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三

译《权书》序。有人说：‘儒者不谈兵事。用仁义作战，不需要计谋也自然能够取胜。’假如用仁义作战不需要计谋也能取胜，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任用太公？而牧野之战中，军队四次进攻、五次进攻、六次进攻、七次进攻才停下来整顿，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权书》是一部兵书，是讲怎样运用仁义、成就仁义的策略的。我厌恶世上的人不探究事情的本末，妄自把我看作孙武一类的人。孙武所说的用兵，是通常的兵法；而我这部书，是不得已才谈论用兵的书。所以，仁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我这部《权书》。那么，所谓权变，就是仁义走到穷尽时才产生的。考察老泉这部书，其中都是孙武、吴起遗留下来的智谋。我不想删去他的文章，所以一并保存下来。然而学习者如果把它同《孙武十三篇》参照研究，那么对于军事之事就能思考到大半了。心术。这篇文章中有许多名言，但每一段都是各自成篇的文字，大概是按照古代兵法和传记杂取而成，并不是一篇有完整起承转合的文章。作为将领的方法，应当首先修养自己的心性。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在左边突然出现而眼睛不眨，然后才可以控制利害关系，可以等待敌人。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义；不合乎义，即使有利也不要行动。并不是这一次行动本身会造成什么利害，而是以后将会遇到无法措手置足的事情。只有合乎义，才能激怒士卒；士卒因义而愤怒，就可以同敌人交战百次。凡是作战的原则，战前要培养财力，将战时要培养力量，交战后要培养士气，取胜后要培养军心。谨慎设置烽火和侦察岗哨，使耕作的人没有顾虑，这是培养财力；丰厚地犒劳士卒，使他们安逸，这是培养力量；取得小胜就更加紧迫，遭受小挫就更加奋发，这是培养士气；任用人时不让他把想做的事情全部做完，这是培养军心。所以士卒常常积蓄愤怒，怀抱欲望而不让它完全满足；愤怒不尽，就有剩余的勇气，欲望不尽，就有剩余的贪求，因此即使平定了天下，士卒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黄帝七十次作战而军队不疲惫的原因。不培养军心，即使一战取胜，军队也不能再使用了。凡是将领要有智慧而且严明，凡是士卒则要使他们质朴。智慧使人无法测度，严明使人不敢侵犯，所以士卒都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使他们质朴呢？只有士卒质朴，才可以同他们一起死战。凡是军队行动，要了解敌人的君主，了解敌人的将领，然后才可以在险要处采取行动。邓艾把军队用绳索悬下送入蜀地，如果不是刘禅庸弱，即使百万大军也可以坐等被捆绑。他确实是因为有所轻视才采取行动。所以古代贤能的将领，能够用军队试探敌人，又能用敌人来试探自己，因此进退取舍可以决定。凡是主将的原则，懂得事理之后才可以发动军队，懂得形势之后才可以加兵进攻，懂得时机和节度之后才可以用兵。懂得事理就不会屈服，懂得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时机就不会困窘。看见小利不行动，看见小患不躲避；小利小患不足以损害我的本领。这样以后才有办法应付大的利益和大的祸患。只有不断培养本领并且爱惜自己力量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猛，一次安静可以控制百次行动。用兵有长处和短处，敌我双方都是如此。请问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把它拿出来使用，敌人将不肯同我们较量；我们的短处在哪里？我把它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敌人将偏偏要同我们争胜。怎么办呢？回答说：我们的短处，就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疑惑而退却；我们的长处，就暗中保存、培养它，使敌人轻视而陷入其中。这就是利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无所顾忌，又有所凭借。无所顾忌，就知道死也不值得吝惜；有所凭借，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拿一尺长的木杖面对猛虎，奋力呼喊着挥击；徒手遇到蜥蜴，却变了脸色退步，这是人的常情。懂得这一点，就可以统率军队了。袒露上身、手按剑柄，即使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帽子和头盔、穿着衣甲，抱着兵器睡觉，即使儿童也能张弓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凭借外在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够凭借形势巩固自己，力量就会有余。法制。这一篇同前一篇合看，孙武遗留下来的智谋，以及老泉的军事谋略，也可以大略看见了。将要交战，必须先仔细了解敌方将领的贤能或愚昧。同贤将作战，就牵制他；同愚将作战，就乘机攻击他。牵制他，是为了容许他有所等待和窥伺，从而谋划对付他；乘机攻击他，则是一举夺去他的士气。即便如此，不是愚将就不要乘机攻击；攻击而不能使他动摇，祸患就在我方。分兵轮番前进，是为了牵制他；集中力量一战，是为了乘机攻击他。古代善于治军的人，用刑罚驱使人，用赏赐驱使人，用愤怒激励人，但其中一定有用仁义使人归附的。不是为了作战，不是为了抢掠，而是为了防备急难。所以越国有君子六千人；韩原之战中，秦国的勇士两倍于晋国，而使秦穆公从泥淖中脱身的，是赦免了喂马人的缘故。军队有时人数少而容易陷入危险，有时人数多而容易叛乱。没有比统率众多军队更困难的，也没有比统率少数军队更危险的。治理众多军队，法令要繁密；繁密，士卒就难以擅自行动。治理少数军队，法令要简明；简明，士卒就容易被察知。不这样，士卒就不能担当作战任务。只有军队人数多而法令繁密，即使劳苦也不妨碍它强大。带领大军进入险要之地，必须把军队分开，疏散行进。险要之地一定有埋伏，有埋伏一定有约定。军队分开，伏兵就不知道攻击哪一部分，原有的约定也会破坏。险要之地令人恐惧而压迫，疏散行进可以舒缓士气。用兵没有比进攻更危险的，也没有比防守更困难的，这是客军和主军的形势决定的。所以城池有两种情况不能防守：兵少，不足以充实城防；城小，不足以容纳军队。只有贤能的将领能够把少数变成多数，把小城当作大城来守。在敌军冲击的正面，人人都会防守；我方使用疑兵，敌人惊疑而不敢前进，即使告诉他说这里没有人，他也不会相信。估计敌人将要攻击的地方，暗中派兵防备；敌人不能测知我方，就以为我方兵力有余。还怕什么兵少呢？放倒旗帜，停止鼓声，寂静得像没有气息，严格约束士兵，敢于喧哗的斩首。临时命令老弱士卒登上城墙，显示怯弱，趁敌人松懈时突然出击，就可以使敌军逃走。还怕什么城小呢？背靠城池作战，阵势要方正、稳固、严密、舒缓。方正而稳固，严密而舒缓，士卒的心就坚定；心坚定就不会恐惧。背城作战，就是要使士卒不恐惧。面对城池作战，阵势要直、要锐利、要疏散、要迅速。直而锐利，疏散而迅速，士卒的心就危险；心危险就会拼死作战。面对城池作战，就是要使士卒拼死。能够安静下来观察自己的人，就可以任用他人了。我为什么会愤怒？我为什么会高兴？我为什么会勇敢？我为什么会怯懦？人难道同我有什么不同吗？天下的人，谁不能观察自身呢？因此，懂得事理，即使道路上的普通人也都可以做将领。平日同人说话，一句话不遵循旧有常规，尚且会使人惊愕而猜忌；敌人用形势来迷惑我，我却安然自若而不感到奇怪，这样就已经稳固了。因此，聪明的人看到敌人无缘无故显现出的形迹，一定要谨慎察看，不要轻举妄动。所谓疑形有两种：如果是心中产生怀疑，就应当根据怀疑来谋划，这样心中就能得到真实情况；如果只是眼睛看到可疑形迹，不要因此怀疑，因为也许正是敌人在怀疑我们。所以，心中的疑惑要用谋略来应对，眼睛看到的疑形要用安静来应对。敌人果真想有所行动吗？那就不会让我们从表面形迹上看出来了。强弱。全篇都是铺陈古人行事立言的内容，交织贯串而写成文章。

译知道有什么是自己非常珍爱的，也知道有什么是不值得珍爱的，就可以用兵了。所以善于统率军队的人，用自己不珍爱的部分来保养自己最珍爱的部分。士卒不可能人人精锐，马匹不可能全都良好，器械不可能全都锋利，这是本来如此，只要妥善处置它们罢了。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军队有三种权变。孙膑说过：‘用你的下等马同对方的上等马比赛，取你的上等马同对方的中等马比赛，取你的中等马同对方的下等马比赛。’这说的是用兵，不是说赛马。下等力量不足以同对方的上等抗衡，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也已经舍弃它了。中等力量不足以同我的上等抗衡，下等力量不足以同我的中等抗衡，这样我不是已经两次取胜了吗？得到的胜利多于放弃的部分，我就依此行事。对方的上等不能得到中等的支援，下等的支援，它难道还能独自完整吗？所以说：‘军队有上、中、下三等，这就是军队有三种权变。’所谓三种权变，就是用一个原则来驾驭三种力量。管仲说：‘攻打坚固之处，薄弱之处反而坚固；攻打薄弱之处，坚固之处反而成为薄弱。’唉！如果不从敌人的薄弱处进攻，天下就全是强敌了。汉高帝的忧患在项籍。即便如此，亲自带兵同项籍正面交锋的，大概没有几次。隋何夺取九江，韩信夺取魏国，夺取代国、赵国，夺取齐国，然后高帝才起兵夺取项籍。不急切地攻击忧患所在之处，却在不足以防守的地方徘徊，这大概就是孤立项氏的方法。秦国的忧患在六国，蜀国最偏僻、最弱小，却最先被攻取；楚国最强大，反而最后才被攻取。这不是因为秦国的忧患在蜀国。诸葛孔明一出兵，军队就同魏国正面抗衡，他的灭亡本来就是应该的。夺取天下、夺取一个国家、夺取一座战阵，都是如此。范蠡说：‘凡是布置战阵的原则，要增加左翼作为主力，设置右翼作为辅助。’春秋时期，楚国攻打随国，季梁说：‘楚人崇尚左边，国君一定处在左边，不要同楚王正面相遇，而要攻击他的右边。右边没有良将，一定会先局部失败，军队就会离心。’大概一座战阵之中，必定有主力和辅助，左右两翼的关键就在于用我方的强处攻击敌方的弱处。唐太宗说：‘我自从起兵以来，熟悉观察行军布阵的形势；每次交战，都看见敌人左边强，我方也加强左边；敌人右边弱，我方也削弱右边，使弱处总是对着强处，强处总是对着弱处。敌人攻击我方弱处，追赶败兵不过数十、上百步；我攻击敌人弱处，常常从其背后突出去，反过来攻击它，因此一定取胜。’后世庸将既不能安排自己的强弱来取胜，又说：‘我的军队中有老弱混杂，不是全军精锐，所以不能取胜。’ 他们不知道，老弱之兵在用兵之道中本来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们，就无法消耗敌人的精锐强兵而保存我方的锋锐，失败便可以等待了。所以聪明的人轻易舍弃自己的弱处，却让敌人轻易使用他的强处，使敌人忘记小的损失而专心追求大的收获；这样本来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罢了。大体上取法孙武关于三驷的议论；所谓三驷，是用千金买取胜利的办法，并不是大将为国家谋划的完整策略。攻守。考察古代传记，议论奇兵、伏兵的地方，都是古今的名言。古代善于进攻的人，不把全部军队都用来攻打坚城；善于防守的人，也不把全部军队都用来守卫敌人进攻的正面。把全部军队用于攻打坚城，就会使军队疲钝、粮食耗费，而且成功缓慢；把全部军队用于守卫敌人进攻的正面，军队就不能分开，而敌人会从间隙中袭击我方，使我方没有防备。所以要攻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防守敌人不进攻的地方。进攻有三种道路，防守也有三种道路。三种道路：第一叫正道，第二叫奇道，第三叫伏道。平坦宽阔的道路上，车辆车轮相撞，行人肩膀摩擦；出去走这条路，进来也走这条路，这是我方必定进攻、敌方必定防守的，叫作正道。大军进攻南面，精锐部队从北面出击；大军进攻东面，精锐部队从西面出击，这叫作奇道。在大山深谷中，沿着盘曲断绝的小路，军队悄悄潜伏其中，不鸣金，不击鼓，突然冲出平川，冲击敌人的腹心，这叫作伏道。所以从正道出兵，胜败还不能确定；从奇道出兵，十次有五次取胜；从伏道出兵，十次有十次取胜。为什么呢？正道上的城，是坚城；正道上的军队，是精兵；奇道上的城，未必坚固；奇道上的军队，未必精锐；伏道则没有城，也没有军队。进攻正道却不知道奇道和伏道的将领，就像木偶人一样；防守正道却不知道奇道和伏道的将领，也同样像木偶人。譬如盗贼进入人家，有的撬门砍关而入，有的从别的没有上锁的门进入，有的乘着毁坏的墙垣、挖开墙根而进入。撬门砍关而入，主人却没有察觉，这种情况很少；从别门没有上锁处进入，主人没有察觉，这种情况大半会发生；利用毁坏的墙垣、挖开墙根而进入，主人没有察觉，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做主人的，不应只说大门坚固，却不防备别门和墙缝。正道的军队，就是撬门的盗贼；奇道的军队，就是从别门进入的盗贼；伏道的军队，就是翻墙进入的盗贼。所谓正道，就像秦国的函谷关、吴国的长江、蜀国的剑阁。过去六国曾经攻打函谷关，秦将击败了它们；曹操曾经攻打长江，周瑜击退了他；钟会曾经攻打剑阁，姜维抵挡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守卫这些地方的军队平时已有防备。刘濞反叛后进攻大梁，田禄伯请求率五万人另行沿江淮而进，收取淮南、长沙，再到武关同刘濞会合；岑彭攻打公孙述，从江州沿都江逆流而上，击破侯丹的军队，直逼武阳，绕到延岑军队的后方，又迅速率领精骑赶赴广都，距离成都不过几十里；李愬攻打蔡州，蔡州把全部精锐士卒用来抵抗李光颜，却没有防备李愬；李愬从文成攻破张柴，迅速奔驰二百里，半夜到达蔡州，黎明时擒获吴元济，这是使用奇道。汉武帝攻打南越，唐蒙请求调发夜郎的军队，乘船沿牂牁江而下，驶到番禺城下，从而出乎越人的意料。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经由景谷，攀树缘石阶，像鱼贯一样前进，到达油江后，马邈投降。马邈到绵竹后斩杀诸葛瞻，于是刘禅投降。田令孜守卫潼关，关左有一条山谷叫禁谷，却没有防备；林言、尚让从那里进入，夹攻潼关，关中的军队于是溃败，这是使用伏道。我观察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即使在一座战阵之中，尚且还要有正兵、奇兵、伏兵三种力量来取胜。何况守卫一个国家、攻打一个国家，国家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此，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三种道路，却想让他担任将领吗？用间。

译论三种失败的情形，言辞十分尖锐。孙武既然说到五种间谍，又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所以明君贤将，能够用上等智慧的人作间谍，一定能成就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是三军赖以行动的根据。’考察《尚书》说：‘伊尹到夏，夏政恶劣，于是离开夏而归于亳；史太公曾经侍奉纣王，后来离开他归附周。’所谓‘在夏、在商’，确实如此。但说他们是间谍，为什么呢？汤、文王本来是派人去夏、商间谍活动的吗？伊尹、吕牙本来是同别人一起做间谍的吗？桀、纣本来是要等有了间谍以后才可以讨伐的吗？即使非常平庸的人，也知道不是这样。那么我的意思是，天下的存亡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伊尹在夏时，汤一定说：‘桀虽然暴虐，但一旦任用伊尹，民心就会重新安定，我还有什么忧患呢？’等到伊尹回到亳，汤一定说：‘桀得到伊尹却不能任用他，必定要灭亡了。我不能安然看着百姓受苦，于是要同天下人一起灭亡他。’吕牙在商时，文王一定说：‘纣虽然暴虐，但一旦任用吕牙，天赐的福禄一定会恢复，我还有什么忧虑呢？’等到吕牙归于周，文王一定说：‘纣得到吕牙却不能任用他，必定要灭亡了。我不能长久阻遏天命，于是要命令武王同天下人一起灭亡他。’ 这样看来，夏、商的存亡，是由伊尹、吕牙是否被任用来决定的。如今询问贤将的标准，一定会说：‘能够预先知道敌国的胜败。’再问他凭什么知道，一定会说：‘不吝惜千金，所以能使人冒死深入敌国去侦察。’又有人说：‘能够借助敌国的使者，探知它的隐秘计谋。’唉，这也太劳苦了！伊尹、吕牙一旦归来，夏、商的灭亡就已经决定了；这使汤、武没有使用间谍的名声和劳苦，却取得了使用间谍的实际效果。这不是上等智慧的人，谁能做到呢？用兵虽然讲究诡诈，但根本正直的人最终也一定取胜。如今五种间谍的使用，归根到底在于欺诈；成功了就成为利益，失败了就成为祸患。而且你用欺诈对待别人，别人也将用欺诈对待你。所以能够凭间谍取胜的，也有可能因间谍失败。我的间谍不忠诚，反而被敌人利用，这是第一种失败；没有得到敌人的真实情况，却把敌人故意伪装给我们看的情况当成真实，这是第二种失败；接受了我们的财物却不能得到敌人的隐秘谋划，因为害怕而用假情况告诉我，这是第三种失败。用心于正道，一振作起来各种纲领就都能举起；用心于欺诈，百般补救也会因千处漏洞而失败。在这件事上，智慧并不值得依靠。所以五种间谍并不是明君贤将所看重的；明君贤将所看重的，是上等智慧的间谍。因此，淮阴侯、曲逆侯因为守义而不侍奉楚国，高祖擒获项籍的计策就定下来了；李左车、周叔没有被赵国、魏国任用，淮阴侯进兵的谋划就确定了。唉，这也是间谍啊。孙武。全篇都是根据孙武用兵成功和失败的事情来责难他，其中有许多地方文辞纵横开阖、增添色彩。能够不断探求而不穷尽的人，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中，同他谈论兵法却说‘我不能’的，有几个人？从言论上探求而没有穷尽的，有几个人？言论没有穷尽，再从实际运用上探求而没有穷尽的，又有几个人？唉！至于实际运用而没有穷尽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孙武的《十三篇》，兵家都把它奉为师法。然而据我评论，它的兵法言论称雄吗？如今这部书论述奇谋、权变和隐秘机宜，出入神鬼，自古以来著书论兵的人，很少有能比得上的。由此推测他的为人，一定会认为他有应付敌人、变化无穷的才智，却不知道孙武实际用兵竟不能保证取胜，同书中所说的相差很远。吴王阖闾进入郢都时，孙武担任将军；等到秦、楚交战，楚军败退，越王进入吴国践踏其国土，外患内乱一同接连发生，吴王奔走自救都来不及，孙武却没有提出任何谋略来平息这些祸乱。如果依据孙武自己的书来责备他的过失，大约有三点。《九地》说：‘威势施加于敌人，敌人的交往就不能会合。’但孙武却让秦国听从申包胥的话，出兵援救楚国，使秦国无所顾忌于吴国，这是最没有威势的表现，这是第一种过失。《作战》说：‘杀死敌人的，是愤怒。’ 况且孙武在九年冬季攻打楚国，到十年秋季才回来，可以说是长久地暴露军队了，越人难道会不乘这个机会进入吴国吗？这是第二种过失。他又说：‘杀敌靠的是愤怒。’如今孙武放纵伍子胥、伯嚭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来满足个人的私愤，又以此激怒敌人；这正是司马戌、子西、子期必定拼死仇恨吴国的原因。勾践不毁坏吴王的旧墓，吴国便臣服了；田单用欺诈手段挖掘燕国的坟墓，齐人便奋起反抗；在这些事情上，勾践、田单的谋略远远超过孙武，孙武却不能通晓这一点，这是第三种过失。然而当初吴国能够攻入郢都，实在是借助伍子胥、伯嚭、唐、蔡的愤怒，又乘楚王瓦之不仁，孙武的功劳大概也很少。孙武自己著成兵书，尚且不能运用自己的理论而遭到失败，何况只是局限地承袭他的旧有智谋、那些余论，就能统率军队吗？况且吴起和孙武是同一类人物，都著书论兵，世人称作‘孙吴’。然而吴起谈论兵法，轻视法制，草率简略，没有统属纲纪，不如孙武的书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天下的兵法言论都归结在其中。可是吴起开始被鲁国任用，就击破齐国；后来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后，楚国又重新称霸。而孙武的作为反而如此，这说明兵书不足以完全信赖，本来就是这样。如今在外面抵御一个奴仆、在家中治理一个侍妾，这是卑贱的文弱男子也能做到的事，难道一定要有人教他吗？等到统率三军众多的士卒，关闭营门来自我固守，甚至有时还会发生变乱，那么就是三军众多使人迷惑了。所以善于统率军队的人，看待三军众多的士卒，同看待一个奴仆、一个侍妾没有不同，因此他的心中常常好像还有余力。凭一个人的心来面对三军众多的士卒，而他的内心宽广自如，仍然有余地，这就是韩信能够越多越能办好事情的原因。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殊方法吗？只要能够不把人数众多的军队当成一回事就行了。子贡。子贡扰乱齐国、灭亡吴国、保存鲁国，出自战国时期倾危的习气，绝不是子贡本来的事业；但老泉这篇议论却足以补足子贡所没有做到的地方。

译君子的道理中，智慧和诚信最难兼顾。诚信，是用来端正智慧的；但智慧常常会走向不正。智慧，是用来通达诚信的；但诚信常常会走向不通达。因此君子对此十分谨慎。世上的儒者说：‘只凭智慧就可以成就事业。’人们看到单凭智慧可以成功，就全都抛弃了诚信。我却说：‘单凭智慧可以成功，却不能延续。’子贡凭借扰乱齐国、灭亡吴国、保存鲁国来取得功业，我为他悲哀。那个子贡，是游说之士，只求取得一时的功劳，不把能够长久延续作为事情，所以看不到后患。假如王公大人也从这种计策出发，我没有见过他能够不很快失败的。我听说：王者用兵，谋划万世而后行动；霸者用兵，考虑子孙而后发动；强国用兵，考虑终身而后出兵，寻求能够延续的办法。子贡的用兵，只能用于明天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子贡出使时，我认为鲁国可以保存，齐国也可以不发生动乱，吴国也可以不灭亡。为什么呢？田常将要篡位，害怕高、国、鲍、晏四家，所以派兵去攻打鲁国。替端木赐谋划，不如去拜访高、国、鲍、晏，向他们表示哀悼。他们一定惊讶地问原因，就回答说：‘田常派您的儿子带兵攻打鲁国，我私下哀叹您将要灭亡了。’ 他们一定会追问原因，就回答说：‘齐国有田氏，就像人养了一只老虎。您对于齐国，就像人的肘和大腿对于身体。田氏想吞食齐国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放纵野心，是害怕肘和大腿抵抗它。如今您出兵攻打鲁国，肘和大腿离开了，田氏还害怕谁呢？我看见您的身体将被撕裂，肘和大腿也会跟着受害，所以前来哀悼。’他们一定会害怕而向我询问计策，于是教他们说：‘您把全部甲士带到鲁国，压迫边境却停在那里，我请求替您暗中同鲁侯约定，等待田氏发生变乱；请您率领军队跟随我进入齐国讨伐田氏。’替齐人谋划，他们害怕田氏的祸患，形势上不得不听从。回去后同鲁侯订约，鲁侯害怕齐国攻打自己，形势上也不得不听从；于是让鲁国训练军队、检阅车辆，等待齐国出现嫌隙，诛杀乱臣，拥立新君。齐国一定感激鲁国，这是数代的利益。我观察仲尼的做法，认为齐国人不赞成田常的有一半，所以请哀公讨伐田常。如今如果真能把鲁国的军队同高、国、鲍、晏的军队联合起来，再加上齐国一半的力量，就可以在都市中肢解田常，这样形势十分有利，功效也极大。可惜端木赐没有提出这样的计策。齐哀王起兵诛讨吕氏，吕氏派灌婴为将领抵抗；到了荥阳，灌婴派使者晓谕齐国和诸侯联合讲和，等待吕氏发生变故，共同诛灭吕氏。如今田氏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不同呢？有鲁国来充当齐国，有高、国、鲍、晏来充当灌婴。可惜端木赐没有提出这样的计策。苏氏父子的学问，出自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纵横家很多，所以这篇文章的大略，也只是暗中取用陈轸、苏秦留下的东西，而谋划得十分巧妙。六国。这篇文章的议论，来自战国时期谈论合纵、连横之人的说法，却能够同战国时代的文章相抗衡。应当同子由的《六国论》合在一起参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六国灭亡，不是因为兵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而使自己的力量亏损，是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难道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是因为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的；大概是失去了强有力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除了用攻打夺取土地以外，小的得到邑，大的得到城。比较秦国用贿赂得到的土地和战胜后得到的土地，实际多达百倍；诸侯失去的土地和战败后失去的土地，实际也多达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想想他们的先祖父，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得到尺寸之地；子孙却看得不太珍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能换得一夜安睡；早晨起来察看四境，秦国的军队却又到了。这样看来，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它越多，它侵犯得越急，所以不用交战，强弱和胜负就已经判定了。到了灭亡的地步，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柴薪不烧尽，火就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齐国人从未贿赂秦国，却最终仍然接连随着五国迁徙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它亲附秦国，却不帮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了。燕国、赵国的君主，开始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坚持正义而不向秦国行贿，所以燕国虽是小国，却反而最后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燕太子丹把荆轲刺秦作为计策，才开始招致祸患。赵国曾经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获胜。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李牧连续击退了秦军。等到李牧因受谗言而被杀，邯郸便成为秦国的郡，可惜赵国使用武力却不能坚持到底。况且燕、赵处在秦国几乎消灭六国的时期，可以说智慧和力量都孤单而危弱，战败灭亡，确实是不得已。假使当初齐、燕、赵三国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人不依附秦国，刺客不去行刺秦王，赵国的良将仍然在，那么胜负的形势、存亡的道理，应当可以同秦国较量，或许还不能轻易判定。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封给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用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向西抗秦，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饭也咽不下去。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压倒，土地一天比一天削减、一个月比一个月割让，以至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势力比秦国弱，却仍然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如凭天下这样大的力量，却重蹈六国灭亡的旧事，那就又在六国之下了。汉高帝。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确切论定汉高帝成败的文字，但行文却纵横奔放，十分可爱。汉高帝运用计谋和权术来控制一时的利害关系，比不上陈平；揣度天下形势，举手示意、转动眼目来挟制项羽，比不上张良。若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于汉。这样看来，高帝不过是一个木强而已。然而天下已经平定以后，关于后世子孙的谋划，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能想到的，高帝却常常预先为他们规划安排，恰好应合后世的作为，好像亲眼看见事情并替他们做了一样。这大概是高帝的智慧明于大事而暗于小事，到这里才显现出来。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忠厚稳重而缺少文才，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天下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看法是：高帝把太尉一职托付给周勃，是知道将有吕氏之祸。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因为形势不允许。从前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三监于是叛乱。高帝料想自己百年之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伏他们。于是他只想到，家中有主母，豪奴悍婢就不敢同弱小的主人抗争。吕氏辅佐高帝平定天下，一向受到大臣们的畏惧和服从，只有她可以压制他们的邪心，等待继承人长大。

译所以不除掉吕后，是替惠帝考虑。吕后既然不能除掉，于是削弱她的党羽来减损她的权力，使他们即使发生变乱，天下也不会动摇。因此，凭樊哙的功劳，高帝却一旦想杀他，便毫不迟疑。唉！他难道只是对樊哙一个人不仁吗？况且樊哙同高帝一起起兵，守城守阵，功劳并不少。当亚父范增指使项庄在鸿门宴上舞剑时，如果不是樊哙责备项羽，那么汉能不能成为汉还很难说。有一天，有人诬陷樊哙想消灭戚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攻打燕地，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在军中杀掉他。樊哙的罪行还没有显露，诬陷他的人是真是假也未必可知。况且高帝不因一个女子而杀害天下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他娶了吕氏，吕氏一族如吕产、吕禄之流，都是庸才，不值得忧虑；唯独樊哙豪迈强健，是诸将中无人能够制伏的，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药，只要让它的毒性能够治病而不至于杀人罢了。樊哙死后，吕后的毒性就不至于杀人，高帝认为这样即使死去也可以没有忧虑了。陈平、周勃这些人，正是把忧患遗留下来的人。樊哙死在惠帝六年，是天意。假如他还活着，吕禄就不会被欺骗，太尉周勃也不能进入北军。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让他活着，未必会同吕产、吕禄一起叛乱。可是韩信、黥布、卢绾都在南面称孤，卢绾又是高帝最亲近、最受宠信的人；然而等不到高帝去世，他们便相继因叛逆被杀。谁能说百年之后，那些出身于掘坟盗墓、屠狗之流的人，看见自己的亲戚凭借形势成为帝王，却不会欣然跟随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些人，正是把忧患遗留下来的人。我认为，高帝死后吕后能够独自任用陈平，未必不是由于没有杀掉樊哙这一着。况且樊哙即使不死，也未必会帮助吕禄、吕产叛乱。看他在鸿门宴上斥责项羽，以及推门直入进谏的表现，樊哙似乎是有气节、有操守的人，难道可以因为他是屠狗出身的豪杰，就贸然怀疑他会参与叛乱吗？苏氏父子兄弟常常根据事情后来成败的结果，搜集拼凑他人的得失，大多就是这样。项籍。苏氏父子常常根据事情后来成败的结果来立论，并没有达到事情本身的真相；但他们的文章特别雄健，很接近战国文章的风格。我曾经评论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却没有夺取天下的器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器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三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况且不有所舍弃，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不有所忍耐，就不能尽得天下的利益。因此，土地有可以不取的，城池有可以不攻的，胜利有可以不追求的，失败有可以不躲避的。敌人到来时不欢喜，敌人离去时不愤怒，任凭天下人施为而从容控制后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唉！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在垓下，并不奇怪。我从他在钜鹿作战时，就看出他的谋虑不长远、器量不大，因此对于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未尝不感到奇怪。项籍渡过黄河时，沛公才开始整顿军队进攻关中；项籍若在这时迅速率军奔赴秦地，趁着军势锐利加以利用，就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却不知道采取这一行动，只顾同秦将争一时的生死。既然已经解救了钜鹿，仍然在河南、新安一带徘徊，等到抵达函谷关，沛公已经进入咸阳几个月了。秦人既然已经安定沛公而把项籍视为仇敌，形势就不允许项籍再强迫秦人臣服，所以项籍虽然把沛公安置到汉中，最终却定都彭城，使沛公得以回来平定三秦，于是天下的形势便在汉而不在楚了。楚军即使百战百胜，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预示项籍死于垓下的，是钜鹿之战。有人说：‘即使如此，项籍一定能够进入秦地吗？’我说：‘项梁死后，章邯认为楚国不足忧虑，所以调兵攻打赵国，产生了轻视楚国的心理，而秦国的良将精兵又全都耗在钜鹿。项籍如果真能率领抱着必死决心的士卒攻击秦军轻敌而弱小的部队，进入秦地是很容易的。况且灭亡秦国的守关军队和沛公守关的好坏，可以知道；沛公攻关和项籍攻关的好坏，也可以知道。凭秦军的守备，沛公尚且能够攻入；凭沛公的守备，项籍也能够攻入，那么面对灭亡秦国的守军，项籍难道不能进入吗？’有人说：‘秦地可以进入，那么赵国又该怎样救援呢？’我说：‘老虎正在捕鹿，罴却占据它的洞穴，捕捉它的幼虎，老虎怎么能不放弃鹿而返回呢？一返回，就明摆着会被罴击碎。’军书所说的‘攻击敌人必然要救援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假使项籍进入关中，王离、涉间一定会放弃赵国而回救秦地；项籍据守关中迎击他们的正面，赵国和诸侯的救兵十多座营垒从后面追击，一定可以彻底击败他们。这样，项籍一次行动既解除了赵国的围困，又在秦国那里取得了功劳。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救援赵国，田忌率军迅速奔赴大梁，于是保存了赵国而击破了魏国。’ 那个宋义自称懂得用兵，却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驻扎在安阳不前进，还说：‘等待秦军疲惫。’我恐怕秦军还没有疲惫，沛公就先占据关中了。项籍和宋义都错失了机会。因此古代夺取天下的人，总是先谋划所要守住的地方。诸葛孔明放弃荆州而转向西蜀，我知道他没有能力成就大事。况且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以为剑门这样的地方可以凭险自守而不亡。我曾考察蜀地的险要，它守在那里不能出击，出击以后又不能持续接应；战战兢兢地自行防守，尚且供应不足，又怎么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的旧都，沃土千里，有大河高山，确实可以控制天下。又何必一定要有像剑门那样无法落脚的地方，才说它险要呢？如今富人一定居住在四通五达的都市，使自己的财货流通到天下，然后才能收取天下的利益。小家子气的人得到一个金匣，便把它藏在家里，关紧门户守着。唉！这只是求得不失去财物，不是求得富足。大盗来了，劫掠而夺走它，又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失去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四 明代茅坤撰写。《老泉文钞》第八。《衡论》。

译《衡论》序。事情有可以全部告诉人的，有可以告诉人开头而不能全部告诉人的。全部告诉别人，难处在于怎样告诉；告诉别人开头，难处在于怎样运用。譬如秤上有刻度，这里是一铢，那里是一石，若寻求刻度却找不到，就说：‘这不是一把好秤。’这就是把罪过归咎于秤。起初我写《权书》，认为权术的运用可以达到无穷，也可以达到毫无作用，于是又写了《衡论》十篇。唉！如果遵从我的说法却看不到它的成效，那才可以责怪我罢了。按语：这是老泉论述经世治国的文章。文章的议论多夹杂申不害、韩非的思想，我只是认为它同举子应试文章比较接近，所以一并收录。远虑。文章像发怒的骏马奔腾疾驰，扬尘绝迹而无法羁束。大体说来，老苏的文章有这样一段奇特豪迈、振奋迅疾的气势，所以读起来往往使人心神震动。圣人的治国之道，有常经，有权变，有机密。因此有百姓，有群臣，又有心腹之臣。所谓常经，是天下百姓都知道也可以；所谓权变，是百姓不能知道，群臣知道也可以；所谓机密，即使群臣也不能知道，只有心腹之臣可以知道。假如圣人没有权变，就无法完成天下的事务；没有机密，就无法成就万世的功业。然而这些都不是天下百姓应当知道的，机密更是群臣不能听闻的。群臣不能听闻，那么同谁商议？不商议就不能成功。既然如此，所谓心腹之臣，是一天也不能没有的。后世看见三代取得天下凭仁义、守护天下凭礼乐，便说圣人没有机密。其实取得天下和守护天下，都不能没有机密。三代圣人的机密不如后世的欺诈，所以后世看不见罢了。正因为有机密，所以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位臣子，听到了天下人听不到的事情，知道了群臣不知道的事情。禹、汤、武王在上面倡导他们的机密，三位臣子在下面应和，从而成就万世功业。往下到了齐桓公、晋文公，又有管仲、狐偃替他们担任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起兵时，大将任用韩信、黥布、彭越，副将任用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用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妙的机密谋略，群臣不能参与的，只有留侯、酂侯两人。唐太宗的臣子中有许多奇才，但受到深厚托付、担任机密要职的，也不过是房玄龄、杜如晦。君子行善的心和小人作恶的心是一样的。君子有机密来成就善行，小人有机密来成就恶行。有机密，即使是恶事有时也能成功；没有机密，即使是善事也不能成功。因此心腹之臣一天也不能没有。司马氏是魏国的贼臣，有贾充一类人做他们的心腹之臣，所以能够成功。陈胜、吴广，是秦国百姓中的汤、武，却没有心腹之臣，所以不能成功。为什么呢？没有心腹之臣，就是没有机密；有了机密却泄露了。没有机密，或有机密却泄露，就像老虎豹子吃人，却不知道设置陷阱；设置了陷阱，却不知道用东西遮盖在上面。有人说：机密只是创业之君借以成功的手段罢了，守成之世还要操心机密，又哪里用得着心腹之臣呢？唉！守成的时代，能够最终达到像太古时代那样和乐安定吗？不能。我没有见过机密可以废弃。况且天下的变乱常常潜伏在安逸之中。田文所说的‘君主年少，国家危险，大臣还没有归附，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哪个时代没有？在这种时候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可寒心吗？从前高祖晚年，天下已经平定，却又把周勃留给孝惠帝、孝文帝；武帝晚年，天下已经治理，又把霍光留给孝昭帝、孝宣帝。天下虽然有泰山压顶般的稳固形势，圣人却常常把它看作堆叠的蛋那样危险，所以即使在守成时代，心腹之臣也不可废弃。

译《传》说：‘百官各自总理职务，听命于冢宰。’ 那冢宰如果不是心腹之臣，天子怎么能够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他三年而不在其中置疑呢？《传》又说：‘五年举行一次巡狩。’如果没有心腹之臣，天子五年外出一次，丢下千里京畿，又同谁来守护呢？譬如一个家庭之中一定有宗族老人，一个普通士人一定有亲密朋友，用来敞开心胸、应付缓急。为什么天子却没有心腹之臣呢？近世的君主在上面高高在上，使宰相在下面卑微渺小，上下不能沟通，君主的意志也就不能传达了。臣子看君主，像看高远的天空一样不可亲近；君主看臣子，也像天空看人一样冷淡，没有爱护之心。因此社稷的忧患，他不把它当作忧患；社稷的喜事，他不把它当作喜事。君主忧虑了也不以为耻，君主受辱了也不以死相报。一个人称赞宰相就任用他，一个人诋毁宰相就舍弃他。宰相忙于避嫌、害怕讥议，尚且没有空闲，哪里有时间尽心忧虑社稷？宰相屡次迁调更换，把相府看作旅舍。百官在下面敷衍办事，天子在上面孤独不安。一旦突然发生忧患，我看不出他们能够不颠沛失措而死亡。圣人任用心腹之臣，尊敬他如同父亲老师，爱护他如同兄弟，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入内室，同他起居、睡眠、饮食，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出的没有不尽的。一百个人称赞他，也不增加他的亲密；一百个人诋毁他，也不使他疏远。提高他的爵位，增加他的俸禄，扩大他的权力，然后才可以同他商议天下的机密，考虑天下的变故。宋太祖任用赵中令，便得到了这个道理。近来防御莱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但给他的权力太轻，所以最终被排斥，天下几乎发生不可预料的变乱。既然如此，必须使他能够决定人的生死，然后才行。驾驭将领。老苏论述驾驭人才和将领，认为应当用智慧驾驭将领，并以汉高帝对待韩信、彭越为例，这一着似乎说得很痛切。只是没有想到宋太祖驾驭诸将另有安排；把它归结为一个‘智’字，绝不是最正确的道理。君主驾驭臣下，驾驭宰相比较容易，驾驭将领却困难。将领有两种：贤能的将领和有才能的将领。而驾驭有才能的将领尤其困难。驾驭宰相靠礼，驾驭将领靠权术；驾驭贤将的办法在于信任，驾驭才将的办法在于智慧。不用礼、不用信，是不愿意这样做；不用权术、不用智慧，是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说，驾驭将领困难，驾驭才将尤其困难。六畜起初都是野兽。老虎豹子能够搏击、撕咬，马也能踢，牛也能顶。先王知道能够搏击撕咬的野兽不能凭人的力量制服，所以杀掉它们；杀掉它们还不能驱逐，便彻底消灭它们。会踢的马可以用缰绳驾驭，会顶的牛可以用楅衡约束。因此先王不忍心舍弃它们的才能，而使天下失去它们的用处。假如说：‘它能踢，它能顶，应当同虎豹一起杀掉、一起驱逐。’那么天下岂不是没有骐骥，最终也没有可供驾车乘骑的良马了吗？先王选用人才，除非是像虎豹那样其搏击撕咬本性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未尝不想用权术制御他们，保全他们的才能，使之适合使用。何况做将领的，又不能用廉洁守礼等细小规矩来苛求，只看他的才能怎样罢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唐代的李靖、李勣，是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是才将。贤能的将领本来就不多，得到有才能的将领而任用他，也是可以的。假如又说：‘这种人难以驾驭。’那么这样一来，只有不肖之人才可以任用了。要用厚重的恩德笼络他，向他表示真心，给他良田住宅，丰厚的饮食，歌童舞女，使他的口腹耳目之欲得到极大满足，然后再用威势折服他。这就是先王驾驭才将的办法。近来的论者有人说：‘将领之所以尽心竭力，冒犯霜露、踏着刀刃而不推辞，是希望得到赏赐。’治理国家的人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此来诱使他取得成功。有人说：‘赏赐是用来驱使人的，不预先赏赐，人就不会为我所用。’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行的道理。将领的才能本来有大小。在庸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较小的人；在才将中显得杰出的，是才能较大的人。才能小，志向也小；才能大，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的才能大小，制定驾驭的办法，使之符合他的志向。片面的说法不能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丰足的草料粮食，把缰络洗涤干净，让它住在清洁宽敞的马厩里，用清泉给它洗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骐骥的志向常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一顿吃饱就放弃志向吗？至于养鹰却不是这样，捕获一只野鸡，就喂它一只麻雀；捕获一只兔子，就喂它一只老鼠。它知道如果不竭尽力量搏击，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这样以后才会为我所用。才能大的人，就像骐骥。不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骐骥却让它挨饿，同时又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不可能的；才能小的人，就像鹰。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鹰把它喂饱，却要求它搏击，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大的人，不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小的人，两种办法兼用才可以。从前汉高帝一见韩信就授予上将军之职，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食物推给他吃；一见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应饮食器具如同对待王；一见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还没有为汉立下功劳。后来在垓下追击项籍，韩信、彭越与高帝约期却没有到来，高帝把几千里土地送给他们，像丢弃破鞋一样。项氏尚未灭亡，天下尚未平定，而三个人已经享尽富贵了。为什么呢？高帝知道三个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让他们达到极高的富贵，就不会为自己所用；即使已经达到极高的富贵，如果不消灭项氏、不平定天下，他们的志向也不会停止。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流，就不是这样，守住一座城、参加一场战阵之后，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升迁。项氏灭亡，天下平定以后，樊哙、滕公、灌婴之流计算百战的功劳，然后才封为通侯。难道高帝到了这时便吝啬了吗？他知道这些人的才能小、志向也小，即使不预先赏赐，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预先赏赐，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立功当作自己的事情。唉！当韩信在齐地立足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停止。在这个时候，如果夺去他的齐王之位而封他到汉地，那就危险了。人难道不想分割天下三分而自行立国吗？可是韩信却说：‘汉王没有夺走我的齐国。’所以齐国不被夺走，韩信就不会怀恨；韩信不怀恨，天下就会归于汉。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了。任用宰相。任用宰相要以礼相待。

译古代善于观察别国国政的人，只看它的宰相是什么样的人罢了。议论者常说：将领和宰相地位相等，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的职官，不能同宰相相比。国家有征伐时，将领的权力才重要；但无论有无征伐，宰相都不能有一天被轻视。宰相贤能，那么各级官员都贤能，将领也会贤能；将领贤能，即使宰相不贤能，将领也不能轻易更换。所以说，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的职官，不能同宰相相提并论。任用宰相的方法同任用将领不同。做将领的人，大多有才能，有时却顽钝无耻，并非全都节操廉洁、爱礼守法、不可冒犯。因此不必优厚地以礼相待；他们如果有不受羁束、不守法度的事情，也不能用通常的法规来驾驭。为什么呢？豪放纵恣、不愿受约束，也是将领的常态。汉武帝对待大将军卫青，往往让他蹲坐在厕所旁；李广利攻破大宛，侵杀士卒的罪过，也被搁置不问，这就是任用将领的方法。至于宰相，必须由节操廉洁、知礼守礼的人担任，也不能由豪放纵恣、不受约束的人担任。因此要以礼接待他，同时严格责备他。古代宰相在天子面前相见，天子为他离席起立；在道路上遇到他，天子为他下车；他生病，亲自去问候；不幸去世，亲自吊唁。这种礼遇非常厚重。然而他如果有罪，也不徇私。天地发生重大变化，天下有严重过错，宰相却因此不起身闻问；宰相不能胜任，弹劾文书一到，便让他以平民身份离开官府、免去职务；宰相有其他过失，就让他乘着栈车、驾着母马回去反省过错。这是先用礼相待，然后才可以重重责备他，使他没有怨言。责备得重，然后用礼相待，也不算过分。礼遇微薄而责备沉重，他将会说：‘君主用什么礼遇待我，却这样重重责备我？’这就太过分了。责备轻而礼遇重，他就会松懈下来，不肯自我约束。因此用礼来维系他的心，用重责来勉励他的懈怠，这样以后，做宰相的人无不竭尽忠诚于朝廷，而不顾念自己的私事。我读贾谊的文章读到‘长太息’一语时，常常反复阅读而不能停止，认为贾谊生活在文帝时，文帝对将相大臣不能说没有礼数，唯独周勃被投入狱中，贾谊便发出这样的感慨。假使贾谊生活在近世，看见近世君主对待宰相的方式，又会怎样呢？商汤、周武王的德行，即使三尺高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圣人，却仍然有伊尹、太公做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伊尹、太公并不比汤、武贤能，而两位圣人却不顾及以师友的名分来表明尊重。唉！近世的君主，暂且不要要求他们做到这一点。天子坐在御座上，看见宰相而起身的，有吗？没有。在车舆中为宰相下车的，有吗？也没有。天子坐在殿上，宰相同百官在下面奔走，掌管礼仪的官员点名呼喝他们，就像郡守召唤属吏一样。即使耳中听来是臣子之礼，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尊重尊贵之人的道理，不应当如此。既然不能以礼相待，那么要治他的罪，我的法令也就不能施行。为什么呢？过分地使用刑罚，却果断地使用刑罚，他心里不会服气。所以法令说：‘有某种罪，就施加某种刑罚。’等到免去宰相职位时，既然说‘有某种罪而刑罚不施加’，不过削去一级官职，放出京城任大藩镇。这种弊病都起始于没有以礼相待。贾谊说：‘犯中等的罪便自行退隐，犯大罪便自行裁决生命。’别人不杀我，怎么忍心抛弃自己的生命？这一定是因为对君主感到极大的惭愧。所以君主一定要使臣下感到惭愧，这样臣下才有所不敢做。汉武帝曾经不戴冠帽就召见平津侯公孙弘，所以天下多事、朝廷忧惧的时候，即使石庆得以容身其中，也不会令人奇怪。既然如此，必定要先以礼相待，然后才可以依法责备。况且我听说，受到礼遇而不自行效力来报答君主，受到重责而不自行勉励来保全自己、安定俸禄职位、成就功名的人，天下是没有的。君主在上面傲慢自大、不以礼对待宰相来抬高自己，哪里比得上让宰相自行效力以报答君主更有利呢？宰相以君主不责备自己为便利、以扩充私利为满足，哪里比得上自我勉励来保全自身、安定俸禄职位、成就功名更有福呢？我也没有见过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远离福分而寻求灾祸的人。重视远方。内容都切合当今世事，收录它来作为应试士子学习经世济民文章的一种材料。周武王不疏远近臣，不忘记远方，难道是仁德吗？不是仁德，而是形势。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身体的四肢在外部患病，心腹就在内部为此深思静虑，寻求治疗的方法；心腹在内部患病，四肢就在外部奔走活动，寻求治疗的药物。心腹和四肢彼此救助，并不是等到有了仁德才这样做。所以我说，武王不疏远近臣、不忘记远方，不是仁德，而是形势如此。形势这样紧迫，而古代君主中只有武王如此，为什么呢？人人都知道一身的形势，而武王知道天下的形势。不知道一身形势的人，身体危急了也不知道；不知道天下形势，天下难道不会危急吗？秦国保守关中，自以为这是子孙万世做帝王的基业，而陈胜、吴广却是楚国人。由此看来，天下的形势无论远近都是一样的。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近处值得忧虑，还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深。近处的官吏贤能吗？百姓就称赞他、歌颂他；不贤能吗？百姓就讥讽他、诽谤他。称赞、歌颂、讥讽、诽谤的人多了，事情就一定会传开；传开以后必定传到朝廷，因此官吏贤能与否很容易知道。一个百姓不能向刺史申诉自己的冤屈，刺史又不理会，他就带着乡里的粮食奔赴京师，迟不过一两个月，便擂鼓呼号，主管官员不得不查问。这样看来，百姓有冤屈，很容易申诉。官吏贤能与否容易知道，百姓的冤屈又容易申诉，动乱从哪里开始呢？远方的百姓，即使让盗跖担任郡守，让梼杌、饕餮担任县令，郡县百姓成群结队地嘲笑辱骂他们，即使有成百上千人，朝廷也不知道。白天在市集上抓人，诬陷他杀了人，即使他的兄弟妻子听说了，也不过向刺史申诉。不幸刺史又压制他们，那么即使死了也没有申诉的地方。他们看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吏卒在旁排列，刑杖刑具摆满面前，便已经惊恐得魂飞魄散了。至于他们所说的京师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又会怎样呢？而且还要走几千里，费用又将近百万，富人尚且有时难以做到，贫民又怎么能够呢？所以那里的百姓常常多有怨恨而容易被煽动。我所以说，近处值得忧虑，还不如远处值得忧虑得深。国家分为十七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在是重要地区。河朔、陕右，是抵御两方敌寇的屏障，也是中原赖以安定的地方；广南、川峡，是财货的来源，也是河朔、陕右赖以保全的地方。它们形势的重要程度，怎么样呢？从前北方胡人骄横放纵，西方寇贼叛乱，河朔、陕右尤其受到重视，一郡守一县令，从来没有不选择的。

译至于广南、川峡，却一概被看作远方官职，审官铨选任命时临时取用，贬谪、量移的官员纷纷到这里来。凡是朝廷稍稍优待重视的人，便不再任命到广南、川峡；那些人也把广南、川峡的官职看作失职之处，于是庸人无处可去，常常聚集在那里。唉！知道河朔、陕右重要，却不知道河朔、陕右赖以保全的地方不可轻视，这就像想使粮仓富足，却让田地荒芜，粮仓又怎么能够富足呢？何况那里控制南夷、氐、蛮，是最重要的险要之地；土地所产又极其丰富，明珠、大贝、纨绔、锦缎、布帛都非常精美，陆路驮运、水路装载出境，所得利益是内地的百倍。然而关卡盘查、门税征收、租赁雇佣的费用，不是百姓私人力量所能承担的，所以贪官独占这些利益，而普通百姓承受其祸害。不招权纳贿、不买卖官司的人，世俗便指认为廉吏；而招权纳贿、买卖诉讼的人，难道全都没有吗？唉！官吏不能全都廉洁，而廉洁的人又只做到这种程度，那么百姓就一天也不得安宁。如今赋税征收日益加重，额外摊派日益繁多，疲惫困顿的百姓无法承受官吏，官吏又在其中另有所求。淳化年间，李顺在蜀地起兵，州郡几十处望风溃逃。近来智高在广南作乱，乘胜攻取九座城池，易如反掌。国家设置城池、供养士卒、储备器械、囤积粮食，用来准备作战和防守；然而一有凶险变故，官吏却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溃败，这是官吏不贤造成的。如今以一人承担一方责任的，没有比漕、刑官更合适的了。广南、川峡既然是天下的重要地区，其中的郡县又有些是广南、川峡的重要地区，它们的州牧、县令贤能与否，实在关系到一方的安危。幸而官员贤能，那么他制止伤害百姓、贪污财货的行为；如果确实有罪应诛，漕、刑官自然能够加以举劾。至于平庸鄙陋、怯弱无能却没有明显过错的人，即使漕、刑官贤明有能力，形势上也不能更换安置他；这就像破车跛马，却要求车夫善于驾驭一样。郡县出了败坏政事的事情，不责备漕、刑官，当然不行；责备他们，他们必定说：‘出事的地方是某人治理的，某地的长官是某人，我该把罪责归到哪里？’所以不如让漕、刑官亲自举荐人选并任用他们。以后出了败事，就对他说：‘你说这个人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如今他不能胜任，就是你欺骗了我。’这样责罚有归属，罪责无处逃避。然而因为选择不当而没有得到合适人选的，大概就少了。其余郡县虽然不是关系一方安危的地方，也应当诏令审官认真考察，不要轻易任用贪赃的官吏和无用的流官，不要让他们置身其间，那么百姓即使住在京城十里之外，也同处在京畿之中没有差别了。培养人才。培养奇杰之才，并且特意把这一篇提出收录。古人议论人才的一端，用来感动、启发当代。这篇文章实在刺入骨髓。人的作为，有可以勉强做到的，有不可以勉强做到的。温和地行仁，独自地行义，不因一句话而失去信用，不争夺小利而自认为廉洁。即使古人所说的仁、义、信、廉不只是这样，天下人也不会说‘这个人不是仁人、不是义人、不是守信的人、不是廉洁的人’。这些就是本来没有完全具备，却可以勉强做到的。在朝廷上能使百官肃然，在边境上能使四方夷族畏惧，把他置于繁杂纷乱的事务中却不混乱，投入羽檄飞驰、奔走应变的地方却不迷惑；做官便像官，做将便像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上天所赋予、天性所具有，不是靠勉强就能做到的吗？道德可以勉力增进，才能却不能强行拔高来增进。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善于揖让礼仪，一个善于骑马射箭，那么人们没有不认为揖让比骑射贤能的。然而善于揖让的人未必善于骑射，善于骑射的人放下弓箭去同人揖让，也未必会失去礼容。为什么呢？因为才能难以勉强，道德却容易勉励。看世上任用人才，喜欢把可以勉强做到的道德加在不可勉强做到的才干之上，却说‘我尊重贤德而轻视才能’，因此道德还不足以教化人，才能却被遗漏了。然而这样做也有原因，只是因为有才能的人不能被普通人用勉强的办法造就。为什么呢？奇杰之士常常喜欢自负、疏放、俊逸、傲慢放诞，不拘守规矩，往往触犯法律、冲撞刑禁，叫喊欢呼来发泄一时的快乐，而不顾后果；他们贪利、酗酒、逞强傲视他人，志气一发作，就洒脱远去，不能用礼法羁束。可是等到有一天突然醒悟，改变节操，不再这样做，把心思放在前面所说可以勉强做到的道德上，那么还有什么弊病不能达到改善呢？为什么偏要把浅陋琐碎的道路加在他们身上呢？他们不肯拘拘小节地奉行礼法，而一定要放纵自己做这些事，其实是上层人的过错。古代培养奇杰之才，给他权力，尊崇他的爵位，厚给他的俸禄，重视对他的恩遇，要求他筹划安排天下事务，以此改变他平日放纵的心；而声色耳目的欲望又已经在外部得到充分满足，所以不必等到放纵之后才获得快乐。现在却不是这样，奇杰之士没有一点权柄，只有最低等的爵位，领取斗升之禄的人占了一大半，他们又怎么能不越过法律、逾越礼制来使自己快意呢？我又怎么能急切地用法律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能安然放纵自己呢？现在我用法律约束他们，已经很急迫了；逼迫之后还不停止，接着又施加刑罚，他们不过向北逃到胡地、向南逃到越地罢了。唉！平时无事时既不能培养他们，等到不幸发生，一旦有边境忧患、繁杂混乱而难以治理的事情，才用优厚的诏书召请他们，用丰厚的爵位和重禄来笼络他们，那么他们已经心怀怨恨了。他们本来就不是纯粹忠诚的人，又怎么肯默默待在穷困而无用的地方就此罢休呢？周公时代，天下号称治理得最好，四方夷族已经臣服，卿大夫和士人也已经各自称职。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奇杰之士，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使用；而且礼法风俗尤其细密，整个朝廷和四海之人没有不遵守践行的。在八议之中，尚且还有一项叫作‘议能’。何况如今天下还没有达到极治，四方夷族还没有全部臣服，卿大夫和士人也没有全都称职，礼法风俗又不像周代盛时那样细密，而奇杰之士又有困顿于文书钱粮事务之中的，反而可以不议论他们的才干而宽免他们吗？应该怜惜他们的才能，宽赦他们的过错，不要让他们被刀笔小吏困住，这样或许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有人说：奇杰之士有过错却得到免除，那么天下人谁不会自称奇杰而想免除自己的过错？这样最终也会败坏法令、扰乱教化。我说：这确实如此。然而奇杰之士的作为，必定卓然超过普通人。假如指出他已经成就的功劳来晓谕天下，使他可以用功劳赎罪；至于还没有功劳的人，就把难以治理的事情交给他，并要求他取得成效，那么天下人就不敢自称奇杰，而真正的奇杰之士就会出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五 明代茅坤撰写。《老泉文钞》第九 《衡论》《广士》韩非子不幸出身于胥吏、商贾之家，其中有一段议论与这里大致相同。古代选取士人，有从盗贼中选的，也有从夷狄中选的。古人并不是认为盗贼、夷狄中的人都可以任用，而只是看贤能之人在哪里罢了。贤能之人在显贵者中，就从显贵者中选取；在卑贱者中，就从卑贱者中选取。因此，盗贼中的下等人、夷狄中的异族人，即使是奴隶所耻笑的人，往往也能被安排到朝廷任职，坐镇郡国，而不认为这样做不对。那些步伐合乎规矩、言语华美、穿着华服的人，却往往反而被排斥不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下能够步伐合乎规矩、言语华美、穿着华服的人很多。朝廷的政务、郡国的事务，不是仅仅做到这些就能治理好的。他们即使不能步伐合乎规矩、言语华美、穿着华服，但如果才干确实能够用在这些事务上，处在这个职位上也是可以的。古代天下的国家，大而且士人众多的，士大夫只说齐国和秦国罢了。管夷吾辅佐齐国，是贤能的人，却举荐了两个盗贼；秦穆公称霸秦国，是贤能的君主，却举用了由余。这是因为他们能够确实辨明是非，不被众人的议论牵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因为任用了盗贼、夷狄之人而鄙视他们。如今有人既不是盗贼，也不是夷狄，却仍然不能得到任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古代任用人才，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选择：平民寒士贤能，就任用他们；公卿子弟贤能，就任用他们；武夫健卒贤能，就任用他们；巫医方技之人贤能，就任用他们；胥吏、低级官吏贤能，也就任用他们。如今，平民寒士拿着一尺见方的纸，写着声调、音律、剽窃之类的文章，却能享受万钟的俸禄；卿大夫的子弟在家饱食，一出门就驾着高车大马，成为百姓之上的人；武夫健卒有洒扫的力气、奔走服役的旧劳，过了很久竟能统领藩郡、掌握兵权；巫医方技之人一句话说得恰当，大臣还要举荐他做官。像这些人，都不是贤能之士，也没有功劳。如今能够得到提拔的途径比古代多，唯独胥吏、低级官吏被抛弃而不予记录，使他们老死在挨打受责、奔走服役之中，贤能和有功之人不能施展才能，我实在很困惑。不知道如果胥吏之中的贤能者胜过儒生、武士，朝廷是否应当养用他们。过去汉朝拥有天下时，平津侯、乐安侯一类人，都号称儒学宗师，最终却不能为汉朝建立不世之功；而那些卓越俊伟、声威震耀四海的人，反而是从胥吏中出来的贤人。赵广汉，是河间郡的郡吏；尹翁归，是河东的狱吏；张敞，是太守的卒史；王尊，是涿郡的书佐。他们都雄健俊异、明达博学，出任外职可以做将领，入朝可以做宰相；他们都出自吏胥之中，是有缘由的。胥吏之人，年轻时学习法律，长大后熟悉狱讼，老奸巨猾和豪强大户都畏惧服从；官吏的情状、变化、出入，没有不熟悉究察的。因而任命他们做官，那么豪强百姓和奸猾官吏的弊病，内外大小全都会显露出来，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再加上上级按才能选用他们，以礼相待，而他们又知道自己得以在公卿之间奋发，所以最终不会自甘堕落去做恶事，以致招来罪责、毁掉一生的前途。因此在那个时候，士君子都能优游地做官，其中放纵自己犯大恶的，大概也不过几个人；而其中最贤能的，甚至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如今的吏胥却不是这样：刚开始录用他们时不加选择，最终却像对待狗猪一样对待他们；长官一发怒，不问有罪无罪，便袒露身体鞭打他们；高兴时又接近他们，甚至反而同他们亲手做交易。这些人常说：‘长官把我当狗猪看待，我还有什么指望，为什么不做狗猪呢？’因此，平民尚且不能自甘做狗猪般的行为，不肯做吏胥，何况士君子哪里肯低头去做呢？然而，如果想使他们像两汉时那样谨慎整饬、可以任用，也不过是按才能选取他们，以礼相待，宽容他们的小过错，而对不可宽赦、不可容忍的大恶坚决弃绝；然后考察他们是否贤能、有功，授予爵位、俸禄和尊荣，不要把他们抛弃在冗杂流品之中。这样，他们对功名有所希望，就会自尊其身，不敢贪求掠夺，奇才绝智也会出现了。人本来就有才智奇特卓绝，却不能学习章句、名数、声律之学；又有人只是遭遇不幸，因而没有学习这些学问。如果只以进士制策作为进身之途，就会使奇才绝智有时陷于困顿。假如让吏胥之人得以出任长官，就会使一方面的才干无处逃逸、都能得到施展。进士制策在上面设网罗，吏胥出仕又在下面设网罗，却说天下还有被遗漏的人才，我不相信。《申法》古今的分段，荆川说体例像《盐铁论》；其中论说古今差异的一段，确实说得好。古代的法简略，今天的法繁密。简略的法不适合今天，繁密的法不适合古代。这不是说今天的法不如古代的法，而是今天的时代不如古代的时代。先王制定法律，没有不希望使百姓心服的。要使百姓心服，必须了解他们的实情。如果实情确实如此，罪行也确实如此，那么本来就可以纳入我们的法律。但百姓的实情，又不都与罪行的轻重大小相同，所以先王痛恨罪行，却怜悯其中的无辜者；因此法律只举其大概，而由官吏制定详细的处置。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些写在法律中，是让百姓知道天子不希望我杀人、伤人罢了。至于罪行轻重、出入宽严，要寻求实情、使人心服，则交给属吏办理，信任官吏而不只信任法律，所以法律简略。如今却不是这样：官吏奸诈，不如古代良善；百姓浮薄，不如古代淳朴。官吏奸诈，就会凭自己的喜怒决定罪行轻重，或出罪，或入罪，有时甚至达到诬陷拘捕的地步；百姓浮薄，即使官吏依据实情出入罪责，他们也会抓住罪行大小作为借口。因此如今的法律纤悉周备，不偏执于一端，前后左右四面都无处可逃；所以罪行的轻重、实情的出入，都可以依据法律来考求。官吏不奉行法律，就立即加以弹劾；信任法律而不信任官吏，所以法律繁密。

译古代的法律像药方，只论大概；至于增减药剂和分量，就交给医生，让他察看病人的疾病，再参照自己的意见处理。如今的法律像卖鞋，既制作大号的，又制作中号的，又制作小号的，以求合天下人的脚。因此，法律有繁简的不同，但寻求百姓的实情以使他们心服，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这样说来，今天的法律并不比古代差，只是执法的人仍然不能没有弊病。这是为什么呢？律令所禁止的事情，规定统一而明白完备，即使妇人儿童也都知道应当畏惧躲避；但其中有些人习惯于犯禁而始终不改，天下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先王想要杜绝天下人的欺诈，制定尺度来统一天下物品的长短，制定量器来齐同天下物品的多少，制定权衡来确定天下物品的轻重。因此度量权衡必须由官府制定，天下才会统一。如今，平民百姓家里削木、比竹，以绳系石来制作度量衡；富商大贾则把大器放在里面，把小器拿到外面。齐人到了楚国，不知道哪个是斗，哪个是斛；拿东家的尺去校量西邻的尺，就像十根手指各不相同。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这是第一件。先王厌恶奇异货物扰乱百姓，也怜悯微小生物不能顺利生长，所以禁止百姓采珠贝；先王厌恶物品作伪而冒充真品，也重视由此造成的浪费，所以禁止百姓熔化黄金用来涂饰。如今采珠贝的人遍布海滨，熔金的工匠肩挨着肩排列在店铺中；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二件事。先王担心卑贱者凌驾显贵者、下位者僭越上位者，所以冠服器皿都按照爵位等级区别，长短大小无不有规定。如今工商之家拖着纨锦，穿戴珠玉，一个人的身体从头到脚都违反制度，犯禁者十有八九；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三件事。先王担心天下的商利背靠官府的权势，侵害普通百姓，所以让市场上的坐贾察看当时各种货物的贵贱并记录下来，每十天就上报一次；价值百的按百上报，价值千的按千上报，用来等待官吏私下购买。十成价格减去三成，三成价格再减去一成，上报给官府，以备官府公开收购。如今官吏私下收购，却依照官府公开收购的办法；百姓说：‘公家从百姓这里取物，本来就是这样。’这样一来，官吏和县官一起在下层百姓那里聚敛怨恨；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四件事。先王不希望有人独占天下的利益，所以做官就不能经商，经商就要受罚；不做官而经商，经商则要纳税。因此百姓经商，不能免除征税；官吏经商，却还要加以处罚。如今官吏经商，既侥幸不受处罚，又反过来不纳税，还凭借官府公开收购的法令，借用官府的役夫，乘坐官府的船只，关卡不查问，渡口桥梁也不盘诘。这样看来，做官而经商，实在是很快乐的事，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五件事。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可尽数；天下人耳熟目睹，以为本来就该如此，执掌宪法的官员和执法官吏亲眼看见，也安然不问。法律是天子的法律，法律明白禁止，而人明目张胆地触犯，这就是不把天子的法律当回事，是衰败时代的事情。议论者都认为今天的弊病不过是吏胥曲解法律以作奸，而我认为吏胥的奸邪，是从这五件事开始的。如今如果有盗贼白天拿着棍棒闯入住宅，而主人不加禁止，那么翻墙打洞的盗贼一定会互相告知，在他家肆意横行。应当先治理这五件事，然后再追究吏胥的奸邪，才可以。《议法》用赎金减轻罪刑，这两方面都深深切中了宋代优柔寡断的过失和弊病；至于主张加重赎金，则是古今以来有见识者的名言。古代用仁义来施行法律，后世用法律来施行仁义。三代兴盛时，君王教化的根本出自学校，扩展到天下，并表现在礼乐上。下层百姓受到这种风气教化，循规蹈矩、谨慎小心，努力实行仁义，以求避开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所以法律虽然没有实际使用，其中所禁止的事情也并非不在百姓之间实行。往下到了汉、唐，教化不足以感动百姓，于是专一依靠法律；所以百姓害怕法律牵连自身，也有时互相勉励去做仁义之事。唐朝初年，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制定刑统，把毫厘之间的轻重都分辨清楚，并附以仁义，没有偏袒曲从。不知道周公的刑法为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只是不能先使百姓致力于仁义，使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无需强制便自行停止，像三代那样罢了。总的说来，它最终也能使百姓勉励自己实行仁义；但它不如三代，是有原因的。政治上的过失，不是法律本身的罪过。因此宋朝拥有天下后，沿袭这种做法，改变其中的条目，而保存其大体。即使乡里小吏奉行公法，老奸巨猾的人也会束手请死，不能漏掉或忽略。然而，狱讼中常有弊病，盗贼多而且群体性强也常有弊病，这同样是有原因的：法律是公正的，而官吏却有私心。把公正的法律交给有私心的官吏执行，尚且会这样，何况法律本身又不能没有失误，那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如今，天子的子弟、卿大夫及其子弟，都是天子特别优待的人；如果他们犯罪后同平民奴隶一起受鞭打、共同被杀，大臣就会感到无耻，朝廷也会被轻视。因此设有赎刑，以保全他们的肌肤，也保全他们的节操。所以赎金是朝廷体面的体现，是用来尊重自身的，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罪。刑罚一定要使人感到痛苦，然后人们才会畏惧；罚款不能使人感到痛苦，就必须使他陷于困窘，然后人们才会受到惩戒。如今死刑只需缴纳一石黄金便可免除；贵人、近亲之家，一石黄金多得数不清。即使早晨杀一个人缴纳一石黄金，晚上再杀一个人缴纳一石黄金，黄金也不会用尽，自身也不会困窘。何况还可以凭官职免除罪行，那么一石黄金也不必全部缴纳，这就是放纵他们杀人。而且不受鞭打、不被杀戮，他们已经是幸运了，赎金又轻，这就开启了奸邪之门。罪行本来有疑问，如今有的人被诬陷杀人而不能自我申明，有的人确实杀了人但官府不能查明实情，这些都不可以按照确实杀人的法律定罪。因此有减罪的法律，把应当处死改为流放，是为那些不能自我申明的人设的吗？

译免于死刑而得到流刑，已经很残酷了；如果他确实杀了人呢？流放而不处死，已经很宽大了。这样就会失去事实真相，因此留下了开启奸邪的漏洞。于是上面的人常常侥幸逃脱，下面的人即使死了也常常无处申诉。有失实的弊病，无辜者就多有怨恨，而侥幸者容易逃脱。如今想不加重刑罚，也不增加赦免，只在法律中改变其中一端，就能使人不敢作奸、审判不失实，没有比加重赎金更好的办法了。那么加重赎金的主张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古代五刑中最轻的墨刑，赎金为百锾；倒过来计算，极重的死刑赎金为千锾，这是穆王的刑罚。周公时又有比这更重的刑罚；但千锾之重，按今天计算也已经相当于三百七十斤有余了。如今死刑的赎金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一。古代用赎刑来宽赦疑罪，却不涉及公族；如今贵人、近亲都可赎罪，疑罪反而不在其中。《礼记》说：‘公族有死罪，就把刑罚施加在甸人身上；即使君王下令宽宥，也不听从。’如今如果贵人、近亲的刑罚全都依从这一规定，就不是尊重自身的办法了。因此不如让他们和疑罪者都缴纳重赎金。况且他们即使号称富有强盛，如果屡次犯法又屡次因重额赎金而陷入困境，也不能不收敛手脚、畏惧法律。那些罪行有疑问的人，即使有时并非真正有罪，法律也不至于残害他们的身体；如果他们确实有罪，法律虽不施加刑罚，他们也已经因赎金而陷入困窘。使有罪者不能免于困窘，使无辜者不至于陷入鞭打杀戮，一项措施而两方面得利，这才是智者的做法。《兵制》泉想把职分田、籍没田分配给人，作为供养士兵的费用。不知道当时天下是否都有这样的田，数量又能有多少？如果在今天，这个办法也很难实行。三代时期，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士兵。兵民分开，是从秦汉开始的。三代时，听说有诸侯抗拒天子的命令，却没有听说士卒喧叫纵横的。秦汉以来，诸侯的祸患并不比三代少，而统御士卒却像圈养虎豹一样；一旦圈栏有缺口，它们就咆哮着四处冲出。这是什么缘故呢？三代的士兵耕作来获得食物，养蚕来获得衣服，所以勤劳；勤劳就会产生善心。秦汉以来，所谓士兵，都是坐着靠县官供给衣食，所以骄纵；骄纵就没有什么不敢做。三代的士兵都是普通百姓，老幼互相养育，疾病互相救助，出门互相礼让，回家互相慈爱孝顺，有忧患互相慰问，有喜事互相庆贺；他们的风俗宽厚和易，所以士兵畏惧法律并自重。秦汉以来，号称普通百姓的人，与三代相比已经薄弱了，何况所谓士兵，还是普通百姓中尤其凶悍、桀骜、狡黠的那些人，所以常常轻视法律、自暴自弃。百姓自己耕作得食、养蚕得衣，即使不幸有所不足，也还不会怪罪我。如今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耕作，不要养蚕，替我当兵，我供给你们衣食。’后来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就会说：‘先前叫我不要耕作、不要养蚕，如今却不给我供给。’ 这样，怨恨就从这里产生了。对于本有善心、畏惧法律而自重、不会怪罪我的百姓，想让他们作乱，是不可能的；他们既已骄纵，又轻视法律、自暴自弃，用来怨恨上级，想让他们不作乱，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天下的土地并没有比三代增加，天下百姓在其中获得衣食的人也没有比三代减少；平时无事，占有军籍、养活妻子儿女而仰赖这些百姓供给的人却遍布天下，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怎么能不日削月割，直到流亡而无处申诉呢？这种祸患起始于废除井田、开辟阡陌，一经败坏便再也不能收拾。因此即使有明君贤臣，焦心苦思、竭尽思虑来挽救弊病，最终也不过是开设屯田、设置府兵，使他们无事时耕作取食罢了。唉！屯田、府兵的利益既不足以惠及天下，后世君主又不能沿袭守护，终于废弛衰败。到了五代，燕帅刘守光又实行黥面、涅手的制度，天下于是把它当作常法，使他们明显不能同普通百姓并列，因此这些人更加自暴自弃，把普通百姓看得像越人一样。太祖接受天命后，鉴戒唐末五代的动乱，把众多士兵集中到京师；边境也并没有因此说毫无防备，削弱了节度使的权力，藩镇也并没有因此说没有威势。周、汉、唐的藩镇军队强大，秦代郡县的军队弱小。军队强大，所以末梢势力过大而不能控制；军队弱小，所以天子孤立无援。周、汉、唐做得过头，秦做得不够，能够取其中道的只有我们宋朝。虽然如此，设置统帅的方法远远超过前代，但控制军队的办法，我仍然有所怀疑。为什么呢？从汉到唐，有的开设屯田，有的设置府兵，使他们无事时耕作取食，但百姓尚且承受不了其中的弊病。如今屯田已经没有多少，府兵也已经废止，想使百姓富足，形势上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日久，百姓从事农业的日益增多，而天下已经没有荒地了。由此看来，本来以为百姓应当像三代盛世时那样生活，却反而忧愁叹息，不能有一年的储蓄，这是军队的粮食夺去了他们的收成。三代的井田，即使三尺儿童也知道不能恢复；不过，仿照古代制度，逐渐谋划实行，也差不多是可以做到的。如今全国的田地，归官府所有的只有两类：职分田和籍没田。职分田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交给官吏；籍没田则卖掉，否则就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交给公家。职分田遍布天下，从四京以下直到大的藩镇，多的有四十顷；小到一个县，也能有千亩。

译籍没田不知道有多少；现在可以不再把它卖掉，然后按照所招募的百姓，每家三百亩作为标准分给他们。以前收取一半租税，现在可以改为取三分之一，交给官吏和公使之家。每家出一名男子当兵；不愿意的，听任他回去耕田，再另行招募，把这种军队称为新军。不要在他们脸上刺字，不要在他们手上涅字，不要把他们拘禁在营中；三个时节放他们回去，一个时节集合他们；发给他们器械，教给他们战法，再选择技艺精良的人作为军长。在田野里督促他们耕作，在战阵中督促他们作战，那么这些人都是良农，也都是精兵。籍没田既然不再出售，年年就会增加；田地越多，新军就越多。这样，先前所说依靠百姓供给的人，即使因废疾、死亡而缺额，也可以不再补充。如此数十年，天下的军队中，新军占十分之九，而且都努力耕田、不从事其他行业，那么他们必定纯厚朴实，不会有喧叫纵横的忧患，百姓也不再知道有馈饷供给的劳苦。有人说：‘以前收取一半，现在取三分之一，岂不是对官吏和公家太薄了吗？’回答说：‘古代公卿大夫拥有田地，是作为俸禄，而他们取得的也不过十分之一。如今官吏已经有俸禄，再给他们田地，已经很优厚了，何况取三分之一，难道还不优厚吗？’ 百姓的田地不幸被籍没，并不是官府用来求富的；取三分之一，难道不仍然胜过一无所得吗？况且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因为不能承受当兵而陷入困境。有人说：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取得很少，所以百姓能够承当兵役。如今取三分之一，可以吗？回答说：古代一家之中，一人是正式士卒，其余人是预备士卒；田猎、追捕、巡逻等劳役都要全家出动。如今每家只让一人当兵，与古代相比已经是安逸了，所以即使取得稍微重些，也没有害处。这与周制中稍、甸、县、都的劳役较少而征税十二分之一相同。百姓每家出一人当兵，却能安坐着食用数百亩田地的收成，征发、徭役、科敛都不进入他家，那么他们也会很乐意这样做了。苏明允大概是对当时军队由官府供养感到愤怒，或者承接五代银枪军之后，军队中有许多骄悍难以控制的人；他想把当时的职分田、籍没田两类田地集中起来，仿照古代井田出兵一乘的制度，来附会把兵安置在农民之中的意思；可是如今天下已经没有职分田、籍没田，不能作为实行的依据。《田制》限制田地占有的制度，确实是恢复古制的一种办法，可惜难以实行。古代的税重，还是今天的税重？周公的制度是：园圃、场地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稍、甸、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漆林的税是二十税五。大概周朝盛时，最重的税达到四分取一，其次是五分取一，然后依次减轻，开始到十一税一，还有更轻的。今天的税虽然不止十一税一，但假如县官不急征、不横征，那么也还没有达到四分取一、五分取一那样多。这样说来，今天的税与周朝的税，轻重相差并不多。然而周朝时，天下百姓歌舞欢庆上面的盛德，而我们的百姓反而忧愁不乐，常常好像抽筋剥肤来供给上面。周朝的税如此，我们的税也如此，为什么百姓的悲乐却相差这样远呢？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有的。周朝时实行井田；井田废除后，田地不属于耕作者所有，而拥有田地的人又不耕作。耕作者的田地取自富民，富民之家土地广大、产业众多，阡陌相连，招募流动佃客，分派他们耕种其中；用鞭打驱使他们，把他们看作奴仆。自己安坐四处观看，在田间发号施令，役使属下的百姓；夏天让他们锄草，秋天让他们收获，没有一个人敢违背他的节令和命令而嬉游，而田地的收入已经取得一半，耕作者得到另一半。一个人拥有田地，却有十个人耕作，所以田主每天积累他所得的一半，直到富足强盛；耕作者每天只食用自己所得的一半，直到贫穷饥饿而无处申诉。假如使耕作者穷饿到不能耕作、不能收获，而富民却坐着享食，那么即使是富强的利益也不可取；何况富强之家把租税交给县官，仍然免不了怨叹愤恨呢？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自己所得的一半供给县官的税，不如周朝百姓用全部劳力供给上面的税。周朝的十一税一，是用全部劳力来供给十一税一；假如只用一半来供给十一税一，就相当于征收十二税一。何况今天的税又不只是十一税一而已，那么百姓免不了怨叹愤恨就是当然的了。唉！贫民耕作却免不了饥饿，富民坐着既饱食又嬉乐，却也免不了怨恨。这些弊病全都起于废除井田。恢复井田，贫民有田可耕，谷物粮食不再分给富民，就可以不挨饿；富民不能多占田地来困住贫民，他们势必不耕作就没有食物，以土地的全部收成供给县官的税，也就可以没有怨恨。因此天下士人争相主张恢复井田。随后又有人说：‘夺取富民的田地给没有田地的百姓，富民不会服从，必定会发生动乱。’ 如果乘着大乱之后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的时机，就可以一次完成。汉高祖消灭秦朝，光武帝承接汉朝，都有机会这样做却没有做，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即使让富民全都奉还田地，归于公家，请求实行井田，形势上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井田制度是：九夫为一井，井与井之间有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方八里，旁边增加一里为一成，成与成之间有洫；这样的土地有一百井，方圆十里。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四都方圆八十里，旁边增加十里为一同，同与同之间有浍；这样的土地有一万井，方圆百里。百里之内，有一条浍，一百条洫，一万条沟。既然设置井田，又必须同时完备沟洫。沟洫制度是：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的土地，大约方圆三十二里半，其中作为川和路的有一处，作为浍和道的有九处，作为洫和涂的有一百处，作为沟和畛的有一千处，作为遂和径的有一万处。这两项工程，不是堵塞溪壑、填平涧谷、铲平丘陵、毁坏坟墓、拆毁房舍、迁移城郭、改易田界，就不能办成。

译即使能够把所有平原旷野都取得，在其中规划设置井田，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用数百年专心致力于此，不办理其他事务，然后才可以希望天下的土地全部成为井田、全部设置沟洫。随后又要在其中为百姓建造房屋，使他们安居，然后才可以说成了；这已经太迂缓了。等到井田建成，百姓都死了，尸骨也已经腐朽。古代井田的兴起，大概一定始于唐虞时代吧？如果不是唐虞时代，周朝就没有办法完成井田。唐虞开启了它，到夏、商逐渐修整治理，到周朝才大为完备。周公继承它，于是进一步申明确定制度，疏通整治疆界，不是一天之内突然就能做到的；它的由来是逐步形成的。井田虽然不能照原样实行，但它的实际原则适合今天。如今如果真有人能够制定接近井田的制度并加以施行，那么也可以使百姓得到苏息吧？我听董生说：‘井田虽难以很快实行，也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赈济不足。’限田的说法，大概就出于此；后世没有实行，不是因为它不利于百姓，而是担心百姓不肯把田地交入我们的制度，因而借此发生变乱。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名下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限期三年全部完成；违反者没收入官。’ 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朝三十个庶民的田地。即使不能完全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兼有三十个夫的田地，也已经过多了。限期三年，又是在逼迫困窘平民，使他们自行毁坏产业，不合人情，难以采用。我想稍微制定一个限额，却不夺取他们已有的田地；对于已经超过我所定限额的人，只让后世的人不敢再大量占田超过限额。总之，富裕数世的人家的子孙，有的不能保住产业而重新贫困；那些曾经超过我所定限额的人，田地也会分散到别人手中。有的子孙出来分割田产，超过限额的也就不多了。这样，富民所占的田地减少，剩余土地增多；剩余土地多，贫民就容易取得作为产业，不再被别人役使，各自享有土地的全部收益，收益不分给他人，也乐于把税交给官府。坐在朝廷上发布命令于天下，不惊扰百姓、不动用众人，不采用井田制度，却获得井田的利益，即使周朝的井田，又怎么能远远超过这个办法呢？王遵岩说：‘这些都是有用的文章，深刻通透地了解世故，是贾谊、鼂错一类的作品。’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六 明代　茅坤　撰 《老泉文钞》第十 记、说、引、叙 《彭州圆觉禅院记》翻转旧案的议论，颇有一段风致。人住在这里，一定是因为这里有值得快乐的地方。既然住在这里，就应当以此为乐；不快乐，就不应住在这里。住在这里却不快乐，不快乐却不离开，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上天。君子以享受俸禄而不建立功劳为可耻，以穿着官服却不了解职责为可耻。因此，住在这里却不快乐，我也不过是吐出所吃的食物、脱下所穿的衣服，来逃避天下人的讥笑罢了。上天把形体交给我，是要我用心来驾驭它。今天想去秦地，明天想去越地，天下谁能阻止我呢？所以住在这里却不快乐，不快乐却不离开，是心尚且不能驾驭自己的形体，何况能够驾驭别人吗？自唐代以来，天下士大夫争相把排斥佛教、道教作为言论，所以佛道门徒中想在士大夫之间求得知遇的，往往背叛自己的老师，以求容身于我们之间；而我们的士大夫也喜欢他们来投靠，以礼接待他们。灵师、文畅一类人，饮酒吃肉，以此自行断绝与佛教的关系。唉！回到你的父子关系中去，恢复你的家庭，然后我才允许你背叛你的老师。父子不归、家庭不复，却要背叛老师，这种人一天也不能立足于天下。《左传》说：臣子不可以在外私自结交。季布忠于楚国，虽然不如萧何、韩信那样早有先见，但与丁公的怀有二心相比，就好得多了。我在京师时，彭州僧人保聪来求我认识他，十分殷勤。等我到了蜀地，听说他从京师回来后，穿布衣、吃蔬食，给他的徒弟们做表率已经很多年，而他所居住的圆觉院也治理得很好。一天，他向我讲述他的先师平润的事迹，以及他的院子得名的缘由，请我写一篇记。我赞许保聪没有以背叛老师来取悦我，所以替他写道：彭州龙兴寺的僧人平润讲解《圆觉经》很有奇处，于是用这部经给院子命名。院子起初破败而没有修缮，平润到来后，才得到一块空地来修建堂屋。经过两位僧人，传到保聪。保聪又把邻近几间僧房合并到他的院中，于是建成了现在这样。我写下这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