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山堂集卷第二十

译大禹总领百官，皋陶任士官，夷、夔掌管礼乐，垂掌管工事，益掌管山泽。圣人治理国家，只是让才能与职位相当罢了。舜时的贤能之才，难道是可以用尽的吗？然而从众人中选出担任这几种职务的人，除了禹、皋陶、夷、夔、垂、益，不可能有别人。禹、皋陶、夷、夔、垂、益最终守住自己的职务，名声流传后世。但是他们的才能，难道只是偏长于这些职务吗？只是因为上面任用他们，试用便见成效，所以贤才的名声传遍后世；不过是他们的才艺足以适应任用罢了。嘉靖改元之初，天子选择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来补充各个职位，一时众多贤才汇聚进用，议论者欣喜地说有虞廷的风气。当时，锡山秦公从都御史、湖南巡抚任上被召回，任户部侍郎。秦公起初考中进士，任户部属官时就已经有名声，而且长期任职于财政事务。他来到户部任侍郎时，户部尚书是孙公，许多事情都咨询秦公后才施行。今年二月，秦公被任命为南京大宗伯；秋季八月，改任大司马，奉敕参与机要事务；过了两个月，最终被召任大司徒。大概是因为秦公的才能无所不能，而司徒的职位必须授予他而不能放弃，正体现了众人共同认可、历次试用已经见效的意思。如今天下大政寄托在六部，司徒掌管国家财政，包括财赋调度、钱粮出入，事务纷繁而重大，职责很难。近年收成不好，财用匮乏、经费不足，就更加困难了。既然如此，调剂筹划，使公家和百姓都能供给充足，使百姓的赋税可以承受，官府用度有节制，奢侈滥费得到革除，除了秦公又能依靠谁呢？器物高大厚重，所能承受的必定广大；山岳高大雄伟，能够产生云雨而覆盖四海。秦公修养充足而有根本道理，德行纯粹；他的谋划经略，使百姓和万物暗中受到福泽，而他自己并不把这些当作功劳。所谓才艺足以适应任用，治理职务而使名声流传后世，与古代大臣君子的事业相媲美，我嵩不才，私下正以此期望秦公此行。同留守政务的魏国徐公、保定侯梁公来嘱托我写赠言，于是写下这些作为赠文。○赠大宗伯月湖杨公序 政务和学问难道有两样吗？儒者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的道理，直到政务的增减、废置，以及事情开始和结束、缓急的适宜与否，没有不知道的。他身处一室，思虑却周遍四海九州的遥远地方；出仕发挥作用，小则整治百官的事务，大则担任宰辅的职责，没有什么职位不能施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道术兼有实际功用而不是空话，他所处理的事务通达最高的道理而不是徒具形式。后世谈论政务的人，有时不以学问为根本；有志于道的人，有时又不能涉及实际事务。有的人以绳趋尺步为谨慎，以岩栖谷隐为高尚，以辨析文章义理为深奥；偶尔让他们试行政务，有时却迂曲偏僻、固执停滞而不能通达。至于顺应时势、通达事务、剖析繁杂、处理棘手问题，问及大道，他们又忽略而不加以重视，于是政务和学问便分成两件事了。这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大宗伯月湖先生杨公早年便有志于这种道术，他的学问以伊洛程氏和考亭朱熹为宗旨，同时潜心研究当世事务。凡是百姓的隐忧、官吏的治理、军事、赋税、徭役，直到星历算数等细微之事，无不加以论述考察，条理清楚。概括说来，他由此得到的学问很深。考察杨公做官所经历的职位，他在谏垣切实指摘时政，所提出的意见都关系国家大计；历任卿寺官职，升任礼部侍郎，都在南都任职，号称清简闲逸，却曾兼管工部、刑部事务，总是专心尽力，仿佛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处理事务迎刃而解，众人都称善。他任京府尹时，邾地的疾病使皇帝停止出行，私下屏息静居，这些都是前任京尹从未做到的。大概杨公的学问收敛于内而更加彰显，施行出来而不受阻塞，是明白根本道理而通达实际运用的人吧？然而我曾认为：百官的事务，凡是有才智和办事能力的人都能处理。至于文章言论、推究道理、阐明法令，援引古事、依据义理，用来判决疑惑、确定是非、论述道理、弘扬教化，这不是儒学之臣不能做到的。像杨公，才是真正这样的人。杨公平生论说治理之道，认为成就君主的德行，关键一定在于讲学、亲近贤人，前后奏章屡次谈到这一点。如今皇帝刚开始进学，采用西山真氏的《大学衍义》，摘取其中切要，整理成节略，进献给皇上，使皇上得以在机密从容之地研习，用来滋养心性、辅助德行，裨益不少。可惜杨公已经年老归去了。古代有志于使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之治的君子，不一定要求自己的道术果真在当世施行；他们退居以后，把道术寄托在著述中，向后世阐明此道，使后人推求考察其事迹而实行，影响所及尤其深远。那么杨公尚未充分施展的才能，难道将有待于此吗？杨公要走了。南都的公卿，从留守长官到百官，都因这位儒者离去而惆怅惋惜。那些有疑惑应当同谁质问、政务应当同谁商议、又到哪里考察德行请教事业的人，还有谁可以依靠归附呢？何况我嵩是乡里的后进，尤其不能排遣这种感情，所以恭敬地写下这些话为杨公送行。唉，杨公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赠大宗伯张公之任南京序

译荆州和岳州跨据汉水以南，州地广袤而水流汇聚，灵气光明，秀美钟聚，因此有贤人伟士诞生。比如文定杨公，居于宰辅之位，掌管机密事务；比如文僖黎公，登上廷试魁首，位居宗伯。这两位宗伯前后相望，文章德业光辉照耀一世。又过了四十年，便有如今的阳峯张公。张公考中进士甲科，在中秘读书，后来任太史，授宫谕、学士。杨公英才振起、文名显著，皇上兴盛圣学，选拔六名儒臣，每天侍从讲学，张公也参与其中。张公器度容貌端正厚重，进退举止雍容雅正，敷陈古代训诫，明白畅达而恳切。皇上每每专心听取。册立皇太子时，精心选拔宫府属官，张公以侍郎、学士兼任詹事府少詹事，隐然已经是宰辅的储备人选。适逢南京大宗伯缺员，交给朝廷推举，先后两次，所拟人选多达四人以上。皇上特意把这个职位授给张公，大概是看重这次选择。张公与文定杨公同乡，童年和少年时又曾到文僖黎公门下受业。文僖公本来就把他视为国士奇才，把孙女嫁给他。如今张公前往，实际承继文僖公过去所居的职位，并且将要奉召入朝，辅佐皇帝左右，渐渐可以与文定杨公的美好业绩相媲美了。唉，只有楚国这个地方，确实是贤才众多啊！贤才出生，是为了成为世间所用，并不只是成为一乡的荣耀而已。但从一乡来说，风气的感召、师友的渊源，其中也有不能抹杀的作用。张公过去在翰林院，涵养学问、积蓄才德，表现在启沃君心、议论撰述方面，文采斐然，盛大可观；至于把这些施用于政务，实际上从现在才开始。如今两京六部并立，体制形势大致相同；南京是我皇祖开创基业的地方，各种品级、制度、章程都由有关部门保存着。一百多年来，防禁逐渐松弛，礼制文饰和各种制度，诸司各府若要求得以匡正、前来咨询，所希望的只有张公。张公去吧，拿出你一向所经历熟悉的学问和才干，就像驾着轻车快马走上平坦大道，就像掌握蓍草和蔡草来确定众人的意志；不但要为留都树立典范，而且将成为日后辅佐元首、推行教化的根基。我独自被系留在这里，幸而曾与张公同僚，得到他磨砺箭镞、整理羽毛的益处很多；如今却要远远分别而去，怎能不耿耿于怀呢？所以在九卿诸大夫共同举杯饯行时，特意用这些话说明张公此行。诗说：‘高大的山岳降下神灵，生出甫和申，说的是贤人生来有根源。’又说：‘申和甫，都是周的栋梁，说的是贤人出仕必有作为。’ ○少司徒吴公考绩序 处理繁杂事务、承担重大责任，使法令修明而政务通达；百姓和睦而国家治理有序，这是功绩显著。这叫作才能。守持道义、端正自己，细密谨慎而独自自律；德行树立，声誉光明，这是节操的美好。这叫作品行。才能和品行都具备，这才叫士人。然而我观察士人，正值壮年、志向锐利，专心追求有所建树，喜欢名声、热衷功业的气势很盛，奋勇进取，以美好的才能和奇特的节操表现自己，世上这样的人很多。岁月流逝，所追求的已经得到，能够不因此自我懈怠的人很少。经历祸患困难，跌倒困顿，始终不后悔自己的道路，这样的人尤其少。南京户部右侍郎东湖吴公，早年便有卓异的品行，考中进士后就上书谈论百姓的利弊，已经超过同辈。后来历任郡县，升任藩司、按察司，辅佐都察院，出入承担军队和钱粮事务，前后将近四十年。前后抗疏论事，不下数十次；期间触犯权宦获罪，几乎丧命。如今天下谈论举荐难办事务和繁重部门中有余力的人，谈到特立独行、果敢办事、面对祸变而不恐惧的人，一定都说‘东湖公’。吴公近来从湖南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几天后又有南京任命，有人或许以为吴公不能没有一点失望，而且屡经挫折，也将受到一点惩罚。然而吴公脸上没有丝毫显露，勤勉辛劳治理职务，该放宽的放宽，该整顿的整顿，该兴办的兴办，该革除的革除，勇往直前，径直施行，连壮年锐气之人也比不上。他又分条陈述当时政务十二件事上奏，可见吴公果敢刚毅、光明显著，自立于世本来就是他的性情。当他的意见独自达到某处时，即使全天下都非难他，他也不沮丧、不回头。政务闲暇时，他便翻阅群书，研究名贤的论说和吏治的条理，直到器物名称、数量等细节，没有不深入考察的；口中诵读，手中抄写，积累在案头。这难道是有所后悔而懈怠的人吗？评论士人，一定要探究他的志向，一定要考察他的学问，一定要追究他的最终结果。志向，是内心所存的东西，而真诚最难；学问，是实际运用的积累，而不倦怠最难。既难以真诚，又难以不倦，然后才可以坚持到底。因此，坚持到底很难就是这个道理。世上固然有卓异奇特、声势显赫的人，能够在一时完成事务，却不能为长远谋划；也有矫饰高傲、沽名激烈的人，能够在一时博取声誉，却不能在晚年保持操守。和吴公相比，他们怎么样呢？正值圣明的君主渴求贤才之时，众人正期望吴公进一步施展他的作为，在朝廷谋划政务，使天下暗中承受不以智谋自夸、不以勇功自矜的福泽，这也是吴公的志向。然而近来他多次上疏辞去职位，这次借考绩之机谋求归隐安卧，难道贤人的出仕和退处，众人本来就不能窥见其中的深意吗？即便如此，吴公难道能够始终推辞吗？我恭敬地用这些话说明吴公的品行。○少司寇胡公赴召序 过去汉文帝时，张释之任廷尉，有人犯了清道禁令、盗取玉环，文帝想重重治他的罪，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又说：‘依照法律这样处理就足够了。’文帝同意了。申屠嘉任丞相时，大中大夫在殿上戏闹，申屠嘉发檄文召来，使他困辱，文帝甚至派使者前往向丞相道歉。臣下执法，触犯皇帝颜面而强硬争辩，却不被认为违逆；君主听取善言，改变脸色、放低意志，却不以此为难。因此，君臣的名声都得到荣耀，政令统一，朝廷尊严而天下太平。后世尊君卑臣的等级关系森严，左右近臣谗毁离间的言论盛行。尊卑之分过于严厉，君臣情意志向就隔绝了；谗毁离间的言论盛行，是非就被搅乱了。天子说‘处死’，我说‘不要处死’，如果因此处死，就成为滥罚；天子说‘宽赦’，我说‘不要宽赦’，如果因此宽赦，就成为纵容恶人。于是便有刺耳的言论，也有表面顺从的过失，君臣之道大多不能善始善终。唉，真难啊！嘉靖二年秋，刑部尚书见素木松离职后，皇上广泛采纳朝廷意见，任命左都御史蓉溪金公为刑部尚书，东鲁孟公、广平胡公则依次升任左右侍郎。胡公从南京刑部特意被召入京，君子说：‘这是百姓的希望吗？’ ‘这是国家的荣耀吗？刑罚会公平吗？会不滥罚、不纵恶吗？’胡公过去任都御史时，巡抚大同，抗疏进谏武皇出巡游乐，拒绝逆彬的邀请和馈赠，因此被斥退，闲居家中，士人舆论都认为他做得对。胡公性情周密练达，从开始做官直到现在，所治理的都是重要繁剧事务，有声望，又用文章修饰自己，以深远的谋略辅助事业。这次前往任职，本来已有余力；何况正值明天子急于听取言论、治理国家的朝廷，又有诸位君子同舟共济的美好情形，大概将享有其中的荣耀而没有其中的困难吧？或许可以看到了。○赠陆选之序

译人才和风俗没有完全恢复古代的样子，难道是有原因的吗？古代的教育以德行为本，如今的教育以法令为本。以德为本，根本在于亲身实践，德行进入人的内心是渐渐发生的，要等待长久而缓慢的功效；以法为本，关键在于禁令和约束，官吏不能长久任职，却要求很快见效。古人从幼年到成年，没有离开过学习。诗书六艺的文章，祭祀、乡射、读法的仪式，春秋时合乐、考察技艺、选取言论的政事，以及审理案件、出兵、传授战胜之法，教育人的方法无不完备。通过磨炼、熏陶、迁移和改变，使人改变心志，最终归于善。从人的行动、饮食、休息、身心和性情开始，就一直借此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到最后，公卿、乡里士人和百姓都能各得其才，仁爱谦让、孝顺友悌、忠诚笃厚的风气在家庭中兴起，并推行到乡邑。唉！这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吗？后世设置学校，从国都直到郡县，聚集学生来教育他们，选择官吏掌管训导、约束、品级、格式和法令的意义，还和古代相同。然而士人所学习的只是文章罢了。有司掌握着尺度来督察他们，只看文章技艺的工拙、用功的勤惰，加以评定、奖赏和惩罚罢了。至于培养、造就人才的实际做法，却不是古代那样。萧君子雝督学南畿时，多次向我称道陈克庵、戴恭简的贤能。这两位公，曾经以御史身份在这里督学。陈公一举一动都遵循古道，努力改变人们的旧习，以自身作示范，命令诸生诵读《小学》，学习冠礼、婚礼和祭祀的仪式。后来升任副使，提学河南。戴公以文章技艺考察学生，借此观察他们的器量和见识；有来请托的人，他谦退而不显露拒绝之色，但最终一点也没有被动摇。后来升任副使，提学陕西。这两位公历任内外，号称名臣，而学政尤其显著。考察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把德义放在前面，把文词放在后面；把教化引导放在前面，把防范督责放在后面，都是世人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由此可知，萧君善于选择榜样并且仰慕他们。君升任河南提学时，仍以副使身份督学，又正好和这两位公相似，这就是君子以贤者为友。假如选择他们的善行来学习，就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何况还会继续进步，我哪里知道他将来先后会达到什么境界呢？不过我听说，后世的官吏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很难。大概他们所掌握、用来评定和奖惩的工具，不得不依靠法令；而人们责备他们时，会把法令一条条拿来绳责他们，一旦有一处不合人意，怨恨和诽谤就随之而来。何况还有人站出来从中阻挠呢？如果不是坚定相信、不被疑惑动摇、立场坚强而无所畏惧的人，难道不会因此懈怠、沮丧吗？君去吧！不要懈怠，不要沮丧，且长久地等待它取得成效，也许我就能看见恢复古代盛况的那一天了。《钤山堂集》卷第二十 ●《钤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序（三） 碑 ◆序（三） 《袁州府志》序 《云台编》序 《婴童百问》序 《云台编》后序 《代祀赠言录》序 《周氏族谱》序 《龚氏谱》序 ○《袁州府志》序 郡有地方志，就像国家有史书一样。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书，《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就是。后世在朝廷编纂的叫作史，在各地编纂的叫作志。明朝兴起以来，各地的地方志大概已经灿然具备了。它的体例虽然与史书不同，但疆域可以在其中看见，土地风俗和物产可以在其中记载，营建创建的事情可以在其中详述，粮食财货、军事防御、祭祀和政教也寓于其中，名臣、贤哲、贞女的美好风范也排列其中。后来称作史书的，所采录的内容又多取自这些地方志。这样看来，地方志本来也是史书。袁州是江右的大郡，政务和赋税相当于古代诸侯国的出产，才德贤能、文学、忠节和品行义行之士，受到天地灵秀的孕育，文质彬彬地聚集于此，按理应当有地方志。所以旧有地方志错误、错乱和缺漏，读者都以为遗憾。壬申年，我在钤山养病，太守姚侯惟宁写信来托我编修地方志，我推辞说自己才疏，却没有能够推脱。于是考察郡志，观察星野，搜集诸子、史书和传记中的记载，网罗金石文字，又从旁听取广泛见闻以及山民、乡老的谈论，来补益这件事，用来编成地方志。因此先列图来区别境域和土地，次列表来辨明沿革，次列营建、食货等各项目，以完备官政；次列名宦、人物，使后人可以考察取法；又次列文艺，使古今的著述完备。编成后仔细观看，又自己惭愧地说：“这哪里足以称为志呢？志书写得繁琐就会重复，简略就会遗漏，杂乱就会失去次序，昏昧就不能彰明，炫耀文采就会没有实际，过分赞美就接近谄媚，徇私应情就会失于曲从，任凭己意就会显得愚蠢。其中只要有一种情况，就不能公正；不能公正，就无法给后世展示并留下警戒。应当做到不在言辞上繁复而事情完备，不混淆次序而纲领严正，不夸饰文章而体制质实，不被浮泛的议论牵制，不被权贵势力吓倒，不偏袒亲近之人，而在褒贬取舍上保持公正、严守原则。记载善行，就使恶行受到警戒；记载所得，就使失误得到彰显，于是劝善惩恶的意义就明白了。像这样，算是志书的善法吗？算是史书的意义吗？”即便如此，我又哪里做得到呢？只是私下想尽力而为罢了。志书共十四卷，四十一目。姚侯首先倡议编修，不久便离任；如今的太守徐侯宗献最终完成了它，振兴了一郡失坠的典章，使文献有了可以征考的依据。两位侯的功劳实在很大，协助完成它的，是郡丞黄君信、通判毛君鹏、钱君士宜，以及和我共同办事的郡学生欧阳诚云。○《云台编》序 孔子谈到夏、殷的礼制时，曾有杞国、宋国文献不足以考证的感叹。我们袁州作为一个州，偏处江边，山川环绕澄澈，历代都有文才贤能的人。过去在李唐时期，文学特别兴盛，例如都官郎中郑谷，铺陈文采、锤炼辞章，当时受到推重；他的诗散见于各部书籍，每得到一篇，都值得反复吟诵品味，只是世间很少有他的全集，郡中又没有传承考究古事的人，我常常为此长叹。相传州南仰山有都官书堂的遗址，于是我攀登石阶、踏着荆棘前往寻找，却已经无法辨认，只看见泉水声和山峦景色，寂静悲凉而幽深，几乎不像人间。我想，当年吟咏歌唱，大概是这个环境对他有所助益吧？诗歌的道理难以言说：没有绝胜奇异的自然景色，就不能激发灵明的智慧；没有深厚精到的功力，就不能达到幽微深奥的境界。我读都官的作品，觉得它们精细、刻琢、洗练，有时流露出月露烟云般的情思；在长夜静静吟咏时，他甚至说得到一句好诗胜过得到一个官职，那么他一生把全部力量用在诗歌上，可以说是勤奋了。世上的士人落笔出句，连古人的一个字也没有学到，就贸然非议它，难道可以吗？这部集子是我过去在吴中得到的，故少傅王文恪公，原本从秘阁抄录，我借来带回，亲手校对，纠正了其中三分之一的讹误缺漏，刻印出来，也许可以补足袁州文献的缺遗吧。○《婴童百问》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