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五

译《章望之字序》典雅充实。校书郎章君曾因自己的名字叫望之，来请我给他取字，说：‘希望您有所教诲，使我能够因此自我勉励、自我警策。’我给他取字为‘表民’，并告诉他说：‘古代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众人，是因为言语一出便能得到百姓信任，事情一做便能成为世人的法则，他们的举止容貌都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所以，纮綖冕弁用来形成头部的仪容，佩玉、玦、环用来形成行走的仪容，衣裳和黼黻用来形成身体的仪容，手有手的仪容，脚有脚的仪容，作揖谦让、登阶下阶、献酒酬答、俯身仰身，没有一样没有仪容。又显出宽厚柔和、温良敦厚、刚正严肃、果断坚毅的神色，把这些作为仁义的仪容。穿着那样的衣服，乘坐那样的车，站立在朝廷上端正君臣关系，出入宗庙而主持大事，庄严地让人仰望，人人都敬畏他说：‘这就是我们百姓所尊敬的人。’这并不是百姓懂得尊敬君子，而是君子能够自我修养而成为可尊敬的人。然而内在的行为没有充实，德行没有在人们中完备，即使服饰盛大、仪容文饰，百姓也不会尊敬他。名山大川，是一方人的仰望；山川中的高山大河，是天下人的仰望。所以君子的贤德超过一乡，是一乡人的仰望；超过一国，是一国人的仰望；声名功烈显著于天下，是天下人的仰望；功德惠及后世，是万世人的仰望。孝顺、慈爱、友爱、敬悌传遍一乡，古代所谓乡先生，就是一乡人的仰望。春秋时期的贤大夫，如隋国的季良、郑国的子产，是一国人的仰望。身居朝廷中而使奸臣逆子不敢在外面暗中发动，如汉代的大将军；出入担任将相，朝廷以他来决定轻重，天下把安危系在他身上，如唐代的裴丞相，这就是天下人的仰望。他们已经去世，事迹也已经过去很久，但听到他们的名声，想象他们的为人，便觉得仿佛不可企及，皋陶、后稷、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功业可以惠及万世，他们的道术可以作为百王的老师，即使有贤人圣人，也没有谁敢超过他们，周公、孔子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万世人的仰望，而他们也都是作为百姓表率的人。’ 古书说：‘对于贤者，要认识其中重大的、长远的方面。’ 章君的衣冠具有儒者风度，气质刚强而神色仁厚，喜爱学习并且有志向；他外表整洁自持，内在充实而光明，发之于文章，又能辩说博洽、纵横奔放而不流于放荡。这几方面，都可以由他自己选择并努力做到。他本来就能够认识长远宏大之道，我还有什么可以勉励他的呢？只是根据他的志向扩展这番说法，以满足他的请求。《张应之字序》思考要深入细微之处。古书说：‘名字用来确定意义’，说的就是这个吗？名字一定要能够说明意义。世上的士人君子，有了名字却没有可说明的意义，即使加以说明，也不能称述出其深远之处。我的朋友河南主簿张君，名谷，字仲容。‘谷’的意义，是低洼而不盈满，活动而能够回应，深沉而幽深，似乎具有贤人君子的德性；这就是名字能够加以说明的情形。然而我私下曾认为，‘仲容’这个字，不足以表明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意义。大凡以极度空虚来发挥作用的事物有三种，它们的形体各不相同。有形体空虚而能够容纳东西的，如方圆之器；但能够容纳就有容量，所以常有盈满、溢出、毁坏、倾覆的过失。有内部空虚而能在外部发声的，如钟鼓；但发声必须借助外物，所以需要设置簨簴并加以敲击。有形体空虚而能够回应外物的，如空谷；但回应也必须有所凭借，所以常常以自然的极静来接应万物而无穷无尽。士人如果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字，那么他的为人之道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应该把他的字改为‘应之’。因为‘容’只是说明空虚的形状，不如‘应’能够体现‘容’所包含的德性。张君早年以孝廉和文艺在乡里考核品行，被推荐给主管官员；又经过春官选拔考试而得到任用。他深沉而内敛，学问优长、道德充实，已经具备回应外物的能力。然而现在他正担任小官主簿，所回应的事务近而且小，实在还不能使自己的声名发扬出来。我知道，保持空虚以等待事物，那么来临的事物会更加广泛，回应的声响会传得更加深远，哪里能够限量呢？我和张君同以进士身份登科，又一同在这里做官，大家相处时并肩而行，宴饮闲暇时互相交谈，能够用字相互称呼，所以在这件事上不能推辞而保持沉默。谨作此序来替他改字。《郑荀改名序》也自然合乎法度。夏、商、周三代衰微以后，学术废弛，道理不能彰明，于是诸子纷纷出现。自从老子厌恶周朝的乱局，凭借自己浅陋的见识，认为圣人的学术不过如此，开始否定仁义，诋毁圣人的智慧。诸子因此更加肆意发表异说。到了战国，思想放荡而不能回归正道，于是山渊、齐秦、坚白、异同等辩论兴起，圣人的学说几乎就要断绝。最后只有荀卿子运用《诗》《书》的言论，贬斥异说、扶持正道，著书批评诸子，尤其把劝学看作急务。荀卿是楚国人，曾经凭借学问求见诸侯，没有得到任用，退居兰陵养老。楚国人尊敬他。等到战国平定，三代的《诗》《书》还没有完全流传出来，汉代的许多大儒，如贾谊、司马迁之流，没有不充分采用荀卿子的学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学说最接近圣人。荣阳人郑昊，年轻时学习诗赋，考进士已经中第，便放弃了，说：‘这些不值得学习。’开始跟从老师和长者学习，慨然产生仰慕古人而唯恐赶不上的志向。郑君年纪还轻，天性淳朴明达，加上坚强努力的志向，认准正确的道理便拜其为师，没有不努力做到的地方。他将要多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来请我给意见，让他自己选择，于是改名为‘荀’。由此又可见他的志向果断。荀卿没有亲自见过圣人，只是读圣人的书而得到圣人的道理。然而从子思、孟子以下的人，都轻视荀卿；假如让他同子游、子夏一起在孔子门下并进，我不知道谁先谁后。世上的求学者，如果能像荀卿一样，可以说已经会学习了；如果再进一步，那么谁能够阻挡他呢？我既然赞赏郑君善于自我选择并且仰慕荀卿，于是给他取字‘叔希’，并且用这些话勉励他成就学业。

译《送王陶序》解说经义的文章。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而《易》彰显圣人的作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都是《易》所讨论的事情。它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刚与柔。乾卦刚健，坤卦柔顺，是刚柔的重大作用。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交错，刚柔交替处在各自的位置上，于是吉、亨、利、无咎、凶、厉、悔、吝等现象便产生了。刚属于阳，属于德，属于君子；柔属于阴，属于险，属于小人。从乾卦初九变为姤卦，再往上到剥卦，其中五卦都是阴爻，是剥落阳刚的卦。小人的势力增长，是君子静处退让的时候。从坤卦初六变为复卦，再往上到夬卦，其中五卦都是刚爻，是决去柔弱的卦。小人的势力消退，是君子行动进取、出来任事的时候。刚作为一种德性，是君子经常运用的力量。庇护百姓、利于万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功业。卦象发展到泰卦九三、九四之间成为大壮卦，五爻成为夬卦。‘壮’就是强壮，‘夬’就是决断。四个阳爻虽然盛大，却还有两个阴爻；但阳多阴少，所以可以使用强力去攻击它，因此叫作大壮。五个阳爻而只有一个阴爻，阴爻不足以成为直接的对手，只需决去它罢了，因此叫作夬。这样说来，君子运用刚强，应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知道阴险小人必定可以除去，然后用强力进攻并决断。勇猛的人可以冒犯，强硬的人可以使其屈服。圣人对于强壮、决断的作用，必定有所戒备。所以大壮卦的彖辞说：‘大壮，利于守正。’象辞说：‘君子不合礼的行为不去实行。’夬卦的彖辞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象辞说：‘安处于德便能避免灾祸’，用来说明刚强不可独自任用。因此复卦开始便亨通，临卦逐渐增长，泰卦阴阳交合而成为大壮，以众多攻打少数，夬卦乘其衰弱而决去它。君子运用刚强，要有渐进而不失时机，又不能独断独行，必须用正道、礼法、喜悦与和谐来辅助它，这样功业才可以成就；这就是君子行动进取、出来任事的方法。太原人王陶，字乐道，是喜好刚强的人。他曾经憎恶世间阴险而小人多聚居京师，不轻易同人交游，努力学习古道，以此自信自守。如今他初次在易州做官，得到君子行动进取的卦象，所以我写这篇论刚之文赠给他。大壮初九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前进有凶。’夬初九也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便会成为灾祸。’由此可见圣人告诫人们使用刚强，不只在彖辞、象辞中，而且还曾在初爻处深切告诫。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您努力学习、喜好刚强，用来积蓄自己的志向，却还没有真正把它施用于事务之中。如今您将要出发，尤其应当慎重对待开始。《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公极其喜爱写文章，晚年才有这样的体会。我们这些人平生喜欢写文章来自娱，应当对此深刻反省。草木鸟兽作为事物，众人作为人，虽然它们生命的形态不同，但死亡时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灭绝而已。可是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在众人之间、死在众人之中，却唯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中有些人虽然死了却不朽，时间越久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在自身修养，在事业上施行，在言语中显现；这三者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在自身修养的人，无所不得；施行于事业的人，有成功也有不成功；显现在言语中的人，则又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已经施行于事业，却没有表现在言语中，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史记》所传的人物来看，他们难道都一定是善于言谈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业，也没有表现在言语中，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有擅长言语的。至于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弯着胳膊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他同众弟子相处时，整天默然不语，像个愚人。然而当时的众弟子都推重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即使过了几百上千年，后世也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不需要施行于事业，何况需要表现在言语中吗？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见其中列举的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清，可是作品散失磨灭，保存下来的百不存一二。我私下为这些人悲哀：文章华美，言语工巧，却如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落，如同鸟兽的美声掠过耳边。正当他们耗费心思和力量辛苦写作时，同众人忙忙碌碌地经营又有什么不同？忽然之间便死去，虽然有的早有的晚，最终都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消灭。语言是不能依靠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求学的人，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的不朽，却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文字之间，这些人都值得悲哀。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人们的称誉。后来离开我，同众士人在礼部参加考试，取得高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日益进步，仿佛水从地下涌出、山从地上拔起。我想挫抑他的盛气，勉励他思考，所以在他回乡时把这些话告诉他。然而我本来也是喜欢写文章的人，也借此来警戒自己。《送杨寘序》这篇文章应当同韩愈的文章并列看待，并且直接超过它。我曾经患有深重的忧郁之疾，退居闲处，不能医治。后来向朋友孙道滋学习琴，接受了几支宫调曲子，久而久之喜爱上它，不知不觉忘了身体上的疾病。琴这种技艺，本来是很小的技艺；但达到最高境界时，大的声音像宫音，细的声音像羽音，拨弦急奏，忽然变化；急促的曲调凄切而短促，舒缓的曲调舒展而和谐，像山崖崩裂、巨石破碎，像高山涌出泉水，像风雨在夜间突然来到；又像怨夫寡妇的叹息，像雌雄鸟和谐地互相鸣叫。那种忧愁深沉、思虑深远的，是舜、文王、孔子留下的声音；那种悲伤、忧愁、感慨、愤懑的，是伯奇这个孤儿、屈原这个忠臣所发出的叹息。喜怒哀乐，感动人时一定深切而纯正；古代淡泊的言语，以及尧、舜、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的忧患之意，《诗》的怨刺，都没有不同。能够用耳朵听它，用手弹奏它，取得其中的和谐，疏导自己的郁结，抒写自己的忧思，那么感动人的地方，也会达到极高的境界。我的朋友杨君好学而有文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不得志；后来凭借恩荫调任剑浦县尉，处在东南数千里之外，他内心本来就有不平之气。况且他年轻时便多病，南方缺少医药，风俗、饮食又不合宜；以多病的身体，怀着不平的心情，居住在风俗饮食都不适宜的地方，他怎么能够郁郁不乐地长久生活下去呢？然而，如果想要使心情平和来调养疾病，在琴艺上也将会有所收获。因此我写作《琴说》赠给他出行，并且邀请孙道滋斟酒、弹琴，作为送别。

译《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把宋秘书的事迹说成可以成为宰相，或者依据他的家世门第来讨论事情的难易，似乎其中有深浅不同。住在陋巷中的士人，甘心吃藜藿而修养仁义，毁誉不能干扰他的操守，饥寒不能扰乱他的心志。这些在众人看来很难，在君子看来却很容易。生在高门大户，世代承袭显贵的车服，却亲自实行穿布衣、束韦带的生活；骄傲、荣耀、安逸、欲望的快乐，生长在其中却不被这种习惯所溺，天天看见它们在外部显现，却不能动摇内心。这件事即使是君子，也有时会觉得困难。学问和品行足以立身，进取却不停息；才干足以超过别人，志向却更加谦下。这件事即使圣人也认为困难。《尚书》说：‘不要自满。’又说：‘你只是不自夸、不自我夸耀。’以舜、禹那样的明智，尚且把这些作为相互告诫、戒惧的事情，何况在他们以下的人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困难了。广平宋君，是宣献公的儿子。宣献公凭文章成为当世的宗师，在朝廷显达，登上辅弼之位，清明的德行在当时著称，美好的名声流传后世。宋君从小就能自立，不因门第而在人前骄傲。长大以后，学问渊博而好古，写作文章，天下的贤士大夫都称赞、仰慕他的为人；而宋君却常常谦逊自处，好像总觉得自己还不够。他在太学任职，甘心寂寞自守，每天同贫寒士人往来，又跟从先生、国子讲论道德，以求增益自己。生在富贵环境中却不被环境习惯所溺，大概是出于他的天性。能够看见富贵却不在内心受到动摇，是由于天性明达，又经过学习才达到的。进取而不停步，地位越高而志意越谦下。我从他年幼时就认识他，看着他成长；他行动不知疲倦，时间越久而志行越笃定，由此可以知道他将无所不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谁能够阻挡他’吧？我是一个陋巷中的士人，适逢时机奋身而起，侥幸在朝廷占据一个职位，守持贫贱时的节操。面对利害祸福的关头，常常害怕它们会夺走自己的操守。凭我所做到的只是君子认为容易的事，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宋君所做到的是圣贤认为困难的事，是多么难能可贵。那年三月，宋君从京师来，拜访他的舅父，我得以请他到南斋，听他说话议论，因而仰慕他的为人。即使同他终身长久相处，也不会厌倦。他停留了几天便离去；在他离开时，我不能忘记要说的话，于是为他作了这篇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具有超逸的情趣。珍宝潜藏在山川幽深之处，却能够先于群物而在世上显贵，只是因为它具有异于常物的品质。所以珍珠潜藏在泥土中，美玉潜藏在璞石中，不会同蜃蛤、珉石混杂而被弃置，是因为它们先承受了美好润泽的气息，光辉显著地表现于外。士人本来有潜藏在卑微职位中的，和庸庸碌碌的人同进同退、上下周旋，但最终不被混同；他的文章、才能、仪貌所散发的光彩，也有光辉显著而独特显现的地方。然而寻找珍珠一定要到海边，寻找玉一定要到蓝田，寻找贤士一定要到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占据它们的中心，凭借它们的声名，从中选择精华罢了。洛阳是天子的西都，距离京师不过几站驿路，士绅和做官的人杂然居住在那里；它难道不就是珍珠美玉的渊海吗？我正凭借这个地方选择人才，唯独得到了梅君圣俞，难道这就是所谓光辉显著而且精粹的人吗？圣俞志向高远而品行清洁，气质秀美而神色和善，在众人中卓然独立。他最初担任河南主簿，因为同亲属任职有所嫌疑，调任为河阳佐官，常喜欢同洛阳士人交游，所以借办理公务来到这里。我曾同他在嵩山、洛水一带漫游，每当遇到绝壁倒壑、深林古寺，必定一同在其中吟咏；开始时因彼此相得而欣喜，最后则畅快地感到长期熏陶浸润所带来的益处，因此相处很久也不厌倦。后来公务办完，他说要回去，我既为他的离去惋惜，又为他潜藏在小地方、混同于庸庸之流而悲哀；但所谓能够先于群物而在世上显贵，只是因为他具有异才罢了，那么这种光辉显著的才气，难道能够被掩盖吗？《送廖倚归衡山序》近似韩昌黎的风格。天地元气融合凝结而成为山川，山川中秀丽的地方要数衡山、湘水。元气蒸腾便成为云霞，生成树木便成为杞梓。人居住在其中，得到这种精华便成为俊杰。廖秀才出生在衡山南面，得到山川秀丽精华尤其多。所以他的文章如云霞，他的才干如杞梓。他最初以乡贡进士的身份被主管官员举荐，没有中选，于是游历于公卿之间。他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空出馆舍、摆设席位，争相以礼相待、向他表示谦下。如今永兴太原公尤其深知沈正器君。起初太原公镇守秦州时，请廖君同他一起前往；廖君于是赶赴函关，游览秦都。这样西方的士人君子便能够承接、瞻望他的风采了。他在秦地住了好几年，向东将经过京师回乡。我曾经因任上计吏而客居京城，在交通要道上结识廖君，承蒙他把我当作朋友而使我获益。他向西去时，我在国都门外为他饯行；等他这次回来，又在洛阳道路上相见，谈论故旧数日后才分别。山川固然能够产生奇异之物，却不能长期留住它，实在是因为有利于发挥它作用的地方。如今廖君将要出行，我怀疑衡山山麓不能长久留住他。《送曾巩秀才序》既然很看重曾巩的文章，却不把赞许曾巩的话说尽，这正是名公送别秀才文章的规范，合乎文章法度。广文馆的曾生从南丰来到太学，同其他学生一起到主管官员那里应试。主管官员收集众人的才干，掌握着尺度，防止以一套标准考查那些不合尺度的人并把他们弃置。即使有魁伟杰出的才材，只要稍有一丝不合尺度，也会被弃置，不敢录取。幸而遇到好的主管官员，也不过是反过来同众人一样，叹息爱惜，好像取舍并不是自己的事情，推托说：‘主管官员有法度，怎奈他不合标准呢！’主管官员本来不肯自己承担责任，天下人也不因此责备主管官员，都说：‘这是因为他不合制度。’不幸主管官员掌握尺度稍有失误，往往就会多有遗漏而少有得到。唉！主管官员所掌握的果真是良好的法度吗？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考虑改革呢？何况曾生的学业，他大的方面本来就魁伟杰出，小的方面也可以符合尺度，主管官员却把他弃置，真是奇怪！然而曾生不责怪一同应试的人，也不归罪主管官员，告诉我他要回去，打算扩大自己的学问、坚定自己的操守。我起初惊异于他的文章，后来又赞叹他的志向。农夫不责怪年成不好而仍然整治土地、播种，只要勤于应对水旱灾害就够了；一旦有所收获，难道不是很多吗？曾生带着数十万字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的人没有人来求取曾生的文章，但曾生也不以此求取他们。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能够求取曾生吗？可是曾生屈尊来顾念我，这样，京师的人既没有求取他，主管官员又错过了他，而只有我得到了他。在他出行时，我便把这件事写入文章，使人知道，既可以为主管官员的过失叹惜，也可以庆贺我独自得到曾生。

译《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风度韵致跌宕有致。五代初年，天下分裂为十三、四个政权。到建隆年间，有的被消灭，有的衰微，尚存的还有七国。其中蜀国和江南国土地最大。凭周世宗的雄才，三次进军淮河一带，尚且不能攻取李氏政权。蜀国也依仗险要地势作为阻挡，秦、陇、山南都被侵夺；荆国人则退缩着退回峡中，不敢向西窥伺，以争夺原有的土地。等到太祖接受天命，出兵不过万人，攻取两国竟像攻取一个郡县一样，官吏们是多么伟大啊！当时，文初的祖先跟随诸将向西平定成都，后来又向南攻打金陵，功劳最多。当时谈到名将都称说田氏，田氏的功劳记载在史官的文书中，俸禄世代享用于家族，直到如今还没有断绝。天下已经平定以后，将领们无处使用武力。士人君子争相凭借文才儒术进身，所以文初作为将门子弟反而穿着白衣，以乡贡进士身份到主管官员那里应试。彼此处在同一时代，也都是各自遭遇形势而如此。文初辞章学业通达敏捷，为人敦厚清正可喜。这年仲春，他从荆南向西到万州拜见父母，船停在夷陵。我同他登高远望，随后游览东山，探看绿萝溪，坐在盘石上。文初喜爱这里，停留几天才离开。夷陵，据当地地志说：北面有夷山，因此得名。有人说，巴峡的险峻到了这里才开始平缓。大概文初如今所见，还没有见到山川真正的胜景。从这里向上，逆流而上穿过江水湍急处进入三峡，那里险峻奇异、壮丽绝妙，才真正值得喜爱。当王师讨伐蜀国时，军队从两条道路出发：一路从凤州进入，一路从归州攻取忠州、万州以西的地方。如今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当年王师用兵之处。观览这些山川，可以慨然作赋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七 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十九。序、传。《传易图序》欧阳修把《系辞》同《文言》联系起来，而《文言》并非孔子的文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孟子是个好学的人，难道唯独会轻视书本吗？大概是因为他自我感伤不能亲眼见到圣人的著作，而传抄者又失去了原意，无法考察订正，所以才这样说。然而，难道只有书本才会如此吗？我读《经解》，看到其中引用《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读今天的《周易》，其中怎么会有“子曰”这样的说法呢？至于《系辞》，又说：“圣人创设卦象并系上文辞。”想要考察它的真实情况却无法做到，这才知道孟子的感叹，大概是有所激发而发的。有人说：秦朝焚书时，《易经》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唯独没有被焚毁。后来汉朝兴起，其他书虽然重新出现，却大多残缺不全，只有《易经》因此独自完整。然而，考察《经解》所引用的内容，今天的《易经》中却已经没有了，难道今天的《易经》也有亡佚的部分吗？这样也不能算是完整的书。过去孔子的弟子追记他的言论，编成《论语》，在开头必定用“子曰”，是为了区别孔子和弟子的言论。而且孔子的言论并非一件事，他所说的事也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文章连缀在一起便难以排列次序，所以每更换一件事，必定用“子曰”来开头。像《文言》这样的文章，是孔子亲自作的，不应当自称“子曰”。而且《文言》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章本来有次序，何必用“子曰”来开头呢？由此可知，今天《周易》所载的，并不是孔子《文言》的完整篇章。大概汉代的《易》学家，选取其中的文字来解释卦体，至于没有选取的地方，文章便断裂而不相连，所以用“子曰”来开头。那些先说“何谓”，然后又说“子曰”的地方，是讲解经义的老师自己所作的问答之辞，不过是取卦体来作为回答罢了。也像《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先说“何曷”，然后讲述老师所传的话作为解释。如今《上系》中凡是有“子曰”的地方，也都是讲解经义者的说法。这样看来，今天的《易》都出自讲解经义者临时的说法了。幸好讲解经义者所引用的还能载入篇中，不幸的是，那些来不及引用的内容，亡佚的难道还不多吗？唉！经过弟子们相互传授，又经过讲解经义者的取舍，不但保存下来的并不完整，其中伪造错误的失误，又怎能查究清楚呢？所谓“系”，就是有所联系的意思。所以说：“把文辞系在卦爻上，用来判定吉凶。”因此称为“爻”，是说这些文辞分别联系着某一爻。孔子专门把爻辞称为“系辞”，如今却把孔子赞说《易》的文章称作上下《系辞》，这是多么错误啊！卦辞、爻辞，有人认为是文王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说：“圣人创设卦象并系上文辞。”这是指文王、周公的作品为“系辞”，不必再把孔子自己所作的文章也称为“系辞”。何况那些文章大体讲述《易》的总体意义，杂论《易》的各卦；它们的文辞并没有具体系属于某一卦爻，怎么能称为“系辞”呢？这是必然的。自汉代以来，诸儒已经有了这个名称，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弄错了。汉代距离周代最近，不应当发生这种错误；然而汉人所说的“系辞”，难道不是指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今天所谓的系辞吗？《易》中“需卦”的卦辞说：“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艮卦”的卦辞说：“止住腰部，裂伤脊肉”；“睽卦”的卦辞说：“看见猪背负着污泥，车上载着一车鬼。”这些话都险怪奇绝，不是世间通常的言语，也没有可以训释的依据。因此考证求学的人只好根据自己的臆见，随事加以解释，难道真的得到圣人的旨意了吗？《文言》《系辞》中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证据就是这样；至于其中那些不是世间常言、无法考察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只是听从那些出自臆见的说法，难道真的可以完全相信吗？这就是孟子所感叹的“不如没有书”的情形。《易》的传注，比其他经书尤其多；但到王弼为止，后世虽然还有著述者，却未必都是师承相授，只不过传述下来罢了。大体说来，《易》到了汉代分成三派：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传自孔子，有上下两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共成十篇，并且有章句；凡是治有章句的学问，都以田氏为祖。焦赣的《易》没有师承传授，是从隐者那里独自得到的学问，专门讲阴阳占察之术；凡是学习阴阳占察的人，都以焦氏为祖。费直的《易》也没有师承传授，又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来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篇章参入卦文中的，都以费氏为祖。田氏、焦氏的学说在汉末衰废，只有费氏兴盛起来，传到郑康成；王弼所作的注有时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因此王弼实际上是依据郑氏本子作注。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王弼《易》，它的源流出自费氏。孔子时代的古经已经亡佚了。

译《诗谱补亡后序》先生补写《诗谱》中亡佚的部分，不仅可以看出先生潜心于六经之学，也可以同时看出先生如此不埋没郑氏的长处。欧阳先生说：过去圣人已经去世，六经之道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又在秦朝被焚弃。自汉代以来，搜集整理亡佚的篇章，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能够大体完备地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世的学者，沿着前代流传下来的踪迹，考察它们的得失，这样的人或许有吧。假如只是抱着焚书余留下来的残缺经文，在距圣人千百年之后茫然无措，既看不到前代儒者在其间的论说，却想独自建立一家的学说，果真能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前代儒者的论说，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其始末，确实与圣人相抵触，而且严重违背义理、损害经义，不得已而后加以改易，又何必只为了标新立异而互相诋毁呢？毛氏、郑氏关于《诗》的学问已经很博大了。我曾依据他们的笺注考察经文，又用《诗序》《诗谱》加以验证，可惜彼此不合的地方很多。大概《诗》叙述商、周两代，从《生民》《玄鸟》上溯稷、契，下至陈灵公，历经一千五六百年；旁及各国君臣的世系、次序、国土、地理、山川、疆域、图籍，以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还有各地风俗的善恶、方言训诂、国家盛衰治乱、诗歌褒贬的缘由，无所不载。这样看来，谁能保证其中没有错误呢？我怀疑毛氏、郑氏的错误已经很多，但不敢轻率改动，是因为料想他们的说法不只是笺注传解而已；可惜我不能把两家的书全都看到，也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旨意。没有看完他们的书，却想判定其中的是非，就像没有听完一个人的话，却想判断诉讼的是非曲直，能够果断地自行裁决吗？能够使对方一定服气吗？世人说郑氏的《诗谱》最为详细，我寻找它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和秘阁所藏，也没有这部书。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了绛州，偶然得到它。书中有注，却没有署名；然而首尾残缺，从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以前的内容全都亡佚了。书中各国谱系横向书写，更容易发生讹误，全部颠倒错乱，无法再考察。各种诗的《雅》《颂》兼列商、鲁，正风、变风共十四国，但排列次序不清楚。它的意义在于，封国的先后和变风的先后不能不知道。周、召、王、豳都出自周；▯▯在卫、桧、魏之前；没有世家可供考察的，是陈、齐、卫、晋、曹、郑、秦，这是封国的先后次序。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变风的先后次序。周南、召南、▯▯、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这是孔子删诗以前，周太师演奏乐歌的次序。周、召、▯▯、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删去桧风后陈风所处的次序，就是今天《诗经》的次序。当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大略考察《春秋》和《史记》的本纪、世家、年表，又综合毛氏、郑氏的说法，编成《诗图》十四篇。如今便取它来补写郑谱亡佚的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的世系、年代、先后非常完备。根据这些来考察它们的得失，就清楚了。因此仍然保存这些图表，希望借此表明我对于郑氏之学已经尽心了。必须把他的学说全部弄清而发现其中有不能贯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加以论定、订正；我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吗？共补写《诗谱》十五处，补充文字二百零七处，增删、涂改、订正三百八十三处，于是郑氏的《诗谱》又完整了。《删正黄庭经序》无仙子不知道是什么人。他没有姓名，没有爵位和籍贯，世人无法称说他的姓名。他自号无仙子，是为了警醒世上那些学习成仙的人。他说：自古以来只有道，并没有神仙；后世的人知道有道，却不能得到道，不知道没有神仙，却妄想学习成仙，这正是我所悲哀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出生后必然死亡，也是自然的规律。用自然之道来养护自然的生命，不自我残害，不使生命过早夭折，尽享自然赋予的寿命，这就是吉祥的道路，是圣人和智者共同的认识。禹奔走天下，乘坐四种车，治理各条河流，可以说劳累了形体，却活到一百岁。颜子安然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筐饭，喝一瓢水，对外不受外物诱惑，对内心不为情绪所动，可以说达到了最大的快乐，却活不到三十岁。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仁人。劳累形体的人长寿，安于快乐的人短命。大概人的寿命有长有短，都是禀受于天，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只要不自我残害，各自尽享自然赋予的寿命，那么禹和颜子相同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就是所谓用自然之道养护自然的生命。后世贪恋生命的人，为了养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吃草木，服食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华光气。又有人认为外在的事物不足以依靠，转而向内寻求，于是停止思虑、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于吐纳，专门以内守来养神。他们的方法虽然本来出于贪生，到了极致，有时还可以保全形体、排除疾病，仍然胜过放纵欲望、任性而为以损害生命的人，这叫作养内的术法。所以，最高明的人任其自然，次一等的人通过养内来排除疾病，最下等的人妄自打算而贪求长生。世上传称的《黄庭经》，是魏晋时期道士养生的书。它的主旨专在养内，内容多有奇异怪诞之处。因此流传久了，便容易发生讹误。如今家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无法考证。无仙子非常爱好古籍，家中收藏了许多古书文字，把它们作为赏玩取乐的对象。他有一部《黄庭经》石刻本，是晋人永和十三年所书，文字颇为简约，与当今世俗流传的本子相比，独独较为有理，怀疑它得到了真本。于是长叹说：我想用没有神仙的道理晓谕世人，阻止人们学习成仙，可惜我的力量还做不到。我看到世人执着于奇怪讹误的书，想求长生反而损害生命，难道不可悲吗？何况我只需利用自己的赏玩之余，来拯救世人的错误迷惑，又何必吝惜而不去做呢？于是删定、订正各家不同的版本，一概以永和石刻本为定本，对其中难以理解的话略加注释，希望不再让讹误的说法迷惑世人、损害生命。这也不能说毫无益处；至于高尚博雅的君子，难道会从这里取得什么吗？

译《韵总序》文字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小，欧阳公的立意恰到好处，摆脱了自家门派的局限。倕精于制造弓，却不会射箭。羿和逢蒙，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奚仲精于制造车，却不会驾车。王良、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车的人。这就是荀卿所说的技艺达到极致的人，确实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吗？儒者学习圣人，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简约明白。至于把它曲折详尽地阐发出来，用来贯通天下的道理，探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的关系、吉凶和生死等凡是人的重大伦理，那么六经也不能把这些道理全部讲尽，七十子以及孟轲、荀子、扬雄之流，各自极尽辩说，也没有谁能够穷尽它。孔子这样好学，而他所讲述的内容，从尧、舜以后就讲得详细，对于尧、舜以前大概只是略加提及而不详说，难道也是因为有所顾不上吗？儒者所学习的东西，确实既深远又广大，需要花费很多功夫，那么有所顾不上也是合理的。文字学是儒者所使用的工具。它精细到有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的区别，有清音浊音相互生成的规律，还有五方语言风俗的差异。因此儒者没有余暇精研它；那些精通文字的人，往往又不能兼通其他方面。所以求学的人不肯放下自己所从事的学问，专心致力于文字学，这就是所谓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必须等到那些用心专一的人，或许能够精通它，儒者才有所取法。洛阳僧人鉴聿作《韵总》五篇，推究子母、轻重的规律，用来确定四声，考察前代儒者的错误，辨别订正五方语言的讹误。他用心精细，可以说深入到细微之处，就像梳头的人对待头发、纺织的人对待丝线一样，虽然细小而且数量繁多，条理却不混乱。儒者中的学者没有谁能够驳难他。鉴聿通晓《易》，能够知道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以及黄帝、岐伯的医书；其中他最尽心的，就是《韵总》。鉴聿本是儒家子弟，年轻时出家为僧，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一带往来十多年，不轻易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肯顾念。听说某个士人有一项技艺，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求教。他有古代独自行事者那种耿介的节操，正是所谓用心专一的人。他的学问达到这种程度，也是理所当然的。佛教书籍流行于世的有数百万字，其中的文字杂糅夷夏，读者很少能得到它们的真实含义，往往需要加以校正。鉴聿这部书，不仅对我们儒家有所取法，也是想把它传给自己的同道。《孙子后序》这是为圣俞注释《孙子》所作的序，所以他的议论如此。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皞的注，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孙武的书本于用兵，兵法并非只有一种，而以变化无穷为奇，所以解释它的人多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运用智谋都有长处和短处，所作的谋划各不相同，因此有的人会把自己的说法拘泥于偏见之中，但没有超出所谓三家注的范围。三家的注中，陈皞最晚，他的说法常常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慨然自负，最喜欢谈论兵法，只是想亲自试验却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非常博大而详尽。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赞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以及袁氏诸人较量力量并战胜他们，于是与吴、蜀分据汉土而称王。传说魏国诸将出兵千里，每次坐下来谋划胜败，曹公都授予他们已经算定的方案，诸将照着使用，十次中不会错一次；只要有一次违背，军队就会立即败退。因此魏国时代用兵，全部依据曹公的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到了这种程度。杜牧说，曹公注释《孙子》尤其简略，大概是吝惜自己所得的心得，所以另作了一部书。这说明曹公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经拿自己的书去求见吴王阖闾，阖闾采用他的兵法，向西打败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称霸诸侯。假如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兵书，也不过达到强国称霸的程度；等到曹公运用它，却也最终不能消灭吴、蜀。这难道是孙武的兵法只到这里为止吗？还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把它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呢？后世的学者，只看到他的书，又各自被自己的见解牵制，所以注释虽然很多，真正切合原意的却很少。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孙武的书说：“这是战国时代相互倾轧的学说。三代王者的军队，以及司马所说的九伐之法，孙武都比不上。然而我也喜爱他的文章简约而意义深刻；他讲行军用兵、判断敌情、制胜取胜，也都有法度；他的言语很有次序，但注释者把它弄乱了，有时失去他的原意。因此我自己作注，把所有拘泥于偏见的说法都排除，附以自己的意见加以阐发；这样以后，孙武的说法就不会再被弄乱，而能明白显现。”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同三家注并传后世，后世取用其中学说的人，往往会更多地取法我的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厚平和，穿戴举止，完全是一个儒者的样子。后世人看待他的书，若把他怀疑成像太史公所怀疑的张子房那样的壮士，有什么不同呢？

译《续思颍诗序》前辈的风度韵致自然流露。皇祐二年，我正在留守南都，已经约定梅圣俞在颍上买田。他的诗说：“悠闲地弹琴饮酒，追逐捕鱼垂钓，上下林谷，相互攀登。趁身体还强健，开始享乐；不要等到衰老生病，必须靠人搀扶。”这大概就是我本来的志愿。当时我四十四岁。后来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回到朝廷，于是进入翰林院任学士。匆匆七八年间，归隐颍上的志愿虽然没有时间实现，却没有一天稍稍忘记。因此他的诗说：“请求退职，应当趁身体还强健的时候；回头看我已经蹉跎到衰老了。”这是感叹先前的话还没有实现。当时我五十二岁。从此又错误地被选拔提升，惭愧地厕身于二府，继而历事三朝。大概从嘉祐、治平年间起，国家多有事情，本来就不是臣子敢于自行谈说个人愿望的时候；而我没有才能却窃居职位，诽谤和罪责已经满身。幸赖天子仁厚圣明、聪慧明察，辨明查清诬陷污蔑，始终保全我的进退行藏，前后十二年。如今我六十四岁，大概自有蹉跎的感叹，又过了一纪。期间我在亳州，幸而遇到朝廷无事，内外安宁，而我又不在承担责任的位置上，认为这是臣子可以退隐而不受嫌疑的时候，于是才敢说出个人愿望。天子怜悯我，认为我的年纪还不算老，说还可以勉力任事；因此我上奏请求封还官职十次，六次受到诏书劝谕，却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如今皇上又哀怜我，察知我确实已经生病而且衰老，既不责怪我逃避政事，又委曲地顺从我的私愿，准许我免去职务，并让我兼得蔡州，把这些地方交给我以求暂时安适。这是君父胸襟广大、宽厚仁慈的恩德，是成全万物愿望、覆盖包容并养育万物的恩典。又使蔡州、颍州相连成一片，因此我得以把这里作为逐步归老的地方，希望稍稍偿还早年的愿望，这又是莫大的幸运。当初陆子履把我从南都到任中书期间所作的十三篇诗称为《思颍诗》，刻在石上。如今又得到我在亳州和青州所作的十七篇，便把它们附在后面。从南都到任中书共十八年，得到十三篇；在亳州、青州三年，得到十七篇。这可以看出我的年纪越来越老，疾病越来越重，所剩的日子越来越短，内心越来越急迫，所以说的话也越来越多。希望读者知道，我在身体强健时便有归隐的志愿，却直到衰老以后还没有偿愿，希望不要讥笑我兑现诺言太晚。《礼部唱和诗序》即使是文章中较小的部分，也有很好的兴致。嘉祐二年春天，我有幸和五位同僚在尚书省礼部一起考察天下贡士，共计六千五百人。大约整整五十天不能同外界往来，于是我们有时在其中一起写作古体诗、近体诗以及长短歌、杂言诗，希望这也算是所谓群居闲处时的言谈文字，同时可以宣泄郁结、消除疲倦。所以这些诗写得容易而平近，选择也不精细；然而反复缠绵，似断似续，有时又发出奇异的情趣，夹杂着诙谐、嘲弄、笑谈。到了极精妙处，往往也能达到精微的境界。君子从人们那里广泛取材，即使是滑稽鄙俗的内容，尚且有时不舍弃，何况诗呢？古代的三百篇诗，内容无所不有，只是放纵却不放荡，欢乐却不流于放浪，最终归于正道，这正是它可贵的地方。因此按次序编录下来，共得一百七十三篇，流传给六家。唉！我们六个人的志气可以说很盛了。然而强壮的人有时会衰老，衰老的人有时会更加老去；我们出仕或退隐、离别或相聚，各有不同，这些诗足以让我们追念从前，握手相视而笑、共同取乐；至于感慨地合上诗卷而流泪叹息，也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即使如此，难道它只能做到这些就停止了吗？读它的人一定会有所取法。《集古录目序》欧阳公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古物。近来我读王廷尉的古书画题跋，也很有欧阳公的风致。不过，也是因为有力量而且坚强，所以才能做到这样。事物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的人得到。有力量却没有爱好，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很近、很容易取得，也有可能得不到。象、犀、虎、豹等蛮夷山海间的动物，虽然是会杀人的野兽，但它们的牙齿、角、皮革却可以搜集而占有。玉出产于昆仑山，距中国在万里流沙之外，经过十多个翻译才能送到中国。珍珠出产于南海，常常生在深水之中，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形貌和肤色都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便被蛟龙鱼鳄吞食。金矿在山中，必须凿得很深，矿洞很远，带着火把和干粮才能进去；山崖崩塌、洞穴堵塞，便埋葬在其中的人，通常有几十至上百人。事物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常有死亡的灾祸，往往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世上却常常能够兼收并蓄。凡是喜爱某种事物而又有力量取得它，就没有得不到的。汤王盘、孔子鼎、岐阳的鼓，岱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铭、礼器、铭文、诗、序、记，甚至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特、雄伟、华美、精巧可喜的东西。它们距离人并不遥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兵火，便湮没磨灭，散落丢弃在山崖、废墟、荒草之间，一直没有人收拾，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但他的力量又可能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爱好更强的，爱好没有比专一更强的。我天性专一而又嗜好古物，凡是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对它们没有欲望，因此能够把自己的爱好专一地放在这里。爱好既然深厚，力量即使不足，仍然能够把它们取得。因此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险峻山崖、绝深山谷，荒林破墓，以及神仙鬼怪和传说中的奇异事物，没有不搜集的。把它们汇编成《集古录》，又认为辗转传抄会失去真实，所以依据石刻本或原本收藏它们。书中有卷册的次序，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因为所取太多而且尚未停止，所以随着得到什么便记录什么。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必然散失，于是摘录其中的大要，另编成《录目》，并把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互相校正、补正其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一并载入，传给后世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小心拘泥于此呢？”我回答说：“满足我的爱好，赏玩着它们直到老去，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种道理来改变那种道理。

译《桑怿传》这篇文章本来是在摹拟司马迁，可惜桑怿的事迹只涉及捕盗罢了。假如为《史记》中所记载的名贤作传，难道会只有这些吗？桑怿是开封府雍丘人。他的哥哥桑慥，曾经考中进士，很有名声。桑怿也考进士，两次都没有考中，便离开家乡游历汝、颍一带，得到龙城几顷荒废的田地，回来后努力耕种。遇上灾年，汝州附近各县盗贼很多。桑怿告诉县令，愿意担任耆长，往来乡里，察访奸民。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告诫他们说：“盗窃是不可以做的，我在这里，就不容许你们这样做。”年轻人都答应了。有个乡里的老人父子死了，还没有入殓，盗贼夜里剥走了他们的衣服。老人胆怯，又没有别的儿子，不敢到县里告发，只能让尸体赤裸着，无法安葬。桑怿听说后很悲痛，但怀疑是年轻人王生所为，便夜里进入他家，搜查他的箱子，不让他察觉。第二天遇见王生，问他说：“你答应我不再做盗贼了，如今又盗取乡里老人父子的尸体，难道不是你吗？”年轻人脸色变了，立即把他推倒在地并捆住他，追问共同作案的人，王生指认了某个年轻人。桑怿叫壮丁看守王生，又亲自骑马去抓捕被指认的年轻人，送到县里，他们都依法伏罪。又有一次，他到郏城，遇见县尉正要出门捕盗，县尉邀请桑怿饮酒，便和他一起走到盗贼藏身的地方。县尉胆怯，假装不知道，从旁边经过。桑怿说：“盗贼就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往别处去呢？”他下马独自格杀数人，于是把其余盗贼全部擒获。又听说襄城有十多个盗贼，便独自带一把剑前往，杀死数人，擒获其余盗贼。汝州附近的县因此没有了盗贼。京西转运使上奏这件事，授予他郏城县尉。天圣年间，河南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上奏调他担任渑池县尉。崤山是古代的险要之地，多为山路，其中青灰山尤其险阻，是盗贼所依仗的地方。恶盗王伯藏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危害附近的县。此时王伯的名声已经传到朝廷，巡检人员都被授予捕捉他的名义。桑怿到任后，巡检人员伪造诏书给他看，打算把王伯诱骗出来。桑怿相信了，没有怀疑诏书是假的，于是侦知王伯所在，挺身进入盗贼中间，招抚王伯，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多天，取得他的信任后才出来。巡检人员反而率兵在山口拦截他，桑怿几乎不能自行脱身。桑怿说：“巡检被授予捕盗的名义，是害怕不能立功罢了；不如把王伯交给巡检，让他们自己去邀功，我不再替自己申说。”巡检把王伯俘获献到京师，朝廷知道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贬黜巡检，任桑怿为县尉。一年多以后，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年间，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盗贼逐渐兴起。其中有二十三个恶盗，无法捕获。枢密院用传召令把桑怿召到京城，授给他二十三人的姓名，让他前去捕捉。桑怿谋划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声，一定已经逃散；一旦逃散，就难以捕捉了。应当先向他们显示怯弱，到了那里就关闭栅门，告诫军吏不许有一个人擅自出去。”住了几天，军吏不知道该做什么，多次请求出去立功，都被他拒绝。不久，他夜里和几个士卒换上盗贼的衣服出去，沿着盗贼曾经走过的地方寻找踪迹，进入百姓家中，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个老妇人留下来，为他们做饭，把他们像真正的盗贼一样供奉；他们于是回来。又关闭栅门三天，再次前往，便取用老妇人准备的食物，吃完后把剩下的送给她。老妇人已经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盗贼，于是他们渐渐接近老妇人，同她谈话，问到那伙盗贼。老妇人说：“他们听说桑怿来了，起初害怕，都逃走了。后来又听说桑怿关闭营门不出来，知道他不值得害怕，如今全都回来了。某人在某处，某人在某地。”桑怿把他们全部查探出来。又过三天，他再去，带着丰厚的礼物送给老妇人，于是把实情告诉她说：“我是桑怿，劳烦老妇人为我查明实情，千万不要泄露。三天后我还会再来。”又过三天，他前往，老妇人已经确实查明了情况。第二天早晨，桑怿部署军士，派若干披甲人到某处，在某地捕捉若干盗贼，又到另一处捕捉某盗贼。其中最强悍的盗贼在某处，他便亲自骑马赶去，士卒来不及跟随，只有四名骑兵追赶他；于是同盗贼相遇，他亲手杀死三人，二十三个盗贼在一天之内全部被捕获。二十八天后，他回到京师复命。枢密院的吏员对他说：“给我银子，我替你谋求阁职。”桑怿说：“用贿赂取得官职，不是我想要的；何况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也绝不会这样做。”吏员大怒，把他的功劳档案藏起来，以免他获得升迁，命令把他送交三班。三班按照惯例把他同兵马监押相提并论，还没有出发，恰逢交趾獠人叛乱，杀死海上巡检昭化，各州都戒备起来。先前派去的几批人都不能平定，于是命令桑怿前往，他亲手把叛贼全部杀死。回来后，才授给他閤门祗侯。桑怿说：“这次行动，并不只是我的功劳；职位上有在我之上的人，我只是他的佐助。他留下而我回来，如果我的赏赐丰厚而他的赏赐轻微，岂不是会让人怀疑我夺取他的功劳来夸耀自己吗？接受这种赏赐只会使我内心惭愧，我要把赏赐让给职位在我之上的人。”他把奏章草稿给我看，我对他说：“你即使谦让，朝廷也一定不会听从，只会因为你喜好名声、假意求取而受到讥讽。”桑怿叹息说：“我也考虑过，但士人只要看自己的内心怎样，就应当相信自己的内心去做，讥讽怎么能成为累赘呢？如果想要躲避名声，那么所有善事都不能做了。”事情结束后，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最终他还是谦让了，但朝廷没有听从。桑怿虽然考中进士，却不太通晓书本，但他的所作所为都合乎道理，这类事情很多。他起初住在雍丘，遇到大水，家中有两仓粮食，正要用船运走时，看见百姓逃避水灾、有人将要溺死，便丢弃自己的粮食，用船去救他们。他看见百姓遭遇荒年，便聚集乡里人供养他们，粮食吃完才停止。桑怿擅长剑术和铁简，力气超过数人，却很有谋略；遇见别人时常常显得畏缩，好像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身材并不高大，也只是自行修饰仪容威势，说话像是不愿从口中说出；突然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竟然强健勇敢。庐陵人欧阳修说：“勇力是人都可能具有的，但能够知道怎样使用勇力的人却很少。像桑怿这样，可以说是义勇之士；他的学问不深却能做到这些，大概是天性如此。”我本来就喜欢记载人物事迹，尤其喜爱司马迁善于作传；他所写的都是伟大壮烈、奇特有节操的人，我喜欢读他的作品，也想学习他的写法，却奇怪如今像司马迁笔下那样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后来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司马迁的书并没有欺骗我们；也知道如今本来就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们没有全部知道罢了。桑怿的所作所为很壮烈，却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像司马迁的书那样，使读者读了喜欢。姑且把他的事迹编排记述下来。

译《六一居士传》文章气度旷达，欧阳公用来自我排遣解脱的地方就在这里。六一居士当初被贬到滁州山中，自号醉翁。年老而且衰弱多病，将要在颍水之上退休，于是又改号为六一居士。有位客人问：“六一是什么意思？”居士说：“我家收藏书籍一万卷，辑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一张琴，有一局棋，并且常常放着一壶酒。”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居士说：“加上我这个老翁老在这五种东西之间，难道不就是六一吗？”客人笑着说：“你是想逃避名声吗？却屡次更改自己的名号，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害怕影子而在阳光下奔跑的人。我要看着你快跑得气喘口渴而死，名声却仍然逃避不了。”居士说：“我本来知道名声不可能逃避，却也知道不必逃避。我取这个名号，只是姑且用来记下我的快乐罢了。”客人说：“这种快乐怎么样呢？”居士说：“我的快乐哪里说得尽呢？正当我从这五种东西中得到意趣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迅雷击破柱子也不会惊惧；即使洞庭原野上响起九奏之乐，即使在涿鹿原野观看大战，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快乐和舒适。然而我常常忧虑不能在这五种东西之间尽情享受快乐，是因为世间事务给我造成牵累的太多了。其中最大的有两件：官服车马、圭玉印绶，使我的形体劳累在外；忧患思虑，使我的内心劳累在内。这样即使身体没有生病，也已经憔悴；心还没有衰老，却先衰弱了，哪里还有空闲顾及这五种东西呢？”即使这样，我向朝廷请求退休已经三年了。有一天，天子怜悯我，赐我退休，让我得以同这五种东西一起回到田园住宅，希望能够实现早年的愿望。这就是我记述此事的原因。客人又笑着说：“你知道官服车马、圭玉印绶会使形体劳累，却不知道这五种东西也会使心神劳累吗？”居士说：“不是这样。被那些东西牵累，既然已经使形体劳累，又增加了忧患；被这五种东西牵累，形体已经得到安逸，又没有忧患。我将选择哪一边呢？”于是和客人一起起身，握手大笑说：“把这些放在一边吧，不值得细细计较。”过了一会儿又叹息说：“士人年轻时出仕，老了便退休，大概有不到七十岁就退休的。我一向仰慕这种做法，应该离去，这是第一条理由。我曾经在当时被任用，却始终没有什么声誉，应该离去，这是第二条理由。年轻力壮时尚且如此，如今已经老了又病了，却还要凭难以支撑的筋骨，贪恋超过本分的荣禄，这将违背平素的志愿而自食其言，应该离去，这是第三条理由。我有三条应该离去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五种东西，也应该离去了，还能再说什么呢？”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八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二十 记 《仁宗御飞白记》文章在不着意经营的地方，反而有一片浑厚雄健、冲淡自然的精神。治平四年夏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借道汝阴，于是得以在子履的居室中观看书法。只见皇帝的墨迹光彩灿烂，仿佛同日月交相辉映，我因此整理衣冠、肃正容貌，拜了两拜之后才敢抬头仰视；原来这是仁宗皇帝亲笔书写的飞白字。我说：“这是宝文阁收藏的东西，怎么会在您的居室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随从的大臣，并把飞白字赐给他们，我有幸也得到一幅。我长期困顿于世间，年轻时不被时俗所喜爱，遭人流离、驱逐、贬斥十多年，能够没有老死在江湖之上，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政治清明、勤于学习、乐于培育天下人才的天子。他不遗弃一个卑微的臣子，使我能够同群贤一起在儒学馆中交游；当时天下无事，年年丰收，百姓安乐，天子悠闲清静，不亲近声色，正同群臣从容享受翰墨之乐，而我在这个时候私下获得这项赏赐。这不仅是一个小臣的荣幸，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您应当替我把它记下来。”我说：“仁宗的德泽滋润万物四十多年，即使没有知识的田夫野老，也还能够在田垄之间悲歌思慕他，何况儒臣学士得以瞻望圣上的清明光辉，纷纷蒙受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的人呢？” 于是我们相对流泪，把这件事记写下来。美玉藏在石中，珍珠藏在深渊，它们的光辉气象常常显露在外。因此山色发光便有白虹，水色变化便呈现五彩，都是至宝所在的征兆。如今御书收藏在子履的居室里，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有荣光升起照耀天空的地方，必定就是御书所在之处。《御书阁记》叙事一类，近似太史公。醴陵县向东二十里有一座宫观，名叫登真。宫观前有山，世代相传仙人王乔曾在这里炼药。唐开元年间，神仙道家的学说兴盛，天子亲自书写“登真”六个大字赐给宫观，悬挂在这里。太宗皇帝时，下诏访求天下前代的名山异迹，又尤其喜爱书法，听说登真宫有开元年间所赐的字，十分奇异，便取到京师观看，过后又归还，并另赐御书飞白字，让宫观收藏。后来登真宫遭遇大火，只有飞白书保存下来。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打开自己的私藏书箧，变卖所得购买工料，把宫观全部恢复旧貌；又建造楼阁，量得若干尺，用来收藏御赐书法，并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的故人、处士任君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前来请求我写文记载，前后十多次请求而不懈怠。我所掌管的职方，主管天下图籍，考察图籍加以验证，醴陵境内老氏、佛氏的居处共有八十处，所谓登真宫的传说全都相符，于是为它写了这篇记。老氏与佛氏的学说，都流传于世很久了；做他们门徒的人，常常互相诋毁攻讦，好像不能在世间并存。两家的学说都受到我们儒者的排斥，本应合并力量来抵御守护自己，却反而互相攻击，只怕不能削弱对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关于死生性命的主张彼此相违，所以才这样吗？因此，两家学说各自的兴衰，随时代的好恶而变化，即使善于辨析的人，也不能把两种学说合并为一。至于喜欢建造宏大的宫室来向世人夸耀这一点，两家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然而佛家能够控制人情，用祸福来鼓动人心，趋附它的人常常众多而且势盛。老氏却只喜欢谈清静，远远离开灵仙飞化的方术；这类事情幽深隐秘，无法考究，所以常常以淡泊无为作为要务。因此，凡是佛教发动人心、兴办事业，形成声势非常容易；道家若不是遇到君主的爱好和崇尚，就不能独自兴盛。在这种情况下，仍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至废弃的，难道不比一般道徒更贤明吗？彭知一就是这样的人。庆历二年八月八日，庐陵欧阳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