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译朕认为，礼制随着时势而调整最为重要，祭祀典礼是国家的大事。如果不能使人心安定，终究难以符合礼的本意。我国家宗庙的制度，自太祖创业之初，首先建立四座亲庙。后来更改制度，按时奉行大规模合祭，同在一座宗庙中举行。当初开始办理此事，难道没有广泛采纳意见、远观古制吗？最终还是采用了同堂异室的规制，以显示斟酌古制、准绳今世的意义。到了我成祖在此定都，营建宗庙和寝殿，大体遵循旧制。一百几十年来，举行祫祭和享祭，连续获得纯厚福祉，确实是有原因的。聚合能够带来亨通，其准则并不遥远。过去由于朝廷大臣的议论，都称说七庙的制度，于是创立新制以遵从周代典礼。然而主管部门讨论得不详细，规划安排也失当。成祖与六世以内的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突然迁入世室，不能奉祀于三昭之中；仁宗本应是穆位中有固定位置的神主，却移到左宫，因而造成班次和附祭的紊乱；武宗是朕的兄长，不应作为一世计算，却反而位居七庙之中，妨碍七世的祭祀。按照古代义理来看，这是错误的。过去发生火灾之警，上天和祖宗实际上启发了朕的心意。如今正值重新建造之时，应当整治订正，更新鼎定的宗庙制度。况且我皇考睿宗的庙在都宫之外，朕每次在宗庙中祭祀，都考察到庙制尚未完备，难道四亲之内可以缺少皇考吗？” 虽然每逢祫祭都共同享用祭祀，但奉迎神主往来，实在十分烦扰亵慢。如今礼官等人会商，想把睿宗神主安置在孝宗同一座庙中，虽然符合兄弟同世的意义，但题额各不相同，终究不能令人心安。朕反复研究谋划，还是只遵循先前的制度，这样才可以永远没有过失。礼制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起源于人情。祖宗列圣的神灵欢聚一堂，这才是合乎当时礼义的顺理之举。如今应当建立新庙，仍然恢复旧制：前面是太庙，后面是寝殿，再后面是祧庙。举行时祫和享祭时，奉太祖高皇帝神位正面向南，又奉迎成祖以及各庙神主，我皇考睿宗献皇帝神主也一同在堂中按次序享祭。献祭完毕，就把列圣神主各自送回寝殿，希望昭穆分明，世次不乱。列圣在天的神灵欢欣地享受祭祀，而朕也能够充分表达瞻仰、侍奉和孝享的诚意。应当立即按期兴建，你们礼部、工部依照敕令奉行。特此谕令。嘉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便如期”五字为御笔增补】金海祠叩神文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六日，皇帝派遣某官等，代为向北岳之神、北镇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神、名山之神、大川之神祈祷，说：“唉！自从天地形成，就有山川。凡是阴阳闭合与开通、雷雨发生，都必定有神灵掌握其中的机要、主持它们的号令。朕本来愚昧昏暗，继承先帝的帝位，居于亿万百姓之上，早晚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奉行天意、保全百姓。自去年冬天以来，降雪很少，二麦不能生长；到了今年，经过春季直到夏季，甘美的雨水迟迟不到，长久的晴旱造成灾害。京畿附近泉源久已干涸，田地无法耕种；又加上徐州、吕州一带，河渠断流，漕运粮食不能到达。庄稼是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漕运则关系到国家的命脉。上天降下灾祸，竟到了如此地步，推究它的原因，实在是朕的政事积累了错误乖戾，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所致。朕前些日子曾亲自向上天祈祷，又遍走各处祈求群神，但精神似乎没有感通，神灵也没有顾念回答。我听《谷梁子》说：‘古代有神人能够感应上公，通晓阴阳，国君亲自率领诸大夫引导神灵而向上天请求。’各位神灵承受上帝的命令，掌握阴阳的枢纽，呼吸之间使雷风运行，能够把灾害转为祥瑞，把焦枯干涸变为滋润泽被。衡量你们的神灵之力，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如今旱灾已经十分严重，麦子已经枯萎死亡，而豆类和谷物还没有播种，饥饿羸弱的百姓将要辗转死于沟壑了。假如祭祀用的牺牲不能供给，黍稷等祭品已经耗尽，祭享将要缺乏，神灵又能依靠什么呢？朕确实有罪，受到惩罚哪里敢逃避；百姓却是无辜的，祈求神灵赐予怜悯。伏望神灵转动造化的机枢，除去消灭旱魃的虐害，鞭策雷霆、驱使虹霓，威势遍布八方，降下足足三日的甘霖，使人们满足愿望，使万物顺遂生长，使时令灾害随即熄灭，使一年收成得以完成；使水气流通、波涛兴起，开通津渡道路，使船只顺利通行，使国家的费用和物资充足。我国有无穷的福祚，神灵也就有无穷的祭祀。报答谢神的典礼，朕难道敢忘记吗？愿神灵听取并顾念这些话！尚飨。” 金海祠谢神文 近来正值盛夏，长久苦于酷热干旱造成的灾害，庄稼枯萎干槁，将要导致凶年饥荒，河渠断流，漕运粮食艰难受阻。朕身为天子，抚恤安定下民，内心震动惭愧，来不及安处。于是请命上帝，遍告群神。依赖上帝的仁慈和群神的神灵，怜悯百姓的困穷，降下恩惠加以顾念。十多天后，内地降下甘美的灵雨，狂风尘霾和异常灾象平息，以一番调和之气消除了百般灾害，因否塞过去而验证泰运到来。神灵赐下的福佑，实在盛大啊！没有恩德不报答，于是备办酒醴、牺牲和祭食，来报答神灵的赐予，哪里敢不虔诚？于是命令重臣，恭敬前往祠堂致谢。愿神灵进一步施展恩惠、洗涤降下灵泽，仍然最终赐下丰沛雨泽，使我们获得丰年，谨此告祭。经筵讲章 四书 尚书 四书

译国君举荐贤才，如果不得已，甚至要让地位卑下的人超过尊贵的人，让关系疏远的人超过亲近的人，难道能不慎重吗？左右近臣都说这个人贤能，还不能据此决定；各位大夫都说这个人贤能，还不能据此决定；全国的人都说这个人贤能，然后还要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之后，才任用他。这是孟子告诫齐宣王用人不可不谨慎的话。“不得已”，是说谨慎到了极点。“卑”是卑下微小，“逾”是超过，“尊”是尊贵高大，“疏”是关系疏远，“戚”是关系亲近。孟子说：“贤才是国君用来达到治世的工具，而尊卑、疏戚尤其关系到国家的名分。因此人的贤能与否各不相同，在进用他们的时候不可轻率忽略，必须反复详尽地审察，像实在不得已一样，谨慎再谨慎，然后才可以进用。尊贵的大臣贤能而任用他，本来是通常的礼法；但如果尊贵的人未必贤能，就必须到卑下微小的臣子中选择贤能者来任用，这就会使卑下者超过尊贵者。亲近的大臣贤能而任用他，也是通常的礼法；但如果亲近的人未必贤能，就必须在疏远的大臣中选择贤能者来任用，这就会使疏远者超过亲近者。任用贤能的人，却可能略去原有的等级名分；取用其才干，却不拘泥于通常礼法，这难道可以轻率忽略而不极其谨慎吗？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谨慎呢？比如进用一个人，左右近臣都说这个人贤能，还不能马上认为他贤能而仓促任用；众位大夫都说这个人贤能，也不能马上认为他贤能而仓促任用。” 这是因为左右近臣的话不能深信不疑；各位大夫虽然职责在于荐举贤才，但其中也可能因个人爱憎而意见不同。一定要全国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这个人贤能，然后再对他进行考察。全国人都说他贤能，那么他们的议论可以说是公正的了，但仍然必须考察他。这是因为世间自有一种人能够随同流俗，使人人都喜欢他；例如乡愿本来不忠信，却好像忠信，本来不廉洁，却好像廉洁。如果任用这种人，难道不会坏事吗？必须在众人的议论之后加以审察，并在心中作出判断，亲自看清所谓贤能的人确实是有声名又有实际的人，然后才任用他。这样，对贤者的了解就明白，赋予的任用就重大，而不贤的人也不能侥幸进用。所谓举荐贤才像不得已那样谨慎，就是如此。可惜齐王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臣常常由此论说：国君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明察地了解人更重要。因为了解不明，邪正就会混淆，黑白就无法辨别；如果有不合适的人混杂在其中，那么即使所任用的人专一可靠，也不但不足以成就治理，反而实在足以败坏政事。然而君子常常难以被任用，小人却不以求取进用为可耻，这两件事尤其取决于国君如何审察。仰望皇上登用尊崇贤能俊杰，辨别表彰人才，进用一个贤能者一定符合众人公正的议论，升迁一个职位一定考察其平日的为人，那么四方万国…… 本来已经都仰慕您的风教，抬头拥戴、欢欣鼓舞还来不及。诚恳地希望您始终保持这份心意，始终奉行这条道路，使侥幸求进的人在当时无处容身，使有实际功效、能够任用的人得以施展志向，那么尧、舜和三王的治理就可以在今天重新看见了。臣等不胜极其诚恳的愿望。所以，贤明的国君一定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也有一定的制度。这是孟子回答滕文公询问治国之道的话：“贤君，就是贤明而有德的国君；恭，就是恭敬；俭，就是俭约；礼下，就是以礼接待臣下；有制，就是有经常不变的制度。”孟子说：“治国的道理，大体以恭敬和俭约为根本。贤明有德的国君，以恭敬的真实内心实行恭敬的实际事情，虽然居于崇高地位，却虔诚恭敬、谨慎畏惧，表里如一，不只是把修饰用在威仪、言语和行动之间；以俭约的真实内心实行俭约的实际事情，虽然享有富足的产业，却处处节制费用、爱护养育百姓，并不只是在宫室、车马、服饰的使用上谨慎。正因为恭敬，所以能够把对大臣如同手足腹心的情义推广开来，对大臣便尊敬，对群臣便体恤；凡是用来对待士人的地方，都有礼而没有任何怠慢。正因为俭约，所以能够把把百姓当作子女来保护的仁爱推广开来；对于征求便放缓，对于税收便减薄；凡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都有制度而不敢过分。既有恭敬俭约的实际德行，又有恭敬俭约的实际政事，那么贤才乐意为他效力，普通男女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治国的道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臣考察孟子这一章，开头以恭敬俭约为主旨，而下面的文字特别详细说明了向百姓取用财物的制度。恭敬而以礼对待臣下，本来就是国君使用臣子的道理；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向百姓取用财物的制度尤其不能不加以注意。三代以前，田地有固定的分配，赋税有固定的法则，豪强不能兼并土地，贪暴者不能多取财物；上面的政治兴盛，下面的风俗美善，都是有原因的。此后，例如汉文帝亲自实行清静无为，专门致力于德化，自己穿黑色粗绸衣服，以此显示敦厚朴素，为天下先；又一年免除田租，第二年询问百姓疾苦，可以说确实实行了恭敬俭约。当时天下富足，社会兴起礼让之风，难道是侥幸达到的吗？仰望皇上斋戒庄重、中正自持，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勤勉体恤民间疾苦，谋求治理之道，有志于达到古代盛大帝王的境界，不只是汉文帝而已。尤其希望这种心意和政令始终不改变，使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祚得以延续，根本就在于此。伏望圣明留意。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述他。舜作为君主，真是伟大啊！多么崇高，他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当作与自己有关的享乐之物。”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的地方吗？只是没有把心思用在耕作上罢了。”

译这是孔子赞美尧舜的话，孟子引用它来驳斥许行所谓国君应当与百姓一同耕作的说法。“惟”字解释为“只有”，“则”是效法；“荡荡”是广大；“君哉”是说完全尽到了君主之道；“巍巍”是高大的样子；“不与”就如同说与自己没有关系。孔子说：“帝尧作为君主，伟大到了无法再增加的程度。那么怎样看出这一点呢？世间事物的高大，没有超过天的；帝尧的德行以天为法则，没有丝毫差别。因此他的德业盛大，显著于当时，呈现于天下，广泛覆盖而没有痕迹，普遍施及而没有边际。它广大深远，即使百姓想用言语来显明、称述他，也做不到，所以说‘百姓无法称述’。”帝舜作为君主，完全尽到了君主之道，崇高伟大而无法再超越。那么怎样知道这一点呢？帝位的崇高，莫过于天子。舜接受尧的禅让，尊贵地成为天子，富有四海，似乎应当感到快乐。可是舜上忧天命，下悯百姓困穷，整天勤勉地谋求天下安治，把天子的地位看得仿佛与自己没有关系一样，所以说“拥有天下却不把它当作与自己有关”。孔子这样称说尧舜，孟子于是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认为尧舜治理天下，一方面效法上天而与它同样广大，另一方面身居君位却不把它当作享乐。他们难道曾经没有用心吗？只是所急切用心的是大事，而没有把心思用在耕作上罢了。考察当时，洪水造成灾害，猛兽逼迫人民，百姓的生活有不能顺遂的地方。尧用心所在，只是求得贤能之人来施行治理，使百姓能够安居生息。百姓之间不能亲爱，五种人伦关系不能和谐，民性的教化也没有恢复。舜用心所在，只是任命官员、设置教化，使百姓各自端正自己的德行。尧舜忧虑百姓到了这种程度，却不是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忧虑。正因为他们把心思用在大事上，尧把不能得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不能得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他们效法上天而不以天位自娱，实际就在这里，哪里还有空闲与百姓一同耕作呢？许行说法的错误，由此就可以知道了。臣曾经论说，圣王治理天下，常常劳苦于求取贤才，却安逸于得到人才。因为得到人才来担任职务，得到一位宰相来辅佐政务，各部门和各种事务自然都会整顿办理。君主只需恭敬地端坐面南而治，不必劳心，难道会屑屑然把心思用在本不该用心的地方吗？仰望皇上早已禀有尧舜的资质，亲自处在尧舜的君位，不以道自大，常存谋求治理的心；不以君位自乐，时时切念百姓的忧患。尤其希望上面效法天道，下面任用贤才，更加弘扬盛大的仁德，谨慎做好登用崇奖贤才的选择，那么广大崇高的尧舜之治，就可以在今天重新看见了。” 天下的臣民没有什么比这更感到幸运的了。太过幸运了。孟子说：“处在下位而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得到上位者信任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就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得到朋友信任有一定的道理：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喜悦，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喜悦有一定的道理：反省自身而不真诚，就不能使父母喜悦。使自身真诚有一定的道理：不能明白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 这是孟子转述《中庸》中孔子的话，推明明白善是使自身真诚的关键。上，是君上；上友，是上位者和朋友；亲，是父母；诚，是实在真实。臣子处在下位，一定要得到君上的信任，使进谏能够实行、言语能够被听从，才可以治理百姓。如果不能得到君上信任，就无法安稳地处在职位上、施行自己的志向，百姓也不能得到治理，这是多么令人忧惧啊！然而想得到君上信任，不能靠谄媚取悦来求取容身之地，其方法在于得到朋友的信任。自己有善行，一定要得到朋友称誉并推荐传闻，然后才能被君上知道；如果不能得到朋友信任，志向和行为就不能取信，名誉也不能传闻，便不能得到君上信任。可是想得到朋友信任，也不能靠巧言令色、苟且迎合，其方法在于使父母喜悦。父母是人伦中的大根本，孝是各种德行的首要；如果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喜悦，那么所厚待的关系就会变薄，对一切人都可能薄情，朋友也不会信任他。想使父母喜悦，也不能阿谀父母心意、曲意顺从，其方法在于使自身真诚。如果反省自身而不真诚，外表虽然有侍奉父母的礼节，内心却没有爱敬的实情，父母就不可能真正喜悦。想使自身真诚，又不能袭取表面形式、强行装作，其方法还在于明白善。如果不能明白善，就不能像喜爱美色一样喜爱善，不能像厌恶恶臭一样厌恶恶；这样理与欲混淆，真与妄错杂，自身就不能达到真诚。能够明白善来使自身真诚，再由此施行到使父母喜悦、取得朋友信任、获得君上信任、治理百姓，做什么不能收到成效呢？臣曾进一步推论：使自身真诚的道理虽然可以贯通上下，但这一章本来是孔子回答哀公询问政事时所说，特别提出“诚”字用于国君自身，尤其切要；而明善、诚身的功夫更不可缺少。古代的国君如尧舜，天性如此，不待勉强，自然合乎道理，这是与天道相应的真诚。至于商汤、周武王，自身不能不使用求诚的功夫，这是在人事上努力求诚。当时四方受到感化，万国都安宁，所以有真诚能够感动万物的验证。后世如汉武帝，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唐太宗，外表实行仁义，内心却多有惭德，这些便都不是真诚，所以治理的成效比古代逊色。这样看来，“诚”这个字，难道不是圣贤心传的法则、帝王治理的关键吗？仰望皇上讲习学问以明白善，修养德行以使自身真诚，以敬一之道自我警诫，恬淡而无欲，远远追及尧舜，不屑居于汉唐君主的境界。尤其希望始终不改变，表里一致，使大德更加取信于海内，使至诚能够通达神明；既然充分具备成为圣人的功夫，自然会达到纯粹王道的教化。臣等不胜极大的期望。尚书

译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性质是滋润而向下，火的性质是炎热而向上，木的性质是可曲可直，金的性质是顺从变化，土则用来种植和收获庄稼。水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火炎热向上，产生苦味；木可曲可直，产生酸味；金顺从变化，产生辛味；土用于耕种收获，产生甘味。这是《周书·洪范》篇中箕子对武王说的话。从前箕子总说《洪范》九畴，其中有五行；到这里便推演说明它的条目，说九畴的纲目，第一项就是五行。然而五行的先后是按照由微小到显著的次序排列的：天一生水，它的形体最微小；地二生火，它的形状逐渐显著；天三生木，它的形体已经充实；地四生金，它的形体更加坚硬；天五生土，它的质地最为广大。因此第一说水，第二说火，第三说木，第四说金，第五说土。这是五行生成的次序。水的性质既能浸灌滋润，又奔流趋向下方；火的性质既干燥猛烈、炎热炽盛，又使烟焰向上升腾；木的性质既盘曲交错，又枝条舒展、挺拔向上；金的性质既能顺应加工而形成，又能因旧形而改变；土兼具五行的性质，有生发万物的德性，尤其盛于耕种和收获。因此说水滋润向下，火炎热向上，木可曲可直，金顺从变化，土则用于耕种收获。这是五行的德性。至于五行的滋味，水滋润向下，凝聚积累久了便成为咸味；火炎热向上，焦灼长久便成为苦味；木可曲可直，酝酿长久便成为酸味；金顺从变化，熔化成液长久便成为辛味；耕种又收获之后，就可以制成饭食而成为甘味。五行本来有声音、颜色、气和味道，却唯独说它们的味道，难道不是因为味道与百姓的日常使用关系最密切吗？臣曾经论说，五行是气运行于天，形质具备于地，而功用供人使用的事物。然而一定要依赖国君建立大中至正的准则来主持，以五事感应它，以各种征象验证它，这样才能使阴阳依照常道，天地各得其位，气不乖乱，形质不变，功用也不匮乏。恭敬地思念皇上敬畏上天、勤勉爱民，亲近贤才、喜好学习，尤其留心《洪范》，特意亲洒御笔，把它写在各篇之前；您求取大道的诚意，本来已经可以与武王相媲美了。尤其希望在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始终不改变；即使尧时洪水灾害，也没有不废弃警戒自己的叹息；即使商汤已经降下甘霖，仍然增加责备自己的诚意。这样便会年景调和、岁岁丰收，百姓安定、万物丰盛，正所谓皇帝建立大中至正的准则，把福祉赐给百姓。国家历年的长久福运，难道只能由周家独自享有美名吗？臣等不胜极大的期望。钤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钤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讲章直解 无逸殿讲章 讲章直解【文华后殿进讲】大学衍义直解 禹贡直解 大学衍义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