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迹篇第十二

译权力有所承受、有所依据，才能稳固；没有承受和依据，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虚假的摹仿不能长久示人，偷取得来的东西不能丰厚享用。所以，有的势力经营多年，却不能保全一天的性命；有的威势施行于四海，却不能保全一个姓氏的宗族。权力不能没有承受和依据。权力，是天子用来取得尊重的东西，也是天下人据以衡量取舍的东西；天子知道它，天下人看得见它。因此上面不疑惑，下面不议论，这样以后才能稳固。没有承受和依据的权力，是天子不知道、天下人看不见的权力。所以有人正面坐着，旁边却已经有窥伺他的人；向前行走，身后却已经有人跟踪他的足迹。这是最危险的形势，可是当事人却把它当作安稳。君主即使让一个童子拿着金钱进入市场，也没有人敢抢夺；如果偷的是君主的钱，即使被格杀扑倒，路人也可以把他抓住。这并不是童子更强，也不是格杀扑倒他的人反而更弱，而是因为前者与盗贼有根本区别。因此，盗贼丢失财物不敢报官，遗失东西也不敢回头寻找。可见，权力在于有所承受，而有所承受，又在于看承受它的人是谁。过去舜承受尧的天下，禹承受舜的天下，尧、舜都是大圣人，所以即使承受了天下，人民也信服他们。到了燕子哙把国让给子之，子哙是没有才智的人，所以即使承受了一个国家，人民也不信服他。因为人民信任，所以服从；因为服从，所以他所承受的权力稳固。不被信任，所以不服从；不服从，所以他所承受的权力不稳固。软弱孩子的财产不能拿来交易，坏人会认为这是欺骗；盲人的货物不能拿来交换，坏人会认为其中有隐瞒。伊尹承受商汤的权力，放逐太甲；霍光承受汉武帝的权力，放逐昌邑王。拥立君主、迁徙国君，并不是小事。自己把权力交给他们，别人却不怀疑，是因为接受权力的是商汤和武帝；商汤并不软弱，武帝也不是盲人。权力，是富贵的凭借；它可以使人得到富贵，却不能使人保住富贵。没有承受依据却接受权力，接受的又不是合适的君主，都会危险。看见火就知道会被烧伤，看见水就知道会被淹没，这是明智；昏昧的人却不是这样，不接触火就不知道会被烧伤，不落入水中就不知道会被淹没。授予爵位、封地的人，会把券书诰命交给他；赐给祠堂和宅第的人，会以府署敕令加以保障；这些都是替子孙后世打算。如今爵位封地我能够夺走，祠堂宅第我能够收取，这就说明券书诰命不能凭恃，符信敕令也不能奏效。这种情形已经明白昭著，应该引以为鉴。然而爵位封地仍天天赏赐，祠堂宅第仍天天营建，把铁券当作不可毁坏，依仗金书铁券当作不可更改，还是和从前一样。想凭一时没有承受依据的权力替后世打算，难道不是愚蠢可笑吗？《处与篇》第十 富贵，是君主所拥有的东西。给予它一向容易，如果不知道怎样处置，就会轻易失去。所以关键不在于给予，而在于怎样处置。所给予的人和所处置的方式，也在于知道该给予谁。给予君子，就会使德业增厚、福泽增长；给予小人，就会助长淫乱，使福分变成灾祸。给予疏远的人，恩惠合宜而显得尊重；给予亲近的人，分量合宜反而显得轻薄。因此，把它给予被摒弃的罪臣，他会认为这是破格待遇，感恩过望；把它给予受宠幸的臣子，他会认为这是平常待遇，不会更加感激。所以给予并不困难，处置给予才困难。天下只有小人和亲近受宠的臣子最难处置。屡次给予，他就以为受到特别顾遇而倚仗宠爱；迟迟给予，他就以为恩遇稀少而产生怨恨。给予丰厚，他不认为过分，反而轻忽；给予微薄，他就鄙视并轻看。给予得太难，他说吝啬而加以讥笑；给予得太容易，他说泛滥而轻侮。给予时如果彼此有差别，他就因不平而争斗。像这些情形，不可不知道怎样处置。用恩惠表示亲近，用施舍表示恩德；如果没有缘由就给予他，他便会仰视观望、内心疑惑，一定不会亲近；如果因为有所驱使才给予他，他便会夸耀自己的才能、认为是自己取得的，一定不会感恩。对他有所期待，却一定想满足他；他有所求，又一定想得到；不给，就会违逆他的心意，暗中积聚怨恨；给了他，他的欲望就会增多，需求永远不会停止。凡此种种都是招致祸患的道路，不可不知道怎样加以控制。权力和势力，是赏罚的权柄；名位和器物，是上下尊卑的标志；富贵，是君主所拥有的东西。因此富贵有不能轻易给予的时候。富贵是权势的门户，是名器的工具，怎么可以轻易给予呢？受小人宠幸的人，在还没有得到富贵时，一定远离权势而不去获取，畏惧名器而不去触犯，说：“我得到富贵，不过是使自身丰厚罢了。”君主如果把富贵看得轻易、轻率给予，就承受不住日后的悔恨。富贵一旦得到，权势就可以转移；权势转移，名器就可以被借用。由此会产生比拟尊位的野心，形成逼迫君上的形势，却没有人能够制止。顺着恩宠加以宽慰，祸患就会滋长；压制他而不让他显达，祸害就会形成。稍加裁抑，他会遭遇忿怒，怨恨不断积累；大力发作，又会激起变乱，使事变发生。由此兵车在宫墙之内交战，戈戟在心腹之间聚集。事情成功，就是臣下伤害君上，正义纲纪断绝；事情失败，就是君上陷害臣下，恩情不能终结。这两种结果之所以发生，都是过分积累宠爱造成的。受小人宠幸的人，掌握使众人归附的权力，必然成为众人怨恨聚集的对象；挟持众人依附的势力，必然成为群体攻击的目标。所以，他谋划危险局面，正是想借此求得安稳。登高而面对危险的人，急忙奔跑登上山顶，却不知道下面平坦的地面可以休息；面向太阳而害怕炎热的人，急忙奔走，却不知道走到背阴处就会凉爽。因此小人谋划危险来求安稳，是因为富贵可以替他赎解罪过，而谦逊的道义却没有被看清。秦二世宠信赵高，封给他万户，授给他丞相印，在外杀死蒙恬，在内诛杀李斯。然而赵高知道自己的威势在于二世，便反过来图谋二世，最终让阎乐在望夷宫杀死二世。所以二世对于赵高，并不是没有施加恩德，最终却遭遇祸患，是因为利害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使他富足却不一定得到恩爱，使他尊贵却不一定得到感德。过去陈恒专擅齐国政权，凭借齐简公长期厚施恩惠而取得众人支持，于是杀死简公。季氏掌握鲁国政权，厚待自己的私邑而削弱公室，于是驱逐鲁昭公。这两个人受到君主的恩遇都极其深厚，一个最终遭到弑杀，另一个最终遭到驱逐，都是宠爱积累而产生祸害。所以盗贼即使取得财物，也不会因此不杀主人；妾即使得到宠爱，也不会因此不嫉妒主母。人的心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因此骄纵的儿子多不孝，受宠的臣子多不忠。所以君主一定要慎重处置富贵的给予以及对人的了解，不该给予的，不要用自己的宠爱偏私他；

译该给予的，也不要因为厌恶和吝惜而不给。明白知道自己会失误，就不要一意促成事情而自我安慰；只是反省自己已经发出的行为，就不要沉溺于感情而不能有所忍让。所以韩侯就吝惜破旧的裤子，周襄王就停止答应请赐隧道的请求，汉文帝就连夜收取北军的符节。为什么呢？富贵之事必须在小处吝惜，权势和名器就在于防止祸患逐渐形成。上天生育万物，能够用爪牙的动物就除去它的羽翼，确实是因为它一旦飞起来并吞食人，危害就会扩大。富贵和权势，就是人的羽翼。所以给予富贵和权势时，必须使它仍然能够被我控制。我使他富足，就能使他贫穷；我使他尊贵，就能使他卑贱。这样以后才给他富贵，权势的通道因此不会被打开，名器的工具也不会混乱。干将、莫邪，是天下最锋利的宝剑，用来刺人没有什么能抵挡；但是如果倒拿剑柄在外，刀刃反而会刺到自己身上。君主能够不倒拿权柄，就可以了。《策术篇》第十一 谋划国家的人，大多致力于应付形势变化，却不详细考察事理；追求施展辩才智谋，却不重视根本宗旨；善于指出迫切的祸害，却顾不上长远的忧患。事理，是驾驭形势变化的东西；根本宗旨，是统摄辩才智谋的东西；保存长远忧患的意识，是消除迫切祸害的办法。因此天下的事情，有无法穷尽的，就一定有它所依据的根本；有无法全部包容的，就一定有它所归属的方向；有容易看见的，就一定有难以看见的方面。谋划国家的人，设置无法穷尽的形势，却不知道其依据，所以聚散变化没有常态，使人没有确定的见解；驰说无法全部包容的言论，却不知道它归向何处，所以言语不一致，使人没有专一的听从对象；陈说容易看见的祸害，却遗忘难以看见的方面，所以行事急促而考虑不周，使人多有畏惧而少有深思。因此六国的君王很少成就事情，却共同沉沦，是因为被谋略迷惑，不能作出选择。仁义，是谋划国家的方法，是天下共同的道理、百家学说的根本，也是长久不变的道路。功利会堵塞仁义。因此游说之士在谋划上失误，君主在选择上失误；本应当时成功却不能成功，累世不能决断，都是功利之说流行而仁义没有被阐明。仁义没有被阐明而功利之说流行，天下就纷纷扰扰，全都奔向权势。这样一来，得到权势的兴盛，失去权势的灭亡。所以秦国对于六国，并不是能够施行仁义，却最终兼并诸侯、使同等的诸侯入朝，是因为六国给了它可乘之机。德行相等的，用势力取胜；势力相等的，用德行取胜。势力，是功利的阶梯；德行，是仁义的府库。所以功利是秦国所有的，仁义却是秦国所没有的。诸侯不在这个时候修养仁义，却反而称说功利，舍弃自己没有的仁义，崇尚自己拥有的功利，因此秦国凭借偏处一隅的地势，占据黄河、华山的要地，打开崤山、函谷关的险塞，向东控制天下。天下的侯王眼看着秦国分裂诸侯、任意宰割，却最终没有办法抵御它，是因为双方德行本来相当，而秦国的势力得以施行。追求功利的人说，仁就是不杀，义就是不取。因此谈仁义就显得迂腐疏远，谈功利就显得切近而使人心向往。这是谋士的过错，在于没有彻底考察。仁义就像水火：水可以救人，也可以淹人；火可以烹煮，也可以焚烧。因此仁，是可以使人得生、也可以使人受死的原则；义，是可以给予、也可以取夺的原则。不杀、不取，只是仁义的一端。所以仁义所产生的功利是很大的，只是谋士不能彻底认识。游说之士借诸侯的车马来装载货物，拿诸侯的钱财作为居处和旅费，用宝玉来亲近外交关系，以买卖土地来加厚对本国的赠予。他们列举各地道路险易，陈说兵器铠甲的钝利，计算储积的厚薄，扰乱主客的形势，颠倒内外的真实情况；把事情拆散，把说法改变，于是使天下诸侯的心彼此交战而不能安定，面对两端而不能决断，对似是而非的事疑惑不决，对利害得失迷乱而不能取舍。由此合约败坏，联盟解散，诸侯奉上名义、献出都城和要地，纷纷屈服入朝秦国。所以诸侯侍奉秦国而甘心，是因为仰慕它的威势，又庆幸它亲近自己。这是诸侯没有详察谋士的罪过。于是秦国得以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五国先后灭亡。五国灭亡，是齐国的罪过。齐国与秦国东西相望，曾经并称帝号、地位相当，所以秦国最忌惮的没有超过齐国。然而秦国缓慢攻打齐国，只是因为还有五国存在。君王后见识侯的日子，军队屠杀惨烈而境内没有遗下箭矢般的扰害，却不知道秦国另有所等待，反而以为秦国厚待自己，于是更加恭谨地奉事秦国，却迟缓了对五国的救援。所以齐国安定了四十年；到了胜后，齐国灭亡，齐王建被幽禁在共城，保存一隅的军民，却失去了五国的军队，换来四十年的安定，最终灭亡了百世的社稷。这是君王后的罪过。譬如五国是刀锋，齐国就是刀柄；五国是屏障，齐国就是土地。这种形势本来极其明白，然而齐国却坐看刀锋被摧毁，还侥幸希望刀柄不折；眼看屏障被撤除，却仍然希望自己的土地不暴露。这大概是因为没有察觉长久的策略，而被眼前利害迷惑。齐王建被幽禁在共城，齐人唱道：“是松树吗，是柏树吗？把建王拘禁在共城的，是陈驰这个客人吗？”这首歌痛斥君王后不明事理，讥刺宾客出卖国家。可悲啊！然而追究齐国谋略失败的原因，也不能不归罪于君王后。妇人难道可以治理国家吗？《心迹篇》第十二 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从内心明白它的意义，不要被表面的迹象固定住；这样精神智慧才能相应，变化才能相合。变化相合，事物的端绪和委曲就显现出来了。端委，是变化的关键联系。《易》说：“天下归于同一而思虑各有百种，方向相同而道路各不相同。”所以百般事物都汇合于一，许多支流都统属于同一个源头。端委包含变化的始终，能够从旁贯通它来会通变化，约略省察它来显见端委，这是圣哲的作为。拘泥的学问不能超出绳墨尺度，浅陋的见识达不到衣带以下；只知学习而不思考，只沿袭而不考察，就像制弓的人不能制箭，冶炼的人不能成为工匠一样。因此拘泥的学问不能用来论说广博之理，浅陋的见识不能用来指示长远之道。为什么呢？因为内心不知道事物的意义，只是被表面迹象固定住了。三皇所行之道不同，却都称为皇；五常所体现的德行不同，却都称为帝；三王的治理不同，却都并称为王；五霸的功业不同，却都并称为伯。这就是迹象不同而内心原则相同，怎么能不把它们看作相同呢？尧把天下禅让给虞舜，后世称颂他；子哙把燕国让给子之，最终亡国，天下人讥笑他；伯夷、叔齐兄弟相互谦让，孔子称赞他们；宋宣公立弟弟为君，春秋讥刺他；周武王讨伐纣王，把纣王的头悬在白旗上，天下人却没有因此贬低他的美名；

译田常弑杀简公，就不能推辞弑君的罪恶；周公讨伐管叔、蔡叔，并不被认为是残害兄弟；唐太宗杀死李建成，后世却因此贬低他。凡此种种，表面迹象似乎相近，却不能视为相同，是因为不从内心动机上求取相同，而只从表面迹象上求取相同。所以东施效颦反而增加丑态，邯郸学步反而失去原来的步法。只从表面迹象求取相近，反而会越来越远。时势改变，形势就转移；情势改变，事情就会改变。假使五帝可以相互承袭，三王可以相互沿用，那么礼乐就不会有异同，文质也不会有增损。因此不能凭相似的迹象来评论内心。迹象，是变化分散而显露的结果。如果只因类别相同就把它们看作相同，那么田常就成了周武王的行为，李建成也成了管叔、蔡叔所受的诛讨。因此按迹象看，即使有若像孔子，也不能成为孔子；按内心看，即使是鲁国人有不同之处，也可以学习柳下惠。造车的人不丈量车辆，制鞋的人不观看脚，是因为要贯通其中的意义。因此庄子观看庖丁解牛，懂得了养生；张旭观看舞剑，懂得了草书。解牛与养生相距很远，舞剑与草书更是相隔极远；然而把它们看作同一种技艺，如果意旨确实相通，表面迹象就不足以遮蔽它。因此图画用来排列阵势，文字用来驾驭马匹；然而凭图画排列阵势，不能穷尽用兵的道理；凭文字驾驭马匹，不能穷尽马的性情。这是因为只从表面迹象寻求事物，必然会受到限制。事物相互转移变易，叫作变化；变化形成之后的相互会合，叫作合同。观察事物的合同关系，就可以看见它的端委，所以认识事物一定要寻求端委。端委显现，就能把万物贯通为一。因此不出门户也能知道星辰，不下厅堂也能知道山川。天离人高远，地离人遥远，如果一定要亲自到达、亲眼看见，那么天就无法遍历，地也无法尽数记载。把寸累积到尺，必然会有差误；把铢累积到两，也必然会有差误。所以要总括天下万物，必须寻求它们的端委。寻求端委，才能看见天下事物的关键联系。窾，是万物由此生发的地方；系，是万物由此会合的地方。掌握了窾系，内心就能贯通。心，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所以能够周流天下。万物之一，是万物所由产生的根本。因此只说一而不涉及万物，是说得有余；只说万物而不涉及一，是说得不足。圣人的道理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不足。因此说：至高的道理简约而容易掌握，明白而容易知晓。所以圣人不学习也能做到，愚人学习也不能做到，只是因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同。【卷之三十一／内篇二十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