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四 明代茅坤撰 《东坡文钞》二十八 说、赋、祭文、杂著 《稼说》【送张琥】归根于学习而有所见识 你何曾观察过富人种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美而且多，粮食充足而且有余。田地肥美而且多，就可以轮换休耕，使地力得到恢复；粮食充足而且有余，播种通常不会错过时令，收割通常等到成熟。因此富人种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谷少而果实多，长期储藏也不会腐烂。如今我家有十口人，却共同耕种一百亩田，每一寸土地都要取尽它的收成，日日夜夜盼望它。锄、耰、铚、艾等农具接连不断地在田地上作业，密集得像鱼鳞一样，地力已经耗尽了。播种常常不能及时，收割常常不等到成熟，这样难道还能再有好的庄稼吗？古代的人，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大大超过今人。他们平日用来修养自己，不敢轻易施用，等待它成熟，忧勤谨慎，就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弱小的，培养到刚强；空虚的，培养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来做官，五十岁以后才获得爵位。在长期困屈中积累信用，在十分充足之后才发挥出来；在积蓄满溢之后流露出来，在持守盈满的最后阶段才发用。这就是古人远远超过今人的原因，也是如今君子不如古人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有志于学习，不幸很早就取得了一点成就，和您同年。您的成就，也不能说不早。如今我即使想以不足自居，众人却已经妄自推许我了。唉！您还是离开这里，专心致力于学习吧！广泛地观察，简约地选取；深厚地积累，谨慎地发抒。我对您的告诫就到这里。您回去时经过京师，可以去问问，有个叫“辙、子由”的人，是我的弟弟；也把这些话告诉他。《刚说》公晚年经历世事和许多变故，所以写下这样的话。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木讷，接近仁。”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仁德很少。”所爱好的刚强，并不是爱好它的刚强，而是爱好它所包含的仁；所厌恶的奸佞，也不是厌恶它的巧佞，而是厌恶它的不仁。我平生遭遇很多灾难，常常亲身验证这一点。凡是使我免于困厄的人，都是平日令人敬畏的人；把我推入险境的人，都是往日令人喜欢的人。因此我知道刚强的人一定有仁德，奸佞的人一定没有仁德。建中靖国初年，我从海南回去拜访故人，询问他们的生死存亡，追述一生所见的刚强之人，其中有的已经不幸去世了。像孙君介夫，名立节，真可以说是刚强的人。当初我的弟弟子由任条例司属官，因为意见不合而辞职离去。王荆公对孙君说：“我的条例司正应当得到像您这样开明敏达的人。”孙君笑着说：“您过奖了，应当寻找胜过我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不会肯做条例司的官了。”王公没有回答，径直起身进屋。孙君也快步出去了。孙君任镇江军书记时，我当时任钱塘通判，往来于常州、润州之间，曾在京口见到他。新法刚开始实行时，监司都是新进的年轻人，驾驭属吏像捆绑湿东西一样严厉，不再以礼对待士大夫，却唯独敬畏孙君。他们说：“这个人敢于抗拒丞相，本来就不该做条例司官。” 谢麟负责处置溪洞事务，州守王奇与蛮人作战而死，孙君任桂州节度判官，负责审讯被指控有罪的吏士。谢麟于是把大小使臣十二人收捕交给孙君，并且审讯后准备把他们全部斩首。孙君坚持认为不可以，谢麟用言语侵犯他。孙君说：“审理案件应当依据情实，官吏应当遵守法律；拖延阻挠、不进兵的罪过，在于各位将领。他们既然已经服罪，难道其余的人可以全部杀掉吗？如果一定要违法杀人，那就由经制司自己办理，我与此有什么关系？”谢麟上奏说孙君抗拒，孙君也上奏揭发谢麟侵犯狱事。刑部按照孙君的意见判定，十二人都没有被处死，有的还因此升了官。我因此更加知道刚强的人必定有仁德。如果没有仁德，能凭一句话使十二个人从必死之中活下来吗？孔子当时可以说君子很多，却说“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正是说明刚强之人的难得竟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世人却说“大刚则折”，士人只忧虑自己不刚强罢了；长期培养、成就刚强之德，还恐怕不足，难道反而应当担心它太刚强，害怕它折断吗？折断与否，是天命，不是刚强本身的罪过。提出这种说法的，是鄙陋而患得患失的人。孙君一生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我只写下这两件，留给他的儿子勰、勴，说明刚强的人必定有仁德，以此证明孔子的说法。前赤壁赋 我曾说东坡的文章是神仙之作，读这两篇赋，使人产生遗弃尘世的想法。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苏子和客人乘船游览赤壁之下。清风徐徐吹来，水面没有兴起波纹。举起酒杯劝客人饮酒，朗诵《明月》诗，歌唱《窈窕》一章。不一会儿，月亮从东方山上升起，在斗宿、牛宿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露气横在江面上，水光与天色相接。任凭一叶小舟随意漂流，越过茫茫无际的江面。浩浩荡荡，像凌空驾风而行，却不知道将停在哪里；飘飘然，像遗弃尘世而独立存在，羽化成仙飞升而去。于是饮酒非常快乐，敲着船舷唱歌。歌唱道：“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破清澈的月光啊逆流追逐水中的流光。我的心怀多么悠远啊，遥望美人啊她在天的另一方。”有个客人吹洞箫，随着歌声应和。箫声呜呜，像哀怨，像思慕，像哭泣，像诉说。余音袅袅不断，如同细丝连绵不绝，使幽深山谷中的蛟龙起舞，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苏子神色忧愁，整理衣襟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箫声这样悲凉呢？”客人说：“月亮明亮，星星稀少，乌鹊向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水相互缭绕，草木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郎困住的地方吗？当他攻破荆州、攻下江陵，顺流向东时，战船首尾相接绵延千里，旌旗遮蔽天空，面对长江洒酒祭奠，横握长矛吟诗，本来是一代英雄，如今又在哪里呢？” 何况我和您在江边捕鱼砍柴，以鱼虾为伴、以麋鹿为友，驾着一叶小舟，举起葫芦做的酒器互相劝饮。把如蜉蝣般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粒粟米。哀叹我们生命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无穷；想要携同飞仙遨游，抱着明月长存。知道这些愿望不可能骤然实现，只好把箫声寄托给悲凉的秋风。”苏子说：“客人也知道水和月亮吗？流逝的水像这样流去，却从未真正离去；月亮有盈有亏，最终却没有增减。若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万物连一瞬间都不能保持不变；若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况且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如果不是我所有的，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便成为声音，眼睛遇到它便成为景色；取用它们没有禁令，享用它们也不会枯竭，这是造物主无穷无尽的宝藏，也是我和您共同享受的东西。”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已经吃完，杯盘散乱；大家相互枕着靠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后赤壁赋 萧瑟

译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步行出发，将要回到临皋，两个客人跟随我经过黄泥坂。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人的影子映在地上，抬头看见明月，回头相视而为此高兴，一路边走边唱，彼此应答。不久我叹息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肴；月色洁白、清风凉爽，这样的美好夜晚该怎么办呢？”客人说：“今天傍晚，我们撒网捕到鱼，鱼嘴大鳞细，样子像松江的鲈鱼。只是到哪里去弄到酒呢？”回去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收藏很久了，来等待您不时的需要。”于是带着酒和鱼，再次游到赤壁之下。江水发出声响，断裂的江岸高达千尺。山显得高，月显得小，水落下去，石头露出来。距离上次赤壁游览才过了多少天，江山却已经再也辨认不出了。我于是提起衣襟登山，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丛生的草木，坐在虎豹形的岩石上，攀登虬龙形的山岭，攀住鹘鸟栖息的高险巢穴，俯视水神冯夷的幽深宫殿。两个客人不能跟随我到这里。我突然放声长啸，草木都震动起来，山谷彼此回响，风刮起，水涌动。我也悄然悲伤，肃然恐惧，觉得凛然而不可久留。于是返回登船，任船漂浮在江心，听凭它漂到哪里便在哪里休息。当时夜将近半，四面看去一片寂静。恰好有一只孤鹤横过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那么大，黑色的裙裳、白色的衣裳，嘎的一声长鸣，掠过我的船向西飞去。一会儿客人离去，我也上床睡觉。梦见一道士，穿着羽衣翩翩而来，从临皋下面经过，向我作揖说：“赤壁之游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啊，原来我知道了！昨天夜里飞鸣着从我船边经过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头笑了，我也惊醒过来。打开门看去，却不见他的踪迹。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文忠公最了解子瞻，而子瞻写下这篇文章祭奠他，眼泪仿佛已经流入九泉了。呜呼，悲痛啊！您生在世上，共六十六年。百姓失去了父母，国家失去了年高德劭的重臣，斯文有了传承，学者有了老师。君子有所依恃而不恐惧，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胡作非为。譬如大河高山，看不见它们运动，却无法计算、无法完全知道它们给万物带来的功利。如今您去世了，百姓幼子没有可以仰赖荫庇的人，朝廷没有可以考察疑难的人。斯文变成了异端，学者竟至于用夷狄之学。君子把无所作为当成善事，小人却洋洋得意，自以为遇到了得志的时代。譬如深渊大泽，龙已离去、虎已远走，便有各种怪异纷纷出现，鳄鱼起舞，狐狸哀号。从前您还没有被任用时，天下把它当作忧患；等到您被任用，又嫌您来得太迟。等到您辞去职位离开时，没有人不希望您再次被任用；直到您请求退休回乡，没有人不惆怅失望，却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只庆幸您的身体还没有衰老。谁能想到您竟不再对这个世道抱有心意呢？突然一去便没有人能挽回您，难道是厌恶世道混浊，洁身而逝吗？还是百姓没有福分，上天不肯把您留下？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德而退隐，不是您就没有人能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能，凭借机缘出入您的门下，接受您的教诲，至今已经十六年了。听到您的丧讯，按道义本应匍匐前往吊祭，可我贪恋俸禄而不能离职，面对古人却惭愧而扭捏不安。只能把这封千里之外寄来的祭文，寄托一点哀思罢了。上可以说是替天下悲痛，下也可以说是为我个人哭泣。呜呼，悲痛啊！希望您享用这祭品。祭魏国韩令公文 韩公这篇祭文，在当时首屈一指。上天生下元圣，必定为他安排辅佐者；神明掌管其事，不约而同地使他们相遇。自从尧、舜、禹、稷相继出现，直到仁宗皇帝飞龙在天，韩公考中进士，年少而才华出众，执笔入侍。那时，董仲舒、贾谊正将被任用，西夏盗乱兴起，四方骚动不安。皇帝因此不再宽赦，授予韩公斧钺之权，前往督率西方军队。那时，方叔、召虎入朝辅佐兵政，出外镇守大邦，恩威并施；如春雨秋霜，军队得到训练，百姓安定，四方夷狄屈服归降。那时，韩公像临淮侯、汾阳王一样，皇帝在明堂准备推行王政，群臣奏报功绩，事情几乎全部成功，于是从北方召回他，交付枢密机要。那时，韩公又像萧何、曹参、魏相、邴吉，二帝陵寝之事关系重大，天下惊惧忧苦，顷刻之间，时而有雷有风，时而关系存亡，时而关系战争。那时，韩公又像伊尹、周公，功成之后退下；三镇安定休兵，天下却嗷嗷待哺，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毕公身在外地，心却在王室。房公将死，征讨辽国的计划又兴起。呜呼，悲痛啊！六月甲寅这天，百姓失去了福分，国家丧失了宗臣。我们有百姓，谁来教导他们？我们有子孙，谁来保护他们？巍巍堂堂的重臣，难道再也没有了吗？韩公这样去世，我也没有盼头了！痛哭流泪，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前我的先父在东京去世，韩公作了两首诗，为他的出行祭奠，文章追配典诰，议论极尽皇王之道。韩公一开口，谁敢更改评论？后来轮到我这个不肖之人，您把我当作国士看待；不是我自己知道自己，实在是您看出了我的才能。我们父子兄弟，都出自您的门下，您不要求我们报答，我难道会忘记您的恩德吗？如今只有这些眼泪，确实是在哀悼这个人。祭桌上有肉，酒樽里有酒。您归于天上，难道还能听见我的话吗？呜呼，悲痛啊！问养生 近来得到一位有道之人的说法 我向吴先生询问养生之道，得到两句话：一是和，一是安。什么叫和？他说：“您没看见天地运行寒暑吗？寒暑到了极点，可以折断胶、熔化金属，而万物并不因此生病，因为它的变化很微小。寒暑的变化，白天和太阳一起过去，夜晚和月亮一同奔驰，俯仰之间屡屡变化而人却不知道，这是变化微小到了极点、和谐到了极点。假使这两个极端相互接连而且逼迫着到来，人早就死了。什么叫安？他说：“我曾经从牢山乘船渡海到淮河，遇到大风。船上的人像附着在桔槔上一样随船上下，像踩着车轮前进一样，反复颠倒、旋转混乱而不能停止。但我的饮食起居和往常一样。我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是不和风浪争执，任凭它怎样运行。所以凡是使我生病的，往往并不是外物本身。食物中有蛆，看到的人一定会呕吐；没有看见而吃下去的人，却未必呕吐。请考察呕吐从哪里产生。谈论八珍美味，人一定会咽口水；谈到粪便污秽，人一定会吐唾沫。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真正接触我，唾沫和吞咽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们果真产生于外物吗？果真产生于我自身吗？知道它们产生于我自己，那么即使与外物接触也不发生改变，就是安宁到了极点。安宁，则外物感动我的力量轻；和谐，则我应对外物顺畅。外在的感受轻，内在的应对顺，生命的常理就完备了。” 吴先生，是古代的静者；他观察万物十分审慎，所以我私下记下他的话，时时反省体察。日喻 先生用文章教化人，仿佛佛家参禅时的微妙领悟。

译天生双目失明的人不知道太阳，向有眼睛的人询问，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像铜盘，敲击铜盘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另一天他听到钟声，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又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摸蜡烛可以得到它的形状。”另一天他摸到箫管，便以为那就是太阳。太阳和钟、箫相差很远，但盲人不知道它们的不同，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只能向别人寻求答案。道比太阳更难看见，而人们没有通达道理，也与盲人没有区别。通达道理的人告诉他们，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善意的引导，也不过像铜盘和蜡烛一样。从铜盘推到钟，从蜡烛推到箫，辗转相推，哪里有穷尽呢？所以世上谈论道的人，有的就依据自己所见到的事物给道命名，有的自己从未见过道却凭空猜想，这些都是求道的方法错误。那么，道最终不能求得吗？苏子说：道可以由自身修养达到，却不能靠向外追求得到。什么叫达到？孙武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来到自己安排的地方，而不被敌人牵着走。”孔子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不去强求而自然到来，这大概就叫达到吧？南方有很多善于潜水的人，天天和水相处。七岁便能涉水，十岁便能浮水，十五岁便能潜水。那些能潜水的人，难道只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吗？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规律。天天和水相处，到十五岁便掌握了水性；生来不认识水的人，即使成年后看见船也会害怕。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善于潜水的人询问潜水的方法，按照他的说法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淹死的。因此，凡是不学习却专门追求道的人，都像北方那些学习潜水的人一样。从前凭声律取士，士人杂乱地学习，却不专心于道；如今凭经术取士，士人知道要追求道，却不致力于学习。渤海吴君彦律，是有志于学习的人，正准备到礼部参加科举考试，我作《日喻》来告诫他。明正【送于伋失官东归】世俗的弊病，弊病在于悲伤和快乐不合乎正理。并不是完全不讲正理，而是他们拿来当作正理的东西本身就不对。请允许我借您的事情说明什么是正理。您丢了官职，有人替您悲伤；这和您自己悲伤相比如何？有像您的父亲、兄长、妻子、儿女那样替您悲伤的吗？您之所以悲伤，是被“得到”迷惑了；父兄妻子之所以悲伤，是被“爱”迷惑了。只有那些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人，才不会迷惑，也不会悲伤。迷惑便悲伤，不迷惑便不悲伤。人应当把迷惑者的状态当作正确的吗？还是应当把不迷惑者的状态当作正确的呢？如果把不迷惑者当作正确，那么不悲伤才是正确的。然而您也有值得快乐的地方，您说：“我之所以成为我，难道是因为这个官职吗？即使失去它，使我成为我的东西仍然存在，那么我还可以快乐。”不久您又不快乐，继而为此悲伤，这也令人不能忍受。天下凡是爱我的人都因此悲伤而不能放下，天下凡是恨我的人却因此高兴。爱我而悲伤、恨我而高兴，是只知道我的表面；为使我成为我的东西仍然存在而高兴，才是深刻地认识自己。人不把深刻的自知当作正确，却把别人对自己的表面认识当作正确，这能算正确吗？所以我愿意为您说明什么是正理，您将终身快乐而不悲伤。《诗经》说：“悠闲自在，姑且这样度过一年。” 太息【送秦少章】奇伟的气概不可遏止 孔北海和曹公谈论盛孝章时说：“孝章确实是大丈夫中的豪杰。游谈之士依靠他来成就声名。如今的年轻人喜欢诋毁前辈，有人甚至讥评孝章。孝章终究是享有天下重大声名的人，是九州之人共同称赞叹服的人。”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放下书长叹的。我说：“唉！英伟奇异、超逸不凡的人，不能被世俗容纳，已经很久了。即使如此，从今天看来，孔北海、盛孝章仍然像活在世上，而先前那些讥评他们的人，早已和草木一同腐朽了。”从前我参加进士考试，在礼部应试，欧阳文忠公看了我的文章说：“这是我们这一类人，我应当避让他。”当时士人用剽窃割裂的方式写文章，我聚集起来便受到讥笑。而讥笑欧阳公的人，所在之处都聚成市场一样的人群。还没有几年，忽然就像积水流归山谷一样，再也看不见一个人了。这难道还要等待后世来评判吗？如今我衰老而荒废学业，自视不足。然而天下士人并没有抛弃我，仍认为我可以参与斯文之事，这还要归功于文忠公。张文潜、秦少游，是士人中超逸绝尘的人。不只是我这样说，那几位朋友也自认为比不上他们。士人对从未听闻的事感到惊异，不能不产生不同意见，所以纷纷议论，常常涉及我和这两个人。我对这些事观察得很清楚。士人像良金美玉一样，市场上自有确定的价格，难道可以凭个人的爱憎和口舌来抬高或贬低吗？少游的弟弟少章又跟随我学习，不到一年，议论见解一天比一天新颖，仿佛将要施用于世。他想回去探望父母，又舍不得离开。唉，您要走了！回去以后向您的兄长求教，我还能再加以什么呢？我写这篇《太息》为您送行，让您收藏在家中，三年以后再拿出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药诵 多旷达的朋友，从迁徙到南海后得到这篇文字。嵇中散作《幽愤诗》时，知道自己不能免祸了。然而诗的末章却说：“在山的角落采薇，披散头发隐居岩穴，长声呼啸，放声吟咏，保养性情、延年益寿。”这正是哀悼自己的志愿不能实现。司马景王杀死中散以后又后悔；假使他在杀中散之前就后悔，我知道中散一定会在人间销声匿迹、避开踪影，像逃跑的兔子投进树林一样。采薇、披发，难道是他做不到的事吗？孙真人写《大风恶疾论》说：“《神仙传》中有几十个人，都是因为患恶疾而得以成就仙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割舍尘世的牵累，怀有颍阳人的风骨，所以能因祸得福。”我刚获罪时，被迁徙到岭南，没想到能够保全性命；过了一年还没有后续的命令，知道自己不会死了。然而我从前苦于痔疮，到这时突然发作，呻吟呼叫了几乎一百天。当地没有医药，即使有也不见效。道士教我戒除滋味浓厚的食物，断绝熏炙和血食，用清净之物来制服它。痔疮中有虫寄居在我的肛门，滋味浓厚的食物和熏炙血食既用来滋养我，也用来滋养虫子。从今天以后，早晚只吃清淡面粉四两，如果还想吃东西，就用胡麻、茯苓做的麨来满足。除饮食之外，不再吃任何东西。主人枯槁了，客人自然会自行离开；我还担心习惯和性情容易随波改变，所以取嵇中散、孙真人的话，针对病情作为药物，让人每天诵读三遍。诵词说：“东坡居士，你忘记超过一年的忧患、百日的痛苦了吗？假使你不幸遭遇中散那样的祸患、伯牛那样的疾病，即使想采薇披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如今我吃胡麻、麦子、茯苓已经很多了，居士便唱歌回答它：“以无事来处理事情，百般事务都能治理；品尝无味之味，五味便都具备；茯苓、胡麻、麦子也有用尽的时候，有就吃，没有就停止，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有穷尽。呜呼啊，寄居的客人不能长久留存，我以此为惭愧。”

译传神 得到这篇解释，也就可以收入文章了。传神最难的地方，在于眼睛。顾恺之说：“要传达人的形貌、描写人的神态，都在眼睛里。”其次在颧骨和面颊。我曾经在灯下回头看见自己的面颊影子，让人靠着墙把它摹下来，不画眉眼，看见的人都大笑；由此可知那确实是我。眼睛和颧颊像我，就没有不像的地方；眉毛、鼻子和嘴巴，则可以增减取似。传神与相貌的道理相同，要把握那个人天然的神态，应当在人群中暗中观察他。如今却让人穿戴整齐，坐在那里盯着一件东西，他正在收敛客态、端持自守，哪里还能看见他的天然神态呢？每个人的神情意趣各有所在，有的在眉眼，有的在鼻口。顾恺之说：“面颊上添上三根毛，就觉得精神气韵格外出众。”那么这个人的神情意趣，大概就在胡须和面颊之间。优孟模仿孙叔敖，拍着手谈笑，竟使人以为死者复生；这难道是全身都像吗？也只是抓住了他的神情意趣所在罢了。画家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顾恺之、陆探微。我曾见僧人惟真为曾鲁公画像，起初不太像；有一天去拜访，曾公回来后非常高兴，说：“我找到神韵了。”于是惟真在眉毛后面添了三道纹路，隐约可见，又画成低头仰视、眉毛扬起而额头皱起的样子，终于非常像。南都的程怀立，众人都称赞他善于传达我的神态，已经很能完整地表现我了。怀立的举止像个读书人，清逸萧然，仿佛在笔墨技巧之外另有寄托。所以我把自己所听闻的这些告诉大家，以帮助阐发这个道理。《六一居士传》后记 这篇文章本来取法《庄子·齐物论》，见解高明，而篇末近于诙谐滑稽，十分可爱。苏轼说：“六一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人说：“六一居士不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不凭借外物而能安然自得；六一居士对于五种物品，是抛弃世俗所争逐的东西，而拾取世俗所弃置的东西，怎么能算有道呢？”苏轼说：“不是这样。凭借五种物品以后才安然，是迷惑；舍弃五种物品以后才安然，也同样是迷惑。况且外物从来不能真正牵累人，轩车、衣裳、圭玉、印绶尚且不能成为牵累，何况这五种物品呢？外物之所以能够牵累人，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它。我们和外物都不得不接受天地所赋予的形体，究竟谁能真正拥有它们呢？可是有人把外物认为是自己的，得到它就高兴，失去它就悲伤。如今六一居士自称‘六一’，这就是把自身同五种物品看作一体了。究竟是他拥有外物，还是外物拥有他呢？六一居士和外物都不能真正占有彼此，那么谁还能把得失安置在它们之间呢？所以说：六一居士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不过，从把自己同五种物品分开来看，六一居士还可以看见；把自己同五种物品合起来成为六，六一居士就看不见了。六一居士大概将要隐遁了。《书黄子思诗集后》黄公的诗不列入诗家品评的范围，但他论诗的地方，兴味却十分深远。我曾经谈论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墨迹，萧散简远，妙处在于笔画之外。到了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才汇集古今笔法，把它们充分发挥出来，极尽书法的变化，天下一致把他们当作宗师，于是钟繇、王羲之的法度反而更加衰微。诗也是这样。苏武、李陵的自然天成，曹植、刘桢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可是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才姿，凌驾百代，使古今诗人全都黯然失色。然而魏晋以来那种高尚的风气、绝尘的境界，也稍稍衰落了。李杜以后，诗人接连出现，虽然间或有深远的韵味，但才华都赶不上情思。只有韦应物、柳宗元，能在简约古朴中表现纤细浓丽的情致，在淡泊平静中寄托极深的意味，不是其他诗人所能赶上的。唐末司空图处在崎岖的兵乱之中，而诗文仍然高雅，还保留着太平时代的遗风。他论诗说：“梅只能止于酸，盐只能止于咸，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的美味常常在咸、酸之外。”这大概是在说，他的诗有二十四韵，所得之妙超出文字表面。可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其中的妙处，我反复诵读他的话，因而为他感到悲哀。闽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号称善于写文章。我曾听前辈诵读他的诗，每当得到佳句妙语，总要反复吟诵几遍，才懂得他所说的意味。表圣的话确实如此：美味在咸、酸之外，真可以一唱三叹。我既同他的儿子几道、孙子师是交游，得以窥见他的家集。至于子思品行笃厚、志向高远，做官时有非凡的才能，墓志中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我不再评论这些，只这样评论他的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颍滨文钞》引言 苏文定公的文章，在锤炼削裁的构思方面，有时不如他的父亲；在雄健杰出的气势方面，有时不如他的兄长。然而他的文章冲和平淡，劲健飘逸而疏宕开阔，大篇有万言，小篇也有千余言。把它比作一叶帆船横截大海，海面澄澈而波涛不起，而洲岛错杂、云霞时隐时现、日月星辰闪烁、鱼龙时出时没，都像陈列在手掌之上，姿态绰约而变化无穷，这已经是西汉以来的另一种格调了。他的《君术》《臣事》《民政》等篇，尤其卓异。我读了他的文章，选录《上皇帝书》及札子、奏状十九首，给其他执政大臣的书信十首，各种论说以及历代古史名论八十二首，防二十五首，序、引、传七首，记十二首，说、赞、辞、赋、祭文和杂著十一首，整理为二十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译《颍滨本传》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与兄长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科考试。仁宗年事已高，苏辙担心他厌倦政务，便极力陈说政治得失，对宫禁内部的事情尤其直切。考官胡宿认为言辞不恭，请求罢黜他。仁宗说：“我是因直言而召用人才的，如今又因直言而贬斥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宰相不得已，把他列为下等，授任商州军事推官，后调任大名。神宗即位第二年，苏辙服丧期满，向皇帝上书议论政事，获得召见回答。此时王安石与陈升之主持三司条例，任命苏辙为属官。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同他辩论，意见多有冲突。王安石拿出青苗法的文书，让苏辙仔细研究。苏辙说：“钱一旦进入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难免任意使用；等到偿还钱款时，即使富民也难免超过期限。这样一来，恐怕鞭打惩罚势必要使用，州县的事务将繁多得无法应付。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未实行借贷；粮价低时就买进，粮价高时就卖出，因此四方没有过分贵或过分贱的弊病。这是常平旧法，您如果确实推行它，刘晏的功绩很快就可以重现。”王安石说：“让我慢慢考虑。”过了一个多月，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兼任上奏，请求陕西漕司发放度僧牒，私自推行青苗法，正合王安石的心意。于是青苗法终于推行了。苏辙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不可行，触怒了王安石，被调任其他职务。后来又因兄长苏轼以诗获罪，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能调任，后调任知绩溪县。哲宗即位，召他入朝。元祐元年，任右司谏。蔡确、韩缜、章惇，苏辙都上奏论列，使他们被罢免；吕惠卿也因被论劾而流放。司马光想恢复差役法，苏辙说应当缓慢推行，于是得以详细审议。司马光又想修改王安石新义试士的格式，苏辙说：“进士明年秋试，日期没有妨碍，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格式，还不晚。”司马光都不能听从。起初，神宗因为西夏国内发生动乱，出兵攻讨，于是在熙河增置兰州，在延安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座城寨。元祐二年夏人接连派使者来朝，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归还兰州五寨的意图，大臣们商议是否放弃守地，迟迟不能决定。苏辙说：“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一定会后悔。”于是朝廷答应了，夏人便服从。苏辙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商议把黄河改回旧河道，苏辙替公著说道：“黄河向北决口，先帝都不能使它改回旧道，如今却想把它引回去，这是说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力量超过了先帝。”升任户部侍郎后，苏辙因轮流入对而说：“财赋的来源出自四方，而汇集于京城。”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储藏在民间；次一等的，把财富储藏在州郡。熙宁以来，谈论财利的大臣不知道根本和末节，内库另行储藏的财物即使堆积如山，却任其成为腐朽的土壤，对国家财政也没有益处。不久他又说：几十年以来，财利权力分散，费用没有限度，希望罢去外水监丞，把北河事务以及各路都作院的河务，都归还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于户部，朝廷听从了；只有都水监仍照旧。朝廷认为元丰年间的官吏名额冗滥，命令苏辙根据事务裁减。苏辙说：这关系到众多官吏的身家生计，于是把意见全部告诉宰执，请求根据实际事务确定名额，空缺不要补充，最多十年，多余的名额自然会全部消失。苏辙代替苏轼任翰林学士，不久代理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回来后，任御史中丞。当时元丰旧党中有许多人提出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担忧这件事，想稍微引用他们以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宣仁后犹豫不决，苏辙当面斥责这种做法不对，又上疏如此这般。宣仁后命宰执在帘前诵读，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群臣也随之附和，调停的主张于是停止。苏辙又上奏说：大臣应当端正自己、平和心态，不要制造事端以求功劳，应当因循弊病而修订法令，以使百姓安宁。靖国六年，授任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起初，夏人接连请求议和，朝廷答应约定地界，久而不能决定，夏人于是对边疆事务多方侵占索求。熙河的将领范育、种谊等竟然背弃约定，西部边境骚动不安。苏辙请求罢免范育、种谊，另选老将。宣仁后认为有道理，但大臣们最终仍支持范育、种谊，没有听从。苏辙又当面奏报如此这般。适逢熙河奏报：夏人以十万骑兵逼近边境，杀人三日后退去。有人请求趁夏人退兵之际迅速行动，把靠近内地的堡寨迁到边界，乘胜前进，不必再拘守诚信。此事交给大臣议论，苏辙与吕大防、刘挚极力辨明用兵的是非曲直，又上奏说：这不是西部人的罪过，都是朝廷处理不公造成的。我只是想责问那些制造事端的统帅罢了。后来边兵多次深入夏地，宣仁后终于听从了苏辙的意见。当时三省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上奏说：先前任命李清臣时，给事中、谏官纷纷争论，尚未决定，如今又任用蒲宗孟，这同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恐怕朝廷从此就不得安宁了。任命于是停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两人长期在外任职而不得志，渐渐又谈论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以激怒哲宗。及至殿试进士，李清臣撰写殿试题目，便被认为是在宣扬邪说。苏辙进谏说：事情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行，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益，是圣人的孝道。并且还提到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旧法的事。关于法度的事情，哲宗认为拿汉武帝来比先朝，自己很不高兴，于是苏辙被降职为知汝州，后来又责授知袁州；还未到任，就降秩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居住筠州三年；又责授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后迁居循州。徽宗即位，迁居永州、岳州。不久恢复为太中大夫，奉祠。蔡京掌权后，又降秩并罢免奉祠，居住在许州。后来再恢复太中大夫，退休，在许州修筑房屋，自号颍滨遗老，亲自写成一万多字的传记，不再与人相见，整日默坐，像这样过了将近十年，去世时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谥号文定。苏辙性情沉静简洁，文章汪洋淡泊，像他的为人；高明之处大概可以同苏轼相抗。他出使契丹时，契丹馆客能够诵读他的《茯苓赋》以及苏洵、苏轼的文章。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居住许州时才编成；又有《栾城文集》，一并流传于世。苏辙列入党籍后，诏令毁掉三苏的文章。苏轼的三个儿子是迟、适、逊，族孙是元老。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五 明代茅坤撰 《颍滨文钞》第一卷 上书

译《上神宗皇帝书》凡是读先秦、史书和《汉书》，往往语言简要而意思完备，这本来就是古人不可企及的地方。等到读子由的文章，往往像游丝从天空飘落下来，柔美婉转、曲折回旋，气息氤氲、荡漾开阔，使人读后情意畅达、精神通解，却还不肯停止，这也是今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这篇文章专门谈理财，其中有许多名言，只是关于冗员的一节还没有说得确切。臣的官位低微，按身份本来没有资格谈论朝廷之事。然而臣私下思量，虽然形势上不应进言，但从报效国家的道义来说，仍有可以进言的地方。从前仁宗皇帝亲自选拔直言之士，臣因为不懂得避忌而得罪主管官员。仁宗怜悯臣狂妄愚直，竭力排除众议，使臣没有被世间彻底抛弃。臣感激不已，想着要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以圣德统治天下，将要大有作为来拯救这个时代，而臣才能力量低下，没有办法自我效力。臣私下从道路上的议论中听到一些情况，想把其中一二条献给左右。如果因为惩戒以前的事情，便不再把意见上报，那么臣报恩的诚意，终身也无法表达。因此臣总要发表这些狂妄的话，不知道停止。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然有事情先后的次序；从应当先做的事情做起，后面的事情就一定能办成；从应当后做的事情做起，先后两方面都会废弃。《尚书》说：“想登高处，必须从低处开始；想走到远方，必须从近处开始。”世上没有不从低处开始而能到高处、不从近处开始而能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常常鄙视低处，厌恶近处，偏要先做高远的事情，不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诗经》说：“不要去耕种大田，田中只会杂草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只会使心中忧劳悲伤。” 意思是说，想耕种大田而力量不足，田地就会荒芜而无法治理，还不如不去耕种；想念远方的人而德行不足，心中劳苦却没有收获，还不如不去想念。想耕种大田，就必须从小田开始；小田有了余力，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招来远方的人，就必须从近处的人开始；近处的人已经服从，远方的人自然会来。只要遵循这个道理，事情就会顺势获得成功；如果不遵循这个道理，即使强行追求，也不会有收获。臣愚昧不才，曾经冒昧议论当今世务先后的适宜之处，并私下观察陛下施政措施的一点一滴，认为本来应当先做的事情，问题在于没有去做；本来应当后做的事情，问题在于做得太早。但臣不敢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只是所见情况有些接近这个道理，所以借着这些相似之处向陛下深切陈说。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宏辩善言，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决断事务，又加上勤劳恭谨节俭，古代帝王即使隔世也未必有一个能兼具这些优点，而陛下在一旦之间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质，再以求治之心辅助，用在政事上，没有什么不能成功，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政治却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严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往太平的道路，灾异横生，山川原野震裂，江河涌动沸腾，人民流离失所，灾火接连发生，历经数月、时日迁延，而这些变化仍没有停止。臣之所以日夜思考而不得其解，是怀疑治国先后的次序还有没有安排妥当。当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急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是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往往都由此决定。从前赵充国讨论防备边境的策略，认为湟中粮食每斛八钱，买进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了。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如果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自行前进半步；如果有财用，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近来陛下因为西夏不臣服，赫然发怒，制定用兵的计划，招抚横山的民众，打算夺取他们的险要之地，破坏他们的国家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失去人心；横山百姓厌恶苦难，思念汉地，又遇上连年饥荒，如果趁机加以用兵，这并不是策略上的错误。然而边境没有几个月的粮食，关中没有一年的储备，而所发动的战争又耗费极大。陛下当时却安然不以为忧，认为可以万举万全、建立万全的功业。后来边臣失于法度，轻率先发，已经进入并践踏夏国、俘获其百姓了。然而陛下得到土地，却不敢收取当地百姓，也不敢让他们臣服，虽然取得了成功，却不能继续下去。最后终于发展到罢黜谋臣而讲和。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这件事，却在出兵以后停止，难道是认为这样做不恰当而后悔了吗？实在是因为没有财用来妥善处理后续事务罢了。况且财用不足，正是治理国家最优先的事务。至于鞭打、征服四方异族，使异类臣服，那只是政治极盛之后的功业，是太平时代的装饰。然而如今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陛下安排先后次序还有不妥的原因。如今陛下吸取以前的教训，拿出秘府的财物，转移内郡的租赋，督促转运漕运的官吏，使他们储备沿边三年的粮食。臣由此猜想陛下大概已经有意于财用了。然而臣仍然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财物不能大量取用，内郡百姓也不能过度困苦，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忧患，却不能作为长久的计划。这就是臣竭尽微薄之力、不能自已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急迫、万事都依赖它，所以总是使财用胜过所办的事情，而不使事情超过财用；这样财用就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办不成的。财用就像车马，事情就像车上所载的物品。

译运载物品的人，总要使马匹的力量胜过车辆的负重，使车辆的承载能力胜过货物的重量；马有余力，车有余量，这样才行得通。经过泥泞道路时，车不会陷坏；登上险峻山坡时，马不会跌倒。如今四方的财物无不被搜刮尽了，百姓的力量已经枯竭，而国家的使用仍然不足。平时战战兢兢，只能勉强维持自身；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后果。譬如破车瘦马，却让它拉载山丘一样重的货物，即使侥幸没有事故，也恐怕承受不了；如果不幸遇到阴雨的变化、山陵深谷的险阻，祸患一定有不可预知的地方。因此臣深思熟虑，认为当前的办法没有比增加财用更好的了。但臣所说的增加财用，并不是再去搜求财物，而是除去那些损害财用的事务罢了。如果损害财用的事务没有除去，即使再搜求财物来增加，财用反而会更加不足；如果损害财用的事务全都除去，即使不特意求取更多财用，财用也不会不充足。所以臣谨慎地为陛下说明损害财用的三件事：第一是冗官，第二是冗兵，第三是冗费。关于冗官，我的意见是：请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有这样的百姓，然后才有这样的官；有这样的官，然后才有这样的属吏。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根据官的数量选求吏员，根本都是为了百姓罢了。因此古代就按照官职来选取人才，郡县的职位有空缺，就从百姓中选取；府寺的属官有空缺，就从郡县官中选取；出则担任太守、县令，入则成为卿相，出入相承，内外贯通，一人离去，另一人补上，形势上不容许有吃闲饭的冗员。近世以来，选取人才不再依据官职，前来求仕的士人没有穷尽，而官职却有固定限额，于是兼任、守任、判任、知任等办法产生，官制也开始败坏；逐渐分散，不能恢复旧制，因此上面的官吏多，下面的士人也多，上下彼此堵塞。譬如在不流动的水泽中决开水口，前面的人还没有流尽，后来的人已经到来，拥挤堵塞、充满其中，一旦陷入就不能出来。所以平民士人多方设法求官，已经做官的吏员多方设法求升迁；下面羡慕上面，后来的羡慕前面的，不以欺诈为羞，不以争夺为耻，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形势穷困到了极点，于是达到这种地步。人的处境宽裕，就快乐平和，快乐平和便有所不做；处境窘迫，就烦闷混乱，烦闷混乱便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如今让众人一同从狭窄的地方出来，脚挨着脚，肩肘相碰，徘徊而不能前进，却又想禁止他们奔跑争先。如果要禁止他们，不如停止让后来的人进入，拓宽狭窄的通道。如今却把集市上的人赶进去，人数多得无法容纳，又在中途设置险阻使他们艰难前进，所以法令越多，争夺反而越厉害。希望陛下及时救治，发布哀痛之诏，明确告诉天下官吏过多的原因，并同天下重新制定三条法令。第一，使进士和诸科考试增加年限，之后再参加考试。官员名额不增加，屡次参加考试的人也不因次数多而得到推恩。理由是：如今之所以多到不能胜数，是因为取用得太多。古人选取官吏十分精细，人们知道官吏不能随便求取，所以不敢轻易去做士人。那些以士人身份求仕的，都是修身洁行之人。如今选取人才，只要诵读文书、学习规定的课程，就没有不能做官的；求取官位不难，而得到官位又很快乐，所以人们成群结队地奔向这条路。如今农、工、商、贾之家，没有不放弃原来的职业而去做士人的。士人日益增多，天下却更加不能治理。试举如今所谓居家而不从事生产、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照顾妻子儿女、游荡四方、侵扰州县、制造诽谤的人，农工商贾并没有参与其中。祖宗时代士人的数量，与现在相比不到一二成；可是他们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显著，即使后世士人也不敢奢望能达到其中万分之一。士人数量比不上今世，而功业反而超过今世，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取士极少，人们就不敢轻易做士人。所取的人，都是州郡选拔出来的人。所以制定这条法，使人知道朝廷意旨所趋。十年以后，没有实际才能的士人即使不被罢黜，也会自然减少。况且设置科目来等待天下士人，本来是要使有才能的人得到职位，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现在我们取用他们，而有些人不能得到；如果又说虽然不能得到，但只要考试次数多就一定录取、不加以淘汰，那就是用官职迁就人了。况且屡次应试的士人，大多已经不是年轻人，耳目昏塞，筋力疲惫，之后才得到职位。过几天考察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任用他们处理政务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现在有人养牛羊而寻找牧人，已经选取健壮的，又选取衰老的。选取健壮的说：我取用的是它的力量；选取衰老的说：我怜悯它年老。如果只是怜悯它年老，为什么还要让它劳累去牧牛羊呢？如果确实认为有被遗漏的人才，那么现在所谓遗逸之书，已经有办法收取他们了。第二，使官做到任子的人，可以任用自己的后代；后代世世代代享受俸禄、在朝廷做官，承袭官帽官带、守奉祭祀，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制定这条法，必须从二府开始；如果法令在卑贱者身上实行，却在尊贵者那里屈服，天下将不会服从。天下不服从，却想求得法令推行，是不可能的。纠正过失以救治祸患，必然要有所超过常规，然后才能成功。臣并不是不知道二府的地位不能同一般官员并列。第三，使各部门减少所掌管的事务，并延长任满出职的年限。他的意见是：各部门的情况，臣不能全部详细说明，请只谈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三司。三司的吏员历来被认为太多而不能削减，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财政关系重大，文书簿册又多。臣认为并不是这样。主管大政的人，必须掌握简要原则来驾驭繁杂事务；自己处理简要纲领，把繁杂细节交给别人。自己掌握简要纲领，内心就不会混乱；心中不乱，财利到来就一定能知道，危害到来就一定能察觉。把繁杂事务交给别人，事务就有分工；事务有分工，细枝末节就不会遗漏，真情和伪情也一定能够显露。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四海那么大的财赋事务，每一文钱的支出都必须汇报到三司。因此三司成了案牍的堆积之处。案牍积累，吏员就不得不增多；案牍积累而吏员增多，欺骗蒙蔽的人也就多了。即使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也不能察觉。天下的财赋，从下至郡县，上至转运，相互核验，已经足以保证不致遗失。然而世人常常认为转运使不能单独信任，所以一定要送到三司才算完。假如转运使不能信任，而三司就一定值得任用，那么三司也没有不把责任推给吏员的。难道三司的吏员就比转运使更加重要吗？所以臣认为，天下财赋的详细事务可以分给转运使办理，而让三司每年只总揽其纲要。

译既可以使三司获得宽裕的时间来治理财货的来源，又可以大大减少吏员，杜绝扰乱法令的弊病。如果三司的吏员尚且可以削减，那么其他各部门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这三条法，在世人看来都是违背时俗、招致怨恨、招来诽谤的事情。现在将要推行它们，臣并不是敢于触犯众人的愤怒而去做这种危险的事，而是认为有可以实行的办法。为什么呢？从台省六品、各司五品开始，一次郊祀任用一人；从两制以上，一年任用一人，这是祖宗一百年来的法制，历代相承而没有改变。仁宗时期却减少了这种任用，三年考核政绩而无罪过的才升迁官职，这从唐代以来也从未改变。英宗时期又增加了任用。这两种做法，难道符合世俗的便利吗？然而没有人敢怨恨，因为大家认为官吏过多而想削减，是天下的公议；不想削减，是天下人的私利。以私利怨恨公议，这种怨恨就没有道理。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遵循道理而不害怕怨恨；不是不知道害怕怨恨，而是知道怨恨也不能造成什么。况且现在这三条法还没有实行，天下也已经免不了怨恨。为什么呢？士人出身做官以后，放弃自己的生业，离开田园乡里，竭尽力量服务王事；如今却因为官吏太多，积累功劳的人长期不能升迁，离开官职的人长期不能调任，又制定许多条约来阻碍他们，削减、取消他们举荐官员的资格，破坏他们升迁的次序，使他们穷困无聊，想求进用却不能实现。这样产生的怨恨，难道会比平民士人的怨恨少吗？这两种怨恨同样都无法避免。然而如果新进的士人日益增多，国家财力枯竭而不能支撑，十年以后，祸患一定多得说不尽。所以臣希望陛下亲自决断并大力推行。假如官吏名额日益增加，官吏逐渐减少，那么臣还将设法整治旧有官吏：让各道职司在每年年终任用本辖区的郡守、监郡，各自任用自己的属官。规定：从今以后，如果有人没有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收本人达到若干数目的情形，前后两项都由上级权衡轻重裁决。后来如果因其他事情败露，就同他承担同样的罪，即使已经离官或遇到赦免，也不降低罪责。一个人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收本人达到若干数目，他的恶行已经明显；上级却没有察觉，那么上级的不明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即使让上级同他承担同样的罪，也不过是按照当今法律办理。任用他人的人，要终身承担责任；如果属官有罪，任用者终身连坐。任用一个人终身，是要为他尚未发生、不可预知的事情负责；任用一个人一年，到年终没有过错，是为已经发生、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臣请比较这两种责任：为尚未发生而不可预知的事情负责，即使圣人也做不到；为已经发生而可以知道的事情负责，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到。如今让人承担圣人所不能做到的责任，尚且不敢推辞，何况让人承担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责任，难道反而不可以吗？至于负责按察的官吏，也不必担心他们不知道，所担心的是他们虽然知道，却未必都去查问。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损害，只是白白招来怨恨罢了。如今如果让他们的罪责也牵连到自身，形势就会使他们无事不问。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选择奉公守法、痛恨奸恶的大臣让他们执行，陛下又振作精神加以监察，像除去心腹大患一样除去百姓的祸患，那么那些因私罪达到某种赃罪、实收本人达到若干数目的，就不再是过失，也不是恰好陷入苛细文法的人了。如果最终放回乡里，终身不许参与仕途，使奸吏有所惩戒，那么冗官的弊病就可以除去。关于冗兵，我的意见是：臣听说本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兵力很少。后来消灭各国，拓展土地，兵力也随之增加。雍熙年间，天下军队仅有三十万。正当那时，屯守、戍边、征讨，各种劳役同时兴起，而兵力并不困乏，从未有兵少的忧患。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入侵，李继迁叛逆，每当有紧急警报，将帅不问得失，总是请求增加兵力，于是招募的士兵日益增多，兵额便超过前代一倍。后来宝元、庆历年间，元昊突然发动叛乱，又让各道把防民编为士兵，于是边境驻军达到七八十万。从此天下便以百万作为军队额数，即使近年没有战事，关中的军队也达到二十八万；把雍熙年间天下的军队全部拿来，也只够防备如今关中一隅的需要，由此可见兵力多到了什么程度。然而臣听说，如今驻守边境的士兵分属各堡寨，真正由将帅统领的战兵，实际上没有增加。每次一遇到敌人，敌兵常常多，我军常常少，人数悬殊，每战总是失败。从前将帅失利，没有不以此为自己开脱的。祖宗时代军队极少，却常常好像有余力；如今军队极多，却常常担心不足，这两点不可不察。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出征千里，百姓的费用、国家的供给，每天要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劳顿而疲惫的有七十万家。”如果吝惜爵禄和百金，不能了解敌情，是最不仁的行为。所以三军的事务，没有比间谍更亲近重要的；赏赐也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间谍是三军的司命。臣私下思考，祖宗用兵能够以少胜多，而如今用兵却以多当少，得失的根源都在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听说太祖任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五人，让他们防备契丹。又任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四人，让他们防备河东；任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五人，让他们防备西羌；都用关市的税收优厚地供给他们，用金帛的赏赐使他们富足。他们的家属住在京师的，由县官供养；在道路上进行贸易的，不征收商税。因此这十四个人都富裕有余，把丢弃钱财看得像丢弃粪土一样，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所以那些拼死效力的士兵，贪恋他们的钱财，便愿意舍弃生命，冒着危险深入敌国，刺探敌人的隐秘计划并报告出来。至于敌人的粮食、行动和动静，没有不完全了解的。每当敌人入侵，总能预先知道，所以他们防备的兵力少，兵力也不必分散；敌人到来时，往往一无所获，反而有所损失。因此在那个时候，防备边境的军队，多的不过一万人，少的五六千人；凭天下之大，三十万军队就足以供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一文钱以上的支出都登记在三司，有人敢擅自使用，就说是盗窃公物。所谓公使钱，多的不过几千缗，却要供百般用度；监司又窥伺其出入，用法律加以约束。至于使用间谍，只说由官府供给茶和纸；一百饼茶、几束纸，不足以换取一个人的性命，这是很明白的。

译所以如今做间谍的人都不值得依靠，只听传闻之言，搜集似是而非的事情；他们行动不过越出边境，所询问的不过是熟户，得到一些可以借来欺骗将帅的口实便停止了，并没有真正能够了解敌人实情的人。敌人的真实情况既无法得到，所以常常屯驻大量军队来防备意外之患；拥有百万军队却总担心不足，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呢？关市的税收与茶纸相比，数额较多；三十万军队的供给，与百万军队相比，费用较少。众人只知道眼前的危害，却不知道日积月累的祸患。平时不忍舍弃关市税收给别人，到了供养百万军队时却安然不以为怪。从前太祖出身平民，经过百战平定天下，军旅事务，他考虑得周详，谋划得成熟。所以臣希望陛下重新修明祖宗的成法，选择并任用将帅，以财物优厚供给他们，使他们多多养蓄间谍作为耳目。耳目既然明察，即使有强敌也不敢轻易靠近；这样，即使使用雍熙年间的兵力，也足以应付当今世事。陛下如果确实认为此事艰难，臣请陈述可以削减兵力的实际办法。为什么呢？当今强兵没有比边境土兵更强的；当今懒惰的兵，也没有比内郡禁军更懒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禁军的名声越高，粮饷越丰厚；粮饷越丰厚，才能反而越薄弱。从前西部用兵时，禁军不能胜任作战劳役，死亡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羌人每次出兵，听说禁军多，往往举手相互庆贺；听说土兵多，便相互告诫，不敢轻易侵犯。实际比较起来，一个土兵的才能和力量足以抵得上三个禁军；一个禁军的粮饷，却足以供养三个土兵。如果让一万名禁军驻守边境，他们的作用抵不上三千名土兵，却常常消耗三万人的粮食储备。边郡的物资储备同内郡相比，价格不止高出数倍。这样权衡，土兵可以增加，禁军可以削减，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没有疑问。陛下如果确实听从臣的谋略，臣请求让驻在内郡的禁军不再调去戍守边疆，随着他们年老、死亡和逃亡而不再补充，使他们只足以作为内郡的防备。逐渐裁撤，实行十年，冗兵的弊病就可以消除。关于冗费，我的意见是：世上的冗费多得无法计算。请只谈其中重大的和臣所知道的，陛下可以照此类推。臣听说，事情有一定会到来的时候，恩惠也有一定会穷尽的时候。事情到了以后才谋划，就会损害事情；恩惠穷尽以后才迁延，就会伤害恩惠。从前太祖、太宗厚待亲睦九族，以此为天下先；正当那时，宗室人数没有限量。因此宗族合聚在京师，长久不分。世代经历五位圣主，天下太平已有百年了，宗室的兴盛从来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宗室俸禄的费用多于百官，而子孙众多，宫室容纳不下；不论亲疏、贵贱，自出生以后都由官府供养，长大后授予爵位，婚嫁和丧葬没有一件不仰赖朝廷供给。人数日增月长，从来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也是恩养必然穷尽的地方。然而还没有听说有人谋划如何迁徙安置他们。古代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因为子女爱自己的亲人，推而上之直到祖先，由祖先再往上直到百代，似乎应当无所不爱，也就应当无所不立庙。如果把这种无穷的亲爱之心推行到底，那么百代祖先都立庙以后才算合宜。圣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制定制度：七庙以外的祖先，若没有功德，便依次毁去其庙，春秋祭祀也不再参加。没有谁比天子更尊贵，也没有谁比天子的祖先更尊贵，但宗庙也不增加到七座，为什么呢？因为恩爱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宗室却不是这样？臣听说夏、商、周三代之间，公族中有些人因为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便列为庶人。两汉的制度是，皇帝的儿子封王，王的庶子还有封为侯的；从侯爵以下，庶子便不再有爵位和封地，有的降为平民，有的先成为平民以后又重新在朝廷做官。到了唐代也是如此。所以臣认为，今天的宗室应当按照亲疏、贵贱分别等差，依次遣出，使他们能够像异姓人一样出仕，选择其中可以任用的人，逐步加以试用。他们的俸禄品秩、升迁次序、黜陟制度和任子法令，都应与异姓官员一视同仁；由监察官考察他们，由属官管理他们，用刑法禁令威慑他们，按时加以查验，使无能者不至于危害百姓，使贤能者能够施展才能。至于不能任官的人，就把他们安置到附近州郡，由官府建造房舍并供给粮禄，使他们可以占田地、谋生计，与士人和庶民相同。如今把他们聚集起来供养，用无可估量的俸禄优厚对待，用最尊贵的爵位抬高他们，结果使贤能者郁郁不得施展而老死，使不贤者居处狭窄简陋，忧惧不安而没有快乐，实在不是好的办法。唐高祖武德初年，凡堂兄弟的儿子，只要长到能穿衣服以上，都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后，怀疑这样做不便利，便询问大臣，封德彝说：‘爵位和赏赐太高，所需服役的人力就多，把天下当作私人的供奉，这不是至公的法则。’于是把亲属疏远的郡王降为公爵。由王爵降为公爵，并不是人情所乐意的事，但仍然实行了。如今如果让他们保有原来的爵禄，同时获得治理百姓的机会，即使有内外之别，也应当不会有人怨恨。然而臣观察朝廷的议论，从来不敢涉及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把宗室亲属分布到四方，会启发奸人的心思，产生意外的变故。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帝王好猜疑、多防备，即使父子兄弟也不得掌握一丝一毫的权柄，被幽囚禁锢，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对待，没有谁比秦、魏更厉害。然而秦、魏都只传了几代便灭亡了；使它们灭亡的，是刘氏、项氏和司马氏，并不是它们的宗室。因此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失去正道，即使胡人、越人也都可以谋取它；如果没有可乘之隙，即使宗室又有谁敢觊觎呢？希望陛下坦荡地对宗室不存疑虑，让他们按次序居住在外地，像汉、唐旧例一样，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条办法。臣听说汉、唐以来，重兵分驻四方，虽然有尚未酿成大患的忧虑，但运输粮饷的劳苦还不至于太严重。祖宗受命以后，惩治大的祸患而略去细小的过失，把重兵收拢聚集在京师，根本既然强固，天下便承受命令而服从。然而漕运费用于是比古代增加了一倍。如今东南的粮食，每年沿汴河逆流而上，以石计量的多达五六百万石；山林的木材全耗在造船上，州郡的士卒疲弊于道路上，每月廪禄、每年供给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苦，常常发生侵盗，并掺杂其他东西，运到京师的米已经没有完整的了。

译由此看来，现今的制度只是竭尽人力把粮食运来，却不考虑由此产生的祸患，实在不是好的制度。臣希望另立制度，把现在每年运输的数量分成四份：其中两份仍采用旧法，由官府出船、出兵运输，一切照旧；其中一份招募六路的富人，让他们用自己的船和人运输，经过各地时免除商税；能够将规定数量运到京师而没有欺骗、盗失、损坏的，就把现在三司军大将的赏赐给他们。如今沿江百姓用自己的船替官府运输，并不要求官府付给船价，大概因为只取官府所收而不再核算的部分，得到盈余来润泽自己；富民中想做官的，往往请求担任军大将。由此推想，应当会有愿意报名的人。另一份则由官府自行设置场所，在京师出售；京师士兵应当领取米粮却不愿领取的，便按照米价折算成钱偿付。物资有一定的数量：从南方取用，北方就会不足；舍弃东方，西方就会有余，这是数量必然如此、无法逃避的规律。如今官府要购买粮食，开始时价格不免上涨；价格太高，东南百姓便争相赶来出售；来的人多了，价格又会反过来下跌。价格低必须由高价造成，高价又必须由低价造成，这同样是必然的规律。因此臣希望将这两种办法和旧法一同设立，试验它们的利弊，比较是否可行，必定会有可以采用的办法，然后全面推行。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条办法。臣听说，使国家富足是有办法的：凡是可以防止流失的都加以防止，这是致富的开端；不去防止可以防止的事，便是贫困的根源。顺着可以防止的地方加以收取，无所不收，保存下来的财物就会广泛；顺着无须防止的地方任其舍弃，无所不弃，损失的东西就会很多。然而世人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认为天下的财富只需顾及一点小小的用度，这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是帝王的事情。这种说法流行天下，已经有几百年了。因此天下的费用中，本来可以停止的，常常比从前更多。臣不敢远引前代，只说近年的事情。自嘉祐以来，圣明之主相继兴起，而天下的官吏，京秩以上的官员两次调任，天下的郡守和职司官员两次为亲戚求得补官。自治平年间京师发生大水，以及去年河朔发生大地震以来，各种劳役同时兴起，国家有最紧急的费用，但郊祀后的赏赐对百官仍未停止。自横山用兵以来，军需供应尚未安定，京西流民的慰劳招抚又未停止，官府和私人都困乏不堪，每天忙于应付还来不及，但宗室的丧事却不等年岁、月份便办理安葬。臣由此看来，知道朝廷有把不该防止的事当作无需防止的错误。臣确实知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无法挽回；但如果从今以后顺着可以防止的地方加以补救，那么无益的费用仍然可以逐渐减少。这也是减少冗费的一条办法。臣怀着深切的诚意，私下忧虑而过度谋划，因此提出这三项冗费问题献给陛下。伏望陛下深思远谋，对天下事情审慎详尽地听取和裁断，无所不察。臣所陈述的，哪里值得一提？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三项冗费不能除去，十年以后，天下将更加衰败耗损，难以重新治理。陛下为什么不探究它们的根源，制定相应方略，选择贤能俊杰任用，把成法授予他们，使他们长久任职，然后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如今天下的官员，几乎都有想离任、不能久任的心思。侍从之臣过了一年还不能替换，便惶惶不安而不快乐。现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都长期任职，但各道的职司官、三司的官吏、边境的将佐，都是与天子共同成就事业的人。天下的事情将要责成他们完成，却不让他们久任；开辟源头的人看不到水流，提出谋略的人看不到成功，这就是事情不能办成的原因。陛下如果确实选择人才任用，使他们和二府大臣都长久任职，人们知道不能苟且免职，便会考虑长远的计划；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经过岁月磨炼，这样三项冗费的弊病才可以消除。然而这样做仍有忧患，为什么呢？如今的士大夫厌恶相同而喜欢标新立异，憎恨事情成功而喜欢事情失败；只要不是出自自己的主意，稍有龃龉不合，便群起排斥。比如现在让监察官管理所属官吏，如果年终没有过失，按这种情势，他必将无所不查，被得罪的人也一定比从前多。这样一来，天下舆论便会纷纷非难他。若不幸有一件处理不当，众人便群起指责；法令只要有一次执行不当，就无法再推动。不幸而接连发生两三次，即使上面的官员也免不了受到迷惑。众人在下面非难，朝廷在上面怀疑，攻击的人多，而坚持的人不坚定，法令就会从此败坏。世上曾有耕田的人用耒耜杀了人，有人便因此认为耕田也可以废除。杀人应当惩罚，耕田却不可废除，这是两件事，怎么能因为前者而损害后者呢？所以，考察人而不依据事实，当然可以治罪；但法令本身的是非并不在这里。如果陛下确实认为此法可行，就一定要先破除天下浮泛的议论，使好的法令不半途废止，这样三项冗费的弊病才可以除去。三项冗费除去以后，天下的财富便能日日增长而不受损害，百姓富足，府库充盈，陛下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希望的事情没有不如意的；天下众人都任凭陛下使用，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即使西北两边有不臣服的国家，宽容他们便是汉文帝，不宽容便是唐太宗；宽严进退，无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今陛下不办理根本问题，却先去处理枝节问题，这正是臣大惑不解的地方。臣不胜愤懑，越级陈述政事，雷霆般的谴责，臣无处逃避。臣轼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谨此上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六。明代茅坤撰。《颍滨文钞》二。上书札子。

译《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忠诚恳切的话，类似两汉的奏疏。臣从年轻时读书，就喜欢谈论国家的治乱。陛下刚开始求治时，臣上书谈论政事，陛下没有因为臣狂妄而废弃，召臣到便殿问对，臣亲自听到圣上的教诲；臣这个九品的卑微官员，从这时起才得以登殿论事。当时陛下善于询问的声名震动海内。愚昧卑贱的人，深信不疑而缺少思虑，以为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慢慢陈述，全面提出后便能立即决定。后来臣错误地蒙受恩泽，接受职事条例，因为抗论政事得失，和有关部门意见不合，获准出任外官。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但天下的治理和安定始终还没有显现，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伏惟陛下天生圣德，聪明睿智；不必学习就具备谋划和处置的能力，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近年以来，每逢有所更张，百姓大都不服。大概是青苗法实行后农民没有余财，保甲法实行后农民没有余力，免役法实行后公私双方都困乏，市易法实行后商人都受到困扰。上面官吏劳苦，担心难以推行；下面百姓忧愁叹息，希望赶快改掉这些法令。这四件事，难道陛下的圣明有所不知道吗？臣认为不是这样。陛下的圣明无所不知。为什么这样说呢？两年以来，陛下屡次作出英明决断，罢免或任用大臣，数说他们的罪过，明确告示臣民。凡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事情，陛下没有一件不知道。由此看来，凡是天下人共同怨恨困苦的事情，陛下又有什么不能察知的呢？如今上天悔过而停止灾祸，启发圣意，改换辅政大臣，朝廷内外都踊跃欢欣，想要看到宽缓的政令；可是经过一日又一月，仍然寂静无闻。众人的心惶惶不安，就像长久饥饿而得不到食物。臣虽然愚昧浅陋，却独自替陛下感到遗憾。陛下即位以来，求治之心常常像怕来不及，意图用尧、舜的盛平改变汉、唐的浅陋。不幸左右之臣不明白，事情逐渐衰败到了今天。天下人谁不知道呢？既然知道那些人不能任用而罢黜他们，却又沿袭他们的旧法而不改，甚至还要让他们接替自己、承担罪责，这正是臣替陛下遗憾的原因。况且如今天下的安危，聪明的人不必再计算了。水旱灾害连年发生，死亡的人将近一半，遗留下来的百姓饥饿困苦，盗贼遍布原野，边疆尚未安宁，军队在外作战，府库空竭，边地军饷稀少；可忧虑的事情哪里数得清？这些办法没有效果，已经清楚可见。然而陛下独自迟迟不作决定，难道是已经实行过又自行废止，担心天下人看出其中的深浅吗？臣听说君主的德性像天，天对待万物，有时炽热干旱，千里赤地，草木全都枯死，可以说是暴虐了。然而到了雷雨及时降下的时候，丰厚的雨泽充盈大地，百谷奋然生长，百姓重新得到粮食，便歌颂天的盛德而忘记旱灾的暴虐。为什么呢？因为度量广大，改过毫不迟疑。假如乌云密布却不下雨，已经下雨又中途停止，迟疑犹豫，过了很久仍不忍心降雨，那么上天孕育万物的生机就会断绝。《传》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犯错时人人都看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如今陛下确实应先修治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澄澈如水，不让彼我、得失有所牵累；去除恶行就像丢弃尘垢，趋向善行就像救治饥渴，与百姓一同更新，废止这四件事。已经发放的青苗钱，暂定三年不收利息；已经编成的保甲，只保存原有名籍而不承担事务；恢复差役，废止免役法的条款；开放商业流通，废除市易法的命令。实行一年后观察效果，如果百姓不能安居，水旱灾害再次发生，盗贼再次兴起，财用再次耗尽，确实有一件事使陛下忧虑，臣愿接受欺罔君上的诛罚，以向左右大臣谢罪。陛下如果确实不相信臣，几年以后就会亲自受到这些弊病的侵害。古人有句话说：‘一次惭愧尚且不能忍受，难道要终身惭愧吗？’希望陛下为国家社稷筹划。臣谨列举四件事的危害，逐条献上；不胜愚忠和愤懑的诚意，冒犯天威，伏等斧钺之诛。臣轼诚惶诚恐，冒死上书。臣谨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件事的得失，最容易看清；从朝廷内外的臣僚直到田间老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但由于朝廷所推行的事情，说它正确便有功，说它错误便有罪，所以人们畏惧躲避，闭口不言，不敢直说。臣如今谨慎地采纳众人的议论，把人们共同知道、明白可见的事情逐条开列如下。一种意见认为，平时富民借钱给贫民，坐收加倍的利息，因此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收取二分利息，夺取富人兼并的权力，以救济贫民的急需；贷款与民间没有不同，而利息又不至于加倍，这是公私双方都有利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然而官府的贷款实际上与私人贷款不同。私人借贷虽然有时取利很多，但人情彼此通融，并没有另外的条文限制。今年不足，可以到来年偿还；米粮不够，可以用柴草接着偿还；鸡、猪、狗、羊都可以用来还债；没有规定年月期限，也没有交纳费用；出了村里，不耽误农事；想取就取，愿还就还。它不像官府借贷那样动辄有妨碍，所以即使有时利息超过一倍，百姓也安然不觉。如今官府发放青苗钱，要求用现钱偿还，催促随两税一并交纳，邻里互相作保，写下保证文书领取钱；一家不能偿还，便牵连九家；坐等奔赴城市，耗费各种费用；一旦有人逃亡拖欠，便平均牵连同保的人；贫富彼此牵连，必定要全都困毙才会停止。朝廷虽然设置了许多法度来弥补这些过失，实际上却没有益处。另一种意见认为，平时的差役会毁坏百姓家庭，一个人服役，全家便失去生计，所以让各户出钱，由官府雇人服役，称作免役。出钱虽然很多，但百姓免除了家破的祸患，因此这种说法实行起来没有疑问。然而他们不知道，三代的百姓用劳力侍奉君上，并不专门用钱。近世根据各人的有无，听任他们采取方便的办法：有力气而没有钱的人，让他贡献劳力；有钱而没有力气的人，都可以雇人。每个人都贡献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不必劳费钱财也能办成。如今抛弃百姓本有的劳力，只一味取钱；百姓即使有余力，也不能贡献。于是卖掉田宅，砍伐桑树柘树，卖掉牛马来缴纳免役钱，天下从此开始受到严重困扰。况且钱是官府制造的，米粟布帛是百姓生产的。古代上面拿出钱来调节天下的货物，下面拿出米粟布帛来补充上面的不足，上下交换，所以没有不利。如今青苗法、免役法都要求百姓出钱，于是各种物品都便宜，唯独钱最贵；想让百姓不贫困，是不可能的。至于京师各部门、州郡县的刑法官吏，没有俸禄却服役，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周代的制度，平民在官府做事，虽然说有俸禄，但事务简单、官吏少，或许还容易供养；不像如今官员人数繁多，无法供给。

译何况三代的军队从百姓中征发，而如今的军队坐在那里仰赖供给；如果又承担巨大的费用，实际很难办到。然而议论的人认为，给官吏俸禄，然后才可以要求他们负责防务。这是因为朝廷选拔官吏的精细程度，必定不如慎重选择官员；给吏员的俸禄丰厚程度，必定不如给官员的多。如今慎重选择、俸禄优厚的官员，尚且免不了贪污，何况普通吏员呢？况且过去制定法令时，按照贪赃数额定罪，没有俸禄的人可以减轻等级。如今采用仓法，吏员犯罪反而比官员罪重，颠倒失当，尤其不可行。如果朝廷确实忧虑吏员贪污，只要让官员任用得当，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会有一定限度。如果这样仍不能解决，那么即使俸禄再重、法令再严，也不能禁止。一种意见又说，三代盛时军队出自农民，所以把百姓编成保伍，使军令寓于其中；朝廷喜爱这种做法接近古制，也认为可以实行。然而三代百姓从官府那里接受田地，官府供养他们十分优厚，所以他们出身为兵而没有怨言。如今百姓买田耕种，然后才取得食物，官府供养他们很薄，却想要求他们当兵，势必无法做到。自唐代以来，百姓用租、庸、调向官府缴纳，便可以免于当兵；租庸调改为两税以后，两税中已经包含了军费，而且还有更严重的情况：百姓交钱免役，本以为终身不再服役。如今既已免役，在捕盗时却用他们充任耆长、壮丁；催收税赋时用作户长、里正；巡逻防守时用作巡兵、弓手，一个人承担了三种差役，百姓将如何承受？至于他们充任巡兵、弓手，一个保甲中青壮男子既已出外，老弱留守住宅，盗贼乘机而入，如入无人之境；而且轮番上岗的期限又不过十天，连坐立、劳作、进退等操练都还没有学会，替代的人已经到来，大家便相继返回。往来道路上的劳苦疲弊有什么益处？以至于盗贼横行，官吏受到责罚，盗贼啸聚成群，攻打劫掠州县，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古代的好官吏让百姓卖剑买牛，如今却让他们抛弃农具、置办兵器。小民无知，便借此作恶；害怕惹事的良民一旦被编入，终身不能脱身；奸邪而喜欢权势的人一旦补充进去，终身不能免除。由此造成的祸害，实在说不尽。一种意见常常忧虑，各种货物价格的轻重操纵在富民手中：货物少时便抬高价格出售以获利，货物多时便压低价格收买以求利。利益有所阻塞，商贾难以流通，于是设置市易官来平抑价格。如果有关部门确实奉行这个主张，不再另有经营，那么即使事务琐碎难行，也不会深深伤害百姓。如今自从设置市易机构以来，没有什么货物不买，没有什么利润不包揽；命令官员派人贩运南北货物，放债取利，公开进行而毫不疑虑。它堵绝利润来源，不让百姓分享；看它的意图，并不是再调剂货物的有无、权衡价格的轻重罢了，而只是使小民失业、商旅不通，空有专利的名声，实际上丧失商税的利益，使国家体面低下、声誉受辱，天下人离心。巍巍盛大的朝廷，何苦做这种事？况且小民喜欢逐利，大多没有远见，争着借取官府的钱来救眼前之急，欺骗父兄，妄自拿物品作抵押；期限一到，又无处逃跑，父子离散，行路的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陷阱，引诱他们陷进去呢？至于奸民和大商人窥伺其中的空隙，谋取巨利：有的把积压卖不出去的货物交给官府来换取现钱，有的拿破败无用的房屋作凭据来赊取实物；他们巧诈百出，难以一一说尽。有关部门受到蒙蔽，把这些指称为利润；钱币一旦散出去，便漫无边际，难以收回，官府所藏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账面文书罢了。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将要议论彻底追究这些问题。然而已经造成弊病的法令仍未停止，买卖各种货物仍然和从前一样。这就像吞服毒药，喉咙和舌头已经破坏，胸腹已经胀满，明知它不对，却还闭着嘴不吐出来，安静地让人切脉，广泛寻找医书；这样对于迅速痊愈的方法，已经疏远了。以上臣所陈述的各项事情，都是耳目亲自接触到的，也是众人共同知道的。朝廷清明，难道会有察觉不到的吗？如果确实有意改变，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早晨发出一纸诏书，四种弊病晚上就可以消除，不像前代积弊，或存在于各个列国，或存在于四夷。如今想议论更改，只是担心动摇海内，所以姑且维持、涵养，苟且求得一时安便。现在事情在朝廷，发出命令就可以了；众人都寄托希望，形势难以长久拖延，而私下却顾恋旧法，迟迟不作决定，从而失去天下人的心，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臣是愚昧的人，志在忧虑国家，言辞激切，触犯典章刑法；区区一点诚心，甘愿等待诛戮。谨具奏状上报，伏候诏旨。

译《为张安道论时事书》。通篇都指出神宗悔悟之处，以感动讽谏使其觉悟，得到了《易经》‘从窗户接受约束’的意思；开头和结尾也都有严密的针线法度。臣以为，朝廷内外的臣民各有职事，越过职分发言，国家有固定的法令。臣镇守陈州，并没有进言的职责，却擅自发言，按照自己的狂妄愚昧来衡量，这确实是有罪的。然而臣伏念，近来因为年老多病，不能胜任吏事，陛下不忍心废弃臣，亲自选择便利之地，让臣得以安养。临辞之日，臣当面承受圣上的教诲，陛下认为大臣的职责都是为国谋划，不应当因为在外或在内而有所顾忌，有所隐瞒。古人说：‘身体虽然在外，心没有不在王室。’伏惟圣德广大，无所不容。臣自到任以来，至今已经一年，心目昏乱，病情有增无减，因此曾请求苟延余生，求还乡里居住。这一点诚心，久久没有得到允许。陛下看到臣的志气已经衰退到这种地步，难道还会认为臣有意分辨是非、和世俗争论吗？因此在得失之间，臣长期没有参与。如今臣私下有所思考：对上可以替陛下防备官吏，对下可以替陛下检验百姓，而国家安危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臣想到自己承受历代圣主的恩泽，国家的祸福，臣本人实在与之相同。志气和力量虽然衰退，但在道义上不能再沉默。然而臣想说的，并不是要远引上古、预先窥探尚未发生的事情，来迷惑陛下的聪明。这些事情都是陛下曾经亲自尝试过、臣愚昧而有所听闻的。我伏见陛下即位之初，谋划深远，凡有所建设，动辄符合天意。开始议论修建山陵时，深深忧虑费用过于广大，便推明先帝薄葬的诏命，告示有关部门。四方听到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此后一年之内，广泛颁布号令，劝导率领宗族，推重孝悌的行为；勉励州郡，首先实行农桑政策；恢复转对，以扩大进言的道路；议论徭役，以宽免百姓的劳力负担。盛大的德政，不能一一记述。当时天下虽经历大变乱之后，却没有人不挺身而出，想听到圣上的教诲，以忘却自己的忧患。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万民都蒙受福泽而安定。纷乱的议论没有传到朝廷，诽谤怨尤的声音也没有在乡里听见。陛下宽厚而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这样治理国家，难道不是令人快乐吗？陛下如今回头看，当天的政事，其中可悔可恨的地方，臣看来总共没有；不仅陛下没有什么可悔恨的，即使天下人也没有认为有不当之处。为什么呢？因为政令简易，符合人情所安。《易经》说：‘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从就会建立功业。有亲近便可以长久，有功业便可以壮大。’假使陛下推行这条道路，始终不改变，臣认为能够长久而宏大的功业就可以取得。后来求治过于急切，用心超过适当程度，奸臣乘机进献邪说，开始议论开拓边疆以迎合皇上的意图，于是延安有谋取横山的计划，保安有招诱羌人的计策。陛下给他们金帛，借给他们兵器；小人贪图功劳，考虑祸害不长远，轻率地发动军队深入敌境，和西戎结怨，抢夺尺寸之地，实际上毫无用处，却空耗内府几代积蓄；大则使秦、雍疲弊，小则使将士死于敌手。西部边境骚乱不安，陛下于是第一次悔恨。然而陛下天性英明果断，有汉武帝宏大通达的气度，虽然军队和官吏屡屡失去法度，但建立功业的意图从未稍减。因此左右大臣揣知这一心意，又进献聚敛财利的说法。陛下乐于听到获利的办法，却没有时间深入考察它的危害，于是全部采纳，设置条例司，研究天下遗漏的财利。己酉年秋天，新政开始出台。从此以来，所有变革无法一一计数。其中最大的，第一次是常平青苗法，第二次是拣选士兵、合并营寨，第三次是出钱雇役，第四次是保甲教阅。这四件事同时在世上推行，官吏疑惑，军民愤怨，进谏争论的奏章交相送入朝廷，诽谤的声音传播到市井。陛下不胜其烦，为此当着群臣长叹，直到太阳西斜还没有进食。然而仍庆幸它们能够成功，竭力排斥众人的议论而坚决守护，天下正共同厌恶困苦，却不知道这种局面何时停止。拣兵并营的策略，其危害最先显现，武夫抵抗凶悍，怨恨最深，祸患最急。陛下知道不可行，于是增加每月粮饷，重新收用退伍士兵，以顺应他们的心意；陛下已经第二次悔恨了。然而军中的舆论仍然汹涌不安，陛下虽推恩安抚他们，他们最终却不以为恩惠，反而说陛下是畏惧他们。不幸边臣谋划失误，又激起戎人的敌意；帷幄中的大臣谋划不善，不致力于安抚他们，反而致力于扰乱他们；临行派遣执政大臣，交给他强硬的任务，拿出许多金钱，预先写好诏敕，以成就深入敌境的计划。当时天下人心都知道必然失败，而陛下和一两个大臣正认为万举万全。后来军队出动到无人之境，在无法守卫的地方筑城，困弊腹心地区，只求取得无益的功劳，使秦、晋百姓父子流离、肝脑涂地；戎人趁机疲敝，接受屈服后修筑的城池随即倾覆，救援的军队接连溃败叛乱，四方震动，君臣日夜忧劳，之后才下诏罪责自己，放逐宰相，以向西部两地谢罪；陛下已经第三次悔恨了。这三件事在尚未悔恨的时候，陛下也认为它们是对的吗，还是错的呢？陛下违背众人的心意，竭力推行而不顾一切，必定是认为正确，而不认为错误。然而最后终于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如此，那么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悔恨的事情，难道不也和这些相似吗？臣听说，人数众多而不可欺骗的是百姓；勇猛而不可冒犯的是军队；地势险要而不可轻侮的是邻国。如今陛下已经欺骗百姓、冒犯军队、轻侮邻国了。冒犯军队、轻侮邻国，事变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至于欺骗百姓，事变来得慢而祸患严重。事变迅速而祸患较小，是瓦解的忧患；事变迟缓而祸患严重，是土崩的祸患。如今瓦解的忧患，陛下已经知道悔悟；土崩的祸患，陛下还没有放在心上。这正是臣寒心的地方。《易经》说：‘复归得不远，就不会受到悔恨，大吉。’这是说事情尚未失败时。如果陛下不觉悟它的错误，必定要等失败以后才悔恨，像先前三件事一样，那么陛下的复归已经太远，悔恨也将很大了。而且臣观察，如今陛下认为正确而尚未悔恨的，也只有三件事：青苗、助役、保甲。这三件事的弊病，臣不再说了。为什么呢？进言议论的人说它们不可行的，不是一个人；

译百姓毁坏肢体，熏灼耳目，嫁掉母亲、分家居住，低价卖掉田宅来求得脱免，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家。陛下大概也知道了。如今却徘徊不改，使百姓无处申诉；再加上水旱灾害，接着发生饥荒，积聚怨愤的百姓奋起成为群盗，侵扰蔓延，剿灭后又重新兴起；英雄豪杰乘机而作，振臂一呼，便可以聚集千人的队伍。像这样，陈胜、吴广式的形势形成，这就是所谓土崩之势。臣恐怕陛下到了那时，即使想再次悔恨，也来不及了。因此臣希望陛下把即位之初的政事同今日的事情拿来比较：天下纷扰不安，哪里有今天这样严重？群臣异口同声地争辩，哪里有今天这样多？陛下听取阅览而疲倦，哪里有今天这样繁重？悔恨自责，哪里有今天这样迫切？陛下如果确实拿这些加以比较，那么不用等臣把话说完，得失便可以自行判定了。况且即位之初的政事，是陛下的本心；今日的事情，是臣下错误的谋划。陛下抛弃即位时的本心，而顺从臣下错误的谋划，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虽然如此，臣私下听说，近来道路上的人都说陛下也已经悔恨了。悔恨却不改变，并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被提出建议的大臣所迫。臣下向君主进献谋略，如果事情没有办成，便改变主意去迎合众人，那么君主就能够测知他的深浅；君主能够测知他的深浅，他的任用或舍弃便掌握在君主手中，这正是臣下不愿意看到的。臣私下痛惜陛下为了国家社稷，想要改过以安定天下，却被贪恋权势、固守职位的大臣坚持阻挠而不放。陛下聪明睿智，官员的废置任用都由自己决定，却偏偏在这件事上郁郁不乐。汉宣帝与赵充国攻打匈奴时，魏相反对，认为应当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见识的人详细商议后才可以决定。这三个人并不比赵充国贤能，然而他们与国家同忧同乐，没有侥幸求取功名的心，也没有希望获得爵赏的意图，这一点远远胜过赵充国。连赵充国的意见尚且不可以听从，何况那些不如赵充国的人呢？陛下将要安抚百姓、保卫国家，却和喜欢功伐、爱好权利的人谋划，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的诚心，因此地位疏远而言辞恳切，希望陛下明察。代替老臣逐条提出建议，按照典章法令办理。《论任用台谏札子》。如果近年以来台谏官虽然名义上称为吏部、都察院共同考选，恐怕仍然免不了宋人所说的由执政大臣指挥操纵的弊病。臣听说，《尚书》称颂尧、舜的德行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大概君主居于高深的宫室，形势上容易同臣下隔绝；如果不努力扩大耳目，就听不到外面的事情，也无法预先知道祸福的根源。臣不敢再议论前代，只陈述本朝的旧事。每当临朝视事，上面有丞弼，早晚进奏政事；下面有台谏官，轮流进见；宫内有两省侍从和各司官长，因事奏报禀告；外面有监司、郡守，快马承受诏命，辞见入奏。凡是作为皇上耳目的人，人数如此众多。然而事情有时被阻塞蒙蔽，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帘听政以来，每件事都格外慎重，群臣能够在御前应对的，只有执政和台谏官而已。天下事情的是非可否既然由执政决定，陛下想在执政以外特别听取意见，也只有台谏官几个人罢了。臣观察今日的台官三人、谏官二人，其中不是执政的私人，而是特别出自圣意任用的，又不过一两人。孔子说：‘我现在观察人，听他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陛下试着考察这五个人言行的实际情况，认真观察，那么他们的邪正、趋向和背离，大概都可以看清。从前汉成帝时期，王凤掌握政权，群臣没有人敢把话说尽，只有刘向、王章竭力指斥他的罪恶，毫不顾忌避让；他们都不受王凤喜欢，进言最终没有被采用，有的后来还因此丧命。王凤却推荐他的门人，如杜钦、谷永之流，让他们上封事议论政事。杜钦等所说的话，都掩盖王凤的短处，专门攻击皇帝的过失；因此直言听不到，汉朝也不能振作。如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耳目极少，只有台谏官几个人；如果又听任执政大臣自行选择，不公开选拔正直的人任用，臣恐怕天下安危的大计无法送达陛下面前，朝廷的形势就危险了。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不要忽视臣的话，这就是社稷的福分。请陛下裁决。

译《论衙前以及各种役人不便札子》。苏氏兄弟的见解都如此。臣近来上奏请求修补完成有弊病的政事，以堵塞不同意见的议论。其中一项是各州的衙前役，臣请先议论今昔差派和雇募衙前的实际利弊。大概固定差派乡户，因为这些人有家业，比起雇募浮浪之人，欺诈逃亡的弊端必然较少，这是差派衙前的好处。然而每次差派乡户，必然有设法逃避、纠缠推诿的事情；等到决定差派时，州县的属吏索取的钱财不可计数；一旦被差遣，开始便陷入重难之中。如果雇募熟悉事务的人，需要花费一分，那么差派生疏的乡户，没有二三分就办不成事，由此便破败荡尽家产。嘉祐以前，衙前之苦使百姓极其畏惧，这是差派衙前的害处。若是雇募而本人自愿，除非是熟悉事务的人，否则必定不肯投充；州县吏员知道他熟悉事务，索取的钱财自然少；等到办理事务时，动辄知道便利之处，费用也有常数，即使经历重难，也自然没有破产的忧患，这是雇募衙前的好处。然而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的弊端必定比乡户差派严重，熙宁以来大多受此困扰，这是雇募衙前的弊病。这样看来，差派衙前的弊害在私人家庭，雇募衙前的弊害在官府。如果差派法一定实行，那么私人家庭的祸害无法用法令救治；如果雇募法一定采用，那么官府的弊病还有法令可以制止。为什么呢？嘉祐以前，长名衙前除去差派三大户之外，允许免除其余各种色役。如今如果允许雇募衙前，依照过去长名免役的办法，那么上等人户谁不愿意投充呢？各州衙前按例都由有产业的实户充任，那么所谓官府的祸害就会坐等着自行消除了。臣私下认为，即使是三代圣人制定的法令，也不可能没有弊病，所以《易》中的贡法改为助法，助法又改为彻法，关键在于顺应时势、适合实际，只要不妨害百姓罢了。如今把祖宗时代的差役法和先帝时代的雇役法结合起来，取其中便利百姓的部分而施行，这正是三代变法的先例。第二，关于各州县的役人，臣以前已经详细论述过差役和雇役的利弊。臣认为，差役的好处在于上等和下等人户，雇役的好处在于中等人户。既然两者的利弊各占一半，那么差役、雇役兼行，实际上的好处就多得多了。既然如此，祖宗的旧法和先帝的近制，都应有所取舍，只应询问人情所感到便利的方面，不应再把新旧、彼此放在心上而有所偏执。臣考察前后役法，都是由于臣下心中有所执着：有的是从前曾经议论过，想要使自己的主张最终实现；有的是看到当前上下观望，想迎合某种意图，因而使所制定的法令不能通行而发挥作用。臣私下见到，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青苗、市易、保甲等事情全都削除，天下最终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对。至于把雇役改为差役，刚开始提出建议时，反对意见已经很多；到现在五年了，最终仍说不便利。事情究竟对不对，众人的议论必定能够公断，即使古代圣人，谁又敢违背众意呢？所以臣希望朝廷采纳众人的意愿，立即制定成确定的法令。臣从前在元祐三年任户部侍郎时，私下见朝廷开始议论差役、雇役二法兼行，使天下按照六等人户所出的助役钱雇募州役。当时特意越过有司而直接出自朝廷决策，断然决定实行。不久大家都称便，为什么呢？非同寻常的根本原则，普通人都不明白；有的人昏暗蒙昧，看不清深远的道理；有的人有所偏执，不肯公开说出实情。等到大家同心协力，事情又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臣今天所说的，希望出自圣上裁断，同大臣们仔细商议；如果有可取之处，就依照元祐三年的先例断然施行。所贵的是天下百姓能够迅速享受利益恩泽；否则让朝廷内外杂然议论，动辄经历数年，大法就没有办法制定，而百姓受到的祸害也就没有终止之日了。臣不胜区区之心，不知道言辞是否过于烦琐亵渎，死罪，死罪。

译论冬季温暖无冰的札子 这类札子，自两汉的书疏以来，都是不能相比的。充分承担怨恨，忠贞义烈之气铿然有声。臣恭敬地看到，前年冬天温暖而不下雪，圣心焦虑忧劳，请求祈祷的事情无不做到，但上天的意旨仍不顺遂，越冬的麦子不能茂盛生长。去年冬天这种灾异更加严重，又加上没有冰。两年之间，天气竟然相同。如果不是政事有过失，向上触犯了阴阳之气，按理不应达到这种地步。臣谨按，异常温暖的惩罚，记载在《周书》中；无冰的灾异，记载在《春秋》中。圣人的话，必定不是徒然设置的。臣谨慎地推究经典的本意，再用时事加以验证，请陛下选择其中可取的意见。《洪范》所说的庶征是：明智就时常温暖，安逸就异常温暖，谋虑就时常寒冷，急迫就异常寒冷。“哲”的意思是明，“豫”的意思是舒缓。所以汉儒解释说：“君上的德行不明，昏暗蒙蔽，不能辨知善恶，无功劳的人得到奖赏，有罪的人不加诛杀。”百官废弃礼制，过失在于舒缓。盛夏白日很长，暑气用来滋养万物；政事既然松弛舒缓，所以它的惩罚就是异常温暖。周朝失于舒缓，秦朝失于急迫，因此周朝灭亡时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灭亡时没有炎热的年份。如今连年冬季温暖而无冰，可以说是异常温暖了。刑法政令松弛废弛，善恶不能分辨，可以说是舒缓了。臣不敢妄自诋毁时政来迷惑圣上的听闻，请允许臣为陛下列举其中的实际情况。然而，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的，臣不能全部说明，先说近来的事情。凡是有罪却不诛杀的有七件，有功劳以外的人受到奖赏的有四件。陆佃任礼部侍郎时，他所管辖的地方有诉讼，而他的侄子陆宇竟同诉讼者饮酒吃饭、私相往来。案件已经审理完毕，有司却判定陆宇无罪，这是有罪不诛的第一件。石麟任开封府推官时，同诉讼者私下往来，替他们传递言语；案件上报后，他反而被罢免，后来又改任郎官，这是有罪不诛的第二件。李伟建议请求使黄河改回大河，朝廷相信了他，于是征发夫役，费用不可估量。如今黄河仍照旧向北流，涨水退去后，向东流的河道淤塞填平，竟成了道路。臣多次请求追究李伟欺骗蒙蔽、贻误国事的罪过，却没有得到采纳，仍任用李伟如故，这是有罪不诛的第三件。开封府推官王诏，故意把罪轻的犯人判入徒刑，虽然适逢德音大赦，依法应当冲替，他却至今仍得以守郡，经营谋求差遣，拖延不肯离任，这是有罪不诛的第四件。知祥符县张亚之把官户当作可以追索多年租课的对象，直到勘验判决不当，偿债的人估价出卖欠债人的田产；及至欠债的人已经被枷锁拘禁，田主又将其殴打致死。人死之后，他仍监督其家属，丝毫不肯停止。本台查究揭发他的罪行，朝廷却任命张亚之为真州，想让他通过离任来免罪，这是有罪不诛的第五件。孙述任长垣县知县时，判决杀死了一个因灾害而申诉、实际无罪的人。台官进言后，他才被罢任；虽然实行了推勘，却放纵他抵赖欺骗，指望得到恩赦。这是有罪不诛的第六件。秀州倚郭嘉兴县的百姓申诉灾害，州县官吏昏聩暴虐，不及时受理，反而拿鞭子棍棒威吓他们，使百姓彼此惊乱、互相践踏，死了四十多人。虽然加以按问治罪，知州章衡却反而得到优美的职位，升任大郡知州。这是有罪不诛的第七件。近来任命户部尚书以下十多人，其中才能大体符合公议的不过二三人，其余大多是老病之余，或者是执政者特别亲厚的人。臣同僚佐共同商议，认为这种事情多得说不尽，所以暂且搁置不论，只选取其中最不可接受的杜常、王子韶二人加以论列，但都没有得到施行。杜常在熙宁年间谄媚侍奉吕惠卿兄弟，给吕惠卿所撰写的手实文字作注解，把它同五常并列，比附经典；等到他的著作流传开来，荒谬可笑，成为四方的笑柄。他在都司任职时，又迎合时忱、任永寿等人的心意，把这种态度施用于政事，前后多次被台官弹劾。加上他为人凡庸猥琐，学术荒谬，却把他安置在掌管太常礼乐的职位上，任命下达之日，士人无不掩口偷笑。这是没有功劳却受到奖赏的第一件。王子韶从前在三司条例司谄媚侍奉王安石，创立青苗、助役之法；臣当时同他共事，都是亲眼所见。等到吕公著任御史中丞，推荐他为台官，吕公著因进言反对新政而被罢去，王子韶却忍住不说话。先帝察觉他的奸诈妄为，亲自批下圣旨，指出他的罪状。从此以后，士人不再把他列入清流，只因为他善于侍奉权要的子弟，所以前后多次得到优美官职。如今又提拔他进入秘书省，按日后循例必将得到侍从之职，公议所痛惜的，正在这里。这是没有功劳却受到奖赏的第二件。张淳资质才能都很平庸，从第二任知县升为开封府司录，不到几个月便厌恶事务繁重，请求担任寺监丞，立即得到将作监丞之职；又不到几个月，便令他权任开封府推官，意在借权任之机立即转为正式官职，逐步升迁上去。这是没有功劳却受到奖赏的第三件。丁恂被罢免少府簿，整年不能得到差遣，只因成为韩维的女婿，立即升为将作监丞。这是没有功劳却受到奖赏的第四件。至于那些凭借亲戚故旧关系，奔走请托，特意超出常规调任而给予堂除，以致任命名单中庸劣之人很多，等待职位的时间遥远漫长，使孤寒之士失望、朝廷内外都怨声载道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刑法政令没有整顿、纲纪败坏的实际表现。大体上，近年以来所做的事情，大多类似这样。譬如天时只有春夏而没有秋冬，万物虽然能够生长繁育，却不能坚实成熟；上天对人的应验，也大抵按照类似的情况到来。应当指示大臣，让已经施行的立即加以改正，尚未施行的不要重蹈以前的过失，努力整顿修治，以回应上天的变异。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岁在庚午，世俗传说本来不是好年景，只因二圣仁慈至极而没有私心，恩德普及上下，所以把这个凶年化成了丰年。然而政事有过失，仍然免不了出现异常温暖、没有冰的灾异。由此看来，天地虽然遥远，对于得失的应验没有一件可以欺骗。如果还能因此恐惧警戒、修身反省，告诫约束在位之人，互相勉励行善，那么太平的功业也差不多可以实现了。臣充任执掌法令之职，实在希望使陛下比肩尧舜，没有可以指责的缺失，没有需要挽救的灾害，所以以区区之心进献意见，不知不觉说得烦琐过多。死罪，死罪，请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