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一【临川一】（1/2）

译上书 第一百四十六卷【颍滨二】上书、札子 第一百四十七卷【颍滨三】札子 第一百四十八卷【颍滨四】状 第一百四十九卷【颍滨五】书信、启 第一百五十卷【颍滨六】论 第一百五十一卷【颍滨七】论 第一百五十二卷【颍滨八】历代论 第一百五十三卷【颍滨九】历代论 第一百五十四卷【颍滨十】历代论 第一百五十五卷【颍滨十一】古史论 第一百五十六卷【颍滨十二】论 第一百五十七卷【颍滨十三】防 第一百五十八卷【颍滨十四】防 第一百五十九卷【颍滨十五】防 第一百六十卷【颍滨十六】防 第一百六十一卷【颍滨十七】防 第一百六十二卷【颍滨十八】序、引、传 第一百六十三卷【颍滨十九】记 第一百六十四卷【颍滨二十】说、赞、辞、赋、祭文及杂著 臣等谨慎考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四卷，由明代茅坤编纂。茅坤另有《徐海本末》，已经著录。世人所说“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始自这部书。考察明初朱右已经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三苏的作品，编成《八先生文集》，茅坤大概有所依据。不过朱右的书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茅坤这部集子流传于世并被人研习。全书中，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另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一家都分别作了引说，有人说这些引说原本出自唐顺之，茅坤依据他的稿本刻板刊行，却把它们冒称为自己的作品，就像郭象对待向秀那样。可是茅坤所作的序例明白说把唐顺之和王慎中的评语标列其中，并没有隐讳来源，那么称他为剽窃袭取，便是诬陷了。此书最初在杭州刊刻，年代久了，文字漫漶不清。万历年间，茅坤的孙子茅著又加以订正重刊，这才把茅坤批评的《五代史》附在欧阳修文集之后。如今流行的版本，都是茅著重订本。自从李梦阳《空同集》问世，以摹仿秦汉的字句为文，而秦汉反倒成了固定的窠臼；自从茅坤《白华楼稿》问世，以摹仿唐宋的机调为文，而唐宋又成了固定的窠臼。因此茅坤曾经写信与唐顺之讨论文章，唐顺之回信中有“还只是用眉毛头发去比拟山川，却没有用精神去比拟山川”的话，又说：“至于绳墨法度、篇章布置、奇正转折，虽然有专门的师法；但文章中间那一段精神命脉，如果不是具有通达古今的眼光，便不足以同他讨论。”等等。看来唐顺之颇不认为茅坤真正有能力写古文。如今看这部集子，大体也是为科举应试而编的，其中评论的疏漏错误，更是数不胜数。黄宗羲《南雷文定》中有《答张自烈书》，说茅坤所选《韩文》中的《孔司勋志》不懂句读；《贞曜先生志》中说“来吊韩氏”，却不知道指的是谁。《柳文》中的《与顾十郎书》，错误地怀疑十郎是柳宗元的座主。《欧文》中的《薛简肃举进士第一》，薛简肃把第一名让给王严，却怀疑他为什么能让；又把《张谷墓表》中迁任员外郎、知阳武县说成当时特别重视县令职位。《孙之翰志》中说学究出身而进士及第是再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是不了解宋代制度却妄加解释。黄宗羲又说，茅坤所作的圈点批抹，也多半不得要领，却把它斥为“小小结果”，这些批评都切中了他的弊病。然而八大家的文集浩大繁富，学者要全部读完很困难；书坊的选本又删漏得太多。茅坤所选录的作品，还算能在繁简之间取得适当的分寸。集中评语虽然见解不够深刻，却也足以作为初学者入门的途径。一二百年来，家家传诵、户户诵读，原来也确实是有原因的。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敬地校订并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 孔子作《易传》说：“它的旨趣深远，它的文辞文雅。”这确实是教导天下后世写文章的最高原则。然而孔门弟子中，从颜渊、子贡以下，都是齐国、鲁国一带的优秀人物。有人说，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多人，但属于文学一科的却不能列入其中，只有子游、子夏两人。为什么呢？大概上天生育贤哲，各人都有独特的禀赋。譬如泉水本性温暖，火本性寒冷，石头天然凝结成绿色，金属天然能够指示南方。人在这些方面，凭借自己独有的禀赋，又必须专心致志地钻研，才能达到极致。伶伦专长于音乐，裨灶专长于占卜，养由基专长于射箭，造父专长于驾车，扁鹊专长于医术，弈秋专长于下棋。他们都凭借上天赋予的智慧，再加上专一的学习，独自领会了其中的奥妙。这正是他们能够在当时擅长一艺、名传后世，而不是别人能够同他们争雄的原因。孔子去世后，子游、子夏等人各自把所学传授给诸侯各国，后来便散失而不再流传。秦人焚烧经书、坑杀学士，六艺的传统几乎中断。汉朝兴起后，招求散亡的经书，征求有学问的人，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等人这才陆续出现，于是西汉的文章被称为典雅正大的文章。崔瑗、蔡邕以下的作家，并不是没有振拔挺立、如龙飞腾的气势。然而六艺的传统逐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章一天比一天浮靡，气势一天比一天衰弱。就像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程，连鲁地所产的薄绢也射不穿，更何况要射穿铠甲呢？韩愈，号昌黎，首先挺身而出振兴它；柳宗元，号柳柳州，又接着与他相应。于是人们才知道，不读六经以外的书，不值得读；不看先秦两汉的著作，不值得看。他所写的论、序、记、碑、铭、颂、辩等各种文章，大多独自开辟了新的门径。然而大体说来，它们都在寻求六艺遗留下来的传统，彼此大致相当，互相辅翼。贞元以后，唐代文风又中途衰落；延续到五代兵乱之时，天下已经寥寥无几了。宋朝兴起一百年后，文运受到上天启发。于是欧阳修从随州旧家中偶然得到一本被拿来覆盖瓦瓮的韩愈文集，亲手阅读而喜爱它，天下士人才开始知道通晓经学、博览古书才是高尚的境界。一时的文人学士也文质彬彬地接踵而起。苏氏父子兄弟以及曾巩、王安石这些人，他们的才力有大小，声调有舒缓急促，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对于孔子删定的六艺遗风，他们都共同把它作为一家一户所学习、所珍视的东西。从今天看来，这就像世间有人驾驭騕褭、骐骥在千里路上奔驰，中途跑到二百里、三百里便停下来的，也有这样的人。说道路在北方，而车辕在南方，那是不对的。世上执笔写作的人，往往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甚至认为唐代以后文风衰薄，不值得一提。唉！他们却不知道，文章只会随着道的盛衰而盛衰，时代本身并不是评判的依据。文章写得好不好，又在于作者的禀赋以及能否专心致志、达到极致。若照他们所说，就必然只能崇尚太羹玄酒，陈列茅屋土簋；那么三代以后，明堂中陈设玉带、云雷纹酒罍和牺尊，岂不都成了多余的枝节吗？孔子所说的，所谓“旨趣深远”，就是不违背道；所谓“文辞文雅”，就是道像日月星辰那样灿然显现、曲折铺陈。这本来就是自庖牺以来人文传统中不变的正脉，哪里是世俗所说的那样呢？我朝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在北方崛起，豪杰才士聚集在他周围，已经振兴诗歌声名，又重新树立文章规范，并说：“我已经超过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了。”后来又说：“我已经达到黄初、建安的水平了。”依我看来，他只不过是文坛中的雄才罢了；对于古代六艺的遗风，难道不是沉溺泛滥、彼此剽窃割裂吗？因此我亲手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略加批评，作为执笔作文者科举应试的范本，题名为《八大家文钞》。每一家都各有引言，条分细说如下。唉！这八位君子，我不敢贸然说他们已经完全掌握古代六艺的旨趣；我所作的批评，也不敢自认为深刻理解了八位君子的精微要义。不过，其中所揭示、排列、缀辑的内容，或许并不违背道。谨慎地写下这些，来请世上了解我的人评正。时在万历己卯年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

译《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世人评论韩愈的文章，都首先称道他的碑志。我却认为韩公的碑志多奇特峭拔、险异诡谲，不能得到《史记》《汉书》叙事的方法，所以在风神方面有时稍欠劲健飘逸。我偶尔也在文章旁边刻记批语。至于欧阳修碑志一类的文章，可以说独自得到了司马迁的精髓。王安石则另创一种格调，应当仔细体味。韩愈的序、记、书、辩解等文体，确实开创了自己的门径；至于论、防以下的文章，则应当归于苏氏父子兄弟。四六文我起初不想选录，然而欧阳修的婉转秀丽、苏轼的悲壮慷慨、王安石在君臣上下关系之间的深刻讽刺，似乎都有感动人的地方，所以也选录保存。我读柳宗元的文章，他发表议论的地方多有刻削描画之功，记叙山水的地方多幽深、深邃、平远、旷达。至于墓志碑碣，他在任御史和礼部员外郎时所作的，多沿袭六朝遗风，我没有选录；只选录他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后，稍稍属于隽永之作的若干篇，用来表现他的风度气概。不过，这些仍远不如韩愈的作品多。宋代诸位贤人的叙事文章，应当以欧阳修为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格调出自司马迁，一切结构安排、裁剪取舍都有法度，其中又多有感慨和俊逸之处，所以我常常读得心醉。曾巩文章的大旨接近刘向，但飘逸的格调少了一些。王安石在结构安排、裁剪取舍方面，有很多刻意洗炼、苦心经营的地方，往往矜持而严整洁净；同曾巩相比，正好不相上下，但仍须比欧阳修低一个层次。至于苏氏兄弟，大体上两人的文章多有才思疏宕、爽朗豪放之处，而结构裁剪这四个方面，并不是他们的长处。他们所作的神道碑，多的有八九千字，少的也不少于四五千字；在应当详略、收放的地方，很不符合《史记》《汉书》的文体。为什么呢？鹤的脖子不能不长，野鸭的脖子不能不短。两位苏氏在论说方面，可以说是千年以来的绝调。因此在这方面偶尔降低一个等级，也是受到天资限制。我要看欧阳修、苏轼两家的论说并不相同：欧阳修叙写事情非常曲折，所以他的论说大多确切而不嫌重复；苏氏兄弟则本来就是把战国以来纵横家的言辞化为文章，所以他们的论说直截畅达，并且多有疏宕劲健的气势。欧阳修好比引江河之水，穿过山林丘陵，灌溉田间沟渠；苏氏兄弟则好比引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湍急处盘旋，奔流处直注，幽远得不知道它将流向何方。俗话说：技艺相同而曲调各异，学习的人必须自己体会出来。苏明允的《易诗书礼乐论》不免夹杂个人偏见，只是他的文笔刚劲有力。苏子瞻的《大悲阁等记》以及《罗汉》等赞文，似乎拘泥于佛家的言论；但他的见解也很超拔明朗，其中又有一些文章旨趣不远离正道、稍稍接近举子应试之文，所以一并选录。曾南丰的文章，大体上以经术为根本，取法刘向。他思想深厚，法度严密，本来足以同古代作者争雄；只是他的光彩有时不向外显露。因此在当时稍稍被苏氏兄弟的声势掩盖，只有朱晦庵极力称赞他。过了几百年，直到近年王道思才知道阅读他的文章，并且酷爱它们，就像口渴的人饮用金茎上的甘露一样。我曾经有一篇评论文章说：“自屈原、宋玉以来，气象浑厚广大，像长河大谷一样，探寻不尽，取用不竭；能够涵蓄百家、包罗万代的，是司马子长的文章。宏阔深厚而典雅，在西汉文章中独自成为儒家宗师的，是刘向的文章。斟酌经纬，上面摹仿司马子长，下面采取得自刘向，父子共同成就一家之言的，是班固。吞吐舒卷、驰骋顿挫，像千里骏马奔驰，又如赤电飞驰、长鞭赶着疾风，常常峻拔而奇特、如雷霆轰击的，是韩愈的文章。山岩高峻重叠，像游历险峻山谷和削壁之间，四面吹来谷风、降下凄雨的，是柳宗元的文章。刚健秀丽而飘逸奔放，像携着美人在东山宴饮游赏，江左的风流文物都被照耀得光彩夺目的，是欧阳子的文章。文章应当行进时就行进，应当停止时就停止；浩浩荡荡，奔赴千里长河而注入大海的，是苏长公。唉！这七位君子，可以说是在文章方面达到圣境的人了。其余如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诸位君子，可以说才华灿然、属于西汉文坛的杰出人物，但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已经达到很高境界；曾巩尤其能够在大道上取其中正而不失正道，不过他的才力有时疲弱，不能完全与之相称，我姑且把他们列在其次。以下就是这些评论，等待知音来鉴赏它们。” 八大家以下的文章中，我在本朝唯独喜爱王文成公论学的几篇文章，以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颐、朱熹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王文成公关于辞去爵位以及抚治田州等事的奏疏，即使唐代陆宣公、宋代李忠定公也比不上。至于《浰头军功》《桶冈军功》等奏疏，对军情条理次序的分析如同指掌，更不用说他设伏出奇，前后本末大多符合兵法；只是因为他有些近于夸耀功劳，所以人们往往在口头上诋毁他罢了。唉！王公本来就是百世罕见的卓绝人物，至于文章写得好不好这种小事，根本无暇讨论。我特意把这些附带揭示在这里，用来显示我朝一代的人杰；后世品评文章的人，自然会有公正的定论。”},{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引言 魏晋以后，经过宋、齐、梁、陈，直到隋唐之际，孔子六艺的遗风已经像衣带一样将要断绝。昌黎韩退之在德宗、宪宗年间崛起，追溯并揣摩孟轲、荀卿、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以及班氏父子的文章旨趣。当时赞誉他的人一半，毁谤他的人也一半。只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等少数几人同他交游，深深了解他并且坚定地喜爱他的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在举世聋瞽之中，却想独自用黄钟大吕般的宏大声调震响其间，这实在太困难了。又过了三百年，欧阳修、苏轼等相继出现，才开始表彰韩愈，于是天下的文章又趋向古雅。唉！隋唐文章的弊病在于浮靡而软弱，韩退之的出现并振兴它，本来已经很难了。至于近代文章，弊病在于剽窃而虚假，有志之士如果想出来振兴它，那么所要付出的力量，岂不是更加艰难困苦吗？总之，必须以道为根本，并且遵循古代六艺的遗风，这才叫作尊崇古代作者的旨趣。因此，我没有把汉代西京以后八个朝代衰落时期的任何一位作者列入其中。首先选录昌黎韩文公韩愈的文章，其中表、状九篇，书、启、状四十六篇，序三十三篇，记、传十二篇，原、论、议十篇，辩、解、说、颂及杂著二十二篇，碑、墓志、碣、铭五十二篇，哀词、祭文、行状八篇，共分为十六卷。昌黎文章的奇特之处在碑志，尤其峭拔陡削。我私下怀疑，他的文章同太史公司马迁的旨趣或许还差一层；因为他的气势盛大，剖析排比用力过猛，篇幅法度峻严而韵味转折较少。至于书、记、序、辩、解以及其他杂著，韩公独自开创了文坛门径，好比达摩从西方来到中国，独自开创禅宗。归安鹿门茅坤题。

译《昌黎本传》韩愈，字退之，是邓州南阳人。他的七世祖韩茂，在后魏建立功勋，被封为安定王。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令，治理有方，离任后，县中百姓刻石颂扬他的德政，最终官至秘书郎。韩愈三岁时父亲去世，跟随被贬到岭表的长兄韩防生活；韩防去世后，由嫂子郑氏抚养。韩愈懂事后便知道读书，每天能记诵数千上百字；长大后，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问都能通晓。考中进士，韩防任宣武节度使董晋的属官时，上表推荐韩愈署理观察推官。董晋去世，韩愈跟随韩防出行；不到四天，汴州军队发生叛乱，他便离开，投奔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张建封征召他为府推官。韩愈操守坚定正直，说话耿直而无所顾忌。调任四门博士，升为监察御史。他上疏极力论说宫市之弊，唐德宗震怒，将他贬为阳山令。他在那里深得百姓爱戴，百姓生了儿子，许多人都用他的姓或字为孩子命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年，暂代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年后正式任职，改任都官员外郎，随即授任河南令，又升任职方员外郎。华阴令柳涧犯罪，前任刺史弹劾他，尚未得到答复刺史便离任了，柳涧便煽动百姓拦截并索取军队驻扎的劳役钱。后来刺史厌恶此事，审查柳涧的案件，将他贬为房州司马。韩愈经过华州，认为刺史暗中结党，便上疏请求治罪。御史复查审问后，查得柳涧收受赃物，于是又将他贬为封溪尉。韩愈因这件事获罪，再次任博士。他才华很高，却屡次被罢官，又不断降职，于是写了《进学解》来自我解嘲。执政者读到后，惊异于他的才华，改任他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功知制诰，升为中书舍人。当初，宪宗将要平定蔡州，命御史中丞裴度出使各军，察看军情。裴度回来后，详细说明叛贼可以消灭，但这与宰相的意见不合。韩愈也上奏说：“淮西连年侵扰掠夺，所得抵偿不了军费；它的败亡指日可待。然而现在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决意进攻还是不决意进攻。”执政者不喜欢他，又防备有人诋毁韩愈，说他在江陵时受到裴均厚待；裴均的儿子裴锷一向没有操行，韩愈替他写文章、为他取字，诽谤之语因此喧嚣猛烈，于是韩愈被改任太子右庶子。后来裴度以宰相身份兼任彰义军节度使，出使慰问淮西，奏请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请求乘快马先进入汴州，劝说韩弘，使他协力平定吴元济，因此升任刑部侍郎。宪宗派使者到凤翔迎取佛骨，送入宫禁，三天后才送到佛寺；王公士人和百姓奔走诵经，有人甚至用夷人的方法烧灼身体，献出珍珠财物，接踵而来，队伍连绵道路。韩愈听说后很厌恶，于是上表极力劝谏。皇帝大怒，拿给宰相看，准备处以死刑。裴度、崔群说：“韩愈的话虽然触犯忌讳，治他的罪确实应该；但如果不是内心怀有极大的忠诚，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希望陛下稍加宽容，借此开通进谏争辩的道路。”皇帝说：“韩愈说我奉佛过分，还可以容忍；至于他说东汉奉佛以后，天子都短命，这话多么悖谬刺耳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这样狂妄，当然不能赦免。”于是朝廷内外都惊惧不安，即使外戚亲属和显贵们也替韩愈说情，皇帝才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到任后，上表哀伤致谢，皇帝颇为感动并后悔，想重新起用他，拿给宰相看，说：“韩愈先前的议论是正确的，他非常爱护朕；但不应说天子事佛便会短命。”皇甫镈一向嫉恨韩愈的正直，立即上奏说：“韩愈终究狂妄疏率，可以暂且把他调到内地。”于是改任袁州刺史。当初韩愈到潮州，询问百姓的疾苦，百姓都说：“恶溪有鳄鱼，几乎把百姓的牲畜吃光了，百姓因此贫困。”几天后，韩愈亲自前去察看，命属官秦济带着一只羊和一头猪投入溪水，并为此祈祷。当晚狂风雷电大作，鳄鱼从溪中出现，几天后溪水全部干涸，鳄鱼向西迁徙六十里。从此潮州没有了鳄鱼的祸患。袁州人把男女当作奴隶，超过赎期不赎回的便没收入官府。韩愈到任后，计算他们应付的佣钱，全部替被没入的奴婢赎身，送还给父母，共七百多人，并与他们约定禁止再把人卖为奴隶。朝廷召他入京，授任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杀死田弘正而拥立王廷凑，皇帝下诏命韩愈前去宣抚。韩愈出发后，众人都替他担心。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感到后悔，下诏让韩愈根据事情情势灵活处理，不必一定进入镇州。韩愈说：“哪有接受君命却停留不进的人？我只管驱马疾行进入。”王廷凑派精锐军队迎接他，甲士排列在庭院中。坐下后，王廷凑说：“之所以纷乱不安，就是这些士卒造成的。”韩愈大声说：“天子认为您有将帅的才能，所以赐给您旌节，哪里料到您竟会和叛贼同谋反叛呢？”话还没有说完，一名士兵上前怒道：“先太师为国攻打朱滔，血衣还在这里；军队有什么辜负朝廷的地方，竟把我们当作叛贼？”韩愈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先太师吗？如果还记得，那当然很好。况且要说明反叛和顺从的利害，不必远引古事，只把天宝以来的祸福讲给你们听。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思道，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担任官职的吗？”众人说：“没有。”韩愈说：“田公把魏博六州归还朝廷，官至中书令，父子都接受旌节；刘悟、李祐也都掌管大镇，这些都是你们全军共同听说过的事。” 众人说：“田弘正为人苛刻，所以这支军队不安。”韩愈说：“是这样。你们杀害田公，又残害他的家族，还能说什么呢？”众人于是喧哗说：“侍郎说得对。”王廷凑害怕众人的心意动摇，急忙挥手让他们离开，随后哭着对韩愈说：“现在想让廷凑做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中，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您长期围困他，是什么原因？”王廷凑说：“立即放他出来。”韩愈说：“如果这样，事情就没有问题了。”牛元翼果然也突围出来，王廷凑没有追赶。韩愈回朝复命。皇帝听到他的谈话非常高兴，升任他为吏部侍郎。当时宰相李逢吉憎恶李绅，想把他排挤出去，于是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下诏免除他到御史台参见，而任命李绅为御史中丞。李绅果然弹劾韩愈，韩愈以诏书为自己辩解。后来弹劾奏章纷纷而来，宰相认为御史台和京兆府不相协调，于是罢免韩愈的京兆尹，改任兵部侍郎，同时把李绅调出任江西观察使。李绅见皇帝允许自己留任，韩愈也重新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韩愈性情明敏锐利，不随意屈从；与人交往始终如一，很少改变。他成就后辈，往往使他们获得声名。经他亲自指点的，都称为韩门弟子。

译韩愈官位显达后，逐渐辞谢并遣散财物；凡是内外亲属和朋友中没有后嗣的，他都替他们嫁遣孤女；又因为长兄韩防去世，嫂子郑氏为韩防服丧一年，以报答她的抚养之恩。韩愈常说，自汉代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以后，文章作者不是世代都有，因此他深入探究文章的根本，卓然自立，形成一家之言。他的《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都深奥广博、宏阔精深，与孟轲、扬雄的文章相互辉映，可以辅助阐明六经。至于其他文章，开头立意和遣词造句，总是力求不因袭前人；然而只有韩愈这样写来，才文思充沛，显得绰绰有余。到了他的弟子李翱、李汉、皇甫湜跟着仿效，便远远赶不上他了。跟随韩愈交游的孟郊、张籍，也都在当时获得了自己的声名。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明代茅坤编撰。《昌黎文钞》第一卷。表、状。《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不只是碑文冠绝当世，这篇表也写得雄壮。臣某上言：恭敬地接受正月十四日的敕牒，因淮西收复，群臣请求刻石记载功勋，向天下明确昭示，作为后世的法式。陛下推重臣下的功劳，答应了他们的愿望，让臣撰写《平淮西碑》碑文。臣听到命令后震惊害怕，心神颠倒；这不是臣所能胜任的事情，既感惭愧又感恐惧，经过十多天，仍不敢动笔。臣私下想到，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既然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和非凡的德行，树立了卓越绝伦的功业，一定会有奇异而博学善辩的人应时而生，手持简册、执笔随之记述，各有品第章法和条理脉络，这样帝王的美德才能巍巍煌煌，充满天地。载于书中的，有尧、舜的《典》，夏代的《禹贡》，殷代的《盘庚》，周代的五篇诰辞；载于诗中的，有《玄鸟》《长发》歌颂殷代君主的美德，《清庙》《臣工》以及大小《雅》，歌咏周王，文辞和事迹相称，善与美兼备，因此号称经典，列入学官，设置老师和弟子，让人诵读讲习。从古至今，没有人敢于指责非难。假如编撰整理文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文字昏暗模糊，即使有美好的实际功绩，又有谁能看见呢？文辞和事迹都会消亡，善恶也就混为一谈了。既然如此，这件事意义极大，不能轻易交给一般人办理。臣恭敬地思量，大唐到了陛下时已经两次达到太平，铲除群奸，扫清疆土，凡上天覆盖之处，没有不归顺臣服的。然而淮西的功劳尤其卓越伟大，刻在碑石上的文字动辄流传亿万年，必须得到合适的作者，才能把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写尽。如今词章学问中的英才遍布各处，儒学宗师和文章名家一个接一个。外朝有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内廷有翰林院和宫禁中的近臣、善于游谈的侍从之臣，不能一两个就匆忙数清。召来任用他们，没有谁不能胜任。至于臣，自知最为浅陋，只因贪恋皇恩和礼遇，赶来接受此事，结果文辞杂乱乖谬，声律失调；乾坤的气象、日月的光辉，臣知道不是笔墨所能描绘，却勉强厚着脸皮写成，用来完成诏令，罪过应当处死。碑文如今已经撰成，谨此抄录封缄进呈，臣惭愧羞耻、战栗恐惧到了极点。

译《论佛骨表》。韩公认为天子迎取佛骨，特别是把祈求长寿、保佑国家放在心上，所以他的议论也只从祈福报应的角度立论，没有一字谈论佛教宗旨。臣某上言：臣恭敬地认为，佛不过是西域的一种宗教罢了。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从未有过。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的年寿也都达到一百岁。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还没有佛。后来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记载他们最高享年，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个时候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佛才这样长寿。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不过十八年罢了。此后战乱和灭亡接连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奉佛越来越虔诚，国祚反而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仅食蔬菜瓜果。后来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奉佛求福，反而得到灾祸。由此看来，佛不值得奉事，也就可以知道了。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曾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才识短浅，不能深入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适宜的制度，推阐圣明之意，来挽救这种弊病，这件事于是停了下来。臣常常为此遗憾。臣恭敬地认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的神圣英武，是数千百年以来无人可以相比的。即位之初，就不允许把人度为僧尼、道士，也不允许新建寺观。臣常认为高祖的志向，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怎么可以任其发展，反而让它更加兴盛呢？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取佛骨，登御楼观看，抬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迷惑，才这样崇奉佛骨，是为了祈求福祥。只不过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人的心意，为京城士人百姓设置奇异的观赏和游玩的东西罢了。圣明如此，哪里会肯相信这类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容易迷惑而难以晓谕；如果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佛，都会说天子如此圣明，尚且一心敬信佛法，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该爱惜自己的性命吗？于是烧灼头顶、手指的人，成百上千地聚在一起，脱衣散钱，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少奔波，放弃自己的职业和生计，如果不立即…… 再加以禁止遏制，经过各个寺院，必定有人割下手臂、剜取身体来作为供养；这会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传为四方笑谈，不是小事。佛本来是西方国土的人，与中国语言不通，服饰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得君臣的义理和父子的感情。假如他的身体至今还在，奉本国国命来朝见京师，陛下容纳并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见一次，设一次礼宾宴会，赐给一套衣服，派卫士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百姓罢了。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是一堆枯朽的骨头、凶秽的遗留物，怎么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孔子说：“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命巫祝先用桃枝和苕帚驱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取来腐朽污秽之物，亲自到场观看，巫祝没有先行，桃枝苕帚也没有使用，群臣不说这是错误，御史不举发它的过失，臣实在感到羞耻。请求把这块骨头交给有关官吏，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根源，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万万倍。这样岂不是盛大的功德？岂不是令人痛快！佛如果有灵，能够降下祸殃，那么一切灾祸都应该加在臣身上。上天在上明察，臣没有怨恨和后悔，感激恳切到了极点，谨奉上此表让陛下知悉。

译《潮州刺史谢上表》。昌黎遭受祸患、忧惧谗言，情辞哀切而语意急迫。臣因狂妄、浅陋、愚昧，不懂礼法，上表陈述佛骨之事，言语涉及不敬，按正名定罪，即使死一万次也罪不容赦。陛下怜悯臣愚昧而忠诚，宽恕臣狂直，认为臣的话虽可获罪，内心却没有别的意图，特意屈尊减轻刑法，任命臣为潮州刺史。臣既免于刑杀，又得到俸禄供养，圣恩宏大，天地也无法衡量；即使剖脑剖心，又哪里足以报谢呢？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于正月十四日承蒙恩命，授任潮州刺史，当日便奔驰上路，经过山岭海洋，水陆行程万里，于本月二十五日到达州治并已上任，同官吏百姓相见。我详细说明朝廷政治清明太平，天子神圣威武而慈爱仁厚，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亿万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即使相隔万里、处在岭海边远之地，也和京畿、宫阙之下受到同样的对待，有善行一定听闻，有恶行一定看见。皇帝早朝晚退，兢兢业业，只怕四海之内、天地之间有一件事不能各得其所，所以派刺史亲自询问百姓疾苦，如果有不便之处，便可以上报。国家的法令制度完备，治理已久，地方长官奉行诏令，违犯的人很少；即使身在蛮荒之地，也没有不安定太平的。百姓听到我所称颂的圣德，只知道鼓舞欢呼，不必皇帝亲自施为，便安坐而享太平无事。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府最东边界，距离广府虽然只有两千里，但往来往往要经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以下，恶水、巨浪、险滩猛烈难测，难以计算行程期限，暴风和鳄鱼带来的祸患也无法预料。州治南面靠近边界，海潮上涨连接天际，毒雾瘴气早晚发作。臣从年轻时起就多病，年仅五十岁，头发已经白了，牙齿也脱落，身体按理说活不长久；又加上所犯罪过极重，所处之地又极其偏远险恶，忧惧惭愧而心惊胆战，不知哪一天便会死亡，孤零零一人，朝廷中没有亲属党援，居住在蛮夷之地，与魑魅为伍。如果不是陛下怜悯并挂念臣，谁肯替臣说话呢？臣天性愚陋，世俗人事多有不通，只是特别喜爱学问文章，从未有一天暂时废弃，确实受到当时同辈的推重和称许。臣在当时的文章中，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使之与《诗》《书》相互辉映，创作歌诗，进献郊庙，记载泰山封禅，刻在白玉简牍上，铺陈上对天的宏大美德，彰显前所未有的伟大功业，把它编入《诗》《书》而无愧，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即使让古人复生，臣也不肯多作谦让。臣恭敬地认为，大唐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臣服的，南北东西各有万里疆土；自天宝以后，政治稍有懈怠，文治不够优盛，武力也不够刚强，叛逆之臣和奸邪之徒像虫蚁一样到处盘踞摇动，毒害从外部蔓延，表面顺从而内心悖逆。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祖父死了孙子继承，像古代诸侯一样，擅自在自己的土地上统治，不进贡，也不入朝，持续了六七十年。经过四位圣明君主相继传承，直到陛下。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听取政务，扭转乾坤，开合枢机，行动像雷霆疾风，光明如日月照耀。天子的威势所指，没有不安定顺服的。在广大天地之下，百姓生息治理达到了极盛。高祖创制天下，功劳很大，但还没有达到太平。太宗时已经太平了，但建立的大功都在高祖时代。并不像陛下承接天宝以后、承接因循积弊的余绪，在六七十年之后赫然兴起，面向南方发号施令，从而取得这样巍巍的治国功业。应当制定乐章，告知神明；向东巡行到泰山，把功绩奏告皇天，详尽彰显显著功劳，明确显示自己的成就，使后世永远服从我朝的功业。这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嘉会。然而臣身负罪过、遭受祸衅，被拘禁在海岛，忧愁叹息，每天都迫近死亡，竟不能在朝廷侍从和近臣之间献上一点微薄技艺，只能穷尽心思和精力，以赎以前的过错。怀着痛苦直达苍天，死后也不能闭眼；仰望宫阙，魂魄仿佛飞去。臣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如天地父母一般，哀怜臣，臣感恩恋阙、惭愧惶恐而恳切迫切到了极点。谨附上此表陈述谢意，恭请陛下知悉。

译《论捕贼行赏表》。见识通达，明白事情的体要，文章也典雅有法度。臣恭敬地看到六月八日的敕令：狂妄的叛贼伤害宰相，尚未擒获，陛下悲伤震动，连睡眠饮食之间都表现出来，特地下诏书，明确制定条文。诏书说，有能捉获叛贼的人，赏赐钱一万贯，并且越级授官。如今刺杀宰相的贼党四人中已经抓获了三人，剩下两人也大概不值得计算。追寻踪迹，知道他们出自承宗；朝廷再次颁下明诏，断绝他们入朝请见的资格，又给王士则、士平等人制定八日内授官的制度，这些都已经实行，唯独赏钱还没有发给。众人心中疑惑，不能测知圣意。听说最初把赏钱张贴在市场上的那天，市场中每天有几万人观看，围绕着巡视瞻看，叹息感慨，离开后又回来，一直到天黑。百姓小民看重钱财而轻视义理，不能深刻通晓事情的体要，只看到赏钱没有发下，便以为朝廷吝惜这笔钱，不守信用。近处传到远处，没有办法辨明。况且发布赏赐是为了搜求叛贼，如今叛贼已经被诛杀；如果没有人捉获他们，国家凭什么得到这些贼人并依法处刑呢？承宗又因为什么被赐死并断绝家族呢？士则、士平又因为什么得到美官呢？三件事既然都是因为捕获叛贼而发生，捕贼必定有其人；不给赏钱，实在也难以让人理解。假如圣心另有独到的见解，确实知道不应加赏，那么天下百姓以及后世久远之人又会怎样看呢？何况如今吴元济、承宗还没有擒获消灭，两河之地大半还没有收复，陇右、河西都已经陷入叛贼之手，更应当明确申明约束，使信用先于言语建立，以号令指挥军队来谋求功利。况且自陛下即位以来，接连建立伟大功绩：斩杀杨惠琳，收复夏州；斩杀刘辟，收复剑南东西川；斩杀李锜，收复江东；擒获卢从史，收复泽、潞等五州。威德所到之处，兵器甚至没有沾染血污，便收复魏博等六州，并使张茂昭、张愔收复易定、徐、泗、濠等五州。自开国以来，历代圣帝的功德，没有能超过陛下的，可以说光明显赫、巍巍高大，光照前后了。这是上天所授，也是陛下神圣英武的德行，使陛下成为大唐中兴之君，宗庙神灵共同保佑扶助的结果。只要不断努力，坚持守信，那么旧日失地没有不能收复，太平也不难达到。就像骑着快马走在平坦道路上，迟速进退都由自己的心意，有所要去的地方，没有不能到达的。正是在这种时候，尤其应当向世人显示信用。孔子为了保存信用，宁可舍弃食物；人没有食物不能生存，尚且要舍弃生命来保存信用，何况可以无缘无故轻易抛弃信用吗？过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想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在全国施行法令，又担心人们不相信，便在市场南门立起三丈高的木杆，招募有人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了北门，秦孝公立即赏给他五十金。秦国人因此认为国君的话一定算数，法令大为推行，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天下无敌。三丈高的木杆并不难搬，搬动它也没有什么功劳；秦孝公立即给他钱，是为了向人们表示自己的话一定信用。过去周成王还年幼，曾和弟弟叔虞玩耍，把桐叶削成玉圭，说：“把晋封给你。”他的臣子史佚于是请求选择日期，立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就要记载，礼官就要使它成为礼制，乐官就要配乐歌唱。”于是终于把叔虞封在晋地。过去汉高祖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他使用，不询问出入数目；命他谋划对付项羽，陈平用金钱离间楚军，几年之间，汉朝便取得天下。评论者都说汉高祖深知财利的作用，能够用四万斤黄金取得天下。由此看来，自古以来，没有不信守自己的话却能建立大功的，也没有不花费少量财物却能取得巨大利益的。臣对于告发叛贼的人本来没有恩义，即使他们得到赏赐，也完全与臣无关。臣之所以诚恳地把话全部说出，不避烦扰，是希望陛下的信用能够施行于天下。恳请陛下宽恕臣愚昧浅陋、偏僻昏拙的罪过，采纳臣恳切真诚的心意；这是天下的幸运，不是臣个人的幸运。谨奉上此表，恭请陛下知悉。《复仇状》。应当结合经术来裁断法律，与柳子厚的文章参照阅读。右：臣恭敬地接受本月五日的敕令，关于复仇一事，按照《礼经》则认为义理上不能与上天相同；按照法律条文，杀人者处死。礼和法这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根本，如今出现这种异同，必须依靠辩论来说明。应当命令都省召集群臣议论，听取奏报。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臣恭敬地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还见于诸子百家和史书，数也数不清，从来没有认为这种行为错误并加以治罪的。按理说这件事最应当在法律中详加规定，但法律中却没有相应条文，并不是遗漏了文字，大概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也违背先王的教诲；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就会倚仗法律任意杀人，无法禁止这种祸端。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负责执行它的是有关官吏；经书所明确说明的，是用来约束官吏的。经书反复申明其中义理，却把具体文字深深隐含在法律中，意思是要使执法官吏专心依据法律，而精通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义来议论。 《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理的，命令其亲属不得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合乎义理的杀人应当如此处理，这说明杀人而不合乎正当理由的，儿子可以为父报仇。这说的是百姓之间互相报仇。《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而被诛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所谓没有罪，是指罪不应当处死。“诛”是上对下施刑的说法，并不是说百姓之间互相杀害。《周官》又说：凡要报仇的人，先把事情写明报告给士，然后杀人便无罪。意思是将要复仇，必须先向官府说明，就没有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想建立确定的制度，既顾惜有关官吏奉守法律，又怜悯孝子的心意，表示不独断专行，向群臣征求意见。臣愚昧地认为，复仇这个名称虽然相同，但事情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互相报仇，如《周官》所说，可以讨论适用于今天的制度；有的是被官府诛杀，如《公羊传》所说，不能实行于今天；又有《周官》所说将要复仇而先向官府报告便无罪的情形，如果是孤儿幼童、衰弱之人，心怀复仇的志向而等待仇人的破绽，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说明，不能把这条规定直接施用于今天。既然如此，处死和赦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有为父报仇的人，事情败露后，应把全部情由陈述清楚，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召集群臣议论，奏报皇帝，酌情处理。这样就不会违背经义和法律的本意。谨此议奏。

译《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议论广博宏大，文气也昌盛。右：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日的敕令：“今年各类举选暂且停止。”道路之间相互传说，都说是因为今年发生旱灾，陛下怜悯京城百姓，担心他们缺少粮食，所以暂时停止举选，以断绝前来应试的人，这样可以节省费用而使粮食充足。臣私下反复思量，认为十口之家增加一两个人，对粮食并没有多少额外消耗。如今京城人口不下百万，总计参加举选的不过五七千人，即使把他们的仆役和所养的马计算在内，也不到京城百姓百万分之一；按十口之家计算，实在不会造成什么增益或损失。今年虽然旱灾，去年却大丰收，商人之家一定有储蓄；参加举选的人都带着资财，以有余换取不足，并没有看到会产生什么弊病。如今如果暂停举选，恐怕造成的危害反而很深：一是远近人心惊惶，二是读书人失去职业。臣听说古代求雨的祷词有：“人是否失去职事了？”既然人的失职足以招致旱灾，如今却因为旱灾而停止举选，这是使人失去职事而招来灾祸。臣又听说，君主属阳，臣下属阴，只有阳盛便成旱灾，只有阴盛便成水灾。如今陛下圣明在上，即使尧舜也无法超过；但群臣的贤能不及古人，又不能尽心于国，与陛下一条心，帮助陛下治理国家，这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所以长期干旱。依臣愚见，应当寻求纯正诚信之士、刚直敢谏之臣，能够忧国如家、忘却自身来奉事君上，就越级提升他们的爵位，安置在陛下左右；正如殷高宗任用傅说、周文王举用太公、齐桓公拔擢宁戚、汉武帝起用公孙弘一样。陛下在清闲之余，时常召见询问他们，他们一定能够辅助宣扬王化，消除平息旱灾。臣虽不是朝廷官员，每月领取俸钱，每年领取禄米，只要有所知道，就不敢不说。《论淮西事宜状》。起初我仰慕昌黎的文章，认为他的言辞有时尤其像司马迁、刘向以下，不过是一个文士而已。等到读了他论述淮西事务的文章，发现其中所说都确凿地切合名实，完全可以施行。他筹划经营、安排部署的才能，与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大略相当。只是韩琦、范仲淹等人幸运地遇到明主，所以声名功业得以显扬；韩愈不久便因遭受谗言构陷而获罪，若没有遇到明主，岂不是士人的幸运和不幸都由命运决定吗？右：臣恭敬地认为，淮西三州的土地，自从吴少阳患病以来，去年春夏到现在，一直在谋划今天的事情。身居职位的人，劳心筹划；安抚照料被征用的人，修治他们的器械；防守所需的金帛、粮食和牲畜，都消耗在赏赐供给上。拿着武器的士卒，向四面侵扰掠夺；农夫和织妇带着幼小体弱的家人，在后面为军队运送粮饷。虽然时时侵掠，偶尔有小的收获，但力量已经耗尽，筋疲力竭，所得抵不上费用。又听说他们蓄养的马很多，近半年以来都一直关在马槽中。譬如一个人虽然有十个人的力气，从早到晚却总是大声呼喊、跳跃不停，开始时虽然令人畏惧，但这种势头不会长久，必定自己疲惫衰败。趁着它力量衰竭时，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可以制伏它，决定它的生死。何况以三个小州残破困顿到了极点的状况，来抵挡天下的全部力量，它的败亡指日可待。然而尚不能确定的，只在于陛下决意进攻还是不决意进攻。军队不多，就不足以保证胜利；要取得必胜，军队必须迅速作战。军队多而作战不迅速，耗费就必定很大。两国边界之间、战场之上，天天互相攻打劫掠，必然有杀伤。接近叛贼的州县，征发劳役的事情很多，农夫织妇不能安居从业。有时再遇到小的水旱灾害，百姓便愁苦不堪。到了这个时候，人人都会提出不同意见，来惑乱陛下的听闻。陛下如果坚持得不坚定，半途停止，就会损伤威势、浪费费用，造成的弊害一定很深。所以必须先在心中作出决断，详细估量事情的始末；事情来到时不受迷惑，才可以谋求成功。担任统帅的人，应当在前面尽力执行；参

译与谋划议论的人，应当在后方尽心奉行。内外相互配合，功业才能成功。过去殷高宗是极其圣明的君主，以天子的威势讨伐叛逆国家，三年才取得胜利，也不认为迟缓；他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不计较耗费。传记说：“先谋定而后行动，鬼神也会避让；迟疑不决而不采取行动，从来没有能够成就事情的。”臣错误地承受恩宠，得以掌管诏令，所处地位亲近、职任重要，不同于一般官僚，所以就竭尽愚昧的诚意，来效法补益之力。谨将平定叛贼的事宜逐条列出如下。一、各道调发的军队，有时只有两三千人，力量单薄，又羁旅异乡，与叛贼不熟悉，只能任凭对方声势而恐惧，很难立即前进。各地将帅因为这些客军难以处置，开始没有给予优厚的抚恤和待遇，既轻视他们，又使他们劳苦；有时还把队伍分割，隶属于各个将领。士卒与原来的将领一旦分离，内心孤单、意志怯弱，就难以建立功劳。而且他们原来的军队都需要给以资助遣送，路途遥远，劳费加倍。士卒有征途奔波的艰难，乡里百姓怀有离别的忧思。如今听说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叛贼交界处的村落百姓，都有兵器；即使遇到小规模的俘掠，也都能够自行防御，习惯战斗，熟悉叛贼的强弱。他们既是当地人，又爱护乡里；近来朝廷还没有作出安排，他们仍愿意自己准备衣粮，共同聚集自保，以防备叛贼。如果命令招募，立即就能组成军队；如果需要增兵，也可以自行招足。叛贼平定以后，容易让他们回乡务农。请求各道先前追调到行营的军队，全部发文让他们返回本道；按照行营所追调的名额，把一件以上的器械、弓箭等物，全部送到行营充作供给。等招募的士兵人数足够，再加以训练，三几个月后，各道客军便可以全部撤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人〕 与征发远方之人相比，利弊相差悬殊。一、围绕叛贼州县的堡垒栅寨等处，所设置的兵马总数虽然很多，但分到每处就很少，而且彼此相距遥远，难以互相接应，所以屡次遭到攻打劫掠，造成损失伤亡。如今如果分为四道，每道各设置三万人，选择险要之地屯驻在一处，使之形成稳固的威势；审慎估量形势，乘时机追逐有利条件。可以进攻时，四道同时出兵，使叛贼狼狈惊慌，首尾不能相互救援；如果暂时不能进攻，就深挖营垒、高筑壁垒，以逸待劳，自然不会失误。各处多设置防备，在靠近叛贼的小县，可以把百姓收集到适宜的地方，设置行县加以管理，使他们免于流散。一、蔡州士卒受到吴元济的逼迫胁制，势不得已，于是与王师交战。推究他们的根本，都是国家的百姓，前进后退都只有死路，实在值得怜悯。应当明确敕令各军，使他们深知这个道理。交战之时，固然应当以彻底消灭敌人为心；如果敌人的形势已经穷困、不能继续作恶，就不必过多杀戮，应当把圣德告诉他们，释放他们回去，消除他们凶悖的心，给予他们保全性命的幸运，他们自然会相继抛弃叛逆、归顺朝廷。《论语》说：“想要快，反而达不到；只看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近来征讨没有成功，都是因为求速；各级官吏担心计算耗费，只想敷衍因循，稍有不如意，便请求休兵罢战。河北、淮西等地看到以前的事情，知道国家一定不会和他们长期坚持，于是合力苦战，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便希望得到赦免。朝廷没有极其忠诚、忧虑国事的人，不顾损伤威势和尊严，因他们提出请求，便商议罢兵。过去的事情，祸患都在这里。臣愚昧地认为，淮西三个小州的土地，吴元济又十分庸碌愚昧，而陛下凭借圣明英武的资质，使用四海九州的力量，消除这小小的寇乱，难易显而易见。泰山压卵，也不足以比喻其容易。一、军队的胜负，实在取决于赏罚。赏赐丰厚，可以使廉洁之士动心；刑罚严重，可以使凶恶之人丧胆。这样才能集成事情，不可以吝惜费用，也不可以害怕施行刑罚。一、淄青、恒冀两道与蔡州的情势大略相同，如今

译听说朝廷讨伐吴元济，人心中必然有救援的意图。然而他们都昏昧软弱，只求自保，没有余力虚张声势，所以必定只是有这种想法。至于分兵出境、公然作恶，也一定不敢。应当特别下诏说：“蔡州自吴少诚以来，历代相承担任节度使，也略有功效。吴少阳去世时，朕本来也打算让吴元济继承，只是担心他年少不能治理事务，所以暂时没有处置，准备等他稍能整顿安抚之后，再允许他承袭。如今他忽然自行狂悖，侵扰掠夺，不接受朝廷命令，事情实在不得已，所以才有这次讨伐。至于淄青、恒州、范阳等道，祖父各自有功业，节度使之命承袭已久，朕必定不会贪图他们的土地，轻易加以改易。各自应当安心；如果妄自疑惧，敢于互相煽动，朕就赦免吴元济而不再追问，回军讨伐他们，他们自然会吓破胆，不敢妄发异议。”谨将上述内容抄录奏闻，恭请天恩特加裁择。谨此奏闻。《黄家贼事宜状》。处置也很确当。

译臣去年被贬为岭外刺史。臣所管的州虽然不与黄家贼接壤，但见过来往行客，也熟悉岭外的事情；人们所谈论的情况，臣都听得十分详尽熟悉。那些贼人都是夷獠，也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山凭险，自称洞主，衣服和语言都不像汉人。他们平时各自谋生，紧急时便聚集起来互相保护。近来由于邕管经略使多半不得其人，恩德既不能安抚怀柔，威势又不能临制约束，致使他们受到侵扰欺凌、掳掠绑缚，因而产生怨恨。蛮夷的性情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于是发展到攻打劫掠州县、侵害残暴平民。有的是为了报私仇，有的是贪图小利，有时聚集，有时离散，最终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近来的征讨，起初是由裴行立、阳旻发动的。这两个人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想着邀功求赏，又因为看到贼人尚未聚集，便以为他们势单力弱，可以立即摧毁，于是争着献计，唯恐落在后面。朝廷相信了他们，便答应了请求。自从用兵以来，前后已经两年左右，奏报所说杀死、俘获的人，估计不少于一两万人。假如这些都不是虚报，贼人早就应该被消灭殆尽了；可是直到现在贼人仍然如旧，这足以说明其中有欺骗妄报。朝廷使邕、容两管因此凋敝，死伤疾病遍布，十家中有九家空虚，百姓的怨叹如同出自一口。阳旻、裴行立相继身亡，实在是由于他们自行邀功求赏、制造战争端绪，为人神共同憎恨，终于招致灾祸。阳旻、裴行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如今任用的严公素，也不是能够安抚驾驭这些人的才干之士，不能另立方略，反而仍旧请求进攻讨伐。这样下去，臣恐怕岭南这一道永远没有安宁止息的时候。从前把邕、容两管合并为一道，实在很合乎事宜。不过邕州与贼人相距很近，容州却相隔十分遥远。如果把经略使设置在邕州，使他与贼人隔江相对，兵镇驻扎之处的物力一定能够保全：一方面贼人不敢轻易侵犯，另一方面也便于因地制宜地控制他们。如今把经略使设置在容州，邕州的兵马一定会少，贼人看到形势薄弱，容易产生奸诈之心。臣谨请把经略使迁到邕州，容州只设置刺史，这实在是最便利的办法。近来从各道调发到南方的军队，通常都不熟悉山川，也不能适应水土，远离乡土而羁旅在外，因疾病和战伤而死伤。臣从南方来，听说江西调发的军队共有四百人，还不到一年，剩下的已经不到一百人。岳州、鄂州调发的共有三百人，剩下的只有四分之一。不断增添，也不断死亡，每次调发都更加困难。如果在邕州、容州附近招募增置一千人，便把各道现供给行营的兵员、粮食和赏赐人数平均调拨充足。所费既不增加，而士兵又都熟悉当地情况，可以长久守备，不同于客军。防守就有威势，进攻就有优势。自从向南征讨以来，贼众也受到很大损失。观察他们的情势和心理，厌战困苦一定已经很深了。大体上岭南人口稀少而土地广大，贼人所居之处又更加荒僻。即使把他们的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取得，对于国家的谋划来说，也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宽贷他们、羁縻他们，把他们看待得如同禽兽一样：他们来就抵御，他们离去就不追赶，这样也没有损害朝廷的声势。以臣愚见，如果趁着改元大庆，赦免他们的罪过，派一名郎官、一名御史亲自前去宣示晓谕，他们一定会望风降服，欢呼听命。仍然应当选择有才干、有威信、熟悉岭南事务的人担任经略使，处理得当，自然可以永远不再发生侵扰叛乱。

译论变更盐法事宜状 昌黎论经济事务的文章就是这样。以上奉诏将要变更盐法，贵在精细周详，应当命令臣等各自陈述其中利弊和可行与否，听候奏报。张平叔所上变法的条款，臣从头到尾详细审察，恐怕不能施行，现按各条分别分析利弊如下。第一件事，平叔请求让州府派人自行贩卖官盐，收取实际估价的绢帛等物，盐铁转运司按照旧例支用，这样自然可以获利一倍以上。臣现在综合计算各地百姓的情况，贫穷的多，富裕的少；除城郭之外，有现钱买盐的人，十家中不过两三家，多数人用杂物和米粮交换。盐商把利益归于自己，什么东西都收，有时还赊借升斗之粮，约定到收成时偿还，靠这个互相接济，双方都很便利。如今若让州县的吏员坐在铺中自行卖盐，获利与自己无关，犯罪却由自己承担；如果收不到现钱和绢帛等物，恐怕损失官府的利益，他们必定不敢卖。变法以后，贫穷百姓将无从得到盐来食用；求利没有得到，怨恨却已经增多，自然会坐失通常的盐利。所谓获利一倍，臣实在没有见到。第二件事，平叔又请求，在乡村距离州县较远的地方，让所由把盐运到村中贩卖交换，不得使百姓缺盐。臣认为乡村偏远之处，有的只有三家五家，居住在山谷里，不可能让吏员把盐送到每家每户。带得多了，货物卖不完；带得少了，收到的钱又不多。计算往返的费用，连自己的粮食都不够。近来商人有时亲自背着一斗一石的盐，前去与百姓交换，只希望在平价之上获得三钱、两钱的利润；不像所由奉官府差遣到村后，必定还要索取百姓的供给。所得利益极少，造成的弊害却很多。这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件事，平叔说：“这件事务极其重大，必须让朝廷的宰相担任使者。”臣认为，如果法令可以实行，就不必让宰相担任使者；如果不能实行，即使宰相担任使者，也没有益处。况且宰相是用来临察百官、考核他们政绩优劣的；如果宰相自己担任使者，即使有过失缺漏，又派谁来检举他？这也是不可行的。第四件事，平叔又说：法令实行以后，停止并削减盐铁转运司所由的粮课，每年可以收得十万贯钱。臣认为变法以后，弊端会随着事务产生，还恐怕达不到通常的数额，怎么还能指望有盈余呢？第五件事，平叔想让府县贩卖盐，每月另外增加京兆尹料钱百千，司录以及两县县令每月各增加五十千；其余观察使以及各州刺史、县令、录事参军，增加的多到每月五十千，少到五千、三千。臣现在计算，这些用钱已经很多，其余官典以及巡察手力、所由等人的粮课还不在这个数目内。总计所要供给的，每年不少于十万贯，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费用却已经很大。平叔又说，停止盐铁转运司各类所由的粮课，大约每年可以减省十万贯钱。如今臣计算他的新法，也要用十万贯钱以上；减省十万，却又用掉十万，所失与所得相等，没有任何盈余。平叔又请求以贩盐多少作为刺史、县令政绩优劣的标准，贩得多的便升迁，不拘泥于常例。如果缺少课利，就按照条文治罪责罚；刺史、县令的职责在于分担忧劳，如今只以盐利多少来决定升降，不再考察他们的治理政绩，这不是唐虞时代三年考核政绩、黜陟幽明的道理。第六件事，平叔请求确定盐价，每斤三十文；每相隔二百里，每斤加收二文作为脚价，根据道路远近险易，最多加到六文；脚价不足的，由官府补出。名义上说每斤三十文，实际上已经是三十六文了。如今京师的盐价每斤四十文，各州则达不到这个数。变法以后，也只是从百姓那里多收几文，并没有什么厚利。脚价用五文的，官府补出二文；用十文的，官府补出四文。这样一斤盐，官府卖出后名义上得三十文，实际每斤多的只能得二十八文，少的只能得二十六文；折算长短、互相补偿，每斤收钱不过二十六七文。百姓折算长短，每斤却要用三十四文。这样公私之间每斤总要损失七八文。损失既不完全落在百姓身上，也不归入官府，累积数目很多，不能仓促计算。由此说来，并没有益处。平叔又请求在各地及农闲时节，一并征召车牛运送盐，缴纳到都仓，不得使运输中断。州县如果和雇车牛，百姓一定不愿意，势必要摊派差役。然而付给脚钱后，百姓赶车装盐，所由事先都不检查，等到集合完毕才准许装盐。等到了盐院、监院请求验收时，又必须等待轮次，使用车牛的人全都要被扣留。输送缴纳的时候，又有另一番人情关系；凡是和雇车牛，莫不如此。百姓宁愿替私人运货，收取五文钱，也不愿替官府运货，哪怕收取十文钱。不和雇就没有车牛可以运盐，和雇又会祸害百姓，这也是不可行的。第七件事，平叔说停止并削减盐务所由，收取他们的粮课，每年仍能得到十万贯钱。如今他又说，既然设置了巡院，就应当根据事务的闲忙，在仓场留下官吏办理事务；要害之处少设置守捉人员，并优厚抚恤、供给粮料，严格加以把守。如果有泄漏、私自贩盐等事，都应按照条文处分。平叔所管的盐务所由究竟有多少人？在酌量留下人员之外，收取其余人的粮课，每年仍能得到十万贯钱，这也不合道理。近来要害之处设置的守捉人员已经很多，尚且有泄漏、私卖盐的弊端。如今又减少人数，却说能够防绝私盐，这在道理上也是不可行的。第八件事，平叔说：“变法以后，按年计算必定会有盈余，只是日常用度恐怕还不够。就是说，一年以来暂且不责求课利，以后一定会数倍增加，比较起来会多得多。”这也是不可行的。如今国家的用度一向说不足，如果一年之内突然缺少课利，危害已经很深。即使不再计较比上一年增加多少，哪里可以预先保证呢？这也不是在公私积蓄都还很少的时候可以实行的办法。

译第九件事，平叔又说：“流动寄居的奸猾之人越来越富，土著守业的人却日益贫穷。如果官府自行卖盐，不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道士僧尼以及兼有游荡懒惰之人，都按照他们的食用量把钱全部交给官府；各道军队、各使府的家口亲族彼此冒名占用，从来没有纳税。如果官府自行卖盐，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遗漏。”臣认为，这几类人等在官府尚未自行卖盐时，向来就买盐食用，并不是等到官府自行卖盐以后才吃盐。如果官府不自行卖盐，这些人便不买盐而食；官府自行卖盐，他们才买盐食用，那么确实如平叔所说。如果官府自行卖与不自行卖，他们始终都买盐食用，那么如今官府自行卖盐也没有增加利益。这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看眼前而看不到长远。国家把盐专卖给商人，商人再把专卖盐卖给百姓，这样天下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交给官府了；并不一定要亲自同国家交易、交付钱财，才算把钱交给官府。” 第十件事，平叔说：“当初确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三千文，如今一匹绢只值钱八百文。百姓贫穷空虚，有的预先借取粟麦的价钱，等到收获时，全部用来偿还债务，又用来缴纳官税，一颗一粒也剩不下。如果官府卖盐，一家五口所吃的盐价不过十文钱，随日交纳，不劳官府驱遣，那么一定不会有借债逃亡的忧患。”臣认为，百姓困苦，并不全是因为盐价昂贵。如今官府自行卖盐，与依旧让商人贩卖相比，价格贵贱相差不多。总计一家五口所吃的盐，平叔以每天十文钱为标准，一个月应当用钱三百文。也就是说，三天吃一斤盐，一个月大约十斤。新法的实际价格与旧法每斤相差不过三四文钱。总计五口之家，按照平叔所约定的办法计算，每天只比旧价便宜一文钱，每月便宜三十文；人口不满五口的家庭，差额更少。既然如此，改用新法以后，百姓仍然免不了贫困流散。当初定税时一匹绢值三千文，如今只有八百文。即使专门变更盐法，绢价也未必会提高。五口之家因为变更盐法，每天得到一文钱的利益，难道就能立即免除借债，在收获时不受催征，缴纳官税后还有剩余吗？依臣所见，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只要不因事务去扰害他们，自然会逐渐好转，并不在于变更盐法。如今一匹绢值八百文，百姓仍有许多人寒冷而没有衣服；如果一匹绢值三千文，没有衣服的人一定会更多。何况绢价的贵贱都不是由于盐法造成的，由此说来，盐法并不急于变更。第十一件事，平叔说：“每州贩盐不少，长吏有时不亲自办理公事，所由却虚称‘本界没有人买盐’。臣便请求派遣清廉强干的巡官，检查当地实际户口，按照人口编组联保，发给他们一年的盐，使他们按四季缴纳盐价。人口多而贩盐少以及拖延不交盐价的，请停止观察使的现任，改任散官；刺史以下贬为上佐，其余官员贬往远处。”平叔原本请求官府自行卖盐，是为了宽解百姓，使他们休养生息，免得再流亡。如今却命令按实际户口编组联保发盐，让他们按季缴纳盐价，这所谓的是扰害并困苦百姓，不是原先的意思。贫穷百姓食盐极少，有时淡食，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如果按人口发盐、按时催收盐价，无论办得成办不成，都必须交钱。拖延或违反条款，观察使以下各级官员都要加以罪责。假如官吏害怕获罪，必定使用威刑，臣恐怕因此使各地不得安宁，百姓反而流散，这更是不可行中最大的弊端。第十二件事，平叔请求限定商人把盐缴纳给官府以后，不得任意到各军、各使府谋求职掌，替人掌管钱财、看守店铺、看守庄园磨坊，以求借此得到庇护。请命令各地官吏严格防察，如有违反，所有资财都没收入官，仍然发文送交府县，充作所由之物。臣认为，盐商缴纳专卖盐给官府，使官府贩卖盐，子承父业，安坐便能得到厚利，比起百姓，实在优越得多。如今既夺去他们的产业，又禁止他们谋求职事以及替人掌钱、看店、看守庄园磨坊，不知究竟犯了什么罪，却要使他们一旦陷于穷困。如果一定实行此法，富商大贾必定产生怨恨，有的会搜集市场上的贵重财物，逃入叛乱之地，用来资助盗贼，这又是不能不考虑的。第十三件事，平叔说：实行这种防禁以后，两市的军人和富商大贾，有的行贿送财、拦截喧诉，请命令所由严加收捕。如果捕获为首者，就地处死；连名聚众的人，各处脊杖二十。检查追究军司、军户的盐，如果有隐瞒遗漏，都按照府县的条例科罚杖决，并赏给告发的所由。若这一条果真实行，不仅会大失人心，也会惊动远近。不知道贩盐所获得的利益有多少，却要损害百姓、败坏政事，弊端实在太大。以上奏状，奉本月九日诏令，命臣等各自陈述利弊，谨记录上奏，伏听诏令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二卷 明代茅坤撰写 《昌黎文钞》第二卷 书信

译《上张仆射书》申述情理的文章，所以应当写得圆融畅达、反复申说。九月一日，韩愈再拜。接受文书的第二天，臣在使院中，有个小吏拿着院中的旧例和条目十多件来给臣看。其中有一条不可行的规定是：从九月起直到明年二月底，每天都要早晨入院、夜晚回去；除非有疾病或事故，一概不许外出。当时因为刚刚接受任命，不敢说出意见。古人有话说：“人各有能做的事，也各有不能做的事。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压抑自己去实行，必定会发狂生病。对上不能用来承奉大人，忘掉了将要用来报答恩德的事情；对下不能自立，恐怕失去自己做人立心的根本。既然如此，怎么能不说呢？凡是执事要求臣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臣能够早晨入院、夜晚回去，必定另有所取。如果另有所取，那么即使不早晨入院、夜晚回去，所要取用的才能仍然存在。下属侍奉上司，事情并不只有一种；上司役使下属，事情也并不只有一种。应当衡量能力来任用，估量才干来安排。对于他所不能做的事，不强迫他去做；因此做下属的不会因而获罪于上司，做上司的也不会因此怨恨下属。孟子说过：“如今的诸侯没有谁特别超过谁，是因为他们都喜欢让臣下做自己所教导的事，却不喜欢任用能够对自己加以劝正、教导自己的人。”如今的时代距离孟子的时代又更加遥远了，人人都喜欢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却不喜欢能够直言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听到命令便奔走办事的人，是喜好利益的人；能够正直地纠正自己、奉行正道的人，是喜好道义的人。从没有喜好利益却爱戴君主的人，也从没有喜好道义却忘记君主的人。如今的王公大人中，只有执事您可以听到这些话，也只有臣对执事您可以这样进言。臣希望得到执事您的信任，原来已经很久了。若您宽容而给臣以闲暇，使臣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再加以礼遇，使臣足以成就名声。让臣寅时入院，辰时结束时退下；申时入院，酉时结束时退下，通常以此为常例，也不会耽误事务。天下人听说执事您这样对待臣，一定都会说：‘执事爱好士人竟然如此，按照礼节对待士人竟然如此，使人不违背本性而又能够有所容纳竟然如此，希望成就别人的名声竟然如此，厚待旧交竟然如此。’他们又会说：‘韩愈懂得自己的归依竟然如此，韩愈不向富贵之人谄媚屈服竟然如此，韩愈的贤能竟能使他的主人以礼相待竟然如此。’这样，即使死在执事的门下，臣也没有遗憾。如果让臣跟随着队伍一起入院，随着队列小步快走，言语不敢把真情全部说尽，道义也有所屈从于己，那么天下人听说执事您这样对待臣，都会说：‘执事任用韩愈，只是怜悯他的困穷，把他收留下来罢了；韩愈侍奉执事，只是想借此求取利益罢了。’假如真是这样，即使每天接受千金的赏赐，一年之内九次升迁官职，臣也只是会感恩罢了；若要因此向天下人称说执事是‘知己’，却还算不上知己。伏望您怜悯臣的不足，体恤臣的愚拙，不计较臣的罪过，察看臣的言辞而施加仁惠，采纳臣的意见。古人有话说：‘道义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屈抑，却在知己那里得到伸展。’ 《上张仆射第二书》措辞委婉而又纵宕，或许可以同司马相如的《谏猎书》相参看。韩愈再拜。因为击球一事来劝谏执事的人已经很多了。进谏的人不停，执事也不停止，这难道是因为击球的快乐不可舍弃，还是因为他们的劝谏不值得听取吗？劝谏不值得听取，是因为言辞不足以感动人心；快乐不可舍弃，是因为祸患还不能切身感受到。如今谈论击球危害的人，必定说有危险坠落的忧患，有飞射冲撞的危险；小则伤害面目，大则残损形体。执事听了仿佛没有听见，心里必定会想：进退如果熟练，就没有坠落的忧患；躲避如果便利，就可以免除飞射的危险。小伤何至于伤害面目，大伤又何至于累及形体呢？臣现在所说的，都不在这些方面。臣所要指出的要点，并不是拿其他事情、外在事物来牵引比拟，只是借击球这件事来说明罢了。马和人，性情虽然不同，但至于筋骨受到约束、血气受到支撑，安逸就舒适，劳顿就疲惫，这些是相同的。驾驭它有一定方法，步伐缓急适中，年轻的马一定少生疾病，年老的马也一定晚衰。等到骑着马在球场上奔驰击球，使它的心腑动荡，骨筋震挠，气息来不及出入，奔跑来不及回旋，时间长的三四年，时间短的一二年，就没有一匹马能够完整无损了。这样说来，击球对马的危害是确定的。人体五脏的系络非常微细，坐立时都悬垂在胸腹之间，却让它随着颠簸奔驰，唉，这是多么危险啊！《春秋传》说：‘有特别可爱的事物，足以改变人的心志；如果没有德义，必定会招来祸患。’即使是和乐平易的君子，有神明扶持，也应当广泛考虑、深入思索，这也是保养寿命的一种方法。韩愈恐惧再拜。《上兵部李侍郎书》文中多有自我悲叹，同时也有自我称誉。臣韩愈年少时鄙陋迟钝，对当时的事务全不了解；家中贫困，不能养活自己，为了应试求官，前后已经二十年了。命运浅薄而不幸，动不动就遭受谗毁诽谤，前进一寸、后退一尺，最终一事无成。臣本性喜好文学，因困厄悲愁而无处诉说，于是能够深入穷究经传、史记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沉潜钻研训释义理，反复推敲句读，磨炼学业，奋发写作文章。凡是从唐尧、虞舜以来典籍中保存的内容，大的如江河海洋，高的如山岳，明的如日月，幽深的如鬼神，细微的如珠玉，华美而有实质的变化如雷霆风雨，其中奇特的文辞、深奥的含义，没有不通达的。只是臣鄙陋迟钝，不通晓当时事务；学业成就了，道路却更加困窘；年纪老了，才智却更加困顿。臣私下怜悼自己，后悔当初的志愿，如今头发秃了，牙齿缺了，仍没有遇到知己。牛角之歌的言辞鄙陋而意义浅拙，堂下进言的话也没有写入传记；齐桓公却因此举用宁戚为相，叔向又携手荐举人才。这样看来，并不是言语难以被听取，而是难以遇到识别它的人。伏惟阁下内心仁厚而外行正义，操行高尚而德行宏大，尊尚贤能而任用有才，怜悯困穷而哀悼屈抑。自江以西，已经受到您的教化而推行您的政令。如今您入朝任职，担任朝廷大臣，正值天子新即位、急于治理教化之时，您的言语和举措都应当有所施行；您既有明察听取的能力，又有振兴推行的力量，宁戚的歌、鬷明的言语，如果不在您身边发出，就会错过时机。谨献上旧文一卷，用来扶持树立教化之道，使它有所阐明；又献上《南行诗》一卷，用来舒展忧愁、排遣悲哀，其中夹杂奇瑰怪异的言辞，迎合当时习俗的爱好，使人吟诵于口、听闻于耳。如果蒙赐阅览，其中也有可以采择的地方。冒犯您的威严，伏增惶恐。

译《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似乎是在称誉对方，却又昌盛有力。伏蒙您给我看《文武顺圣乐辞》《天保乐诗》《读蔡琰胡笳辞诗》《移族从并与京兆书》。从幕府到邓州北境，共五百多里；从庚子到甲辰，共五天。臣亲手翻阅，亲眼观看，口中吟咏其中的文辞，心里思考其中的意义，又惊又惧，忽然好像有所失去，竟不知道鞍马的劳苦、道路的遥远。山涧中的水，深不过咫尺；小丘土堆之山，高不过寻丈。人们便亲近玩赏它们；等到面对泰山的悬崖、俯视大海惊涛时，没有不战抖恐惧、眩惑而失去自持的。眼前所看到的发生变化，内心所持守的也随之改变，本来就是合乎常理的。阁下具有超卓奇异的才干，蓄积雄健刚强的美德，浑厚自然天成，没有边际界限；又尊贵而接近公卿宰相之位，威势震动四方。您是天子的辅弼、诸侯的老师，所以您的文章言语同所写之事相称，声势威赫如雷霆，浩大充沛如银河。正大的声调和谐如韶濩，强劲的气势可以使金石受挫；内容丰富却没有多说一句，简约凝练却没有遗漏一个字。所叙之事真实，所说之理切实。孔子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语。’确实可以说您既有德又有言语。扬子云说：‘《商书》浩大盛美，《周书》严正盛大。’ 确实可以说，您的文章既能浩大盛美，又能严正盛大。从前齐国国君出行迷失了道路，管仲请求放开老马让它带路；樊迟请求学习种田，孔子却让他去询问老农。马的智慧并不比管夷吾高明，农人的技能也不比尼父圣明；然而仍然这样做，是因为圣贤的才干涉及很多方面，而农夫和老马的知识专门在一件事上。如今臣韩愈虽然愚笨而且卑贱，但从事文章写作，实在专心而长久；因此赞美王公的才能、称扬大君子的美德，并不算僭越。伏望您详细察看。《上宰相书》援引经术，似乎正是刘向所缺少的，具有西汉文章的风韵。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伏在光范门下，再拜献书给宰相阁下：诗序说：‘《菁菁者莪》，是以能培养人才为乐。君子能够长久培养人才，天下就会喜乐了。’诗中说：‘茂盛的莪草，在那大丘之中。已经见到君子，快乐而且有威仪。’解释的人说：‘菁菁，是茂盛的样子；莪，是小草；阿，是大丘。意思是君子培养人才，就像大丘培养小草一样，能够使它们茂盛起来。“已经见到君子，快乐而且有威仪”，是天下赞美君子的言辞。’诗的第三章说：‘已经见到君子，赐给我百朋。’解释的人说：‘百朋，是形容多的说法。意思是君子既然培养人才，又应当授予爵位，赐给丰厚的俸禄来使他们尊贵。’诗的末章说：‘漂浮漂浮的杨木舟，沉的载，浮的也载。已经见到君子，我心就安乐。’解释的人说：‘载，就是承载；沉浮，是指各种物体。意思是君子对于人才没有不取用的，就像船对于物体一样，浮的沉的全都承载。“已经见到君子，我心就安乐”，意思是这样一来天下人的心都会赞美他。’君子对于人才，既要长期培养他们，又应当授予爵位、加以宠贵；对于他们的才干，也没有任何遗漏。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称王于天下并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这些都是圣人贤士极力阐发的至理之论，也是古今都应当效法的道理。那么，谁能够长期培养天下的人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宰相吗？谁能够教育天下的英才？难道不是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宰相吗？幸好如今天下无事，大大小小的官员各自守职，钱粮和军队的问题还没有到了朝廷；在论道治国的闲暇之中，除了这件事，恐怕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如今有一个人，已经二十八岁，姓名还没有著录在农工商贾的名册上；他的事业就是读书作文，歌颂尧舜之道。他鸡鸣便起，勤勉不懈，也不是为了求利。他所读的都是圣人之书，杨、墨、释、老的学说没有进入他的内心。他所写的文章，都大致依据六经的旨意写成

译，抑制邪说，扶持正道，辨明当时习俗所迷惑的地方。他居处困穷而守持节俭，有时也写些感慨激愤、怨恨不平和奇异怪诞的言辞，用来求得天下人的知晓，但也不违背教化。妖异淫靡、谄媚奸佞、虚妄夸张的言论，从未出现在其中。他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有一次考中；三次参加吏部选试，最终都没有成功。九品官位，难道还可以指望吗？一亩大的房屋，难道还可以安居吗？他惶惶不安，四海之内没有归宿；忧惧困苦，饥饿时得不到食物，寒冷时得不到衣服，已经濒临死亡，却更加坚定。得到安身之处的人争相讥笑他，他几乎要抛弃旧日志向，改求新的道路，想找老农、老圃来拜师；想到本来的志向将要改变，半夜里眼泪鼻涕交相流到面颊。虽然还不足以完全符合诗人和孟子所说的标准，但如果能够长期培养他，使他成材，也就可以了；教育他使他成才，也就可以了。我又听说，古代的君子辅佐君主时，一个人没有得到安居之所，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如今有一个人，七岁便学习圣人之道，用来修养自身，积累了二十年，却不得已在一天之内毁掉它，这也就是没有得到安居之所。臣想到如今有仁德的人居于上位，如果不前去告诉他便离去，这就是果断地自我放弃，而不以古代君子对待宰相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宰相，难道可以吗？臣宁愿前去告诉他。如果不能实现志愿，那是命运如此；那时也就可以离去了。《洪范》说：‘凡是那些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当记念他们；不合乎中正之道，却没有陷入罪过的，君王就应当接纳他们，并且和颜悦色地说：“我所喜好的是美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些都是亲近善人的言辞。我又听说古人中有主动进身求用的，而君子并不拒绝他们。说的就是‘我所喜好的是美德，你就赐给他福禄’这句话。我又听说，上面设置官职、制定俸禄，一定是寻求合适的人来授予，并不是徒然羡慕他的才能、使他本人富贵；大概是要使用他的才能来治理事务，不能只任用那些明理或不明理的人。下位者修养自身、树立诚信，一定要寻求相应职位来任职，并不是徒然沉溺于利益、以名声为荣耀；大概是要把自己多余的力量推及他人，用来补助他人的不足。既然如此，上位者寻求人材、下位者寻求职位，正是彼此相求而目标一致。假如都以此为心，上面的道路不必使下面困难，下面的道路也不必使上面困难；可以举荐的就举荐，不必等他自己举荐自己；可以进用的就进用，不必因他自己求进而认为不廉。又听说，上面教化下面，得到正确方法就能使人受到劝勉；赏赐不必普遍施加于天下，而天下自然会跟从，这就是顺应人的愿望并把它推行开来。如今天下不经过吏部而仕进的，几乎没有了。主上感伤山林之士中有被遗漏的人，多次下诏命内外臣僚向四海广泛寻求，而他们来到朝廷的却大概仍然缺少。难道是没有这样的人吗？也是因为看到国家不以非常的方式礼待他们，所以他们不肯来罢了。他们居处隐逸、追求闲适，也同样是人；他们耳目鼻口所欲求的东西，他们心中所喜爱的事情，他们身体所感到安适的环境，难道会与一般人不同吗？如今他们之所以甘愿穿破衣、吃粗食，使身体困苦，与麋鹿相处、和猿猴同居，实在是因为自认为不能随时势俯仰周旋，所以甘心自我隔绝而不后悔。可是他们一听说国家选拔仕进的人，必须先由州县举荐，然后再到礼部、吏部接受用绣绘雕琢式的文辞来考核；考察文章又看声势的顺逆、章句的长短，符合格式的人才能列入下等士人的行列。即使有教化风俗的办法、安定边境的策略，不经过这条道路便稍稍得到进用的，万中没有一个。他们只怕入山不够深、入林不够密，声名影响昏暗无人知，唯恐被人听见。如今如果听说有人凭借文章进见宰相求取仕进，而宰相不以此为辱，反而把他推荐给天子，授予爵位官命，并把他的文章传播到四方，那么枯槁沉沦的人以及魁伟宏大、宽厚通达的人，必定都会心情激荡，戴正高高的冠帽，纷纷前来了。这

译就是所谓不必把劝勉和赏赐普遍施加于天下，而天下自然会跟从；也就是顺应人的愿望并把它推行开来。伏望您阅读《诗》《书》《孟子》所指示的道理，思考培养人才、赐予福禄的意义，考察古代君子辅佐君主的方法，忘掉臣主动求进、自己举荐自己的罪过，思考设置官职、制定俸禄的缘故，以此诱导招致山林中被遗忘的士人，使天下奉行道义的人知道归向。小子不敢以自己曾经写过文章而自以为幸运，便选取其中还可以的若干篇，抄录在另一卷中，希望能够蒙您屈尊赐览。冒犯尊严，伏地等待治罪。韩愈再拜。

译过了十九天再次上书。见识似乎悲苦局促，文章却纵宕奔放、值得诵读。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向宰相阁下说：前些时上书并献上所作文章以后，等待命令，共十九天，没有得到答复；臣恐惧而不敢逃走，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又冒昧地把自己置于不可预测的刑诛之下，希望把自己的话说完，再向阁下请示。臣听说，落入水火的人向旁人求救，并不是只有在父兄子弟慈爱自己的情况下，才会呼喊着盼望他们来救；只要身边有一个人，即使是自己所憎恨、只要还没有恨到希望他死亡的人，也会放大声音，急切呼喊，盼望他发仁心相救。那个在他身边的人听到呼喊、看见事情，也不是只有因为父兄子弟慈爱自己，才会前去救全他；即使是自己所憎恨、只要还没有恨到希望他死亡的人，也会疯狂奔跑、用尽气力，沾湿手脚，烧焦毛发，去救他而不推辞。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形势确实危急，情状确实可悲。臣努力学习、勉力行道已经多年，不顾道途的险易，行走而不停息，以至于踏入穷困饥饿的水火之中。如今既危险又急迫，已经放大声音急切呼救。阁下大概也已经听到、看见了吧；您将要前去救全臣呢，还是安坐着不救呢？有人对阁下说：有人看见别人溺水、被火烧，有可以救援的办法，却始终没有救他。阁下难道还可以认为自己是仁人吗？不这样的话，像臣这样的人，也是君子所应当为之动心的。有人说，韩愈您的话固然有道理，但宰相了解您；如果时势不允许，为什么韩愈您私下却说宰相不了解您呢？实在是因为臣的才能不足以承当我们贤相的举荐罢了。若所谓时势，本来就是在上位者造成的，并不是上天造成的。前五六年的时势，宰相荐举上报，还有从平民中破格提拔的人，难道同现在是不同的时势吗？况且如今节度观察使、防御使、营田使等各类小使，还可以自行举荐判官，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的人都没有区别；何况是宰相和我们的君主所尊敬的人，却说不可以吗？古代推荐人才的人，有的从盗贼中选取，有的从管理仓库的人中举荐；如今平民虽然卑贱，也还足以同这些人相比。臣心情迫切，言辞局促，不知道如何裁度，也只是希望您稍稍垂怜。过了二十九天再次上书。议论正大，比上一篇更好。应当注意其中用虚字来转折调节文气的地方。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向相公阁下拜言：我听说周公担任辅相时，急于接见贤才，正赶上一顿饭的工夫，曾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正赶上一沐浴的工夫，曾三次握住头发。当时，天下的贤才都已经被举荐任用，奸邪、谗佞、欺诈负心之徒都已经被除去，四海都已经没有忧患，荒服以外的九夷八蛮都已经来宾来贡，天灾、时令变异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都已经消退，天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的制度都已经修整完备，风俗都已经淳厚，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都已经各得其宜，祥瑞和嘉兆、麒麟凤凰龟龙之类也都已经齐备降临。周公凭借圣人的才德，依靠叔父的亲属关系，他辅佐治理、承受并推行教化的功业又完全显著如此。他所求见的士人，难道还有比周公更贤的吗？不只是没有比周公贤的，难道还有比当时各位执事更贤的吗？难道还有什么谋划议论能够补益周公的教化吗？然而周公求取贤才仍然如此急切，只怕自己的耳目有所听不到、看不见，思虑有所顾及不到，从而辜负成王托付周公的心意，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像周公的心那样。如果当时辅佐治理、承受推行教化的功业还没有完全显著如此，而周公又没有圣人的才德，也没有叔父的亲属关系，那么他将连吃饭和洗沐的时间都顾不上，哪里只是吐食握发来表示勤劳而已呢？正因为这样，所以直到今天，人们歌颂成王的德行，称颂周公的功业仍不衰减。如今阁下担任辅相，也相近于此；天下的贤才难道已经全都被举荐任用了吗？奸邪、谗佞、欺诈负心之徒难道已经全被除去了吗？四海难道已经全无忧患了吗？荒服以外的九夷八蛮难道已经全都来宾来贡了吗？天灾、时令变异以及昆虫草木的灾异难道已经全都消退了吗？天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的制度难道已经全都修整完备了吗？风俗难道已经全都淳厚了吗？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覆盖的，难道已经全都各得其宜了吗？祥瑞嘉兆、麒麟凤凰龟龙之类难道已经全都齐备降临了吗？那些请求求见的士人，虽然不足以期望他们具备盛大的德行，但比起各位执事来，难道全都在他们之下吗？他们所陈述的意见，难道全都没有一点补益吗？如今即使不能像周公那样吐食握发，也应当把他们引进来，考察他们的才能而决定取舍，不应只是默默不理。我的请求等待已经四十多天了，两次上书而心愿仍未能通达，三次来到门前而守门人都推辞不让我进去。只是因为我昏昧愚笨，不知道逃走避开，所以又谈起周公的事来。阁下也请察看此情。古代的士人，三个月不能出仕，就彼此慰问吊唁。所以出使到国境之外一定要带着见面礼。但他们之所以看重自荐，是因为在周国不能施展，就离开它；在鲁国不能施展，就离开鲁国；在齐国不能施展，就离开齐国；在宋国、郑国、秦国、楚国也是如此。如今的天下，只有一个君主统治四海，只有一个国家；离开这里，就成为夷狄，离开父母之邦。因此，有志于推行道义的士人，在朝廷不能施展，就只能退居山林。山林，是那些只求独善其身、自我修养而不忧虑天下的人所能安居的地方；如果心怀忧虑天下之心，就不能安居其中。所以我每次自荐，都不知道惭愧；书信屡次上呈，脚多次走到门前，也不知道停止。哪里只是这样而已，我还战战兢兢，只怕不能出于大贤门下；也只希望您稍加垂察。冒犯威严尊贵，惶恐不已。韩愈再拜。《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 明代茅坤撰 《昌黎文钞》三 书信

译《上考功崔虞部书》昌黎公韩愈怀才不遇，他的书信写成这样。我韩愈没有才德，品行才能确实没有可取之处，行为偏僻，与时俗的态度不同，抱守愚见、坚持迷误，本来就不懂得求取仕进的门路，却偏要同群士争名逐利，做行路之人所极其鄙弃、求取之人所极其看重的事；这种做法的不对，即使童子和昏愚之人也确实知道。如果执事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把我从幽困穷苦之中援救出来，推举到高显的位置，这是只知道我的文章或许可以，却不知道我的为人不可以；只知道我的为人或许可以，却不知道时势不允许。既为自己责备，又感叹执事所持守的做法与常人不同。世人废弃耳朵、任凭眼睛，只看华美而不能兼顾实际，所以有人被进用，也有人被退斥。况且执事考核文章的第二天，浮躁喧嚣之徒已经相互称说：‘某人取中了，某人取中了。’问他们消息从哪里来，他们一定说是有根据的。一天之内，竟九次改变说法。这次应考的进士共有三十二人，他们没有谈到的只有几个人，而我也在其中。等到执事把名次上报以后，三个人中，那两个人本来就是众所传闻的，是华美与实际兼备的人，果然最终取得名次，而且又升迁了；另一个人却没有人听说，他的实际与华美相违，品行与时俗相背，果然最终被黜退。由此可见，时势所赞许的人同不赞许的人，相距是多么遥远。然而我所坚持的原则终究不是偶然形成的，所以不能改变。我在京师已经八九年了，脚从未踏进公卿的门庭，姓名也没有在大夫士人的口中得到称誉。起初偶然被今相国录取，当时我只想到得失本来有天命，不在于迎合时俗，便高卧在一室之中，吟啸歌咏古人。如今却又疑惑起来，不知道天意究竟怎样，命运究竟怎样，这一切是由人决定，还是不由人决定？想从事干谒，又担心自己做不到，短笺困于投递名帖；想学着说佞媚的话，又担心自己言语迟讷、词意直率，最终事情不能成功，徒然使自己局促不安，连一天也无法安处。因此忧劳思虑，长久怀想，半夜起身坐着，估量时势、揣度自己，颓然返回；即使想要跟从时俗，也没有途径。又常常想到古代的人日渐进步，如今的人日渐退步。古代的人四十岁才出仕，他们推行道义、研究学问，已经大有成就，而且直到死也不懈怠，所以事业功德年老时更加显明，死后更加光耀。因此《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典法刑范。’这是说年老成德的人值得尊尚。又说：‘快乐的君子，美好的声誉永不止息。’是说人虽死而声名不亡。如今的人专务利益而遗弃道义，他们求学问道，只是用来求取名声、取得官位而已；一旦取得名声、获得职位，就抛弃学业，忙碌奔走于掌权者的门下，所以他们的事业功德一天天被遗忘，一月月被削减，年老时更加昏昧，死后便终于消亡。我韩愈如今二十六岁，距离古人开始出仕的年龄还差十四年，难道算晚吗？只要不断实行，坚持到死；今生不能有所获得，必将在古代有所获得；自身不能有所获得，后世必将有所获得。我用这些话自我排遣，也暂且把它作为对知己者的报答。执事认为怎样？相信这话吗？如今我所忧虑的，是困穷贫约，没有租赁房屋、雇用仆人的钱，也没有御寒衣服和粗劣食物的供给。骑马出门，却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要这条道义没有丧失，天命就不会欺骗我，难道我就这样危险了吗？难道我就这样困顿了吗？我私下认为，执事对于我，没有师友交往，没有长久故旧的情分，也没有容貌言语间的感情。如果突然振拔我、提携我，一定是因为看出了我的可取之处。所以我把自己的志向全部陈述出来，不敢默然不言。又担心执事常在尚书省，不是公事不敢到那里去，这样拜见您的日期便无法预期，得到侍奉您的机会也没有定时。因此把这番话进呈如下，希望执事能够察看。《与孟尚书书》翻转反复、变化多端，昌黎的书信应当以这一篇为第一。韩愈敬白：我任职途中从南方回来，经过吉州，得到我兄长二十四日写来的几封亲笔信，欣喜和惊惶交集。不知入秋以来您的睡眠饮食怎样？恭惟一切安好。来信说，有人传言我近来稍稍信奉佛教，这是传言者的妄说。潮州时有一位老僧，号大颠，颇为聪明，懂得道理。那里偏远，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我从山中把他召到州城，留了十多天。他确实能够超脱形骸，以道理战胜自己，不被外物侵扰扰乱。同他交谈，虽然不能全都理解，但他胸中自然没有滞碍，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地方，因而同他往来。后来祭神到海上去，于是到他的庐舍拜访。到袁州时，留下衣服同他告别。这只是人的情感，并不是崇信他的教法、求取福田利益。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凡是君子立身行事，自有法度。圣贤的事业，都具载在典籍中，可以效法，可以师从。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内不愧对自己的心。积善积恶，灾祸和福庆自然各按同类到来。怎么能离开圣人的道，舍弃先王的法，而跟从夷狄的教法来求取福祉利益呢？《诗经》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吗？

译《传》又说：‘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忧患。’ 假如佛教能够给人降下祸患，这也不是守道君子所害怕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那个佛，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行为像君子，还是像小人？如果是君子，就一定不会无故给守道的人降祸；如果是小人，他本人已经死了，鬼魂也没有灵验。天地神祇昭然分布、森严排列，并不是可以欺骗的；又怎么肯让他的鬼魂任意施为，在人间作威作福呢？进退都没有根据，却相信奉行佛教，也实在糊涂了。况且我不帮助佛教而要排斥它，也是有道理的。孟子说：‘如今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子；杨朱、墨子的学说盛行而圣贤之道不明，那么三纲就沦丧，九法就败坏，礼乐就崩溃而夷狄就横行，距离变成禽兽还能有多远呢？’所以说：‘能够言说并抵御杨朱、墨子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子堵塞道路，孟子以言辞驳斥排除他们，天下便开阔明朗了。’杨朱、墨子的学说流行，正道废弃，并且延续数百年直到秦朝，终于使先王之法灭亡，焚烧销毁其经典，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等到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将近百年还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后来才废除挟书之律，逐渐搜求散失的书籍，招致学士。经典虽然稍微得到一些，仍然都残缺不全，十分之二三已经亡失。所以学士大多老死，新一代的人看不到完整的经典，不能完全知道先王的事迹，各自把自己的见解作为坚持的原则，彼此分离、乖违隔绝，不能合一，也不能公正。二帝三王以及众圣人的道，于是大为败坏。后来的学者没有地方寻求。这样逐渐延续到今天，已经昏暗不明了。这种祸患，是由于杨朱、墨子的学说放肆流行而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孟子虽然贤明圣哲，却没有职位，空有言语而不能施行，即使言辞切中要害，又能补救什么呢？然而依靠他的言论，如今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尊王道而轻霸道罢了。他们最重要的经典和法则，全都亡失毁灭而无人救护，败坏混乱而无人收拾。所谓千百份中保存了十一份，哪里能说真有使天下开阔明朗的功效呢？然而假如当初没有孟氏，那么天下人都将穿着左衽的衣服，说夷狄的侏离之语了。所以我韩愈曾推尊孟氏，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汉代以来，群儒局促地修补，百孔千疮，随着混乱而丧失，危险得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不断，渐渐微弱消灭。在这个时候，佛教和老氏之学又在其中倡导，鼓动天下众人跟从它们。唉，这也太不仁了！佛教和老氏之学的危害超过杨朱、墨子。韩愈的贤能比不上孟子；孟子不能在道将亡之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道已经败坏之后保全它。唉，他也太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了，而且眼见自身处境危急，却没有人救他，直到死去。即使这样，假如圣道能够由于我韩愈而得到大略的传播，即使死去一万次，也绝没有遗憾。天地鬼神在上面监临，在旁边作证，又怎么能因为一次挫折，便自我毁弃自己的道而去顺从邪说呢？籍、湜这些人虽然多次指教我，却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不背离而去。承蒙兄长深厚眷爱，却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只能更加惭愧恐惧，死罪，死罪！韩愈再拜。自古以来的书信，自从司马子长《答任少卿书》以后，只有韩昌黎写得精工，而这一篇尤其是昌黎的佳作。《与凤翔刑部尚书书》与《与于襄阳书》立意相同。韩愈再拜：平民士人身处困穷贫约，如果不借助王公大人的势力，就无法成就自己的志向；王公大人功业显著，如果不借助平民士人的声誉，就无法扩大自己的名声。因此平民士人虽然十分卑贱，却不谄媚；王公大人虽然十分尊贵，却不骄傲。他们的处境相互需要，先后彼此资助。如今阁下是君王的爪牙，是国家的藩篱，威势像秋令一样施行，仁德像春风一样推行，戎狄丢弃兵器远远逃走，朝廷高枕安卧而无忧患。这难道辜负了大丈夫平生的志愿吗？难道辜负了圣明天子非同寻常的知遇吗？真是显赫啊，真是强盛啊，功业一天比一天更新，声名随风传播。理应使海边地区欢呼，高谈阔论的士人奔走天下，仰慕义理的人，有的愿意快马传递一封信，有的愿意手持一支戈，为君主达到唐虞的盛世，收复河湟的土地。然而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大概也有原因吧：难道不是待士之道还不够优厚，礼遇士人的礼节还不够优隆吗？请让我大略说说其中的事情，阁下姑且详细听一听。士人到来，一定是有求于阁下。以贫贱的身份向富贵者求取，这本来就是合宜的。阁下的财力不可能遍施天下，所以根据来人的贤愚而给予厚薄等级，是可以的。假如贤者来到阁下这里，您就接见他；愚者来到这里，便不能接见，那么贤者没有不来的，愚者却会一天天远离。假如愚者来到阁下这里，您给他千金；贤者来到这里，也给他千金，那么愚者没有不来的，贤者却会一天天远离。求取士人的方法，全部就在这里罢了。想寻求贤者还是愚者，在于精细鉴别、广泛采择。您自己精细鉴别，当然已经能够得到十分之七八；再从众人那里广泛采择，就百人中不会遗漏一两个了。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这种方法，我将看见天下的竹帛还不够书写阁下的功德，天下的金石还不够歌颂阁下的形容。我韩愈，是平民士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够写文章，二十五岁在春官考试中考取进士，以文章名闻四方。前代的兴亡，没有不经过心中思考的；当代的得失，没有不留在意念中的。我常认为天下的安危在于边疆，所以六月出发前来观察军队。到了这座城，徘徊而不能离去，实在是喜爱阁下的义气，希望能在台阶之下稍作停留，远望君子的威仪。住了十天还不敢进见，实在是因为阁下左右的人没有事先替我说情，害怕阁下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那样即使杀身也不足以消除羞耻，只能徒然留下无穷的悔恨。所以先写这封信，说明我来这里的原因。阁下不要认为我狂妄，而请按照礼数对待我。让我进见或退去，都幸甚，幸甚。

译《应科目时与人书》空中楼阁，这里自我比拟得奇特，文章也写得奇特。某月某日，韩愈再拜：天池的水边、大江的岸边，有一种怪物，大概不是普通鱼鳞水族中可以与之匹配的同类。它一旦得到水，凭借风雨变化，上下于天，就不困难；它如果得不到水，大概也只是落在寻常尺寸之间罢了。没有高山大陵、空旷道路和绝险之处来阻隔它。然而它困在干涸之地，不能自行到达水中，为防止被獭嘲笑，大概有十分之八九的可能。假如有力量的人怜悯它的困穷，把它搬运转移到水中，大概只需举一下手、投一下脚的劳力。然而这种动物，自负其异于众类，又说：‘我宁愿烂死在沙泥中，也要以此为乐。’如果低头贴耳，摇尾乞怜，那不是我的志向。因此有力量的人遇到它，仔细看它，却像没有看见一样。它究竟死还是生，本来就不可知。如今又有一个有力量的人正当它面前，我姑且试着抬头鸣叫一声。哪里知道有力量的人不会怜悯它的困穷，忘掉举一下手、投一下脚的劳力，把它转移到清澈的水波中呢？怜悯它，是命运；不怜悯它，也是命运。知道这在于命运，却还发出鸣叫，也同样是命运。我如今实在很像这种情况，所以冒着疏懒愚拙的罪过，写下这番话。阁下也请怜悯并察看我。《与陈给事书》洗刷锤炼得很工整，调配句子尤其优美，对初入仕进的人很有益处。韩愈再拜：我有幸得以拜见阁下，已经有些年头了。起初也曾承蒙您一句话的称誉。后来我贫贱，为了衣食奔走，不能早晚接连拜见您。此后阁下的地位更加尊贵，在门墙外等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地位越尊贵，卑贱之人就越难接近；等候在门墙外的人越多，您的爱护范围就越广，感情也越不能专注。我韩愈的道德修养没有增加，文章的声名却日益显著。道德修养没有增加，贤者就不赞许；文章声名日益显著，同进的人就嫉妒。先是因日渐疏远而隔绝，又加上感情不专一的猜望，再以不赞许我的人的心态，听信嫉妒者的言说。于是阁下的庭院中便没有我的足迹了。去年春天，我也曾到您身边拜谒一次。您神色温和，好像比从前更加亲切；言语亲切，好像怜悯我的穷困。我退下后很高兴，便把这些告诉别人。后来我到东京接取妻子儿女，又不能早晚连续拜见您。等回来后，也曾到您身边拜谒一次。您的神色冷漠，好像没有察觉我的愚拙；言语寂然，好像没有接触我的情意。我退下后感到害怕，不敢再进见。如今我才释然醒悟，猛然悔悟说：‘您的冷漠，原来是因为恼怒我来访不能连续；您的寂然，原来是为了向我表示您的心意。’ 我不够敏捷，应受责罚，无处逃避；不敢就这样进见，于是把我没有再来的原因写成一封自陈书，同时献上过去所作的《复志赋》等十首，编为一卷，卷上都有题签和卷轴。《送孟郊序》一篇用生纸书写，没有加以装饰，都是楷书，有些地方还加了注字。我急于为自己解脱，又要道歉不能等到重新誊写。阁下只取其中的意思而略去礼数，也就可以了。《与于襄阳书》前半写得瑰奇壮伟，后半写得婉转柔美而凄切。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士人能够享有盛大名声、显扬于当世，没有不是有负天下声望的前辈为他作先导；士人能够留下美善的光辉照耀后世，也没有不是有负天下声望的后进为他作后继。没有人替他作先导，即使才美也不能显彰；没有人替他作后继，即使盛大也不能流传。这两种人从来没有不相互需要的；然而千百年才能相遇一次。难道上面的前辈没有可以援引的人，下面的后进没有可以推举的人吗？为什么相互需要如此迫切，相互遇合却如此稀少？原因在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干，不肯谄媚上位者；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顾念下位者。所以才高的人多有忧愁困穷，身居高位的人却没有显赫的光彩。这两种人的做法都有过错。没有尝试求见上位者，不能说上位者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尝试寻求后进，不能说下位者没有这样的人。我吟诵这段话很久了，却从未敢把它告诉别人。近来听说阁下怀有不世出的才干，特立独行，原则端正而实践踏实，行藏进退不随时俗，文武人才都能任意使用，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还是我没有听说后进士人有被阁下知遇、在门下受到礼遇的吗？难道是您寻求他们却没有得到吗？还是您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事务专心于报效君主，即使遇到这样的人，也没有闲暇礼遇他们吗？为什么本来应该听闻，却长久没有听闻呢？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自处立身不肯落后于普通人。阁下将要寻求他们却还没有得到吗？古人有话说：‘请从郭隗开始。’我如今只是急需每天的粗米和雇仆的钱，不过耗费阁下一天的宴享就足够了。如果说：‘我的志向在于建立功业，事务专心于报效君主，即使遇到这样的人，也没有闲暇礼遇。’那么这就不是我敢于知道的了。世上那些琐屑拘谨的人，本来不值得同他们谈论；磊落奇伟的人又不能听到我的话，那么我的命运确实困穷了。谨献上过去所作文章十八篇，如果承蒙您赐予观览，也足以知道我的志向所在。

译《与祠部陆员外书》唐代主考官选取士人，除了考试文章之外，还选择品行义理，采录声誉名望，所以昌黎写给人的书信是这样的。执事喜爱贤才、乐于行善，勤勉不懈地荐举进用良士，把明辨是非作为自己的责任，如今天下只有一人而已。我有幸得到您的赏识，足迹来到门墙之间，登上厅堂而望见内室，到如今也将近一年了。想到您所关心的事情，我就想不再自我怀疑，在外尽力陈述我的愚见，说明我的志向；何况这是执事勤勉不懈地当作责任的事，我难道不能稍稍帮助并扩大它吗？我确实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值得采纳，但这件事正是小人侍奉君子、竭尽心力的道理。天下的事情不能立刻一一列举，而且执事的志向或许另有等待时机去做的事情，我不敢一两件都说出来。如今只谈最接近而且最急切的。执事同主持贡士考试的人关系确实很深。他所希望于执事的，和执事用来对待他的，可以说已经周到而没有隔阂疑虑了。他的职责在于选得人才，执事的志向在于进用贤者；如果得到人才而把他授予职位，就是所谓双方都得到所求，顺应了对方必然愿意实行的事。执事了解人才，想必也很广博。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那么我所知道的人也可以说一说了。文章最优秀的，有侯喜、侯云长。侯喜的家族在开元年间，兄弟五六人都穿着官服入朝。等到侯喜的父亲做官而仕途不得志，弃官回乡，侯喜便带领兄弟拿着农具在田野耕种。土地贫瘠而赋税繁重，不足以奉养父母，于是他利用耕作的空闲读书作文，向有地位的人求取资助来供养父母。侯喜的文章学习西汉而写成，参加进士考试已经十五六年了。侯云长的文章，是执事自己知道的；他的为人淳厚稳重、正直朴实，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他的文章与侯喜不相上下。有一个叫刘述古的，他的文章长于写诗，文辞华丽而构思深刻，当今参加礼部考试的人中，他的诗没有人能比；他又擅长应对主考官的考试。他的为人温和善良、诚实守信，没有邪佞欺诈虚妄之心，意志坚强而容貌温和，平和而有操守，办事安静而敏捷；他拥有美名而长期负有不被称许的委屈，日子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叫韦群玉的，是京兆的侄子；他的文章有可取之处，进步而没有停止。他的为人贤能而有才干，志向刚强而气度平和，乐于荐举贤者、施行善事；他在家中没有子弟般的过失，居住在京兆身边，遇到事情便据理争辩，不听从京兆的命令而听从道义；寻求贤能而能够继承家业的子弟，韦群玉就是这样的人。这四个人，都可以由执事首先荐举并极力论说。主考官有所疑惑，就替他们辨明；主考官询问，就把情况告诉他；主考官还不了解，就恳切地同他说明，务必要等到事情成功后才停止，这样就可以了。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有的文章出众，有的品行出众，都是超群的人才。这几个人，依靠他们足以收揽人望、得到真正的人才；主考官有所疑惑，就同他解释；有所询问，就替他回答；若要广泛求取人才，就把情况告诉他，这就可以了。从前陆相公主持贡士考试，考核文章非常详细，我当时也有幸在录取之中，却不知道陆相公得到人才的情形。后来一两年间由他主持而及第的人，都声名显赫。推究其中的原因，也由于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从旁辅佐。梁肃荐举八个人，没有一个落选，其余的王础都参与谋划。陆相公考核文章非常详细，对梁肃、王础如此信任；梁肃、王础荐举人才又如此恰当；直到今天仍被当作美谈。此后主考官不能信任人，别人也没有值得信任的，所以默默无闻。如今执事同主持贡士考试的人之间，有相互信任的条件，也有实行谋划的途径，可惜不能错过。如今在朝廷的人，大多把游玩宴饮作为事情，只有执事卓然高举，有深思远虑、为国家树立根本的办法；难怪我这个小子要把这些话告诉您。《为人求荐书》善于譬喻，正是昌黎的本色。我听说，木材生长在山中，马匹在市场上，遇到它们却不加理会的人，即使每天有千万人经过，也不能说它们不是良材或上等马。等到匠石经过它而不斜视，伯乐遇到它而不回头，才知道它不是可以做栋梁的材料，也不是超逸的良马。我在您门下已经不是一天，又有幸居于姻亲之后，正像生长在匠石的园林、长大在伯乐的马厩中。这样还不能被您了解，即使有千万人了解我，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幸好依靠天子每年下诏让公卿大夫贡士，像我这一类人都得以被荐举上报，因此冒昧进呈这番话，给执事增添麻烦，也实在是不自量力。执事认为我这个人怎样呢？从前有人在市场上卖马而卖不出去，知道伯乐善于相马，便去求助他；伯乐回头看了一眼，马价就增加了三倍。我同这件事很相似，所以从头到尾说这些罢了。

译《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唯独以眼睛失明这一点发抒感慨，悲愤交集。某月某日前，某官某谨向东方再拜，寄书给浙东观察使中丞李公阁下：张籍听说议论时的人都说，如今担任古代方伯、连帅职务，坐镇一方而能在境内专断的，只有阁下。您的心志光明突出，与世俗之辈不同，我本来已经把这些藏在心中了。近来阁下的从事李协律翶到京师，我同李君是朋友。我们六七年没有见面，听说他到了，便赶快去看望他。除了问候平安之外，来不及说一句话，就先祝贺他得到贤明的主人。李君说：‘您难道完全了解吗？我将把这些都告诉您。’几天之内，我听到了平常听不到的事，私下独自欣喜，常常认为从今以后不再会有像古人那样的人了。如今忽然有了这样的人，我回去后又悲叹自己的不幸：两眼看不见东西，对天下没有用处。胸中虽然有见识，家里却没有钱财，一步也不能自行到达。如今距离李中丞五千里，凭什么能把自己送到那个人身边，开口吐露胸中的奇才呢？于是饮泣而不能说话。过了几天，我又振作自己说：‘没有才能的人，才应当因失明而被废弃；有才能的人，即使失明，也应当被世俗之辈废弃，却不应当被推行古人之道的人废弃。’浙水以东七州，户数不少于几十万，眼睛不瞎的人又哪里有限呢？李中丞选取人才，本来应当询问他贤能还是不贤能，不应当计较他失明还是不失明。当今心盲的人到处都是，像我张籍这样自称只是眼盲的人，他的心却能够辨别是非。如果您赐我座位并询问我，我的口本来就能够说话。幸好我还没有死，实在想把平生所知全部吐露出来，不知阁下能否相信我，把我招致门下呢？我又擅长古诗，假如让我的心不因忧虑衣食而扰乱，阁下闲暇时，把我引到座旁，让我跪着进呈自己所有的诗作。阁下凭着几案听它们，未必不如听吹竹管、弹丝弦、敲金石。盲人的职业专心于技艺，必定精通，所以乐工都多是盲人。我如果能够同这些人相比吗？假如我确实不因积蓄妻子儿女、忧虑饥寒而扰乱心志，又有钱财来救济医药，那么我的眼疾还没有十分严重，或许能够重新看见天地日月；因而不至于被废弃，那么从现在直到死亡的年月，全都是阁下的恩赐。阁下救济我已经断绝的年寿，赐给我已经失明者的视力，这恩德的轻重大小，我该怎样报答呢？请阁下裁度衡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 明代茅坤撰 《昌黎文钞》四 书信 《答陈生书》韩公的本色。韩愈敬白，陈生足下：如今负有声誉、享受显贵荣耀的人，在上位的有几个呢？您想求得快速变化、迅速成名的方法，不去询问那些人，却来访问我，这就是所谓向聋子借听力，向盲人求道路。虽然您请求殷切，教诲如此之多，却没有看出您真正得到它。我的志向在于古道，又非常喜爱古人的文辞。看您的书信和十四篇诗，也可以说有志于此；但您所询问的是名声，所仰慕的是科举，所以我对您的回答有所怀疑。即便如此，您的厚意不可徒然辜负，我姑且为您诵说我所听闻的道理：君子忧虑的在于自身，顺从的在于天命；以诚信对待自己，以真诚侍奉父母。所谓忧虑在于自身，是说仁义存在于内心，那些圣贤能够推行并扩大它，而我却愚蠢地同普通人一样。所谓顺从在于天命，是说贵贱穷通到来时，使自己的心平静而随顺它，不让它牵累原本的志向。所谓以诚信对待自己，是自己果真能做到，别人说不能做到，就不要相信；自己果真不能做到，别人说能做到，也不要相信。究竟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罢了。所谓以真诚侍奉父母，是竭尽自己的心意而不向外夸耀，先重实际而后重文饰。竭尽自己的心意而不向外夸耀，是说不把自己从外界得到的东西当作父母的荣耀，指的是名声和官位。先重实际，是说品行；后重文饰，是说用甘美的饮食，以外物供养父母的方式。所谓真诚，就是不欺骗的名称。如果一定要等到从外界取得东西以后才算奉养父母，轻视实际而厚待文饰，这难道不像欺骗吗？果真如此，那么您急切追求科举名声，把不能进取看作使父母蒙羞，就是糊涂。快速成名的方法，就是这样而已。古代的求学者只问道义。如果您确实将要到太学求学，我还将坚持这个说法，等待与您相见。韩愈敬白。《与孟东野书》两人的情感都凄切。我同您分别已经很久了。根据我心中思念您的程度，知道您也一定在悬念思念我。我们各自被事情牵累，不能相聚。至于与人相处，那些人并不是您这样的人，我却天天同他们相处。您知道我的心快乐吗？我说话有谁听呢？我吟唱有谁应和呢？说话无人听，吟唱无人应和，独自行走而没有同伴，是非也没有人同我相同。您知道我的心快乐吗？您的才华很高，气质清雅，实行古道，处在今世，没有田产却要谋衣食，侍奉父母左右而没有违逆。您的用心很勤苦，您的处身很劳苦。您混同于世俗而同流合污，唯独内心追随古人而跟从他们。您的道路，正使我悲伤。去年春天我逃脱汴州的乱事，幸而没有死去，却没有地方归宿，于是来到这里。主人同我有旧交，怜悯我穷困居处，我便住在符离睢水之上。到了秋天将要辞去，因为被职事挽留，默默地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到今年秋天，姑且又辞去，享受江湖间余下的乐趣。能够同您最终相聚，实在是幸运。李习之将要娶我亡兄的女儿，婚期在下个月，早晚应当来到这里。张籍在和州，寄居在防家，十分贫困，恐怕您不知道，所以把这些详细告诉您，希望您能来看看他。从那里到这里虽然遥远，但总的说来乘船可以到达，请赶快设法前来，这是我的期望。

译《与李翱书》反复辩论，总是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使者到来，承蒙带来您的书信，我欢喜而又惭愧，这些感情一齐涌来，不能容纳在心中。唉，您的话和意思全都正确。我即使巧于辩说，又怎么能逃避您的责备呢？然而这都是您爱护我，看重我太深厚了，没有估量世人对待我的实情，而按照您对待我的心意来要求我，使我在世人面前有所期待。我家本来就贫穷空乏，又遭逢重重劫掠，衣服没有可传给家人的，养生的物资什么也没有，家中连同家属只有三十口，带着这些人将要到哪里去归托呢？舍弃他们进京不行，带着他们一起走也不行，您将怎样替我谋划呢？这只是一个方面。您认为我进京确实会有所益处吗？我有儿子，尚且还有人不知道，世人能了解我吗？坚持我的操守，却驱使我奔走，守候在公卿之间，开口谈论议论，那怎么能够同他们相合呢？我在京城八九年，没有可以取得资助的地方，每天向别人求取，以度过时日，当时实行这些事并不觉得什么，如今想起来，却像疼痛停止以后的人回想疼痛时，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今年我更加年长了，又驱使我到原来的地方去，这也很困难。京师之所以可贵，难道不是因为上有圣明天子，下有贤能公卿，身穿布衣、束着革带而谈论道义的士人很多吗？像我这样惶惶不安地置身其中，能够使上面听到、下面通达吗？真正了解我的人本来就少，了解我而又爱护我、不嫉妒我的人更少；内在没有凭借，外在没有依从，最终还能做什么呢？唉，您的责备我的确是对的，您爱护我也确实深厚。如今天下有像您这样的人吗？自尧舜以来，有不得志的士人吗？没有。您一个人又怎么能使我保持清白而不受污染，并且处在自己所能快乐的地方呢？不是不愿意照您所说的去做，而是力量不足、形势不便利的缘故。我在这里难道认为自己能有多大作为吗？只是拖拖沓沓地随行，忙忙碌碌地随队，饿了吃饭，饱了嬉游罢了。我之所以停留而没有离去，是因为这里的人确实有爱护我的心。然而爱护我的人少，不了解我的人仍然很多，我难道乐意处在这里吗？也不过是有所忧病，想在这里求得休息罢了。唉，您确实爱我，您责备我的话也确实正确。然而我恐怕您有时来不及责备我，反而会为我悲伤；又来不及悲伤自己，便责备自己而且悲伤自己。事情临到身上以后才知道，亲身经历以后才知道困难。孔子称赞颜回：一竹筒饭，一瓢水，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那个人有圣人作为自己的依归，又有一箪饭一瓢饮足以不死，他不忧愁而快乐，难道不是容易的吗？如果我没有可以依靠、归附的地方，没有一箪饭、没有一瓢水，也没有可以取得资财的途径，那么就会饿死，这难道不是很困窘吗？您听了我的这些话，也一定很悲伤吧！唉！您也要慎重选择自己的去处啊！我们分别已久，您忽然回来，能够在您身边侍奉，当天自然十分欢喜，所以特地派人快马送去这封信，等待您的意思，也借此为自己解脱。

译《与崔群书》总的说来，昌黎与崔群相知很深，所以这篇文章中的真情实意，与其他各篇不同。自从您离开东都以来，前后两次屈尊来信问候，不久又听说您已经到了宣州。主人仁厚贤能，同僚也都是君子。虽然怀有羁旅之愁，也还可以暂且度日。无论处在什么环境都能自得其乐、乐天知命，本来就是古代贤人用来应付外界事物的办法。何况您的才德远远超过这类成百上千的人，难道会因为出仕或退隐、远近得失而烦扰自己的心境吗？宣州虽号称清凉高爽，但毕竟都在大江以南，风土不能和北方相比。调养身体的办法，应当先调理自己的心。内心安闲无事，外来的忧患才不会侵入。对于当地风气和环境所适宜的事情，可以仔细防备；即使是小小的疾病，也自然不会发生。以您的贤能，即使身处困窘贫约之中，尚且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何况地势离京很近，官位荣耀、俸禄丰厚，亲爱之人又都在身边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认为您是贤者，本应处在高位；寄身幕府，实在不算得其所。因此提到这些，不过是相亲相重的方式，并不是我用来对待您的恰当办法。我从年轻到现在，参与朋友之间的交往已经十七年了。时间不能说不长，所结交认识的人有成百上千，也不能说不多。其中彼此亲密如骨肉兄弟的，也不少。有的是因为共同经历事情，有的是因为才能相投，有的是仰慕对方的一种长处，有的是因为交往日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有的人起初并不十分了解，却已经同他亲密相交；后来又没有大的过错，因而不再决意舍弃。有的人虽然不完全合乎善人之道，但过去待我深厚，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凡是交情浅的，本来不值得说；交情深的，也不过如此。至于我内心所仰慕佩服的人，考察他的言语行为而没有一点瑕疵，探究他的深处而看不到界限，明白纯粹、光辉日新的人，只有我的崔君一人。我愚昧浅陋，没有什么知识，但圣人的书无不读过。书中精粗、大小、出入、明暗之处，虽然不能全部理解，却也不能说没有涉猎过它的流派。以此推论，以此衡量，我确实知道您的才德出类拔萃、超过群伦；不要说我是从什么地方得知的。难道我和您的情义，还需要说出来以后才显明吗？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怕您认为我所交往深厚的人很多，却没有把黑白是非放在心中。既然说我大概了解您，却又担心您不了解我，也算是过分了。近来又有人说，您确实尽善尽美，但似乎仍有可疑之处。我问他说：‘有什么可疑？’那人说：‘君子应当有所喜爱和厌恶，而喜爱和厌恶不能不分明。像清河这样的人，无论贤愚，没有不称说他的善行、佩服他的为人的，我正因为这一点而怀疑他。’ 我回答他说：‘凤凰、灵芝，贤人愚人都认为是美好的祥瑞；青天白日，奴仆也知道它清明。譬如食物，至于远方的珍异滋味，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至于稻米、粱米、鱼脍、肉脯，难道听说过有人不喜欢吗？’那个人于是解除了疑惑。至于他是否解除对我崔君的疑惑，对我们没有什么损益。自古以来贤者少，不肖者多。我自从懂事以来，又看见贤者总是不得志，不贤的人却接连做上显贵官职。贤者常常无法养活自己，不贤者却志得意满。贤者即使得到低微的职位，也很快就死去；不贤者有的反而能够长寿。不知道造物者的心意究竟怎样？莫非它的好恶和人的心意不同吗？又不知道是否根本不加以省察记忆，任凭人的死生寿夭呢？这还不可知。人本来就有轻视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心住在陋巷、吃蔬菜羹汤的。同样是人，尚且有这样不同的好恶，何况上天与人，必然无疑地在好恶上有所不同。合于天意而违背人意，又有什么妨害？何况有时还能够两者兼得呢？崔君，崔君，不要懈怠，不要懈怠！我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养活自己，只能依靠一个官职生活在这里，处境转而更加困穷，正想着到伊水、颍水一带放情自适，想来终究也能实现。近来尤其衰弱疲惫，左边第二颗臼齿无缘无故地松动脱落了，眼睛昏花，平常就分辨不清人的面色；两鬓已经半白，头发中每五根有一根白了，胡须也有一两根变白。我家命运不幸，几位伯叔和兄长都身体强健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期望长寿呢？因此心中惆怅，想和您见面，倾诉自己的心怀。小儿女们都在眼前，能不让人挂念吗？您有什么办法回到北方来呢？我不喜欢江南，任期满后就终老在嵩山之下，您可以来和我相聚，我却不能离开这里了。请您珍重自爱，谨慎饮食，少操心思虑，这就是我的愿望。《与卫中行书》您卓然自立的地方，本来就在这里。承蒙您屈尊赐信，实在给我的恩惠很大。但您所称许我的话过于盛美，难道是所谓诱导我、想使我达到这种地步吗？我不敢当，实在不敢当。若从中选择一两点近似的话来私下接受，那么在交友方面忠诚而不在人前人后两副面孔，似乎还稍微接近一些，这也是我内心所喜好的。至于坚持这样做而不知疲倦，我还不敢自称能够做到。不敢当，实在不敢当。至于急切追求富贵、把拯救世人作为事业的，都是圣贤的事业，是那些知道自己的智慧能够谋划、力量能够承担的人所做的。像我韩愈，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起初与他相识时，他非常贫穷，靠别人供给衣食。后来在汴州、徐州相见，我都替他任职做事，收入随着日月增加，比起从前富裕或贫困的状况，多了百倍。您看看我的饮食衣服，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既然如此，我的心或许并不急切追求这些。他不忘仕进，也不过是想稍微施展自己的志向罢了。这件事不容易仓促说清。凡祸福吉凶的到来，似乎并不由我决定。只是君子遭祸是不幸，小人遭祸却是常态；君子得福是常态，小人得福才是幸运。因为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有理由招致这些结果。若一定说君子就吉、小人就凶，那是不可以的。贤与不肖在于自己，贵与贱、祸与福在于上天，名声的好坏在于众人。属于自己的事情，我将努力去做；属于上天、属于众人的事情，我将任凭它们如此，而不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强求。这样守持自己的原则，难道不是简约而容易实行吗？您说：‘命运的困穷或通达，是由我自己造成的。’我恐怕这还不合于道。您考察前代而谈论它，就会知道了。如果说把道德作为自己的责任，困穷或通达的到来都不能动摇我的内心，那就可以。居住在荒凉困穷的地方，草木茂盛，出门没有驴马，于是和人断绝来往。一间屋子里面，也有足以自我娱乐的东西。您应该为我重新脱离祸乱而高兴，不应当安安稳稳地住着，迟迟不肯来。

译《与少室李拾遗书》曲 我恭敬地听说承受天恩，诏令河南敦促劝谕拾遗公。朝廷中的士人伸长脖子向东张望，就像初次看见景星凤凰一样，都争先恐后地把见到您当作快事。当今天子仁慈圣明，大小事情都出自宰相。天子喜爱善言，仿佛生怕听不到；自从登上帝位到现在四年，凡是施行的政令无不适宜。勤俭的声誉，宽大的政策，即使幽闺中的妇女、乡野的小民，也都听得饱足，甚至说得厌烦；我不通晓古事。请问先生，如今世道难道不是太平的时运吗？加上又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祥瑞到来，年成丰熟有余，祥符恩赐接连而来。若干年来的奸贼，不用交战就被擒获；许多强横凶恶之徒，渐渐消融战栗，迎着风便俯伏下来。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没有办成，天子便正视自己，仿佛成了一个不成器的人。四海环绕之内，没有一个人披甲执兵。正当这样的时机，拾遗公如果不赶快起身，和天下士人君子一同享受成功，这样的时机就不会再有了。从前孔子明知事情不可为却仍然去做，毫不停止，足迹踏遍诸侯之国。到了事情可以做成的时候，他却隐藏在深山，牢牢关闭关门而坚决拒绝，这就和仁义之人的守持不同了。想来拾遗公已经穿戴好冠带登车，欣然肯来，舒展自己的积蓄才德，用来补缀盛德中尚有的缺漏，使恩惠增益于当世，声名流传于后代；我踊跃而又惶恐期待，片刻之间都在盼望。我又私下听说朝廷的议论，必定要起用拾遗公。使者前往，如果您不答应，河南必定接着派人前来。拾遗征君如果仍不肯到任，朝廷必定加授更高的品秩。这样一来，拒绝少而接受多，就有损于防守之道，也有害于义理。拾遗公一定不会这样做。善人由此进用，他们同类的人都对拾遗公寄予希望。假如拾遗公不肯起用，就会使众多善人不能借此人施展才用。因为拾遗公而使天子不能完全得到良臣，君子不能完全得到显贵职位，百姓不能完全受到恩惠，这种危害并不小。希望您仔细审察，深远思考，务必使事情合于孔子的道路，那就十分幸运了。《与鄂州柳中丞书》文气古朴典雅，进入西汉文章的境界，不需要雕琢。淮西的残余叛贼还守在巢穴中，四面包围敌寇的军队将近十万人。那些瞪着眼睛、出言艰难，自以为是武人而不肯遵守法度、抗衡逞强、窃取爵位以自尊自大的人，肩挨着肩，土地彼此相连。却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拿起鼓槌击鼓，向众人宣誓而前进，只是每天派快马来索求赏赐，帮助敌寇壮大声势罢了。阁下本是读书人，学习诗书礼乐，修养仁义，受法度约束；一旦弃文从武，击鼓率领三军前进，部署军队、整治军旅，亲自参与其中而共同辛劳，慷慨激励士卒，与下层士兵同吃同劳。您统领二州的军队来壮大士气，斩杀所骑的马来祭祀战死的将士。即使古代名将，又有什么能超过这样呢？这都是因为天生的忠孝之气郁积于内，而在外部充分表现出来；每一行动都合乎机宜，因此能够在当世取胜，成为戎臣的榜样。难道是平常习惯于威暴之事，喜欢战争的危险吗？我韩愈确实怯弱无能，不适合任用；但在远处听到您的声威，私下里也增加了自己的气气，在朝廷之中夸赞您。在稠人广众会集之中，足以使武夫感到羞惭，使议论者知道，掌握国家军队、主宰人民性命的人，不在他们而在您这里。面对敌人时要慎重，告诫部下不要轻率出入，善自珍重，以满足仰慕您的人的心愿，并且果真为国家建立大功。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再与鄂州柳中丞书》论述用兵的机宜，比上一篇更胜一筹。我愚昧，不能衡量事势是否可行；近来常常想到淮西凭借破败疲敝、困顿不堪的三州之地，聚集起像蚊虫蚂蚁一样的乌合之众，感激凶恶小人的抚养饮食之恩，拉着小孩子的手，把他安置在堂上，奉他为统帅，拼死抗拒皇帝的明诏，与天下军队交战；他们乘机逐利，四处侵扰暴虐，屠杀焚烧县邑，杀害无辜，周围数千里土地没有不受其毒害的，洛、汝、襄、荆、许、颍、淮、江因此骚动不安。丞相、公卿、士大夫为谋划商议而劳苦，掌握兵权的将领，以及熊罴虎狼般的勇士，却畏缩不前，没有人肯拿着武器走在士卒前面。唯独阁下奋勇率先，在边界上扬兵示威，统领二州的守军，亲自出入行伍之间，和士卒共同辛劳，振作他们的气势，显露出将军的锋芒，令人凛然感到您有意向敌。您凭借儒雅的文章和章句之业，压倒天下武夫，使他们闭口而夺去气势。我最初听到这件事时正在吃饭，不觉丢下匕箸站起身来，难道是认为阁下真能率领孤军单独前进，与死寇角逐争战，一旦侥幸取得胜利吗？即使真是这样，也不足以贵重。之所以使人心服，是因为您的行事合乎时机和事宜，风采又令人敬畏而爱慕。因此我在上一篇信中就陈述了自己的诚意；承蒙您眷顾惠赐亲笔信，我回信答复，更增添了欢喜和敬畏。把一支军队的心力、耳目统一起来，使军队所到之处如同及时雨，三代用兵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阁下如果果真能够充实自己所说的话，接着不断努力，取得地势便利的地方，甲兵足够使用，即使是国家过去失去的土地，十年之内也可以坐等收复。何况这样的宵小盗寇，哪里值得放在齿牙之间议论？请努力把事情完成，等待敌人到来，那就太幸运了。远征的军士，出发的人有羁旅离别的愁思，留守的人有怨女旷夫、骚动不安的忧虑；本军有供应粮饷、耗费烦重的困难，地方长官又多有姑息迁就、顾虑表面情势的弊病。逼迫他们就会招来怨恨，放松他们就不会听命；军队寄居悬隔，形势日渐衰弱，又和敌人不熟悉，临敌时恐惧惊慌，很难立功。如果招募当地人，一定能得到豪勇之士；他们熟悉敌人，知道敌人力量所能达到的极限，不会因听到风声就惊慌。他们爱护乡里，勇于为自己作战；征发军队即使满一万人，也不如招募几千人。阁下认为怎么样？如果可以上报朝廷，能否实行？我已经打算和裴中丞相见，行营中的事情，望您不吝时时赐教告知，十分幸运。不再多说。

译《与李秘论小功不税书》明白辨析。曾子说‘小功不税’，这样就是远房兄弟永远不穿小功服了，难道可以吗？郑玄注说：‘根据情理来责求情理。’现在的士人于是引用这句话，不再为小功亲属追服。小功服所涉及的亲属最多，卑幼的有叔父的下殇、嫡孙的下殇、兄弟的下殇；尊长的有外祖父母；通常服小功的有从祖祖父母。礼制顺应人情，他们不可以不服丧，已经很明显了。古人服役出行不过逾越时限，彼此都居住在同一国家；他们即使不追服小功，也还算少见。如今男子外出做官，女子出嫁，有的远在千里之外；家境贫困，讣告又不能及时送达，那么不服小功的人总是很多，服小功的人反而很少了。君子对于骨肉亲属，亲人死了就悲哀，为他服丧，难道是受外在条件牵制吗？听到他的死讯就悲哀，难道还会因新丧旧丧而有区别吗？如今只因为讣告送达不及时，听到死讯时已经超过规定日期，就不服小功，这可以吗？我一直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近来出门吊丧，看到有的人脸色忧戚，像是家中有丧事的人，但他们身上穿的却是吉服。问他们，就说是‘小功不税’的人。礼文残缺，师道不传，我不知道礼书所说的‘不税’，究竟果真是不追服吗？莫非另有所指，而传注的人失去了它的本意吗？我恭敬地希望兄长道德纯正明达，亲身奉行古道；像这一类问题，必定已经在心中思考并有所决定，希望您不吝赐教，那就太幸运了。《与冯宿论文书》其中论述文章的观点，也接近名言。承蒙您把《初筮赋》赐示给我，确实很有意味；但只要下功夫去做，达到古人的境界并不困难。只是我不知道，如果只是直接像古人，又对当今之人有什么益处呢？我写文章很久了，每当自己称心如意时，心里认为写得好，别人一定认为写得不好。稍微称心，别人也稍微感到奇怪；大为称心，别人就一定大为惊怪。有时应付事情，写些流俗文章，下笔时使自己惭愧，拿给别人看，别人却认为写得很好。稍微惭愧的，人们还只会说是小好；大为惭愧的，人们就一定认为是大好。我不知道古文究竟对当今有什么用处？不过是等待真正知音的人来理解罢了。从前扬子云写作《太玄》，人人都嘲笑他。子云说：‘世人不了解我，没有什么妨害；后世如果再有一个扬子云，一定会喜欢它。’子云死去将近一千年，最终也没有出现另一个扬子云，真可叹息。当时桓谭也认为《扬雄书》胜过《老子》，认为《老子》不值得谈论。扬子云难道只是和《老子》争强而已吗？这还不算真正了解《扬雄书》的人。他的弟子侯葩颇能了解，认为自己老师的书胜过《周易》；但侯葩的其他文章没有流传于世，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怎么样。由此说来，作者本来就不祈求世人理解自己，这一点很明显了。只求流传百世，等待圣人来判断而不感到疑惑，拿去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罢了。您难道不这样认为吗？近来李翱跟我学习文章，很有收获；然而他家贫事多，不能完成学业。有个叫张籍的人，年纪比李翱大，也跟我学习，他的文章和李翱不相上下；再学习一两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了。但我怜惜他们抛弃世俗所崇尚的东西，走向寂寞的道路，却要凭此在当时争取声名，所以很久没有谈论这件事。姑且感念您能够自己进取到这个境界，因此又发奋把这些话说给您听。《答刘正夫书》韩文公教人写文章，大意是要能够自己树立，不同寻常，不去取悦当世。所谓能够自己树立、不因循寻常之道，就是韩公文章本来的面目。韩愈谨启，进士刘君足下：承蒙您来信教导我所未能达到的道理，既承受了深厚的恩惠，又惭愧于您的诚意，实在幸运，实在幸运。凡是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对于前辈的门下，哪里有不去拜访的？前辈对于后辈，只要看见后辈到来，难道可以不回应他的心意吗？来访的人，我都接待，全城的士大夫也没有不是这样做的。然而我韩愈不幸，偏偏有接待后辈的名声；名声所存在的地方，也正是诽谤所归集的地方。有人来询问，我不敢不诚实回答。有人问：‘写文章应当以谁为老师？’我一定谨慎地回答：‘应当以古代圣贤为老师。’又问：‘古代圣贤所写的书都保存着，文辞各不相同，应当学习什么？’我一定谨慎地回答：‘学习他们的精神实质，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形式。’又问：‘文章应当写得浅易，还是写得艰深？’我一定谨慎地回答：‘没有所谓难易，只求合乎正确罢了；只是这样，并不是一定要开许它写成这样而禁止写成那样。’世间万物，早晚都能看见的，人们都不会特别注视；等到看见奇异的东西，大家才共同观看、议论。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朝人没有不会写文章的，唯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写得最好；因此下功夫深的人，声名才能流传得久远。如果都随世俗沉浮，不能自己树立，那么即使不被当时的人惊怪，也一定不会有流传到后世的名声。您家中的各种东西都供您依靠和使用，但您所珍爱的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君子对于文章，难道和这有什么不同吗？如今后辈写文章，能够深入探求并努力取得，以古代圣贤为准则，即使不一定都能达到最好，但如果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这类人出现，也一定会从这里产生，而不会从那些寻常之人中产生。如果圣人的道理不用文章表达也就罢了；既然要用文章表达，就一定崇尚有才能的文章。所谓有才能，并不是别的，就是能够自己树立、不因循旧习。自有文字以来，谁没有写过文章？然而能够保存到今天的，一定是有才能的文章。我只不过常常把这个道理拿出来说罢了。我对于您来说，幸而同属一个道统，又是前辈；并且我过去常到令尊给事中那里交游。既承蒙您厚厚的恩赐，又怎么能不拿出自己的见解来作为答复呢？您认为怎么样？韩愈谨启。

译《答李翊书》想要窥见作家写文章的门径，必须这样树立根基。如今的人却想只从字句上寻求，这是什么缘故呢？六月二十六日，韩愈谨启李生足下：您的书信文辞很高明，但您所问的问题却如此谦下恭敬。能够这样，谁不愿意把道理告诉您呢？您的道德修养达到成熟已有时日，何况是道德之外的文章呢？不过，我韩愈好比只是望见孔子的门墙，却没有进入他的宫室，哪里足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虽然如此，也不能不对您说一说。您所说的树立自己的言论，是对的。您所作的文章和您所期望达到的境界很相似，也已经接近了。但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的承认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的承认，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也可以取得别人的承认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要希望很快成功，不要被权势利益诱惑；要培养树根，等待果实成熟，增加灯油，盼望光芒明亮。树根茂盛，果实就会成熟；灯油丰足，光芒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语，和煦可亲。还有一个困难：我韩愈所作的文章，自己不知道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虽然如此，我学习它已经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读，不是圣人的志向不敢存于心中。居处时仿佛有所畏惧，行走时仿佛遗忘了什么，严肃得像在思考，茫然得像在迷路。当从内心取得思想、把它倾注到笔下时，只求努力去掉陈旧的说法，真是艰难啊！文章给别人看时，即使不知道别人讥笑自己，也不把那讥笑当作真正的讥笑。这样坚持了多年，仍然不改变，然后才能把古书的真伪，以及虽然正确却没有达到完美程度的文章，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并努力删去它们，才渐渐有所收获。当从内心取得思想、把它倾注到笔下时，文思就源源不断地涌来。文章给别人看时，别人嘲笑，便把它当作喜事；别人称誉，反而把它当作忧虑，因为其中还保存着一般人的说法。这样又经过多年，然后才会浩浩荡荡、充沛流行。我又担心其中混杂不纯，于是迎上去拒绝它，平静心情加以考察，等到确认它完全醇正之后，才放手写作。即便如此，也不能不继续培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遨游于《诗经》《尚书》的源流之中；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一直到终身罢了。气好比水，言语好比漂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漂浮物无论大小都能浮起来。气和言语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盛，言语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就都合宜。即使这样，难道敢自称已经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把文章用于世人，又有什么可取呢？不过，等待别人使用的文章，难道像器物一样吗？是否采用、是否舍弃，属于别人。君子却不是这样，存心有道，行事有方；被采用，就把道理施行于人；不被采用，就传给自己的门徒，写在文章中，成为后世的法则。像这样做，难道就足以快乐吗？还是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有志于古道的人，太少了。有志于古道，就一定要被后世遗忘吗？现在我确实为此感到快乐，又为此感到悲哀。我赶快称赞这样的人，是为了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褒扬那些应当褒扬的、贬斥那些应当贬斥的。向我询问文章的人很多；想到您的志向不在利禄，所以姑且替您说这些。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应当看它抑扬转折的地方，连续不断，像珠子贯串起来一样；说的就是这篇文章吧？’ 篇中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煦可亲。’从这里到那种境界，中间还隔着许多岁月和层次。只是因为昌黎特意借文章来显明道，所以还只是影响和回声，并不是内心修养的真实境界所说出的。《答殷侍御书》某月某日，韩愈叩头。承蒙您赐信，我反复阅读了好几天，肃然增加了敬意，又惭愧得低头出汗。我的学问在进士中还算粗略懂得读经书；一旦开始应试，就随着日子增长，虽然想加功学习，最终却没有空闲。交游相从的人，彼此熟悉、彼此相同，不教也不学，闷闷然没有察觉自己；日子一天天缺失，月份一月月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这就是所谓不能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每当遇到博学之士、真正的儒者，我便叹息不安，惭愧从内心生出，脸色也在外表显露，再不敢把自己同他们相比。前些时候您屡次把新注《公羊春秋》给我看，又听到您亲口传授其中指要，我内心十分欢喜庆幸，只恨相遇太晚，希望把您的学问全部传承下来。只是职务牵累，未能继续请教；懒惰因循，不能自我勉强，这本来正是应当摒弃、不值得教导的人。如今您反而说我稍微知道根本，文章接近古人，可以让我为所注的书作序；您的恩惠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接到命令后辗转不安，承蒙您善于诱导而不知疲倦，实在是多方厚爱，哪里敢不领会您的意思。八月天气更加凉爽，时常能够休假；如果您怜悯我被事务牵绊、不能前往请教，就请把道统传授给我，屈尊亲自来到我的经席，使我能够听完您的教诲，那是最大的幸运。何况近世《公羊学》几乎断绝，除何休的注以外看不到其他书；圣经贤传被搁置而不读，精微奥妙的意义无从寻求。如果不是先生喜爱它、以众人所不能体会的地方为乐，努力把它阐明，又有谁能这样勤恳周到地做到这个地步呢？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最急切的愿望。如果最终能够蒙您详尽开导，使篇章分明、句读清楚，心中豁然明白，即使直接让我为所注之书作序，把姓名悬在经书卷首，借此使自己名声不朽，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只有听凭先生这样吩咐我。韩愈再拜。

译《答张籍书》张籍送给昌黎的信说得很恰当，而昌黎答复张籍，只是意气上不肯低头罢了。我起初在人群中望见您，本来就觉得您与众不同；等到听到您的声音、接触到您的言辞气度，就产生了希望同您交往的心愿。幸而有机会，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哪里只是您没有遗弃我，也是我所遇到的时机恰好罢了。近来我曾经有意责怪您，您却闭口不说话，我以为是因为我交结您的方法还不够恰当。如今终于大大实现了心愿，身体仿佛沉重的疾病去除，心情又仿佛酷热的人洗浴在清风中一样清爽。然而您所说排斥佛教、道教的事情，与其著书，不如直接说；喋喋不休地多说，只是互相诋毁罢了。依我的看法，则与此不同。所谓著书，意义不过在于文辞罢了。把道理宣讲在口头，或写在竹简上，有什么区别呢？孟轲的书并不是孟轲亲自写成的，孟轲死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孟轲说过的话罢了。我自从领会圣人之道以来，排斥前面两家已经多年了。不明白的人以为我喜欢争辩，但也有人因此受到教化；听到后心存疑惑的人又多了一倍。对那些顽固不接受的人，亲自用言语开导；仍不接受，那么他们即使看我的书，本来也不会有什么收获。难道我会因为这件事而停止用力吗？不过有一点：教化当世没有比口头讲说更好的，传给后世没有比著书更好的；我又担心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三十岁能够立身，四十岁能够不迷惑，我在圣人的修养上已经超过了三十、四十岁的阶段，却仍然担心自己赶不上。何况我如今还没有达到，本来就有尚未达到的地方。请等到五六十岁以后再做这件事，希望少犯一些过错。您又讥讽我同别人争论，认为我的言论没有实质而驳杂，这只是我拿来开玩笑的。和饮酒、女色相比，不是还有区别吗？您讥讽我，就好像同别人一起洗澡，却讥笑别人赤身裸体一样。若说我讨论时不能放低姿态，或者确实有这种情况，我应当再思考并后悔。您对我赌博游戏的讥讽，我哪敢不接受教诲。其他事情等见面再说。傍晚前必须到公府去，言语不能尽述。韩愈再拜。《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 明代茅坤编撰。《昌黎文钞》卷五 书信、启、状。《重答张籍书》韩公不急切著书，本来是因为力量还没有达到，或者也是因为时势使他没有空闲罢了。但他说出这些话，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然而这篇文章尤其写得精巧。您不因为我韩愈没有什么才德，反而想推举我，使我进入圣贤的境域，拂去我的邪念，增加我尚未达到的高度；认为我的资质可以达到道，疏浚它的源头，引导它的归宿，灌溉它的根，将来使我享用果实。这是有盛德的人尚且谦让不敢当的事情，何况是我韩愈呢？不过，其中有些话确实应该再说，所以不能就此停止。从前圣人作《春秋》，已经使它的文辞深厚了，但仍不敢公开传授，只口头传给弟子；到了后世，才把书流传出来，他用来考虑祸患的方式实在深微。如今佛、道二家所尊奉、服事它们的人，下至公卿宰相，我哪里敢公开大声排斥它们呢？只能选择可以交谈的人来教诲；即使这样，也时时有人同我相悖，喧嚣争辩。如果终于写成这部书，那么看见它而发怒的人一定很多；他们必定把我当成狂人、惑乱人心的人。连自身都不能顾惜，书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孔子是圣人，尚且说：‘自从我得到子路，难听的话就传不到我耳中。’其余辅佐帮助他的人，走遍天下，仍然在陈国断粮，在匡地受围，被叔孙武叔毁谤，奔走于齐、鲁、宋、卫的郊野。他的道虽然尊贵，处境困穷也十分厉害。幸亏他的弟子相互守护，最终才在天下有所建立。假使他只是独自说、独自写，这些道理还能希望保存下来吗？如今佛、道二家在中原流行，大概已经六百多年了；它们扎根牢固，流布广远，不是早晨下令、晚上禁止就能做到的。自从文王去世，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共同守护周道，礼乐都保存下来；到了孔子，距离文王也没有多久。由孔子到孟子，距离也没有多久；由孟子到扬雄，同样没有多久。然而他们仍然如此勤勉，如此困顿，然后才能有所建立，我难道可以轻易地这样做吗？如果做起来容易，那么流传也不会久远，这就是我不敢轻易做的原因。但是看古人得到时机、推行自己的道，就没有什么需要著书的；著书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在当时不能实行，而希望在后世实行。如今我能否实现自己的志向、能否失去自己的志向，还不可知；等到五六十岁再著书，还不算晚。上天如果不想让这些人有所知晓，那么我的命运就不可预料；如果上天要让这些人有所知晓，不是我又是谁呢？推行他的道、写成他的书、教化当今、流传后世，必定各有所在。您为什么如此急切忧愁我所做的事情呢？前一封信说我和别人讨论时不能放低姿态，像是好胜的人；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也不是喜好自己胜过别人，而是喜好自己的道胜过别人，不是喜好自己胜过自己的道。我的道，就是孔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如果不能胜过别人，就没有办法传播道，我难道敢躲避‘好胜’这个名声吗？孔子说：‘我同颜回谈一整天，他从不违背我的话；像……’至于我同众人辩论，确实是有的；关于被讥为驳杂，前一封信已经说尽了。您再想一想吧。从前孔子尚且有戏谑的时候，《诗经》不是说：‘善于戏谑啊，并不以此伤人。’《礼记》说：‘只张弓而不放松，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能这样。’这对道有什么妨害呢？您难道还没有想到吗？孟君将要到别处去，我想同您告别，希望您能来一次。唐荆川说：‘本来是三节文字，却写得活泼而不受拘束。’

译《答刘秀才论史书》害怕编写史书会招来祸患，并不是这样。孔子褒扬善人、贬斥恶人，《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清楚明白，与天地并存？昌黎没有做到编史，只是跟着替自己作辩解罢了。韩愈谨启：秀才承蒙您来信询问，爱护我，教导勉励我应当致力于所应做的事情，我哪敢不拜谢您的恩赐！我认为，史官褒贬的大原则，《春秋》已经完备了。后来的作者，只要根据事实如实记录，善恶自然显现。然而这尚且不是浅陋、苟且、懒惰的人所能完成的，何况还要进行褒贬呢？孔子是圣人，作《春秋》时受到鲁、卫、陈、宋、齐、楚的侮辱，最终不得志而死。齐国太史氏兄弟几乎全部被杀；左丘明记录《春秋》时代的事情而失明；司马迁作《史记》遭受刑罚；班固因困厄而死；陈寿一度被起用又被废黜，最终也没有达到理想。王隐受诽谤而退居，死在家中；习凿齿失去一只脚；崔浩、范晔被诛杀；魏收早死；宋孝王被杀。您所称说的吴兢，也没有听说他本人显贵，而使后世知道他的事迹。做史官的人，不是遭受人祸，就是遭受天罚，难道可以不畏惧而轻率从事吗？唐朝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了，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相继出现；其余文武之士建立功名，前后多得数不清。难道一个人仓促之间就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并传给后世吗？我的志向和年纪都已经形成，身体衰退，不能再自我督促勉励。宰相知道我没有其他才能，不足以任用；怜悯我年老贫穷、处处不合、没有成就，不愿使四海之内有一个忧愁失意的人，便随便在皇帝面前说了几句，如果勉强加给我一个职务，不过是使我荣耀罢了，并不是一定要督促逼迫我完成史书工作。我地位卑微，不敢违背您的盛意；将要谋求辞去朝职。况且传闻各不相同，善恶随着人的所见而变化；更严重的是，人们依附党派，憎爱不同，巧妙地编造言语，凭空构造善恶事迹。对于这样的材料，今天凭什么承受、取信，却可以草草写成传记，流传万世吗？如果没有鬼神，难道不应当自己在心中惭愧？如果有鬼神，鬼神将不会降福给这种人。我虽然愚蠢，也粗略知道自爱，实在不敢草率行事。圣唐的宏伟事迹以及贤士大夫的事迹，都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绝不会沉没。如今史馆中并不是没有人，将来一定会有作者勤勉地编纂它们。后生可畏，哪里知道那个人不在您呢？您也应当努力。《答崔立之书》崔斯立三次参加吏部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斯立写信给韩公，所以韩公如此答复。大概崔斯立和韩公交情深厚、相知很深，所以能够倾吐到这种地步。斯立足下：我看见险境不能停止，行动又不得时宜，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失去了自己的操守，困顿而不知变通，以至于屡次蒙受羞辱，成为君子和小人怜悯、嘲笑的对象，也成为天下人背弃而远离的人。您却仍然认为我可以教导，降低身价、损抑道德，甚至亲自写信来询问我；援引古昔，文辞意义高远，一面进言一面劝勉，您对待故旧的道义算是尽到了。即使是我，也本来只敢对您抱有期望，而不敢对其他人抱有这样的期望。然而其中似乎还有您没有了解我的地方，难道不是故意想要发泄剩余的意见吗？不然，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大丈夫来期待呢？我不能默默不说，姑且再为自己辩明一下。我刚十六七岁时，还不懂得世事，读圣人的书，以为世上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他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等到二十岁时，苦于家中贫穷、衣食不足，向亲近的人谋求办法，这才知道做官不只是为了他人。来到京师后，看见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大家都尊重他们；我确实羡慕，于是去寻求应试的方法。有人拿出礼部考试的赋、诗、策等给我看，我以为这些东西不用学习也能写成，于是到州县请求参加考试。主管官员的好恶出于自己的内心，我考了四次以后才有所成就，却仍然没有立即得到官职。听说吏部有以博学宏辞科选人的，大家尤其称赞这类人才，而且可以得到美好的仕途；我又去寻求应试方法。有人拿出考试文章给我看，也和礼部考试的文章相同。我私下里对其中的缘故感到奇怪，但仍然喜欢这种声名，于是又到州府请求参加考试。我总共两次参加吏部考试，第一次已经录取，却又被中书省黜退。虽然没有能够出仕，有人还说我有才。退下来后，我拿出自己所作的试文阅读，才发现都像俳优的辞句，脸面羞惭，内心不安了好几个月。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就还想有所成就，这正是书上所说的“以有过错为耻，却又继续做错事”。于是再次求取科举功名，也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便又怀疑自己，以为自己的试文和那些被录取的文章不同；至于文章的程度，以及看过中书省所取文章以后，我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所谓博学，难道就是如今所说的博学吗？所谓宏辞，难道就是如今所说的宏辞吗？假使古代那些豪杰之士，如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类，参加今天的这种选拔，他们一定会知道羞惭，因而不肯自荐罢了。假使让他们和当今善于求取功名的人，在幽暗狭窄的环境中竞争，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耻辱。然而那五个人假如生在今天，他们的学说即使不能显扬于天下，他们的自负又会怎样呢？难道肯同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一个人的眼光下争论得失，并因此忧喜吗？所以我急切求取仕进，取得小的成功，大概是想凭此备办冬夏衣物，供养贫困孤苦的人；取得大的成功，大概是想把我所喜欢的东西同别人共同享有。除此以外的是非得失，我自己已经盘算成熟了。实在不必等到别人以后才知道，您却又把我比作献玉的人，认为一定要等工匠剖开玉璞以后，天下人才会知道它，即使因此两次被砍断双脚也不算什么，而且还不会让强横的人再次施加刑罚。您勉励我的心意确实深厚。然而求取仕进，难道除了这条路就没有别的门径了吗？您说我一定要等到这件事以后才能进身，尤其不是了解我的话。我这块玉本来从未献出，双脚也从未被砍断，您不必替我忧愁。如今天下的风俗，还没有达到古代的程度；边境上还有披甲执兵的人，皇上不能安适，宰相也以此为忧。我虽不贤，也将暗中考察其中的得失，把它献给我们的宰相，推荐给我们的君主吗？向上希望取得卿大夫的职位，向下即使只得到一座边塞而统领它，也可以。若这些都不能得到，我还将耕作于宽闲的原野，垂钓于寂寞的水滨，寻求国家遗留下来的事迹，考察贤人哲士一生的始末，作一部唐代的经典，使它流传无穷；谴责过去的奸佞谀臣，发掘被掩没的德行，使它幽微的光辉显露出来。这两件事必定有一件可以做到，您认为我的玉要献出几次，双脚要被砍断几次呢？又所谓强横的人究竟是谁？再次施加砍足之刑，确实会怎样呢？读书人本来就会信赖知己，若没有您，我便无法抒发这些狂言。

译答元侍御书 委婉妩媚，感慨深切。微之足下：前几年承蒙您来信，谈到甄逢的父亲甄济，能够看出安禄山必定反叛，便假装哑巴，弃官离去。安禄山势力稍有成就，名号又逼迫召致甄济，甄济至死坚持不肯起身，最终也没有屈服。您又谈到甄逢，知道读书，约束自身、树立品行，勤勉自给，不求助于州县，并拿出多余的财物救济别人的急难。您因此同他交往，想让甄逢父子的名声事迹保存在史官的记载中。您因为刚直敢为而喜欢建立事业，却被排斥不能立于朝廷，失意而不悔，反而更加坚决地喜好有为。微之，您真是安然快乐地这样做吗？我谨慎详细地考察您所说的，依照修史的法则加以记载。像甄济这样的人，本来应当附载于书中。如今甄逢又能修养自身，幸而得到方州大臣的知遇，使他的先人事迹得以彰明，传布天下，使朝廷耳目通达于天子；又追赠他的父亲为第四品官，这真是显赫而惊人。甄逢和他的父亲都应当得到记载了。甄济、甄逢父子，自从我们这些人阐明《春秋》以来，都是赞美君子、乐于称道人之善的人。一个人如果真能乐于称道人之善，那么天下人都会弃恶从善，善人也能各得其所，这功劳实在很大。您和甄济父子都应当一同被记载。您勉励甄逢，使他始终修养自身；而且您年纪还强健，继承德行的人也有后继，将来一定会大书特书，屡次书写，而不只写一次罢了。韩愈既然承受了命令，便拿着笔等待。答陈商书 譬喻直白，格调同《战国策》相近。韩愈敬启：承蒙您赐信，言辞高妙而意旨深远，读了三四遍还不能完全通晓，茫然之间更加惭愧。您又不因为我浅陋无能、没有超过常人的见识，反而把您所坚持的道理告诉我，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怎敢不吐露实情？然而我自己知道，这些话不足以补益您的需要。齐王喜爱竽，有一个想在齐国求取仕进的人，拿着瑟前往，站在齐王宫门外，三年也不能进去，便斥责说：“我弹奏瑟，能够使鬼神上下；我弹瑟合乎轩辕氏的音律。”那客人骂他说：“大王喜欢竽，您却弹瑟；瑟即使弹得精妙，怎奈大王不喜欢呢？”这就叫做擅长弹瑟，却不擅长在齐国求取仕进。如今在这个时代参加进士考试，是为了求取俸禄利益；在这个时代推行道义而写文章，却一定要使世人都不喜欢，岂不是同拿瑟站在齐王门外的人相似吗？文章即使写得好，却不利于求取功名；求取不到便愤怒而怨恨，难道不知道君子一定不会这样做吗？所以我的一点诚意，每当有人来访时，凡是有意于求取不肖之事的，我都不稍作推辞谦让，便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希望您明察。答侯继书 淡泊舒宕，自有奇气。裴子从城里来，得到您的一封信。第二天又在崔大那里得到您留在陕州的信。我玩味阅读，反复诵读，不能自止。不久得知您不能留下，我又受到考官的羞辱，想写一封信来开解您，也借此抒发自己的胸怀。意思含蓄，文辞连绵，写好了又放下，最终不能把想说的话写成。等到得到您的两封信，凡是我想向您进言的，您都已经自己领会到了。我即使想再增加一些言辞，料想也没有超出您的意思，所以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再写了。后来自己想到将要远行，隐伏在深远偏僻之处，同当时的世事不再相闻。即使您思念我，也无从探寻我的声名踪迹，所以不得不写信同您告别，并不是又有什么感触需要抒发。我的少年时代喜好学问，五经之外，诸子百家的书，只要听说有就没有不求取、得到后没有不阅读的。然而我的志趣只在探究它们意义的归宿；至于礼乐的名目和数目、阴阳、土地、星辰、方术医药一类的书，却始终没有真正掌握门径。即使如今求取仕进的人不重视这些学问，然而古代没有不通晓这些而能够成为大贤君子的。我的才智虽然平庸愚钝，每次读书总是因此自惭。如今幸而不被时世任用，没有早晚奔波劳碌的辛苦，姑且试着学习，直到力量不足然后停止，这仍然胜过急切追逐世俗所争逐的东西。既然求取不到，还要怨天尤人，这就是我如今的志向。我担心您因为我退隐归去，便以为我不能再自我奋勉、坚持不懈，所以借这封信告诉您，希望您知道：我的退隐未必不是进取，而众人的进取未必不是退步。已经卖掉马，便寻找船向东而下，这两件事都不会超过下个月十日。有来问候我的人，请替我致谢。答李秀才书 因为我过去同李秀才没有交情，只是在元宾的诗中认识了这个人，所以始终托付元宾来书写我同他的交往之情。韩愈敬启：已故友人李观，字元宾，十年前给我看过《别吴中故人诗》六章，其中第一章就是写您的。诗中对您有很多赞誉。元宾为人品行高峻、清正洁白，心胸狭窄，不能包容寻常人，也不肯随便发表议论。我因而探究其中缘故，于是知道您不是平庸之人。当时您在吴中，后来我出游在外，没有机会相见。元宾去世以后，他的文章更加可贵。思念元宾却见不到他，见到同元宾交往的人，就像见到了元宾一样。如今承蒙您赐信并寄示文章，看到您的姓名，元宾的声音容貌仿佛又同我相接；读您的文章，发现元宾识人和交友的眼光实在没有受到污染。您的心志，同我的元宾很相似。您的言论认为我所作的文章不违背孔子，不把雕琢文辞当作工巧，您将要同我一道走这条路，难道我还敢吝惜自己的道理，以辞让为事吗？然而我向古人学习的志向，不只是喜爱他们文辞的优美，更是喜爱他们的道理罢了。读您的文章，了解到您的用心，难道其中还会有比这更深的地方吗？您自己已经以此为乐，何况文章之外的东西呢？韩愈顿首。

译答冯宿书 在欣然听取别人指出过错的背后，其实还有一段坚持自己正直操守的意思。您把我所欠缺的地方指示给我，若不是情意深厚，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朋友之道已经断绝很久了，没有互相劝诫、切磋磨砺的道理，我是多么幸运，竟能得到您这样的朋友！我常常忧虑时俗之人，有耳朵却听不见自己的过错，内心战战兢兢，只怕自己不能听见自己的过错。从今以后，我对您有希望了！不过您同我交往已久，我的操守也是您所熟悉的。您知道我在京城时，那些喧嚣之徒诋毁我百倍；您当时常同我相处，早晚一同出入起居，难道也见过我有什么不善吗？可是我退下来思考这件事，虽然没有什么足以获罪于人的地方，却也有足以获罪于人的地方。我在京城一年，不曾到过一次贵人的门下，别人所趋附的，正是我所傲视的。同我意气相合的，我便同他交游；不合的，即使来到我的住所，我也从未同他坐谈。这难道只是招致诽谤而已吗？没有被人杀害就算幸运了。追想起来，真使人战栗寒心。因此到这里以来，我克制自己而处处谦下，即使不肖之人到来，也从未敢因相貌而轻慢他，何况是当时所崇尚的人呢？我这样自我反省，希望或许可以没有时俗的祸患，却不知道是否仍然会有那些议论。听到流言却不相信我的品行，唉，世上难道不再有这样的人了吗？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我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我已经曲意委婉、顺从应和，迎合风向、承接您的心意，急切地唯恐不能同您相合，即使这样还不免有这些议论，命运如此，又能怎么办呢？可是子路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高兴，禹听到正直的劝告便下车行礼。古人说过：“把我的过错告诉我的人，就是我的老师。”希望您不要怕麻烦，只要听到有关我的事情，就一定告诉我。我也有可以回报您的地方，不敢虚假，也不敢隐瞒。答窦秀才书 我年轻时懦弱怯惰，对于其他技艺，自己估量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又不通晓时事，同世俗多有抵牾，想到终究无法建立事业，便发愤专心于文学。学习却没有掌握方法，凡是辛苦所得而仅有的东西，都流于空泛的言论而不适合实际使用，又加上自我荒废。因此学成以后道路反而更加困窘，年纪老了智慧更加困顿。如今又因获罪被朝廷贬黜，远赴蛮县任职，忧愁无聊，瘴疠侵袭加重，惶惶不安，连朝夕生活都没有什么指望。您年轻而才华俊秀，文辞雅正，气势锐利；正值朝廷求贤若渴，当权者又都是贤能的官吏。只要拿几寸长的笔，写满一尺长的纸，写得高明便可以求取爵位，按次序进身，也不会失去进入甲科的万分之一机会。如今您却乘坐不可预测的船，进入没有人烟的地方，把同我相从、询问文章当作事情；身体辛劳而事情错位，言辞厚重而请求简约，这不是一个好的打算。即使古代君子积累道术、隐藏德行，收敛光芒而不显耀，封闭言口而不传授，遇到您的诚恳请求，尚且会倾尽仓廪，罗列所学来传授给您。像我这样愚钝不肖的人，又怎么敢对您有所吝惜呢？只是您的才能足以自我奋发，而我所有的东西就如前面所说，因此临到这件事便感到惭愧羞耻，不敢回答。钱财不足以救济您的困窘急迫，文章也不足以开启您事业发展的道路；您满载而来，却空着袋子回去，希望您明白这一点罢了。答吕毉山人书 奇特的气势。韩愈敬启：承蒙您来信责怪我不能像信陵君那样为您执辔。信陵君是战国时代的公子，想要用这种方式招揽士人，声势震动天下，不过如此罢了。像我这样的人自己估量，假如世上没有孔子，尚且不应列在他的弟子行列中。因为您刚从山中出来，具有朴实茂盛的美质，我担心您还没有经过世事的磨炼。自周代以后，文章弊病日深，诸子百家各自著书，自立门户，扰乱了圣人的宗旨。后来的学者沿袭传习，杂乱而不能贯通，所以我故意设问来观察您：您已经成熟了吗？如果已经成熟，我将把您当作朋友；如果还未成熟，我将同您讲论，去掉错误而趋向正确。我并不像六国公子那样，在道术上做买卖。如今天下人求取仕进，只有依靠进士、明经，以及卿大夫的世袭门第。他们大都熟悉时俗，善于辞令，懂得形势，善于揣摩君主心意，所以天下人随波逐流，一天天走向衰败，我恐怕再也不能振作起来。我正想把您这种趋赴危难、置利害于不顾、懂得进退取舍的人引荐到朝廷，来争取挽救它。并不是说当今公卿之间没有像您这样有文章有见识的人，只是不能把我同信陵君相比。然而您穿着破衣，系着麻鞋，直率地叩开我的门。我接待您，虽然没有完全做到宾主之礼，却不能说没有诚意。您走遍天下，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大概很少，于是竟能责备我招待不周。这正是我急切求取的人才。您的议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合乎节度，但您不肯阿谀曲从、迎合别人，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了。我正要让您享受三沐三熏的礼遇，请听从我的安排，稍稍安静，不要急躁。答胡生书 感情本来诚挚坦率，其中又有深沉思考的地方，值得玩味。韩愈顿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下个不停，柴草的价格更加昂贵。您作为远方来的客人，心怀道义，坚守原则，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便不交往，难道不会困苦吗？片刻不能舒展思念之情，实在没有办法。我不善于为自己谋划，嘴多而吃的少，但每月尚且有些收入。以我的不足，便可以知道您的穷困了；到了这种地步仍不后悔，不是坚定相信道义的人，谁能做到呢？您所给我看的上千字的文章，略略没有提到这件事，反而把不能常常相见当作忧虑，把感谢相知当作急务。谋求道义而不谋求食物，以忧患为乐，正是在说您啊！只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当回应的，怎么办呢？辨别是非，区分贤能和不肖，是公卿贵人的职责，我不敢对此存有意图。像您这样对我情意深厚的人，我知道他的贤能，偶尔在别人面前称道他，对您却没有益处。不知道的人反而会用这件事来诽谤我；我不敢爱惜自己，只怕对您没有益处反而有所伤害。怎么办呢？如果说：“他同我有所契合，我却不利于他的求取仕进”，这样或许可以。您又离开乡里，远离亲爱之人，甘受辛苦而不厌倦，本来就不是为了这种事。怎么办呢？我对您的情意，已经不会改变了。告诫您，不要把向我所说的话告诉别人，以平息不了解情况者的诽谤。您谨慎地照办。《讲礼》《释友》两篇，比过去更加出色，志意深厚而譬喻恳切，因事陈述文辞，古代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译答尉迟生书 韩愈敬启尉迟生足下：所谓文章，必定有内在的实质，所以君子谨慎对待自己的实质。实质的美好或丑恶，一表现出来就无法掩盖。根基深厚，枝梢就茂盛；形体宏大，声势就洪亮；行为高峻，言语就严厉；内心淳厚，气度就平和；明白清晰的地方没有疑惑，从容宽裕的地方也有余地。我所听闻的文章之道，就是这样。有人向我请教，我也这样回答。如今您所作的文章都很好，却谦逊得好像还不足，还来向我求证，我又怎敢吝惜言辞呢？还是说我所能说的都是古人的道理，而古人的道理不足以取悦于今天，您为什么如此特别地珍爱它呢？贤能的公卿大夫在上，刚刚进身的贤士并肩在下；他们能够得到职位，必定有取得它的原因。您想出仕吗？那就去向他们请教，他们的一切都可以学习。如果您只是特别喜爱这种学问，而不是为了出仕，那么我也曾经学习过它，请允许我从今以后继续谈论。答杨子书 结交之初就是这样，这正是我们已经相合却没有彼此离异的原因。承蒙您来信，并把表、记、述、书、辞等五篇文章给我看。它们同在东都时所见的文章相比，已经略显出不凡的气象；我还没有同您交谈，内心本已认为您奇异出众，只是不敢仅凭外貌贸然断定一个人。即使尧舜也难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又曾接受宰予的告诫，所以不敢断然决定；决定之后，也不敢忽然疏远您。到城里以来，我没有同多少人往来；朋友中所敬重信任的，是平昌孟东野。东野喋喋不休地谈到您，崔大很少谈论诗文，但每每谈到人物，也把您看作处士中的优秀者。最近又得到李七翱的信，他也说您的文章远远超过他的兄长。以平昌这样的贤人来说，他称道一个人，本来就足以相信；何况崔、李又接连来信称说您呢？所以还未相见，我对您的信任已经很深了。相见以后，不用约定就已经亲近，确实知道您的才能充实而同您的外表相称。如今承蒙您来信竟这样说，正所谓把黄金看得过重，反而被外在事物迷惑了。不过恐怕您年轻而我年老，同我们不是一类人，还需要用言谈来验证，所以详细说明缘故。今后不必再在这件事上存疑了。若说培养人才，那是天子的大臣的职责；像我这样的人只守着一个官职，尚且不足以修治好它，何况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呢？有空学习时，幸望时时来访。韩愈敬白。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 感情直率而文辞委婉。韩愈启奏：我做相公的属官已经五年，承蒙您的知遇和爱护。想到自己从未有丝毫事情可以报答，便日日夜夜思考谋划，认为侍奉大君子应当依循道义，不应苟且求取容纳和欢悦；因此对于事情，从来不敢疑惑，应该实行就实行，应该停止就停止，接受您的包容和察看，不再进言致谢。我自以为这样才真正懂得侍奉大君子的道理。如今即使我被淘汰，调任县令，本来仍在相公您的辖治之下，并没有离开您的门墙；若因我是旧属吏而产生形迹上的嫌疑，便改变从前的作为，使自己疏远外在于大君子，按理也不必等我烦劳您之后，您才会察觉。有人告发某人侮辱辱骂他的妹妹和妻子，作为他们的长者，难道可以不追问吗？追问而他不来，作为他们的长者，难道可以不愤怒而杖责他吗？坐在军营中，拿着兵器守卫防御，替留守出入时在前后驱从的，这才是真正的军人。坐在坊市里卖饼，也称作军人，那么谁不是军人呢？我认为这一定是奸人用钱财贿赂将领和官吏，盗取相公的文书，在军籍中私自注入姓名，以此凌驾于府县之上。这本来就是相公想要清除的人，也是奉行法令的官吏所应憎恨的，即使逮捕拘系、杖责他们，也不过分。昨天听说相公追捕那个被告发受辱骂的人，我认为大君子处理政事应当有权宜变通，开始看似略有不同，最终总要归于正道。军吏纷纷进来诉说冤屈，作为他们的长官，怎么能不稍稍表示替他们办理此事的意思呢？我不敢因此在心中怀疑大君子；等到听各位属官说起，才觉得同小人所希望并信赖的结果相差很少，似乎有些乖戾。即便如此，我哪里敢有万分之一的怀疑？一定是各位属官和将吏还没有去除

译朋党之心，把事情遮蔽得昏暗，不把真实情状向您说明。我承受您的私恩已经很久，哪里敢把这些事闭藏在心中，变成私下的怨恨，而不把一二分说出来呢？伏望相公怜悯察看，实在幸甚，幸甚。我没有适合时势的才能，渐渐也不喜欢做官；如果能得到一件事情作为辞官的名目，便可以自行罢去，简直像吐弃唾沫一样，绝没有一分顾惜之心。只是如果因此失去大君子些微的情意，那就比丘山还重。是守官还是离官，只听今日您的指示。韩愈惶恐再拜上。贺徐州张仆射献白兔状 类似终军答论白麟奇木的文章。我恭敬地听说，本月五日，营田巡官陈从政献上瑞兔。兔毛质地洁白，天性已经驯服。起初是在符离安阜屯服役的役夫得到它的，他们早晨行走时遇见它，逼近它而它没有逃逸，竟像人一样站立拱手。我私下认为，吉凶的征兆，是上天用来启发警觉下民的；依照事物类别寄托譬喻，其中事情的细微情状，不是可以凭图画验证的。若不是睿智而博通的人，谁能够探究明白？我虽不敏，请允许我试着辨析。兔属于阴类；又居住在洞穴中，性情狡猾而潜伏，是违逆的象征。如今它的颜色洁白，说明它已经脱离同类；它的心性驯服，说明它受到我方德化；像人一样站立拱手，并不是禽兽的行为，说明它已经改变本性而服从人，也表示它服罪了。在符离得到它，符离实际是戎国的名称，也有归附亲近之意。它不是出现在农夫的田地里，而是出现在军田武德行。它不经战斗便前来归附的方法，也包含“安阜”这个美好的名称。伏望阁下作为帝室的股肱、天下的屏障，四方如果有叛逆作乱的臣子，还没有沾染刑具之血的那些人，畏惧威势而崩溃离散，归附我朝吗？这种事情的征兆已经出现了，正应当详细记载其事，表奏朝廷，使上天的心意得到回应。小子我虽然不聪慧，却冒昧凭借文辞和微薄见识，反复想到眼前这盛大的美事，难道敢逃避不谦让的责备而默默不言吗？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文章委婉曲折，感动了卢郎中，他一定会由衷地向上举荐侯喜。侯喜这个人写文章非常古雅，立志十分坚定，进退取舍具有士君子的操守。他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在朝廷没有援助；参加科举十多年，最终也没有遇到知己。我常常羡慕他的才华，又为他的困顿不得志而遗憾，同他往来已经很多年了。曾经想把他推荐给主考官，向上位者称说他，但我的名望低、官职卑微，没有这样的门路。看他所写的文章，我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去年我从京城参加调选，本来想带他同行，恰好他自己有家事困顿坎坷，又耽误了一年。到春末我从京城回来，奇怪他长久没有消息。五月初来到这里，他亲口说被阁下所知遇，言辞激昂，脸上带着自得的神色，说：“我侯喜死也没有遗憾了！我辞别父母进入关中，羁旅道路之间，拜见过数百位王公，从来没有像卢公这样了解我的。近来我几乎将被弃置在泥涂中，老死于草野之间；如今胸中的气势又勃勃兴起，再次有了求取仕进的道路。”我被他的话感动，便用酒向他祝贺，对他说：“卢公是天下贤能的刺史，从未随意推举人，大概是因为难得其人，又看重这件事。如今您郁积多年而成为选拔之首，说死而无憾，本来是应该的。古人所说的知己，正是这样。自身处在贫贱之中，被天下人所不知，唯独受到大贤的知遇，这才是可贵的。” 如果自己本来就有名声，又凭借权势地位，那不过是市场交易一样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您被卢公知遇，才真正称得上知己。士人修养自身、树立节操，最终却没有遇到知己，自古以来数也数不清。有的人每天面对面交谈却彼此不了解，有的人相隔异代却互相仰慕；正因为知己难以遇到，所以说：“士人为知己者死，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阁下既然已经了解侯喜，而我又把侯喜的事情向您陈说，并不是替侯喜谋求什么，而是感叹知己难遇，赞美阁下的德行，又怜惜侯喜，所以借他这次出行把这些话献给您。谨

译此陈状。

译《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六 明代茅坤撰。《昌黎文钞》卷六。序 送杨支使序 杨凭任御史中丞时，上奏征召杨仪之为观察支使，文章写得很有兴致。我在京城时，曾听说当今藩镇幕府的宾客，只有宣州最多。其中贤能而同他们交游的有两人：陇西李博、清河崔群。崔群和李博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如果道义不能在主人那里实行，同他相处的人又不是志同道合的一类，即使主人用季氏那样的财富来供养他们，他们也不会停留一天。由崔群、李博来看，凡是在宣州幕府任职的人，即使不能都同他们交游，也都可以相信并知道他们的为人。我从未到过宣州，却乐于称颂它主人的贤能，是因为他所任用的人值得信任。如今中丞在朝廷任职，我每天在门下侍奉，等到他来镇守这片土地，有人问湖南的宾客怎样，我说：“知道他的宾客，就可以相信他的主人，宣州正是这样；知道他的主人，就可以相信他的宾客，湖南正是这样。”去年冬天，我奉诏到阳山任县令，这才得以在湖南幕府拜见宾客，于是知道此前的信任没有错。等到杨仪之到来，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那么先前所说的崔群和李博，我又何必分出先后呢？杨仪之的智慧足以谋划，才干足以成事，忠诚足以勤勉侍奉上级，仁惠足以使下属存活；又用诗书六艺的学问、先圣贤人的德音来丰富它，使文章得以完成，使本质得到辅助。他适宜在这个府中任职，也适宜让声名功业流传到朝廷。乐于称道人之善，以此勉励他归来，这正是我的心意。说我作为这里的县令，是在这里讨好那位大人，是不懂得说话的人。擅长作诗的人，就作诗来把这件事系连起来。送郑尚书序 我特意考察：昌黎的序事文章，完全不像司马迁，也不学习司马迁，已经自成一家了。五岭以南有七十个州，其中二十二个隶属于岭南节度府，四十多个分属四个府，每府各自设置主帅。但只有岭南节度府是大府，大府的主帅初到四府辖区，四府一定要派属官启奏问候起居；感谢他守护地方，却不能立即道贺，以此作为礼节。每逢时节一定派人祝贺问候，送来当地的水土物产。大府主帅有时经过四府，府帅一定穿戎服，左手握刀，右边系着弓箭，裹头，穿裤靴，到郊外迎接。等大府主帅到达，先进入馆舍占据主位，四府帅守退避在屏风旁，好像将要趋入庭中下拜。大府主帅同他谦让，经过一两次之后，他才敢更换衣服，以宾主之礼相见；走到相应位置拿酒爵时，都起身下拜，直到不允许才停止，仿佛小侯侍奉大国，遇到大事要先请示而后行动。隶属各府的州，距离府治远的达到三千里，隔着山海悬远，派出的使者要几个月才能到达。蛮夷强悍轻率，容易产生怨恨；南方各州又都临近大海，多有洲岛，帆船借风一天可以飞驰数千里，茫茫大海中踪迹难寻，控制防御便失去依凭。险阻之地结党聚众，怀着仇恨伺机而动，用毒箭等待将吏，撞击呼喊彼此应和，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无法梳理。对他们好时便像人，发怒时便像野兽，所以平时常常减轻赋税收入，简化法令，疏略法网，时常有所遗漏；不加究治，像养育儿子一样姑息，直到混乱得无法治理，才像割草捕兽一样彻底清除，连根拔除、痛快断绝才停止。海外那些杂处的国家，如躭浮罗、流求、毛人、夷亶等州，以及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类，东南连接天地，数量多到以万计。有时等待风潮，前来朝贡的蛮夷、胡人和商人的船只交错在海上。如果岭南主帅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那么整个边境就能得到治理，不会互相侵扰、盗窃、杀戮；没有风灾、鱼灾，也没有水旱、瘴疫、毒害的祸患，外国的货物每天运来，珍珠、香料、大象、犀牛、玳瑁等奇珍异物充满中国，怎么用也用不完。所以选择主帅常常比其他镇更为慎重；若不是有文武威风、懂得大体、令人敬畏而又值得信任的人，往往会不幸发生事故。长庆三年四月，任命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履行这一职务。郑公曾经节度襄阳，又统帅沧景德棣，历任河南尹、华州刺史，都有功德可以称道。入朝后任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有一百人，却没有几亩宅地，只能租房居住，可以说身份尊贵却能够安于贫困，这是仁者不以财富为富的表现。等到这项任命下达，朝廷上下没有不高兴的。将要出发时，公卿大夫和士人中凡是能作诗的，都一起作诗来赞美朝政，慰藉郑公南行的思绪；诗韵一定用“来”字，是为了祝愿郑公政绩有成，早日回来。送许郢州序 考察《唐书》，其中关于于公的记载多采用退之的文章，往往借此寄托讽谏。我曾经写信向于公自我通达，写了几百字，大意是说：前辈士人得到人才并加以托付，道德便彰显，名声便流传；后辈士人得到知遇并加以托付，事业便显著，爵位便通达。下位者自负才能，上位者自负职位，虽然总是互相寻求并以相遇为喜，却又常常不能相遇。于公不认为我的话不可取，回信说：“您的话是对的。”于公身居方伯的尊位，蓄养着非世间常有的人才，却能够同卑微鄙陋的人相互应答，如同回声和原声一样，这难道不是忠于君主、乐于善事，把国家事务当作自己责任的人吗？我虽不敢独自占有他的大恩，却也不能不说他是我的知己。我常常自豪地称道这件事，感情已经极其深厚，但事情却没有按照愿望实现，这正是小人也不肯做的事。所以借于使君出行的机会，讲述刺史应做的事情，作为送给于公的赠言。天下一切事情，都是因彼此相同而成功，因彼此不同而失败。做刺史的常常偏私自己的百姓，不把实际情况如实报告给府；做观察使的常常急于催收赋税，不根据实情相信州府。由此刺史不能安稳任职，观察使也不能实行自己的政令；财力已经耗尽，征敛却不停，百姓已经穷困，赋税却更加急迫，他们没有逃去做盗贼，也算幸运了。假使刺史不偏私自己的百姓，观察使不急于征收他们的赋税，刺史就会说：“我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恩惠不能只对他们特别优厚。” 观察使也会说：“某州的百姓，也是天下的百姓，征敛不能只对他们特别急迫。”这样做而政令仍不均平、命令仍不能推行，是从来没有的。前面所说的话，于公已经相信并实行了；现在所说的话，他难道会不相信吗？县对于州，就像州对于府一样。上面有事奉上级的责任，下面有治理下属的责任，彼此同心就成功，彼此不合就失败，一切都是如此。若不是使君贤能，谁能相信并实行这些话呢？我同使君并不是一朝燕游所结的交情，所以送行不以颂扬为主，而以规劝为主。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分作两段，最后总收。

译赠崔复州序 这篇文章同《送许郢州序》意思相同，不过在规劝讽谏于公的地方最为含蓄。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供差遣奔走的官吏，从长史、司马以下有几十人，他们的俸禄足以使自己的三族以及朋友故旧得到恩惠；他们心情快乐，整个境内的人就高兴，他们心情不快，整个境内的人就恐惧。大丈夫官做到刺史，也算荣耀了。然而，偏远幽僻的小民，有些人的脚步从未到过城邑；如果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处所，能在乡里官吏面前为自己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在县吏面前申辩呢？能在县吏面前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在刺史的公堂上申辩呢？因此刺史有听不到的事情，小民有无法申说的苦情。赋税有固定数额，而百姓的财产没有恒定；水旱和瘟疫又是无法预料的，百姓的富足或贫困全系于州县。县令不据实上报，节度使不据实相信，百姓日益穷困，征敛却更加急迫。我看见做刺史实在困难。崔君任复州刺史，他的节度使就是于公。崔君的仁德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于公的贤能足以任用崔君。既有刺史的荣耀，又没有做刺史的困难，大概就在这里吧？我曾蒙于公知遇，又曾同崔君交游，庆幸复州百姓将要受到他们恩泽的滋润，于是说了这些话。送幽州李端公序 构思立意高妙，结构结尾奇特，转折牵引如从天而降。元年，当今相国李公任吏部员外郎时，我曾同他一起上朝，路上谈到幽州司徒公的贤能，他说：“我前两年奉诏出使，向各地宣告礼令，进入幽州境内后，迎接慰劳我的使者每到一处，礼数便更加恭敬。到了郊外，司徒公裹着红色头巾，穿着裤靴，手握刀，左右佩带杂物，背着弓囊，插着箭，俯身站在道路左边迎接。我按礼节推辞说：‘您是天子的宰辅，不应行这样的礼。’到了府中，他又穿着这种服装来办理事务，我再次说：‘您是三公，不可以身穿武服承受诏命。’最终也没能让他改变。登堂后，他让我坐在宾客的台阶上，而且一定面向东方。”我说：“国家失去太平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十天、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数到尽头是六十；它将要重新太平，必定从幽州开始。幽州正是祸乱的发源地。如今皇帝极其圣明，司徒公又勤于礼法，也许可以率先使河南、河北的将领将来入朝觐见、奉行职事，恢复到开元时期那样吧？”李公说：“是的。”如今李公既然早晚在皇帝左右，一定会屡次把元年所说的话向皇上进言，这件事大概快要实现了。端公每逢年节来东都为父母祝寿，东都的大夫士人没有不在门前拜见他的。他为人辅佐司徒公非常忠诚，心里想让司徒公的功名流传千万年，请允许我把这些话作为使者归来时的献辞。送殷员外序 学习班固、杜预一类官员的文章，严密紧凑得就像程不识、李光弼治军一样。唐朝承受上天的命令成为天子，四方万国，无论海内海外，无论大小，全都向朝廷称臣归顺，按时节进贡当地的水土百物；大国特意前来，小国则附随聚集而来。元和睿圣文武皇帝继承帝位以后，全面治理境内，使其归于法度。元和十二年，皇帝下诏说：“四方万国之中，只有回鹘同唐朝最亲近，奉行职分尤其谨慎。宰相应当选宗室四品官一人，持节前去赏赐回鹘君长，告诉他我的心意；又选一名通晓经术、熟悉时事的人，作为他的副使。”于是殷侯侑由太常博士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穿朱衣，持象笏，奉命出行。朝廷大夫没有不出城为他饯行的。酒喝到一半，右庶子韩愈举杯说：“殷大夫，如今有人只出门走几百里，就惆怅不舍，脸上露出可怜的离别之色；拿着被褥进入三省值宿，还要殷切叮嘱、回头吩咐婢女，絮絮叨叨不能停。如今您出使万里之外的外国，言语和脸上却一点儿离愁都没有，难道不是真正懂得轻重、是大丈夫吗？”宰相因为您而响应诏令，真是确实懂得人才；不通晓经术的人果然不足以在这样的事情上任用。于是同僚们一起作诗，来表达您的出行。送杨少尹序 用两篇疏文赞美少尹，却专门着意于虚景的铺陈玩弄，所以文章出没变化，难以捉摸。从前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一天辞去官位离开。当时公卿设宴饯行，在都门外举行祖道仪式，送行的车有几百辆，路旁观看的人多有叹息流泪的，都说他们贤能。汉代史书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出了他们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仍然光彩照人，显赫得如同前几天发生的事。国子司业杨巨源，正凭借擅长诗歌来教导后辈，一旦因为年满七十岁，也向丞相说明情况，辞官回归故乡。世人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及，如今杨巨源和疏广、疏受二人，他们的心意难道不同吗？我忝列公卿之后，恰逢患病不能出门，不知道杨侯离去时，城门外送行的人有多少，车有几辆，马有几匹，路旁观看的人是否也有叹息，是否知道他贤能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否把这件事充分写大，作成传记，接续疏广、疏受二人的事迹呢？不会冷落寂寞吧？如今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人，至于画不画本来就不必计较了。然而我听说杨侯离去时，丞相中有爱惜他的人，向朝廷申明任命他为都少尹，不断其俸禄，又作歌诗来勉励他，京城中擅长诗歌的人也相继唱和。不知道当年疏广、疏受离去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古今人物相同还是不同，不可知。中世以来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罢官后便无处可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杨侯当初在家乡加冠，并考中进士，唱着《鹿鸣》归来。如今他回归故乡，指着树说：“这棵树，是我先人种的。”“这条水、这座丘陵，是我小时候钓鱼游玩的地方。”乡里人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并告诫子孙，要把杨侯不离开故乡作为榜样。古人所谓的乡先生，死后还可以在社中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唐荆川说：“前后照应，错综变化，简直无法形容。这种文章，在苏轼、曾巩、王安石的文集中都没有。”

译送湖南李正字序 把交游中的离合之情写成文章，又是一种风格情调。贞元年间，我跟随太傅陇西公到汴州任职，李生的尊父以侍御史身份掌管汴州盐铁事务，每天宰羊置酒，宴请宾客。李生当时还和他的弟弟学习读书、研习文辞，以考取进士为事业。我在太傅府中年纪最小，所以得以与李生父子交往。陇西公去世后，军队发生叛乱，军司马和从事全都死了，侍御史又被人进谗言，贬为平民，流放到日南。此后五年，我又被贬为阳山县令。如今我以都官郎身份留守东都，侍御史从衡州刺史任上调为亲王长史，也留在这里掌管王府事务。李生从湖南从事任上请假来朝见，当时太傅府中的旧属只有我和河南司录周君还在。除此之外，李氏父子相加正好四人，离别十三年，幸而聚集在一起，得以设宴并举杯相互劝饮，这是天意，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侍御史和周君如今都是前辈，成德人李生温和而有君子之风，写有诗八百篇，流传吟咏于当时。只有我韩愈，学业没有更加进步，品行没有更加修养，只是还没有死罢了。每次去拜访侍御史、拜见周君、到李生那里去，回来后没有一次不感到惭愧的。从前侍御史在朋友身上花费无度，到如今又不忍心看他的三族亲属受寒挨饿，便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疏远的亲友也全都来了；他的俸禄不足以养活李生，即使想不在外面任职，形势也不允许了。为李生归来而作诗的人，都写了诗；我同他最为故旧，所以又作了这篇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把这篇文章与欧阳公的《食货志》参照阅读，才算抓住了关键。元和六年冬天，振武军的官吏骑着驿马到朝廷报告饥荒，公卿在朝廷上议论，认为转运使没有选对人，应当另选有才干的人去替换他。我族侄重华恰好担任这个职务，到了那里便查出犯贪赃罪的官吏九百多人，解除他们的桎梏，给他们农具和牛，让他们在附近方便耕作的土地上耕种，以抵偿所欠的粮食；并免除官吏手中四十万斛粮食的征收。官吏得以免除罪责和死刑，借到种子和粮食，列入平民行列，各自有机会效力，无不流泪感激、振奋精神，相互带领着竭尽力量执行他的命令。他又为他们奔走筹划，考察高地低地各自适宜的地方，指示传授耕作方法，所以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官吏得以全部偿还所亏欠的四十万斛粮食，而私下保有多余的收成，得以休养生息，军队不再饥饿。韩君说：“这还不足以向天子陈说，请再招募人建立十五座屯田营，每营设置一百三十人，耕种一百顷土地，命令各自在高地筑堡。东边从振武开始，转向西边经过云州地界，直到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间六百多里，使各屯堡彼此相望，敌寇到来便不能作恶。人们得以尽情在其中耕作，多少可以省去漕运挽运的费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秋收果然增加一倍，每年节省度支钱一千三百万。元和八年，下诏授任他为殿中侍御史，赐给朱衣、金银绯服。那年冬天他入朝，奏说道：“如果再开垦四千顷田地，就完全可以供给塞下五座城的需要了。五千顷田地，按制度应当使用七千人；我命令官吏在无事时督促他们练习弓箭，准备作战和防守，这样还可以安定边境，差不多就是所谓兵农兼务、一举两得了。”大臣们正支持他的建议，我认为边军都不知道耕作，一张口就等着供养，主管部门常常雇用车船从其他郡县运粮，沿着沙地逆流而上，远的有几千里，人和牲畜死伤，蹄脚相接于道路，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中原坐受损耗，而边地官吏常常苦于粮食供应不上。如今韩君所请求开垦的田地，都是秦汉时期原有的郡县土地，他的成效又已经得到验证，明白地说，如果依从他的话，其利益实在不能立刻用一两项来计算。今天皇帝正要整顿各种防务，以取得太平的功业，难道能让士人有才能没有完全得到任用的叹息，让怀有奇才奇见的人不能施展吗？韩君又有什么可忧虑的，而中台士大夫也都这样说。侍御韩君此前统领三县、整顿三州，考核政绩常常列为天下第一；如今把他的谋划施行在边地，功业又这样显赫。如果完全采用他的筹划，西北边境过去丧失的土地，便可以指日收复。听说他将要归来，大家都相互勉励作诗来推崇他，并请我作序。

译赠张童子序 张本与昌黎同榜考中进士，但他所写的赠文特别称他为“童子”，难道是因为唐代有童子科吗？文章语言庄重严肃，叙述事情错杂却很有条理。天下凭借通晓两部经书而到礼部应试的，每年达到三千人。先由县里考试，确定可以推荐的人，然后升送到州或府。不能考中科目的，不计入这个数目。州或府汇总所属县所升送的人，再进行考试，比县试更加仔细审察，确定可以推荐的人，然后贡送给天子，再由有关部门考试。不能考中科目的，也不计入这个数目。这叫乡贡。有关部门汇总府、州所升送的人，再进行考试，更加仔细审察，把可以进用的人依次排列，将姓名上报天子，并把名册收藏在所属的吏部；每年不到二百人。这叫出身。能够进入这一选拔范围，实在太难了。两部经书的章句，不过几十万字；它们的传注在外，也都要背诵，还要大致懂得经书的要旨。因此参加这种考试的人，有的要到十多年以后，才列入三千人之数而升送礼部；又有的要到十多年以后，才列入二百人之数而进入吏部。头发斑白的老人有一半，昏昧闭塞、不能达到要求的人，都不在这个期限之内，有人终身也不能参加。张童子九岁时出生，从州县一直到礼部，一次考试便被选拔，列入二百人的行列。又过了两年，他更加通晓两部经书，有司再次上报他的事迹，因此授予他卫兵曹的职务。人人都说童子耳目聪明通达，精神气质灵秀，我也赞叹童子独自超出同辈。童子向本官长官请求，随父亲回去慰问母亲。八月，他从京师出发，沿陕南到虢东及洛师，向北渡过黄河以北，九月才来到郑地。从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到五都的长官和众官吏，都厚赠他的粮食财物，有的还作歌写诗来赞美童子。童子也很荣耀了。虽然如此，我韩愈还要把童子引向正道，使人对童子说：‘追求增益的人，不是想要速成的人。少年和成年是不同的，观察一个人少年时，人们只看重童子的特异；等到他长大，就要用成年人的礼法来要求他。成年人的礼法，并不只是童子所能做到的这些而已。因此，童子应当暂且放下已经学过的东西，而勤勉学习尚未学到的东西。’我和童子都是陆公的门人，仰慕颜回、子路二人相互请求赠文并共同交游的事情，所以写这些话赠给童子。唐荆川说：“只是科举中的寻常事情，却写得如此顿挫变化，是送牛堪序一类的文章。” 这一定是牛堪没有去感谢主考官，所以昌黎才写了这些话。凭借明经科应试的人，要诵读几十万字，还要大致通晓大义；征引文辞、旁及其他经书的，又要诵读几十万字，他们做这件事是勤奋的。能够在有关部门考试中登第的人，离开田亩百姓而取得官吏俸禄，由此升迁而多次做到卿相的，常常有这样的人；他们所获得的也很丰厚。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在有关部门登第后，到主考官门下进谢，难道是有关部门这样对待他们吗？还是因为公事公办而不徇私情？应试者对于有关部门的期望，也应当是这样吗？他们到主考官门下进谢，难道就是徇私吗？还是人们没有想到这种礼节，或者不能行使这种礼节呢？像牛堪这样的人，思虑足以想到这些，才质足以实行这些，却又没有听说他前去致谢，他一定有自己的缘故吧？违背众人而求得知名、树立奇行来取得名声，并不是牛堪心中所想的。由此看来，像牛堪这样的用心，他将来做到大官并不是侥幸。牛堪是太学生，我是博士；博士是太学生的师长。他考中进士归来，将要在乡里荣耀，我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唐荆川说：这篇文章的文字、意旨和格调都很不寻常。送窦从事序 奇异峭拔。越过甄闽向南，都是百越的土地。按天文分野，这里属于星纪，所对应的星宿是牵牛。连绵的山岭隔在北面，浩大的海洋对着南面。这一带是居住在岛屿、穿着草木编织衣服的百越人，风俗气候的特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唐朝拥有天下以后，号令所到之处，无论远近都没有不同。民俗既已改变，风气也随之改变。霜雪按时降临，瘟疫不再发生。滨海地区的富饶，也比最初更加丰厚。因此，到南海去的人，就像到东西二州一样。皇帝临御天下二十二年，下诏任命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全面治理南海百姓。任命扶风人窦平为从事，窦平凭文章才华得到任用。他将要出行时，他的族人殿中侍御史窦牟，以及东都交游中善于写文章的二十八人，都作诗赠送给他。于是昌黎韩愈赞美赵南海能够得到人才，壮赞窦从事以答报知遇；我不怕路途遥远，又乐于把周人爱护族叔、能够会合文辞来为他增荣的事情相赠，于是写了《送窦从事少府平序》。

译送石处士序 用议论来推动叙事，应当算是韩愈文章的一种变调。不过我个人并不十分喜欢这篇文章。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三个月时，向属官中贤能的人访求人才。有人推荐石先生，乌公说：‘先生怎么样？’回答说：‘先生居住在嵩山邙山▯谷之间，冬天穿一件裘衣，夏天穿一件葛衣，每天早晚吃饭，一顿饭只有一碗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他便推辞；请他出游，他从不因事情而推辞。劝他做官，他不答应。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都是图书。和他谈论道理，辨析古今事情的是非，评论人物的高下，推论事情后来成败，像河水决口向东流去，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在熟路上，由王良、造父在前后驾驭，又像烛火照见计算的数目、龟甲占卜一样。’大夫说：‘先生能够凭借这些自我终老，对别人没有所求，他肯为我来吗？’从事说：‘大夫文武兼备，忠孝两全，为国家访求人才，并不是为了私家。如今盗寇聚集在恒州，军队包围着它的疆界，农民不能耕种收获，财物粮食都耗尽了。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赋税运输的道路，治理的方法、征讨的谋略，应当有所提出。先生仁慈而勇敢，如果用义理去请求，并强行把重任委托给他，他还能用什么话推辞呢？’于是撰写书信，准备马匹和财物，选定日期交给使者，找到先生的住所去请他。先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也没有和朋友商量，戴好冠帽、穿好衣带出来会见使者，在门内拜受书信和礼物。夜里便洗浴，整理行装，装载书册，询问道路经过，向平时往来的地方告知将要出行。早晨，送行的人全都到齐，在上东门外设帐张筵。饮酒三巡，将要起身时，有人手持酒杯说道：‘大夫果真能以义理招用人才，先生果真能以道义自任；决定去留，来为先生饯别。’又斟酒祝愿说：‘凡是离开还是留下、出仕还是退处，都没有固定标准，只以义理为归依；就把这杯酒作为给先生的祝寿酒。’又斟酒祝愿说：‘愿大夫永远不改变最初的心志，不要只图使家里富裕而让他的老师挨饿，不要甘心接受谄佞之人而在表面上敬重正直之士，不要以谄媚的话为乐，只听从先生的意见，从而能够取得成功，保全天子的宠命。’又祝愿说：‘愿先生不要向大夫谋求私利、图谋便利自身。’先生起身拜谢祝酒辞说：‘怎敢不早晚恭敬，努力遵循您的祝愿和规劝？’于是东都人士都知道大夫和先生果然能够彼此合作取得成功，便各自作了六韵歌诗，请我为它们作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以乌公得到贤士为文章内容，同时也自然显出了温生的贤能。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便仿佛空了。冀北的马是天下最多的，伯乐即使很善于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空了呢？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我所谓的空，并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伯乐懂得识别马，遇到良马就把它挑走，马群中便没有留下良马了。如果没有良马，即使说没有马，也不算是空话。东都本来就是士大夫的冀北。凭才干深藏不露、不肯出仕求用的，洛水北岸有石生，洛水南岸有温生。大夫乌公以节钺镇守河阳三个月，认为石生有才，便用礼节作网罗，把他罗致到幕府之下。没有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有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介，以礼节作网罗，又把温生罗致到幕府之下。东都即使确实有许多才士，早晨取走一个，便担心少了一个；晚上又取走一个，也担心少了一个。从留守、河南尹到各部门的官员，以及我们两县的长官，政事有不通达的地方，事情有可疑的地方，还能向谁咨询、由谁裁决呢？士大夫离开职位而居住在里巷，和谁一起游乐？年轻后辈到哪里去考察品德、请教学业？官绅们从东西方向经过东都，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居所受到礼遇。这样一来，如果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都处士的居所便空无一人’，难道不是可以的吗？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人，所托付的重任、所凭借的力量，只有宰相和将帅罢了。宰相替天子在朝廷上得到人才，将帅替天子在幕府中得到文武之士；这样想使内外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就不可能办不到。我被牵累在这里，不能自行引退，原想依靠这两位贤士来养老，如今他们都被有权势的人夺走了，我怎么能心中毫无介意呢？温生到达后，在军门拜见乌公；他替我向前面所说的话向天下道贺，替后面所说的话为我对把人才全部取走表示私人的怨恨。留守相公首先作四韵诗歌咏这件事，我于是推演他的意思作了这篇序。送陆歙州诗序 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员外郎陆君出任歙州刺史。朝廷中早晚勤勉贤能的人，以及都城中交游居处的贤士，都带着叹息流泪，认为不应当让陆君离开歙州这个大州。刺史是尊贵的官职，由郎官出任刺史的，前后相接。如今天下的赋税，江南占十分之九；宣使所考察的地区中，歙州是富庶之州；宰相所荐举、天子所选用的人，不轻视而重用，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既然如此，却还叹息流泪，认为陆君不应离开，是因为如果陆君的治道施行于朝廷，那么天下都希望得到他的恩赐；如果只治理一个州，恩惠便专用于一地而不能惠及所有人，先顾一州而后顾天下，难道是我们君主和宰相的心意吗？于是昌黎韩愈体察挽留者的心情，抒发他们的思念，作诗说：‘我的衣服多么华美啊，我的佩饰多么光亮。陆君离去啊，谁和我们一起遨游？收敛起这些大恩惠啊，施加在一个州。如今他要离去了，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我把这首诗作成歌，在大道上吟唱，并不是怨恨他的车马奔驰，因为这是天子的诏令。

译送郑十为校理序 古人那种古朴、正直、质朴浑厚的文章，有这样的作品；如今的人大多不再这样写了。秘书省是天子的府库，天子尚且认为它在外而且偏远，不能早晚亲自察看。起初重新聚集图书，在集贤殿另设校勘官，称为学士、校理。通常任命丞相兼任大学士，以示宠荣；其他学士也都是显达官员。校理则任用天下有名、擅长文学的人，只要入选，便不计较官阶品秩，完全听凭任用。因此集贤殿的书籍大量积聚，连秘书省所有的书也不能比得上它的一半。书籍日益增多，官职也日益重要。元和四年，郑生涵才以长安县尉的身份被选为校理。人人都说：‘这是宰相的儿子，能够恭敬俭朴、遵守家教，喜爱古代义理，并把这些体现到文章中。’而那些入选的公卿大夫家子弟，也受到勉励了。我任博士时，开始在祭酒相公门下侍奉他，分掌东都的教育事务。郑生则在东太学侍奉相公。如今我任都官郎，又在留守任上侍奉相公，三次做他的属吏，前后五年。从始终观察他的道德，听受他身边的教诲，可以说是亲自受到熏陶了。至于他的高大、深远、精密之处，我不敢暗自揣度评论。只说他勤勉自修而致力于广泛施予，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希望别人也能拥有，至于古代君子究竟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如今郑生刚开始做官，得到天下人的重视和称誉，却仍然谦逊自守，好像还不够，真能守住他的家法了。他家门下的人可以进来祝贺了。郑生请假回乡探望母亲，早晚侍奉在母亲身边。东都士大夫没能在他出行时见到他的面，便由分司官吏和留守府从事偷偷带着酒菜，在定鼎门外设席，盛情招待宾客为他饯行。酒醉之后，各自作了五韵诗，并请我作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 明代茅坤撰写 《昌黎文钞》第七卷 序 送孟东野序 一旦鸣叫，便独自开创格局，是震动一代的文笔力量。在这以前，只有《汉书》叙述萧何追赶韩信时，用过几十个“亡”字。大凡事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们便发出声音；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出声音。水跃动，是有东西激发它；水流奔趋，是有东西阻塞它；水沸腾，是有东西加热它。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东西敲击它便发出声音。人对于言语，也是这样。有了不得不说的事情，然后才开口。他唱歌，是因为心中有思绪；他哭泣，是因为心中有感怀。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难道都有不平之处吗？音乐，是内心郁积而向外发泄的东西。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是事物中善于发声的。上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它们来发声。所以用鸟鸣表现春天，用雷声表现夏天，用虫声表现秋天，用风声表现冬天。四时相互推移变换，难道必然有不能得到平衡的地方吗？对于人，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粹的成为言语，文辞在言语中又是更精粹的部分。尤其要选择善于发声的人，借他们来发声。在唐尧、虞舜时代，皋陶、禹就是善于发声的人，借他们来发声。防不能用文辞发声，又借《韶》来发声。夏代，五子用歌声发声；伊尹替殷发声；周公替周发声。凡是记载在《诗》《书》六艺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周朝衰微时，孔子的弟子们替它发声，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传记说：‘上天将要把孔夫子作为木铎。’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言辞发声。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有屈原替它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发声的人。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是用各自的学说发声。秦朝兴起，李斯替它发声。汉朝兴起，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声的人。再往下，魏晋时代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人，但也没有完全断绝。就其中较好的来说，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薄，节奏繁密而急促，文辞放荡而悲哀，志趣松弛而放纵，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条理。难道是上天厌恶他们的德行，没有人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发声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善于发声的人。唐朝拥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借各自的才能发声。还活着而处于下位的人中，孟郊，字东野，开始凭借诗歌发声。他的成就超过魏晋，不懈努力而达到古人的水平，其他方面也逐渐接近汉代了。跟随我交游的人中，李翱、张籍是最突出的人。他们三人的发声，确实都很善于发声。只是我不知道上天将要调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歌颂国家的盛盛吗？还是将要使他们身体贫困饥饿、心肠忧愁，使他们自己歌咏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悬系于上天了。他们处在高位时，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他们处在下位时，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东野到江南任职，似乎心中有不能释然的地方，所以我把他们命运取决于上天的话告诉他，来解除他的疑虑。唐荆川说：‘这篇文章文字错综、立论奇特，竟然达到如此境界，真是文笔力量不可企及。’ 这篇文章将各种事情牵合起来归于天命，实在是文笔神奇巧妙，与《毛颖传》相同，而雄奇豪迈超过了它。送董邵南序 文章只有一百多字，却感慨古今，仿佛与燕赵豪杰相互叱咤、呜咽；其中一哭一笑，意味无穷。昌黎的序文，应当属于第一流。燕赵之地古来就以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著称。董生考取进士，接连在有关部门考试中不得志，怀抱锋利的才能，郁郁不得意地前往这片土地。我知道他在那里一定会遇到合适的机会。董生，你要努力啊！凭着你没有遇到时机这一点，只要仰慕义理、勉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惜你，何况燕赵之士中那些出于本性而慷慨悲歌的人呢？然而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么知道如今这里不不同于古人所说的情形呢？姑且借你的此行来占卜验证吧。董生，你要努力啊！我因你而有所感慨。替我到望诸君的墓前凭吊一番，并到当地集市看看，还有没有从前那样的屠狗之人？替我向他们致意说：‘圣明的天子正在上位，可以出来做官了。’

译送王秀才序 转折摇曳，如同戏弄长蛇，如同兴起云气；对于总是不遇的感慨，借酒来尽情排遣。我年轻时读《醉乡记》，私下奇怪隐居的人既然不受世俗牵累，却还要说这样的话，难道真是受到滋味的防碍吗？等到读了阮籍、陶潜的诗，才知道他们虽然困顿不得志，不愿同世俗交接，却仍然不能使内心平静，有时被事物的是非所感动激发，于是有所寄托，借以逃避现实。至于颜氏之子，手持瓢和箪；曾参的歌声仿佛金石发出，他得到圣人作为老师，孜孜不倦地追求，仿佛永远赶不上圣人；对于外在的事物，本来就无暇顾及，又哪里需要借助酒曲来昏醉逃避呢？我又因此悲叹醉乡一派的人没有遇到时机。建中初年，天子即位，有意建立贞观、开元那样的伟大功业，在朝廷任职的臣子争相进言。当这个时候，醉乡的后代又因为直言而被废黜。我既悲叹《醉乡记》的文辞，又赞美良臣的功业，想认识他的子孙。如今你来见我，没有带着任何凭借，我尚且要为你张扬声誉；何况你的文章和品行没有失掉祖上的传承，浑厚而端正。可惜我的力量不能振兴你，而你的言论又不被世人相信。在你出行时，姑且和你饮酒。送王秀才序 全文以孟子为主旨，是韩愈自立门户的文章，所以有傲视一世的气势。我常认为孔子的道广大而且博大，门下弟子不能全部看到并完全认识它。因此他们学习孔子之道，都各自得到与自己性情相近的部分；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的国家，又各自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内容传授给弟子，源流虽然同出一处，末流却更加分散。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子方的学问流传下来而成为庄周的学说，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书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弟子传》记有他的姓名，写作馯臂、子弓。子弓向商瞿学习《易》，孟轲以子思为老师，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自孔子去世，众弟子没有不著书的，只有孟轲一派的传承得到了孔子的宗旨，所以我年轻时就喜欢阅读它。太原人王埙给我看他所写的文章，喜欢举出孟子所说的道理同我谈论，确实喜爱孟子，并多次赞美他的文辞。沿着河流向下走，如果不停下，不论速度快慢，最终一定会到海边；如果走错了道路，即使走得快而且不停，也终究不能侥幸到达。因此求学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所走的道路。沿着杨、墨、老、庄、佛家的学说而想达到圣人的道路，就像乘船进入断头的港汊、隔绝的水渠，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所以想求得观察圣人的道，必须从孟子开始。如今王埙所走的道路已经接近懂得圣人之道，如果又能得到船和船桨，知道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停下，唉，那成就岂能估量呢！唐荆川说：“这是确立主旨的文章，关键全在‘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送齐皥下第序 大意已经憎恶当时的议论，并引出齐生的才华；几句话只在表现他运笔纵横自如的地方。古人所谓公正无私，是在取舍进退时不因亲疏远近而有所选择，只看是否合宜。下面的人看待上面的人，也只看他举荐或罢黜是否得当，不因亲疏远近而怀疑上面的人。因此上面的人施行意志、选择合宜之事，坦然无忧于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克制自己、谨慎行事，坚定而不疑惑于上面的人。所以做君主的不劳苦，做臣子的也很容易。看到一个善行，可以详细考察后举荐；看到一个恶行，可以明确查知后罢黜。到了道德衰败的时候，上下彼此猜疑，于是把举荐仇敌、举荐儿子的事情记载在传记中并加以称美，称作忠诚。看见一件善事，如果是亲近的人或关系密切的人，便不敢举荐；看见一件恶事，如果是疏远的人或关系远的人，便不敢罢黜。众人共同喜爱的，反而故意排斥它，这才叫公正；众人共同厌恶的，反而激励自己举荐它，这才叫忠诚。于是便有违背本心的行为、触犯意愿的话语、内心惭愧的名声。像这样的人，世俗所谓的良好官吏，就是这种人。肤浅的诬告不能在君主面前施行，巧妙的谗言也不能在人们之间兴起。唉！如今统治天下的君主，不也太劳苦了吗？做有司的，不也太困难了吗？替人引向正道的，不也太勤劳了吗？因此我安静地坐着思考：这如果不是君主的过错，那就是有司的过错；如果不是有司的过错，那就说是如今考察、举荐天下人的人的过错；如果也不是如今考察天下人的人的过错，那是因为这种弊病逐渐形成，却又有它原本的根源，根子生于私心，亲疏关系因私心而形成，自己因为不正直，便认为别人全都如此。这种弊病树立得实在太久，想要铲除它确实很难。不是经过百年、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不能使它改变；不是懂得天命、没有疑惑的人，也不能把它改掉。算了吧！它最终还能恢复古代的风气吗？像高阳人齐生这样的人，或许能够启发我吧？齐生的兄长是当时有名的宰相，出任藩镇的南朝重臣，也都是他的旧交。齐生考取进士，有司因此接连使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齐生不把这件事归咎于有司，反而说：‘我还没有达到成功的地步，有司难道会冤枉我吗？我将磨砺自己的才能，等待时机罢了。’于是带着自己的学业东归故乡。我观察世人，不得志便责怪上级的人很多，却没有人衡量自身长处和短处。像齐生这样，明明已经达到标准，却还说‘我还没有’，不因此责怪有司，难道不是很少见吗？我由此知道，齐生将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良好官吏，是能够恢复古代风气、公正无私、知晓天命而不疑惑的人。送何坚序 文章主旨很散漫，但在其中细细咀嚼，也有一段韵味曲折。何坚和韩愈同姓，关系有多亲近？何坚凭进士科在我门下应试，是同一行业的人。他在太学时，我任博士；何坚是学生，我是博士，是同一道路上的人。我认识何坚，已经十年，是老朋友。同姓而且关系亲近，同业，同道，又是故人。如今他没有实现愿望而归去，我难道可以没有话说吗？何坚是道州人，道州太守阳公很贤能。道州在湖南是属州，湖南杨公也很贤能。何坚是百姓中的坚，何坚又贤能。湖南得到道州作为属州，道州得到何坚作为百姓；他回去后将歌颂本州的父老子弟，服从阳公的命令。道州也会歌颂本县以及邻近各州，服从杨公的命令。我听说鸟中有凤凰，常常出现在有道的国家。汉代时，黄霸任颍川太守，凤凰确实在那里聚集鸣叫。如果史书可信，何坚回去后，我将祝贺他见到了凤凰、听到了凤凰的鸣叫。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在短文中还算是奇特之作。”

译送区册序 昌黎被贬官时，声调格外凄楚惋伤而又慷慨。阳山，是天下最偏僻困穷的地方。陆路有丘陵险阻和虎豹之患；江水凶猛湍急，横在水中的石头尖利如剑，船只上下行驶一旦失去控制，撞碎、沉没、溺亡的事情常常发生。县城四周没有居民，官府没有丞、尉，江边荒草、茅竹之间只有十多户小吏人家，而且都说鸟一样难懂的语言，长着夷人的面貌。我刚到这里时，彼此语言不通，只能在地上画字，然后才能把租税和期限约定告诉他们，因此宾客和游从之士没有缘故不会来到这里。我韩愈在这里任职，已经将近半年。有个区生，发誓说愿意同我交好，从南海划船而来，登上宾客的台阶，仪表气度十分伟岸。坐下与他交谈，文辞义理卓越。庄周说：‘逃避空虚之境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会发出跫然声而感到欣喜。’何况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他进入我的房间，听到《诗》《书》和仁义的学说，高兴喜悦，好像有志于此道。我们同他到幽蔽美好的树林中，坐在石矶上，投竿钓鱼，陶然自得地享乐。如果他能够把声名利禄置之度外，而不以贫贱为厌恶，那就好了。新年初始的吉日，他回去拜见父母；酒壶已经喝空，我写这篇序来记下分别。送李愿归盘谷序 全文几乎都引用李愿的话，自己的话只有几句；这又是另一种格调。而其中遣词造句、描写形容的地方，则又熔铸了六代文章的长处。太行山的南面有盘谷。盘谷之中，泉水甘美，土地肥沃，草木丛生茂盛，居民很少。有人说：‘因为它环绕在两座山之间，所以叫盘。’有人说：‘这个山谷宅地幽僻、地势险阻，是隐士盘旋居住的地方。’我的朋友李愿居住在那里。李愿说：‘人们所称的大丈夫，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把利益恩泽施加给人，名声在当代显扬，坐在朝廷上，进退百官，辅佐天子发布命令；出外时就树起旗帜，排列弓箭，武士在前面呵喝开道，随从堵塞道路，供应物资的人各自拿着器物，夹在道路两旁飞驰。他们高兴就赏赐，发怒就刑罚；才俊满堂，在耳边谈论古今、赞美盛大德行，使人听着不觉厌烦。弯眉丰颊、声音清亮、身姿轻盈，外表秀美、内心聪慧的女子，飘动着轻薄的衣襟，遮掩着长长的衣袖，涂脂抹粉、描眉画黛的，排列在各个房屋中闲居，因争宠而嫉妒，凭受宠而自负，争相卖弄美貌以求取怜爱。这就是大丈夫受到天子知遇、在当世施展力量的人所做的事情。我不是厌恶这些而逃避它们，只是自有命运安排，不能侥幸求得。居住在穷僻乡野，登上高处眺望远方，坐在茂盛的树下度过一天，用清泉洗涤自己，采摘山中的美味来吃，在水中钓取鲜鱼来食；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以舒适安适为好。与其在生前获得赞誉，哪如死后没有毁谤？与其身体享有快乐，哪如内心没有忧虑？车马服饰不能束缚我，刀锯刑罚不能加在我身上，天下治乱不必知道，官职升降不必听闻。这就是不得志于时的大丈夫所做的事情，我就这样做。’在公卿门下等候，在权势之途奔走，脚将要迈进却徘徊不前，嘴将要说话却吞吞吐吐，处身污秽之中而不感到羞耻，触犯刑法而遭到诛杀，侥幸企求万分之一的机会，直到老死才停止；这样的人在做人方面究竟是贤能还是不肖呢？昌黎韩愈听到李愿的话，认为它雄壮有气概，便给他酒并为他作歌说：盘谷之中，就是你的居室。盘谷的土地，可以耕种；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濯，可以沿着水边行走。盘谷的险阻，谁来争夺？你的居处幽深，空间却宽阔有容；山谷环绕曲折，仿佛走去又返回。啊，盘谷的快乐啊，快乐而且没有灾祸！虎豹远远离去啊，蛟龙逃藏；鬼神守护啊，呵斥禁止不祥之物。饮酒吃饭啊，长寿而健康；没有什么不足啊，还要希望什么？给我的车涂油啊，喂饱我的马；跟随你到盘谷啊，终我一生自在徜徉。送廖道士序 文体如同串联的珍珠；仅这一篇文章，就开创了欧阳修的文章门户。五岳在中州一带，衡山最远。南方的山，巍峨高大、数以百计，唯独衡山是它们的宗主。它既最远而又独为宗主，其神灵必定很灵验。衡山以南八九百里，地势更加高峻，山势更加险峻，水流清澈而且更加湍急。其中最高、横亘南北的山岭，郴州就在▯山之上。测量它的高下，约占衡山的三分之二。中州清和秀美的气息，在这里已经达到尽头。气息达到尽头，充盛而不外泄，必然蜿蜒盘旋、扶舆而上，广大深厚、郁积不散。衡山的神灵既然很灵，而郴州又正处在中州清和秀美之气蜿蜒盘旋、广大郁积之处，那么它的水土所孕育的、神气所感应的，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石，橘柚的果实，竹箭的优美，以及千寻高的名贵木材，实在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些灵秀之气。我想那里一定有魁奇、忠信、具有才德的人出生，只是我还没有见到。难道他们是迷惑沉溺于佛、老之学，因而没有显露出来吗？廖师是郴州人，在衡山求学，精神专一而容貌沉静，多才多艺并且善于交游。难道就是我所说的那种魁奇而又迷溺的人吗？廖师善于知人，如果这种人不在他自身，必然在他所交游的人中。向他询问，他却不告诉我，为什么呢？在他告别时，我又郑重地向他追问此事。《送张道士序》赠送的心意在诗中，序只是说明作诗的缘由罢了。这篇文章属于这一体裁。张道士，是嵩高山的隐士，通晓古今，学问上具有文武方面的长才；他寄身于老子的教法之中，做道士是为了奉养父母。元和九年，听说朝廷将要治理东方，有三件贡赋不合制度的事，他上书陈述却没有得到答复，便作了一揖告别而去。京师的士大夫大多作诗赠给他，又嘱托我韩愈作序。诗说：“高明的工匠不会抛弃任何材料，寻常尺寸的材料各有用途。何况现在要营建都邑，杞梓这样的良材当然会毫不迟疑地采用。张侯从嵩山而来，面貌有熊豹般的姿态。一开口便谈论利害，剑锋般的言辞铮铮作响。只恨没有一尺长的棰杖，为国家鞭打羌夷。到宫阙前三次上书，说：‘我不是戴黄冠的道士，我有胆量和气节，不忍心死守在茅屋之中。我又不会媚笑巧言，不能陪伴孩童嬉戏。于是穿上道士服，众人便没有谁知道我是谁。我有平定贼乱的策略，狂妄的童子并不难治。我的话简明而切要，陛下幸而听取它吧。’天空中的日月，不论高低都照耀万物，丝毫不会遗漏；或许是章奏太多，裁决选择还没有顾及到这件事，难道竟应当不等待答复吗？归来时衣袖迎风飘拂，回答我的事情并不是这样。我思念我的亲属，昨夜梦见他倚门而望，手里拿着连环。今天有书信到来，却又问我什么时候归去？霜天里柿子栗子已经成熟，收拾它们不能迟延。山岭北面的桥梁可以架设，寒鱼游入清澈的伊水。既然没有被公家任用，姑且还是回去享受私人的生活吧。” 在从容进退之间，没有一件事不合乎宜。时运有利有不利，即使是贤者又能做什么呢？只应当勉励自己保持从前的操守，富贵若非由公道而来，又有谁配得上呢？

译《送陈秀才彤序》其中蕴含深厚而沉着的意味，大概从陈彤的为人便可以看出，不必等到考察他的文章。读书是为了求学，继承先贤的言论是为了作文，并不是用来夸耀繁多、争竞华丽。学问是用来求得道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义理的。假如做事适宜，说话切中要旨，即使没有当面见过我，我也会相信他在文学方面很有成就。颍川人陈彤，当初我在杨湖南门下见到他时，只见他身材修长，气质温和。我观察他的相貌，听他说话，因而了解了他的为人。相处久了，果然觉得他仿佛高不可及。杨湖南对待人，不会轻易以事情相接；争求声名的人对于技艺，也不可能凭虚浮之才而屈居其下。我看见杨湖南对陈彤礼遇有加，而同场进士们也交口称赞他，于是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既然如此，再向他提问来验证他的学问，考问他来检验他的文章，那么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所以我不向陈彤求证，而陈彤也没有从我这里显露才华，这难道不正像古人所说的“可以对有智慧的人说，却难以同世俗之人谈论”的情形吗？我从事这类工作已经很久了，还没有见过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像陈先生这样而不能遂愿的；他要出发时，姑且把这些话赠给他。《送浮屠文畅师序》立意高妙，所以远远超出各家；开合顿挫，也没有失去法度。世上本来有名义上是儒者而行为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义，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者。可以同他交游吗？也有名义上是墨家而行为像儒者的人，问他的名义，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者。可以同他交游吗？扬子云说：“在门墙之内，就把他赶出去；在夷狄之中，就引进他。”我取这句话作为准则。浮屠师文畅喜欢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到一处，必定请求士大夫先生作诗，以歌咏他所寄托的志趣。贞元十九年春天，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于是打开他的行装，得到他所获得的序文和诗篇，共有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爱好文章，怎么能够得到这样多的作品呢？可惜没有人把圣人的道理告诉他，只是举出佛教的说法赠给他。文畅是佛教徒；如果想听佛教的说法，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要拜访我们这些儒者而来呢？这是因为他看见我国君臣父子的美善，以及礼乐制度和各种事务的盛大，内心有所羡慕。他受佛教戒律拘束而未能进入儒道，所以乐于听闻儒道而来请教。像我们这些儒者，应当把二帝三王的道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地显现万物的原因、鬼神幽隐的原因、人物繁衍的原因、江河流动的原因告诉他；如果话说得不恰当，反而用佛教的说法来轻率地告诉他，那就不对了。人民刚刚产生的时候，本来就像禽兽和夷狄一样。圣人出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居住在宫室中、以粮食为食，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养育，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因此，道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刑、政更正当的。把它施行于天下，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用它来修养自身，身体安宁而气息平和。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把它传给周公、孔子；把它写在典册上，中国人世代守护它。如今佛教徒所遵循的道理，是谁创立、又由谁传授的呢？鸟低头啄食，抬头四处张望；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弱肉强食：弱者的肉，成为强者的食物。如今我和文畅安居而有闲暇，优裕自在地饮食，安然度过生死；与禽兽不同的地方，难道可以不知它的由来吗？不知道，并不是这个人的罪过；知道了却不去实行，是迷惑；喜欢旧有的东西而不能立即趋向新的道理，是软弱；知道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告诉别人却不说实话，是不信。我既看重柳宗元的请求，又嘉许佛教徒文畅喜爱文辞，因此说了这些话。唐荆川说：“文章开合圆转，真像在盘中滚动的明珠，是天地间少有的文字。全篇一气直说下去，而前后照应都包含在其中。” 《送高闲上人序》它的立意本于《庄子》，行文造语以及叙述事实的地方，也很像《庄子》。只要能够寄托自己的巧妙智慧，使机变与内心相应，不因意气受挫，那么精神就会充足，操守就会坚固；即使外物到来，也不会黏滞于内心。尧、舜、禹、汤治理天下，养叔治理射术，庖丁治理牛，师旷治理音乐，扁鹊治理疾病，僚善于弹丸，秋善于下棋，伯伦善于饮酒，他们终身乐此不厌，哪里还有闲暇羡慕外物呢？那些羡慕外物而改换事业的人，都是没有进入堂奥、没有尝到肉羹的人。过去张旭擅长草书，不钻研其他技艺；喜怒、困窘、忧悲、欢愉、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以及内心受到不平之事的触动，都一定在草书中发泄出来。他观察外物，看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以及天地万物的变化，凡是可喜可惊的，都寄托在书法中。所以张旭的书法变化如同鬼神，无法推测，从而终身以此著名，并名传后世。如今高闲法师对于草书，具有张旭那样的内心吗？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内心而只追逐他的笔迹，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成为张旭的人。要成为张旭有一定的道理：利害必须看得明白，丝毫不能遗漏；内心情感炽烈，利益和欲望争相涌进，有所得也有所失，勃然奋发而不能释怀，然后把这一切在书法中作一次决断，这样才可以接近张旭。如今高闲法师信奉佛教，把生死看成一体，解除外物对心的胶着；照这样说，他的内心必定淡泊寂静、毫无激发之处，他对于世事也必定淡然无所嗜好。淡泊与寂静相遇，便会颓堕委靡、溃败得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岂不也会呈现这种状态吗？然而我听说佛教徒擅长幻术，具有许多技能；如果高闲通晓这些法术，那么我就不能知道了。《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风雅 同众人一起享乐叫作乐；享乐而不失其正道，又是乐中更高的一层。天下各地没有斗争和兵革的声音，京师的百姓既多又富足。天子想到治理天下的艰难，乐于享受安居的闲暇，于是开始设置三个令节。诏令公卿和各部门官员，到这些日子，率领所属官员饮酒取乐，用来共同享受休福，宣扬和气，感发人心，成就礼乐文章。三月上旬，正是其中的时节。司业武公于是总领太学儒官三十六人，在祭酒的堂上列席宴饮。酒器和俎案已经陈设，菜肴都合乎时令。酒杯依次传行，主客献酬从容有礼。歌唱《风》《雅》的古老歌词，排斥夷狄的靡靡新声。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冠帽，仪态从容自得。有一位儒生，身形魁伟，抱着琴走来，踏着台阶上去，坐在酒器和俎案的南面。他弹奏有虞氏的《南风歌》，又弹奏文王、宣父的琴操。琴声优游和悦，意境广大厚重而高明，使人追想三代遗留下来的乐音，仿佛想见舞雩台下的咏叹。到了傍晚退席，众人都感到充实，仿佛各有所获。武公于是作歌诗来赞美这件事，命属官都作诗，又命四门博士昌黎韩愈作序。

译《荆潭唱和诗序》意味隽永。有一位从事官拿给我韩愈看荆州、潭州酬唱的诗，我接受后读完了，便抬头说道：“和平之音平淡，忧愁之声却精妙；欢愉的话语难以写得工巧，穷苦之言却容易写得美好。因此文章的创作，常常发自羁旅和民间草野。至于王公贵人，意气充盈、志得意满，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而又喜爱文章，便没有闲暇来从事它。如今仆射裴公开府镇守荆州、潭州，统辖的郡只有九个；常侍杨公统领湖南，土地有二千里。他们德政和刑政都勤勉施行，爵禄的报偿也都很高，却还能存心于诗书，把言辞寄托在歌咏之中，往来酬答，既有倡导便有应和。搜求奇异，剔抉怪特，雕琢文字，同那些布衣平民中憔悴而专心的士人较量毫厘分寸，声韵铿锵如金石，幽深微妙足以感动鬼神，真可以说是才力完备而技能宏大的人了。”两府的从事官和属下的官吏，接连作诗唱和；凡是编入诗卷的，都值得观赏。把它们施用于乐章，记录在典册上，是很合宜的。从事官说：“您说得对。”他把这些话告诉两位公，又让我写下来，作为《荆潭唱和诗序》。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和《盛山诗序》，本来都是叙事，只是略用几句议论来引起全文。”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前半是经线，后半是纬线，气势也跌宕起伏。韦侯过去以考功副郎的身份出任盛山太守，人们说韦侯是美才之士，考功是显要的官署，盛山是偏僻的郡，夺去他所适宜的位置，把他安置到恶劣的地方来，来屈抑他的才干，韦侯将要怨恨而不能释怀了。有人说，不是这样。得到利益便欣喜雀跃，得不到利益便忧戚哭泣，好像不能活下去的人，难道是韦侯这样的人吗？韦侯读六经的文章，探求周公、孔子的意旨，又精妙地擅长写辞章，可以说是儒者。儒者对于患难，假如不是自己招致的，就会拒绝它，不让它留在心中，如同筑起河堤来挡住屋檐水；容纳并消解它，如同水归于海、冰消于夏日；又会以文章玩味并忘掉它，如同奏响金石之乐来压过蟋蟀和虫飞的声音。何况在考功、盛山之间稍有一次不快，只不过是一次呼吸之间的事情呢？不久，果然有人把韦侯所作的十二首诗送给我。诗中的意趣正是把进入溪谷、登上岩石、追逐云月，整天都做不够当作乐事。我读着吟咏它们，令人想抛弃一切事务，前去同他游赏，竟不知道这些诗是出自巴东而连接到胊防的。那时应和的共有十人。到这一年，韦侯任中书舍人，在宫中侍讲六经；唱和的人中，通州元司马做了宰相，洋州许使君做了京兆尹，忠州白使君做了中书舍人，李使君做了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做了秘书监，温司马做了起居舍人，都聚集在京城宫阙之下。于是《盛山十二诗》和唱和之作在当时广泛流传，联缀成一大卷，家家都有。仰慕它们而作诗的人将会一天天增多，于是分成另外的诗卷，韦侯让我题写在卷首。《石鼎诗句诗序》文章顿挫变化极多，后世讲究文法的人大多能看出痕迹；只有韩公不是这样，他记事编纂言辞，像太史公一样。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下来。他过去和进士刘师服在衡湘一带相识，将要经过太白山，知道师服在京城，夜里到他家住宿。有一位校书郎侯喜，最近刚有能作诗的声名；当夜他和刘师服谈论诗，弥明在旁边。弥明相貌极其丑陋，白胡须、黑脸，脖子长而头发高高盘结，喉咙里还说着楚地口音。侯喜看他就像没有看见人一样。弥明忽然提起衣服、扬起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自称会作诗，能和我为这个石鼎作诗吗？”刘师服过去听衡湘一带的人说，弥明已经九十多岁，能捉拿驱逐鬼物，拘禁蛟螭虎豹，却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见他年老，侯喜还颇为恭敬，却不知道他能写文章。听到这番话，侯喜大喜，立即提笔写下开头两句，再传给侯喜。侯喜兴奋地立刻接着写道。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这样而已吗？”随即拢手耸肩，靠着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文字，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菌蠢，猪腹胀得彭亨。”开头本来不像经意之作，诗意似乎有意讥刺侯喜。两人相互看着，既惭愧又惊骇，想用更多诗句使道士困窘；弥明又作诗，传给侯喜。侯喜思考得更加苦心，务必要压倒道士；每次构思想要从口中吟出时，声音都更加悲苦。他拿起笔想写，下笔之前又停住，最终也不能写出奇句。写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高坐着大声唱道：“刘师服拿笔，我的诗如此如此。”他毫不费心却功力更加奇异，无法用附会的语言解释；这些诗都压过了刘师服和侯喜，使侯喜更加嫉恨。刘师服和侯喜都已经作了十多韵，弥明应答如回声，句句颖异脱俗，含有讥讽意味。到了三更夜尽，两人思路枯竭，不能再续，于是起身道谢说：“尊师不是世间人，我们服了，愿意拜您为弟子，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奋然说道：“不行，篇章不能不写成。”又对刘师服说：“拿笔来，我和你把它完成。”随即又高声吟出四十个字，成为八句，写完后让他们诵读。读完便问二人：“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二人一齐回答：“完成了。”道士说：“这些都不值得拿来谈论，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根据你们所能做到的来写，并不是我从老师那里学来而真正会的本领。我真正会的东西，你们都不够资格听见。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连我的言语也不应当听见。我闭口了。”二人非常害怕，都起身站在床下拜道：“不敢再有别的请求，只愿听您说一句话罢了。” 先生称说道：“我不懂人间的书，冒昧请问，您所说的‘解’究竟是懂得什么书？请只让我们听到这一点就够了。”道士寂静无声，像根本没有听见。两人多次询问，他都不回答；二人心中不自在，便退回座位。道士靠墙睡去，鼻息像雷鸣一样。二人惊惧失色，不敢喘息。不一会儿，黎明的鼓声咚咚响起。二人也困倦了，便坐着睡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们惊慌地四处寻找道士，却不见踪影。于是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将亮时，道士起身出门，好像要去小便。但奴仆奇怪他很久没有回来，就出门到处寻找，却没有找到。”二人惊讶惋惜，自责得像丢失了什么东西。随后他们来到我这里，说他们不能辨认这究竟是什么道士。曾听说有位隐士君子叫弥明，难道就是这个人吗？

译韩愈作序。《石鼎联句诗》巧匠砍削山中石骨，挖空内部用来煎煮【师服】；直柄尚未掌握权柄，先塞住鼎口暂且吞声【喜】；龙头缩得像菌子一样蠢笨，猪腹胀得彭亨【弥明】；外面包着干枯的苔藓纹，里面却有暗浪惊动【师服】；处在寒冷中脚也能自安，遭受焚烧意志反而更加坚贞【喜】；错误地置身鼎鼐之间，妄使水火相争【弥明】；很像烈士的胆，圆得如同战马的缨【师服】；上面像香炉的尖顶，下面和镜面一样平【喜】；像秋天尚未脱落蒂的瓜，又像冻土中强行抽出的芋苗【弥明】；一团元气闭藏其中，细小的泉水从幽深的孔穴中倾出【师服】；若不是在倾泻疏通之处，哪里知道它胸怀清澈【喜】；正当置于大炉中烧炼，更显出小器皿的充盈【弥明】；表面光洁没有刀削痕迹，团团圆圆像天然生成【师服】；远远看去疑似龟背负河图，出来曝晒时正值清晨晴朗【喜】；旁边有两只耳朵穿孔，上面像孤独的发髻高高撑起【弥明】；有时像短尾的铫，又像没有足的铛【师服】；可惜它像寒食节抛玩的球，被扔在路旁的坑里【喜】；什么时候才能从灰烬中出来，却没有办法脱离瓶罂一般的处境【弥明】；粗陋的材质承受着斟酌使用，狭窄的内部惭愧于被提举【师服】；哪里能煮仙药，只是还没有玷污羊羹罢了【喜】；形状会引得妇女发笑，容量会被儿童轻视【弥明】；徒然显示坚硬沉重的性质，不过只能盛一升一合【师服】；旁边像废弃的车毂仰着，侧面看像折断的车轴横着【喜】；有时在蚯蚓般的孔窍中，微微发出苍蝇一样的鸣声【弥明】；因此翻溢出过失，实在辜负了任用我的诚意【师服】；常处在受人顾盼的位置，哪里敢有泄露秘密的情怀【喜】；宁可依附暖热而衰败，也不和寒凉相并【弥明】；区区只是徒然自我效力，琐碎微末不足以呈现【喜】；回旋时只是呆呆笨拙，开合时只有铿铿声响【师服】；完全胜过珍贵的琏瑚，不能只是空有口头传说的名声；哪里比得上古代的俎豆，不必让手来搀扶；经过磨砺，去掉棱角，在浸润中显出光泽精华。愿您不要嘲笑讥讽，这件东西正要发挥作用【弥明】。朱子说，这篇文章是韩愈借石鼎自况，诗中也含有讥刺轻侮的意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明代 茅坤 撰 《昌黎文钞》卷八 记传 《新修滕王阁记》全篇不涉及滕王阁中的具体事情，只借平生感慨造成文章的波澜，委婉而又纵宕。我韩愈年轻时就听说江南有许多适合登临游观的美景，而滕王阁独居第一，有瑰丽雄伟、绝无仅有的称誉。等到得到三王所作的序、赋、记等文章，赞叹它们的文辞，更想亲自前去看一看并读诵它们，以忘却我的忧愁。但我被系留在朝廷任职，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元和十四年，我因进谏议论政事被贬为揭阳令，顺着道路前往时染病到了海边，又不能经过南昌去观看所谓的滕王阁。那年冬天，天子进奉大号，向境内施恩，我改任袁州刺史。袁州是南昌的属邑，我暗自欣喜庆幸，心想应当能够亲自到大府去，在属官面前接受约束。等到事情办完将要回来，或许可以到那里一游，私下借此满足自己的愿望。到袁州的七月，诏令任命中书舍人、太原人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州、江州、饶州、虔州、吉州、信州、抚州、袁州八州都隶属于他的治所。八州百姓过去认为不方便、希望实行却没有实行的事情，王公到任当天便全都停止执行；大事通过驿站上报，小事立即改变。像春天生长、秋天肃杀，阳气开放、阴气闭藏一样，政令在庭院门户之间得到修明。几天之内，人们便能在千里湖山之外各得其所。我虽然想提出意见，论说利害，在幕府听命行事，但我所管的州竟没有一件可以借此施行的事情，又怎能舍弃自己所负责的事务，去劳烦馆舍中的人员呢？这样一来，我又没有机会到滕王阁去了。这年九月，百姓和官吏都融洽和睦，王公与监军使在这座阁上设宴，文官、武官、宾客和士人都参加了宴席。酒喝到一半，大家共同举杯致辞说：“这座屋子如果不修缮，就将毁坏。以前王公担任这个地方的从事官时，正好把它重新修整过。王公所作的文章实实在在地写在墙上。如今三十年过去，王公又来做本州长官，任期恰好满一个月，又来这里设宴。王公怎么能没有感情呢？”王公回答说：“好。”于是把栋、楹、梁、桷、板、槛中腐朽、漆黑、弯曲、折断的部分，以及盖瓦、台阶、砖石中破损残缺的部分，红白颜色漫漶不鲜明的部分，都加以修治而已；不铺张超过前人，也不妨碍后人观赏。工程完成后，王公和众人饮酒，并写信命我说：“您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既因未能登临观赏而叹息，又私下高兴能把自己的名字题在阁上，文辞列在三王作品之后，这是一种荣耀。于是没有推辞，接受王公的命令。至于这里江山的美景和登临远望的快乐，我虽然老了，如果能够跟随王公同游，仍然能够替王公作赋来描写它。《蓝田县丞厅壁记》对当时县丞不能尽到职守感到愤慨，所以借题写厅壁来讥刺、点缀；文章的词气多显得淡远纵宕而奇诡。县丞的职务，是在一县之中辅佐县令，凡事都应当过问。县丞以下有主簿、县尉，主簿、县尉才各自有分掌的职务。县丞地位高却受到逼压，按惯例因为避嫌而不能对事情表示可否。文书由办事的吏员抱着已经办好的案卷送到县丞面前，卷起文书前端，左手夹着，右手摘取纸尾，像雁鸭排队一样走来。县丞平身站着，斜眼看他，吏员说：“应当署名。”县丞涉笔占据署名的位置，恭谨地签署。县丞看着吏员询问可不可以，吏员说：“得到签署就退下，不敢稍加省察。”县丞全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高，实际权力反而在主簿、县尉之下。民间谚语列举怠慢的事，必定说“县丞来了”，用来互相讥骂。设置县丞，难道本来就是为了这样吗？博陵人崔斯立，积累学问、修习文章，以蓄积自己的才华；他的学问深厚流衍，一天天更加宏大奔放。贞元初年，他凭借才能到京师参加科举，两次应试，两次被别人压倒。元和初年，他以原大理评事的身份上书议论政事得失，被贬官，转任两次后成为本县县丞。刚到任时，他叹息说：“官职没有卑下的，只是看才干是否足以胜任职务。”后来他闭口不言，不能施展才能，又叹息说：“县丞啊，县丞啊！”我并没有辜负县丞这个职务，是县丞这个职务辜负了我；于是我完全削去棱角，沿着旧有的道路，一步步走下破败的山崖来做这件事。县丞厅壁原来有记文，已经破坏、漏雨、污秽，无法阅读。崔斯立更换椽木和瓦片，泥抹修治墙壁，把前任县丞的姓名全部写上去。庭院中有四行老槐树，南墙边有一千竿大竹，庄严地挺立着，好像彼此相持。水渠沿着台阶潺潺作响，崔斯立亲自痛快地清扫灌溉；他又对着树种了两棵松树，每天在它们之间吟哦。有人来问，他总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姑且离开吧。”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唐荆川说：“这里仅仅说崔斯立不能尽到职务，却不再说题记墙壁的用意，也是文章的一种变体。”

译《燕喜亭记》文章写景淋漓，指点描画出各种姿态，得到了记文的正体；结尾尤其高妙。欧阳修的文章大略从这里有所取法。太原人王弘中在连州同信佛的人景常、元慧交游。有一天，他跟随这两个人走到他们住处后面的荒丘之间，登上高处远望，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地方。砍去茅草，嘉美的树木便排列出来；挖开石头，清泉便激流而出。运走粪土，烧掉杂乱的荆棘蔽障。退后站着观看，突出的地方骤然成为山丘，凹陷的地方豁然成为山谷，低洼的地方成为池塘，残缺的地方成为洞穴，仿佛有鬼神异物暗中前来帮助。从此王弘中和这两个人早晨前来，直到晚上忘了回去。于是建造房屋来躲避风雨寒暑。房屋建成后，我韩愈请他们为各处命名。那座丘叫“竢德之丘”，它被古代遮蔽而在今天显露出来，含有等待时机的道理。那石谷叫“谦受之谷”，瀑布叫“振鹭之瀑”；谷名说的是德，瀑名说的是容。那土谷叫“黄金之谷”，瀑布叫“秩秩之瀑”；谷名说的是容，瀑名说的是德。洞叫“寒居之洞”，记载它刚进入时的情形。池叫“君子之池”，空虚时用来聚集美德，充盈时用来排出恶行。泉水的源头叫“天泽之源”，水从高处流出而施惠于低处。合起来给房屋命名为“燕喜之亭”，取《诗经》中所说“鲁侯燕喜”的意思来歌颂它。于是州中的老人听说后，一同前来观看，说：“我们州的山水闻名天下，然而没有哪一处能和燕喜亭相比。在它旁边经营建造的人接连不断，却没有谁能比得上这个地方。这一切大概是上天创造、大地隐藏，特意留给应得的人的吗？”王弘中从吏部郎贬官降秩来到这里，依次列举他沿途经过的地方：从蓝田进入商洛，渡过淅水急流，临近汉水，登上岘首山远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经过洞庭湖，沿湘水而上，行走在衡山脚下，从郴州越过▯山；猿猴所居之处，鱼龙所处之地，极尽幽远、瑰丽、奇诡的景观，他本来应该已经饱闻山水、厌见山水了。如今他的兴致却好像还没有满足。《论语》说：“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德的人喜爱山。” 王弘中的德行和他的爱好，可以说是相互符合了。他用智慧来谋划，用仁德来居处。我知道他离开这里，到朝廷成为羽仪之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于是刻石把这件事记下来。《河南府同官记》烟波般的感慨，曲折深厚。永贞元年，我韩愈从阳山调任江陵法曹参军，得以侍奉河东公。河东公曾经对他的从事官说：“建中初年，天子开始以新的年号纪年，命令官府推举贞观、开元时期的功业，群臣警惕戒惧，奉行职事，任用有才干的人，选拔贤良之士，不敢有私心违背。当时从朝廷有品级的官员以上，以及下面各类职事官，缺少一人需要补充，必定选取其中的良才。然而河南府同时在天下以人才众多著称，单单得到将相五人。因此，在河南府参军中得到我河东公，在河南府主簿中得到已故相国范阳卢公，在汜水主簿中得到已故相国、现任太子宾客荥阳郑公，在陆浑主簿中得到现任相国、吏部侍郎天水赵公，在登封主簿中得到已故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吴郡顾公。卢公离开河南府任右补阙，后来从尚书左丞升为宰相。郑公离开汜水任监察御史，辅佐山南军，后来从工部侍郎升为宰相，罢相后又成为赵公。赵公离开陆浑任右拾遗，后来由给事中升为宰相。顾公离开登封任监察御史，后来由京兆尹升任吏部尚书、东都留守。我河东公离开府中任长水尉，后来由膳部郎中任荆南节度行军司马，最终成为节度使；他从工部尚书到吏部尚书，三任相国的功劳，都记载在史册上。顾吏部谨慎尽职，在当时很有声誉。我河东公志行高洁而深沉周密，胸襟开朗而才德卓异，德行在宗族中兴盛，任官办事也很有成效，继承发扬家族的功业，不违背先人的事业。他统帅荆南时，声誉美好显著，武功志业已经发扬，文教也兴盛起来。登上三公之位，辅佐皇帝，福庆将要到来。因此喜欢谈论旧事的人，认为五位公卿开始任职的经历相同，后来晋升并共同显达也相同，得到名臣的称誉又相同。他们的官职虽然各有不同，功德也有大小，但对国家有忠诚功劳这一点相同；仿佛将来会相同，最初也先相同一样。有人听闻此事而来询问，于是把它写下来。过了五年，才立石刻写这些话。河南府参军的屋舍庭院中，当时河东公任左仆射、宰相，出任大藩镇，开府于汉南；郑公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赵公以吏部尚书镇守江陵。汉南之地连接七州，有戎士十万。河东公任宰相时，留守的官员居于禁省之中；每逢年节，便出动旌旗，在宫城门外让留司的文武百官按次序排列并接受检阅。江陵原是楚国都城，有戎士五万。三位公同时显贵，相隔千里而彼此相望，可以说是盛况了。”河东公名均，姓裴。

译《画记》妙处在于画中物类数量庞杂，而诠释排列尤其详尽。从这篇记文可以知道，这幅画已经达到举世无双的程度。杂录古今人物的小画共有一卷。骑马站立的有五人，骑马、披甲、携带兵器站立的有十人。一人骑马执大旗站在前面；骑马披甲、携带兵器，边走边下马牵马的有十人；骑马而背负东西的有二人；骑马执器物的有二人；骑马带着田犬的有一人；骑马牵马的有二人；骑马驱赶牲畜的有三人；手执缰绳站立的有二人；骑马下马、倚着马、臂上停着隼而站立的有一人；骑马驱赶牲畜渡水的有二人；徒步驱赶放牧的有二人；坐着指挥使令的有一人。披甲戴胄、手执弓箭、斧钺或树立兵器的有七人；披甲戴胄、执旗站立的有十人；背负东西的有七人；仰卧休息的有二人；披甲戴胄坐着睡觉的有一人；正在渡水的有一人；坐着脱脚上物件的有一人；因寒冷靠火取暖的有一人；杂执器物服役的有八人；奉持壶矢的有一人；住在舍中准备食物的有十一人；舀取并倾注水酒的有四人；牵牛的有二人；驱赶驴的有四人；一人拄杖而背负东西；妇女带着幼儿、可以看见的有六人；背载物品上下行走的有三人；嬉戏的幼儿有九人。总共画出人的活动三十二种，人物大小共有一百二十三人，没有一个相同。大马有九匹；马中又有上马、下马、行走、被牵、涉水、登岸、翘首、回顾、鸣叫、睡卧、惊讹、站立、像人一样站立、啮食、饮水、排尿、登高、下降、蹭树止痒、喷气、嗅闻、欢喜相戏、发怒互相踢咬、吃草料、有人骑乘、奔骤、奔走、驮载衣物、驮载狐兔等姿态。马的姿态总共有二十七种，画出的马大小共有八十三匹，也没有一匹相同。牛大小共十一头，骆驼三头，驴的数量和骆驼相同而多一头。隼一只，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只。旃车三辆，各种兵器以及弓、箭、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箭房、甲胄等，共二百五十一件；瓶、盂、簦、笠、筐、筥、锜、釜，以及饮食、服用的器物，壶矢、博弈的用具，也都画得极其精妙。贞元甲戌年，我在京师很清闲，同住的有一位独孤生申叔，刚得到这幅画，便和我下棋；我侥幸取胜而得到它，心里非常珍惜，认为这不是一个工匠所能独自运思完成的，大概是汇集许多工匠的长处而成，即使百金也不愿交换。第二年离开京师到河阳，和两三个宾客谈论画的品格，便拿出来观看。座中有一位赵侍御，是个君子；看见这幅画时忧戚而像有所感触，过了一会儿走上前说：“唉，这是我亲手临摹的画，丢失它将近二十年了。我年轻时常常有志于此事，得到国本而远胜常人的画本，临摹下来后，游历闽地。到了中途却丢失了它；后来闲居独处，时时在心中往来思念它，因为当初制作它很辛劳，又是我一向喜爱的东西。如今虽遇到它，力量却不能再临摹，已经命工匠保存它的大概面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我既十分喜爱这幅画，又感动于赵君的经历，于是把画赠给他，并记下画中人物的形状和数量，时常拿出来观看，以此自我排遣。《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雅致。掌书记的职责也很难。元帅整顿三军将士，统辖治理所属百姓，以镇守邦国，辅佐天子施行教化；对外又要同宾客和四邻交往，处理朝觐、聘问、慰劳、荐举、祭祀、祈祷、祝告等文书；至于所属地区的政务、三军的号令和升降黜免，凡是文辞方面的事务，都出自掌书记。若不是具有宏辩、通达、敏捷而才力兼人的人才，没有谁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然而都要由元帅亲自征辟，然后再由天子任命。假如元帅不善文章，那么他所征辟的人有时不恰当，也是理所当然的。南阳公从御史大夫、豪州寿州庐州三州观察使接受节钺，移镇徐州，历经十一年，掌书记有三人。第一人是高阳许孟容，入仕于朝廷，现在任尚书礼部郎中。第二人是京兆杜兼，现在任尚书礼部员外郎、观察判官。第三人是陇西李博，原为前乡贡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正在担任掌书记。南阳公的文章闻名天下，他所征辟的人确实都是所谓宏辩、通达、敏捷而才力兼人的人才。后人如果不知道南阳公的文章，请看这三位君子；如果不知道三位君子的文章，请看南阳公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他们文采茂盛而彼此彰显，光辉灿烂而互相映照，志趣相同、气质相合，正像鱼儿在河川中游泳、鸟儿在云间飞翔一样。我韩愈为宾主彼此相得而高兴，所以请求刻石记下这件事，并把石刻放置在墙壁中，使后来的人能够观看。

译《科斗书后记》典雅翔实。我韩愈的叔父在大历年间，文章名声独步朝廷。天下人想要为先人铭刻记述功业德行，以取信于后世的，全都归向韩氏。当时李监阳冰独能写篆书，同姓的叔父择木善于写八分书，不必询问便可知道是谁。不是这样的人，不配称为三服之内的亲属。因此三家子弟彼此往来。贞元年间，我在汴州任董丞相幕府属官，认识了开封县令韩服之；阳冰的儿子把他家收藏的科斗书《孝经》和汉代卫宏的官书两部交给我，合为一卷。我珍藏着它们，却没有时间学习。后来我到京师，任四门博士，认识了归公。归公喜爱古书，能够通晓古书。我说：“古书若能得到依据，大概就可以讲说。”于是把自己所有的书拿出来，交给归氏。元和以来，我屡次不能推辞别人请我为先人撰写铭文的请求；推究其功德、思考成文，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应当略微认识文字。因此我跟归公请求观看这两部书，得到后留存了一个多月。张籍让进士贺拔恕抄写它们，使我留下副本。大概只得到原书的十四五分，便把原书归还了。归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韩愈记。《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 语言庄重。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陇西公下令修建东西两座水门。过了三个月，到辛巳朔日，水门建成。三日癸未，大规模奏乐，设置水上游乐活动。防御使、监军、军司马、宾佐、僚属、将校以及勇士们，整肃四方宾客前来庆贺落成。士人和女子挤满水门一带，城内外人声鼎沸。事情办完后，他的属官昌黎韩愈请我记载这件事的成绩。文章说：汴州的河水从城中流过。当初筑城时，城墙有缺口的地方，就在河上设置了连锁的浮桥，夜间漂浮，白天沉下，船只不能潜行通过；但这样使城池的形势空疏，风气外泄，城中居民不得安宁，谣言也屡屡传播。历年以来，有谁认真研究、思考过这件事？皇帝统治天下十八年时，本地百姓遭受灾祸，顽童喧闹，盗众凭借兵力作乱，人们战战兢兢，仿佛将要坠落、倾覆。此时陇西公奉命镇守一方，从洛京乘单车来到这里，于是拯救了它的危急，去除了它的弊病；不靠严肃威厉，便使这里熏染上太平和顺之气，神灵也应验而降下祥福，五谷丰收，人口既多又富，民力也有余裕。他征询监军的意见，听取司马的谋划，于是修建水门作为本州的外郭，用来巩固风气，防御盗寇。浑浊的黄河水滚滚流过，高大的飞阁曲折连绵；修建这些，是为了装饰防卫设施，并不是为了观赏游乐。天子的武功，由陇西公来施行；天子的文德，由陇西公来宣扬。河水浩荡，源出昆仑；愿天子万年长存，公也多受福祉。于是砍取山石刻下这篇文字，使日月长久照临，也让后世知道这项工程是谁开始修建的。《郓州谿堂诗记》宪宗十四年，朝廷才平定东平，把它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任命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扶风人马公为郓、曹、濮节度观察等使，镇守此地。过了一年，扩充他的军队，号称天平军。皇帝即位第二年，召马公入朝，准备任用他；因为当地人安定依恋马公，又让他回去镇守。皇帝即位第三年，马公治理郓、曹、濮三州，恰好已经四年了。政事治理有成，制度建立完备，众人的意志十分稳固，心中断绝了邪恶，脸上显出仁厚；大家同心协力，以完成国家交付的职务。当时沂州、密州刚刚分裂，杀害了它们的主帅；后来幽州、镇州、魏州对政令不满，互相煽动，接连发生变乱，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徐州也乘势驱逐主帅，自行设置官属，和那三州相同。只有郓州居中而独立，四邻都仰望它，好像堤防的制约，水患因此无所畏惧。然而众人都说郓州是盗寇的巢穴，而且已有将近六十年；将领强悍，士卒勇猛，曹州、濮州在郓州附近而且很大，军队的根基全在那里，骄纵起来就容易产生怨恨。马公接手的是死亡之后、残破之余：民间和公家的财物都被搜刮一空，百姓赤贫，新旧势力之间也无法相互维持。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公能够安定并治理这里，他的功劳实在很大。假如幽、镇、魏、徐的叛乱没有互相煽动便自行发生，那么马公的功劳反而会小，这是为什么呢？马公刚到任时，众人还没有受到教化；用武力对待他们，他们就愤怒、怨恨；用恩惠对待他们，他们又会横行放纵。要把他们一会儿当作赤子，一会儿当作龙蛇，耗尽心力，经过多年磨炼，然后才能使他们走上正道，这是很困难的。等到教化施行以后，众人都把马公当作亲生父母来拥戴。背叛父母、跟从仇敌，并不是人的常情，所以说事情容易办成。于是天子任命马公为尚书右仆射，封为扶风县开国伯，以此褒奖嘉许他。马公也以众人和睦为乐，知道百姓喜悦，又认为这是皇上的厚赐。于是他在住宅西北角修建一座堂，命名为谿堂，用来宴请士大夫，沟通上下的心意。宴会结束后，他的属官陈曾对众人说：‘公治理、养育这个地方，辛勤劳苦不是到了极点吗？这里的人承受公的教化，唯公的命令是听从，不是很顺从吗？上面辛勤，下面顺从，终于成功达到今天的局面，不是很美好吗？从前人们说这里是什么样子？如今人们又说这里是什么样子？’虽然如此，这座堂的建造，想来本来是有意义的，却没有文字诗歌来说明；这样就不能考察、引用公的功德，也不能引导本州百姓走上正道。于是陈曾派人来请我作诗，说：天帝安定九州，年年丰收，荒地也没有不得到治理的。黄河、泰山之间，以及我宪宗先帝治理的地方，一并收复整顿。天子观察各地，选拔诸侯，派公来主持这里。公来主持这里时，百姓起初还不信任公，不让他们饮食，便教导、约束他们。谁饿了却没有食物？谁在呻吟叹息？谁受了冤屈却无人过问？谁没有得到分配的愿望？谁是侵害本州的害虫、损伤根本的螟虫？像羊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贪婪，凭借其口舌便要覆灭城池。公吹拂他们、抚育他们，摩挲双手安慰他们；用针砭规劝他们，用刑法惩治他们；把恶人捆绑起来肢解示众。公所辖的四境，已经富足而强盛。人们称公为我们的父亲，谁会违背公的命令？即使可以出兵征伐，也不如安宁地守护本州。公修建谿堂，流水潺潺；水浅处有蒲草莲花，水深处有芦苇。公在这里宴请宾客，鼓声喧闹。公在谿堂宴饮，宾客和将校都醉饱了。水中有跳跃的鱼，堤岸有聚集的鸟。既唱歌又起舞，鼓声咚咚作响。公在谿堂，公亲自弹奏琴瑟。公和宾客赞礼，考察经典，询问音律，施行起来没有差错，使人们都不受屈抑。溪中有薲草，瓜地里有龟，也有鱼。公处在水流中央，右边读诗，左边读书，不使我们被遗忘抛弃。这个地方因此得到安宁。

译《太学生何蕃传》这篇文章总是在两种不得志的处境上互相感慨。太学生何蕃进入太学已经二十多年了。他每年参加进士考试，学业有成，品行高尚。太学诸生推重赞颂他，不敢和他同列。大家一起向助教、博士说明情况，助教、博士又把他的事迹报告给司业、祭酒。司业、祭酒整理何蕃众多显著品行，列出几十件，凭此把他推荐到礼部，并报告给天子。京城各学校的学生因为推荐何蕃而写文章、发表议论的，多得无法统计。公卿大夫中认识何蕃的人比肩而立，却没有人能够主持礼部。主持礼部的人大多是何蕃所不合的人，因此他始终没有成功。何蕃是淮南人，父母都健在。刚进入太学时，每年大都回去一次，父母劝阻他。后来隔一两年才回去一次，父母又劝阻他。他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何蕃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怜悯父母年老，自己又不能克制思亲之情。有一天，他向诸生作揖，准备回和州奉养父母。诸生无法劝止，便把何蕃关在空屋里。于是太学六馆的学生一百多人，又把何蕃的义行告诉司业阳先生城，请他劝说何蕃留下。当时太学缺少祭酒，阳先生城从道州出来，不能留下。欧阳詹先生说：‘何蕃是仁厚而勇敢的人。’有人说：‘何蕃居住在太学，诸生中有人做不合义理的事而死去、无处归葬，他就怜悯孤儿并抚养他们；无论恩惠大小，都一定尽力报答。这难道就是所说的仁吗？何蕃的力量不能胜任他的身体，他的外貌也不能充分表现他的内心，我不知道他的勇气在哪里。欧阳詹先生说：‘朱泚叛乱时，太学诸生几乎都准备跟随他，来请何蕃一起起兵，何蕃严肃地斥责他们。六馆的学生没有跟从叛乱，这难道不是他的勇气吗？’可惜何蕃的地位低下，他能够施加给别人的仁义没有流传开来。譬如水，它难道只能成为泽，而不能成为河流吗？河流地势高，泽地势低；地势高的水流动，地势低的水停留。因此何蕃的仁义充满内心，在太学中施行，积累很多，但施加到外界的范围不远。天将下雨时，水气上升，并不选择河流、湖泽、山涧、溪流的高下。那么，泽水的道路难道也有所施行吗？还是要等待其他条件呢？所以凡是贫贱的士人，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能有所建树，难道只有何蕃如此吗？我正因此说这些话，希望不要使何蕃默默无闻、无人传述。《圬者王承福传》以议论来贯穿叙事，但不是韩愈文章中最好的作品。抹墙这种技艺，是卑贱而又劳苦的行业。有人以此为业，脸色却像是自得其乐。听他说话，简约而意思完备。我问他，得知他姓王，名承福。祖辈世代都是京兆长安的农夫。天宝年间发生战乱，征发百姓当兵，他带弓箭服役十三年，有了官职和功勋，却抛弃它回来务农。防守他的田地，亲手用泥镘劳动来取得衣食，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寄住在城市场主人的房子里，把自己应付的房租和饭钱交给主人。看当时房租和饭钱的贵贱，增减自己抹墙的工钱来偿付。若有剩余，就拿去救济道路上残废、疾病、饥饿的人。他又说：‘粟是耕种才生长的，布和帛必须养蚕、纺织以后才能制成。其他用来养活生命的东西，也都要依靠人的劳动才能完成。我都依赖这些劳动成果。然而一个人不可能把各种事情都做遍，当然应当各自发挥才能，互相供养。因此，君主就是治理我们赖以生存之物的人；百官就是承受君主教化的人。职任有大小，只根据各人的才能，就像器皿各有用途一样。享受俸禄却懈怠职事，一定会遭到天谴。所以我不敢一天放下泥镘去游玩。’泥镘容易掌握，只要出力便能做成，而且确实有功效。取得应得的报酬，虽劳苦也不愧对自己的内心，因此心安。出力容易增强，而且能取得功效；用心则难以勉强，却能产生智慧。出力的人受别人役使，用心的人役使别人，这也是适宜的。我只是选择容易做而又不愧于心的事情来取得报酬。唉！我拿着泥镘进入富贵人家的宅第，已经很多年了。有一家我曾去过一次，后来再经过那里，却已经成了废墟。有一家我曾去过两三次，后来再经过那里，也成了废墟。我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唉，是遭了刑罚杀戮。’有的说：‘主人死后，他的子孙不能保有家产。’有的说：‘主人死了，家产归官府所有。’我由此看来，这不就是所谓享受俸禄却懈怠职事而遭天谴吗？不就是不能增强心智、智慧不足，却不选择才力是否相称而冒然承担吗？不就是做了许多可耻的事，明知不可为却强行去做吗？将富贵难以守住，是不是轻视功劳却厚享俸禄的结果呢？还是富足和困顿各有时运，一去一来而不能长久不变呢？我对此心中怜悯，所以只做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事。喜爱富贵、悲伤贫贱，我难道和别人不同吗？他又说：‘功劳大的人，用来奉养自己的东西就多。妻子和孩子都要依靠我来养活。我的能力薄弱，功劳又小，不养活他们也可以。况且我所说的出力劳动，如果要靠建立家庭而力量又不足，那么心也会劳累。一个人承担两种责任，即使圣人也做不到。’韩愈起初听了感到疑惑，后来随着他的话思考，认为他大概是个贤者，大概就是所谓独善其身的人。然而我对他也有所讥评，认为他为自己做得太多，为别人做得太少。他难道是学习杨朱的学说吗？杨朱的学说连拔下自己一根毫毛来使天下获利都不肯；这个人既然把有家看作劳心之事，连动一动心思来养活妻子儿女都不肯，他难道肯劳心去为别人吗？即便如此，他还是胜过世上那些忧虑得不到富贵、得到后又忧虑失去的人；那些只为满足生存欲望而贪婪、丧失道义，以致损害自身的人，距离他也实在太远了。他的话又有可以警戒我的地方，所以我为他作传，也借此自我鉴戒。

译《毛颖传》全篇虚构景象，摹写工巧，古今罕见；文势连绵飞动、跌宕起伏，刻画得很像司马子长的文章。毛颖，是中山人。他的祖先明眎，辅佐禹治理东方土地，养育万物有功，因此被封在夘地，死后成为十二神之一。他曾说：‘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不可以和普通事物相同。’应当从口中吐出而生，后来果然如此。明眎的第八代孙叫防世，传说在殷代居住中山，得到神仙的法术，能够隐藏光芒，使物品偷偷移动。姮娥骑着蟾蜍进入月中，她的后代于是隐居不出仕。住在东郭的有一个叫防，狡猾而善于奔跑，和韩卢比赛才能，韩卢比不上他，韩卢发怒，便和宋鹊谋划杀死防，并把他的家族制成肉酱。秦始皇时，防的将军恬向南征伐楚国，驻扎在中山，准备举行大规模狩猎来威慑楚国，于是召集左右庶长和军尉，用连山法占卜，得到天人相应的征兆。占卜者祝贺说：‘今天所捕获的，不长角，也不长牙，是穿粗布衣服的人，嘴巴有缺口而胡须很长，身上有八个孔而且跌跌撞撞；只取他的毛发，用来充作简牍，天下将因此使用同一种文字，秦国大概就要兼并诸侯了吧？’于是举行狩猎，包围毛氏一族，捕获他们的首领，载着毛颖回来，在章台宫献上俘虏，把他的族人聚集起来加以束缚。秦始皇让蒙恬赐给毛颖汤水沐浴，并把他封在管城，号称管城子，从此天天受到亲近、宠爱和任用。毛颖为人记忆力强而且敏捷，从结绳记事的时代直到秦朝的事情，没有不编纂记录的。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谱、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关于天人的书，以及佛教、老子的学说和外国的言论，他全都详细了解。他还通晓当代事务，官府文书、市场上的货物钱财登记，任凭皇上差遣。自秦始皇以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人，直到全国百姓，没有不爱重他的。他又善于顺应人的心意，无论正直、邪曲、灵巧、笨拙，都随着对方而改变；即使被废弃，也始终默默不泄露秘密。只是他不喜欢武士，但武士来请他时，他有时也会前往。他多次被授予中书令，和皇上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皇上曾称他为中书君。皇上亲自裁决政事，以衡石计算工作进度，即使宫人也不能站在左右，只有毛颖和掌烛者常在身边侍奉。皇上休息，事情才停止；毛颖和绛人陈玄弘、农陶泓以及会稽褚先生交好，彼此推重，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一定一起行动。皇上召见毛颖和这三人，他们不等诏令，总是一同前往，皇上从未责怪。后来毛颖入朝进见，皇上将要任用他，便替他拂拭，毛颖于是摘下帽子谢恩。皇上看见他的头发秃了，又嫌他摹画的东西不能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嘻笑说：‘中书君年老而秃，不能再供我任用。我过去曾称你为中书君，难道现在已经不能胜任中书了吗？’ 毛颖回答说：‘臣所说的尽心竭力，正是这个意思。’于是皇上不再召见他，毛颖回到封邑，最后死在管城。他的子孙非常多，散居在中原和夷狄之地，都冒称管城子；只有居住在中山的，能够继承父祖的事业。太史公说：毛氏有两个族系，其中一个是姬姓，周文王的儿子被封在毛地，就是鲁、卫两国的毛氏；战国时有毛公、毛遂。至于中山这一族，不知道他们本来出自哪里，子孙却最为繁盛。《春秋》成书时，被孔子删去而不载，并不是他们的罪过。等到蒙将军攻取中山，擒获当地豪杰，始皇把他们封在管城，这一族世代便有了名声，而姬姓毛氏反而无人知晓。毛颖起初作为俘虏被发现，最终却受到任用。秦国灭亡诸侯，毛颖也有功劳；但奖赏没有抵偿他的劳苦，年老后又被疏远。秦国实在是少恩啊！王遵岩说：‘全篇把没有的写成有的，所谓以文章写滑稽之事，篇末的赞论尤其高古，简直直逼司马迁。’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 明代 茅坤 编撰 《昌黎文钞》卷九 原论议 《原道》排斥佛、老，是韩愈一生文章的命脉，因此这篇文章是韩愈文集的根本。文章源远流长，气势宏大，最难评定；再加上笔下变化诡谲，足以迷惑人。如果一下子剖开来看，就会清楚得像时文中的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广泛地爱人叫作仁，把仁施行得合宜叫作义，依据仁义而行叫作道，内心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概括性的名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德有凶德、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观看天空，说天空很小，并不是天空小，而是因为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偏私自守当作义；他把仁义看小，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都是合并仁义而言，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把仁义排除在外而言，是一己的私说。周代的道衰落，孔子去世，秦代焚书，汉代崇尚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尚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一派，就归入墨翟一派；不归入老子一派，就归入佛教一派。进入了那一派，必然脱离这一派；自己所归入的奉为主，所脱离的视为奴；自己所归入的加以附会，所脱离的加以污蔑。唉！后世的人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从谁那里听到呢？老子一派说孔子是自己老师的弟子，佛教一派也说孔子是自己老师的弟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那些自称遵奉孔子的人，熟悉听闻他们的说法，喜欢其中荒诞而浅陋的内容，也说‘我的老师也曾这样说过’。他们不只在口头上引用孔子，还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到哪里去寻求呢？人们喜好怪异，实在太过分了！不探求事物的源头，不追问事情的末端，只想听闻怪异之事。古代百姓的职业有四种，今天百姓的职业有六种；古代从事教化的人占四分之一，今天从事教化的人占六分之三。农家只有一家，靠吃粮食的人却有六家；工匠只有一家，使用器物的人却有六家；商家只有一家，依靠商货生活的人却有六家。百姓怎么能不贫穷并且盗窃呢？古代社会，人们所受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以后，才教导他们彼此生产、互相养活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和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让他们居住在中原。寒冷了，就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了，就为他们提供食物；住在树上容易跌落，住在土穴容易生病，于是为他们建造房屋。设置工匠来满足器用，设置商人来流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助夭折死亡，设置葬埋祭祀来增厚亲亲之恩爱，制定礼制来排列先后，制定音乐来宣泄郁结，设置政令来督率懈怠疲倦，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和相互欺凌，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人守信而不相争夺，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他们。祸害到来便为他们准备防备，忧患发生便为他们设置防范。如今他们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只要剖开斗、折断秤，人们就不会争夺。唉！他们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绝，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就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把它施行到百姓中的人；百姓就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财货，用来侍奉上位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成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执行君主命令并施行到百姓中，百姓不生产粟米麻丝、不制作器皿、不流通财货来侍奉上位，就应当受到诛罚。如今佛、老的学说却说：一定要抛弃君臣关系，去除父子关系，禁止相互生产、养活的道理，以求所谓清净寂灭。唉！他们幸而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斥退；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不能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纠正。帝与王的称号虽然不同，但成为圣人的根本相同。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饮水、饥饿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所体现的智慧相同。如今他们说：为什么不恢复太古那种无事的状态？这就像责怪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改穿葛衣，做起来容易些？责怪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改成饮水，做起来容易些？《礼记》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内心；想端正内心的人，先使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要有所作为。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灭绝人的自然常理：做儿子的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去做自己的事情。孔子作《春秋》，诸侯使用夷狄礼制，就把他们视为夷狄；如果他们进入中国的礼制范围，就把他们视为中国人。经书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如今竟把夷狄的法度置于先王教化之上，离彼此一起变成夷狄还差多少呢？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广泛爱人叫作仁，把仁施行得合宜叫作义，依据仁义而行叫作道，内心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乐、刑、政；它的民众是士、农、工、贾；它的身份关系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的衣服是麻和丝；它的居所是宫室；它的食物是粟米、果蔬、鱼肉。它作为道理容易明白，作为教化容易实行。因此，把它用于自身，就顺利而吉祥；把它用于待人，就仁爱而公正；把它用于内心，就和谐而平正；把它用于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一处不恰当。所以活着时能得到人的真情，死后也能尽到常理。在郊外祭天，天神就降临；在宗庙祭祀，神鬼就来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先前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它的传承了。荀子和杨朱，选择道理却不精审，论说道理却不详尽。从周公以上，上而成为君主，所以他的事业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下而成为臣子，所以他的学说能够流传长久。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它就不会流通，不停止它就不会运行。’使人都成为有道德的人，焚烧他们的书籍，拆毁他们的居所，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女的老人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有供养。这样大概就接近完善了，大概就可以了。

译韩愈一生排斥佛教和老子，在这篇文章里却归根到底只是论说老子，一个字也没有进入佛教的领域。大概是韩愈本来就不了解佛教的学问，所以《论佛骨表》也只是从福田的说法立论。《原性》关于人性的界限，孟子去世后，周敦颐、二程才开始能够论说。昌黎的《原性》本来没有特别深刻的见解，只是依据三家的说法作了这样的剖析。不过在天命的本源问题上，已经隔了一两层。所谓性，是与生命一同产生的；所谓情，是接触外物以后产生的。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而构成人性的因素有五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为什么呢？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等人的性，只是纯善而已；中等人的性，可以引导向上，也可以引导向下；下等人的性，只是纯恶而已。构成人性的五种因素是：仁、礼、信、义、智。上等人的五者，以其中一种为主而施行其余四种；中等人的五者，五者之中有一种稍微缺少，便会稍微偏离正道；至于其余四种，则混杂不纯；下等人的五者，违背其中一种而悖逆其余四种。性对于情，要看性品的高下。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构成情的七种因素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人的七情，虽被触动，仍能处在中正状态；中等人的七情，有的过强，有的缺失，但仍求得合于中正；下等人的七情，既无所节制又常常过度，只是任情而行。情对于性，也要看情品的高下。孟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说性：‘人的本性是恶的。’ 杨子说性：‘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开始为善后来变恶，开始为恶后来变善，或者起初善恶混杂而后来成为善或恶，这些说法都只举出了中等的一面而遗漏了上等和下等，得到其中一面而失掉了另外两面。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因受贿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见他的哭声，就知道杨食我一定会使自己的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十分忧虑，知道若敖氏的鬼魂将来会没有后代祭祀。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遭遇灾祸；他刚开始爬行时，姿态就端正聪慧；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并不忧虑；出生后，傅姆不劳苦；学习以后，老师也不烦难。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均、文王的儿子管和蔡，所受的习染并非不善，最终却成为奸人；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习染并非不恶，最终却成为圣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三位先生论说人性，只举中等一面而遗漏上下两端，得到其中之一而失掉另外两面。有人问：‘那么，上等和下等的本性，最终都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人的本性经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人的本性畏惧威势便会少犯罪。因此，上等人可以教化，下等人可以制服。’ 至于人的品性，孔子说是不能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论说人性的人为什么不同于此？’回答说：‘如今的说法夹杂了佛教和老子的学说。既然夹杂了佛老的学说，还有什么说法会不不同呢？’ 《原毁》这篇文章有八个大的对比，秦汉以来本来没有这种格调，是昌黎公创立的。不过它在古今感慨之间加以描写，对人情的曲折通达写得淋漓尽致，是骨力文章中的极致。古代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而周全，对别人的要求宽松而简约。对自己严格周全，所以不懈怠；对别人宽松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是仁义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而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而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接近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赶上；周公也是大圣人，后世无人能赶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毛病。’这不就是对自身要求严格而周全吗？对别人，他说：‘那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足以成为善人了；能够擅长这一点，这就足以成为有才艺的人了。’只取他的一项优点，不责求他的其他方面；只看他的现在，不追究他的过去。小心翼翼，只怕那个人不能获得行善的好处。一种善行容易修成，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他对别人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够了；能够擅长这一点，这就够了。’这不就是对别人要求宽松而简约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对别人要求详尽，对自己要求苛薄。要求别人详尽，所以别人难以行善；要求自己苛薄，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善行，便说：‘我擅长这一点，这就够了。’自己还没有才能，便说：‘我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内心，稍微有一点所得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自身要求太苛薄吗？对别人，他们说：‘那个人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他这个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一点，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举出他的一项缺点，不计较其他十项优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小心翼翼，只怕那个人有声誉。这不就是对别人要求太详尽吗？这叫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期望别人。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尊重自己的。虽然如此，这种做法也有根源，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验过这种情况。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善士，某人是善士。’应声赞同的人，一定是那些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们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们的人。强硬的人不像这样，听见赞誉一定会因言语而发怒；懦弱的人则一定会因脸色而发怒。我又曾对众人说：‘某人不是善士，某人不是善士。’不表示赞同的人，一定是那些人的同党；否则，就是同他们疏远、不能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们的人。强硬的人不像这样，听见贬斥一定会在言语上表示不满；懦弱的人则一定会在脸色上表示不满。所以，事情办成了，诽谤就兴起；德行高尚了，毁谤就随之而来。唉！士人生活在这样的世上，却希望名誉光显、道德施行，太难了。将来如果有在上位而想有所作为的人，能够保存并采用我的说法，那么他的国家大概可以治理好吧？《原人》昌黎不明白性命的本源，所以《原人篇》很没有见解，姑且抄录保存。

译在形体之上的，称为天；在形体之下的，称为地；在天地之间承受天命的，称为人。形体在上，日月星辰都是天；形体在下，草木山川都是地；承受天命而处在天地之间，夷狄、禽兽也都属于人这一类。有人问：‘那么我可以说禽兽就是人吗？’回答：‘不可以。’指着山问：‘这叫山吗？’回答：‘可以叫山。’山中有草木禽兽，这个名称就包括它们了。指着山上的一棵草问：‘这叫山吗？’回答：‘叫山就不可以。’所以天道混乱，日月星辰就不能按其规律运行；地道混乱，草木山川就不能保持平和；人道混乱，夷狄禽兽就不能各得其本性。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草木山川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失去了作为主宰的道理。因此圣人平等看待一切而同样施行仁爱，厚待亲近者而推举远方的人。《原鬼》昌黎考察鬼，也只是揣摩影响、推测虚无的说法。《易经》说：‘精气形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所以能够知道鬼神的情状。’ 有东西在屋梁上发出啸声，跟着拿蜡烛去照，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没有声音。有东西站在堂上，跟着去看，却什么也看不见，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没有形体。有东西碰到我的身体，跟着去捉，却什么也没有捉到，这是鬼吗？回答：不是。鬼没有声音和形体，哪里会有气呢？回答：鬼没有声音，没有形体，也没有气。果真没有鬼吗？回答：有形而无声的东西，事物中有它们，如土石；有声而无形的东西，事物中有它们，如风雷；有声有形的东西，事物中有它们，如人兽；无声无形的东西，事物中也有它们，如鬼神。有人问：‘那么，有怪异之物与百姓和万物接触，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这有两种情况，有的是鬼，有的是物。寂然无形无声，是鬼的常态。百姓有违背上天的行为，有违背众人的行为，有违背万物规律的行为，违逆伦理而感动了气，于是鬼显现形体、凭借声音来回应，并降下灾祸；这些全都是百姓自己造成的。事情结束后，鬼又恢复原来的常态。有人问：‘什么叫物？’回答：由形体和声音形成的，是土石、风雷、人兽；恢复到无声无形状态的，是鬼神；既不能始终有形有声，也不能始终无形无声的，是物怪。所以它们出现并与百姓接触，没有固定规律；有时因触动百姓而成为祸害，有时因触动百姓而带来福气，有时也会触动百姓却不成为祸福，只是恰好遇上百姓处在这样的时运中。我因此写作《原鬼》。《省试颜子不贰过论》韩公未必真正了解颜子的学问，只是因为这是他参加省试时的文章，所以保存下来。论说：登入孔氏门下的人很多，三千弟子、四科的名目中，哪一个不是遵循圣人的道路，成为君子之儒呢？他们在行为和言语上的过失，也可以说很少。然而孔夫子称赞不重复犯过错的，为什么唯独是颜氏之子呢？请让我试着论述。圣人具有真诚光明的正性，根基是中庸的最高德性；如果内心发动而表现于外，不只是思考，各方面都无不合乎规矩。不善的念头无从进入，可选择的行为也无从增加，所以只有圣人没有过错。所谓过错，并不是说行为已经表现出来、言语已经显露出来，人人都称它为过错以后才算过错；念头在心中产生，就已经是过错了。因此颜子的过错属于这一类。所谓不重复犯过，大概是能够在念头刚开始萌发时就制止，在尚未形成行为之前就断绝，而不是等到在言语行为上犯过以后才不再犯。《中庸》说：‘由真诚而明白，叫作性；由明白而达到真诚，叫作教。由真诚而明白，是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考便有所获得，从容而合乎中道，是圣人，是没有过错的人。由明白而达到真诚，是选择善而坚定地坚持它。’不用勉强却不能合乎中道，不思考却不能有所获得，就是会重复犯过错的人。所以孔夫子说：‘回这个人的为人，选择了中庸；得到一项善行，就诚恳地牢记在心，始终不失去。’ 孔子又说：‘颜氏之子，大概已经接近了吧？’这话说明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也说：‘颜子已经具备圣人的体质，只是还很细微。’这些话都说的是：人的念头不可能完全没有产生过失，但也没有把它暴露在外；拿圣人的道来考察，才稍微算是过错。颜子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这样，于是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来实现自己的真诚，饮用一瓢水来求得自己的志向，不因富贵妨碍自己的道，不因困窘改变自己的内心；意志坚定而不可动摇，浩然正气自我守持，知道高大坚实的道德值得崇尚，忘记钻研仰望的劳苦；肩负的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最终也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孔夫子感叹他不幸而短命，说如今已经没有他了；意思是他不能和自己一同站在至圣的境界，看见教化广泛推行。否则，行为从自身发出而施加给别人，言语从近处发出而远处都能看见；如果不谨慎，失败和耻辱就会随之而来，到了那时才想不再犯过错，距离圣人的道路不也很远吗？然而孔子还肯说他‘大概接近了’，孟子还肯说他‘具备圣人的体质而只是细微’，那么颜子不重复犯过错的道理，就全在这里了。谨此论述。

译《争臣论》全篇截然分为四问四答，而首尾的关键又像一条线贯通。有人问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别人那里获得名声；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边远之处。晋地边远地区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华阳先生身居显位，他却不露出喜色。他任职已经五年了，看待自己的德行，仍像在野外一样。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我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谓“恒守其德而守正”，却被孔子认为有凶险的情形，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卦》六二说：‘作为王的臣子，艰难地尽臣节，并不是为了自身。’居处的时代不同，所履行的德行也不能相同。若像《蛊卦》上九那样，处在无所作为的地位，却保持不顾自身的节操；若在《蹇卦》六二那样身处王臣之位，却怀有崇高而不愿侍奉的心，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旷废官职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即使不可以完全实现，也不能始终不去实现。如今阳先生在职位上已经相当久了，听闻天下得失也已经十分熟悉了，天子对他的待遇也已经十分优厚了，但他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政事的话，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漠然置之，内心毫无喜怒。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履行职责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履行了进言责任吗？履行了进言责任却不进言，与没有履行进言责任却不离去，这两种做法没有一种是可以的。阳子是想做只为俸禄而任官的人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困，但有时确实因为贫困而做官，这是说防止自己做官的人。”那么，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职位，辞去优厚俸禄而甘居贫困，像抱关击柝那样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尚且不敢荒废职守，必定说“不过是使账目核算准确罢了”，必定说“不过是使牛羊繁殖茂盛罢了”。像阳子的官秩俸禄并不卑下贫困，这是明明白白的；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厌恶讥讪上级，厌恶做臣子的揭露君主的过失来为自己博取名声，所以即使进谏议论，也使别人无法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入内告诉你的君主，然后在外面顺从地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阳子的用心也正是这样。韩愈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是这样，那就更加是我所谓的迷惑了。入朝便进谏君主，出朝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做的。阳子本来是平民，隐居在蓬蒿之下，皇上赞赏他的品行，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职以进谏为名，实在应该有所作为来履行职务，使四方和后代知道朝廷有正直刚强敢于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滥加赏赐、从谏如流的美德，也使隐居山林的士人听闻后仰慕，束好衣带、结好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进言陈说，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盛大的声名流传无穷。像《尚书》所说的那样，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做的。况且，阳子的用心，难道是要让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正是在启发他。有人说：阳子不求声名而声名自会传开，不求任用而君主自会任用，是不得已才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您为什么责备他这样深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求取声名和任用。他们忧虑时世不平、人民不能得到治理，既然得到正道，就不敢只求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勤勉不懈，直到死去才停止。” 所以禹经过家门却不进去，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也没有被熏黑。这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自求安逸是快乐的吗？实在是因为敬畏天命，悲悯百姓的困苦。上天把贤圣和才能授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余而已吗？实在是想让他补救天下人的不足。耳目对于身体来说，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听清是非，看明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定。圣贤，是当时人民的耳目；人民，是圣贤的身体。况且阳子如果不贤，就会被贤者役使来侍奉君上；如果果真贤明，就本来应该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苦，怎么能有空闲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过错加在别人身上，却厌恶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像您这样的议论，确实正直了，但不是有伤德行、浪费言辞吗？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过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难道也听说过这件事吗？韩愈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着为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文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用它来阐明道理，不是为了显示正直而加罪于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混乱的国家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左传》说：只有善人才能接受直言，意思是他听到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如今他即使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斋郎的职务是办理宗庙社稷中的小事，大概是士人中地位卑下的。手执豆笾，快速奔走，供其上级官员役使；不因德行而升进，不因言论而显扬，大概只是取用他们的劳力来办理这些事务罢了。办理宗庙社稷的小事，手执豆笾快速奔走，也不能不恭敬。因此选取大夫、士的尚未受爵命的子弟，来补足名额、填补空缺，教他们办理事务。他们的劳苦虽然微小，使他们承担的职责却不能不有所报偿，必须记下他们服役的年数；年数既然久了，于是授给他们官职，交给他们事务，这种事务也实在微小啊。学生有的因通晓经书而被推荐，有的因擅长文章而著称；其中程度低的，也达到学习法律、通晓文字，都有助于教化，可以供上级使令。若不是天资特别优异，经过很长时间，把所学习的学业在乡里传扬，在朋友中获得称道，由州府推荐，升入司业主管的学校，就不能列入国学学生的行列。然而，办理宗庙社稷的小事，是使用微小劳力；有助于教化、可以供上级使令，是德行和才能中的大者。两者不能调换，这已经很明白了。如今议论者说学生没有事情可做，说斋郎是侥幸得到进用，没有探究其中的本意，因而说可以由学生代替斋郎承担职务并废除斋郎，大概也是没有弄清道理。

译斋郎所承担的是劳力，学生所承担的是德行和才能。按照德行才能选取他们，却让他们服劳役，这是让君子去做小人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国家尊崇儒学、鼓励学习、诱导人行善的办法。这是第一种不可行。还有更大的不可行之处。宗庙社稷的事务虽然小，却不能不专心办理，这是恭敬到极点，也是古代的原则。如今如果让学生兼办这些事务，等到规定的年、时、日、月，再授给他们宗彝、罍、洗等礼器，他们进退周旋一定不合礼度，进退一定不恰当，心意考虑一定不专一，仪容一定不庄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熟悉事务而且心志不专，这难道不是近于不敬吗？还有更大的不可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知道这样不可行，却让学生长期掌管这些事务，因而毁坏他们的本业，那么学生所受的教育更加减少，学生之道更加被贬低，而斋郎的实际职能仍然存在，只是斋郎这个名称或许没有了。大凡制度的改变、政令的变更，如果比旧制有十分之一的好处都没有，就不可以实行，更何况还不如旧制呢？考察古代，它不合古训；考察当今，它没有好处；追究名义而求其实质，又失去了适宜。因此说，议论废除斋郎而让学生参加祭祀，也没有弄清道理。改葬服议 经典说：“改葬服缌麻。”《春秋谷梁传》也说：“改葬的礼服是缌麻。”这是举出服制中最轻的一等。这些话都是说儿子对于父母。除此之外，其他亲属都没有丧服。怎样知道这一定如此呢？经典排列五等丧服，在小功之下，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再没有轻重的差别。由此可知，只有最亲近的关系才加以记载，其他关系既然无服，就不再记载。如果主人应当服斩衰，其余亲属各服本亲属应服的丧服，那么经典也会说出来，不会只说服缌麻。《传》称“举下缅”，“缅”仍是遥远的意思；“下”是说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遥远，所以丧服轻。江熙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改换丧服后下葬，是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全是凶服，何况关系遥远的亲属呢？”所以改葬的礼服只有轻服。这样说来，意思也明白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服缌麻，葬毕就除去。是不忍心没有丧服送至亲到墓地。不是父母的亲属不服丧；没有丧服的，就穿吊服并加麻。”这又是明确的规定。文子又说：“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那么应当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丧期尚未下葬，服制不能改变。既然已经除服，还有什么服可除呢？”这样看来，改葬和尚未下葬是有区别的。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个月下葬，士超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期限而不下葬的。超过期限不下葬，称为不能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而未能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是孝子用来表现感情的方式，也是先王一定规定期限的道理。虽然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人物，因此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极少。所谓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了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例如周文王安葬王季时，水冲毁了他的坟墓；鲁隐公安葬惠公时，因为宋国军队入侵、太子年少而下葬，所以有所缺漏，都是这类情况。丧事只能向前推进而不能退回；可以改换为轻服，却不能加重为重服。停柩在堂称为殡，埋葬在野称为葬。近代以来，情况与古代不同：有的人游历，有的人做官，身在千里之外；有的儿子正在服丧，妻子幼小，不能亲自回来；更有甚者受阴阳禁忌拘束，于是就在当地下葬。等到后来迁葬，远的有时相隔数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他们穿着吉服处理事务，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援引尚未下葬时丧服不变的例子，反而给他们改穿重服呢？即使正在服丧、应当下葬时，也应改穿轻服，何况相隔已久，反而穿全套凶服下葬吗？如果果真穿重服，这就是所谓本来还不能除服却除服，本来不应加重却又加重。有人说：“丧礼与其改变，不如哀戚；即使穿重服，不也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改变丧服与保持哀戚相比，改变固然不如保持哀戚。然而，还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节俭与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然而，还不如合乎礼制美善。过分就像不足，这大概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吧？有人说：“经典说改葬服缌麻，却没有说明服丧的月份，似乎是三个月后才除服。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葬毕就除服。如今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从启墓到下葬，如果满三个月就除服；不满三个月，就服丧到满三个月。”又问：“妻子为丈夫服丧怎样？”回答说：“和儿子一样。”又问：“没有吊服而只加麻，怎样？”回答说：“现在的吊服，仍然就是古代的吊服。” 我私下认为，缌麻是通常服三个月的丧服；但改葬的缌麻，不一定要服满三个月。为什么应当说改葬后就除服呢？覆盖坟墓之后，就不必再穿丧服了。禘祫议 韩公平生写文章奇特怪异，唯独在议论典章礼制的地方，文辞非常醇厚典雅。这篇《禘祫议》和《改葬服议》都可以称为名儒之文，应当与汉代刘歆、韦玄成等人的议论参看。右，这是本月十六日诏令宣示命令百官在五日内议论上奏的事项。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说：臣伏想陛下追念祖宗的孝心，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凡是需要议定的事情，不敢独断，始终寻求适中之道，广泛询问群臣。然而礼文繁多，所持意见各不相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仍未确定应当遵从哪一种办法。臣生逢圣明时代，浸润于恩泽之中，虽然身份卑微没有资格参与议论，但志在效忠，现先列举众议中不妥之处，然后申明自己的主张：第一种说法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禘祫就是合祭，毁庙的神主都应当与太祖合食；献祖、懿祖二祖正是已经毁庙的神主。如今虽然藏在夹室，到禘祫时，难道能不在太庙享受祭祀吗？名义上叫合祭，二祖却不能受祭，就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说法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设立七庙、一坛、一墠；已经毁去的庙，其神主都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掉，举行祫祭时就陈列在太庙中享受祭祀。自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掉埋葬的议论；这不合经典制度，终究不能实行。

译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久远，创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祖尚且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能毁掉埋葬而不举行禘祫吗？第三种说法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所在地，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祭祀、列于太庙，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一旦迁走，岂只是人听了疑惑，恐怕二祖之灵也会眷顾徘徊，不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第四种说法认为，献祖、懿祖的神主应附于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臣又认为不可。《左传》说：“祭祀时要像神灵就在面前。”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论亲属关系，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确定他儿子面向东的尊位，却废止他父亲的大祭，本来就不能作为常典。第五种说法认为，献祖、懿祖二祖应在京师另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亲情有逐渐减弱，所以从正式的庙降为祧庙，从祧庙降为坛，从坛降为墠，从墠降为鬼神，逐渐远离，祭祀也更加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不应当把已经毁掉的庙中、已经藏起的神主重新建宫祭祀。如今所议之事正与此相同。况且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时，合祭则禘祭没有处所，废止祭祀又在道义上说不通。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所以臣广泛采纳前人的见解，寻求折中办法，认为殷代的祖先玄王、周代的祖先后稷，在太祖以上，都各自成为帝，不再按世代祭祀，而且距离他们的时代已经很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能够处在面向东方的尊位，子孙依昭穆排列。礼书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当时适宜的办法，不是传给后代永远遵守的制度。《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 这大概是说儿子应当对父亲屈尊。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举行禘祫时，献祖应处在面向东方的尊位，景皇帝应列入昭穆之列。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下位；从神道推求，难道会远离人情吗？况且平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屈尊的祭祀极少，伸张其尊位的祭祀却很多。与其伸张孙辈的尊位而废掉祖先的祭祀，难道不是更合乎情理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失礼。臣伏想，制定礼制、制作礼乐，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采纳之处，大体合乎天意，便裁定实行，这就是礼；如果认为还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陈述得失，或许可以有所阐明。谨此上议。《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 明代茅坤撰 《昌黎文钞》十 辩、解、说、颂及杂著 讳辩 古今以来，像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很难得的。我韩愈曾写信给李贺，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并且取得了声名。和李贺争夺声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这话的人没有考察，便附和传播，异口同声。皇甫湜说：“如果不把事情说明白，您和李贺将要获罪。”韩愈说：“是的。法律说：‘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避讳其中一个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说称徴时不称在，称在时不称徴，就是这个意思。’法律又说：‘不避讳音同或音近的名字。’解释法律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蓲这一类。’如今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是触犯了两个字名字的避讳法，还是触犯了嫌名的避讳法？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那么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了吗？避讳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避讳两个字的名字，《春秋》也不讥责不避讳嫌名。康王钊的孙子实际上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晢，曾子也不避讳。从前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他们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是要避讳相近的音，连自己的姓也避讳吗？还是不避讳这种相近的音呢？” 汉代避讳武帝的名字“彻”，改称为“通”，却没有听说又把车辙的“辙”避讳成某个字；避讳吕后的名字“雉”，改称为野鸡，却没有听说又把治理天下的“治”避讳成某个字。如今上章和诏令中，也没有听说避讳浒、势、秉、机这些字，只有宦官和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认为这样会触犯禁忌。士大夫的言语和行事应当以什么为法则呢？如今考察经典，以法律为依据，再以国家典章来核验，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凡是侍奉父母，能够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讥责；做人能够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可以止步了。如今世上的士人不努力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只避讳亲人的名字，反而想胜过曾参、周公、孔子，可见他们实在迷惑。周公、孔子、曾参终究不可能被超越；如果把宦官、宫妾同周公、孔子、曾参相比，就是说宦官、宫妾孝敬亲人，胜过周公、孔子、曾参了吗？”},{ 这篇文章反复曲折而奇险，使人眼花缭乱。实际上从前面列举法律、经典的三个段落开始，后面的结尾又回头承接前面的辨难。只是因为三个段落中不时有游移的铺陈和穿插，就足以使人迷惑。进学解 这是韩公文章中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的一篇。它的主旨专在宰相，大概是大才小用，不能没有遗憾，于是借怨愤而无聊的言辞来表达，又借自我责备的言辞来表达，已经最为得体。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学生站在馆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由于勤奋而精通，由于嬉游懒散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成就，由于随意放纵而毁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逢，治理国家的各种设施都已建立，排除凶恶邪僻，提拔尊崇俊秀贤良。只要有一点长处，大多都能登记姓名；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搜寻选拔人才，刮去污垢、磨炼光彩。大概有人幸运而得到选拔，谁能说人才多了反而不能显扬呢？”学生只应担心自己的学业不能精通，不应担心主管官员不明察；只应担心自己的品行不能成就，不应担心主管官员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吧！弟子侍奉先生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先生口中不断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书籍。记载事实的，一定提取它的要点；编纂言论的，一定探究它的精微。贪求广博，务求所得，细小和重大的内容都不舍弃。点燃灯油来接续白昼，始终勤勉不懈直到终年。先生的学业可以说勤奋了。排斥异端，斥退佛教和老庄，弥补文章的缺漏，阐明幽深微妙的道理。寻访失传的传统，独自从旁搜求并向远古承接。像堵塞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挽回已经倾倒的狂澜。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是有功劳了。沉浸在醇厚浓郁的学问中，含英咀华，写成文章，书籍堆满了家。上承法则于姚、舜，浑厚广大没有边际；周代的诰辞、殷代的盘庚之诰，文字曲折艰涩。春秋文字谨严，左氏文章浮夸。《易》奇特而有法则，《诗》端正而华美。下至庄子、屈原，以及太史公所记录的文章，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工力相同而风格不同。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内涵宏大而外在铺陈纵横。年少时开始懂得学习，勇于敢作敢为；长大后通晓事理，各方面都能适宜。先生对于做人，可以说已经成就了。然而您在公家不被人信任，私交中也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就获罪。暂时做了御史，便被贬逐到南方夷地；做了三年博士，闲散而不被治理事务。命运和仇敌合谋，失败还能有几时？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诉饥饿。头发脱落，牙齿稀疏，最终死去又有什么益处？您不考虑这些，反而教导别人学习您。”先生说：“唉，你到前面来。大木做栋梁，小木做椽子，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用它们建成房屋，这是木匠的技艺。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皮，全都收集储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良医的本领。选拔贤明、公正地任用人才，让巧拙不同的人都得到进用，把宽舒有余的用作美，把卓异出众的用作杰出，比较长处、衡量短处，只根据器能加以适用，这是宰相的办法。从前孟轲喜欢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车迹遍历天下，最终老于奔走。” 荀卿坚守正道，使宏大的学说得到发扬；他在楚国逃避谗言，最终废弃而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开口说话便成为经典，举足行事便成为法则，超越同类、不同寻常，充分进入圣人的境界；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么样呢？如今先生学习虽然勤奋，却没有沿循正统；言论虽然很多，却不能抓住其中的要旨；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显扬于众人，仍然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消耗廪粟；儿子不知道耕田，妻子不知道织布，骑马带着随从，安坐着吃饭，跟随当权者忙忙碌碌，窥视旧书来窃取文章。然而圣明的君主没有加罪于您，宰相也没有斥退您，这难道不是您的幸运吗？一行动就招来诽谤，声名也随之而来；被投置闲散职位，正是命运应当如此。至于计算财物的有无，计较班次资历的高低，忘记衡量自己才能所适合的位置，却指责前人的缺点，这就像责问木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栋梁，又讥笑医生用昌阳延年，却想进用猪苓一样。获麟解 全文总共四转便收束，思路圆转如盘龙、如辘轳，越变化越刚劲峻厉，这是奇兵般的文章。

译麒麟作为祥灵之物，显而易见。它被《诗》吟咏，被《春秋》记载，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东西，不在家中饲养，也不经常出现在天下。它的形状与其他动物不同，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因此即使有麒麟，也不能知道它是麒麟。有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鬣的，我知道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唯独麒麟，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很适宜。即便如此，麒麟出现，必定是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够辨认麒麟，于是麒麟果然不是不祥。又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德而不在于形。如果麒麟出现时不等待圣人，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很适宜。唐荆川说：“以‘祥’和‘不祥’二字作为全文的关键。” 择言解 思虑深远，格调超逸。火从隐秘处泄出而发挥作用，并且只要广大而不违背道理，就可以焚烧、炙烤、熔化、烧制，从而有利于万物生长。等到它放纵而不加禁止，反而成为灾害。水从深处涌出而发挥作用，并且只要流远而不违背道理，就可以漂浮、承载、饮用、灌溉，从而救济万物。等到疏导它却不加防范，反而成为祸患。言语从细微处产生而发挥作用，并且只要广泛而不违背道理，就可以教化、下令、告诫、训导，从而推及万物。等到放纵而不谨慎，反而成为灾祸。火已经给我造成灾害，有水就可以压伏它的火焰，使人不陷入灰烬；水已经给我造成祸患，有土就可以阻遏它的流势，使人不倒在波涛中。言语已经给我造成祸患，如果没有办法遮掩它的言辞，能够不遭受过失的，也很少。因此知道道理的人，又怎么能不选择自己的言语呢？谨慎言语，比防范水火更为重要。师说 昌黎当时抗拒不重视师道的风气，以此号召后辈，所以写这篇文章来树立旗帜。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疑惑最终也不能解决。出生在我前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就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需要知道他的年龄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所以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使人没有疑惑就很难了。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从老师请教；如今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爱护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学习句读，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句读，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明智之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之类的话，就聚在一起讥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相仿，道术相近；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可羞，以官位高的人为师又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不屑与他们同列；如今他们的智慧反而赶不上这些人，难道不可怪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为师，苌弘以师襄为师，老聃以郯子一类人为师；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贤能。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长，如此而已。李家的孩子李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作《师说》送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杂说 《杂说》四首，都变化奇诡，使人无法窥测其端绪。龙吐出气便形成云，云本来不如龙神奇。然而龙乘着这股气，茫茫然在幽深的天空中驰骋，迫近日月，遮蔽光明，感发雷电，施展神奇变化，使水降落大地，冲刷丘陵山谷。云也真是神奇怪异啊！是云使龙能够显灵。至于龙的灵异，却不是云所能使它灵异的。然而龙没有云，就无法显现它的神灵。失去凭借依托，确实不行啊！奇异的是，它所凭借依托的，竟然是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跟随龙。”既然说是龙，云就跟随它了。高明的医生，不看人的肥瘦，只察看他的脉是否有病罢了。善于谋划天下的人，不看天下是安定还是危险，只察看它的纲纪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天下，就是人；安危，就是肥瘦；纲纪，就是脉。脉没有病，即使身体瘦也没有害处；脉有病，即使身体肥胖也会死亡。通晓这个道理的人，难道还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方法吗？夏、殷、周衰落时，诸侯兴起，战争每天发生。传了几十代君王而天下没有倾覆，只是因为纲纪还存在。秦统一天下后，不再把权势分给诸侯，聚集兵器并将其焚毁。传到二世天下就倾覆，是因为纲纪灭亡。马耳朵只是如此，所以四肢即使没有故障，也不值得依靠；关键在于脉而已。四海即使没有战事，也不值得自夸；关键在于纲纪而已。应当忧虑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也应当害怕自以为可以夸耀的东西。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可以称为上天的辅助者。给他们《易经》的一句话是：“观察行履，考察祥兆。”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就应当这样做。谈生为崔山君作传，称鹤会说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我观察世人，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而不与禽兽异物相同的，实在很少！这将是那些愤恨世道、嫉恶如仇、长期离去而不回来的人所做的吗？从前的圣人，有的头部像牛，有的形体像蛇，有的嘴巴像鸟，有的面貌像防风、刑天一类的怪物。他们只是外貌相似，内心却不同，难道能说他们不是人吗？即使有人肋骨平展、皮肤舒展，面色如浓厚的丹砂，外貌美丽而内心凶狠，外表是人，内心却是禽兽，又怎么能说是人呢？既然如此，观察外貌的是非，不如考察他的内心以及所作所为是否可取，这样才不会失误。怪神之事，孔子一派的人不谈；我将特意取其愤世嫉邪的意义来写作此文，所以题作这个名字。

译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里，和普通马一起死在马槽之间，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千里马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它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只是按照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即使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吃不饱，力气不足，优良的才华不能显现，想要和普通马一样尚且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驾驭它却不按驾驭千里马的方法，喂养它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鞭子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了解千里马啊。子产不毁乡校颂 子产的见识深远，所以不毁掉乡校；退之的思虑深沉，所以作这篇颂。我追思古人，便是郑国的子产公孙侨。他按照礼制治理国家，人民还没有安于他的教化，就到乡里的学校游说。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子产如果毁掉乡校，议论就会停止。子产说：“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可以成就美好的政事。”哪里是喜欢多言，不过是各自表达对善的志向罢了。我们实行得不好，就应当躲避；是善是非，我在这里观察。河流不可堵塞，言论不可止息；下情被堵塞、上情被蒙蔽，国家就要倾覆了。乡校既然没有毁掉，郑国因而得到治理。在周朝兴盛时，奉养老人并向他们请教；到了周朝衰落时，却让诽谤者来监视。成败的迹象，明明白白，值得观看。这就是子产执政的法式，只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势，所以教化只施及一个国家。假如真能遵循这种道理，率领天下的君主，交流通达、上下旁及，施行教化直到无边无际。唉！四海之所以不能治理，是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来继承这种事业呢？我追思古人。伯夷颂 前人称赞太史公写传记，像《酷吏传》《刺客列传》等文章，各自都很像所写的人物。如今用这篇文章来歌颂伯夷，也是如此；然而比不上司马迁的本传。士人能够特立独行，只求合乎义而已，不顾世人的是非，这都是豪杰之士，是信奉道义坚定而且自我认识清楚的人。一家人非难他，却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的人已经很少；至于一个国家、一个州都非难他，他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大概天下只有一个人；如果到了全天下都非难他，他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那么千百年才有一个人罢了。像伯夷这样的人，穷尽天地、横贯万世，也不顾世人的非难。太阳月亮的光明还不足以比拟他的明亮，泰山的高峻还不足以比拟他的高大，天地的广阔还不足以容纳他的气节。殷朝灭亡、周朝兴起时，微子是贤人，抱着祭器离开了殷；武王、周公是圣人，跟随天下的贤士和诸侯前往攻打殷，却从未听说有人非难他们。那伯夷、叔齐二人，却独自认为这样做不可。殷朝既已灭亡，天下归附周朝，他们二人却独自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宁可饿死也不顾惜生命。由此说来，他们难道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的吗？是信道坚定而自我认识清楚。如今世上所谓的士人，凡是有一个普通人称赞他，便自以为有余；凡是有一个普通人阻挠他，便自以为不足；只有伯夷独自不以圣人为非，却坚持自己的正确。圣人就是万世的标准。所以我说：像伯夷这样的人，特立独行，穷尽天地、横贯万世而不顾世人非难。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伯夷、叔齐二人，后世的乱臣贼子就会接连出现了。荆川说：昌黎这篇文章，分明是从《孟子》中脱胎而来。张中丞传后叙 全篇句法、字法和气势，都是太史公的骨髓，不是昌黎本来的风格。如今书画家也有模仿别人而得到其神韵的，这正说明没有什么不可取之处。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我韩愈和吴郡人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著名，写这篇传记很详细周密，然而我仍遗憾它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的事情。总的说来，许远虽然才能似乎不如张巡，却开门接纳张巡；他的官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自己处于张巡之下，毫无疑忌，最终与张巡一起守城至死，成就了功名。只是城池陷落，而他和张巡先后死去的时间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能智慧低下，不能完全理解两位父亲的志向，便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投降敌人，怀疑许远是怕死而向贼军屈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这一小块地方，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来与贼军抗争而不投降呢？在他们被围困守城时，外面没有像蚍蜉蚂蚁那样微小的援助，他们所想忠于的只是国家和君主。敌人把国家灭亡、君主覆灭的话告诉许远；许远看见救援没有到来，而敌军越来越多，必定认为敌人的话是真的。外面没有可以等待的援军，却仍然死守，人相互吞食也将吃尽，即使愚蠢的人也能在几天内知道死亡的结局了。许远不怕死，也很明白。哪里有城池毁坏、部属都死了，唯独许远为了羞愧而求生，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这样做。唉！难道能说许远贤明却会做这种事吗？议论者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城防守，城池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地方开始的，便以此辱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解没有不同。人将要死亡时，五脏六腑一定有先受到疾病侵害的地方；引弓射断它，断裂必定有具体的部位。旁观者看见这种结果，便随即责怪它，这也是不通达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乐意成全别人的功业，难道就是这样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事业这样卓异，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当两位公卿开始守城时，哪里能够知道最终不会有援救，便抛弃城池逃走呢？假如这里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援救、困穷至极时，带着他们残破的创伤、饥饿和衰弱之身，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到。两位公卿的贤能，他们谋划守城已经十分周密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用千百名将要全部死尽的士卒，抵抗百万并且日益增多的敌军，遮蔽江淮，遏制敌军的势力，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当时，抛弃城池谋求活命的人，不可胜数；拥有强兵却坐视不救的人，彼此环绕。既不追究这些事情，反而责备两位公卿死守城池，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比作叛逆作乱者，编造淫邪的言辞来帮助他们攻击忠臣。我曾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府之间，亲自到所谓的双庙祭祀；当地老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时期的事情。他们说，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援救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

译我爱惜南霁云的勇敢刚壮，不听他的话，强留他下来，备办食物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慷慨地说：“我来时，睢阳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虽然想独自吃饭，但按义理实在不忍；即使吃了，也将咽不下去。”于是拔出佩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地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都大为震惊，全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替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驱马离去。他将要出城时，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插入塔上的砖中有半箭深，说：“我回来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进明。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韩愈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支箭互相谈说。睢阳城陷落后，贼军用刀威逼张巡投降，张巡不屈，贼军就把他押走准备杀掉，又劝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他说：“向南走入男子汉的死亡罢了，不可以屈服于不义。”南霁云笑着说：“我是想将来有所作为。您既然有话，我难道敢不死吗？”于是也不屈服。张籍说：“有一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曾依附张巡。等到张巡起兵办事，于嵩常在围城之中。张籍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于嵩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喜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张籍当时还年轻，只粗略询问张巡过去的事，不能详细知道。” 张巡身长七尺多，胡须鬓发像神人一样。他曾看见于嵩在读《汉书》，对他说：“为什么读这么久？”于嵩说：“还不熟悉。”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把于嵩所读的整卷书全部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错。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出其他书册来试他，张巡没有一卷不是全部背出。于嵩又拿书架上的各种书来提问张巡，张巡都能当场背诵，没有疑误。于嵩跟随张巡很久，却也没见张巡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便立即写成，从来不先打草稿。张巡最初守卫睢阳时，士卒只有将近一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好几万户。张巡只要见过一次，问过姓名，后来就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胡须鬓发就会张开。城陷后，贼军把张巡等几十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坐着，准备杀戮。张巡起身转了一圈，众人看见他起身，有的起身，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这是命中注定的死。”众人哭泣得不敢抬头看他。张巡临刑时，面色不乱，安闲自若，像平常一样。许远宽厚，是有德的长者，容貌也像他的内心一样。他与张巡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却比张巡晚出生，因此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年死在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被武人夺去占有。于嵩将要到州府去申诉争理，却被人杀死了。于嵩没有儿子。这是张籍说的。读《荀子》昌黎认为荀子的学说不够纯粹，却在末尾引用孔子的话一转，反而把自己的意思安顿得很好。起初我读孟轲的书，这才知道孔子的道尊贵，圣人的道容易实行，称王容易，称霸也容易。我认为孔子的门徒去世以后，尊崇圣人的只有孟氏罢了。后来得到扬雄的书，更加尊崇信任孟氏；因为扬雄的书，孟氏更加受到尊崇，那么扬雄也是圣人的门徒吗？圣人的道在世上没有流传，周朝衰微时，好事的人各自拿自己的学说去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纷纷杂乱，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交错混杂。然而老师和大儒还在；秦代焚书，汉代崇尚黄老，现存而纯正的学说，也只有孟轲氏罢了，扬雄氏罢了。等到得到荀氏的书，于是又知道还有荀氏。考察他的言辞，有时似乎不够纯粹，但推究他的宗旨，同孔子不同的地方很少。难道还处在孟轲、扬雄之间吗？孔子删定《诗》《书》，笔削《春秋》，符合道的就记载，不合道的就删去，所以《诗》《书》《春秋》没有缺点。我想删去荀氏不合道的部分，把合道的附在圣人的典籍之后，这也是孔子的心愿吗？孟氏是纯粹中的纯粹，荀氏和扬氏是大的方面纯粹、小的方面有缺点。读《仪礼》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它流传到今天的礼制大概很少，礼服和礼制也各不相同，再想恢复也没有办法，考察它对今天确实没有什么用处。然而成王、周公的法制，大略还保存在这里。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盛大。古书保存下来的很少，诸子百家杂说尚且还有可以取用的地方，何况圣人的制度呢？于是我摘取其中的大意，把奇特的文辞、深奥的义理写在篇中，使学习的人可以观览。可惜我不能生在那个时代，亲自参与其中的进退揖让。唉，那是多么盛大啊！读《墨子》把儒家和墨家混在一起而不加辨别，这是昌黎沉溺于文辞而忘记根本了。儒家讥评墨家，说墨家主张“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一个国家便不非议它的大夫；《春秋》讥刺专擅国政的臣子，难道不是“尚同”吗？孔子广泛爱人、亲近仁者，以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作为圣德，难道不是“兼爱”吗？孔子尊重贤者，以四科来提拔、褒奖弟子，又痛惜自己死后声名不能显扬，难道不是“尚贤”吗？孔子祭祀时仿佛神灵就在面前，讥刺把祭祀当作没有祭祀的人说：“我祭祀，就接受福祐。”难道不是“明鬼”吗？儒、墨两家都尊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来治理天下国家，为什么竟然不能这样彼此喜爱呢？我认为这种辨争产生于后世浅薄的学者，他们各自只求推销自己老师的学说，并不是两位老师的道本来如此。孔子一定会采用墨子的主张，墨子也一定会采用孔子的主张；彼此不能取用，就不足以称为孔、墨。《送穷文》元和六年正月乙丑的月底，主人让奴仆把柳条扎成车，把草捆成船，装载干粮和干饭，套好牛轭，扬帆上桅。主人向三个穷鬼作了三次揖，告诉他们说：“听说你们出行有日子了，我不敢问你们要走哪条路，暗中准备了船和车，备足干粮。日子吉利，时辰良好，适宜走遍四方。你们吃一碗饭，喝一杯酒，携朋带伴，离开旧处奔向新地，驾着尘土、驱着疾风，和闪电争先。你们没有滞留不走的过错，我有资助送行的恩德。你们有意出发吗？”主人屏住呼吸暗中听着，仿佛听见声音，像长啸，像哭泣，忽然发声，低声呜咽；主人全身毛发竖起，耸肩缩颈，疑心它们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过了很久才听清，仿佛有人说道：“我和你相处四十多年了。你还是孩子时，我没有把你当作愚笨的人；你求学、耕作、求取官职和名声，我都只跟随你，从未改变初衷。门神和门灵，我替你呵斥；即使包容羞辱、随波应付，志向也不在别处。你迁居南方荒远之地，那里炎热湿蒸，我本来不属于那个地方，百鬼欺凌你。你在太学四年，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水，只有我保护你，人人都嫌弃你。从开始到最后，我从没有背弃你，内心没有别的图谋，口中也绝不说别的话，你还听信了什么人的话？说我应当离开，必定是你听信谗言，和我产生了隔阂。”

译“我们是鬼而不是人，哪里用得着车船？鼻子只嗅臭味和香味，干粮饭食都可以丢弃。孤单一身，谁来做朋友同伴？你如果全都知道，能数清我们已经有多少了吗？你能把这些都说尽，就可以称为圣明智慧了。”穷鬼的情状已经暴露，主人哪里敢不回避。主人回答说：“你们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们的同伴，不是六个，也不是四个，是十个减去五个，七个除去二个；你们各有自己的主张，私自给自己立下名目，扭手翻羹，转口触犯禁忌，凡是使我的面目令人憎恶、语言没有意味的事，都是你们的意志。第一个叫‘智穷’，高傲刚强，厌恶圆滑，喜欢方正，耻于奸诈欺骗，不忍心伤害别人。其次叫‘学穷’，轻视世俗的术数和名目，探究幽深细微的道理，高高吸取众说，掌握精神活动的关键。再次叫‘文穷’，不专精一种才能，文辞怪异奇特，不能适合时用，只用来自我嬉戏。再次叫‘命穷’，命运与形体不同，外貌丑陋而内心美好，享受利益时总在众人之后，受到责备时却在众人之前。再次叫‘交穷’，磨损肌肤、刺痛筋骨，吐出心肝，踮足等待，却把我的仇怨安置在自己身上。这五个鬼，成为我的五种祸患，使我饥饿，使我寒冷，制造谣言、编造诽谤，能使我迷乱，使别人不能离间我们。早晨后悔自己的行为，晚上却已经重新这样做；像苍蝇一样钻营，像狗一样苟且，赶走了又回来。” 话还没有说完，五个穷鬼彼此睁眼吐舌，跳跃跌倒，拍手跺脚，失笑着相互对望，慢慢对主人说：“你知道我们的名字和一切作为，还要驱赶我们离开。小聪明而大愚蠢，人生一世，能有多久？我们替你树立的名声，百世也不会磨灭。小人和君子，他们的内心不同，只有……与时势相违，才会同天意相通。携带美玉，却只换得一张羊皮；吃惯肥美甘食，却羡慕那粗糠薄粥。天下了解你的人，谁能超过我们？即使遭到斥逐，也不忍心疏远你。你若不信我，请拿《诗》《书》来验证。”主人于是低头屏息，拱手称谢。烧掉车和船，请他们登上上座。释言 篇中忧虑谗言，起初叙述传话人的话；其次借自己的口作解释；第三次不能没有忧虑；第四次又自己作解释；第五次又写到李翰林兼任宰相，却没有再自己作解释。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我韩愈从江陵法曹奉诏授任国子博士，第一次进见宰相。如今的相国郑公赐我座位，并且说：“我看过你写的某些诗，那时我在翰林，职务亲近而处所禁密，不敢同你通信。现在替我抄写你的诗和文章，汇成一卷送来。”我拜了两拜道谢，退下后抄录诗文若干篇，选择日期时辰准备进献。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对我说：“你把诗文献给相国了吗？”我说：“是的。”那人说：“有人在相国座中进谗言说：‘韩愈说，相国征求我的文章，我不敢藏匿。相国难道了解我吗？’你可要谨慎啊。”我回答说：“我任御史时在德宗朝获罪，与我一同迁谪到南方的共有三人，只有我最先得到起用。相国给我的恩赐太大了。百官进见相国，有的人站着说几句话便退下，而我却蒙受赐座。相国待我的礼遇太过分了。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想凭自己的事业通达相国身边的很多，都畏惧而不敢这样做；只有我蒙受相国先行求取知遇，已经达到极点。得到这样重大的礼遇，受到这样极深的知遇，我应当怎样报答呢？何况对方是天子的宰相呢？人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凡是适合任用叫作才，能够担当事情叫作力。” 我在才和力这两方面，虽然每天勉力追求，却都还达不到。能够束好衣带、手执笏板，站在士大夫的行列中，没有被斥责为不才，已经是幸运了。我哪里敢在言语上傲慢呢？傲慢虽然是坏德行，也必定有所凭恃才敢实行。我族亲很少，没有攀援联结的势力。到如今又不善于结交人，在朝廷中没有彼此提携、彼此舍命的朋友。没有积蓄资财来谋求声势，才力薄弱，不能奔走钻营、乘机钻隙来求取权利。我凭恃什么而傲慢呢？至于那些狂妄迷乱、内心昏惑的人，跳河投火，胡言乱语、谩骂诋毁，这样的人确实有。但人人都知道我没有这种毛病。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相国也不会相信他们。我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过了几个月，又有人来对我说：“有人在翰林舍人李公和裴公那里说你的坏话，你可要谨慎啊？”我说：“这两位公，是我们的君主早晚都要咨询的人，凭他们来治理天下、使天下达到太平。他们在朝廷时是天子的心腹，在外任职时是天子的股肱。四海九州的人，从百官以下，谁不希望尽忠并期待受到他们的恩赐？我又不是狂妄愚蠢、跳河投火、得风病而胡乱骂人的人，不应当有像谗言所说的那些事。即使有一百个进谗言的人，两位公也不会相信他们。我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 我回答客人之后，夜里回家，私下责备自己说：“唉！市场上有老虎、曾参杀人，都是谗言发生作用的例子。”《诗经》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捉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就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因遭受谗言之害而极力痛恨谗人的话。又说：“祸乱开始产生，是谗言已经渐渐积聚；祸乱再次产生，是君子相信谗言。”这是说起初只是怀疑，最终却相信了它。孔子说：“远离奸佞之人。”奸佞之人不能远离，就会有时候相信他们。如今我仗恃正直而不加戒备，灾祸大概要来了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解释说：“市场上有老虎，是听者平庸；曾参杀人，是爱护曾参反而使听觉受到迷惑；《巷伯》诗中的悲伤，是因为遭逢乱世。如今三位贤者正与天子谋划施政天下、登上太平之治的阶梯；他们听察聪敏、观察明晰，公正而且厚重地对待士大夫。听察聪明，就不会被谗言迷惑；公正，就不会亲近谗邪；宽厚广大，就能够容纳别人并加以思考。那些进谗的人，谁敢进来进谗呢？即使进来进谗，也没有人会听信。我有什么可怕而需要谨慎的呢？”过了几个月，皇上命李公主持对客人的接见，对我说：“你先前被一个宰相那里的人诽谤，如今李公又主持接见你，危险了！” 我说：“先前在宰相那里诽谤我的人，翰林不知道；后来在翰林那里诽谤我的人，宰相不知道。如今两位公相处在一起而听到谗言，如果牵涉到我，他们一定会说：‘韩愈也不过是个人罢了。他既对宰相傲慢，又对翰林傲慢，他还想求取什么？一定不是这样。’我到现在才知道可以免除忧患了。”后来谗言果然没有发生作用。《猫相乳》从小事入手议论大体

译司徒北平王家有两只猫在同一天生了小猫，其中一只母猫死了。两只小猫吃奶依靠死去的母猫，母猫将死时，发出咿咿的叫声。另一只母猫正在给自己的小猫喂奶，好像听见了叫声，起身仿佛要听清楚，跑过去仿佛要救它，把其中一只小猫叼到自己的窝里，又像刚才那样跑过去，回来后给它喂奶，像对待自己的小猫一样。唉，这也是非常奇异的事了。猫是人所饲养的动物，并不是天性具有仁义的动物，难道是它被所饲养它的人感化了吗？北平王治理百姓使他们安康，讨伐罪人使天下平定，调理阴阳使它们各得其宜。国事办完之后，家里的伦理也得到推行：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和睦融洽，欢喜安乐；看待外人如同看待家人，一家人如同一个人。像这样，他所感通、应验、召致的祥瑞，也就可以知道了。《易经》说：“诚信施及猪和鱼。”不就是这类事情吗？我当时有幸得到北平王的礼遇，有客人问北平王的德行，我就用这件事回答。客人说：“禄位、尊贵、富有，是人最大的欲望。得到它们的困难，还不如保持它们困难；有的人凭功劳得到它们，却可能因德行而失去；有的人自己得到，却可能使子孙失去。如今功德如此，祥瑞福祉也如此，他善于守成吗？”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于是把它叙述下来，写成《猫相乳说》。守戒 全文极力论述正面的意思，只收束成一句作为结尾，这是同一类文章。但它是从《过秦论》一文发展而来，文章平直通达显豁，反而接近苏氏，也不是韩公本来的风格。《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尚书》说：“用来藩卫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护土地、奉献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辅佐、藩卫天子。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危害，就一定加高篱笆，在外面设置陷阱等待它们；有人住在都城，知道穿墙越舍的人是盗贼，就一定加高墙垣，在里面加固门闩锁钥来防备。这是乡野人和鄙陋之人所能做到的，并不需要有过人的智慧才行。如今大都市和大城邑，处在强大敌国之间，却不知道为此作防备，唉，这也太糊涂了！乡野人和鄙陋之人能够做到，王公大人反而不能，难道是才力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事情不值得做更大的；才力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事先思考，那么对于祸患来说还隔着一层。那些强暴的敌人，身披铠甲、手持兵戈，不知有多少；他们连绵占据的土地有千里之广，并且与我国土地交错相连，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关隘。他们又知道自己不能同天下诸侯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变故以乘我方的便利；这比猛兽和盗贼更加暴虐了！” 唉，为什么知道这些却不为此作防备呢！孟贲、夏育尚且没有戒备，连儿童都能抵抗；鲁国的鸡没有预先准备，蜀地的鸡便不能支撑。鹿对于豹，并不是不高大，然而最终被豹捕食，是因为爪牙的才力不同，勇猛和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对禹问》全文借客人的身份来显明主人的观点。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却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是真的吗？”回答：“是的。”既然这样，难道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回答：“不是。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人各得其所；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忧虑后世因争夺天下而发生祸乱。尧、舜使百姓获利，影响广大；禹为百姓考虑，忧虑深远。”问：“既然如此，那么尧、舜为什么不忧虑后世呢？”回答：“舜像尧一样贤能，所以尧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一样贤能，所以舜把天下传给他。找到合适的人便把天下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后患而不传给别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是尧不识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舜不识人。尧把天下传给舜，是为了忧虑后世；禹把天下传给儿子，也是为了忧虑后世。”问：“禹的忧虑，确实深远了。”

译“把天下传给儿子而儿子不贤，那又怎么办呢？” 回答：“当时局越来越难以治理时，把天下传给外人就会发生争夺，事先无法确定；把天下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因为继承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继承人不贤，仍然可以守住法度；没有事先确定，即使继承人还算贤能，也会争夺并造成混乱。”上天生出大圣人，并不常有；生出大恶人，也不常有。把天下传给外人，若得到大圣人，后来的人没有谁敢争夺；把天下传给儿子，若得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会遭受他的祸乱。禹之后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了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不是可以等待并传位给他们的人。与其传给一个未必能得到圣人、反而会争夺混乱的人，哪里比得上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上天要把天下给贤人，就给贤人；上天要把天下给儿子，就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孟子的内心认为，圣人不会为了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但他寻求这句话的解释而没有得到，于是顺着这个意思替它作了辩解。” 通解 如今的人把只实行一件善行当作行为准则，却以此为羞耻；羡慕通达大节、称道所谓通才的人很多。然而一代接一代地圆滑苟且、沉沦埋没直到老死，也没有见到有谁称许他们，这难道不是扰乱教化、损害名声的办法吗？况且五常的教化和天地一同产生，然而天下人没有得到老师的教导，最终就不能自己知道并实行它。因此在尧以前千万年，天下人局促不安，却不知道谦让是美德。于是许由怜悯天下人的愚昧，以及把争夺当作能耐，便脱下鞋子离开九州，高高作揖，辞别尧。此后的人因此惊惧地说：“即使天下都还有人轻视而不肯接受，何况比天下小的东西呢？”所以谦让的教化在天下推行，是许由作了老师。从桀以前千万年，天下人顺从苟且，却不知道忠诚可以用来换取死亡。因此关龙逢怜悯天下人的不仁，看见君主、父亲、百姓陷入水火而不救，于是进谏时把话全部说尽，退下后接受烹杀。所以后来的臣子惊惧地说：“即使死上万次，也还有忠诚而不害怕的人，何况小的祸患呢？”所以忠的教化在天下推行，是关龙逢作了老师。从周以前千万年，天下人浑浑噩噩，却不知道正义可以用来换取生命。因此伯夷怜悯天下人的苟且偷生，以及以强力就使人屈服的风气，便吃葛薇，逃到山中而死。所以后世的人惊惧地说：“即使饿死，也还有守义而不害怕的人，何况小的事情呢？”所以义的教化在天下推行，是伯夷作了老师。这三个人都凭一己之身树立教化，在百千万年间成为老师；他们的身体虽然死了，教化却保存下来，扶持天地，功劳也很深厚。假如当初三位老师以独自行义为羞耻，羡慕通达，那么尧的时代一定会说：“得到地位而使道义得到施行，哪里还用得着谦让？”夏的时代一定会说：“不断进取而不肯退让，哪里还用得着死亡？”周的时代一定会说：“隐藏锋芒、随俗同流，哪里还用得着挨饿？”如果这样，天下人就会局促争夺、顺从谄媚、浑浑偷生，还有什么会害怕而不去做呢？这样看来，三位老师如果生在今天，一定会被说成偏执而不通达；难道还可以不称他们为大贤人吗？唉！如今的人竟然羡慕所谓通达所造成的弊病。况且古代圣人所说的“通”，大概是各种德行、各种技艺都具备于自身并且加以实行。如今普通人所说的“通”，大概是自身缺少各种德行技艺，却设法求得与人合流。这就是古人所谓通，是通达道义；今人所谓通，是通达私曲，二者也不同了。想要把二者等同起来，难道不是还要珍视粪丸而拿它与隋侯之珠相比吗？” 假使今天的父兄教导子弟说：“你应当在行为上通达，像仲尼一样。”即使愚笨的人也知道自己做不到。若说：“你还不如努力实行一件善行，像古代的一位贤人。”即使普通人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难道不是因为圣人可以仰慕却不能与之齐等，贤人可以赶上也可以与之齐等吗？如今的人行为还没有达到贤人的程度，却想同圣人齐等，也显然暴露出他的毛病了。古人的进德修业，有的几乎达到圣人；今人的行为不超出中等，却以努力实行一件善行为羞耻，还说：“我通达圆融得和圣人一样。”他是在欺骗自己的内心吗？我不知道。他是在欺骗别人、损害名声吗？我不知道。我担心这种说法将会深深地被当作通达之理。行难 借《行难》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文章极为奇特诡异。有人问：“实行什么最难？”回答：“舍弃自己的矜持，听从你的称许，谁能做到呢？”问：“陆先生参怎么样？”回答：“先生的贤能，天下闻名。他认为正确的就正确，认为错误的就错误。贞元年间，他从越州被征召授任祠部员外郎，京城里的人每天都来拜访，他却闭门拒绝。韩愈曾经到过一次，混在客人的座席间，先生骄傲地对客人说：‘某人是小吏，某人是商人，他们活着时我任用他，死后我为他作诔文，某人和某人都是好人。任用他们、为他们作诔文，难道没有罪吗？’众人都说是。韩愈说：‘某人是小吏，某人是商人，他们得到任用和诔文，有什么缘由吗？还是因为他们有罪、不值得任用，却为他们任用并作诔文呢？’先生说：‘不是，我厌恶他们起初不是贤能之人；至于任用和作诔文，有什么可怪罪的？’韩愈说：‘如果这样，先生的话就过分了。从前管敬子从公卿那里选取两个盗贼任为大夫，赵文子举荐掌管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难道要追究他们起初是什么人吗？’先生说：‘不是那样，他们所选取的人是贤能的。’韩愈说：‘先生所说的贤人，是大贤呢，还是只是比一般人贤能呢？齐国、晋国尚且有两人和七十多人，难道可以说如今的天下就没有这样的人吗？’先生选取人才的事情，已经很详细了。” 先生说：“是的。”韩愈说：“圣人不是每一世都出现，贤人也不是时时出现；千百年之间，偶然有贤人出现，如果不幸出身于小吏、商人的族类，而先生的说法流传开来，我就不忍心看见婴儿不能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吃奶。”先生说：“是的。”另一天我又去，坐在那里。先生说：“如今任用人才，考察得不详细。朝廷中居于职位的人，我只选取某人和某人罢了；在朝廷之外的人比朝廷中还多。我所推荐的共有若干人。”韩愈说：“先生所推荐的人，全部只有这些吗？他们都贤能吗？还是仍然因为推荐多数而遗漏少数呢？”先生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哪里敢要求全部做到呢？”韩愈说：“从宰相到百官共有多少职位？从一方到一州共有多少职位？先生所得到的人，恐怕不足以充任这些职位吧？如果不早作打算，在一个时期内把人才都举荐出来，如今即使后来考察得详细，任用起来也必定粗疏。”先生说：“是的。”您的话，孟轲也比不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一 明代茅坤编撰 《昌黎文钞》卷十一 碑 处州孔子庙碑 这篇文章叙说孔子祭祀典礼尊崇之处，深入骨髓。孔子庙碑，自汉代以来应当算昌黎这一篇第一。从天子到郡县的守长，普遍能够获得祭祀、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是这样。但祭社是祭祀土地，祭稷是祭祀谷物，句龙和弃只是作为配享者，并不是专门的主祭对象。况且它们的神位不建屋遮蔽而只设坛，哪里像孔子享用王者的礼仪，巍然坐在正座上，以门人为配享呢？从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跪拜祭祀，进退诚敬，礼仪如同亲自面对弟子一样。句龙、弃凭功劳，孔子凭德行，本来就有次序。自古以来有许多人凭功德获得地位，却不能享有永久祭祀。句龙、弃、孔子都没有取得君位却得到永久祭祀，然而他们的祭祀都不如孔子盛大。所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能像孔子一样，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尧舜，这就是这种礼制效果的体现吗？郡县都有孔子庙，有的不能修治祭祀事务；即使设置博士、弟子，有的也被有司役使，名义存在而实际废亡，失去了他们所从事的学业。只有处州刺史邺侯李繁到任后，能够把这件事放在首位；他重新修建孔子庙，又命工匠改作颜子至子夏十人的塑像，其余六十子以及后世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也都画在墙壁上。选拔博士弟子，必定都选取合适的人，又设置讲堂，教他们举行礼仪，在其中学习练习；设置本金和廪米，使这项事业能够继续下去，以守护孔子庙并使它成就。李繁亲自率领官吏和博士弟子入学，举行释菜礼，老人们赞叹感慨，他们的子弟也都兴起求学。邺侯崇尚文教，对于古代典籍无不贯通，所以他治理政事知道先后次序，值得歌颂了。于是作诗说：只有这座庙学，是邺侯所建。起初低矮狭小，神灵也没有合适的屋宇。学生和老师居住其中，也困于寒暑。于是重新建造这座官舍，神灵降临而享用祭献。讲习诵读有固定常规，不必告诫便能自我勉励。光明卓异的大哲人，享有老师的尊位。群圣庄严肃穆，大道法则因此保存。孔子和弟子的塑像圆满肖似，全都在这座堂中。让人瞻仰，让人效法，使人不至于忘记。后世的君子，不要废弃已经成就的美德。把赞美文字刻在碑石上，来称颂这项事业的开端。南海神庙碑 因祭祀之事撰写，摹写神采，光彩焕然。海在天地之间，是形体最大的一类，自三代圣王以来没有不祭祀的。考察传记，南海神的尊贵次序最高，在北海、东海、西海三神和河伯之上，称为祝融。天宝年间，天子认为古代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所以海神、山神的祝文和祭祀牲币的数目仿照公侯，用来极度崇敬大神。如今神王也有王爵，而祭祀海岳仍然遵循公侯的礼仪，空有王者的仪制却不使用，这不是极度崇敬的意思。于是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文称号、祭祀仪式和祭祀次序都随之提升，因而将原有庙宇改建一新。庙在现在广州州治的东面，南海道进去十里，在扶胥的水口、黄水的湾曲处。通常在立夏节气到来时，命令广州刺史到庙下主持祭祀，事情办完后通过驿站报告朝廷。但刺史常常节制防守五岭的诸军，又兼任观察本郡邑，对南方的事情没有不总管的。地方广大而又遥远，所以常选用地位重要的人。这样的人既尊贵又富有，而且不熟悉海上事务；又正遇祭祀之时，海上常常有大风，将要前往时都忧愁，到了之后看见海面便恐惧心悸，所以常常以疾病为借口，把事情委托给副职。他们这样做已经很久，因此明宫和斋舍破旧，上面漏雨，旁边受风，没有遮蔽。祭牲和酒又瘦又酸，临时才取来准备，水陆祭品杂乱不整，笾豆、祭献、俯仰升降都不合礼仪，官吏更加不供职，神灵不肯享用祭品，狂风暴雨无故发作，使百姓遭受灾害。元和十二年，朝廷才下诏任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以镇守南方。孔公正直端方，内心严肃而外表和易，只谨慎对待自己的职务；治理百姓明察，侍奉神灵诚敬，内外事务都竭尽全力，不作表面文章。到州的第二年，将到夏天时，祭祀用的册文从京师送到，官吏按时报告。孔公于是斋戒沐浴，查看册文，向群僚发誓说：“册文上有皇帝的名号，是皇上亲自署写的，其中说：‘继承天子的某谨慎地派遣官员某恭敬祭祀。’恭敬严肃到了这样的程度，谁敢不奉行？”第二天我将住宿在庙下，以供奉清晨的祭祀。第二天官吏以风雨为由来报告，我不听从。于是州府文武官吏共一百多人，交替进见劝谏，都作了一揖退下。孔公于是登船出发，风雨稍稍停歇，划船的人奋力划行，阴云散开斑驳，阳光从云隙中透下，水波平伏不起。查看祭牲的那天傍晚，时而晴朗，时而阴暗。将要举行祭祀的夜晚，天地放晴，月亮星星明亮密集。五更已经开始，牵牛星正当中天。孔公于是穿着盛服、手执笏板进入庙中，开始办事；文武宾客属官低头依次站定，各自执掌职事。祭牲肥壮，酒香浓郁，酒樽爵杯洁净，升降进退都有一定规数。神灵大概已经醉饱，海中的各种神灵、秘怪，恍惚间全都出现，蜿蜒游动着前来享用祭品。全庙祭祀完毕，船刚回转，吉祥的风送着船帆；旗帜、旌旗、旄麾飞扬，隐约蔽天；铙鼓轰鸣，高管喧叫；武夫奋力划船，乐工相互唱和；大龟和长鱼前后跳跃；天地的边际开阔显露。举行祭祀的这一年，风灾熄灭，百姓不再厌恶鱼蟹，五谷全都成熟。第二年祭祀回来，又扩建并扩大庙宫，修整庭院和坛场，改建东西两廊，斋房和厨房，各种设施全都修治完备。第二年祭祀时，孔公又坚决前往，毫不懈怠，因而更加防备，年年都大为太平。老人们歌唱吟咏：自孔公到任，完全免除了其他名目的税，罢除了官府中可以去除的衣食供给。四方来的使者，不用财物交结，而以自身作表率。宴饮有固定时间，赏赐有一定节制。孔公收藏的财物和私人的蓄积，上下都得到满足。于是免除属州拖欠的缗钱二十四万，米三万二千斛。赋税交纳金钱的州，一年耗费金钱八百，困窘得不能偿还的，都为他们请求免除。增加西南守长的俸禄，诛杀其中特别不善良、不听命令的人。因此人人都自重谨慎。对于犯法被贬到南方不能回去的士人，以及流徙之人的后代，共一百二十八族，任用其中才良者，给没有依靠的人发放廪禄。那些女子到了适婚年龄的，给她们钱财，使她们不至于错过婚期。刑罚和恩德一同施行，地方方圆数千里，盗贼绝迹；在山中行走、海边住宿，也不必挑选地方。侍奉神灵、治理百姓，可以说已经做到完备至极了。众人都希望把他的美德刻在庙碑上，并用诗来作结。于是作诗说：南海幽深的水域，是祝融居住的地方，祭祀就在它的旁边。天帝命令南方之伯，官吏懒惰而不亲自履行职责；从今以后，愿公明察而恭敬享祭，神灵赐福，护佑我家邦。英明的天子啊，谨慎选择您的使者；我公在职，神灵和人们都得到喜悦。海岭的角落，已经丰足而滋润，为什么不使恩泽普遍广大？请掌管政务枢要的公出行不要迟延，公不要急着归去。并不是我私自挽留公，神灵和人们都依赖您。” 黄陵庙碑 这篇文章采用《尔雅》《说文》的文体，另成一种格调。

译湘水旁边有一座庙，叫黄陵，自远古以来就建立了，用来祭祀尧的两个女儿、舜的两位妃子。庭院中有一块石碑，已经断裂，零散在地上，碑文也剥落残缺。考察图籍记载，说是汉代荆州牧刘表字景升所立，题为《湘夫人碑》。如今检验碑文，实际是晋太康九年所立。碑额又题作《虞帝二妃之碑》，并不是刘景升所立的。秦国博士回答秦始皇说：“湘君，就是尧的两个女儿，是舜的妃子。”刘向、郑玄也都认为两位妃子就是湘君。但《离骚》《九歌》中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解释说，湘君是湘水本身的水神，湘夫人才是舜的两位妃子，她们跟随舜南征三苗，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在沅水、湘水之间。《山海经》说：“洞庭山，是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的地方。”郭璞怀疑这两个女子是天帝之女；天帝之女既然是帝舜的后妃，不应当降为小水之神，于是认为她们是天帝的女儿。依我考察，郭璞和王逸都错了。尧的长女娥皇是舜的正妃，所以称为君；尧的次女女英，理应降称夫人。因此《九歌》的文辞称娥皇为君，称女英为帝子，都是各自推举她们最尊贵的身份来称说的。《礼记》中有“小君”“君母”的称呼，说明正妃本来就可以称君。《尚书》说：“舜升往南方，于是死去。”传注说，舜登上南方的道路而死。又有人说，舜死后葬在苍梧，二妃跟随他，没有赶上，在沅水、湘水之间溺死。如今考察《竹书纪年》，帝王去世，都称为“陟”；陟就是上升，说的是升天。《尚书》说：“殷礼升而配天”，意思是以正道终其一生，德行与天相合。《尚书》记载舜去世说“陟”，同《竹书纪年》《周书》的文字相同。下面说“南方，于是死去”，是用来解释“陟”为死亡。地势向东南倾斜向下，如果说舜南巡而死，应该说“下方”，不能说“陟方”。据此说舜死后葬在苍梧，当时二妃跟随他，没有赶上而溺死，这些说法都不可信。二妃既然以谋略和言语劝导舜，解脱舜的困厄，成就舜的圣德，尧死后舜拥有天下而成为天子，这其中有二妃的力量，她们应当永远成为神灵，享受百姓的祭祀。如今渡过湖江的人，没有谁敢不进庙行礼。元和十四年春天，我因进言论事获罪，被贬为潮州刺史。那里在汉代南海郡揭阳一带，是瘴疠毒害聚集的地方，我害怕不能脱身而死。” 我经过黄陵庙，便向她们祈祷。这年冬天我调任袁州刺史，第二年九月授任国子祭酒，派人带着私钱十万到岳州，愿意向刺史王堪请求更换庙中倒塌的椽木和腐烂的瓦。长庆元年，刺史张愉从京师前往岳州；我同张愉一向友善，便对他说：“请给我一块碑石，记载二妃庙的事情，也让后世知道有您这番功劳。”张愉回答说：“好。”到达州中后，他回信说：“碑石已经准备好了。”我恭敬地备办文字，于是书写并篆刻这件事，请人把它刻在碑上。衢州徐偃王庙碑 借客人的身份来表现主人的观点，立论奇特高远，造语怪异雄伟，应当是昌黎的宏大文章。徐国和秦国都出自柏翳，属于嬴姓，在夏、殷、周三代都建立过大功。秦国处在西部偏远地区，专门凭武力取胜；后来遭逢世道衰败、没有英明天子，于是像虎吞食一样吞并诸国，成为强国。诸国既都归入秦国，成为臣属，秦国便无利可取，上下互相残害，终于败坏了自己的国家，沉没了自己的宗族。徐国处在中原地带，以文德治理国家。到了偃王诞继承国政，更加革除弊政，抛弃刑罚和争逐末业；凡是治理国家、爱护百姓、接待四方诸侯的事情，全都出于仁义。当时周天子穆王无道，心思不在天下，喜好求道；有一位士人说服他得到八匹龙马，骑着向西游历，同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歌唱欢娱而忘记回来。四方诸侯有争执不能裁决的，都到徐国请它评判；带着玉帛以及生死大事来徐国朝贡的，共有三十六国，并且得到朱弓赤矢的祥瑞。穆王听说后害怕了，于是声称奉受天命，命造父驾车，长驱赶回，与楚国联合谋划攻打徐国。徐王不忍心让百姓参加战斗，向北逃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跟随他，超过一万家。偃王死后，百姓把那座山称为徐山，凿石建室来祭祀偃王。偃王虽然逃亡而死、失去了国家，百姓仍像当初一样拥戴他的后代为君主。驹王、章禹，祖孙相继；从秦代直到今天，著名公卿和伟大人物接踵而出。史书所说徐氏有十个望族，其中九支都源自偃王，而秦代以后直到如今却没有听说有徐氏显达。徐氏家族继承柏翳的事业，并不是上天偏爱谁、薄待谁；施行仁德和暴虐所得的报应，本来就自然不同。衢州旧称会稽太末，百姓中多有徐姓。属县龙丘有偃王遗留下来的庙。有人说，偃王逃避战争时，并没有到彭城越城的角落，而是把玉几和砚台丢弃在会稽的水中。又有人说，徐子章禹既然被吴国擒获，徐国的公族子弟便散居在徐州、扬州之间，并在居住之地建立先王庙。开元初年，有两个徐姓人先后任刺史，率领部属中的同姓人，改建庙屋，把事情刻载在碑上。过了九十年，到元和九年，徐放又任刺史。徐放字达夫，就是前碑所说的当时的户部侍郎；那位户部侍郎是他的祖父。春天巡视农事，到了龙丘，在庙中举行祭祀，想到事情的根源，说：旧庙制度粗陋简朴，下部狭窄，不足以举起旌幡、安置神灵；梁、椽的红白彩色又剥落损坏而没有修治，图像的威仪模糊将要消灭，藩篱台阶都已平毁，庭院中的树木秃枯，百姓每天越来越怠慢，祥瑞和庆福也不降临。州中各支徐氏不能得到庇护，我只是承继遗绪而主管此地，如果不立即谋划修建，等到资财聚集而获罪，岂能推辞？于是命令依照旧制改建新庙，众工一齐动工，经过若干月日，工程告竣。在庙中举行盛大祭祀，宗族卿士都来致辞。这一年，州中没有异常的大风暴雨，百姓没有夭折和疫病，谷物果实都丰足。百姓都说：“这福祉光明显著，实在不能欺骗我们。”于是共同请求京师方面写下祭辞，回来刻在石上。祭辞说：秦国的豪杰因倾覆而灭亡，徐国却由于谦逊宽厚而绵延；秦国的鬼魂长久饥饿，徐国却还有庙宇保存。温柔仁厚的偃王啊，只沉溺于仁道；宁可用国家换取仁义，反被愚顽之人嘲笑。自从擅自发号施令以来，实际上经历了几个姓氏，国运短暂；辱骂长久存在，却无法补偿灭亡。考察其中的利害，谁能同徐王相比？姑蔑的废墟、太末的乡里，有谁还思念王的恩德？建立庙宇来祭祀，王的贤德后裔世世代代很多。如今来治理这个州，实际守护庙地；坚峤之后，达夫使它扩大。王死去万年，也像当初配享祭祀时一样；王孙多有孝行，世世奉祀王庙。达夫来到这里，首先谨慎地宣示教令，尽力惠及庙中百姓，而不是只把心思放在神灵上。这就是达夫，懂得孝道的根本。太末乡里、姑蔑城中，庙事按时修治，仁孝之名声远播。应当宠异这个人，并推及后来的子孙。可叹啊，偃王虽然如此，又有谁能与他抗衡？王死于仁德，他们却凭暴力取胜。于是撰写这篇诔文，刻在石上，给茫茫后世看。

译考察偃王的事迹，在传记中没有见到记载；韩愈只是采录世间流传的小说，编次事情的始末，而他的议论归结到事情的根本。应当以徐国公族子弟在当地祭祀偃王的说法为正确。《曹成王碑》。文章有精明爽利之气，但句法和用字有生硬割裂之处，不免带有韩愈的本色。成王姓李，名臯，字子兰，谥号成。他的先祖王明，是唐太宗的儿子，封国在曹；后来断绝而重新受封，传到第五位王才是成王。成王承袭封爵，在玄宗时代；大概当时十七八岁，承袭爵位三年，河南、河北便发生兵乱，天下震动纷扰。成王侍奉母亲太妃，逃避祸乱于百姓之中，得到机会便逃往蜀地，跟随天子。天子思念他，从都水使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将军，转任国子监丞、秘书省官。成王十岁时父王去世，他哭泣悲哀，连吊客都不忍听闻。服丧期满后，他磨除豪侠习气，把自己完全投入学习。稍稍长大后，更加重视了解人情，急于掌握治世的要务，以不能通晓一事为可耻。他侍奉太妃跟随天子到蜀地，既孝又忠，持守官职和自身操守，内外都严整谨慎。因此朝廷越发想让他到民间任职试用。上元元年，任命他为温州长史，代理刺史事务。江东刚遭兵乱摧残，郡中旱灾饥荒，百姓纷纷逃亡死亡而无人吊恤。成王和州中官员都不解衣休息，下令打开仓库和城门，把仓中粮食全部发给百姓，使数十万人活了下来。奏报上去后，他升任少府，参与平定袁贼，仍调任秘书兼州别驾。辖区报告无事，升为正式官职，调往衡州。政令和法制形成后，他整治地方，施展才干，声威渐渐增长。观察使嫉妒得不能舒气，便诬陷他有罪，御史也帮助观察使，于是贬为潮州刺史。杨炎任道州刺史时，德宗返回京师，又把王交还给衡州，认为王先前因直言冒犯皇帝而遭受诬陷，是由于李理念的缘故。太妃年老，既惊惧又忧伤；出门便穿着囚服申辩，入内则手捧笏板、腰垂鱼袋，坦然自若地接受贬谪潮州。她因迁徙而入朝祝贺，到这时才跪下谢恩并说明实情。当初，观察使残酷地驱使将领国良前往戍守边界，国良凭借武冈叛乱；戍军有万人，收集兵力于荆、黔、洪、桂等地，讨伐了两年，势力更加猖獗。于是任命王为湖南帅，率五万士卒，以讨伐国良为职事。王到任后却屏退军队，向国良投降，并在书信中触犯了他的忌讳；国良既羞惭又畏惧，请求投降。王担心进退两难，便假装作使者，只带一名骑兵，疾驰五百里抵达国良营垒，鞭打营门大喊：“我曹王来了！”于是接受国良投降。国良如今在哪里？国良迫不得已，惊愕地迎接拜见，全部交出了自己的军队。太妃去世，王抛下部众，跟随护送灵柩；葬于河南，又到了荆州，接到诏令责令他返回护丧。梁崇义反叛，王于是再也不敢推辞，返回朝廷，升任散骑常侍。第二年，李希烈反叛，王升任御史大夫，授江西节度使，出兵讨伐李希烈。诏命到达后，王出居外舍，禁止家人干预军务。他征集军队，在江州大选勇能之士任职，并亲自教他们搏击、用钩、列阵以及嬴越等战法。于是诛杀五名将领，制造战舰，率步兵二万人与贼军交战；在蔡山冲击敌军，将其击败；攻取蕲州的黄梅；大力攻取长平、防、广济，夺取蕲春、蕲水；攻取黄冈，守卫汉阳，进军汊川后返回。大军抵达蕲水境内，攻破安陆三县，攻下其州，斩杀伪刺史标光于北山。又跟随光化军攻取其州，每十人抽取一人，推举为救援兵。州东北各属县归顺，军队回师，开营接受投降。大小战斗共三十二次，攻取五州、十九县。百姓无论老幼妇女都不惊慌，市场交易没有改变，田地里的果实和谷物也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改任户部尚书，又改任节度使，驻守荆州和襄州，实封食邑三百户。王统领军队时，天子向西巡幸梁地，李希烈向北攻取汴州、郑州，向东侵略宋州，包围陈州，向西攻取汝州，逼近东都。王坐镇南方，向北牵制敌军的一个侧翼，使敌军拼死也不能向前推进一寸一尺。敌军损失将士十万人，全部输掉了江南诸州。王起初在温州任政，最终在襄州任政，始终平抑物价，粮价低时收购，粮价高时出售，使百姓的生活有常规，官吏也各守法度。百姓所受的差役，家家都听得到、户户都看得见，奸邪盗贼无处藏身。府中听不到急促的脚步声和疾呼声，治理百姓、使用军队各有条理次序，世人传为法式。任用马彝、慎将、锷将、潜偕等人，竭尽其力；王去世后，追赠右仆射。元和初年，因为他的儿子道古在朝廷任职，又追赠太子太师。道古中进士，任司门郎，刺史利州，随唐睦征讨，任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节度使身份统领黔中。道古入朝京师，朝廷改命他观察鄂、岳、蕲、沔、安、黄诸州，统率军队讨伐蔡州。将要出发时，他哭泣着说：“先王讨伐蔡州，实际上取得了沔、蕲、安、黄四州，留下的恩惠至今没有消失。如今我也奉命在蔡州办事，而这四州恰好都在我的辖境内，希望能够有所汇集。”先王去世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我的兄弟还在世，而墓碑却没有刻字、没有碑文；其实是有待于您的，只是您不必推辞。于是我为此作序并赋诗。诗说：‘太支十三曹，作为弟弟的，有的灭亡，有的衰微。曹氏开始承办事务时，曹氏祖王畏惧边塞，迁徙零落。王黎公没有留下声名，只剩下子孙父辈更换封地；三王守护名号，绵延不断百年，因此才有所成就。成王的功业，全都出自自身；文德彰明，武功显著，救济枯弱，制服强暴，铲除奸邪猖獗，以此报答宗庙，使王业显明。王也有后代居处于王的基业之中，只看重先人的旧业，勤勉不息，确实取得成就，也确实承继先人。把这首诗刻在碑上作为昭示，永远不要停止。’ 昌黎韩愈常常以删去陈旧言辞自负，《曹成王碑》也应当是韩公自认为得意的文章；但依我的看法，他一心务求去掉陈言，反而走向穿凿附会，生硬割裂文意，这也正是昌黎的毛病。只是他的见识正确、语言确切，所以后来的学者不能非议他。《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条理清楚地叙述战功，极其畅达明白，但不如太史公的刚健飘逸。公讳燕，字燕奇，是弘农华阴人。祖父知古，任祁州司仓。先父文诲，天宝年间任平卢衙前兵马使，官至特进、检校太子宾客，封弘农郡开国伯；世代掌管与诸蕃的互市，恩德和信义显著，夷人都仰慕他。安禄山叛乱时，公年近二十岁，向父亲进言说：“父亲守护官职，理应不能离开。王室正处于危难之中，我要出发了。”他的父亲替他向戎帅请求，于是公率领各位将领的子弟，每人带一人，抄小路奔赴朝廷，改换服装，秘密行进，每天奔驰百里以上。天子嘉奖他，特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赐勋上柱国。宝应二年春，诏令他跟随仆射田公平定刘展，又跟随田公平定河北。大历八年，率军在滑州迎接戎帅勉。九年，跟随入朝京师。建中二年，修筑汴州城，功劳最多。三年，跟随攻打李希烈，首先登城。贞元二年，跟随司徒刘公收复汴州。十二年，与诸将擒获以城叛乱的人，把他们押送到京师。事情平定后，授任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一百户，赐给缯帛，并有额外赏赐。十四年，公六十一岁，于五月某日死于家中。

译自最初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起，总共升迁十五次，做到御史大夫；职务为节度押衙、右厢兵马使兼马军先锋兵马使，散阶为特进，勋位为上柱国，爵位为清边郡王；食虚邑由三百户增加到三千户，实封五百户，直到去世。公束发从军四十多年，敌军进攻时没有攻不破的坚城，守城时必定使城池完整；面临危急、身处灾难，便悲泣感奋，乘机应变，出奇制胜。他不怕为正义而死，也不以侥幸生存为荣耀，因此他侍奉君主没有疑惑，执行君主的事情也没有受到非议。当初，仆射田公的母亲被隔绝在冀州，公独自请求前往迎接她；他在贼军城中筹划行动，出入死地，最终把田公的母亲接了出来。田公感念他的恩德，与他约为父子，所以公起初姓田。田公去世后，他才恢复原来的宗族姓氏。继子通王属良祯，在当年十月庚寅，把公葬在开封县鲁陵冈。陇西郡夫人李氏陪葬。夫人是清夷郡太守李佑的孙女、渔阳郡长史李献的女儿，性情柔和美善、贤淑明达，先于公去世。公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后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是某官的孙女、某官的女儿，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都具有极为孝顺的天性和纯正的品行。夫人对亲族一视同仁、平等抚养，使人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君子由此知道杨公的德行，也知道他的德行已经施行于家庭之中。铭文说：威武显赫的大夫，正逢时局危难；感动哭泣，辞别双亲，跟随国家奔赴秦地。正是从这里开始，于是勤勉从事；四十多年间，有时辅佐，有时独当一面，攻取坚固城池，保卫危急之地。爵位已经升高，既明达又谨慎，直到终老也没有败坏。鲁陵冈上，蔡河在旁。孝子勤勉不息，思念彰显父亲的功勋，于此凿刻石碑，用来传示给后代子孙。《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路氏家族久远而世代相承，自隋朝尚书兵部侍郎、讳衮的祖先起，四代之后传到冀公。冀公名嗣恭，凭借小县萧关令的职位显名；开元年间受赐改名，名字被记入太史，治理灵州，最终以功勋闻名南方，享有大福，继承并开创家业，官至兵部尚书，封冀国公，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司空公名应，字从众，是冀公的嫡子。因身为大臣之子而谨慎整饬，升任侍御史、著作郎，选任刺史，分割余雩都设置安远县，以便利百姓。凿平败滩的石滩，使赣水水道平缓；烧制砖瓦修筑城墙，免得百姓屡次服役修筑。诏令他承袭冀国公封爵，又加授尚书屯田郎中，提升服色；随后任职于温州，修筑岳城堤坝，使横阳境内两个县得到上等田地，消除水患。授任尚书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军司马，改任庐州刺史，又用砖修筑庐州城，百姓不必每年受苦修筑。入朝任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辅佐盐铁使，出任江东事务；任职半年便有功劳。历任常州刺史，升任宣歙池观察使，进封襄阳郡王。到任后便把仓中米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出售，来赈济饥民。蜀地征召他，任命他在蜀地诛杀行军一千五百人；李锜将要反叛，他把情况上报，设置乡兵一万二千人。李锜反叛，朝廷命将领准备军队，约定以士卒前往救援；胡常被拘留在江东，认为李锜因为没有援助而失败，于是把他绑在响山亭，并在亭的左右驻扎军队。代理丞相认为这件事很好，便把这番说法刻在响山的石头上。公在宣州任职五年，因病离任；核查他的仓库，得到粮食五十万余斛，府库中得到钱八十万贯。公治理州政时，遇到水旱灾害，便乐于在粮价低时出售粮食给百姓；年成丰收时，又把所得收储起来，常常有盈余。因此，他所管辖的地方百姓不会困于饥荒，官府也有储积。元和六年，天子怜悯公的疾病，不忍再以职务烦劳他，就在他居住之处授任左散骑常侍，按该官俸禄领取当年九个月的俸禄。公在东都正平里宅第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葬于京兆万年县少陵原，夫人荥阳郑氏陪葬。其子临汉县男贯和他的弟弟赏贞商议说：“应当刻碑。”便把这件事告诉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观察使恕，又通过族弟进士羣前来请求撰写铭文，于是按照他的事迹作铭说。冀公的封爵取得极为艰难；在襄阳建立功业，继承并大大开启福庆；从自身开始治理防区，直到温州承续他的事业；既建立功业，又任职职方郎中，终于成为一方长官。早晚勤于政事，使下属安定、上级获得实绩，在本地成为表率。邻近的贼寇逼迫而来，他屈身筹划，在响山驻扎军队，修整墙垣屋舍。朝廷褒奖功劳，刻石表彰；丞相的文辞接受替代，而家族的谱叙疏远及于近亲。因病不能入朝供职，俸禄直到终身；凡是世代维持大家族，都难以保全。既已显达，也已满足，当戒慎于最终的过失。我们襄阳郡王能够谨慎行事而有所成就，并把事业延续、交付给后代，后人没有不遵守的。坟墓在原野之上，碑树立在那里，长久作为告示；博士为他撰写这篇铭文。《平淮西碑》。全文条理次序分明，战功的铺陈仿效《史记》和《汉书》；但其文辞和气势尤其自出机杼。它最好的地方，在于取得了臣下歌颂天子的体式。上天使唐朝能够匹配其德，圣明的子孙世世相承，延续千万年，恭敬戒慎而不懈怠，完整承受上天所覆盖的一切；四海九州，无论内外，全都成为君主所统治、臣民所归属的地方。高祖、太宗已经平定并治理天下，高宗、中宗、睿宗休养生息；到了玄宗，接受报偿、收获功业，盛极而丰厚，人口众多、土地广大，而祸乱的根苗也在其中滋生。肃宗、代宗以祖先为德、顺承先考，勤勉而宽容；大的罪恶恰好除去，稂莠却没有拔除，宰相和将领文臣安逸、武将嬉游，习惯于耳闻目见的一切，以为本来就应当如此。睿圣文武皇帝接受群臣朝见后，便考察图籍、清点贡赋，说：“唉！上天已经把完整的天下交付给我家，如今传承的次序到了我这里，我却不能事事亲自办理，将来凭什么在郊庙中面对祖先？”群臣震恐，奔走任事，各自尽职。第二年平定夏州，又过一年平定蜀地，再过一年平定江东，又过一年平定泽潞，于是平定易州、定州，使魏州、博州、贝州、卫州、澶州、相州无不顺从皇帝的意旨。皇帝说：“武力不能无穷地使用，我还是稍稍休息吧。”元和九年，蔡州将领死亡，蔡州人拥立他的儿子元济，请求朝廷承认；朝廷不答应，于是元济焚烧舞阳，侵犯叶县、襄城县，以此震动东都，放纵军队四处劫掠。皇帝逐一询问朝廷群臣，除了一两位大臣之外，众人都说：“蔡州节帅不能入朝接受任命，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传了三个姓氏、四位将领；它的根基坚固，兵器精良，士卒顽强，不同于其他地方。只要加以安抚并使其归附，就能顺利而无事。”

译大官们凭主观臆断作出决定，齐声唱和，万人附和，把各种说法合成一套，牢不可破。皇帝说：“上天和祖宗把天下托付给我的用意，也许正在这里；我怎么敢不尽力？何况还有一两个大臣同心，并不是没有助力。”皇帝说：“光颜，你任陈许节度使；凡是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中出征的部队，都由你统率。”又说：“重胤，你原有河阳军，现在再增加给你；凡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中出征的部队，都由你统率。”又说：“弘，你率领一万二千士卒，隶属于子公武，前往讨伐蔡州。”又说：“文通，你镇守寿州；凡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中在寿州作战的，都由你统率。”又说：“道古，你负责观察鄂岳。”又说：“愬，你统率唐州、邓州、随州，各自带领本州军队进战。”又说：“度，你任御史大夫，前往视察军队。”又说：“度，只有你与我同心；你就辅佐我，负责赏罚，判断谁听命、谁不听命。”又说：“弘，你持节总督诸军。”又说：“守谦，你出入宫廷左右，是我的近臣，前往抚慰军队。”又说：“度，你去吧；要使士兵衣服饮食充足，不受寒冷饥饿，以完成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于是蔡州人逐渐归附，赐给你节、斧、通天御带和卫卒三百人。这些朝廷大臣，你可以选择自己带随从，只要贤能，不要畏惧高级官员。庚申日，我将亲临宫门为你送行，说：“御史，我怜悯士大夫作战十分艰苦，从今以后，除郊庙祭祀之外，不许使用音乐。”颜、重胤、武宁合力攻打蔡州北部，进行了十六次大战，攻取栅城二十三处，投降的士卒四万人。道古攻打东南，经过八战，接受投降一万三千人，再次进入后攻破外城。文通在东面作战十余次，接受投降一万二千人。李愬进入西面，俘获敌将便都释放，不杀他们，采用他们的谋略作战，接连取得战功。元和十二年八月，丞相裴度到达军中，总督诸军；弘责令加紧作战，颜、重胤、武宁的军队更加奋勇。元济把他的部众全部集中到洄曲防守。十月壬申日，李愬利用俘获的敌将，从文城出发，趁着大雪快速行军一百二十里，半夜到达蔡州，攻破城门，擒获元济献上，全部俘获他的部属和士卒。辛巳日，丞相裴度进入蔡州，奉皇帝命令赦免蔡州百姓，淮西平定。举行盛大宴会赏赐有功将士，军队回师时，又把军粮赐给蔡州百姓。蔡州士卒共三万五千人，其中不愿继续当兵、想回乡务农的十九，全部释放。将元济押到京师斩首，记录功劳：弘加授侍中，愬任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颜、重胤都加授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任鄜坊丹延节度使，道古晋升大夫，文通加授散骑常侍。丞相裴度入朝京师，道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仍以旧官任宰相，而把他的副职总管任工部尚书，兼领蔡州。回朝后上奏，请求群臣记录圣明功业、刻在金石上。皇帝把这件事交给我韩愈。我韩愈再拜叩首，献上文章说：唐朝承受上天的命令，于是使万国都成为臣属。谁在京畿附近，却承袭盗贼而狂妄作乱？从前在玄宗时期，国势达到极盛而后倾覆。河北强悍骄横，河南也相继响应。四位圣主都没有宽宥他们，多次兴兵征讨，却有不能取胜的。于是增加驻军，农夫耕种却没有粮食，妇女纺织却没有衣服；用车辆把物资运去，给士卒发放粮饷。朝廷之外有许多地方失去朝见，长久没有巡狩；百官懈怠职守，政事丧失旧有规矩。皇帝这时继承帝位，回顾四方，叹息询问：“你们这些文臣武将，谁来怜恤我的国家？”既然已经斩灭吴、蜀，随即又取得山东。魏地将领首先归顺，六州投降跟从。淮西、蔡州不顺从，自以为强大，举兵叫嚣，想要继续旧日的事情。开始下令讨伐他们，他们便联合奸邪的邻近势力，暗中派刺客来刺杀宰相。正当战事尚未顺利时，内部震动了京师。群臣上言，不如施恩招抚。皇帝不予理会，而是同神明谋划。于是选择同德之臣，以完成上天的诛罚。下令颜、重胤、愬、武、古、通，都隶属于弘。各自上奏功劳，三面分兵进攻，共有五万军队；大军从北面乘势而进，兵力是敌军数倍。惯常的军队在时曲驻扎，士卒躁动不安。既已攻破陵云，蔡州士卒十分窘迫。唐军获胜，邵陵、郾城相继投降。从夏季进入秋季，双方营垒遥遥相望；军队疲惫不振，报功也不能及时上达。皇帝怜悯出征的士卒，命丞相前往整顿军务。士卒吃饱了在歌唱，战马在马槽边腾跃。用军队试攻新城，敌人遭到失败逃走。把敌方所有兵力都抽调出来，集中起来防守我们。西路军跃入敌境，道路上没有留下敌人。高大的蔡州城，疆域绵延千里。既然进入并占有它，那里的人没有不顺从等待安置的。皇帝传达仁厚的诏言，丞相裴度来宣读：只诛杀首恶，释放其余百姓。蔡州士卒丢下铠甲，呼喊起舞；蔡州妇女迎到门口，笑语相迎。蔡州人说饥饿，便用船运粮赈济；蔡州人说寒冷，便赐给缯帛布匹。起初蔡州人被禁止往来，如今相互往来，在里门嬉戏；起初蔡州人进战就被杀，退却也被诛戮，如今直到傍晚才起身，左手拿饭、右手取粥。为他们选择官吏，收拾安顿疲惫的百姓；选派官员，赐给耕牛，教导他们而不征税。蔡州人说：“起初迷惑无知，如今才大大觉悟，为从前的行为感到羞愧。”蔡州人又说：“天子明圣，不顺从的就诛灭宗族，顺从的就保全性命。你们若不相信我，就看看这蔡州一带，谁是不顺从的人？从前砍断他的喉咙。”凡是叛乱都有一定数量，声势彼此依仗；我们的强大尚且不能支撑，你们弱小又凭什么依靠？告诉你们的长辈、父亲和兄长，奔走一同前来，和我们共享太平。淮西、蔡州作乱，天子讨伐它；讨伐以后那里发生饥荒，天子又使他们活命。最初商议讨伐蔡州时，卿士没有人赞成；讨伐四年之后，无论大小事情都还有人怀疑。不赦免，也不迟疑，这是由于天子的明断。所有这些平定蔡州的功业，只有果断才能完成。淮西、蔡州既已平定，四方夷族全都来朝。于是开辟明堂，天子坐在那里治理天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二。明代茅坤撰。《昌黎文钞》卷十二。碑铭。《乌氏庙碑铭》。叙述乌氏的世系和战功，安排错综而畅达。元和五年，天子说：“卢从史起初提出在恒州用兵的建议，后来却暗中同贼寇勾结，夸张欺骗，凶狠骄横，发出不恭顺的言语。把他擒来押送之后，这年四月中旬，宦官梁守谦、吐突承璀等诱骗并绑缚了他。他的部下都披甲出来，拿着武器奔走喧哗；牙门都将乌重胤正当军门，大声斥责说：‘天子有命，服从就有赏，谁敢违抗就斩首！’于是士卒都收起兵器回营，最终把卢从史押送到京师。”壬辰日，诏令任乌公为银青光禄大夫、河阳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张掖郡开国公。过了三年，河阳以治理有方著称。诏令追赠他的父亲为工部尚书，并且说：“应当建庙享祭，于是年在京师崇化里营建庙宇。”军中属官私下议论说：“先公既然位至常伯，而先夫人却没有增加命号，名分比配偶低，不合适。”这话传到朝廷，诏令追赠先夫人刘氏为沛国太夫人。元和八年八月，庙宇建成，三座寝室共处一殿；从左领府君以下设立神主，在宅第中制作牌位。乙巳日，神主升入庙中。乌氏见载于《春秋》，编入《世本》，列在《姓苑》中。居住在莒地的乌氏后代得以保存；在齐国有余枝、鸣，都是大夫；秦国有乌获，官至大官。后来迁居江南的，家在鄱阳；迁居北方的，家在张掖；也有进入夷狄之地而成为君长的。唐初，乌察任左武卫大将军，实际上是张掖人。他的儿子叫令望，任左领军卫大将军；孙子叫防，任中郎将；防生下追赠尚书、名承玼的人，字某。乌氏自从莒、齐、秦三国的大夫以来，都是凭才干和力量显达。到了武德以后，才凭武功成为名将之家。开元年间，尚书承玼统领平卢先锋军，参与击破奚、契丹；跟随作战，追逐捺禄，击走可突于。渤海人在海上骚扰，直到马都山，官吏百姓逃亡迁徙而失去产业。尚书率领所部军队堵塞道路，挖沟、堆石，在原野上连绵修筑四百里，深和高都各三丈，贼寇不能前进，百姓回到居所，每年停止转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率骑兵五千来归附他的部下，边地威势更加伸张。后来他与耿仁智谋划，劝说史思明投降；史思明重新反叛，尚书与兄承恩谋划杀死他，事情败露，族人都被诛灭，尚书独自逃走得以免死。李光弼把这件事上报，诏令授任冠军将军、守右威卫将军、检校殿中监，封昌化郡王，任石岭军使；积储粮食，整治兵器，出入耕作作战，后来因病离职。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日，死于华阴告平里，年岁若干，随即葬在那里。两个儿子中，大夫是长子；小儿子叫重元，任某官。铭文说：乌氏在唐朝初年便成为世家，右武、左领两位祖先相继任中郎将；后来官位稍低，归属尚书，功劳得不到补偿。于是朝廷相继授予大夫戎节，使他统治边疆；屡次准备礼仪、升堂受命，于是有了宗庙，在京城建立庙宇，以成全他的孝心。右边祭祀祖先，左边安置孙辈，于是享受他们应得的报答。谁说没有儿子？即使有儿子没有孙子，只要能够面对祖先而不感到羞惭，便确实是有人。回想过去平卢艰苦劳瘁，大夫继承先业，危险之中不抛弃义理，于是四方平定。士卒有了休息，前来朝见、斋戒，进献黍稷。《袁氏先庙碑》。叙述袁氏世系，千余年仿佛贯穿在一条线中；其中有许多荆棘般难读的句字，最后用韵文联结起来，好像追摹《雅》《颂》。袁公滋建成宗庙后，第二年二月，手持旌节从荆南入朝京师，停留六天，到了壬子日春分，率领宗族亲属，在三室使用少牢祭祀。祭祀完毕退下后，他说：“唉，年代多么久远啊！只因为世代传承德行，承袭训诫并积累余业，今天才有所成就。如今祭祀既然不能献上金石之乐和歌舞，只让乐工歌诗、记载功烈、描绘仪容，那么凭什么使后代幼稚昧陋者在长久岁月中受到教诫呢？只有恭敬地献上羊豕，幸好有一块石碑可以备载，于是把先人的名迹写下来，又作诗系在后面。语言只要合乎义理，大概就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敢强求一定要有人承接此事。古学深厚而又通达文辞的人，于是把这件事交给韩愈。”韩愈辞谢说：“不是合适的人，便不能接受这个使命。”于是谨慎地分条叙述袁氏的出处、世系、居住之地；从周代历经汉、魏、晋、北魏、北周、隋代，进入本朝以来，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如何辛劳自身、荫庇后代，把福祉留给袁公；袁公如何遇到机缘、承受天命，都概括而详细地记载下来，并用诗歌联缀。诗说：“周代树立舜的后代，陈国的陈公子有人任大夫，享有陈国土地中的封邑，称为袁乡；他的子孙世世守护而不失，于是自行分出成为袁氏。春秋时期陈国常被楚国压制，同中原各国交往尤其疏远，但袁氏仍然清楚可考，足以谱系相传。常住阳夏，阳夏到晋代隶属陈郡，所以号称陈郡袁氏。袁氏的博士袁固在前代申明儒术、抑制黄老之学、倡导儒业；到了司徒袁安把德行施于自身，袁氏于是大为显达，连续世代都有人才。汉末经历魏、晋，分仕南北，开始居住华阴，成为北魏鸿胪。鸿胪名恭，生下周朝梁州刺史、新县孝侯袁颖。孝侯生隋朝左卫大将军袁温；袁温离职后居住华阴。武德九年，袁温年高而死，开始葬于华州。左卫生南州刺史袁士政，南州生当阳县令袁伦，这就是袁公的曾祖。当阳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马袁知玄，司马生追赠工部尚书、咸宁令袁晔，这就是皇考。袁氏是旧族，而当阳凭通晓经术成为儒者，官职只做到县令；石州凭《春秋》修身治事，做到州司马而终；咸宁学问完备而能融会贯通，文武随时任用，以谋略建立功勋，出入军政都有建树，却没有在朝廷取得爵位。连续三代本应显达却受阻，归结起来，后来之人的成就都集中应验在袁公身上。袁公念及曾祖父、祖父和皇考，连续三代都没有大夫的官位，死后只能由子孙祭祀；只有将相才能使祭礼物品完备。世代越远，礼制越难达到，所以应当谨慎修养德行、建功立业，记录功名，以等待朝廷的荣典；无论事情大小，都不敢不敬畏，无论早晚，都不敢不思考。

译在家中成就德业，出仕于外，在朝廷立身。自侍御史历任工部员外郎、祠部郎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华州刺史、金吾大将军，由低微而至显赫，没有一项不与官职相称，终于成为宰相，以辅佐辨明政事；又持节统领蜀、滑、襄、荆等州，包揽河山，官阶升高、俸禄丰厚，于是建立宗庙祭祀，完全符合他的志愿。又垂下显著的碑刻，用来教导后人不要忘记，可以说是大孝。诗说：“袁氏从陈国分出，起初道路艰难；越过秦代来到汉朝，博士袁固发扬议论；司徒袁安任用德行，不忍把人禁锢，功业收获于后世，五位公卿使宗族更加尊贵。晋代士人向南迁来，居住在华阴之下；鸿胪、孝侯顺应时势，操持南州，勤于治理而取得最优；当阳不倦地研习经书，只敬畏义理。石州刺史刚烈显著，专心学习《春秋》；美好的咸宁，并不是只有一个优点；趋赴危难、避开成功，随着时势浮沉。由此生出孝子，成为天子的宰相；出外执掌将帅符节，群州奉为楷模；多次因功建立宗庙，用俸禄备办祭器；从曾祖到父亲，同在一堂而位置各异。柏木碑版、松木楹柱，祭席陈列整齐；这就是袁氏宗庙，孝孙所建，顺应形势、合乎适宜，询问蓍草、占卜龟甲，平整屋墙；孝孙们庄重地前来享祭、拜谒，从庙庭登堂，进入内室，亲自登上祭位，陈设笾豆、铏鼎，以及肩、臑、胉、骼等牲肉。酒樽中的酒清澈而黑，祭者升降受取胙肉，以承受福庆；这是你的曾祖、祖父、父亲施加给你的恩德。孝顺的后代以报答、以敬奉。凡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如果不追溯根本，怎么能够不思考？刻下这首诗，把它系在祭牲上，以此告示后人。”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考察田弘正的本传，他家世代多能恪守臣节；韩愈特意周密地叙述他把六州归还朝廷一事，并且颂美得尤其详细，铭文很得体。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日，皇上命令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绛召太史、尚书比部郎中韩愈到政事堂，传达诏令说：“田弘正开始在京师建立宗庙。我想到弘正的先祖和父亲，他们的心没有不向着帝室的，最终却未能施展，于是把教诲托付给他们的儿子。弘正承受先人的训诫，侍奉继承者，早晚不懈，因此能够迎来上天的福佑，建立显赫的大功。父子相继尽忠尽孝，我对此深为宠异嘉奖，所以命令你韩愈为他们作铭，敬慎办理！”当时我韩愈接受诏命，惊惧不安。第二天到东上閤门，拜上奏疏辞谢，诏令没有答复。退下后我伏地思考：从前鲁僖公能够遵循祖先伯禽的功业，周天子确实命史臣作成《駉》《駜》《泮》《閟》等诗，使声誉传入鲁国宗庙，以借此嘉奖鲁国。如今天子嘉奖田侯服从父亲训诫、始终不违，用来安定我们的国家；大概正是想通过这篇铭文使田氏祖先得到安宁，而我恰好掌管笔墨、隶属于太史，奉行圣明诏命，又有什么理由推辞？谨按：魏博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沂国公田弘正，是北平卢龙人；田氏过去是魏博诸将中忠诚、孝顺、谨慎、敬畏的一族。田季安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势弱，按照旧例代父任职，官吏和部众不归附，便到田弘正家中迎请他，使他统领军务。弘正登记军队人数和六州百姓，把他们归还朝廷，全部革除河北旧有的割据惯例，使各州重新能够任用本州人为节帅。不久又追赠他的父亲、已故沧州刺史为兵部尚书，母亲夫人郑氏为梁国太夫人，得以建立宗庙祭祀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在第一室，祖父安东司马、追赠襄州刺史府君在第二室，兵部府君在东室。铭文说：“唐朝继承古代帝王，海外都接受控制；天下安宁已久，燕地盗贼却使人惊惧，群党相互勾结，河北失去太平。元和年号建立，大圣天子开始经营天下；风吹日舒，众人都顺从诏令。高大险峻的魏地，像婴儿一样把玩兵器；官吏和军人忧愁苦毒，不能保全腰颈。有人说：田侯啊，他的德行可以依靠。众人呼喊奔走，登门请求他起兵。田侯代理军政，奉行皇帝的光明诏命；束缚弓箭兵器，考核整顿法度；登记疆土户籍，使它恢复国家常规。皇帝敬重贤能之臣，说：‘这是我赐给你的。’可叹我六州，开始恢复古初状态；向宗庙报告喜庆，降下诏书命令；旌节有韬，豹尾神旗，櫜兜戟纛，用来统领魏地军队。田侯叩首说：‘臣愚昧不肖，到今天才有所成就。’祖先的教诲，皇帝说：‘好啊！这就是你的忠孝。我想到你的父亲，追赠他为夏卿，使他的德行匹配贤能的母亲，梁国之封就是荣耀。田侯建立宗庙，观察方位、察看地基，通过蓍草和龟甲得到吉兆，祖先都欢喜。伟大的田侯啊，文武两方面都有才干，终于成就功业；外在的功劳可以作为辅佐之臣。告诉你，田侯，不要急，也不要迟，按时来朝见、祭享，要思念你的祖先。” 《柳州罗池庙碑》。我读韩愈的碑文，柳州一篇不记载柳州德政中值得记载的内容，只记载他死后成为神灵这一节，似乎轻佻而缺少庄重。罗池庙，是已故刺史柳侯的庙。柳侯任州官时，不轻视当地百姓，凡事都用礼法教导他们。三年以后，百姓各自振作自强。这里虽然远离京师，但我们也是天子的百姓。如今上天幸而施仁，侯若不能教化并使我们归服，就不算是人。于是老少相互教诫，没人违背侯的命令。凡是在乡里或家中要做的事，都说：“我们的侯知道了，会不会认为不合心意呢？”没有不揣度侯意然后办事的。凡命令规定的期限，百姓都争相赶赴，没有先后之分，一定按时完成。于是百姓的产业有了常规，官府不再欠收租税，流亡逃户纷纷归来，乐于生息并兴办事业；住宅有了新屋，行走有了新船，池塘园圃整洁修治，猪牛鸭鸡肥壮繁殖。儿子敬畏父亲，妻子顺从丈夫，婚嫁丧葬各有条理法度。出门相互敬兄爱长，入室相互慈爱孝顺。从前百姓贫困，曾用子女作抵押，长久不能赎回，子女全都没为奴隶。我侯到任后，按照国家旧例，以劳役抵除本息，把他们全部夺回归还。大力修建孔子庙，城郭巷道也都整治，使之端正，又种植名贵树木。柳州百姓全都欢喜，侯常常和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在驿亭饮酒，说：“我被时代遗弃而寄居在这里，能同你们相处甚好。

译明年我将死去，死后成为神。再过三年，建庙祭祀我。”到了期限，他果然去世。三年孟秋辛卯日，侯降临州衙后堂，欧阳翼等人看见他，便拜见。那天晚上，侯托梦给欧阳翼说：“把我供奉在罗池。”当月景辰日，庙建成。大祭时，过客李仪醉酒，在堂上傲慢侮辱神灵，得病被扶出庙门，随即死去。第二年春，魏忠、欧阳翼派谢宁到京师，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我认为柳侯活着能够施恩于百姓，死后还能使人震惊感动；他的福祸能影响食用这片土地的人，可以说是神灵了。我已经作了迎神、享神、送神的诗，送给柳州百姓，让他们歌唱以祭祀他，并把诗一同刻在碑上。柳侯是河东人，名宗元，字子厚，贤能而富有文章，曾经位列朝廷，声名显赫；不久却被排斥而不被任用。诗说：“荔枝鲜红，芭蕉金黄，各种菜肴蔬果送进侯的庙堂。侯的船上飘着两面旗，经过江流中央时，风使船停泊。等待侯而不来，不知我们有多悲伤；侯骑着马进入庙中，安慰我们的百姓，含笑而不皱眉。鹅山啊，柳水啊，桂树团团环绕，白石参差如齿。侯早晨出游，傍晚归来；春天有猿猴相伴吟啸，秋天有仙鹤相伴飞翔。北方的人啊，替侯辨明是非；千秋万岁，侯永远不要违背我们。愿侯赐我们福气，使我们长寿；驱逐山左的厉鬼。低处不要有苦湿之患，高处不要干旱；粳稻糯稻充足有余，蛇蛟盘结而不为害。我的百姓报答侯的恩德，不敢懈怠；从今开始，世世代代都敬奉侯。” 唐故相权国公墓碑 正文直叙中有许多句子艰涩难通，铭文还可以诵读。当今皇上的元和六年，他的宰相是权公，名德舆，字载之。他的祖先出自殷帝武丁；武丁的儿子被降封于权，权是江汉之间的国家。周朝衰落时，权国并入楚国，子孙于是姓权。楚国灭权后，他们迁居秦地天水郡略阳。苻秦统治中原时，其臣下有安丘公翼，具有大臣的才略。后来传到第六世平凉公文诞，任唐朝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长史，显著有声望功业。平凉公的曾孙名倕，追赠尚书礼部郎中，因文学才艺与苏源明友善，死于羽林军录事参军任上。他是权公祖父郎中的父亲。郎中生赠太子太保、名臯的人，凭忠孝获得盛名，多次被征召却不肯起任，死后追谥贞孝；这就是权公的父亲。权公任宰相三年，后来以吏部尚书出任山南节度使，六十岁时去世，追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公。权公三岁便懂得辨别四声，四岁能作诗，七岁时贞孝公去世，前来吊哭的人见到他的神色声容，都相互说：“权氏世代都有人才。”长大后，他好学、孝敬、祥和恭顺。贞元八年以前，由江西府监察御史被征召授任博士，朝廷士大夫都因得到人才而相互庆贺。改任左补阙，章奏不断，讥刺排斥奸邪和宠幸之人，与阳城互相协助。转任起居舍人，继而掌管制诰。凡撰写诏令文辞，九年间按类别汇集成五十卷，天下都称赞他的才能。元和十八年，以中书舍人主持贡士考试，授尚书礼部侍郎。有人向公推荐士人，只要言辞可信，他不因对方是平民而不用；若言辞不可信，即使是大官权势之人交相推荐，他也丝毫不为之动心。他上奏说，广泛选取每年所举的进士、明经，关键在于得到人才，不应受名额限制。转任户部、兵部二曹侍郎，太子宾客，又任兵部侍郎，升太常卿，天下更加推重他为巨擘。长德年间，天子认为宰相应当任用有道德的人，于是授他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谢辞，皇帝不许。他所制定的措施，必以宽大为本，接近教化；对许多事情加以帮助、维持、匡正、调和，使之不失中正而合乎和谐节度。他不追求声名文饰，善于亲近贤者，不自我夸耀。他以吏部尚书留守东都，东方各军帅有利弊不能自行上奏的，公常替他们上疏陈说，不用露布张扬。又任太常，转刑部尚书，考订新旧法令制度，编成三十编，提出可长期施行的条文。他任山南、河南长官时，勤于选拔任用和治理，以和易简约待人，使官民安宁便利；后来因病请求回京。元和十三年某月甲子日，在洋州白草去世。讣告送到后，天子悲痛，为他停止上朝。郎官前往致赠并赐给官职，公停灵于郊野，君臣上下都来吊哭，人人说：“善人死了！”这一年某月某日，葬在河南北山，位于贞孝公墓东五里。公从属官升入朝廷班列，年年升迁，直到做宰相，人人听闻都高兴，好像自己也得到了一样，没有嫉妒他的人。于頔因儿子杀人获罪，丢失官位而自囚，亲戚没有人敢经过他的门前探视，朝廷上也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公将留守东都时，替皇帝进言说：“于頔的罪既已得到宽赦而未追究到底，应该趁机下宽赦诏令。”皇帝说：“好。”公替我前去向他说明，于頔因此不再忧惧而死。公前后考察评定进士及在殿廷主持考试的士人，接连有人成为宰相和达官，与公前后相继；其余分布在台阁和外府，共有一百多人。从开始学习直到疾病尚未发作时，他没有一天不读书。公既因擅长文章在朝廷享有声誉，替卿大夫写了许多功德铭文；但他治理家事不看账簿，从不过问财物有无，花费也不储存剩余。公娶清河崔氏之女，她的父亲崔造曾任德宗宰相，号称名臣。下葬以后，他的儿子监察御史璩穿着丧服前来请求，于是作铭文说：权氏在商周时代，始终存在；楚灭权国后，迁居秦、汉之间。甘泉开始封侯，直到安丘公斥责佛教；皇极之道得以扶持，贞孝公因此出生。凤凰不来，爵位难道很多吗？半途而亡，寿命难道能长到四十岁吗？只是因为他没有留下恩惠给后代，才生出了相君，使他成为朝廷道德的首领。施行世祖的文治，成为后世师表；在六部之间往来，出入辅弼之职，没有朋党，也没有仇敌，举世无人能挑剔。别人所畏惧去做的事，公勇敢去做；别人争相奔逐的东西，公绝不窥视。谁能了解他的心志？德行将在这里长存。把诗刻在墓碑上，使他的遗泽永远流传。唐荆川说：平直叙述中多使用虚写。荥阳郑公神道碑

译河东节度使、追赠尚书右仆射郑公，葬在荥阳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日，太史、尚书比部郎中、行军韩愈刻写他的墓碑说：“司马迁迁居江南时，有个叫郑豁的人，在慕容垂的国家做官，任太子少保。他的孙子郑简在拓跋魏任职，做过荥阳太守。郑简的后人称这一支为南祖。南祖这一支的郑氏进入唐朝，有一人任利州景谷县令，名叫嘉范，是郑公的曾祖；他生抚俗，任泗州徐城县令。徐城生下郑公的父亲，名洪，死于凉州户曹参军任上，追赠潭州大都督。郑公名儋，少年时依靠母亲家陇西李氏，举止异于普通儿童。他的舅父吏部侍郎李季卿认为他一定能够再次振兴郑氏。稍长，能够自行督促学习，通晓《左氏春秋》，以进士身份通过选拔任太原参军事。回答直言对策，授京兆府高陵县尉。考核府中的进士时，能够按才艺分出高下，依据事实，不徇私舞弊。樊仆射泽率襄阳军队攻打淮西，公以参谋留在府中，能够承担后续事务。公父死于凉州，凉州之地已归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以来，三代人都未能回到荥阳。安葬公而解除官职时，举五代人的遗骨合葬为三座墓，葬在索山东面。徐城的墓没有墓表，公从幼年到成年都悲伤感怀，心中一直寻找而不放弃，终于依靠旧人的指点找到了墓址。后来任大理丞、太常博士，升任起居郎、尚书司封郎中、吏部两个郎中，能够任官，名声因此显著。德宗晚年在他的军队中储备将领，任公为河东军司马。公能够无私心地处置嫌疑和间隙，最终因而有所成就。贞元十六年，将要去世时，诏令授予他节度使符节，任河东军节度使，并除授工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任司马时，以宽厚、清廉、公平、正直取得官吏士卒的心；升任大帅后，坚持这一原则不变。部将有人凭借贵人请求要职，公不任用；任用年老而有功、没有势力而远离权贵的人。削减四方交际馈赠，减少浮华嬉游的大宴，考校讲求民事，施行政令不等待时日。能够在十个月内完成治理，使百姓的赋税负担减轻，军队给养充足。元和十七年因病不能理事，八月庚戌日早晚之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天子为他三日不上朝，追赠尚书右仆射；就在这一年十月辛卯日，葬于索上。公病重将死时，医生接连来诊治；到下葬时，前来吊唁、赠赐的使者相继而来。河东军的士卒、太原的百姓和官吏，以及附近九郡百邑的鳏寡之人，乃至统属于府的外族人，听到公去世，都哭着说：“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啊！” 公和宾客朋友游玩饮酒，一定喝到大醉；投壶、博弈，日夜尽情，仿佛快乐而不知厌倦。平日居家时，他常在帘阁中凭几整天，不知道外面有人；又自号白云翁。名士魁首，很少有不与他交好的人。他喜爱并提携后进，凡到门下的人都接纳引进，对他们都有恩意。起初娶范阳卢氏，生女仁本、仁约、仁载，三人都有文才品行。两位弟弟考中进士，都早早去世。仁本作为后嗣之子，独自存活下来；他不乐意参加科举选拔，三十多岁才开始辅佐河阳军。后来娶赵郡李氏，生三女；共有两位夫人、三子五女。长女嫁给辽东李繁，李繁也是名臣，儿子有才学。遗命让两位夫人各自另立墓穴，不要合葬。系辞说：士人常常忧虑地位低下，不能把功德推及他人；又常常忧虑贫穷，无法供奉自己所愿意供养的人。像郑公这样的人，辛勤一生才得到自己的职位，却从未有片刻安享其位。虽然如此，观察他已经建立的事业，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了。呜呼，悲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氏都是王者的后代，居住在太原的属于姬姓。春秋时，王子成父击败狄人有功，于是获赐王氏这一姓氏。此后世代居住在太原。到了东汉，隐士王烈被征召为博士而不赴任，居住在祁县，于是把他所居的乡称为君子乡。公就是君子乡人。魏晋直到隋代，世代都有名人。本朝公的曾祖王玄暕，历任御史台三院属官，止于尚书郎。生景肃，镇守三郡，最终任凉王傅。生王政，任襄州、邓州等州防御使、鄂州采访使，追赠吏部尚书。公是尚书的第某子。公名仲舒，字弘中。年少丧父，侍奉母亲夫人居住江南，读书作文，声誉盛大。当时名公都不顾官位和辈分，愿意同他交往。贞元初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左拾遗，与阳城共同阻止裴延龄任宰相。德宗起初闷闷不乐却无可奈何，久而久之反而赞许他们。后来公入阁，德宗看着官员队列对宰相说：“排在第几位的那个人，一定是王某。”果然如此。过了一个多月，特意改任右补阙，升任礼部考功、吏部三司员外郎。在礼部时，他的奏议详尽雅正，省中官员都佩服他的才能；在考功、吏部时，他提纲扼要而明白，旧日属吏无法欺骗他。同列中有凭借皇帝恩宠而自满的人，众人都阿谀奉承。公憎恶这种为人，不肯正眼看他，因此被贬为连州司户，又调任夔州司马，再调荆南，因辅佐节度事务而任参谋，获得五品官服。他放迹于外地，前后积累四年。元和初年，朝廷收罗俊贤，征召授任吏部员外郎。不久任职方郎中，掌管制诰。友人获罪被斥逐，后来他的家属亲友经过公门，都缩着脖子不敢相见；公独自前往慰问，替他谋划筹措并评议是非，申明他的冤屈。因此出任峡州刺史，转任庐州刺史，还未到任，遇母亲夫人去世而服丧。服丧期满，又任婺州刺史。当时瘟疫和旱灾十分严重，百姓死伤殆尽。公到任后多方救助，使许多人活下来；上天于是降雨，瘟疫平息。几年以后，乡里恢复完整。制使出巡时，百姓挤满道路迎接，公的德政事情全被听闻，于是加授金紫官服。转任苏州，改造民居布局以阻断火势蔓延；修筑松江堤路，杜绝水害，解决秋夏赋税运输的阻滞。他亲自写信给各处，约束官吏不得到百姓家中催集。政绩完成后，成为天下刺史中最优者。天子说：“王某的文章值得思考，最适合起草诰令，具有古风，怎么可以长久让他被吏事役使呢？”又授中书舍人。到了京师，过去的同辈已经没有在朝的；他看同列都已是遥远而年轻的人，更加悲伤，对人说：“难道我还要在他们中间重新执掌笔砚吗？”

译“皇上如果还没有弃用臣，应当任用臣的长处。臣长期在外，完全了解民间的利弊，请让我治理那里，应当不会惭愧。”宰相把这话报告皇帝，于是公得以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他上奏请求停止榷酤钱九千万，使军队利息不断、掌吏侵坏产业的弊端得到解决；还公正地处理囚犯，甚至有人脱去刑具而不再追问。百姓遭遇水旱、赋税困窘时，公说：“我姑且减少宴饮歌舞，断绝其他用度，这些钱够不够？”于是拿出钱来代替，停止军队的息钱；禁止佛教寺院，有人劝诱百姓毁坏房屋来修葺官署。三年以后，法令大成，钱财有余于府库，粮食有余于仓廪；百姓安居田宅，在道路上歌唱。天子再次思念他，准备征召他代任虚缺，以吏部左丞的职位等待他。长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在洪州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皇帝悲哀痛惜，停止上朝，追赠左散骑常侍；某日归葬于某处。某已经把公的德行刻藏在墓中，他的儿子王初又请求用诗歌题写在上面，诗说：治理百姓，根本在于这种文治教化。只处理事务的末端而忘记根源，眼光短浅而昏昧鄙陋，道路便因此堵塞；只重视根本而拘泥于古法旧说，实际施行时便迂腐乖戾，无法伸展。比较这两种做法，它们的过错同样存在。赞美王公立志于儒学根本，通达士人的常道；他的德业整齐积累，深厚而沉静。文采灿烂如花朵，他不自夸也不自满。谁传播他的芳香，谁发扬他的光明？他坚定地居守士人之道，以朋友之情推心布施。文帝登基后提拔他，使他以忠诚列为侍从；他远大的声名中有直言，也有讽谏，明辨并阻止坚固而巨大的奸邪，使其不能得用。他从同列中秀出，终于触动皇帝的目光。皇帝察知他竭尽心力，对他的恩遇日益深厚。他在郎署中腾跃，在禁中升迁；发布皇帝的诏令，简练古雅而文采茂盛，不同于权臣的文辞。他因正直替朋友申冤，受到打击、震撼、挫折和压抑，最终遭斥逐奔走。长期滞留在外，历任大藩长官。所到之处都极力思考，必定查明利弊和枯荣；用恩泽滋润干旱，用清明使昏昧苏醒，使阻塞者平坦、闭塞者敞开，必定断绝弊病的路径。疏浚并澄清，使百姓安然生活。皇帝思念他的文章，又命他掌管诰令。公私下对人说：“这个职务应当由年轻人担任，难道没有凋敝的郡县可以让我效力吗？”皇帝借重他的实际才能，让他统辖洪州。拖欠和积滞的事务都被清除，奸诈讹误的风气革除，遮蔽眼睛的弊端消失，百姓身上的负担解除。在他所统辖的地区，禁绝佛教寺院，风雨顺调，粳稻充满田野，百姓各得其所，安适而歌唱。教化完成后已有接替之人，他想着让公休息劳苦，空出职位等待他。可是忽然之间公长逝了；他的德行和功绩，都刻在这块石碑上，年代越久，光辉越高。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此篇大体类似传记，其中多有险峻艰涩的句子。韩氏以国名为姓。他们的先祖有人从颍川迁到阳夏，那里如今属于陈州太康县。太康的韩氏，声称这一支大概已经很久了。自公开始才显著兴盛。公名弘，公的父亲名海，为人魁伟深沉，以武勇游历仕进于许州、汴州之间，少言而自守，不与人交往，众人都推重他为大人物、长者。官至游击将军，追赠太师。娶同乡刘氏之女，生下公，即齐国太夫人。夫人的兄长司徒玄佐，在建中、贞元年间建立功勋，任宣武军帅，统辖汴、宋、亳、颍四州之地，士兵十万人。公少年时依靠舅氏，读书学习骑射，侍奉双亲孝顺谨慎，刚正有气概，自我约束，不放纵自己像富贵子弟那样奢华游荡。侍奉长辈出入时恭敬有礼，军中人都注目于他。他曾一次到京师，参加明经考试，回来后说：“这不足以使我扬名成就事业。”又离开，跟随舅氏学习。他率领几百名士兵，完全了解他们才能高低、怯懦勇敢，指派任务一定能让他们胜任。司徒惊叹他的奇异才能，士卒都归心于他，众多老将自认为不如他。司徒去世后，他任宋州南城将领。过了六七年，汴军接连发生叛乱而不能安定。贞元十五年，刘逸淮去世，军中都说：“这支军队是司徒建立的，一定要选择他的骨肉中受士卒爱戴依赖的人来统领它。” 如今眼前的人没有比韩外甥更合适的，而且他的功劳最大，才能又出众。”于是立即把军权授给他，并请示天子。天子认为这样做对，于是从大理评事授任工部尚书，代替刘逸淮任宣武军节度使，完全接管他舅父司徒的军队和土地。众人果然非常高兴并顺从他。当时，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吴少诚反叛，亲自率军围攻许州，向刘逸淮求援。刘逸淮派人以陈州归附汴州，并让几批使者留在馆舍，公把他们全部赶出斩杀。选精兵三千人，抵挡各军攻击吴少诚；许州城下吴少诚失势逃走，河南于是平安。公说：“自从我舅父去世以来，汴州发生了五次叛乱，我把那些像禾苗和头发一样的叛徒一株株、一根根剪除，几乎已经除尽；然而若不全部割除，就不足以使人震惊。”于是命刘锷率三百士兵在门前待命，逐一数说他们多次参与叛乱、自以为有功的罪状，并一并斩杀示众，鲜血流满道路。从此直到公入朝京师的二十一年间，没有人敢在城郭中喧哗叫喊。李师古制造借口准备起事，把军队驻扎在曹州，想恐吓滑州节帅，并请求借道。公派人告诉他说：“你难道能越过我的边界去做盗贼吗？我已有办法对付你，不要只说空话。”滑州节帅告急，公派人告诉他说：“我在这里，您不要害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人〕 有人报告说：“砍除荆棘，平整道路，敌军将要到了，请您防备。”公说：“军队来了也不能因为它而替他们修路，我也不作迎战的准备。”李师古的欺诈计谋穷尽、变化无术，只得拖延着撤军。吴少诚把牛皮靴的材料送给李师古，李师古把盐资助吴少诚；这些东西暗中经过公的辖界，被发觉后全都扣下送入府库，公说：“按法律，私人之间不能这样互相馈赠。”田弘正开辟魏博时，李师道派使者来告诉公说：“我们世代同田氏约定互相援助。如今田弘正不是田氏族人，又首先改变两河局势，这也是您所厌恶的事；我将和成德军合兵讨伐他，特来告诉公。”公对使者说：“我不知道利害，只知道奉诏行事。如果军队向北渡河，我就出兵向东夺取曹州。”李师道害怕，不敢行动。田弘正因为济州之事而诛杀吴元济，皇帝命公统领各军，说：“不要自行出兵，以遏制北方敌寇。”公请求让儿子公武率一万三千人防守并讨伐蔡州，同时运送财物粮食来供给各军，最终擒获蔡州叛贼。于是任公为侍中，任公武为鄜坊丹延节度使。李师道被诛讨时，公率军向东进发，前进包围考城，攻克后继续进逼曹州。曹州叛军请求投降，郓州地区平定后，公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事情了，应当入朝京师。”

译天子说：“大臣不可以在暑天出行。”到了秋天，公等待诏命，说：“君主实行仁爱，臣下保持恭敬，就可以了。”于是出发。到京后，进献马三千匹、绢五十万匹，另外锦、纨、绮、缬三万匹，金银器物一千件；汴州府库和马厩中的钱，按贯计算还剩一百多万，绢也合计一百多万匹，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兵器多得数不清。当初公接管汴州时，正处于五次叛乱之后，掠夺和赏赐所剩的财物又不断征收、不断支出，始终没有储备；到这时公私财物充足，甚至堆积在露天而不加围墙。册封授任司徒兼中书令，入殿朝见时，拜跪都有扶助和赞礼，不必拘泥于常规礼体；公不处理琐碎细节，天子敬重他。元和十五年，当今天子即位，公任冢宰，又授河中节度使。在镇守三年后，以疾病请求归朝；又授司徒、中书令，因病不能上朝。长庆二年十二月三日，在永崇里宅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天子为他停止上朝三日，追赠太尉，赐给布帛粮食；葬礼用品由有关部门和官府供给，京兆尹负责监护。第二年七月某日，葬在万年县少陵原，位于京城东南三十里，楚国夫人翟氏附葬。儿子二人，长子肃元，任某官；次子公武，任某官。肃元早死，公将去世时，公武又突然患病先死。公悲伤不已，一个多月后也去世了。他没有儿子，便以公武的子孙绍宗作为后嗣主持祭祀。汴州南面是蔡州，北面是郓州，这两个叛寇成为祸患；公处在两者之间，对他们已构成不利，他们便降低身份、用谄媚言辞求与公交好，进献女子请求通婚，使使者每日到来。既然不能达到目的，便散布阴谋、搜集诽谤，想离间并玷污我们。公事先察知他们的情势，破坏了他们的关键计划，使奸谋不能发动；按王法诛杀他们，完成了最高功劳、确定了次等功劳，谁能和公相比高下？公的儿子公武与公同时受授弓钺，镇守藩镇做将领，疆土彼此相望。公武因母亲丧事离开镇所，公的同母弟充从金吾军出任将领，代替他镇守渭北。公以司徒、中书令治理蒲州时，弟弟充从郑滑节度使任上平定宣武军叛乱，以司空身份居于汴州。自唐以来，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公治理政事严明而不烦琐，只除去祸害的根本，不多设教条。与人交往一定守信，使官吏各司其职，赋税收入没有漏失，百姓因此安乐。在使地方富足的同时，公与人交往有界限，不作戏谑亲狎之态。百姓偶尔得到他一笑，也觉得比得到金帛赏赐更加贵重。若有人犯罪杀人，他不显露声色，只问法律应如何处理；不亲自增减轻重，所以没有人敢犯法。他的铭文说：在贞元时代，汴州军队五次像凶兽般作乱；找到合适的将领，众人才得以统一。这个人是谁？就是韩姓的许国公。肢解那些枭狼般的叛贼，以春风雨露养育百姓；桑树谷物奋发茂盛，土地大获丰收。贞元皇帝的后代，命令公端正我的天下。公是臣子的宗主，处在合宜的位置；河流两岸，盗贼连结成群，强者倡导，弱者附和，首尾本是一体。公居于其中，替皇帝督察奸邪，察看他们的呻吟和眼色；左顾便失去视线，右顾便跪伏。蔡州先于郓州被锄除，三年之间便成为荒墟枯地，四方呼喊，最终没有人敢沾润它。常山、幽都两地，谁能相伴相扶？上天施行诛罚毫不留情，讨伐敌人的行动不会拖延。许公参与其中，他得到的赏赐是何等丰厚！广大四方，既广又长，再没有外患。朝廷治理天下，许公入朝；车马兵戈，是将帅还是宰相？仪容威势如此盛大，若为将领已经足够，若为宰相则是三公。解散十万军队，归居朝廷；皇帝遭遇丧忧。公辞让太宰之职，退居蒲坂休养。天下诸国没有可比者，弟弟和儿子都率兵镇守藩镇。一时之间有三位侯爵，没有人敢和他们抗衡。活着无人能比其荣耀，死后无人能比其声名。把这篇铭文刻在碑上，以光大他的庆福。” 这是为唐代已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所立的墓道碑。通篇叙述其生平。少府监胡公，名珦，字润博，七十九岁时在任上去世。第二年八月十四日，葬于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赵氏附葬。他的儿子逞，便派巡遇、述迁、造等人，又和公的女婿广文博士、吴郡人张籍，根据公的族属、出仕经历、历任官职和寿命，写成文章，派人从京师向南奔走八千里，到达闽南两越交界之地，上请潮州刺史韩愈为公作铭，刻在墓碑上说：“胡姓本出安定，后来迁到清河，如今以清河为宗族所在，城邑属于贝州。祖父名秀武，后来凭文章才学被征召为麟台正字。父亲名宰臣，以进士身份入仕，死于平阳冀氏县令任上，追赠潭州大都督。公早年丧父，能够自行勉励学习，树立节操气概；不是靠自身劳动所得，便不拿来供给衣食。总共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两次参加吏部选试，都凭文章取得上等名次。他乐于俭朴勤劳，自我约束，不求助于人，以纠正当时的弊病。任富平县尉时，全府都称赞他的裁断决狱。建中四年，侍郎赵赞任度支使，推荐公任监察御史，主管渭桥以东军队的粮饷供给；他清白奉职，不让一文钱借给别人。叛贼平定后，有关部门考核区别各类官吏，许多人因罪被贬甚至死去，唯独公因为清廉勤苦、能够检点整饬而无所遗漏，升任河南仓曹。魏公贾耽以节度使镇守郑滑，任公为观察佐理，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公刚正不阿，因不肯迎合而与人龃龉，触犯权贵，被授为献陵令。他居住在陵墓下七年，置办田地住宅，专心种树作为生计以自给，并教授子弟。贞元十一年，吏部举行大选，因公考核选拔人才有功劳，升任奉先令；又因治理有成升任尚书膳部郎中，改任坊州刺史。坊州经历战乱，没有孔子庙，公到任便命令修建学宫、制造祭器，率博士和学生按时依法讲读；祭祀时士人和官吏聚集观看，赞叹不已。升任舒州刺史，舒州当年大丰收，一根麦秆结出数穗，乡里歌舞庆贺，考功司把此事上报，升任尚书驾部郎中。他多次因政事触犯尚书李巽；李巽当时主管盐铁事务，富有而骄横，仗恃权势，把这件事告诉宰相，于是公被降任凤翔少尹。李巽死后，升任少大理，改任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认为公年老而仍能亲自尽力，任职办事不懈，值得嘉奖，于是授少府监兼知内中尚。第二年因病去世。公起初以进士身份孤身旅居长安，最终官至九卿；成为大家族的家长，七个子女都有学问操守，女儿嫁给名人；年近八十，身体坚强而不衰老，事迹可以流传记载，可以说是成就了德行。铭文说：豪迈刚强的胡公，果断而正直，又凭才艺求取功名；参加科举，每次发榜都像在人群中寻找所求之人。我已经为他作铭，从开始直到终了，他始终不降低脸色和言辞。因官职建立事业，随处都有可以记载的事迹。由主管军饷起家，却遭到府中属官的谗毁，离职居住在陵墓之下。既做官又隐居，坊州、舒州的政绩，到这里都有可惜之处。掌管驾部时，名望本已升高却又屈居；升到少府监，十分相宜。官阶俸禄与才能不相称，君子对此感到羞耻。少府监是古代九卿之职，公的才能足以胜任。把文章刻在碑石上，以彰显公的品行。公的后人不要懈怠，要继续享有福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三 明代茅坤撰写 《昌黎文钞》卷十三 墓志铭 《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刘昌裔为人多有才气，洒脱旷达，而公的文章也符合这种风格。公名昌裔，字光后，本是彭城人。曾祖父名承庆，任朔州刺史。祖父巨敖喜爱阅读《老子》《庄周》等书，任太原晋阳县令。家族两代在北方做官，喜欢当地风俗，于是登记为太原阳曲县人，说：“从我这一代成为这里的县人就可以了，何必还说是彭城人呢？”父亲讼，追赠右散骑常侍。公少年时喜好学问，还是儿童时就行动稳重迟缓，不嬉戏玩闹，常常像在思考谋划什么。成年后，试图开通吐蕃，游说并求见边将，却没有成功。进入三蜀，跟随道士交游。过了很久，蜀人苦于杨琳的劫掠，公独自乘船去游说杨琳，使他感动叹息；杨琳虽然没有立即投降，却约束部下不得作恶。杨琳投降后，公常常跟随他不离开。杨琳死后，公脱身逃亡，在河朔之间沉浮。建中年间，曲环招募起用他，派他为曲环起草檄文讨伐李纳，指责尖锐严厉。李纳后悔而恐惧，内心震动，魏博全境都疑惑而士气松懈。曲环把檄文原稿封送上奏，德宗称赞他。曲环会合诸军攻下濮州，在白塔作战，救援宁陵、襄邑，又在陈州城下攻击李希烈，公常常身在军中。曲环统领陈许军，公于是任陈许从事，凭前后功劳多次升迁为检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营田副使。吴少诚乘曲环丧亡之机，率兵叩击城池；留后上官说向公询问守城办法，公因此能够擒杀叛将，抗拒敌人，使敌人无法得到便利。解围后，授任陈州刺史。韩全义战败，率军逃到陈州，请求入城据守。公在城上作揖辞谢全义说：“您受命前往蔡州，为什么来到这里？陈州公不必害怕，贼军一定不敢到我的城下。”第二天，公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到全义营地，全义又惊又喜，迎接拜见，叹息不已，完全不敢因为公没有亲自出见而有所怨望。公改授陈许军司马。上官说去世后，授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代替上官说任节度使。下令边界上的官吏不得侵犯对方。蔡州人说：“都是天子的百姓，为什么要彼此伤害？”吴少诚属下有来侵犯的，便捕获捆绑送回，并说：“他妄称是对方的人，公应当自己处置。”吴少诚惭愧，他的军队也禁止边界上的暴行。两地百姓交错耕种桑作，官吏不再过问。封为彭城郡开国公，就地授尚书右仆射。元和七年患病，不能按时处理政务。元和八年五月，其他地方的水涌出，流经过他的辖区，堤防决口而未修补，淹没城邑房屋，冲走并杀死居民。公上疏请求罢免职务，立即认罪；诏令召回京师，当天便和使者一同向西出发。天气极热，他从早到晚奔驰不停，疾病突然加重，左右的人拉住缰绳阻止他，公不肯停下，说：“我怕来不及活着向天子谢罪。”皇帝更加派使者慰劳问候，命令他不要急行；他到达后，已经不能上朝了。天子认为他恭敬，就在他的家中授任检校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掌管军事。十一月某甲子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皇帝为他一天不上朝，追赠潞州大都督，命郎官到他家吊唁。第二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河南某县某乡某原。公不喜爱音乐歌舞，也不大兴建住宅，在各位节度使中唯独如此。夫人是邠国夫人、武功苏氏。儿子四人，嗣子光禄主簿纵，曾向樊宗师学习，士大夫多称赞他。长子元一，朴实正直忠厚，熟悉弓马，任淮南军衙门将。次子景阳，幼子景长，都考中进士。选定下葬日期后，众人一起挑选使者，在台阶上哭拜，请求使者作铭。铭文说：执掌将领的兵符，守护我们这一方。配享古代侯公，德行丝毫不差。我的铭文不会消亡，成为后人的福庆。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 直叙而把握文章大体。公名惟简，字某，是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赠太傅的儿子。太傅原本姓张，肃宗时率恒、赵、深、冀、易、定六州战士五万人、马五千匹归顺听命。天子嘉奖他，赐姓李，改名宝臣，并建立军号称成德，于是改姓李。太傅去世后，公的兄弟们谦让继承权，公最终舍弃家族，独自回到京师。哥哥去世、家族倾覆后，有关部门设置防守。德宗到奉天时，守军出动，公立即骑马赶回，和母亲韩国夫人郑氏拜别。正值家属随行逃奔，幸而在路上遇到贼军，经过七次战斗才到达；因有功升任太子谕德，加御史中丞。跟随皇帝到梁州时，天黑迷失道路；听出焦中人的声音，得以在盩厔西面见到德宗。皇帝说：“你有母亲，可以跟随我吗？”公说：“臣即使死也要跟随并护卫陛下。”皇帝回銮后，记录他的功劳，封武安郡王，号称元从功臣，把他的画像绘在御阁中，又让他以神威将军身份驻守北军。很久以后加授御史大夫；遇韩国夫人丧事，离职服丧。多次升迁至神威大将军，加授工部、刑部二曹尚书。任天威军统军，又改任户部尚书、金吾大将军。有个长上军将万国俊，凭军势夺取兴平人的土地，官吏畏惧，没有人敢治理。等到公任金吾将军，兴平人说：“早就听说李将军为人公平，也许能够替我们伸张冤屈。”于是带着县府文书来见公，公打开查看，立即命令杖责万国俊，废黜他的职务，把土地归还兴平人。人们听说后无不称赞感叹。于是天子认为公的才能果然可以任用，治理百姓、统率军队没有什么不适合。元和六年，就任命公为凤翔、陇州节度使，兼户部尚书、凤翔尹。陇州与吐蕃接壤，过去常常从早到晚相互窥伺，反复入境攻掠，使官吏百姓不得安息。公认为国家对待夷狄应当采取长远策略，边将应当承受并执行皇帝旨意；于是谨慎制定教令，积蓄钱粮，恢复官吏和农民的力量，以等待时机，不应贪图小利而挑起事端。盗贼和恩幸之人都不得擅自进入其地；又增加购买耕牛，铸造镈、钐、鉏、斸等农具，供给无力自行置办的农民。青壮年受到激励，田地每年增加数十万亩；连续八年五种粮食都成熟，公私都有余粮。商人背负货物进入襃斜，船只沿渭水向下游行驶，首尾相接不断。元和十三年，公和忠武军节度使司空光颜、邠宁节度使尚书钊一同入朝，皇帝在三殿设宴款待，设置百戏，公卿侍臣全都参加。事情结束后，皇帝命令他们还镇，公趁机进言说：“臣有幸担任宿卫四十多年，如今年老却被排斥到外任，不能忍受对京师的思恋，希望能死在皇帝车驾之下。”

译天子加以慰劳后送他回去。回到镇所便报告有病，这年夏五月戊子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讣告传到京师，皇帝悲痛，停止上朝，派郎官临门吊唁，追赠尚书左仆射；这年十一月丙申日，葬于万年县凤栖原。夫人是博陵郡崔氏，河阳尉镐的孙女、大理评事可观的女儿，贤德而有法度。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元孙，任三原县尉；次子元质，任彭州蒙阳县尉；元立，任兴平县尉；元本，任河南参军。都愿意勤勉敏捷、喜好善行。元立、元本都是崔氏所生。选定下葬日期后，嗣子元立和四位兄弟请求韩氏作铭，说：“先人曾经把事情托付给先生。”韩愈说：“太傅的功劳在史书中，记载仆射年幼被囚禁羁留在京师，最终能够以忠诚建立节操，自我显达取得爵位，树立名声功绩，使天下人都注目观看他的父母共享荣耀。既忠又孝，按法理应当作铭。”铭文说：太傅的显赫功业，由他自身开始兴起；仆射年幼而羁旅，谁能和他相伴？遭逢国家危难，凭气节自我奋发；竭尽辛劳艰苦，以恢复父亲的功烈。孝道由忠诚建立，爵位声名随之而来。把这篇铭文刻在黑色石碑上，留给后代。太原王公墓志铭 明晓法令。公的谥前名为仲舒，字▯中。年少时父亲去世，奉养母亲居住在江南，游学而有声名。贞元十年，因贤良方正科被授为左拾遗，改任右补阙，又任礼部、考功、吏部三司员外郎，贬为连州司户参军，改任夔州司马，佐助江陵使，又改任祠部员外郎，重新授任吏部员外郎，升任职方郎中、知制诰，出任峡州刺史，调任庐州刺史，尚未到任，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婺州、苏州刺史，征召授任中书舍人。他到任后对人说：“我老了，不喜欢同年轻人办理文书；如果能得到一道、辖有六七郡的地方让我治理，三年之内使贫困变富裕、混乱得到治理，自身安宁、功业建立，也就无愧于国家了。”他天天这样对人说，丞相听说后派人询问，发现他所说确实可信，便授任他为江南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到任后，他奏请罢除▯酒钱九千万，把这项利益归还百姓；又罢除军吏官府债务五千万，把全部账簿文书烧掉；又拿出库钱二千万，赈济遭逢旱灾、不能缴纳赋税的贫民；禁止佛教和道教，使僧人、道士不得在辖境内活动，因为他们在山野中建立佛、老子塑像，以欺骗百姓、乞求财物并谋取私利，侵夺编户百姓的财产。他在任四年，查点府库积蓄，钱有余于库中，米有余于粮仓。朝廷准备从地方选拔公卿，打算征召公任左丞，但吏部已经任用薛尚书代替了他。长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诏命尚未来得及下达，公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二岁。天子因此停止上朝，追赠左散骑常侍；远近人士都来吊唁。于长庆四年二月某日，葬在河南某县祖先坟茔旁边。公任拾遗时，退朝以后，天子对宰相说：“第几个人不是王某呢？”当时公正和阳城一同上疏，揭发弹劾裴延龄的欺诈妄为，士大夫因此敬重他。他任考功郎、吏部郎时，属下没有谁敢欺骗冒犯他；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与他同列，也从未被他列入考察选拔之中，所以遭人进谗而被贬。他任知制诰时，竭力为朋友申理冤屈，不把权臣放在眼里，又被进谗而外调。元和初年，婺州大旱，百姓饿死，户口损失了十分之七八；公在那里任职五年，便使当地恢复到原先完整富裕的状态。他按察弹劾群吏，奏报他们贪赃犯罪之事，使州部清明整肃，并加赐金鱼紫服。他在苏州任职时，治理成绩被称为第一。公每到一地，总是先访求对百姓有利有害的事情，决定哪些应废除、哪些应设置；关起门来起草奏章，又详细制定条令，与官吏约定把事情办理妥当；一旦发布施行，百姓无不拍手欢呼、喜悦称颂。有些事情起初似乎略有烦扰，但过了十天一年，人人都称便。他所写文章没有世俗气息，他所树立的功业和风范，几乎不是别人能够学习的。曾祖父讳玄暕，任比部员外郎；祖父讳景肃，任丹阳太守；父亲讳政，任襄州、邓州等州防御使、鄂州采访使，追赠工部尚书。尚书公娶先母渤海李氏，追赠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父的女儿为妻，有七个儿子：初、哲、贞、▯、泰、复、洄。初进士及第；哲文学都很好；其余年幼。长女婿刘仁师，任高陵令；次女婿李行脩，任尚书刑部员外郎。铭文说：气质锐利而坚强，又刚正而严肃，这是哲人的常态。爱护他人，竭尽自己的力量而不知疲倦，以此作为治理官事的准则。和朋友相处，顺和得像妇人一样。这样的德行多么光耀！墓上立有石碑，我把他的事迹汇集在这里，作为万世保存的铭文。唐朝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只是直叙其事，其中有讽刺和赞美之处，丝毫没有失实。公讳道古，字某，是曹成王的儿子。他的祖先王明，因为是太宗的儿子而被封为王；曹王绝嗣后，便又恢复封国，传五代到成王。成王讳臯，在建中、贞元年间立有功劳，因为才干很多，能够实行赏赐和诛罚而闻名。直到今天追数当时内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定在其中。公以进士科中第，进献文章三十卷，被授为校书郎、集贤学士，四次升迁至宗正丞。宪宗即位，选拔提升宗室成员，公升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又经选任为利州、随州、唐州、睦州刺史，升任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身份持节镇守黔中。元和十一年来朝，升任镇守鄂州；因鄂岳道军队会合平定淮西，凭功劳加授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征召授任宗正，转任左金吾卫将军。皇上即位后，因为他在先朝时曾相信妄人柳泌，认为柳泌能够烧炼水银制成不死药，便推荐了他。柳泌因此由平民被起用为刺史，事情没有成效，公被贬为循州司马。这年九月三日，公因病死在贬所，享年五十三岁。长庆元年，诏书说：“被降职而死的人，恢复其官职，以便安葬。”于是于当年某月某日葬在东都某县。公曾三次娶妻，原配韦氏，名脩；韦氏生子纮，纮中进士；有一个女儿，嫁给崔氏。夫人是隋朝雍州牧、郧公叔裕的五世孙，父亲士佺，任蓬山令。第二位妻子崔氏，名药，生绰、绍、绾三个儿子；女儿会，嫁给郑氏。第三位妻子毗夫人，父亲昭，曾任京兆尹。现在的夫人韦氏没有儿子，父亲光宪，任光禄卿。安葬依照古今礼制，将原配韦氏夫人附葬在公墓中，将第二位妻子崔氏夫人葬在墓域内的另一座墓中。公是宗室子弟，生来尊贵富裕，却能学习求问；凭科举中第取得声名，又善于谦下自处，以此结交豪杰。死后竟卖掉住宅来办理葬事。铭文说：大宗支派延续到今天，难道还会有封爵吗？当公的兄弟们还没有承继爵位时，又有人被迁往南方；年纪到了开始衰老的时候，谁被贬黜了还不能恢复？如今载着灵柩归葬海丰，路途遥远，距京畿绵延万里；我记下他一生的始终，以哀痛的文字为他表彰。这是为唐代已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董府君所撰写的墓志铭；董府君曾被除名，后被迁往封州。整顿防务。

译公讳溪，字惟深，是丞相、赠太师陇西恭惠公的第二个儿子。十九岁时通晓两部经书，参加有司考试中第。他沉稳厚重、精明敏捷，从未有过子弟的过失。宾客来拜访门下，他推举人才，侍立身旁的人没有不赞叹的。退下后再见到那些人，却淡然得像同他们毫无情分。太师认为他贤能而疼爱他，父子之间彼此视为知己。其他儿子虽贤能，也没有谁敢和他相比。太师多次任大官，达到宰相之位，致力于天下太平，始终遵守礼法，被称为名臣。早晚辅佐太师，大概也有赖于公。太师平定汴州时，年岁已高，公帮助他提挈纲纪、铲除荒乱瑕弊，使当地归于太和，这些都是他的功劳。他对囊箧中细小琐碎的事务也无不周密处理，没有遗漏，全靠公的功劳。上介、尚书左仆射陆公长源，年长太师一些，声望远超常人，听说公的作为后，常常举荐称赞他来告诫自己的儿子。杨凝、孟叔度凭才干德行闻名朝廷，等到来辅佐幕府时，登门请求结交，放下了自己所倚恃的身份。太师去世后，公才以秘书郎身份被选任为参军、京兆府法曹。他每天伏在台阶下，同京兆尹争论是非。京兆尹多次想贬黜他，后来见他一年中处理政务有成，便奏请任为司录参军，参与一府政务；因才能被授为尚书度支员外郎，升仓部郎中、万年令。恒州用兵时，公改任度支郎中，代理御史中丞，任粮料使。战争结束后，升任商州刺史。粮料吏中有因愤怒争执而互相牵连告发的人，事情牵涉到公，于是他被征召交付御史台审理。公不和这些官吏争辩，全部引咎服罪、承受污辱，因此被除名，迁徙到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于湘中，享年四十九岁。第二年皇太子被册立，有赦令，允许把他的灵柩运回安葬。他的儿子居中才奉丧归来。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县万安山下太师墓左，夫人郑氏附葬。公一共再娶，都是郑氏的女儿，共生六个孩子，四男二女。长子全，端正仁惠而早死；次子居中，喜好学习，善于写诗，张籍称赞他；次子从直，次子居敬，都还年幼。长女嫁给吴郡陆畅，幼女是后来夫人的孩子。公的同母弟全素，孝顺慈爱，友爱兄弟。公因事获罪，离开同僚官职回家。公去世到下葬期间，他哭泣三年，始终如同刚刚丧亲一样。大臣们推重他的品行，申奏任为太子舍人。将要下葬时，太子舍人与他的幼弟澥向太史氏韩愈请求墓志铭。韩愈于是为他作铭，文辞说：万物因为长久而衰败，有的又因碾压而毁坏；考察事物最终的归宿，哪里有彼此之分？由我造成的，我不能推诿；由上天造成的，既然如此，又是谁使它如此呢？唐朝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事实充实。公讳戎，字元夫。他的上代祖先懿，任晋安西将军，实际从他开始居住在河东。公的四世祖嗣汾阴公，讳德儒，任隋朝襄城郡书佐，死于任上。襄城有两个儿子，都很显贵，后代也很繁盛；长房势力较大，次房尤其兴盛，官做到邠州刺史。邠州刺史讳宝▯，有九个儿子，都有名位。他最小的儿子讳缣，任河南令，死于任上。河南令有四个儿子，长子讳同，死于湖州长史任上，追赠刑部尚书。尚书娶吴郡陆景融的女儿，有五个儿子，都有名声事迹。其中四人显达，公按兄弟次序是第二子。公仁孝慈爱、忠厚好学，不参加征召选举，沉浮于民间，不因事务劳累自己，把这看作可贵。常州刺史李衡调任江西观察使时说：“州中宾客很多，没有比元夫贤能的；我能和他一同前往就足够了。”于是立即任命公为府中属官。公没有推辞谦让，四十多岁才脱去布衣做官。李衡调任给事中，齐映从桂州因前任宰相的缘故代替李衡任江西观察使，公于是留下来辅佐齐映治理。齐映去世后，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相上表奏荐公；皇帝下诏让公与柳冕共事，公在柳冕幕府中任职，屡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柳冕让公代理泉州事务，柳冕文书中所列下达的事项有不妥之处，公总是加以纠正。柳冕憎恨他不同于自己，只是怀恨在心而没有发作。适逢马总因在郑滑府任属官时触犯权贵，被贬为泉州别驾，柳冕想迎合皇帝的意图，借此除掉马总，便让公查办并定他的罪。公叹息说：“您竟然这样对待我，我当初不愿做官，正是因为这种事情。”公不肯执行，柳冕于是大怒，把公囚禁在佛寺中，并把马总押送到狱中。事情传到远近，恰逢柳冕也患病将死，不得已把两人一同释放。柳冕死后，使者到朝廷奏请公任副使，又让公在浙东府任副使，转任侍御史。元和四年，征召授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升任河南令，历任衢州、湖州、常州刺史，所到之处都因廉洁正直、宽厚大度而著称，朝廷嘉奖他。某年授任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使。到任后，全部革除烦琐弊病，节省支出、减少征收，以致社会和谐、百姓富足。属下各州刺史能够自行治理，不受牵制，境内整年竟没有一件大事。公重视恩义，把俸禄全用来救济亲友的急难，有余钱便分发施舍；内外亲族无论亲疏远近，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因病离职，长庆元年九月庚申，到苏州后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讣告送到后，天子为他停止上朝，追赠左散骑常侍，派人前往吊祭，士大夫中有许多人互相吊唁。于当年十一月庚申，葬在河南偃师祖先的墓地，将韦氏夫人附葬于公墓。公一共娶过两位妻子：前夫人为京兆韦氏，后夫人为赵郡李氏，都已先于公去世。儿子两人，长子沂，次子洽；长子出生九岁，幼子已经七岁。女儿四人，都已经出嫁。韩愈既同公的几位兄弟友善，又曾代替公任河南令，主持公的葬事。因此公的弟弟、集贤殿学士、尚书刑部侍郎放托我作铭。铭文说：薛氏近代没有比公家更兴盛的，公这一辈兄弟五人，都有显著声名。公最初的志向是不让事务劳累自己；后来勉强随顺世事，也以身居高位为可贵，没有怨恨，没有恶意，内心以此自守。不能活满百年，哪里足以称为长寿？公本应有后代，如今已有两个幼子，愿神灵保佑他们成长。愿公享受宗庙祭祀。唐朝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琐碎而严密。

译公讳丹，字某，姓韦。六世祖孝宽仕于北周，立有功劳，因公而开创郧国公的封号。郧公的子孙世代担任大官，只有公的父亲政死于雒县丞任上，追赠虢州刺史。公早年丧父，跟随外甥孙向太师鲁公真卿学习，太师很喜爱他；公以明经科中第，被选授峡州远安县令，却把职位让给庶兄；后来入紫阁山跟随叔父熊学习五经，登科后历任校书郎、咸阳尉，佐助邠宁军。从监察御史任殿中侍御史，征召授任太子舍人，声名更加显著，升任起居郎。吴少诚承袭许州，公被授为河阳行军司马，尚未出发，吴少诚去世，改任驾部员外郎。新罗国王去世，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穿紫衣、佩金鱼袋前往吊祭，并册立其继承人。按照旧例，出使外国的人常常被赐给州县官十人，随使者把姓名上报，以便他们私下索取、私下会见官员。公将要出发时说：“我是天子的官吏，出使海外国家，若经费不足，应当上奏请求。哪里有卖官来收钱的道理？”于是详细上疏说明理由，皇帝认为他贤能，命有关部门供给经费。到郓州时，恰逢新罗报告所应当继立的国王已经去世，公返回后被授任容州刺史、容管经略招讨使。他开始修筑容州城，周长十三里，设置屯田二十四所，教化大为推行，诏令加授太中大夫。顺宗继位，授公为河南少尹；尚未到任，又授为郑滑行军司马。刚到襄阳，诏令授任谏议大夫。到任后，他每天议论政事而不阿谀，权臣也为他的正直声名所震慑，于是被称为有才能的大臣。刘辟反叛，包围梓州，诏令任公为东川节度使、御史大夫。公走到汉中，上疏说：“梓州正处于包围之中，守城将士正在竭力防守，不可以轻易更换主将。”皇帝召他回来参与商议蜀地事务。刘辟离开梓州后，公便把梓州让给高崇文，授任晋州、慈州、隰州等州观察防御使。由扶风县男进封武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将要赴任时，上奏说：“臣所治理的三州不是要害之地，不值得为了显示职权而使国家增加费用，不如把它们隶属于河东为好。”皇帝认为他忠诚。一年后，授任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把晋州、慈州、隰州隶属河东后，公到任便按人口领取俸钱，把其余钱交给官府；停止八州无事官员的俸禄，以聚集财力。他开始教百姓建造瓦房，从山中取材，召来陶工教人制陶，把木材和瓦集中在场地，估算费用制定价格，不取赢利。凡是从官府工程中取用木材、瓦片的，工程定价后由官府支付报酬；服从命令者免除一半赋税；逃亡尚未回归者，官府帮助他们建造房屋；贫困不能建造者，官府给他们钱，还运送粮食和浆水，亲自前往劝导他们。共建瓦房一万三千七百所，其中重楼房四千七百所。百姓不再遭受火灾，担忧暑热和潮湿时，就登上高处居住；另行命令设置南北两市，营建各军营。遇到旱灾、种子不能入土时，便招募百姓参加工程，给他们丰厚的工钱，并供给食物。工程完成后，百姓不再受饥饿困扰。修筑长街，南北连接两座军营，东西长七里。百姓清除污秽，空气逐渐恢复清新。修建南昌县，把马厩迁到高地，利用废弃的仓库和大屋，马匹因而不再接连死亡。第二年修筑堤坝抵御江水，长十二里，疏通设置斗门以排泄积水。公离任的第二年，江水涨到与堤坝齐平，老幼哭泣思念他说：“没有这道堤坝，我们的尸体恐怕已经随水流入大海了。”灌溉池塘五百九十八处，得到良田一万二千顷。凡是为百姓除害兴利，他就像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一样。任职江西八州三年，没有一件便民的事遗漏。大事就是这样，小事可以略去。后来有一个违反命令、依法应当处死的人，公不忍果断杖杀，只把他遣送离开。有人上书告发公违法若干条。朝廷当时正积极整治政务，又认为公是有声名、有才能的臣子，治理功绩闻名天下；如果不为他辨明，公将蒙受污垢，于是下诏罢免他的官职，留在江西等待查辨。使者一个多月后还未到，公因病去世。使者到达后进行查辨，凡是那个罪犯所告发的若干事情，全都没有丝毫实情。诏令杖打那个罪犯一百下，流放到岭南。公的声誉更加显明。享年五十八岁，于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去世。公乐于施舍，家中没有剩余财产。从校书郎做到观察使，前面有官吏士卒簇拥着在七州刺史之间行走；但同宾客相处仍像布衣时一样，始终保持谦下自持而不改变。娶清河崔氏，崔氏是已故支江令讽的女儿、某官某的孙女。生有儿子寘，十五岁，明经科中第，继承他的家业。后夫人为兰陵萧氏，是中书令华的孙女、殿中侍御史恒的女儿，也先于公去世。有一个女儿。公共有若干儿子、若干女儿。第二年七月壬寅，随葬于万年县少陵原。将要下葬时，他的属官东平人吕宗礼和他的儿子寘商议说：“我们公应当得到一篇正直而不浮华、能够流传后世的墓志，这样就确实不朽了。”寘来请我作铭。铭文说：武阳郡公最初在太师门下受学，又把官职让给兄长，自我要求严格而毫不迟疑；在紫阁山勤奋学习，以谦下自处来不断求益，可以说是有根源的人，最终一生没有过失。为人谦恭诚实，做官刚强有为。到了江西任职，功德都已完成；在盛名之下独自立身很难，经过辨明反而更加清白。连仇敌也为之叹服，墓前立碑，彰明他的美德，所以把铭文收入墓中，以此铭记公的坟墓。《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明代茅坤撰写。《昌黎文钞》卷十四。墓志铭。唐朝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墓志中没有其他叙述，唯独指出采药、煮炼黄金这一件事。文章旨意清淡舒展，意味隽永。君讳某，字某，是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某的儿子，赠太子洗马某的孙子。家世代学习儒学和词章。兄弟三人，都继承父祖的学业，参加进士科考试。唯独君不愿随俗做事，喜欢放任自适。父亲中丞去世，服丧三年后，他与弟弟中行分别时说：“你既然能够自我敬慎勤勉，继承先人的美好事业，考中进士，继续传扬声名，成就宗族，只有承担职务、完成功业才算孝子，关键在于不要懈怠。我遗憾自己已经来不及了；假使今天还能得到这些，也不足以自我宽解。我听说南方有许多水银、丹砂和其他奇药，可以煎炼成黄金，服食后能够长生不死。现在你若答应我的请求，我就立即离开。”于是越过山岭险隘，向南方出发。药材昂贵而无法得到，便求见容帅。容帅将要说：“如果你能为我办事，我一天之内就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得到药物后按方试验，结果没有效验，便说：“药方是好的，只是我炼制得还不到位罢了。”他留在那里三年，药物始终不能炼成黄金，但辅佐容帅把政务办成，因功劳两次升迁为监察御史。容帅调任桂州，他也跟随前往。容帅因事获罪被免职，君代理其职，历经三时，夷人都称便。新任主帅将要上奏他的功劳，君却离开了。南海马大夫派使者对君说：“幸好事情还可以办成，我们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君虽然更加厌恶这种事情，但不能没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于是到了南海；不久最终在那里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儿子名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葬在河南某县某乡某村，附葬于祖先墓地。当时中行任尚书兵部郎，是著名人物，又同我交好，请我作铭。铭文说：唉！只有君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追求，务求其中没有弊病；耗尽精神，舍弃余生，以此向世人求取名声，摆脱外在牵累，珍重自身，询问后世之事，写下这篇墓志。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语言多有跌宕起伏。孔子之后第三十八世，有一位后孙名戣，字君严，事奉唐朝，任尚书左丞，享年七十三岁，三次上书请求离职。天子任命他为礼部尚书，让他终身享受俸禄，却不敢再用政务烦劳他。吏部侍郎韩愈一向认为他有才能，对他说：“公还很强健，皇上三次挽留，为什么要离职呢？”孔戣果断地说：“我怎敢要求君主呢？我年纪到了七十，一条理由就足以离职。我任左丞，不能决定郎官的升降进退，只能听从宰相，这又是一条应当离职的理由。”韩愈又说：“古代年老退居乡里的官员，是要自我安逸而不是自我困苦；乡里的井、田、住宅都还在，亲戚中没有做官的和疲倦归来的人，不在东边田间就在北边道路，可以拄杖穿鞋往来。如今情况不同，公和谁居住呢？况且公虽然尊贵，却没有留下资财，回去靠什么呢？”孔戣说：“我已有两条应当离职的理由，还顾虑你的话做什么！”韩愈当面叹息说：“公在这件事上比常人贤明得多。”第二天韩愈上疏说：“臣与孔戣同在南省，曾多次相见。戣为人守节清苦，议论正直公平，年纪刚满七十，筋力、耳目还没有感到衰老；他忧虑国家而忘却家庭，用心极其周到。像戣这样的人在朝廷不过三两个，陛下不应当姑且顺从他的请求，而不留下他辅助自己。”皇帝没有答复。第二年长庆四年正月己未，公七十四岁，在家中告病去世，追赠兵部尚书。公起初以进士身份辅佐三府，官做到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因大理正一职被征召，屡次升迁为江州刺史、谏议大夫；凡有损害正道的事情，没有不发言的。加授皇太子侍读，改任给事中。他上言京兆尹阿谀放纵罪人，诏令扣除京兆尹三个月俸禄。代理尚书右丞，第二年正式授任右丞，改任华州刺史。明州每年进贡海虫、淡菜、蛤蚶等可食之物，从海边运到京师，沿途水陆转运夫役，逐年累计要用四十三万六千人；公上疏请求罢除这项贡运。下邽令鞭打外地来查按的小儿，将他拘入御史台狱中，公上疏为他申理，诏令释放下邽令，却把华州刺史改授为大理卿。元和十二年，公由国子祭酒授任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等使约定征收足额，境内各州欠钱达到二百万，公全部免除，不再收取。外国船舶到达泊步时，有下碇税；刚到时又有检阅货物的宴会，犀牛角、珍珠等堆积陈列，贿赂甚至送到仆役手中，公全部革除。远海商人有死在本地的，官府将其货物收藏，满三个月没有妻子儿女来请求，便全部没收。公说：“海路往返以年计算，怎么能拘泥于三个月？只要有凭证的，全部推究查明后交还给他们，不限期限。” 他提高远近各地守宰的俸禄，却严格执行法令。岭南把人口当作货物，在荒僻险阻之处，父子被捆绑起来卖作奴隶，公一律禁止。有随从公办事的官吏私自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公没有声张；官府中有人因此争讼，公召来将他杀掉。山谷中的各个黄姓部落世代聚集为豪强，观察官吏对待他们厚薄、缓急，时而反叛，时而归顺。桂管、容管认为掳掠他们有利，请求合兵讨伐，希望一旦立功便有所指取。当时天子正凭武力平定淮西、河南北，执政者把攻破各黄部落看作同类功劳，天子起初也同意帮助他们。公多次说：“对远方之人逼迫过急，他们就会爱惜性命，聚集起来作乱；放缓处置，他们就会彼此怨恨而离散。这些人如同禽兽，只能同他们计较利害，不足以同他们讲论是非。”天子听从了他的意见，先前所说的军队于是收回江西、岳鄂、湖南、岭南。适逢容管、桂管的官吏自行出兵讨伐，他们被雾露毒害，尸体相互枕藉而死，一百人中没有一个回来。安南趁势杀死都防李象古、桂管将领裴行立、容管将领阳旻，最终都没有功劳，几个月后自行死去。岭南人心喧扰，祠部每年下令广州祭祀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在海口，任广州刺史的人都害怕前往，自己不去祭祀，常常称病，命属官代替。只有公每年亲自前往，官吏刻石作诗赞美他。元和十五年升任尚书吏部侍郎。公北归时，没有携带南方物产，奴婢名册也没有增加一个人。长庆元年改任右散骑常侍，第二年任尚书左丞。曾祖父讳务本，任沧州东光令；祖父讳如珪，任海州司户参军，追赠尚书工部郎中；皇考讳岑，曾任秘书省著作佐郎，追赠尚书左仆射。公的夫人是京兆韦氏，父亲种，任大理评事。有四个儿子：长子温质，任四门博士；遵儒、遵宪、温裕，都中明经科。女儿长女嫁中书舍人平阳人路隋，幼女还小。公有兄弟五人：载、戡、戢、戵，公按次序为第二。公去世时，戢从湖南入朝任少府监。这年八月甲申，戢和公的儿子把公葬在河南河阴广武原，位于先公仆射墓的左边。铭文说：孔氏传到第三十八世，我见到了他的孙子：头发斑白，身材高大，少言少笑；他的风范还很像先人，没有人能同他相比。至于他的德行实在很多，请考察我写下的文章。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简约而有法度。

译君讳洪，字濬川，他的先祖姓乌石兰。九代祖猛，起初跟随拓跋氏进入夏地，居住在河南，于是去掉“乌”和“兰”，只姓石氏，官位做到大司空。后来传七代到行褒，官做到易州刺史，是君的曾祖。易州生婺州金华令，讳怀一，死后葬在洛阳北山。金华令生君的父亲，讳平，任太子家令，葬在金华墓地东边，尚书水部郎刘复为他作了墓志。君七岁时母亲去世，九岁时父亲去世，却能够努力学习、修养品行。被任为黄州录事参军时，他没有做官，退居东都洛水之上十多年，品行日益修养，学问日益精进，交游日益亲附，声名传遍四海。故相国郑余庆留守东都，上奏说石洪可以执掌史笔。李建任御史，崔周祯任补阙，都举荐他，并把宣州、歙州、池州的使职以及浙东使的属官职位让给他，交相发文任命君为从事。河阳节度乌大夫重▯曾先带着礼物到君门下，因此为河阳求得辅佐河阳军的官吏；治理百姓宽缓，考功奏报说从事中唯独君在天下排名第一。元和六年，诏令下达河南，征召授任京兆昭应尉，校理集贤院御书。第二年六月甲午，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娶彭城刘氏之女，她是故相国晏的兄长的孙女。生有两个儿子，八岁者名壬，四岁者名申；女儿两个。临终时说：“葬在死去的地方。”七月甲申，葬于万年县白鹿原。病重后，他对与自己交游的韩愈说：“请你为我作铭。”铭文说：生命的诞生艰难，成就事业也艰难；仿佛有所作为，却在这里停止了。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才华俊逸，兴致超然。君讳群，字▯之，世代是荥阳人。他的祖先在元魏时有人获得襄城公的假封，子孙于是用这个称号来区别自己。曾祖匡时，任晋州霍邑令；祖父千寻，任彭州九陇丞；父亲迪，任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独孤氏，生两个儿子，君是幼子。因进士科选拔，吏部考功试判列为上等，授任正字。从鄠县尉升任监察御史，辅佐鄂岳使裴均；裴均任江陵时，君以殿中侍御史身份辅佐其军。裴均被征召时，君升任虞部员外郎。裴均镇守襄阳，又任君为襄府左司马、刑部员外郎，辅佐其支度使事务。裴均去世，李夷简接替他，仍因旧职留下君一年多；君被授为复州刺史，升任祠部郎中。适逢衢州没有刺史，正要选人，君愿意前往，宰相便按照诏令让君治理衢州五年，又入朝任库部郎中。行至扬州时得病，停留一个多月，于长庆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岁。便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随葬于郑州广武原祖先墓地。君天性和乐，居家侍奉亲人、对待交游朋友，始终保持一颗真心，从未改变节操。遇到事情有缓急，处理曲直、亲疏、厚薄，即便交往有疏有密，他也不因此表现得过分亲热，也不采取孤高决绝的行为。俸禄一进家门，便和他所遇到的朋友一起吹笙弹筝、饮酒歌舞、诙谐调笑、醉后呼喊，连日连夜也不厌倦；花费完了就不再过问，有时还分给别人带走，丝毫不爱惜，不为后日留下半点资财。遇到家中空乏而客人来访时，便清坐相对，有时整天不能置办饭食；客人与主人各自告退，也不互相道谢。和他交游的人，从少年到老年，从未见过他的言语神色有忧愁叹息的样子，难道他就是列御寇、庄周所说的接近大道的人吗？他做官守身，又极其谨慎，不犯过失。离任后百姓思念他，死后亲友也没有怨恨议论，哭泣时人人悲哀，这又是值得称许的地方。起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韦肇的女儿，生二女一子：长女嫁京兆韦词，次女嫁兰陵萧儹。后来娶河南少尹、赵郡李则的女儿，生一女二子。其余男孩二人、女孩四人，都还年幼。嗣子退思，是韦氏所生。铭文说：再次以文章声名显达，仕途通达，辅佐三府治理政务，功绩蔚然；任郎官、郡守，更加显著清白，通透明澈而浑厚质朴，没有瑕疵；谪居甲子之年终了一生，返回幽冥之宅。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篇中特别叙述世系，以及授官、爵位、去世年月日和葬地；篇末叙述品行事迹，并虚构景象。公讳复，字茂绍，河东人。曾大父元简，任大理正；大父旷，任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父亲虬，因为有气概谋略、敢于进谏，任谏议大夫。他引导皇帝纠正重大疑难之事，深受宠信；代宗朝多次辞官，不肯接受任命，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公参加贤良科，授任同官尉。仆射、南阳公在徐州开府，召公任掌书记，三次升迁至侍御史。入朝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屡次升迁至刑部郎中。因病改任河南少尹，乘车到任数日便去世。实为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岁。夫人博陵崔氏，是少府监颋的女儿。儿子三人：璟、质都已成年；幼子刚六岁，名充郎。择定葬期为公去世当年四月壬寅，于是当天葬在东都芒山之阴杜翟村。公幼年便有文才，十四岁时献上《时雨诗》，代宗认为他有才能，将召入任翰林学士。尚书公请求免除任命说：“希望让他完成学业。”母亲去世服丧时，皇帝派人临门吊唁，又下诏对尚书公说：“父亲忠诚，儿子果然孝顺，我要加以赏赐来勉励天下人。服完丧期后，一定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公在徐州府任职时勤勉而有功劳，在朝廷则以恭谨节俭守住本职。居丧期间必定有声誉，等候并以良好教诲对待各位弟弟；收容寡居的妹妹，抚养孤单的外甥，能够区别对待而又施以恩惠。他历任十一种官职，却在京城没有住宅，在乡野没有田地，也没有留下资产来办理葬事；这就足以为他作铭了。铭文说：裴氏是显贵姓族，进入唐朝后尤其兴盛，支派分开、族人离散，各自成为大家。唯独公这一支，德行高尚而官位不高；子孙相继，声名世代延续。晋阳的风采，和乐恭敬；没有外心，没有私意，年幼和壮年始终如一。为什么寿命不能长久，俸禄不能丰厚？都说一定会有后代，这话又确实应验了吗？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文章富有生气。

译张君名彻，字某，因进士科屡次升迁至范阳府监察御史。长庆元年，现任牛宰相任御史中丞，上奏把君列入御史选拔名单，诏令立即任命他为御史。范阳府舍不得他，却不敢留，遣送他赴任；又秘密上奏说，幽州将领父子相继不接受朝廷选任，而且时间已久，如今新收归的臣子又刚到任，势单力薄、胆怯，需要有力的辅佐才能成功。走到半路，诏令把君召回，仍升任殿中侍御史，加赐朱衣、银鱼袋。到任数日，军队发生叛乱，士兵怨恨本府从事，把他们全部杀死，囚禁主帅，并且相互约定：“张御史是长者，不要侮辱、逼迫他；这件事不必杀他，把他安置在主帅居住的地方。”过了一个多月，听说有中贵人从京师到来，君对主帅说：“您不要辜负这片土地，皇上的使者到了，可以趁机请求会见，自行申辩，幸许能够脱免。”回去后便推门要求出去，守门人把这件事告诉首领，首领和同党都惊骇说：“一定是张御史！张御史忠义，一定会替主帅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和其他人；不如把他迁到别馆。”于是和众人一起把君放出。君出门后骂众人说：“你们怎么敢反叛！前些日子吴元济在东市被斩，昨天李师道在军中被斩，同谋作恶者的父母妻子都被屠杀，尸肉拿去喂狗和鹰鸱，你们怎么敢反叛！” “你们怎么敢反叛！”他一边走一边辱骂，众人害怕并厌恶他的话，不忍听下去，又担心发生变故，便把君打死。君直到临死，口中仍不停地辱骂。众人都说：“义士！义士！”有人把他的尸体收殓埋葬，等待事情上报。天子认为他壮烈，追赠给事中。他的朋友侯云长辅佐郓州使，向主帅马仆射请求，在军中为他寻找与君旧日相识的人，找到张恭、李元实二人，让他们带着财物前去请求。范阳人认为君有义，便把遗体送还，并上报朝廷。诏令所在州县供给船只、车辆和驿传，把遗体送回他的家乡，又赏赐钱物办理葬事。长庆四年四月某日，他的妻子儿女把君的灵柩葬在某州某处。君的弟弟复也是进士，辅佐汴宋，得病后发生变化，神志失常，惊惧而反复无常。君有空便亲自查看他的衣被厚薄，按时节控制他的饮食，亲自用匙筷喂养他，并禁止家人不许高声说话。给他服用的药物，多是空青、雄黄等奇异药剂，花费达到十几万；操持治疗，勤劳繁重，全都亲自经手，不假手于他人，而自家贫困，妻子儿女常常面带饥色。祖父某，任某官；父亲某，任某官；妻子韩氏，是礼部郎中某的孙女、汴州开封尉某的女儿，是我的叔父的孙女。君曾跟随我学习，在诸生中选取后嫁给他；她孝顺恭敬、品行端正，众女儿都仿效她的行为。儿子若干人，名某；女儿名某。铭文说：唉，张彻啊！世人都羡慕并顾念你的高尚品行，你是如此显赫；你忍住声音、默默忍受而求生，独自割舍一切；因为不愿同那些不清白的人为伍，所以洁白如玉雪。你把仁义当作武器，使用它而从不折损；知道死去也不能失去名声，因而得到勇猛刚烈的力量；在昏暗和光明之中都申明自己的志节，没有人能够夺走它。我作铭来使它永贞不朽，也使不肖之人受到责骂。考功员外卢君墓铭。篇中并非全是虚写景物，主旨只是把李栖筠征召他入幕任从事作为叙事依据。我的族兄、已故起居舍人韩君，凭道德和文章在当时受到全世敬重。他有四位朋友，其中一位是范阳卢东美君，年少时尚未出仕，都居住在江淮之间，天下士大夫称他们为“四夔”。有人认为，他们的道义可以和古代的夔、皋陶相提并论，所以这样称呼。也有人说，夔曾经做过宰相，世人所说的“相夔四人”，是指他们虽居家未仕，天下人却认为他们可以做宰相，所以这样称呼。大历初年，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出任浙西观察使。当时中原刚刚摆脱战乱，许多士人避居江淮之间；有些人曾任显官、获得声名而终老，因此自命不凡的人数以千百计。李大夫不肯任用他们，唯独有一天早晨穿着朝服，带着骑吏进入下层民居，请见卢君。卢君当时刚开始戴冠，通晓《诗经》《尚书》等经书，天天和同伴讲论周公、孔子的道理，互相切磋磨砺，沉浸其中，悠然嬉游，没有停止。他的作为本来就是为了成就人的志意；等到他起身跟随李大夫后，天下不认识卢君的人，只惊异李大夫用人一向不同寻常，认为他一定选中了真正的人才；认识卢君的人，则说卢君跟随别人也不是他平常的操守，必定是因为对方值得他追随。后来卢君任太常博士、监察御史、河南府司录、考功员外郎，年纪若干岁去世。他在任时都能履行职务。他的夫人姓李，是陇西人；卢君在世时，她作为妻子，始终具有君子的妇德，没有违背德行。卢君去世后，他的夫人教导子女，完全合乎为母之道；比卢君晚二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将要把他们合葬时，卢君的儿子畅命令他的儿子立说：“你祖父的德行功业，没有不为人所知的；但能够详尽而可信地叙述它的，应该没有谁比得上我们先人的朋友。先人的朋友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只有起居舍人韩丈的弟弟韩愈，能写古文，又继承了他的家学，他一定能叙述你祖父的事业。你去请他写墓志铭吧。”立于是奉父亲之命奔走前来告诉我。我对他说：“你来请我，是合适的；但你祖父的事迹，不是一两件就能举尽的。况且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他的生前，也未能从祖父那里详尽了解他。最大的依据，莫过于众人对他的推许；观察推许他的人多还是少，就可以审察他的德行了。你祖父未出仕而居家时，天下士大夫认为他可以和古代的夔、皋陶相提并论，而且可以做宰相，他的德行不是很高大吗？他讲论周公、孔子的道理，以此为乐而不以从事世俗事务为乐；得到值得追随的人，便不择内外而跟随；奋然而起，进退都合乎义理，这不是已经合乎道义了吗？墓志铭这样写，就可以给当今和后世的人看了。”立拜手说道：“是，是。”卢君的祖父子舆，任濮州濮阳县令；父亲同，任舒州望江县令。卢夫人的祖父延宗，任郓州司马；父亲进成，任鄜州洛交县令。儿子三人：畅、申、易。女儿三人，都已嫁给士人为妻。墓在河南缑氏县梁国原，年月日是元和二年二月十日。《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韩愈与李翺交情深厚、彼此知己，却只这样简略地叙述了他祖父的墓志。

译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日，陇西李翺把他的皇祖父、贝州司法参军李楚金和皇祖母、清河崔氏夫人合葬在汴州开封县某里。昌黎韩愈记述他们的世系，撰写他们的德行，以此记录他们的葬事。他们的世系是：从梁武昭王传六代到司空；司空之后两代，出了刺史清渊侯。从清渊侯到贝州司法参军，共五代。他们的德行是：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行为不敢有丝毫越出；他的夫人侍奉嫂嫂如同侍奉婆母，在家中不敢擅自专断。李君在贝州任职时，刺史不得民心，将要离任，百姓相继喧哗，手拿瓦石，等候他出门并准备攻击他。刺史藏起来不敢出来，州县官吏从别驾以下也不敢禁止。司法君奋然说道：“怎么敢这样！”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小吏，拿着兵器出门，竖起木牌写道：“刺史出行，百姓有敢观看的，杀无赦。”木牌下的百姓听见后都惊惧不已，互相告知，纷纷散去。后来刺史到任后，李君被提升任用为贝州官员；因此，李翺隆重办理了他的葬事。又记道：李翺调任贝州后，李君的灵柩仍在贝州，暂厝于开封，后来又把夫人的灵柩迁往楚州。八月辛亥日抵达开封，丁巳日开圹，九月辛酉日修坟，丁卯日下葬。人们都说李氏是世代簪缨之家。清渊侯以后五代人仕途都不顺，积蓄的才德一定会发达；等到它兴起时，难道会很盛大吗？过了四十年，他哥哥的儿子李衡才做到户部侍郎；李君的四个儿子，官职又很低。李翺是他的孙子，有道德而且很有文才，家族的兴盛大概就在他身上了。《孔司勲墓志铭》“司勲”是追赠的官职；墓志开头称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有一位贤能的辅佐孔君，是因为孔戡始终在卢从史幕府中任职。全篇只叙述这一件事。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有一位贤能的辅佐，姓孔，名戡，字君胜。卢从史违法乱纪，孔君暗中劝谏，他不听从，孔君便在防地直言斥责他。卢从史感到羞惭，脸和脖子涨得通红，低头屏息，不敢说一句话；他还要站着与孔君争论，要求孔君替他改换奏章文辞，前后这样的情形有几十次。孔君便向卢从史讲说古今君臣父子的道理：顺从正道就能获得福禄，违逆正道就会遭受危辱，甚至被诛杀。他说：“您应该做那样的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人。”卢从史常常竖起耳朵听，气喘流汗。过了五六年，他更加骄横，甚至说出悖逆的话。孔君争辩时面色不改，于是把幕府中的从事全部召来，空着一座府署去和卢从史争论。卢从史虽然羞惭退让，恶行却更加严重。孔君哭着对同僚说：“我的作为到这里已经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于是借病辞职，离开卢从史，躺卧在东都城东；饮酒、进食、歌舞伎乐等宴饮，他都不参加。当时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

译凡是议论适合在天子身边任职的士人，大家都说：“孔君，孔君。” 防地的宰相李公镇守扬州时，首先上奏请求起用孔君，但孔君仍卧病不起，不肯应召。卢从史读到诏书，说：“这就是舍弃我而跟从别人吗？”随即捏造罪名上奏，说孔君从前在军中有某件事。皇上说：“我知道这件事。”卢从史连续上奏三次，皇上才任命孔君为卫尉丞、分司东都。诏书刚下，门下省给事中吕元膺把诏书封还。皇上派人对吕君说：“我难道不知道孔戡吗？我正要任用他。”第二年，即元和五年正月，孔君将要到临汝温泉沐浴，壬子日到达临汝县，吃饭时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公卿大夫和士人在朝廷相互吊唁，处士们也在家中相互吊唁。孔君去世九十六天后，诏令捆绑卢从史押送到京城，以违抗命令之罪把他流放到日南。于是下诏追赠孔君尚书司勲员外郎，大概是采用了过去本想授予他的官职，以此肯定他的志向。这年八月甲申日，他陪葬于河南河阴县广武原。孔君对行义像嗜好欲望一样热切，勇敢而不顾前后；对于财利和俸禄，却畏惧躲避、退居自守，像怯懦的人一样。他起初考中进士，从金吾卫录事任大理评事，辅佐昭义军。军帅去世，卢从史从本军将领中替代为统帅，请求孔君说：“我卢从史是从这支军队的行伍中起家的，幕府中只有您对我没有丝毫私心。您如果肯留下，一切都听凭您的愿望。” 孔君不得已留下了一年；卢从史又上奏，使他从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卢从史起初听从他的意见，得以避免败亡；后来不再听信，恶名更加传播，孔君弃他而去，卢从史于是败亡。祖父某某，追赠某官；父亲某某，追赠某官。孔君最初娶弘农杨氏之女，杨氏去世后又娶她舅父、宋州刺史京兆韦屺的女儿，两位夫人都具有妇德。共生一男四女，都还年幼。前夫人陪葬在舅姑的墓地；占卜者说：“今年还不能祔葬。”于是没有按照占卜者的话祔葬。孔君的母兄孔戣，任尚书兵部员外郎；母弟孔戢，任殿中侍御史，都以文章和品行著称。朝廷将要安葬孔君，便把韦夫人的弟弟、前进士韦楚材所写的行状交给韩愈，说：“请为他写墓志铭。”铭文说：孔君是坚守正义的人，这里就是他的墓藏；经过千万年，也不许有人毁坏损伤。考订：附在墓志之前的文字说明了前夫人没有祔葬舅姑的原因和墓地次序，却没有详细说明她与司勲合葬的地点，实在无法弄清。《李元宾墓铭》这篇墓志只谨慎记载官爵以及去世、下葬的月份和日期；至于品行义节，则含蓄地寄托在铭文中。李观，字元宾，他的祖先是陇西人。后来才从江东来到这里。二十四岁考中进士，三年后登进士上第；又参加博学宏辞科，得到太子校书的官职。一年后，二十九岁时，客死京师。入殓三天后，朋友博陵人崔弘礼把他葬在国都东门外七里，乡名庆义，原名嵩原。朋友韩愈书写碑石来记载这件事，铭辞说：“唉！元宾所谓长寿，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所谓夭折，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值得厌恶的。活着却没有得到善终，谁说他长寿？死后却永不朽灭，谁说他夭折？唉！元宾的才华高出当世，品行又超越古人。唉！元宾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 唐荆川说：“这也是一种变体。李观本是文章之士，又是韩公的朋友，不知韩公为什么把他的墓志写得如此简略。”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意态疏宕，写得多有奇气。王君名适，姓王，喜爱读书，胸怀奇才而意气不凡，不肯跟在人后。参加科举选拔时，他看见有功业可以寻求、有名节可以建立，却因没有资历和地位而困顿，不能凭自己出头，于是向各位公卿贵人求助，借助他们的声势。公卿贵人一旦志得意满，都喜欢听熟软媚人的话，不喜欢听新奇直率的言论；一见到他，往往就告诫守门人拒绝他。德宗即位之初，以四科招募天下士人，王君笑着说：“这不是我的时机吗？”于是带着自己的文章，沿途歌吟，赶赴直言极谏科考试。到了之后，对答惊人，却没有中第，处境更加困窘。过了很久，他听说金吾李将军年轻而喜欢办事，可以撼动，于是小心地走到门前通报：“天下奇男子王适，希望见将军陈述事情。”一见面谈得投合，便往来于李将军门下。卢从史担任昭义节度使后，气焰嚣张，把法度视如奴仆；士人想听到毫无顾忌的高论，有人把王君平生的情况告诉他，他便派使者来招致王君，说：“狂妄小子，不足以共事。”王君当即拒绝使者。李将军因此待他更加优厚，上奏任命他为卫胄曹参军，充任引驾仗判官，完全采用他的意见。李将军调任凤翔节度使，王君随他前往，改试任大理评事，代理监察御史，任观察判官，清除弊病、解决民众疾苦，百姓因此得到休养生息。住了一年多，他似乎有些不快乐，一天突然载着妻子儿女进入阌乡南山，不再顾及其他。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每天写信问候他；但既然不能强行起用，也就没有立即推荐他。第二年九月，他生病后由车载着医生回到京师，于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十一月某日，立即葬在京城西南长安县境内。曾祖父爽，任洪州武宁令；祖父微，任右卫骑曹参军；父亲嵩，任苏州昆山丞；妻子是上谷侯氏，处士侯高的女儿。侯高本是奇士，自比伊尹、太师，世上却没有人能任用他。我的话两次被试用为吏，他两次发怒离去，最后发狂投江而死。当初侯处士准备嫁女儿时，告诫说：“我因为性情不合而困穷，只有这一个女儿，怜惜她，一定要嫁给做官的人，不能嫁给平庸子弟。”王君说：“我寻求妻家很久了，只有这位老人合我的心意，况且听说他的女儿贤淑，不能错过。”于是哄骗媒婆说：“我已经明经及第，马上就要候选做官，是官人；侯翁的女儿幸而可以嫁给我。如果能让老人答应，我愿送给媒婆一百金作为谢礼。”媒婆答应后告诉侯翁，侯翁说：“果真是官人吗？把文书拿来。”王君无计可施，只好吐露实情。媒婆说：“不用忧虑，老人不会怀疑别人欺骗我；找一卷大致像告身的文书，我把它藏在袖中带去。老人看见后未必会拿来细看，幸好听我按这个计谋行事。” 侯翁远远看见文书，媒婆把它含在袖中，他果然相信而不怀疑，说：“够了。”便把女儿嫁给了王氏。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儿子三岁时夭折，长女嫁给亳州永城县尉姚挺；小女才十岁。铭文说：鼎不能用来支撑车子，马也不能派去看守门户。佩戴美玉、穿着长衣，不适合快步奔走。只取决于是否遇到机缘，不取决于人的聪明或愚拙。若不能合于时宜，即使胸有才学，也无法消除怨恨。凿刻石碑，埋下这些铭辞，用来排列在幽暗的墓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五 明代茅坤编撰 《昌黎文钞》卷十五 墓志、碑碣、铭文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按照生平和旧交来写墓志，最为悲凉，令人流泪。马君名继祖，是司徒、追赠太师的北平庄武王之孙，少府监、追赠太子少傅马畅之子。他四岁时，凭借门荫功劳授任太子舍人。经过三十四年，五次升迁做到殿中少监。三十七岁去世，有八个儿子、两个女儿。当初我刚加冠，参加进士贡举，住在京师，贫困得不能自立，因为是故人的幼弟，便到马前拜见北平王。北平王询问后怜悯我，于是让我到安邑里宅第相见。他怜惜我寒冷饥饿，赐给我食物和衣服，又召来两个儿子，让他们为我作主人。他的小儿子待我尤其深厚，就是后来追赠太子少傅的少府监。当时乳母抱着幼子站在旁边，眉眼如画，头发漆黑，肌肤洁白如玉，令人想起殿中少监君。那时我在北亭见到北平王，觉得他仍像高山深林、巨谷深壑，龙虎变化不可测，是个杰出魁伟的人物。退下来见少傅，又觉得他像翠竹碧梧、鸾鸟鸿鹄停立其间，是能够守成继业的人。那个幼子美好娟秀、安静清雅，像佩戴着瑶环瑜珥、兰芽初生，确实配得上他家的孩子。后来过了四五年，我考中进士，离开京师向东游历，在旅舍哭吊北平王。又过了十五六年，我任尚书都官郎，分司东都，而少傅分府去世，我哭吊他。又过了十多年，直到今天，我又哭吊少监。唉！我还没有衰老，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四十年，却在人世间哭吊了他们祖、子、孙三代，这是什么世道啊？人们想长久不死、一直观看自己处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什么呢？唐荆川说：“这是欧阳修、黄梦升、张应之等人这类作品的始祖。”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直截叙述。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虚中，字常容。他的十一世祖李冲，是显贵的拓跋氏后裔。世伯父李恽，任河南温县尉，娶陈留太守薛江童的女儿，生了六个儿子。李君是最后出生的，父母非常疼爱他。他年少长大后喜爱学习，学问无所不通，尤其精通五行之书。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所对应的日辰、地支、天干，以及它们相生、相胜、衰、死、旺、相的情况，斟酌推算人的寿夭、贵贱、利弊，往往预先推定其年时，百次中很少有一两次不准。他的学说浩瀚深奥而优美，关节脉络层层展开，千头万绪，交错反复出现。前来学习、想传承他方法的人，开始似乎可以取得，最终却还是失之。掌管星历的官员和老于历法的人，没有谁能和他校验得失。进士及第后，参加书判考试列入等第，补任秘书省正字。因母丧离官，服丧期满后，选补太子校书。河南尹上奏，授任伊阙尉，佐理水陆转运事务；恰逢宰相郑余庆继任河南尹，又以李公为转运佐吏，和原职一样。宰相武元衡出任剑南节度使时，上奏请求调取他任观察推官，授任监察御史。不久，御史台上疏说他的品行才能很高，不应任用在外府，皇帝于是下诏授他为正式御史。半年后分掌东都御史台事务，升任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诏令征召他回京；到京后，宰相想奏明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过了一个月，他背上生了毒疮。六月乙酉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这年十月戊申日，葬在河南洛阳县，距离他祖父渑池县令府君的客葬墓十里。李君兄弟六人，先于他去世的有四人。其中一人曾任郑州荥泽县尉，相信道士长生不死的说法；辞官后，完全不经营人世事务。四门之内那位寡妻孤儿，以及荥泽县尉妻儿的衣食和一切所需，都由李君供给。从他最初任伊阙尉、佐理河南水陆运使起，调任两使历经七年都没有离开，正是为了供给和抚养他们。等到他从蜀地回来，和他同辈的人都成了御史，乐于留在朝廷求取升进，唯独李君惦念寡嫂幼侄，请求分司东都。唉！他的仁爱是多么深厚啊！李君也喜欢道士的说法，在蜀地得到秘方，能够用水银炼成黄金，便服食它，希望果真可以不死。他将要病重时，对朋友卫中行大受、韩愈退之说：“我梦见大山裂开，流出像黄金一样的赤黄色东西，旁边有人说：‘这就是所谓大还。’如今已经三次了。”李君去世后，韩愈追究并占解他的梦说：“山在八卦中属艮，艮又象征背部；山裂而流出赤黄色液体，是毒疮的象征。所谓大还，就是大的归宿；梦已经预告他了。”妻子是范阳卢氏，郑滑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卢羣的女儿；她和李君德行相合，亲戚没有一个说她不好。儿子三人，长子名初，任协律；次子名彪；幼子名还，才三岁。女儿九人。铭文说：自身未能显达，却用德行来光耀后人。《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韩愈为李君作墓志，却只摘取他服食秘药这一件事，用来作为世人的戒鉴，这也是一种变调。太学博士顿丘李君，是我的哥哥的孙女婿。他四十八岁，长庆三年正月五日去世。这月二十六日，掘开他妻子的墓穴，把他与妻子合葬在那里，地点在某县某地。儿子三人，都还年幼。当初，他凭进士身份任鄂岳从事，遇到方士柳泌，跟从他学习服药的方法，服药后常常下血。这样过了四年，病情越来越急重，于是死去。他的方法是把铅装满一只鼎，在中间按出空处，填入水银，封盖四周，烧炼成丹砂。他说不清服食丹药的说法从哪个时代兴起，但因这种药死去的人不可计数，世人却仍然羡慕推崇它，迷惑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些文书所记以及耳闻相传的事，我不说；现在只列举我亲眼见到、亲自和他们交游而因药败亡的六七位公卿，作为世人的戒鉴：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李逊的弟弟刑部侍郎李建、襄阳节度使兼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这些人都有名望和官位，是世人共同知道的。工部尚书归登服食水银后得病，自己说仿佛有一根烧红的铁杖从头顶贯入下体，碎裂成火，火星从关节孔窍中射出，狂乱疼痛，号哭呼喊，请求把他的床褥全部撤掉；后来常有水银从发间流出，吐血十多年后才死。

译李虚中背上生毒疮而死。李逊将死时对我说：“我是被药害了。”他的弟弟李建，一天之内无病而死。孟简被贬为吉州司马。我从袁州回京时，孟简乘船在萧洲邀请我，屏退旁人说：“我得到一种秘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死；现在送给你一器，可以用枣肉制成丸药服下。”分别一年后他病了，他的家人来询问药效，他说：“先前服的药用错了方子，况且把药泻下去，病就平了。”病了两年，最终还是去世。卢大夫临死时，小便中流出血，肌肉疼痛无法忍受，哀求死去，才终于死了。金吾将军李道古因柳泌获罪，服食柳泌的药五十剂，死在海上。这些都足以作为戒鉴。希望不死，却反而迅速得到死亡，把这叫作聪明，难道可以吗？五谷、三牲、盐、醋、水果、蔬菜，都是人平常食用的东西；人们互相厚意劝勉，必定说要努力进食。如今那些迷惑的人却都说：“五谷会使人夭折，不能不吃时，也应当尽力减少节制，用盐醋来调和各种滋味。”猪、鱼、鸡三种东西，古人用来奉养老人，他们反而说：“这些都会杀人，不能食用。”一桌饭菜中，禁忌而常常不吃的食物十之有八九；有两三分的人不信这种说法，却仍然遵循怪异之道，专门追求鬼怪，临死时才后悔。后来的爱好者又说：“那些死去的人，都是没有掌握正确方法。” 我却不是这样，他们刚开始生病时说：‘是药力发动所以生病，等病好了、药力发挥完，就不会死了。’等到将死时，又后悔了。唉，可悲啊，实在可悲啊！《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有赞誉，也有讽谏。薛君名公达，字大顺，姓薛。曾祖父名希庄，任抚州刺史，追赠大理卿；祖父名元晖，任果州流溪县丞，追赠左散骑常侍；父亲名播，任尚书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把薛君过继给兄长薛据，薛据任尚书水部郎中，追赠给事中。薛君年少时意气高昂，写文章有气势和力量，务求奇特，以不同于流俗为宗旨。起初考进士时，不向前辈作揖。写成《胡马》和《圆丘》诗，京师人还没有见到他的文稿，却都口耳相传，熟记于心。考中后，补任家令主簿，辅佐凤翔军。军帅是武人，薛君替他起草奏书并诵读，军帅连句读都不懂，传遍幕府作为笑谈；薛君却不因此改变。后来九月九日举行大规模射箭比赛，设置的靶子高达一百多尺，军令说：“射中者奖给锦缎和若干金钱。”全军都射，没有人能射中。薛君拿弓夹着两支箭，指着一支箭站起来，向军帅作揖说：“请允许我让您高兴。”于是走到射箭处，全座都起身跟随他。他射了三箭，连续三次射中靶心，靶子被射坏，无法再射。每次射中，全军便大声哄笑；连续三次大声哄笑。军帅更加不高兴，薛君于是自行辞去职务。后来辅佐河阳军，任职期间除害兴利，功劳很多。授任协律郎后，渐渐放弃奇异的作风，和别人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尺〕 当今天子整修太学，官员中有公卿推荐薛君，诏令授任国子助教，分教东都的学生。元和四年，他四十七岁，二月十四日突然因病去世。薛君娶过两位妻子，前妻是琅邪王氏，后妻是京兆韦氏。共生四个儿子、五个女儿，但儿子一出生就相继夭折。自给事中到薛君这一代，后来又连续断绝两次，都曾有名望。薛君遗言说：“让公仪的儿子在己巳年以后继承我。”这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他的弟弟、试任太子通事舍人薛公仪和京兆府司录薛公干，扶送薛君的灵柩回去。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少陵原，与王夫人的墓合葬。铭文说：仕途不能遂意，就把原因归咎于时运；自身不得志，寿命又将尽，还能责怪谁、责怪世道吗？家族两次绝嗣而又得以延续，祭祀因此不会毁坏。《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其中有不少空泛的话，用来遮掩点缀、振作精神。国子司业窦公名牟，字某。六代祖窦敬远，曾被封为西河公；高祖窦同昌任司马，到第四代仍承袭爵位。名为同昌，讳名为窦允。窦允生皇考窦叔向，官至左拾遗、溧水县令，追赠工部尚书。窦尚书在大历初年以善写诗文闻名。等到窦公写文章，也尤其长于诗歌。他孝顺谨慎、忠厚稳重，考中进士，先后辅佐六府五位公卿，八次升迁做到检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正式授任尚书虞部郎中，转任洛阳县令、都官郎中、泽州刺史，最后做到国子司业。七十四岁时，长庆二年二月丙寅日因病去世。这年八月某日，葬在河南偃师先父工部尚书的墓地。窦公名叫窦初的弟弟，善于侍奉继母；他居家未出仕时，在江东求学，还很年幼。窦公的声名和文章流传于京师，人们都盼望他到来。等到他参加进士考试并与同辈较量，大家都说没有人胜过窦生。当时窦公的舅父袁高任给事中，正享有很大名望，既喜爱又认为窦公贤能，却从未凭借关系向主管官署求情。窦公一次考试便成名，但向东任职时遇到袁高的同党，他们必定说不是窦公自己的才华，只是他舅父徇私。窦公辅佐昭义军时，遇到主将将死，便权且代为统领，以稳定危局。后来主将卢从史很看重窦公，不断上奏推荐他升迁；窦公看见卢从史越来越骄横无礼，便假称有病，经过一年乘车回到东都。卢从史最终败亡而死，窦公没有因此自我夸耀，只是稍稍避开而去，向人们显示贤德。窦公起初辅佐崔大夫纵留守东都，后来辅佐留守司徒郑余庆，历经六府、辅佐五位公卿，文职武职、细务大事各不相同。从开始到去世，他没有什么后悔和遗憾。六府从事将近百人，其中有奸邪险恶、品行贤不肖各不相同的人；窦公一律以和善与诚信相待，最终没有一个人与他结怨。做郎官、县令、郡守时，他谨慎守法、宽厚仁惠而不苛刻；在国学教诲学生时，严格而合乎礼法，扶助善行、遏止过失，更加明确上下尊卑的区别，并以自身作表率，温和诚恳、和乐平易，深得为人师长之道。窦公有一个兄长、三个弟弟：窦群，曾任庠校职，后为进士、水部员外郎，历任江南四州刺史；窦群以处士身份被征召，由吏部郎中授任御史中丞，出任黔中、容州等地的节度使，任上去世。窦庠三次辅佐大府，由奉先县令升任登州刺史。窦巩也是进士，任御史，辅佐淄青府，都以才干声名著称。窦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周余，喜好善行，学习文章，能够谨慎尽孝，继承父亲的志向，委曲周详而不污浊。次子名某，三子名某，都以进士身份参加贡举。女儿三人，我韩愈年少时，窦公十九岁；四十年来，我起初把他当作老师，最后却按兄长来侍奉他。窦公始终把我当朋友相待，不因年幼年长、先后次序而有所不同。窦公真可以说是忠厚笃实、文才品行兼备的君子了。铭文说：后缗从窦氏逃出，怜悯腹中的子夏，因两次嫁入窦家，便以窦为氏。圣人惊异地回旋于黄河，犊子引荐比干为相，婴儿挪动使汉朝接纳，孔氏后裔离开观津而迁居平陵。其悠远的世系，由夫子承继。我敬重这些人，我怀念他们的德行。写下这首极其哀伤的诗，刻在幽暗的墓石上。《襄阳卢丞墓志铭》变调。

译范阳卢行简将要安葬他的父母，向职方员外郎韩愈请求墓志铭，说：“我们的先世世代记录着族姓，把我的家世记在拓跋氏的弘农太守名下；太守以后四代，我的祖父任沂州录事参军；到第五代，也就是我的父亲，任襄阳县丞。起初我父亲从曹州南华县尉做起，历任万年县尉，做到襄阳县丞；因为才能出众而任繁重职务，又能守持廉洁。在襄阳任职的名声传出后，便署理盐铁府事务，出入十年，常常位列考核最优。贞元十三年，在任所终老，享年六十七岁，灵柩暂厝于河南河阴。我母亲是敦煌张氏，外祖父张瓘任兖州金乡县令。先君去世十三年后，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也随葬于河阴。生有三个儿子：居简，任金吾兵曹；行简就是我，任大理主簿，辅佐江西军；幼子名可久。女儿嫁给浮梁县尉崔叔宝。我们将于今年十月从河阴启葬。你任临汝县令时，曾在汝原对我说：阴阳星历，近世儒者没有人学习，唯独行简凭自己的力量学习，所学足以名闻一世；却舍弃学业，去从事仕途，还能以才能著称。如今安葬父母，请求写铭来使他们长存，这才是真正能尽孝的儿子，可以为他写铭。”于是写下铭文：弘农名怀仁，沂州名璬，襄阳名某。今年正是元和六年。唐荆川说：“全篇都是求文者自己的陈述，除此之外没有叙说任何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河南令张君墓志铭》多有刻削峭拔的文辞。张君名署，字某，河间人。祖父利贞，在玄宗时很有声名，世代任御史中丞，举劾弹劾从不避讳，因此出任陈留太守，兼领河南道采访处置使，几年后死于任所。父亲名郇，以儒学进身，官至侍御史。张君质朴正直而有气概，身材魁梧高大，长于文章词藻；考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任校书郎。从京兆府武功县尉升任监察御史，受到宠臣诋毁，和同僚韩愈、李方叔三人一起被贬为南方县令。两年后遇到恩赦，一同改任江陵属官；半年后，邕管上奏任张君为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他没有赴任，授任京兆府司录。各曹官员来报告事务，不敢平视他；一起在公堂吃饭时，都低着头匆匆就食、饮汤，作揖后起身快步离开，不敢和他闲谈。县令、县丞、县尉都怕他如同怕严厉的上司。京兆府的事务因他而得到治理。京兆尹改任凤翔尹后，以节度使身份镇守京西，请求与张君一同改任礼部员外郎，充观察使判官；后来主帅又调任他处。张君不高兴，长期离开京师，辞谢而归，凭此前的才能授任三原县令。一年多后，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守法据理争辩，刚正不阿。改任鄜州刺史，当地百姓习惯结党，不控告私杀耕牛的行为，牛因此大量减少；又常捕捉活的鸟雀鱼鳖，不论可食不可食都拿来买卖，到了时节便放生，以此祈求福祥。张君到任后，把这些事一概禁止督察，立即彻底断绝；又让通晓经书的官吏和诸生在大郡学旁讲习乡饮酒礼、丧葬礼，百姓和官吏观看听讲，受到教化，非常高兴。度支发符文命令鄜州折算百姓的租税，每年征收绵六千屯；邻郡接受命令后惶恐不安，立即限定日期，只怕来不及完成而获罪。唯独张君上疏说，治理岭下地区，应当宽缓，百姓又不懂蚕桑；过了一个多月，免除了这道符命。百姓互相扶携，守在州门前欢呼庆贺。张君改任沣州刺史。当地赋税以杂产物和钱缴纳，尚书省已有固定数额，观察使却发牒文命州府按固定数额的两倍向百姓征钱。张君说：“刺史可以奉行法令，却不能贪图官府利益而伤害百姓。”于是闭口不肯服从，最终因替代者到任而罢职。观察使派严厉的官吏查验他的簿书，十天也找不出丝毫罪过，于是改任河南令。然而河南尹正是张君平生最不喜欢的人；张君年纪将老，却必须天天拜见、奔走，在台阶下仰望，不得已就任。几个月后非常不适，便以病辞职。公卿想让他到京师任职一次，张君因为两次在县令、郡守任上不得志，怨恨地说：“义理上不能再受一次羞辱，又何必到京师之间去呢？”最终闭门而死，享年六十岁。张君娶河东柳氏，女儿二人，儿子升奴、胡师；将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处。他的哥哥任将作少监，从前曾向右庶子韩愈请求写铭。韩愈此前和张君一同任御史，因被诋毁而一起做南方县令，是最了解张君的人。铭文说：他有什么不如别人之处，却不能做到公卿？为什么遭逢如此乖违，以至于不能长久活着？这世道究竟该责怪谁？他两度仕途断绝，却又得以延续，祭祀因而不会毁坏；唯愿他高昂不屈的声名流传于世。《登封县尉卢殷墓志铭》

译以一件事写序作诗，令人感伤欷歔；文字简约而韵律曲折。元和五年十月某日，范阳卢殷因原任登封县尉而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卢君能写诗，从少年到老年，可以抄录流传的诗作写在纸上共有一千多篇。他没有书不读，但只是用来资助自己写诗。他和谏议大夫孟简、协律郎孟郊、监察御史冯宿彼此欣赏，常相互推荐扶持，最终因病不能做官。在登封时，他把所作的诗全部抄写出来，送给故宰相、东都留守郑余庆。留守多次用绢帛和粮米周济他的家人，并写信推荐给宰相。宰相不能任用他，他最终在饥寒中死去。卢殷将死时，亲自写信告诉留守和河南尹，请求为自己办理安葬；又作诗给平常往来的河南令韩愈说：“请替我准备棺材。”留守和河南尹为他办齐了葬事。韩愈出钱买棺材，又替他写了墓志铭。十一月某日，葬在嵩山下郑夫人的墓中。卢君起初娶荥阳郑氏，后来娶陇西李氏。生下男孩就夭折，最终没有子女。有一个女儿学习佛法，不出嫁，成为比丘尼。《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奇特。毕氏出自东平，历经汉、魏、晋、宋、齐、梁、陈，士大夫一脉没有断绝。进入国朝后，有人任司卫少卿、贝州、邢州、庐州、许州刺史，名叫毕憬。毕憬的儿子毕构，屡次升迁做到吏部尚书，去世后追赠黄门监，这就是景公。景公生毕抗，任广平太守。毕抗在安禄山攻陷城池时，宗族覆灭，死后追赠户部尚书。尚书生毕坰，家族被毁时，毕坰才四岁；他和弟弟毕增因为年幼而漏列在户籍中，得以免死，成为赏赐给人的奴婢。宝应二年，河北平定，族人毕宏用家财把毕坰赎出，却找不到毕增。毕增长大后任河北从事，兼任官职做到御史中丞。毕坰到长安后，毕宏把他养在家中，教他读书，他考中明经。毕宏死后，毕坰渐渐长大，才独自改以毕为氏，历任临涣、安邑、王屋县尉，六十一岁时，于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在任所去世。当初他罢任临涣县尉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仰慕广平太守的气节；张建封去世后，有人听说毕君品行笃厚、能任官，便请他相见，署任各项从事，代理符离县令。四年后，毕君任王屋县尉。徐州的从事中有人做了河南尹，听说毕君将来，喜悦地对人说：‘河南府每年入库的钱有五六十万之多，需要谨慎廉洁的官吏；如今毕侯来了，我们有救了。’ 后来几任河南尹在府中安排的属官，无不改变；但毕侯始终和最初一样，最终死在自己的职任上。毕君和亲族和睦，善于待人，过客来访从不询问家中有无。去世后，家中没有一文钱，棺材和墓葬的一切事务，都是同僚和相识者替他办理的。娶清河张氏之女，生四个儿子，名叫镐、鉟、銶、鋭；女儿三人，长女学习佛法成为比丘尼，幼小的两个尚未出嫁，于这月二十五日随葬在偃师的土娄。铭文说：上古爱护百姓，做官时替国家寻求人才；只要能够任用，就把官位加在他身上。后来的人喜爱权势，人人都自己求取官位；退让而迟缓的人，身后反而被别人抢先。因此广平太守为节义而死，他的儿子没有承受他的恩泽；王屋县尉谨慎廉洁，天神却没有因他的谦退而赐福。唉！只愿上天和人世，不要损伤他的墓穴和坟茔。《柳子厚墓志铭》昌黎对柳子厚的褒贬，分寸、斤两都计算得极严，一步也不放松。子厚名宗元，七世祖庆任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任唐朝宰相，和褚遂良、韩瑗一起获罪于武后，死于高宗朝。父亲名镇，因为侍奉母亲而辞去太常博士，请求到江南任县令；后来因为不能谄媚权贵，失去御史之职，权贵去世后，才又授任侍御史，号称刚直。他交往的都是当时的名人。子厚年少时精明敏捷，没有什么不通晓。到了他父亲在世时，子厚虽年轻，却已经自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崭露头角，众人都说柳氏有了出息的儿子。后来凭博学宏词科授任集贤殿正字，才俊杰出、廉正刚强，议论引证贯通古今，出入经史百家，奋发激烈、文思奔放，常常使同座的人屈服，声名大为振作。一时之间，人人都羡慕想与他交往，公卿要人争相想让他成为自己门下的人，众口一词地推荐赞誉他。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县尉授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授任礼部员外郎；因触犯掌权者，按照惯例出任刺史，还未到任，又按惯例贬为永州司马。闲居之后更加刻苦自励，致力于记诵阅览、写作文章，学问广博深厚，积蓄充盈，深邃博大而没有边际，于是纵情游赏山水。元和年间，曾按惯例被召回京师，又和别人一起出任刺史；子厚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到任以后，他感叹说：“这难道是不足以施行政令的地方吗？”于是根据当地风俗制定教令禁约。州人顺从并依赖这种办法，当地习惯以男女作抵押借钱，约定不能按时赎回；子钱和本金相等时，便没收为奴婢。子厚替他们设法筹划，全部让他们赎回；其中尤其贫穷、没有能力赎人的，就让他们记下劳役，等劳役足以抵偿债务，便放回人质。观察使把这项办法推行到其他州，等到一年，免除奴婢身份而得以归家的将近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参加进士考试的人，都把子厚当作老师；那些接受子厚口授讲解、亲自指点而学习写作的人，也都写得有法度、值得观赏。他被召到京师后又任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遣送之列，本应前往播州。子厚哭着说：“播州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而梦得的母亲还在堂上，我不忍心让梦得困窘，无法向他的母亲说明，而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于是向朝廷请求，正要上疏，愿意用自己被贬的柳州交换播州；即使因此再次获罪而死，也不遗憾。适逢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向皇帝说明，梦得于是改任连州刺史。唉！士人处境困窘，才显出节操义气。如今那些平日里在乡里互相仰慕亲近、以酒食游乐相互追逐的人，夸夸其谈、勉强欢笑来彼此取悦，握手剖心相示，指着天日流泪发誓生死不相背弃，真像是可以信赖的。

译一旦遇到极小的利害关系，哪怕只像毛发那么微小，也立即翻脸，仿佛互不相识；看见对方落入陷阱，不但不伸手救援，反而还推挤他、再往陷阱里投石头。这种人到处都是。本来这是禽兽和夷狄都不忍心做的事，可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听到子厚的风范，也可以稍微感到惭愧了。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替人办事，不知道自我珍重，只是认为功业可以很快建立，所以因事获罪，被废弃退处。退处以后，又没有相知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来推举援引他，所以终于死在穷僻的边远之地。他的才能没有得到世间任用，他的道也没有在当时实行。假使子厚在台省任职时，能够自我持守，已经像任司马、刺史时那样，那么也不会被贬斥。被贬时，若有人有力量举荐他，也一定会再次任用他，他就不会困穷。然而子厚被贬的时间不长，困穷也没有达到极点；即使有人从中援引，他的文学辞章也一定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达到必然流传后世的程度，像如今这样则毫无疑问了。即使让子厚实现愿望，一时做了将相，用那种处境来换取现在这种处境，究竟是得还是失，一定有人能够辨明。子厚于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在万年县先人墓旁。子厚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周六，当时才四岁；小儿子叫周七。子厚去世时才出生的，还有两个女儿，都还年幼。他能够归葬，费用全由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出资。行立有气节，重视诺言，与子厚结交。子厚也为他尽力，最终依靠他的力量葬子厚于万年墓地的，是子厚的舅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柔顺，学习不知满足；自从子厚被贬，卢遵便跟随他在当地安家。直到子厚去世也没有离开；后来送葬子厚，又将料理他的家事，希望成为有始有终的人。铭文说：这就是子厚的墓室，既坚固又安稳，用来使他的后代得到利益。施先生墓铭 墓志只详细叙述了讲说经书以及在太学任官的始末，铭文也押韵转折。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去世。他的同僚、太原人郭伉买来石碑，为他撰写墓志。昌黎韩愈替他作辞说：“先生通晓毛亨、郑玄所传的《诗经》，精通《春秋左氏传》，善于讲说。朝廷中的贤士大夫跟随他执经求教、考问疑义，接连不断地来到门下。太学生中学习毛郑《诗经》和《春秋左氏传》的，都是他的弟子。贵游子弟有时听说先生讲授这两部经书，便来到太学，恭敬地坐在诸生之下，唯恐最终不能听到。先生去世，两经的学生失去了老师，在学馆任职的人失去了同伴。所以从贤士大夫、老师宿儒，到新进士人和年轻学生，听说先生去世，都哭泣相互吊唁，回家取来衣服、财物相赠。”先生享年六十九岁，在太学任职十九年。由四门助教升为太学助教，由助教升为博士。太学任期届满应当离去，学生们便上疏请求留任；有时留任，有时升迁，总共十九年没有离开太学。祖父名旭，任袁州宜春尉；父亲名婼，任濠州定远丞；妻子是太原王氏。先生先于妻子去世，有两个儿子：友直，任明州鄮县主簿；友谅，任太庙斋郎。系文说：先生的祖先姓施，从施父起，后来施常侍奉孔子；施彰因报仇而任博士，后来被延请为太尉。太尉的孙子开始成为吴地人，名叫施然、施续，他们的事迹也有记载。先生的兴起，是由公车征召，编纂、叙述前代的见闻，使光明更加显耀。古代圣人所说的道理幽深微妙，笺注纷然罗列，却把是非颠倒。听先生讲论，好像游子回到了家；他谦卑退让而情意真挚，说话宏大清楚。如今先生已经去世，谁来继承他的宗旨？县名万年，墓原名神禾，那座高四尺的坟墓，是先生的墓吗？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昌黎的文章多奇特峭拔，但也有许多生硬割裂的地方。樊绍述去世并下葬以后，我将替他作墓志，便向他的家人索取文章，得到题为《魁纪公》的三十卷，题为《樊子》的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以及表、笺、状、启、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共二百九十一篇；旅途中所遇之事以及器物、门巷、里社等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他说：“真多啊！古代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文章。然而一定要出自自己，不能抄袭前人一句一字，又是多么困难啊！一定要出入于仁义之中，它的丰富像生命蓄养万物，必须具备海一样的包容、地一样的承载；即使放纵恣肆、横向纵向无所不至，没有统一的条理，却也不烦劳绳墨删削而自然合乎法度。”唉！绍述在这种写作之道上，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他生来家境富贵，长大后却不把一文钱藏在家中；妻子儿女告诉他生活不足，他反而笑着说：“我的道大概就是这样。”家人都回答说“是”，没有不满心欢喜的。他曾以金部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哀悼南方归来时，说某位长官不能治理，于是罢免了他；因此出任绵州刺史。一年后，征召授任左司郎中，又出任绛州刺史。绵州、绛州的百姓直到今天都说：“他对我们有恩德。”朝廷要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诏命将要下达，他却因病去世，享年若干岁。绍述名宗师，父亲名泽，曾统率襄阳、江陵，官至右仆射，死后追赠某官；祖父某官，名泳。自祖父到绍述三代，都凭借军谋才能担当将帅，因军功考核列入上等而进用。绍述没有什么不学习的；对于文辞和声音，仿佛天生就会，在众人中却像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他曾经和人观看音乐，别人问：“怎么样？”他说：“后来一定会这样。”过后果然如此。铭文说：古人写文章，必定要由自己创作；做不到这一点，便是剽窃盗取。后人都指向前人，公然相互袭用，从汉代直到今天，都是同一套法则。寂寥已久啊，没有人察觉并归于神妙；圣人逝去，道术隐伏，阻塞到了极点，才重新通达、发扬出来。绍述的文章文从字顺，每个字都各尽其职。想要寻求这种文章，就要以此为轨迹。贞曜先生墓志铭 一篇充满交友情谊的文章。

译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妻子郑氏把消息告诉我，我赶去哭吊，并召张籍一同哭吊。第二天，派人带钱到东都办理供葬之事。曾经与他交往的人，都来哭吊。韩氏于是写信告知兴元尹、前宰相余庆。闰月，樊宗师派人来吊唁，告知下葬日期，请求墓志。我哭着说：“唉！难道我还忍心为我的朋友作墓志吗？”兴元人带着财物到孟氏家里助丧，并且来商量家事。樊子派人来催促墓志说：“否则就无法使他安葬于幽冥。”于是我叙述并作铭。先生名郊，字东野；父亲廷玢，娶裴氏女，后来选任昆山尉，生下先生和他的两个弟弟酆、郢，随后去世。先生六七岁时，端正有条理，便显出长处；我则开导涵养、反复磨炼他，使他内外完美，神色平和，气度清明，既令人敬畏又使人亲近。等到他写诗，能刺目刻心，像刀刃迎上去便层层剖解；诗句钩曲、字句尖峭，仿佛掏取人的胃肾，构思如神施鬼设，间或出现，层层迭出。只是他特别沉溺于文辞，而与世俗相抵触；世人都忙忙碌碌，只有我觉得富有余裕。后来有人开启、提携先生，说：“我既然已经把他排挤出去同他们交往，他还能够保存下来吗？”年近五十岁时，他才奉尊夫人的命令来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考中后立即离去。隔了四年，又奉命来京选任溧阳尉，迎接母亲到溧阳奉养。离任两年后，前宰相郑公任河南尹，上奏任命他为水陆运从事，试任协律郎，亲自到内宅拜见他的母亲。母亲去世五年后，郑公以节度使身份统领兴元军，上奏任命他为军中参谋，试任大理评事；他带着妻子前往兴元，途中住在阌乡，因暴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买棺收殓，用两人抬的轿子送回酆、郢二地，那里都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并各方赠送的赙仪，将他葬在洛阳城东、先人墓的左边，并把剩余钱财交给他的家人供奉祭祀。将要下葬时，张籍说：“先生在古代彰显德行、振发文采，足以光耀贤者。按旧例可以改定谥号，何况是士人呢？如果称为贞曜先生，那么姓名、字号、行第都有记载，不需要解释就明白，大家都说好。”于是起初便采用了这个称号。先生曾与之同学、同姓而世次较近、为先生叔父的那个人，由给事中出任浙东观察使，说：“活着时我不能举荐他，死后我知道抚恤他的家人。”铭文说：“啊！贞曜坚守操行，出仕不依附，终身不诋毁人，也没有施展才华来使诗歌昌盛。”考察孟东野是昌黎韩愈平生交情极厚的朋友，而他在墓志中也没有妄加称许一个字。女挐圹铭 女挐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事，只是跟随昌黎前往贬所，因病去世；昌黎描写她的遭遇，悲痛惋惜，令人流泪。女挐是韩愈退之的第四个女儿，聪慧而早夭。韩愈任少秋官时，上书说佛教夷鬼，其教法扰乱政治。梁武帝奉事佛教，最终有侯景之败。佛教可以一举扫除断绝，不应任其泛滥。天子认为他的话不吉利，将他贬到潮州，即汉代南海郡揭阳县一带。韩愈已经上路，有司认为罪人的家属不能留在京师，便强行把她送走。女挐十二岁，当时病卧在床。她既惊惧又悲痛，和父亲诀别；随后被抬着赶路，颠簸劳顿，饮食失调，死在商南的层峰驿，便埋葬在道路南面的山下。五年后，韩愈任京兆尹，才命子弟和她的乳母更换棺木、衣衾，把女挐的遗骨送回河南河阳，葬在韩氏墓地。女挐死于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启棺归葬是在长庆三年十月四日；下葬在十一月十一日。铭文说：你的宗族葬在这里，你就安然归来吧；愿你永远安宁。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 根据他妻子夫人的哭泣哀痛之言，撰写墓志。欧阳修的墓志文多半模仿这种写法。有个女奴抱着婴儿来，转达她主人妻子的话说：“我是张圆的妻子刘氏。我的丈夫常对我说：‘我曾经私下得到夫子的赏识，而且夫子是天下有名的人，能写文章的人，他所说的一切一定会流传后世。’丈夫出行以后，如今我不幸，丈夫在途中遇盗而死，将要按日期下葬我丈夫；想到他活着时的志愿没有实现，我更加悲伤，恐怕他死后就这样湮没无闻，所以冒昧带着他的幼子汴来见先生，希望先生赐给他一篇墓志。这样，他死后就不算受辱，名声也能长久流传，借以覆盖、保护他的遗腹子和子孙。并且他死后万一有知，也不会在地下为自己的不幸哀伤了。’她又说：‘我丈夫在岭南时，曾经病重哭着说：我的志向并不比古人差，我的才干难道不如今人吗？难道竟然要落到这种地步、死在这里吗？如果真是这样，我死后一定求夫子为我作铭，这样你和我就可以不朽了。’韩愈哭吊并致辞以后，于是叙述他的族世、姓名和事迹始末，铭文说：‘君字直之，祖父张讙，父亲张孝新，都曾在汴州、宋州一带做官。君曾读书作文，有气概，也有做官办事的才干，曾经激愤，想奋发自立，建立功名以显于世。起初参加进士考试，两次没有考中，于是离去侍奉宣武军节度使，得到官职，升至监察御史；因事获罪，被贬到岭南；两次升迁到河中府法曹参军，代理虞乡县令，有能干的名声；后来升任代理河东县令，又有声誉，于是署理河东从事；绛州缺少刺史，便代理绛州事务，才能声名传到朝廷。’ 元和四年秋天，他因公事前往东方，回来以后，于八月壬辰死在汴城西面的双丘，享年四十七岁。第二年二月某日，葬在河南偃师。妻子是彭城人，家世代代都有官位；祖父张好，任顺泗州刺史；父亲张泳，死于蕲州别驾任上。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幼子汴。”这就是铭文。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 直叙部分必须看他在句法、字法上反复淘洗、锤炼铸造的地方。公名启，字某，河南人。他的高祖父房融，祖父房琯，父子相继做宰相。房融在天后时任宰相，年代久远，事迹没有广泛流传。房琯在玄宗时任宰相，肃宗处于艰难之中时，他与肃宗共同进退；死后追赠太尉，声名流传至今。父亲房乘，官至秘书少监，追赠太子詹事。公承受着前人的光荣，生长起居都没有离开典章训诫；耳濡目染，不学习便自然能够做到。起初任凤翔府参军，年纪还小，官吏和百姓迎接观望，见到他都说：“真是房太尉家的子孙啊！”不敢拿事情来戏弄他。调任同州澄城丞后，更加自我修饰治理，同僚都畏惧佩服。卫晏出使岭南，选拔、黜陟人才寻找佐吏，得到公后，提拔贤良、惩治奸恶，南方大为喜悦。回朝后升任昭应主簿。裴胄统领湖南，上表推荐公为佐吏，授任监察御史，所管辖的部门没有遗留的事务。裴胄调任江西，又以节度使镇守江陵，公也跟随调任，任佐吏。裴胄屡立功劳，升至刑部员外郎，赐五品服，代理裴胄处理事务，任上佐。皇帝听到他的名声，征召授任虞部员外郎，在尚书省声名显著，升任万年县令，果然明辨果断，才能卓绝。贞元末年，王叔文掌权，认为公有才能，推荐他任容州经略使，授御史中丞，服饰佩带按三品官待遇，管辖岭外十三州的土地。

译当地林蛮、洞蜒等族，都遵守法令、宁死守约，彼此不抢掠；赋税按时缴纳，公家和百姓都有余裕。他节衣缩食，不置办财产留给后代，而把财物分给亲旧朋友作为义举。在容州九年，调任兼领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户。宦官使者传授任命文书时，接待稍有失礼，宾主之间发生言语冲突；朝廷征召他任太仆卿，他尚未到任，便被贬为夷州长史。又因使者以疾病死于任上，享年五十九岁。他的儿子房越，能够整理父亲的事迹而没有遗漏，谨慎恭敬地尽孝。下葬以后，请求为墓碑作铭。铭文说：房氏有两位宰相，他们的家族因此闻名。枝条叶脉都蒙受恩泽，何况公还是他们的孙子。公起初做官，也凭借门第的庇护，在南方辅佐使者。后来才开始凭自身才能建功，已经办成了万年县令的政务。镇守容州，功劳服众，功业特别卓著。百姓和獠人都各循本业，只是不肯顺从随附。失去官署、丧失资财，并不是公的过错。作铭以此彰明。瘗砚铭 《瘗砚铭》这一篇，气势颇为奇特。陇西人李观，字元宾，开始以进士身份被贡举，在京师居住。有人送给他一方砚台；此后四年，无论悲欢、困穷还是显达，他从未停止使用它。凡是和他一起参加礼部考试，实际上有两年，他考中上等。经过褒谷时，役夫刘某误将砚台坠落在地，砚台毁坏了。于是把它装入匣中带回，埋在京师里巷之中。昌黎韩愈是他的朋友，作赞并记下这些话。它本是土吗？它的质地是陶土吗？既然制成了器物，又恢复为原来的质地；这并非生死一类的事情，只是完整的功用因毁坏而终止。我不忍心把它抛弃埋没，所以为它作记，这是仁爱的道理。砚啊，砚啊！你和瓦砾不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六 明代茅坤编撰 《昌黎文钞》卷十六 哀辞、祭文、行状 独孤申叔哀辞 悲痛尤其深重，这是诗歌能够抒发怨情的地方。芸芸众生，谁不是上天所生？光明与昏暗，谁使它们如此？行为为什么要遭受震怒？安居又因什么得到怜悯？为什么上天总是厚待它所认可的，而薄待贤者，使贤者长久处于不足之中？难道下民的好恶与上天相悬隔吗？还是苍茫的上天本来没有缘由，只是暂时把这种命运寄托在人间？死者如果没有知觉，我也只是为你痛哭罢了；如果你有知觉，你自己就会知道了。你那清秀的英姿，明亮的光彩，仿佛还能听见你的声音，仿佛还能看见你的容貌。唉，离去得太远了，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欧阳生哀辞 小序极为精工，多有凄怆呜咽的意味；哀辞尤其典雅。欧阳詹世代居住在闽越，从欧阳詹以上，家族中都有人担任闽越的官职，做到州佐、县令的很多。闽越土地肥沃，山泉、禽鸟、鱼类都很有乐趣；即使有才干出众的人，通晓文书和吏事，能够与中原人并列，也从来不肯出仕。今上初年，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诸州观察使，治理这个地区。常衮凭文辞进身，当时很有名望，又做了高官，临治百姓。乡县百姓中有能诵读书籍、写作文辞的人，常衮亲自以宾主之礼同他们交往，游览、宴饮都一定召他们参加。当时还没有多久，风气便全都改变了。欧阳詹在其中独自脱颖而出，常衮更加敬重喜爱他，诸生也都推重佩服他。闽越人参加进士考试，是从欧阳詹开始的。贞元年间，我到江南谋求衣食，尚未接触人事，却常常听到欧阳詹的名声；在江南的街巷间，称说欧阳詹已经很久了。贞元三年，我才来到京师参加进士考试，听到欧阳詹的名声尤其盛大。贞元八年春天，我终于和欧阳詹一同参加文辞考试并考中，才开始相识。此后欧阳詹回到闽中，我有时在京师，有时在别处；很久见不到欧阳詹，只有他回闽中时才会如此。其他时候与他分别，大多不会经过一年、换过一季，就一定会相聚；相聚后一定要共同谈论彼此的志趣，谈久了才离去。所以我和欧阳詹相知很深。欧阳詹侍奉父母极尽孝道，对妻子儿女仁慈，对朋友讲义气而且真诚；气质醇厚而端方，容貌庄重严肃。他在家庭私下相处时善于诙谐，使人和悦；文章深切，喜欢反复推敲，善于表达自己。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对慈爱和孝道最为看重。元和十五年冬天，我以徐州从事的身份到京师朝见，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将要率领他的学生到宫阙下上疏，推举我为博士。恰逢国子监有案件，未能上疏；看他的心意，是想帮助我，也将要冒着自身被贬的危险来替我办事。唉！欧阳詹如今已经死了。欧阳詹是闽越人，父母年老，他舍弃朝夕奉养父母而来到京师，他的心意大概是想在这里有所成就后回去，使父母感到荣耀；他的父母心里也一定这样想。欧阳詹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并不快乐；欧阳詹在京师，虽然有离别的忧愁，但他的志向是快乐的。像欧阳詹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所谓用志向来奉养志向吗？欧阳詹虽然没有得到官位，他的声名流传在人们中间，人们也确实相信他的德行。这样，即使欧阳詹和他的父母都可以没有遗憾了。欧阳詹的事业和文章，李翱已经替他作了传，所以我作哀辞来抒发自己的悲哀，流传后世，留给他的父母以解除他们的悲痛，也用来完成欧阳詹的志愿。为了求取官职和朋友啊，远远离开自己的故乡；这是父母的命令啊，儿子奉命而行。朋友终于得到了啊，俸禄实在不丰厚；把志向当作奉养啊，哪里需要牛羊？事业已经修成啊，名声又光显；父母欢欣啊，常常仿佛在身旁。生命虽然说短暂啊，留下的名声却长久；人终究一定会死啊，希望不要永远悲伤。朋友亲自照看啊，药物十分良好；饮食非常及时啊，想要什么都没有妨碍。寿命不相同啊，这是人间常理；在身边和在远方啊，并没有什么不同。山川阻隔深远啊，魂魄仍可往来；祭祀时便能相互感通啊，不要说彼此不通。哭泣没有益处啊，还是抑制悲哀自我勉强；推想生者便知道死者啊，以此安慰孝心和真诚。唉，悲哀啊！这也是难以忘记的。我的性情本来不喜欢写书信，这篇文章只亲自抄写了两份，一份送给清河人崔群。崔群和我都是欧阳生的朋友。我们悲哀欧阳生没有取得官位便去世，为他哭泣，过了时日仍然悲痛。另一份如今抄写下来送给彭城人刘伉。刘君喜爱古文，认为我所作的文章合乎古文，于是到我的草庐来请求；前后九次来访，他的脸色并不怨恨，志意反而更加坚定。我写这篇文章，大概是悲哀欧阳生生前没有显达荣华，又担心他死后被湮没。如今刘君来请求，未必了解欧阳生，他的志向只在古文罢了。即使如此，我写古文，难道只是取其句读不同于今文吗？思念古人却无法见到他们，学习古人的道又想兼通他们的文辞。能够通晓他们的文辞，本来就是有志于古人之道。古人的道不随便以他人的誉毁为标准。刘君喜爱古人的文辞，那么他能够了解欧阳生，也就没有疑惑了。祭田横墓文 借田横来抒发自己一生的悲感。贞元十一年九月，我前往东京，路过田横墓下，感念田横义气高尚、能够得到贤士归附，于是取酒祭奠，作文章凭吊他。文辞说：世间有些事情，隔了百代仍然能够彼此感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若不是今世极其罕见的事情，是什么使我抽泣悲叹而不能抑制？我已经广泛观察天下，哪里会有差不多的事情呢？先生所做的事，死者不能复生；可叹我离开这里以后，要跟随谁呢？当秦氏败乱之时，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称王，为什么五百人纷纷扰扰，却不能使先生脱离刀剑的锋刃？还是所珍视的人并不贤能，或者天命本来有常数？从前孔里有许多士人，孔圣人也说他们惶惶不安；只要我的行为不迷失，即使颠沛流离又有什么伤害？自古以来死者不止一人，而先生直到今天仍有耿耿的光辉。我跪下陈述祭辞，进献美酒，愿魂魄仿佛前来享用。祭鳄鱼文 辞意严厉而义理正大，读来足以震动鬼神。

译某年某月某日，潮州刺史韩愈派军事衙推秦济，用一只羊、一头猪投入恶溪的潭水，给鳄鱼吃，并告诫它说：“从前先王已经拥有天下，划分山林川泽，设置网、绳、叉、刀，来清除害民的虫蛇恶物，把它们驱逐到四海之外。等到后来的君王德行浅薄，不能把远方据为己有时，江汉之间尚且都被弃置，交给蛮夷、楚、越，何况潮州在山岭海洋之间，距离京师万里呢？鳄鱼在这里潜游、淹没、产卵、繁育，本来也是它的处所。如今皇帝继承唐朝帝位，神圣、慈爱而又威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全都安抚并据有；何况这里是禹迹所覆盖的地方，是接近扬州的土地，是刺史、县令治理的地区，是出产贡赋、供奉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土地呢？鳄鱼不能与刺史杂处在这片土地上。刺史接受天子的命令，守护这片土地，治理这里的百姓，而鳄鱼却睁大眼睛，竟敢不安分地居留在溪潭中，吃百姓饲养的熊、猪、鹿、麞，使自己肥壮，繁衍子孙，和刺史抗拒，争着做这里的首领。刺史虽然驽弱，又怎么肯向鳄鱼低头屈心，畏缩窥伺，使自己成为百姓和官吏的耻辱，苟且活在这里呢？况且我承受天子的命令来做官，本来势必不得不与鳄鱼争辩。鳄鱼如果有知觉，就听从刺史的话：潮州以南就是大海，大到鲸、鹏，小到虾、蟹，没有什么不容纳、不归属、不可以在那里生活和觅食的。鳄鱼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如今和鳄鱼约定：到第三天为止，应当率领同类向南迁徙到海中，以避开天子任命的官吏。三天不能到达，就宽限到五天；五天不能到达，就宽限到七天；七天还不能到达，最终仍不肯迁徙，那就是不肯听从刺史的话。否则，就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即使有话也听不见、不知道。傲慢对抗天子任命的官吏，不听他的话，不迁徙以躲避他，以及那些冥顽不灵、危害百姓和万物的，都可以杀掉。刺史就选择有才能的官吏和百姓，拿着强弓毒箭来对付鳄鱼，一定要把它们全部杀尽才停止；鳄鱼不要后悔。祭柳子厚文 昌黎所作的子厚墓志，表现的相知之情，似乎不如这篇祭文。某年某月某日，韩愈谨以清酒和普通祭品，祭奠亡友柳子厚的灵魂。唉，唉！子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自古以来没有不是这样，我又何必叹息？人活在世上如同做梦一觉，其中的利害得失最终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在梦中时有欢乐有悲哀，等到醒来，哪里值得追忆？万物生长，本来不愿成为有用之材；一旦成为祭祀酒樽上青黄相间的木材，反而成了木头的灾难。你的才华被弃置，脱离束缚，带着美玉佩饰，大大放纵你的辞章；即使富贵也不能使你改变，又有谁能磨灭、忘记你的名声？你自己所写的文章，鲜明卓异而且更加伟大；不善于雕琢的人，削得手指出血、额头冒汗，巧匠在旁观看，也只能缩手闲置在袖中。你的文章不能用于当世，反而让我们这些人掌管皇帝的诏制。你看待世人，自认为无人能比；一经贬斥便不再被起用，群小却纷纷飞扬，刺向上天。唉，唉！子厚如今已经死了，临终时的声音多么铿锵响亮；遍告各位朋友，把遗孤托付给他们，不嫌弃我，还把后事托付给我。如今世上的交情，都要看权势的厚薄，我哪里敢保证能够承受你的托付？不是我了解你，而是你确实命令我；即使真有鬼神，我哪里敢遗忘耽误？想到你永远离去，再没有归来的日期，我在棺前设置祭品，发誓以此陈辞。唉，悲哀啊！请来享用祭品。祭河南张员外文 张公文章奇特峭拔、如与神鬼争战的地方，令人心神震动。某年某月某日，彰义军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谨派某乙，以普通祭品和清酒，祭奠亡友、故河南县令张十二员外的灵魂。贞元十九年，你任御史，我因无能，和你奉同一道诏令并列任职。你的德行浑厚刚强，标举高远、自我显扬；有人不如我，你还把他的唾沫看作泥土。我愚直而狂放，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凭着意气压人，没有凭借却自我夸恃。那些柔媚的人，实在害怕我们，缩肩贴耳；他们的舌头像刀。我被贬为阳山县令，你漂泊在鼯猱出没、临武山林险恶的地方。年岁衰败，天气寒冷，灾荒严重，风雪肆虐；你从马上跌下。我在泗水一带为你哭号，夜里停息在南山，和你同睡一席。守卫和隶卒围绕着我们，抵头交足。洞庭浩荡无边，水天相接没有屏障；风涛相撞，中间发出霹雳。我们赶路追程，盲目向前；帆船像箭一样飞驶，向南行进湘水。屈原沉水之处，二妃迷失行踪；泪痕染遍林山，哀声充满水浦，鸟兽的叫声也令人思念。你唱我和，写成百篇诗歌。你停留在县中，我又向南越过把都；相约饮酒后再会，却不知何时。住在界上一次，又互相交谈。自从分别以后，转眼寒暑交替。你枕着我的手臂侧卧，把腿压在我身上。有人来报告，说老虎进入马厩，没有人敢惊赶驱逐。因为我骑着劣马离去，你说这种东西即使不能胜过骑虎，也应当牵来往返。等到寅日征召时，我预先来到这里，和你一同承受猛兽般的艰险。果然相信了凶恶的祷告，凭借它而成事。我出了岭南，你在州城下面等候，和属官一同到江陵。这里不是我所预料的，郴山奇异多变，水清澈如泻；停船靠在沙滩、倚着石头，遇到危险也没有安歇之处。在衡阳纵情饮酒，熊咆虎啸，不顾官府法令；罚酒筹密集如猬毛。弃舟顺湘水而下，去观看南岳云壁，深深高大的树林耸入天空。为躲避风暴，在太湖停留七日；钓到鹿角般的大鱼，鱼颊怒张，猪叫声四起，切肉置盘，烤肉饮酒；一群奴仆争相啄食。奔走到官署台阶下，头低臀高，下马伏在道路上，这就是做从事所遭遇的事情。我被征召为博士，你以使者身份任职，我们在京师相见。过了愿望实现的最初阶段，我分教东宫学生，你任雍州佐吏的首领。两都相望而不得相见，哪里有解手背面的时候？这样过了十一年，你出京而我入京，仿佛彼此躲避。活着相隔，死后长眠，心中的话再也无法说出。任刑官属郎时，我援引法条揭发、争辩、夺取，权臣不喜欢我在南昌所做的事。后来审慎处理案件，百姓和獠人家家歌颂，于是升任沣浦。替人承担过错，回到东都，起任河南县令。屈意拜见后辈，愤恨不能忍受，多次因坚持正道而使自身获免、伸张事情，却始终不得升迁，最终死去。谁还会劝人行善？丞相向南征讨，我屈辱地任司马，在大梁商议军事；奔出洛阳，却不能在棺前哭吊，不能亲自以酒奠祭，不能抚慰你的儿子，下葬时也没有送你。在野外遥望你而悲伤，心中的哀痛如陨落倾泻。铭记你的功绩，把它刻入墓石埋在土中。于是连同你的祖先和父辈，也记载他们的德行功业，使它向外昭示后世，与鬼神相通。你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遗憾不能让我看见你的墓志；内心悲痛。唉，悲哀啊！请来享用祭品。祭十二郎文 全篇情意深入骨髓，无穷无尽；是一篇凄切悲苦、千年绝调的祭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听说你的死讯七天以后，才得以含着悲痛表达诚意，派建中从远方准备时令祭品，祭告你十二郎的灵魂。唉！我小时候父亲就去世，长大后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只能依靠兄长和嫂嫂。中年时兄长死在南方，我和你都还年幼，跟随嫂嫂回河阳安葬兄长；后来又和你到江南谋求衣食，零丁孤苦，从来没有一天分离。我的上面本有三个兄长，都不幸早逝；继承先人后代的，在孙辈中只有你，在儿子中只有我，两代各剩一人，形影单只。嫂嫂常常抚摸着你，指着我说：“韩氏两代人，只剩下这两个人了。”你当时尤其年幼，应当已经不记得；我当时虽然能够记得，也还不知道她话里的悲哀。我十九岁才来到京城，此后四年回去看你；又过四年，我到河阳扫墓，遇见你跟随嫂嫂的灵柩回来安葬；又过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探望我，住了一年，请求回去接取你的妻子儿女。第二年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没有能够来。我在徐州辅佐军务，派人去接你的人才出发，我又被罢职离去，你又没能来。我想到你随我东来，东方也是客居之地，不能长久居住。要谋划长远之计，没有比西归更好；我准备在那里成家，然后把你接来。唉！谁说你竟然突然离开我而死去了呢？我和你都还年轻，以为即使暂时分别，最终还会长久相处，所以舍下你到京城谋生，求取微薄的俸禄。如果早知道会这样，即使做万乘之国的公卿宰相，我也不会有一天离开你去赴任。确实知道去年孟东野前往时，我写信给你说：“我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岁，但眼睛已经模糊，头发已经苍白，牙齿也在松动摇落。想到叔父和兄长们都身体强健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衰老的人，难道能够长久存在吗？我不能离去，你又不肯来，我恐怕早晚会死，而你将抱有无边的忧伤。谁能料到年轻的会死，年长的却活着；强壮的会夭亡，病弱的反而保全呢？”唉！这是真的吗？是梦吗？还是传来的消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难道我兄长有盛大德行却让他的后代早夭吗？你的纯洁明达，难道不能继承他的恩泽吗？年轻的、强壮的反而夭亡，年长的、衰弱的却活着吗？这不可以认为是真的。是梦，是传来的消息不是真的。东野的书信、耿兰的报丧，为什么会在我的身旁呢？唉！这是真的了。我兄长有盛大德行，却让他的后代早夭了；你纯洁明达，本应继承家业，却不能承受他的恩泽了。所谓天理，实在难以推测；所谓神意，实在难以明白。所谓道理无法推求，寿命也无法预知了。即便如此，我从今年以来，苍白的头发有的变成了全白，松动的牙齿有的脱落了；毛发和血气日益衰弱，志气也日益衰落，我为什么不跟随你一起死去呢？死后如果有知觉，我们又能相隔多久？如果没有知觉，那么悲哀不会持续很久，而没有悲哀的期限却无穷无尽了。你的儿子刚十岁，我的儿子刚五岁；年轻而强壮的人尚且不能保全，像这样的孩子，又能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吗？唉，悲哀啊！唉，悲哀啊！你去年写信说：“近来得了软脚病，常常发作得很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人常常患有，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忧患。”唉！难道你竟然因为这个病丧失了生命吗？还是另有疾病，才到了这个地步？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东野说：“你死于六月二日。”耿兰的报信没有写月份日期，大概东野的使者不知道向家人询问日期，正如耿兰的报信不知道应当说明月份日期。东野写信给我，于是询问使者；使者只是胡乱说了一个日期来应付他。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如今我派建中祭奠你，也吊慰你的孤儿和乳母。如果他们有粮食，可以守到丧期结束，就等丧期结束再接他们来；如果不能守到丧期结束，就立即接他们来。其余奴婢，都让他们守护你的丧事。我的力量如果能够改葬，最终一定把你葬到先人的墓地，然后任凭你的心愿。唉！你生病时我不知道，你去世时我不知道日期；活着不能相互奉养、共同居住，死后不能抚摸你来尽哀；收殓时没有凭靠你的棺木哭吊，下葬时没有亲临你的墓穴。我在行为上辜负了神明，使你夭亡；既不孝又不慈，不能和你相互奉养着活着、相互守护着死去。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活着时身影不能和我的形体相依，死后魂魄不能在梦中相接。这些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又能责怪谁呢？那苍天啊，什么时候才有尽头？从今以后，我大概对人世再没有心思了！应当在伊水、颍水之上置办几顷田地，以度过余年；教养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希望他们长大；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待她们出嫁，如此而已。唉！言语有穷尽而感情不能终止，你能知道吗？还是不知道呢？唉，悲哀啊！请来享用祭品。赠太傅董公行状 叙写次序和事情如同画出一般，语言也很雄壮。公的谥号是晋，字混成，是河中虞乡万岁里人。年轻时凭明经科考取第一名。宣皇帝驻在原州时，公也在原州。宰相因为公善于写文章，便把他列入翰林人选。皇帝听说后召见他，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入翰林院任学士。三年间出入皇帝左右，天子认为他谨慎朴实，赐给他绯色官服和鱼袋。多次升任卫尉寺丞，后来离开翰林，以疾病为由辞职。授任汾州司马。崔圆任扬州节度使时，诏令任公为崔圆的节度判官，代理殿中侍御史；他奉军务到京师朝见天子，皇帝认识了他，授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侍御史升为侍御史，入尚书省任主客员外郎。由主客员外郎升为祠部郎中。先皇帝时，兵部侍郎李涵前往回纥册立可敦，诏令公兼任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任李涵的判官。回纥人来使说：“唐朝能够收复土地疆域，是借助了回纥的力量，所以约定同我们买马。”进京后将要回去时，他们说：“我们得到的财物不够，请从使者这里取。”李涵害怕，不敢回答，只看着公。公对他们说：“我国收复土地疆域，确实有赖你们的力量。我们并非没有马才同你们买马，而是给的赏赐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你们的马每年到来，我们只数马皮而归，以此资助边吏，请你们回去追究责问。”

译“天子想到你们有功劳，所以才下诏禁止侵犯。各部族害怕我们大国同你们交好，没有谁敢与我们较量。你们父子得以安宁，马匹繁殖增多，不是靠我们谁能使你们这样呢？”于是回纥众人都围着公下拜，随后又相继面向南排列下拜，都两手举起说：“不敢再对大国怀有别的念头。”公从回纥回来后，授任司勋郎中，却从未谈起回纥的事。升任秘书少监，历任太府寺、太常寺少卿，任左金吾卫将军。今上即位后，因为大行皇帝修建山陵需要支出财赋，授任太府卿。由太府卿任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主持御史台事务。三司使选拔任用材能俊秀之士，威望很高。公刚任金吾将军不到一个月，便授任太府卿；九天后又任御史中丞，早晚入朝议事。于是宰相请求任公为华州刺史，遂授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朱泚叛乱时，加授御史大夫。诏书送到任所，又授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出使恒州宣慰。此时朱滔从范阳带回纥军队来助乱，人人都十分恐惧。公到达恒州后，恒州当天就奉诏出兵，同朱滔交战，将其大败并驱逐。公回到河中时，李怀光反叛，皇帝前往梁州；李怀光所率领的都是朔方军。公知道他的谋划是要同朱泚联合，十分忧虑。于是到李怀光那里说：“您的功劳天下没有人能匹敌，您的过错也没有听说过。有人把您的实情告诉了皇上，皇上宽厚明察，将没有不赦免的，您难道还能做朱泚的臣子吗？他作为臣子却背叛君主，假使他得志于您，又会把您怎样？况且您已经做了太尉，他即使宠爱您，还能怎样超过这个地位？他不能侍奉君主，难道能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您吗？您能侍奉他，难道反而不能侍奉君主吗？他知道天下人都在愤怒，早晚会被杀死，所以才想寻找同罪之人同他相比，您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您对付他还有余力，不如明白告诉他要断绝关系，起兵袭击擒取他，清理宫禁，迎接天子；庶人们服罪请罪，有关官吏即使有大过错，也还会替您遮掩。像您这样，谁敢议论呢？”说完，李怀光拜谢说：“上天赐您救活怀光的性命，我高兴得又哭了。”公也哭了。随后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他的将领和士卒，将士们呼喊道：“上天赐您救活我们三军的性命！”他们拜谢而哭，公也哭了。因此李怀光最终没有同朱泚联合。在这个时候，李怀光本来就防备着不反叛。公性情仁厚，说话仿佛难以出口；到了处理事务时，却更加疏朗明快、敏捷善辩。他的话语忠厚，容貌温和，所以他对人说什么，没有人不相信。第二年，皇帝收复京师，授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由大金吾升任尚书左丞，又任太常卿；由太常卿授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宰相职位上共五年。他在皇帝面前所奏陈的，都是二帝三王的治道；自秦汉以来的事，从未谈到退归，也从未谈及其他。有人私下询问有关人的子弟时，公说：“宰相所担负的职务关系到天下，天下安危以及宰相能否胜任，都可以看出来。想知道宰相能否胜任，就应当这样观察，难道不是吗？凡是在皇帝面前谋划议论的事，不值得谈论。”所以他的政事最终没有流传出来。公因疾病在皇帝面前辞职时，没有说退归；后来八次上表辞职，皇帝才答应，授任礼部尚书。诏书说：“侍奉君主尽到了大臣的节操。”又说：“一心奉公。”于是天下才知道公曾向皇帝进言。起初，公任宰相时，五月初一举行朝会，天子在御座上，公卿百官在朝廷，侍中赞礼，百官向皇帝致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窦参代理中书令，正要传达诏书时，疾病发作，不能任事。凡是举行大朝会时负责事务的人，接受任命后，都在前一天练习仪式。当时尚未宣诏，公卿互相看着，公迟疑着上前，面向北说：“代理中书令、臣某患病不能任事，臣请求代替某办理此事。” 于是公面向南宣读并传达诏词，事情办完后回到原位，进退都十分周详。公任礼部尚书四年，授任兵部尚书，入朝谢恩。皇帝说：“天色已晚，竟然还有人进宫谢恩。”皇帝高兴地说：“董某的病将要好转了。”公出宫后对人说：“董公将要再次做宰相了。”过了两天，授任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任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仍任兵部尚书。任留守不到五个月，授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掌管辖区内支度营田事务，兼任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汴州自大历以来战事很多，刘玄佐把军队扩充到十万人。刘玄佐死后，他的儿子刘士宁接替，纵情游猎没有节制。他的部将李万荣趁刘士宁出猎，便驱逐了他。李万荣任节度使一年后，他的部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要求杀掉李万荣，但没有成功。第三年，李万荣患风病昏乱，不能处理事务，他的儿子于是又想替父亲报复刘士宁。监军使俱文珍同他的部将邓惟恭逮捕了他，把他送往京师，而李万荣死去。诏书尚未到达，邓惟恭暂时主持军务。公接受任命后，便立即出发。刘宗经、韦弘景、韩愈确实跟随公前往，并没有带兵护卫。到了郑州，叛乱者没有来迎战，郑州人替公担忧。有人劝公停下等待。有人从汴州出来，对公说：“不能进去。”公没有回答，继续前进。夜宿圃田，第二天在中牟进食时，叛乱者到来。夜宿八角，第二天邓惟恭和各位将领到达，便迎接公进入。到了城郭，三军沿路发出欢呼声，壮年百姓呼喊，老人哭泣，妇女啼哭。公于是进城居住。起初，刘玄佐死后，吴凑接替他；等吴凑在巩县听到变乱，便归附刘士宁，李万荣等人也都各自专权，后来才命令军士拥立将领成为惯例。因此邓惟恭也有意借公迅速到来的机会，来不及谋划，便出城迎接。后来他私下观察公的作为，对人说：“公不要有所作为，惟恭很高兴，因为知道公不会加害自己，便把心交给公了。”进见公的人，退下后都说：“公是仁人。”听到公说话的人，也都说：“公是仁人。”众人互相围绕传告。所以大和初年，刘玄佐厚待军士，刘士宁害怕，便更加厚待他们。到李万荣时，也按照刘士宁的心意厚待军士；韩惟清、张彦林作乱后，又更加厚待他们以安抚人心。至于邓惟恭，也每次都加以厚待。因此士卒骄纵，无法控制，公便把心腹之士安置在公堂廊下，带着弓、拿着剑在那里等候；每天日出时前一批进来，日落时前一批出去，后一批到来；寒暑按时到来时，就加以慰劳，赏赐酒肉。

译公到达的第二天，就把这些人全部撤去。这是贞元十二年七月。八月，皇帝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御史大夫，行军司马杨凝由左司郎中任检校吏部郎中，观察判官杜伦由前殿中侍御史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节度判官孟叔度由殿中侍御史任检校金部员外郎、支度营田判官。各项政务修治完备，民风得到教化，长出嘉禾，白鹊聚集，苍乌前来筑巢，嘉瓜同蒂相连结实。四方来的人回去后，都把这些告诉他们的主帅；无论官职大小，都受到威服和怀柔。有什么疑问，便立即派人来请教；有人彼此交恶，公就为他们调解。公多次请求入朝，皇帝不答应；后来公患病，又请求入朝，并且说：“人心容易动摇，军队事务多有忧患；趁臣还活着，如果不先安排好后继之事，到了以后，事情或许难以预料。”皇帝仍不答应。贞元十五年二月三日，公死在任所。皇帝三日不上朝，追赠太傅，派吏部员外郎杨于陵前来祭奠吊唁，并给他的儿子加赐布帛米粮。公将要死时，命令儿子三日后入殓；入殓后便举行出殡，出殡第四天，汴州发生叛乱，所以君子认为公能够知人。公死后，汴州人歌唱道：“浑浊的水浩浩荡荡，有人修筑城郭；道路上挤满人群，欢呼声震天。公刚来时如此，如今公要归去了。” 公的灵车还在途中，汴州人又唱道：“公既然来到这里，东都人民便得以保全；如今公去世了，百姓还能同谁一起安宁？”当初公任华州刺史时，也有恩惠和爱护，百姓思念他。公平日居处恭谨，没有妾媵，不饮酒，不谄媚取笑，爱憎没有偏私，同人交往淡泊自然，从未谈论军队事务。有人问他，他说：“我的志向在于教化。”公享年七十六岁，官阶多次升迁至金紫光禄大夫，勋级多次升迁至上柱国，爵位多次升迁为陇西郡开国公。先娶南阳张氏夫人，后娶京兆韦氏夫人，都先于公去世。四个儿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都是皇帝赐名。全道任秘书省著作郎，溪任秘书省秘书郎，全素任大理评事，澥任太常寺太祝，都是品行良善、学问修养很好的人；谨慎详细地写明历任官职和行事状况。恭敬地请求将此状移交考功司，并移交太常寺议定谥号，移交史馆请求编入记录。谨此上状。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叙事，完全学习《左氏春秋》。不过董公的文章顿挫有致，权公的文章调和平匀，各自形成一种体格。”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引。昌黎韩退之在八代衰微之后崛起，又得到柳州柳宗元相互辅佐，所以一个倡导，一个应和，好比在山谷中发出长啸，一呼一应，可以说盛况空前。昌黎的文章，更多得力于古代六艺以及孟轲、扬雄；柳州则间或出自《国语》《左氏春秋》等诸家。他文章深厚醇正、浑厚雄健，有些地方不如昌黎；但其刚劲悍利、空旷清峭，也的确是千年以来少有的绝响。我读许京兆、萧翰林等人的书信，觉得可以同司马子长《答任少卿书》相提并论，想要合上书卷而屡屡抽泣，已经很久了。再次阅读《钴鉧潭记》等篇，恍惚间神游于沅湘之上，仿佛要凌空御风而行，已经奇妙极了！我辑录书信、启文三十三篇，序传十七篇，记二十八篇，论议辩十四篇，说、赞及杂著十八篇，碑铭、墓碣以及诔、表、状、祭文二十篇，分编为十二卷。考察柳州《平淮雅》《铙歌》以及五言、七言诗，在诸家作品中尤其擅长，这是他的长处。我校订并辑录的只是文章，所以没有收入诗歌。归安鹿门茅坤题。柳州本传。柳宗元，字子厚，他的祖先大概是河东人。曾祖柳奭任中书令，获罪于武后，在高宗时被杀。父亲柳镇，天宝末年遇到变乱，奉母亲隐居王屋山，常常闲行乞求供养，后来迁居吴地。肃宗平定叛贼后，柳镇上书议论政事，被提拔为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辅佐郭子仪的朔方府，三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因事情触犯窦参，被贬为防州司马，后来回任，最终官至侍御史。柳宗元年轻时聪敏绝伦，写文章卓越精致，当时同辈都推崇仰慕他。考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授任校书郎，调任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交好的人认为他才奇特；等王叔文掌权后，把他引入禁中亲近之地参与议事，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想要大力任用他。不久王叔文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未走完半路，又贬为永州司马。既被放逐到偏远荒僻之地，又处在荒凉险恶的环境中，于是任意游历山林水泽之间；他的困厄和感伤郁结，全都寄托在文章中，仿照《离骚》写了几十篇，读者都感到悲伤恻隐。他很同萧俛交好，写信给他倾诉心情，又写信给京兆尹许孟容。然而众人害怕他的才华过高，担心受到惩罚而失去官位，所以没有人肯出力援助他。柳宗元长期沉沦不得振作，他写文章的思考更加深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贞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柳宗元不能被召回朝廷，忧伤悼念并悔恨追思过去的过错，于是写赋自我警戒，题为《惩咎》。元和十年，调任柳州刺史。当时刘禹锡获罪要到播州，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还健在，我不忍心看他陷入困境，又没有什么话可以向他的母亲说明；如果不去播州，便会成为母子永诀。”于是立即上奏，想把柳州授给刘禹锡，而自己前往播州。适逢大臣们也替刘禹锡请求，于是改授连州。柳州人常常把子女抵押换钱，超过期限不赎回，子女本钱相等时就没为奴婢。柳宗元设法谋划，把他们全部赎出；尤其贫穷的，就让他们写下佣工契约，等价值相当后归还抵押的人。已经没为奴婢的，也准备钱帮助赎回。南方应进士科的人，跋涉数千里来跟随柳宗元学习，经他指点传授的人，写文章都有法度，世人称为“柳派”。柳宗元在柳州十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柳宗元年轻时热衷于求取进身，认为功业可以成就；后来既因获罪而被废弃，便一直不能振作。然而他的才华实在很高，声名大概冠绝一时。韩愈评论他的文章说：“雄伟深厚、典雅刚健，像司马子长，崔骃、蔡邕也不值得多谈。”他死后，柳州人怀念他，托言柳宗元降神于柳州的堂上，有人怠慢他便会死，于是在罗池建庙祭祀。韩愈于是写碑文来使这件事成为事实，说的就是这些。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七。明代茅坤撰。《柳州文钞》第一卷。书信。我阅读子厚的书信，发现他被贬到永州、柳州以后，大体都取法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和杨恽《报孙会宗书》，所以他的书信大多带有悲怆呜咽的情调；但文辞气势回环诡奇、跌宕起伏，好比听胡笳、闻塞外曲调，使人断肠。至于其中谈论文章的地方，一定以道为根本，应当同昌黎并驾齐驱，所以选录其中可以诵读的二十九篇。

译《与李翰林建书》。杓直兄足下：州府的传递使者匆忙来到，我收到您的来信，又在梦得那里得到您前一次的信，意思都十分殷切厚重。庄周说：“逃避蓬蒿藜藋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就会欣然高兴。”我身处蛮夷之地，近来接连收到您的两封信，又得到您送来的药物，还有什么话能表达这种喜悦呢？我从去年八月来到这里，痞疾已经稍有好转，过去有时隔一两天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月才发作两三次。服用南方人的槟榔、余甘子来攻破壅塞隔滞，虽然大大驱除了阴邪，却已经损伤了正气；行走时膝盖颤抖，坐下时大腿麻痹。我所需要的是补气、充实血液、强健筋骨、辅助心力；如果有适合这些需要的药物，请再送来几种。忽然收到良方并随药一起到来，更好了。永州在楚地最南边，地形风物同越地相似。我烦闷时就出游，游得多了，又害怕进入野外会遇到蝮蛇、毒虫和大蜂；抬头看天空，低头看地面，走一小步也劳累困倦。靠近水边就害怕射工、沙虱，它们含着怒气偷偷发作，射中人的身影，动不动就形成疮疡。偶尔来到幽静的树木和奇石之间，暂时得到一笑，随即又不快乐了。为什么呢？好比囚犯被关在圆形土墙中，偶然遇到和暖的天气，背靠墙搔摩，伸展四肢，在这个时候也会觉得舒适；可是回头看看地面，抬头窥视天空，不过方圆几丈，始终不能出去，哪里还能长久舒畅呢？在清明的时代，百姓都得到欢乐；我作为士人，颇能懂得古今的道理，却偏偏悲伤到这种地步，实在不足以同治理天下的执事相比，甚至连愚夫愚妇也比不上，私下里为自己悲悼。过去我所犯的罪过，您当时正身在禁中，详细看见了事情的始末，我不再一一说明。如今我衰残顽钝、鄙陋无能，能够不死已经是幸运。假如做一个尧时代的百姓，不一定要建立事业、成就功名，只希望能够改任到稍近的地方，罪责稍微减轻，便可以耕田种麻，娶一个老农的女儿为妻，生男育孙，以供服役；还可以时时写文章歌咏太平。至于遭受摧伤之后，气力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假使疾病痊愈，身体重新强健，漫长的人世也不过是做三十年的过客罢了。前面三十七年同一瞬间没有区别，后来得到的东西不值得把玩，这一点我也已经看清了。杓直认为确实如此吗？我近来设法得到经书、史书和诸子书数百卷，常常等战栗稍稍平定时，伏案阅读，颇能看见圣人的用心，以及贤士君子立志的区别，还写了几十篇文章。因为心中有病，说得很少，文章次序也不完整，不能远寄，只用来排遣自己。贫穷是士人的常态；如今我虽然瘦弱饥饿，却也甘之如饴。您说已经向常州刺史韦夏卿说明并关照我，我哪里敢把常州刺史同普通人一样看待呢？如果只是普通人，他就不会再关照我了。可是常州刺史从来没有写信给我，我怎敢先写信给他呢？裴应叔、萧思谦，我各自给他们写有书信，您可以索取来看看，但请彼此告诫，不要给别人看。敦诗住在附近，事务简少；如今不能写信给您，就默默地把这封信给您看。希望您努力竭尽心志思虑，帮助成就一代王朝的法度，以宽宥罪过。不一一详述。某白。

译《寄许京兆孟容书》。子厚最不得志的时候，写出了最得意的书信，可以同太史公写给任安的信参照来看；不过文气像是呜咽萧瑟。我要看苏子瞻被安置在海外时的诗文以及写给故人的书信，他却显得十分旷达，大概是因为子瞻晚年深深悟入禅宗，所以格外超脱，同子厚相比相差数倍。宗元拜了两拜，奉呈五丈座前：恭敬地承蒙您赐信教诲，微妙而详尽，情意深厚，使我欣喜雀跃、恍惚不定，疑心像是在梦中。我捧着信叩头，心中惊悸不能安定。我想到获罪以来已经五年，从来没有一位故旧大臣肯写信给我，这是为什么呢？罪名和诽谤交相积累，众多疑忌之言直达当权者，实在令人惊怪而畏惧。因此我惶惶不安，走路都战战兢兢，更背负着深重忧虑；残存的躯体和余下的魂魄，聚集了各种疾病，痞气结聚伏藏，没吃东西却自觉饱胀，有时寒热像水火一样交替袭来，从内部消耗肌肉骨骼，并不只是瘴疠造成的。忽然承蒙您的教诲，才知道自己有幸得到大君子的宽宥，您想使我这个沉没于膏肓的人重新起身做人。这哪里是我平素敢于希望的呢？宗元早年同获罪之人亲近交往，起初惊异于他们的才能，认为可以同他们共同建立仁义、辅助教化；过于不自量力，勤勤恳恳地勉励自己，只把中正、信义作为志向，以振兴尧、舜、孔子的道统、使百姓获利安定为要务，却不知道自己愚昧浅陋，不能勉强胜任；平素的心意就是如此。到了末路，处境困厄闭塞，事情既然壅滞隔绝，又触犯权贵近臣，狂妄疏忽、荒谬乖戾，犯下不可测的罪过，众议沸腾，仿佛鬼神一同震怒；加上我本来地位卑贱，却突然出来掌管政事，别人不相信我，那些追逐利益、求取进身的人挤满门庭，却百人中未必有一人得到任用。一旦他们不能如意，便制造更多怨恨和诽谤；在原有大罪之外，又加上无数诋毁，四处交错构陷煽动，全都成为仇敌，协同攻击；外面还勾连强暴而失职的人，终于造成这样的局面。这些都是您所听见、看见的，我不敢对别人说。心中感怀不能自已，又写下这些简牍。这个人即使受到万次诛杀，也不足以弥补罪责，哪里还有什么赏赐呢？如今他的同党幸而得到宽免，各自取得好的地方，无须办理公事便坐享俸禄，这是圣明恩德极为厚重的表现；我还怎敢等待被除去废弃的痼疾稍有改变，以希望得到朝廷之外的恩泽呢？年轻人意气锐盛，不知道事物的细微征兆，也不知道事情是否应当，只想一心直行到底；果然触犯刑法，都是自己求取招致的，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宗元在众多同党中罪状最重，神明之理降下惩罚，又不能立即死去，还要面对别人说话，求取食物使自己活下去，迷乱而不知羞耻，日复一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五百年〕 先人的坟墓在城南，没有其他子弟主持祭扫，只有托付给乡村邻里。我被贬逐以来，那里生死存亡的消息一直不确定。至于乡里负责守护坟墓的人，本来就已经越来越懈怠。昼夜悲哀愤恨，害怕坟墓中的松柏被损毁，牧草樵采也无人禁止，以至于酿成大祸。近世重视拜扫坟墓，而今已经缺失四年了。每逢寒食节，我便面向北方长声号哭，以头叩地，想象田野道路上士女遍布，皂隶、佣工、乞丐也都能登上父母的坟丘。即使是马医、种田人的鬼魂，也没有不受到子孙追荐供养的。然而这些希望现在已经断绝了，又能说什么呢？城西有几顷田地，种着数百株果树，多是先人亲手封土栽植的，如今已经荒芜污秽，恐怕很快就会被砍伐，再也没有人爱惜。家中有皇帝赐给的书三千卷，还在善和里的旧宅。住宅如今已经三次换了主人，书籍是否还在也无法知道；这些都交付给所看重的人，常常牵挂在心里，可是也没有办法。立身一旦失败，万事便像瓦片一样崩裂；自身残废，家业破败，成为世上的大耻辱，又怎敢再希望大君子抚慰、收养、救济，仍把我列入人的行列呢？因此吃饭时不知道咸淡，到了节令适宜的时候才洗浴、洗手、漱口，行动常常隔了一年半载才进行一次；偶尔搔一下皮肤，指甲里便满是尘垢。实在是忧惧、悲伤，无处诉说，才到了这种地步。自古以来贤才士人秉持志向、遵守本分，却遭受诽谤议论、不能自行辩明的，大概有数百人。所以才有说管仲没有兄长却盗嫂、娶孤女，以及挝打岳父的人。然而依靠当世豪杰为他们分辨明白，最终仍使他们在史籍中光显。管仲遭遇盗窃之名，却被提升为功臣；匡章蒙受不孝的名声，孟子仍以礼相待。如今既没有古人的实际功业，却背负着他们所受的诟辱，想要得到世人的明察，已经不可能了。直不疑买金偿还，同舍的刘宽下车归还牛，乡人由此真正知道，疑似之事不是口舌所能辩清的。郑詹被拘束在晋国，最终还是没有死；钟仪演奏南方音乐，最终得以返回本国；叔向被囚禁，却自信一定能够获免；范睢骑在危险之处，以生存换取死亡；蒯通手扶鼎耳，成为齐国上宾；张苍、韩信曾伏在斧下、遭受挫折，最终还是取得将相之位；邹阳在狱中凭书信使自己活命；贾谊被斥逐，后来又被召到宣室；倪宽被排斥，死里逃生后做到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被下狱，判决应当处死，最终却成为汉代儒学宗师。这些都是奇伟博辩、奇特壮盛之士，能够自行解脱。如今我凭着怯懦卑污的下等才艺，又被恐惧和痼疾缠身，即使想要慷慨激昂、挽袖挥臂，自己比拟昔人，也更加疏远不及了。贤者在当今不得志，必将在后世取得尊贵。古代著书的人都是如此。宗元近来想致力于此，然而力量薄弱、才华低劣，没有特殊才能可以自我解脱；即使想执笔详细写作，精神意志已经荒废耗损，前后遗漏错误，终究不能写成篇章。过去读书时，我自以为不至于遇到滞碍；如今却顽钝得什么也不能省察记录。每读古人的一篇传记，读到几页以后，就要再三展开书卷，重新看姓名，随即又废忘。假如万一能够从刑部囚籍中除名，重新列入士人行列，也不能承当当世的任用。恭敬地希望您在无用之地兴起哀怜，在无人报答之处施加恩德，只把保存通家宗祀作为念头。若有能够打动人心的机会，请您把握住，不要失去。即使不敢希望回乡扫墓，退居并依托先人的房舍，度过余生，也姑且稍稍向北迁移，减轻瘴疠，完成婚娶，求得子嗣；有可以托付的人，便安然长辞。如果能够安稳睡眠，就再没有遗憾了。信中的言辞繁多委曲，没有办法自行说尽；然而您从这篇文章中来寻求我的心志，君子本来就能看出我的肺腑。实在承受不住恳切依恋之情，不再详述。

译《与杨京兆凭书》。文章不如前一封信，但其中写自己的部分，呜咽流泪，大略相似，所以一并收录。某月某日，宗元拜两拜，奉书于丈人座前。差役胡要返回复命，带来您的教诲，刚健严厉，使我感动奋发，得以铺陈广大的道理。开头谈到推举延揽贤才的办法，以及它在当今世道的困难；其次谈到文章，最后说到自己愚昧、精神消耗、身体衰败，无法守护宗族、恢复田亩，因此忧虑怜悯到了极点。您不仅把亲近故旧当作可以推荐的人，又公开发表言论、明确赏识，肯定我的平素志向并激励我的忠诚；因此我既踊跃又敬畏，比过去承蒙您来信的情意更加深厚万分。所以冒昧把我的全部愚见奉献给您。大体说来，推荐人才这件事，古人所说的困难，并不只是一个方面：了解人才困难，说出人才困难，听取并相信推荐也困难。有的人有才能却以谈论它为羞耻，有的人有才能而乐于谈论它，有的人没有才能却善于谈论自己，有的人没有才能却不说话，仿佛有才能一样。有才能却以谈论为羞耻的，是上等人。即使舜也难以发现这种人，孔子也说自己错过了子羽。除此之外还说能够了解人才而不遗漏，那就是妄言。有才能而能够谈说的，是次一等。德行如汉光武帝时的冯衍，却没有得到任用；才干如王景略，却把尹纬当作令史；这些人终日号哭、大声叹息，最终却没有人留意。没有才能却善于谈说的人，是奸贼；赵括因此得以取代廉颇，马谡因此得以欺骗诸葛亮。如今像这一类的人，在世上并不少。将相大臣听到他们的话而一定能够辨别真伪，也是妄想。没有才能又不善言谈的人，好比土木一类。周仁凭重臣身份做到了二千石，许靖凭借他人的称誉而取得三公之位。近世尤其喜欢这一类人，把他们当成长者，最容易得到推荐和宠幸。说话质朴愚拙而无害的人，如果处在田野乡里，作为普通百姓，即使称作长者，也可以；但从守关击柝开始，就必须敬重他的职责。地位越高，能影响的人和事就越多，难道要任用无用的质朴之人吗？如今有人说：“某人是长者，可以做大官。”这类人往往不是古人所谓的长者，那就只不过是土木罢了。把土块举起来、把木头揭取出来，送到朝廷高堂之上，再给它系上绶带、戴上冠冕，让徒隶在它两旁奔走侍奉，这对万民的劳苦难道有什么补益吗？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世俗实用，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了解人才困难。”孔子说：“仁者说话迟钝。”孟子忧虑未必同道却相互言说；那么对方还没有信任我，而我告诉他士人一定有三重间隔：他将会说：“他真的了解士人吗？了解文章吗？”对此怀疑而不加重视，这是第一重间隔。又说：“他莫非是偏爱私人关系吗？是因交往而谋求利益吗？” 这是第二重间隔。又说：“他是不是认为我不如他，因而嫉妒我？这会妨碍我的事情。”这是第三重间隔。因为害怕这些情况而不敢进言，所以说“进言困难”。进言后又有这些忧患，所以说“听取并相信困难”。只有明察的人才能做到。推荐人才能被采纳，进言能被接受，听取能取得信任，三者只要有一项达不到，就不能有所希望。然而君子不会因为听取进言困难，就不努力寻求人才；人才是治理的根本。假如有关官吏不相信我，我知道人才却不放弃，必定会有相信我的人。假如我确实知道人才，即使没有有关官吏，只要人才可以显达，等我一旦掌握任用人的权柄，他必定会得到施展。所以公卿大臣的重要职责，没有比访求人才更重要的。人才如果不预先准备并熟悉讲习，突然遇到君主询问、宰相咨询、有关官吏求取意见，却没有办法应答，那么大臣的职责就会有所缺失，因此不能怕麻烦。如今世人谈论士人，先看文章；文章是士人末后的才能。然而立言也在文章之中，从末端把握根本，大概十人中有七八人可以做到，不容易忽视。自古文士之多，没有比当今更多的。如今的后辈写文章，能赶得上屈原、司马相如的，可以数出几人；能赶得上王褒、刘向一类的，又可以数出十人；至于同陆机、潘岳相比的，更是接连可见。如果他们都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文章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后代才可以看清这一点。如今世俗的耳朵和庸人的眼睛没有什么可以取信，只有杰出而特别的人才会显现出来。丈人凭文章的法度通行于当世，叔仲鼎立于天下，被称为文章家。如今又有吴武陵，吴敬之是其中一人；敬之在能够赶上屈原、司马相如的人中居其一。天下正在走向太平，如今的文士都能够先求治理之道；治理之道并不相同，应该以古书和老儒之说来裁断，径直趋向尧舜的大道，把孔子的志向明确表达出来，这又是古代所少有的。这样看来，文章未必是士人的末等才能，只看如何选取罢了。宗元从小就学习写文章，中间有幸连续考中甲乙科，做到尚书郎，专门掌管百官章奏，但还没有彻底懂得写文章的道理。自从被贬官以来，没有政事可做，便阅读百家书籍，纵横驰骋于其中，才稍稍懂得文章的利弊。去年吴武陵来到这里，我赞赏他年纪轻、才气雄健，可以振兴西汉文章；我每天同他谈论，于是为他写了几十篇文章，希望能够铿锵有声、陶冶性情，时时可以看见古人的情状。然而古人也不过是人罢了，为什么要把他们看得那么遥远呢？一般人可以谈论古人，却不能谈论今人。桓谭也说：亲眼见到扬子云的容貌并不能动人心，怎么肯传播他的书呢？即使文章博大如庄周、悲哀如屈原、深奥如孟轲、雄壮如李斯、峻拔如司马迁、富赡如司马相如、明达如贾谊、专精如扬雄，只要仍是当今之人，世上真正高明的人也会少之又少。由此看来，古人未必不被当时人轻视，却在后世获得荣誉。至于吴武陵的文章，如果不是丈人，没有人能够了解它；只是恐怕世上才高的人不肯长久学习，无法把训诂之学穷尽。风雅之道，在一个时代已经十分兴盛。像宗元这样，才能力量缺损衰败，不能远行高驰，同诸位生员一起凌摩九霄、抚临四海，向后人夸耀了。为什么呢？凡是写文章，以精神意志为主。自从遭受责罚放逐，又接连遭遇大故，荒乱耗竭，常常积聚忧惧，精神意志已经很少了。所读的书随后又遗忘，一两年以来痞气尤其严重，加上各种疾病，行动没有常态，昏昏扰扰，内心生出阴霾雾障，充塞拥堵；即使有意穷究文章，疾病也夺走了我的志气。每当听见别人说大话，就气息为之中断、惊惧震动，抚摸胸口、按住胆气，也不能自行停止。永州又多火灾，五年之间，四次被大火逼迫，只能赤脚逃出；撞坏墙壁、凿穿窗户，仅仅免于焚烧，书籍散乱破裂，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

译每逢遇到火灾的惊恐，接连几天茫然恍惚，不能说话，又怎么能把心意全部寄托在笔墨上呢？辛苦自持，难道要使这危弱败坏的魂魄更加受伤吗！内心的诚挚郁结，都已写在献给许京兆丈人的信里，不能再烦劳您听我重复陈说。凡是被贬弃的人，都希望有一天得到任用，而宗元独独没有这种想法；自认为罪大难以解脱，才质也无处施展，只求苟且活着，叙说忧惧作为幸运，哪里还敢有其他志向呢？先父承受孝德，秉持正道，在天下人中名望很高，仕进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宗元没有先父那样的才能，也曾两次入朝做到六品官，哪里承受得起如今的处境呢？况且柳氏号称大族，自五六代以来，没有人做过朝官，难道只有我这个愚昧之人能超过数百人吗？因此自己思量，官职已经过分了，宠遇已经很厚了。知足同知止不同，宗元已经知足。若要立即停止做官、不再接受俸禄地位，我也还不能做到。如今又得到好官，仍然不推辞，为什么呢？拿世人的期望来要求自己，尚且还足以使自己进取；如果达不到，也就没有遗憾了。进取的志向已经消失，身世孤单，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家庭，即使让自己得到极高的尊宠，又同谁共享荣耀呢？只是遗憾不幸曾经托付婚姻，却早早凋落，守寡十多年；曾经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一天能够保全他的性命，直到今天也没有可以托付后嗣的人，这种痛恨常在心头眼前。孟子说不孝有三种，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一种。如今那些急切追逐世俗事务的人，所担心的也只是这一点罢了。上天如果不抛弃先父的德行，家中所承继的后代或许还希望能够延长寿命，直到遇到大赦，得以回到乡里，建立家庭，那么为人子女的责任就完成了。超过这个限度还要争逐宠爱和利益，便是上天所厌弃的，上天所厌弃的！丈人早晚将要回到朝廷，再次成为大臣，恭敬地希望您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我流着泪叩头，把它陈列在您的座右，实在承受不住感激之情。《与萧翰林俛书》。一悲一笑，令人破涕为笑。思谦兄足下：昨天祁县的王师范经过永州，对我说，他得到张左司的信，知道思谦兄有积极任官的志向，确实是愿意帮助太平的人。我听后十分高兴；不过即使没有王生的话，难道我平素不知道您吗？我所高兴的，只是耳朵听到的同心里相合，果然没有错罢了。我不幸，过去处在进退不安的形势中，平日闭门不出，仍有无数口舌是非，何况又同我长期交游的人，竟处在危急之中而插手其间；那些求取进身而又退缩的人，都聚集起来成为仇怨，制造粉饰之辞，越发蔓延放肆。如果不是事情确实明白，由我在内心自行判断，那么谁能在纷乱之中替我说清呢？可是我当时年仅三十三岁，十分年轻，从监察御史里行升为礼部员外郎，越级取得显要官职，想要免除世上那些求取进身者的怪怒、嫉妒和讥刺，怎么可能呢？凡人都想自己显达，我先取得显位，才能不能超过同列，名声又不能压倒当世，世人恼怒我也是应该的。我同罪人交往十年，官职又因此升迁，耻辱在于依附朋党；圣朝宽宏广大，贬黜又很轻，不能平息众人的愤怒，于是诽谤之言不断转移，喧嚣叫骂，渐渐形成了怪异的民情。那些卖弄聪明、求取仕进的人，更用辱骂我来取悦仇敌的心意，每天制造新奇说法，务求彼此欢喜，以为这样可以加快被援引的道路；而我们这些人却因此越来越困顿受辱，各种罪名横加而来，根本不知道缘由。我私下反复思量，自己是因为辜负了皇上的深恩，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真可悲啊！人活着很少能超过六七十岁，我如今已经三十七岁了；近来常觉得日月过得越来越快，一年比一年更快，大概不过几十个寒暑，这个身体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是非荣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像这样说个不停，只会更加增添罪过。兄长知道这些，不要对别人说。我居住在蛮夷之地已经很久，习惯了炎热毒害的气候，昏沉迟钝、身体沉重，心里已经把这些当作常态；忽然遇到北风，早晨起来稍有寒气侵入身体，便觉得肌肤战栗、毛发萧条，惊恐地注视四周，惶惧地把它当作异常的气候，心情意绪几乎不像中原人了。楚、越之间的语音特别怪异，像鴂鸟鸣叫、喧噪不已，如今听来却觉得怡然，毫不奇怪，已经和他们同类了。家中出生长大的小孩都自然地哓哓不停，昼夜充满耳朵；听到北方人说话，便哭喊着跑开躲藏，即使病人也会惊恐害怕。出门看见州里乡间街市上的人，十有八九都要拄杖才能站起来；我自己料想，住在这里还能有多少日子？难道还可以不知止足，谈论长短是非，再次成为一世人的笑柄吗？我读《周易》困卦读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反复玩味，越发高兴地说：“唉！我即使在家里安置一张嘴来为自己辩解，也只会使受辱更多罢了。”因此更加乐于沉默不语，想着和木石为伴，不再用心于世事。如今皇上兴起教化，辨定邪正，天下都欣欣然快乐，而我和四五个人却独独沉沦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命运吗？命运就是上天的安排，不是那些流言之类的人所能控制的，我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只是高兴像思谦这样的人，遇到当今时代便宣扬道义，使道义得以施行，万物都得到它的好处。我确实有罪，然而难道不也属于万物之中的一个吗？身体亲自承受它，眼睛亲自看见它，也就够了。何必挽起衣袖用力争辩，还自夸是出自我自己呢？果真这样自夸，也就不是道了。事情固然如此，可是居处于政治清平的时代，终身成为顽劣之人的一类，仍然有些羞耻，不能完全防止这种处境。假如趁着平定贼寇、庆贺赏赐的时候，能够得到昭雪，使我承受上天恩泽的余润，那么即使是朽木腐根，不能再生长，也还足以蒸发出芝菌，作为祥瑞之物。只要解除废黜禁锢，迁徙到几个县以外的地方，世人一定会说我的罪过稍有减轻了。然后收拾魂魄，买一块土地，做个耕田的农民，早晚歌唱吟咏，使之成为文章，希望持木铎采诗的人采录后献到朝廷，增添圣唐《大雅》的篇章。即使不能得到官位，也不算白白做了太平时代的人了。这些本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最终还是想替兄长说这一番话。宗元再拜。

译《与顾十郎书》这封信似乎不像是对座主所说的话，但也明白晓畅。四月五日，门生、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向十郎致信：凡是自称门生，却不知道恩德从何而来的人，就不是人。戴上缨帽、束好衣襟，快步前往进身的人，都说“我知道恩德”。既然知道恩德，那么怎样辨别呢？不过辨别它也并不困难。大抵在权势显赫、将要被任用时，像蜂群蚁群一样依附聚集，媚笑逢迎，局促卑屈，贬低别人来推销自己；像这样的人，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便如闪电消失、疾风远去，不再为门下所任用了。有的人稍微知道羞耻和畏惧，害怕世人非议自己，便内心矫饰、外表伪装，实际上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境界。既然如此，那么在当时能够坚定自守、积蓄力量、秉持志向，不再采取从前那种姿态，等到形势变化时，本来是有希望的。大凡凭文章出自门下，由普通士人升到司徒的，有七十九人。执事您试着追述他们的情状，果真能发挥作用的人也出现了。然而其中招来众人非议、流言飞传、喧哗诬蔑的，难道是别人吗？本来就出自门下，幸赖中山刘禹锡等人惶惶忧惧，没有一天不在信臣门下奔走，努力为您的大德辩白。顺宗时显赫地赠予荣誉谥号，在天官那里得到宣扬，遍布天下，作为亲戚和门生的光荣宠幸。没想到那些琐屑小人又拿这件事来攻击执事，这实在使我内心痛苦，郁结翻涌，不知如何发泄，常常因此自我怨恨。我在朝廷时不能建立奇特的节操、宏大的议论来立足于当代，最终反而遭到废黜放逐，处在困穷压抑之中；又不能著书截断往古、阐明圣人之法，以取得无穷的声名，进退都没有不同于众人之处，不能显明门下得人的盛大功绩。如今怀抱深厚的德行，积蓄着郁愤，想要有所作为以报答从前，可是既与时势乖违，又离散、受排斥压抑而无从施展，长期成为孤独的囚徒，不能为自己辩明，恐怕执事您最终会因为不了解我的本心而误解我。之所以困顿退隐，是想有所作为；却仍然流于从前求进取者的议论，下面的情实在无法上达，盛大的恩德也无法报答，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所以一直不愿说出来。如今害怕老死在瘴气之地，而别人又无法辨明我的志向，因此替执事把这些话说出来。古人以自身不能赶上古人为羞耻，倘若万分之一有机会重新回到人世间，那么这些话差不多就能实现了。因谈到这些而感情激动，眼泪不禁流下。信未能写完，宗元谨再拜。《与裴埙书》也自觉悲凉痛苦。应叔十四兄足下：近来收到您的信，知道您殷勤关怀，不把我的罪过看得太重，所以有同情我的起居行止之意。我已被世人共同抛弃，只有应叔等一两位先生还没有这样做罢了。我的罪过在于年轻时喜欢多事，进取之后不能停止；同辈嫉恨愤怒，因为我先得到官职；又不幸早年曾和那些身居权衡地位的人交游，十次荐举贤能，才有一次被采用；那些没有得到任用的人便造谣诬蔑、排斥陷害，我难道能够出来辩解吗？我的性情又倔强粗野，不能摧抑自己，因此声名更加恶劣，处境更加危险。有嘴有耳的人互相传递丑话，不知道最后会怎样。内心的过错，大概就是这些罢了。我既已受禁锢，却没有立即死去，是认为日久之后自然会得到昭雪；如今也已经很久了，可那些嗔怒辱骂的人还不肯停止，而坚定替我辩白的人却有无数。皇上每天兴起太平之治，不朝贡、不称臣的国家都加以征讨，制度也大为建立，难道还要长久使我们这些人成为坏人吗？难道最终没有办法使我显明真相，不能击壤鼓腹，享受尧舜之道吗？况且天下人都熙熙攘攘，唯独呻吟的只有四五个人，为什么享受宽裕的人这样多，而受到拘束的人这样少？难道不是没有一概征召的缘故吗？为什么呢？阳和之气蒸养万物，燕地的山谷却没有受到它的温暖，一个邹子尚且以此为羞。如今如果应叔等人了解我，难道还比不上邹子吗？然而有什么可羞耻的呢？河北的军队应当已经平定，奚族也听到吉祥的消息了。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承受大庆之后，必定会得到特别的恩泽；那么流言飞文造成的罪过，或许可以停止了吧？幸而能够把我迁到数百里以北的地方，使天下人不再认为我是清明时代的异类，即使死了也无憾了。金州的考核政绩已经很久了，唯独您被轻视而不升迁，是什么缘故呢？十二兄应当再转任右职，十四兄曾经收到几封信，平安无恙。兄长只顾念我的穷困处境，难道没有什么打算吗？北方正值严寒，人反而更加平和；只有楚地南部直达大海，玄冥之神所不能统辖，炎热昏闷而多疾病，气力更加衰弱，昏昏沉沉的，世间百事只能记得一件；除了忧愁恐惧之外，便懒怠而睡罢了。偶然写到这里，不再多说。《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八 明代茅坤撰 《柳州文钞》二

译书信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意气充沛淋漓。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恭敬地写信：太学诸位学生足下：起初，朝廷任用谏议大夫阳公担任司业，诸位学生受到陶冶，养成醇厚美善的品德，和乐融洽地在这里已经四年了。诏书下达，要把阳公调任道州；我当时正在光范门登记入籍，到秘书省任职，听到这件事，忧郁而不高兴。这不只是替诸位学生忧愁，也是因为我失去了自己的师表，再没有可以敬仰仿效的人。不久，署吏传来诏书草稿让我看，我得以读到它。大概皇上非常了解阳公，赞美、显扬、宠信之意殷切而周备丰厚。于是我知道，这是想烦劳阳公到南方边远之地宣扬风化，把美好的教化广泛施加给百姓。于是心情宽慰，稍稍高兴，像得到天子美好命令的安慰和奖赏一样。然而退下来后又独自感伤：有幸生在圣明而能直言不讳的时代，却不能把自己积蓄的议论、关于国家大体的见解公开陈述，告诉执事，希望稍稍得到采纳而返回朝廷。阳公南行的第二天，我从秘书省退出来，在司马门外登车，听看守宫门的官吏说，诸位学生爱慕阳公的德行教化，不忍心让他离去，于是到西阙之下叩头，诚恳至极地请求照旧留任的，有一百几十人。我顿时拍手，十分欣喜，激动得不能安宁。没想到古道竟又在今天显现出来。我曾读李元礼、叔夜的传记，看到其中说太学生们仰望宫阙前往申诉，我以为千百年都不会再看到这种事情。如今竟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实在是诸位学生给我的厚重恩赐。唉！我年轻时曾经有意到太学游学，接受老师的教诲，以此树立志向、立身处世。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太学生聚集结党，侮辱老人，轻慢贤者；有的人荒废学业，靠伶牙俐齿谋取衣食；有的人粉饰恶言，肆意争斗诉讼；有的人凌辱傲慢地对待长官，辱骂主管官吏。至于退守自持、能够自我约束而不同于众人的人，没有几个。我听了又惊又怕，实在痛惜他们身在圣人门下，却大多这样昏乱。于是退居乡里，寄托于家塾，考察磨砺自己的志业，经过太学门口也不敢回头多看一眼，又哪里敢抬头仰望那些学生呢？如今他们竟然奋发志向、砥砺道义，超出千百年来的常例，这听闻和亲见为什么如此相反呢？难道是那些议论的人说错了？还是时代不同、人物不同，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桀骜危害之人了呢？莫非是阳公逐渐浸润、引导训诲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吗？如果是这样，服膺圣人的遗教，居处于天子的太学，难道可以没有愧意吗？唉！阳公具有博大厚重、恢宏宽广的德行，能够容纳善人和伪人，有来者从不拒绝。从前听说有狂妄迷惑的小生依托于门下，有时竟传播文章，陈述愚蠢丑恶、无赖的行为，而议论者拿来指责阳公，说阳公过于包容污秽，不具备为人师表的道理，这是大错特错的。仲尼曾说我一党的弟子有狂者和狷者，南郭献曾加以讥刺，曾参的门徒也有过失；七十二人中有人招致祸患，负刍曾使孟轲受辱，住在齐国馆舍的跟随者还偷过鞋子。那一位圣人和两位贤人，后来都成为大儒，却仍然不能避免这些事情，又怎么能够拒绝别人呢？俞扁的门下不拒绝有病的人，防、墨身边不拒绝弯曲的木材，师儒的席位不拒绝品行偏曲的人，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阳公在朝廷时，四方听到他的声名，都仰望而尊敬他；贪婪冒进、邪曲浅薄的人，也许因此稍稍受到阻遏，不敢遂行他们的恶行。阳公虽然没有师尹那样的职位，但人们实际上都把他视为共同仰望的对象。与其只向一方宣扬风化、把教化普及一州，他的功德影响远近，难道还可以估量吗？诸位学生的话，不只是为了自己，对国家的体面实际上非常有利。希望诸位学生不要把这件事仅仅看作私情，想来还会再次上书，所以我略微帮助你们写在笔端罢了。请勉励保持这种美好的志向，使修史的人将来有所记述。努力吧，多多祝贺，柳宗元白。《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

译完全仿效李斯的《逐客书》。宗元白：前些时候送来的石钟乳并不好，听说子敬服食的也属于这一类。又听说子敬有时神志昏乱、行动异常，这应当是没有得到其中的精粹，却被粗劣矿石的燥烈刚悍之性所伤，恐怕会损害子敬醇厚美善的身体，使你继续沿袭错误，所以我殷勤地这样说。再次收到您的来信，承蒙您引用地理来加以验证，写了几百多字。您认为凡是土地所产的东西，既然出产于土地，就没有不好的；这恐怕不对吧？说土地所产的东西，大多优良而少有不好的，不能说全都没有不好的。草木生长，依靠土地；可是即使是同类，也有的生在山的阴面或阳面，有的靠近水，有的附着石头，性质便会发生变化。何况钟乳直接产在石头上，石头的精细、粗劣、疏松、紧密，短至一寻、长至一尺，都各不相同；洞穴的上下、土的厚薄、石头的高低也不可知，那么它所依附而生长的，本来就不会具有同一种性质。由精密的石头中产生的钟乳，便油润清澈，明亮有光；孔窍平滑平正，肌理细密微妙；服食它能使人荣华温柔，气息宣通流行，调养胃部、通利肠道，使人长寿康宁，心平气舒，感到愉快。由粗疏的石头向下产生的钟乳，则奔突凝结而涩滞，忽大忽小，颜色像枯骨，有时像死灰，浸润枯萎而不发散，聚集着齿状物和重叠的纹理，沉重浑浊，顽固如未经雕琢的璞石；服食它会使人行动艰难、胸中壅塞郁闷，泻火生风，妨碍喉部，使肺发痒，幽深的关窍不聪敏，心中烦躁、容易发怒，肝气上逆而气性刚烈，不能平和，所以君子要谨慎。应当取它颜色美好的，不能只相信“产自土地”这一点来求取最精纯的东西。总之这样做，是幸而子敬近来服食的东西还没有坏到这种程度，所以可以停止服用。如果土地所产的东西都没有不好的，那么东南的竹箭，即使旁枝分叉、弯曲不直，也都可以用来穿透犀牛皮；北山的木材，即使奇形怪状、液汁流失、空心而站立枯死，也都可以用来建造百尺高的楼观、渡过千仞深的水渊；冀州北部所产的马，凡是身材高大而脖子短、肢体拘挛、跌跛不稳、蹄薄而拖地的，都可以承受百钧的重量、奔驰千里；雍州的璞石，都可以用来制作磨刀石；徐州的粪土，都可以用来封筑大社；荆州的茅草，都可以用来过滤酒；九江的黑色龟，都可以用来占卜；泗水边的石头，都可以用来敲击考验乐器。像这样而不造成大错的事情就少了。用在人身上也是如此：鲁地早晨饮酒的人，那些让羊关在车毂旁、使车轮转动的人，都可以做老师和儒者；卢地沽名钓誉的人，都可以做太医；西施居住的乡里，面貌丑陋而学她皱眉的人，都可以充任侯王；山西那些冒失轻薄、反复贪婪而残忍的人，都可以开凿凶门、掌管关外军政；山东那些幼稚愚昧、朴拙鄙陋、以务农桑、吃枣栗为生的人，都可以在朝廷上参与谋划。若是这样，违反伦常、背悖道理就太严重了，和把东西都一概看待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经典中说到丹砂，是因为它像芙蓉一样有光彩；说到当归，是因为它像马尾、蚕头；说到人参，是因为它具有人形；黄芩像腐烂的肠子，附子像八角，甘遂像赤色的皮肤，这类比喻数也数不清。如果果真只要适宜土壤所产的就是好的，那么就不应说它生于某地不好，又说某地所产的好。经书的注释还说：“始兴所产为上等，其次是广州、连州所产；其他的就不必服用。”这正是因为始兴所产的好。如今我再三说明，只是希望得到它的精华，以巩固子敬的寿命，并不是为了炫耀懂得药石和角术的技能。如果是为了服食，不必对自己有利，只顾务求胜过别人、夸耀辩才博学，我向来不认为子敬会这样，那显然不是事实。因此把我的意见全部说完。宗元再拜。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博喻虽然不算特别古雅，然而确实另有蹊径。”

译《与李睦州服气书》文章最为工整精妙，然而篇末宰杀牛的一段，似乎写得漫无边际而混杂。子厚往往在文章写得纵横奔放时，就流露出这种姿态。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天，我和城中可以交游的人一起游览愚溪上游。池塘西面有一座小丘，我们坐在柳树下，饮酒十分欢乐。座中人都遗憾兄长不能一同来，认为兄长自从服气以来，面貌更加衰老而内心少有欢愉，不如前一年。那时大家说着说着都很沮丧，互相顾盼，想办法使这种情形停止。兄长采用这种方法却没有收到效果；路上过了一天，濮阳吴武陵最为轻快健朗，先写信说明：天地日月、黄帝等，以及下面的列仙方士，全都已经死去，写出一千多字的论述，颇为痛快雄辩。我暗中看见兄长面带笑容，嘴唇顺动，精神却没有随之而来。到吃饭时，偷偷观察您调和软硬、干湿食物以及进食饮水的多少，仍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兄长表面上赞许他的言论，暗中却排斥他的主张，就像古代那些强大的诸侯一样，凭借险固、仗恃力量，敌人来了便答应，敌人离去就放肆，这是最难改变的毛病。进攻不能取胜，就应当增派军队。如今吴先生的军队已经因为您的答应而退走了。我这个愚弟敢于磨利兵刃、披上坚甲，敲响钟鼓进攻，在城下决战。只希望兄长明白听取我的话。凡是服气术最大的不可取之处，吴先生已经全部陈述了。全部陈述而仍不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服气书中多是美好的言辞，使人以为可以获得长久而巨大的利益；既然如此，又怎么肯抛弃美好的言辞和巨大的利益，去听从别人的苦口之言呢？如今我非常迟钝，不能多说。大体说来，服气术究竟能使人不死吗？不能吗？能长寿吗？会夭折吗？能康宁吗？会生病吗？这些问题，我都不直接说，只把世上两件自己经历见过的事拿来类比，以说明兄长所信的书一定没有用。我小时候曾经爱好音乐，见有人学习弹琴，却不能得到高明的老师，只偶然得到琴谱，便读它的音调来安排手指，早早起来便唧唧哝哝地弹奏到夜里，又添上油脂蜡烛；蜡烛不够了，便一面诵读一面在席上弹琴。这样过了十年，自以为技艺极高，后来到了大城市，在众人席间弹奏，大家却都大笑说：“哎呀！音调清浊为什么这样混乱，快慢为什么这样错乱呢？”我最终大为惭愧，回来了。等到年纪稍长，又爱好读书，见有人学习书法，也不能得到高明老师，只得到古代国史之类的书，伏案钻研，勤奋程度像先前学琴的人一样，而所费的年头又多了一倍。出来后说：“我的书法功力能达到这种程度。”懂书法的人又大笑说：“这种字形纵横失当，笔理悖逆，最终会被天下人舍弃。”我又大为惭愧，回来了。这两件事都已经练得极为精通，却反而被人弃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老师，只是徒然摹拟它的外在形式。那些不能传授的根本要领，最终没有得到，所以即使穷尽日夜、耗尽岁月，距离真正的境界反而越来越远。如今兄长服气的办法，究竟是师从谁呢？起初只是看见兄长从卢遵那里得到一部讲服气的书，伏案读了两三天，便采用了它。后来又从李计那里得到服气的口诀，于是参照取用，大力实行。这部书和这些口诀，卢遵、李计都不能真正理解。既然如此，兄长所学的东西就没有高明的老师。这和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没有丝毫差别。宋国有人得到古人遗留下来的契券，秘密数了数上面的齿刻，说：“我的富贵可以等着到来了。”兄长的术法，或许就像这种情形吧？兄长如果不相信，现在假使向天下喊道：“谁是李睦州的朋友？”如今想要停止李睦州的服气术便袒露左臂，不想停止的便袒露右臂，那么凡是兄长的朋友都将袒露左臂。又喊道：“谁是李睦州的门客？”如今想要停止李睦州的服气术便袒露左臂，不想停止的便袒露右臂，那么凡是兄长的门客都将袒露左臂。再用同样的话向兄长的宗族喊，大家都会袒露左臂；向姻亲喊，也都会袒露左臂；进入内室向子弟亲属亲近之人喊，子弟亲属亲近之人也都会袒露左臂；再向奴仆婢妾喊，奴仆婢妾也都会袒露左臂；出门向平素担任将领、统帅和官吏的人喊，他们也都会袒露左臂。然后又向天下喊：“谁是李睦州的仇人？” 如今想要停止李睦州的服气术便袒露左臂，不想停止的便袒露右臂，那么凡是兄长的仇人都会袒露右臂。这样看来，利害的根源就可以知道了：朋友希望这套道术长久存在，门客希望它带来的利益长久存在，宗族姻亲希望亲情长久存在，内室中的子弟亲属和亲近之人希望恩情长久存在，奴仆婢妾希望主人长久存在，将领官吏希望势力长久存在，而仇人希望它迅速消失。兄长实行这种术法，使天下所有希望兄长长久存在的人都害怕，只有希望兄长迅速消失的人感到高兴。兄长这样做而不停下，就是背叛亲人而同仇人站在一起。背叛亲人而同仇人站在一起，即使不及普通人，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大错，兄长却安然处之吗？这正是小子我所深深恐惧的。兄长如果有意改变，果断地自行更改，使仇人失望而战栗，使亲近的人满足愿望而欢喜，那么我愿意宰杀肥牛、大猪，割取群羊来做兄长的食物；吃尽陇西的麦子，耗尽江南的稻米来为兄长祝寿；取东海的水制成咸醋，拿敖仓的粮食制成酸味极浓的食物；调和五味，使五脏安宁，内心恬淡而志意舒畅，面容美好而身体丰肥，醉饱之后歌唱，快乐欢喜，声誉流传无穷，功业垂于后世而不可磨灭，这不是很快乐吗？哪里比得上舍弃滋味而接近淡泊，舍弃欢乐而接近忧愁憔悴，皮肤一天比一天起皱，肌肉一天比一天虚弱，守着没有老师的术法，尊奉无法传授的书，因所爱的人悲伤、因所憎的人得意，只说我能够坚守壁垒、拒守疆境来显示强大；这难道是所谓的强大吗？我对这件事疑虑恐惧到了极点，谨再拜。

译《答周君巢书》这是子厚不赞成仙家之说的文章，然而态度很倨傲；况且君子认为仙术能够延年却病，也未必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奉读您二月九日的来信，信中抚慰教诲之意十分周备，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丈人凭借文雅的品德，跟随知己，每天使大府的政务更加敦厚广大，十分惬意。东西各方来的人都说：“海上多有君子，周公是其中的倡导者。”谨再拜称贺。宗元因为罪过重大而被排斥废弃，居住在小州，和囚徒作伴；行走时像带着绳索，居处时像被关进枷锁，徘徊而无处可去，拳曲拘束而不能舒展，枯槁如断木，颓败如璞石。我的形状固然如此，那么内心的情况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我从来不肯谈论鬼神等事，如今丈人却大力称赞山泽中清瘦之人，以此作为长寿之道，又把他的道术神秘化，这似乎和尧、舜、孔子不相类似，为什么呢？您又说：“服食药物可以长寿，将分给我来让您看见。”这正是小子我不愿得到的东西。我曾经按照君子的道来处世，这样便会外表愚拙而内心更加聪明，外表木讷而内心更加善辩，外表柔弱而内心更加刚强。出仕时内外如一，适时行动而取得适宜，合乎正道，使人的本性得到安宁，使圣人的道得到光大。获得这些，即使内在寿命没有达到老年，这种道也已经长寿了。如今山泽中的清瘦之士，对我来说全无意义：把世间的混乱看成治理，把人的灾害看成利益，把违背道看成正义。我长寿而生存，他短命而死亡，本来都不能触动我的肺肝。昏昏沉沉地奔走，困顿地居处，浩然自得，挖掘草根、烹煮石头来保养自己的筋骨，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愚昧。别人没有从中得到利益，自己却独自以此为快乐。像这样过上千百年，正是更加所谓的短命。又凭什么制定高明的图谋呢？宗元起初讲求道理不够笃实，被世间显达和利益所动，遭受大辱，因此奔逃、窜逐、禁锢，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凡是我的施为，人们都认为是悖逆，跟在后面吠叫的人成群结队。我自己尚且不能为自己说明，何况别人呢？然而如果确实守住先圣之道，从大中之道出发，即使受到万般排斥，也不会改变内心。大体上都和往日在京城西面同丈人所说的一样，我不能改变自己的主张，也希望丈人坚守过去所持的见解，把它推演发扬，不要被方士迷惑。即使做官不能显达，只要不妨害百姓的祸患，圣人的道也就万幸了。想来其中必定还有话要陈述，不再详说。

译《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首尾共两千字，贯串一线而成，是勉强合乎道理的文章。张操来传达您四月十八日的信，我才又收到您去年十一月的信。您谈到解释“车”的道理，以及对待亲戚、相知之人的方法。这两方面，我对您本来都具备，并不怀疑。可是为什么过了一年多才做到呢？对亲戚，只不过希望他勤奋读书，通过科举求取仕进，不犯大的过错，如此而已。告诉他而他不改变，就忧虑；忧虑就想再次劝说他。再次劝说而仍不改变，就悲伤；悲伤就怜悯他。为什么呢？因为是亲戚。哪有拿尧、舜、孔子所传的道理，前往责备亲戚的呢？对相知的人，只是想拿尧、舜、孔子所传的道理责备他，使他遵循那一道理并施行于外物，如此而已。告诉他而不改变，就怀疑；怀疑就想再劝说他。再次劝说而仍不改变，就离开他。为什么呢？因为是外人。哪有抱着忧虑、悲伤和怜悯的心志，却强迫亲戚去做什么的呢？我对您本来就具备这两种方法，即使反复劝说您百次，也将不会停止，何况敢于懈怠一两次不说呢？我所说的车，是说车在内部可以守持，向外可以推行它的道理。如今您的说法是：“外表柔和，内心刚强。”您从车的疏漏中取法什么呢？如果车外柔内刚，那么未必不是一辆破车；如果人外柔内刚，那么未必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刚柔没有固定的位置，都应当适合地存在于内心之中。有召唤他的人，人在外面便出来应召；对召唤作出回应而一切都合宜，这叫作合乎时宜的中正，然后才能称为君子。如果一定说外表永远柔弱，那么遇到夹谷武子登台，以及后来成为蹇蹇匪躬之臣、用来革除君心的错误时，庄重地面对众人，君子难道能够做不到吗？如果内心永远刚强，那么应当放低声气、和颜悦色，整齐恭敬、恳切勤勉地办理哀怜和善问之事，君子难道最终不会困病吗？我认为刚柔同在一体，随着变化而应变，像自然变化一样，这样才能专心于道。如今您的意思接近于此，只是名号不对。内心可以守持，向外可以推行道，我认为这已经达到极致了，您却不愿这样，这就是我惕惕不安、忧虑而又怀疑的原因。如今我将把古代圣人的道理再告诉您：《尚书》说：“尧说，诚信恭敬而能谦让”；说舜时说：“温和恭敬而诚信充实”；禹听到善言就拜谢；汤于是改正过错而不吝惜；高宗说：“敞开你的心怀，来滋润我的心”；“只有这位文王谨慎小心，每天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坐着等待天明”；武王率领天下人诛伐纣而取代他的地位，本来心意应当放纵，却说：“我这个小子不敢荒废安宁”；周公登上天子之位，握发吐哺；孔子说：“言语要忠诚信实，行为要笃厚恭敬”；他的弟子说：“先生是凭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而得到这些的。” 如今您说：“我自己估量，做不到。”既然如此，那么从尧、舜以下的人，和您果真是不同的一类吗？喜欢放纵松弛而厌恶约束收敛，即使圣人和您相同；圣人能够从内心求取这些，并且长久地自我砥砺，最终安乐于此，您却把它放纵开来。您和圣人不同，就在这个决定上。如果果真认为圣人和我们是不同的类别，那么从尧、舜以下的人都应当纵目仰鼻，长着四只手、八只脚、鳞、毛、羽、鬛，能够飞行、奔走、变化，然后才可以。假如不是这样，那也不过是人而已，您却偏要把他们排除在外吗？如果这样，圣人只是圣人，贤人只是贤人，众人只是众人，都任凭自己的意志，又为什么还要产生言语、建立道理？千百年来天下传承道统的这些事，都对世间没有益处，只是给好事者留下藻饰文字，让他们向世人夸耀、取得声誉。圣人也就不值得尊重了。所以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只有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的人不会改变。”我认为您接近上等智慧的人，如今却说“我自己估量做不到”，那么您果真不能成为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吗？我忧虑并怀疑的原因就在这里。凡是儒者所尊崇的伟大人物，没有超过孔子的。孔子七十岁时随心而行，他之所以能放纵自己的心，是因为先估量自己不会越过规矩，然后才放纵。如今您的年纪有多大？您估量自己果真能够不越过规矩吗？却忽然就以放纵为乐。傅说说：“只有狂妄的人能够想到改正，才能成为圣人。”如今猕猴居住在山中，叫喊跳跃，轻浮躁动而凶狠悖逆，十分厉害；然而一旦被捉住捆缚，不到半天便安静坐着求食。至于人对它加以制约，有时优伶得到它，给它加鞭打，又戏弄扰乱它，让它跪下、起立、快走、慢走，所有人做的动作它没有一样不能做到。若是狂奔、挣扎、跌倒、疲惫而自我毁灭，所以我相信狂者是能够成为圣人的。如今您具有贤人的资质，反而不肯做那个能够改过的狂者，却说：“我不能。”除了您还有谁能做到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是不能，而是不肯做。凡是我写信来解释“车”的道理，都是圣人的道理。如今您说：“我不能成为车的道理，只要恰当，就取法圣道，内心没有愧疚，这样才可以长久。”唉，我所说的车的道理难道不是圣道吗？我告诉您，内心可以守持，向外可以推行它的道理。如今您说：“我不能拘拘谨谨地迎合世俗来求取荣誉。”难道我是在教您拘拘谨谨吗？您为什么不仔细考察我所说车的道理，而认为它不够详尽呢？我所说的道理，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遵循过，而您却不称它为圣道；难道是把我当成随波逐流、善于拘拘谨谨，以此教导您的人吗？您实在是误解我的文章，擅自预先规定我的意思，这非常不对。圣人不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我年轻时虽然曾经随波同俗，却从来没有拘拘谨谨。您又自己说，处在众人中间受到逼迫就会扰乱，想要离开却又不敢，仍然勉强和他们相处。假如能够这样，为什么不能做到车的道理呢？忍受污杂喧哗，还可以使自己的仪态恭敬，使言辞谦逊，为什么不可以？我所说的道理，难道我曾经要您做谄媚而虚伪的人吗？它的关键在于恭敬、宽厚、退让，以此推行圣人的道理。对待别人，不过如此罢了。尧、舜的谦让，禹、汤、高宗的自戒，文王的小心，武王不敢荒废安宁，周公握发吐哺，孔子直到六十九岁还从未放纵自己的心。这七八位圣人所做的都是这样，难道他们常常在内心感到惭愧吗？轻慢自己的仪容，放纵自己的志意，茫然无边之后才说话，傲慢失意之后才行动，评论他人是非而不顾及礼义。人人内心都非难他，说：“这个人缺乏礼节。”甚至当面辱骂他。像这样，内心反而不惭愧吗？圣人的礼让难道反而是虚伪、是谄媚吗？如今您又把行走险途当作车的罪过。车的道理，难道是喜欢行走在险路上吗？只是估量到不得已而到了险境，希望不至于失败罢了。君子也是这样，不是追求险境而求取利益。所以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

译国家没有道义时，保持沉默足以容身；不幸而遇到危乱，只求不遭祸罢了。况且您究竟认为向外物推行道理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伊尹把使百姓生存当作自己的责任，管仲用衅浴的礼节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使天下得到济助，孔子称许他的仁德；凡是君子推行道义，除了这件事，应该没有比它更重大的了。如今您的几千字书信，全都没有谈到这一点，那么学习古道而写成古辞，繁多地安置在世间，最终究竟要做什么呢？不做这件大事，却仰慕甘罗、终军，舍弃大的而记录小的，轻视根本而看重末节，向世人夸耀、钓取奇名，苟且求得后世知名，认为圣人的道还不如这两个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那甘罗，反复周旋于左右而取得利益，抛弃诚信，使秦国背弃与燕国的亲善，后来又反过来与赵国联合，使燕国陷入危险。天下因此更加知道秦国无礼而不守信，把函谷关看成虎豹的巢穴，甘罗之流实在造成了这种结果。您如果仰慕他，难道不是向世人夸耀吗？那终军，荒诞诡诈、险恶浅薄，不能用道义匡正汉主好战的志向，把天下人的劳苦看得像观看蚂蚁搬洞一样，只当作玩乐而不感到悲伤。人死在胡、越之地，惨烈地延及千里，他不能进谏，反而还鼓动汉主；于是突然奋起发怒，摇动强大的越国，挟持淫夫来媒介老妇，想迷惑并夺取别人的国家。他的智慧不能决断，最终与对方一起死去，这和卢地的狗遇到唆使便张口乱叫、奔跑而不顾险阻，只知道跟随唆使者，有什么不同呢？您如果仰慕他，难道不是钓取奇名吗？这两个小子的道，我不希望您再谈。孔子说：“这只是听闻，不是通达。”假使这两个人连琴张、叔皮以及狂者的行列都不能列入，本来就不应把他们当作确切的榜样。况且您想在世间取得地位，究竟是隐居，还是出仕？皇上圣明，正在任用有道之人、兴起教化；那些被大化遗弃、隐藏、被捆系禁锢的人，都想着跳跃而出、洗濯自身，希望辅佐尧舜，即使万一有所不及，丈人您正凭德行才艺通达邦家，做大官而立足于天下，您即使想隐居，又怎么能够呢？那么本来就只能出仕了。将要出仕而进入社会，却还不到二十岁便任凭自己的心意行事，我不赞成您这样做。冯妇喜欢搏虎，最终成为善人；周处从前狂妄横行，一旦改变节操，到了老年还能自我克制。如今您向来就是善人，年纪又很轻，血气尚未安定，却忽然想做阮咸、嵇康所做的事，固守不变，不肯进入尧舜的道，这实在不行。我认为您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厌恶谄媚到了极点，却不喜欢恭敬。观察一个人的过错，便可以知道他的仁心；越是这样，越能看出您大体上是端正的，只是欠缺在外表上的圆通。屈原说：“受到热汤教训的人，连冷菜羹也要吹一吹。”您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吧？厌恶谄媚的坏处，却反而把恭敬当作罪过；圣人所看重的中正，在于能够随时适宜。假如不合乎道，那么放肆和谄媚是一样的。山虽然高，水虽然低，作为险阻而造成祸害，归根到底没有不同。足下应当接受我的说法，把车的道理申述并反复体会，显然不是为了谄媚，也不是为了从险境中求利。您厌恶谄媚而把恭敬也看成不好，如今我又用圆通来告诫您，那么“圆”这个称呼，本来就是您所适合的，远比“恭”更让您厌恶，还会千百倍地厌恶它。然而我所说的圆通，不是世人那种突梯苟且、冒险钻营、夸耀自身得利的圆滑；它本来像车轮一样，不仅能够前进，锐利而不滞塞，也能够后退，安稳而不受挫折，希望像循环那样无穷无尽，而不希望像滚动的弹丸一样只会向下奔走。乾卦刚健而运行，离卦光明而流行，难道不正是凭借圆通而能够成就吗？您却厌恶它。我十七岁求取进士，四年才考中；二十四岁求取博学宏词科，两年才得到任官。在这期间，我和普通人作为同辈有几十上百人，当时的志气和您相似，时常遭到讥刺、辱骂、侮辱；不在面前羞辱我，就在背后羞辱我。八九年间，我每天都想着摧折他们的形势、铲除他们的气焰；虽然我自己受到很大挫折，却已经得到“狂疏人”的称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等到我做蓝田县尉，留在府庭中，早晚奔走到大官堂下拜见，和士卒没有区别；在官署里则世俗小吏站满面前，不断谈论买卖、商计、盈亏。又过了两年，我认为这种处境大概不能摆脱，于是更加学习老子的道理，收敛锋芒，混同尘俗；虽然自己以为有所收获，却已经得到“轻薄人”的称号。等到做御史郎官，自以为登上朝廷，所关系的利害更加重大，越发恐惧，想在人前不失态；虽然戒慎磨砺更加急切，最终仍不免受到牵连而被废黜放逐，还因为从前得到“狂疏”“轻薄”的称号，已经为人所知，又被认为恭敬谦让还不充分，所以罪过终于达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地方可以为自己说明，到永州已经七年了。早晚惶惶不安，追想自己的过错，来龙去脉都十分熟悉；讲论尧、舜、孔子的道理，也十分熟悉。于是更加知道出仕于世、独自承担责任是困难的。如今足下还没有做到我先前所陈述的那些事，想要任凭自己的志向行事，也是自然的，这和我年轻时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沿着我先前所说的道路去走，然后才知道困难。如今我先把一切都说明，不希望足下像我一样再遭讥刺侮辱，被加上名号，已经不被世人相信，之后才知道仰慕中道费力而且多有祸害，所以殷切地说个不停。您要详细地、熟悉地体会这些话，不要只是徒然让我们烦琐地往复争论，那就万幸了。还有，您所说的信中意思有不可以公开的地方，请让仆专门替您遮掩隐藏，千万不要对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这又不对。凡是我和您往复讨论的，都是在谈论道。道本来就是公共之物，不可以私自占有。假如您的说法不正确，您就应当自己求取公开传播它，使人人都能加以批评剖析，最终采纳其中可取的部分来端正自己，这样道才能显明通达。如今您却只想专意遮盖隐匿，这正是自以为是、固守己志而不求增益的人所为。士人相传说，平民都能在道路上议论，子产的乡校也没有毁掉，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君子的过失如日月的蚀缺，又有什么可遮盖的呢？这件事我不能奉行您的教导了，希望您完全了解。您所写的文章，论说极其端正，文辞深奥典雅。后来在这条道路上奔驰的人，您将成为蒲梢和駃騠那样的良马，谁能相比呢？其中谈韩愈的地方很好，其他地方只是使用《庄子》《国语》的文字太多，反而损害了文章的正气。如果果真能舍弃这些，那就太好了。您忧虑我被废黜禁锢，哀悼籍田之礼的停止，情意恳切，实在是深厚地爱护我。我自己估量罪过很大，哪里敢因此又欣喜又悲伤呢？只是应当拿着锄头、背着铁锹，开通溪流泉水作为园圃，供给日常蔬食；然后疏浚沟池，种植树木，边走边歌，坐下垂钓，仰望青天白云，把这些当作适意之事，也足以安然老死而没有忧愁。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只是已经不能施用了。如果有相信我的人，就把这些话告诉朝廷；等新宰相到来，政事更加修明，丈人您早晚就能回到北阙。我在城郭南面的亭子上等候您，约定当面交谈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到那时我应当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尽，今天因道人出行，暂且粗略说明大概情况如此。柳宗元谨白。《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九 明代茅坤撰写 《柳州文钞三》书信

译《与韩愈论史官书》子厚的文章大多雄健有辩才，而这一篇尤其卓异峻峭直截，只是处理处太显露意气，不如昌黎含蓄浑厚。文章如同串联的明珠。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呈给十八丈退之侍者：承蒙来信谈论史官之事，说已经把这些意见写在给刘秀才的信中。直到现在我才看到那封信的稿本，内心实在很不高兴。我从前和退之谈论史事，实在大错。假如信中所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是因为要探察宰相的意图，难道宰相只是想凭借修史这件事来荣耀一个韩退之吗？如果果真如此，退之难道应该虚受宰相对自己的荣宠，而冒然居于史馆吗？史馆是近密之地，享受俸禄、供给养役，掌管典故，享用纸笔，却拿来写私信，取以供给子弟的费用。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这样做。况且退之认为修史的人会遭受刑罚祸害，因而躲避不肯任职，这尤其不对。史书是用来褒贬人物的，尚且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假使退之担任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褒贬人物的成败，影响就更加明显，那么所应有的恐惧也更大。难道又要得意扬扬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接受前呼后拥吗？在御史职位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生杀出入、升降天下士人的权力都由他掌握，敌对者就会更多。难道又要得意扬扬地进入政事堂，美食安坐，只在内廷外街接受前呼后拥吗？这和不修史而只求荣耀自己的名号、贪图自己的俸禄有什么区别呢？您又说，如果没有人为祸，也会有天刑。如果因此责怪前代那些修史的人，那也实在糊涂。凡是身居这个职位的人，都应想着使自己的道义正直；道义如果正直，即使死也不可改变。若要改变它，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困厄于鲁、卫、陈、宋、蔡、齐、楚，是因为当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他。他不得志而死，并不是由于作《春秋》的缘故。当时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像周公、史佚，即使记录言语、记载事迹，也仍然得到任用并且显达。又不能把《春秋》当作孔子的拖累。范晔悖乱，即使不担任史官，他的宗族也会被诛杀。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下属，崔浩借清直之名来激怒北魏，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做法。左丘明因疾病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不任史官也失明，不能把这当作警戒。其余的人也都不超出这些情况。因此退之应当守住中道，不妨碍自己的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所应恐惧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合乎中道；刑罚灾祸不是应当害怕的。凡是谈论二百年间文治武功的事情，大多确实如此。如今退之说：‘我只是一个人，哪里能够辨明？’那么同职的人也都这样说，后来接替现在职位的人也都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是一个人’，那么最终谁来为他们作纪传呢？如果退之只根据自己所听到、所知道的，勤勉不敢懈怠；同职的人以及后来接替现在职位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到、所知道的，勤勉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就不至于使史事坠失，最终还会有明证。否则，只凭信口流传的话，每每出现不同说法，日子越久，所说那些光明磊落、声势高耸天地的事迹，必定不会沉没，却会变得混乱杂乱而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忍心任其如此的。如果果真有志，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促责备、逼迫催促以后，才去尽职守吗？再说，凡是鬼神之事，渺茫荒诞，无法准确定明，是有识之士所不谈的。退之的智慧如此，却还害怕这些。如今像退之这样好学，文辞像退之这样，善于议论像退之这样，意气慷慨、自为文章，行为正直刚强也像退之这样，尚且还说出这种话，那么唐代的史书，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有明智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又得到像这样的史才，却仍然不能成功，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再想想有什么可以做的，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辞职离去，又为什么说将要行动、还要谋划呢？如今该做却不做，又诱使史馆中其他人和后来的年轻人也不做，这是大大的糊涂。不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难啊！唐荆川说：‘提取原信的要旨，其中辨析有显有隐，错综组织而成篇章。’ 《与韩愈致叚太尉逸事书》文章自然铿锵有力，振奋人心。退之在史馆时：从前您来信，论说退之任职进退的力量，并答复史事，确实切中了我的病根；如果怀疑不能得到实情、没有立即记录的事情，都是如此。退之平生不曾因为我不可信而对待我。我私下自以为喜欢游历边地，向当地老人和退伍小吏询问旧事，所得到的叚太尉事迹最为详细。如今我正奔走侍奉州刺史崔公，又承蒙他赐言论事，因而更加详细地得到太尉的真实事迹，参照校核，已经完备。太尉的大节，古来本来就没有可相比的；但人们以为他只是偶然奋发一次，便获得无穷声名，如今看来大不如此。太尉自己在军中遭遇危难时，他的存心从未有亏损偏斜；他处理事务，没有一件不值得记载。只是因为他在下位，声名尚未显达，所以没有被人听闻，并不只是由于一时取笏之事才被认为可信。太史公死后，退之又以史道任职，理应不苟且地虚度时日。从前我曾和退之约定共同撰写史书，意气十分豪壮。如今我孤独囚禁、被废黜禁锢，又连续遭受瘴疠，身体衰弱疲惫，早晚将死，已经没有力量去做了。只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像太尉这样的人，应当让他的事迹不至于失传。太史公记述荆轲，征引夏无且的话；记述大将军，征引苏建的话；记述留侯，征引画工描绘容貌的话。如今我被囚禁而卑贱受辱，虽然比不上无且、苏建等人，但和只能由画工传写容貌相比，尚且稍胜一筹。《春秋传》所说的传达真实、传下显著事迹，即使孔子也是这样做的。我私下认为这些记载足以取信，并且把他的逸事按事实写了下来。

译《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説书》确实。我看到您和董生讨论《周易》九、六的含义，采用老阳老阴变化的说法，认为这是毕中和承袭一行僧所得的说法，虽然不同于孔颖达的疏，却以为新奇。那毕子、董子在学问上多么浅薄，怎么就贸然这样说呢？他们全不知道一行僧承袭的是韩氏、孔氏的说法，竟把它当作新奇，难道不可笑吗？韩氏注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说‘乾一爻三十有六策’，这是取过揲四分而得九；注释‘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说‘坤一爻二十四策’，这是取过揲四分而得六。孔颖达等作《正义》论说：‘九、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说法是阳可以兼有阴，阴不能兼有阳；第二种说法是老阳之数为九，老阴之数为六。’这两种说法都依据《周易》以变爻来占卜。郑玄注《易》，也称以变爻来占卜，所以说九、六。之所以老阳为九、老阴为六，是因为过揲得九就是老阳，过揲得六就是老阴，这些内容都记载在《正义》的《乾》篇中。周简子的说法也如此，而且更加详细完备。毕子、董子为什么不看这些书，却妄自凭口承袭呢？君子做学问，将要提出不同见解，必须先穷究所依据的书；穷究之后仍得不到答案，才可以树立自己的说法并加以订正。如今二位尚且不能读懂韩氏的注、孔氏的《正义》，只是听见道听途说，又怎么能知道所谓《易》呢？您取来两家的话看看，就会发现毕子、董子在学问上浅薄末陋，却贸然如此说。您所写的书，如果不是元凯兼通三种《易》的著作，那么像您所说‘谁和孔颖达所著的相比’这样的话，这个说法就是孔颖达的说法，不是一行僧、毕子、董子能够另有不同的。难道不是正好承袭了他的谬误吗？看您出入筮数，考核《左氏》，当今世上很少有像您这样探求《易》如此详尽的人。然而务必先穷究前人的书，有不妥之处然后再加以革新，这才最好。请慎重对待，不要贸然奉为宗旨。柳宗元谨白。《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辨析。承蒙您再次来信，教我写信答复张生以及答复衢州的信，说《春秋》的这些内容确实是世人很少听闻的，兄长的学问没有辜负孔氏了。从前我曾在裴封叔家记住，听说兄长和裴太常谈论晋人及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这一义理，曾经诵读学习。又听韩宣英以及亡友吕和叔等人谈论其他义理，知道《春秋》的道理久已隐没，到近来才重新显现。在京城韩安平那里，我才开始得到一些微妙指示；在和叔那里，才开始看到集注；一直希望到陆先生门下求学。等先生任给事中时，恰逢宗元入尚书省任职，与先生同日入仕；又和先生住在同一条巷子里，才得以行弟子礼。还没来得及讲习讨论，就担心先生病了。当时听到重要的论说，曾经因为先生以《易》教诲我而受到宠爱。不幸先生的病越来越重，宗元又出任邵州，于是大相违背，不能完成学业。后来又从亡友凌生那里全部得到宗旨、辨疑、集注等一套书，恭敬地伏案读它。在《纪侯大去其国》一事中，我看见圣人的道与尧舜相合，不只是文王、周公的志向，而是独自取法于他们。在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一事中，我看见圣人建立《孝经》的重大原则，用来彰明尊卑名分。在楚人杀陈国夏征舒，记载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一事中，我看见圣人的褒贬、取舍只以是否恰当为标准，这就是所谓瑕瑜不能遮掩。我反复阅读，十分欢喜；假如我在世时早几十年遇到这些，就不会得到这门学问了。如今恰好在晚年得到它，也不能说不是有所际遇。兄长信中所陈述的，都是孔氏学说的大旨，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您说到《尚书》中荀息被贬、立卓子的用意。近来我曾奇怪荀息奉行国君的邪心，拥立宠爱的儿子，不致力于正义，把重耳抛在国外，专门保全他的宠子。孔子和仇牧、孔父一样，为此事作了贬斥之辞。如今兄长说贬斥荀息非常好，荀息本来就应当被贬。那么《春秋》与仇牧、孔父的言辞没有不同，难道仇牧、孔父也有所贬斥吗？宗元曾经写《非国语》六十多篇，其中有一篇就是为荀息发论的。现在抄录寄去，是否可以符合您所说的意思？微妙指示中说明郑人来讲和，估量力量而退兵，先报告然后断交，这本来就是先同后异。如今我查检此事之前没有与郑国相同的记载，之后也没有与郑国相异的根据，只是怀疑这一义理非常精细，但史事实情却有不相合之处，兄长也应当指出来教导我。往年又听和叔说，兄长论述楚商臣的一条义理，即使啖助、赵匡、陆淳三家也都没有涉及，请把它详细抄录在疏解微旨之下，用来传给后来的学者。萧、张先前的信也请让我看到，等收到之后编成一卷，以传给后世。宗元刚到此州，写了《陆先生墓表》，现在把它奉送给您和宣英阅读。《春秋》的道理如同日月，无法再加以赞助说明。如果加以说明，必然会陷入比较孔子、盗跖优劣的说法，所以只直接举出一两点，不再宣说。

译《与友人论文书》古今都说文章难写，您知道它为什么难吗？不是说比兴运用得不够，气势拓展得不远，钻研琢磨得不精，瑕疵没有除尽。真正得到它很难，认识它就更加难。假如能够得到文章的高明开朗之处，探究它深奥隐微的内容，即使其中有荒芜败坏之处，也不过像日月有蚀缺、大圭有瑕疵，哪里足以损伤它的光明、贬低它的珍贵呢？况且自孔氏以来，这一道理大为显明，家家修习，人人勉励，耗尽精力、竭尽心思的已经有几千年了。其间耗费简册、劳役心神的人，哪里数得清？能够登上文章名录、声名流传后世的，前后不过几十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争相撕取锦绣，互相攀附日月，在万物之中高高自视，在百代之后雄踞一方呢？但大都放纵奋进却不能成功，徘徊不前，力量耗尽、形势穷困，只好吞下自己的志向而埋没。因此说，得到它很难。唉，道的显明和隐晦，关系到命运的幸与不幸；谈论它时能辩与不能辩，关系到地位的升降；鉴别它时偏颇还是公正，关系到好恶；交游的广泛或狭窄，关系到屈伸。那么那些卓然自得、奋发其中的人，是否恰好遇到这些条件呢？还不能知道。何况又有尊崇古人、虐待今人的人，比肩接踵。大体上活着时不得志，死后才声名流传的人很多。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流行，司马迁活着时《史记》却没有显扬。他们二人的才华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名声还不十分显著的人呢？本来就有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声名终于在天下断绝的人。因此说，认识它更加困难。写文章的人，也有许多像打鱼狩猎一样抄取前人作品，残害文史，挖取其中的意思，抽取其中的华采，含在口齿之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出，发出金声玉振般的光彩，用来欺骗耳聋眼瞎的人，求取一时的声誉；即使最终被抛弃，但他们颠倒正色、扰乱雅正，造成的危害已经很大。这就是写文章所以困难的原因。近来听说您想看看我的文章，我打开袋笥，编集其中的芜杂污秽，心惊气动，情绪交集于胸中，不知道哪一方面更胜，所以久久没有送去。现在送上我所写的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等文章，共四十八篇，合成一册，想来可以让您管理书籍的苍头吟诵它们。即使像击辕、拍缶这样的拙劣声音，也一定有可供选择的地方，只看您鉴察得怎么样罢了。请还信时用一个字表示褒贬。

译《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子厚各篇书信中的佳处，也正是他一生所作文章的大旨所在。二十一日，宗元敬白：承蒙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所奉行的道并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回头看看其中，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让人取法的地方。我虽然曾经喜欢发表议论、写作文章，却很不以自己为是。没想到您从京城来到蛮夷之地，竟幸而看得起我。我自己推测，本来就没有可取之处。假使真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之师。给众人做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人之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以从师为事。当今世上，听不到有老师；一旦有人做老师，大家就喧哗嘲笑他，认为他是狂人。只有韩愈奋不顾流俗，冒犯嘲笑侮辱，收纳后学，写作《师说》，于是严肃地摆出脸色做老师。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众辱骂，指指点点，牵强附会，增加各种言辞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居住在长安时，饭还来不及煮熟，便急忙又向东奔走；像这样已经多次了。屈原的赋说：‘城邑中的狗成群吠叫，是因为它们对所见的怪物感到奇怪。’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经常下雨，很少有太阳，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以为这是夸大的说法。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贞元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南越境内几个州，那几个州的狗全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了好几天没有停止，直到雪融尽才停下；这样以后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比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岂不是要使我受害吗？不只是使我受害，也会使您受害。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本身有过错吗？只是吠叫的是狗罢了。估量今天天下不吠叫的人有几个？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炫耀怪异，招来喧闹和愤怒呢？自从我被贬谪获罪以来，志向思虑更加减少。居住在南方九年，又增加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哪里还能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聒噪、扰乱我的心呢？那样本来已经会使我僵卧烦乱，更加无法承受了。平日里向外遭受别人言语攻击已经不少，只是还缺少一个做人老师的罪名罢了。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用它来要求人成为成人，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事情。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实行冠礼。礼成的第二天，他到朝廷去，到了外廷，举笏对卿士们说：‘某人的冠礼已经完成。’回应他的人都茫然失意。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廷中的人全都大笑。天下人不认为郑尹不对，却责怪孙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孙子做了别人不做的事情。如今那些拜师的人，大多就像这种情形。您的品行敦厚，文辞深刻，所写的一切都气势恢宏，具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老师，又能给您增加什么呢？假如只是因为我的年龄比您大，听闻道理、著书立说的时间也不比您晚，真想来往交流各自所听闻的，那么我本来愿意把自己心中所得全部陈述出来，您只管自己选择，取某件事，舍弃某件事，这就可以了。如果要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力不足，而且又害怕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因此我决不敢这样做。您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都陈述给您了，并不是要在您面前炫耀显露，只是想借此观察您的神色，看看您究竟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今来信所说的，都是极大的过誉。您如果确实不是谄媚吹捧、诬妄阿谀之徒，那就是因为太爱护我，所以才这样说。从前我年幼时写文章，把辞藻当作工巧；长大以后才知道文章在于阐明道理，因此本来就不肯苟且追求光彩耀目，只务求铺陈色彩、夸耀声调，把这当作才能。凡是我陈述的，都自以为接近道理，却不知道实际上究竟离道近还是离道远。您喜爱道而又认可我的文章，也许您对于道并不遥远。因此我每次写文章，从来不敢用轻率的心来写，怕它浮薄而不能留存；从来不敢用懈怠的心来改，怕它松弛而不严谨；从来不敢带着昏乱的气息写出，怕它昏暗湮没而杂乱；从来不敢凭自矜之气创作，怕它傲慢不羁而骄纵。压低它，是想使它深奥；发扬它，是想使它明白；疏通它，是想使它通达；收束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想使它清峻；巩固它，是想使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助道的方法。以《尚书》为根本，是为了求取质实；以《诗经》为根本，是为了求取恒常；以《礼》为根本，是为了求取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是为了求取裁断；以《易》为根本，是为了求取变化，这就是我探取道之源的方法。参照《谷梁氏传》来磨炼气势，参照孟子、荀子来畅达枝叶，参照庄子、老子来放开文章的端绪，参照《国语》来丰富情趣，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来显出清洁，这就是我旁推交通、用来写成文章的方法。凡是像这些做法，究竟对不对？有可取之处吗？还是没有可取之处？希望您幸而加以观看、选择，有余力时告诉我。假如您赶快来共同扩大道术，您即使没有所得，我也有所得，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其实际内容而舍弃拜师的名义，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吠和外廷的嘲笑，那就幸运了。柳宗元再次敬白。子厚在其中所论述的文章法则，我不敢断定自己完全能够做到像他说的那样。总之，也必须以刻镂心灵、研磨精神为根本；而后世写文章的人，只是偷取富人的金子，拿来向天下夸耀，说：‘我也要成为猗顿那样的富人了！’这是多么不知自量啊！所以我振衣挥袖说：‘有志于文章，必须以六经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道理，这才差不多可以了。’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短札也自有疏宕风神。某敬白：先前收到秀才的信和文章，比起前一段时间承蒙您寄来的，进步远远超过，值得庆贺，值得庆贺！秀才有志于文章，又在族父那里学习，早晚勤勉不懈，还怕不能一天比一天更新、又一天比一天更新吗？即使有时没有当面相见，只要文章每天都有新进展，就好像很快能见到您了。看文章，应当像悬挂衡器一样公正；增加一铢两，衡器就下沉，反之就上扬，没有什么可以偏私的。秀才您确实想让我低头吗？那就没有什么比使您的文章更厚重更好的了。如今看您增加的内容，不止一铢两，我本来就已经低头拜服了。文章越厚重，我低头就越深，秀才请更加努力！假如不断增加，我恐怕头都要碰到地了，又哪里会有疏远的忧虑呢？回信不能详尽。《复杜温夫书》

译书信内容表面上似乎傲慢，语言也多有光彩锋芒。二十五日，宗元敬白。两个月以来，三次承蒙您来信，每封信都超过千言，想来您是对我有所期待。我因为没有回信答复，却反而引发您的称誉，这确实是我的过错。可是您又送给我十卷文章，唉，也太多了。文章多，来信又频繁，我不回信却引发您的称誉，您应该反躬自省而来求教；您不肯相见，只是屡次行礼、屡次询问，难道还会最终没有说法吗？您十卷文章，我已经大略看过了。我性情愚钝迟滞，很多地方都要删去，哪里敢轻率判定是非呢？您的信送到我这里，必定说‘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哪里承受得起呢？评论人必须按照同类来比，您以正直自守来受到我的批评，本来不应有所阿谀，却不幸竟说‘周公、孔子’，我难道能不惊怪并且怀疑吗？您文辞悖乱浮夸，没有尺度法度可取，因此我更加不回信答复。来到柳州见到一个刺史，就是当今的‘周公、孔子’，离开我这里向道连而去，又到潮州两地拜访，又得到两个‘周公、孔子’，然后离开到京师。京师中显达人物写文章、立声名的人数以千计，您也应当得到成百上千个‘周公、孔子’了吧？为什么我的胸中纷纷扰扰，竟有这么多‘周公、孔子’呢？我虽然年轻时少写文章，却不能自我雕琢斧削，提笔运墨，只求意趣畅快，接连写下，意思完了就停笔，又有什么师法可言呢？树立言论、描写事物，我从来没有求超过别人，也不能明确辨别您的才华和情致；只是看见您使用助词不恰当，所以只以此作为答复。所谓‘乎、欤、耶、哉、夫’，是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也、矣、耳’，是表示判断、肯定的语气词。如今您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应当考察前代文人使用它们的情况，看哪些与我的说法相同、哪些不同；谨慎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益处。庚桑子说：‘像藿蠋、鹄卵这样的东西，我也取用它们。’您向道连进发而到潮州拜访，最终能够受到教化吗？然而世上那些求知音的人，一旦遇到所谓知音，有时写成十几篇文章，就急忙奔赴京师，不顾日月，冒着风雨，奔走拜访门户，希望侥幸得到知遇。如今您年纪并不很小，却从荆州来到柳州，又从柳州将向道连而到潮州，路途遥远而深险，那么您的志向果真有什么不同吗？而且您的相貌端庄高峻，像个大丈夫；目光端正，形体正直，内心没有歧路，这种资质确实可以，唯独要谨慎地充实它罢了。谨慎充实自己并不是只有我能做到，您不要怨我，赶快到那两地去取法。时时思考我的话，并不是坚决拒绝您。孟子说：‘我不屑于教诲他，这也就是教诲罢了。’柳宗元敬白。《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文中多有自我夸许，也有自我悲伤。三日，宗元敬白：收到秀才来信，知道您想让我为您作序。然而我写文章，并不是轻易就能写成的。对于秀才您，我不敢吝惜。从前我在京城时，喜欢用文章来奖掖后辈；因为我的文章而知名的人，也有不少。自从遭受斥逐、禁锢以来，越发被轻薄的小儿们喧嚣的朋党肆意增饰、无端诋毁。当权者大都说我污秽而厚重，几乎都要把我赶走、疏远我。如今我不自量力为秀才作序，秀才岂不是没有得到从前的益处，反而承受后来的牵累？我因此害怕。一个洁净而穿着盛服的人，却和背着泥土的人相处，又能依靠什么呢？然而看您勤勉诚恳，志意深远，不是为了片刻的私利，而是想成就文雅之业，那么我怎么敢推辞呢？应当为秀才说这些。不过要把在当今世上显达、却不被流俗煽动的人拿出来给您看。这样既不会牵累秀才，也不会增加我的诟骂，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了。如果果真能够如此，我这些荒疏的言论就可以发表了。柳宗元敬白。《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欧阳公的书信，风格似乎像柳子厚。这一类书信很多。您封好送来的退之书信，说想把我在文章方面的事情推让给您，并且借此勉励您。如果退之的才华胜过我好几个人，尚且不应推让给我，由此可知这不是实话，本来就是互相借重而说的辞令罢了。退之所敬重的是司马迁、扬雄。司马迁和退之本来可以相比上下；至于扬雄，像《太玄》《法言》以及《四愁赋》，只是退之还没有写过罢了，他如果一定写出，必定会更加奇伟。至于其他文章，退之远胜扬雄；扬雄的文章遣词立意颇为短促局限、滞涩，不如退之纵横恣肆，任意创作。如果这样，即使扬雄来到这里，尚且不应推让，何况是我呢？退之喜欢奖掖别人的长处，以为这样不会屈抑自己；其实好处不值得奖掖，所以他只是惭愧不安地这样说罢了。您幸好不要相信他。况且您的志气高远，喜欢读《南北史》，熟悉本朝的事情，贯通古今，后来的人没有谁能与您相和；而我幼稚愚昧，最终一事无成，只是在文字笔砚这些浅近事情上迟疑徘徊。如今退之不是用我来勉励您，反而用我来勉励您，这更加不合适。不过文章最后还是希望您自己挫抑收敛，结合当世事情而坚定正确的原则，即使是我也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您年纪很轻，了解您的人多得像麻一样，不必担心不能显达，只需担心道理不能树立。这是我用来勉励自己，也是用来帮助退之勉励您的话。不再详说。《答贡士沈起书》风神充沛饱满，只是篇末仍像话没有说完。苍头来到，收到您来信所问，满纸都是充沛的志气。您用《风赋》和比兴的法则来丰富我的见闻，而我质朴愚钝、专一鲁拙，却处在惠施、钟期那样的地位，内心深感惭愧。又读到您所写的文章，宏大博洽而端正中和，用琳琅、珪璧般的珍宝丰富我的见闻，实在厚待我。我狭隘浅陋而愚鄙，却承受了东阿、昭明那样的任务，又不免自行恐惧。哪里能取悦有见识的人，使他们把我当作知己，反而羞于进言而看重我所不敢承担的地位呢？然而您特意屈尊派人送来，又恭敬地承受了丰厚的赠礼，我难道能固执拒绝您的雅意，默默而已吗？谨慎地把您所示的文章，陈列给有名望的人，罗列在座位旁边，使有见识的人为之注目，使听到的人倾耳，万一有所助益，也用来作为回报。唉，我曾经忧虑兴寄之作被世俗埋没，文辞有枝叶荡漾而形成风采，因此更加感慨。前些年，在兴化里萧氏的居所，我看到您咏怀五篇，便拍掌称快，吟诵玩味，以此为乐。把它告诉有才的人，确实也得到了响应。如今竟有五十篇相赠，数量多了十倍，功力高了百倍。读者赞叹，说我懂得文章，这又是您给我的恩赐。幸甚，幸甚！请勉励努力您的志向，以取得荣盛。至于您所说古今相互变化的道理、质朴与文饰相互生成的根本、文章高下丰约的由来、长短大小的出处，您的见解既然如此，又何必再来问我呢？来使催促得很急，来不及详细申说，只好草草写下这些，准备作为回信。

译《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苍劲茂盛，值得诵读。秀才足下：我避开‘老师’这个名义已经很久了。从前在京师，后学之士到我门下，一天有时几十人。我不敢虚费他们来访的心意，有长处就指出来，有不足之处就勉励他们改正。我的教导虽然如此，当时却没有老师、弟子的说法。我所不愿意做的，并不是认为老师不对、弟子有罪，而是有两个原因，使我不能自以为可以做老师：第一，世上已经很久没有老师、弟子了，若决定这样做，必然被非难、被治罪，我因害怕而不做；第二，我在《答韦中立书》中已经详细说明，现将它寄去，您可以看看。秀才的相貌十分坚毅，言辞十分强劲。我从初次见您时就本来认为您奇异秀美；等看到您的两篇文章，更加认为您奇异。即使在京都每天有几十人登门，谁能超过秀才您呢？先前我已经肯定秀才可以成为成人，我的内心本来就已经空虚惭愧了，又哪里还会在尺牍之间谈鲲鹏、互乡呢？秋风越来越高，暑气越来越衰，可以偶然同住而尽情交谈。秀才有时来向我咨询，内心有所得的，我不敢吝惜。大体说来，文章以品行为根本，首先要使内心真诚；外在的文章应当先读六经，其次读《论语》《孟轲书》，这些都是经书中的言论。《左氏》《国语》、庄周、屈原的文辞，也可以稍加采择。《谷梁子》《太史公》的文章非常峻洁，可以出入参看。其余的书，等文章写成后，改日再讨论。它的归宿在于不超出孔子，这正是古代贤士所敬畏的地方。寻求孔子的道理，不要到其他书中去。秀才有志于道，千万谨慎，不要奇怪，不要杂乱，不要急于求取显达。道一旦成就，就会蓬勃显现；时间久了，就会茂盛繁荣。有源头又有流水的河流，即使遇到旱年也不会干涸；储蓄粮食的人，不怕荒年；储藏珠玉的人，不忧虑饿死。这样看来，能够成就并且长久保存的方法是可以看见的。即使孔子在世，为秀才谋划，也未必超过这个方法。不能详尽陈述。宗元敬白。《答严厚舆论师道书》二十五日，某敬白冯翊严生足下：收到您的信，谈到做老师的道理，责怪我所作的《师友箴》和《答韦中立书》，想改变我不做老师的志向，使我屈身做弟子。我的这两篇文章，最后果然都不是在回避老师这个名义，而是在忧虑老师的实际。实际内容一日也不能忘，我姑且歌咏它来作为箴言，行动中寻求中正以增益自己，战战兢兢不敢闲暇，也不敢自称有什么可以让人取法的地方。至于老师这个名义，正被浅薄世俗之人嘲笑辱骂；我性情脆弱胆怯，更加承受不起。内在没有足以为师的实际，外在又承受不起众人的非议，即使您恳切逼迫，又能把我怎样呢？实际的重要性，两篇文章中都已经说明了。您应当详细阅读它们，我的见解不超出这些。您所说仲尼的道理，难道容易吗？仲尼是可以学习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充当的。学习到那种程度，就是仲尼了。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却想实行仲尼的事业，就像宋襄公喜好称霸而使国家败亡，最后中箭而死。仲尼的名号岂能轻易谈论呢？马融、郑玄二人，只是章句方面的老师罢了。当今世上本来不缺少章句之师，我幸而不是那种人。您想要这样的老师，自然有喜欢并盼望成为您老师的人。谈论道理、讲说古事、穷究文辞而作为老师，本来就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事情。我的才能和勇气不如韩退之，所以又不做人的老师。每个人的见解有相同有不同，您不要拿韩退之来责备我。如果说我拒绝了成百上千的人，那也不对。我所拒绝的，是拒绝老师、弟子的名义，而不是拒绝相应的礼节。若是谈论道理、讲说古事、穷究文辞，有人来向我询问，我难道曾经瞪着眼睛闭着嘴不回答吗？敬叔是我所信任、所喜爱的人，如今见不到他本人，也不敢废弃他的话。您的文章十分畅达深远，广大得像开辟出一条大道，正要奔驰而去。修治车子，肥壮马匹，加长缰绳，调好六辔，在中道上行走，大体上舍弃这些而不做，又何必谈什么老师呢？赶快向懂得道的人谋求，并用古人的道理来考察，老师并不缺少。幸而您赶快来，我可以整天和您交谈，不敢厌倦，不敢吝惜，也不敢放纵。假如舍去老师的名义，充实老师的实际，用自己的有余来弥补对方的不足，也可以彼此交往而互相作为老师。这样既没有世俗的牵累，又对自己有益，古今从来没有爱好道理却躲避这种做法的人。柳宗元敬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 明代茅坤撰写 《柳州文钞四》书信 《上李夷简相公书》日月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谨向相公阁下献上书信。我听说有人走在三涂的艰险道路上，坠落到千仞深渊之下，仰望上方的道路，号哭求救，希望能够出来。经过那里的人每天成百上千，都离去而不回头。即使有人哀怜他而回头看，也不过攀着树木低头俯视，深深皱眉叹息很久，然后离开罢了。他最终没有办法可想，但那个人仍然仰望而不停息。不久有个像乌获一样的人，拿着长达千寻的绳索，慢慢经过那里。他的力量足以施救，器具也足以使用。落难者呼喊他，他却不回头；回头后只说不能救。这样一来，难道不是因为救援者知道那个人必定会死在深谷吗？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次本来不容易遇到而幸运地遇到了，却又没有赶上时机。这样以后才知道命运已经困穷、形势已经到了极点。那个人最终呼喊愤懑而自尽，不再仰望上方了。宗元从前年少而心气锐利，径直前行、迈步高远，不知道道路艰难，因此陷入大难，穷困颠踬，坠落失势，废弃而成为孤独的囚徒。我每天号哭仰望，已经十四年了。那些不回头离去的人和回头深深皱眉的人，都没有救助我。然而我仍然仰头伸颈，睁大眼睛观看，说：‘或许有一个具有不同于世俗的心志、非同寻常的力量，并且当权而施加仁慈的人吧？’如今阁下凭借仁义正直进入并居于宰相之位，我私下实在拍着胸口庆幸，认为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希望，所以冒昧写下这些话来声诉我的悲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果您又舍弃我而不回头顾念，那么就知道我将沉埋、跌倒而死，再也不能振作了。伏望您因此动心。宗元获罪的缘由、招致诽谤的根源，以阁下的明察，早已知道了。再说繁琐的话、蔓延的言辞，只会更加造成冒犯。伏望您想到坠落者的极端困穷，赐给我乌获那样的余力，放下千寻长绳，垂到千仞深渊，给予我这难以遇到的机会，最终成全我的幸运。这样或许使号哭仰望的人能够完成自己的诚愿，不至于呼喊愤懑而自尽，留下无穷遗恨。那么士人死在您的门下，应当没有比我更早的了。我的生死通塞，决定于这一次行动。惶恐战栗、冒犯失礼之至。子厚困厄已久，所以这封信呼号哀求到如此地步；把它记录保存下来，以显示事情的始末。

译《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纤细详尽。承蒙您来信，并赐示关于治理政事的议论以及与刘梦得书信往来的文章，实在很好。这大概不是如今那些做长官的人的志向：他们不只是满足于充足赋税、供养俸禄而已，而是把使百姓富裕并受到教化作为重大责任，实在盛美，实在盛美。孔子说：“我整天和颜回谈话，他从不违背我的话，像个愚笨的人。”这样看来，防守边远之地的人本来就难以明白道理，必定要劳烦反复晓谕，才会心悦诚服。因此我还有一个疑问：您所说免除贫病者的赋税而不增加富户的赋税，这确实是恰当的。若是在清明的政治之后实行，本来非这样不可；但不幸是在弊政之后实行，难道也可以这样吗？弊政之大，没有比贿赂流行、征赋混乱更严重的了。如果这样，那么贫穷的人没有钱财向官吏求情，只是实际上贫穷，却得不到贫户的名目；富有的人拿出余财买通官吏，于是没有富户的名目，却有富户的实际。贫者更加困苦、饥饿、死亡，却无人过问；富者更加横暴奢侈，也没有什么顾忌。假如您所遇到的情形就是这样，难道还能相信原先那套办法吗？不能因为怕扰乱人心，最终就不去追究，当然必须查问实际情况。查问实际情况，那么贫者本来就应当免税，富者本来就应当增加赋税，哪里能坚持一种固定不变的论断呢？如果说只免除贫者，富者不予查问，那么侥幸冒充贫户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挟带厚利来冒充贫者，仍然像没有被免除一样。如果说要查验富户，担心查不出实情而无法增加赋税，那么贫户也会因查不出实情而不能免税。如果大家都查得出实情，却故意放纵，以致造成不公平，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不忧虑财富少，而忧虑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如今富户的赋税反而更少，贫户却免不了搜罗财物来缴纳给县官，这种不均实在太严重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必定会服劳役而被当作奴仆驱使；有的给他们较多田地，却取其一半，有的甚至只取其一成，却收取他们的二三成。君主体恤百姓的劳苦，有时减免他们的赋税，富户便凭借户籍而独自免除，贫户却因为服役，最终仍要缴纳二三成或一半。这样，恩泽不能下达，百姓无处申诉；这种不安也实在太严重了。既然如此，不先确定经界、核实名实，却姑且大肆改作，难道能够治理好吗？富裕人家是贫民的母亲，确实不能破坏；然而如果让他们大受侥幸而役使下民，又是不可以的。您说担心富人流落为工商和浮薄懒惰之人，大概正是因为赋税过重而分配不均才会这样。如果富户虽然增加赋税，但实际上缴纳的仍相当于十分之一，也还足以安居乐业；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会愿意改变。查验得越精细，下面的人就越会巧于应付，确实如您所说。管子也不主张以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有杀牲畜、砍伐树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征收市井之税，而只考察丁口和田地，推求真实情况，以诚信对待他们、向他们显示恩惠，同时严格依法责罚官吏，那么您所陈述的一社一村的制度，逐级凭信实相互考核，哪里会查不出实情？如果查不出实情，一社一村的制度也就不能实行了。因此，处在弊政之后，必须先确定一套制度，然后您的主张才能实行。我所能见到的不过如此。永州地处偏僻一隅，对人事所知很少，元之所代替的究竟是谁呢？是清明的政治吗？还是弊政呢？如果是清明政治，那么您的主张就可以实行；如果是弊政，我的主张大概有可采用的地方吗？借南方来人，再郑重地向您说明这些，其余都很好。我的见识不足以议论政事，愿意同意梦得所说的话。您精通《春秋》，取圣人至中之法来治理，饶州的治理只是小事，也不值得耗费您的思虑，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所以只举出均平赋税一事，求您往复讨论，以解除您的疑惑。我不熟悉官吏职务，却勉强谈论这些，应该会被长者讥笑。若不是这样，就没有机会听到您最恰当的言论了。能够明白地教导后学，是君子开启后进的方法。我又听说您到任处理政务后，三天之内就举荐韩宣英来代替自己。宣英见识通达、博闻强识，又熟悉事务，应当是贤者中值得荐举的人。如今他因获罪而被屏弃，普通人都不敢称说他的长处，更何况向君主进言，由二千石官员荐举他呢？这实在是违背世俗、排斥流俗，果断奉行正直之道，是古人也难做到的事，而您却做到了。宗元和宣英同样获罪，都是世俗所背弃的人。您一次举荐，恩德便同时施及我们二人。祁大夫没有见到叔向，如今却能预先知道这次举荐，那就是我柳宗元的大错了。信中虽然说了很多话，仍不足以表达心意，所以只写到这里。不一一陈述。《与吕恭书》其中也有佳妙之处，荆川说：“学习《左氏外传》。” 宗元敬白：元生来到，得到弟弟的书信，十分欣慰。信中所称道的各件事情，我都知道了。元生又拿着部中守庐墓、祭祀父亲的人所得的石刻文字，摹写其文给我看，说：“将要把它上奏给皇上。”因此我感到害怕而产生怀疑。我早年喜爱阅读古书，家中所收藏的晋、魏时期尺牍相当齐全；又在二十年间遍看长安贵人、好事之人所收藏的书，几乎没有遗漏。因此我很懂得书法，即使没有见过署名，也能一望便辨认出它的时代。况且文章的形制，古今尤其不同。弟弟精明敏捷、通达事理，难道会不懂这些吗？如今看这篇石文，署年为“永嘉”，但它的文字却是今天田野之人所作的东西。虽然支离破碎，其中的字尤其不像古字。比如“永”等字，很是仿效王氏的变体书法，而这些写法都是永嘉年间未曾有过的。文辞尤其鄙陋浅近，像今天所谓的律诗；晋代大概从来没有这种诗体，声调也十分荒谬虚妄。又说种松后乌鸦拔取松苗的怪事，挖掘泥土又得到石头，更是不合常理，难以相信。或者莫非是奸人伪造的呢？况且古人所说的“葬”，就是收藏、藏入地下。压土栽树，君子尚且认为值得议论，何况搭庐居住，难道还值得尊崇吗？圣人设有制度，制定法令，越过制度就会成为罪过。因此，建立至中的原则，就不崇尚奇异。教育人希望他们诚实，所以厌恶装饰和虚伪。越过礼制而不除去丧服，又应该在庭院搭庐，却故意在墓旁装作守墓的人，是至中之道的罪人。何况还制造怪物、宣扬诡异神道，以奸邪手段破坏大法，并借此谋利吗？以虚假的孝行谋求私利，真正仁厚的人不忍心揭发他的过错，是怕损伤教化。然而如果允许弄虚作假并从中获利，教化就会更加败坏。像这种人，不参与知情就是可以的，藏身不出面也是可以的。凭大夫的良好政绩，再加上您的赞助，本来就没有什么缺漏了。修筑东城外郭，改造市场，去掉用竹子、茅草搭成的房屋，改用夯土和大木，烧陶、制砖、做木工的工匠都齐备。使灾祸之火不能发生，改变懒惰鄙陋的风俗，断绝偷窃浮薄的根源，并且发展养蚕、洗浴、播种，实行深耕易耨的劳作。减轻徭役，节省财货，均平赋税，这些政绩已经开启了美好的道路。在这些方面，我担心过分赞美善行而没有人加以省察，使诚实笃厚的原则稍有损伤，所以冒昧私下说几句。譬如淮水、济水那样清澈的水，若有一点污点，像秋毫那么细小，本来不会成为祸害；然而万一离娄之类的明眼人眯着眼看它，还不如完全没有污点那样畅快。我想您已经默默停止这件事，不要把所置办的书拿出来，那就太好了。宗元敬白。

译《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见识深刻的议论，迫近古代文章的境界。收到杨八的书信，得知您遭遇火灾，家中没有剩余财物。我起初听到时惊骇，随后又产生疑惑，最后竟大为高兴。这是因为本来要写信慰问您，却改为向您道贺。路途遥远，来信所说简略，我还不能完全知道灾情。如果果真烧得荡然无存、全部消失，这正是我尤其要向您道贺的原因。您勤勉地奉养父母，享受朝夕相处的欢乐，只希望平安恬静、无事度日。如今却遭遇烈火焚烧的灾祸，猛烈得令人震惊，使您身边受到惊扰，脂膏、洗涤等日常用品有时也可能供应不上，我因此起初感到惊骇。世人的说法都认为，盈亏相互依存，得失来去不能恒常；或许一个人将要大有作为，才先遭遇困厄、震动和惊恐，于是有水火之灾，也有小人的怨恨。经过劳苦和变动以后才能光明显达，古人都是这样。这种道理广大而荒诞，即使圣人也不能因此绝对相信，所以我随后又产生疑惑。凭您的学识，读过古人的书，能写文章，又精通小学之学，才艺如此多，然而仕进却不能超过众士，取得显贵地位，大概没有别的原因。京城人多说您家中有积蓄，士人中爱惜廉洁名声的人都畏惧、嫉妒，不敢称道您的长处，只是在心中自以为是地珍藏着，含忍不说出口，因为公道难以彰明，而世人又多猜疑。一旦说出口，讥笑的人就会认为他们收受了重贿。我从贞元十五年见到您的文章起，珍藏它们大约六七年，却从未说过这件事。我只顾自己一身，辜负公道已经很久了，不只是辜负您。等到我做了御史、尚书郎，自以为有幸成为天子近臣，可以振作舌辩，便想为您申明被压抑的才华。然而当时我在同僚中称道您，仍有一些人回头看着暗自发笑。我非常痛恨自己修养不够光明，平日的声誉没有树立起来，又受到世俗猜疑的牵累，常常和孟几道谈起此事而为您痛惜。如今幸好您的家被天火荡涤，众人的疑虑全都化为灰烬；房屋烧黑了，墙垣烧红了，以此表明您家并没有积货，于是您的才能可以显露而不受污染，真正显现出来。这是祝融、回禄在帮助您，那么我和几道十年的相知，还不如这一场火在一夜之间给您带来的声誉。它使您得到宽宥并显扬，使那些藏在心中的赞誉都能张口说出，使主考发榜、选拔科举人才的人授予您职位而不再害怕。即使想像从前那样畏缩受辱，难道还做得到吗？在这件事上，我对您寄予了希望，所以最后竟大为高兴。古代诸侯国发生灾祸，同等地位的人都相互慰问；许国不去慰问灾祸，君子便厌恶它。如今我所陈述的就是这样，和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将要慰问您，却改为向您道贺。颜回、曾参那样奉养父母，其乐趣是很大的，又有什么欠缺呢？您以前要我的文章和古书，我一直没有忘记。等得到几十幅，再一并寄给您罢了。吴二十一从武陵来，说您写的《醉赋》和《对问》非常好，可以寄给我一本。近来我也喜欢写文章，和在京城时很不相同，想同您诸位谈谈这些。只是桎梏束缚得很紧，还无法做到。借南来之人寄信给您，问候生死安否。不尽。宗元敬白。《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子厚的各篇启文，并不只是骈体四六文，其中多有奇峭沉郁的笔力，我不能全部收录，共收录四篇。某敬启：我愚昧浅陋而狂妄简率，不懂得周密防范，在平坦道路上失足，陷入重罪，伏身岭下，到如今已经七年。追念从前的过错，寒心而魂魄飞散。幸蒙您加以宽宥，使我能够自我反省，我哪里敢把心意彻底上达朝廷，在酒宴之间表明心志，以求万分之一的自我解脱呢？相公凭借包容弘大、光明盛大的德行，具有广博深厚如渊泉的气量，不遗弃污点之人，先赐给我荣宠的书示。我捧读后流泪，既恐惧又悲伤，惶恐不安而又手舞足蹈，不敢安然自处。这仿佛要在三次失败之后重新收用孟明，要因一次战功而赏识曹沫，使像折断肋骨、刺伤膝脚一类的人，能够自我修饰，以期在鞭策之下效命。这确实是大君子兼容并蓄、广泛考察，弃除瑕疵而录用人才的道理。我自顾孱弱迟钝，没有什么可以胜任，只能恭敬接受巨大的恩赐，哪里承受得起如此负荷？我的精诚达到极点，明亮得像太阳。没有机会拜伏当面，惶恐戒惧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冒昧触犯您的威严，战栗与冷汗交相加深。《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某敬启：我听说武都符载被任命为记室，天下有志之士纷纷相顾，继而发出叹息，知道行善的人终于有了归宿，散布流言的人也有了可以被间责的对象。正直之道得以推行，正义之风得以发扬，堂堂然盛大地存在于荆山之南，实在值得庆幸，值得庆幸！凭符君的才艺和志气，早已为时代所知，只是人才的地位还未显达，长期徘徊不遇；中间因缘际会陷身危邦，随时势俯仰，却没有废弃自己的道义，反而被嫉妒他的人横加诋毁。房给事以高尚节操特立独行，把这件事报告朝廷；王吏部以主持清议自任，在外为他辨明。然而小人的浮泛议论仍使他困顿于交错的兵戈之中。各诸侯都想得到符君，城郭相连、土地相接，却被沸腾的流言迷惑，彼此环顾推让，没有人敢先行举荐。等到他接受任命的那一天，众人都张口垂臂，惆怅地远望而后悔悲叹。譬如到海中求取珍珠，忽然直径一寸的珍珠先被人得到，众人便都怏怏不乐地离去，知道奇珍已经有了归属。唉！巧言难以辨明，地位低下的人多受诽谤；如果不是大君子以出世的气魄出面，又能有什么希望呢？仰望清正之风，仿佛远在天外。我感激欣喜至极，冒昧写信陈贺，战栗惶恐之情难以承受。不一一陈述。《上襄阳李仆射愬献唐雅诗启》佳作。宗元敬启：从前周宣王中兴，得到贤臣召虎，军队出征江汉，平定淮夷。所以《诗经》说：“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末章说：“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这是为了说明召虎是召公的孙子，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如今圣唐天子中兴，得到阁下，也出征江汉，平定淮夷，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与西平王的事迹，正相类似。然而如今还没有继承《大雅》传统的诗篇，用来布告天下、施及后代。难道圣唐的文雅，反而独独落后于周室吗？宗元自身虽陷于失败，但所作论著往往不向世俗屈服。想来实在不应当自我轻视、自我隐藏，以致辜负这个时代。如果能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辅助，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谨慎斋戒沐浴，献上《平淮夷雅》二篇。实在是粗陋的言辞、放荡的声调，不足以配合钟磬等乐器；但希望能够继承先代宏大的功业，使掌管采诗的官吏和乡里之人能够采集它并歌唱。愤激踊跃之情难以承受，冒昧触犯您的威严，战栗惶恐之情交相加深。谨此启奏。《上权德与补阙温卷启》

译补阙阁下：宗元听说，重视远方而轻视近处，鄙视卑贱而尊重显贵，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私下认为，宗元幼年不知羞耻，年轻时又急于求进，向长者拜揖，从幼年便如此，因此得以列在俊才、造士的末位，混在登记名册的下列。拿出才艺求取赏识，却寂然没有善价。那些携带文章、在儒林中驰名的人，不是亲近的旧交，大多都相互提携抚助，拿文章互相传看，谈笑之间便受到称许。我却咿唔犹豫，被通达之士讥笑。难道是他们看见我的质朴，便鄙视我的成就；熟悉我的幼年，便轻视我成年后的作为吗？还是说我的行为不够卓越，操守没有磨炼，学问不够广博，文章不够光彩，确实值得鄙视和轻视吗？如今朝廷中充满鸳鹭般的显贵，而唯独您特别因为顾念下位者和旧交，收纳接近儒士，和别人不同。我冒昧请问其中的缘由，希望您能够告诉我，使我懂得应该进退，实在幸甚！如今若要慷慨激昂，奋然从布衣中挺身而出，在文人宴席上高谈阔论，拖着衣襟登上名卿之门，拍掌面对高冠之士，厚厚地自我润饰，进退超越而不感羞惭，便会污染通达之士的视听。这种狂妄、偏激、愚昧、荒诞，固然不可行。若又想低头沉默、屏息畏惧，收拢双足、伏身榻旁，跪求公侯的门吏，跪着请求贤达的车驾，魂魄竦惧、双腿战栗，小心谨慎而危险恐惧，显贵之人又会厌倦，心中更加愤怒，也同样不可行。如果谨慎守住常态，坚定地把持中道，本来是合宜的；但那样就会面色平和、气息柔弱，说话迟钝、性情鲁钝，没有特立独行的节操，也没有推举选择的行为，琐屑碌碌，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罢了。谁会说这种人可以进身？谁会说这种人可以退处？我又听说，不鼓舞跳跃，就无法超越泥泞；不曲折谨慎，就无法通过险难；不守常道，就无法处在明确的名分中；不执守中道，就无法走上平坦的道路。如今我是应当鼓舞跳跃吗？应当曲折谨慎吗？还是守常道、执中道呢？我茫然不知哪一种才合宜。进退都没有依凭，夜里不能安睡，于是去询问故人，请他谋划。那人说：“补阙权君，著名已经超过十年，行为为人所推重，言语为人所信服，努力学习、文章华美，是当时同辈中的豪杰。你赶快拜见他，足以使自己得到发扬。”我回答说：“我怀抱的是燕石，却踏入玄圃；身上带着鱼目，却游到大海，只会招来讥笑罢了。怎么能得到他的补益呢？”那人说：“行为勤勉的人，情谊必然由此产生；内心恭敬的人，礼遇必然得到回报。何况你的文章也并不是非常鄙陋浅薄呢？如果你勤勉地侍奉他，恭敬地向他低头，他一定会勉励你的品行，光大你的才能。他的话就像从高处倾倒下来的水，早晨发出，晚上便传遍；声名远播，影响四溢，如同风吹草伏。可以使小水泽中的鲵鱼奋起鳞甲而纵游大海，使密网中的鸟儿举翅飞翔九霄。” 你的一次声名，哪里值得他亲自接纳呢？或许还能成为终身的际遇吧？为什么不把使你驰名的资质、成就声名的根基交给权君，然后退下来实行守常执中之道，这样就可以了。”我愚昧不敏，认为这话确实如此，所以有前些日子的拜见；又以为故意做出脸色、迎合形象，恭敬大贤，是他们所厌饫的；早晨造访、晚上拜谒，是大贤所厌倦的。我性情颇为疏放粗野，私下又不能做到这些，所以有今天的请问。仰望您察看我鄙陋的心意以及进退取舍的操守。诚惶诚恐，不能胜任斋戒忧虑之情，至此谨再拜。《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启》古代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不等到对方前来求取之后才施加恩德，只要举荐有才能的人罢了。受到恩德的人，也不等到自身功名成就之后才拜谢恩赐，只是感激知己罢了。因此，不叩门便有回应，不经介绍便能相合；这样，举荐必然会达到目的，感激也必然十分深厚。这种道理已经消失，遥遥经历了千年，如今这个世道又怎么会有呢？像宗元这样，才智不能治理重大事务，不能决断大事；没有恢弘杰出的才学，不能探究深奥义理、穷究文章句读，只不过是腐朽的儒生。即使有时把力量用在文章上，年年月月勤勤恳恳，却不能达到圣人的规矩，扩充前代作者的见闻，只是劳费笔墨，徒然拖着儒服大带，与同辈交游，还要面有惭色，哪里有什么能力呢？阁下为什么这样厚待我呢？起初我自以为怀抱无用的文章，顶着不肖的容貌，即使从泥尘中振作身体，仰望云霄，又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收回目光，反省自身，低头绝望，甘愿默默无闻。如今果然出乎自己的意料，往日琐碎的著述，有幸流传到您的席间，进入您的视听；阁下竟说我可以踏上远大前途，进入制作文章的门径，果断而毫不怀疑，特意独自称许我。这是怎样特别的采纳，怎样勤勉周到的顾念啊！况且阁下又知道我的为人怎样吗？我的相貌美丑、资质大小、内心贤与不肖，阁下本来都不知道；却一遇到我的文章，便立志救助提拔我，这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知己了。所以说，古代的知己，不等到别人前来求取，便主动施加恩德。然而急忙前来求取，确实是下等的做法。宗元从前参加博学宏词科，幸而阁下屈尊莅临，主持考校，掌管名次升降。当时我以为时运相合、事情齐备，正逢其时，内心的自负一天比一天强。没过多久，阁下却凭鲲鹏般的气势，不能容身于小小水泽，悠然自我放任，胸襟开阔而高迈；于是把不认识我的人排斥出去，任其弃置。弃置他们确实是应该的。假使古代的知己还在，难道会像这样需要别人多次求取吗？关于求取仕进的道路，我过去私下听老师说过：最高的一等，有独到通达的才能，趁着时机得到君主赏识，不必经过科举名次和仕宦资历的排列，就能取得将相职位，施行政令。其次，有文章和品行方面的美好，积累才能、累积功劳，不必经过甲乙等次的科举和历年考试，也能登上显著职位，显扬名声。再次一等的人则说：我从未考取甲乙等次，从未历经科举；朝廷的职位，我凭什么修养自己才能登上去呢？一定要先求取参加这一科考试，然后才能登上去。更下一等的人，既不能认识其中的利害，又不能致力于前途，便说：“天下人都喜爱它，我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由此看来，有爱惜锥刀微利的人，把考取这一科作为快乐；有争夺寻常名位的人，把登上朝廷职位作为快乐；有羡慕权贵职位的人，把成为将相作为快乐；有以施行政令为乐的人，把治理天下作为快乐。既然如此，考取甲乙等次、历经科第，本来只是末节罢了。得到它并不更加荣耀，失去它也不更加忧愁；如果能在远大事业上成就自己的名声，它又有什么补益呢？然而说到感激知己的道理，无论大小都一样，成败也都一样。所以说，受人恩德的人，不必等到自身功名成就以后才拜谢恩赐。既然如此，幸而成就自身功名，本来就是末节。显然，不懂得主动求取之道的卑下，就不足以收纳特立卓异的人；不懂得功名成就只是末节，就不足以承受贤达的知遇，这一点很清楚。伏惟阁下，德行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才华足以辅佐圣明，文章足以担当文宗的位置，学问足以居于儒学著述之首，确实是贤达中的表率。您回头看待后辈，哪里会轻易收纳呢？而宗元质朴鄙野、昏昧低劣，进取不知退守，不可以谈德行；不能把志向建立在义理上，却一定要凭文章求取通达，不可以谈才华。

译拿起笔、执简牍写作，却失败而归，不可以谈文章；登场应答，刺谬经旨，不可以谈学问。我本来就不是特立卓异的人才。反省自己的鄙陋资质，哪里容易承受您的知遇呢？冒昧承受重大的际遇，使高明的鉴察受到玷污，喜悦和恐惧交相争持，不能安居。我私下感激荀息那样，确实显露了自己的德行，斗胆希望得到豫让所说的国士待遇，以报答知己。伏在门屏之外，恭候您召见接纳。谨奉此启，代替投递名帖的礼数。伏望您依照知己之道，始终抚爱荐举我。不一一陈述。宗元谨启。《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一 明代茅坤撰 柳州文钞五 序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看柳子厚用来为《西汉文类》作序的内容，也大致可以看出他在文章方面的见识。左史、右史混杂已经很久了。记事的言辞驳杂混乱，《尚书》《春秋》的体制没有树立起来。自从左丘明传述孔氏之学，太史公叙述古今历史，合在一起成为《史记》以来，直到今天，各种材料交错纠结，没有人能够把它们的说法分开。唯独《左氏国语》记载言论而不参杂事迹；《战国策》和《春秋后语》颇为依据右史记言和《尚书》的体制，但没有古代圣人蔚然深厚的道理，大体上越来越急促浅薄。后世的文章中，文采接近古代而尤其壮丽的，没有比汉代西京更好的。班固把它写入书中并加以传述，我曾经遗憾其材料分散脱落、不能联属，无法考察其中的变化。我想采集同类的言辞和事迹，按年代编排，但年长之后疾病发作，衰弱懒惰一天比一天严重，不能胜任。幸好我的弟弟宗直喜爱古书，乐于完成这件事，搜求考察破碎的材料，收集摘取并融会贯通，使分离的材料重新合并，按照类别推移编排。不用多少年月，便都能依照条理归位，森然鲜明，像打开聚集美玉的府库，指挥排列连缀，各种圭、璋、琮、璜的形状都有各自的位置，不失次序，即使只排列它们的价值也是可以的。从文章体裁看，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辩论等文辞全都具备；从语言内容看，右史记言以及《尚书》《战国策》中关于成败兴亡的议论也十分完备，没有不包容的。唉，这难道可以成为学者入门的资料吗？我年轻时，曾有个姓路的人自我称许，说要编成这部书；我赞许他，并为他的意图作序，但他的书最终始终没有完成，终于等到了宗直。因此删取原序，系在左边，作为《西汉文类》的开头。记载殷、周以前，文章简略而质朴；魏、晋以后，则放荡而靡弱。能够取得其中正道的，是汉代；汉代以后到东汉就已经衰落了。汉文帝时，才得到贾生阐明儒术；汉武帝尤其喜爱儒术，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一类人，使风雅文章更加兴盛，施行于天下。从天子到公卿、大夫、士、庶人，全都通晓它。于是它在诏策中宣示，在奏议中通达，在辞赋中讽谏，在歌谣中流传。从高帝到哀帝、平帝以及王莽被诛，四方的文章大概灿烂盛大了。史臣班孟坚修撰汉史，裁取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充满简册；这样，二百三十年间，各代君主通达的治道、名臣伟大的法度、贤能者的志向事业、百姓的风俗美德，都排列在其中。至于汇合它们的精华，分辨其中的变化，评论编次并安排次序，就一定要等到有学问而通晓古代的人来完成。唐朝兴起后重视以文章治理天下，贞元年间文章尤其兴盛，取法三代，浸润汉代，与汉代相提并论。于是有能者取班孟坚的书，按文章分类，排列先后，编成四十卷。《杨评事文集后序》看这篇序，也可以看出古代想要兼擅诗歌和文章、使二者同时兴盛的人，尚且是世所难有的，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赞说：文章的作用，不过是用于辞令褒贬、引导宣扬、讽谏劝诫罢了。即使言辞鄙陋粗野，只要足以应用就可以；然而如果缺少文采，本来不足以震动当时的听闻、夸示后世的学者。树立言论却使它腐朽，君子是不走这条道路的。因此作者掌握文章的根本，却必定要借助文辞这条道路。圣人所作的，称为经、称为述；才士所作的，称为文。文章有两条道路：辞令褒贬，根本在著述；引导宣扬、讽谏劝诫，根本在比兴。著述一类，大概出自《尚书》的谋议训诫、《周易》的卦象系辞、《春秋》的笔削；其要旨在于高大壮盛、广博厚重，言辞端正而道理完备，适宜收藏在简册中。比兴一类，大概出自虞、夏的咏歌，殷、周的风雅；其要旨在于华美有法、清亮悠扬，言辞流畅而意境美好，适宜流传于歌谣吟诵之中。这两种文章考察它们的深层意义，彼此分离而不能合一，所以执笔之士往往在一方面胜过别人、独自有所擅长，很少有人能够兼具二者。有人能够专擅一端而取得美誉，就称为艺业成就。即使是古代文雅兴盛的时代，也不能让兼擅二者的人同时出现。唐朝兴起以来，称得上不愧于这种选拔的人，是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在擅长著述之外，钻研比兴，却不能达到极致；张曲江则从比兴的余暇穷究著述，也不能完备。其余的人各自探取一端，彼此背离文章之道，距离就更加遥远了。文章难以兼擅，实在到了这种程度。像杨君，年轻时凭篇章诗什在当时著名，他光彩卓异的辞句，被文人讽诵，充满江湖，传到京师。晚年完全领悟文章体制，尤其精通叙述；学问丰富，见识深远，才思涌出而没有止息。他雄杰老成的风格，随着时间日益增长。既然得到这种境界还不到几年便夭亡，他晚年所作的尤其好。他所作的《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以及论述为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链送行的六篇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已经是人们选取的佳作。凭此陪列在陈君之后，可以说是文章体制完备的人吗？唉！杨公已经悟透文章，却因疾病而停笔；刚刚取得成就便废弃了创作。停笔不到一年，大病就降临，最终不能穷尽自己的工力，完成自己的才华。遗留下来的文章没能流传于世，美好的声名没能充满当时。我所有从事文章的人，都应当追念、惋惜并仰慕他。宗元因为与杨家世代交好，幼年有幸拜见，所以承奉杨公元兄的嘱命，评论编次篇章简册，于是叙述他的创作所达到的境界，系在文集之后。我曾经说过，子厚的诗超过昌黎，但文章却特别要逊让一筹。大体上，就像千钧强弩，很难再次发射。

译《濮阳吴君文集序》文章自有其法度。博陵崔成务曾任信州从事，对我说：“邑中有位闻名的人，濮阳吴君，年少时便长着胡须、额头宽阔，喜爱学习而擅长文章。居住在乡里，从来没有不以诚信道义同人交往的；教导子弟，从来没有不以忠孝端正他们的根本。因此，卿相和贤士大多都以对等礼节同他交往。”我曾听到这些话，并铭记在心。后来他的儿子偘改名武陵，考中进士，获罪来到永州，便带着他父亲的文集十卷，再拜请我为文集作序。我得以全部阅读：他的辞赋，有戒止苟且冒进、凌上僭越的志意；他的诗歌，有结交王公大人的意义；他的诔文、墓志、吊文、祭文，有孝顺恭敬、慈爱仁厚的诚意，并且多次阐发六经圣人的大道。发言便能成章，有可观之处。古代的司徒，一定要寻求秀异之士，从乡里升举到天官；古代的太史，一定要寻求人情风俗，陈献诗歌给朝廷，然后人才不会被遗弃，志向也可以显现。近世居于职位的人，有时不能完全采用古道，所以吴君的品行不显著，他的文章也没有被荐举。虽然曾得到君王授予一命之官，最终还是隐藏了自己的志向。唉，实在可惜啊！武陵又评论编次他的志传三卷，接在文集末尾，其中把他的官职和其他才德行为记载得十分详备，情况就是这样。《愚溪诗序》子厚文集中的最佳篇章。灌水北岸有一条溪流，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冉氏曾经居住在那里，所以把这条溪命名为冉溪；有人说它可以用来染色，因其功能而命名，所以称为染溪。我因愚昧获罪，被贬到潇水上游，爱上这条溪，进入二三里，找到其中最美的地方，便在这里安家。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住在这条溪旁并以“愚”命名，名称却不能确定；居住在这里的士人还在争论不休，不能不更改它的名称，所以改名为愚溪。在愚溪上游，买下一座小丘，称为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得到一处泉水，又买下这里居住，称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平地涌出，大概是从地面向上涌出的。泉水汇合后曲折向南流，成为愚沟；于是背靠山体堆叠石块，堵塞狭窄处，筑成愚池。愚池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中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奇异的石头交错布置，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却因为我的缘故，全都蒙受了“愚”的称辱。水，是聪明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独独被“愚”字辱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水流位置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陡峭急促，多有沙洲和石块，大船不能进入。它幽深、浅狭，蛟龙都不屑于居住，不能兴起云雨，无法使世人受益，恰好与我相似。既然如此，即使称辱它、叫它愚溪，也是可以的。宁武子在国家政治黑暗时便显得愚笨，是聪明却表现为愚笨的人；颜子整天不违背孔子的话，像愚笨一样，是睿智却表现为愚笨的人。他们都不能算真正的愚笨。如今我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却违背事理，悖逆事务，因此凡是称为愚笨的人，没有比得上我的。既然这样，天下就没有人能同我争夺这条溪，我可以独自占有它并以“愚”命名。溪水虽然对世间没有什么好处，却善于照见万物，清澈明莹、秀美透彻，发出如金石相击般的声响，能使愚笨的人欢笑、喜爱、眷恋，快乐得舍不得离去。我虽然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自我安慰，洗涤万物、包容各种姿态，不加回避。用愚辞歌咏愚溪，便茫然自得而不违背，昏然混同而归于一处，超越鸿蒙混沌、希夷寂静的境界，寂寥无人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刻记在溪边的石头上。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曲调，我忽然创制出来，依次安排，像图画一样清楚。《陪永州崔使君游防南池序》文章潇洒跌宕，可惜篇末仍然有许多压抑郁结的情思。零陵城南四周环绕着群山，远处延伸着树林和山麓。山崖峡谷汇聚的地方，深深地成为池塘，曲折地成为溪流。上面多有枫树、柟树、竹子、箭竹以及哀鸣的鸟禽；下面多有芡实、菱角、蒲草、荷花以及腾跃水波的鱼。它包容太虚，水光荡漾映照乡里，确实是游览观赏的美好胜地。崔公到来后，政令宽缓而放达，风气和顺而清廉。既以当地百姓为乐，也以自身安乐为乐。暮春时节，征召贤者、聚集亲友，在这片水域的渡口登舟。群山倒映下垂，万物景象都呈现在水下；浮光泛影，荡漾得仿佛没有边际。横贯碧空而从中间穿行，越过太虚而径直渡过。羽觞飞传，匏笙竹管激越高亢，众人和乐地歌唱，翩然起舞，手托着下巴欢笑，瞪大眼睛傲坐，不知太阳将要落山。对于先前所见的景物，可以说没有辜负它们了。古人知道欢乐不能长久，机遇也不能强求。正在欢乐时转为悲伤的情况尚且有，何况崔公政绩已经施行，正应当离任，又将接受丰厚的赏赐、安享高位呢？贤者大多正在官场中接受恩泽，正要脱去鳞甲、长出羽翼。哪里会蹉跎徘徊在湘中，做一个憔悴的客人呢？我既然被世所弃置，常常得以同这山水为伍，又哀悼这样的游乐不能再有，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载它。《送薛存义之任序》古人多有收录这篇文章，但它的意义也很浅显。河东薛存义将要上任，柳子把肉摆在俎上，把酒斟满杯中，追到江边为他送行，和他饮食，并且告诉他说：“凡是在地方任职的官吏，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大概做百姓的差役，并不是为了役使百姓而已。凡是靠地方生活的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雇佣官吏的钱，是要让官吏替我们主持公平。如今我们拿着他们的报酬，却怠慢职事，天下到处都是这样；不仅怠慢，还进一步盗取他们的财物。假如让一个人到自己家里做雇工，领取你的报酬，却怠慢你的事情，又盗取你的财物器具，那么你一定会非常愤怒，把他斥退并惩罚他。如今天下的官吏多半如此，百姓却不敢任意发泄愤怒，也不敢斥退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处境不同。处境不同而道理相同，我们的百姓该怎么办呢？有通达道理的人，能不因此恐惧而警戒吗？”存义代理零陵县令已经两年了，早起晚思，勤力劳心；诉讼得到公平处理，赋税分配均平，老弱百姓没有心怀欺诈和暴戾，憎恨那些白白领取俸禄的人；这些都确实如此，那么他知道恐惧而自我警戒，也就确实无疑了。我地位卑贱又受到屈辱，不能参与讨论您此次任满考绩、决定幽明升降的事情，所以用酒肉奖赏您，并用这篇文章郑重送给您。《送徐从事北游序》放达。读《诗》《礼》《春秋》，却没有人能够谈说其中的义理。他的容貌充实端正，但声名没有在世上流传。难道是天下广大、儒生众多，才造成这种情况吗？还是他把自己的学说隐藏起来，忌讳谈论所读的书，不让世人听闻、传扬他的姓名吗？或者是居处偏远、做官在偏远地方，没有同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中的豪杰竞争才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吗？又或者没有显达者替他倡导，以振动他的声名吗？如今这个时代不能说儒生很多，可以从您身上看出。您也不是有意隐晦、忌讳自己的学说和所读之书；既然如此，我认为原因就在后面两种情况。您向北游历，一定会到达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大城市一定有显达之人。这样一来，您的声名果真会传到世上吗？如果声名传扬，一定能够取得职位。取得职位后，把《诗》《礼》《春秋》的道理施用于政事，推及万物，努力不辜负孔子的笔墨和言说。能够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儒者。儒者难道只是能够谈论和诵读经书就够了吗？

译《送李渭赴京师序》文章仿佛带有悲凉萧瑟之气。经过洞庭湖，登上湘江，不是获罪被贬的人很少到这里；何况还要越过临源岭，顺着漓水而下，出荔浦，名义上又不属于刑部管辖，而前来的官吏就更少了，这是本来应该如此的。先前我被贬逐居住在永州，李君来到这里，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舍弃优美的仕途而到丑陋偏远的地方来，毫无约束防护，自己招致瘴疠。后来我被贬为柳州刺史，到了桂州，李君又在那里，正忙忙碌碌地做小吏。唉，为什么要这样自找苦吃呢？当时是明时，宗室的属子应当在京畿县任尉，令王师连续征讨不来进贡之地，二府正急切地求取人才。李君读书作诗，有才干和谋略，长久游历燕、魏、赵、代之间，了解人情，熟悉地理，能够说明其中缘故，因此进京去求见丞相，难道不就是为了求得对国家有益的事业吗？后来他停止了，因为已经有所收获。我早就痛惜他不这样做已经很久了，如今他却说将要离去，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行之言。去吧，我的话到此为止罢了。《送琛上人南游序》不像昌黎赠给师畅的文章那样有所防备，但所见也算明白。佛的遗迹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现在还能留存的，是佛的言论。佛言中著录成文的叫作经，辅助经义而成的叫作论。流传到今天的经论，百中未必存一。然而佛道的义理却已经完备了。佛法的精深，没有超过《般若》的；佛经的宏大，没有能超过《涅槃经》的。世上的上等士人想要由此入道，如果不取法于经论，便是悖逆的。可是今天谈禅的人，有的流荡而错误，彼此相继仿效，妄自取用空洞的言语，却略去方便法门，颠倒真实，以此防护自己，又防护别人。又有人能够谈论本体，却不能涉及作用，不知道这两者片刻也不可分离。离开其中任何一方面，便是世间的大患。我的朋友琛却不是这样：他观读佛经，领会般若的义理；阅读佛论，喜爱三观的道理；昼夜学习践行，并且亲身实行。有人来求教，他就为人讲说；那些随之受到教化的人，都知道佛道的广大，佛法的宽博，以及菩萨大士的雄伟。修行实践的人能够空掉执著而通达，无所作为而空无一物的人反成为障碍。这样看来，他和那些增上慢的人不同。若要说世间还有与他不同而又能免去这种名声的人，我没有见过。如今他将要把佛道推广到远方，所以喜欢游历，从京师来到这里，又向南出了桂林，不知要走到什么地方。我忧虑世上那些骄傲放纵的人，只爱追逐外在事物而不求此道，所以为他写下这些话。《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超逸的格调。太史公曾说：“世上学习孔氏的人便排斥老子，学习老子的人便排斥孔氏；道路不同，彼此不相谋合。”我看老子，也只是孔氏的另一支流派罢了，不能把他们看成互相抗衡的两家。何况杨、墨、申、商，以及刑名、纵横各家的学说，彼此交相毁谤，抵触而不能相合的，难道说得尽吗？然而这些学说都有用来辅助世事的地方。太史公去世以后，后来又有了释氏，这固然是学者所惊怪、认为悖逆的学说中最突出的。如今有一位河南元生，此人胸襟宏阔而质朴正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挫折他的志气；他的学问广大博通而且贯通各家脉络，没有什么能够使他的道术受阻。他把先前各家彼此不同的地方全都取来，使它们贯通而归于相同；搜求选择，融会贯通，与大道非常契合。各家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而排斥奇异邪僻之说。总的说来，他和孔子同一道路，各家也都各有防止人们走向偏邪的地方；他的器量足以守持此道，志气足以推行此道。他不拿自己的道去求取与世俗相合，常常有意遵守古人守雌守柔的态度。他到了这个州，因为我的道术穷困，而我又多忧患并且一向喜爱文章，便留了三十六天，陈述大道的方略，勤勉地加以开导。我这才了解他的为人，如今他又将离开我向南行，经过营道，登观九疑山，顺漓水而下，走遍南越，直到大海边。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了。黄鹤一去不返，青天无边无际，怎能不凭借丰隆去向飞廉诉说，把我的声音寄托到那辽阔的天空中呢？《送僧浩初序》也写得淡泊放纵。儒者韩退之与我友善，曾经以我喜爱佛教言论为忧，责备我同佛教徒交游。近来陇西李生础从东都来，退之又寄信责罪我，并且说：“看见你写的《送元生序》，竟不斥责佛教。佛教确实有不可斥责的地方，往往与《易》《论语》相合，我确实喜爱它。它对于人的性情，明白坦然，和孔子的道路并不不同。”退之喜好儒学，却还没有超过杨子。杨子的书，对于庄、墨、申、韩各家也都有所取法。佛教难道反而不如庄、墨、申、韩那样怪僻、险恶吗？我说：“因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假如它确实不信奉大道而应当排斥，那么因为它是夷狄，就要和恶来、盗跖交友而轻视季札、由余吗？这就不是所谓去掉名相而求取实际了。”我所取法的佛教内容，是和《易》《论语》相合的；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把它排斥掉。退之所责罪的，是佛教徒的外在形迹：“剃发而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关系，不从事耕田养蚕，却靠什么养活人。”像这样，即使是我也不喜欢。退之只因厌恶它的外表而遗忘它的内在，这就像只认识石头而不知道其中包藏美玉。我之所以喜爱佛教的言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佛教徒交游的人，不一定都能通晓他们的言论。况且凡是奉行佛道的人，大多不爱官位，不争才能，喜欢山水而爱好闲适安宁。我忧虑世人忙忙碌碌，只把印绶官位作为追求，彼此倾轧；若不舍弃这种做法，还能跟从什么呢？我喜欢同佛教徒交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浩初性情闲适，内心安宁，读佛教的书，通晓《易》《论语》，只以山水之乐为乐；有文章便写成文章，而且他的父亲、兄长也都奉行这一道，以此自养而安居淡泊，无所求取。这样，他比那些谈论庄、墨、申、韩而忙忙碌碌、只把印绶官位作为追求并彼此倾轧的人，贤明得太多了。李生础和浩初又很友善，如今浩初要出发了，请把我的话给他看，并借北方来的人转告退之，看看他会怎样说。

译《序饮》买下一座小丘，用一天锄掘整理，第二天洗涤清理，于是把酒席设在溪边的石头上。先前写过记，说的就是牛马饮水的做法：分开坐在牛马背上，把酒杯装满让它顺流而下，接住酒杯取来饮用。于是设置监史，命令说：“应当饮酒的人，就举起筹签；十寸长的筹签有三根，要逆流投入。能够不在回旋处打转，不在沙洲停住，不沉到底的，算过关，不必饮；如果回旋、停住或沉底，就按筹签的数目饮酒。”筹签一投入水中，便旋转着疾流而去，像舞蹈又像跳跃；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离开，有的停留。众人都靠在石上注视，欢喜喧闹来助其势，筹签突然漂走，便算没有出事。于是有人饮一次，有人饮两次。有位客人娄生图南，他投下的筹签一次回旋、一次停住、一次沉底，独自饮了三杯，众人便大笑，欢乐到了极点。我患痞病不能吃东西，到这时却醉了。于是增删这条命令，整日整夜地饮酒而不知道回去。我听说古代饮酒，有的以揖让酬酢、拜谢百次作为礼节；有的以呼叫号哭、反复起舞、像沸水和浓汤一样作为极致；有的裸体袒露作为通达；有的借助丝竹金石的音乐作为和谐；有的以频繁亲密的交往作为亲密。如今则把这些全都反过来：去掉百拜而不设礼，以呼叫号哭达到极致，却不袒露而求通达；不用金石之乐也能和谐，去掉烦琐疏远而达到亲密；简约而共同，放纵而有节制，安乐从容。用这种方式来契合山水之乐，成就君子的心境，是适宜的。写下这篇《序饮》，把它留给后世的人。《序棋》这篇序和《序饮》一样，都写得淡泊放纵，值得阅读。房生直温和我的两个弟弟交游，他们都喜欢学习。我忧虑他们过于专一执着，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得到休息。于是得到一个中间隆起、四周呈圆形的木棋盘。棋盘下方是方形的，直着摆放二十四枚棋子，贵棋一半，贱棋一半。贵的称为上，贱的称为下，都从第一排到第十二排。两枚下棋才能抵一枚上棋。用朱色和墨色来区别它们。房生于是取来两支笔，按照棋子的等级给它们题写。后来两个相互争斗的人下棋，就看它们的贵贱来分别轻视或尊重：需要让棋子攻击碰撞时，一定先用贱棋；不得已使用贵棋时，大家都战栗、昏乱，也很少能准确击中目标。得到朱色棋子便觉得有所富余，得到墨色棋子便觉得有所不足。我仔细观察思考，开始时它们本来全都相同。房生只写上一个字，轻重便成了这样；不过是恰好靠近他的手，便先写到它，并不是能够选择好的写朱色、坏的写墨色。然而上棋被抬高，下棋被压低；下棋被尊贵，上棋反而被看重，贱棋就被当作贱棋。他们改变对待彼此的态度，尊敬这个而轻视那个，于是距离就这样产生了。那么世人所以贵重或轻视人的做法，难道和房生贵重、轻视这些棋子有什么不同吗？不也只是因为靠近而先加以对待罢了。真有能够选择好坏的人吗？他们所尊敬和轻视的，也会随着这种态度而动摇内心。真有敢于议论它们好坏的人吗？得到贵棋的人，有没有不因此意气扬扬、心志放荡的呢？得到贱棋的人，有没有不因此面貌傲慢、内心放纵的呢？那些所谓贵棋，有没有人敢轻视并驱使它们呢？那些所谓贱棋，有没有人敢躲避让它们去攻击碰撞呢？朱色棋子和墨色棋子彼此相差不止千万，有没有人敢用两枚去抵一枚呢？我是使用墨色棋子的徒众，观察它们的始末，觉得很像世人，因而写下这篇序。唐荆川说：这是推究事物道理而写得精巧的文章。《种树郭橐驼传》做官的人应当深入体会这篇文章。郭橐驼不知道原来叫什么名字，因为患有脊背弯曲的病，背部隆起，弯腰伏地而行，很像骆驼，所以乡人给他取外号叫“橐驼”。橐驼听见后说：“很好，这样称呼我本来就很恰当。”于是舍弃原来的名字，也自称橐驼。他的乡在丰乐乡，位于长安西面。橐驼以种树为业，长安的豪门富户，凡是为了观赏游玩或出售果实的人，都争着迎接并供养他。看橐驼所种的树，即使移栽，也没有不成活的；而且树木高大茂盛，早结果，果实繁多。其他种树的人即使暗中观察、仿效羡慕，也不能赶上他。有人问他，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能使树木长寿而且繁殖，只能顺应树木的天性，使它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罢了。大凡种树的本性是：根要舒展，培土要平，土要用原来的，捣土要紧密。这样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动它，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后不再回头照看。栽种时要像养育孩子一样，安置后却要像丢弃它一样；这样树木的天性就能保全，本性就能得到发挥。所以我只是没有妨害它的生长，并不是有能力使它长得高大茂盛；只是没有压制损害它的果实，并不是有能力使它早结果、果实繁多。”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树根蜷曲，培土又换了；培土如果不是过多，就一定是不够。偶尔有人能够反过来做，他们又过分爱护，过度忧虑，早晨看，晚上摸，已经离开又回头查看。更严重的，还要抓破树皮来检验它是活是枯，摇动树根来观察土的松紧，结果树木的本性一天比一天远离了。虽然说是爱护它，实际上却害了它；虽然说是担忧它，实际上却仇视它。所以他们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方法移用到治理官事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治理政事并不是我的本业。然而我住在乡里，看见管理百姓的人喜欢烦琐地发布命令，好像非常怜爱百姓，最终却因此给百姓带来祸害。早晚都有小吏来呼喊说：‘官府命令你们赶快耕种，勉励你们栽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缫丝，早些织布；养育好你们的幼儿，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击鼓把大家聚集起来，一会儿敲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民停止早晚饭来慰劳官吏，还没有空闲，又凭什么使我们的生活繁衍、性命安定呢？所以困苦疲惫到这种地步，这和我种树的道理，难道也有相似之处吗？”问的人惊喜地说：“这不是很好吗！我问的是养树，却得到了养人的方法。”于是记述这件事，把它作为做官者的戒鉴。《梓人传》

译次序井然，摹写如实，处处合乎规范。裴封叔的弟弟住在光德里，有个木匠敲他的门，希望租赁空屋居住。他所掌握的是测量长度、画圆方、定规矩、弹墨线等技术，家中却不放置磨削砍凿的器具。问他有什么本领，他说：“我善于测量木材，观察栋梁房屋的规格，以及高低深浅、圆方短长的适宜程度；我只要指挥，便能让各工匠劳作。离开我，众人没有一个能完成哪怕一字。”所以他在官府做工，所得俸禄是三倍；在私人家中做工，收取的工钱也超过一半。有一天我进入他的屋子，看见他的床缺了一只脚却不能修理，他说：“将要另找工匠。”我很是嘲笑他，认为他没有本领却贪图俸禄、嗜好财货。后来京兆尹将要修饰官署，我经过那里，看见堆放着各种木材，指挥着众多工匠；有的拿斧头，有的拿刀锯，都环绕站立在梓人面前。梓人左手拿着引尺，右手拿着木杖，站在中间。他测量栋梁所能承受的重量，观察木材能否承载，挥杖说：“斧头！”拿斧头的人便跑到右边；回头指着说：“锯子！”拿锯子的人便快步走到左边。不久，拿斧的砍削，拿刀的削切，全都看他的脸色，等待他的言语，没有人敢自行决定。不胜任的人，他就斥退他们，也没有人敢怨恨他。他在墙上画出宫室，尺寸虽满一尺，却把全部形制曲折都画尽了；计算细微尺寸而建成大厦，丝毫没有差错。工程完成后，在上面的栋梁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建造”，这就是他的姓和名字。凡是实际执工具做工的工匠，都没有列名。我环视四周，大为惊骇，这才知道他的技术高超而作用宏大。接着我叹息说：“他将要舍弃亲自操作的手艺，专心运用心智，而能够掌握事物的纲要吗？我听说劳心的人役使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役使，他就是那个劳心的人吗？有能力的人被任用，有智慧的人谋划，他就是那个有智慧的人吗？这足以作为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的法则了。世间的事物没有比这更相近的了。”治理天下的人，以百姓为根本；直接服役的人是徒隶、乡师、里胥；他们上面是下士，再上面是中士、上士，再上面是大夫、卿、公。分开来说有六种职务，分派来说有百种差役；向外直到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郡守，邑有县宰，人人都有辅佐政务的人。他们下面有胥吏，再下面都有啬夫、版尹来完成差役，就像众多工匠各自掌握技艺，靠劳力谋生一样。那些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人，把人才提拔任用，指示他们去做事，厘清纲纪并加以调节，整齐法令制度并加以整顿，就像梓人凭借规矩、引尺、墨线来确定建筑规格一样。选拔天下的人才，使他们能够称职；安置天下的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观察都城便知道乡野，观察乡野便知道国家，观察国家便知道天下；无论远近大小，都可以亲手按着地图考察，就像梓人在墙上画宫室并最终建成一样。有能力的人就推进并任用他们，使他们无所归功于自己；没有能力的人就罢退并让他们休息，也没有人敢怨恨。不炫耀才能，不夸耀名声，不亲自处理琐碎劳务，不侵犯众官的职权。每天和天下英才讨论大政方针，就像梓人善于调度众工却不夸耀自己的技艺一样。这样以后，辅佐之道就能得到，万国便能治理。辅佐之道既已得到，万国既已治理，天下人都抬头仰望说：“这是我宰相的功劳。”后人循着遗迹而仰慕说：“这是那位宰相的才能。”有士人谈论殷、周的治理说：“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些百官的勤劳都没有被记载。”这就像梓人自己署名功劳，而实际执工具做工的人没有列名。宰相的作用多么伟大啊！通晓这种道理的，才称得上宰相罢了。那些不知道掌握纲要的人却相反，把谨慎勤劳的小事当作公事，把文书簿册看得最高，炫耀才能、夸耀名声，亲自处理琐碎劳务，侵犯众官职权，窃取六职百役所做的事，在官府庭院中忙忙碌碌，却遗忘了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不通晓这种道理的人。就像梓人不知道墨线的曲直、规矩的方圆、引尺的长短，姑且夺取众工的斧头刀锯来帮助自己的技艺，却又不能完成工程，以至于工程失败而没有成就，不也是荒谬吗？有人说：“那个主持建造房屋的人，假如擅自发挥自己的聪明，牵制梓人的谋划，夺去他世代相传的职守，反而采用自己的计谋，即使不能成功，难道是梓人的罪过吗？也只在于是否任用他罢了。”我说：“不是这样。墨线确实已经陈列，规矩确实已经设置，高的不能压低，窄的不能扩宽。按照我的方法做，建筑就牢固；不按照我的方法做，建筑就会倒塌。他如果乐于放弃牢固而走向倒塌，就应当卷起自己的技术，闭口不说自己的智慧，从容离去，不屈服于我的原则，这才确实是良好的梓人。他如果贪恋财利，忍心不舍弃；丧失规制和尺度，委屈自己而不能守持；等到栋梁弯曲、房屋倒塌，却说：‘不是我的罪过。’可以吗？可以吗？”我认为梓人的道理和宰相相似，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收藏起来。梓人，大概就是古代审察曲直、面向形势建造房屋的人，如今称为都料匠。我遇到的这个人姓杨，隐去了他的名字。唐荆川说：“这篇文章体势方正，不如《圬者传》圆转，但也确实是文章中的佳作。”

译《宋清传》也是含有讽刺意味的文章。宋清，是长安西部药材市场的人。他储存优质药材，凡是从山泽间采来的药材，一定归到宋清那里。宋清优厚地接待他们。长安的医生得到宋清的药材，配入自己的药方，往往能把药价提高一倍，大家都称赞宋清。患有疾病、疮疡的人，也都乐意到宋清那里求药，希望很快治愈。宋清都乐意答应，即使没有带钱的人，也给他们优质药材；欠条积得像山一样高，他从未上门索取药钱。有的人他根本不认识，却远远寄来欠条，宋清也不推辞。年终估计不能偿还的，他就烧掉欠条，始终不再提起。市场上的人认为这很奇怪，都笑他说：“宋清真是个愚蠢妄为的人。”有的人说：“宋清莫非是有道之人吗？”宋清听见后说：“我追逐利益，只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罢了，并不是有什么道术。但说我是愚蠢妄为的人，也同样不对。”宋清经营药材四十年，所烧掉欠条的人有一百几十个；这些人有的做到大官，有的管辖数州，俸禄丰厚，他们赠送给宋清的东西接连不断。虽然不能立即报答，却是赊欠的回报；即使死去的人有千百个，也不妨碍宋清因此富有。宋清取得利益，长远而且丰厚，哪里像小商人那样呢？小商人一旦得不到货款，就勃然大怒；第二次还得不到，就辱骂并结仇。他们谋求利益，不是太短浅了吗？我看见愚蠢的人正在其中。宋清确实因此得到大利，却又不是妄为，坚持他的经营之道不废，最终因而富有。向他求药的人越来越多，他应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有的人被斥退、抛弃而沉沦废弃，亲友都把他当作落魄之人看待，宋清却不因他的处境困顿而怠慢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给他优质药材。一旦这个人重新掌权任用，便更加优厚地报答宋清。他从长远取得利益，都是这样的。我观察如今同人交往的人，得势时便趋附，失势时便抛弃，很少有人能像宋清这样。世人谈论交友，只说“市道之交”，唉！宋清是商人，如今的交往中，有谁能像宋清一样从长远考虑报答呢？假如幸而有许多人差不多能这样，那么天下穷困、废弃、受辱而不至于死亡的人就多了。市道之交，难道可以少吗？有人说：“宋清不是市道之人。”柳先生说：“宋清居住在市场，却不遵循商人的逐利之道；然而那些居于朝廷、官府、学校、乡党之中，自称士大夫的人，反而争着不停地做这种事，真可悲啊！这样说来，宋清并不只是不同于商人。” 《童区寄传》事情也很奇特。柳先生说：越地的人缺少恩义，生下男孩女孩一定把他们当作货物看待；孩子换牙以后，父兄便把他们卖掉，希望得到利益；利益不足，就偷取别家的孩子，捆绑、缚住、戴上枷锁，直到长出胡须，力气还不能胜任的都屈服成为奴童。当地官道上互相残杀成为风俗，幸而长大强壮，便掠取幼弱的人。汉朝官吏也因这对自己有利，只要得到奴童，便任意施为而不加过问，因此越地的户口越来越减少，很少有人能够自行逃脱。只有童区寄凭十一岁之身战胜了这种处境，也真是奇异。桂部从事杜周士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童寄是郴州的砍柴放牧孩子，一边放牧一边砍柴；两个强盗劫持他，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用布袋堵住他的嘴，走了四十多里到一个集市上的空地，准备把他卖掉。区寄假装像孩子一样啼哭恐惧，表现出儿童一贯的样子，强盗便轻视他。强盗对饮，喝醉了；一个人离开去寻找买主，一个人躺在路上，刀插在身旁。童寄暗中窥伺他睡着，背靠着刀，用力上下挣扎把绳子弄断，于是拿起刀杀了他。他逃走还没有走远，去找买主的强盗回来，发现奴童，大为惊骇，将要杀他。童寄急忙说：“做两个郎君的奴童，哪里比得上做一个郎君的奴童呢？他们并不怜惜我。郎君如果真的保全我、怜悯我，我什么都可以做。”买主考虑了很久，说：“与其杀了这个奴童，哪如把他卖掉？与其卖掉后分利，哪如让我独自得到他？” “幸好杀掉那个人，实在太好了。”于是藏起他的尸体，带着奴童到了主人那里，把奴童捆绑得更加牢固。半夜，童寄自己转身靠近炉火，用火把绳子烧断；即使手被烧伤也不害怕，又拿起刀杀死了买主，随后大声呼喊。整个集市都被惊动了。童寄说：“我是区氏家的孩子，不应当做奴童。两个强盗抓了我，幸好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希望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集市的官吏报告州府，州府报告大府，大府召来察看这个孩子，认为他果然只是个孩子。刺史颜证认为这件事奇异，留下他做小吏，却不肯给他衣服。小吏把他送回乡里后，乡里那些惯于抢劫的人看见他都侧目而视，没有人敢经过他家门口，都说：“这个孩子只比秦武阳小两岁，却讨伐杀死了两个强盗，哪里可以接近呢？”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二 明代茅坤编撰。《柳州文钞》六 记 《馆驿使壁记》文章中间条理繁杂，而文辞安排次序井然，清楚得像手掌上的纹理。凡是万国的使者、四夷的来客以及天下各地的道路交通，都要从京畿以内经过。奉送贡品、缴纳赋税、到王都履行职务的人，一进入近关，便纷纷拥挤，等待有关部门的命令。征召、命令和赏赐，向属国发布政令的人，出了甸服之后，才按次序成列，前往诸侯的馆舍。因此馆驿的制度，在千里以内尤其重要。从万年到渭南，共有六个驿站，屏障是华州，关口是潼关。从华州向北，直到栎阳，共有六个驿站，屏障是同州，关口是蒲津。从灞水向南到蓝田，共有六个驿站，屏障是商州，关口是武关。从长安到盩厔，共有十一个驿站，屏障是洋州，关口是华阳。从武功向西到好畤，共有三个驿站，屏障是凤翔府，关口是陇关。从渭水向北到华原，共有九个驿站，屏障是方州。从咸阳向西到奉天，共有六个驿站，屏障是邠州。把四海以内的道路总合起来，直到关口；把关口以内的道路收束规划起来，直到王都。华人和夷人往来、接受馆舍接待的人，纷纷络绎到来。传驿的官吏拿着符节查验人数，县吏拿着文书记录物品。告知到达、告知离开的差役，在道路上没有断绝；住宿、候望、迎接、慰劳的礼仪，每天都没有废缺。春秋两季朝拜陵墓的县邑，也都设有传舍馆驿。他们的饮食、粮饩和馈赠，全都供应充足；修缮、完固、建筑、复整，也一定归于整齐。登记田租，分配货利，衡量收入并使用积蓄。于是有出纳盈余的数目，也有勾稽考核的政务。大历十四年，才开始命御史担任使者，让他考察成效，向尚书核实。每月末，一定合并核对簿书，查看等级次序；又核查住一宿、两宿的安排，一定符合制度。有不合适的，就退回官府；主持这件事的人有功劳，便报告天子，优先升迁。功劳大的增加官阶，其次减少调任的年数，再其次也改变他的考绩。官员有不称职的，就报告并加以治罪。因此每月从太府领取俸禄二万，史官五人，承接符节的官吏二人，都有食禄。起初是假借废官的印来使用。贞元十九年，南阳韩泰向皇帝报告，才开始铸造使者印，端正其名号。然而后来继任这一职务的人，从未有人为此作记。追查寻访，原来过了几年便失传了。如今我为此作记，于是把韩氏列为首位，并且说他修治职务有功，所以把他列在最前面。

译《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岭南节度使所统辖的地方，是重镇所建，飨军堂的规模也宏大宽敞，文章也很称美。唐朝的制度，把岭南分为五府，府所辖的州有十多个。大小军务以及号令的施行，都听命于节度使。其外大海中有许多蛮夷之国，从流求、诃陵向西直到大夏、康居，环绕海水而建立的国家有一百多个，都由押蕃舶使统辖。内部疆域万里，官员执笏拱玉，按时听受教令；外部羁属之地数万里，靠翻译语言进献珍宝，每年由首领来进贡履职。合并两位使者的重任，在广州治理。因此宾客和军队的事务，没有比这里更应当讲究的。盛大的宴宾要有牲畜、饭食和粮饩，以美食音乐和礼节来使远近同心；犒劳军队要有馈赠宴飨，慰劳归来的军士，使众人的力量合为一心，这样才能治理好。门阙、台阶和次序，不能同其他州相比。必须有粗厚的栋梁、宽大的正梁，夷平庭院、增高门楼，然后才可以在上面充分施行揖让礼仪，在下面适合行走步武。如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治理广州，并且专掌两使之职，以增厚德行来招致远方来人，以申明威势来整顿军政。大规模宴饮会合乐舞，要依从丰盛充足的规格。此前在治城西北角建堂，公面向北坐，宾客众人面向南坐。把乐工伎人安排在西边，向东角的泉池观看。内库反置在庭院廊庑下面，狭窄而阳光未到中午便炎热逼人，汗水不断涌出，而礼仪不能完成。所以凡是大型宴飨、大批宾客往来，都只能借住在外垒，仪制和形势都不相称，于是公开始扩充改建原有规模。建堂面向南方，横向八楹，纵向十楹。原先的宴饮座位改为东序，西边也同样设置。外面有更衣的房间、膳食的屋舍，排列观台以供远望，建造偶亭以舒展歌声。极目远眺，回头四顾，看不尽它的深远。原有的泉池，增加疏浚，增植树木，供人闲暇休息，仿佛置身山林沟壑。问工程取什么为准，便以师舆为供给；问役夫从哪里征调，便征用蛮夷奴隶；问木材从哪里取得，便拆迁空屋。有时还增加缺少的材料，砍伐山林，漂浮渡海，农民和商人都拱手停业，张大眼睛看着这些器材。到十月甲子终于建成。公命令在新堂宴飨，仪仗旌旗、幢牙茸纛、金节析羽等全都陈列装饰在下面。击鼓用鼖鼓，鸣金用铎和铙。公与监军使恭敬地迎接上宾，邀请群僚、将校、士人和吏员，都依次就位。穿着花纹衣裳、毛毡衣服的胡人、夷人、蜑人、蛮人，睁大眼睛前来列队的有一千多人。鼎中盛着肉，盘中陈列节解之肉；烧烤、炙肉以及羽毛、鳞甲、狸兽等各种食物，沉香酒、泛齐酒、醍醐、盎齐等酒浆，平均供给士卒。兴王之舞、服夷之伎，以及敲击、吹奏、击鼓的声音，飞腾幻化、奇异怪诞的表演形态，都让远近之人共同观看。礼仪完成，音乐演奏遍了，于是依次祝贺，并说：“这个州临近边防，事务重大；五位主事者共同治理，若不是这座堂的制度，便不能完备地容纳各种事物；若不是公的德行，也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它比过去开阔，正是从今天开始。大和年间有人来观看远方的景象，古代的军政，哪里还能够超过这里呢？这使华元的名声更为伟大。那种只杀羊给军士吃、自己却让车夫挨饿的做法，还比不上霍去病这位良将。华元分余肉而士卒仍有饥色，尚且能够凭此称为有才干而流传至今，何况如今各种美善都具备，道理又没有废弃。希望把这些刻在金石上，永久昭示后代祭祀。于是大家一同来告知我，并请求我撰写碑辞；我推辞而没有获准，于是便把这些话刻在这块石头上。” 《兴州江运记》条理清楚，陆路水路的利弊都明白如掌。御史大夫严公在梁州任职五年，天子沿用周、汉增加官秩、亲近诸侯的典章，认为严公有功德、治理有成，于是加授礼部尚书。这年四月，皇帝派中谒者来赐给严公诏命，宾客僚属、官吏、部属、将校、士卒，以及黑发白发的老人、儿童，都挤满了严公的门庭，跳跃欢呼，希望建立碑刻来记载他的恩德，流传亿万年祭祀。严公坚决不答应，众人便相互怨叹，惶惶不安得像没有饮食一样。于是西部边境的人暗中把开山导江的事情告诉我，希望在岩石上刻道：“梁州以西，它的屏障是某山，它的守卫之州是兴州。兴州以西是戎人居住的地方，每年修筑亭障，充实精锐士卒。由于道路险峻狭窄，军队困于粮食，守备不能牢固。严公忧虑说：‘我曾经任兴州，凡是当地人的旧事，我都能知道。从长举向北直到青泥山，又向西抵达成州，经过栗亭川，越过寳井堡，山崖谷地险峻狭窄，十里之内百转曲折，背负重物向上行走，如同踩踏利刃。秋季水势盛大而发洪水，隆冬又有雨雪，深泥和积水互相助长为害，跌倒、翻跃、借力攀行，血流满栈道；干粮、粮草填满山谷，堆满山坡；牛群牲畜彼此借力，运粮的人疲困死亡，守卒竭尽力量，伸长脖子发出嗷嗷的哀声，这实在可悲。像这样的道路，绵延三百多里。从长举向西，可以开通江道顺流而下，走二百里便可到达；从前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受君主命令，养育这里的百姓，难道可以停止不做吗？’于是拿出军府的钱财，准备器具，依山雇用工役。由此搬运巨石，放倒大树，用烈火焚烧，用食醋浇灌，摧毁它们的坚硬，化为灰烬。在畚箕铁锹之下，土地很容易就像腐朽的土壤一样松开。于是开辟、垦治、疏通、整理，随着山势的曲直来节省人力，顺应地面的高低来减弱水流的湍急猛烈。工程完成后，一切都恢复如旧。于是决开移去壅塞的泥土，疏通引导江水，万人欢呼雀跃，无不如愿。江水像雷霆奔腾、云气飞驰，百里之间转瞬而过；既已疏导，又拓宽河道，终于变成安稳的水流。劳作的人唱歌，能够躺卧着到达；戍守的人没有忧患，可以专心防守。只有我公的功劳，谁能够相比呢？然而没有办法报答恩德，实现大家的宏愿，又不能得到您的命令。何况公刚来时，正赶上灾年，府库十分空虚，器械储备十分匮乏，饥荒、昏乱和疫病接连发生，死者充满道路。幸亏公节省用度、爱护百姓，能够使他们安定而活下来；老人和穷人得到供养，婴儿得以哺乳成长，不必受盘问驱使，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公命令鼓铸，库中便有锋利的兵器；公命令屯田，军队便有余粮；选拔士卒、训练军队，便有了强悍的兵众；平定刑罚、审议案件，便有了不受玷污的官员；增高城石、修筑堤防，使我们的稻梁得到滋润，年年没有灾荒，家家都有积粮；修饰传舍馆驿，使旅人忘记归去；架设桥梁，使人们能够通过，不再踩踏危险之处。像这些事情，都是趁军务空闲率领士卒去做的，并没有调动四方的力量，而百种劳役已经完成。至于我们西部边境的官员，过去不能一一列举。只有公和厚、恒常、正直、方正、清廉、刚毅、守信、谦让，崇尚儒学，谦抑而不以尊贵自居，率领大家忠诚仁厚，以加深诚信。有可以使百姓安定获利的事，就立即实行；坚决勇敢，不等到第二天。像这样兴办功业、救济万物，功劳当然如此宏大。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只把水利之事看得最重要，因此有修筑大泽堤障、勤勉治水而受封为国的事。西门豹留下水利之利，史起因此兴叹；白圭治水堵塞邻国，孟子不赞成。公能够平夷险阻、使劳苦得到休息，恩惠延及万代，他的功业尤其显著，不能掩盖。因此借此文字请来工匠，将它刻石保存，使后世祭祀永远奉为法则。

译《全义县复北门记》这篇文章也很奇特。贤能的人兴办事业，愚昧的人废弃事业；废弃后重新恢复，这是对的；习惯于旧制而循守不改，这是错的。普通人尚且知道这一点，不值得列举。然而要恢复废弃的事情，一定要靠贤能的人。把这个道理推及政务，难道这样的事情可以少吗？贤能的最大表现是成就功业，愚昧的最大表现是吝啬并且诬妄。桂州中部岭地上的县邑，叫全义。卫公在南越筑城，以平卢遵为全义县令。他看见县城北门，只是在另一处城墙上凿了一个缺口作为出口。问他的门客，门客说：“已经一百年了。”有人说：“巫师说这里不吉利，对县令不利，所以堵塞了。”有人说：“因为宾客旅人很多，担心耗尽供应他们的粮饩，想让他们绕道，所以堵塞了。”平卢遵说：“这不是既吝啬又荒诞吗？”贤能的人办事，是考虑给百姓带来利益；反而这样做就是罪过。我应当把北门恢复起来。”他向群吏询问，群吏赞同他的计划。上报大府，大府表示同意。县里的人因此便利，在乡里欢呼跳舞。居住的人想着留在自己家中，行路的人乐于从这条道路出行。难道因此就要让道路废弃吗？任用贤能、摒弃愚昧，推行这些原则以改革事物，使百姓像这样苏醒复生却不加以记载，大概就不是孔子的门徒了。因此写下这篇记。唐荆川说：小题目却自行写成议论。《永州新堂记》如果要在郊野城邑之中造出穹谷、嵁岩、深潭和水池的景象，就一定要搬运山石，开通沟涧深壑，越过断绝险阻，使人力疲惫到了极点，才可能办成。然而想求得天然形成、天地生出的形状，却全都得不到。使人们安逸，顺应当地形势，保全天然本性，过去难以做到的事，如今在这里实现了。永州正处于九疑山麓，起初测量土地的人，环绕山势修筑城郭；有石头，遮蔽在深草中；有泉水，埋伏在泥土下。蛇虫盘踞，狸兽游走；茂树恶木、嘉花毒草，杂乱争相生长，被称为污秽的废墟。韦公来到这里，过了一个多月，政事十分清闲。他望见这块地方，觉得很奇异，才命令砍除荒草，疏通道路，把草木堆积成丘，把污水清理得清澈。焚烧、淘洗以后，奇异的形势交替显露出来，清浊辨明本质，美丑各归其位。看那些植物，清秀而舒展；看那些蓄水，水波荡漾，曲折绵延。怪石森然，环绕四角，有的排列，有的跪伏，有的站立，有的倒卧。石窍幽深曲折，土丘突兀怒起。于是建造屋宇，用来观赏游玩。所有景物都顺合形态、辅助地势，在堂屋廊庑之下施展它们的技艺。外面的连山高原、林麓崖壁，有的隐约，有的显现，有的近在眼前；野地的绿色绵延到远方，与天空的碧色相混，全都聚集在谯门之外。后来邀请客人进入观看，接着举行宴饮娱乐。有人赞叹并祝贺说：“看见公所建造的事物，便知道公的志向。公因地取胜，难道不是想顺应民俗来完成教化吗？公选择除去丑恶而取用美好，难道不是想铲除残暴而扶助仁爱吗？公清除污浊而使清水流通，难道不是想废除贪婪而树立廉洁吗？公居处高地而远望，难道不是想让每家每户都受到安抚、明白教化吗？如果这样，那么这座堂难道只是供草木、土石、水泉取适宜之处吗？难道只是供山原、林麓观赏吗？它将使后来接替公治理这里的人，由小处看见大处。”宗元请求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写在墙壁上，编成二千石官员的楷模法式。《零陵郡复乳穴记》叙事奇特，收束之处更加奇特。石钟乳是用来服食的最上等药物。楚、越一带的山中多产石钟乳，其中连州和韶州的最为世人称道。连州人说石钟乳已经采尽，已有五年了；要进贡时，只好到别的州购买。如今刺史崔公到任，过了一个多月，洞穴中的人来报告说又有石钟乳了。当地百姓很高兴，认为这是祥瑞，纷纷唱道：“百姓和乐兴盛，是因为崔公来了；崔公的教化已经普及四方。”土石防听了不以为然，便起身去看乳穴。洞穴中的人笑他说：“这哪里懂得什么叫祥瑞呢？从前我认为刺史是贪婪暴虐、只知逐利的人，所以即使我劳作，也不肯把石钟乳卖给他，因此故意说已经采尽，以此欺骗他。如今我们的刺史政令严明、志行高洁，恩泽广布，百姓也因此有了力量；欺骗诬罔的事情销声匿迹，诚信和顺的风气兴盛起来，所以我才诚实地报告。况且乳穴一定在深山密林之中，是冰雪积聚的地方，也是豺狼虎豹栖息的地方。进去时要触犯昏暗的雾气，防备龙蛇；必须举着火把才能看清洞中之物，还要系着绳索作标记，以便知道返回的路。劳苦到这个地步，出来后又得不到合理的价钱，我怎么能不把采尽的实情全部告诉他呢？如今才是真诚地告诉他罢了，这哪里是什么祥瑞？我听说：‘歌谣所说的祥瑞，正是他们所谓的怪异；嘲笑者认为不是祥瑞的，才是他们所谓的真正祥瑞。’君子所说的祥瑞，在于政治清明，而不在于怪异之事。如果对万物诚实，对道义信守，百姓乐于听从命令，和乐兴盛地各自尽力，这才是政治清明；难道唯独这不算祥瑞吗？《零陵三亭记》搜罗、笼括各种胜景，又另有一番见解。一个县有供人观览游赏的地方，有人认为这不是政治事务，这是大错特错。人的精神烦乱，思虑就会混乱；视野受到堵塞，志意就会滞塞。君子一定要有可以游览休息的地方和高明开阔的设施，使精神清明安宁、平和通达，常常觉得心力有余，然后才能通晓事理、办成事务。零陵县东面有座山，山脚下泉水从石中流出，那里低湿泥泞，成群的牲畜在此吃草。人们用墙篱遮蔽它，历任县令几十人，没有谁知道打开墙篱去察看。河东人薛存义因办事有才能而闻名荆楚之间，潭州方面推举他，代理湘源县令；他防止零陵的政务繁杂、赋税骚扰，百姓到州牧那里诉讼，州牧便推举他来整治弊病，让他到这个县任职。逃亡的人重新回来，忧愁痛苦的百姓重新能够欢笑歌唱；拖欠租税、逃避劳役的事情，一个月之内就得到清理；长期积累的弊病和隐藏的奸邪都被揭露，人们承认罪过而服从治理。百姓既已缴清税赋，便一同欢欣回家；道路上有人迎接祝贺，乡里的门口不用再设置供胥吏歇坐的席位，耳中也听不到召集人役的鼛鼓声。鸡、猪、干粮和酒，都能够供宗族共享。州牧推重这种治理，邻近各县也纷纷仿效。然而薛存义从未因政务繁重而扰乱自己，面对山水鸟鱼的乐趣，仍然淡泊自若。于是他拆开墙篱，赶走群畜，疏通排除泥泞，搜寻清理山脚；万块石头如树林般耸立，低洼处积水成为池塘。那里有美好的树木和花卉，垂水的草木、聚集的山峰错落玲珑；清风自然吹拂，翠色烟霭自然停留，不用栽植便自行繁茂。鱼儿在宽阔空闲处游乐，鸟儿喜爱幽静深处，另行筑巢繁殖，或浮或沉，或鸣或聚，不加蓄养却自然丰盛。砍下的木材落入江中，顺流漂到县门；陶土用来烧制砖瓦，也在官署旁边取得。人们不用劳费力气，土地也因此得到利用。于是修建了三座亭子，随着地势高低和阴晴明暗而安排：高的冠于山顶，低的俯临清池。换衣、饮食、陈列休息用具，都安排齐备；宾客可以在这里宴饮欢乐，行旅之人也可以把这里当作馆舍，高明游息的条件于是都具备了。这个县因为薛存义而有了主政者。古时裨谌到郊外谋划而取得成效，宓子贱弹琴而治理得当。若混乱的思虑、滞塞的心志无处容纳，那么观览游赏果然也是施政的工具吗？薛存义的志向果真由此表现出来吗？但到了后来，如果把游玩取代政务，把荒废取代理治，那么继任者都能具有薛存义这样的志向，县民的福气难道会有尽头吗？我喜爱这件事的开端，希望这种做法长久延续，于是撰写其事，刻在石上。薛存义拜谢说：‘这正是我的志向。’于是把文章刻了下来。

译《道州毁鼻亭神记》文章说得非常明白；依法阅读《王阳明记》之后，鼻亭神的神像和祠庙也就顿时显得茫然失措了。鼻亭神的神像和祠庙，不知起初是谁建立的；后来因而没有拆除，修缮完整而且常常焕然一新，相传已有近千年。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出任道州刺史，清除污秽，革除邪祀，把和善的教化施行于百姓之中。州中疲惫的百姓摆脱混乱而归于治理，把呻吟变成歌谣，仿佛病弱的人重新站起来，仿佛蒙昧的人重新明白事理；人们欢欣相视，彼此亲爱而完全顺服，终于达到合理的治理。薛公于是考察民间风俗，翻阅地图，发现了这座祠庙，惊讶地说：‘象作为儿子，就应当傲慢；作为弟弟，就应当作乱害兄。国君有鼻，而天子的官吏实际掌理政事，象凭借恶德却独享世代祭祀，这恐怕不是教化我的百姓的本意吧！’于是命令立即拆除它。就这样拆掉祠屋，夷平地基，把神主沉入江中。薛公又担心楚地风俗崇尚鬼神，难以晓谕，于是向众人反复说明：‘我听说鬼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祀，又说淫乱的祭祀不会带来福佑。凡天子任命刺史到地方去，并不是让他只管一方土地、督责财货贿赂罢了；是要教导孝悌，除去奇异邪僻，使百姓敦厚忠诚、亲爱友善，恭敬严肃、守信谦让，以顺从正道。我斥除这座祠庙，是为了彰明教化。如果偏离正道，即使是延续千年的违背，我也有权改正，何况是现在呢？如果有不善，即使是异代的鬼神，我也有权驱除，何况是这些百姓呢？’ 州民既已明白道理，便一同歌唱道：‘我们有年老的父母，薛公使他们身体温暖；我们有患病衰弱的人，薛公使他们重新振作；对于年幼而愚昧的孩子，薛公使他们真正获得智慧；对于鳏夫和孤儿的极大艰难，薛公使他们终于得到成全。谁还尊崇恶德？那已经远去了！自古以来谁会羡慕淫乱昏昧之事，使我们这些人永远蒙蔽？千年的阻塞，薛公为我们打开了门户。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会延续对他的仰慕。’柳宗元当时被贬谪在永州，距离薛公所治理的道州很近，听到这些歌诗，认为古代的正道很少有人实行，幸赖薛公才得以保存；他只是斥除一座祠庙，却使两种教化同时兴起。把刑罚彰明于鬼神，把和乐仁厚的教化传播到蛮夷之地，不只是禁止淫祠、贬黜异类而已。我愿意写下这篇记，刻在山石上，使人知道教化的首要任务。《潭州东池戴氏堂记》柳宗元的本色文章。弘农公任潭州刺史三年，借东泉修成池塘，周围九里；丘陵、树林和山麓一直延伸到池岸，岛屿沙洲交错其中。池岸突出之处，水环绕它，像玉环一样。池塘的胜景到这里达到了顶点。弘农公说：‘不是超脱世俗、以道为乐的人，不应当拥有这样的地方。’最终被选为宾客的人中，谯国戴氏说：‘请允许我修一座堂来居住。’堂建成后，胜景更加奇异；从远处看，仿佛连在一起的船舸和系泊的舰船随着波浪上下；走近观看，万物都像倒转，天地辽阔而若有若无。种上松、柏、杉、槠，铺满菱、芡、芙蕖，树木郁郁形成阴凉，花朵灿烂盛放。凡是观望、浮游的美景，都集中在戴氏这里了。戴氏曾因文章和品行，多次受到州郡长官以宾客之礼相待，被推荐到泽宫参加贡士选拔，但他的志向并不愿意出仕。他与人交往，取法于谦退礼让；受到诸侯宠遇，也不因此自大。他算是超脱世俗吗？他喜爱孔氏的书，也旁及《庄子》《文子》一类著作，没有不加以融会贯通的，直到把虚无作为最高境界，得到受益的道理。他算是以道为乐吗？贤者被举荐，一定要与弘农公所选的人相称；而且要专门享有这块地方的胜景，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地方虽然美好，若得到合适的人来居住，山仿佛会因此增高，水仿佛会因此开阔；堂屋不用等待装饰，就已经焕然一新了。戴氏把泉池当作住宅，把云霞草木当作朋友同伴，在幽深之处抒发情怀、显露精粹，每天与它们相娱，那么品行应当更加高尚，文章应当更加峻拔，道义应当更加盛大；这些彼此相互促进。他的内在修养已经深厚，又在当时得到显扬，我反而担心他超脱世俗的志向不能实现了。君子说：弘农公任潭州刺史而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因而得到东池的胜景；把它交给戴氏，又得到合适的人，这难道不是行动合乎时宜、中正得当吗？从戴氏堂这件事上，可以看见弘农公的德行，因此不能不为它作记。唐荆川说：‘文章周密曲折，浑然一体，是柳宗元文章中的佳作。’ 《桂州訾家洲亭记》地方的胜景本来就奇险峻峭，文章也与之相称。大凡以观览游赏闻名于世的地方，不过是在一方之内值得观看；有的能够旁通到左右之地，便认为特别奇异。至于不必奔赴远方、不必登临险峻，山环绕着江水，江水回旋着山势，四面景物都同样出色，夸耀奇异、竞相秀美，彼此都不相让；遍游天下的人，只有这里具备这些条件。桂州有许多灵秀的山，拔地而起，峭拔坚实，像树林一样排列在四野。州署的左边是漓水，水中有訾氏洲。凡是岭南的山川，通向海上的景物，在这里全都呈现出来，而古往今来竟没有人能够知道。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到这里任职，兼任二十七州诸军州事务的都督。盗贼逃散，奸邪革除，恩德惠泽普遍施行，一年之后政务大治。恰逢天子平定淮夷，安定河朔，向诸侯宣告胜利。裴公把庆贺施于百姓之后，便集合属官登上这里游玩。眺望良久，感叹从前的胜景被遗弃。于是用厚价雇佣居民，搬到空闲之地；砍去恶树，除掉深处的杂草。向前指点，向后规划，心神舒展，目光开阔，忽然仿佛飘浮上升，来到云气之上。万山朝向这里，层层江流束成狭窄之势，山岚相连、光辉含蓄；转眼四望，各处都适宜观赏，平日未曾看见的景物忽然交相显现，仿佛飞舞奔走，和游人一同来到这里。于是考察工匠，改造材料，推究地势，丈量方位。南面建燕亭，屋檐深远下垂，沿着檐下行走可以换衣；四周像一所住宅，却没有高大的轩阁来俯瞰千里。左边凌空建飞阁，右边排列幽静的馆舍；用船排列成桥，随着波浪上下。漓山包罗在其中，龙宫也含藏其中；从前所能蓄纳的壮观景物，全都集中在亭内。太阳从扶桑升起，云彩飘过苍梧，海上的霞光和岛上的雾气，都来助成游览的景物。空隙之处，便在回旋的溪水旁架起临月的栏杆，在竹林中建造迎风的榭台。白天的美景已尽，又增添了夜景：群星向下铺陈，清朗的天空之气回旋汇合，幽深之中变化万千，仿佛在尘世之外与安期生、羡门高相接。这样一来，天下凡是以观览游赏著名的地方，难道还有不屈服退让、推举这座亭子为最高的吗？亭子建成后，宴饮欢乐达到极点，众人都来祝贺，说：‘过去遗留下来的胜景，必定在深山穷谷，人迹罕至；后来被好事者发现，便把发现它当作自己的功劳。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直靠州城、挨着闹市，车马步行早晚都能经过观看，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人特别看重；一旦发现它，便胜过其他州郡，即使博学善辩的人，也无法举出比它更高的地方。’然而，人的心和眼睛，难道果真有辽阔绝远、特别奇异而不可到达的地方吗？大概不是桂山的灵秀，就不足以形成瑰丽的景观；不是訾家洲的开阔，就不足以穷尽视野；不是裴公的见识，也不能独自发现这些。唉！造物主设置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只是在今天才让人尽情领略，我难道可以不借此写下感慨吗？

译《邕州马退山茅亭记》兴致和描写都足以称道山水之美。冬季十月，在马退山南面修建新亭，借着高丘的地势，亭子的面向和形势安排，不追求栋梁椽檩、斗拱椽头的华美；不雕刻椽子，不修剪茅草，也不排列墙壁，而以白云作篱笆，以青山作屏风，显示它的俭朴。这座山从苍茫旷野中突兀而起，奔腾高耸，连绵几十里、上百里；山尾盘曲在荒远角落，山首俯临大溪，群山环拱而来，形势像群星拱卫北辰；苍翠的山色形状奇异，像锦带和绣品交错缠绕，大概是上天集中赐予的秀美，因此不限于遥远边地。然而这里土地接近荒僻之地，风俗混杂着夷族习惯，周王的车马没有到过，谢公的木屐也没有来过，山岩小径冷落，登山探胜的人因此叹息。辛卯年，我的二哥奉地方长官之命试任此州；他的德行施及百姓，因而取得信任，既有信任便人心和睦，人心和睦便政务有余暇，于是曾在此山徘徊以寄托胜景，便筑土涂泥，建成我的住所。亭子不到一天木工便告竣；每当风停雨收、烟霞澄澈鲜明时，就戴着角巾、穿着鹿裘，带领兄弟朋友，和五六位戴冠的成年人，沿着山顶登上去。在那里手弹琴瑟，目送归云；西山清爽的气息进入我的衣襟和衣袖，万物的景象尽收眼底，却又不是手掌所能全部握住的。美景不会自动显现其美，要凭借人的发现才彰显；兰亭如果没有遇到王羲之，那么清流急湍和修长竹林也只能埋没在空山之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这座亭子处在闽岭之间的偏僻之地，佳境很少有人到达；如果不记载它的建成，使盛美的事迹郁积湮没，那就是给山林溪涧留下羞愧，所以写下这篇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明代茅坤撰。《柳州文钞》七。记。我考察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柳州的情况，大体上五岭以南多有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柳宗元恰好凭借文章的俊逸卓绝，长期客居在那里。我私下认为，柳宗元和当地山川是彼此相遇：若不是柳宗元困顿而且长久，便不能搜寻岩穴中的奇景；若不是岩穴奇怪而幽深，也无法激发柳宗元的文章。我偶尔经过粤地，在山水之间纵情游览，这才相信柳宗元并没有欺骗我，而且又遗憾永州、柳州以外，其他地方的胜景仍然很多，有的可以和永州、柳州相抗衡，甚至胜过它们，却最终没有流传下来。这也可以看出，天地之内，不只是有才华的人被遗弃、不能得到施展，还有许多名山绝壑不能在文人墨客的文章中自行炫耀奇异；这样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游黄溪记》北面到晋地，西面到豳地，东面到吴地，南面到楚越交界处；其中以山水著名的州有数以百计，而永州最好。环绕永州州治一百里的范围，北到浯溪，西到湘水源头，南到泷泉，东到黄溪、东屯。其中以山水著名的村落有数以百计，而黄溪最好。黄溪距离州治七十里，从东屯向南走六百步到黄神祠。祠庙上方，两座山像墙一样对立，仿佛丹青绘成的花叶并排生长，随着山势一起升降；山势缺处成为陡峭的山崖和岩洞。水中全是小石平铺。由黄神祠向上，揭水而行八十步到初潭，景色最为奇丽，几乎无法描绘。大略像剖开的巨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聚其中，像黛色的油脂凝聚、膏脂停滞，流来时仿佛白虹，深沉无声。数百条鱼正游来，盘旋在石头下方。向南再走一百步到第二潭，石头都巍然耸立，临近险急的水流，像人的下颏、面颊和牙床。下面的大石彼此分立，可以坐着饮食。有一种鸟，红色的头、乌黑的翅膀，大得像天鹅，正面向东方站立。从这里再向南走几里，地形全都相似；树木更加粗壮，石头更加瘦削，水声都铿锵作响。再向南一里到大防川，山势舒缓，水流平缓，有田地。最初黄神作为人时，就居住在这个地方。传说说：‘黄神姓王，是王莽时代的人。’ 王莽死后，黄神改称黄氏，逃到这里，选择深峭之处隐居。起初王莽曾说：‘我是黄帝、虞舜的后代。’所以给他的女儿取名为黄皇室主。‘黄’和‘王’的读音相近，而且又有这样的来历，因此传说越发得到验证。黄神居住在这里以后，百姓都安宁了，认为他有道；他死后，百姓便用俎豆祭祀他，为他建立祠庙。后来祠庙逐渐迁到接近百姓居住的地方，如今在山的北面、溪水之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回去以后写下这篇记，以启发后来喜爱游览的人。《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探寻奇景，所到之处仿佛有神灵相助。自从我成为受辱被贬的人，居住在这个州，常常惴惴不安，担心祸患临身。于是缓步出行，漫无目的地游览。每天和同伴登高山，进入深林，走尽曲折的溪流；幽深的泉水、奇异的石头，无论多远都到过。到了那里就拨开草坐下，倒尽壶中的酒喝醉。醉了就轮流互相枕着睡，心中想到哪里，梦也同样游到哪里。醒来就起身，起身便回去。以为这个州凡是山势有奇异形态的地方，都已经属于我了，却从不知道西山的奇特独异。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在法华西亭上远望西山，才开始指着它认为奇异。于是命令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前进，砍除丛生的荆棘，焚烧茂密的茅草，直到登到山的最高处才停下。攀援而上，张开两腿坐着游览。于是几个州的土地全都在我的坐席之下。那些高低起伏的地势，有的深陷，有的空旷，像小土堆，像洞穴；方圆一寸之内，千里景物尽收眼底，聚集、紧缩、层层堆积，没有什么能够逃脱隐藏。青山萦绕，白云缭绕，向外一直连接到天边，四面望去全都浑然一体。这才知道这座山卓然独立，不和小土丘同类。它悠远无边，仿佛与浩大的元气共同存在而没有边际；它广大无际，仿佛与造物主同游而不知道终点。我举起酒杯斟满，颓然醉倒，不知太阳已经落山。苍茫的暮色从远处渐渐来到；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还不想回去。我的心神凝定，形体仿佛消解，和万物的变化融为一体。这以后才知道我从前根本没有真正游览过，真正的游览从游西山才开始。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来记载这件事。《钴鉧潭记》奇异。钴鉧潭在西山的西面。起初大概是冉水从南面奔流而来，撞到山石后曲折向东流。水流转折处的落差很大，冲荡撞击越来越猛烈，侵蚀河岸，所以两边宽而中间深；水流一直到石头那里才停下，水沫旋转成轮，然后才缓缓流动。其中清澈平缓的水面将近十亩，有树木环绕，有泉水悬挂。上面有居民，因为我多次来游览，一天敲门来告诉我：‘承受不了官府租税和私人债券的积累，已经砍掉山林改换居处，希望把潭上的田地卖掉换钱，以此缓解灾祸。’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于是加高台基，延伸栏杆，使高处的泉水流入潭中，水声轰鸣。这里尤其适合在中秋观月，也可以由此看见天空的高远和气象的辽阔。是什么使我乐于居住在夷地而忘记故土的呢？难道不是这座潭吗？

译《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喜爱奇景，像贪婪的人收藏各种货物；他的文章也变化多端、奇幻百出。发现西山后的第八天，沿着山口向西北走二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向西二十五步，在水流湍急而深的地方有一道鱼梁。鱼梁上面有座小丘，生长着竹子和树木。那些突兀怒张、倾斜屈曲、背负泥土而生出的石头，争相呈现奇异形状，几乎数不清；那些层层相叠、倾斜向下的，好像牛马在溪边饮水；那些冲起并列、尖角向上的，好像熊罴登山。小丘很小，不满一亩，可以整个用笼子般围拢占有。问它的主人，说是唐氏丢弃的土地，拿出来卖却没有卖掉。问价钱，说只要四百多钱。我怜惜它，便买了下来。李深源、元克己当时同游，都高兴得出乎意料。立即各自取来工具，铲除割掉污草，砍去恶木，用烈火焚烧。美好的树木挺立起来，美竹显露出来，奇石也呈现出来；从中间向外望去，山的高耸、云的飘浮、溪水的流动、鸟兽鱼类的游动，全都欣欣然回旋着展示技巧，来在这座小丘下献艺。枕着席子躺下，清冷的景象仿佛与眼睛相谋，潺潺的水声仿佛与耳朵相谋，悠远空灵的境界仿佛与精神相谋，深沉宁静的氛围仿佛与心灵相谋。不到十天便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即使古代爱好游赏的人，有的也未必能够到达这里。唉！凭着这座小丘的胜景，如果把它放到沣水、镐京、鄠县、杜县一带，富贵游赏之士争着购买，每天都可能增加千金的价格，却越发无法得到。如今这里被州人遗弃，农夫渔父经过时还认为它简陋；标价四百多钱，连年都卖不出去，而我和深源、克己却独自庆幸得到它。这难道果真是它遭逢了知音吗？把这些写在石上，是为了庆贺这座小丘遇到了好的际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竹林，听到水声，像玉佩玉环相互撞击，心里很喜欢它。砍倒竹子开出道路，向下看见一个小潭，水格外清澈寒冷。泉水和石头构成潭底；靠近岸边，石底翻卷而出，形成坻、屿、嵁、岩。青翠的树木和藤蔓，互相缠绕摇曳，参差不齐地披拂着。潭中大约有一百多条鱼，都好像在空中游动，没有什么依托。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布满石面，鱼儿安闲地一动不动；忽然又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轻快迅疾，好像在和游人一起欢乐。向潭的西南方望去，溪流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又像蛇那样蜿蜒，时隐时现。岸势像狗牙那样交错不齐，无法知道溪水的源头。坐在潭边，四面被竹子和树木环绕，寂静空旷没有人迹，使精神凄清、骨头寒冷，幽静深远而令人忧伤。因为这里的环境过于清冷，不可以久留，于是记下这件事便离开了。同游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跟着一同去的，是崔氏家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恕己，一个叫奉壹。《袁家渴记》景色奇异，游兴也奇异。从冉溪向西南沿水路走十里，山水中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五处，没有比钴鉧潭更好的。从溪口向西走陆路，值得观赏的地方有八九处，没有比西山更好的。从朝阳岩向东南沿水路到芜江，值得观赏的地方有三处，没有比袁家渴更好的。这些都是永州境内幽深、美丽、奇异的地方。楚越之间的方言，把水的支流叫作“渴”，读音像衣褐的“褐”。袁家渴上游和南馆的高山相接，下游与百家濑相合。其中重重的洲岛、小小的溪流，清澄的潭水、浅浅的水洲，交错穿插、曲折回旋；平缓处的水深黑，陡峻处的水沸腾般洁白。船行好像到了尽头，忽然又开阔无边。有小山露出水面，山中全是美石。石上生长着青翠的草丛，冬夏都茂盛。旁边多有岩洞，下面多有白色碎石。树木多是枫树、楠树、石楠、楩树、槠树、樟树、柚树；草则有兰草、白芷，又有一种奇异的花卉，类似合欢，却蔓生交缠在水石之间。每当风从四面山上吹下，震动大树，吹倒众草，红花纷乱、绿叶惊飞；浓郁的香气冲击水面，随着急流回旋，在溪谷中退聚，又摇曳飘荡，随时令变化。大体情形就是这样，我无法穷尽它的形状。永州人从未到这里游览过，我发现了它，不敢独自占有，于是出来传告天下。这里世代由袁氏掌管，所以用袁氏命名。《石渠记》清澈寒冷。从袁家渴向西南走不到一百步，发现石渠，百姓在它上面架了桥。那里有泉水幽幽流淌，水声忽大忽小。石渠有时宽一尺，有时宽两尺；长度大约十多步。水流撞到大石，伏在石下流出，越过石头向前，又有一块石洼。菖蒲覆盖着它，青翠鲜明地环绕四周。石渠又折向西流，旁边陷入岩石下面，向北跌落成小潭。潭的周围不到一百尺，水清而深，里面有许多小鱼。又向北曲折蜿蜒，斜望好像没有尽头，但最终流入袁家渴。两旁全是奇形怪石、怪异树木、奇花美竹，可以排列坐下，在那里休息。风吹动树梢，声韵震响山谷；等到观看它已经觉得寂静，听觉才开始感到声音悠远。我从州牧那里得到这个地方，清除遮蔽和腐朽之物，疏通泥土石块；既加高了地势又焚烧杂物，既疏导水流又使水势充盈。可惜从来没有人把它传扬出去，所以接连记载它所属的各处，留给当地人，在它的北面写下文字，使后来喜爱游赏的人能够寻找它，并从中得到更好的发现。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清理石渠直到大石；十月十九日越过大石，发现石洼和小潭。石渠的美景，到这里才算穷尽。《石涧记》交错点缀，如同明珠和翠鸟羽毛。石渠的景物已经探尽，向上沿桥向西北走下去，在土山北面的山阴处，百姓又架了一座桥。这里的水量比石渠多三分之一。巨石铺作水底，一直延伸到两岸，有的像床，有的像厅堂，有的像陈设宴席的席面，有的像门槛和内室的界限。水面平铺在石上，流动时像织成的花纹，声音像弹奏琴瑟。提衣赤脚走过去，折来竹枝扫除积叶，推开腐木，可以排列十八九张胡床。彼此交错的水流、撞击激荡的声音，都在石床下面。像翠鸟羽毛一样的树木、像龙鳞一样的石头，均匀交错地分布在上面。古代的人，难道曾经有机会享受这样的地方吗？后来来这里的人，有能够追随我这次足迹的吗？发现它的日子，和发现石渠是同一天。从袁家渴来的人，先经过石渠再到石涧；从百家濑上游来的人，先经过石涧再到石渠。石涧可以探尽的地方，都通向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供游乐的地方，数得出来；上面是深山幽林，道路越过险峻之处而且狭窄，无法穷尽。

译《小石城山记》借助石头的瑰丽奇伟，抒发胸中的气概。从西山道口径直向北，越过黄茅岭往下走，有两条路。其中一条向西伸出，寻找它却没有所得；另一条稍向北再向东，不超过四十丈，土层中断，溪流分开。有一堆石头横挡在尽头，上面形成像城墙女墙、屋梁椽栋的形状；旁边突出像堡垒，有一个地方仿佛门。向里面看，漆黑一片，投进小石头，洞中传来水声，声音激越，过了很久才停止。环绕它可以登上去，远望十分开阔。没有土壤却生长着美树和美竹，越发奇异而坚实。树竹疏密、俯仰的布局，好像是有智慧的人安排设置的。唉！我怀疑造物主是否存在，已经很久了。到了这里，更加认为造物主确实存在，又奇怪他为什么不在中原造作这样的景物，却把它排列在夷狄之地。经过千百年，也没有人能够欣赏它的技艺，这实在是劳作而没有用处。神明如果不应当这样，那么造物主果真不存在吗？有人说，这是为了安慰那些贤能却受辱、被贬居此地的人；有人说，这是山川灵气不能造就伟大人物，便独自造就了这些景物。因此楚地南部人少而石头多。这两种说法，我都不相信。《柳州东亭记》出了州城南面的谯门，向左走二十六步，道路南面有一块被废弃的土地，南面正对江西边沿，东面靠近传舍，叫作东馆。里面草木杂乱幽深，山崖沟谷倾斜坍塌，猪可以把它当作圈，蛇可以把它当作薮，人却无法居住。到这时才命人披除草木、清理疏通，种上竹、箭竹、松、柽、桂、桧、柏、杉，把它改建成堂屋亭子；架起陡峭的桥梁，使上下回旋通行，亭子前方伸出两翼，凭借悬空之势面对江水，江水仿佛化成湖泊。群山横向环绕，山势高峻开阔，水湾深远；身处州城事务繁忙之处，却能忘却人间，这也很奇异。于是取传舍北面的屋宇，向右开辟作为夕室；取传舍东面的屋宇，向左开辟作为朝室；又向北开辟作为阴室，在北窗下建屋作为阳室；在中间建造这座亭子，作为中室。早晨在朝室，晚上在夕室；中室在正午居住；阴室用来躲避暖风，阳室用来躲避寒风。如果没有寒暑变化，便仍按朝室、夕室的名称使用。亭子建成后，在中室立石刻文，告诫后来的人，希望不要毁坏它。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记。《永州万石亭记》崔公既已搜寻奇景、选择胜地，柳宗元的文章也同样如此。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到永州任职。闲暇日登上城北的城墙，隔着荒野丛林的空隙，看到奇怪的石头突出地面，估量其下必有特殊胜景，便从西门步行去寻找遗址。砍除竹子，拨开幽深之处，斜着身子进入；穿过绵延的山谷、跨过溪流，只见大石林立，散乱的像奔腾的云，交错的像摆放的棋子；有的怒张如虎争斗，有的挺立如鸟高飞。挖开石穴，石头仿佛张口相对；搜寻石根，石块像蹄子和大腿交错挺立；环绕行走，最后惊愕不已，仿佛要遭到搏击吞噬。于是挖开、清除腐土，剪除焚烧丛生的杂草，疏通沟渠，引导伏在地下的水流；把水分散成疏林，回旋成清池，空旷而深静，仿佛造物主才开始区分清浊，在这里展示奇异，并非人力所能造成。于是建造游亭，安置在其中；正对亭子西面，石头像从中间分开，可以登高眺望。上面青色石壁陡峭如斗，沉入深渊源头，无法探究尽头；从下面仰望，则与聚集的山峦相接，和群山一样无穷无尽。第二天，州县的老人们纷纷前来，说：‘我们这些人生长在这个州，耕作于这片荒野，眉毛斑白、牙齿稀疏，从来不知道这里；难道是上天坠下、地下生出神奇之物，特意设置在这里，用来彰显我们崔公的德行吗？’祝贺之后请求命名，崔公说：‘这些石头的数目无法知道，因为它们很多，便命名为万石亭。’ 老人们又说：‘公用“万石”来命名亭子，难道只是描写石头罢了？公曾六次担任二千石的官职，已经满了这个数目；然而有道德的人都遗憾推行公的美好政绩还没有普遍惠及百姓，冒昧歌颂美好的声誉，向明神祝福公。汉代三公的俸禄等级号称万石，我公的德行应当得到这种赐予。汉代有以礼教化臣民的人，只有万石君；我公的教化从闺门开始，道义与古人相合，愿上天从中保佑。’乡野之人献上颂辞，祝公长寿万年。柳宗元曾经以笺奏隶属尚书省，冒昧执笔删定，将这些话附在零陵的故事之后。时为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柳州山水近州治可游者记》全文都是叙事，不写一句议论感慨，却淡泊舒宕而有风雅气韵。古代的州治在薄水南面的山石之间，如今迁到水北，正对着平坦的地方四十里。南北东西都有水汇聚。北面有两座山夹着道路，山势陡峭，叫背石山。有一条支流向东流入浔水。浔水因此向北再向东流，直到大壁山下。那座山壁叫龙壁，下面多有秀美的石头，可以用来研墨。向南隔着水有座山，没有草木，宽一百寻，高五丈，上下形势相同，叫甑山。山的南面都是大山，多有奇景。再向南并向西叫驾鹤山，雄壮高耸，四面环立，古代州治背靠着它。山坳下有泉水，常常盈满却不流动。南面有座山，正方而高大，像屏风，叫屏山。它的西面叫四姥山，都是独立挺立、没有依傍的山。浔水向北流经瀬下，又向西是仙奕山。山的西面可以登上去，山上有洞，洞中有屏、有室、有屋。屋下有流石形成各种形状，像肺肝，像茄子的房室；有的堆积在下面，像人、像禽鸟、像器物，种类很多。东西长九十尺，南北不到它的一半。向东登进入小洞，起初只有四尺宽，里面却突然十分广大，没有孔隙，漆黑一片；用火照看，高处只能看见洞顶，里面全是流石形成的怪异形状。从屏风南面的室中进入小洞，向上走两倍于通常的高度，开始时漆黑，后来忽然明亮，成为上室。从上室再向上有一个洞，向北穿出，便面对广阔的野外，飞鸟从上面经过都像在俯视它的背。最初登山的人在上面得到一块石棋盘，石面黑色而有红色纹理，共有十八道棋线，可以下棋，所以把山称作仙奕。山上多有柽树、槠树、筼筜竹和槖吾草，鸟多是秭归。石鱼山全是石头，没有高大的草木；山虽小却高，形状像竖立的鱼。在多秭归山的西面有个洞，形状类似仙奕洞，进入洞中后向东穿出。它的西北有灵泉，在山脚东麓下面，有山麓环绕；泉水大得像车毂，雷鸣般向西奔流二十尺，又在石涧中回旋，受到困阻而潜伏，看不见流势。水中多有绿色小鱼、石鲫和小鱼。雷山两岸都向东西延伸，雷水从这里流出；水蓄积在山崖中叫雷塘，能够吐出云气形成雷雨，云气变化显现时带有光。祈祷时使用俎上的鱼、豆中的猪肉，以及修整好的祭品、粮食和酒，态度阴沉虔敬便会得到回应。在立鱼山南面，其间有许多美丽的山，没有名称而且深远。峨山在旷野之中，没有山麓；峨水从这里流出，向东流入浔水。

译《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用“旷”和“奥”两个字作为纲要，也很奇特。游览的适宜之处，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空旷，一种是幽深，仅此而已。地势高峻险阻，显露在幽暗郁闭之外，空旷辽阔而悠长，便适合空旷的景致；靠近小土丘，伏在灌木丛林中，空间逼仄而回环，便适合幽深的景致。顺应空旷的地势，即使增加高台长阁，环绕日月星辰，俯临风雨，也不能说它过于敞开；顺应幽深的地势，即使增加茂密的树木和丛生的怪石，形状像洞穴山谷，繁茂像树林山麓，也不能说它过于深邃。如今所谓东丘，正是适合幽深的地方。起初它是佛龛外被弃置的土地，我得到它后加以连接，使它属于堂屋北面的边沿。所有坳地、低洼、土丘、岸边的形势，都不改变原来的样子；用密竹作屏风，用曲折的桥梁连接。桂树、桧树、松树、杉树、楩树、楠树等，种了将近三百株；美好的花卉和奇石，又交错布置其中。俯身进入绿色繁密、幽深荫蔽、草木茂盛的地方，脚步错落，竟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暖风不能炙烤，清气自然来到。水亭和狭室，各处都有幽深的趣味。然而到这里来的人往往把过于深邃看作缺点。唉！龙兴寺是永州的名胜寺院，登上高殿可以望见南极，打开大门可以俯瞰湘江。它本来如此空旷，如果在这座小丘上又砍伐排除幽深的景物，那么我所说游览有空旷、幽深两种类型，岂不是缺少一种而损害了这个地方本来的适宜吗？小丘幽静深远，可以在那里休息；小丘深邃幽暗，可以在那里观察玄妙。暑热顿时在这座小丘下消退，和平之气长久停留在这座小丘之巅。多么幽深的这座小丘啊，有谁愿意跟我一同游览？我没有召公那样的德行，害怕砍伐会波及它，所以写下这篇文章，祈求后来的君子保护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土堆虽然很小，但它的曲折次第也很奇特。永州龙兴寺东北角有一块凸起的地面，隆起得像背负砖瓦而升起，宽四步，高一尺五寸。起初修建堂屋时，把它铲平了，它却又隆起。凡是拿锄头挖掘的人，全都死了。永州处在楚越之间，当地人信鬼并相信禨祥，因此寺里的人都把它当作神物，没有人敢铲平它。《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都有关于土地生长的占验，却没有留下解释。甘茂与息壤盟誓，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土地有与此相似之处。古代奇异的书籍中有这样的记载：‘洪水滔天，鲧偷取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天帝于是命令祝融在羽山郊外杀死鲧。’这些话不合常理。现在看见这块土，铲平它的人不幸而死，难道是天帝所爱护的吗？南方疫病很多，劳累的人先死，那么那些拿锄头的人，是因为劳累又染上疫病而死的。土哪里能成为神呢？我担心学者来到这里，只征引这段话而相信奇异书籍，所以把它记在堂上。《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空旷遥远。法华寺位于永州地势最高处，有个僧人叫觉照。觉照住在寺院西边的廊庑下，廊庑外有数万竿大竹；竹林外山势向下断落，但柴草、竹类和杂草丛生，拥挤遮蔽了我的视线。把它们砍掉清除，一定会有可观之处。觉照对我说：‘这下面有水池，荷花伸展在湘水的支流中，群山环抱着它。’果然清除这些东西以后，视野变得十分遥远，于是命仆人拿刀斧，成群地砍伐。丛生的荒草倒下，万物景象都显现出来；天地空旷而茫然，天空因此更加高远，大地因此更加开阔；丘陵山谷的峻峭、江湖水泽的广大，好像都因此增加扩展了。这个地方的奇景，必定要留给后人，不可以让它重新荒芜。那时我被贬为州司马，是编制之外的官员，心中没有政务，于是拿官府给我的俸禄修建这座亭子；亭子高大宽广，大约有一丈见方。有人奇怪觉照住在这里，为什么不早些做这件事。我说：从前的高僧不离开宴坐，也足以观察空与色的真实，在万物的始终之中游观；他的心越发寂静，觉悟也越发深厚。这样看来，先前遮蔽视线的东西，果真是障碍吗？如今开辟清除它们，果真就是开辟吗？那些所谓觉悟而又照见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也是由这条道路达到境界的呢？难道不比我们这一族拘拘执着于通达或阻塞、拥有或缺乏的处境，而使自己变得狭隘吗？有人说：‘既然如此，就应当把它写下来。’于是我把它刻在石上。《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把佛寺的屏障作为文章的案头。中国西面数万里之外，有个国家叫身毒，是释迦牟尼如来示现的地方。那里的佛说：“向西越过十万亿佛土，有个世界叫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那个国土没有三恶道、八种灾难，以众宝作为师资；那里的人没有十缠、九恼，以众圣为朋友。有人能够以诚心发大愿，把心归向这个国土，只要念佛之力充足，就能往生到那里。然后超出三界之外，在佛道上永不退转。这些话没有欺骗。”晋代庐山袁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力向当时的人倡导此法。后来天台顗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弘扬这个教法，周详严密而精微玄妙，迷惑的人都依赖它。大概留下奇异事迹后往生净土的人很多。永州龙兴寺前任刺史李承晊和僧人法林，在寺院东面修建净土堂，一直奉行这件事，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堂宇的棱角毁坏倾颓，图像也崩裂坠落。防巽上人住在堂下，才开始重新修整它。上人修习最上乘，理解第一义，不拘泥于分析体空、折分色法的痕迹，而达到了真如本源；通晓借假有、借无的名相，而进入真实相。所以即使是往生净土的因缘，也不舍弃相与作用，发誓修缮这座堂宇，以启发后来的学人。有位信士绘制了一尊佛像，佛的法相十分完备。如今刺史冯公修建大门来标明它的位置，于是我环绕四面屋檐加以修葺，四周建起廊庑，绘制两位大士的像，并用彩帛制成华盖、幢幡来完成这项工程。唉！有人若能求得无生之生，就应当知道，舟船和木筏正是用来渡过这里的。于是把天台《十疑论》写在堂屋墙上，使观看的人生起信心。

译永州铁炉步志 这篇记叙铁炉步，文字虽然只有几句话，却借着讽喻寄托了无限深情，转折处尤其精妙。江边凡是可以停泊船只、上下往来的地方，叫作“步”。永州北城外有一个步，叫铁炉步。我乘船来这里居住九年，来往探问它为什么叫铁炉步，却没有人问过这件事。人们说：“大概曾经有锻铁的人住在这里，离去后炉子毁坏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只留下这个名称，冒用旧名而存在。”我说：“唉！世上难道真有事情已经消失、名称却还冒用着旧名，像这样的吗？”铁炉步的人说：“您为什么只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如今世上有些人背负着自己的姓氏站在天下人面前，说：‘我的家门大，别人不能和我相比。’问他的地位和德行，他说：‘我的祖先显贵已经很久了。’可是他还说：‘我家高大，世人也说某氏高大。’他的名号也是冒用旧名，这和铁炉步有什么不同呢？假如有人听到铁炉步这个名称，却没有釡、锜、钱、镈、刀、鈇等器物，带着钱来这里，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那么去那种人那里寻求地位和德行，得不到它们，不也正是这样吗？只有地位而没有德行，尚且不足以使他的家门显大，他却还乐意屈居其下，您为什么不责怪那种人，反而只责怪铁炉步呢？夏桀冒充大禹，商纣冒充商汤，周幽王、周厉王冒充周文王、周武王，以此傲视天下；都是因为不推究根本，只姑且扩大先祖的旧名，直到败亡，被世人讥笑并侮辱。这才是最值得恐惧的事。” 如果寻找这个步的实际货物，却得不到釡、锜、钱、鏄、刀、鈇，那就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又有什么妨害呢？您对这件事的惊怪，实在太微末了。我认为古代有太史观察民风、采集民言；像这样的话，太史就有所收获了。我认为这些话值得采录，所以写下来作为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四 明代茅坤编撰 《柳州文钞》八 论说、议论、辨析 《封建论》全篇词锋强劲、气势雄健，中间的段落却精警爽利，议论也明确，是千古绝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答道：有开始的说法更接近事实。怎样证明它？答道：用封建制度来说明它。所谓封建制度，历经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不能废除它。并不是他们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的形成，难道就是人类产生之初吗？没有这个开端，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人类起初和万物一同产生，草木丛生，鹿和猪野性未驯；人不能徒手搏杀、吞食野兽，又没有毛羽，不能保护、供养自己。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既然要借助外物，就必然争夺；争夺不止，就必然归附于能够判断是非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那些聪明明达的人，所能使之服从的必定很多；有人把正直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们还不改，就一定要严厉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才会畏惧。于是君长、刑法和政令产生了。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群，群体之间一旦分裂，争斗必然扩大；争斗扩大以后，便有了兵器。有德行又有势力更大的人，各群体的首领也会去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等级；诸侯之间的争斗又会出现更大的强者。德行和势力更大的人，各诸侯也会去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的职位，争斗中又会出现更大的强者。德行和势力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之类也会去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人民。这样以后，天下才逐渐趋于统一。因此，先有里胥，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才有诸侯；有了诸侯，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凡是德行被人民认可的人，死后人民一定寻求他的后代来奉事。所以封建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迹距离今天太远了。到了周代，情况就十分详细。周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把它分封出去，设置五等诸侯国；群臣诸侯分布各地，像星罗棋布一样环绕天下，联合起来时就像车轮运转、车辐聚集，入朝觐见、会盟；分散时则成为守臣，

译捍卫城池。然而周王降至夷王时，损害礼制、伤害尊严，竟下堂迎接朝觐者；这种情况延续到宣王。宣王挟有中兴、复古的德行，拥有雄强的南征北伐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周室日渐衰微，直到幽王、厉王，王室东迁，自己也列入诸侯之中。后来有询问九鼎轻重的，有射中王肩的，有攻伐凡伯、诛杀苌弘的。天下背离乖乱，没有尊君的心。我认为周朝的灭亡早已开始，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建立了一个空名而已。难道不是诸侯势力强盛、枝叶末端过于庞大而不能控制造成的祸患吗？后来周室分裂为十二国，又合并成七国，威权分散在陪臣建立的国家中，周王朝最终亡于后来封立的秦国。这就是周朝失败的开端。秦取得天下后，分割都城和辖区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卫士而设置郡守县宰，占据天下险要之地，把都城建在四方的上游，控制四海，使天下运转于掌握之中；这就是它成功的原因。但没有几年天下便大乱，也是有原因的。秦急于役使万人，肆意施展威刑，耗尽百姓财物；百姓背着锄头、棍棒，被谪戍的人四面观望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聚成群体。当时只有反叛的百姓，没有反叛的官吏；下层人民怨恨，上层官吏畏惧，天下人联合起来，杀郡守、劫县令而一同起兵。祸患在于人民怨恨，并不是郡县制度失误。汉朝取得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偏颇，沿袭周朝制度，分割天下而设置诸侯王，分封同姓宗室和功臣。几年之间，汉王朝疲于奔命、扶伤救死，困于平城，又遭受流矢之灾，逐渐衰败而不能挽救的有三代；后来谋臣献上计策，才开始逐步削弱诸侯、使他们各自守住封国。然而封建制度开始时，郡县与封国各占一半；当时只有叛乱的封国，没有叛乱的郡县，秦制的优点也由此清楚了。继承汉朝而称帝的朝代，即使延续百代，也可以由此推知。唐朝兴起后，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县令，这就是它适宜的地方。然而仍不时有凶悍狡猾的人兴起，残害一方；问题不在州，而在军队。当时有叛乱的将领，却没有叛乱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封建制度下，诸侯必然把土地视为私产，把人民当作子女，适应当地风俗，修治当地政事，施行教化就容易。郡守县宰只要稍稍用心，不过是迁调官职而已，怎么能治理地方呢？”我又反驳这种说法。周朝的事迹，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图财货，热衷兵事；总的说来，扰乱国家的诸侯多，治理国家的诸侯少。侯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主；把土地私有、把人民视为子女的诸侯，百家中也没有一家真正做到。问题在制度，不在政令，周朝的事实就是这样。秦朝的事实也完全可以看清。有治理人民的制度，却不把权力委托给郡县，这是正确的；有治理人民的臣子，却不让郡守县宰施行，也是正确的。郡县不能端正制度，郡守县宰不能推行政令，残酷刑罚、繁重劳役使万人侧目；问题在政令，不在制度，秦朝的事实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施行于郡，不施行于封国；约束郡守县宰，却不约束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立即改变；封国人民即使困苦，也不能立即革除。直到诸侯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才逮捕他们、迁徙他们，调动军队消灭他们而已。在大逆之罪尚未显露以前，诸侯暗中谋取利益、搜刮财富，依仗势力逞威，在百姓中造成极大伤害，朝廷却无可奈何。至于郡县，可以说是得到治理并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发现魏尚，听说黄霸的贤明，亲眼看见汲黯的简朴安静；任用他们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可以，安然把安抚一方的重任交给他们也可以。有罪便能贬黜，有才能便能奖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守道，晚上就斥退他；晚上接受任命后不依法办事，早晨就斥退他。假使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作乱，也只能使人民忧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国方法无法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朝廷明白责备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后退回封国，已经违背政令了；朝廷下令削弱他们，他们便谋划结交、合纵，在同列诸侯之间结成周密的联盟，于是彼此怒目而视，突然起兵。即使侥幸没有起兵，也会削去他

译们一半的封地；削去一半，人民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全部迁徙他们，以保全那里的人呢？汉朝的事实就是这样。如今国家把郡县全部置于中央控制之下，连续设置郡守县宰，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很明确的。善于统制军队，谨慎选择郡守县宰，天下就能治理安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所以国祚长久，秦实行郡县所以国祚短促，这尤其不能算懂得治理之道。”

译魏承接汉朝，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接魏朝，因循旧制而不改变，但这两个姓氏的王朝相继衰败，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运。如今纠正这种做法而加以改变，已经延续将近二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和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建立的朝代，却不改变封建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这完全不对。殷、周不改变，是因为不得已。归附殷的诸侯有三千人，汤借助他们灭掉夏，不能废除这种制度；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人，武王借助他们战胜殷，也不能改变这种制度。顺从他们以求安定，沿袭它成为习俗，是汤、武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得已，并不是最大的公心，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看作私有，把自己的护卫留给子孙。秦朝所以改变它，是因为这种制度具有天下为公的重大意义；但秦的动机却是自私的：把自身的威势视为私有，把天下人全部当作臣民和牲畜来役使。然而使天下公有这一端，正是从秦开始的。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不是使天下安定、使贤能的人得到任用吗？让贤者居上位，让不肖者居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安定。如今封建制度下，世代相继而治理封国。世代相继而治理的人，上位者果真贤能吗？下位者果真不肖吗？那么人民的治乱，就无法预知了。将要使社稷获利、使人民的视听统一，于是又设置世袭的大夫、世袭的食禄封邑，使诸侯的封域全部被占尽。即使圣贤出生在这种时代，也没有办法立足于天下，这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难道这是圣人所制定的制度，竟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四维论》按语：此文论证精密深透。管子把礼、义、廉、耻说成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我怀疑这不是管子说的话。他所谓廉，是说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说不苟且求取。所谓耻，是说不顺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说以做坏事为羞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合乎义，还是不合乎义？我只看见其中有两条纲维，还没有看出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四条。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不合乎义，所以才去掉它吗？不苟且求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求取不合乎义，所以不去做吗？不顺从邪曲、以做坏事为羞耻，也都是这样。那么廉和耻只是义的小节，不能和义并列为纲维。圣人用来建立天下的，是仁义；仁以恩爱为主，义以裁断为主。恩爱就是亲近应该亲近的人，裁断就是处理适宜的事，这样治理的道理就完备了。实行它，就是道；得到它，就是德；履行它，就是礼；真诚地实行它，就是信；它们都由所趋向的内容不同而有不同名称。如今管氏所说的四维，大概不是圣人所建立的东西吧？他又说：一维断绝国家就倾斜，二维断绝国家就危险，三维断绝国家就覆亡，四维断绝国家就灭亡。假如义断绝了，廉和耻果真还能存在吗？廉和耻存在，义果真会断绝吗？人既掩盖恶行、苟且求取、顺从邪曲、做坏事而不感到羞耻，那么义果真还存在吗？假使管子只是个庸人，那么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管子稍微懂得治理的道理，那么所谓四维就不是管子说的。《守道论》按语：确实如此。有人问：“守住道不如守住官职，这句话怎么样？”我回答：“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它的人弄错了。官职，是道的器具；把官职同道分离开来是不对的。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丧失道、守住道却丧失官职的事情，所以这本来就不是圣人的话，而是传述者弄错了。皮冠，是虞人的物品；物品是道的准则。守住相应的物品，遵循它所体现的准则，然后道才能保存。如果舍弃它，就是丧失道。凡是圣人用来建立纲纪、规定名物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道；把它命名为官职，就是说官职由此来推行我的道。因此设置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的等级，设置朝见时的防卫、表识、行列和周旋的等级，这些都是道所存在的地方。又向人展示典命、书制、符玺、奏复等文书，以及参伍、殷辅、陪台等职役，这些是道所凭借以施行的途径。又以爵禄、庆赏的美好来劝勉，以贬黜、流放、鞭打、拘禁、斩杀的惨酷来惩罚，这些是道所施行的手段。所以从天子直到百姓，都守住自己的纲纪和名分，没有谁会丧失道，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丧失相应的物品，抛弃相应的准则，道也就随之丧失了。小的方面一改变，大的方面也会随之丧失。” 古人身居职位时，想着以死守护自己的职官，难道可以轻易改变并丧失它吗？”《礼记》说：“道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孟子说：“有官职守责的人，不能胜任职务就离去。”那么，丧失了道却仍居官位的人，古人是不赞同的。因此，居上位的人不以抗拒为能，居下位的人不以损害为能；制造弓箭的人不因此成为不仁，制造铠甲的人也不因此成为仁人；各自尽自己的职责，掌管自己的职分，彼此共同完成各自的工作。即使互换位置，也各自安守本分，道就能通行天下。况且官职是用来推行道的，却说“守道不如守官”，这大概也是丧失根本了。从来没有守住官职却丧失道、守住道却丧失官职的事情。这不是圣人的话，是传述者弄错了，确实如此。

译《六逆论》所说也有道理，只是见识还浅了一层。《春秋左氏传》记载卫州吁的事情，因而载录“六逆”的说法：“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制大者，淫乱破坏正义。这六件事，是祸乱的根本。”我认为，年少者凌驾年长者、小者压制大者、淫乱破坏正义，这三件事固然确实会造成祸乱。然而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即使说它们是治理的根本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祸乱呢？所谓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大概是指选择继承人的原则，即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假如尊贵的人愚昧，而卑贱的人圣明贤能，因为这个缘故去阻止尊贵者继承，那么这本来就是治理的大原则，难道可以舍弃它而遵从这句话吗？这当然不对。所谓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大概是说任用人的原则。假如亲近而老旧的人愚昧，疏远而新来的人圣明贤能，因为这个缘故去离间他们，那么这本来也是治理的大原则，又怎么可以舍弃它而遵从这句话呢？如果一定要遵从这句话而使天下混乱，还能说这是以古训为师吗？这也是不对的。唉！这三件事，是选择君主、任用臣子的原则，是天下治乱的大根本。著书的人拘泥于这句话，写成固定不变的论断留给后代；上等智慧的人本来不会被它迷惑。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却把它作为最大的依据，因而导致失败和祸乱，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少。晋厉公死后悼公即位，国家于是得到治理；宋襄公继承君位而子鱼退避，国家于是混乱。尊贵并不值得一概推崇。秦国任用张禄而罢黜穰侯，于是安定；魏国任用相国成璜而疏远吴起，于是危险。亲近也不值得一概依靠。苻氏任用王猛而杀掉樊世，于是兴盛；胡亥任用赵高而灭族李斯，于是灭亡。旧人也不值得一概信赖。关键只在于所信任的人究竟怎样。既然如此，这句话大概可以废弃了！唉！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很少能把道理全部说清；提出一句话、建立一个论断，便摇摆不定，既可以说它对，也可以说它不对，只是混杂不清罢了。这样教给后世，后人便不知道应该取舍。明智的人慨然要判定是非，拘泥的儒生和盲目的学者却成群喧嚣，以为他狂妄、怪异；这样还想使世上多有明白事理的人，怎么可能呢？能够接受教化的普通人，天下并不少；然而很少有人懂得圣人的道，这本来就是著书者的罪过。《晋文公问守原议》文章精悍严谨。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了原地，难以选择守原的人，便询问寺人勃鞮，将此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国家政务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谋议于近侍之臣，以致辱没周王的命令。然而晋文公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议论，却在宫中私下商议；不广泛谋划于卿相，却只和寺人商量。即使赵衰贤能，足以掌管守国之政而没有失败，但损害贤能、丧失政务的祸端，也由此滋长。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提出意见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晋文公却疏远他们而不咨询，对外不寻求意见，最终在宫内宦官中决定此事。这能作为法则吗？况且晋文公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宏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开始执政、观察诸侯的时候，他却反而背弃了自己兴盛的原因，追随自己败亡的先例。即使能够称霸诸侯，也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名义上有天子的册命；诸侯确实会畏惧他，哪里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萧望之，这种做法的开端就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不能说是选择任用错了，大概是询问方式错了。这样尚且使当时感到羞惭，使后代引以为戒，何况询问和选用两方面都错了，那又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特意写出晋文公的罪过，以附会《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驳复仇议》这篇议论，即使韩愈的主张不能施行于今日，也有一半内容精悍严整，是柳宗元文章中的佳作。臣私下看到，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徐元庆最终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掉他，却又表彰他的闾门，并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臣私下认为这件事不妥。臣听说，礼制的根本是防止祸乱，意思是不要做残害暴虐的事，凡是做儿子的杀人都不得赦免；刑法的根本也是防止祸乱，意思是不要做残害暴虐的事，凡是治理罪犯的人杀人都不得赦免。二者根本相同，作用却不同；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施用。诛杀应当表彰的人，这叫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诛杀的人，这叫僭越并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把这种做法昭示天下、传给后代，追求义的人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躲避祸害的人也不知道应当立足于何处，能把它作为典章吗？圣人的制度，大概是穷究事理来决定赏罚，依据实情来端正褒贬，总归是统一的。假如审察事情的真伪，考核是非曲直，推究事情的起因来寻找根源，那么刑法和礼制的作用就会明显分开。为什么呢？假如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犯公罪，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私怨，逞用官吏的威势，使无罪的人受刑；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掌刑官也不追问，上下官吏互相包庇，百姓的呼号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父仇看作不共戴天的大耻，以枕戈待旦作为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冲向仇人的胸膛，坚定地克制自己完成复仇，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守礼而行义。掌权办事的人应当面有惭色，忙着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诛杀他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不能免除罪责，赵师韫杀他也没有违反法律，那么他不是死于官吏，而是死于法律。法律可以作为仇敌吗？向天子的法律复仇，又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狂妄、凌犯上级。逮捕并诛杀他，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一定有儿子，儿子一定有父母，亲属之间相互复仇，那么这种混乱由谁来挽救？这实在是深深迷惑于礼制。礼所说的复仇，是指冤屈沉痛而呼告无门，并不是说一个人犯了罪、触犯法律、陷入大刑之后，另一个人便说“他杀了他，我就杀他”，不论是非曲直，只是暴虐孤弱、胁迫弱者罢了。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违背经典、背离圣人，太过分了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处理众人的仇怨；凡是为义而杀人的，命令其仇家不得复仇；如果复仇，就处死；若有人反过来杀死复仇者，国家也共同讨伐他。又怎么会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复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受诛，儿子为父复仇，可以；父亲已经受诛，儿子还复仇，这是把刀递给别人的做法。”复仇不是为了滥杀除害；如今若依照这条原则判定双方相互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吝惜死亡，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越过礼制，守孝而死于义，他一定是通达事理、听闻大道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样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议论者反而把他看作应当杀戮，滥用刑法、破坏礼制；这显然不能作为典章。请把臣的议论下发，附入法令。今后审断这类案件，不应再按照先前的议论办理。谨此议奏。

译唐荆川说：“这类文章极其严密，没有一个字懒散。”又说：“道理精深，文章端正，是仅次于《左氏》《国语》的作品。” 《桐叶封弟辩》这类文章都严谨周密，不能更换一个字。古代的传说说：“周成王拿桐叶同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这个封给你。’周公进来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能开玩笑。’于是便把唐地封给年幼的弟弟。”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吗？周公就应该趁适当时机向成王进言，不必等他开玩笑后再祝贺以促成这件事；不应当封吗？周公却促成了这个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者，让他做君主，这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的话不能随便说罢了，难道就一定要顺着它而促成事实吗？假设不幸成王拿桐叶同妇人、宦官开玩笑，也将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怎样实行。假设没有找到恰当的办法，即使反复改十次也不算毛病；关键在于合乎恰当，一旦合乎恰当就不能让它改变，更何况只是因为玩笑呢？如果开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成王把过错贯彻到底。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道理从容引导，使他安乐，最终归于中正而已；一定不会遇到他的过失，反而替他找借口，也不会束缚他、驱赶他，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即使普通家庭的父子，也不能用这种办法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只是小丈夫拘拘计较的做法，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给唐叔，是史佚促成的。” 唐荆川说：“这篇与《守原议》《封建论》两篇，正是所谓长篇短章，各自达到极妙的境界。” 《论语辩》二篇 这类辨析，是一千多年以来少见的作品。有人问：“儒者说《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可信吗？”回答：“不完全如此。孔子的弟子中，曾参最年少，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年老后去世；如果这部书记录了曾子的死，那么它成书时已经离孔子很远了。曾子死时，孔子的弟子大概已经没有几个在世了。我认为这是曾子的弟子写成的。为什么呢？这部书记载弟子时，一定称字，只有曾子称‘有子’，否则由此可以知道，这是弟子们对他的称呼。那么，有子为什么也称‘子’呢？”回答：“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认为有子很像孔子，便拥立他而以他为师。后来他不能回答弟子们的疑问，弟子们便斥责他，使他避退；这样他本来就曾经有过老师的称号。如今书中所记只有曾子最后去世，我因此知道这一点。大概是乐正子春、子思一类的人和曾子弟子共同写成的。”有人说：“孔子的弟子曾经杂记孔子的话，然而最后完成这部书的，是曾氏一派的人。” 尧说：“唉！你，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四海百姓如果陷于困穷，上天赐给我的禄命就永远终止。”舜也把这句话命令禹。余小子履，谨敢用黑色公牛，恭敬明白地告祭皇天后土：“有罪的人不敢赦免；天下各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天下各方。”有人问道：“《论语》记录问答之辞，为什么你如今却把这些话放在全书最后一篇的开头？”柳先生说：“《论语》的大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正是孔子经常反复称道的言语。孔子这个人，承载着治理人民的才能；向上，他没有遇到尧舜那样的君主，禅让也没有轮到自己；向下，他没有商汤那样的权势，也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天官。人民无法受到他的恩泽，他每天只能看见、听见他们劳苦而死、怨恨呼号，自己的德行也因此枯竭，无处寄托和施展，所以只能经常反复称道这些话而已。这是圣人的大志，其中没有容纳问答的余地。弟子们有的明白，有的疑惑，不能完全说明，便共同传述下来；所以他们编写这部书时，严肃地把它放在全书末篇的开头。” 《辩列子》孔子去世后，诸子百家的言论各自提出见解，互相推测、琢磨；柳子厚为此加以辨析，并且都指出

译了归宿，值得阅读观赏。刘向自古以来被称为博览群书，然而他著录《列子》时只说：“是郑穆公时代的人。”郑穆公在孔子之前几百年，《列子》一书谈到郑国时却都说子产、邓析，不知道刘向为什么这样说。《史记》记载，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楚国围攻郑国，郑国杀死相国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处在同一时代；这一年是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列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道刘向说成鲁穆公时代，后来又误写成郑穆公吗？否则为什么错乱到这种地步？后来张湛只知道惊怪《列子》一书谈到穆公以后的事情，也不能推知它所处的时代。然而这部书也有许多增补窜改，并非真实原貌。总的说来，《庄周》一书放达不羁，依照它的文辞来看，其中所称夏棘、徂公、纪渻子、季咸等人，都出自《列子》，不能一一记载。它虽然不完全合乎孔子的道，但那种虚静淡泊、空旷高远的境界，使人在乱世中远离利害祸患，即使不能保全自身，内心也不困穷，正是《易经》所说的“遁世无闷”吧？所以我选取了它。它的文辞类似《庄子》，却尤其质朴厚重，难道会因为少有刻意作文的好文，就可以废弃吗？其中《杨朱》篇的《力命》，我怀疑是杨子一派的书；其中谈到魏牟、孔穿，都是出现在《列子》之后的人，因而不可信。然而考察它的文辞，也足以让人知道古代有许多奇异的学说。读它的人谨慎取舍罢了。《辩文子》《文子》一书有十二篇，传说它是老子的弟子所作；其中的言辞有时似乎值得取法，主旨也都以老子为根本。然而考察这部书，大概是一部杂驳拼凑的书。内容浑厚而相似的部分很少，暗中抄取其他书籍来拼合的地方很多。孟子、管子等几家的著作，全都可以看出被剽窃的痕迹。它突兀地脱离自身的类别，思想头绪、文辞和义理彼此抵牾而不相符合。不知道是后人增添的，还是许多人聚集抄取以编成此书？然而看它常常有可以成立的地方，又颇为可惜。怜悯编造此书的人，实在辛劳。如今我删去其中荒谬、恶劣、混乱杂糅的内容，选取似乎有道理的部分，又大略阐发其中的意思，收藏在家中。《辩鬼谷子》元冀喜欢读古书，却非常推重《鬼谷子》，为它撰写了几千字的指要。《鬼谷子》这部书总体上没有可取之处；汉代刘向、班固著录群书时都没有《鬼谷子》。鬼谷子出现较晚，内容险诈乖戾、尖刻浅薄，恐怕会以妄言扰乱世道，使求学者难以相信，所以应当没有人称道它。可是世上谈论纵横之术的人，时时珍藏它的书；尤其到了晚近，又增加了七种术法，怪异荒谬得厉害，无法考订校勘。它的言辞越发奇诡，道理却越发狭隘，使人像猕猴一样狂躁而失去操守，容易陷入败亡，幸好珍藏它的人很少。如今元冀又为它撰写指要，唉！他喜好权术，实在过分了。《辩晏子春秋》司马迁读《晏子春秋》，认为它很高明，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谁写的。有人说是晏子所作，后来有人接续；有人说是晏子后代所作。这些说法都不对。我怀疑是墨子的门徒中有齐国人写成的。墨家崇尚节俭，晏子又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并记述他的事迹，把它夸大为自己的学术。况且书中多处崇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反对厚葬久丧，这些都出自墨子；又非难孔子喜欢谈鬼事、非难儒家彰明鬼神，也出自墨子。书中谈到问枣以及古冶子等事，尤其怪诞；又常常说墨子听到这些道理而称赞它们，这是非常明显的证据。自刘向、刘歆、班彪、班固父子都把它著录在儒家书籍中，可见这几个人考察得太不详细了。大概不是齐人就不能具备这些故事，不是墨子的门徒，言论也不会如此。后世记录诸子书籍的人，应当把它列入墨家；这并不是说晏子是墨家，而是说写这部书的人采用的是墨家的道理。《辩亢仓子》太史公为庄周作传，称庄周著书时所说的“畏累”“亢桑子”，都是空泛

译的言论，没有事实根据。如今世上有《亢桑子》一书，它的开头篇章出自《庄子》，又加上平庸的言论。庄周所说的尚且不能成为事实，何况把他的话取来再加以增益，其空泛就更严重了。刘向、班固著录群书时都没有《亢仓子》，如今那些从事方术的人才开始为它作传注，用来教导世人，不也很迷惑吗？《辩鹖冠子》

译我读贾谊的《鵩赋》，赞美它的文辞，但学者认为其中内容全都出自《鹖冠子》。我往来京师时，寻求《鹖冠子》却没有见到，到了长沙才得到这部书。读过之后，发现全是鄙陋浅薄的言语，只有贾谊所引用的内容优美，其余没有可取之处。我认为是好事者伪造了这部书，反过来利用《鵩赋》来文饰它，贾谊绝不可能从中取材。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述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物殉身，刚烈的人为名声殉身，夸耀的人为权势而死。”却没有提到《鹖冠子》。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假使当时真有这部书，司马迁难道会看不见吗？假使真有《鹖冠子》这部书，也一定不会把《鵩赋》拿来充入其中。为什么知道它是这样呢？回答说：因为两者文风不相类。《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五 明代茅坤编撰 《柳州文钞》九 说、赞及杂著 《天说》类似庄生的说法。韩愈对柳子说：“你知道关于天的说法吗？我来给你讲讲关于天的说法。如今人有疾病疼痛、疲倦困辱、饥饿寒冷，严重时便仰头呼喊上天说：‘残害百姓的人兴盛，保佑百姓的人遭殃。’又仰头呼喊上天说：‘为什么要使我遭到这种极端的困苦呢？’像这样的人全都不能明白天理。果实、瓜类和饮食腐坏以后，虫子便从中产生；人的血气败坏逆乱，壅塞凝结，就形成痈疡、疣赘、瘘、痔，虫子便从中产生；树木腐朽，蝎子便藏在里面；草腐烂，萤火虫便飞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事物腐坏以后，虫子才产生吗？事物腐坏，虫子因之而生；虫子产生以后，啃食、钻蛀事物，虫害便更加严重。能够除去虫子的，对事物有功；使虫子繁殖增多的，是事物的仇敌。人类破坏天地的元气和阴阳，情况也更加严重。开垦原野田地，砍伐山林，凿井取泉水饮用，挖墓安葬死者；又挖洞作为便溺之所，筑墙垣、城郭、台榭、观台和堤防；疏浚形成河川、沟渠、洫、陂池；钻木取火来焚烧，熔炼金属，烧制陶器，雕琢研磨，使天地万物憔悴不堪，不能保持本性；人们奔忙躁动，攻伐、残害、败坏、扰乱万物，从未停止。人类给元气阴阳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比虫子所做的更严重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能够使这些人日渐衰残、年年削弱，使祸害天地元气和阴阳的东西逐渐减少，这就是对天地有功；使它们繁殖生息的人，就是天地的仇敌。如今人们全都不能知道天，所以才发出这样的呼喊并且怨恨它。我想，天听见他们的呼喊和怨恨，那么有功的人所受的奖赏一定很大，造成祸害的人所受的惩罚也一定很重。您认为我的话怎么样？”柳子说：“您确实是因为激愤才这样说的吗？那确实既有辩才又很美好。我可以把您的话说完。上面玄色的，世人称它为天；下面黄色的，世人称它为地；混沌地处其中的，世人称它为元气；寒冷而又炎热的，世人称它为阴阳。这些东西虽然广大，和瓜果、痈疽、痔疮、草木其实没有不同。假如有人能除去这些东西的病灶，这些东西会报答他吗？使它们繁殖生息的人，它们会发怒吗？天地是巨大的瓜果，元气是巨大的痈疽，阴阳是巨大的草木，它们怎么能够奖赏有功、惩罚有祸呢？有功是自己造成的，有祸也是自己造成的，希望天地来奖赏惩罚，是大错；呼喊而怨恨，希望天地怜悯并且仁慈，更是大错。您如果相信自己的仁义而在天地之间生活，不过是生下来又死去罢了，怎么能把生死得失寄托在瓜果、痈疽、草木上呢？” 《观八骏图说》俊逸 古代的书中，有记载周穆王驾着八匹骏马奔驰，登上昆仑山丘的。后世好事的人为此画图，宋、齐以后一直流传。看那些马的形状十分怪异，全都像在飞翔，像龙、凤凰、麒麟，又像螳螂一样。那本书尤其荒诞无稽，世上这样的说法很多，不值得采信。世人听说八骏是骏马，便因为要寻找奇异的形状而这样说，那么他们所传说的圣人也大抵如此。所以传说伏羲是牛头，女娲的形状像蛇，孔子像倛头，这样的说法很多。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呢？尧、舜和常人是一样的。’如今的马，驾上车乘坐它，有的跑一里就出汗，有的跑十里才出汗，有的跑上千百里也不出汗；看它们都是有毛的动物，有尾有鬣，有四条腿和蹄子，吃草喝水，这些都是一样的。由此推到骏马，也同样如此。如今的人，有的能力不足以做挑担贩卖的，有的能力不足以做官吏，有的能力不足以做士大夫，有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些职业；看他们都是圆头横目，吃粮食而饱，穿葛布觉得凉爽，穿皮衣觉得温暖，这些都是一样的。由此推到圣人，也同样如此。那么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也不过是人罢了。骅骝、白羲、山子这一类，如果果真存在，也不过是马罢了。又怎么能说它们是牛、是蛇、是倛头、是龙凤麒麟、是螳螂的样子呢？然而世上仰慕骏马的人，不到马中去寻求，却一定要相信这幅图，所以始终不能真正得到骏马。仰慕圣人的人，不在人中去寻求，却一定要追问圣人像牛、像蛇、像倛头，因而始终不能真正得到圣人。假如天下有这幅图，拿来全都烧掉，那么骏马和圣人就会出现了。《捕蛇者说》取法于《孔子》中“苛政猛于虎”的话，写成这篇文章。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子上有白色的花纹，接触到草木，草木全都枯死；如果咬了人，就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然而捉到后把它晒成干，可以制成药饵，用来治好大风、拘挛、手脚蜷曲、恶疮，去除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三虫。起初，太医奉王命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招募能够捕蛇的人，用捕蛇来抵充租税。永州的人都争着奔走去捕蛇。有个姓蒋的人，专享这种利益已经三代了。我问他，他却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的父亲也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如今我继承着干这件事已经十二年了，几乎死掉的次数已经好几次了。’他说这话时，脸上好像非常忧伤。我怜悯他，并且说：‘你怨恨这件事吗？我准备把这件事告诉主管官吏，替换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蒋氏大为悲伤，眼泪汪汪地说：‘您要怜悯我，使我活下去吗？那么我这差役的不幸，还不如恢复我的赋税所带来的不幸严重。从前我不干这差役，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们家三代居住在这个乡里，直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乡邻们的生活越来越窘迫，耗尽土地的出产，竭尽家中的收入，哭喊着辗转迁徙，饥渴交迫而跌倒，冒着风雨，承受寒暑，呼吸着有毒的瘴气，常常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从前和我祖父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一家还在了；和我父亲一起居住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两三家了；和我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人家，如今十家中没有四五家了。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而我却因为捕蛇独自留存。凶暴的官吏来到我们乡里，在东西方向喧叫，在南北方向横冲直撞，喧闹惊扰得连鸡狗都不得安宁。我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我的瓦罐，见我的蛇还在，就放心地躺下。到了谨慎喂养蛇并献上的时候，退回来便甜美地吃着土地上的出产，以此度过我的一生。大概一年中冒死两次罢了，其余时间却安安乐乐。哪里像我的乡邻那样每天都有这样的灾祸呢？如今即使我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比起乡邻的死，也已经晚得多了，又怎么敢怨恨呢？我听了这话更加悲伤。孔子说：‘苛酷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看，仍然相信它。唉！谁知道赋税征敛的毒害有比这种蛇更厉害的吗？所以我替他写下这篇说，以等待考察民风的人看到它。《鹘说》柳子痛恨世上那些取得利益后又排挤它们直到死亡的人，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也可以用来讽刺世人。

译有一种猛禽叫鹘，在长安荐福寺佛塔的洞穴中居住，已经很多年了。住在佛塔下房屋中的人，观察它很熟悉，曾对我说：‘冬天傍晚，这只鹘一定会捉来一只满把大的鸟，完整地带回来，用来暖自己的爪掌，左右爪轮换着取暖。天亮后，它就叼着鸟登上佛塔的高处，放开鸟，伸长脖子望着它飞行的方向，直到它飞到极远处，必定背转身离开。如果鸟向东飞，那么这一天它就不再向东追逐；向南向北也一样。唉！谁说有爪、嘴、羽毛和翅膀的动物，就不能成为仁义的器具呢？它本来没有号令、地位、爵禄的欲望，也没有乡里、亲戚、朋友的爱，只是从鸟卵中出来便知道抓取食物、撕裂食物罢了，并没有别的原因。凡是以食物为生的动物，饥饿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清晨；如今它忍住饥饿而放走鸟，以求将来有所回报，这不也是卓然有操守吗？使用自己的力量却爱惜猎物的生命，忘掉自己的饥饿，又远远地离开它，这难道不是仁义之道吗？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专一自己的志向，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这本来就是世上难以得到的品德。’我又痛恨如今的一种说法，说：‘把低声下气、沉默不语、缓慢低头的人看作善类；把昂首挺立、严厉刚强、光明显著的人看作暴类。’如今猫头鹰白天藏在昏暗处，夜间却精神十足；老鼠不在寝庙中打洞，只沿着墙根行走，这不就是接近所谓低声下气的一类吗？如今鹘站立时高耸挺拔，行动时迅疾矫健，目光明亮锐利，鸣叫声清脆激越，这不就是接近所谓昂首挺立的一类吗？由此观察它的行为，那么现在的说法还没有得到真相。谁能像鹘这样呢？我愿意跟随它！是羽毛吗？是翅膀吗？为什么不把我也施加成那样呢？在寂静空旷的太清之境中，以快乐忘掉饥饿。《说车赠杨诲之》子厚的文章，大多峻拔奇崛，而筋骨义理尤其深厚。杨诲之将要出行，柳子起身为他送行。门外有一辆车经过，柳子指着车告诉他说：“您知道这辆车凭什么能够承受重载并行走于世吗？材料优良，器具精巧，外形圆而内部方正，就是这样。材料不优良，就会很快腐坏；工艺不精巧，就会很快败坏；内部不方正，就不能承载；外部不圆整，就会受阻而停滞。所谓方正的，是车箱；所谓圆的，是车轮。没有车箱就无法安置乘坐，没有车轮就无法行驶。您应当努力效法它。”杨诲之说：“是。”柳子说：“这只是说一辆车，不是说各种车。我可以把各种车的道理告诉您吗？车有泽车而车厢宽长，有山车而高低相称；上部低的是轾，下部高的是轩；有的拖曳祥车而空旷，有的左边装革而车轴很长，用来防备巢车；有的用来远望，有的用来载老者；辎车用来遮蔽内部；垂下缨带用来载猎物；十二旒的车用在宗庙、郊祀以及陈列于庭院。车的种类很多，但它们的根本都在于材料优良、制作精巧，外部圆整、内部方正。因此，承载并使之安稳的是车箱，使之通达并行走的是车轮，始终居中的，是车轴；夹持而稳固的，是车轭；长而能弯曲前进、不责怪马、后退时也不责怪人的，是车辕；遮挡暑气和雨水的，是车盖；表示敬意而可供俯伏的，是轼；驾驭并控制车辆的，是马或牛。” 这样以后，各种车的用途就齐备了。如今杨氏是仁义之林，所产的材料优良。诲之学习古道，写作古文，气势冲然而有光彩。他的工艺精巧，果真能够扩大自己的器量。希望他的心胸像车箱一样周密而通达，像车轮一样守住中正而向外运行却不改变内在，像车轴一样以刚健来统摄，像车轭一样牵引马匹并驾驭万物，像车辕一样高远而远离污秽，像车盖一样低下而成就礼法，像车轼一样处险而安，简易而有利，行动合乎法则；这样，大概就可以使车的功用完备了。《诗经》说：‘四匹公马奔跑，六条缰绳如琴弦般协调。’孔子说：‘左边象征六官，右边象征执法。’这是说车能够通达于国家大政。凡人的本性不良，就不能方正而持久；本性良好了，但使用不周全，也不能做到圆通。孔子在乡党中，恭敬谨慎；遇到阳虎却一定说‘诺’；而他在夹谷之会时，面对齐侯的叱责，内心却像蓄养的狗一样毫不震动。后世学习孔子的人，如果不立志达到这一点，我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诲之是我的亲友，他年长而更加良善，内心已经方正。我本来希望他能够承担重任并行于世，只是担心他外在的圆通还没有达到，所以写这篇说车来赠给他。《伊尹五就桀赞》伊尹五次到桀那里任职的心情，伊尹自己知道，我无法说清。然而子厚对此加以揣摩，也确实很有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之处。伊尹五次到桀那里任职，有人疑惑说：“商汤的仁德，听说而且看见过了；夏桀的不仁，也听说而且看见过了。那为什么还要如此频繁地离去和前往呢？”柳子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看出伊尹的伟大。那个伊尹，是圣人。圣人出现在天下，并不把夏、商的得失放在心上，只把百姓的生存放在心上。他说：‘谁能按照我的话去做？’按照我的话去做的人就是尧、舜，那么我就使天下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人。退一步想又说：‘商汤确实仁德，但功效来得慢；夏桀确实不仁，如果早晨我跟从他，到了晚上就能把仁德推行到天下，也未尝不可。’于是前往桀那里，桀果然不能接受，于是得以返回并跟从商汤。不久又想：‘难道还可以使天下百姓中有十分之一先受到仁德的恩泽吗？只要使这些人早些得到恩泽。’又前往桀那里，桀仍然不能接受，于是又跟从商汤；这样一直考虑到百人中有一人、千人中有一人、万人中有一人，最终仍然不能实现，才辅佐商汤讨伐桀，使商汤成为尧、舜，使百姓成为尧、舜的百姓。这就是我看出伊尹伟大的地方。仁德达到商汤这样的程度，他却四次离开；不仁达到桀这样的程度，他却五次前往。大人的愿望是如此急切地希望迅速取得功效；否则，商汤和夏桀的区别，普通人都能看出，又何必把圣人看得如此动摇而还有什么值得观察的呢？我看圣人急于使百姓生存，没有谁比得上伊尹；伊尹的伟大，也没有什么比得上五次到桀那里任职。” 写作《伊尹五就桀赞》。圣人中有伊尹，一心思念百姓的德泽，前往归附仁德的商汤。他说：仁德固然是仁德了，只是不能很快使百姓亲近。退下来思考使仁德迅速实现的办法，应该借助夏桀，于是前往桀那里却不能再返回。到了亳殷，仍不忍心让百姓迟迟不能受益，急忙再次前往察看，希望使狂乱者成为圣人。一天之内战胜残暴，直到千万人都受到影响，希望最终彻底消除残暴的根源。五次前往而不疲倦，他的心才安定。于是从陑进兵，贬黜桀而尊奉商汤，使遗民得以保全。大人没有固定的形迹，与道相匹配。道的广大，成为人的父母，更是广大。伊尹是圣人之首，既然已经得到仁德，仍以功效来得太久为忧。普通人所疑惑的，正是我认为伟大的地方。唉，境界多么深远啊！把这些心志写下来作为教诲。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子厚非常敬服昌黎，所以题写成这样，这也是他谦让才能的一种表现。

译自从我居住在夷地以来，没有同中原人通信。有从南方来的人，时常说韩愈写了《毛颖传》，却不能举出其中的文辞，只是一味大笑，认为它怪诞。但我长久以来一直没能看到。杨诲之来时，才带着这本书，找来读它。读起来就像捕捉龙蛇、搏斗虎豹，急切地要和它较量，力量却不敢稍有闲暇。我这才相信韩子在文章上确实奇怪。世上那些模拟抄袭、窃取辞藻，讲究取青配白，只有肥厚的外皮和粗重的肉，筋柔骨脆，却把它们当作文章的人，读到它而大笑，本来就应当如此。况且世人嘲笑它，不也是因为它诙谐吗？而诙谐又不是圣人所抛弃的。比如《诗经》说：‘善于戏谑啊，却不加以虐害。’太史公的书中有《滑稽列传》，所记载的都是对世事有益的人。因此，学习的人整天探讨义理、回答问题，呻吟着反复练习，应答、进退，拘束周旋、流利洒脱，最后疲惫不堪而废弛混乱。所以才有休息和游乐的说法。不学习操缦的曲调，就不能安稳地调弦。有所拘束，也要有所放纵。大羹和玄酒，是祭祀中最重要的供品，味道达到极致；但又设置奇异的食品，小虫水草，栌、梨、橘、柚，苦、咸、酸、辛，即使蛰刺口舌、冲裂鼻孔、使舌头收缩、牙齿发涩，也都有特别喜爱它们的人。文王喜欢菖蒲腌菜，屈到喜欢菱角，曾晳喜欢羊枣，这样之后，天下所有奇异的滋味才都能尝遍，使口腹得到满足。难道文章就不同吗？韩子的写作，也将要舒展开来而不至于伤害人吗？休息和游乐，也有所放纵吗？把六艺中所有奇异的滋味都尝遍，以满足自己的口腹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韩子的文辞就像堵塞的大河，必然要冲决而流到陆地上，不能不铺陈出来。况且古今的是非、六艺百家，无论大小都能探究通晓，能够使用而不遗漏，这都是毛颖的功劳。韩子穷究古书，喜爱这种文章，赞美毛颖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奋发写成这篇传，以抒发郁积，使学习的人得到它，勉励自己做有益于世的事情吗？这篇文章的言论，本来就是在同异世之人交谈；然而贪恋寻常、嗜好琐屑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动嘴议论，也实在太劳苦了吧。《晋问》这篇文章就是汉、魏以来七篇文章的遗意，不过见识不够深远，姑且保存它，以显示子厚辞赋的华美。吴子问柳先生说：“先生是晋地人，晋国的旧事应当知道。”柳先生说：“是的。”吴子说：“既然这样，那么我愿意听您讲讲，可以吗？”柳先生说：“可以。晋国的旧事，是封住太行山，牵引到首阳山，发端于黄河，曲折延伸到大陆，铺展开来。有的高大巍峨，有的张口似的深陷成渊。景山、霍山、汾水、浍水纵贯其边缘，或如变化，或如迁移，彼此钩连，绵延不断，最后融会成平坦的原野。于是诸侯的都城和居处、大夫的城邑都建筑在那里。高大壮阔的地方，腾跃突兀，撑拄阻拒，山势参差而郁怒，像熊罴咆哮、虎豹吼叫，永远不肯离开；它们攫取秦国、搏击齐国，抵挡它们的人都失去立足之地。燕、狄之人惊恐怯弱，像鸡蛋将要受到压迫，战战兢兢，窥视关门，踱到门户，惊惧得像仆妾一样。地势平缓低洼的地方，则平坦充盈，回旋延展，曲折徐缓，像飞鸟翔舞，又像回旋的水从容流动。用来种庄稼就丰硕，用来栽植就茂盛，用来放牧就繁多，用来畜养就兴旺；于是人民因此富足，国家因此富盛。那黄河呢，源头疏浚于昆仑山，流入天渊，从无门之处流出，运行在无边无际的地方。它从匈奴以南，作为西部边境的屏障，冲向太华山，转动河肘向东，混合冲决大地，浑浊翻腾，像鼋鼍等怪物纷纷游动；水势汨汨腾涌翻倒，冲越而下，回旋停泊，水岸张合吞吐，崩坏杂乱而坠落。它冲荡激越的地方，连绵群山高低参差，广阔原野崩裂，轰鸣如雷，狂风怒吼，撼动山陵；崩落的石头翻滚跳跃，大水冲拔而起，水声砰訇洞荡，延伸数千里，像万名壮士一同砍伐。至于船轴所承载的、桅杆所驾驭的，遍布河川、树林和山谷；云被冲破，雨向远处退散，转眼间倾泻而下，草木茂密，水流浩荡，百舍之远一齐奔赴。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先生所说的丰厚、险固，确实是晋国的美处。然而晋人所说的‘表里山河’，只是为了完备防御、避免失败，并不是拿来作为壮观和夸耀强大的。吴起所说的‘在德不在险’，也都是晋人借来的话。希望听听其他方面。” 先生说：“大卤的金属，棠谿的工匠，用火冶炼、用水淬火，兵器制作齐备而充足。制成棘、矛、铩、钩、镝、镞、槊、鍭。它们从太白山出现，征召蓐收，召来招摇，降伏蚩尤。肃穆纷然，聚合众神灵而制成。兵器有宽的、窄的、弯的、直的、分叉的、刚劲的、长的、短的。聚集起来像群星，奋发起来像雷霆，运转起来像盘旋。浩浩荡荡，水光闪烁，明亮清晰。像雪山冰谷堆积在一起，观看的人胆战心惊，眼中冒出寒泪。兵器在空中发出光辉，精光交相环绕，晃动穿射，天空全被照白。太阳的光圈显得很小，熔化云层、冲破云霄，使飞鸟坠落。弓匠制的弓，铠匠制的甲，胶和角经过百般挑选，犀皮兕皮经过七重缝合。于是让跟超、掖夹一类的人穿戴并持用它们。向南俯视中原，向北震慑群夷。武技和军法整齐有节，声名传遍天下，这就是善于用兵的军队。”吴子伸长眼睛远望，身体本来就因恐惧而蜷缩，喘息流汗，脱下头盔，袒露肌肤，前进不敢下降，后退不敢逃窜。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兵器的使用，依靠德行就吉祥，依靠暴力就凶险。这又不能作为美观来夸耀。”先轸说：“军队行事正直就强盛，行事邪曲就衰老。何况只把铠甲坚固、刀刃锋利当作最高标准呢？” 先生说：“晋国马匹很多，屈地就是马的产地。那里土地坚实，气候刚劲，山崖裂开，山谷崩裂，草木短小蜷缩，鸟兽坠落隐藏，而马匹却繁殖兴旺。马群密集，前后相接，浩浩荡荡，纷纷纭纭，车轮般隆隆作响，辚辚而行；有红的，有黄的，有黑的，有青的，有纯色的，有杂色的；阴暗时黯然一片，阳光照耀时炳然明亮，像旌、旃、旂、帜灿烂辉煌；忽而前进，忽而停止，忽而伏下，忽而跃起，忽而奔驰，忽而跌倒。像江汉的水，疾风驱赶波涛，撞击山岭，荡涤深谷，云气翻腾而不停止。群马饮水使水源几乎枯竭，回头啃食野地的红草；在河川中沐浴，逼起波浪，喷吐震荡，水花四处飞洒，湿漉漉地流淌。像海神驾着白雪从天而降，观看它们四散时迷乱恍惚，形态开合万千。高兴的马像喜鹊般鸣叫，发怒的马像人搏斗，突然奋起跳跃，相隔千里彼此争斗。风吹鬃毛，雾湿马鬣；它们凿山开谷，耳朵摇动仿佛触及层云，腹部擦过群木。它们寂静地远游，不久又回来抓地跳跃；筋骨坚硬，筋脉强健，交颈互咬，怒目相对又彼此驯服；聚尿后再次腾跃，昂首张齿。小马则相互牵连，缠绕在一起；仰头吃奶，低头啃食，像蚂蚁杂集、蝗虫聚集，啾啾潗潗，成群奔走，聚集站立。其中资质好的，收拢训练，挥手飞驰，指点毛色、驱使群马，百步之内便能套上缰绳。用荀息来牵引，用王良来驾驭，用范鞅来超越，用栾鍼来驾车，拿它们打猎、作战，野兽便被捕获，敌人便被击败。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依仗险要地势和马匹的人，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所以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但那里并不只有一个姓氏的人占有。请暂且放下这一点，换一种说法吧。”

译先生说：“晋国北山有奇异的木材，梓人、木匠和工师建造宫室，天下求取大木的人都归向那里。仲冬到来以后，寒气凝结，树木外表凋零而内部坚贞，树液停止流动，于是坚硬而良好。各种工匠举斧砍入，必定到山岩倾斜处、曲折的涧谷、陡峭高山的顶端和泉源冲刷之处去寻找。树根盘绕怪石，不依土壤而生长，千寻高、百围粗，和石头同色。排列砍伐的树木，树梢高举直冲银河，刀刃劈开仿佛虹霓；声音震动连绵山峦，木屑填满层层溪谷。丁丁登登，硠硠棱棱，像兵车登上高地。声音所引起的回响，溃溃漰漰，汹汹薨薨，像飞腾，像崩塌，又像螭龙争斗、风雷相互腾跃。那些特别巨大而倒下的树木，木札纷飞，枝条摧折，山崖坍塌，霞光般裂开，闪电般劈裂，又像共工撞击不周山而天柱折断。鹍、鹳、鹙、鸧鸣叫飞翔，野兽、虎、兕奔跑冲撞，惊恐战栗；伏下无处可藏，逃遁无处可脱。然后量度截断，收拢装载，削去危险的树梢，砍掉繁密的枝条，乘着洪水的波涛，送入黄河顺流而下。木材冲荡突进，转腾时忽隐忽现，像秦国神人驱赶石头来填海架桥。到达弯曲处，木材鳞集而拥挤，水流汇合如雷声迸裂；前面的急流奔越，后面的受到逼迫而狭窄，于是下到龙门的悬瀑，折断拉扯、坍塌践踏，揪住树头，翘起树尾，轰然投入重重深渊，也不知有几百里。涛波回旋奔涌，山势仿佛触及天空；水流先停滞而后平静，放眼望去辽阔悠远。过了很久，木材才开始昂然耸立，涌动溢出，挺拔而出，森林般密立，山峰险峻，穿入云层，遮蔽太阳；水流忽然自行分开，又恢复行列，浑浑荡荡地流去，直到抵达它应到的地方。只要有优秀工匠指挥，这些木材就能建成丛台、阿房、长乐、未央、建章、昭阳那样高大华丽、奇异壮观的宫殿。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我听说君子担忧没有德行，不担忧没有土地；有土地而担忧没有人民；有人民而担忧没有宫室；有宫室而不担忧木材够不够用。先生所说的这些，只是四种累赘之下的事情。况且虒祁宫建成以后，诸侯便背叛了。” 先生说：“黄河中的鱼很大，向上迎着涛波，罗网堵塞渡口和河岸，千里之外雷鸣般奔来，重马轻车，奉国君之命，发箭驱赶观看。大网截断水流，长网横贯山岭，罩、罶、罣等渔具相连，网线在其中交织。巨大的船只高昂挺立，奋勇回旋；水军轮流呼喊，声音震裂商颜。于是击鼓呐喊，聚集起来追捕，扼住蛟龙的咽喉，拔取鲸鱼的鳍，杀死白鼋，追逐毒螭，呵斥水神冯夷；站在水边，搜寻搅动，四处推移；横梁和罗网越收越紧，满天包围；鱼群跳跃拥挤，纷纷登上岸来。它们从山上垂下，像河流归海，像山崩塌，像云被撕裂。那些乘着变化、借助神力，振作冲出涟漪，披露奇异花纹、长出怪异鳞片，越过飞腾的波涛、向上逃逸，在龙门生出雷电的鱼，也仍然被仰射的丝线和飞缴拦住，践踏捕获。没有一条不脱落角、撕裂翅鳍，张口惊叫、匍匐在地，重新被切成鱼块；没有一条能保全龙族的名籍，全都混合五味，排列在雕刻的俎案上。风云失去势力，沮丧散去，远远逃离。至于魦、鲿、鲔、鲤、鰋、鳢、鲂、鱮一类细小而破碎的鱼，本来就不值得逐一计算。有些逃脱罗网，就养在水府中，而三河的人民已经吃得饱满充足；鱼腥油膏和盐卤到处充斥，听到脍炙的美味，反而掩鼻皱眉，认为比粪土还低贱，没有人顾惜。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一时的观赏，不足以向后世夸耀；口舌的滋味，不足以使百姓获利。姑且希望听听更高一层的事情。” 先生说：“猗氏的盐，是晋国最大的宝物。人民依赖它，和依赖粮食一样，仿佛神灵造就，并非人力所能造成。到了产盐的地方，只见沟、塍、畦、畹交错纵横，盘曲如田地如园圃，开阔而均匀，分布如鳞片，连绵不断，不知边际。忽然决开水源，分流灌溉，彼此滋润，像树枝、像大腿，曲折延展；盐液如脉络流泻，膏脂般浸润，水流湿滑急促；水漫过高处，淹没低处，漫过田垄，覆盖土块，水声不断，远近混合，冲到堤防，水势盛大充沛，平坦地形成深渊，广阔处形成河川。观看的人只看见浩浩荡荡的水，却不知道其中有神奇的液体从地下渗出，甘卤密集涌起，孕育灵秀、使大地富足；它不吝惜自己的美，却无声无形。盐花迅速凝结，形态奇异；回头一瞬间，百里之地已积起白雪般的盐，洁白密布；盐块奋然分裂，像锻造玉圭、捶打玉璧，闪转之间晶莹明亮；忽然像陨星落地，明暗交相照射；又像冰裂雹碎，层层堆积增多。大的像印章相累，小的像珠子剖开；涌起的像小丘，凹陷的像瓦缶；阳光照耀，熠熠闪烁，像萤火惊飞、闪电疾走；一片盐地纵横数步就可装满车辆，方圆一尺便有数斗。于是收聚在一起，堆积起来，洁白高大得像悬圃的山峦，明亮广阔得像太白山和狂山的水光；面对这种变化的神奇，最终简直无法推究。” 这样以后，驴、骡、牛、马运输盐货，向西出秦、陇，向南经过樊、邓，向北到达燕、代，向东越过周、宋；各家都获得制盐的利益，人人享用阴、阳、风、雨等六气的功用；用它调和军备和粮食，用于征伐和贡赋，它给予天下的利益，足以同大海分功，可以说是有所补益了。像这样怎么样？”吴子说：“魏绛说过：‘接近宝物，公室就会贫穷。’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先生说：“即使如此，这可以使百姓获利，却还没有达到真正对百姓有利的程度。”吴子说：“愿意听听什么叫民利。”先生说：“使百姓安于正常生活而得到所希望的东西，服从教化而对自己便利；各种货物畅通流行，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老人、幼儿、亲戚彼此保护，没有人把恩德施加于他们；不受兵刑之苦，不为赋税劳役所困，这才叫民利，也就是百姓自己得到利益。” 先生说：“晋文公称霸时，援助秦国、击破楚国，囊括齐、宋、曹、卫，分裂鲁、郑，震慑恐吓周王室，使周定都于温；奉受册命和赏赐，夹辅周王、整顿诸侯，成为诸侯之长。齐国会盟于践土，玉帛礼仪高低有序；天子依靠它来拥有诸侯，诸侯依靠它来保有自己的国家，百姓依靠它来保有妻子儿女并凭自己的劳力生活。叛乱者用武力夺取，归附者用仁爱安抚。推行德义，建立诚信谦让，表明必定实行的事情，明确前进的方向。禁止一种嗜好和风尚。春秋时期，公侯大夫献上文马，驾着华车，出入往来连续不断地进入国都；于是有五筵的厅堂、九几的内室，大小各有定位，左右各有秩序。禽兽、牢牲和馈赠交错陈列，礼文和朴质相应，声乐美好；宴饮时庭院中陈列礼物，宾主升降有序，喜欢赋诗，牺牲、象尊等礼器全都陈设出来；犒劳、赠赐、贿送，依照礼法而没有缺失。六卿治理军队，大戎、小戎，钟鼓丁宁作响，用来讨伐不恭敬者。兵车有万乘，士卒占天下的一半。击鼓就令人震动，举旗就使人畏惧。他的号令一发动，如同水源涌出，如同车轮旋转，没有不如其心意的。当这个时候，人民都能欢欣快乐地奉事他们的君上，所以晋国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喜好义理、勇于任事。这是凭借百姓的力量巩固自己，借仁义来役使天下；它的遗风至今还有留存，像这样，可以说是对百姓有利吗？”

译吴子说：“接近了，却仍然不是。那些霸主的用心，是牵引巨大的利益使之归向自己，聚集别人的力量来巩固自己，而把百姓放在后面。他们并非不知道，也不是通过教化使百姓归一；这与我刚才所陈说的不同。所以说，接近了，却仍然不是。” 先生说：“三河，是古代帝王曾经迁都的地方。平阳，是尧治理天下的地方。那里有茅草屋顶、简陋木椽和土制器具的制度，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节俭；那里有温和恭敬、能够谦让的德行，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善于谦让；那里有师锡等人共同说‘畴咨’的谋议之道，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喜欢谋划而深沉；那里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天下变得和谐的美德，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和顺而不发怒；那里有正直言论和警戒训诫，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忧思而畏惧灾祸；那里有无为而治、不多发言、垂衣而治的教化，所以当地人直到今天仍然安闲愉悦。这就是尧留下的遗风。愿意把这些告诉您，您认为怎么样？”吴子离开座位站起来，拱手说道：“美好啊，完善啊，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这正是我想听到的。节俭，就会使财物足用而不奢侈；谦让，就会遵守名分而推进善行，这样的道路不会引起争斗；善于谋划，就能通达远方而周全处理事务；和顺是仁的本质；警戒是义的实质；安闲愉悦，就能安定并长久坚持这种道路。真是达到极致了！如今皇上正使天下达到太平，举动都以尧为准则。先生的话，是道理中深奥的部分；如果果真能够进献给皇上，我知道实行起来一定很容易。把晋国的风俗用来统一天下，也就是这样罢了。” 我恭敬地拜了两拜，接受您的赐教。《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六 明代茅坤编撰 《柳州文钞》十 杂著 我读到子厚借物所写的赋文很多，大多是因为被贬谪到偏远边地，日月长久；在处理文书的闲暇中，情思所向，便写成文章来自我娱乐。他们的构思虽然不深远，但声调也接近《诗经》和《楚辞》。所以我把它们抄录保存下来。《乞巧文》这篇文章与昌黎的《送穷文》不相上下，但所占的地位低了一等。柳子夜里回家，从外庭经过，看见有人设置祭祠，摆着糕饵、馨香、蔬菜和水果，交错罗列，插着竹枝，垂下彩带，剖开瓜果，排列得像犬牙；一边拜一边祈祷。他觉得奇怪，便问这是怎么回事。女仆上前说：‘今年初秋，正值七夕，天女的孙女将要嫁给河鼓星。人们邀请她并祭祀她，希望幸运地从她那里得到灵巧，驱除笨拙，使手和眼灵活，擅长织丝、缝纫、裁制，不至于在心中有所阻滞，所以这样祈祷。’柳子说：‘果真如此吗？我也有很大的笨拙，或许可以趁此机会请求把它除去。’于是戴好冠帽，束紧衣襟，迈着急促的步子，屏住呼吸，侧身曲折前行，弯腰准备祭祀；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称臣上前说：‘下界的臣子，私下听说天孙在天上专掌巧艺，交错运转璇玑，编织经纬，使星辰形成文章，绣成黼黻来装饰天帝的身体，以此面对下界百姓。我敬仰您的圣灵，仰望您的光辉，已经很久了。如今听说天孙不愿独自占有从玄龟所得的贞卜，将要踏上石桥，经过天津，和神夫在银河边结为夫妻；两面旗帜展开，中星闪耀光芒，灵气聚合变化。值此良辰，幸而您暂时停下车驾，来到民间，降临我的庭院，曲意听取我的话。我有很大的笨拙，是智慧无法改变、医术无法医治、威严无法迁移、宽容也无法容纳的；即使乾坤的容量、海岳的广大，也都要包容它。我的身体非常微小，几乎无处落脚；蚂蚁尚且能安居土堆，蜗牛尚且能在壳中休息，龟、鼋、螺、蚌也都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作为万物之灵，进退都只有受辱；装作狂放，是局促受拘；勉强叹息，是虚伪欺诈；坦然自若，反而觉得惭愧。别人有了身体，行动就一定合宜，周旋往来能博得笑容，颠倒失措也能遇到嬉笑。自己所尊敬亲近的人，别人有时也会对他发怒；改变情感，迎合权势，钻营逐利，寻找机会，内心非常憎恶，却被他们认为奇异；忍住仇恨，假装喜悦，称赞奉承，随时迁就，究竟要坚持什么呢？我的内心常常使自己不改变，反而认为别人都是错误，竟然不怕被猜疑；即使名声被贬低、性命被断绝，也不辜负自己所了解的道理。别人拍手嘲笑，好像傲慢，贵人便张口发笑；我在旁边震惊，他们却不以为耻。我叩头匍匐，言语诡谲，使我畏缩羞惭，他们却大为高兴。我如果效法他们，就会引来众人的瞪眼怒斥。他们实在是

译极其巧妙，我的笨拙无可比拟。到了王侯之家，别人可以像狂犬一样对狱门吠叫；我走到百步之内，便喉咙喘息、浑身颤抖流汗，张目而退，魂魄逃散。那些巧于逢迎的人，却欣然缓步进入，纵情妄谈，像鸟兽摇尾，百般怒气全都消散。世途昏暗险恶，试着迈步就像走在漆黑中，左边低下、右边抬起，争斗冲撞，鬼神都恐惧惊悸，圣智都危险战栗；他们却消融一切，径直穿过，所到之处如同平地。这到底是什么本领？纵横行事而毫不顾忌，不是上天赋予的；那种智慧从哪里来，为什么唯独吝惜不给我？总使我蒙受玷辱和贬斥，喋喋不休、夸夸其谈，任凭嘴巴说话；迎合他人的喜怒，暗中揣测他们的憎爱；嘴唇一动，便直达对方的心愿，胶着般加以钳制，发誓至死不改变；探察人心，扼住胆气，跳跃前进却又受拘牵。他们即使假装退让，又怎么会真的得到呢？只是使我的舌头打结，使我沉默压抑、含冤不语；我掰裂眼角，流出鲜血，却一句话也不能说出。为什么上天要赋予我文章，却偏偏有这种奇怪的不公平？我写文章光彩耀目，琐碎排比，抽取黄辞对白句，啽啽哢哢地飞驰，四六骈俪，内有锦绣之心，口吐绣花之辞。宫调沉郁，羽调振越，仿佛笙簧一触即成；观看的人欢舞喜悦，夸说起来声如雷鸣。唯独使我的心沉溺，让我甘心衰老丑陋，愚昧昏暗、粗疏卤莽、朴拙迟钝、枯槁腐朽；不求一时的称誉，只等待长久的评价。我把价值万金的东西罗列出来，却不肯出售破旧的扫帚；跪着献给豪杰，他们却弃置不取。我皱眉蹙额，吐唾沫，捶胸叹息。大失所望地回来，满怀怨恨低着头。天孙掌管巧艺，而使我这个穷困的人如此，最终也不肯给我一点巧，究竟为什么如此残酷？我大胆愿求圣灵悔改所降的灾祸，怜悯我独自的艰难，赐给我妩媚姿态，改变我顽钝的面容，凿开我方正的心，使它合乎大圆通，拔去我拙讷的舌头，换入工巧的言语；使文词婉转柔美，步伐轻快便利，牙齿口舌更加美好，眉目增添妍丽；使我圆滑世故、善于逢迎，成为世人称贤的人。公侯卿士、五属十连都能交往。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够长久享受这种福分直到终身？话说完，又拜了两拜，叩头至地，俯伏等待。到了半夜，也没有得到答复，疲惫至极便睡着了。梦见有一个穿青袖、红衣裳的人，手持红色符节走来，告诉我说：‘天孙告诉你，你的话很苦。你所说的一切，我都完全知道。你可以选择并实行自己的道路，不嫉妒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你所希望的，你自己完全可以期待。为什么不这样做，却来欺骗我呢？因为你只知道以羞耻拒绝谄媚的外貌，宁可说淫靡的言辞来受辱，也不愿意尊贵；只求适合自己的本性。你的内心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还要妄自祈求？坚定你的内心，严守你所持守的道义；得到它是最大的收获，失去它也不会玷污卑下。凡是我所拥有的巧艺，都不敢施给你。传达命令后升天，你千万不要怀疑。’唉！上天所赋予的命运，不可在中途改变。我哭泣拜谢，欣然接受；起初悲伤，后来喜悦，抱守自己的笨拙终身至死，还有什么可忧惧的呢？《斩曲几文》经书说：‘弯曲也要有等级。’圣人从未完全排斥弯曲。子厚性情独自刚直，所以因此遭到世人的诽谤嫉恨；他斩断曲几的心情，在这篇文章中显露出来。天地间生长的植物，最可贵的是直，圣明的君主取用它，用来建立家国；纵长的做栋梁，平齐的做门槛，外部方正平直，内部房室严谨整饬，用它来制作几案，作为尺度和准则，君子凭借它来辅助自己的德行。末世过度追求奇巧，不以古代式样为师，砍断这种弯曲的木材，拿来限制人的肘腋；形状歪斜怪异，弯曲的程度靠欺诈和蛮力，器物形制奇邪，使用它来断绝绳墨；弯曲的身体狭陋，双脚危险偏侧，手臂不能舒展，胁下不得喘息。我为什么要收藏这种东西，使它扰乱人的常道？追究它的根源，只是树木本身残败，所禀受的气失去中正，生长时不完整；寄托在贫瘠的小土丘上，反复遭受冷热异常，郁结滞涩，衰弱艰难，不能顺利生长，于是损伤端直，变得离奇诘屈，缩头弯腰、突兀险峻，内部含有蝎子、孕育蛀虫，外来的邪气从中侵入；有时凭借先前留下的容貌，借此出售它盘曲的形态。患病的人却甘心接受它，制作器具来安置身体；那些风毒败坏形体，阴邪侵扰魂魄，祸气侵入骨骼，淫邪之气改变经脉，使身体偏斜、筋脉疲倦，营气失常、卫气逆乱，于是反而喜爱这种东西，认为适合自己

译。这种不祥的器物，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成为灾祸的媒介，怎么可以亲近它来招致祸患呢？况且人的常道极其厌恶弯曲，弯曲在心里就是贼害，在口中就是过失，在肩上就是驼背，在膝上就是拘挛；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人都斥责并远离它们，不让它们来到面前。问它们像谁？恶木、盗泉，朝歌听见乐声便回车，简牍上都记载着这些事情。燕昭王购买死马之骨，乐毅归附燕国；如今我斩掉这张曲几，以期望追慕古代贤人。对谄媚奉承应当警惕，对正直应当宣扬；使道理得以通达，专心奉行法则。唉，诸位君子，为什么不勤勉努力呢？既和谐又平正，就会得到上天保佑；去除邪恶要从细微处做起，谨慎地保持它的流传。《宽宥蝮蛇文》【并序】柳子不杀蝮蛇，胸襟也很广大。

译我家有个童仆善于捕蛇。一天早晨，他拿着一条蛇来拜见我，说：“这叫蝮蛇，冒犯了人，人就会死，无法医治。它又善于窥伺人，听到人的咳嗽、喘息和脚步声，便立即施展它无比猛烈的毒性，伺机巧妙地咬人，肆意加害。然而有时它不能伤害人，反而更加恼怒，就回头咬草木，草木立即枯死。后来人若来碰触死去的茎，仍会手指坠落、手腕拘挛、脚足肿胀，成为残废的疾病，所以一定要杀死它，不能留下。”我说：“你是怎样得到它的？”他说：“在榛树林中捕到的。”我说：“榛树林中像这样的蛇可以捕尽吗？”他说：“不可以，它的种类很多。”我对童仆说：“它住在榛树林中，你住在宫室里。它并没有主动接近你，而是你去接近它；你冒犯它而与它相斗，因而几乎送命。你把它捕来献给我，实际上是因为你强悍而又冒险，轻率地接近这种东西；可是如果因此杀死它，你就更加凶暴了。那些耕种收获的人、进山砍柴取草的人，都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土地，知道防备蛇害才进去；他们手拿耒耜和鞭子，拿着镰刀、棍棒来远避它们的危害。你现在并不是因为有所求才进入榛树林；你住处严密而平易，你的庭院既不侵入幽深之处，也不走入昏暗的地方，这种蛇怎么能够得到机会伤害你呢？况且它也不是喜欢做出这种样子。造物者赋予它这样的形体，以阴阳交错而成；又赋予它这样的气性。它的形体非常怪异偏僻，气性非常凶恶有害；即使它想不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正是唯一值得悲悯的东西，又有谁能责怪它、对它发怒呢？你不要杀它。”我怜悯它不得已而做成这个样子，便拍着它的脊背劝告并宽宥了它。劝词说：我悲悯你啊！上天造就你的身体，使你没有翅膀又失去脚，无法凭自身支撑。脊背弯曲，肋骨屈缩，只能曲折缓慢地爬行。眼睛像蜂和蝎子一样，颜色混杂如泥土。颈部紧缩羞怯，腹部曲折难行。鼻孔闭塞，牙齿如钩，只能从洞穴中出入，住在榛树林里。积蓄怒气盘曲不动，口含毒液迅速爬行。心意专门想伤害万物，暗中嫉妒，潜藏窥伺。你所禀受的本性就是这样，即使想变成青蛙或蚯蚓，哪里能够停止呢？你所做的恶，难道是喜欢这样吗？只是形体驱使着性情，自己不能停止。草一摇、风一动，百般毒害便一齐发作。头部拳曲，脊背隆起，吐着舌头，摇动尾巴；不发泄它的凶性时，就像已经生病一样。世人都对你寒心，只有我悲悯你。我将铲除庭院中的杂草，修整屋柱，在墙下挖坑并加固墙垣，严闭门窗，使幽深处不长杂草，孔穴缝隙不再形成。和你走不同的道路，不互相争斗。即使你有恶性，又哪里能施展呢？唉！造物者为什么如此不仁，巧妙地造出你的形体？既然禀受了这样的形体，怎么能不危害万物？伤害无辜，确实是你的本性。阴阳使你性情乖戾，假借你的愤怒和毒性来作恶，我又何必责怪你呢？即使把你杀戮、鞭打，也不过是把你放逐到荒野，让你自己求得最终的吉利。那些樵夫拿着镰刀，农夫拿着耒耜，若不幸遇到你，必然会除掉你的危害。他们用力一挥，你便应手碎裂。我虽然救活了你，恩惠其实已经很大了。若换作别人怀有不同的心意，谁会释放你的罪过？形体既然不能改变，你最终怎么能悔改呢？唉，悲哉！你一定会死吗？身怀毒性却不知道回头，怨恨郁结于内心。现在虽然宽免了你，后来又有谁来救助你呢？这是阴阳的过错，是造化的过错，道理究竟在哪里？难道不值得悲哀吗？《憎王孙文》【并序】也足以讽刺规劝。猿和王孙住在不同的山中，德性和本性也不同，彼此不能相容。猿的德性安静而持久，近似仁爱、谦让、孝顺、慈善；居处时互相爱护，进食时互相谦让，行走有队列，饮水有次序。不幸分离时，它们鸣叫得很悲哀；遇到灾难，就让柔弱的同类在内，自己不践踏庄稼蔬菜；树上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大家小心地守护它们。果实成熟后，才呼啸召集群猿，然后一起进食，欢快自得。山中的小草小树，它们一定环绕着行走，使它们顺利生长，所以猿居住的山林总是郁郁葱葱。王孙的德性躁动而喧嚣，争吵、号叫、喧闹不止，强横凶悍；即使成群，也不能彼此友善。进食时互相撕咬，行走没有队列，饮水没有次序，离散了也不挂念同类。遇到灾难，便把柔弱的同类推去送死，自己逃脱；它们喜欢践踏庄稼蔬菜，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树上的果实尚未成熟，就任意撕咬、抛掷，偷取人的食物，只知道填满自己的嘴巴。山中的小草小树，它们一定要欺凌、摧折、拉扯，使其枯萎才肯罢休。所以王孙居住的山林总是荒芜。因为这样，猿群多时就驱逐王孙，王孙群多时就咬杀猿。猿被迫离去，始终不与它们抗争。这样看来，世间最令人憎恶的东西，没有比王孙更甚的了。我弃居山间已久，见到它们的情形就是这样，于是作《憎王孙》一篇。湘水悠悠流淌啊，水上群山耸立。为什么这里郁郁葱葱而那里却枯败啊？原来善恶各自居处。其间的恶者是王孙啊，善者是猿。它们环绕行走，使草木顺利生长啊，停止暴虐残害。王孙啊，实在令人憎恶。唉！山神啊，为什么不把它铲除？王孙跳跃奔窜、叫嚣喧闹啊，冲撞眼睛，露出牙齿。对外败坏万物啊，对内争斗群体。排挤斗争，攻击善类啊，喧哗惊骇，披散纷乱。盗取百姓的食物啊，私自据为己有，毫不分让。塞满嘴巴，填饱肚腹啊，骄傲放纵，欢喜得意。嘉禾美木啊，硕大而繁茂。群猿披折争咬啊，使树株枯死，根部毁坏。果实成熟与否啊，都更加愤怒喧闹。居民厌恶痛苦啊，向苍天呼号。王孙啊，实在令人憎恶。唉！山神啊，为什么唯独听不见？猿有仁德啊，却受到驱逐而不计较。退避而优游啊，只以德行为准则。廉者到来而与之同道啊，圣人被囚，禹、稷受困。善恶合在一起啊，凶恶者就会被诛杀；小人结群啊，君子便离去。伟大的人物聚集啊，罪孽便没有余留。善与恶不能同处一乡啊，否泰、康困已经显示出盛衰盈虚。小与大本来就是如此啊，祸福也由此而趋向。王孙啊，实在令人憎恶。唉！山神啊，你为什么逃避而居呢？《吊屈原文》这篇文章不如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但文辞也明白爽朗。距离屈先生去世大约一千年了啊，我又一次被贬谪而漂浮在湘水之上。寻找先生沉没的汨罗啊，采摘蘅草、杜若来进献芳香。愿先生在恍惚之间回顾思念啊，希望陈述这番言辞而使它有所光彩。先生不肯随从世俗啊，只追求大道。支离困顿、仓皇奔走啊，遭逢的时代极其困苦。华丽的虫纹被荐于泥土啊，反而把羔羊的皮衣进献给君王。母鸡咿咿呜呜地乱叫啊，孤独的雄鸡却被捆住了嘴。嘈杂的声音环绕四周啊，足以堵塞耳朵。把大吕这样的正声说成粗恶之声而感到羞耻啊，反而焚烧抛弃稷黍。身陷牢狱却不知躲避啊，宫廷之中也无立足之处。污秽的道路被借来遮蔽污垢啊，却把荣华当作绣黼。屋椽折断，烈火焚烧啊，他们却嬉笑歌舞。谗言和巧辩喧嚣不止啊，反而把它们迷惑地当作咸池之乐。轻佻柔媚、弯曲羞惭啊，竟说美貌胜过西施。把谋议和忠言说成怪诞诬妄啊，反而塞住耳朵，远远拒绝。隐藏严重的痼疾而讳避不谈啊，却任用俞缓这样无可救药的人。先生为什么如此凛然啊，竟以严厉的针石之刑来对待自己。只是仲尼离开鲁国时，说“我的行程迟迟不进”。柳下惠坚持正道，又到哪里可以施行呢？如今世人议论先生啊，说：“为什么隐忍不发而怀抱这样的志向？”只有通达之人的卓异轨迹啊，才本来是僻陋之人所怀疑的。抛弃旧都而追随私利啊，我知道先生不忍这样做。站在那里眼看国家倾覆啊，也不是先生的志向。困穷和显达本来都不能改变志节啊，只是服从大道而守持义理。

译何况先生忠诚恳切啊，面对滔天大祸而不改变。沉下美玉、埋葬佩玉啊，什么幽暗之处会不因此发光？荃草蕙草被遮蔽隐藏啊，为什么长久不能散发芬芳？先生的容貌已经无法见到啊，文章却仿佛仍在眼前。寄托于遗留下来的篇章而叹息啊，泪水顿时充满眼眶。呵斥星辰，驱逐鬼怪啊，究竟谁能挽救这场覆亡？为什么雷电这样挥霍啊，假如只是制造这种荒诞迷茫。光耀美好的辞句，明白爽朗啊，世人果然因此把它看作狂妄。悲哀我心中的忧愤啊，独自郁积而更加悲伤。料想先生不愿说话啊，后世之人又能有什么希望？忠诚已经从内心激发啊，还是含忍而不长久发作。屈辱成为“屈”字的几分呢，为什么唯独焚烧在自己的心中？我哀叹如今做官的人啊，难道有人忧虑时政的好坏吗？享受君王的俸禄，却害怕自己享受得不够丰厚啊，悲伤自己得到的职位不能显达。退处自我约束而默默无言啊，说自己的言论不能实行。既然偷安的风气无法除去啊，难道还能忘记先生吗？《三戒》【并序】我一向厌恶世上的人，不知道推究自身的根本，却凭借外物来逞强；有的依靠势力去干犯不是同类的人，显露本领来激怒强者，窃取时机来肆意施暴，但最终都遭遇灾祸。有客人谈到麋、驴、鼠三种动物，似乎与这种情形相像，于是作《三戒》。临江之麋 临江有个人打猎，捕到一只小麋鹿，便把它养了起来。进门时，一群狗垂涎欲滴，摇着尾巴一齐跑来。那人发怒，吓唬它们。从此以后，他每天抱着麋鹿靠近狗，反复给狗看，使它们不要妄动。渐渐又让麋鹿和狗嬉戏，时间久了，狗都按照主人的意思行事。麋鹿渐渐长大，忘记自己是麋鹿，认为狗是很好的朋友，便用头顶撞、躺倒翻滚，越发亲昵。狗害怕主人，对它俯仰听从，表现得十分友善，但有时却偷偷舔舐自己的舌头。三年后，麋鹿走出门外，看见路上有许多外来的狗，便跑过去想和它们嬉戏。外来的狗见到它，又高兴又恼怒，一起把它杀死吃掉，尸体横陈在路上。麋鹿直到死也没有醒悟。黔之驴 黔地没有驴，有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把一头驴运了进去。到了那里，发现没有什么用处，便把它放在山下。老虎看见它，觉得是个庞然大物，以为是神，便躲在树林里窥视它。过了一会儿，老虎渐渐出来靠近驴，小心翼翼地观察，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天，驴大叫一声，老虎大为惊骇，远远逃走，以为驴将要咬自己，十分恐惧。但老虎来来回回观察它，发现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便渐渐熟悉了它的叫声，又在它前前后后靠近出没，始终不敢搏击。后来逐渐靠近，越发轻慢它，碰撞、倚靠、冲撞、冒犯它。驴禁不住愤怒，抬脚踢它。老虎于是高兴起来，盘算道：“它的本领不过如此罢了。”便跳跃咆哮，大声吼叫，咬断它的喉咙，吃光它的肉，才离去。唉！形体庞大，似乎很有德能；声音宏大，似乎很有本领。假如它不显露本领，老虎虽然凶猛，因疑惑畏惧，最终也不敢取它。如今竟落到这样的下场，真可悲啊！永某氏之鼠 永州有一家人，迷信忌讳特别严重，认为自己出生的年份正值子鼠，子鼠是神，于是特别爱护老鼠，不养猫狗，禁止童仆打鼠；仓库、粮仓和厨房，全都任由老鼠出入，毫不追问。因此老鼠互相传告，都来到这家，吃得饱饱的却没有灾祸。这家屋里没有一件完整的器物，衣架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饮食大多是老鼠吃剩的。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地和人一同走；夜里便偷窃、啃咬、争斗、横行，声音千奇百怪，使人不能入睡，但这家人始终不厌烦。几年后，这家人迁居别州，后来的人住进来，老鼠的行为仍和从前一样。那人说：“这些是阴邪一类的恶物，偷盗横暴尤其严重，而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于是借来五六只猫，关上门，揭开瓦片，灌通鼠洞，又让童仆张网捕捉。杀死的老鼠堆得像小山，丢在隐蔽处腐臭，几个月后才停止。唉！它们难道以为凭借吃得饱而没有灾祸，就可以长久如此吗？《谤誉》与昌黎的《原毁》相比，文章应当低一等，但也有许多俊逸的文辞。凡是人在别人那里得到毁谤或赞誉，也各有一定的规律。君子处在下位时多遭毁谤，处在上位时多获赞誉；小人处在下位时多获赞誉，处在上位时多遭毁谤。为什么呢？君子适合在上位，不适合在下位；小人适合在下位，不适合在上位。处在适宜的位置，赞誉就会到来；处在不适宜的位置，毁谤也会到来。这是一般情况。然而君子遇到乱世，不得已处在上位，那么他的道义必然违逆君主，而利益必然惠及百姓。因此毁谤只在上层流传而不能到达下层；即使可以杀戮、侮辱他，百姓仍然赞誉他。小人遇到乱世后得以处在上位，那么他的道义必然迎合君主，而祸害必然加到百姓身上。因此赞誉只在上层流传而不能到达下层；即使可以受宠、享富贵，百姓仍然毁谤他。君子得到的赞誉，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赞誉，只是他的善行显露出来罢了；小人受到的毁谤，也不是通常所说的毁谤，只是他的恶行暴露出来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处在下位而多受毁谤的人，难道全都愚蠢奸诈吗？处在上位而多获赞誉的人，难道全都仁慈聪明吗？那些既受毁谤又受赞誉的人，难道全都明辨是非、善于褒贬吗？可是世上的人听到这些话，便大为迷惑；只要从一个平庸人的口中说出来，众人就群起传布，并且不论远近都把它当作可信。难道他们只是不能褒贬而已吗？还因为受到好恶的蒙蔽、受到利害的支配，我又从哪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呢？孔子说：“不如乡里人中善良的，就亲近他；不善良的，就厌恶他。”善人很难见到，那么毁谤君子的人自然不会少；毁谤孔子的人也不会少。记载这件事并传下来的人，是当时显贵的叔孙武叔；没有记载下来的事情也一定不少。因此，处在下位就必然困顿。等到遇到时机、得到君主信任而处在人上，功业利益惠及天下，天下人都欢喜拥戴他，从前毁谤他的人，现在也跟着赞誉他了。因此，处在上位就必然显扬。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听到上位者的毁谤和赞誉，反过来考察它们，可以吗？”我说：“这种毁谤和赞誉也不能完全不听，只是要考察它们的来源罢了。”来源是善人，就相信；来源是不善之人，就不要相信。假如我不能分辨善人与不善人，那就算了。若有人毁谤或赞誉别人，我一定考察其来源，不敢因为说这话的人多，就举众相信。若这些毁谤或赞誉涉及我，我也不敢因为说的人多，就感到荣耀或恐惧。假如不了解我，却说我是盗跖，我又何必害怕？假如不了解我，却说我是仲尼，我又何必荣耀？能否知道我的人是善是恶，不是我果真能够明白的；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成为善人罢了。《对贺者》是解嘲、释谑一类文章的遗篇。

译柳子因获罪被贬到永州。有个从京师来的人，见到我后说：“我听说您因获罪而被斥逐，我正要来慰问您。如今我看您的面貌，浩浩然有开阔达观之色，看来您已经能够通达了，我没有什么可慰问的了，冒昧地改为向您道贺。”柳子说：“您果真只根据外貌来判断吗？这样说也可以。然而我难道是这种没有志向的人吗？只是姑且认为忧愁对道义没有益处，所以才表现成这样罢了。我的罪过很大，正逢皇上用宽缓的原则治理人、以和谐安定天下，所以我能够留在这里。凡是我的贬斥，已经是幸运了；如果还要忧愁，又为什么呢？作为天子的尚书郎，谋划建议没有机会陈述，反而被群小结党排斥以求取名声；怕羞受辱，等待不可预料的诛罚，假如是普通人，谁能不汗流发抖、感到危险恐惧而忧惧不安呢？我曾经静处思考，独自行走求索，想到自己对上不能在圣朝中列名任职，对下又不能奉守宗庙祭祀、亲近祖先丘墓，只想苟且求生、侥幸存活，希望宗族传续不至断绝。因此使自己的心放纵开荡，使自己的形体往来游荡，茫然如登高远望，溃散如乘船入海却无处可去，所以面容才是这个样子。您如果真因为我浩浩然的外貌而向我道贺，那么谁能承受这份道贺呢？唉，嬉笑中的怒意，超过怒目裂眦；长歌中的悲哀，超过放声痛哭。哪里知道我的浩浩然，不正是忧愁到了极点吗？您还是不要再说了。” 《愚溪对》柳子自我嘲解，也借此自我矜持。柳子以“愚溪”为名居住在那里。过了五天，溪神夜里托梦说：“您为什么侮辱我，使我成为愚溪呢？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名称本来就应当跟随它。如今我果真是这样吗？”我听说闽地有条水，生出毒雾和厉气，中了它的人就会发热、昏沉、呕吐、腹泻；水中藏着石头，水流奔腾，连船只都会被冲毁解体。有一种鱼，长着锯齿和锋利的尾巴，却有兽足，以人为食；捕食时必先把人截断再跳跃扑击，然后仰头吞食，所以那条水叫恶溪。西海有条水，水势散漫涣散而没有力量，连芥菜叶也承载不起，投入东西便使它飘散下沉，到达水底才停，所以叫弱水。秦地有条水，牵引着泥淖，搅混沙砾；看去不过一寸，凝视它却像斜看墙壁，深浅险易都昏暗不可辨，于是它汇合泾水、渭水来显露自己的污浊，所以叫浊泾。雍州西部有条水，幽深险峻如黑漆，不知道它从哪里发源，所以叫黑水。恶、弱是六种极恶之名，浊、黑是卑贱的名称。那些水承受了这些名字，经历万世也不改变，是因为它们确实具有相应的实情。如今我非常清澈美好，为您所喜爱；又有功用可以惠及田圃，力量可以承载方舟，早晚都有人渡过。您有幸选择居住在我这里，却用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名称侮辱我，说我是愚溪，最终看不见我的德性，反而任意诬蔑我，难道终究不能改掉这个名字吗？” 柳子回答说：“你确实没有‘愚’的实际情况，但因为我愚而独独喜爱你，你怎么能逃避这个名称呢？况且你没有见过贪泉吗？有个向南方去的人，饮了贪泉的水，看见交趾宝货很多，光彩充满眼睛，便想着用两只手从左右攫取，藏在怀中；这难道是泉水本身的实际情况吗？只是有人经过它而产生贪心，仍然因此得了‘贪泉’的名称。如今只有你招来愚人居住在这里，长久停留不肯离去，即使想改掉这个名称，也不可能了。贤明君王在位时，聪明的人受到任用，愚笨的人退伏不用。受到任用的人适合靠近王都，退伏不用的人适合远离王都。如今你所在的地方距离王都三千多里，偏僻曲折而隐蔽，和蒸腾郁结的瘴气、蜗螺蚌蛤一同存在；只有触犯刑法、遭受斥辱、愚陋退伏的人，一天天不断地来游玩你，纷纷前来守居你处。你想成为聪明之溪吗？为什么不招来当今聪明敏锐、掌握天子有关官署权柄、能够使天下生育成长的人，让他们经过你这里，而只让我独自居住？你既然不能得到那些人，却被我这个愚人所占有，这就是你的实际情形。你已经成为愚溪，却还认为这是诬蔑，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溪神说：“确实如此。请问您的愚，究竟怎样才能达到我这种程度？”柳子说：“你想彻底探究我的愚吗？即使穷尽你所流经的地方，也不足以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使你断绝所有水流，也不足以沾湿我的笔。” 姑且向你略略说明：我茫然空洞，仿佛什么也不知道；冰雪交加时，众人穿皮裘而我穿葛衣；暑气炽烈时，众人顺着风而我却迎着火。我放荡奔走，不知道太行山不同于九条大道，因而使自己败亡。驾车放任驰游，不知道吕梁山水不同于安静的水流，于是沉没其中；我的船和双脚踏进深坑，头撞木石，冲撞荆棘，跌倒在毒蛇蜥蜴之间，却不知道害怕警惕。这有什么妨碍？又能得到什么？前进不以为满足，退后也不以为受压抑；荒凉、昏暗、沉默，最终不能自我克制。这就是我的大致情形。愿意用这些话玷污你，可以吗？于是溪神深思叹息说：“唉，已经足够了，这确实达到我的程度了。”于是低头惭愧，抬头长叹，涕泪交流，举手告辞。天色忽明忽暗，醒来后不知道溪神去了哪里，于是记下了这篇对答。《设渔者对智伯》讽刺贪得无厌而招致敌人的人，文章也极力摹写。智氏灭掉范氏、中行氏以后，野心更加膨胀，联合韩氏、魏氏围困赵氏于晋阳。智伯瑶乘船来到赵氏水上，又往来察看水流的源头，力求迅速攻取晋阳。有一群渔夫，其中一人坐在那里捕鱼。智伯感到奇怪，便问他：“你捕鱼有多久了？”渔夫说：“我起初在河中捕鱼，现在在海上捕鱼。如今君主统治这样大的水域，所以我来到这里。”智伯说：“你捕鱼的情形怎样？”渔夫说：“我从小喜欢捕鱼。起初我在河里捕捞，有魦、鱮、鳣、鰋等鱼，它们不能自己找到食物，因为喜欢我的鱼饵，每天能捕到上百条。我认为它们太小，便离开那里，来到龙门之下，等候大鲔鱼。鲔鱼到来时，跟随着数万条鲂鱼、鲤鱼，流着口水和涎沫，后面的鱼也能得到食物。然而它们饥饿时，也反过来吞食后面的鱼，更加放纵力量，逆流而上，希望变成螭龙。等到撞上大石，巨浪纷飞，鳍折翼秃，翻滚跌倒，顺流而下，曲折昏乱，绕着沙洲水湾却无法出去。先前跟随它们的大鱼，幸而啄食了它们，我也空手得到一些，仍然认为太小。我听说古代有个渔夫叫任公子，他捕到的鱼更大，于是离开这里到海上，向北漂到碣石，寻找大鲸鱼。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渔具，就看见大鲸在渤澥尽头驱赶群蛟、追逐肥鱼，震动大海，簸荡巨岛；一口就吞食几十条像船那么大的鱼，勇猛而不停止，贪食而不能满足，向北逼近碣石，终于枯死在那里。

译先前被它当作食物的鱼，反过来共同吞食它，我也空手得到一些，仍然认为太小。我听说古代有个渔夫叫太公，他捕到的鱼更大，曾经钓得文王，于是舍弃那里来到这里。”智伯说：“如今你遇到我，又会怎样？”渔夫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事情的端绪了。起初晋国的豪门如栾氏、祁氏、郤氏、羊舌氏等有十多个，不能自保，因为贪图晋国的利益而看不见其中的祸害，君主的家族和五卿已经把他们分裂吞食了。这与魦、鱮、鳣、鰋没有不同，脑浆流尽、骨头腐烂在君主的鼎中，可以作为惩戒了。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如范氏、中行氏，贪图别人的土地田产，侵夺别人的势力，羡慕诸侯的地位，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君主和三卿又把他们分裂吞食了。剥掉鳞，切碎肉，剖开肠，砍下头，丢弃其余的骨骸和鱼卵，没有一样不陈列在祭器中。这与大鲔鱼没有不同，可以作为惩戒了。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吞并范氏、中行氏来增加自己的肥大，仍然认为不够；力量越大，索取食物越没有满足，驱使韩、魏作为群鲛，来追逐赵氏这条肥鱼，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贪食肥肉的势头将不会止于赵氏。我看见韩、魏害怕祸患将要波及自身，也幸灾乐祸地希望君主被困在晋阳，因为君主的眼睛已经动摇了。然而君主却傲然以为一切都已经摆在刀俎之上，正要磨利自己的舌头。我还有所担忧！如今辅果已经舍弃宗族而退走，不肯共同承担祸患；叚规怨恨深重，正在谋划，而君主还不醒悟。我担心君主会像大鲸一样，头在邯郸被剖开，鳍在安邑被摧折，胸部在上党被剖裂，尾巴在中山以外被斩断，肠子流落在大陆，成为鱼干肉脯，填满三家子孙的肚腹。这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原因。否则，君主的勇力难道比文王还强吗？”智伯很不高兴，最终还是没有醒悟。于是韩、魏与赵联合灭掉智氏，把智氏的土地三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七 明代茅坤撰 《柳州文钞》十一 碑 我读子厚的文章，他议论的地方大多刻削峭拔，记写山水的地方大多幽深旷远。至于墓志、碑碣，他在任御史和礼部员外郎时所作的，多有六朝遗风，我不收录。只选录他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后，稍微隽永的文章若干篇，以此见其风骨气概；但数量当然远不如昌黎。《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仲尼的道，与帝王教化相距有远有近。唯独柳州，古代是南方夷地，梳椎形发髻，穿草木衣服，互相攻劫争斗，即使唐尧、虞舜的仁德也不能使他们柔顺，秦、汉的威力也不能使他们畏服。到了有国家建制，才开始遵循法度，设置官吏、进奉贡物，都像中原地区一样戴冠束带、遵守法令；逐渐推行文教，学习者谈论尧、舜、孔子，仿佛从身边取来一样；手执经书，引用仁义之说，转身便恭敬应诺。中原士人有时还以此为忧患。这样以后才知道唐朝的恩德广大而深远，孔氏之道尊贵而光明。元和十年八月，州里的文宣王庙屋宇损坏，几乎毁坏。神位刺史柳宗元刚到任，深怕自己不能承担修复、使教化根基坠毁的责任。丁未日举行祭奠，原定礼法因时事而不能施行，于是合并初献、亚献、终献；三位官员穿着布衣，拿出节省下来的财物，购取土木金石，征集工匠，雇佣劳力，修完旧物并增建新构。十月乙丑日，王宫正殿建成，于是安置神灵的居处，整顿礼法的庭院，恭敬地接待群吏。选定吉日，柳宗元向文宣王神灵告祭说：“从前孔夫子曾想居住在九夷之地，那时门人尚且对圣人的话有所疑惑。如今孔夫子去世已经一千多年，他的教化才开始实行到这个地方，使这里的人去掉鄙陋而以儒道为根本，孝敬父亲、忠于君主，言谈涉及礼义，更何况孔夫子巍然光明地降临在这里，教化熏陶他们呢？只是孔夫子以神道设置教化，我如今不敢不敬重、顺从这种教化，以安定您的神灵。追念您的告诫教导，就像仍然在眼前。如果神灵确实在这里，我怎敢不恭敬居处而仍然鄙陋，不改变您从前的教言，重申陈述，庄严祭祀，永远尊奉。于是立下丽牲碑，碑刻在庙门。” 《箕子碑》总的只是谢枋得摘出的几句话，解释得最为精妙。凡是大人的道有三种：第一是端正自身以应对患难，第二是效法先圣以传授圣道，第三是教化惠及百姓。殷代有位仁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种道并立身于世，所以孔子叙述六经中的大道，对他尤其殷切。当纣王在位时，大道悖乱，天威的震动也不能使他警戒，圣人的言论也无处施用。进身而死以与国家同命，固然是仁，却无益于殷代宗祀，所以不这样做；委屈自身以保存宗祀，固然是仁，却等同于眼看国家灭亡，所以又不忍这样做。具备这两种道而有所行动的人是有的，于是他保全自己的明哲，和纣王一起俯仰进退、隐晦自处。这种谋略和典范被辱没在囚徒奴隶之中，处于昏暗却没有邪曲，倾颓却没有停息。所以《易经》说：“箕子遭受明夷。”这正是端正自身以应对患难。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得以恢复正道，他才出面制定大法，成为圣人的老师。周人因此能够安排伦理秩序，建立大典。所以《尚书》说：“把箕子带回来，作《洪范》。”这就是效法先圣、传授圣道。等到被封于朝鲜，他推行道德、教训风俗，只要有德便不鄙陋，只要是人便不疏远；用此扩大殷代宗祀，使夷人化为华夏之民，这就是教化惠及百姓。三种大道全都汇聚于他一身，天地变化，而我获得了其中的正道；这难道不是大人吗？唉！当周代的时机尚未到来、殷代宗祀尚未断绝时，比干已经死了，微子已经离去。假使纣王的罪恶尚未成熟便自行灭亡，武庚考虑到祸乱而图谋保存国家；假如国家没有这样的人，谁能与他一起兴复治理呢？这本来就是人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先生隐忍而这样做，难道是对这件事有所志向吗？唐代某年建立庙宇，汲郡按时祭祀先生；赞美先生独自列入《易》象，作这篇颂。应对患难而保持正道，效法先圣以传授圣道，谋划保存宗祀，使夷人增多而得到安宁。光明伟大的大人，处显处晦始终不变。圣人的仁德，道与盛衰相合；明哲之德存于自身，不因做奴隶而鄙陋；谦冲退让而居于礼，不因独自称王而自满；地位崇高却没有危险，地位卑下也不可逾越。既不以死殉国，也不离去，有心怀念故都；时运屈抑而终能伸展，最终成为世人的楷模。列入《易》象，与文王同为先例；光明大义宣扬昭著，崇奉祭祀因而真实可信。古代缺少歌颂先生的文辞，后来的儒者将继续完成它。《武冈铭》【并序】在各种铭文中，这一篇似乎较为优秀。元和七年四月，黔地、巫地东部边鄙的蛮獠杂乱骚扰，盗取并玩弄府库兵器，贼人胁迫守帅。南方钩牂牁以外的部族互相引诱，西原设置首领、拥立统帅；杀牲畜、订盟誓，洞穴山林间呼啸成群。皇帝下发铜兽符，调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的军队，从四面征讨。那些人害怕获罪，凭险阻拒守，逃走的道路上没有立即被诛杀。当时只有潭部的戎帅、御史中丞柳公绰训练并树立将校，率领五百士卒驻扎武冈，军势不震动、不退缩，如山如林。他们宣告天子的威严命令，表明清楚、诚信、顺服的态度，叛乱者非常恐惧。他们看待柳公的军队如同百万大军，看待柳公的命令如同风雷。怨恨号哭、呻吟叹息的人，都庆幸有地方申诉；纷纷丢下兵刃伏地，希望保全父子关系。最终他们成为忠信之人，奉行职责，输纳赋税，进奉贡物，逐渐接近华夏之人，不敢不恭敬。其母亲、弟弟、儿子、女婿接连从潭部前来，都被送到朝廷。皇帝嘉奖休美，更新他的命令。凶恶首领和同党改变面貌，向往教化，如同醉酒醒来、疯狂安定。柳公如同药石，使他们恢复本性。诏书特别表彰他，升任临江、汉水一带的职务，军队增加三倍。成为当时的重臣，镇守大邦；文儒之臣庄重和善，却建立了这样的武功。于是夷人刚刚又听说柳公将离去，便一同高声跳跃，流泪呼喊，如同寒冷时失去皮衣。从前柳公不夸耀斩获首级，把它当作自己的才能，而是专心致力于教诲，使这个邦国得以安定。我们这些老者和幼者，都由于柳公的仁德而得以保全；小的没有成为毒蛇蝎虫，大的没有成为鲸鱼大鱼。恩德深重，事迹特殊；他不只亲近我们，还惠及远方，实在无法追报。希望刻铭武冈，首先用来慰藉我们的思念，彰明我们的族类，告示我们的子孙亿万年，使我们奉行国家法令如同柳公的忠诚，使邻近之地怀念我们如同柳公的勤劳。铭文如下：黔山高峻，巫水曲折。鱼儿惊骇离散，野兽侵扰残害。门户恐惧，山谷逃窜，披散掠夺，战乱仍未停止。王师前来诛讨，众人因此以死求缓。柳公明察而不疑，柳公诚信而不欺。援助军队，安定命运，使邦国得以端正。皇帝的仁德如天施降，使我们恢复本性。我们的道路四面闭塞，是柳公为我们指示门径；我们愚昧至死，是柳公为我们显示恩德。已经保全骨肉，已经亡失的又得以生存。奉行柳公的教训，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起初是盗贼，因为柳公而成为仁人；我们起初是仇敌，因为柳公而成为亲人。山中捕猎，水泽取鱼，向都城输纳赋税。开凿洞穴，砍伐树木，建成房屋安置亲族。宰杀牲畜来祭祀，柳公接受长寿的福佑。用蓍草占卜，柳公应当享有百般福禄。皇帝赞美柳公的功劳，升任他到大邦。柳公远远离开我们，谁来继承他的美善？有丹砂之穴，有犀牛之角。不是说我固执，而是柳公不可用财物贿赂。祈祝邻近之地的德业，永远遵循柳公的法则。勉励我们的后世，永远谨慎遵守国家制度。南方夷人作诗，刻石以示后来子孙。《覃李子墓铭》文笔纵逸跌宕。

译覃季子这个人，生来喜爱读书，家境非常贫穷，却尤其耿介独立，不肯随便接受施舍。他阅读经传，讲说其中义理；从几家著作推及《太史公书》、班固的书，下至当代著作，横向纵向钩连贯通，又涉及几十家，合编成书，称为《覃子史纂》。又取《鬻子》《老子》《管子》《庄子》《思子》《晏子》《孟子》，下至当代著作，其学术范围从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直到狗、猪、草木，凡是对世人有益的，都编入《子纂》，又有一百多家。他专心于求知，不把做官当作要务。黜陟使取出他的书，以他的姓名上报，授予太子校书之职。某年某月某日，他死于永州祁阳县某乡。临死时叹息说：“难道要有学问却困穷吗？还是要没有学问却富足吗？难道要耿介而困顿吗？还是要混浊而得志吗？”葬在本乡。后来过了若干年，柳先生来到永州，忧伤他的文章没有在世上显扬，便寻找他的坟墓，刻石作铭。铭文说：困顿于一生，却使自己的学问独自丰盛；富足于外物，却使自己的名节受辱。这是唐朝故人张公的墓志铭（附序）。张公生前官至中散大夫、捡挍国子祭酒，兼任安南都防御史中丞，奉命充任安南本管经畧招讨处置等使，获授上柱国，封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汉光武帝中兴时，马援怀有雄视绝域的志向；晋武帝统一天下时，陶璜向异俗之地施布恩德。治理随着德行而成就，功劳与时势一同并进。如今皇帝重新承受光明的天命，广大恩德覆盖海角；当时只有张公恭敬地恢复前人的功绩，使交趾的治理延续于前人。张公名某，字某某，是某郡人。曾祖彦师，朝散大夫、尚书驾部郎中；祖父瑾，怀州武德县令；父亲清，朝议郎、试大理寺丞，追赠右赞善大夫。他们都有美好的德行，积累下来成为后世的余庆。张公内守忠诚严肃，外以文才显扬。推究经术以修饰吏治，依据法律治理以安定人心。起初任蕲州蕲春主簿，处理政务敏捷干练，声名显著；继而升任左领军卫兵曹，任安南经略巡官，申明巩固防守而有声誉，声名显著流传，转任金吾卫判官。三次经历御史之职，功绩和才能宏大，扬名于朝廷。加任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改任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又转任郎中，任安南副都护，赐紫金鱼袋，充任经略副使。升任检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任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张公自从做官以来，熟悉海邦事务；凡是他治理、考核、勤劳并施惠的地方，他一旦长期离去，夷獠就称乱；他再次到任，盗寇便归顺而受到教化。等到奉命专门征讨，他得到陈嘉谟，发誓拔除祸乱根源，使他们纳入夷狄应遵循的轨道。于是命令统一贡奉，公平赋敛，治理百姓完全安排妥当，制定国家完备的刑法制度。道路阻塞的使它畅通，偏僻之地的各种货物也具备，储存堆积足以供五人使用；军队出征没有粮草不足的呼喊，修缮完备营垒器械，控制兼有戊己之位。文单、环王依仗力量背弃道义，张公于是陆路连接战车，海上会合艨艟，两次出兵就彻底消灭他们，拓展数圻土地，归入我朝治理。乌蛮酋帅凭险恃强而轻视德义，张公于是对外申明皇帝威势，对旁近广泛传播明信，一次行动便使他们的首领全部入朝，取得二十州，使其接受华夏风俗。他们脱下皮帽，换上冠带；把奸邪化为诚敬，全都采用周礼，遵循汉朝仪制。张公担心渡海的战事有时成功、有时覆败而无所凭借，于是开凿连乌，开辟平坦大道，仿佛鬼神来相助，所用人工很少。沃日的巨大险阻被束成通行的沟渠，摩霄的高险之处被开凿成高岸，从此永远享受便利。张公忧虑疆场的制度此一时彼一时，不能长久固定，于是重新恢复铜柱作为正制；鼓铸施行之后，精密坚固的制度建立起来。在坚固的边防之下，黑白分明；荒野的防守，比丘陵还险要；万世都没有忧患。奇珍美货充满玉府，异域的风俗和各类人物充满藁街。皇帝屡次下优诏表彰他的忠良，太史接续记载他的功业；就地加任国子祭酒，封为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前后两次增加勋阶，达到上柱国；三次增加官秩，升至中散大夫。某年某月，他死于任所，享年若干。天子震动哀悼，悼辞格外深切。第二年，他的遗孤某官职，与族人号哭扶持灵帷，率领家中长老，向叔父延唐县令某请示，在潭州某原选择墓地安葬，定于某月某日。众人的谋议都一致，龟兆也接连显示吉祥。于是刻下这块石碑，彰明张公的门第功业，记录在墓穴中，以告知幽明两界。铭文说：周代划定荆山衡山的边界，秦代开拓百越；交州的治理，是炎汉所设置。德行广大，远方前来归服；道义消失，便自行断绝。伏波将军南征，汉朝威势因此显赫。宛陵向北归附，晋朝政治于是兴起。我唐朝流布恩泽，光照有界之地。皇帝中兴，授予武城张公斧钺。武城严肃庄重，只有先生明哲。屡次经历辅佐和赞助的职位，声名显扬而昭著。既然承受美好使命，便掌握崇高节操。筹划谋略，守持廉洁。厚待农民，减轻征税，不像貉和桀那样残暴。疏通商路，平抑物价，来往者无不喜悦。翻越山岭，跨过海洋，使鹤列般的阵势坚固。制造器械，充足兵力，击溃蚂蚁般聚集的叛乱。乌蛮屈服，文单灭亡。安抚远方，开拓疆土，接受朝见而通达天阙。铜柱于是恢复，环绕山岭，开凿海路。没有遭遇侵犯，谁也不能越过。珍宝贡物遍及极远之地。皇帝赞美已成的德业，表彰张公显赫的门第。增加官秩和勋阶，封土于是分裂而广布。地位还未达到元侯，年寿却没有超过大耋。邦人号哭，夷裔悲咽。选择葬在长沙，连绵山冈中开掘墓穴。书写铭文，进献悼辞，德音永不缺失。唐荆川说：这是另一种体格，是六朝文体。

译《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事迹奇特，文章也奇特，是自古以来的绝调。贞元十八年某月某日，天水人赵公矜四十二岁时客死柳州，官府将他安葬在城北郊野。元和十三年，遗孤来章刚刚成年，从襄州徒步前来寻找父亲的坟墓，却没有找到。他查阅文书，想从中确定父亲的姓名，但相关的人都已经去世，没有人能够知晓。来章每天在野外哭泣，共十九天；在人力穷尽之后，才姑且求助于卜筮。五月甲辰日，他请秦誗占卜墓兆，秦誗说：“金侵蚀了墨色，而火以此为贵；他的墓正对着丑方，在道路右边，南面有贵臣的坟墓，墓土就是守墓之土。”乙巳日，他在野外遇到一个西方来的人，那人深目多须，便向他询问，果然得到了实情。于是过了七天便挖掘坟墓，终于见到了父亲的遗体。第二天又到野外寻找，有个老人拄杖向东走来，来章问他：“这不是从前赵丞的儿子吗？我的坟墓靠近曹信的墓。”唉！如今那里已经夷平了，距社坛正北二百步，我替你在这里标记吧。辛亥日开土，里面有棺木；挖开后，绯色衣服、緅色被衾以及赵家原有的物品都在。州中人都为此流泪，这实在是来章的孝心感动了人。神灵把这件事托付给老人，又使它与龟卜的结果相合；否则，怎么会这样协调呢？六月某日启程，某月某日将赵公安葬在汝州龙城县期城原野。夫人河南源氏先已去世，也迁来与他合葬。赵矜的父亲名渐，任南郑县尉。祖父名倩之，任郓州司马；曾祖名▯安，任金紫光禄大夫、国子祭酒。赵矜起初凭明经科出仕，任舞阳县主簿；蔡师反叛、战事发生时归附朝廷，升任襄城县主簿，赐绯鱼袋，后来任襄阳县丞。他的墓，自曾祖以下都依照官位排列。那时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参与处理此事，哀悯赵矜，便写铭文为他表彰。铭文说：“秦誗替他携掖，曹信替他标记；他有朱色绶带，神灵将他一一排列。”来章诚恳至极，神灵实在怜悯你，赐给你一位老人，把兆辞告诉你；神灵欢欣起舞，跟随你的父祖。你的孝行有了终结，福气应当由此相伴。百越之地草木茂盛，羁留的鬼魂彼此相望；有儿子这样孝顺，独自把父亲送回故乡。泪水充满铭文，表彰你，使后人永远不要忘记。《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气度神采仿佛可以捧取；文句也经过淘洗锤炼。孟氏的孤子遵庆奉父亲的遗命，写了九篇文章和一篇行状，前来告诉我说：“某月某日，先君去世；某月某日，将葬于某处，谨请您撰刻墓辞。”唉！孟公从代理左赞善大夫、桓王司马、太常少卿，做到义成军中军兵马使。当时他的主帅魏国公躭任宰相，命公兼任左领军卫将军。德宗、顺宗以及当今皇帝在位时，公在朝廷任职九年，升朝议大夫。居丧期间，赵地用兵，朝廷起复他，让他仍任旧官，任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掌管牙军。赵地战事结束后，他不再接受俸禄而离职。服丧期满后，授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兼安州防遏兵马使。后来贬为柳州司马。公曾辅佐魏国公平定襄阳、安定梁州，建立义成军。魏公宏大奇伟，公能够承担军政事务，因此又任卫将军、神策军使。他恭敬廉洁而有行动力，懂得礼节。讨伐赵地时，他坚定地修筑堡垒，向部下发誓死守；法制明白完备，任何权势都不能改变。进取时不躲避祸患，退处时也不败坏礼法。安州逼近寇盗，骚扰很多，军政事务全都一并处理，属吏却借文书来牵制他，所以被贬。第二年，朝廷在蔡地用兵，朝廷诸公以及外地诸侯，都替公请求复职。还没有等到征召，病气攻入肺部而溢出，水液浮泛于皮肤，于是去世，享年六十岁。公内心专一坚定，外表严肃；他曾站在庭院中，令人望之毅然，仿佛图画中的形象、雕刻的塑像。听到国家有难，便常常不吃不睡，筹谋思考，愤怒叹息，因此病势无法医治。曾祖某，任某官，名讳某；祖父某，任某官，名讳某；父亲某，任某官，名讳某。公名常谦，儿子遵庆，弟弟名某。铭文说：鲁国仲孙氏一族，世代都有孟贲那样的勇武；又有如光武、轲那样的儒者。绍承圣公，传授师法，用以教导军政；执掌考核，以功劳成就事业，人人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朝廷人才济济，冠冕礼服因此增光。墨家并不追随利益，终身服役而又复任军职；忠孝极其明白，君子的德行由此彰显。从前云中有六级之事，后来下级官吏又在安州刺杀公；法律也可以议定，把他贬黜，流伏于南方荒远之地。豪杰之士为之抽泣，听到国难便受到激励，废食停眠，精神离散，病气阻塞胸膈，最终没有成功。朝廷大臣进言，侯伯们上表，皇帝的命令将要施行，公却忽然倒在京城。代山高峻挺拔，栽植柏树和松树；那树下的姓名是什么？是忠孝的孟公。《永州刺史崔君权厝志》。风采神情似乎可以亲手捧取。博陵人崔君凭进士身份进入山南西道节度府，起初任掌书记，后来任府中留后，共五次调职，六次升官，做到刑部员外郎，出任连州、永州两州刺史。尚未到永州，连州人便控告崔君，御史依据奏章审理，定罪后流放驩州。崔君的幼弟向朝廷申诉，天子罢黜连州节度使，撤掉御史，将小吏减死发配到荒远之地，但崔君却未能恢复官职。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去世。孤子处道和守讷护送崔君的灵柩，渡过海水时不幸遇到暴风，两个孤子都溺水而死。七月某日，灵柩抵达永州；八月甲子日，草草葬在社坛围墙北面四百步处。崔氏世代以文章传家，崔君又更加精工；他博通古今，办事周详，反应敏捷，善于谋划。南面击败蜀地敌军，西面抵御戎族军队，所有谋略都出自崔君。后来服食五石散，患疮病而且神志错乱，所以不能保持早年的成就。如今还留下五个成年儿子。夫人河东柳氏，德行高硕、品行贤淑，比崔君早十年去世，葬在长安东南少陵北面。崔君因流窜而死，家中又遭海上灾祸，力量不足以迁葬合祔。三年后将恢复正式安葬，如今只记载其中一两件大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曾祖名鲵，父亲名晔，世代都是文儒之家，积累深厚；删取其名，字子敬，享年五十岁，再增加二年，葬在湘水之滨，并非他的故乡；三年以后，墓志之辞应当完备。

译《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凌君与子厚同因附和王伾、王叔文一党而获罪，被贬。某年某月某日，尚书都官员外郎、和州刺史、连州司马富春人凌君，名凖，死于桂阳佛寺。此前六月，他告诉州刺史博陵人崔君说：“我曾学习黄帝的医书，能够切脉诊病。如今我的肝脉沉伏而涩，肾脉浮而呈代脉，看来活不过今年腊月就会死，这是很确定的。我所学习的孔氏之道在于忠孝礼信，但事情竟然大错，终于不能在世上有所建立，这是命运。我作为臣子，无法使国君之道彰明；作为儿子，也无法使家道成就。下则得罪于人，被贬谪迁徙到丑陋荒远之地；上则受到上天的惩罚，降下疾病。我无法抵御这些，冒昧地把后事托付给你。”他又告诉一位修习老氏之道的人说：“我生于辰年，如今寄寓在戌地；辰戌相冲，我的命运和脉象都符合死亡，难道我要死了吗？我的罪过很大，担心不能把灵柩运回故乡。这州南面有一座大冈，如果不让我吃，就把我葬在那里，我非常乐意。你就把我葬在那里吧。”到他去世时，事情全都如他所说。孤子夷仲、求仲因为先父生前称赞我的缘故，恳切地请求我撰写墓志。唉！君字宗一，以孝悌闻名乡里。杭州刺史常召他来教导属下。他读书作文，著有《汉后春秋》二十余万字，又著《六经解围》，另有文集尚未完成。他有谋略，崇尚气节，救济别人的急难；拿出财物和力量，就像丢弃糠秕一样毫不吝惜。二十岁时，他以文章求见丞相，丞相把他的才能上报，试他一天写成万言，提升为崇文馆校书郎。后来以金吾兵曹身份任邠宁节度掌书记。泾原兵变时，他用谋略辅佐主帅，常立大功，屡次加授大理评事、御史，赐绯鱼袋，改任节度判官，转任殿中侍御史。节度府撤罢后，他调任侍御史，任浙东廉访使判官，安抚流亡者，查验贪污官吏，官吏百姓都敬爱他；他的功绩更加纯粹显著，声名传到皇帝那里，于是被召为翰林学士。德宗去世时，近臣商议秘而不发三日后才下遗诏，只有他独自严正地向同僚进言；王伾列举十六七条理由说明不可，于是到第二天早晨才发布遗诏。六军和百姓都安于本分，他于是入朝任尚书郎，仍凭文章陪侍皇帝；又以本官参与度支钱粮调发出纳之事，使奸利行为减少停止。后来因牵连被贬为和州刺史，又降为连州司马。母亲服丧期间不能归家，两个弟弟又相继去世，他绝食哭泣，终于丧失视力而死。大概他的行事就是这样，他所得的报应也就是这样。夫人高氏留在越地，身边有四个孤儿；南仲、殷仲还没有到夫人那里。挚友河东柳宗元哀悼凌君有道德却不能显扬于天下，遭受忧患和罪责，过早结束生命，而且自己又与他同受过错，所以哭泣着为他撰写墓志。辞文十分悲哀。铭文说：唉！凌君生不逢时。学习孔氏之道，声誉芬芳；喜好谋略，足以享有天禄；校雠禁书，辅佐推举；观察灵龟，得到吉祥的卜兆；迁徙到东越，辅佐贤明的长官；使疲敝百姓复苏，使贪污官吏覆败；升任侍从之臣，亲自进言启发君主；匡正危疑，兴起大福；任尚书郎，徒属肃然；辅佐治理国家，使财用充足。道义不能施行，身体便受辱；在乌江，接近九疑山麓，仍然遭逢祸患，遇到这样的惨酷。你能够知命，没有怨恨；罪名不能消除，死后仍受辱。将怎样安葬你？南岭曲折，神灵有知，故乡重新封土于此地；让你的骨骸归还故乡，特作此铭志。山陵和深谷…… 《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马淑是歌妓。按照撰铭的规矩，这不是应当作铭文的人，但柳子却为她作铭，过分了。不过这篇文章格外优美。她姓马，字淑，出生在广陵。母亲姓刘，是客籍歌妓。马淑的父亲名总，在她母亲怀孕后便去世，因此马淑成为南康的歌妓。李君任睦州刺史时，被诬陷为狂妄叛逆，降任循州录事。经过南康时仰慕马淑，便纳她为外妇，一同流窜到南海一带。后来李君调任永州，州中的文士多是李君旧日的朋友，每天都带着酒去拜访他。听到马淑的操奏，她便拨弦奏出新曲，按节拍歌唱，没有人不受感动。她的歌声优美，她的容貌使人忘记她居处遥远以及名分卑辱，反而庆幸她能如此。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她因积久的疾病死在湘水东面，葬在东冈北面，年将二十四岁。铭文说：容貌丰美啊，技艺精巧。把内心的忧愁舒展开来，和乐而安详。美丽妖冶的女子凋零了，逝去之后将归于何处？在湘水岸边，和谐地鼓瑟歌唱；继承这美妙的声音，直到永远。《筝师郭师墓志》。宕。郭师名无名，没有字。父亲名爽，是云中大将。无名天生精通音乐，能够演奏十三弦筝。他演奏时完全出于天赋，推演七律三十五调，音节精密深邃而绮丽。他铺开手指，运转手掌，使木声、丝声都出自他自身，曲调抑扬曲折、愉悦流转，学习他的人没有谁能够理解。他自断乳后便不再接近荤肉，因此仰慕佛道。父母死后，他抛弃兄弟，剃发着黑衣，进入代地清凉山，后来又南下楚地。然而遇到自己从前的乐器，仍不能不抚弄它。吴王宙任复州刺史时，有人把他推荐给吴王，吴王便请他入府，强留他演奏。吴王自称懂得音律，甚至手舞足蹈，认为他的技艺神奇。后来吴王宙被贬到贺州，郭师便随他前往。他天性爱酒，不能戒除，于是放纵头发，修习黄老之术。道州薛伯高写信责备吴王宙，一定要把郭师送来。郭师到后与伯高同坐起居；伯高是喜欢邪僻之人的人，嗜爱他的音乐，知道他演奏的妙处，常常亲自击节。伯高命守门人谨慎看守出入，给郭师喂食侧柏，不让他吃粮食。三年后他改变服饰，逃入九疑山的丛祠之中；人们搜寻并捕捉他，他的技艺更加精妙。他始终不肯亲近人。后来他乘暴涨的水流，坐小船沿岣嵝山而下，寻求道箓。适逢欧阳师去世，未能接受道箓。张诫任岭南副使，又强行让他随行。张诫死后，他来到我这里。当时他已经患骨髓病，每天仍然演奏四五遍。住了几天，病情更加严重。病中，他亲自作歌哀悼死亡。三天后葬在州城北冈西面，记录他的歌词如下：生于云州，死于柳州，享年五十岁，病在骨髓。上天赐给他的音乐，如今已经结束了。丁酉年秋季末月，缺少了他的……于是他的心开始浮动，画出道士的形象；仁人怜悯我，把我埋葬，不要遗弃我。《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八。明代茅坤编撰。柳州文钞十二。墓版、碣、诔、表、状、祭文。《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叙述事情的地方整饬严密，抒发感情的地方悲哀悼念。柳氏的先祖，从黄帝到周代、鲁国，其中显著的祖先无骇以字为氏，成为展氏；禽因食采之地而姓柳。此后家族昌盛，世代居住于河东。唉！公名讳某，字某。曾祖父朝请大夫、徐州长史，名子夏，留下贞洁清白的操守，成为宗族的表率。祖父朝请大夫、沧州清池县令，名从裕，传下博大宽裕的道理，启发保佑后代。父亲湖州德清县令，名察躬，弘扬孝悌的德行，振兴家族声誉。公端庄而不谄媚，温和而宽裕，严峻而能容人，耿介而能合群。他在家庭中，举止都合于和谐大理，一切遵循正道，和乐亲睦，没有人说离间的话，所以宗族亲党都歌颂他。他在官府中，废除邪曲、安置枉者，仓促之间也秉持正直，办事不失妥当，举措没有弊政，所以官府中人都传诵他。他以谦退而深远的志向，弘扬正直的交友之道，诚信在外界得到称誉；以柔和博爱的方式对待孤弱者，仁爱在内心显著。这就是公修养自身的大道。他考中进士并列高等，调任河南府文学；任期届满，渭北节度使论惟明征召他任从事，授太常寺协律郎。主帅去世后，他罢职在家食禄。不久，朔方节度使张献甫征召他任署中参谋，授大理评事，赐绯鱼袋，改任度支判官，转任大理司直，升任殿中侍御史，加授度支营田副使。这就是公从政的大概情况。他既然担任从事，实际上掌管节度府的内政，财物赏赐有制度，军需账目清楚。唉！节度使分镇一方、委托政务，依靠公才能成事；朝廷官署中空出职位等待公，宗族事务也期待公来使它光大；姻亲亲党仰仗公而振兴荣耀。贞元十二年，岁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公突然患重病，死于私人馆舍，享年五十岁。痛苦啊！夫人吴郡陆氏，以及仲弟综、季弟续、长侄某等，抱着孤儿来到灵位前，牵连亲属准备礼仪，只奉送灵柩和灵帐，归还京师。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葬于万年县少陵原，这是合乎礼制的。公有一个儿子，才六岁，已经懂得孝道，哭声呜咽，泪流不止。所有宗族亲戚抚慰照看他，更加悲痛。唉，悲哀啊！当初，公的长兄因为品行纯厚深沉、德行端正刚直而闻名天下，官至侍御史，手持斧节入朝，使法令纲纪严肃清明。他常常因为先父的灵柩未能迁来合葬，便坐卧不安、食不甘味。等到选定日期、确定期限，苍天却不肯怜悯，使他的志愿被夺、礼仪废止。公实在敬奉并继承兄长的遗志，事情即将办成，却接连遭遇忧患凶祸，不能完成此事，那么我们宗族的痛恨难道会有尽头吗？公尽力孝养亲长，居丧时哀毁过度，端正宗族姓氏，给其他家族作出示范。所以宗族中人都说：“孝行像方舆一样广大。”公修饰文辞来彰明德行、振兴文章而引导志向，把这看作治理教化的开端。没有比尧更尊贵的了，于是作《尧祠颂》，用来阐述德行之道，不忘祖先；又作《始祖碑》，用来记录宏大深远的志向，叙述正直的节操，不因是亲人而有所嫌疑；又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志》。其余讽咏比兴，也都符合古道。所以宗族中人又说：“文章像吴兴太守，任官坚贞稳固，确实不可动摇；持论端正方直，正直而不苛刻。”又说：“正直像卫太史，秉性廉洁耿介，怀抱贞洁，继承家风的清白，承续儒者遗训。”又说：“清正像鲁士师，兼备四种德行，虽不宏大却样样具备，说的就是公。”我常因没有兄弟，把亲爱之情移到朋友身上；年幼丧父，又把孝敬之情移到叔父身上。上天将要使我困穷，夺去我的志愿，所以无穷的悲痛又接连聚集于我。我的性情朴拙愚鲁，不能写好文章，冒昧地把宗族中人的话记录下来，以表达其中的正直，所以文字质朴粗俗。停止哭泣，记录事情；悲哀使我无法作文，所以叙述这些而结束全文。《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情感与文辞纵横交织。元和四年五月，皇帝带着银印、赤绶，亲自到阳公隐居的地方起用他为谏议大夫。后来过了七年，他在朝廷上极其恳切地进谏，连续多日不停止，皇帝尤其赞赏惊异，升任他为国子司业，以表彰正直、优待贤能，使师儒之道光大。又过了四年九月己巳日，出朝授任道州刺史。太学生鲁郡人季偿、庐江人何蕃等一百六十人，放下学业奔走，叩头到宫阙之下，叫喊守门人、向上天呼吁，希望请求恢复阳公原职。朝廷不愿重新改变这件事，仍按己巳日的诏令办理。第二天，学生们向北而行，像最初一样走到延喜门，公派人追上去夺取他们的奏章，拦住道路请求他们停止，于是最终没有成功。献上的学生们嗷嗷哭叫，回头张望，徘徊不去。从前公到来时，仁爱的风气广泛传播，暴戾傲慢之人改变面貌，柔弱之人也能立身；听到善言的人欣喜，快乐如听钟鼓；瞻仰公的德行，觉得比嵩山、岱山还高。等到公任职时，施行政令给人树立准则：善良之士勇敢而向善，虚伪之人不再掩饰，懒惰者更加勤劳，妄诞者更加恭敬；沉溺酗酒的人被斥逐到郊外，违背父母而离家三年的人被乡党罢斥。法令还没有来得及下达，请求回乡奉养父母的人已有二十多人，礼法秩序得以彰明，孝悌之风因此兴起。公又讲习贯通经籍，使人通晓深奥义理；选拔和教习孝廉秀才，使他们精通儒业。冠帽鞋履衣裳，因为公而整肃；进退揖让，因为公而合乎礼仪。公的征召实在太遥远了，我们这一党人将以谁为老师？于是大家共同商议，署名让属吏向诸位儒者发布告示，希望树立贞石，使它与高大的事迹相配而彰明其德。于是访求通晓古学的人，记下公的姓名，使法则流传于后世。公名城，字亢宗，家居北平，隐居条山。公端庄纯粹、谦冲温和，品德高尚醇厚，道德仁爱而明达，孝顺慈爱、友爱兄弟；德行熏染乡里，声名传遍天下。守节贞固，患难不能改变他的心志；性情怡悦坦荡厚重，荣华官位不足以动摇他的精神。任司谏时，正义震动朝廷群臣；任司业时，爱护惠及学生。理当立碑，使后人以他为法。铭文说：

译只有这位阳公践行大道、保存醇厚德性，起初在隐居中积蓄声名，像覆土成山一样培植仁德；德行充实，形迹于是显现。作为谏臣，他抗志直言，以义理和正道进谏。皇帝寻求师儒，让他辅佐成均，开启明达之门，解除滞塞，宣扬光明的德教。太和之气潜行布散，玄妙的天机秘密照临众生。后学闻知礼义，懂得孝顺和进退，把公作为行动和言语的榜样。若不是公的轨范，人们凭什么遵循？粗暴、严厉、贪婪、凌虐之人，因公而顺服；欺骗、虚伪、诡诈之人，因公而归于诚信。年轻学生举止恭敬，都各得其所。刑罚和责打废止不用，而以尊严树立威信。公褒奖其中的善良者，使他们升入堂上。瘦弱者已经丰足，荣耀如同穿上衮衣。公舍弃而不用的人，便自我惩责、内心反省；既然在内心反省，仍然是接受公的教诲。不是仁爱，亲近谁？不是德行，尊敬谁？如今公将要远行，谁来表率儒门？学生们上书，向宫门叩首，说上天高远，竟没有谁听见我们的声音。青衿学生泪水沾湿衣襟，充满街道和道路；远远送公向南去，仰望思慕，徘徊不舍。立碑书写公的德行，用来弘扬美善的法则。唉！这种文章所留下的恩爱，实在无穷无尽。《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另调。唉！大唐仁人独孤君之墓，附葬在他父亲太子舍人、名助的墓后。从他的祖父、追赠太子少保、名问俗以上，祖先的墓都在灞水左岸。如今祖父在旁边营造陵墓，所以两代都葬在这里。唉！独孤君的道德和顺而纯厚，施行起来端正而明白；在家是孝，在外是仁；沉默时有智慧，说话时守信用；困穷时不忧愁，快乐时不过分。他读书推究孔子的道理，必定从内心求取。他的文章深厚，尤其爱慕古雅，擅长作赋、颂；文章的要旨都归于道。过去孔子在世时，有颜回能够得到孔子的道。后世仰慕他的贤德，把他比作日月，没有人提出异议。唉！独孤君明达而仁厚，如果遇到孔子，就会有两个颜氏了。如今世上有了解这一点的人吗？即使有人了解，能让天下人相信吗？假使这个人早夭而没有后嗣，世上糊涂的人还会说天道存在吗？唉，这实在太过分了！君名申叔，字子重，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又过两年，以博学宏词科任校书郎；又过三年，父亲服丧尚未练除便去世。大概是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那年七月十日下葬。乡名某乡，原名某原。唉！君命短促，践行大道的时间不长，所以他的道德只能为朋友所相信，还没有被天下人相信。如今把那些了解君的人记在墓上：韩泰，安平南阳人；李行谌，元固的弟弟；行敏中明，赵郡赞皇人；柳宗元，河东解人；崔广略，清河人；韩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广津太原人；吕温和叔，东平人；崔群敦诗，清河人；刘禹锡梦得，中山人；李景俭致用，陇西人；严休复玄锡，冯翊人；韦词致用，京兆杜陵人。子厚的志文所选取的文章很少，大概因为这些是子厚任御史及礼部员外郎时所作，大多免不了带有唐代以来骈四俪六、华丽文辞的遗风；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以后，文章便接近西汉了。所以他所作的游山记、给士大夫的书信以及其他杂著，都可以和韩昌黎相抗衡。侄辈读书时，应当深入思考并认识这一点。《故御史周君碣》。声调不完全合于《史记》《汉书》，但气韵也很刚劲。大唐的忠贞之臣，汝南周氏，名讳某，字某，因为进谏而死，葬在某处。贞元十一年，柳宗元在他的墓左立碣。在天宝年间，有人凭谄媚奉承升到宰相之位，贤臣却被放逐退处。公任御史，抗言揭露这件事，死在宫阶之下。史官把它记载下来。公死后，奸佞之人开始畏惧。公的议论啊！古代不得善终的人很多。像公这样死去，志在匡正王国，气势震慑奸佞，行动又恰好得到应有的结果，这大概就是死得其所吧？公的德行和才能，传闻中都很充足，最终却没有得到施展，唯独彰显了他的节操，仍然能够在百代之上奋发，成为世人的准则。假如公生在定公、哀公时代，孔子就不会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假如生在秦、楚之后，汉高祖就不会说“哪里能得到猛士”而存在这样的遗憾。没有赶上兴盛君王的任用，死后又没有遇到圣人的叹惜，实在是有志者所悲痛的。因此作铭：铭文说：忠诚是美好的大道，你践行进谏之道而死；奸佞因此止息，史官刻在碑石上的记载，将你的事迹作为臣子的准则。《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魏晋以后，诔文都追求辞藻华丽；子厚自己创造文体，也有值得观赏之处。大唐元和六年八月某日，衡州刺史、东平人吕君去世。于是用十月二十四日草草葬在江陵郊野。唉！君有智慧、勇气、孝行和仁德，他的才能足以用来安定天下，他的志向足以用来贯通百世，却没有来得及施展便去世了，世人也就没有办法知道。君从道州升任衡州；君去世后，两州百姓哭了一个多月。湖南重视社祭和乡饮酒礼，这个月上戊日不饮酒，撤去音乐，在神祠哭祭后才回去。我住在永州，正处在两州之间，南北交错传来的哀哭声，往来船只上一定都能听到呜咽声。这些情况，我大概既从古代听闻过，也在今天亲眼看见。君的志向和才能没有施用于活着的百姓，知道这些的人又不超过十个。世人只是阅读君的文章，歌咏君的治绩，却不知道这两者对于君来说只是末节。唉！君的文章本应流传百世，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君文章的极致，只是他的文辞而已；君的政绩本应惠及天下，如今听说的也不是他竭尽全力的成果，只是留下的事迹罢了。万分才能没有得到试用而只施展一分，仍然足以使当世极为看重。假使幸运地施展出十分之二三，他就会成为巍然伟大的人物，名声与世长存，没有尽头。君所任官职为三品，按理应由太常议定谥号。我担心州中官吏把他的辞文遗失，所以私下为他作诔来记载他的德行。辞文说：麒麟死在鲁国郊外，它的灵德没有得到施展；光明洁白的夫子啊，所以使仪容保持纯洁。高举仁义，执持盾牌，讲述《书》《诗》；忠贞相继如佩玉，智慧勇武承接先人的功业。跨越商、周，以尧、舜为老师。大道不能战胜祸患，上天本来就要欺凌我；鬼神一同愤怒，妖孽全都疑惧。为什么要赋予他这样的德行，却夺去他施展才能的时机？唉，悲哀啊！

译受命姓吕，尽力辅佐大唐，以力量勤勉；辅佐安宁万邦，使你的国家受福；以元圣为老师，从周代以来承受德泽。世代受封五侯，遵循祖先的法则，继承并完成先人的武功，以前代典籍为法式。到了教化光明的时代，便彰显你的特异才能。春秋的本旨，儒者全都疑惑，君却通达其中的道理，卓然如孔子般正直。圣人内心的道理，由我得以领会；施行教化，没有什么不能成功。推究事理一以公正为准，舒展文章来辅翼政事，使它施行于事业，与古代达到同样的极致。大道不能随意施用，借助仕途才能发扬。进入礼部，奋发文采、蕴含章法；科举考试连续中选，美好的声名由此张扬；校勘诸子百家，错综整理而更加光明；越过都官，进入谏官行列，屡次把谏章装满囊袋。皇帝特别赏识你的才能，人人都佩服你的智慧。戎人悔恨祸患，叩关求和；朝廷盛选国家良才。起初很难出使，你登任御史，承受诏命办理事务，声威震动海边，皇威因此使远方归附。总理征收赋税和兵甲，承担郎官的制度，以此治理国家；推重器识，诸臣都认为复兴旧制并不容易。周代官制复杂，汉代考核奏牍，少有人能够兼备；君从其他官署调出，充分施展才能，亲自担负删削裁定，群儒因此改变议论。任正郎掌刑狱，作为国家法宪的副职，纠察远方，肃清吏治，谄谀之人无不畏惧。调任道州，百姓服从美政；恩泽虽疏远却如亲近，警戒近处如同远方。于是关闭官署，安抚百姓于家中，让他们享受欢乐，继以舞歌；赋税没有官吏催逼，威严也不用刑罚施加。百姓浩然顺从政令，没有喧哗。外县养蚕，蚕茧装满车辆；邻近州县交错耕种，我地黍苗繁茂。既使牲畜繁殖，又教百姓种麻；鼛鼓声于是停止，百姓欢喜物产丰多。开始使人民富足，兴起善教，废除邪行；考核政绩完成后，君王因此感叹。升任岳阳一带，进言更加条理严密；南方呼声竭尽，北方歌谣洋溢。欺压官吏、强悍百姓的恶人，听到先声便如同丧失胆气；拖欠租税、逃避差役的人，主动归诚自首。兼并土地的现象停止，疲弱百姓终于安逸。从前举荐善人，盗贼逃到邻境；如今兴起仁政，把人教化成为齐国百姓。从前富人有时赈济粮食；如今使百姓生活富足，不靠救济也能充足。国家思念你的辅弼，百姓拥戴你如同父亲。善行为什么反而招来灾祸？仁德为什么反而遭受罪咎？使百姓得到福祉，却使君不能长寿。刚强而高傲、贪婪而凌虐的人，终于安康而兴盛。唉，悲哀啊！粮仓里没有多余的粮食，库藏中没有积存的丝帛；对内厚待宗族姻亲，对外周济宾客，家中常常贫乏得像悬挂的磬。到了更换寿衣之时，僮仆却没有丧服，葬地也不是旧日的墓道。唉，悲哀啊！君从前曾与我讲论德行、研讨儒术，探究中正之道的奥妙，以圣人为希望，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歌咏唐尧虞舜，揭示日月般的光明，照耀群愚。有人因疑惑而产生怪异，有人因愤怒而表现特殊，众人的言语喧嚣如雷动风驰；美好时机没有遇上，最终与祸患相伴，正直之道没有得到施展，美善的言论不能传播。辅佐君王的才能，却困顿于郡守的符印；官阶既然在三品，理应获得谥号。王都的学生、群吏仍然拥护你，贤良的谋略和故旧的友人，反复咨嗟怀念；陈述谋略，以此表彰并告示后人，永远不改变。唉，悲哀啊！《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孔子作《春秋》，经过一千五百年，以姓名流传的解释者有五家，如今采用其中三家。执笔写作，焦心思虑，用来作论、注、疏、说的人有成百上千。彼此攻击、狠毒愤怒，以辞气互相排斥、掩没的人，他们写成的书堆满栋宇，运出时能使牛马出汗。有的把经义合并而隐晦，有的使它分歧而显露。后世学者穷尽年寿、耗尽精力，左看右顾却找不到根本，于是专守自己的学说，诋毁与自己不同的学说。偏袒枯竹、维护朽骨，以至父子相伤、君臣互相诋毁悖逆，前代这样的事很多。圣人的道理实在太难懂了！有位吴郡人陆先生质，凭借他的老师天水人啖助以及赵匡，能够懂得圣人的旨意，所以《春秋》的文辞到这里才变得光明，使平庸之人和小孩子都能积累学问而进入圣人的道路，传承圣人的教化。这样的功德难道不宏大吗？先生字某，已经读书而掌握制作经义的根本，又得到老师朋友的帮助，于是会合古今，疏理同异，用言语联结起来，用文章累积下来。他讲说道理二十年，写下来并记录心得又十多年，学术事业大为完备。作《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指》二篇，阐明彰显大中之道，揭示天下公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他的学说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目标，包罗广大，贯通上下，却不偏离正道。方法以文王、武王为首，以周公为辅，揖让升降、好恶喜怒，都不过分而合于事物本身。学说完成后，便交给世上聪明的人，使他们陈述而阐明它。因此他的书流传出来，先生成为大儒，凭此成为天子的诤臣。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等职位，都得以施行他的道；出任两州刺史，守土之人都知道仁德。永贞年间，他侍奉东宫，讲述自己的学问，作《古君臣图》进献，因而使道理上达天听。这一年继位的天子登基治理天下，尊崇优待师儒。先生因病的消息传来，皇帝亲自临问，并加以礼遇。某月某日，先生终于京师；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唉！先生的道得以保存，是凭借书籍，却没有来得及施行于政治；他的道得以流行，是凭借言论，却没有来得及看见它的治理成效。门人和当世儒者因此更加悲痛。将要下葬时，认为先生善于阐明圣人的著作，并能使它通行后世，于是共同给他谥称“文通先生”。若干年后，有学习他的书的人经过墓地，哀悼他的道由此而来，于是刻石立碣以表彰他。《段太尉逸事状》。刻写事情的情状。太尉起初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身份驻在蒲州，王子王晞任尚书，兼领行营节度使，把军队驻在邠州，放纵士卒胡作非为。邠州人中那些偷盗、贪欲、凶暴、邪恶的人，最终用财物把自己的姓名混入军籍，于是肆意妄为，官吏不能过问。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到市场强行索取财物，得不到满足就奋力殴打，打断人的手脚，砸碎锅、鼎、瓮、盆，满街都是碎片；他们抓住人的手臂慢慢离去，甚至撞死孕妇。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与郭氏是姻亲，不敢发言。太尉从州中把情况报告给府署，请求共同谋划处理。到了府署，他说：“天子把活着的百姓分给公治理，公看见百姓遭受暴害，却安然不管，因而将造成大乱，怎么可以这样？”孝德说：“愿意听从您的教诲。”太尉说：“我任泾州刺史，那里事务很少；如今不忍心看百姓无端遭受暴害而死，以致扰乱天子边地的事务。公如果确实以都虞候的名义任命我，我能够替公平息祸乱，使公所管辖的百姓不再受害。”孝德说：“太好了，就按太尉所请求的办。”任命文书签署一个月后，王晞军中的十七名士卒进入市场取酒，又用刀刺伤卖酒的人，打坏酿酒器具，酒流满沟。太尉列出士卒，抓住这十七人，把他们全都斩首，将首级插在槊上，竖立在市场门外。王晞全营大声喧哗，全部披甲。孝德震惊恐惧，召见太尉说：“将要怎么办？”

译太尉说：“没有关系，请让我到军中去说明。”孝德派几十个人跟随太尉，太尉把他们全都辞退，解下佩刀，选了一个年老跛脚的人替他牵马，来到王晞军门下。披甲的士卒出来，太尉一边笑一边进入说：“杀一个老兵，何必披甲？我已经把自己的头带来了。”披甲者惊愕，于是太尉劝说道：“尚书难道真的辜负你们这些人吗？副元帅难道真的辜负你们这些人吗？为什么要用祸乱败坏郭氏的功名？替我请尚书出来听我说。”王晞出来见太尉，太尉说：“副元帅的功勋充满天地，应当努力把事情有始有终地做好。如今尚书放纵士卒施暴，暴行将要酿成祸乱，扰乱天子的边地，想把罪责归给谁？罪责最终还会牵连副元帅。如今邠州的恶劣子弟用财物把姓名混入军籍，像这样杀害百姓而不停止，过几天难道不会发生大乱吗？大乱正是由尚书引起的。人人都说：‘尚书倚仗副元帅，不约束士卒。’这样一来，郭氏的功名还能保全多少呢？”话还没有说完，王晞便拜了两拜，说：“公幸蒙教导我以正道，恩德非常深厚，我愿意率领军队听从您的命令。”回头斥责左右说：“全都解甲，散回火伍中；敢喧哗的人处死。”太尉说：“我还没有吃晚饭，请暂且准备粗食。”吃完后又说：“我的病发作了，希望留宿在军门之下。” 命令牵马的人离开，第二天再来，于是便睡在军营里。晞不解衣，告诫巡夜击柝的士卒守卫太尉，并一同到孝德那里去。孝德谢罪，说自己不能胜任，请求改过，邠州因此没有发生灾祸。当初太尉在泾州任营田官时，泾州大将焦令谌侵占百姓田地，私自占有数十顷，又租给农民耕种，说：“等庄稼成熟了，分一半给我。”这一年大旱，田野没有青草，农民把情况告诉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收取的数目，不知道旱灾。”催逼责罚更加急迫，农民将要饿死，又没有东西偿还，只好告诉太尉。太尉写判词，言辞十分谦逊，并派人去劝说焦令谌。焦令谌大怒，召来那个农民说：“难道我怕段某吗？你怎么敢告状！”他拿到判词，铺在农民背上，用大杖打了二十下，农民奄奄一息，便抬到太尉的厅堂中。太尉大哭说：“原来是我使你受苦了！”随即亲自取水洗去血污，撕开衣服包扎伤口，亲手敷上良药，早晚亲自喂农民吃饭，然后自己才进食。又把自己的骑马卖到市场上换粮，代农民偿还，使农民不知道这件事。淮西驻军的统帅尹少荣，是个刚正的人，进见焦令谌，大骂道：“你还算是个人吗？泾州的土地红得像赭石，百姓都快饿死了，你却一定要收取粮食，还用大杖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仁慈而守信的长者，你却不知道尊敬他！” 如今段公只有一匹马，也低价卖掉换粮送给你，你竟然还毫不羞耻地收下。一个人既傲慢，又在天灾之时冒犯长者，打无罪的人，还夺取仁人的粮食，使主人连马也没有了，你将用什么面目面对天地？难道还不以自己像奴仆一样卑劣为羞吗？”焦令谌虽然暴横强悍，听了这些话却深感惭愧，汗流不止，不能进食，说：“我以后再也不能见段公了。”一天夜里，他因悔恨而死。后来太尉从泾州以司农卿身份被征召回京，告诫族人经过岐州时，朱泚如果赠送财物，千万不要接受。经过那里时，朱泚坚持送来大绫三百匹，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推辞而未能成功。到了京城，太尉发怒说：“果然没有听我的话！”韦晤谢罪说：“身处卑微，没有办法拒绝。”太尉说：“但终究不能把它放在我的宅第里。”便把绫放在司农治事堂的栋梁之上。朱泚谋反后，太尉最终让属吏把这件事告诉朱泚，朱泚取来查看，原来的封条和标记都还保存着。如今称颂太尉大节的人，只知道他出入军营，认为他是一名武人，曾在一时激奋之下不顾性命来取得天下声名，却不知道太尉所建立的功业就是这样。宗元曾出入岐州、周州、邠州、斄州一带，经过真定，向北登上马岭，走过各处亭障、堡寨和戍所，私下喜欢向退役的老校尉、老士卒询问，能够说出这些事情。太尉为人温和亲切，常常低头拱手行走，说话声音低微柔弱，从未用脸色对待别人，人们都把他看作读书人。可是遇到不可容忍的事情，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偶然如此。防州刺史崔公前来告诉我，说这些事情确实是按照太尉的行为记录下来的，反复核对没有疑问，只是恐怕还有遗漏而未能收集齐全。太史氏冒昧把这篇行状私下呈给您。祭奠吕衡州温的文章 某年某月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派书吏和曹家人襄儿带着清酒和普通祭品，恭敬地祭奠吕八兄化光的英灵。唉！上天啊！君子有什么罪过？实在是上天在仇恨他。活着的人有什么罪过？实在是上天在仇恨他们。聪明正直，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上天却必定使他早死；心存道德仁义，志在使百姓生存，上天却必定使他夭折。我本来就知道苍苍的上天没有信用，冥冥之中也没有神灵。如今化光去世，我的怨恨更加深重，痛苦更加剧烈，所以又呼喊上天说这些话。上天啊！太令人悲痛了！尧舜之道，广大而简明；仲尼的文章，深远而沉静。千百年来纷争不断，有时失去，有时得到。光明卓然的我的兄长，唯独取其正直，贯通开端和终始，与大道一同达到极致。推演到下层，法度没有差错；向旁边铺展开来，中正平和完全充实。道术宏大，才艺完备，这才是完美的德行，却只做到一州刺史，年纪不超过四十岁，辅佐君王的志愿，至死也没有实现，难道不是因为修养正直而招来灾祸、喜好仁义而加速罪责吗？宗元年轻时虽然喜欢学习，晚年却还没有听闻大道。等到有幸结交君子，才知道趋向中庸，削除邪杂，显明陈述正直之道，而使自己的为道不至于错误，实在是兄长促成的。唉！内在积蓄深厚，未必能施展于外；古代学问丰富，未必能与当今相合。这两件事相互考验，自古以来就极少见，到了化光，更是达到了极点。治理政事位居第一，尚且不是他的长处；文章胜过常人，他却略过不以此自居。他早年的志向和积蓄，巍然可见。贪婪愚昧的人都得到尊贵，险恶残暴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么化光的早夭困厄，反而不是荣耀吗？最令人悲痛的，是他的志向不能施行，功业不能施展。愚昧的百姓没有受到化光的恩德；庸俗的人们不知道化光的心意。这些话一说出来，我内心仿佛被焚烧撕裂。天下如此广大，知音能有几人？自从朋友相继凋零，志向事业几乎断绝，我只盼望化光施展他的宏大谋略，震动光耀、昌盛弘大，在当时兴起实行，使这些人仅仅知道我所建立的事业；如今他又离去了，我的道也止息了。即使我还活着，志向也已经死了。我面对江水大哭，万事都完了。穷尽上天精英、贯通古今见识的人，一旦离开这里，最终又将往哪里去呢？唉！化光如今又将做什么呢？停留吗？前行吗？昏暗吗？光明吗？难道会飘散而成为无边太空，和天地化育一同无穷吗？还是会凝结成为光辉，来帮助照临世间吗？难道会化作雨、化作露来滋润下土吗？还是会化作雷、化作霆来宣泄怨恨和愤怒吗？难道会化作凤凰、麒麟、景星、卿云来寄托他的神灵吗？

译还是会化作金、锡、圭、璧来寄托他的精魂吗？难道还会成为贤人来延续他的志向吗？还是会奋发而成为明神来完成他的正义吗？不然，这个光明昭著的灵魂，是已经得到归宿了吗？还是没有得到归宿呢？或者他有知觉吗？还是没有知觉呢？他如果有知觉，能不能使我知道他的情况呢？阴间和阳世茫然难辨，我悲痛得肝肠寸断。唉！化光或许能够听见这些话吧。又祭奠崔简灵柩归还上都的文章 读到它，总是眼泪直流。唉呀！崔公的灵柩！唉呀！崔公！楚地南部的土，不能用来建造房屋，有的粉碎而坍塌，有的坚硬而陡峭；阴暗的水流渗漏，浸没泛滥，巨鼠大蚁从旁边穿行、从侧面出入，土质亏缺、疏松、脆薄，过很久才自行堵塞，不如您的故乡，坚固而且严密。唉呀！崔公！楚地南部的鬼魂不能同它们交游，躁动暴戾、轻薄险恶，目光闪烁，欺骗苟且，琐碎卑贱而昏暗，轻佻粗鄙、妄自奔走，不顾念自己同类，喜好这些群丑，不如您的故乡，和谐而且相亲。日期十分吉利，子孙也十分勤勉，已经备好船只起程，怎能不安慰您的神灵？离开这里的蛮夷之地，返回您的故乡邻里，光彩照耀地归来，应当快乐而且欣喜。您死后归还故乡，我活着却留在这里，时代相隔遥远而不同，我怎能跟随您游历？把酒洒在灵座前，眼泪也随着一同流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庐陵文钞》引言 自西京以来，独独称道太史公司马迁，是因为他的文章驰骋跌宕、悲慨呜咽，而风采神韵所寄托之处，往往在篇章布局和次序安排中独自获得精妙的领悟。譬如在潇湘、洞庭之上观看仙女，只能远望而不能接近；相隔数百年，才有韩昌黎出现。不过韩昌黎本来就另立门户；又过了三百年，才有欧阳先生。我读他为当时将相、学士、大夫所撰写的墓志、碑文、表文，以及《五代史》中所作《梁纪》《唐纪》和其他名臣杂传，大概同太史公的作品相差不多。可是欧阳先生写给朋友讨论文章的书信，却绝口不提这件事，为什么呢？又如奏疏、札子，当他善于开陈意见、辨别利害，使皇帝受到感悟时，在汉代可以比作晁错、贾谊，在唐代可以比作魏征、陆贽。宋仁宗曾经告诉朝廷大臣说：“欧阳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才能的？”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序、记、书、论虽然多从韩昌黎那里得到启发，但他的姿态横生，另有韵致和转折，使人读来一唱三叹，余音不绝。我之所以特别喜爱他的文章，冒昧地认为世上的文人学士中，得到太史公遗风的，只有欧阳先生一人罢了。可是世上的人有的相信我，有的不相信我，还有的指责其中不免有俗调俗套。唉！或许确实如此。太史公写仲尼弟子传和循吏传的地方，难道能同写刺客传一样精工吗？看看日月尚且还有光环，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我读《唐书》《五代史》，另外抄录欧阳先生的文章，编成文集流传于世：上皇帝书疏六篇，札子和奏状五十三篇，表启二十二篇，书信二十五篇，论三十五篇，序三十一篇，传二篇，记二十五篇，神道碑铭和墓志铭四十七篇，墓表、祭文、行状二十三篇，颂、赋及其他杂著十篇，共分为三十三卷。唉！我的侄子茅桂曾说，因为我酷爱欧阳公的叙事，便认为他不让于太史公司马迁，而且以前说过：“欧阳公撰写《五代史》时，当时的将相特别龌龊，实在不足以称道，何况又处在兵乱之后、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的文章所能表现的只有这些。假如让他同太史公一样取出石室中的书，编写春秋战国以及先秦、楚汉之际的史事，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这好比一个人进入天子的图书和美玉收藏之所，陈列周代的彝器、汉代的鼎、祭祀用的尊和云雷纹酒器来相互考察古物；另一个人只进入富人的屋子，能够按次序陈列的不过是陶器、豆类和粮食罢了。我连声称是。唉！世上想要读到欧阳先生的全部作品，必须把我批注的《唐书》《五代史》同他

译的文章合起来阅读，这样才可以得到完整的认识。归安鹿门茅坤题写于《庐陵文钞》本传。欧阳修字永叔，永丰人。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有贞节之操，曾用荻草在地上教欧阳修写字。稍稍长大后，他向邻里借书阅读，有时亲手抄写，书还没有抄完就已经能够背诵。考中进士，声名显著，补任西京留守推官。召入学士院考试，升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人质朴正直、胸襟宏阔，见到正义就敢于行动，即使机关陷阱就在面前，也径直前行而不回头。每次被放逐、困顿失意，往往要经历数年；等到重新振作，他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谏官高若讷独自不发言，欧阳修写信责备他，因此获罪被贬为峡州夷陵令。渐渐升至太子中允、馆阁校勘。欧阳修编成《崇文总目》，改任集贤校理，主管太常礼院，多次论说天下大事。因贫困请求外任，得到滑州通判之职。仁宗增加谏官名额，任用天下名士，召欧阳修任知谏院。不久，任用欧阳修一同修撰《起居注》，过了一个月拜为右正言、知制诰。当初吕夷简罢去宰相，夏竦任枢密使，后来又罢免夏竦，代以杜衍，同时起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说罢退奸邪不容易，进用贤能很困难，但全篇的意旨在于指斥夏竦。夏竦不高兴，于是同他的党羽制造朋党之说，把范仲淹、杜衍和欧阳修指为朋党。欧阳修于是上《朋党论》，又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被罢免。制造朋党之论的人尤其憎恨欧阳修与自己意见不同，又善于揭露他们的情状，甚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诬陷。仁宗始终没有相信这些话。欧阳修出使河东，他提出的建议尤其多。防守保州的士兵叛乱，朝廷调出欧阳修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当初欧阳修出任河北时，仁宗当面告诉他说：“不要打算长期留在那里，有事情就上奏。”欧阳修回答说：“谏官只能听取传闻，现在我在外任职，若对有具体指向的事情上奏，就是越职获罪。”仁宗说：“有事只管上报，不要拿在内在外来推辞。”制造朋党之论的人更加憎恨他，于是以他使用张氏嫁妆中的财物买田、立下欧氏地契为罪名，将他降为知制诰、知滁州。过了很久，升任起居舍人、知扬州，调任颍州，又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因母亲去世守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入朝拜见仁宗，仁宗悲悯地惊怪欧阳修头发已经花白，问他在外任职几年、今年多大，恩意十分深厚，命他判流内铨。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起用，便伪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淘汰内侍；奏章传遍都城，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杨永德暗中用言论中伤欧阳修，使他出任同州知州。外界舆论为他不平，论奏营救的人很多，于是朝廷留下他主持修撰《唐书》。他任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主管三班院，改任侍读学士、知蔡州。尚未出发，又任翰林学士判院。欧阳修在朝廷中把奖掖提拔天下士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广泛替人传播声誉、推荐人才，竭尽全力才停止。对于经学，他掌握其大纲，不拘泥于章句，也不追求与其他儒者不同。景祐年间，他和尹洙都研究古学。不久朝廷下诏告诫天下学者作文要接近古文，学者全都写作古文，于是欧阳修的文章便成为天下的宗师。蜀人苏洵曾评论欧阳修的文章，说他的辞令雍容像李翱，切近实际、恰当像陆贽，而欧阳修的才华似乎还超过这两人。等到欧阳修撰成《唐书》以及《五代史》，叙事也不愧于刘向、班固。欧阳修权知贡举时，文士以新奇相互推尚，文风大坏；欧阳修深力革除弊病，把以前因怪僻而列入高第的人几乎全都黜退，务求文章平实、淡雅、典正、简要。士人起初怨怒，纷纷骂他讥讽他，渐渐才信服，不久文风改变而重新归于正道。拜为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书省，加兼侍读，他辞谢没有接受。

译参与修撰《玉牒》，兼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接替包拯之后，办事一概遵循法理，不讲求声势风采，有人因此批评他。欧阳修说：“人的才性各有长处和短处，实在不能舍弃他的长处，强行补足他的短处。”以给事中的身份罢去同提举诸司库务，改任群牧使。《唐书》修成，拜为礼部侍郎，任枢密副使，不久任参知政事。参与决定皇位继承之策。英宗初年亲自处理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和两三位大臣辅佐两宫，镇抚天下。执政大臣集议政事而有不可行之处，欧阳修从未不竭力争辩。台谏官到政事堂议论政事，往往当面指责他的短处。英宗曾当面称赞欧阳修说：“他性情正直，不避众人的怨恨。”嘉祐以后，朝廷务求爱惜官爵名器，而进用人才的道路稍显狭窄，欧阳修多次提出意见，于是诏令韩琦、曾公亮、赵槩和欧阳修各推荐五人；后来被选中的人多在清要近侍之职，朝廷也逐渐收用他们。又趁空闲日子，把各部门所办理的军事、民政、官吏、财用事项中中书省应当知道的内容，汇集成总目。皇帝有所询问，宰相便依据总目回答。欧阳修因奉祠假居家中，皇帝派内侍到中书阁取来阅览。蒋之奇诬陷欧阳修，欧阳修于是称病，极力请求解除机要政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身份任亳州知州，当时已经六十岁。他六次请求致仕，皇帝都不准，升任兵部尚书、知青州，授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次辞谢不接受，调任知蔡州。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多次上章，才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去世时六十六岁，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议论濮园之事，虽然不合群臣的意见，但他自结发入朝以来，一直正直敢言、毫不回头，亲自承担众人的怨恨，直到白发满头，诽谤仍不停止，最终没有受到玷污；六十岁时，因为议论政事与朝廷不合，坚决请求离开职位，可以说有君子的勇气。欧阳修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搜集三代以来的金石刻辞，编成二千卷，校正正史和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讹误，为此著作很多，有《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卷。儿子有发、奕、棐、辨。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九 明代茅坤撰写 《庐陵文钞》第一 上书

译通过进奏司上给皇帝的书 读这篇文章，反复分析利害，洞察事机。欧阳公年轻时就已经具备宰相的谋略，这一点不可不知道。某月某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冒死叩拜，在皇帝宫阙之下上书。臣私下看到，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家议论政事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拟定三条策略来推测贼人的情况，但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开始还犹豫不决，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已经兴起很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显露出来，和臣平日的推测相当接近，所以私下认为或许可以对万分之一的事情有所帮助、使陛下听闻了解，谨分条上奏。希望陛下仁慈圣明，宽恕臣狂妄的罪责，臣就万分幸运了。关西放松防备，而百姓二三十年没有见过战争。假使贼人在开始萌发叛乱时，隐藏形迹、暗藏计谋，突然来袭，那么我方边地驻军少而弱，城堡没有修完，百姓长期习惯安定而容易惊恐，将领又不是平素精选的，遇战便败退怯懦；贼人就可以像驱赶羊群、猪群一样奋勇深入。然而国威还没有受挫，民力还没有疲惫，他们攻下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期守住，抢掠之后离去，我军还可以拦击他们的归路，这是下策。正因为贼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就逃跑，胜利就再来，这是他们的常态，这是中策。因此贼人把这些办法兼而使用。至于假借僭越的名号来威慑部众，先攻打我方一两处容易取得的地方，以使他们高兴，然后训练、蓄养精锐，谋求长久计划。所以他们来时，即使取胜也不前进，未遭失败却自行退去，是为了引诱我军追击并使其疲劳。他们有时攻打我方东面，有时攻打西面，忽然出现，忽然进入，目的就是使我军分散防备、疲于奔命而不能得到休息。我军想迅速进攻时，贼军正当新锐，他们坐等交战，我军反而无法使其出战。这样相持不过三四年，我军已经老弱，民力已经疲惫；不幸又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税无力承受，盗贼和逃税者成群而起，他们便可以集中全部精锐，攻击我方困顿疲弊的状态。假使我军无法承受这种困境，因愤怒而出兵进攻，决定于一战，他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取胜。幸而我军苦于战争，尚未想出办法，他们便请求通使，以取得每年的赂金，料定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也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我方力量一旦困乏，贼人的谋略便没有不能施行的；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这是上策，而贼人现在正采用它。如今三十万军队已经靠西部供给粮食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靠当地百姓供养；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仰食而国家力量不困乏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自从开始僭号叛乱，上来的侮慢书信已经超过一年，却一直不出兵，一旦出兵便锋芒不可抵挡，俘获蕃官，擒获我方将帅，大多以礼相待而不杀死；可见他所蓄积的凶险谋略，都不是仓促形成的。为什么他们能够用上策使我军疲惫，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困顿了呢？他们作长久打算来扰乱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长久的策略来制服他们吗？训练士兵、养育将士、窥伺间隙、乘势取便、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君主不亲自干预，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贼人的谋略和意图，从内部察看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根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也就是所谓在朝廷谋划而取得胜利的办法，不能不思考。如今贼人的谋略可以知道，不过是想用持久战争来使我们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察见，西部百姓已经困苦。如果确实能够充实财物、积蓄粮食，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整、军队强盛，那么贼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能够成功。军队不过攻守二事，但攻守都以财物的多少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物就不能持久，这不用多说。请让我试着谈谈进攻：从前秦国依靠六代积累的强大资力来对付胡人，最终困乏天下而不能实现志愿；汉朝凭借文帝、景帝时期的富足，三次出兵才勉强得到河南。隋、唐对突厥、吐蕃，常常同中原互有胜败，虽有战胜的时候，却没有一举消灭他们的。秦、汉尤其强盛，它们所进攻的地方，就是今天元昊所占之地。何况自刘平战败陷没以来，贼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遭到挫败。攻守的策略，不是臣所能知道的。天子的威势所加，虽然最终目标是扫尽贼人，但守边将领还没有听说取得贼人的破绽、挫败其凶猛锋芒。因此攻守都还没有休息的日期，而财物的供给又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着等待供养，可是关西的土地并没有增加物产；关东所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去。搜刮细碎的财物，已经因为没有益处而停止了。至于卖官收粮，下面没有响应的人；改变专卖法来售货，商旅又不肯通行。这样一来，四五十万人只能完全取足于西部百姓罢了。西部百姓怎么会不困乏？他们困乏而不起来做盗贼，只是还要等水旱灾害罢了。外部被贼人的谋略拖得疲惫，内部又遭受水旱而多灾多难，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关西的物资不能增加，就必须开通漕运把物资运去。漕运已经开通，而关东的物资又不能充足，那么仍然没有办法向西运输。所以臣认为，开通漕运、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灵活对待商贾，三种办法一同施行，那么财物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能得到缓解，国力得以完整，军队便可长期防守和进攻，一切听凭陛下使用。那些只顾眼前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谋划，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因此为长久打算的人，开始看起来似乎迂腐愚拙而可笑，但如果坚决实行，利益就会非常广大。所以臣怀着微薄诚意，不敢逃避迂腐愚拙的责备，请求向陛下提出三件便利的事情，惟请陛下裁夺选择。第一是开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谋划的人，都担心漕运不能通行。臣认为，只是还没有努力去寻找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州，漕运不能向西，于是人们习惯所见，便以为不能向西运输。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方。山川地形并没有同古代发生改变，古人能够通行的道路，今人为什么不能通行？汉初每年从山东漕运几十万石粮食，当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治，漕运数量尚少。后来汉武帝进一步修治渭渠，每年漕运达到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运相接，关东以及汾州、晋州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的物资最多。那些遗留下来的粮仓遗迹，往往还在。然而这些道路仍有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求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十八里改走陆运，以避开险阻，最后沿沂河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的粮食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过来，以充实关西。后世谈到善于经营财利、长于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是最突出的人。

译如今江淮的米每年运入汴州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出一二百万石供给关西，就足够了。现在军队所食用的汴州漕米，出外戍守的很多，有司不惜拿出百万石粮食分给他们。问题只在三门阻塞其中。如今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然后按着裴耀卿的旧迹寻找道路，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运就能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而且可以缓解关西的困苦。假使古代没有而今天有可以做的事，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曾经实行过而且相距并不远，今人实行它难道还会困难吗？裴耀卿和刘晏最初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很少，到晚年所运粮食增加了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经过东关，而取道南阳，经过郦县，转而进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打算从南阳取道丹水，转而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往南阳。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经到过南阳，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人还常常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如果不能容纳十万军队通行，这条路应当不会太狭窄险阻。只是自从雒阳作为都城，行路的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日久便荒废了。如今如果能够查考寻求并使它畅通，那么武昌、汉阳、郢州、复州、襄阳、梁州、洋州、金州、商州、均州、房州、光化等沿汉水一带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再从南阳用轻车、人工搬运依次转送，招募设置转运兵，分设十五六个驿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进入关西而不中断。沿汉水一带山中有许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生活富足有余，用来制造船只车辆并不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的劳苦，从宫内赐出禁钱数十万来供给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难遥远，车辆运输超过一年还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运输，大多苦于秋季淫雨，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程度。让州县的纲运官吏长途运送到京师，辗转遭受艰难阻滞，然后才运到西部，哪里比得上考察南阳附近，估量道路里程，把物资运入武关；距离京师远近相等的地区，以及离南阳更近的地区，都直接运送到关西？京师所需如果不足，就用禁库的钱财补给有司，以替代这部分物资。道路迂曲还是直接，利弊十分明显。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臣听说过去谋划财利容易取得成效，现在谈论财利却难以找到办法。过去百姓只承担赋税，所以赋税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中的铜铁、煮海取盐，专卖酒和茶，在关市征税并核算舟车，尚且还有办法勉强应付一时的开支。自汉、魏以来直到现在，财政法令一天比一天增加，征取也一天比一天细密。如今征取百姓的办法已经用尽了。过去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准备有事时使用；如今却在无事之时把征取百姓的办法全部用尽，又把这些收入都耗费在冗余开支上了。突然有事时，就没有办法再增加收入。不过仍有可以做的事：百姓从事生产并输送给官府，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正安逸；土地能够生产物资，耕种却不能替代其他收入，而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百姓还有剩余的力量，土地还有未尽的利益，可以从这里着手。何况纵观前代用兵的人，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费用不足，赵过创制畎田和人犁之法，以增加收入。赵充国攻打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着要出兵攻击，而赵充国深思完全取胜的策略，能够忍耐等待敌人疲惫，违背诏令停止进兵而治理屯田，在最边远的地方耕田，派游兵防备盗寇；即使如此，治理田地并不容易，他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在四面环伺；按今天看来，似乎随时会发生战争，根本没有空闲耕田，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耕种许都附近的土地，每年得到粮食百万石。后来各国都屯田积粮，数量无法计算。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不能一一列举。形势艰难而难以屯田，没有比赵充国所处的紧迫情形更困难的；没有像曹操那样四面受敌而又随时可能交战的。但他们都勉力去做，并不因为事情迂缓就不屯田，是因为知道土地资源广大，可以缓解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不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谨且举出近处的情况：从京城向西，荒芜未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放弃，而是人们不勤于农业，加上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期荒废的土地，其收益是屯田的数倍。如今如果督促他们勤劳耕种，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利，议论的人正在讨论。充任士兵的人于是抛弃农业，借口说是接受训练，聚集饮酒赌博，取用家里的钱财，不顾家中有没有余财；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当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还有用处；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水旱之时却正足以成为盗贼，这是尤其值得忧虑的。京西向来贫穷，不是有山林水泽的富饶，百姓只能依靠辛勤务农；如今三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两人游手好闲，像这样的共有十八九州，少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田却要吃饭，这正是相互消耗而使困苦更加严重。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赶去，在荒废的土地上耕种，由官府贷给种子，按每年田地的收入同他们分成，就像对待普通百姓的办法；再招募熟悉耕田的官吏任田官，优厚对待考核成绩最好的人，以此诱导他们，那么愿意耕田的百姓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贷钱给陈州、蔡州的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田；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治理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由官府购买，并不难得到。又应当加重法令，使所谓经营私牛的商人受到限制，不能在民间立足，便乐于替官府耕田。凡是百姓已有耕牛的，就让他们自己耕种；这样牛就不够用，而官府购买的牛也不会太多。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后便抛弃本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赶回田地，使他们不能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正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安逸一些，也能耕种熟田一顷；假使四五万人都耕田，而长期荒废的土地收益又是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就多得无法计算。京西的区域，北面有黄河，南面到汉水，西面接近关中；如果再开通水陆运输，在各处积存粮食，就只等陛下诏令有司调运使用了。

译第三是灵活对待商贾。臣听说秦国废弃王法，开启兼并之路，上面侵夺公家的利益，下面刻剥小民，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夺取商人的利益，却不能做到。大概治理国家的人兴办财利的办法日益繁多，兼并之家追逐利益也日益巧妙，到了严重的时候，商人坐着便操纵国家的利益；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办财利的范围广，上面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共同享有，然后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一律归于朝廷而由朝廷独占，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得到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司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法令，一年之内所损失的就有数百万。议论的人不知道利益不能独占，想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改变法令没有得当；不断改变，损失就越来越多。想把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结果亏损之后，十成中得不到三成；还不如同商人共享，常常可以得到五成。如今国家获利最多的，不过是茶和盐。茶自从改变专卖法以来，商人不再经营，一年的损失，几年也补不回来，各处积存的茶腐朽废弃，只好焚烧。前些日子议论的人多次说三说法便利，有司也已经详细讨论过。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它，使商人有利可图而得以流通，那么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价格，诱使群商来把它们分销出去。先下令说：“三年以后将恢复原来的价格。”那么贪图利益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地聚集而来。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自水中，用之不竭。把价格降低来分销，三年之中十成也不会减少一二成。两种物品之所以贵，是因为它们能够为国家积蓄钱财。如今不分销而把它们积存起来，等于珍惜腐朽的泥土，这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繁殖增多，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少的货物到市场上去卖吗？一定是有小贩小商人前来分销。小贩小商人没有利益就不会做，所以大商人不嫉妒小商人分取其中的利益；仗着货物多，即使每件所得较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无穷无尽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益，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成腐朽土壤，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自己的利益来诱使小贩；善于治理大国的人，也不吝惜利益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以少取多的办法。如今商人难以用办法制约，是因为他们积存的货物很多，并不急于出售。利益丰厚就来，利益微薄就停止，不能靠一道号令召来。所以每当有司改变法令、压低商利时，利益已经微薄，小商人因为无利可图而不能经营；大商人反而庆幸小商人不来，正好独自销售自己的货物，又怎么肯勉强追逐微薄的利益前来呢？因此改变法令而刻薄商利，只会使小商人不来，却让大商人积存货物。如今如果一定要用办法制约商人，就应当把他们积存的货物全部征收，由官府代为出售，再把钱还给他们，等货物售尽以后再改变法令。大商人靠获利生活，一年不能经营获利，便会惶惶不安，他们必定不能守着积存的钱财闲居。即使得到的利益很薄，他们也还会勉强前来；这就是改变法令、制约商人的办法。想诱导商人、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益更好的，这是上策。想制约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没有比严厉裁减其利益、使他们没有积存货物更好的，这是下策。不过这种办法只能用来制约茶商；至于盐，禁令越严密，违反法令的人就越多，刑罚也会繁多。若由县官亲自经营贩卖市场的事情，大商人不会去做，臣认为这种办法难以长久实行。如果确实能够不计较极小的得失，而考虑长远大局，那么积存腐朽物资就能分散，钱币也能流通，不必劳烦太多而物资就会充足。臣愚昧，不足以了解时事；至于坚守边境来抵御贼人、谋求利益，就应当出兵扰乱他们，凡是眼前的小便利，暂且交给边将办理。至于积存粮食，使钱币流通，开通漕运，不到二三年国家力量便会逐渐富足，边地士兵逐渐熟悉战事，贼人的锋芒逐渐受挫而出现可以乘取的破绽，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用这些小事责成将帅，谋划并实行大计，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欧阳修冒死叩拜。

译遵照诏令谈论政事的上书 欧阳公经营谋划的方略，已经大致都在这里显现出来了。某月某日，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近来奉诏，蒙准许上书谈论政事。臣学识愚陋浅薄，不能广泛征引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采择当今的急务，分条列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答复诏书所要求的内容。恭请陛下裁量取舍。臣听说，自古君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劳勤勉之心，但不知道达到大治的关键，那么内心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察，但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那么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迷惑。所以做君主的，对于细小事务要责成臣下办理，对于大事则专心掌握、独自决断，这就是达到大治的关键方法。采纳一条意见而认为可行，即使众人的议论也不能阻止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能够这样，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事了。臣私下看见，国家自从一场大规模战争发动以来，朝廷内外都骚动不安。陛下思虑社稷的安危，顾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惫困苦，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一天比一天衰老，敌人一天比一天强大，集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西方的蕞尔小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如今北方更强大的敌人又违背盟约发动战争，那将用什么来抵御它呢？从来所忧虑的是夷狄，如今夷狄已经反叛；所憎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所忧虑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灾害已经发生；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匮乏。陛下心中的忧虑一天比一天加重，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寻求达到大治的关键。近年以来，朝廷扩大了进言的渠道，献计献策的人不下几千。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从前采纳的各种意见纷纷纭纭，到了临事之时，究竟哪一条策略可以采用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意见虽然很多，却不如坚决实行来得果断。臣私下思量，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为缺少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敌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五者，陛下忧虑它们没有，臣却说如今全都有。可是陛下不能得到并加以使用，是因为没有想到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然而尚且能够向南攻取荆楚，收取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州、潞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和官吏，数量有多少呢？只是善于使用，所以没有察觉它们少。何况如今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开国之初的十倍。所以臣敢于说，如今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敌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大臣。然而陛下都不能得到并使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大弊病？第一，不慎重发布号令；第二，不明辨赏罚；第三，不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就会使万事在下面松弛懈怠、废坏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能使人信服，赏罚不合适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要求臣下取得实际功绩，这样号令才不会徒然发布，赏罚也不会滥行。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实行赏罚，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点是帝王的奇特方法。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雄才英略的君主，像唐太宗那样聪明的君主，都知道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权柄，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汉武帝喜欢用兵，就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求得将领，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供他指挥；想得到贤才，就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来称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欢用兵，就诛讨突厥，使辽东臣服，威势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求得将领，就有李靖、李勣等人，任凭他驾驭。想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在他的身边。这两位皇帝，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权柄罢了。恭请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二帝，又完全拥有汉唐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患，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击破盗贼，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威服四夷，常常忧虑没有策略；想要任用贤能之才，常常忧虑没有人才。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如意。原因没有别的，是由于没有采用运用威势权柄的方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权柄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忧患，也没有专任小人的迷惑，内外臣民尊敬陛下如同上天，爱戴陛下如同父亲，侧耳仰首，愿意听从陛下的作为，那么究竟害怕什么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显著地振奋威势、运用权柄来统率他们，那么万事都会办成，哪里还忧虑五件事情无法解决呢？为什么三种弊病会因循不改？为什么一件事情也办不成？臣请求说明这三种弊病。言语多变就不能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周详审察，施行不久便又更改，于是用不能取信的话来施行，用难以遵从的命令来要求人，所以每逢有处置事情，州县知道朝廷的命令尚未确定，官吏便互相说：“暂且不能实行，不久一定还会更改。” 有时又说：“准备好礼文送下去，略微按照应当破格执行的指挥办理。”但一早一晚之间果然又发生变化，以至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疲于迎送，公文符牒上下纵横，没有人能够遵守。朝廷内外的臣民，有的听了叹息，有的听了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是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是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如此，想要威服天下，难道能够做到吗？这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第一种弊病。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然而奖赏加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恩惠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错失了有罪的人，威势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使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回来，功劳不算小了，却因为犯法被贬，一连十年没有起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诸将，以此树立法令。太祖神武英明而果断，他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赏罚之法都是这样。自从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碍得到好官，那么各位将领谁肯建立功劳呢？偏将中畏惧怯懦、逗留不进的，都应当判处斩罪；有的暂时贬谪，不久又升迁，有的不贬谪，仍旧担任原职。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各位将领谁肯拼命效力呢？这就是所谓赏罚不足以劝勉人，威势没有可畏惧之处。

译赏罚如此，却想要任用人，难道能够做到吗？这是不明辨赏罚的第二种弊病。自从战争发动以来，处置的事情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臣请求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几年以来，防守的军队不断增加，各路的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患病、矮小、怯懦的人，多得数不清。这是有防兵的空名，却没有得到真正军队的事实，算是一种情况。新招集的士兵，到处进行训练，上下不断召唤驱使，百姓不能安居。主持教练的人，不是将领之才；所教的士兵，也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制。往来于州县之间，百姓忧愁叹息，哀声不绝。既然大多是老弱、有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操练的方法。这是有训练军队的空名，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实际技能。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苦民力；用车船搬运，又使人困苦于道路。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牢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寸。制造之处只求充足数目、赶快完成，不管制成的东西不能使用。经手的官司又没有检查督责。这是有器械的空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功用。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打仗必败，实在是毫无疑问的。到了事情发生时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马虎，这就是不责求实际功效的第三种弊病。臣因此说，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就会使万事松弛懈怠；在下面废坏败坏，万事的情况更是无法尽说。臣请求谈论大的事情五件。第一件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的是谋略，不是力量；用兵较量的是智慧，不是数量。前代用兵的人，军队多的常常失败，军队少的常常胜利。汉王刘邦和寻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的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曹操凭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手下大败，退回许都；后来又用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这是用兵多就失败、少就胜利的明确验证。何况对夷狄作战，尤其难以凭力量争胜，只可以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可见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够用计取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把少数当作多数；不善于用兵的人，军队虽然多，实际反而更少。如今筹划国事，增加军队就会损耗国家，减少军队就会使盗贼得胜。如今沿边的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和虚报的数目，所以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使用。这七八十万军队，实际上抵不上七八万人使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制，分散零碎，以多分成少，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军队虽多却反而更少，所以常常作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显著地振奋威势，告诫勉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从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数说古人用兵，能够以一人抵挡百人；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够以一人抵挡十人，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能够以少数变成多数；古人军队少却常常取胜，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求增加人数，耗费国家、耗费百姓，年年累积，即使敌人不来，天下也已经困乏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将领。臣又听说古语说：“将相并非生来就有固定的种类，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地任用他们，才成为名将。”国家求取将领的用心虽然很劳苦，但选用将领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推荐将领，却又用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身处下位的英雄豪杰就无法得到。考察将领才能的人又限以弓马，只看一个人的勇力，那么有智谋足以抵敌万人之士，都会被遗漏。山林间的奇才豪杰，被召来之后，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授予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宰、垂钓、替人喂牛的杰出人才，也都会因受到激怒而失去。到了实在没有人可以任用的时候，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脚、庸碌怯懦、昏昧低劣之徒，把他们都委任在重要位置，授予他们兵权。天下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都知道这会给朝廷带来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为国家惹出祸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议论的人不知道取得将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有弊病，奋然精心寻求贤能豪杰之士：不必因为身居下位而限制，有智谋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豪杰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够用非同寻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非同寻常的功效报效国家，又何必忧虑没有将领呢？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必定医治疾病所在的地方；善于挽救弊病的人，必定寻找弊病产生的根源。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由于用兵而耗费巨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用尽了历代积累的财富；当时在单于台整顿军队，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困乏国力，何况如今七八十万人，连续四五年而不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产生的物资，竭尽万民的膏血，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慧的人，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谋划也无从施展了。只有削减冗余士卒的虚耗费用，训练精兵并取得[疑字：原文“▯”]战功，等到战争结束、军队解散，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军队有可以削减的道理，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敌人有可以乘机攻击的便利，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错过时机而使事情失败，只是白白耗费国家、耗费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是抵御戎敌的策略。臣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次一等的，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关系。”北方敌人同朝廷通好将近四十年，不敢妄自发动战争。如今一旦发动其狂妄的谋略，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见中国屡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萌发贪心，窥伺机会而发动罢了。如今如果告诫勉励各位将领，选精兵、喂足战马，迅速进入西界，只要能够狠狠击败昊贼一阵，那么我军威势就会大振，而敌人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所谓上等用兵在于攻破谋略。如今谈论政事的人都知道，北方敌人同西方贼寇共同谋划，想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果我们能够先击败其中一国，那么敌人的势力就削弱一半，不能独自举兵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破坏外交关系。元昊的地盘狭小，贼兵不多，从前进攻我国时，听说北方敌人常常有援兵。如今如果敌人内部有防备和集结军队的谋划，而元昊突然遭到攻击，必然会向北方敌人求援；北方敌人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它南下侵犯的力量。

译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便有了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外交关系的策略。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前来侵犯，我军能够先于约定日期大举进攻，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人互相配合、形成表里呢？这是破坏它们原先确定的盟约，扰乱它们约定日期的行动，也就是兵法所说的“使亲近的关系离散”，同样是破坏外交关系的策略。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获胜，常常有轻视我军的心态。各位将领如今又看见朝廷忧虑北方的金敌，正在河朔经营防务，一定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击。现在趁它骄傲懈怠，正是迅速驱兵、紧急进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得胜利的上策。前年西路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敌人的气势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尚且允许他出师，何况如今元昊已经有可以攻打的形势，更是不可错过的时机。敌人正庆幸我军忧虑河北，料想不到我们能够西征；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统帅，到如今已经半年，经过训练和施加恩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日屡次奏报小规模防战[疑字：原文“防”]，这是我军逐渐振作、敌军气势逐渐衰弱的表现，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假如错过这个时机而使两国先来进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秘密诏令主管此事的大臣，详细商议后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说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人。”何况如今文臣武将的职位遍布天下，其中难道没有有才智的大臣吗？可是陛下总理万机大事，既没有空暇完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执政大臣往往拘泥于旧例，也不敢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审官院、吏部、三班的职掌，只是掌管文书簿册和官职差除罢了，也不敢越过常规进用贤能、斥退不肖。这样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官署，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所以贤能与愚劣混杂，侥幸者彼此容纳。三年升迁一次，再没有精细的甄别。平时没有事情，只忧虑官员太多而差遣安排不下去；一旦遇到事情需要人才，又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使用。自古任用官员的制度，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举荐者因为举荐而升官就是进用贤能，官员犯罪而被贬责就是斥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其中弊病的深重。大凡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同类聚集。所以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浊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请托求情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干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举荐者的数目足够，便给被举荐者改任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迁了，贪浊的人也升迁了，请托求情的人也升迁了，没有才干的人也升迁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作为进用贤能的方法吗？如今贬黜责罚官吏，难道有澄清吏治、纠察举发的办法吗？只有犯有贪赃罪而被百姓控告的人，才能够被贬黜。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谋求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必定由自己操持，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尚且有时还顾不到贫弱者。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群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在同一时间受害。这样说来，贪赃官吏和没有才干的人造成的祸害相等。如今贪赃官吏因自行败露而被贬责，十个人中也除掉不了一两个；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加追究，宽纵迟缓而容纳奸邪，弊病竟然如此。难道可以作为斥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官员设置得虽多，却没有人可以使用，也就理所当然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那么有才干的人都会列在陛下面前。臣因此说：五件事情全都有，但陛下不能得到并使用，是因为存在这些弊病。三种弊病、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过了。只希望陛下选择采纳，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利不顺，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事情的形势已经如此。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为了社稷和百姓留心此事。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二。书札奏牍。

译论台谏官进言政事未被听从允准的书。弹劾罢免陈执中，指斥他喜欢猜疑、刚愎自用，从“起眼目”以下六七层层层展开，委婉曲折地抒发出来，如同江河云气、山岭月色，变化无穷。臣听说，自古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却常常到了天下混乱的地步；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到了昏暗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祸患在于喜欢猜疑而刚愎自用。猜疑之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在外界受到迷惑；视听受到迷惑，就不能分别忠臣和奸邪，是非也会混乱。忠奸不能分别、是非混乱，那么全国的臣子都可以怀疑。既然把臣子全都怀疑了，就一定会坚持采用自己的见解。带着疑惑混乱的心意而刚愎自用，就会多有过失。出现过失，国家的忠臣必定依据道理来争辩。争辩得不急切，君主的心意就难以回转；争辩得急切，又会激起君主的怒气，使他自用的想法更加坚定。于是君臣争强，于是奸邪谄佞之臣便能够乘隙而入，迎合君主的心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顺从并助长君主所想要的事情。君主正同臣下争胜，得到一个顺从自己的人，便喜欢他来帮助自己，而忘记了他的奸邪，于是同他合力拒绝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信任奸佞，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没有不昏暗的。自古君主的用心，并不是憎恶忠臣而喜欢奸佞，并不是憎恶治理而喜好混乱，也不是憎恶英明而想要昏暗，而是因为喜欢猜疑、刚愎自用，同臣下争胜。假使做君主的能够豁然去掉疑心，改变刚愎自用的想法，那么奸邪谄佞之人就会远离，忠直的言论就会进入。忠言进入，君主的聪明就不会受到迷惑，万事也就能得到适宜的处理，使天下尊奉他为英明的君主，万世仰望他为善治的君主，难道不是君臣都荣耀而快乐吗？这同拘拘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同臣下争胜、内心更加劳苦而事情更加迷乱，相差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而不吝惜。”仲虺又告诫商汤说：“刚愎自用只能取得小成。”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不能没有过错，却能够改正过错，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凭商汤的聪明，他所做的事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刚愎自用。可见自古的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刚愎自用，才能成为善治的君主、英明的君主。臣伏见宰臣陈执中，自从执掌政权以来，不合乎众人的期望，屡次有过失罪恶，招致人们的议论，而陈执中拖延不去，仍然玷居宰相府。陛下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仁爱宽慈，这正是尧舜的用心。推论陛下的用心，天下本来早就应当达到太平了，可是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政令一天比一天乖谬，国家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流民遍满原野，滥竽充数的官员充满朝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近年以来，宰相大多因为过失被进言者弹劾而罢免，陛下没有醒悟，反而怀疑宰相不合适是由于进言者喜欢逐去宰相。疑心一产生，视听便受到迷惑，于是形成刚愎自用的想法，以为宰相应当由君主亲自罢免，不能因为进言者的意见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重大罪恶和显著过失，陛下也委屈自己的心意来容忍他；他虽然惶恐，自己想求退，陛下却委屈自己的心意把他留下；即使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尸体横陈道路，也都无暇顾及，仍委屈自己的心意任用他。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想压制进言者。进言者究竟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假使陛下上不顾念天灾，下不体恤人们的议论，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一个不学无识、谄邪狠愎的陈执中，而心甘情愿地这样做，那么进言者本来想要帮助陛下，反而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多了。然而进言者的本意，本来没有想到会达到这个地步；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刚愎自用，自己损害了自己。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心意更加坚定，进言者攻击他也更加急切，陛下正想着怎样在进言者面前取胜，奸邪谄佞之臣便乘隙而入，必定有迎合陛下心意的人，会说：“陈执中是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他，也不能让小臣动摇他；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进言者，说他们想要驱逐陈执中而任用别人。”陛下正忧虑进言者冒犯圣听，喜欢听这些顺合心意的话，便不再察觉其中的奸邪而相信他们，于是拒绝进言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以万乘之尊同三两个进言的小臣争胜，当然拥有必胜的力量；即使圣意确实无法回转，进言者也应当知道困难而停止。但是天下人和后世议论此事的人，会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那么会把陛下看成怎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弹劾梁适的罪恶，陛下勃然大怒，使御史台空缺，并把他逐出；而今天御史又敢于弹劾宰相，不躲避雷霆般的威严，不畏惧权臣的祸害，这才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忘掉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同他的关系。陈执中担任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流民逃亡，公私财力困竭；而且他不学无识，任凭爱憎而夹带私情，任免差遣错误，受到朝廷内外的讥笑，家中私事污秽丑恶，传遍道路，迎合心意、顺从偏爱，专门逢迎君主。这是谄媚上司、傲慢对下、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看重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不能看清的，不应当颠倒到这个地步；实在是由于进言者说得太急切，激起了陛下的疑惑罢了。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本来不值得再说；难道陛下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直士在圣明之时缄默不言吗？臣希望陛下完全敞开心胸，回转心意，放下疑虑，察看进言者的忠诚，认识陈执中的过恶，醒悟任用他的方式不合法。学习成汤改正过错的圣德，遵循仲虺关于不可刚愎自用的告诫。把御史前后的奏章全部交给外廷评议，公正处理陈执中的过恶，罢免他的政事，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政安定，拯救这些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凭借自身蒙受陛下恩遇，职分在于议论政事、参与谋划，心意急切而言语狂率，罪过应当死上万次。

译论包拯授任三司使的上书。包拯不能不面红羞惭，心悦诚服。臣听说，治理天下，在于懂得任用人的先后罢了；任用人的方法，各有适宜。军队中的人，首先看重才能；朝廷中的人，首先看重名节。军队以取得成功为主要任务，只怕他们不急于求功争利；把才能放在前面、名节放在后面，也是形势使然。朝廷以教化为主要任务，风俗的厚薄、治理之道的兴衰，都取决于用人。教化百姓不可能挨家挨户反复劝告，所以常常致力于尊重有名节的人，以此教化天下，激励那些偷安浅薄的人。所谓有名节的人，就是懂得廉耻，修养礼让，不以苟且求得利益，不被苟且随俗所牵引，只以合乎义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归宿。在刀刃的威胁面前，有所不逃避；像折断树枝这样容易的事情，也有宁可不做的，只守持正义。他们立身朝廷，进退行止，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样的人极难得到，也极其值得重视。所以作为士人，常常以尊重名节来使自身受到尊重；做君主的，也常常保全士人的名节，以培养成就善士。臣私下看见，陛下近来任命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任命下达那天，朝廷内外喧然议论，都认为朝廷贪图包拯的才能，却不替包拯爱惜名节；但仍希望包拯能够坚持节操、守住道义，坚决推辞以避开嫌疑，也替朝廷爱惜体面。几天之间，忽然听说包拯已经接受任命，这实在令人惋惜，也令人叹息。包拯性情刚强，天资峻直，但向来学问少，对朝廷事务和体制有时考虑不周。至于顺遂别人的事情而取代他的职位，即使起初没有这种心思，但见到可以得到的职位便不能想到义理，这些都不值得奇怪。至于造成嫌疑的事迹，普通人都知道应该避开，包拯难道偏偏没有想到吗？昨天听说，包拯在御史台任职时，常常亲自到中书省斥责宰相，指陈前任三司使张方平的过失，责怒宰相不早早罢免他。不久御史台属官相继上章论列，张方平因此被罢免，由宋祁代替。又听说包拯也曾弹劾宋祁的过失，自从任命诏令发布后，台中属官又交相上章极力进言，宋祁也因此被罢免，而包拯便代替了他的职位。这就是所谓“践踏他人田地又夺取他的牛”，难道能没有过错吗？整理衣冠、穿鞋走路，凡是容易引起怀疑的地方都应当避开。以包拯的才能和资望，即使另加升迁，任用他又何至于因为嫌疑而不可呢？偏偏任命为三司使罢了。这样不只是自己陷入嫌疑，对朝廷的损害也不小。臣请从事情的始末来说明。国家几十年以来，士大夫都致力于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当作贤能；到后来弊病发展，就变成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惰宽弛，逐渐成为风俗，大家不认为这是错误。到了各种官职都不能修治、纲纪废坏的时候，正逢天下无事，本来还没有察觉它的危害。一旦元昊侵犯边境、军队出动而没有功劳，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同时兴起，天下骚动不安。陛下奋然醒悟，考虑革除弊病，提拔任用几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正在这时，才增加设置谏官的员额，以优宠任用进言政事的臣子，使他们履行职务。于是整顿纲纪、纠正废坏，想要分别贤能与不肖、进用有才与罢退无才；而长期形成的弊病风气突然被揭露，众人惊骇，于是共同指责进言者，说他们不对。有的说他们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有的认为他们公开互相倾轧，有的说他们沽名激进，有的说他们谋求个人升迁，众说纷纭，几乎迷惑了皇上的听闻。幸赖陛下极其圣明，看出这些臣子本来是忘却自身、报效国家，并非谋求个人利益，谗言离间没有能够进入，于是他们得以保全；朝廷内外的人过了很久，也逐渐相信了他们。从那以后到现在二十年间，台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之士；其中斥逐奸邪、屏绝权幸、弥补遗缺、挽救过失的事，多得数不清。这就是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最难做到；自陛下登临帝位以来，实在是朝廷的盛德，台谏的补助作用并非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于安定，上下已经信任台谏，奸邪之人每有举动，都害怕进言的臣子；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听从言事官的意见。推究从最初开通进言渠道，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效，难道容易做到吗？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谈论别人的过错，似乎像是在窥伺揭发；驱逐别人的职位，似乎像是在互相倾轧；而进言的臣子能够使自己得到说明，只有因为他们在其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如今包拯屏退、驱逐两位臣子，自己占据了他们的职位，使后来奸邪谄佞的人可以借此制造说法来迷惑君主的听闻，使今后的进言者不被人信任，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明。这样，圣明君主任用谏官的功效，就会有一天因为包拯而败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有所不做叫作耻。近臣的一举一动，是人们效法的准则；如果包拯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所不取、有所不做，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教化天下。然而包拯取得了不应当取得的东西，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难道只是自己降低了身分，也会因此诱导后来的进言臣子，为了希望得到职位而倾轧别人，彼此习染而形成风气。这样的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依仗的，只是认为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心。内心藏在里面，别人看不见；事迹显露在外面，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包拯想凭借别人看不见的内心来使自己获得信任，却用外在的行为遮掩天下人看见的事实，这就好像手伸进去拿东西，嘴里却说自己不想要；即使想让自己相信，别人又有谁会相信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是不能不避开的。况且像包拯这样的人，年轻时有孝行，在乡里闻名；年长以后又有刚直的节操，著名于朝廷。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置事情又不合适，这个人也实在令人惋惜。伏望陛下另选有才干的大臣担任三司使，而把包拯调任其他职务，安置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造成嫌疑的事迹，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非常幸运。臣蒙受恩宠，充任侍从，职名是议论政事、参与谋划；过去曾亲眼见到朝廷当初采纳谏言，十分艰难，如今又亲眼看见陛下采纳谏言的成效已经显著。不愿意因为包拯而破坏这种成效，是臣替朝廷爱惜它。臣言语狂率、谋划愚陋，恭敬地等待诛戮。

译论选择皇子的奏章。忠诚恳切。臣听说，谈论天下最难谈论的事情，不敢希望一定能够被听从；明知未必被听从，却不能不说，是为了竭尽自己忠诚的心。何况臣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能够容纳谏诤，所说的话未必不被听取，怎么可以沉默而不说呢？臣私下看见，自从去年以来，群臣多次谈论皇嗣的事情，臣也曾因灾异而冒昧上奏陈说。虽然陛下度量宽宏，包容臣而没有加以诛戮，但臣愚拙的诚心恳切至极，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能抑制爱戴君主的心，日夜怀着这件事，从来没有忘记。想要再次陈述自己的狂妄浅陋，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口。如今臣伏见兖国公主最近已经出嫁，臣因此私下想到：人的常情常理，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近的；人的常情，也没有比父子相亲相乐更快乐的。即使圣哲之人不同于普通人的伦理关系，但作为天性，在道理上是相同的。陛下从前虽然没有皇嗣，但还有对公主的爱护，可以稍稍慰藉圣颜。如今公主已经出嫁，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处于深宫之中，还有谁可以同您交谈？还有谁可以承顺您的脸色？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机出于圣意，在宗室之中选择才德贤良、可亲可爱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问候起居、侍奉饮食，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书籍史册，私下看见自古帝王虽然至尊无上，却从来没有独自居处的。他们出宫居住在外面，不只是百官当面进见奏事而已，必定还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又有身边的侍从，接受顾问、交谈言语。他们进入内宫居住，也不只是宦官和宫妾在身边而已。平日居处安寝，就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饮食；闲游宴乐时，大多同宗室子弟欢然相处，像一家人一样。计算他们一天之中，从来没有一刻独自居处。如今陛下每天临御前殿、后殿，百官进奏事务，往往仰望天颜便退下；其中最幸运的，也只能得到承受一两句恩德之言。君臣的情意不能沟通，上下的意愿不能接触。其余在朝廷中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一类的人，没有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在陛下左右。进入内宫居处，则连早晚问安、侍奉饮食也有所缺失。这样，陛下拥有四海的广大疆域，亲自享有万乘之尊，居住在外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居住在内也没有一个能够亲近的人。这就是臣区区不已、想要进言的原因。何况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君之位长久空缺，群臣屡次进言，这件大事仍未决定。臣从前上奏陈说，认为不一定立即立为太子，而且可以先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慢慢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如今正可以这样做，也正是时候。臣言语狂妄、谋划愚陋，恭敬地等待斧钺之诛。论水灾的奏章。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也说出别人看不见的事情。这样的奏章，在汉唐两代大概也很少有。臣伏见近日颁下诏书，把雨水视为灾害，允许朝廷内外的臣僚上密封奏章谈论政事，可见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心怀恐惧而修养反省的意思。臣私下认为，雨水造成祸患，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从未有过洪水进入国门、大臣奔走逃避、淹没社稷、毁坏都城这样的情况，这大概是天地发生的巨变。至于王城京邑，浩荡得像湖泊一样，百姓冲散淹没、奔逃躲避，昼夜号哭呼喊，人和牲畜死亡的数目无法知道；那些幸而逃脱的，房屋倒塌，没有地方容身，只能捆扎木筏、露天居住，上面下着雨，下面浸着水，许多老人和孩子连续不断地倒卧在天街之中，散乱不堪。又听说城外的坟墓也被水浸泡冲灌，棺椁漂浮出来，骸骨随水漂流；这些事情听见就令人悲伤，看见就令人怜悯。活着的人既不能安居在自己的房屋中，死去的人又不能安葬在自己的墓穴里；这也是近世的水灾中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除此之外，四方的奏报没有一天不来：有的说城门被水堵塞，有的说市镇被水冲破，有的说河口决口达到千百步宽，有的说水头高出三四丈以上，道路隔绝，田里的禾苗全被冲荡毁尽。这样看来，大河小水全都出来造成灾害，远方近畿没有不受害的。这正是陛下惊惧莫大的灾变，也是陛下隐怀哀痛、至为仁慈的心情，所以广泛询问，希望能够消除灾害、恢复安定。我私下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正如影随形、响应相合，从来没有不召唤却自行到来的灾祸，也没有已经发生却没有应验的变故。变故既然重大，那么忧患也一定深重。我愚意以为，不是略作小小的作为就能弥补这种重大的异常，必须想到宗庙社稷的重大，察看安危祸福的关键，追究已经发生的过失，防范尚未萌发的祸害；这类事情不过一两件而已。自古以来，君主必定设立太子，是为了继承宗庙社稷的重任，也是不可缺少的制度。陛下即位三十多年，太子仍未册立，这是长期缺失的典章。近来听说群臣多次以此进言，大臣也曾提出建议，但陛下圣意久未决断，而那些只知小节忠诚、不知国家大体的庸臣愚士，便把此事看作异常，进而产生猜疑之论，这是极其不加思考的。况且自古帝王有儿子二三十人的很多，才干高、年纪长，排列在朝廷中的也很多，然而作为他们君父的帝王，没有不享有无穷安宁的，难道会因为猜忌而斥退自己的儿子吗？假如陛下的鄂王、豫王都活到今天，那么太子早就已经册立了。世上的庸人偶然看到陛下很久没有皇子，忽然听到这个建议，于是就说出那些话罢了。况且《礼》说：“一旦有了太子，万国便因此归于正道。” 这句话大概是说，确定天下的根本，向上承继宗庙的重任，同时也可以断绝臣下的邪恶谋划。自古设立太子，正是为了使君主安心；如果真像庸人的猜疑之论所说，那么总是不立太子，君主怎么会有太子呢？那样君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极其不加思考。臣又看到，自古帝王建立太子，既是为了继承宗庙的重任，又是国家值得庆贺的美事，所以每次册立太子，都不敢独自享有这份喜庆，必定大赦天下，凡是已经为人父、后来又有子嗣的人都得到恩泽，以便同天下共同庆贺。这样看来，册立太子并不是什么坏事。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群臣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文帝也再三谦让，后来才答应。当时群臣并不怀疑自己有私心，敢于进请；汉文帝也不怀疑臣下怀有二心，这是因为君臣之间情意相通。五代的君主，有的出身武人，有的出身夷狄；像后唐明宗，尤其厌恶别人谈太子的事，群臣都不敢直说。有个叫何泽的人曾上书请求册立太子，明宗大怒，对他的儿子从荣说：“群臣想要立你为太子，我将回河东养老。”从此臣下更加不敢进言。然而文帝册立太子以后，享有国祚长久，成为汉太宗，这难道妨碍他成为明君吗？

译后唐明宗没有及早确定太子，后来秦王从荣以起兵窥伺帝位，几乎酿成大祸，后唐于是发生动乱；这是前代的事情。何况听说群臣所请求的，只是想从宗室中选择一人作为皇子，并不是立即立为太子。伏望陛下仁慈圣明、聪慧睿智，洞察古今，必定认为此事是国家的大计，应当慎重对待而不能轻率实行，所以才拖延；并不是厌恶别人进言而不愿办理。然而朝廷的大议，内外已经听闻，不宜拖延太久而不决。自从今年春初以来，陛下在宫中服药，大臣们早晚都不敢回家，饮食、医药都在左右侍奉，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从没有这样亲近的。下至群臣、士人、百姓、妇女和婴孩，日夜祈祷，挤满道路，发自至诚，无法禁止。由此可以看出，臣民都尽忠于陛下，防护陛下的德体，对陛下的深厚爱戴之意，所以替陛下考虑得长远。如今所请求的事情，正是天下臣民出于爱护君主而作的谋划，陛下还有什么可疑虑而不答应呢？内外臣子既为陛下圣体康复而高兴，又想看到皇子出入宫中，早晚问安，在左右侍奉饮食，然后文武群臣奉上表章向陛下祝贺，文人墨客称颂皇室宗支繁盛，为陛下歌颂，这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伏愿陛下作出圣明决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依照古代礼制，暂且收为自己的儿子，还不必任用为太子。这样既可以慢慢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臣又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后来掌管枢密院。如果说当初议论任用他已经不可行，那么现在三四年之间，他表面上虽然还没有显露过失，却不幸有了掌握军情的名声。武臣掌握国家机密而又掌握军情，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臣以前有封奏，论说得很详细，说明狄青并不是奇异的人才，只是在当今将领中稍微可以称道罢了。他内心虽没有恶意，却不幸受到军士爱戴，臣深恐因此有人利用狄青而酿成祸患，给国家生出事端。臣想请求暂且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任命他为一州长官，既可以保全狄青，也可以替国家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因为军中士卒、里巷百姓，直到士大夫之间，没有人不谈论这件事，只是陛下还不知道罢了。臣先前的奏章请求留中不发，是出于圣断。如果陛下仍然怀疑臣的意见，请将臣前次的奏章发出，让执政大臣公开议论。这两件事，是当今最急迫的政务。至于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然不深知，但其中的大意可以推知。《五行传》说：“简慢宗庙，水就会成为灾害。”陛下恭敬奉行祭祀，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尚未册立太子，《易》说：“主持宗庙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难道这是上天对此的警戒吗？至于水属阴，兵也属阴，武臣同样属阴。这些是类推便很容易看出的。上天的谴责告诫，如果不是凭空发出的，惟愿陛下深思并及早决断，或许可以消除灾祸，使之转为福应。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尽心陈述，不要有所忌讳。”所以臣才敢谈到这些。如果还有其他时政上的过失，一定会有群臣奉诏向陛下陈述。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拙，惟愿陛下裁夺取舍。论美人张氏的恩宠应当加以裁减的奏札。这是别人不敢说、也不能说的事。臣近来听到传闻，宫中因为皇女出生，从左藏库取出绫罗八千匹；染院的工匠在大雪严寒之时，凿冰取水，染制绢帛以供宫中使用，十分艰苦。臣私下想到，陛下恭敬节俭、勤劳政事、爱护百姓、忧虑国事，对于这种使人劳苦、徒然耗费的事情，必定不会肯做。然而外间议论相互传说，都说如今染制绢帛仍未停止。臣又看到，近日宫中降恩于美人张氏，她的亲戚所受恩泽过于频繁。臣忝居谏官，每当听说有稍微损害圣德的事情，就必须尽力进言，难以逃避上天的责罚。臣私下看到，自古帝王所宠爱的嫔妃，如果能够谦逊节俭、柔顺善良，不索求恩泽，就可以长久保全君王的恩宠；如果任意骄奢，过多求取恩泽，就都很快招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代的事情，只拿当今宫禁中的近事来说。陛下近年所宠爱的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在她们受宠时，骄奢放纵，如果不及早裁减，等到恩宠满盈，如今她们都在哪里呢？何况听说张氏本来是良家女子，昨天刚由修媛降为美人，内外都听说了，认为她与杨氏、尚氏等不同，所以能最久保有恩宠。如今宫中突然增加取用，恩泽日益扩大，渐渐形成奢侈的事情，以招致外人的议论。臣不知道陛下是想爱护保全张氏，还是想放纵她而使她败亡？如果想保全她，就必须常常使她保持谦逊节俭，不至于骄傲自满。臣料想八千匹绫罗一定不是张氏一人独自使用，不过是分发给众人罢了；这就是白白耗费财物，全都用在众人身上。至于内外的讥讽议论，则由陛下亲自承担。这样说来，广泛分发又有什么好处？昨天正月初一，曹氏被封为县君，到初五日又被封为郡君，四五天之间两次受封。又听说另有宫中降下的恩命，大概是疏远的亲戚都来求取恩泽。父母因子女而显贵是可以的，但名分也不能太过分。其他疏远亲戚都可以削减罢免。臣认为张氏没有入宫以前，那些疏远亲戚各自都在哪里？如今得到富贵，何必广泛施给闲散之人，自己招来诽谤议论，连累圣德？如果陛下只是替张氏考虑，也应当这样做。何况这件事不只是为了张氏，凡是后宫恩泽过多、宫中用度奢侈，都是损害圣德的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臣当尽力进言，伏望圣慈防微杜渐，及早加以裁减，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论濮安懿王典礼的奏札。宋人都认为欧公的建议不对，但他依据经典进行论证辨析的地方，也确实精密。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和礼官请求称为皇伯；中书省的意见认为事情体制极其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符合典故才能施行，而“皇伯”这个称呼考察经史都没有依据，正准备下令三省、百官广泛访问、共同议论，以求得恰当的办法，陛下却屈意下手诏中止了此事，而众人的议论纷纷，到今天仍未停止。臣认为众议虽然很多，但其说法不过有三种：第一，认为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认为简慢宗庙导致水灾，这是严重诬蔑天人的说法；第三，认为不应以汉宣帝、汉哀帝的事为法，以免干扰统纪，这是没有考察事情本末的议论。臣请求为陛下一一列出并加以辨析。臣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丧。所谓服丧，是齐衰一年。”这叫降服，用来说明丧服可以降等，但父母的称谓不能改变。又按《开元礼》《开宝礼》以及本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亲生的父亲服齐衰不杖期。”这是因为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称谓不能改变；礼义没有比承继宗嗣更重的，所以宁可抑制自己而降低丧服等级。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写在六经中，作为万世法则；这正是中书省议论所依据的。至于所谓称“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称呼，如今本朝正在施行的典礼和律令中也没有；自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各代帝王从藩王府第入继大统的，也都没有这样称呼，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臆说。那《仪礼》是圣人六经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使用的礼制；《开宝通礼》是大宋一百年所使用的礼制；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历代祖宗所制定的，如今天下共同施行的制度。如今议论者全都抛弃这些而不采用，只想采用毫无根据的臆说，这就是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认为简慢宗庙导致水灾。臣以为，上天降下灾害，都是由于人事；自古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多方寻找政治上的缺失而修正，或自己知道过失而改悔，希望能够堵塞上天的谴责，但都必须先是人事在下已经显现，然后天谴才在上面显现。如今濮王典礼之议，本来是因为两制、礼官违背经典、抛弃礼制，采用毫无根据的臆说，想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省怀疑此事不可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虽然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准备再请外廷广泛议论，而陛下突然下诏中止，想让有关部门慢慢寻求合适的典礼。这样看来，臣下如此慎重，君主如此谦逊敬畏。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自举行，而上天却突然降下震怒，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说的严重诬蔑上天。议论尚未决定，仍然已经停止议论，却说是因为同时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而导致天灾，这是严重诬蔑人。第三种说法引用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臣谨按《汉书》考察：宣帝的父亲称为悼皇考，起初称其亲生父亲的谥号为“悼”，设置奉邑和寝园而已。后来改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并在京师建立庙宇。“皇考”只是亲生父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称呼父亲的名号。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样不对。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毁庙宇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庙、立庙反复不定。到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亲生父亲的谥号称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不能非难宣帝称史皇孙为亲生父亲。”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的“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只是宣帝在京师立庙，扰乱了汉代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认为同时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不合礼，应当毁掉庙宇。定陶恭王起初只称共皇，在本国建立庙宇，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要在京师立庙，想去掉“定陶”的国号，使其不再系属于封国，从而逐渐干涉汉朝的统绪，师丹才极力认为不对。所以师丹的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已经先前议定，不得再改；只是说在京师立庙是不可以的罢了。”这样看来，称亲、设置寝园，都是汉代儒者所允许的，认为符合经义；只有去掉国号、在京师立庙才是不可以的。如今发表意见的人不考察朝廷原来议论的究竟是什么，也不追究汉臣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探究事情本末。中书省的议论，本来是说称为皇伯没有根据，而礼经有父亲名号不可改变的道理；当时正在议论名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制都还没有来得及议论。发表意见的人却立即拿汉代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立庙的事情来说，把朝廷严重诬蔑为干扰大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议论啊！去掉国号而在京师立庙，扰乱祖宗的昭穆次序，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情。如果朝廷果真提出这样的议论，那么指责我们为奸邪之臣、说君主有错误的举动，也是应该的。可是陛下的意思从未涉及这些，中书省起初也没有这样的议论；发表意见的人不探究本末，过分引用汉代可非难的事情作为说辞，外廷群臣又没有审慎了解朝廷的大议究竟是什么，只听见言事者这样说，便认为朝廷要加以非礼、干乱统纪，信以为真。因此众口一辞，纷纷议论不止。言事者想一定使自己关于“皇伯”的无稽之说得以实行，于是牵扯天灾，恐吓逼迫君主；而中书省守经执礼的议论，反被指为奸邪之言。朝廷按照礼制本应优待言事之臣，不愿同他们争辩；外廷的众多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地说明，于是是非和礼制不能辨明，上下之间的情意不能沟通，这就是议论喧嚣不止的原因。

译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既然已经把所承继的宗支当作父亲，圣人却又保留他亲生父亲的名号，并不是故意委曲迁就。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不依靠父亲而出生的儿子；既然有父亲生育，就不能避讳他的亲生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可以把宗族中的儿子立为后嗣，这是礼制所允许的；但怎么能有一个没有父亲生育的儿子来承继后嗣呢？这就是圣人不避讳无子之人的原因：可以立别人的儿子作为后嗣，也不避讳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有亲生父亲，因为这既不欺骗上天，也不诬蔑人事。所以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承担所继承宗支的重大责任和作为其子女的义务，不得再归回本宗；他的亲生父母也不得参与他所承继宗支的事务。至于丧服降等、抑制亲疏关系等一切事情，可以用礼义来裁定；只有亲生父母的名号不能改变，这是道理上不能改变的。改变它就会欺骗上天、诬蔑人事。儿子为亲生父母服丧，叫作正服；出继为别人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叫作降服；又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叫作义服。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反而成为从祖父，只能服小功；而濮王夫人本是亲生嫡母，反而要服义服。从宗懿王以下的亲生兄弟，按照礼制虽然降等，仍然应服大功；这本来是礼制规定的齐衰期服，如今反而变成小功服；本来是礼制规定的正服，如今反而变成义服；对濮王父亲，本应服较重的丧服，反而服小功；对宗懿王等兄弟，本应服较轻的丧服，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称亲生父亲为伯父、叔父的原因；一旦这样称呼，礼制就会违背，人伦关系也会像这样错乱。伏惟陛下聪明睿圣，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如今众人的议论是那样，中书省的议论是这样，陛下究竟要顺从众议吗？那么众议又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要违背众议吗？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也从没有违背众议而能够办成事情的。愿陛下大幅下诏，明白告知内外，以“皇伯”一说毫无根据，决定不可称用；如今想要确定的，只是正定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立庙、干乱统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原来的议论，希望这样可以释除群臣的疑虑。如果已经知道事情是这样，却还认为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重新活过来，也不能再替此事辨明了。我考察《濮议》所请求的，称亲、设置寝园、建立庙宇，以及让濮王的子孙世代守护祭祀，本来出于天下万世共同的公理，并不违背典礼。只是当时台谏吕诲、范镇等人过于激烈，所以才纷纷争论。至于本朝兴献帝的事情，大体与此相同，大概也是天理人情所不能不如此的。张桂最初提出议论时，我正以童年身份在前辈之间侍奉，前辈每次谈到此事，总是气愤得瞪裂双眼。等到我读了《大礼》或问，才恍然明白，感到先前失误。然而吕、范诸公起初因议论礼制而被责罚，后来又重新起用；张桂掌权以后，议论礼制的臣子却被禁锢，直到终身。我只是为此屡次抽泣叹息罢了。论安葬荆王王后并追赠燕王一事的奏札。本朝只有三原王公可以比得上。臣听说已经有圣旨，关于荆王的葬礼，命三司、太常礼院以及监葬官等共同议论，削减浮泛费用。这足以看出陛下厚待皇叔的恩意和体恤百姓、爱惜费用的心意，一举而两得。然而臣每次看到朝廷办事，想要爱护百姓、节省用度，却常常白白耗费财物、劳苦百姓，大概是因为开始议事时没有抓住要领，或者审察不精细，有四件事：不向民间摊派，是第一；州县供应的物品有固定数额，是第二；送葬人员在路上禁止他们呼喊索取，是第三；州县官吏不得超过规定的供给，不许借此求取名声，是第四。如果绝除这四项，就没有大的祸患了。近日京西一路遭受张海惊扰劫掠之后，不可再有额外征求。臣如今请求指示三司，凡是确实需要的物品，都必须由官府供给，不得向民间摊派购买。还请求先把全部仪仗、人马和送葬人员等逐一确定人数，再下札给京西，令其按人数供应食宿，这样就可以不致过度耗费。自荆王以下的各类丧事，不是至亲的，不必让他们全都前往。还请求限定人数，以及每个人所带随行人员的人数，也请一并限定。凡皇亲及随行官吏，除了住宿时应供应的饮食之外，不得额外呼喊索取其他物品。州县官吏也不得在官府供应饮食之外，另以各种物品献送给权贵。凡接受献送和呼喊索取的，都按收受入己赃物论处。还请求选派一名御史里行随行纠察。凡额外携带人员以及州县顺从索取、献送物品等情形，官吏若将物品据为己有，也按违犯制度论处。如果托称供应之名，在民间低价购买或强行掠取，都按枉法赃论处。这样防范，才可以杜绝浮费，以符合陛下厚待亲属、节省用度的心意。

译论安葬荆王的奏札。总的来说，根本都在于体恤财用。臣恭敬地看到朝廷的诏令，虽然派宋祁监督荆王的葬礼，但还没有看到下令确定葬日及各项事务。有人说因为年月不利，暂时不能下葬；有人说有关部门因为财用不足，请求暂且不葬。关于拘泥阴阳禁忌的说法，陛下聪明睿圣，必定不会相信巫卜之言而违背礼典，只是担心议论者固执坚持，如今财用不足，无法办理葬礼。陛下听到劳民伤财的说法，就不能不忧虑，因此犹豫不决。臣认为，前后敕令安葬大臣，浮泛浪费、枉然支用的物品很多，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都是主管官员安排失当，才使人借机作奸。如今如果尽力节省浮费，断绝侵吞损耗，而所用物品不多，那么还凭什么说不能下葬呢？臣不知道主管部门是否曾经把全部用度估算出一个总数，内中多少是浮费，多少是真实所需。如果真实所需的物品数目仍然很多，力量确实无法办理，那么推迟是可以的；如果实用物品很少，只是旧例中的浮费很多，那么只须削去浮费即可。如今完全不作估算，只说没有物资可以下葬，这是不对的。没有看到实用物品的数目多少，也没有衡量财力是否能够承担，就说必须遵循礼制、必须下葬，同样也不可行。依臣愚见，应当斟酌这两个方面，还是及时下葬为宜，但首先请求命王尧臣、宋祁等把全部所需物品列出名称和件数，其中浮费而不急需的，一一削减。如果只保留实用物品，数量一定不多；即使稍微多一些，再加以节省削减，哪怕达到非常俭薄的程度，按理也没有害处。这样就能及时下葬，也不会浪费物资。俭葬是古人的美德，厚葬是古人的恶名。如今因为害怕俭葬而不肯节省费用，把灵柩停放下来，等待有财物的年份，以便实行厚葬，这就不是臣所能理解的了。如果说俭葬也无法办理，那就是过分的言论。然而外间舆论中，为国家讨论事体的人都说下葬为宜。如今朝廷议论的人分成两派：顾虑物力的人不顾典礼和国体，谈论典礼和国体的人又不考虑财用是否能够承担，各自执着偏见，议论长久不能决定，以致惑乱陛下的聪明。如今及时下葬的坏处只有一项，不下葬的坏处却有五项。及时下葬的坏处不过是耗费物资，但财力还能够做到；不下葬所造成的损失却很大。不肯薄葬而把灵柩留下，等待厚葬，从而成就成王的恶名，这是第一；相信巫卜之说而违背典礼，这是第二；眼下削减费用是力量容易做到的事，后来财力充足时，礼制却未必等得及，使皇叔的灵柩五七年间不得安葬，神灵无所归依，这是第三；使四方夷族听说天子的皇叔去世，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出葬，于是轻视中原并生出异心，这是第四。如今天下财力虽然困乏，但各种用度中不能节省费用的地方很多，唯独在皇叔身上加以裁减，就会损害陛下以孝治国的美德，这是第五。这就是臣所说下葬为宜的原因。荆王在皇室亲属中地位最尊贵，名位最为重要，伏乞早日命令确定议论，不要拖到后来，请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三十卷。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三十一卷。明代茅坤撰。《庐陵文钞》第三。奏札。论请求主持办理范仲淹、富弼等人所进行事务的奏札。欧阳公此时也一定听说了范仲淹、富弼所条陈的事情，恐怕仁宗一时不肯立即施行，又担心群小在内部攻击，所以先给仁宗当头一针；文中所说的“拿云手”，就是这个意思。臣恭敬地听说，范仲淹、富弼等自从接到手诏以后，已经条陈了有关事务，必须裁夺选择后施行。臣听说自古帝王要达到大治，必须等待同心协力的人；君臣彼此相得，被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仲淹等遇到陛下的圣明，可以说是难逢的际遇；陛下拥有仲淹等人，也可以说是难得的臣子。陛下既然已经倾心信任他们，仲淹等也各自尽心竭力来报答，君臣上下如此，臣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只在于怎样施行。何况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出圣意、亲自选拔的人，刚开始任用时，天下已经都相互庆贺了，但还私下认为陛下既然能够选拔他们，却不知道会怎样任用。等到看到近来特意打开天章阁，从容询问，亲自书写手诏，反复督促告诫，然后内外喧然，既惊异又喜悦。这两件盛事，本来已经早晨由朝廷报知京师，晚上便传遍四海，人人都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责成大臣，天下人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看陛下想要做什么。这两个人将来向陛下报效的结果究竟如何，陛下的得失就在这一举，百姓的安乐疾苦也系于这一时。这样看来，仲淹等不能不尽心施展才力，陛下也不应不努力主持而推行，使上面不玷污知人之明，下面不辜负四海的希望。臣并不是不知道陛下专心一意、锐意进取，必定不会自己懈怠；内外大臣又将忧国同心，必定不会彼此猜忌而阻挠困难。然而臣所担忧的是，仲淹等所说的事情，必须先断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才可以挽救几代积累的弊病。这些事情都会招来小人的怨怒，免不了有纷乱的浮议；那些奸邪尚未被清除的人，也必定时时进谗言阻挠。如果稍微听信这些话，事情就不能成功。臣认为在这件事刚开始时，更需要上下同心协力；凡是小人的怨怒，仲淹等人自己承担；浮议和奸谗，陛下也必须极力拒绝，等到时间久了、事情渐渐稳定，自然可以日益看到成功。伏望圣慈从始至终都留意使它成功，那么就是社稷之福、天下之幸。请陛下裁决。

译论贾昌朝任枢密使的奏札。猫捕捉老鼠，必须咬住它的脖子。欧公弹劾昌朝，却从他原来被推荐任用的途径下手攻击他。仁宗怎么会不为之动心？臣恭敬地看到，近日下发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内外人心没有不疑惑恐惧的，士大夫的公议也渐渐沸腾。大概因为昌朝禀性乖僻邪曲，内心倾险，颇懂经术，能够用文辞掩饰奸邪言论，喜欢暗中谋划来防备、伤害贤良之士。依附他的群小很多，都乐于为他所用。他从前在宰相职位上，屡次害及善人。所以听说他将再次回来，大家都闻风恐惧。陛下聪明仁圣，勤俭忧劳，每逢任用人才尤其审慎。然而自古以来诋毁和赞誉的话，从没有不同时进到君主面前的；在听取采纳的时候，正是君主最困难的地方。臣认为如果能懂得听察的关键，就不会失误。什么是关键？在于先考察说毁誉之人的身份。如果赞誉的是君子，诋毁的是小人，那么不妨任用被赞誉的人；如果君子非难他，小人赞誉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不可任用。如今有坚定站立在朝廷上，发表危言直论，不奉承君主，不依附权臣，其正直节操和忠诚为内外一向所称许信服的人，才是君子。这样的人，都认为昌朝不对。宦官、宫女以及左右侍从，往往是小人。这样的人，都认为昌朝是对的。陛下考察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昌朝是怎样的人。如今陛下任用昌朝，是和执政大臣商议后任用他吗？是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后任用他吗？是和宦官及左右近臣商议后任用他吗？还是没有同臣下商议，而是从圣心独自决断任用他呢？昨天听说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划煽动大臣，以图谋得到任用。如果陛下同执政大臣商议，大臣处在有嫌疑的情势中，必定难以开口；如果同立朝忠正之士商议，他们没有不认为不可以的。那些称赞昌朝、认为可以任用他的，不过是宦官和左右之人罢了。陛下任用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还是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臣私下想，陛下必定不会为了左右之人而任用他。然而左右之人被称为近习，早晚出入、随时进见，他们的谗言和阿谀，能够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都乐意替他称誉。早晨一个人进言，晚上又一个人进说，没有不称赞昌朝好处的。陛下的视听渐渐习惯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把他记在圣心之中。等到要任用他时，就不必再与人商议了。大概是称誉推荐日积月累，早已使圣聪熟悉了。因此，陛下即使从圣心独自决断、不与臣下商议而任用他，也还是左右之人逐渐积累称誉所造成的。陛下常常忧虑近年以来大臣的威望轻弱，接连受到言事者弹劾攻击，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不符合众议而造成的。如今昌朝身为大臣，遇到事情不能公开议论，竟结交宦官，借助宫中降下的诏令制造案件，凭此谋求进用。臣私下听说台谏正准备论列他的罪过，忽然有了这道任命，所以内外都疑惑恐惧，舆论喧腾。如今昌朝还没有到任，议论已经如此；如果让他在位，必定免不了言事者不断上奏，烦扰圣听。若不这样，那么昌朝就会得遂其志，倾害善人，破坏朝政，必定给国家制造事端。臣愚昧地希望圣慈压制左右暗中推荐昌朝的言论，采纳士大夫公正的议论，及早罢免昌朝，让他回到原来的藩镇，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名义是参与谋议、匡辅圣心，看到圣心求治十分勤劳，如今一旦任人偶有失误，而外廷舆论又如此，既然臣有所见闻，就应当考虑加以补救，请陛下裁决。论台谏官唐介等应当及早召回复职的奏札。欧公说得极为痛切。臣才干见识平庸昏暗，碌碌无为地混在众人之中，蒙受陛下破格提拔，安置在枢府，对于报效陛下，按理应当怎样做呢？而自从任职以来，已经超过半年，凡是关系大体的事情，必须等待众议协同；其余每天进呈的，都是有关部门的日常事务。至于谋划政事、启发圣心，则毫无所闻，上辜负圣恩，下愧对清议。别人虽然没有责备我，臣难道能够安心吗？所以日夜思考，愿意竭尽心力，如果有可以采纳的，希望能稍稍补益万一。臣近来看到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为进言陈旭的事情获罪，有的授予小郡，有的流放远方。陛下自即位以来，提拔任用诤臣，扩大言路，虽然言事者有时说得对、有时说得不对，但圣慈每每给予宽容。一旦台谏官接连被驱逐，四处发出的命令下达之日，内外都惊疑不安。臣虽然不知道台谏所说的是非，但看到唐介、范师道都长期处在言职，他们在朝廷上各自都有一贯的根本和表现，前后补益很多，难道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节操，故意欺骗蒙蔽圣听？按人情推断，不应有这种情况。臣私下认为，自古臣子向君主进谏，有难有易，只是各随时势不同而已。如果遇到刚暴多疑的君主，他不愿亲自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臣下的过错；君主在上面喜欢察察多疑，大臣在下面畏罪而举步不安，这时劝谏君主困难，而谈论大臣容易。如果是宽仁恭俭的君主，行动都遵循礼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就从谏如流；听到臣下的过失，就尽力宽容保全他们，而作为大臣的人，对外掌握国家权力，对内又有左右之人的帮助，言事者还没有得到君主听取，怨仇却已经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种时候，劝谏君主容易，而议论大臣困难，这一点不可不察。自古君主听取言论，也有难有易，只在于懂得其中的方法。忠臣和奸臣一同进到面前，公正的议论和私人的言辞交错进入耳中，这就是听取困难的原因。如果能知道说话人的忠奸，辨别其言论的公私，那么听取就容易了。凡是言辞笨拙而直率、刺耳逆意、初听似乎令人厌恶的，往往是忠臣的话；言辞婉转顺从、希求迎合心意、初听似乎令人喜悦的，往往是奸臣的话。至于言事官，各自举明本职，有的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当面陈述；有的连续上章、联署署名，共同议论其事。一旦言论发表，众人争相传布，众目共同注视，即使想徇私，其势也不允许。所以凡是公开对外发表、不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公正之言。如果不是言事官的职分，又不敢公开陈说，有的秘密上奏请求留中，有的当面进言请求由圣心独断，不愿让别人知道，并且言论中标明主使者，这大概是因为言论涉及倾邪，害怕遭到弹劾。所以凡是暗中上奏陈说、害怕别人知道的，都是夹带私心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自古君主如果能用这种方法了解臣下的实情，听取言论就容易了。伏惟陛下仁圣宽慈，亲自实行勤俭，喜欢听取谏诤，容纳直言；对于大臣尤其优礼相待，常常想从始至终保全他们，考虑与臣下共同爱惜名节，因此对任用和罢退尤其慎重。所以臣认为，如今言事的人，规劝切责君主容易，想要议论大臣却困难。臣自从立于朝廷，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而记得的，景祐年间范仲淹因议论宰相吕夷简而被贬为饶州知州，皇祐年间唐介因议论宰相文彦博而被贬为春州别驾，至和初年吴中复、吕景初、马遵因议论宰相梁适，都被罢职出任外官。后来赵抃、范师道议论宰相刘沆，也被罢职出任外官。前年韩绛议论富弼，使富弼被贬为蔡州知州；如今又有唐介等五人因议论陈旭而获罪。自范仲淹被贬饶州以后，直到现在二十年间，任职台谏的官员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规劝君主而获罪的。臣所以说，如今劝谏君主容易，议论大臣困难。陛下如果据此考察唐介等人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用心。前些日子被罢黜的五名台谏官中，只有吕诲进入台谏不久，其他四人的出处始末和行迹情况都很清楚，可以逐一考察。唐介先前因为议论文彦博被远远流放到广西烟瘴之地，幸亏陛下仁慈宽恕、怜悯他，改迁到湖南，才保全了性命。范师道、赵抃都因为进言触犯刘沆，被罢去台职、出任外郡，接连过了几年才复职。如今三人又因为进言枢臣而被罢免贬斥。这样看来，唐介不因先前踏入必死之地而恐惧，范师道和赵抃也不因中途数年不能进用而引以为戒，遇到事情必定进言，获罪也不后悔，这就是所谓进退保持同一节操、始终不变的人。至于王陶，本来出身孤寒，只因韩绛推荐，才得到台官之职。等到韩绛任中丞，王陶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不与他争辩，韩绛最终因此获罪。顾念私恩，是人的常情；能够断绝私恩而依从公义，不是懂得义理的人做不到。这样说来，王陶可以称为舍弃私情、奉行公义的臣子。这四个人出处始末的行迹就是如此，可以由此知道他们的为人。即使他们的言论没有说中，他们的内心也一定没有其他意图。有人说，言事之臣喜欢互相结党，动摇大臣，以制造威势。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唐介与范师道并没有和韩绛结党，而是和各位台谏共同议论韩绛不对；那么他们不是互相结党，也不是想要动摇大臣，就很清楚了。因此实在不可以用这个来怀疑言事之臣。何况唐介等近来虽然成为被贬的官员，幸亏蒙受陛下宽厚的恩典，各自还能任一郡长官，没有流离失所。可惜的是，斥逐谏臣不是朝廷的美事；阻塞言路，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而唐介等尽忠守节，还没有得到怜悯体察。臣希望圣慈特别下令召回唐介等人，把他们安置在朝廷，以此勉励那些守节敢言的士人，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现在请陛下裁决。荐举王安石、吕公著的奏札。王荆公的学问和品行受到众望，固然似乎不难举荐；但吕申公却是欧公所仇视并屡次斥责的人，如今欧公反而举荐他的儿子，由此可见欧公的公平正大。臣下私下看到，陛下仁慈圣明、聪慧明察，宽容采纳直谏。即使有狂妄率直的人冒犯圣颜、触犯忌讳，也从未不始终加以保全，往往还立即提拔任用；这正是自古以来明君贤主所难以做到的。然而，采用谏言固然困难，进献谏言的人也并不容易。议论小事，既会被人鄙视而不值得陈说；议论大计，又似乎迂阔而不能迅速见效。想稍加讽谏，又不能感动圣心；想直截陈说，又先触犯权贵；旁边又有群言受到众人势力的压制，所陈之事大多没有施行，进言的人却很快已经调任，以致陛下有勤于听取意见的美名，却没有看见采纳意见的成效，颇使人怀疑谏官的职位只是求得迅速升进的阶梯。大概因为台谏官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加升擢便能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而有些臣下厌恶听人议论，也因此得以进言，直说这些人只是务求官职，所以多言，使后来进言的人更加不受重视，君主也无从取得信任，辜负陛下纳谏的心意，违背陛下奖赏谏臣的本意。臣认为，要挽救这种弊病，只有选择沉默谨慎、端正守节、难以进用的臣子，把他们置于谏署；这样既没有求取进身的嫌疑，或许他们的话才值得信任。臣私下看到殿中丞王安石，德行和文学为众人所推重，守道安贫，刚强而不屈服；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量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染污他的心志，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历任吏职，又有应时的才干，曾经奉召试任馆职，却坚决推辞不就；吕公著天性喜欢闲退，对世俗事务淡泊。然而，他们正是所谓平时不说话，一开口就必定切中要害的人。往年陛下上承先帝的制度，增置台谏官四员，不久便中途废止，又只设置两员，现在谏官还有空缺。伏望陛下任用这两人，补足四员之数，他们一定能够规正朝廷的得失，补益陛下的明察。臣蒙受恩荣，却不知道如何报答；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荐举司马光的札子 司马公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欧阳公推举贤才，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做到了。臣下私下看到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品德淳厚端正，学问通达明晓。他自从列入侍从之臣，长期掌管谏诤，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话语，载录在仁宗、英宗两朝。自仁宗至和年间服药以后，群臣便以皇嗣之事进言。五六年之间，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一直没有作出决定。最后，司马光以谏官身份极力论说此事，陈述得激切恳挚，感动了仁宗的听闻。仁宗豁然醒悟，于是决断而不再疑惑。于是先帝从宗室藩王中选出，入宫成为皇子；还不到一年，仁宗便突然去世。先帝入承大统，大概因为人心早已安定，所以天下得以安然。如今又以圣明之君继承圣明之君，于是传位给陛下。这样说来，司马光对国家的功劳实在不小，可以说是社稷之臣。然而他的见识谋虑深远，性情尤其谨慎周密。司马光既不自我表白，所以旁人也没有知道的。臣因为忝居政府，才得以详细听闻这件事。臣子知道而不说，这叫埋没贤才、掩盖善行。《诗经》说：“没有言语不应答，没有德行不报偿。”司马光如今虽然身在侍从之列，每天承受陛下的宠待，但他忠于国家的大节，却隐而未彰。臣既然详细知道，便不敢不奏明。请求奖用孙沔的札子 老成持重、足为法式的见解

译臣下私下听说，谅祚狂妄放肆，逐渐违背誓约，僭越反叛的迹象已经明显。过不了多年，必将成为边境的祸患。国家防御的谋划，首先在于选择人才。自庆历年间停战以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当时经办西部事务的旧人，所剩无几。只有尚书户部侍郎孙沔还在。西部战事时，孙沔镇守环庆一路。他为人磊落，有智有勇。只是因为没有出兵，也没有遇到敌人，所以还没有临阵击破贼寇的功劳。然而他训练士卒，招抚蕃夷，恩德和信义在当地著称，直到今天边地之人还思念他。世上虽然不缺少人才，朝廷正致力于推举选择；如果寻找曾经办理西部事务而又可以任用的人，那么臣认为没有比孙沔更合适的了。孙沔今年虽然七十岁，听说他的心力并未衰退，放鹰骑马还和往常一样。何况任用他所取的是他的智谋，借用的是他的威望和信义。前代老将被强行起用而建成功业的很多。孙沔虽曾一度因罪被废弃，但这是小的瑕疵而已，正是用人的方法。臣现在请求朝廷进一步查访，如果孙沔确实没有衰弱羸病，伏望圣慈特加奖用；这样在选择人才困难的时候，或许可以让他承担一方的重任。请陛下裁决。请求禁止吕夷简暗中递入文字的札子 这就是古人斜封的戒例，全文分五次转述。臣下听说，吕夷简近来频繁秘密上奏，又听说他自己请求从御药院暗中递入文字，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只是外面的人相互传说，朝廷上下都疑虑恐惧。臣认为，吕夷简身为大臣，长期处在宰相职位上，尚且不能对外使四夷安定、对内使百姓安居，导致两国交相构衅，中原忧患危急，士兵和百姓疲惫，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当，各项纲纪几乎大坏。他在筋力康健时尚且如此乖谬，何况如今已经罢去政府职务，长期抱病居家，筋力衰退，精神意识昏乱耗损，哪里还能再为国家谋划事务？按照吕夷简如今病废的情形，本应闭门自守，不与人事往来。即使还有没有忘记报国的意愿，凡有事情也应当公开陈说，让外廷看见主持国政的大臣共同议论可否，怎么可以暗中递入文书，迷惑圣听？何况吕夷简患有瘫风，手脚不能举动，凡有奏闻之事，必定难以亲自书写；他的子弟又不肖，必须防备伪造，也恐怕在传递过程中泄露，尤其不便。即使陛下至圣至明，绝不会听信吕夷简的奸谋邪说，但外人看见吕夷简秘密递入文书，恐怕认为这不是公正的议论；如果因此误害国计，祸患实在不轻。吕夷简所递入的文字，伏望陛下明令禁止。我听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罢黜邪人不要迟疑。”如今中外群臣各有职事，如果有缺失，自然可以让他们承担责任，不可再让没有功劳、已经退居的臣子辗转惑乱朝廷。请陛下裁决。

译论狄青的札子 说出别人难以说的话，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只是因为宋朝承接五代之后的局面，欧阳公所以不得不考虑得过于周密；但这也确实是为了回护狄公，而狄公对此也甘愿接受。臣听说，臣子能够竭尽忠诚，就不敢回避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就常常希望听到难以听到的话。这样以后，臣下没有隐瞒的实情，君上没有堵塞的听闻，奸邪不会发生，祸乱不会产生。自古固然有隐藏着的祸患、尚未发生的变故，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来；君主又能够听取并采用它，于是把祸患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把灾祸转化为福祉，这样的事是有过的。至于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那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要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不知道的事。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在亲戚朋友之间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明，都在街巷道路间相互议论，唯独不把这些话告诉陛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事情隐伏而尚未发生，进言的人难以指明陈说。臣私下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称勇武。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声名显著；到广西捕贼，又略有功劳。自从他起初掌管机密、晋升列入大臣之时，当时进言的人已经认为不合适。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错，但不幸有了得到军情的名声。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兵本来多是小人，脸上刺有黥文，喜欢与自己同类的人，看见狄青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出了这样的人。”既把这当作荣耀，于是彼此亲近仰慕。何况狄青的才艺确实超过常人，与同辈相比，又大体有见识，所以士兵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国家从前难以得到将帅，经略、招讨等职，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既能用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颇能用恩惠和信义安抚士卒。以臣的愚见，狄青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的一二分。但如今的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认为必须是我们同类的人，才能了解我们的军情，并且以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难道能够遍及每个人吗？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正所谓一条狗看见形影叫起来，百条狗听见声音也跟着叫，于是众人一齐欢喜称赞。而且武臣掌管机密并获得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本人也未必不是祸害。既然如此，关于狄青的流言受到士兵喜爱，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形成的。臣认为，狄青既然不得已而受到人们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人们祸害的对象了。替狄青考虑，应当主动退避权势，以平息浮泛的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谣言更加厉害，有人说他的生辰八字应验图谶，有人说他的住宅有火光；道路上的传说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谈论，唯独陛下还没有听到。况且唐朝的朱泚，本来不是反叛的人，只是在仓促危急之际，被军士逼迫罢了。大体说来，小人不能成就事情，却往往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自取族灭，但成为德宗的祸患，难道还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都是出于他的本心，只是由一点点积累，最终导致跌入错误，而当时的君主不能把祸患制止在尚未萌发之时罢了。所以臣冒死敢于说出别人难以说的话，只希望陛下及早听到并加以省察。依臣的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才士，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的议论喧扰，形势上不能容身罢了。若依外间众人的议论，他们认为狄青的用心有不可测知之处，这却是臣不能判定的。但武臣掌管机密，又受到士兵拥护，本身在事体上就不合适，至于狄青的用心如何，可以不必计较。伏望圣慈深思远虑，鉴戒前代祸乱的迹象，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秘密询问大臣，早作圣断，罢免狄青的机密职务，授予他一个外藩职位，以此观察狄青在离开权位时的表现，考察他的心迹如何，再慢慢观察流言，就可以临事制止变故。况且二府官员互相调换劳逸，出任外职也是常事。如果狄青忠孝的进退始终如一，权力既被解除，流言逐渐消散，那么他的忠诚节操便可以明白，也可以始终保全。对于尚未萌发的祸患，往往难以让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再进言就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责称为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沸，而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臣的言论虽狂妄、谋划虽愚拙，也不敢默然不说，请陛下裁决。论水洛城事宜、请求保全刘沪等人的札子。多么深思熟虑，多么忠诚恳切。臣近来听说，狄青和刘沪因水洛城之事争执，刘沪等人被上枷拘禁后奏报朝廷。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何况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爱惜的人，事情必须两全，利害关系最难处置。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人人心里都知道它的好处，只是苦于难以得到，一直没有余暇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它，那么对于刘沪个人来说功劳不小，对于秦州来说利益也极大。昨天韩琦等从西部回来，听说有人上奏议论此事；他们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利，只是担心难以取得、难以建成。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又有建成它的志向，正应当专门把这件事委托给他，责令他务必成功。狄青的看法却不同，于是造成嫌隙。其中的利害，臣请详细说明：国家近年边兵屡屡失败，常常担心大将没有权力。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不仅不足以满足狄青的心意，还会使沿边各将都损伤威势，这是第一个不利。臣听说，刘沪开始经营水洛城时，奋力建立功效很多，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导他们归服，正因为党留诸族畏惧刘沪的威势和信义。如今忽然看见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投降的生户难道不会惊疑吗？如果使他们突然重新反叛，那么以后边臣凭威信招抚各族，还有谁肯听从？

译这不仅意味着水洛城再也没有建成的期限，也意味着沿边生户永远没有招抚的可能，这是第二个不利。自从用兵以来，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将领很少。水洛城不仅自曹玮以来一直没有取得，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也曾想经营却没有余暇。如今刘沪奋力夺取，功业将要完成，却在中途获罪，终于一事无成，那么以后边将谁肯为国家建立功业？这是第三个不利。臣又听说，水洛城的守军虽然能够救援秦州，却必须借助渭州的供应和支援。如今刘沪既然与狄青意见不同，即使水洛城筑成，日后万一有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过去与自己意见不合而发怒，又想实现自己的偏见，稍不加以支援，水洛城就必然再次失守，这是第四个不利。因此把狄青调往别路，便成了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第五个不利。这就是臣所说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地方。臣认为，现在应当派一名中使处置鱼周询等人，迅速命令他们和解，务求两全。应先秘密晓谕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有所禀报，并不是擅自役使众人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之时。刘沪看见有利可图而坚持，专心致志在于成功，不应当因为违背节制而加罪。应当释放刘沪，朝廷不愿直接释放，是担心挫伤您的威势，您自己释放他，使他感激您的恩惠。”如果以后出师临阵，有违背进退命令的人，任凭您自行按军法处置。然后秘密晓谕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本来应当获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城建立了功效，希望你成功，所以命令狄青赦免你的罪责，你应当完成这件事，以此自我赎罪。等到水洛城建成以后，还应告诫狄青，不可因为过去曾有不同意见，便坚持不加修缮，只希望它失败，以满足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城有缓急，尤其必须竭力支援；万一稍有疏失，就是你怀着私情故意防备，必定要受重刑。这样，水洛城的利益可以实现，蕃户的恩信不会丧失，边将建立功业的心不会懈怠，大将的威势也不会受挫。如果不这样做，便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既然已经治刘沪的罪，就不能因此废弃水洛城，不能挫伤狄青，又不能使事情关系到利害而失当，伏望圣上深思，请陛下裁决。” 论罢免郑戬四路都部署的札子 谋划部署中军将领的机宜。臣下恭敬地看到诏令任命郑戬知永兴军，仍兼任陕西都部署。自从听到这个任命，外间议论都认为不妥。臣思考此事，确实也不便利。臣私下认为，战争的胜负，全由处置是否得当决定。臣看到用兵以来，屡次更改部署，有时四路共同设置都部署，有时分开各自统领一方，忽合忽分，各有利弊。只有夏竦往年所担任的职务、郑戬今日的权力，失策最多。请允许臣逐条列出。臣听说，古代善于任用将领的人，首先要问将领能够统率多少。如今不再询问郑戬能够统率多少，直接把关中数十州的广大地域、蕃汉十万军队、沿边二三千里的事务全部交给他，这是第一个过失。有人说，郑戬虽然名义上是都部署，但各路本来各自有将领，而且大事不让他专断，必须禀报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报郑戬，又禀报朝廷，朝廷议定后下达给郑戬，郑戬再下达给沿边；仅此一点，就足以败坏事情，这是第二个过失。如今大事郑戬既不能专断，小事又不由郑戬处理，那么都部署这一职务就只是虚名。如果小事一件件都要询问郑戬，那么四路距离永兴都有数百里，远的寨栅相距一千多里，即使让郑戬一一处置妥当，也还会有迟缓的过失。万一耳目不能及时达到、处置不当，造成的危害就不小，这是第三个过失。如果大小事情都不由郑戬处理，只是让他带着这个权力，难道要把数十州的广阔地域、数十万军队、二三千里的边境事务，设置一个虚名，让他成为没有权力的大将吗？如果认为郑戬可以任用，就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如果认为他不能任用，就应当妥善罢免他。怎么可以把关中的大事全交给一个虚名职位，却用不诚实的态度对待人？这是第四个过失。如今都部署名义上统辖四路，但各将无论事情大小都要禀报才能行动，于是四路的偏将、裨将只看见自己的将领，不听从都帅；上下互相效法，都想自行专断，这是第五个过失。如今都部署是大将，反而不能节制四路；各路的都帅本是都部署的部将，却能够专断一方，于是委任的大小轻重完全颠倒，军法难以施行，名分和体制也不顺，这是第六个过失。如果知道郑戬确实不能重用，只是不敢直接罢免他的职务，那就是大臣顾及人情、躲避自己的怨恨。这样办事，凭什么消除人们的议论？这是第七个过失。臣料想朝廷忽然有此任命，一定是因为韩琦等近来从西部回来，提出了这样的谋划。韩琦等身在边疆，曾经担任将帅，怎么会有这样的失策？臣现在请求命令两府大臣明确议论四路不应设置都部署的利害。至于郑戬，既然不能留在永兴而遥控四路，便请去掉他的虚名，只让他坐镇长安，安抚百姓、处理政务，以此作为关中的重要屏障；他的职责所系也很重大。至于四路，则分别责成各自的将领负责，这样事体都顺当，处置也合宜。现在请陛下裁决。

译论张子奭恩赏过于频繁的札子 感慨激切。臣听说，知汝州范祥负责筹划陕西青盐、白盐之事，诏令派张子奭代理知汝州。张子奭自从选人入仕，二年之内升到员外郎；朝廷的意思虽说是奖赏劳绩，但天下人的议论都说这是侥幸。因为张子奭宣扬功劳极少，只有两次，却已经因升官和恩赐得到多重奖赏。自古奖赏功劳不过一次，奖赏不停止，所以难以平息人们的议论。起初从选人改任京官，说是奖赏劳绩；不到两年改任秘书丞，又说是奖赏劳绩；赐给章服，又说是奖赏劳绩；任秘书丞不久又升官，又说是奖赏劳绩；按资历本来只能任太常博士，却越级升为员外郎，又说是奖赏劳绩；后来任祠部，成为名望显著的官署，又说是奖赏劳绩；任京官，本来应当任知县，却改任签判，又说是奖赏劳绩；一任尚未期满，本来还应再任一届知县，却又越级获得通判差遣，又说是奖赏劳绩。这就是外间议论不能平息的原因。何况范祥只是暂时外出办理事务，按理只应由次一等官员交接，或者由转运司自行派人代理。如今朝廷派人，已经不合体制，又为张子奭造成这种侥幸。现在朝廷中等待差遣、留在京城的官员很多，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代理知州吗？朝廷每任用一个人，都应当使天下人心服。如今每有一次差遣，物议便沸腾，连续多日不能平息。从前五代时桑维翰做晋国宰相，一夜之间任命了节度使十五人作为将领，人人都佩服他的精明。如今中书省派一个人代理知州，却不能避免人们讥议，大概是因为事情无论大小，关键只在合不合适罢了。至于张子奭，伏望追回并撤销代理任命；还请求今后外地需要派人知州，只委托本路转运使派官员代理。至于赏罚的大权，贵在极其公正。如今最大的罪行不过施加一次刑罚便停止，哪里有劳苦的人终身不断受到奖赏的道理？也请求今后对有功劳的人，衡量功劳大小，奖赏一次便停止。如果他另有显著的才能功效，越级提拔自然可以不拘常例，别人也自然无话可说。臣伏想，朝廷用人，最怕拘守成例而不能越格选任；只要不涉于侥幸，真正有才艺的人，谁敢非议？张子奭出使西部边境，不能说没有劳绩，但恩典已经超过了应有的奖赏，本已足以令人惋惜，如今又使天下人把他指作侥幸得进的人，反而掩盖了他从前的功效，何况又损害朝政，不可不加以思考。请陛下裁决。论江淮官吏的札子 臣听说，江淮官吏等人为王伦之事所作的奏案，已经送到很久了，却还没有听说作出判决、发遣处理。又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还想宽贷他们。臣听说，近来江淮官吏有的收取财物进献，有的望见贼兵便奔去迎接，有的进献兵器甲胄，有的与贼人共同饮宴。臣认为，王伦不过是一个叛变的士卒，偶然放肆猖狂，而官吏竟敢如此，大概是知道贼人可怕，却知道朝廷不值得畏惧。如今如果再实行宽贷，那么纲纪就会毁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将从这里开始。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前些时候王伦之事发生，江淮官吏还没有被发遣处理，京西官吏已经又弃城逃走，望见贼人便迎接。如果江淮官吏不从重发遣处理，京西官吏也必定得到轻恕。京西官吏看见江淮官吏已经如此，那么天下各路也会把这两路作为榜样，各处官吏都迎接贼人、弃城逃跑、献出兵器财物；这样天下怎么会不大乱呢？臣伏下心来思考，祖宗历经艰难创立基业，陛下忧劳勤勉地继承守护先业，而一旦四夷在外叛乱、盗贼在内进攻，败坏国家的人是谁呢？全都是由于前后迂腐谬误的大臣因循宽弛，使朝廷威势不振，纲纪于是毁坏。如今已经坏到这种地步，却还不改正从前的错误，用宽大来补救宽大，凭什么挽救弊病？像晁仲约等人，按情理和法律罪行都很重，都应当严加惩处。议论的人没有理由曲意解释，有人却听说他们认为，这本来是朝廷一向没有防备，不能把罪责全归给地方官。假如有人杀害父亲和兄长，难道可以只说这是因为朝廷一向没有教化，便不惩罚杀害亲人的人吗？又如有人掠夺百姓男女和金帛，不能只说这是因为朝廷一向没有礼让，便不惩罚抢劫百姓的贼人。迂腐的儒生不能任用，竟可笑到这种程度。李熙古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有防备的州，傅永言难道只是因为朝廷一向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正是因为士卒听命，才击破了贼人。如今朝廷一向没有防备，身为大臣的人又不责备它，守卫州县的官员本来应当获罪，却又宽免他们，天下的事情还有谁来承担责任？臣私下考虑，因为韩纲出身大臣之家，父子兄弟都在朝廷担任掌握权势的要职，彼此又都相识，所以多方营救；因此先对江淮官吏宽免，只想使韩纲受到的处置不重。如今大臣不考虑国家体制，只树立个人私恩。唯愿陛下把天下安危作为考虑，出自圣断，以此激励群臣，那么国家的威势或许可以大致振作，赏罚也可以合乎伦常。至于晁仲约等人，请求依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置，不要宽恕。请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二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卷四 札子 请求补充馆职的札子 这是大体上必须注意的地方。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人，用人不只一种途径，所以选取士人也不只一条道路。至于懂得钱粮、熟悉刑狱、通晓民政、精于吏事、早晚勤劳而以办事集成效为功的人，称为有才干能力的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他们的文章议论可以同他们谋划天下大事，能够决断疑难、制定方略、论述治道、治理国家，这种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必定使有才干的人竭尽力量，有职位的人竭尽谋略。所以把有才干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项职务，使他们各自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儒学之臣安排在君主左右，和他们朝夕谋议，讲求治国的要领并加以施行；又在儒学之臣中选择最优秀的，安置在朝廷中枢，把大政交给他们，使他们总领治理众多人才和各种职务，对他们进行升降、赏罚。这就是用人的大略。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应当排在有才干的大臣之后吗？因此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崇尚儒学、向往学习放在首位的，而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到，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先重才干而后重儒学，重视吏事而轻视文章。近年以来，朝廷担心各项职务不能修治，致力于奖用有才干的大臣，所以掌管钱粮、刑狱的官吏，只要稍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而受到人们称赞的，都已经得到提拔任用。有才干的人固然应当提拔任用，然而如果专门把才干作为急务，便忽略儒学，认为儒学之士不足任用，就会使下面有遗漏贤才的叹息，上面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干的人不必担心被遗漏，确实不足以烦劳圣上忧虑；只有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弃置停滞，这一点不可不加以思考。臣因为平庸谬误而过分谨慎，承蒙任用，得以陪列宰辅之后；但平日议论不能没有异同，虽然每天奉承天威，又不能从容详尽地表达，因而显得笨拙木讷。如今臣对馆阁取士有一些愚见，已像另一本札子那样详细陈述；希望圣慈趁宴饮闲暇之时，偶尔屈尊阅览，其中或许有可以采纳的地方，请陛下常常留意。现在请陛下裁决。按照宋朝制度，馆阁选取士人有三条途径：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资和劳绩是一条。此外还有制科、召试，用来等待非常之才。然而如今独有高第与庶▯士两项而已，其余都不能取得。论请求命令百官议事的札子 开诚布公的见解，是汉、唐以来所少有的。世宗庚戌年，敌寇侵犯京城，前来请求互通马市，也曾下令让百官群议，同样是这样，可惜的是第二天又把首先出头提出建议的人一并治罪降祸。臣下私下看到，祖宗时期还采用汉、唐的法度，凡是军国大事和重大刑狱，都召集百官参与议论。大概圣人临事谨慎，不敢专凭个人意见独断，是想采纳天下的公论，选取其中的长处，以弥补自己不足的用意。如今朝廷议事的体制与祖宗的用意相反，每逢大事，秘密进行而不让人知道；只有小事可以自行决定的，反而送给两制官议定。两制官知道不是急务，所以忽略拖延，动辄经过多年。其中偶尔有一两件事体重大的，也和小事一样被忽略。至于大事秘密进行而不公开，这尤其不便。在事情开始处理时，即使侍从官按惯例也不能参与听闻；事情已经实行以后，必须公开，即使有错误，想再上奏论列，也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外廷百官相距疏远，即使想进言，陛下哪里能够采用呢？所以用兵数年以来，西北两方屡有事务处置错误，都是因为大臣自己没有谋虑，却堵塞了众人的见解。臣现在请求，凡是军国大事，估计外廷必须知道而又不应秘密进行的，如北方敌人去年请求结盟，是否应当答应；西部戎人今年请求讲和，是否应当允许；凡属于这类事情，都应交给百官在朝廷议论，按照各自的意见同异，让他们分别署名作证，然后由陛下选择其中长处加以施行。这样不仅能够慎重对待大事、广泛采纳众人的见解，也能在庶官、寒微、低贱、疏远的人中，偶尔因议论而发现其中才能高、见识敏锐的人，国家便可以任用他们。如果百官都没有长处，再采用朝廷中枢的议论。至于小事，请求只让两府自行决定。钱粮之事如果需要了解始末，就召三司官吏到两府询问查究、陈述明白，再由大臣自行选择。至于礼制和法律，也可以召礼官、法官询问。这样，大事小事各自都能合乎体制。如果允许臣的请求，且请先把西戎请求讲和一事召集百官在朝廷议论。请陛下裁决。

译论谏院应当了解外间事务的札子 忠诚恳切的见识。臣私下听说，近来因为军贼王伦之事，江淮州军频繁有奏报，朝廷不想让人知道，便召进奏官等到枢密院责令他们具状，不许泄露，指示非常严厉。不知道这是出于圣上的防备，还是只是两府大臣想这样做。臣推测，这是因为近来议论赋税之事的人很多，朝廷想不让人知道，以此堵塞进言的道路。臣认为，如今正是多事之时，即使有独到明察，也还需要广泛采纳善谋，寻求众人的帮助，怎么可以使群臣听闻闭塞、堵住众人的嘴呢？何况朝廷处理事情未必都能合宜，臣下进献忠言也未必全无可取之处。至于王伦驱赶杀害士民，攻打劫掠州县，江淮一带千里之内都惊恐骚扰，事情已经如此，怎么能够掩盖？如今列位士大夫中，极有忧虑国家的人，想向君主进言，常常苦于不能确切听到事情。何况台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如此，凡有论奏，贵在事情刚开始时：善事则从此开端，恶事则从此防止，进言于尚未发生之时，或许容易改正。如今事情无论大小，常常担心进言太晚；有时号令已经施行，有时事情已经公开，即使想论说挽救，大多也来不及。如果再加以秘密，不让人听闻，那么负责进言的大臣凭什么进献意见？臣现在请求命令进奏院，凡是事情不是实封奏报的，不必保密。臣因此还有几件请求办理的事项，分条列在下面。一，臣私下看到，御史台现在有进奏官，专门每天递送奏报文状；请求依照御史台的惯例，选派一名进奏官，凡有外地奏事以及朝廷诏令、任免改易，都限令在当天之内报告谏院。一，臣私下看到，唐朝制度规定，谏臣是供奉之官，常在天子的仪仗之内，朝廷的秘密议论都能够听到。如今虽然还没有恢复旧制，但请求凡遇朝廷有重大处置、四方有不属于常规的奏报，以及谏官听到传闻而尚未取得实情的事情，都允许到两府请求询问，以便知道并核实情况，从而可以论奏。以上两件事，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达指示施行。请陛下裁决。请求增加上殿班次的札子 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自今年春天服药以来，群臣不能进见。如今圣体康健安和，每天临御前殿、后殿，临朝听政、决断事务，中外臣民没有不感到喜悦的。然而侍从、台谏、尚书省、枢密院等官员，都还没有能够上殿奏事。如今虽然边境安宁，时年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灾害，盗贼没有发生，天下各项事务大致遵循常规，都不足以烦劳圣上思虑。陛下可以放开心怀享受清闲，保养圣体。然而侍从、台谏、省府官员，都是陛下朝夕在身边、负责论思进献、受命任事的臣子，怎么可以隔绝多月，不能到陛下面前进见？不仅因为天下还有重大事务理应加以论述。至于臣子对君父，动辄经过多年不能进见应对，怎么能够安心？如今希望圣慈每逢前殿、后殿临坐之日，中书、枢密院退朝以后，如果审官院、三班、铨司没有引见人员，便允许臣僚按一班上殿，借给他们片刻时间，进前瞻望天威，这就是臣子微小而诚恳的愿望。如果允许臣的请求，请下达阁门施行；同时约束上殿的臣僚，不得把求取恩泽、申诉功过以及琐碎闲慢等事情拿来烦扰圣聪。或者请求限定上殿的时间，这样贵在不必久坐。伏候诏令。论任用人不可疑虑的札子 确实如此。臣近来看到，淮南按察使邵饰上奏，认为知润州席平治理政务没有成效，也没有教阅兵士等。朝廷认为邵饰不足以信任，又下令提刑司再次查核。臣私下认为，转运使和提刑官都兼管按察，但朝廷所寄托的责任较重的是转运使，其次才是提刑官。如今所寄托责任较重的人说了事情，反而不相信，又向责任较轻的人查问来解决疑惑。臣不知道邵饰究竟有才还是没有才，是否可信？如果他没有才干、不能信任，那么一路几十州的事务，哪里适合交给他？如果他确实有才而且可信，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又不知道担任提刑官的人，才能和邵饰相比优劣如何？如果才干超过邵饰，还可以听信；万一没有才干，和邵饰所见相反，却说席平是有才之人，那么邵饰就应当有欺罔君上的罪。若反过来治邵饰的罪，臣料想朝廷必定不肯这样做；若舍弃邵饰和席平，二人都不追问，那么善恶不辨、是非不分。何况席平曾经做过台官，在朝廷任职没有表现，只命令制勘，也不能了结。不久御史中丞又以他没有才干上奏罢免，朝廷两府以下，谁不知道席平有才还是无才？人人都知道，何必还要命令提刑官查核以后才作定论？如今外间都说，执政大臣假托审慎的名义，其实是不肯承担责任；遇到应当归咎时，必须等进言之臣再三陈述，使被罢免的人知道是大臣迫于进言者、不得已才这样做，只是图谋不让怨恨归于自己。如果真是这样，哪里有顾念百姓疾苦、澄清官吏的心意呢？如果没有这种用意，只是喜欢疑虑而不能决断，那更是朝廷任用人的过失。去年朝廷认为转运使不能察访官吏，特意颁发诏书，增加按察使的名目，责成他们负责按察。如今按察使依照诏书禀报、履行本职，却反而怀疑而不听。今后朝廷的命令，谁还肯相信？凡任用人的道理，关键在于不要疑心；宁可在选择人才上困难，也不可轻率任用后又不相信。如果不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概怀疑，那么人人都会心存防备，谁肯办事？如今邵饰指出一个明显不才的人，贵在朝廷肯予施行；这样以后属下才会振奋恐惧，官吏才会畏服。如今朝廷反而不信任他，却另行委托别人，那么邵饰所代表的使命和威势，谁还肯信服？邵饰也会羞于面对属下，今后见到事情还不如不做，这就不只是邵饰一人如此。臣私下听说，各地有许多按察官吏，都因为朝廷不予施行而感到惭愧，人们都叹息，认为朝廷既把事权交给他们，反而又加以阻挠迷惑，朝廷的意图实在无法理解。伏望圣慈采纳邵饰的奏报，特加施行；又请今后按察使奏报某人不才、年老或有病，确实没有疑问的，不必再另行委派官员查核，以免显示不信任。这样既不失任用人的道理，又能使臣下尽心办事。请陛下裁决。

译论军中选拔将领的札子 从士兵中选拔将领，也是一个办法。臣下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屡屡遭受失败，京城的精锐士卒大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极其缺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国家的爪牙。如今为国家谋划的人，只知道致力于应付外部的夷狄之患，专心经营边疆，却完全不思考根本内部空虚、朝廷势力衰弱。一旦发生事变，便没有办法支撑应付。如今军队的统帅昏庸懦弱，不是合适的人选；禁军骄纵懒惰，不能任用。这是朝廷自身造成的祸患，不用臣下说明也可以知道。臣又考察前代有国之君，多在无事时倚仗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以致祸乱仓促而来、最终败亡的，确有其事。然而，从来没有在正在用兵之时反而忘记武备，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兵法说：将帅是人民的生命所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如今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这些人抵御契丹，对内让曹琮、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按照今天的形势，却把人民的生命、国家的安危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怎么能不被四方夷狄耻笑，遭到他们轻视侮辱呢？臣认为，去年北方敌人忽然狂妄悖逆地兴兵，今年元昊又妄自提出要求。假如朝廷有一两位中等才干的将领，能够叩头拼死效命，挺身而出请求出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稍增加国家的威势，那么戎狄就不敢侵扰欺凌，朝廷也不至于受到屈辱。为什么从朝廷内部到外部，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呢？既然没有可以依靠来以武力争胜的人，竟甘心使自己变得软弱。天下这样广大，难道竟真的没有一个人吗？只是寻求得不勤勉、不彻底罢了。臣下恭敬地思考，自从用兵以来，朝廷寻求将领的方法，不过是命令近臣荐举朝廷官员，改任为武官，以及选拔考试班行中通晓方略的人罢了。近臣所荐举的，不过是熟悉世俗事务而有办事才干的人；班行中所选的，只是一个人的弓马勇力；至于通晓方略的人，尤其混乱滥杂。考试合格的人，仅仅能够授予借职县尉、参军、斋挽等职位罢了。用这种办法寻求将领，却想抵御当今的祸患，这正是使天下陷入困境、被夷狄侮辱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作为寻求将领的方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如果知道不对，为什么不考虑改革呢？臣又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若认为容易得到，那么数年也没有见到一个；若知道难以得到，就应当多方用心，早早考虑寻求和选择，等到祸患临头，怎么还来得及得到呢？臣下恭请陛下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另行讨论寻求将领的方法，完全除去沿袭常规的格局，用来寻求非常之人。如果不是破格任用人才，就难以消弭当今的大患。臣也曾有一些愚见，很久想要分条陈述。如果一定认真寻求，也许可以参照采用。臣下恭敬地看到，唐朝和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建立功勋，在战阵之中，名将大多出自士卒。只说西部边境用兵以来，稍微可以称道的武将，往往出自军中。因此臣认为，只从军中就可以寻求将领。试略述寻求将领的方法，谨慎地分条列在下面。凡是寻求将领的方法，先从下级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拘泥于等级，按照技艺相同的情况，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来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艺，最精良而且最勇敢的，一百人中必定有一个。得到他作为队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那一百人服从他，让他担任一百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个队将合在一起，再训练他们，比较技艺最精、勇力最强的，十人中必定有一个。得到他作为裨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从他，让他担任一千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个裨将合在一起，再训练他们。技艺和勇力超过一千人之上，已经很难有人胜过他了，这时就应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十人中必定有一个。得到他作为大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是万人中的首选，又粗略懂得变通，再选择有智谋的辅佐来帮助他，让他担任一万人的将领是可以的。若幸而有技艺勇力虽不足、才干见识却超过万人之上的人，那就是世所罕见的奇将，不是通常的制度所能寻求到的。臣所说只从军中就可以寻求将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真能这样，得到五七万士兵，随即又得到五七个统率万人的将领，下面直到千人、百人的将领，都能自行配足，然后另立军名，制定等级制度，每一万人编为一军，用来充备宿卫。有事就出兵征讨，无事就坐镇而威服天下。这同用丰厚衣粮和优厚俸禄养着骄惰无用的士卒，再逐级迁转补任到校帅，结果全是凡庸愚昧、昏暗懦弱的人，得失相差万倍。若臣的主张确实能够施行，等到编成一军，就替换出原来的禁兵一万人，让他们分散到外地就食。新设置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加以控制，稍微增加原有的供给，不使待遇过于优厚，经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惰。等到新兵形成战力，旧兵全部调出，京城便可减少冗费而得到精兵，这样的好处就更加深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拔勇将、训练卫兵的一种办法罢了。至于能够捍卫边疆、攻破贼敌、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能说没有。恭请陛下早日留意，精心寻求；臣谨慎地将这些意见具奏上闻。伏候诏令裁决。

译《论逐路取人劄子》。剖析此事最为痛快，值得诵读。臣下恭敬地看到，近来有臣僚上言，请求将南省考试的举人，分别按照路分糊名，在各路中每十人取一人解送等事。虽然已经奉行圣旨，交给两制详细评定，臣也有一些愚见，应当一并陈述。臣私下认为，国家取士的制度，同前代相比，最可称为公正。这是因为历代圣主都留心此事，反复讲求而做到周详完备，认为君王治理天下没有内外之分，天下是一家，所以不论东西南北的人，都把各路贡士聚集起来，混合为一体，只按照才干选取；又糊名、誊录之后加以考试，使主考官不知道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哪一家的子弟，不能在其中有所憎爱、厚薄。因此议论者说，国家科场制度虽然还没有恢复古法，却适合当今世道；它像造化一样无所偏私，像权衡一样极其公正，是祖宗以来不可改变的制度。《传》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法。’又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变更法令。’如今进言议事的臣子，偶然看见一个方面，便商议改变制度，这正是臣区区想替陛下守护祖宗法制的原因。臣所说的‘偶然看见一个方面’，是指进言的人只看到每次科场中东南进士多、西北进士少，所以想改变法令，使多取西北进士罢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天下极其广大，四方风俗各有不同，人性也各有利钝。东南的风俗喜好文辞，所以进士多而经学之士少；西北的人崇尚质朴，所以进士少而经学之士多。因此科场取士时，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之士，是各自根据他们的才性所长，分别按照人数多少来取。如今把进士和经学之士合在一起比较，人数其实相等；如果一定只论进士，人数便不相等。这是臣所说偏见的一端，也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国家正以官员泛滥为忧患，取士人数必然难以增加；如果想多取西北人，就必须减少东南人的名额。如今东南各州军取得解额的进士，在有二三千人的地方，只解送二三十人，这是百人取一人，已经极力裁减压抑了。西北各州军取得解额最多的地方，不过一百人，而解送的达到十多人，这是十人取一人，比东南宽假十倍。到了南省，如果再减少东南而增加西北，就是已经受到裁抑的还要再裁抑，已经得到宽假的还要再宽假；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东南士子在一千人中取十人解送，最初的选拔已经很精了，所以到南省考试，合格的人很多。西北士子的学业比不上东南人，发解时又给他们十倍的优待和宽假，可见他们最初的选拔已经很滥了，所以到了南省，参加考试而不合格的人很多。如今如果一律按照十人取一人，那么东南人中合格却落选的会很多，西北人中不合格却被录取的也会很多。至于其他各路，按理不能一概而论；偶然有一路合格者多，也要限定取十一人、落选一人；偶然有一路合格者少，也必须凑足十一人的数额，就会使应当落选的得到录取，应当录取的反而落选，取舍颠倒，贤能与庸劣混杂；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朝廷专门以比较才艺来取人，却让有才艺的人屈辱落选、无才艺的人滥竽充数，只求各路录取人数相等，不问其中是否错乱滥取；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并且进言者本来想多取各路土著之人，如果这个办法一施行，寄应的人就会争相前往；如今开封府寄应的弊病，便可以作为验证。这就是所谓法令一出台，奸弊便随之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如今广南东路、西路的进士，通常完全没有科举学业，各州只按照数额解送，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才艺，只来参加一次省试便回去，希望取得摄官罢了。朝廷因为岭外有烟瘴，北方人不适应，必须借助摄官，也就允许他们这样做。如今如果一律按照各路十人取一人，这种做法既是错乱滥取，又不是西北情形所能相比；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以上六点，只是大概而言。如果旧法一旦破坏，新议一定施行，那么弊端和滥取便会随之产生，哪里数得尽呢？所以臣认为，暂且遵守旧制度，只务必选择人才，推行朝廷极其公正的原则，把四方一视同仁，只选有才能的人，自然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这才是当今可以实行的方法。若说士人的习气浮华，应当先考察品行，即使按照新议，也必须只考察程试，怎么能保证一定取到品行真实的人呢？议论者又说西北接近敌境，士人需要加以笼络，这实在是不正确的说法。假如能使不法之人不能造成祸患，那就罢了；如果他们能够造成祸患，那么哪个地方会没有呢？前代作乱的贼臣，从东南起事的很多，大的如项羽、萧铣之类就是如此；至于黄巢、王仙芝之流，又都是在中州起兵作乱的人。不法之人难道只在西北吗？况且贡举制度的设置，本来是为了等待有才德的人；至于笼络不法之人，应当另有办法，不在科场。只是事情长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端，有些地方应当留心，但不必更改法制，只须振作并整顿纲纪条文。近年以来，举人盛行夹带，拍门大声喧闹，摘下帽子闯入，败坏士风，伤害善良之人；这是因为举人已经太多，君子小人混杂聚集，而主管部门力量不足以制止。虽然朝廷一向有禁约，条文也很严密，但上下因循敷衍，不再申明执行。只有这件事成为科场的大患，而进言议事的人却偏偏没有提到。愿陛下下令有关部门商议革除这种弊端，这才是当今科场的祸患。臣忝居宰司副职，参与听闻国家政事；如果不能替陛下守护祖宗的法令，而所说的话又不足以取信于君主，那么厚着脸皮尸位素餐，难道还敢苟且偷安、长久居此职位吗？所以仍然强行进言，请陛下裁量选择。《言青苗钱第一劄子》。苏氏兄弟所论述的，仅次于青苗钱不便之处，最为详尽；欧公的这篇奏疏，尤其像是把问题剖析清楚了。臣下恭敬地看到，朝廷制定并发放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不便，多请求停止罢除，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省察。臣年老多病、昏聩健忘，虽然不能详尽陈述利害，但只要有所见闻，难道敢不说吗？臣现在有几件请求办理的事项，谨慎地逐条列在下面。

译一、臣私下看到，议论者说青苗钱向百姓取利是不对的，朝廷却深深厌恶这种说法，以至于屡次烦劳圣听，命令有关部门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曲折，向朝廷内外申明，说朝廷本来是出于惠民的意图。然而告谕之后，士大夫的议论反而更多；至于乡野百姓，愚昧地本来就不知道《周官》中的泉府是什么，只看见官府放债，每一百文钱要收二十文利息罢了。因此，申明告谕虽多，却没有人能够明白。臣也认为，同样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允许取二分，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用五十步嘲笑逃跑一百步的人。以臣愚见，如果一定要使天下明白知道取利不是朝廷的本意，那么请除去二分利息，只让百姓归还原数本金；这样才是真正不取利。二分利息如果认为所得很多，本来就不应当多取于民；如果认为所得不多，那么一点小利又何必顾惜？何必因为它使圣政受到牵累。一、臣查考原先下达的指示：如遇灾害达到五分以上，夏料青苗钱令其在秋料缴纳，秋料则在次年夏料缴纳。臣私下认为，年岁的丰歉本来无法确定，其中丰年常常少而凶年常常多。如今所下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一料发生灾伤；如果接连遇到三两料水旱灾害，那么青苗钱积压拖欠的数目就会很多。刚刚遇到丰收，却又必须一并催促缴纳，那么农民永远也没有丰年了。至于中等、小熟的年景，不够灾伤分数、应当在本料缴纳的，有的人家没有力量，有的人家顽固狡猾而拖延，本料尚且没有缴纳完毕。如果又允许他们申请下一料的应发钱数，那么积压会更加严重，一定难以催收。臣现在想请示：人户遇到灾伤、本料青苗钱尚未缴纳的，以及人户没有力量或顽固拖延不缴纳的，都不再发给下一料的钱。这样，人户可以免除积压拖欠，州县可以免除鞭打催逼，官府的钱也可以免除长久积存而损失。一、臣私下听说，议论者多把强行摊派给人户视为祸患，所以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反复告诫约束州县官吏，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然而各路都有提举、勾管等官往来催促，必须把钱全部发放完毕才肯停止。由此说来，朝廷虽然指挥州县不得逼迫百姓来请领青苗钱，但提举等官却又催促把数额全部发放；所以提举等官把不能催促全部发放视为失职，州县官吏也把钱没有发完视为松弛懈怠、没有才能。上下不得不相互督责，是形势逼迫他们这样做，各自都不是出于本意。由此说来，按理不能只责备州县强行摊派。依臣愚见，请先罢除提举、勾管等官，不让他们催促，然后才可以责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发的钱，听取百姓自愿，由州县专门根据愿意领取的多少来发放，不得要求必须全部发完，也不必要求全县每一户百姓都来领取；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以上谨慎地陈述如前。臣年老衰弱、昏聩多病，不能深入讨论、长远思考，所见仅限于眼前，也只能如此。然而关于青苗钱的议论，早已喧腾；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停止罢除的，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的长远利害，必定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了。有一天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群臣的意见，追回并废止新制度，一概罢除，使公私都得到便利，这是天下的幸运。如果朝廷内外所说的虽然很多，仍然不能感动圣听，那么现行制度中不便之处，有这三件事尤其关系到眼下的利害。像臣逐条陈述的意见，恭望圣慈特加裁择，现在请陛下决定施行与否。《请耕禁地劄子》。治理国家的至上谋略，可与苏子由所上《乞禁边臣争界劄子》互相参看。臣昨日奉命出使河东，考察防守边疆的长久利害。臣私下看到，河东的祸患在于把所有防边土地都禁止起来，不许百姓耕种，却私下购买北界的粮食，以此作为边防储备。它有四大祸害。依臣考察，如今如果招募百姓耕种禁地，就可以除去四大祸害而得到四大利益。河东地形山险，运输车辆不能通行；边地既然禁耕，防边军队就缺少粮食，每年都依靠河东一路的赋税和籴粮，运入中和博的斛斗来供给防边。百姓既然受到险阻和路远的限制，不能运输，于是携带金银、绢帛、铜钱等物，到防边地区以高价私下购买北界的粮食。北界禁止百姓把粮食和马匹运到南方进入我国境内，违反此法要处死。如今边民冒犯禁令私下交易，时常引发争斗，动辄互相砍杀射击；一旦兴起诉讼，便造成事端，这是引发纠纷的第一个祸患。如今我们有土地却不自己耕种，反而偷偷购买邻界的物资来供给自己；如果敌人年年丰收、放宽禁令而不查察，使粮食越过我国边界，那还可以有所希望。万一敌方年景不丰，或者同我们有了嫌隙，突然严厉执行边界禁令，关闭买卖渠道，那么我军就会缺粮；这样我军的饥饱便系于敌人，这是第二个祸患。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的防边土地既不耕种，荒废而没有固定主人，敌人便可以侵占。从前代州阳武寨曾经有人为苏直等人争夺边界，诉讼长久不能解决，最终被侵占退让了二三十里。如今宁化军土地旁边，杜思荣等人又来争夺侵占，多年不能解决。岢岚军有人争夺挖掘界壕，幸亏米光濬多方竭力抵拒，事情才得以平定。这是自己空弃土地，引来北方人年年争夺边界，是第三个祸害。禁止肥沃的土地耕种，却使百姓困顿劳苦，远道运送粮物，是第四个祸害。臣认为，禁地如果能够耕种，那么一两年之间，北界的粮食就可以不必购买；这样边民没有争相买粮、引发纠纷的祸害，我军没有饥饱依赖敌人的祸害，防边土地有固定主人，没有争夺边界的祸害，边州自己有粮食，内地百姓没有远途运输的祸害，这就叫除去四大祸害而得到四大利益。如今四州军的土地约有二三万顷，如果全部耕种，每年可以得到三五百万石的利益。恭请圣慈特地下令两府商议，如果可以施行，那么招募耕种、征收赋税的办法各有具体条目，容臣随后再详细陈述，请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三。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五。劄子。

译《论契丹求御容劄子》。这是老成而练达的言论。臣下恭敬地看到，契丹派来的泛使，专门为索求御容而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前些年既然已经答应了，按理不能中途停止；只是没有及早履行诺言，以致他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派使者前来。可是从早晚以来，听到的传闻很不一样：有人说大臣共同商议，打算干脆拒绝不给。如果真是这样，臣恐怕彼此嫌隙的开端将从这里开始，祸患的发生，也难以马上说清楚。大凡替国家谋划事情的人，一定要先明白信义，重视曲直，酌量人情，衡量事势；四者都做到，然后才可以无所疑虑。假如有一项没有做到，尚且恐怕败坏事情，何况四项全都失误，难道能不思考吗？契丹同中国通好结盟已经很久了，而从前宗真特别在信义友好方面表示殷勤，另写家书，接着又送来画像。圣朝接受他的来意，答应回报他，却拖延到今天，竟想食言而中途停止。这就是对方以推诚相待来结交我们，我们却以不守信用来对待他，失信伤义，实在不是中国对待强邻的办法。而且理亏在我方，使对方很容易找到借口。自从南北通和以来，书信往返之间，每逢答复，常常从优厚待，予以宽假。时间一久，他们的心已经骄纵。何况这次画像送来，正是特别表示殷勤的意思；对平常礼节已经厚加回报，使他骄纵，对殷勤的来意却不予回报，使他受到挫折。使他受挫，他一定愤怒；不回报，他一定感到羞耻。怀着羞耻、积蓄愤怒，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人的常情。答应了他的父亲，却不答应他的儿子，在厚薄之间，这也是人情上难以处理的地方。臣私下看到契丹来信，开头并没有问候寒暖的话，直接以履行诺言、不能辜负约定为理由，意思在于一定要得到。此时如果使他受到挫折，形势必然会使他再次来找事；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哪里还能坚持拒绝？如果等到他失去谦逊，已经形成嫌隙，然后才给他，那么既加重中国的耻辱，又使外域认为中国难以用恩意交往，只能用势力胁迫；由此引发他们另外提出要求，便会成为后患，哪里有尽头呢？如今契丹虽然弱小，但中国的边防尚未完备，朝廷的谋划也没有胜算，不可主动制造事端。若想坚持我方理亏、对方有理的议论，以此发动战争而结下祸患，就更不可取。考察对方的形势，必然不能中途停止；衡量我国的形势，又未必能够挫败他。所以臣说四方面都失误了。臣又听说敌使入境那天，发生地震、星陨等异常现象，变异非常，事变之前就应当深加防备，尚且恐怕来不及；如果失策招来祸患，怎么可以自己造成呢？臣希望圣慈独自决断，不要挫伤他的善意，不要失去我国已经说出的信用。臣想请示回信给敌国，告诉他们按照约定，直到今冬再行办理；并派遣平常使者按时与他们往来，这样在事理上稍微便利一些。恭请迅速下令两府商议，这关系到国家的利害，臣不敢不说。现在请陛下裁决。《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这也是持守国家大体的地方。臣近来听说，澧州进献柿木，木纹形成了‘太平之道’四个字。澧州知州冯载本来是武人，不懂事情的体统，便把它当作祥瑞来讨好朝廷。臣认为，前代所称的太平，必须是四海安宁，万物各得其所。如今西羌叛逆尚未平定的祸患在前，北方敌人骄横悖逆、潜伏待发的祸患在后。一种祸患还没有消灭，另一种祸患已经萌发。再加上西边有泸戎，南边有湖岭，凡是同四夷相连接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事情。内部又有百姓困苦疲弊，盗贼横行。前些时候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捉数百名盗贼，却不能一举消灭，只能勉强使他们溃散；然而他们又在别处聚集。如今张海虽然死了，可是达州的军贼又聚集一百多人，还杀死使臣，声势不小。兴州又报告有八九十人，州县惊惶不安，靠什么来维持救济呢？臣看来，这正是四海骚动、万物失所，实在没有看见太平的征象。臣听说天道重视诚信，向人显示不会欺骗。我不敢远引其他事情，只用今年国内的事情来验证。去年夏秋之间，太白星经过天空，连续几个月不消失，金星、木星相互遮掩，距离端门很近。按照星占考察，这些全都是天下将要兴起大兵的征象。难道刚刚出现大兵将起的征象，又出现‘太平之道’吗？同一年之内，前后竟然完全不同，难道不是星象排列在天空，异常现象不会凭空出现吗？凡是遇到警戒恐惧的事情，通常都应当修养反省；而草木万类的变化无常，不能把它当作凭据，便因此产生懈怠。臣又想，如果木纹不是伪造的，确实是天生的，那么其中也有深意。大概它的纹理只写着‘太平之道’，其中的意思可以推知。自古帝王实现太平，都各自有其方法；得到这种方法就太平，失去这种方法就危险混乱。臣看如今，只看见失去方法，没有看见得到方法。愿陛下忧劳勤勉地处理各种事务，举荐贤能、采纳善言，始终像近来这样，不产生安逸享乐，那么过二三年之间，渐渐就可以期待整治成功。如果因为近来盗贼张海等稍微衰弱，就说后来的贼人不值得忧虑；因为京城附近下了雪，就说天下一定大丰收；因为北方敌人没有到来，就说一定不会有事；因为西方贼人派使者通好，就说可以停止用兵，以为太平将要到来而渐生安逸，那么这株瑞木就是误事的妖木罢了。臣看到今年曾经进献灵芝草的人，如今又进献瑞木，私下担心四方相互仿效，争相制造妖妄之物。他们进献的瑞木，恭请以后不要再向臣僚宣示；仍请迅速下诏天下各州军，告诉他们兴兵多年，四海困弊，正当责备自己、忧劳勤政的时候，凡是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一律不得进献，以此彰显圣德，感发激励臣民。现在请陛下裁决。

译《论河北守备事宜劄子》。这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制胜的言论。臣下恭敬地看到，朝廷正在派使者同西方贼敌商议通和的约定。近来私下听说，边臣多次收到北界的文书，来询问西夏议和已经成功还是尚未成功。如果确实如此，事情就很令人忧虑。臣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方敌人。即使没有这些文书，他们最终也一定会给朝廷带来祸患。契丹通好仅仅四十年，没有一丝一毫的嫌隙，却突然萌生奸计，妄自提出要求。臣私下认为，敌国贪婪，性情难以测度，遇到强者就屈服，见到弱者就欺凌。看到我们没有谋略，动不动就屈服迁就，便认为我们软弱，知道我们可以欺骗，所以增加金帛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又提出更高的名分要求，压迫我们一定服从。无事而来尚且如此，如果再借西边的事情把它当作功劳，另行提出过分要求，将用什么来满足他们？天下的人无论愚者智者，都会共同替朝廷寒心。如今如果果真有文书来督促通和之事，那么臣认为北方敌人的狂妄计划，其迹象已经萌发。不和，他们就责问我们违背诺言；已经和好，他们就论功索取回报；不出一年，恐怕就要采取行动。假如我们难以曲意迁就，必然会发展到交战。至于选将练兵，既然难以仓促办成，抵御戎敌、取得胜利，就应当在事机发动之前准备。臣私下奇怪，朝廷中的臣子还在苟且偷安、安于平静；自黄河以北，完全没有安排处置，因循松弛，谁还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难道要等到北方使者已经在朝廷，敌军压迫边境，然后才计无所出，只是徒然忙于张皇失措吗？如今国家一定认为，双方虽然意见不合，但还被盟誓牵制，所以边防处置不敢大张旗鼓。依臣思考，不如精选有才干的大臣，交给他们边郡，使他们各自谋划防御，秘密地把各项事务修整完备，这是最好的办法。况且如今边防的处置，百事都不合适，只有选择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务。如今北部边境的要害州军，不过十多处；从文武臣僚中选择十多人，并不难得到。各自把一个州交给他们，使他们各自得到便宜，如同治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修整城垒，训练兵士，熟悉山川，储备粮食，所有事务都自行办理，不烦劳朝廷经营安排。这样预先准备，还可以支撑应付。至于镇定一路，最为重要。张存从前在延州，因为不能处理事务而被罢免，如今却委任他掌管镇府。王克基凡庸轻浮，不是将帅之才，却在定州任职。其余州郡大多也不是合适的人。臣想请陛下特地下诏给两府大臣，考察现任边郡守臣中能够抵御敌人、捍卫城池、训练士兵、等待交战的人，留下他们；其余才干中等、不能胜任边地的人，一律调换。如果秋风渐渐强劲，敌人的事端有了苗头，陛下试想，边境臣子中谁能奋力作战，朝廷将领中谁可以出师？臣刚刚被授予谏官职务时，看见朝廷进退大臣，陛下锐意求治，一定认为群臣从此受到震慑，各项事情从此都会修治兴举。西北两件事情最为重大，本来就应当处置，不必等待别人进言。等到臣就任以来，已经几十天了，政令的发布却渐渐沿袭旧有弊病。只有进言的臣子，拾遗补阙，勉强实行了其中一两件。至于讨论重大利害、端正国家纲纪、对外制服四夷、对内宽解百姓，凡是朝廷帷幄中的谋划，没有一件施行到外部。臣忝居掌管谏诤的职位，怎么敢不说？恭请陛下不要忘记国家社稷深重的耻辱，不要让西北两方面的敌患交相侵逼，迅速发扬天威，督促激励臣下。仍请询问两府大臣：西部边境议和还是不议和，能保证契丹没有别的借口吗？如果他们有所借口，能用朝廷的谋略奇计使其打消吗？如果没有谋略来制止他们，那么训练士兵、选择将领、准备边防、等待敌寇，等贼敌到来之后才谋划，能够不败坏事情吗？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去年六符来使的事情可以用贿赂解决，以为如今再有请求，事情就难以答应；不要认为西方贼敌多年为患，已经习以为常，以为这件事情一旦发动，天下就会动摇。臣所说的是国家社稷的大计，愿陛下留意施行，请陛下裁决。

译《论麟州事宜劄子》。这是确切的见解。臣昨日奉圣旨到河东，同明镐商议麟州的事情。因为臣还没有到，明镐已经一面同施昌言等人先行上奏议论；不久又收到枢密院劄子，详细抄录明镐等人的奏议，命令臣更加切实地同他们共同从长计议。于是臣亲自到黄河以外考察利害，同明镐等再次进行商议，请求调减兵马人数，以便大致减少军费，已经联署上奏报告。除此之外，臣另有一些浅见，应当把其中的利害和处置办法全部分条陈述，列为四项主张：第一，辨析各种说法；第二，比较保存和废弃；第三，减少寨兵；第四，委任土豪。这样才是长久的谋划，也许接近于御边的办法。谨慎地把具体意见逐条列在下面。一、所谓辨析各种说法，臣私下详细考察前后臣僚的请示，他们的说法有四种：有人想废除寨的名号，有人想把它迁近黄河，有人想抽减兵马以节省粮饷运输，有人想增添城堡以招徕安抚蕃汉百姓。然而如果废除寨名却不能减少兵力，就不如不废；如果能够减少兵力、节省费用，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州呢？它的城墙坚固完备，地势高峻，是上天设置的险要，可以防守却难以攻取。它距离黄河和府州各自不过一百多里；如果迁到黄河边，不过是得到近五七十里的便利，却抛弃了易守难攻的天然险要。这样看来，迁移和废弃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看到可行之处。至于抽减兵马，确实是边地议论的一方面；但兵力冗余不只在麟州，大弊在于五寨。如果只减少麟州而不减少五寨，就等于没有减少。至于招徕安抚蕃汉百姓，这是充实边疆的根本，但不是朝廷单独用力就能做到的，必须委托给边臣，允许他长期任职，逐渐推行恩惠信用，不限任期，使得失不受朝廷急迫的牵制，而能够像办理自己的家事一样专心经营，才可以收到长远效果。这不是两年一换的官吏所能做到的。臣认为，减少兵力、增添城堡的说法接近正确，但还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二、所谓比较保存和废弃，如今黄河以外的兵力，除去轮番休息的，尚且达到二万人，大体上用尽河东二十州军的财力，来供养二州五寨，服务于黄河以外数百户边民，却耗竭数百万百姓的财力。敌人即使不来，我们自己已经困顿了。假使敌人采用不交战就使我们疲惫的策略，而我们却有残害百姓、聚敛怨恨的劳苦，从这一点考虑，似乎可以废弃。然而还不知道保存它的好处。如今二州五寨，虽然说是在空旷之地徒然防守、没有人的地方，但敌人也不敢占据我国土地，这仍然能够把敌人排斥在二三百里之外。如果一旦议论迁移、废弃麟州，那么五寨的形势也难以保存，兀尔府州便成为孤立的堡垒，连自守都来不及；这样敌人就可以进入并占据我国城堡，耕种放牧我国的土地，在黄河对岸同我们隔河相望，作为他们的巢穴。如今敌人在数百里之外，防守黄河尚且比防秋费力；如果让双方隔岸相望，那么敌人泛舟渡河、踏冰而来，全年都要担忧寇敌到来，黄河以内的郡县全都要成为边防戍地。这样考虑，就不能不保存它。但还必须得到保存它的方法。三、所谓减少寨兵，臣查考庆历三年，一年的用度中，麟州用粮七万多石、草二十一万多束；五寨用粮十四万多石、草四十万多束，费用是麟州的两倍。在一百二十五里的土地上，排列着这五座寨，除去轮番分兵休息停泊的，尚有七千五百人；另用二千五百人运送粮食，又有并州、忻州等十州军的百姓运输缴纳，以及商旅入中往来的劳作，其冗长劳费无法数说。每座寨不过有三五十名骑兵巡逻侦察、埋伏道路，其余人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最初建立五寨时，本来不是这样；各寨士兵都有固定数额，建宁设置一千五百人，其余四寨各自只有三百至五百人。如今多出来的数额全是后来增加的。臣认为，如今事情稍微缓和，不同于最初建寨之时，暂且约束到旧有数额，也不至于产生冗费。臣请求只在建宁留一千人，设置一名都巡检；镇川、中堠、百胜三寨各留下五百人；其余寨兵中裁减下来的人，驻扎在清寨堡，由一名都巡检统领。因为这座堡最靠近东面，隔河就是保德军，驻兵可以到保德军领取粮食，这样就不必越过黄河运输供给。如果平时有行人住宿吃饭经过各寨，五百名士卒巡逻侦察已经足够；如果有少量贼兵和马匹，建宁的士兵可以抵御；如果敌人数量稍多，清寨的士兵也能前来援助。大概两地都不超过百里，这不是减少兵力，只是把他们迁移到可以就食的地方罢了。这样黄河以外可以节省费用，百姓的力量也可以得到宽解。四、所谓委任土豪，如今议论麟州的人，保存它就会使河东困顿，放弃它就会失去黄河以外的土地。如果想两方面都保全而不失一方，不如选择一个土豪委任他自行防守。麟州坚固险要，给他二千士兵，他的守备就足够了。况且所谓土豪，是指他的才干勇力独出一方，威名已经显著，敌人畏惧而服从；又能熟悉敌人的虚实，凡是进行战守，不至于谋划错乱。如果把一个州委托给他，他的党羽自然把州看作自己的家，个人的休戚与州相系，他作战自然勇敢，防守自然坚固。又因为他本来就是当地人，同当地风俗民情相互接近，百姓依赖他的勇力，也乐意归附他，那么蕃汉百姓就可以逐渐自行招集。这样对外能够抵御敌人、负责战守，对内可以安辑百姓、充实边境，又能节省费用、减少兵力，没有一件事不便利。与任命官吏前往、凡事都仰赖朝廷相比，利弊相差百倍。一定要任用土豪，非王吉不可。王吉现在在建宁寨，蕃汉百姓依附王吉、在寨旁耕种的已经有三百家；他的才干勇力一向已经闻名，况且按他的官阶，本来可以在一二年间担任知州。观察他此后的功效，如果能够善于防守，就可以世代任用他，使他长久担任捍卫边疆的守将。以上臣所陈述的，是国家的重大谋略。恭望圣慈特加裁择。如果可以施行，那么宽解百姓、减少费用的事情，容臣随后继续分条陈述，请陛下裁决。

译《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劄子》。我曾经大略考察粤西的情势，南方夷人发生丑乱，只须一次剿杀元凶之后，便实行招抚，所以我说：‘没有比小规模剿捕更好的，也没有比大规模征讨更坏的。’欧公的意思也同这一看法。臣听说杨畋近日与蛮贼交战，斩获七八十颗首级，又听说他进入敌人巢穴，夺取粮食储备，挫伤贼军锋芒，增长我军士气。杨畋的勇敢谋略，固然值得嘉奖；然而朝廷谋划和考虑事机，应当从长远着想。臣私下担心，朝廷上下都急于平定贼寇，听到这点小胜，便显露出虚浮的喜悦，不能保持镇静，对外表现得轻率懈怠。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应当深思：一是尚未等到成功，便施行优厚赏赐；二是认为贼人可以杀尽，便更加不肯招降。如果真这样做，就是计策的大错，也是事情的深害。如今湖南捕贼的人，杀一人便赏钱十千，官军贪图赏赐，见到平民就全部杀掉；平民惊恐，于是纷纷起来做盗。除了邓和尚、李花脚等几十个首领之外，其余因大小成群而起为盗的，数也数不清。如今杨畋所攻击的只是一个洞寨，其中聚集的已有二千多人；在二千多人中杀掉七八十人，只是二十分之一，其余人暂时四散，必定还会重新聚集。臣看自古蛮夷造成祸害，从未听说能够全部杀尽，必须采用招降办法。昨天由于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信，所以恐怕以后更加难以招诱。如今若趁杨畋小胜之机，对他们显示恩威，正是上天赐予招降归服的机会，不可错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如果让杨畋自行斟酌，招降那些大首领；又借这次小胜传播威势的声名，对其他各处聚集的人分别招诱，凭借这一声势，一定可以全部降服，十天之内，湖南就可安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渐渐到了夏季炎热之时，以我方不习惯暑热的士兵，对付那些熟悉当地水土的贼兵，稍有失败，他们的势力就会重新强盛；那不仅会危害湖南，还必然会从此给朝廷留下忧患。如今事情尚未办完，便施行厚赏，那么各处巡检、捕贼官等见杨畋获得赏赐，就会争相杀害平民；杨畋等人又自恃因战斗得到功劳，坚持不肯招降的主张，朝廷也依仗杨畋的小胜，更没有招抚收编的心意。上下都失去谋略，必定酿成大祸。杨畋等人，伏请暂且下诏书加以褒奖晓谕，授予他们处理此事的办法，等到贼人招安后，再施行厚赏。如今湖南贼人数目虽然很多，但首恶和原本的贼寇极少，其余全是无辜遭到杀戮、被逼迫胁从而成为盗贼的人，按人情来说，哪里忍心全部杀掉？只有能够保全、救活人命多的人，功劳才更大。还请明白说明这个意思，晓谕给杨畋；关于赏赐典制，乞请稍微延缓，或许才合乎事情的实际，请圣上裁决。

译论请求放还蕃官胡继谔的札子 深刻体察人情和国家大体的言论 臣私下看到，朝廷前几年因为延州蕃官胡继谔受到边臣怀疑，便把他调入内地；现在任亳州都监，而让他的儿子守清完全统领他父亲原有的各部。臣听说近日胡继谔因为不适应亳州水土，家族反而死了不少人，自己又患病，曾上奏请求迁往京西一带较为凉爽的地方。臣认为，如今正值西部边境用兵之际，朝廷应当广泛推行恩惠和信义，安抚、驾驭蕃夷。既然想让守清在边疆尽死守节，就应当优厚对待继谔，保全他的家族。哪里有既任用他的儿子，又怀疑他的父亲的道理？继谔请求迁往内地，实际上仍是身处异乡；虽说是做官，却如同被囚禁，导致他失去安身之处，身体患病，家族死亡。何况他当初并没有明显的过错。对于继谔本人来说，已经有幽禁冤屈的叹息；对于守清来说，朝廷又失去了驾驭豪杰的办法。万一继谔因病去世，不能返回，守清父子的心中哪里会没有怨恨？他们反过来把中原看作世代的仇敌，必定会同边境另外制造祸患，其余部族也一定会离心。国家自从用兵以来，凡是所出的计谋，未听说有胜算；尤其在招抚蕃夷的方法上，常常失于恩威失当，以致离叛的人很多，都愿意依附贼寇。对于继谔的处置尤其不合宜。臣想请趁他有所请求之机，把他召到京师，为他洗雪以前的疑虑，厚加礼遇，放他回到本族，以此表示朝廷推诚相待。守清父子能够重新团聚完整，必定会想着竭尽忠节；继谔感念国家的待遇，也必定会有所作为。如果朝廷仍然认为他可疑，就请先把这个意思下诏询问守清；臣料想他必定没有抛弃父亲的道理。如果他自己不愿父亲回来，那么以后便可以没有后患。请圣上裁决。论请求与元昊约定不得攻打唃厮啰的札子。外部蕃国不和睦，中原自然就能尊严自立 臣听说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命出使北方敌国，都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他们被北方敌国盘问元昊通和的意图，将来北敌必定会因此另外给朝廷制造祸患。又听说敌人已经想要商议把边界迁到渐一带，显露出相互侵扰、引发祸乱的苗头，其端倪已经可以看见。臣自去年春天开始，承蒙圣恩擢升为谏官，正赶上朝廷与西部贼寇开始商议和好。臣当时首先提出不可通和的主张，前后上奏章、札子十多次加以论说，都说不和祸害少，和则祸害多，利害说得非常详尽恳切。然而天下士人没有一个帮助臣说话，朝廷大臣也没有一个采纳臣的意见。如今和议将要成功，祸根已经形成，而韩琦从西边回来，才说和议有不利的情形；余靖从北方回来，才知道敌人急于求和的谋算。见到事情才这样迟，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提出建议的时候，众人正想赶快求和，凭臣一人确实难以强行改变众议。如今韩琦、余靖亲自见到了两个敌国的情况，中外人士也逐渐知道通和会造成祸患，臣先前的说法似乎稍微有些可采纳之处。只愿大臣不要拘守先前的主张，早些愿意改变心意，那么在后悔之中还可以有挽救的办法。近来答应西贼的物品数量已经太多，但还有禁青盐、归还侵占土地等事情，并不是贼人所获利益。幸好他们因此自行断绝关系，没有派人前来。朝廷深深警戒先前的错误，谨慎自持、稳重行事，因而停止议和，不落入贼人的计谋，那么就可以把祸患转成福分，今后的策略也还有可为之处。如果贼人的心志更加骄横，贪心没有满足，又派使者前来，提出更多要求，那么也可以借此为名拒绝他们。如今通和之事，对中原是大的祸患，对两个敌国却有深厚的利益。万一西贼贪利心深，不惜侵占土地，又没有别的要求，急忙前来求和，那么这时的取舍便关系到安危。陛下应当诏令主张议和的大臣，确定果断的计策，认清贼人愿意求和的意图，知道这是对我有害、对他们有利的谋划，尤其要多方设法拒绝他们。臣推测西贼无缘无故请求和好，不只是要同北敌合谋，共同困扰中原，还想设法款待、麻痹我方，与北敌合力吞并唃厮啰、摩防、瞎防等各族，土地广大、力量强盛之后，再向东进攻中原罢了。如今若没有别的办法拒绝他们来求和，就应当赐给他们诏书，说唃厮啰等都接受朝廷的官爵，父子都是国家的蕃臣。现在如果讲和，就不得攻打这些部族；况且攻打这些部族，正是贼人内心贪图的事情。他们听到这番话，必定难以接受约定，借此说法也可以解除和议。臣之所以惟独希望不要和好，是因为臣愚昧的考虑认为，不和的祸患轻而且容易处置，和议之后的祸患巨大，无法应付。臣前后所上的奏章和札子，论列已经很完备。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大计，也是圣心日夜忧虑的事情。臣作为负责言事的官员，看得利害十分明白，如果不把话说尽，罪当诛戮。伏望陛下省察阅览，请圣上裁决。

译论与西贼交付大斤茶的札子 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西贼来商议通和，朝廷答应给的物品数量不少，其中茶一项，原来计算为五万斤。由于中原的茶法有大斤、小斤的不同，当初拟议时，朝廷谋划不周，没有明确指定是哪一种斤数。臣私下担心，西贼通和以后，必定要求大斤。若五万斤按大斤计算，就是三十万小斤。这样一来，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便是五十万的总数。当年真宗时契丹大举进兵到澶州，只用了三十万。三十年后，契丹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战，才增加到五十万。如今元昊只是偏处一隅的敌人，一开口就给他五十万。臣请求略说一两件对国家的大患，不知为国计议的人将如何处置。三十万斤茶，从南方经过水陆二三千里才运到西部边界。如今民力困乏，陛下不以委屈心志求和为耻，本来是为了使百姓休息、使民力得到恢复；如果每年运输不绝，仅这一项物品，就能使中原公私都困顿，这是第一大患。估计元昊境内的土地和人民，每年得到三十万斤茶，使用已经足够。然而两个榷场除了茶之外，还必须另外拿好的物品去交换贼人那里没有用的东西，这是第二大患。契丹常常与中原作为敌国，又把元昊称作小邦。如果它看到元昊得到的物品数量同自己一样，就必定还要增加，我们用什么来应付？只能说茶不同于银、绢，本来是粗物；这样他们必定也会要求十几万大斤。中原的大宗货物利益只在茶和盐而已。如今西贼一年要三十万斤，北敌还要二三十万斤，中原哪里能不困顿？这是第三大患。昨天刚开始同西贼议和时，大臣急于使事情成功，不顾国家利害，只怕答应的物品不多。等到和议将成，契丹的话泄露出来，两府才有后悔议和的意思。然而答应的物品已经太多，不能追回更改。如今上天幸好给了这样一件事，还可以停止和议。臣请陛下特意召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如果能够保证长久供应四夷而中原不困，那么即使按大斤计算也不必吝惜；如果确实会像臣所说的那样造成祸患，并非妄言，就请早日议定计策，请圣上裁决。论西部边境事务的第二篇札子 看欧公先前所上关于军事的奏章，当时君臣共同击节赞叹并据此指挥，谁知仍然迟疑退缩到这种地步。宋朝的政体，实在太弱。臣近来曾上奏说，谅祚将成为边境祸患，朝廷应当早作防御准备；又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同边将商定攻守大计等事，至今已经多日，仍未见诏令下发施行。臣私下看到，庆历年间元昊作乱时，朝廷轻视敌人、玩忽寇患，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每逢边境紧急奏报送来，上下便惊慌恐惧，仓促指挥，多半不合时机，所以被贼人利用奸计，军队失败，将领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谅祚率领万名骑兵侵犯秦、渭两路，焚烧数百里之间，扫荡得一干二净，而两路将帅竟不敢出动一人一骑，国家威势本来已经受挫了。谅祚这样辜负恩德、背弃道义，陛下不能发兵讨伐，却只派使者携带诏书赐给他；他又拒绝接受，使者羞愧低头，怀抱诏书返回，这样一来大国所受的耻辱就太大了。陛下即位之初，便遭遇这个狂妄小儿使国威受挫、国家蒙辱，这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罪过。臣认为，陛下应当赫然发愤，就边境事务严厉责问大臣。至于山川形势哪些有利、哪些不利，士卒哪些勇敢、哪些怯弱，谁可以任用、谁不可以任用，哪里适宜进攻、哪里适宜防守，哪些军队应驻扎在某地，哪位将领可以统率某支军队，这类事情很多，都是陛下圣明思虑所应涉及的。臣认为，陛下应当在闲暇时到便殿，召集当职大臣，让他们按照地图指点说明，各自陈述见解；陛下可以不用离开座席便把一切看在眼前，然后用神机睿略作出制裁，责成将相取得成功。但陛下因万机繁多，既然还没有顾及这些，两府大臣像臣等每天进呈的，也都是通常的公事，从未聚在一起共同谋划、讲定大计。对外，四路边臣自从贼军经过以后，也没有听说另有筹划。臣恐怕上下因循拖延，又会像庆历初年那样。近来韩琦曾把庆历年间议论山界的文字进呈，这只是边境事务许多方面中的一项；大概韩琦也忧虑事情没有得到研究，便借这篇文字作为题目，用来牵合众人的议论罢了。进呈后不久便送到枢密院，至今多日也没有拟议。臣凭借无才，却蒙陛下任用于政府，便属于国家的谋臣；如果臣谋虑浅近、所说狂妄，陛下自然可以毫不迟疑地罢黜我。臣又因眼病恳求解除职务，陛下曲加圣恩，不允许我离去；既让我处在这个职位上，又抛弃我的意见而不询问，使我白领俸禄、厚着脸皮处身其间，如何自处？臣先前所上的奏状，愿望圣慈下付中书、枢密院，同韩琦关于山界的文字一起商量；如果臣的意见果然不足取，舍弃它也不晚，请圣上裁决。

译论西贼占据延州、侵夺土地的札子 臣私下听说，元昊近日在延州边界上修筑城垒，强行占据侵夺的土地，想先得到土地然后再议和，所以杨守素还没有到，侵占土地的谋划却已经先发动了。又听说边将不肯竭力争夺，这件事关系的利害非常重大。臣揣度贼人的意图，是看到朝廷多年用兵只有失败没有胜利，一旦计策无从施展，便用丰厚的金帛购买和好；知道我方将相无人，便想轻视中原，一面索取贿赂，一面侵占边疆。这不但会使贼人的骄横之心难以遏制，对国家的危害也不小。如今如果放纵贼人侵占土地，立即修筑堡寨，那么延州四面便再没有屏障，成为孤立的城垒；贼人又完全占据险要之地，以后发生战事，延州就无法守住。若失去延州，关中便会被贼人占有。这样说来，所侵占的土地不能不争。况且西贼议和的事情又牵连北敌，如今无论聪明愚昧的人都知道和议不利，只是担心国家答应的物品已经太多，难以中途反悔。如果能因别的事情，尚且可以断绝和议，何况这片被侵占的土地是中原应当争夺的地方，哪里可以不争？臣认为，现在急于求和而不顾利害的人，不过是边臣对外害怕抵御贼人，对内又想以议和的功劳求得升迁任用罢了，所以不肯攻击驱逐羌人，竭力争夺被侵占的土地。这是因为小人没有见识，只图眼前荣华进用的利益，不考虑国家长远的祸害。这样国家委屈求全、通和，只给边臣带来一时的进身利益，却使社稷承受无穷的祸患。陛下为社稷计，难道不应深思吗？大臣为社稷谋，难道不应极力考虑吗？伏望圣慈派一名使者前往延州，命厐籍竭力争取西昊贼先前侵占的土地，不让他们修筑城堡关塞。如果因这件事而断绝和议，就是社稷的福分。臣还担心西贼来使仍会提出青盐的说法；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不能答应，也担心那些没有见识、急于求和的小人还会陈说盐的利益来迷惑圣听。伏望圣慈不要采纳浮泛的议论，请圣上裁决。我考察当时的情况，朝廷习惯于用兵造成的困苦，所以急急忙忙利用元昊伪装归顺的机会，接受他的款附来求取和议；而欧阳公在谏院，独自以不愿急于听从他的和议为主张：一是论请求诏令陕西将官，二是论元昊来使不应赐给御宴，三是论元昊来使不可让朝臣负责陪伴，四是论元昊不可听任他称呼我方祖先，五是论请求朝廷廷议与元昊通和的情状，六是论西贼议和的利害，七是论请求不要派张子奭出使元昊，八是论请求与元昊约定不得攻打角厮啰，九是论西贼议和、请以五件事诘问大臣，十是论给西贼的茶不应使用大斤，十一是论西贼占据延州边界土地。欧公难道不知道西贼通和稍微宽解之后，朝廷向西顾虑的忧患吗？而他独自恳切地把不与西贼通和作为谋划，是因为深深看见国家体制失于过分软弱：北面已经习惯对契丹屈服，南面又习惯对西夏屈服，不致力于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以伸张立国的威势，只致力于用厚重的财帛贿赂来求得苟且安定，那么天下的形势就越发难以支撑。这就是他在议和问题上多次絮叨请求，而立论往往以‘因这件事断绝和议’为名的原因。至于他曾请求五路出兵、以进攻作为防守的主张，欧公的言论可以说是忠诚谋略和长远见识达到了极点。可惜当时天子和执政大臣都不听从他，甚至韩琦、范仲淹一类人也因为长期置身军旅，所以同样像强健的鸟垂下翅膀，想着解除机务而归去。不久西夏败亡以后，宋朝最终被金、辽困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四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六 奏状

译论杜衍、范仲淹等被罢免政务的奏状 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算忠；言语不能触犯听者的耳朵，就不能算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的祸患，敢于冒犯一人难以触犯的威严，只希望依靠圣明，幸蒙陛下加以省察。臣恭敬地看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都是陛下一向所信任任用的大臣，却突然相继被罢黜。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然在外地供职，不能尽知事情，但臣私下看到：自古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并不超出两种。想要广泛陷害善良的人，不过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就必须诬陷他们专擅权力。这是什么缘故呢？除掉一个善人，而许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要把他们全部除掉，可是善人过错很少，难以逐一寻找瑕疵。只有指称他们结为朋党，才可以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和充分信任，就很难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这种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的过错，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尤其受到委任，却忽然遭到离间，一定有人用朋党、专权的说法在上面迷惑圣听。臣请尝试辨析这件事。从前范仲淹起初因忠诚正直的言论闻名于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结成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擢用这几个人，让他们都在两府任职，观察他们遇到事情时的表现，便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朋党。杜衍为人清廉谨慎，恪守规矩；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惑；韩琦纯厚诚信、质朴正直；富弼明敏而果断锐利。四人的性情既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心，但各自的见解不同，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互相听从。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仲淹却竭力争辩，要求从宽处理。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快修治边防；富弼推算九件事，竭力说明契丹一定不会来。比如尹洙也被称为仲淹一党，等到争论水洛城的事情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陛下一向都知道。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天下最公正的贤人。平日闲居时，他们互相称赞都来不及；为国议事时，就公开在朝廷上争辩，不徇私情。由此看来，臣认为杜衍等人确实具有汉史所说的忠臣彼此不和的操守，而小人诬称他们是朋党，实在是诬陷。臣听说，国家的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然而臣私下思量，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见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见他们善于躲避权力。掌握权力的人有了名位才能施行权力，所以喜欢权力的大臣必定贪恋职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仲淹回来，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召请他们。富弼三次被任命为学士，两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每一次任命他都再三恳切推辞；他推辞得越恳切，陛下任用他就越坚决。臣只看见他们推让得过分，并没有看见他们喜好权力、贪恋职位。等到陛下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然而仍不敢另有所作为。陛下见他们都没有办事，便特意开设天章阁，召他们来赐座，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但众人都推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慈，特地下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富弼等分条陈列大事并实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敢略略列举几件事。仲淹深谙世事，必定知道各种事情不能猛烈变更，所以他所陈述的志向在于长远宏大，很多地方仿佛迂缓，只想逐步施行，长久等待都能取得成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多引用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自古君臣彼此投合，只要一句话合乎道理，遇到事情便立即施行。臣正奇怪富弼等人受到陛下如此坚决的委任和反复督责，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办事果然不能成功。小人巧妙进谗，已经说他们专权了，这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圣朝一向常常派遣大臣，何况近年来中原的威势没有振作，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便波及天下；北方敌人乘着这个机会违背盟约而行动，来信言辞侮慢，甚至说出贵国祖宗这样的话。陛下愤怒羞耻虽然深重，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他们争战，只好委屈心意购买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多年遭受侵凌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擢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前往，竭力想着洗雪耻辱；他们沿山靠海，不怕辛劳，想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见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失。伏惟陛下圣明睿智，具有识人的圣德，对臣下能否胜任洞察无遗，所以在众多官员之中，特别选得这几个人，迅速擢升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恨的；谋臣不能任用，是敌国的福分。如今这几个人突然被罢去，使群邪在朝廷内相互庆贺、四夷在朝廷外相互庆贺，这正是臣替陛下感到惋惜的地方。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善士；在他们被斥退之际，恩礼仍各自优厚。如今仲淹担任四路的职务也并不轻，惟愿陛下拒绝群臣的诽谤，委任他们而不加疑虑，使他们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对当前西北两个敌国交战不止的局势有所补益。这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谋划的时机。像富弼和韩琦这样的人，哪里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谗言巧计，特别加以谋划任用，臣就万分幸运了。臣自从前两年被召入谏院，十个月以内七次受到圣恩，以至于身列两制。臣正想着君主的宠遇极其深厚，却还不知道用什么报答成效。如今群邪争相进用，谗言巧计使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正是朝廷需要臣忘身报国的时候，难道可以闭口不言、躲避罪责吗？臣斗胆竭尽愚昧浅陋的见识，只请陛下选择采纳。

译论请求禁止无名氏诗伤害毁谤近臣的奏状 这也是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 臣私下看到，前前年宋庠等人出任外职时，京师先有一首无名氏诗，在朝廷内外流传。不久宋庠被罢免政务，近来又听说外面有小人想中伤三司使王尧臣，于是又写了一篇无名氏诗。臣略微听到其中一两句，自从听到这首诗以来，日夜疑惧惊骇，深思其中的事理，认为不能不说。伏以陛下耳目聪明，外面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知道的。臣私下恐怕这首诗流传渐广，终究会传到圣听。臣忝居陛下耳目的官职，不愿让小人的浮泛诽谤迷惑天听，所以应当先行论列，以杜绝奸邪谗言。何况自从战争兴起多年，又接连遭遇灾荒旱灾，民间财力困竭，国家府库空虚，天下的安危系于财用的虚实。三司的职任并不轻。近来姚仲孙罢职以后，朝廷把积年弊病、贫困空虚的三司交给王尧臣，仰赖他办事，这正是陛下委以信任、责成他有所成就的时候。尧臣正在多方施展才能、取得成效之时，臣亲眼看见从前任用的人，大多顾惜保全自己的职位，宁可使国家事情失败，也不肯让自己承担怨恨。像尧臣这样的人，任职以来还不到一个月，便请求把副使以下无才之人全部调换，足以看出他不避嫌疑和怨恨，不徇人情，竭力挽救时局，以自身承担事务。如今如果下边容许谗言离间，上边又不为他主持，那么不但有才智的大臣无法施展成效，也恐怕忠义之士从此离心。臣思量写诗的人，虽然不知道姓名，却私下担心朝廷中有名位与尧臣相近的人，嫉妒他的任用，所以想中伤他；他们只知道争取一时的进用，不考虑败坏国家的大计。自从陛下罢免吕夷简、夏竦以后，进用韩琦、范仲淹以来，天下人欣然都庆贺圣德。君子已经逐渐得到进用，小人自己担心势力消退，所以共同喧嚷，竭力散播谗言，想迷惑君主的听闻，想阻挠好人。不早些断绝，恐怕最终会坏事。何况现在三司的弊病已经很深，各地的匮乏已经到了极点，尧臣必须有很大的改革，才能办成事情；尚未容他施展成效，已经遭到诽谤。臣近来已经听到浮泛的议论纷纷，说尧臣更换官吏、专擅权力、侵犯政权。如今又编造这首诗中的话，动摇迷惑众人的情绪。如果不制止它，那么今后陛下将无法任用人，忠臣也无法侍奉君主，谗言没有止境，这是自古以来的祸患。只要一开启这个苗头，煽动迷惑群小，动摇大臣，给朝廷留下祸患，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伏望陛下特地下诏书，告诫勉励臣下，凡敢于编造言语、诬陷构造隐私的人，一律加以禁止。如果还有辗转传诵的情况，就一定追究它的来源，依照朝廷法典从重处理；这样才可贵在禁止谗言巧语、保全善人。臣谨慎地写具奏状上报，伏候敕令裁处。

译论茶法的奏状 详尽确实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改革茶法，本来想救治其中的弊病，却有为国家错误谋划的人不能深思远虑，追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只知道谋求利益而不知道考虑祸害。正当一两个大臣热衷于改革的时候，他们乐于改革符合自己的意愿，仓促而轻率地相信了意见，于是决定施行。命令下达之日，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便直接诋毁善于进言的人，指称他们是故意标新立异的人，严厉设置刑法名目，禁止他们议论。事情已经施行，而人们知道它不便利的，十人中大概有八九人。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听取意见、心意已经疲惫，不肯进言；小人畏惧法律、害怕获罪，也不敢进言。如今施行已经超过一年，公私都不便利，造成的祸害已经很多；但一两个大臣此前施行得过于果断，命令又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更改。士大夫中知道事情实际情况的人，只在道路上私下议论，还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说；偏远地方的百姓每天遭受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怨叹愁苦，没有办法让天听知道。陛下聪明仁圣，开拓广泛的言路，从前容纳意见、得到补益尤其多。如今突然下令改变事务，先设置严厉法令，禁止断绝人们的言论，中外听到此事，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被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如今堵塞百姓的嘴已经超过一年了，百姓受害的也已经很多了，古人的话并非虚妄，如今已经得到验证。臣又听说，当初改革茶法时，商议已经决定，却仍然选派几名官员，分别到各路访问利害情况。这样看来，一两个大臣起初不但没有伤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自信的心意。只是所派的人见朝廷一定要改革，不敢阻挠议论，又一心想迎合上意来求取功劳赏赐。传闻他们所到的州县，不允许官吏和百姓有所陈述，只说朝廷的意图是一定要施行，不过是来要求一份审定的文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只是这几个人而已。大概当初因为轻信别人，施行过于果断；如今如果明白看见它的祸害，挽救过失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过失没有比不加改正更深。臣对于茶法本来不详细了解，但外界的议论既然喧腾，听到得也渐渐多了。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批评，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士人在朝廷上传播言论，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新茶法施行以后，百姓没有私自贩茶的罪名，每年省掉很多受刑的人，这是一项好处。然而它造成的祸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过去缴纳茶税，现在改变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叹愁苦难以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自缢而死，这是第一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小商贩所贩运的茶极少，大商人完全不能流通。前代制定茶法，是为了抑制豪商，不让他们过分侵夺国家利益、肆意奢侈罢了。至于使货物和财物流通，即使是三代最好的治理，仍然要让士、农、工、商四民彼此获取利益、相互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往来，这是第二项祸害。自从新法施行，征收茶税的道路分区，仍有旧茶的税；旧茶税断绝而新茶税又逐渐减少，过些年旧茶税全部没有了，新茶税又收不上来，就会突然亏损国家财用，这是第三项祸害。过去官茶允许百姓掺杂其他茶叶，所以茶多而便宜，遍行天下。如今百姓自己买卖，必须要真茶；真茶不多，价格便贵。小商人不能大量贩运，又没有空闲长途行走，所以靠近产茶地的地方突然只能吃贵茶，远离产茶地的方向以后更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项祸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办法，百姓把米交到州县，再到京师三司换取茶引。因为在各场务中选择靠前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应河北交米的人兑换茶引、领取茶叶。如今场务全部废除，但仍有旧茶可以兑换，所以河北的和籴目前还没有受到妨碍。臣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用尽，再没有可以兑换的茶引；那时河北和籴实际上就需要现钱。这不只是客商得到钱后无法转运周转，还要每年从京师运送钱到河北和籴，按道理必定办不到，这是第五项祸害。一项好处不足以弥补五项祸害。如今即使想减少、免除租钱来救治弊病，这也只是宽解百姓的一端罢了，还没有穷尽公私双方的利害。伏望圣慈特地下诏给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不要顾惜先前的过失，深思如今的祸害，抛弃坚持错误的心意，不要沿袭压制诽谤的做法，除去以前的命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重新详细审定，精心求取适当办法，或许可以不失祖宗的旧制度。

译论史馆日历的奏状 如今国家也应当采纳这些办法并斟酌施行 臣恭敬地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情的兴废，凡是可以垂示劝诫、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所以自前代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把史官的职务看得重要的。臣看到，本朝修史，以宰相监修，学士负责修撰；又让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择三馆中应当升擢的人，任命他们修起居注。这样做不能说不重视史职。然而近年以来，虽然人员齐备，职务却荒废了，所撰写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都埋没而没有记载，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但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官只根据各司报送的材料，不敢记载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然由两府大臣修纂，但圣君的言语行动、所作宣谕，以及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都不记录，只记载授官、辞见之类的事情。起居注也是如此，同各司报送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根据这些材料编排次序，附上月日，称作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没有材料可以记。自古君主都不亲自查阅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必须抄录底本进呈，那么遇到有所忌讳回避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也又不可能了。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以前积累的拖滞，彼此因循，所以编纂记录的人常常忙于追补多年前的事情；但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眼前发生、可以根据见闻详细记录的事情，又因为忙于追补积滞而没有时间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那么前后相互因循，史官永远没有履行职务的时候，使圣朝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弃坠落。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一系列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录，却因为修纂之后再追查已经找不到材料，所以无法做到；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知道了。臣如今想请特地下诏给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大臣，把皇帝的诏谕宣示和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只根据各司报送的材料编次陈列授官、辞见等项目，还必须考核事实。某人被授予某官，是因为某种功劳，例如狄青等击破侬智高、文彦博等击破王则；某人被贬某职，是因为犯了某种罪，例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厐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日孙沔所获罪的情况。凡是有文书依据、事迹情状明白的，都应当完整记载，使圣朝赏罚的典章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如果大臣徇私，朝廷赏罚不当，也应当记载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本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所见所闻记录；见闻不详细的，就直接发文到各处询问；臣僚公开议论的异同，以及朝廷裁决、安置、处分的情况，也都应记录。以上事情，都命令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记录为草稿卷，标题注明月份，由修撰官亲自送入史院柜中封存，等各司报送材料齐全后再修成日历。还请每到年终，命监修宰相亲自到史院考察检查修撰官记录事迹的情况；其中有不勤于职事、毁坏官职而失职的，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了今天以前积滞的事情继续追修外，从今以后都命令在次月报送；如果稍有拖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请求。各司拖延报送，或史院有所询问而各处不及时答复，导致妨碍修纂的，对应当办理的书吏，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追究并严加判处。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还请以后不再把底本进呈给本所，以便稍微减轻修史职务，保存圣朝的典章法度。这是臣的职务所在，不敢不说，谨具奏状上报，伏候敕令裁处。论学校的奏状 这些议论有深刻的见识，应当同朱子的《议贡举》等文章参看。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日进言的大臣为陛下谈论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办法，已经很多了：有人想设立三舍来培养学生，有人想恢复五经、设置博士，有人想只依照旧制度来修复废弃的制度，有人想特别创立新学、制定科条。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意图却是一样的。陛下慎重对待这件事，把意见交给群臣讨论，而议论的人便想创立新学、设置三舍，借此辨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并授予官职。开始时教他们经学和文辞，最后则根据才能、见识和德行来选取。听这些话，制度似乎很完备；拿实际事情来考察，却难以实行。建立学校来培养贤才，评论才能和德行来选取士人，这些都是拥有国家的根本事务，也是帝王政治的最高境界。可是臣等说它难以实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古今的情势不同，施行设置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古代建立学校、选取士人的制度，并不像如今的办法。古代所谓施政和设教，适宜的快慢不同。规定期限来促成事务，考核功过并用赏罚督促，这是施政的方法，所以政令可以很快收到成效。至于设教，则以劝善化民、崇尚贤能、激励风俗为事务；它影响人们是逐渐的，所以深入人心也深；取得成效是迟缓的，所以推求它的功效也要看得长远。所以总是从容缓慢而不急迫。古时候，家里有塾，党里有庠，遂里有序，国家有学。从天子、诸侯的子弟，下至国中的优秀人才，没有不入学的。自成童时开始学习，到四十岁才出仕。他们学习礼乐的仪容，讲习仁义的训诫，敦厚孝悌的行为，用这些来奉养父兄、侍奉长辈、诚信对待朋友，并且面对财物时防止争夺、处众人之间懂得谦让。他们修养自身，行为表现在家庭，推及邻里，闻名于乡党，然后再向众人询问，又由可信的长老加以评定并推荐，这才称为秀士。过了很久，又从中选取最优秀的称为选士；又过了很久，再选其中最优秀的称为俊士；又过了很久，再选其中最优秀的称为进士，然后考察他们的论说，按照才干授予官职。人活到七八十岁才死，是人的正常寿命。古人却到四十岁才出仕，大概是用半生时间学习、考察品行，又广泛通过邻里乡党进行观察，然后才可以了解一个人。既然积累德行、累积善行要这样做，勤勉而且长久；求取贤才、审慎任官也要这样做，谨慎而且有次序，然后那些靠欺伪钻营求利的人才无法混杂其中，社会风俗也不会陷于偷薄。古代建立学校、选取人才，设置施行的方法就是这样。如今的制度，是通过贡举选取人才；从前每四年下诏举行一次贡举，有议论的人担心太迟，于是改为间年举行，可是应举的士人来到京师求学，大多又离去了。

译他们远离乡里中的父母妻子，谋划朝夕求取俸禄的办法，不像古人从成童到四十岁一直在乡里的庠序中求学，使邻里乡党能够共同观察、从容考察他们的实际品行。这就是说，古代培养士人以宽缓从容为本，而今天选取人才却忧虑急迫；这是两种制度设置的主要不同。臣请求详细说明当前的弊病：既然用文学选取士人，又想凭德行任官。若急于选取，那么真伪的情况还没有辨明，朝廷本来想用学校劝人修养德行，反而会用利益诱使人弄虚作假，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若迟缓选取，等到众人共同观察、从容考察而逐步提升，那么善于文辞的人早已考中甲科，而有德行的人还没有进入内舍，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况且如今入学的人都是来自四方的游士，只带着自己一人前来，乌合般杂居在一起，不像古人居家并在学校中，从年少到长大，都由亲戚、朋友、邻里、乡党共同观察、从容考察其实际品行。他们不过是取决于同舍之人在一时之间的毁誉，又由几位学官品评裁定罢了。这样一来，同学之人都奔逐利益、争相求进，爱憎的议论必然分成朋党。从前东汉的风俗还崇尚名节，但党人之祸波及天下，其起初就是由于处士们放肆议论，互相诋毁。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一个人的才干和品行，如果不在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来，那么安守常规、遵循义理，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假如想要显得与众不同，就必然会做迂腐、偏僻、奇异、怪诞的事情来取得有德行的名声，又发表高谈阔论来求取有才识的声誉。前些时候庆历年间学校的弊病，就是这样。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如今如果外地专门以文学贡士，而京师独以德行选人，那么实际操守一向著称于乡里的士人，以及守道于丘园的人，反而都会被遗漏，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近来朝廷忧虑四方士人寄居京师的人太多，却不了解他们的品行，于是严厉制定法令，使他们各自返回乡里。如今又反过来让他们聚集到京师，说是要考察他们的德行。如果不采用四方士人，只选取京师士人，那又向人显示朝廷取才不广，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儒者所说的通晓古今，在于懂得古人的意旨、通达其中的道理，并斟酌时势的适宜而行罢了。总的说来，古代教育的用意宽缓而不急迫，是要劝人为善、兴起教化、培养贤才、砥砺风俗，在于迟缓长久，而不追求眼前的成效和急切的功利。臣认为适合当前而又可以实行的办法，建立三舍制度可以，恢复五经博士可以；特意创立新学，虽然不如就旧制修复废弛的制度，但也没有多大害处，创立它也可以。教育的用意，在于敦厚根本、修治实际事务，供给他们足够的干粮。粮食，不使过多陈积；选取经籍、选士中的优秀者，以通晓经术而有道德的人担任教师，并考察举发那些有过失、无德行的人，将他们斥退，那么在学校中的人就都是善士了。然后按照贡举的办法选取他们，等到他们做官任吏、已经接触人事之后，便可以考察他们贤能、善良、优劣的程度，并且随时选取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加以表彰，使士人知道修身力行不是为了获取一时的利益，而是可以在终身得到伸展；这样，虚伪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偷薄的风气也会归于敦厚。这就是所谓适合当前实行的实际办法。臣等恭敬地看到，议论学校制度的有四个人，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而朝廷又下令让臣等详细审定，因此只是汇集众人的意见而采纳其中长处罢了。所以臣等冒昧陈述自己的意见，用来帮助众议中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喜好发表异论。恭望圣上慈爱，特赐裁择。请求授予尹构一官的奏状 正议，就是古人记录孙叔敖的后裔以背柴为生、边走边唱的故事。右臣等恭敬地看到，已故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文学和议论为当世所称道，忠义刚正，具有古人的节操。当初朝廷将要擢升他进入馆阁时，他能够不畏惧权臣，极力排斥众党，因为议论范仲淹的事情，终于获罪被贬黜。后来元昊僭越反叛，在一方用兵；当国家有西顾之忧，想要得到有才干谋略的大臣来应付多事之秋时，尹洙从最初出兵直到元昊归顺纳款，始终常在军中，与一时之人相比，他出力最多。然而群邪嫉恨正直之士，捏造诬陷，最终使他陷入罪责，流徙逃窜而死。过去幸赖陛下仁慈圣明，怜悯哀伤他的冤屈，特意赐予洗雪，使他恢复官资，足以感动群心，劝勉忠义。如今尹洙的孤儿都在西京，家境屡屡空乏，衣食不能供给；尹洙只有一个儿子尹构，年纪才十多岁，孤苦无依，实在值得怜悯。臣等恭敬地看到，将来的祫享大礼临近，群臣都可以奏请荫补子孙。恭望圣上慈爱，念及尹洙遗留的忠诚，怜悯尹洙的不幸，特意授予他的儿子一官，使他能够沾受些微俸禄，免于饥寒，那么天地的仁德，在幽明两界都会感戴。臣等忝列侍从，惭愧没有进献纳言；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说。谨备具奏状上奏，恭候诏敕。举荐丁宝臣的奏状 丁元珍被侬智高击败的这一节，是欧阳公最为怜惜的，所以他的议论补救得如此恳切。看王荆公的墓志铭，更令人流泪。右臣私下看到，太常丞、湖州监酒务丁宝臣，先前任知端州时，因遭遇侬智高之事而被停官，依次叙理为监当。正当侬智高攻打劫掠岭南州县时，各地都因为平素没有防备，官吏纷纷逃跑；又听说当时唯独丁宝臣曾经捉到侬智高的侦探，立即将其斩决，并且曾经与敌人交战。朝廷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别人都被夺去两级官阶，唯独丁宝臣只被夺去一级，由此可见他比众人的情理罪责较轻。臣恭敬地看到，丁宝臣操行清纯，很有从政的才能，只是海盗突然到来，力量不支而导致失败，实在出于不幸。如今恭逢祫享恩赦，希望圣上慈爱，特许他不必等到监当任期届满便恢复官资，并就近改任一个亲民差遣。如果他以后再犯而涉及已经收受的赃物，臣甘愿与他同罪。谨备具奏闻，恭候诏敕。再次论说许怀德的奏状 宋人在关系国家体统的事情上，大多失之于因循宽弛，所以欧阳公往往发愤，劝告皇上振作整肃纲纪来维持国家。苏氏父子也是如此。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在于明确号令，端正朝廷在于修整纲纪。号令能够施行，纲纪能够振作，是因为君主掌握着赏罚的权柄。假如号令发出却无人服从，纲纪松弛而不能整顿，又不以赏罚加临其上，却想要端正朝廷、治理天下，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宗庙，不敢独自享受福泽，推恩于群臣，遍及朝廷内外，这是圣德极其深厚的表现。然而臣下竟敢对这件事有所轻重，以为这是按惯例普遍施恩，便把它看轻而怠慢；推究其中情理，难道可以宽恕吗？祫享刚刚结束，恩典开始推行，命令发出的那一天，宰相领班，百官列队，宣扬制诰，布告天下。然而将领却傲慢不肯接受命令，拖延停留制书四十多天，有关部门没有上奏弹劾，安然处之而不认为奇怪。这是陛下的号令不能在朝廷施行，纲纪却在武士那里松弛败坏。凡是懂得国家治理体制的士人，都替陛下感到惋惜。臣认为如今国家全盛，天下没有忧患，并没有强臣悍将难以控制的祸患，而掌握兵权的将帅却敢这样不畏朝廷，大概是由于从前不顾惜国家体统，因循宽弛，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如今如果又不端正他的罪责刑罚，公开放纵宽弛，那么恐怕朝廷失去刑法的公正将从此开始，武臣骄傲怠慢也将从此开始，号令不能在下属中施行、纲纪于是从上面毁坏，也将从此开始。古人所说能够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看见它，是智慧的明察。如果事情已经萌发，却能够堵塞它的发展趋势，那就次一等。如果已经看见它的趋势，却任由它逐渐发展成后来的祸患，就非常值得警戒了。臣前些日子因为许怀德的事情，曾经上奏论说，略略陈述大概，是因为如今施行赏罚，只是依据簿书法令办事，很少考虑治理国家的体制。何况许怀德按法律所犯并不轻，在国家体统方面又关系重大，所以臣再次竭尽愚昧，恭请圣上慈爱裁择施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五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七 奏状

译论修河第一奏状 这类奏疏，论述利害最为深切，文字最为圆融流畅，自西汉以来并不多见。右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因为臣僚建议，想要堵塞商胡，开通横垅，使黄河改回旧河道。已经下令三司，等到今年秋天兴工，现在正命令京东计算、筹办物料。臣以为国家兴办大工程、动用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估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并审慎考虑，然后一定要实行；估计这样做所获得的利益较多，才可以没有后悔。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兴工役、动众多，劳累百姓、耗费钱财，却没有在最初精心谋划，轻易相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慌乱，众议稍有动摇，不久便又后悔而停止。臣不敢远引其他事情，来烦扰圣上的听闻。只如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当时执政大臣不慎重筹划，仓促谋求修筑堵塞，摊派一千八百万，稍稍削减征发，便骚动六路一百多个州。官吏催促驱赶，急迫得像星火一样，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资已经运交官府，有的人正走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兴工，却突然已经停止修筑，白白耗费百姓财物，为国家招来怨恨；办事轻率草率，造成的危害竟如此。虽然过去的过失难以追回，但可以借鉴的踪迹还不远。如今又听说将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聚集三十万民众，开挖一千多里长的河道，估计所需物力，是往年的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正值天灾、年岁干旱之时，也是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际，却不估量人力，不顺应天时。臣认为，这件事有五项极其不可行之处。自去年秋天直到今年春天，天下有一半地方苦于旱灾，其中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时尚且以安定为要，对于赈济和防备灾害还唯恐饥民起来成为盗贼，何况如今要在这两路聚集大批人众、兴办大规模劳役？这是第一项必不可行之处。河北自从恩州用兵以后，又接连遭逢灾年，百姓逃亡，十户中有八九户失散；近几年来才渐渐归来复业，然而在死亡之后所剩的人已经很少，创伤还没有平复，物力也没有恢复。如今又遭遇这个旱年；京东自去年冬天以来没有雨雪，麦子不能出苗，到了晚春，粟米还没有播种。不仅眼下缺少粮食，将来也没有生计希望。现在却想在这两路兴起三十万人参加的劳役：如果从别的路调集民夫，路远之处难以赶赴服役；如果就近从河道所在地区征调，又是这两路的力量所不能承受的。这是第二项必不可行之处。臣恭敬地看到，往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曾经商议修筑堵塞；当时公私的财力物力还不像今天这样贫乏，然而仍然聚集材料、诱导并劝募百姓出资，过了几年才得以兴办工程。何况如今国家费用正缺乏，百姓力量正疲惫，而且还要与商胡口堵塞黄河大决口的洪流，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开凿横垄，疏通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又是一项大工程。自横垄到海边一千多里，河岸的埽工早已废坏，必须立即修整缮治，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公私力量充足的时候，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数年；如今却要把三项大工程合并起来，在灾旱、贫困、空虚之际仓促兴办，这是第三项必不可行之处。即使商胡口能够堵塞，旧河道能够改回，尚且应当慎重考察天时、人力难以办到的情况，何况商胡口未必能够堵塞，旧河道未必能够改回呢？臣听说，鲧筑堤拦洪，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向下流的本性，于是顺着水流，疏导决开，使水归于低处，水患才平息。既然如此，凭大禹那样的神功，也不能拦障堵塞水流，只能顺势疏导决开罢了。如今却想违背水的本性，拦截堵塞它，夺取大河正常的流路，凭借人力使它转向回流，这是大禹也做不到的事；这是第四项必不可行之处。横垄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口决流也已经有好几年，旧河道已经堵塞而难以开凿，水流安定已久而难以改回。昨天听说朝廷曾派已故枢密直学士张奎估算工程和材料，数目极其庞大；最近再次进行勘察计算，所减省的工程和材料竟然全都很少。工程和材料少，所开凿的河道就会浅而狭；河道浅狭，水势就难以改回。这是第五项必不可行之处。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连年遭受的灾异和谴告很多，其中京东的变异尤其严重。大地贵在安静，一旦震动便发出声响；大山崩摧，海水摇荡。这样的灾异如果不停，仅仅十年之间，天地的警戒必定不是徒然发出的。臣认为，变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备和畏惧。如今却想在凶年旱灾之时，于变异最严重的地方聚集三十万大军民众，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会由此开始。当前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馑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开动，人们往往要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再也没有生计。百姓流亡和盗贼滋生的祸患，不可不加以防备。希望圣上特别降下恩德诏令，赶快停止这件事；正值凶年，应当务必安定人心，慢慢下诏让有关官员审慎详察利害。即使河道能够恢复，也请等到丰年，凭借余下的人力物力逐步兴办。臣实在庸劣愚昧，本来没有长远见识，只是从外间议论中得知这些情况，不敢不说，谨此具状上奏。

译《论修河第二状》。指明利害，清楚而切实。臣恭敬地看到，学士院召集两省、御史台和谏官商议修河之事，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要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双方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无法知道谁是谁非。依臣愚见，两种说法都不对。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详究利害的根源；称述开凿六塔好处的人，则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认为旧河道可以恢复的人，只是看见河北的水患，想把河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思考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因此不知道旧河道有不能恢复的形势；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详究利害根源。至于说开凿六塔有利的人，其说法不用攻击就会自行破灭。况且，开凿六塔既然说能够减弱大河的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要报告危急呢？由此可知，所谓减水的好处是虚妄的。开凿六塔的人又说，可以把大河全部改回，使它恢复横垄的旧河道。现在六塔只是分泄减弱的水流，下游没有归宿，已经成为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祸患；如果把大河全部引入六塔，那么祸害将会怎样呢？这就是臣所说的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臣听说，黄河本来就是泥沙之河，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通常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积增高，水流不畅，于是便从上游低洼处决口，这是它通常的形势。然而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流已经废弃的河道，自然很难恢复。臣不敢从书籍史册中作过多引证，也不广泛叙述河源，只就如今想要恢复的旧河道，说明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流出京东，水流经过如今所谓的旧河道；河道既已淤塞不畅，于是在滑州天台埽决口，不久修筑堵塞，水流又恢复旧河道。没过多久，又在滑州南面的铁狗庙决口，这就是如今所谓的龙门埽。此后几年又商议修筑堵塞，使水流恢复旧河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这次决口稍小，水流便与旧河道分流。然而旧河道中的水最终还是因为壅塞淤积，于是又在横垄大规模决口。由此可见，决口的河流并非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也并非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之后终究一定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河道淤积增高，水流无法通行。等到横垄决口以后，水流顺着低处而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祸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垄的水又从下游开始先行淤积。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塞了一百四十多里；此后游河、金河、赤河三条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然阻塞，于是又在上游的商胡口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垄两条河的旧河道，都是由于下游淤塞，河水已经放弃了这些高地；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其验证非常明显，也就是六塔所开凿的旧河道。它不能恢复，不必多说就很容易知道。臣听说议论者计算京东旧河道的工程物料，只说铜城以上的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向东去地势都高，而铜城以上只是特别高罢了。它的东面与铜城以上相比似乎低，与商胡以上相比实际上却高。如果说铜城以东的地势突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就应当在铜城以上决口，为什么会突然在横垅口淤塞，又为什么会大决呢？既然两条旧河道都不能施工恢复，那么河北的水患怎样才可以消除？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遇到不能确定的情况，就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少的办法去做，这还胜过危害多而利益少的办法，何况是有害而没有利益呢？这三种办法可以比较选择。臣看到往年商胡刚决口时，议论想要修筑堵塞，计算要用一千八百万，稍稍削减征发，便涉及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如今要堵塞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必须使用往年的物资数目。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原先计算工程物料极多，后来李参等人削减得很少，仍然要用三十万人。然而想用五十步宽的河道容纳大河的水流，这是可笑的。又想把每个役夫所开三尺见方的工程扩大一倍，变成六尺见方，而且宽厚三尺、长六尺，这已经是增加一倍的工程，对人力来说已经十分劳苦。如果说六尺见方的工程按开挖方量计算，便是八倍的工程，这哪里是人力所能承受的？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然看似较小却并不切实。总的说来，堵塞商胡、开凿旧河道，是两项大工程，都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举措如此，却想开凿难以恢复、又已有屡次决口事实证明的旧河道，使费用白白耗费，而商胡不能堵塞、旧河道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而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暂时恢复，以缓解眼前的水患，最终上游也必定像龙门、横垅那样再次决口，反复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这就是所谓利益少而危害多。至于六塔，对大河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造成许多祸患。如果把大河水全部引回六塔，濵州、棣州、德州、博州这些河北所依赖的州，必然承受不住它的祸患；而且旧河道淤塞不畅，上游必然有发生其他洪水的忧患，这实在是有害而无利，是智者不会做的事。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注入的方向，增加修治堤防，疏通不流之处，挖深河道使它流入大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分散漫流的忧患。如今黄河所经过的几个州的土地，确实已经成为祸患；每年征用民夫修筑堤防，确实也很劳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物，白白发动大批民众服役，却不能成功，最终仍然不能免除祸患，使几个州成为祸患、使每年征用的民夫劳苦，那么这就是所谓危害较少的办法，正是智者所选择的。总的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承担着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定决口；开六塔，上游也会泛滥；如今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其流入海中，上游也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得水利的大臣，到下游寻找入海的通道并加以疏浚。否则下游阻塞不畅，终究要担心上游决口，造成无边的祸患。臣并不懂水利，只是根据当前事情中可以验证的事实来加以比较罢了。言语狂妄，谋划愚陋，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访求意见的要求；但这是一件大事。恭请将臣的意见下发，广泛听取众人的谋议再裁择。谨备具奏状上奏，恭候诏敕。

译论修河第三奏状 比前两篇更好，也与前两篇互相发明。右臣恭敬地看到，朝廷已经决定开修六塔河口，使水流回到横垅旧河道，这是大事。朝廷内外的大臣都知道这样不便，却没有人肯为国家极力说明利害，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畏惧大臣，二是畏惧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在河事上用心，也已经很辛劳了。起初想试行十万人的劳役，开通旧河道；后来又放弃旧河道而修治六塔；还没有兴工，突然又停止；不久终于被主张有利的人说服，如今又重新修治。这样看来，形势已经难以再次停止。执政大臣锐意主持此事，又有难以停止的势头，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言辞可以挽回的。这就是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李仲昌是小人，能言善辩，虚假巧饰，众人共同厌恶。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用他的意见，必然会维护这个人。况且自古以来没有完全没有水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淹恩州、冀州，眼前的水患虽然还小，但祸患已经显现；如果引水回入六塔，将来的危害必然很大，而那危害还没有到来。执政大臣既然支持一个巧言令色的小人，要同他争论尚未显现的祸患，势必难以取胜。即使能够推翻他的意见，进言者仍然要独自承担恩州、冀州受灾的责任，使仲昌得以拿来作为辩解的理由，也使大臣得以把罪责归给进言者。这就是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有人敢说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在这件事上用心过度，没有想到自古以来就没有完全不发生水患的河流，却只想让黄河永不为患。如果能够使黄河不为患，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听到仲昌巧言诡辩，说耗费物资少、使用功力不多，便不得不相信这是奇策，于是决定采用。如今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已经不能恢复；六塔又不能修治，若追问还能怎么办，他们又没有奇策来取胜。这就是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有人肯说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自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不是有意偏袒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果真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祸患，难道会有不改变主意的吗？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之后的祸患，就不是臣所考虑的了。况且要了解利害、权衡轻重，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便选择危害较少、祸患较轻的办法去做，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奇策，只是观察地势，谨慎修治堤防，顺应水流所趋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如果不是带来大利，就会带来大害；遵循通常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不会造成大害，这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利益的做法。如今主张修治六塔的人说这是奇策，然而最终不能成功，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大；主张顺着水势治理、修筑堤防的，是平常的办法，然而没有大利，也没有大害。不知道替国家谋划的人究竟想选择哪一种呢？如果说利害不能确定，只管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使百姓劳苦、国家困乏，来试验奇策，侥幸希望成功，臣认为即使执政大臣也未必肯这样做。臣以前已经把河患的利害说得很详细了，却没有得到采纳听取；如今又略略陈述其中大要，只希望陛下下诏让人计议并作出选择。臣认为黄河从来不可能不造成水患。如今顺着已经决口的水流，在恩州、冀州修治堤防，它的祸患只有一种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它的祸患有两种而且来得快；开六塔使如今的河水改道，它的祸患有三种，并且危害没有尽头。自从黄河在横垅决口以来，大名的金堤埽年年增加修治；到商胡再次决口后，金堤更加高大，特别在恩州、冀州之间加大工程。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建立堵塞黄河的策略，却从未留意堤防，所以如今河水逐渐泛溢。现在如果专心并力修治恩州、冀州之间，谨慎治理堤防，就可以抵御河患，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祸患，是十几年之间如今河流下游淤塞，上游必然会有决口的地方；这是只有一种而来得迟的祸患。如今想堵塞商胡口，使水流归入旧河道，修治堤防、整修埽岸，工程物料浩大，劳累民众、耗费物资，使公私困弊，这是第一种祸患。即使侥幸商胡能够堵塞、旧河道能够恢复，由于淤积高而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二种来得快的祸患。如今六塔河口虽然说已经有上下约束，但完全堵塞大河正流，工程并不小；又开挖六塔河道，修治二千多里堤防，迁移一县两镇，计算它的工程和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大数倍。它给公私造成的困弊，无法计算，这是第一种祸患。即使侥幸能够堵塞，水流进入六塔向东，横向流散泛溢，濵州、棣州、德州、博州和齐州的边界都将受到它的危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依赖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到那里，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被破坏，河北一路也会坐视贫乏空虚；这是第二种祸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泛流漫溢，久而久之又淤积抬高，水流通行阻塞不畅，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三种祸患。所谓危害没有尽头，就是这样。如今替国家错误谋划的人，本来想消除一种祸患，反而招致三种祸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大河，横垅旧河道本来就因淤积抬高而难以通行，而商胡决口后又把河水驱赶引入其中，必然横向流散泛溢；从澶州到海边二千多里，堤防埽岸无法立刻修好，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水势。这类事情很多，士人无论愚昧还是聪明，都共同知道，不必 等臣说了以后才全部明白。臣以前还没有奉使契丹时，就曾经详细说明旧河道、六塔都不能实行，只有修治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的办法。等到奉使往来河北，向懂得水利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也都如此。即使恩州、冀州如今遭受水灾的人，也知道六塔不便，都希望暂且修治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情如此，谁来向上通报呢？臣既然知道得这样详细，难道敢默不作声吗？恭请圣上慈爱，特意告谕宰臣，使他们重新审察利害，赶快停止六塔工程，调换不用李仲昌等人，选派一两名精干大臣，会同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的官吏，考察筹划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如今黄河的水一定不至于成为大患。况且河水属于天灾，不是人力能够使它改道的，只应当顺势疏导并防御抵挡罢了，不必寻求奇策，建立难以保证成功的功业，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何况如果工程必定不能成功，日后后悔也来不及呢？臣的言语狂妄、谋划愚陋，只请陛下裁择。再次论说水灾的奏状

译由水灾议论到任用贤才，也是探究根本的议论。右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降下手诏，把水灾看作变异，使圣上深深忧虑。既然一人已经表明自己有罪的言辞，群臣就应当都有无暇安坐的心意；然而应诏论事的人仍然很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施行。难道是进言的人不值得采纳吗？还是竟然没有人进言呢？难道是有了进言却不能采用吗？如果这样，那么上面有诏令而下面不进言，下面有进言而上面不采用，都是空话。臣听说有句话说：“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不靠文辞；用行动发动百姓，不靠言语。”臣近来曾有密封奏章应诏，私下认为水流进入国都，大臣奔走，淹没社稷，破坏都城，这是天地间的大变故。恐怕不是稍微做一点事情就可以消除的，因此为陛下陈述一两项大计；只是言语狂妄、谋划愚陋，不足以感动圣上的听览。臣日夜思考，如今的弊病，纲纪的败坏，并非一天造成；政事的失误，也不是一个方面。水灾极大，天谴极深，也不是一件事情造成的。灾异谴责到了这样的程度，而以后相应发生的祸患，又不是一句话可以预料的。这样看来，已经存在而应当救治的弊病很多，将来而值得忧虑的祸患没有尽头，也不是只责罚两三个大臣就能挽救的。况且自古以来天下的治理，必定要和众多贤才共同完成。《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尚书》记载尧、舜的朝廷，同一时期列位任职的，有防、龙、稷、契等二十多人，这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罢了。那些百官在位的，没有不是贤能的。如今想要挽救大的弊病、消除大的祸患，像臣以前陈述的一两项大计，既然还没有能够实行，又不考虑任用众多贤才来共同处理各种政务，那么天变凭什么堵塞，人事凭什么修治？所以臣又冒昧进献任用贤才的意见。臣的才干见识愚昧浅陋，不能识别人，但众人所知道的人，臣也知道。臣恭敬地看到，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正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从贫贱时就已显著；正直的言论和正确的议论，在朝廷上闻名；自从列为侍从以来，补益很多。如今正是天灾、人事交困，不是贤能之人就无法治理的时候，包拯因为小的过失被弃置在远方，这是议论者所惋惜的。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瓌，沉静默然而端正正直，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学问通达，似乎是不善言辞的人；但到了见到正义必定去做，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气。这是朝廷的大臣，不只是州郡的人才。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是故相吕夷简的儿子，清静少欲，生长在富贵之中却淡泊荣利，见识谋虑深远，文学才华优长，都超过常人，却喜欢自行隐晦沉默；这是适合在君主左右担任顾问的大臣。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为当世所知，守道而不苟且，自重自身，议论通达明白，又兼有应时的才干；才干的作用，正是所谓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这四位大臣，都是难得的人才。包拯因为小的过失被弃置远方，其他三人进退也与众人没有不同；这些为世人所知的人尚且如此，臣因此知道天下广大，贤能之才沉沦而不为人知的还不少。这四位大臣，名声事迹已经显著，恭请更加广泛地访察采纳，赶快加以提升任用，置于左右，必定会有所补益。臣所说的这些，只是希望陛下听取他们的言论、使用他们的才干，以挽救时局的艰难，并不是替这些人谋求私利。如果只是让他们稍微沾受恩泽，略微升迁差遣之类，正好会成为这些人的牵累，也不是臣荐举贤才、报效国家的本心。臣恭敬地看到，近年以来的变异不只是水灾，天谴告诫反复而且无所不有。董仲舒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不知道自行反省，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还不知道改变，就会受到伤害而败亡。”这些话说得极其深刻。恭请陛下切实诏令大臣，深思治乱，广泛招引贤能俊杰，与他们共同谋议。没有众多贤才一同进用而天下不能治理的；这也是救灾消除祸患的一项重大办法。臣又私下看到，京东、京西都有大水，都应当加以存问救济防备；可是唯独河北派遣使者，两路却没有派人。有人说可以就近委托转运使，这不过是徒然作出派遣的样子罢了。两路转运司只看到河北派了使者，便认为朝廷的意旨有轻有重，以为不派使者的路分不是朝廷急于忧恤的地方。再加上放免赋税、赈济救助，都会耗费转运司的钱物，而对他们不利；并且转运使未必都能任用得当，他们的才干也未必足以救灾防患。此外，一个转运司本来有自己通常办理的职务，哪里能够专心安抚百姓？所以臣认为这只是徒然作出派遣的样子。恭请分别在这两路各派一名使者进行安抚；即使不能大量拿出物资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处置、调换官吏、询问百姓疾苦，因为事务专一，必定会有所收获，比起委托转运司，利益要大百倍。又听说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输米粮，依赖东南，今年既然遭受灾害，如果不加赈济，那么明年不但百姓饥饿，国家的物资也会缺乏供应，这不可不留心。私下听说，三司今年运到京师的粮米，已经有两年储备的定额之外，仍有三百五十万多尚未漕运来的物资。今年东南既然旱灾，明年就会少缴纳上供之物，这些尚未漕运的米粮实在不可不爱惜。然而暂时少拿出一些来救济眼前的急难，也还不会有所缺乏。希望下令三司核查会计，如果确实如臣所听闻的那样，就请酌量拿出五七十万石物资给两浙一路，命令及时赈济救助。十三州只作为借贷，等将来米粮成熟时，不妨归还官府。这样所获得的利益非常广大。这不是消除灾害的根本办法，也是救灾的一种办法。臣愚昧狂妄，恭望圣上慈爱，特赐裁择。《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六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八 奏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