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二疏书共一十篇

译《何大复先生集》卷之三十二，疏书共十篇。奉诏陈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意见的奏疏。中书舍人臣何景明谨奏：为奉诏陈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之事。近来寝宫遭受火灾，皇上心怀戒惧，下令告谕群臣，征求直言。大小臣民仰望圣颜，忧伤地伏听诏旨，无不为其痛切而感动流泪。大家认为圣心已经受到感悟，事情应当有所转变，悲喜相继而来，忍不住庆幸。然而自从诏谕发布以后，已经将近十天，皇上却还没有亲自临朝一次。辅臣上奏，谈到边军、番僧、义子等几件事，没有一句见到采纳，也没有一件得到施行。臣观察灾变的到来，天道的警示实在很近。陛下上面应当挽回天怒，下面应当安定人心，像这几件事都应该赶快反省改正。如今却仍然安然处置，尚未见到有一两项减损，难道陛下感悟的心意忽然萌发之后，转移灾祸的机会又被堵塞了吗？臣民无不失望，朝廷内外实在都为此忧痛。灾祸迫近，悔恨和惩戒就会更加深重；等到形势积累形成，再想改正挽救也来不及了。臣上察天意，下究民心，近看人事，远考古今，国家治乱存亡的关键，确实就在今天。陛下若想谋求治理、振兴教化，改弦更张，过了这个时机还不做，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臣听说，天下的政事，精心治理就安定，怠缓就混乱；明察就安定，昏暗就混乱。治乱存亡，是事理所必然的结果。如今上下相互依附逢迎，远近消息壅塞；法度有所失误，礼义不能彰明；功绩和实际不能考核，名位和器物多有滥授；欺骗蒙蔽的风气日益增长，苟且懒惰的习惯已经形成。又加上百姓的生活已经困苦，盗贼仍未平息，军队马匹的防备松弛，财力也一并耗尽；对外只是勉强维持，对内其实已经溃散。形势如此，治理却成了那样，臣私下对此忧虑。陛下不赶快反省自身以惩治祸患的开端，却想任意行事来等待忠诚之效，这是为什么呢？臣听说，内外相互附着而坚固，才是长久之道。如今圣上孤立无助，皇储还不强健；宫内没有可以相互倚靠的手足亲属，宫外没有可以托付的至亲外戚。后妃不能正常侍奉，公卿辅臣不能通报谒见，陛下却每天与边军一同出入，与番僧、义子同起同居。这些都是今日才出现的创见，先朝从未听说过。陛下为什么不完全按照进言者所议，早日表示听从裁断呢？况且驰骋甲马的场所，哪里比得上宽广高厦中细[字迹不明]、方[字迹不明]舟[字迹不明]之上；九狄邪秽的教法，哪里比得上文儒在面前谈论讽诵。陛下却喜爱前者而厌弃后者。臣实在不能理解。至于义子，陛下是宠爱他们的。自古以来受宠幸的人，很少有能够善后的。推究其中的原因，是盛满会招致忌恨。陛下尤其应当及早加以裁抑，明确说明处置办法，使其中上等的人能够保全富贵，次等的人能够保全首领。这样既不失义，也使恩宠有终结，岂不是很好吗？国家政事的执奏，实在在于大臣。大臣顺从圣旨，事情就会因此被搁置败坏。臣认为，大臣奏事，应当使是非立即得到裁决，直陈利害，按照宪典草制的义理办理，不应当奏请两可之辞、把决定推给皇上裁断。这样制度就不会毁坏，功绩和实际就不会错乱，名位和器物也可以端正。大臣的进退，应当以义来裁断。行贿求进、无耻求容的人，一概罢免斥退；奖拔安于退处、访求年高有才德的人，则名节会更加彰明，做官也不会苟且。然后严格督责各级官员，以成就精明的治理；宽厚安抚百姓，以培植殷实富足的根基。治理安定的办法，大略就在这里。总而言之，根本只在圣上自身。进言如果确实切中要害，何必害怕逆耳呢？陛下如果认为奏章繁多，足以烦扰、混乱圣听，不妨亲临便殿，召见辅弼大臣，召集侍从，降低尊贵的礼仪，不要过分严拒，如此上下的情意才可以通达。他们一定能够陈说利弊，说明祸福，指斥时事，讲出切中圣心的话，从而使陛下醒悟。” 臣听说，先劳苦而后安逸，先安逸而后劳苦，前后之间的差别相距极远。所以，警戒之后必有余乐，怠惰荒废之后必有余忧。陛下如果体察上天仁爱之心，念及祖宗创建的基业，坚定地自我忍耐约束，常常加以警戒整饬，务必推行实际的政事，不从事虚浮的文饰，太平之治便可以很快建立，长久安居九重之中，长久享有万乘之乐。暂时忧劳勤勉，却能永远安逸快乐，陛下还有什么困难而不肯这样做呢？从前成王因风雷之变而受到感动，于是有了刑罚废置不用的美政；高宗因雉鸡鸣叫的异常而受到感动，于是取得了美善安定的成效。陛下若深切思考并受到感悟，稍微作一番转变，海内将会随风而倒地归顺，四夷也一定会仰慕归化。商、周守成的功业，又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呢？臣出身草野，才德微薄，承蒙先朝甄别培育，陛下又从被废黜之后重新起用我，恩德实在深厚。我曾想用进言来图报，唯恐犯越职进言的罪过。然而臣心中的诚意，积虑已经很久了。如今亲自遇到圣明之世，言路大为开放，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怎么忍心保持沉默呢？因此冒死上陈，恭请皇上明察臣的愚拙诚心，曲加体谅采纳。臣不胜庆幸。

译呈给许太宰的书信。中书舍人何某叩头上书，呈给家宰许公执事：我实在极其愚拙，私下看到明公自从进入吏部以来，所推进任用的都是崇尚修饰名节、磨砺廉耻的士人，清正的舆论赞许您，众人的期望也都仰慕归附。像我这样乡野出身的后进之士，也确实私下感到欣喜。近来，皇上年幼，权宦在内，天纲混乱改变，举措极其荒谬。考察人事，推究变异，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候了。然而朝廷上下的臣子，还没有看到有谁秉持德行、明白体恤百姓，能够仗义守节。我虽然浅陋昏昧，料想明公一定对此忧虑。国家有人才，叫作充实；没有人才，叫作空虚。以今天的情形看，即使说它空虚也可以。如今国家大小希望所系、造成这种虚实局面的根源，实在只是明公的责任。因此明公即使想不忧虑，也不可能。近来听说权宦多次干预、妨碍明公的正道，议论的人都为此为难。有人说，应该稍稍自我贬抑，以求得容身。自我贬抑以求容身，是害怕失去职位的人才会做的事。谁会认为，作为百官表率、立身如万仞高山的明公，会这样做呢？我一向没有正式拜见过明公，但仰慕您的义节非常深，区区心意，不敢不向您表露。我私下为明公谋划两条策略，请明公自行选择：第一，守持正道而不屈服，不被权宦容纳因而离去，这是上策。第二，自我贬抑以求得权宦容纳，却不为天下后世所容，这是下策。如今的计策，只有这两种，而两种最终都可能不被容纳。然而守正而不被容纳，可以在当时激励颓靡的风气，使声名功烈流传后世，损失少而所得多；自我贬抑而不被容纳，则颓靡的风气更加放纵，声名功烈也将败坏，所得少而损失多。这两种办法哪一种重要、哪一种轻微，请明公自行选择。从前子贡对孔子说：‘先生的道太广大了，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为什么不稍微贬低它呢？’孔子说：‘好的农夫能够播种，却不能保证收成；好的工匠能够制作精巧，却不能使人顺从；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道，纲举目张、统摄治理，却不能求得容纳。赐，你不致力于修明大道，却致力于求得容纳，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由此看来，士人尚未获得禄位时，尚且不可以苟求容纳，何况身居冢宰之位、统领百官而治理四海的人呢？又凭什么为众官立下准则、成为天下人的希望呢？如今即使普通男子和女子，也都知道叹息，之所以还能以此自慰，是因为明公仍在位。希望明公深切思量，保重自身。我积蓄这番心意已经很久，不敢轻率造访门下，谨派家人带着书信托门人通报。幸望明公加以体察，不要立即呵斥责罚。呈给杨邃庵的书信。我听说，圣人和明智的士人从众人中选取人才，厌恶贤明的君主和显达的宰相因众人共同诋毁而不能识别贤才。徇顺同类的情感，独自行事的人就会被遗弃；众多人的议论一多，廉洁守节的人就会被罢黜，为什么呢？因为独自行事的人不合乎众人的情感，而廉洁守节的人又被众人的议论排斥。从前匡章被全国人所弃，却得到孟轲的认可；即墨大夫受到身边人的诋毁，却被齐威王封赏。孔子说明公冶长并没有罪，晏婴使石父从囚禁中获释。因此，在众人厌恶之中，圣人贤哲才更加详察；在众口交相诋毁之下，明察之人也不会被遮蔽。如今有像李梦阳这样操守独立、秉持廉节而触犯众人厌恶、承受众口诋毁的人，明公居于上位，怎么可以不稍加察看而不援助他呢？我对于李梦阳，并不敢说他没有过错。他自尊自高而不肯谦下，把别人看得太重却不能识时务，多有愤激之气，缺少兼容的度量，不明白柔顺的训诫，触犯了必然受挫的戒条，这些就是他的过错。至于他修饰自身、喜好修养，珍重名声、考校义理，见到善事必定采取行动，见到恶事必定攻击；不依附权贵，不奔走于求利的道路；身处远地，却怀有不招致耻辱的操守；身处近处，却保持无人能够阻止的勇气；在野外有‘兔置’般的武勇，在公职上显出‘素丝’般的正直。他立志高抗，操守坚强，尽心竭力，这些都值得称许。他先前与御史发生冲突，同党相互构陷；依仗自己的贞介，不服从文法，拖延不止，固然是他自取其祸，但尊贵显达的人也因此非常不高兴。缙绅一片讥诽嘲笑，言官急切地在朝廷上诋毁他，执掌法律的官吏在狱中严加审讯，唯恐摧残他还不彻底、羞辱他还不困窘。唉，这也太过分了！说是要严厉惩罚他以保全他，实际上却使他走向毁坏；历数他的过错以求周全，实际上是在寻找他的缺失。假如说他自命清高、好胜逞强，多管闲事、越权行事，如果不立即攻击他，将来就会成为祸害，那么李梦阳造成的危害，难道不是仍然胜过那些卖法受贿、品行污浊而丧失操守、玩弄公法而诡诈逃避、徇行私情而煽动暴虐、甘心依附谄媚、把心思用在追逐财富权势上的人吗？这些人全都置之不问，却唯独要对李梦阳计较，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习惯于苟且附和而害怕异己，沉溺于混浊而排斥独自清正，喜欢彼此容纳而害怕不合群，务求遮蔽昏暗而忌惮过于明亮。所以，当权者把刚强正直说成蛮横，把铲除奸邪说成攻讦，把有所建树说成自我标榜，把振作奋发说成轻浮。过问民间疾苦，就说他沽名钓誉、越出职分；坚持国家法令，就说他缺少人情、故意立威。因此，诡诈随俗、迎合众人的人彼此倚靠着互相称誉，而正直守节、独自行事的士人却被他们视若仇敌。由此看来，做官的人如果不自我贬损以迎合时俗，不圆滑游移以求取当世声誉，又怎么能免受今人的排斥呢？明公居于上位，掌握任免进退的权力，承担统领调和的责任；您奖拔廉洁正直之人，压制邪曲不正之徒，而李梦阳又是您门下相知的人，他尚且受到这样的困厄，何况门墙之外、相距万里的士人呢？谗言一再传来，即使慈母也会把织梭投到地上；流言不断浸染，即使胶漆也可以被解除。我与李梦阳有肝胆相交的友谊，听到别人的话，尚且不能完全没有疑惑。明公门下，李梦阳不敢直接通达；即使心中郁结，又凭什么稍稍为自己申明呢？然而李梦阳在江西的事情，也十分明白显著，并不是有什么隐蔽的恶行难以看见。我曾经查究这件事，众人对士人和百姓的议论，大体上还算公允。

译学校里的学生说：‘李梦阳敦厚地崇尚古道和礼义，志向在于澄清政治。’ 里巷民间的人说：‘只要李梦阳不做巡抚、巡按一类的官，就可以使盗贼平息，使权势人物不能伤害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是李梦阳的同党，他们的话不足以作为凭证；里巷民间那些无知的百姓，又凭什么会成为李梦阳的同党呢？如今京师的士人，不知道这件事的也就罢了；流言传播讹误，昧于事实而只议论影子，众人共同猜疑、共同愤怒，一人吠叫便百人应声，争辩之风骤起，说出来的话也彼此雷同。偶尔有知道内情的人，也害怕在权要官吏面前显得异同，以招来口舌之祸，于是把李梦阳视同秦越，随着舆论的高下而转变。反过来违背众人的情感来伸张人格，以众口议论来辨明人物，这显然是没有好处的，必定如此。谁肯乐于没有好处却去做这种事呢？从前孔融向祢衡推荐贤才，汾阳王郭子仪为李白解除官爵之累，表彰善人、拔擢俊才，使有才能的人摆脱困厄，这些事在前代都清清楚楚。如今李梦阳文采丰富，才思辩说敏捷，确实是与这两人同类的人才；而且他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处处合于礼义，可以用来治理世务、使政治文治盛美，这一点祢衡、李白都比不上他。可是他竟受到困辱摧折，最终没有一个人为他提供施展的地方，我对此非常痛惜。恭敬地希望明公秉持正道使人信服，长期积累的声望足以镇服众人；您的力量可以改变局面，您的操守足以作为表率、纠正风气。请对李梦阳稍加了解、援助和察看，采纳士人百姓的议论，抛弃党同伐异的说法，使邪曲不正之人不能凭私情顺利得志，使廉洁正直之士不再有无处容身的叹息。这不只是李梦阳个人的幸运，也是国家文教的大幸。呈给李西涯的书信。先前恭敬地听说明公身体不适，我私下想到您在内阁任职，事务繁多，形体劳苦、内心忧虑，大概正是因此造成的。我再次来到门下，想问候您，却没有机会一望您的容颜，退下后郁闷了好几天。又听说您稍稍康复，十分欣慰，但疑惑您为什么久久没有出来。昨天才看到您以生病为由请求退职的奏疏。明公的见识，不是我这样的后进可以窥测的；但我私下认为此事并不妥当。近来河南盗贼日益横行，山东士卒常年暴露在外，国家有强敌抵御，狱中却有言官被拘，民间有屠杀，而朝廷此时却正宴饮欢笑；朝廷议论极其荒谬，集市上的法令不能施行，形势急迫到仿佛将被火焚水溺，只能独自倚仗明公来拯救，这时不应当闭门退处而无人知闻。在家中尚且不了解这些事情，却又要抛下一切引退离去，更不是明公用来保全自身、急救国家危难的办法。古代的大臣，都是功业成就、事情安定之后，才避开宠利，保持盈满，深思高举，保全自身和名声。因此，保全自身和名声，是大臣在功业成就、处于盛世时所应采取的做法。如今明公责任重大、声望深厚，承担利害，又要面对毁誉，想在这种时候保全自身和名声，实在困难。从前成王年幼，殷人动摇，召公请求告老，周公旦却认为不对。明公也应当为时势惋惜、为百姓悲伤，略微放下被猜忌的顾虑，抛弃顾惜自身的念头，考察召公的事迹，体会周公旦的心意，那么天下国家就大为幸运了。也许有人认为，宫内有牵制，事情不能违逆；看到了不可以做的苗头，便抱定必定停止的意志，但这样已经晚了。若想把灾祸转为福祉，在败坏之中求得成功，还来得及。共同乘船的人，即使来自胡越，也会同心协力；看见祸患便知道畏惧，看到危险便想到防备，这是人的常情。如今宫内掌权的人有些事情尚未显露，私意在内心遮蔽了判断，实际的利害没有被察觉；忌讳、容让、逢迎的人很多，而切直恳切的言论还没有到达。如果确实能够指明事情而加以处理，陈述形势和祸患的情状，晓谕共同患难的道理，引导他们共同渡过难关的美好结果，开诚布公地说明情况，独自承担责任而不退却，再坚持不可回转的操守，以必定成功的勇气作出决断，像这样而明公挺身而出，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若一定要厌恶污浊而趋就洁净，看见危险便谋求保全自己，不仅会辜负天下人的希望，也不能免于当时的议论。又或者顾虑祸患而犹豫不决，稍受挫折便屈服，那么屈居退处也就和其他人一样了，这也不是我敢对明公有所期望的。成就美善事业的人，要靠采纳善言；受到恩德的人，要靠报答义理。所以袁盎曾向申屠进说，朱云曾向萧望之进忠。古代想要有所作为的大臣，未必没有匡正辅弼、赞助鼓励他们的义士。我在家中五年，本来只希望在蓬蒿之下保全性命，过分承蒙明公从被废弃的境地中收用我，把我举荐列入下级官吏之中。每当看到事情触动内心，我既不能在朝廷上、在明公身边公开谏诤，又没有办法增益明公的光明、提高明公的声望，弥补遗漏而辅助不足，实在非常惭愧。因此我恐怕最终会辜负明公，哪里敢忘记自己的狂妄昏昧，便把内心的话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明公加以阅览，不要违背古代大臣出仕与退处的道义。

译写给侯都阃的书信。侯都阃足下：我对于接受和给予，向来十分谨慎，不敢苟且。足下先前所赠的象牙筷子和梳子，我接受它们实在不是本意。当初看见送礼的人，说足下的情意十分殷勤诚恳，恐怕拒绝您的盛意，所以没有再推辞。等到上路以后，才知道足下的礼意很是衰薄。凡是物品，都是用来表示恭敬的；交往，则应当依靠礼义来沟通。即使孔子也接受礼物，如果礼仪不及物品本身，君子也不屑接受。我不敢以君子自称，然而接受不合义理的物品，心中实在不安，请允许我用元封封记后送还，幸望不要过分责怪。我冒昧地向足下陈述几句话。我从贵州到云南，走陆路用了四个月，车马疲惫，想要稍稍休息，所以来乘坐通往永宁的船。又听说从沾益到永宁，沿途传舍和卫戍废弛破败，人都狡诈，不懂上下尊卑，又缺少供役的仆隶；我担心耽误王命，便没有立即整顿行装。当时藩司诸位大人，都认为足下主管西路，能够以礼接待往来的士大夫，用这话来安慰我，因此我的西行终于得以成行。等到经过乌撒、黑张、阿容、摩尼等地，冒着赤水的炎热，顶着雪山的严寒，进入倒马关，那里箐林雾气和雨水连续十天不散，整天见不到一个人；道路荒废，寒藤蔓延，猿猴哀鸣，鬼魅呼啸，想起来都令人心惊胆战。最近罗羿出没在道路上，拦劫掠夺，前后不断听说，实在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我起初后悔这次出行。然而望见永宁，就像回到了家，因为那里有您在。等到了边界，我特别庆幸自己走出了夷人的巢穴而进入大境，眼睛仿佛忽然开朗明亮起来；可是离城不过几里，却空寂得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我以为您主持此事，也一定会到郊外来，而城门近在咫尺，您却不能屈尊让车马来到我的馆舍。到了夜里，越发没有人来问候，于是被盗贼轻视。我想您一向以善于礼待士大夫著称，难道认为我不配列入士大夫之中吗？还是您所礼待的都是权要显赫之人，而我不属于这一类吗？您不应当这样自污。我的个人得失不足论，所奉持的是王命；您是君王的臣子，作为王臣而恭敬王命，难道不应当吗？为什么竟坐视我陷于困境，使我耽误王命呢？凡是礼仪上的交际，来时要迎接，离去时要送行，作为主人尤其不可缺少。起初不肯屈尊迎接，您托词说另有出行；不肯屈尊送行，难道也另有出行吗？如果确实另有出行，倒也可以理解。您的地位尊贵，恐怕委屈官员而不肯出面，那么让属下出来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让他们寂然不出？莫非您因为我的仆役而觉得受累，所以竟疏远我吗？然而您替天子捍卫远方之人，使出行者的东西不被拾取，居住者安然无事，这是您的职责；如今竟让盗贼进入公署，偷窃天子使臣的物品，究竟是我连累了您，还是您连累了我呢？古人有“我心则慰之”的诗句，我却不敢奢望得到您的这种安慰。您又因为我想让卫官负责，所以卫官不肯来见我。我的仆役和用具，本来都是卫官应当承办的；如今他傲慢自大，不肯同我接触，您又替他辩解，那么卫官疏慢我，根源本来就在您了。君子待人，应当依据义理而不依据利害，依据情分而不依据显达与困顿。您对这两点都没有察觉，而人们却称说您善于礼待士大夫，这是为什么呢？从前叶公喜欢龙，几案、手杖和门户上都亲手画着龙的形状；一天真龙降临庭院，叶公惊慌逃走，说：“我并不喜欢真龙。”您礼待士大夫，莫非正像叶公喜欢龙一样吗？还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只看显达与困顿、利害与否呢？请您仔细思量。我愿意以君子的道理成全您；至于盗贼这件事，希望您留心处理。我确实也连累了您。冒昧妄言，把想说的全都说了，获罪之处，乞请您明察并宽恕。拟与藩司论救荒书 近来，朝廷因为淮西上报灾情，免除那里的常税，命令守臣存问安抚并赈济借贷灾民。这是君主俯身体恤百姓的心意，恩惠非常深厚。如今城郊、乡村的百姓，有的卖掉房屋，离开田地，告别兄弟，背离父母而外出；听说他们都卖掉妻子儿女，自己沦为奴婢，严重的甚至把尸体抛在道路上，百人中也难有一人存活。那些还没有迁徙的人，也都砸锅封门，坐等死亡；有的人急于求死，恐怕会在树枝上自缢。这正是执掌事务的人应当竭尽智虑，舒展长远谋略，施布厚重的抚恤来宽解民生、承接君主恩意的时刻。然而利害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从事情的缓急次序上得到处理，既没有在内对灾变加以体恤，也没有在外采取应急办事的策略，这实在不是慎重对待民众生存大命、彰显君主实际恩泽的做法。我私下对执事有不能赞同之处。假如允许我把其中的利害说明，请执事听一听。如今替百姓谋划，大体上是只有一项利益而有三项祸害：征敛索取的骚扰，劳役工事的辛苦，盗贼侵害的忧患，这就是三害；对百姓有利的，却只有开仓放粮这一件事。利害不能同时施行，多少也不相称。如今征取鹰犬的人，叫官吏拿着鞭子绳索逼百姓出钱；又有胡椒、马、布、枲、鞶、缨等物，屡次下令向百姓征取，说是要按价偿还，实际上价格加倍而百姓却什么也得不到；又屡次征取絺绤，使妇女连多余的葛布都没有。这些都不是正式赋税的征收，也不是贡品和供给，却仍然每天接连不断，所以征敛索取的骚扰依旧存在。王府黄河的劳役，筑城、修建坟茔所征发的夫役，连老弱病残也扶着、拖着、从废残中起身出役，带着粮食走几百里，死去的已经过半，却没有人让这件事中止，劳役的辛苦一如从前。先前因为百姓被劫掠而成为盗贼，下令各乡设置捕盗盘诘的差役，认为这样便于办事；然而捕盗的人趁机制造奸弊，严密查访并牵连逮捕，平日里的无赖子弟成为他们的爪牙，逐户搜查，杀人家的牛马，夺取人家的财物。盗贼还没有除掉，善良的人先遭祸害，有司又因循苟且，不肯加以省察；因此盗贼的忧患仍然存在，反而又增加了一倍。开仓放粮本来是为了使百姓获利，但弊端反而更加严重。仓门一开，豪强成群聚集；里胥和乡老隐瞒贫户、估报富户，公家的积粮只用来养饱市井中游荡求食的人，住在野外的百姓却连糠秕都见不到；富户用车载走成车的粮食，贫民却连斗、升都得不到。又有乡民进城等待发给粮食，随身资粮已经用尽，每天拿钱买饼食，最后仍然领不到；等到稍微领到一点时，又不足以偿还借贷，反而因此送命。耳闻目睹，令人痛心扼腕。想要有所给予，必须先替他们除去被夺取的东西；养兔子的人不会同时蓄养猎犬，种植茂盛树木的人不会去砍伐它。斧头的柄靠近树木，因而会造成伤害，所以要止住沸水，不能只是不损伤柴薪，徒然舀水去浇湿它；这样沸水终究不会停止沸腾。养活人却只供给他的口腹，同时又割取他大腿上的肉，最终仍然不能使他活下来。如今三种祸害还没有除去，却想兴办一项利益来挽救百姓的灾难，这同那样做有什么不同呢？

译与宁兵备书 前些日子看见执事请求退职的奏疏，出仕与退处的大义，本来确实应当如此。朝廷对待执事是妥善的，执事的心愿也得以实现了；然而地方上的军民又将如何呢？我惭愧自己身处宫门之内，职司只是文书史籍之事，不能亲自参与言官所负责的政务，只能私下以言辞议论陈说，在士大夫朋友之间替执事伸张，这也实在太微薄了。再把意见投向不合的人，又招致他们的忌恨，必然受到阻挠，也就不奇怪形势如此艰难了。天下的事情，一百个人来成就还嫌不够，一个人来破坏却绰绰有余。大体说来，如今的人大多不能察明利害的实际，却一定要遂行个人意见，略去共同之处，只攻击彼此不同之处。因此泛泛议论的人散布无情的诽谤，身处祸患中心的人又暗中施加恶毒的攻击。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以挽救而不使它败坏呢？我所愤怒惋惜的，难道只是为了执事吗？良吏不向上媚谄以求取民众的拥戴，特立之士不向众人求取没有非议，却希望在卓异而不随俗的人那里得到伸展，所以他们操守耿介而恩惠不遗漏，志向远大而声名不孤立。如今河南的儿童百姓，都在思念执事；京师士人中有卓异而不随俗的人，也有不必等到与执事执手共饮便能了解执事的人。执事怎么会得到这样的声望呢？也可以因此自我欣慰了。凭借地位而荣耀，是人人乐于趋附的；因为事务而承担地位的责任，却是人们一定要逃避的。因此有才干的人在混乱时承担艰难，庸碌无能的人却借尊贵地位安处于太平之时。如今做官的心态，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点。平居时争夺显要职位来谋求私利，一旦事急便害怕受祸而很少承担责任；即使处在显要职位，也会打算推脱离去。即使执事将来被起用，恰逢时局无事，也免不了遭到言官想要摧毁的攻击；假如稍有事情发生，掌权的人按照利害来责求一时的功效，也必定有不肯舍弃执事的时候。只是希望执事坚定志向、安顿自身，不要因为一时的舆论而稍稍沮丧改变，这是我深切的期望。从前司马迁奋力抗拒众人的看法，不顾自身安危，为李陵伸张；李陵最终败坏了家声，连累了太史公。李陵确实是国家的杰出之士，却不能勇敢面对一时的恐惧，反而想侥幸期待不世出的功业，最终流落异俗之地，气节没有树立，身死之后志向也没有被世人明白，这是有义之士千百年来的遗憾。执事才能高超、立身卓异，不是庸常之人所能企及一二的；但执事能否在卓异而不随俗者的知遇中有所施展，正是我殷切盼望的。请执事认真谋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与何粹夫书 景明叩首，粹夫先生阁下：前些日子，先生把请求归退的奏疏给我看，我私下同子锺商量，认为暂且停止为好。何况当时正值多所忌讳的时期，恐怕有所触犯冒犯；而且奏疏即使上报，部里也不会同意，只是无益的举动。古人用礼义来决定出仕和退处：出仕不可苟且，退处难道可以轻率吗？请先生裁断。海内的朋友受到关注的，还剩多少呢？三四位君子都已经辞别时局。仲木退居高陵耕作，献吉羁留在大梁，德涵长久废居于岐下，子衡隐伏逃避在海滨。他们都有忧国伤人的思想，难道能没有哀叹朋友凋零困苦之感吗？先生却又想因愤懑世事而遂行长期离去的心愿；这样做固然痛快，恐怕却免不了被讥为偏狭之心，或者不合于义理上的退处之道。凭借形势而经营施行，顺着风气而随时教化，是旷世难遇的知遇之事。以常道应对变化，以成就容易之事来忍受艰难，是君子随时发挥作用的方法。如果稍有不合心意，不能忍受其中烦劳，便自行弃去，那么天下想要承受君子的恩泽，几乎就没有时候了。我不才，得以听教于先生。先生奉行廉洁、坚守耿介，明德高行，即使是子罕推却璧玉、幼安挥散钱财、闵叔不食别人遗留的蒜、无已不接受赠送的袍服，又有什么能超过先生呢？至于先生瑰奇精微的议论，周密通达而切中事理，略去章句末节，却超越尺寸范围，能够探究幽深、救济事务，明察远近、显明隐微，这正是我深深推重的地方。然而几年以来，您坚持自己的论断、考究事迹，似乎仍只是独自实行一方面的操守，却还没有合乎圣人和通达之士的见解，这是为什么呢？追逐时势、求取功名，世人不能把这种人当作有用之才；坚持朴实而抹灭文采，也只是徒然装饰而没有实际。四者都不是通达圣人的做法。通达之士不会拘守器物而妨碍实际作用，圣人也不会只专注于质朴而丧失文采。因此簠簋这样的礼器一定要用金玉装饰，建造栋梁的工匠也不会雕刻成空疏脱落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事物有不能容许的方面，也有贵重之处必须具备的方面。如今先生也许过于敦厚质朴，而对文采太过简略；器量很大，却使人无法使用。只希望先生稍微自我抑制、忍耐，暂时顺从卑下的位置以等待时机，用来保存人们的期望，也忍受交游朋友的私情。龙蛇那样的德性、变化那样的道理，先生本来就已经蕴含在自身了。我倚仗彼此知心相爱，冒昧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只希望先生明察。

译与李空同论诗书 恭敬地奉上华美的书信，连续读了好几天。起初茫然若有所失，后来却豁然开朗，仿佛有所释然。您启发我从迷惑中醒悟、从蒙蔽中通透，又喜爱并帮助我激励成就自己。空同先生给我的恩德太深厚了。我自己想到，自从离散以来，独处而少有同类，格拒他人而远离德行，准则缺少、失去良策，距离正道而乖违。因此写作没有规范，进退也失去步法。空同先生说：“你一定有直言不讳的评论。”空同先生对我哪里会有什么直言不讳可说呢？然而我自己所立的志向，怎么能不请您评定一下呢？回想从前作诗，空同先生刻意取法古代规范，仿佛用古代名剑铸造形体，却独自拘守尺寸。我则想在材料上求丰富，积累对神情的领会，面对景物构思结撰，不去仿效外在形迹。《诗经》说：“正因为自己拥有，所以才能相像。”以自身所有去追求相似，这是我的愚见。近来的诗以盛唐为崇尚，宋人似乎苍老而实际上疏略粗陋，元人似乎秀逸峻拔而实际上浅薄庸俗。如今我的诗不免染有元人的习气，而空同的近作间或流入宋人的路数。我的诗古拙艰涩而浅薄低劣，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古人之中？空同正傲视数代，建立振兴古代的作品，却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凡事有未达到标准的、达到后又退步的，以及超过标准的，都可以说是没有达到恰当之处。譬如作诗，我可以说是未达到的人；如果空同再向前追求，那就超过了。意象彼此呼应叫作合，意象彼此乖离叫作离。因此《乾》《坤》之卦，体现天地的创造，意象已经完备。空同丙寅年间的诗是合的，江西以后所作的诗是离的。譬如音乐，各种声音汇聚相会，条理才能贯通；单独演奏一个音而想成就篇章就很困难。所以丝竹之声幽微精妙，木革之声刚劲直截。如果只取刚劲直截的声音，而一概抛弃幽微精妙的声调，凭什么穷尽至妙、感动情感而修饰听觉呢？试取丙寅年间的作品来敲击它的声调，仍然合乎钟磬；而江西以后所作，文字艰涩的地方意义反而浅近，意义苦涩的地方文字反而平常，色调暗淡而内在合乎道理；缓缓展开来读，仿佛在耳边摇动鞞鼓和铃铎。空同贬低清俊响亮，而推重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义，这大体是诗家的要旨。然而究其作者构思命意、铺陈文辞，本来是兼备各种意义，并不是刻意设置后才有。若把闲缓寂寞当作柔澹，把沉重浑浊、刻切逼迫当作沉着，把艰难诘屈、晦暗阻塞当作含蓄，把粗野鄙俗、堆积杂凑当作典厚，岂只是误解了这些意义，也连清俊的语句和响亮的节奏一同丧失了。鸿蒙荒远的时代已经过去。自有文字契刻以来，人文逐渐明朗。孔子因此成为折中各家之道的圣人；其余诸子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体察事物而各有创造，语言文辞也各不相同。君子并不把他们按照同一标准来对待，而只是取用其中的优点罢了。因此曹、刘、阮、陆，下至李、杜，虽然曲调不同而功效相同，各自擅长于自己的时代，都被称为能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辞有高下，却都能够拟议事物，形成自己的变化。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归为同一曲调，然后才取法，那么既然以曹、刘、阮、陆为标准，李、杜就不能再登上诗坛了，又怎么能说他们千百年来独步一时呢？我曾经说，诗文有不可改变的法则，就是语辞截断而意义相属，把同类联结起来并用来比拟事物。向上考察古代圣人立言，中间征引秦汉以来的论说，下至采择魏晋的声诗，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文章在隋代衰靡，韩愈努力振兴它，但古文的法则却在韩愈那里失传；诗歌衰弱于陶渊明、谢灵运之后，虽有人努力振兴，但古诗的法则也在谢灵运之后失传。过去空同曾称许陆机、谢灵运，我详细考察他们的作品：陆机的诗语言诙谐，但体制并不诙谐；谢灵运则体制和语言都诙谐。不能因为语言相似，就把他们完全同等看待。因此，法则相同，语言却不一定相同。我看尧、舜、周公、孔子、子思、孟子的书，都不是互相沿袭，而是彼此发明，所以德行日益更新，道理更加广大；这正是圣人与圣人传授的本心。后世庸俗的儒生专守训诂，执着于某一种说法，终身不能理解，已经背离了相互传授的本意。如今作诗，如果不推究同类事物而穷尽变化，开启前人尚未发明的地方，抹去模拟拟议的痕迹，以成就神圣的功业，只是叙述已经陈旧的内容，修饰成文；稍微离开旧有的本本，便自行像木头一样僵硬、像小儿倚靠物体才能行走，独自快走就跌倒。即使因此而成为曹、刘，成为阮、陆，成为李、杜，又对道术教化有什么益处呢？佛教有渡筏的譬喻，说舍弃筏子就能到达彼岸，到了彼岸就应当舍弃筏子。如今空同的才华足以传名于世，他的志向坚如金石，又有超越时代、超脱流俗的见解。我与他交游相从，得以看见他的著作，至今将近十多年了。他作品中高明的部分还不能超出前人，低下的部分已经踏入近代的路数。若要另自创造一座堂室、开辟一扇门户、形成一家之言并流传不朽，除了空同来撰写，还有谁呢？《易大传》说：“神妙而使之明白，在于德行；使本性成就并保存不失，是道义的门径。”因此能够贯通古今，统摄众多妙理，超出万有。于是道路虽有不同、思虑虽有百端，最终却一致同归。声音凭借孔窍而产生，色彩凭借形质而显美；如果使孔窍空虚却没有声，便不可能借助声音；如果使形质充实却没有色，也不可能借助色彩。假如只充实孔窍、空虚形质，却在声色末节上求取，最终就会一无所得。北风方便时，希望您反复阅读这些浅陋的言说，那就太幸运了。与李中丞书 自从在岳州承蒙您的亲切接见、在澧州收到您的书信，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执事的名位日益升高，内外都寄予期望，我确实也私下实现了仰望您的愿望。您初到任时，屈尊降礼来到寒门；近来又承蒙您赐下封缄的书信，想来听闻您的德音，确实如同得到金玉。近来看到执事的奏疏，条分缕析地陈述兴革和济务的功绩，以及改变流俗的教化，大概已经次第完备了。上天难道仍有意要拯救中原百姓吗？我观察近来的事情，大抵上层多取容忍，下层多怀愤激。譬如天下的形势，是一种病弱的状态，不是一剂药便能治好。取容的人是在养成祸患以等待灭亡，激愤的人是在加速灾祸而没有补救，所以若不是得到一位大国医，让他专任而长期试验成效，又凭什么挽救危困呢？古人求学于道，是为了成就自己；学习为官之道，是为了成就他人；他们的本心是相同的。道若没有成就自己的德行，官若没有施惠于人的恩泽，所从事的学习便不同了。中，是圣人的准则；正，是人的规矩。中正，是《易》的体和用。不容忍苟且，也不激烈偏执，只有中和正直；除了执事，我还能跟从谁呢？掌握枢机的人得到任用，比镇守一方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枢机能够约束运转而广泛施行。然而事情的形势也有不这样的时候。上层治理得好，就看重枢机；上层疏忽，就依靠方镇。枢机所在的地方，首先想到君主；方镇所在的地方，首先想到百姓。因此方镇之地距离遥远而官位尊崇，地远官尊，力量就可以抗衡，而权贵宠幸的威势也不容易达到那里。即使执事进入枢机任职，死后也没有地方容纳您的才力，且一天也不能安居，还不如在方镇任职，尚且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我所盼望的，只是您得到专任并长期试行，这才是中原百姓的幸运。琐碎的言语和浅陋的思虑，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地方，幸望您垂意阅览；其余未能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