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一内篇二十五篇

译《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一，内篇二十五篇 何子说：“世间有句话说：不要担任艰难的职务，担任了就会聚集怨恨；不要激烈行事，激烈行事就会招来愤怒。张子琏担任御史时，曾经查办、治罪当时权势极重的人，举奏当时尊贵显赫的人；下级没有因此触犯刑法，上级也没有责怪他的言论。天下的事情，不怕承担责任而激烈行事，只怕事先存有成见。事先存有成见，承担责任就会贪图功劳而强横行事，激烈行事就会攻讦别人来标榜自己，很少有不招来怨恨愤怒的。只有没有成见，即使法令多而情面少，人们也不认为这是祸害；即使直截了当地议论而超过实际，人们也不认为这是构陷。所以险峻山谷的阻隔，盗贼不会怨恨；空船相撞，心胸狭窄的人也不会愤怒。这就是因为没有成见。” 何子对雷守王子说：“攻击和牧养有不同的方法，柔和与才能也有不同的情形。对盗寇叫攻击，对百姓叫牧养；对远方叫柔和，对近处叫有才能。这四种做法，自从有治理以来，没有人能够改变。四者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没有明察而被感情蒙蔽；不能被蒙蔽，是因为转移到形势上。形势发生转移，就会出现以畏惧求免罪、以屈服求伸展、以受辱求荣耀。这三种情况使内心动摇，真实情形便被蒙蔽，情形被蒙蔽，方法就改变了。因此放纵奸邪、遗漏冤枉，是把百姓当盗寇对待；讨伐善良、残害弱者，是把百姓当敌人攻击；亲近偏爱而多所蓄养，是对近处过分柔顺；疏远轻视而轻易施威，是扰乱远方。这样一来，求免罪却先表现畏惧，求伸展却先屈服，求荣耀却先受辱，最终还能说是明察吗？”法令因事情而制定，道义靠自身树立；随着时势变化，要取决于执行它的人。后羿射箭，不以远近作为标准，只看是否射中目标；扁鹊治病，不以病人的强弱肥瘦作为标准，只针对病情。能够射中目标、针对病情的人，内心专一而观察外物，这就是明察。不明察，是因为内心有所蒙蔽；明察却又被某种东西转移，是蒙蔽得更深；明察而不被转移，是既明白又有勇气。盛子任太平令，太平是大县，盗贼强暴很多，难以治理。何子说：‘一人统率一百只羊，没有不成为羊群的；一百个人面对一只老虎，没有不一起搏斗的。’这是说治理的情势不同。” 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忠信之人；百步之内，一定有茂盛的草。意思是说，恶中一定有善。因此君子不因为善而掩盖恶，也不因为恶而伤害善。聪明而喜欢显露的人，容易逃脱控制；刚强而喜欢发作的人，容易被试探；喜好某种事物而又有所欲求的人，容易被威胁。这三种人都有自我的偏执。有自我偏执的人，不能用来治理别人。手持火把，盗贼就会躲避，这是借助盗贼来显示火把的作用；屡次辱骂，童子却不快步离去，是因为言语发出时不慎重。虎豹在山中，没有人能够接近；但可以用陷阱捕获它们，是因为它们贪恋人肉。因此君子治理百姓，要用百姓的见识来了解百姓，就能看见他们的真实情形；用百姓的愤怒来使百姓愤怒，就能伸张自己的威势。自己保持清白来求得正直，别人就找不到可指责之处。所以辨明文理，区别品类，黑白就清楚了；公正地施行法令，确定职守，意志和命令就能推行；节制私爱而取法义，压抑私利而崇尚气节，自身和名声就都荣耀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光禄署丞陈子担任大谷令，吕给事向何子请教说：“光禄丞，是副职而且是内廷官；大谷令，是长官而且是外任官。丞、令，是副职、长官，是内官、外官，彼此并不相同。”我说：“光禄丞曾经修治膳食、奉养君上，难道就不知道养育百姓吗？县令的职责，就是养育百姓。”吕给事说：“那么大谷怎样养育百姓？”我说：“调和他们。”他说：“大谷人全都桀骜不驯，怎么能够调和？”我说：“大谷本来全都桀骜不驯，难道要把他们迁走吗？应当保存他们。如果要迁走他们，就要使用六师，而不能使用文令；既然使用文令，就只能调和他们。”老虎尚且可以驯服，蛟龙尚且可以驯扰，何况大谷的百姓呢？他说：“说调和他们，难道不怕放纵他们吗？放纵就难以控制。”我说：“那是顺从私欲、跟随暴行。所谓调和，是用刚强去调节柔弱的过分，是缓解下属的急迫；像调慢马一样，它就不会冲犯；像训练鹰一样，它就不会挣脱皮套。调和，并不是顺从私欲、跟随暴行。” 何子说：“天下的味道，五味错杂而味道不能穷尽使用；天下的颜色，五色错杂而色彩不能穷尽使用；天下的声音，五声错杂而声音不能穷尽使用。使它们错杂组合的，就是调和。调和的作用很广，所以常道用来贯穿变化，变化用来编织常道。常与变互为经纬，作用就无穷无尽。” 侯汝立，三十四岁时担任司马，选部郎中，出任东昌守。起初，汝立竭力树立职责、整饬法令，又陈述职守、抗疏进言，请求免任而未获准；又请求调任学官以便奉养父母，也未获准，于是出任东昌守。何子说：“鄙人每天乞求暂时富贵，停止进食，谈论造成贫困的原因。然而为义而死也不屈服，树立名声来使自己显著，贫贱之士多有这样的人，而习惯尊贵、享受优厚待遇的人却没有，为什么呢？”我曾有三个朋友，三人都是有气节的人。大梁李子任郎吏，谈论外戚之事；河内何子任史官，谈论军事；高陵吕子任讲官，谈论时政。三人都是贫贱之士。假如他们有意改变贫贱处境，凭他们的才能都可以富贵；然而三人都不这样做。才华高的人不怕独自承担责任，有志向的人却以随众升迁为可耻。因此致中说：“圣人违背众人而称为高尚，随同流俗而称为污浊。污浊的人没有不借圣人之名来诋毁高尚者的。”天下太平，公道在上面施行；天下闭塞，公议就在下面兴起。道义在上面施行，我就跟从上面；公议在下面兴起，我就跟从下面。不是秉持明哲、笃守高尚的人，怎么会不被这种形势改变呢？御史王子廷相巡按湖广、清查军籍，他的朋友都说：“如今御史已经不是容易担任的职务了。” 御史上承天子的重视，使法令得以向下推行；正因为看重他的地位，才谨慎守法。所以御史地位尊重，政事就不会败坏，官吏也不敢越轨。如今御史只要有举劾职责的行为，上面就说他“倚仗威势而放肆”，下面就说他“凭借权势而欺凌”。担任御史的人，不是很困难吗？富人拿千金让儿子经商，儿子把千金全都散出去求取利息，富人便发怒；主人命令家监鞭打仆人，仆人便怨恨并辱骂家监。由此看来，御史如果确实履行职责，难道会没有触怒官府、招致怨恨的吗？景明说：“如今御史确实有这样的情形。不过，儿子终究不能因为父亲发怒就懒于经商，家监也不能因为仆人怨恨就废止鞭打。考核名实，并不是施行祸福，怎么能说是放肆？区别善恶，并不是任凭喜怒，怎么能说是欺凌？如果这样，为什么要怨恨愤怒呢？如果仍然怨恨愤怒，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译张御史在朝廷议论政事，有风声说将要巡按淮扬盐政。何子说：“淮扬是天下的交通要道，是舟车汇聚之处，豪强富户和私贩很多。豪强倚仗势力，富户运用财货，私贩制造奸诈；势力扰乱权力，财货腐蚀法度，奸诈败坏法令。御史要铲除豪强以挫其势力，平抑富户以拒绝贿赂，治理私贩以揭发奸邪。小规模举动会使弊端滋长，大规模举动又会使变乱发生。所以没有人会觉得巡按淮扬是容易的。最能引发动荡的是风，最先发动的是机关，能够抵御困难的是格拒。能够把这三者用于天下，就没有什么困难。格拒，是力量达到极点；机关，是智谋达到极点；风，是积蓄达到极点。这三者的变化，是格拒浅而机关深，风势神速。因此风，是连有智慧的人也会屈服的，何况那些豪强富户和私自经营的人呢？” 唐大夫担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说：“天子擢升唐大夫，是要使法令昌明吗？如今天下吏治日益衰败。掌司法的人畏惧威势、受权势胁迫，想以此讨好，放松法网，改变法令条文，已经很久了。履行正道就会踏入危险，坚守正直就会遭受祸害，难道人人都乐意这样做吗？于是法令错乱，百姓没有可以依护的东西，过一天，虚伪就增加一分。官吏对上下都不再有所顾忌，更加施展智巧来压制百姓，又怎么肯在规矩尺度之内议论呢？明白法令很难，执行法令也很难。明白法令，奸邪就不能迷惑他；执行法令，权势就不能夺走他的原则。不能被迷惑，是智慧；不能被夺取，是刚强。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这怎么能不说是困难呢？法令是聚合众人之心、保卫重大形势的东西。如果法令可以被权势夺取，政治就不强；政治不强，巨豪就能免罪。巨豪免罪，弱小者就会遭殃。法令不在巨豪身上实行，却天天加在弱小者身上，这是离散天下人的心，贬损最大权势。忧虑治理的人，难道宁可蒙昧而不看见这些吗？所以擢升唐大夫，是天子要使法令昌明。假如执法者都能得到明显的升迁，卖法者都能受到暗中的贬黜，那么履行正道、坚守正直的志向就能实现，踏入危险、遭受祸害的忧虑就会减少。法令怎么会有不昌明的呢？赵守任延安太守时，延安的刘子说：“延安百姓鄙朴，土地贫瘠，不足以使贤能太守受辱。不过，敦厚风俗、教化鄙陋，使民生富厚、地方安定，难道就可以没有贤能太守吗？”又说：“赵守在广平时，作诗作文，广平的治理并没有废弛。”何子说：“如果这样，那么延安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朴木正是用来接受雕饰的，低洼之地正是用来接受滋润的。诗的道路重视感情而且含有爱，文的道路重视事理而且有条理。因此，召唤和气、感发情感，是诗的道路，慈爱恩惠由此产生；贯通德行、编织事理，是文的道路，礼义由此产生。雕饰没有比礼义更大的，滋润没有比慈惠更大的。因此可以敦厚风俗、崇尚道德，也可以使人民生息。” 真阳陈子，是乡试中选的士人，努力求学等待任用已经二十年了。他不矫饰，不依附；不伤害别人，也不干求；不自夸，不轻慢。不是自己的职责不举荐，不是合适的人不推荐，不是应有的物品不占有。他深沉清静，却不以此自称洁白；暗中修养，却不故意隐藏；光明磊落，却不自称清白。他看待富贵，好像心有忧惧；接触丰厚利益，好像将它遗弃；处在蓬屋、吃藿叶，却好像享受盛宴。选部选官时，天官认为他适合任垣曲令。张给事说：“县令的职责不难吗？纠正官吏，统率百姓；宣示力量，布施恩德；振兴废弛，开启闭塞。陈子恐怕很难做到吧？”何子说：“行动，要看他所树立的根本；作为，要看他所坚守的原则；发动政令，要看他所积蓄的力量。安稳车轮的车，车辙不会越出轨道；重兵布成的阵势，刚强处不会缺失；积聚竹材制成的箭，箭的中心不会软弱。所以，把他所树立的根本推行出去叫作行动，把他所坚守的原则施行出去叫作作为，把他所积蓄的力量发出来叫作发动。因此说：不知道一个人出仕后如何，看他未出仕时的处境。陈子的处境，做官所需的道理已经具备了。” 张元杰担任魏县令，方子侯说：“刚强明察，是魏县所需要的才能；树立刚强来守护，发挥明察来施用，是魏县的政务。”何子说：“栋梁弯曲，车辐不会弯曲；栋梁承担众木的重量，车辐承担各自的任务。火把不如水面照鉴，火光显露在外，水光显现在内。承担众多任务，事情集中而容易推行；独自承受，失败会显现在内部；显露在外的，反而会一天天昏暗。因此天下容易被屈服的，是过度使用刚强；天下容易被蒙蔽的，是过度使用明察。刚强明察的作用，能不慎重吗？从前天下的官吏大多以刚强明察而显名，稍有升迁、得到任用，刚强的人就衰弱而不能振作，明察的人就被蒙蔽而不能知晓。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有所损失吗？所以如今表现刚强的，成为赫赫有名的人；表现明察的，成为皦皦显著的人。赫赫显著的人多有威势而少有恩惠，皦皦显著的人多有声誉而少有实际。因此官吏一天天显赫，百姓却一天天衰弱。用聪明的医生而采取逆治，是强病；用仁厚的医生而采取顺治，是弱病。弱病的人遇上强治的医生，没有不危险的。如今天下的百姓已经不同于从前。从前百姓富足，所以官吏施展才能去扰动他们，他们尚且没有察觉；如今百姓疲惫饥饿，疲惫饥饿的百姓，经不起扰动就一定会死亡。” 俗话说：“没有什么比捆扎柴薪更急迫，没有什么不被折断；没有什么比撤去藩篱更明察，没有什么不发生混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刘守升任庐州时，还没有到任，就被议论他的人阻止，于是等待调任；在家居住了一年多，又没有调动。刘守说：“议论我的人认为我的资历不能胜任罢了。我还没有考察治理情况，能不能胜任，怎么可以知道呢？难道我就这样算了吗？凭什么证明呢？”于是再次上京师，拜见吏部。天子于是调任刘守为汉阳守。何景明说：“我对于汉阳这件事，深深感慨古今任用官员的方法。古代任用人才，看重才能；看重才能，就是考察德行和功绩，罢免无能之人。因此，亲近的人有时不取用，疏远的人有时不抛弃；尊贵的人有时可以降为卑贱，卑贱的人有时可以升为尊贵。如今任用人才，看重地位；看重地位，就是征召、调发自身等级相同的人来占据职位。于是追求权势的人天天得到升迁，唯恐不能达到目的；而担任散官的人考核期满也不能迁调，又哪里会有超越常格、越过资序的人呢？所以亲近的更加亲近，疏远的更加疏远，尊贵的更加尊贵，卑贱的更加卑贱。假如这样做，才能各有适合的职位，职位各有适合的人才，又有什么缺失呢？如果人才没有适合的职位，职位也没有适合的人才，难道不是困难吗？有人说：‘汉阳向来富贵，富者担心不会善于使用钱财，贵者担心不会善于办事。不善于办事的人，对上难以交代；不善于使用钱财的人，对下难以治理。’我说：‘汉阳有富贵之人，而且有钱有势的人难道都是从他人那里取得的吗？’ 没有钱势的人难道也是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吗？因此，有权贵地位的人不从别人那里夺取来夸耀自己，有财富的人不从别人那里夺取来充实自己，这样，汉阳上下的人就都可以免除祸害了。”}],

译何子对宁国张同知说：“装饰车子，是为了驾车；装饰马匹，是为了奔驰。因此，君子有名望便会获得荣宠，有政绩便会显达。修养自身而树立起来的叫作名，施行政务而使之有条理的叫作政；名望带来荣耀叫作宠，政绩得到彰显叫作达。所以，君子的名望不是用来装饰门面的标志，政绩不是华而不实的器具，荣宠不是用来当时炫耀的资本，显达也不是靠投机钻营求得的官位。因此，君子对于名望要想到它会毁坏，对于政务要想到它会败坏，对于荣宠要想到它会受辱，对于显达要想到它会受阻。想到名望会毁坏，最终反而能获得声誉；想到政务会败坏，便会谋求治理的常法；想到荣宠会受辱，便能长久保持荣耀；想到显达会受阻，便有可能真正通达。” 郑子升任郎中，负责治理大同的边储。有个同郑子有亲戚关系的人来见他说：“如今您得到升迁，我却并不高兴。郎中是京官，您却负责边地储粮，身在外地，不能参与朝廷九卿之列，这是把您疏远了。治理边储这件事，要把散失的收回来、把没有的聚集起来，军士需要征发，豪强会仗势暴取；凶暴之人不能改变，向贫民征敛又不能减少费用，若运用权力谋利，府中便会怨恨，这是给您设置了难题。身处偏远之地、承担艰难事务，不适合您。”郑子听了也不高兴。景明听说后，去见郑子说：“这样说您的人错了。君王的臣子，不会因为身处偏远而被轻视；君王的差役，也不能因为艰难而推辞。心胸狭窄的人大多只求亲近而怨恨疏远，平庸的人大多只求容易而逃避艰难。马匹越过险阻，才能分辨劣马和良马；刀刃经受坚硬之物的试验，才能看出钢和铅的区别。所以，不把您放在偏远之地，您的心志就不会显露；不把您置于艰难之中，您的才能就不会显现。正因为您的心志不因偏远而改变，才能力不因艰难而困窘，所以才任用您。把您派往偏远之地，是看重您；把艰难事务交给您，是信任您。您去吧。”郑子说：“我明白了。不过，运用权力谋利而使府中怨恨，也可以说是没有问题吗？每天拿着火把却不被烧伤，先前却有许多人被烧焦；引导水流而不被淹没，涉水的人却有许多淹死。因此，使别人获利叫作恩惠，使自己获利便成为祸害。自己如果不能使别人获利，又怎么能不招来怨恨呢？有怨恨产生，便不是我的做法了。古代掌握谋利权力的人，桑弘羊败在贪利造成的祸害上，刘晏败在专擅权力上。” 不造成祸害、不专擅权力，把这种做法作为常法；让上位者不偏离正道地实行它，关键只在于通达；让下位者不受其害，也在于您。确实在于您啊。” 李子将要到苏州任副职，李子说：“我凭什么到苏州任副职呢？当今有才能的官吏，我不能胜任；古代长者式的人物，在今天又不合时宜。”仲修说：“不发动就不能显现，不兴起就不能建立；行动要敏捷通达，办事要周详完备。弦拉得紧，箭就飞得快；梳齿排列得密，头发反而会稀。因此，迟缓的人不能举废兴之事，粗略的人不能周全而不遗漏。明白法令，熟悉文书，究察实情，洞悉事物，您大概能够胜任吧？”本贞说：“柱子逼迫弓弦，弓弦就会断；灯火张扬，蚊虫就会聚来。应当守住静止来约束行动，不要让自己扰乱；处在昏暗中来收敛光明，不要让别人看见。要发挥作用，没有比隐藏更好的；治理繁杂事务，没有比简约更好的。您想要显耀明白、事事穷尽，那就困难了。”李子说：“两位的话似乎都违背我的意思，我该听谁的？”何子说：“两位的话，确实像是相互违背。仲修说的是治理的方法，本贞说的是修养自身的方法。”李子说：“我把二者都具备，用来应付变化，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把二者都具备以应付变化，就是用自身去强行套合万物。强套不能奏效，就一定要改变。因此，用自身去套合万物而不能胜任，改变便会成为通达的方法：变化在万物，回应在自身。织鞋的人不量脚，鞋并不会因此废弃；造车的人不试车辙，车并不会因此被丢弃；治理政事的人不试验方法，政令就不会因此改变。” 把道理理顺，事情就不会彼此疏远；把实情显露出来，事物就不会彼此悬殊。只治理而不修养自身，就会只依靠法令而同实情疏远；只修养自身而不治理，就会爱惜自身而很少承担责任。只依靠法令，必然使百姓疲敝；只爱惜自身，必然使下属愚昧，这都是不能通达的过错。蔡子由吏科给事中出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士大夫中有人惋惜他说：“蔡子积累深厚而谨慎修养，见识远大而谋略高明，深切体察事物而能成就事务，本来可以掌握重权、居于要职，在朝廷辅佐国家纲纪，在外面应对时世的艰难。如今却从近处出任远地，离开言官机构而专任地方职守，实在不足以施展大才、担当重任，也不符合众人的期望。”何景明说：“蔡子对于进退屈伸的道理已经能够明白了。所谓伸，不在于爵位高、声名荣耀；所谓屈，也不在于身处困约、地位卑下。志向得到施展叫作伸，志向受到阻塞叫作屈。因此，爵位虽高、声名虽盛而志向不能施展，仍不失为屈；身处困约、地位卑下而志向没有受阻，仍不失为伸。从前他一次陈说而请求降低职位，第二次陈说而请求称病退职，关于屈伸之道，蔡子已经明白了。人的性情有智慧而且自重，因有智慧所以能洞察先后、明白利害；因自重所以周密谨慎，不轻易发作，不凭一己之意冒险犯难。蔡子是有智慧而且有担当的人。观察事物却不轻率揭发，实行义理却不懈怠；私下说话好像木讷，公开进言好像争辩，这难道不是有智慧而有担当的人吗？智慧要显露出来，担当要贵在决断。智慧而不显露，众人就会疑惑；有担当却不决断，内心就会衰败。因此，上天以日月显示征象，人不敢轻慢；大地以山川显示险阻，人不敢逾越。” 孟贲如果孤疑不决，就不如一个必定前进的童子；猛虎如果犹豫不决，就不如蜂蝎必定蜇刺。天下的事情，显露出来才明白，决断之后才能建立，何况司法呢？掌管司法的人不把事情说清，必然会有欺罔百姓的事；不作决断，必然会有违背法令的事。欺罔百姓不是智慧，违背法令不是担当。蔡子有智慧却不炫耀，有担当却不改变原则，把这一点推广开来，就可以通行于天下，何况司法呢？” 何子告诫蔡子说：“掌管司法，就是掌握人的性命。揭发奸邪，纠正错误，督促端正，辅助善行。司法以此为依据，所以实情被遮蔽叫作昏暗，文书穷究过深叫作苛深，纲纪松弛叫作宽缓，细目过于繁密叫作急迫。昏暗就会容纳愚昧，苛深就会聚集怨恨，宽缓就会放纵冤枉，急迫就会矫枉过正。这四种情况，都是司法的过错。因此，君子知道要详尽却守持简易，确立严明却实行宽缓。详尽便不会遗漏，简易便不会伤害，严明便能振作，宽缓便能容纳。详尽、简易、严明、宽缓，叫作四种德行。以这些德行来司法，又有什么过错呢！” 进士经过多次考试后被外放任职，未必感到高兴。申伯温做了两年进士，补任丹阳县令。吕子说：“丹阳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我反而非常高兴。”东子说：“你怎么知道在丹阳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又为什么非常高兴？”吕子说：“丹阳崇尚蓄积，申伯温长期参加考试，志向在于一定要有所施行；蓄积已久便想着发用，考试已久便想着任职，志向能够施行而不违背，怎么会不高兴呢？”天下忧虑政事不能施行，有三件事：权力不能归属到适当的人，众人的志向不能得到统率，职务次序不能合乎法则。事权不能归属适当的人，叫作尸位；众人的志向不能得到统率，叫作混乱；职务次序不合乎法则，叫作僭越。尸位者占据职位，面对混乱而听任僭越，政事怎么能施行呢？一个县的事务，已经具备了天下的情形。举凡政事都使权力归属适当的人，治理百姓都使众人相互统率，纠察属官都使其合乎法则。谚语说：“商人拥有牛，不如厨师得到一把刀。”所以，国家都城中有些事情不能施行，却能在一个县里施行；公卿有时不能制止一道命令，县令却能制止它。如果失去自己的职分，即使尊贵而身近也不能施行；如果得到自己的职分，即使卑微而身远也可以有所作为。《诗经》说：“有的安闲安居休息，有的憔悴地为国事操劳。”既然政事能够施行，又何必忧虑憔悴？如果政事不能施行，安闲休息又怎能放纵呢？所以我赞许丹阳，是因为它能够使志向得到施行。”东子说：“您的话说得好。”

译有人说：“政事在人吗？”如果说县令能够使政令施行，那么这就是认为施行政令并不困难，而我却做不到。一个县的事务，已经具备了天下的情形，县令应当懂得这一点：使上下均平，使文武各得其所，奖善惩恶。上下均平，赋税徭役就能完备；征取减少而储备充足，文武官员就知道爱护百姓而合乎礼，知道勇敢而合乎义；奖善惩恶，赏赐就不会僭越，刑罚就不会过度。必然使行路之人愤怒的事情，却去做它，叫作忘记祸害；舍弃能使人喜悦的事情，叫作忘记利益。因此，不能因为顺从上级可以获得声誉就去做，也不能因为违逆强权会招致怨恨就逃避；不以屈从来求得伸展，不以受辱来希求荣耀，这叫作施行自己的志向。施行政令难道不困难吗？”吕子说：“困难啊。丹阳能够做到，何子是怎么听说的？”回答说：“吕子崇尚施行，却屈抑安逸；东子知道安逸，却能守住艰难。丹阳的治理已经完备了。” 进士周子贤对宣城县人孙继芳说：“我听说猛兽在山中，狐狸就不敢打洞；统率众人的治理不能松弛。因此树立文明的禁令，掌握法令显示威严，法令流行，所以盗贼不会产生。”子贤说：“我听说茅草柔软而人们可以踩踏，地势低下而水流自然归聚；恩惠慈爱，是用来团结众人的；刑罚法令，却是用来滋长混乱的。因此，文德能产生引导百姓的作用，巧设法令反而会引导百姓偷盗；使百姓生息安定、治理合宜，盗贼自然不会兴起。”周子因孙子而见何子，把这番话告诉了他。何子说：“羊被牵引时会后退，驱赶时才会前行；马受缰绳控制时会前行，驱赶时反而会奔逸。这是刚柔本性不同。因此，恩惠慈爱，是保存善良、辅助不足；刑罚法令，是遏制暴乱、制止过度。顺应情势而使用它们，关键在于时机。”周子说：“我明白了，这是刚柔相互运用的道理。不拘泥于一种，也不废弃另一种，用这种方法统率众人，众人的治理就成功了。” 教谕李君被授任襄阳通判，问何子治理的道理。何子说：“治理在于教化。”他的朋友邵子说：“我听说法令是用来治理的，风俗是通过改变而形成教化的。因此，制定制度、督责人心，是治理；威慑、讽谏、劝导、劝说，是使百姓听从而不轻视。”李君说：“治理百姓，教化难道不会太缓慢吗？”回答说：“子思说：‘修明正道叫作教。’修饰行为叫作修，依据义理叫作道，形成训诫叫作教。因此，树立准则，是让远处的人观看；看见风气流行，便会迅速受到感动。所以，礼仪规范和声名教化，没有比教化更好的了。官吏不守法纪，民间风俗就会泛滥；政令没有准则，下民的志向就会放纵。教化，就是整顿泛滥的风俗、规范放纵的志向。上位者敬重君主，下位者尊重尊贵者；上位者喜好士人，下位者便以贤者为贤；上位者厚待老人，下位者便亲爱亲人。不贪取，下面的人就知道廉介；不伤害，下面的人就知道仁爱。它的行为简约，施加的影响却广大；它的发动细微，声誉却显著。古人对待禽兽草木，不捕尽兽群，不射杀夜宿的鸟；鸟兽羽毛尚未长成，不把它们列入祭祀俎上；砍伐树木要合乎时令，捕捞的网眼要四寸。因此山林湖泽中的蓄积得以繁殖。圣人的礼，对待万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待百姓呢？如今天下官吏治理软弱的，已经萎靡不振；强硬的，只是操持刑罚，抓取、撕裂、抗拒、割裂罢了。他们猎取百姓甚于猎取鸟兽，分割百姓甚于砍伐草木，又哪里还有礼呢？” 所以说：“不知道教化，就会只装饰自己的行为、粉饰自己的道理；依循训导而树立准则，才是古代的教化。” 南阳有许多以文章著称的仕宦家族，到文达公时更加盛大。然而文达公曾经称许叶焦氏，焦氏因此便在天下士大夫之间显扬起来。焦氏起初有侍郎宏，后来有参政宽，又有运使钝，再有知县钦。到文祯时任乐清县簿。文祯同襄王拱之、叶牛道征以及景明都有姻亲旧交。我们前往庆贺文祯，文祯说：“前人的成就已经使我受到警惕了。我的先人都在当世做显贵的官，名列于名公大君子之中，我不能继承他们的足迹、接续他们的芳名，何况还能有所增光添彩呢？难道我最终要使前人的声誉坠落吗？三位君子有什么教诲？”拱之说：“良弓匠的儿子，不会差到只会制作簸箕；良冶匠的儿子，不会差到只会制作皮衣。像您这样继承仕宦家业，关键不在于尊贵显赫；如果能够尽好职分，就会成为光荣。”道征说：“仕宦家族容易兴盛而难以继承。容易兴盛，是因为恩泽尚未断绝，贤能之人可以作为榜样；难以继承，是因为美好的声名在前，而【缺字】容易显现。良弓匠的儿子不至于不会制作簸箕，但他已经失去了弓；良冶匠的儿子不至于不会制作皮衣，但他已经失去了冶炼技艺。所以，遮掩过错容易，而发扬光烈困难。您不要轻视容易之事，而应当谋求困难之事。”景明说：“世代做官不如世代有德。” 世代做官的家族大多渐渐衰微，世代有德的家族大多振兴。世代做官，是因富贵而损害志向；世代有德，是因守礼行义而有恒常。焦氏得到文达公的称许，大概是因为有世代相传的德行，并不只是世代做官而已。”文祯说：“三位的话，已经教导我了。” 大梁张德充按惯例任周府引礼舍人。何子说：教化必定要观察世道，施行必定要矫正风俗；追究其根本，最终却会流于末端。因此，良法一旦败坏，美好的意旨也几乎要消失了。如今天下因科举贡士而兴盛，却废除了举荐孝廉贤良的制度。科贡同孝廉贤良相距很远，但人们仍然推崇它。至于那些按惯例授官的人，士大夫却不愿谈论。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科贡出身的人，难道全都不是孝廉贤良之才吗？”回答说：“那么按惯例授官的人，难道全都不是科贡之才吗？”所以，观察世道而实行教化，责任在上位者；矫正风俗的行动，则在于个人罢了。让富人得到官职，让贫人得到财物，上面缓解国家用度，下面减轻百姓负担，按惯例授官的法意，大概没有不好的。官员因此遵循法令、勤勉任职，又怎么会损害他们的人品呢？只是上面借此搜括钱财、满足贪欲，下面借此攀附权势、成就自身，这才是流弊。从前汉文帝允许百姓卖爵，司马相如因资财而任郎官，但汉文帝的治理并没有因卖爵而降低，司马相如的声名也没有因成为赀郎而卑贱。因此，意旨美善的，不应只论法式；喜好修养自身的，不应只论资历。” 陈贞人祝寿，何子说：“阐明教化的是道，接受供养的是禄，使生活丰厚的是欲望。古代的道理是：贞人不靠教化，道自然显著；不靠俸禄，供养自然丰足；不凭欲望，生活自然厚实。必须教化以后才显著，是道的弊病；必须有俸禄以后才丰足，是供养的蛀虫；必须有欲望以后才厚实，是生命的祸害。寿命，是精神的凝聚；天地，是万物的役使。贞人难道能够不用精神吗？难道能够不吝惜万物吗？得到宝物而爱惜它的人，不天天计算如何收藏，只等待它自然损坏，反而不会损坏；天天计算如何收藏、务求使它不损坏，反而会损坏。婴儿天天啼哭，咽喉却不嘶哑，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啼哭；天天握持，手却不蜷曲，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握持；天天观看，眼睛却不昏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观看。精神是在不自知中到来的，所以不刻意运用精神，精神反而无处不在。凭借意识而到达，是精神过度；有意识却不能到达，是精神不足。精神过度，是中等人以上；精神不足，是中等人以下；二者都不能长生，都是受意识所害。因此，不自知却能够做到，与明知却不能做到，相差很远。精神，是驾驭气的；气，是驾驭形体的。气因精神而运行，形体因气而保存。不刻意保存却能保存，所以说能够难以衰老。”

译何子说：“人有承受天赋而得到增益的地方；天所赋予的，正是人的虚处；天所增益的，正是人的谦处。所以，大海能够容纳，水就想着归入它；月亮有亏缺，光明就想着增加它。有财富却能节俭，因此能够长久富有；有尊贵却能谦下，因此能够长久尊贵；有年长的年龄却能保持年轻的心态，因此能够长寿。” 何子读《河南癸酉同年会录》说：这部名录，记载科年，排列姓名，总的都是为了敦厚情谊、记识美好罢了。然而，必须使这件事昭著于久远，难道不是诸位共同的志愿吗？河南的士人有多少呢？聚集到学校的，不到万人罢了；聚集来应试的，不到千人罢了。然而名列名录的，只有八十人。这同样是稀少、罕见而空前的际遇。这件事怎么可以不使它昭著久远呢？人的身体极其微小，而且还活不过百年。即使活到百年，也如早晚之间很快到来。荣华权势的往来变迁，就像流光一样容易消逝。这三者，都不是用来谋求永不朽坏的。所谋求的永不朽坏，难道会在形势地位之外没有所在吗？最为光明的是义，最为长久的是名。疏远利益而义理汇聚，义理得到信服而声名形成。因此，君子显扬义理以遗留声名，所以形体在外，性情在内。寿命不因长而更长，也不因夭折而更短；地位不因尊贵而更崇高，也不因卑贱而更低下。” 何子编选刘佥事的诗，共一百五十六篇，分为三卷，篇篇精深充实，确实可以使后世明白而不致迷惑。他说：唉！诗，是难以言说的东西。体察事物而铺陈文采，撰写志意而约束情感，谨慎遵守法度而明白显豁，于是比譬事物、归属类别、陈列变化。衡量思虑、整理思绪，幽深微妙之处便彰明了。贯通深远之理以代替蒙蔽，遵循古律以匡正流俗，标准便显现出来了。因此，只有单独的言辞、缺少条理，就无法穷究深奥；所指涉的对象众多而不统一，就无法合于规范；贪图眼前便利而遗漏法则，就无法使体制纯正。所以，广泛搜集并加以汇聚，在于学问；审慎选择而发出，在于内心；明白辨析，在于见识。诗之所以难以言说，难道只是独自言说困难吗？能够理解我的人太少了。” 大学士靳公有庵说：“戒庵何子记载道：隧道是风吹出来的，缝隙是风吹进去的。口，是身体的隧道；不谨慎，所以兵戎兴起。意念，是身体的缝隙；不谨慎，所以邪念进入。因此，万物必有开始，事情必有纲纪。只有预先防备，才会有准备而没有祸患；如果只是众人谨慎而不能专一，就会多有畏惧而考虑不周。房屋有门闩，箭有扳机。房屋之所以有门闩，并不是房屋本身有门闩，而是门上有门闩；箭之所以有扳机，并不是箭本身有扳机，而是弓弦上有扳机。门闩在门上，所以房屋即使有盗寇也不能越过；扳机在弓弦上，所以约有百支箭也不会缺乏。《抑》诗说：‘谨慎你说出的话’，这是告诫要慎守口舌；‘敬慎你的威仪’，这是告诫要慎守自身；‘看顾你独处的居室，还要做到在屋漏之处也不惭愧’，这是告诫要慎守内心。心，是天下最为专一的东西，是万事的纲纪。因此，把它放之于六合，便可以作为准则；推及百世，也没有不能包括的。所以能够参赞天地、辅助化育；所以简约而容易操持，有功效而不劳苦。”}], 何景明读《韩子书·律吕直解叙》说：“神妙的道理之所以不能彰显，难道不是因为器物和数理亡失了吗？上天生成一，才成就万物；一在上，万物在下，器物和数理又在万物之下。自后世以来，人们对此已经不能详尽说明了。比这更高的道理，又怎么能有所通达呢？所以圣人从把握‘一’而知道万物，所谓知，就是由知道万物而获得对‘一’的认识。谈论‘一’，空疏而少有实际功用；谈论万物，范围虽广却没有归宿。总而言之，要在认识根本要旨，实在才是最高的境界。天地之间存在的，是气；加以制裁并使之有利，就叫作器；使它生成并有节度，就叫作数。神妙的道理，是气的主宰。因此，器和数越详明，神妙的道理就越日益显明；神理明白了，天下的事情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二，疏书共十篇。奉诏陈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意见的奏疏。呈给许太宰的书信。呈给杨邃庵的书信。呈给李西涯的书信。写给侯都阃的书信。拟写给藩司、论述救济灾荒的书信。写给宁兵备的书信。写给何粹夫的书信。写给李空同、论述诗歌的书信。写给李中丞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