律一旦可以侥幸逃脱，善良百姓就会害怕。于是平常百姓看到善人受害，蝮蛇般凶猛的官吏和搏击逞强的恶徒，便在诉讼之地捂住耳朵不敢听，斜着眼睛不敢看，手脚被束缚，不知如何行动。所以法律清明的国家，人们畏惧法律而不畏惧官吏；法律混乱的国家，人们畏惧官吏而不畏惧法律。使人到了不畏惧法律、反而畏惧官吏的地步，并不是国家的美好状态。《任将篇》第四 任用将领却在中途加以牵制，事情就会失败；用兵却在外部设置监制，行动就会迟缓。独自任用将领，是使事情成功的关键；专一授予号令，是使权势得以施行的枢机。所以在中途受牵制，事情将成而失败；在外部受阻挠，已经开始的行动也会反转。骐骥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一定能到达；但如果束缚它的脚，劣马也会跑在它前面。孟贲之所以勇猛，正在于他一定能击败敌人；但如果绑住他的手，女子也能胜过他。任用将领、使用军队所看重的，在于事情一定成功、权势一定能够施行。设置中途牵制来阻碍他，设置外部监制来扰乱他，就等于绑住骐骥的脚、捆住孟贲的手。所以绑住骐骥的脚，不能指望它一定到达；捆住孟贲的手，不能指望他一定击敌。用将领却又监视牵制他，就不能责求他成功。功业要靠时机汇合，赏罚是用来激励功业的，便宜行事是用来乘取时机的。独自任用将领，就能自行决定赏罚；专一授予号令，就能实行便宜行事。因此功业可以成就，时机却不可错过。功业是事情的完成，时机是形势的汇合。所以披刀冒箭，是为了建立功业；背粮跃马，是为了把握时机。因此中途牵制，事情不能统一而功绩毁坏；外部监制，意志不能统一而日子被耽误。威势贵在神速，关键贵在立即决断。事情凭威势建立，形势凭关键时机运行。所以任用将领，必须给他神速行动的条件，授予他立即决断的权力。指示太多会扰乱视线，言语太多会扰乱听闻；一千个人抬一个瓢，没有不把它弄破的；一千个人放牧羊群，没有不使羊群受扰的。因此用一人统御众人，众人的意志就能确定；用众人牵制一人，群体的疑虑就会产生。所以一千个人抬瓢，不如一人背着快走；一千个人牧羊，不如一人驱赶着前进。古代天子派遣将领，亲自为他推动车毂，说：‘国门以外的事情，由将军制裁。’所以吴王任用孙子，便杀戮宠姬；魏王任用穰苴，便诛杀庄贾。两位君主并非不顾念宠幸之人，而是知道将领不能被宠幸之情夺去权力。淮阴侯一拜就成为汉的大将军，两次取胜就成为齐国代理王；如果高祖在中途牵制、在外部监制他，就没有办法摧毁项氏的权势、掌握天下的命运了。所以期望功业的人，不吝惜授予神速行动的权力；懂得时机的人，不吝惜授予立即决断的权力。从前燕国任用乐毅，却用骑劫取代他，最终使田单收复那些投降的城池；赵国任用李牧，却用赵括取代他，最终使白起坑杀赵国投降的士卒。因此骑劫成为田单的凭借，赵括成为白起的资粮，这是牵制、替换将领者的过错。功劳和罪责都归于将领，我们却在事前加以制约、事后交给别人监视，成功时众人冒领他的功劳，失败时却独自把罪责推给他，这没有一样是好的。所以，善于任用将领的人，只裁定将领的功劳和罪过，而不加以牵制。事情的机微和缘故，士卒知道有将领，将领知道有君主。士卒知道有将领，就会报答其恩义；将领知道有君主，就会竭尽忠诚。《势成篇》第五

译天下的形势，不能任由它形成；形势一旦形成，依附它的人就会增多。因此，形势是上位者所凭借的，也是下位者所依靠的。龙在天上，凭借云气显示神异；虎在地上，凭借风势显出威猛；豹在山中，凭借雾气变化身形；鲲在海中，凭借水势发生变化。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所以人对于形势，正是借它显示神威、施行变化。因此天下有能够与我抗衡的人、有可以大举发动的事情，一定等候我出现败坏，然后暗中借此成就他的形势。形势是天下最重大的东西，我一天也不能放弃。我有所败坏而恰好帮助了他，天下的重势就落到他那边了。所以，形势得到助成有四种情况，不能不预先防备：利用对手的过失而夺取利益，叫作借资；寻找对手受害之处而从中获利，叫作买惠；举出对手不应当做的事情向天下昭示，叫作假义；制造一个开端，使人把事情归于鬼神，叫作增长迷惑。从前陈平、淮阴侯、王陵都是项羽的臣子，最终却被汉所用，这是从项羽的失误中取得人才。沛公进入秦地，约定法令三章，去掉秦朝苛刻的刑罚，这是利用秦所造成的弊害。发丧义帝，穿缟素出兵，这是揭露项羽不应当做的事情。白蛇云气的传说，就是把事情归于鬼神。所以混乱并不是从外面来到的，而是我有办法招致它；形势也不是从他那里来到的，而是我有办法使它形成。因此，要堵塞招致混乱的门户、断绝助成敌势的开端，关键在于有办法巩固人心。人心一旦稳固，即使有能够与我抗衡的人，也不能夺取它。所以借资就没有人可利用，买惠就不能获利，假义就很少有人服从，增长迷惑就不能使人眩惑。这样以后，天下的重势就在我这里。秦朝失去人心时，陈涉并没有诸侯的权力，也没有众多的铠甲士卒，只凭农民和戍役之卒，举起竹竿、挺起锄头，在泽中一声呼喊，四海便向他响应，因为那些人都有起兵的心，只是在等待首先发动的人。所以陈涉能够得志，关键在于秦国已经轻易败坏。天下接近祸患、踏临危险，没有比跟随叛逆更严重的事了。厌恶安定福祉、喜欢祸患危险，并不是人的常情；然而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看见眼前的祸患危险已经逼近，只好到彼处寻求安定福祉。因此不能让天下有跟随叛逆的人。跟随叛逆的人，即使想归附，也不能到达那里；即使不想仇视我，也不能不仇视。只要彼此相隔一线，当然宁愿死去远走，也不愿活着回头。过去沛公押送刑徒到骊山，因为害怕误期获罪，所以逃亡；章邯率兵在山东，因为害怕遭受谗言诛杀，所以投降；李陵深入匈奴境内，因为害怕回国后受辱，所以叛变。叛变是最严重的逆节，逃亡和投降也都是可耻的名声。然而这三个人以不可估量的身份，面对祸患和危害的情势，被困在眼前的处境中，来不及顾全自己的名节。天下不顾惜自身名声的人，少有不以违背法度为耻；受到宠幸而处于危险忧愁中的民众，也会希望发生混乱。把这三种情况与君主所造成的败坏相遇，正是形势形成的机会。众人聚集便形成风势，积土增多便形成高山，说形势，就是说依附而形成。因此不守法度的臣子，没有不从小处做起而成就大势、从少数聚集成多数的；依附者使他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谋划天下的人，必须先详细考察成败的原因，明白轻重的关键，堵住觊觎的缝隙，遏止抗衡逼迫的渐变，收拢内部离散的人心，断绝外部依附的意志，使天下的萌芽不再生长，让形势长久受我控制。这样我就能使天下长久安定。俗话说：涓涓细流不堵塞，就会流成江河；绵延不断，就会缠成罗网。因此等到形势形成之后才谋划，就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了。《功实篇》第六 在功业与实际效果的问题上，后世的君主常常不能加以考察。功业是君主所夸耀喜爱的东西。内心夸耀喜爱的情绪正炽烈，天下又有奇异宏大的事情在眼前呈现，于是对功业实际效果的考察便有所不能。为什么？因为只看见它的利益，没有看见它的危害；只知道它带来的福，没有知道它带来的祸。喜欢驯服猛兽之乐的人，忽视了被衔住、被套住的忧患；喜爱奔驰下坡技巧的人，昧于翻车的悔恨；喜欢快速痊愈的药物，蒙蔽于毒性发作的警戒。因此快意的欲望到来，周身的忧虑就被移开；耀眼的形象接连出现，背后的明察就被遮蔽。天下事务的功效在别人那里，我有看不见的地方；实际功效确实在我这里，别人又有不能显现其功劳的地方。所以君主必须详细辨别功业与实际效果，并核实其中的异同。三王把善于治理作为功业，五霸把善于防备作为功业，七国把善于作战作为功业。战争是最凶险的事情，功业是最美好的利益。经历最凶险的事情而求取最美好的利益，这是三王不做、五霸也不愿做的事。天下有不忘记战争的臣子，也有喜好战争的臣子；这两种人的功劳看似相同，实际却大不相同，名声相似，事情却不相称。因此不忘记战争的臣子，多思虑而有防备；喜好战争的臣子，贪图进取而少有忧患意识。多思虑而有防备的人，清理外部而充实内部；贪图进取而少有忧虑的人，制造许多事端而使国家空虚。因此不忘记战争的臣子，总是害怕天下发生变故而自己没有周全的策略；喜好战争的臣子，却只怕天下不发生变故，自己就没有功劳。不忘记战争的臣子，常常保持安静而招致安定；喜好战争的臣子，常常扰动局势而产生祸患。这是君主应当考察的。从前秦国称霸，累世经营而成为帝国；成为帝国后只过两代就灭亡。成就帝业极难，灭亡却极易。成败相距不远，前代的盛衰同时到来，是因为积累功业到了极点，也就是积累祸患到了盈满。汉武帝的才干超过汉文帝、汉景帝，承接三代积累的富厚，却在没有改换年号的情况下使国家空虚损耗，是因为好大喜功而没有满足。秦国任用白起为武安君、商鞅为商君、范睢为应侯；汉武帝任用卫青为大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六个人，都是所谓功臣，也是君主所尊贵的人。然而没有考察功业与实际效果的区别，所以白起、商鞅、范睢的功劳日益积累，秦的社稷却日益窘迫；卫青、李广利、霍去病的功劳更加崇高，汉的天下却日益危急。喜好功业的臣子，是君主不容易驾驭的；没有优厚供养，就不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没有重大的赏赐，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心意是：用高爵崇号使他们尊贵，就会使朝廷的职位空缺；用金玉重宝使他们富裕，就会使府库的储藏耗尽；用土地苑囿增加他们的财富，就会使国家的土地削减；加重征税、滥用徭役，就会结下百姓的怨恨；攻破城池、侵占疆土，就会加深敌人的仇恨。这样以后，臣下拥有的就是不能役使的百姓，扩张的就是不能栽种的土地，获得的就是不能流通的货物。计算百姓，俘获的人数不足以补偿死亡；计算土地，投降的城池不足以报偿赏赐；计算利益，远方的物产不足以抵偿费用。给当代增加了危险却不知减省，把祸患流传给后世却不能看见。这就是不能考察功业实际效果的祸患。因此，看见显在的福，就一定要想到隐藏的祸；面对眼前的利益，就一定要谋划长远的危害。功劳归于臣下而实际利益不能施加于国家，是明君所不看重的。《用直篇》第七

译国内有擅自专权的臣子，国外有敢于来犯的敌寇，是因为在位者中没有守持直节的人。守持直节的人，品行高尚而不屈曲，言语严厉而不□。行为不屈曲，所以有匡正救助的义理；言语不谦逊，所以有进谏诤言的忠诚。这样，内部没有不能揭发的奸邪，外部没有不能显露的祸乱。即使有擅权的心思，也没有不被平息的；即使有敢于来犯的气势，也没有不被挫败的。山中有猛兽，藜藿就无人采摘；朝廷有直臣，奸邪盗贼就不会产生。因此守持直节的人，是国家掌管绳墨的人，是国家的强大防御。所以掌绳墨者不能尽职，邪曲就会流行；强大防御者不在职位之列，盗贼就会到来。难道不可畏惧吗？亡国的君主并非没有守持直节的人，只是这些人被奸邪之臣蒙蔽，又受到敌国的离间。守持直节的人，是奸邪之臣所忌惮的，也是敌国所忧虑的。我们受到奸邪蒙蔽、遭受敌国离间，直节之士就不能得志；直节之士不能得志，奸邪之臣就会得势，敌国就会昌盛。直节之士离去，谗谄之人就会到来。谗谄之人，内则顺从逢迎，外则交结钻营，能够使人的视听闭塞，使人的言语堵塞。视听闭塞，混乱就无法被看见；言语堵塞，奸邪就无法被听闻。于是宫廷中容纳长期潜伏的祸患，边境上存在突然到来的忧患。强弩在城中射出，长戟在车驾之下发动；君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事，臣下也没有人敢报告，是因为大臣怀有爱惜自己首领的私心，群臣又害怕因言语获罪。过去赵高想要专擅朝政，害怕群臣有所议论，便先指鹿为马，群臣没有人敢说那是马。陈涉在山东起兵，秦二世召博士和诸生来询问，大家都不敢说这是叛乱。叔孙通于是用诡诈的回答应付，出来后逃走。二世昏昧，不能任用直臣，又被谗人蒙蔽，所以在内助长了奸臣，在外资助了敌国。因此，奸臣没有不想除掉自己所忌惮的人，敌国也没有不想驱逐自己所忧惧的人的。晋国用垂棘之璧和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道，宫之奇便离开了；齐国把女乐和文马送给季桓子，孔子便受到排斥；秦穆公担忧由余在戎国，便送给戎王女乐，戎王沉溺于女乐，五个月不理政事，由余进谏不被听从，便逃亡了。外面有悦人耳目的欲望，里面有迷惑听闻的谗言，那么贤才就不会被知道是值得珍视的，才能也不会被知道是值得惋惜的。所以虞国被晋国赶走宫之奇，鲁国被齐国逼走孔子，戎国被秦国使由余离去。这三个国家并不是不知道贤圣和才智之士，只是被欲望取悦、被听闻迷惑罢了。直士，是君主难以任用的人。他们矫正世事却不能顺从迁就，尊重自身却不能苟且容身；不是自己的职责所应得的俸禄就不接受，没有得到正确的道路就不出仕。奸臣，是君主所亲近的人；珍宝和美色，是君主所玩赏喜好的东西。珍宝美色摆在面前，奸臣在左右，就没有地方安置直士了。所以孔子不肯在鲁国与女乐并列容身，宫之奇不肯在虞国与璧马同处，大概是因为彼此情势不相合。兰花和艾草不能同室，玉和石头不能同藏；因此任用直士，就一定要除去谗佞，远离货财女色。谗佞，是直士的祸害；女色，是直士的蛀虫。养着祸害、容纳蛀虫，却说自己有办法任用直士，那就困难了。《敌中篇》第八 敌人，并不是我不能战胜他困难，也不是我不能控制他困难，而是我难以察明敌人用什么来中伤、制胜我。因而，敌人知道我能够抗拒的，就一定反过来利用我的实情；知道我不能抗拒的，就用他的实情来反制我。他想试探我，先反复试探我的情况；想核实我，先用各种方法参验我。用声势来试探我的，是想压服我；用利益来诱惑我的，是想收买我。这六种情况不可不察。想要明白敌人用什么来制胜我，关键在于知道敌人所忌惮的是什么。敌人所忌惮的，必定会加以掩饰，使我察觉不到。这样一来，事情就没有不被他破坏的。因此，敌人不忌惮兵力庞大，而忌惮他能明智地任用人；不忌惮将领贤能，而忌惮将领能同心协力；不忌惮士卒众多，而忌惮士卒能共同用力。所以有明智，就设法蒙蔽它；能同心，就设法离间它；能同力，就设法使它分散。这三种祸害，明智的人能够说明并防备。然而最终仍被敌人谋算，是因为敌人能够揣摩情况、寻找空隙，而我方又给了他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猎人对野兽、渔人对鱼，都是埋伏机关、投放诱饵；在它们聚集时，惊扰它们就会有很多逃散，在它们分散时又不能捕获，必须在聚散之间伺机行动。敌人窥伺我、诱骗我，也是如此。因此，凡是对我有所畏惧的，就故意表现得好像不怕我；凡是对我不畏惧的，就故意表现得好像害怕我。像这样却不能察觉，敌人就会得志。对方同心的将领想要毁坏这种局面而没有行动，他就一定加重手段，贬低他的君主，使我方自己产生疑忌。像这样却不能察觉，敌人就会得志。士卒刚刚同心合力、开始壮大声势来解围，他又拿出利益引诱他们，这就是在引导我方使用刑罚和威势。散播暴虐之事，就会使我的部众离心；诛杀投降者，就会使敌人的部众更加坚固。像这样却不能察觉，敌人就会得志。过去秦国攻打赵国，本来害怕廉颇，却说：“我所害怕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赵人于是让赵括领兵，结果在长平陷入败局。汉王害怕项羽的谋臣范增，项羽派使者来时，汉王准备太牢来进献；使者进来后，汉王看着他说：“我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于是改用粗劣的饭食招待，由此范增被逐出，项氏也在东城败亡。田单守卫即墨，对燕国将士说：“我只怕你们割去我们投降士卒的鼻子来作战，也怕你们挖掘、毁坏我们士大夫和百姓的坟墓。”燕军照他说的做，敌军士气反而更加振奋，终于凭借那些残余士卒击败了燕军。这些都是不能明察敌人的计谋，被表面情势迷惑，反而中了敌人圈套的例子。所以说：能够明白敌人用什么来制胜我，是困难的。因此，处在敌对形势中，能知道各种情况的真实动向；有敌人来，就一定能察觉；有敌人离去，也一定能查明。要洞察事物在先后之间的变化，判断有无之间的界限；对内断绝根株性的祸患，对外巩固间隙处的缺口。这样，敌人的揣摩就找不到着力之处；敌人出兵试探、投石探路，也找不到可以进入的地方。所以说：“我不发动他的机关，即使他巧妙，也无法施展；我不能会通他的实情，即使辛劳，也不能奏效。”因此，之所以会被敌人制胜，根源在于自己有所蒙蔽。《固权篇》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