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四序十四篇

译《四图诗序》燕泉先生由太仆卿升任副都御史，巡抚云南。朝廷官员敬重他的出行，便依据他重要的任职经历绘制四幅图赠送给他，并配以颂歌。四幅图分别是：一，职方奉使；二，藩省旬宣；三，太仆考牧；四，都宪巡抚。先生升任时，景明已经来到关西，没能参加颂歌的行列。先生于是派使者跋涉万里，请景明为四图作文。景明于是感叹说：‘观看这些图，能够知道先生的学问是用来施行政治的吗？事物不聚集，就不能兴发；财货不积累，就不能繁殖。所以土地得到培植，树木便茂盛；聚集百宝的仓室，众多商人都需要它。因此君子广泛学习，就可以在四方任事。’我曾经仰慕近世名臣，寻求他们的为人，大多是凭借本质才能从政。难道他们的事功很少吗？然而器量有局限，才力有边界，所以施展得不够光明、成就很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先生早年聪慧过人、领悟超凡，天资卓绝；然而对于道理没有不学习的，对于文章没有不考察的，亲手为几十家著作作注。那么他从政，也必然是聚集而后发扬、积累而后繁盛，不受器量局限，不受才力限制的，难道只是凭本质从政而已吗？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根本。一以贯之，所以无所不完备；无所不完备，所以受到感应时无不通达，回应事情时无不恰当。贤人的学问，能够详细阐说而最终归于简约，途径虽然不同而归宿相同。概括说来，达到最高境界就是一。因此，谈论经义和事务时能够懂得道，遇到变化的事情时能够懂得权变；安定时可以治理国家，危急时可以控制驾驭，无论到哪里都能有所成就。这样说来，先生这四项政绩，难道正是他施行于天下的开端吗？《林泉图序》啇城王君与我父亲的朋友在汴水之上分别，分别至今将近二十年了。今年夏天，他从家乡来访，谈起故旧之间的事情，带着所绘的《林泉图》，对我父亲说：‘人们说，大隐士不居住在城市，真正的隐士不让人知道姓名。如果人人都在山林泉石之间自我隐逸，世人就既见不到也听不到他们了。我不能摆脱城市中的踪迹，也不能在乡里隐藏姓名，还能对您有什么期望呢？只是我私下仰慕、喜爱您，而所谓林泉，常常往来于我的心中。因此每当遇到林泉，即使不是我所拥有的，我也能够喜爱它，进而享受它；又不断扩大我从未见过的林泉，去喜爱它、享受它。由此看来，即使天下广大，凡是有林泉的地方，我都没有不能喜爱、不能游赏的，何必一定要归我所有呢？而且游览有时，不能常常进行；既然不能常常进行，就本来有不能得到、不能喜爱和游赏的地方。于是我绘制了这幅图，林泉的各种无穷变化，图中全都有。每次展开观赏，原来所说的那些可爱、可游赏的景物，全都呈现在眼前。那么天下所有的林泉，本来就是我图中的景物了。我正请各位大夫作诗，分别题写在图上，冒昧地想得到您儿子中书君的文章。’父亲答应了，于是召来景明，对他说：‘王君和我交游，我一向看重他的为人。他崇尚贤者、喜爱士人，也能救助别人的急难；他喜好义理而忘却私利。人的品格有高超、深远、平庸、低下之分，本来就各自固定，不能勉强改变。气质受所处环境拘束，志向执着于所见所闻，谁能够移动它呢？王君的踪迹在城市，却怀有林泉之想；姓名在乡里，却怀有隐逸之慕；他说话又仿佛不是世俗牵累所能束缚的。可见他的品格非同寻常，不能估量。我听说，喜爱贤者、乐于亲近士人的人会昌盛；急人之难的人会得到报答；崇尚义理、忘却利益的人很少有祸患。王君大概会有贤德的后代吧。’这就是这幅图的序。我不敢推辞所请，使观看的人也足以考察他的志趣和心意，从而了解他的为人。景明接受使命后退下来说：‘这些话都是至理，又有什么可作序的呢？’于是连同这些话一起记录下来。王君名贤，字崇德。《汉纪序》从前左氏依照经书作传，建立了按年代记载事情的体例；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叙述帝王之事便有本纪，记录贤臣事迹便有列传，说明制度便有书，联系年代世系便有表。自此以来，历代史家全都尊奉这种体例，但不能做到极其简约，有的缺少事实要点而义理没有归宿，最严重的甚至连缀泛滥，杂乱错杂，无法阅读。我因此慨然想到那些能够承当时代使命的作者的用意。从前我在京师，曾经读到荀氏《汉纪》。这部书依据左氏的体例，又采用了《史记》的一种体例。至于君臣附带记载，事物都得到彰明；天与人一并包括，灾异祥瑞全都列举；政治的兴衰互相考察，成败一同陈述，得失彼此显明，美恶相互呈现。即使是一时、一人、一事的踪迹，前后虽分散记载，而首尾本末一定完备。编次摹拟各有名称，义理没有紊乱；阐明幽微、摄取显著，论赞全都精确，可以说概括了史书鉴戒的要旨，深得古代典籍的精髓。难道不值得列入良史之才吗？求学的人说，经书是承载道的，史书是承载事的，所以凡是讨论学术文章，横向割裂事与理，却不知道返回来说明它们，始终没有条理贯通，怎么能不违背正道呢？《易》排列卦象器物，《书》陈述政治，《诗》采集风谣，《礼》叙述仪式器物，《春秋》记载列国时事，都没有舍弃具体事情而去空谈无形之理。形迹和义理就是事情，主宰事情的就是义理；所以事情顺利，义理就能得到体现，事情乖逆，义理就会丧失。天下的一切都是事情，而义理就在其中显现。因此经书和史书，都是记载事情的书。只是圣贤的言论才称为经，所以记载事情的人，如果不能洞察性命的奥妙，以穷尽事物的实情，也很难同他讨论作者的境界。这部书是我从侍读徐子容那里得到的。徐子说，《吴下世家》把这部书作为珍本收藏，却吝惜不肯传播，因此世上没有刻本。我到关中后，泾野子吕仲木写信来求取此书，于是我请吕子校正，又交给高陵县令翟清刻印传播。

译《学约古文序》何景明说：“我起初进入关中时，写成《学约》给诸生看。已经成材的人，对于经书、子书、史书，自然应当融会贯通，不受课程期限限制；还没有成材的人，就让学官根据资质加以培养，使他们互相传授学习。如今已经过了两年，我每天都盼望诸生有所收获。然而他们在进退学习方面很少知道次序，造诣有时也偏离正确方向。像这样悠闲放任下去，最终会归于漫无边际，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吗？现在再为他们排列课程：从正德十六年春季开始，按照季度考察、省察经书，每年完成一周。性理、史鉴以下的书，则接续逐年学习，限定三年完成学业。在正式诵读之外，还要再读名家文章数篇。大体上虽不要求读完全部篇章，但实际上要通览其中的大义。这样用心研究，古人著述的用意、源流便可窥见；文章经纬的情状、变化也都能看见。义理没有形迹而深藏奥妙，语言有文采而流传久远。从圣贤的训诫，到诸家的撰述，全都是语言。道路不同、门户各异的著作，堆满几案、充满栋宇，有不能穷尽浏览的。然而语言用来宣明义理，义理存在于心中；体与用、显与微，来源相同而没有隔阂。所以反求于自身、用来成就自己，虽然只有一个根本却能有所收获；向外奔逐、用来求取在人前，则越多越增加蒙蔽。这就是公与私的区别、义与利的分界，也是君子与小人志向的趋向。” 我既然已经为他们规定了读书课程，诸生应当从今以后口诵其中的语言，心中体会其中的义理，亲身实践其中的事情，选择善道而实行，懂得至理并努力达到止境。这样或许不会违背孔门博学文献、约束于礼的教诲，也能够印证孟子详细阐说而最终归于简约的传授。如果只把它作为供口耳使用的知识，却抛弃身心实践；使枝叶繁茂，却剥掉根本，难道会没有通达的时候吗？最终也一定会消亡罢了。这难道是诸生的过错吗？”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记。《武功县志序》武功康子撰写县志七篇，用来记载武功的历史源流，整理其中的纲要和会通之处，大体已经灿然明备了。至于考核事实、显明义理，用来彰明劝善惩恶的鉴戒，还有值得叙述的地方。先王的政治，记载山川，辨明疆域，考察土地所宜，考核风俗所尚，尽量采集物产，用来谨慎守护封疆，并考察时势变化。《尚书》叙述九州兵赋，《诗经》陈述列国风谣；采风之诗具备风俗的美恶，主管政事的人纠正政治的得失，务必要顺应道理、调理财货，追随风俗制定制度，以施行于长久未来。天下的形势，其形成和发展没有不是逐渐积累的。如果不能及早看见并努力挽救，形势便无法挽回，祸患也就形成。遵循简约治理，厚实民生而使社会安定，开始时未尝不是同一个道理。等到风气浅薄，德行的实质衰微，政治便不能长久；户口繁衍增加，而生计利益日益困窘，安定也不能持久。难道可以不慎重对待这种渐变吗？我读康子的书，看见土地由狭小变为广阔，户口由稀少变为众多，赋税徭役由简省变为兴盛，财物费用由节约变为奢靡，产业财产由富足变为贫乏，地利由丰饶变为减少，民性由强健变为柔弱，风俗由厚重变为浇薄，吏治由清良变为奸邪，人才由充实变为空虚，文教由振兴变为衰落，没有一样不是舍弃根本而流于末端、背离正道而趋向弊病的。唉，难道只有一个县是这样吗？由此可以推知四方的情形。《正蒙会稿序》《易大传》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考、可忧虑的呢？天下的道理虽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归宿虽然相同，途径却各不相同。”天下事物的变化，达到难以穷尽考察的程度，本来有圣人也不能完全知道的地方，但它们的根本却没有不归于一、相同的。如果只是极力逞用辨析和才智，去探究圣人所不能知道的地方，却没有条理、统一的根本，没有可以主宰统摄的中心，那么对于道来说，岂不是会日益支离破碎吗？学习它的人也会日益分裂，这就是后世异端由此兴起的原因。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是要返归到简约的道理。”我读张子《正蒙》，知道它详细阐说的功夫；读到《西铭》，才认识到它返归简约的旨趣。《正蒙》一书有许多难解之处，学者阅读它，有的没有读完便放弃。近来我看到近山刘先生的会稿，明白、端正、通达，不作曲折隐晦的解释，而义理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考察刘先生的履历和政绩，平日穷究义理的学问，不正可以得到验证吗？我想让关中诸生每人置备一部此书来学习，西安府历城祝同知寿、馆陶武同知雷、临清张推官鹗，共同谋划刻印流传。这种文章由此可以显著了。先生的书虽然不需要赞说，但三府僚属所致力的事情尚且如此，实在不能不列出，所以写在书的篇首。《函谷子太极图论引》从前圣人创作《易》时，俯仰观察近处和远方，彼此参验并加以考核会合。他所说的道理广大无边而不相矛盾。所以说：‘《易》与天地相准。’函谷子阐明太极的意义，绘制图并撰写论。他的思考精密，辨析明晰，旨意专一，大概是玩味《易》而有所心得后才写成的。他没有荒诞背离经义的说法，所研究的内容很深。有的人说：‘太极图说，儒家先贤的论定已经完成了，学者都尊崇推重它。’那么函谷子却在其中提出异同，为什么呢？我说：‘圣人的道，贵在彼此发明，不贵在袭取；贵在彼此阐明，不贵在一味相同。如果只是承袭前人的说法、与前人的旨趣相同，却没有任何发明，那么圣人的道最终还是不能通达。如果确有发明，即使其中有异同，也不妨碍它成为应当尊崇的学说。’ 《思亲诗引》外甥朝良编成一卷，题名为《思亲》。他进来说：‘外甥不幸，父母二亲都已经去世，去世时还没有看到外甥有所成就。因此我含着悲哀、怀抱思念，永远有终身的遗憾。’舅舅何子说：‘你为什么只是思念呢？父母去世而子女来不及奉养，这是人的常情。你何不谋划如何表达这种思念呢？修养自身以成就品行，建立功业以成就声名。品行成就，就不会辱没亲人；声名成就，就不会使亲人被埋没。不辱没亲人叫作成全亲人，不使亲人被埋没叫作显扬亲人。这样，你的思念就实现了。你为什么不在这方面谋划呢？’朝良说：‘您已经教诲我了，我怎敢不承受！’于是士大夫都作诗来称述这件事。《古乐府叙例》何景明说：“我读左氏所载以及古乐府，从唐虞三代以来散佚的诗歌，到六朝的诗歌，已经齐备了。然而其中的辑录不能没有杂乱，总的说来，也不可能全部列举。我于是选择辞句古雅、训义正当的，共九十三首罢了。三百篇以外，可以诵读谈说的诗，大都在这里了。这不是很难吗？这不是很难吗！” 左氏按照音调给诗歌分类吗？声音的道理，我没有考察过。算了，恐怕会悖谬失实。

译《尚书》说：“歌唱是延长言语，声调依随着延长的言语。” 现在姑且按照辞句来分类。辞句分类后，音声也各自显现出来了。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卷，三卷又各分上下两部分，取其类别来相互参照编附。辞句的高下、时代的变迁、创作与述作的源流，全都由此显现出来。有些诗不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是为了说明作者属于何人，而不拘系于时代。《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弦歌唱；后世乐府有的另立篇名，辞句多寄托讽谏，意义兼有比兴；至于随着事情直接陈述的，都称为古诗，体格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把有篇名的诗收入《古乐府》；像《古诗十九首》以及其他选本中的诗，另行编列。有人说：“《明良五子之歌》为什么不收入乐府？”我说：“因为它已经被载入经典，成为治理天下的训诫了。” 《乡射礼直节序例》古人饮酒结束后举行射礼，射礼中的司马就是燕礼中的司正。这种礼仪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但它的文字完整地保存在《仪礼》中。不过《仪礼》的古文难读，即使昌黎韩子也以此为苦。如今我直接同诸生讲解，有的人或许仍然不能理解，所以又刻印这部书，让他们先依此学习，然后再去研读《仪礼》，这样其中的文辞和义理次序就可以寻得了。如果器物有一件不齐备，就无法办理事情。只是音乐废失已经很久，乐器没有谁能够备齐。如今姑且用笙来比拟人声，用鼓和磬来节制它。事情是用来显示贤能的，所以要先行选择，然后让人任职；因此宾主之间一定要相互信任。司马以下的人员，都必须能够胜任自己的事务；即使是服役之人，也一定要使他的职务符合其才德。射礼的节奏配合音乐：天子用《驺虞》，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采苹》《采蘩》表示恭敬。恭敬了，就可以用来修养自身，并施行于天下。以上是射礼仪式。我巡视汉中学校，到了金州，集合汉、阴平、利、紫阳四所学校的师生，将要举行射礼。我询问礼仪，大家都不知道，于是让学官草拟具备仪式，我又稍稍解释其中的文辞和意义，删去重复恢复之处，编次其中的节次和条理，取实际接近可以实行的内容来制定。先让范推官绅在东城的园圃中练习，我和吕宪使克中前往观看。宪使说：‘我在汉中，大概已经修整了礼器，但还没有弄清礼仪。’他对绅说：‘把这些全部布置出来吗？’何景明说：‘俗话说，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求。古代礼制灭亡而不可见的，哪里说得尽呢！然而乡射礼，学校中还偶尔有人学习。我从□郿到凤汉，沿途到学校考察，已经完全听不到乡射礼了，有关官吏连同礼器也把它废弃，往往要督促他们重新修整并举行。头发斑白的老人有的相互围在墙边惊讶观看。唉！古人作揖、就坐、转身、退避的仪容，以及在乡里修习这种礼仪而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习惯，如今竟使人把它当作旷世罕见的见闻，风俗距离古代难道不是太遥远了吗！’ 爵位、年龄、德行这三件事，是天下共同通行的标准。乡饮礼崇尚年龄，饮酒结束后举行射礼，是考察德行。这样以后，才可以在朝廷授予爵位，所以古人通过射礼选拔士人。三次射礼的节次，从发令的话中可以看出来。开始射时命令说：‘不要射中靶，不能猎取射中的目标。’这是说明第一次射箭只射而取中，不饮酒。第二次射时命令说：‘没有贯穿靶心，就不放下弓。’这是说明第二次射中后才饮酒。第三次射时命令说：‘没有击鼓，就不放下弓。’这是说明第三次射完并击鼓。第一次射中而不饮酒，是为了试验，担心还没有考察清楚；第二次射中后饮酒，便考察清楚了；第三次射完击鼓，礼仪和音乐就完备了。开始射礼时，如果没有轮到宾客，不敢役使宾客；宾客即使不饮酒，也不放下弓，因为他还不能饮酒。两人配对射箭时，要让宾客先射，不敢让宾客在配偶面前失去长幼次序。众宾客不能先于大宾；处在宾客的位置，就不敢超过大宾。因此不是主人，就不敢与宾客配对。胜者张开弓，不胜者松弛弓弦；胜者站立，不胜者饮酒。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贤能与不肖已经由此显明了。万物都讲究时机，事情都讲究适宜，先后不越次序，详略逐步展开，难道还有比射礼更能体现这些的吗？所以只有高远却没有实际用途、外表美好却不合时宜、急于求成的做法，圣人都不采用。弓箭是用来对敌的器具，圣人却用揖让的礼仪来使用它；这样天下还有什么值得争夺的吗？射礼能够禁止放纵，制止躁动，践履次序，遵循和谐，使众人的心意一致，贯通万事。把这些原则施行于天下，所以政治能够得到治理，百姓的生活能够发展。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若一定说有，那就是射礼吧？彼此作揖谦让着登堂，下来后饮酒，这就是射礼的事情。君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君子参加射礼，并不是为了争胜；如果不争，就不会竭力向外求取。” 君子、仁人的用心，也可以从射礼之道中观察出来罢了。孔子说：“射箭很像君子，箭射不中正鹄，就反过来要求自己。”孟子说：“仁人就像射箭，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然后才发箭；发箭不中，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只是反过来要求自己罢了。” 【卷之三十五／序十四篇】《送郡守孙公考绩诗序》《赠清溪子序》《赠萧文彧号古峰序》《赠左先生序》《赠赵君士器序》《赠许汝登序》《赠南雄判俞君序》《赠胡君宗器序》《赠向先生序》《赠杨静之南归序》《送孙处州序》《送萧文彧分教临川序》《寿阎定峯兵宪序》《赠李仲良耆老序》《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五序十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