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二。明代茅坤编撰。《东坡文钞》二十六。碑。《宸奎阁碑》。评论持守大体的地方。皇祐年间，皇帝下诏，让庐山僧人怀琏住在京师十方净因禅院，召他到化成殿应对，询问佛法的大意；怀琏奏答得体，赐号“大觉禅师”。当时北方学佛的人都拘泥于名相，局限于因果，因此士人中聪明卓越的人都鄙视佛教言论，斥责为蛮夷鄙俗之说。只有怀琏指出佛法的妙处和孔子、老子的道理相合；他的言论文雅而真实，行为高峻而通达，所以当时士大夫都乐于跟从他。每逢休假日，怀琏还没有洗脸漱口，门外已经挤满了来访者的鞋子。仁宗皇帝凭借天生的才能，不经过老师传授，自然得道，和怀琏问答，并亲自书写颂诗赐给他，共十七篇。至和年间，怀琏上书请求回山养老，仁宗说：“山就是如如之体，你还要归到哪里去呢？”没有答应。治平年间，他再次坚决请求，英宗皇帝想留住他但不能，于是下诏允许他自行安排。怀琏渡过长江后，在金山稍作停留，随后回到四明，在阿育王山广利寺养老。四明人共同出力建造大阁，收藏皇帝赐给他的颂诗，题名为“宸奎”。当时京师刚开始建造宝文阁，诏令取颂诗副本收藏在那里，并且命令每年剃度僧人一名。怀琏归山二十三年，享年八十三岁。我出任杭州太守时，他的弟子派人来告诉我：“宸奎阁还没有碑铭，您曾侍奉昭陵，又是和我老师交游最早的人，难道可以不写吗？”我谨考察古代君主，被称为懂得佛法的，一定说汉明帝、梁武帝；他们的门徒曾经借此作口实，把二人的像画在墙上。汉明帝把察看当作明智，梁武帝把软弱当作仁慈，都是因为徒有名声而失去实际，距离佛法还很远。恭敬地想，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从未广泛剃度僧尼、崇尚奢侈地修饰寺庙；对于干戈斧锧也从未私自宽贷，而他驾崩之日，天下人都归于仁爱。这才是所谓真正得到佛心佛法的人，古今只有这一人。怀琏虽然用出世间的佛法来度人，但持戒极严。皇帝曾赐给他龙脑钵盂，怀琏当着使者的面把它烧掉，说：“我的佛法要求穿坏色衣，用瓦器铁器进食，这个钵不合佛法。”使者回去奏报，皇帝长久地赞叹不已。铭文说：巍巍仁宗皇帝，德性与自然相合；神明光耀而得道，并非由老师传授。那位道人怀琏，逍遥自在；禅法和戒律并行，彼此不相妨碍。多么美好的颂诗，我已经写下了它的文字；只有佛与佛，才能认识其中的真实。告诫你们东南的山神、海神，按时前来朝拜，以恭谨收藏这些颂诗。《上清储祥宫碑》。应皇帝诏命所作的文章，不是苏公文章中最好的；但其中的见解和议论，也自有典范。我奉诏命任职，等待罪责于北门，记录事情本来就是我的职责。然而我愚昧，不知道这座宫观兴废的原因，以及各种建筑材料从哪里取得，冒死请求询问。于是皇帝命有关部门把事情详细列出，来诏告我苏轼。起初，太宗皇帝以圣明的文德、神武的武功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把太祖赏赐的金帛全部用来建造上清宫，宫门在朝阳门以内，以彰显兴王的功业，并替五代兵乱之后的遗民百姓向上帝祈请。至道元年正月，上清宫建成，百姓没有感到劳苦，天下人都歌颂它。到了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关部门没有防备火灾，一夜之间宫观化为灰烬；从此成为荆棘瓦砾之地，共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才命道士王太初住在宫观旧址，用法箓符水为百姓禳除灾祸，百姓纷纷归附，他逐渐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祠宇。皇帝听从占卜者的话，认为宫观所在之地是国家子孙的吉地，于是赐名为上清储祥宫，并把度牒收入和佛寺神祠的遗产收益赐给它，共计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又把官田十四顷拨给它。还刻制玉印，仿照汉代张道陵使用的印，以及他所戴的冠、佩带的剑和穿的鞋，赐给王太初，对他的宠信十分周备。宫观尚有十分之八没有建成，王太初便去世了。太皇太后听说后，叹息说：“不能劳累百姓，不能役使军队，也不能动用大司徒的钱，但先帝的意志又不能不完成。”于是下令宫中供奉的物品务必节约减损，卖掉价值数以万计的珠玉，凡是所谓用天下供养皇室的财物，全部归入储祥宫的积蓄。所赐钱财共一亿七千六百二十八万，宫观于是建成。宫中又拿出白金六千三百多两，作为香火瓜果花卉的费用。召道士刘应真继承王太初的法术，命入内供奉官陈衍主管其事。从元丰四年春开始，到元丰六年秋完成，建有三门、两庑，中间三座大殿，旁边九座小殿，两座钟经楼，一座石坛；在东面建斋殿，等待皇帝临幸，在西面筑道馆，供道士居住，共七百多间。建筑雄伟华丽、清静幽深，是天下的壮观之处，而百姓没有受到劳苦，有关部门也没有参与其中。唉，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我谨考察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虚静明察来应对万物，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和《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相合，也就如此而已。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言论，于是有飞仙变化的法术、《黄庭》《大洞》的修炼法，以及太上、天真、木公、金母等名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等纪年，天皇、太一、紫微、北极等祭祀。下至炼丹药物、奇异技艺、符箓小术，全都归入道家。学者不能确实判断它们究竟有没有，但我曾私下评论说：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言论，是末流。修治根本，末流自然会相应。因此，如果不施行仁义，即使演奏《韶》《濩》这样的音乐，也不能使天神降临；如果忠信没有确立，即使举行射礼乡饮，也不能达到刑罚废置、天下安定的境地。汉朝兴起时，盖公治理黄老之学，曹参师法他的言论，认为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用这种道理施政，天下人歌唱说：“萧何制定法令，严明得如同一幅画；曹参接替他，只守住而不要失去。”记载他们清静无为，百姓因此安宁专一。后来文帝、景帝的治理，大体依循黄老之道，清心省事，减轻赋税，放宽刑狱，不谈用兵而天下富足。我看皇帝和太皇太后治理天下的方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约束自己来规范万物，所以不发怒也有威严；舍弃利益来给予百姓，所以不私藏反而富足；委屈自己来消除战争，所以不作战也能取胜；虚心观察世情，所以不苛察而明智。即使黄帝、老子，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根本既已确立，于是又穿粗劣的衣服、吃菲薄的食物，使宫室低矮简朴，使器用粗陋，斥卖多余财物，用来建成这座宫观。对上完成先帝尚未完成的志愿，对下成为子孙无穷无尽的福祉。

译宫观建成那天，百姓非常和睦安乐，击鼓起舞，歌唱欢呼，声音传到天上。天地欣喜回应，神灵降临，祝官没有什么需要祈求的，福禄自然到来。愿国家万年亿年，永远奉它为神明之主。所以说：“修治根本，末流自然相应。”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写完事情经过后，皇帝仿佛说：“伟大啊，太祖的功业、太宗的德行、神宗的志向，由圣母完成了。你作铭诗，朕亲自书写它的开头，题为《上清储祥宫碑》。”我苏轼拜手叩首，献上铭文说：苍苍的天，正是它本来的颜色吗？它俯视下界，也同样是这样吗？我建造上清储祥宫，却没有什么凭借而来。它愿意跟随元祐年间的政治，取悦上天和下民吗？修治什么？经营什么？回答说：这四件事，使百姓感念它的仁爱，官吏服从它的廉洁，鬼神畏惧它的正直，神明赐予它的谦逊。皇帝既把百姓当作子女，就应当像父亲看待子女一样看待他们。怎么能侍奉上帝，却使他的子民瘦弱困苦呢？真正明智的文德之母，以公心消除私欲，建成千柱之宫。百姓起初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宗，都在上帝左右；驾着风马云车，随上帝前来巡狩。巡视这座新宫，察听百姓的言论，保佑我们的文德之母以及她的孝顺孙子。孝顺的孙子前来祭享，左右的老臣老人，天下没有争竞，只有贤人，使后来的众多士人安享欢乐，成为吉祥。文德之母所培植的功德，我承担并接受它。坚定地成就人才，用千石的大钟、万石的钟架，相互配合来铭刻诗篇，使声名震动四海。整篇文章都把私人钱财作为依据，把为百姓祈福作为旗帜；这类应制文章，不得不这样写。《广州资福寺罗汉阁碑》。长公写的《禅林悟景》，是千年以来绝无仅有的佳作。众生因为爱而进入生死轮回，由于所爱的境遇有顺有逆，便产生喜怒，造作各种业，辗转于六道之中，经历千万劫；他们本来所从来的原因只有一个“爱”，再没有别的毛病。佛是大医王，针对病症施药，只有一种舍离之药，再没有其他药物，常常用这种药来治疗这种病，如同用水救火，一出手就应当熄灭。众生为什么不消灭这种病呢？这是导师的过错，不是众生的罪过。为什么呢？众生所爱没有超过自身的身体，父母有病时，割下自己的肉、刺出自己的血，起初没有一点难色；但如果邻人向他求取一片指甲或一根头发，终究也不肯给，何况肌肉。有两种导师：一种清净，不落入各种形相，能够知道众生生死的根本，能使众生明白看见不生不死、脱离轮回的所在；那个地方安乐，足以永远依靠，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何况财物。另一种导师以有为之心实行有为之法，即使不求利益，也会自己求取名声。好比邻人来求一片指甲或一根头发，尚且终究得不到，何况肌肉呢？由此看来，爱惜吝啬而不肯舍弃，是导师的过错。假如有人无缘无故把米取来扔进坑里，看见的人都会愤恨；如果把这些米布施给鸟雀，看见的人都会欢喜。鸟雀没有知觉，接受我的布施，和扔进坑里有什么不同呢？可是人自然会欢喜或恼怒。假如导师有私心、有所作为，那么这种布施和抛弃有什么区别呢？由此看来，爱惜吝啬而不肯舍弃，不是众生的过错。四方百姓都靠辛勤劳苦获得衣食，所得即使很少，其中的辛苦也无穷无尽；唯独南越岭海之间的百姓，贩运贵重财物，安坐便获得富足快乐，得到它很容易，享用它却感到惭愧。因此那里的人因为惭愧而舍弃财物。海路幽深险恶，生死之间不容一发，何况漂流坠落到罗刹鬼国，还要向神、天、佛、菩萨、僧人呼号求救，才能脱离灾难。在这种时候，身体尚且不是自己的，何况财物，实在和粪土一样。因此那里的人又因为恐惧而舍弃财物。惭愧和恐惧这两种心理有助于激发善心，所以越地人轻视布施、乐于舍弃，超过四方。东莞这座古城的资福禅寺有一位老比丘，名叫祖堂；他从未受戒，戒律却自然严明；从未向人求取，人们却自然布施。人们布施给祖堂，像物品放在秤上，增减一铢一黍都清楚察知；祖堂接受布施，却像水中容纳影子，即使有千万次也没有一样留下。祖堂因此创建五百大阿罗汉，建造庄严清净的宝阁，从地面涌起千根柱子，凌空建成三层，壮丽到了极点，确实冠绝南越。东坡居士看见听见后随喜，并作偈说：五百位大士栖居在这座城中，南海的珍珠大贝都向东汇聚；众人的心使春天回返，柏树再次繁荣，铁林东莱阁于是建成。宝骨尚未到来，灵异之气已经先通；赤蛇和白璧，夜里珠光明亮。三十重吉祥，谁敢争夺？层层屋檐凌空飞展，俯视太阳星辰；海浪不动，风声全无。大风缓缓吹来，铃声流韵；一洗瘴雾，清寒如冰雪。人无论南北，都长寿而安宁。《潮州韩文公庙碑》。我读这篇文章，觉得不是真正的韩昌黎风格，前后的议论多半散漫。然而苏长公一生的气度格调仍然存在，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一个平民却成为百代人的老师，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这些人都能够参与天地的造化，关系到国家盛衰的运数。他出生时自有来由，死去时也有其作用。因此，申、吕二人是从岳山降生的，傅说死后成为列星；古今流传的这些事情，不可以说是虚妄。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存在于日常平凡之中，却充塞在天地之间。突然遇到这种气势，王公会失去他的尊贵，晋国、楚国会失去它们的富有，张良、陈平会失去他们的智谋，孟贲、夏育会失去他们的勇力，公孙衍、张仪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呢？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亡的东西。因此，它在天上成为星辰，在地上成为山河，隐幽时成为鬼神，显明时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德沦丧，文章衰败，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辅佐，仍然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唯独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挥手扫除异端，天下人纷纷跟随他，重新归于正道。大概到现在已有三百年了。他振兴了八代衰败的文风，挽救了天下沉溺的道德；忠诚进谏触犯君主的怒火，勇气压倒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是能够参与天地、关系盛衰、浩然正气独自长存的人吗？

译我曾经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唯独天道不容许虚伪。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猪和鱼；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心。因此韩公的精诚，能够拨开衡山的云雾，却不能改变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平息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得到南海百姓的信任，享受百世的庙食，却不能使自己有一天安稳地处在朝廷之上。大概他能够做到的是天道所助，他不能做到的是人事所限。当初潮州人还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担任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推广到普通百姓，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容易治理。孔子的话确实可信：“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他，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凡有所求一定向他祈祷。然而他的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出入很困难。前任太守想向朝廷请求另建新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养育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都一概以韩公为榜样。百姓既已喜悦服从，他便下令说：“愿意重建韩公庙的，听凭办理。”百姓欢呼着赶来，在州城南七里选择地方，一年后庙便建成了。有人说：“韩公离开京城万里，被贬到潮州，不到一年就返回了；他死后如果有知觉，确实不可能还眷恋潮州。”我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无论到哪里都无处不在；只是潮州人对他特别深信，思念特别深切，焚烧香草时凄清悲伤，仿佛真的看见了他。好比凿井得到泉水，却说水只存在于这口井中，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七年，诏令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于是我作诗赠给他们，让他们歌唱来祭祀韩公。诗辞说：韩公当年骑着龙，来到白云之乡；亲手拨开银河，分取天上的文章。天孙为他织成云锦衣裳，他飘然乘风来到天帝身旁，又下来为污浊的人世扫除糟粕。向西巡视咸池，掠过扶桑；草木依靠并沐浴在光明回旋的照耀中，追随着李白、杜甫一起高飞翱翔。汗流满面的张籍、皇甫湜，奔走得几乎僵倒；那消失的倒影已经无法望见。写文章斥责佛教，讥刺君王；想要巡视南海，探看衡山、湘水，经过舜帝九疑山，凭吊娥皇、女英。祝融在前面驱导，海若藏起身形；约束鲛龙鳄鱼，就像驱赶羊群。天上的钧天乐府没有人，天帝悲伤；吟咏着向下招魂，派巫阳前来，用牛羊牺牲和鸡卜占问，把酒食献给我。鲜艳的荔枝红，黄灿灿的芭蕉，韩公不肯稍作停留，使我泪流滂沱。他飘然披散着头发，降临到荒远的大地。

译《表忠观碑》。整篇文章用奏疏作为序，记事的文辞非常绝妙，这是司马迁的风格。熙宁十年十月戊子日，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沈括说：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和庙宇，在钱塘的有二十六处，在临安的有十一处，全都荒芜废弃，没有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人流泪。我谨考察：已故武肃王钱镠，起初凭乡兵击败并赶走黄巢，声名传遍江淮；又凭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立董昌，自己则居于杭州。等到董昌凭越州反叛，他便杀掉董昌并兼并越州，完全占有浙江东西两路的土地。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到了他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时，终于击败李景的军队，夺取福州。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大规模出兵攻打李景，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终于把国家交给朝廷，入京朝觐，三代四王和五代相始终。天下大乱时，豪杰纷纷起兵；当时凭几州之地窃取名号的人数不胜数。等到他们的家族覆灭，又牵连无辜百姓，没有一个幸存者。可是吴越之地方圆千里，拥有十万披甲士兵，铸山煮海，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财富冠绝天下，却始终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贡品络绎不绝地在道路上相望。因此当地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四时都能游乐，歌唱击鼓的声音彼此相闻，这种状况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钱氏对这里的百姓恩德非常深厚。大宋接受天命后，四方僭乱，逐一平定；只有蜀地、江南凭借险远之势抵抗，直到军队兵临城下、力量用尽、形势穷困，才束手投降。河东刘氏却经过百战，拼死坚守，抗拒王师，尸骨堆积成城，鲜血汇聚成池，耗尽天下兵力，才勉强攻克。唯独吴越不等朝廷下令，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向朝廷请求派遣官吏，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作离开旅舍一样。钱氏对朝廷的功劳实在很大。从前窦融以河西归顺汉朝，光武帝便诏令右扶风修治他父祖的坟墓，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几乎超过窦融，但还不到一百年，坟墓祠庙却无人修治，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叹息，这实在不是用来劝勉忠臣、慰藉民心的道理。我希望把龙山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作道观，让钱氏的孙子、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在那里。凡是在钱塘的坟墓祠庙，都交给自然；在临安的，交给该县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每年各剃度他们的弟子一人，让他们世代掌管此事。登记这些地方的收入，按时修缮祠宇，封护培植其中的草木。若有不加修治的，由县令、县丞察看；情节严重的，就更换主管人员，希望能够长久不致废坏，以符合朝廷厚待钱氏的心意。臣冒死把这些意见上奏。诏令说：可以。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并作《表忠观铭》说：天目山中，苕水发源于此。山势如龙飞凤舞，汇聚于临安。上天厚生出一位非凡人物，他超群绝伦，卓然不凡；奋起挺身大声号召，跟随者如云。仰天向江水发誓时，月亮和星星都隐没了；设置强弩来射击潮水。江海在东面，杀死宏、诛灭昌，整个占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建造大城作为居所，包围联络山川；左边有江，右边有湖，控制牵引海岛蛮夷。每到岁时便归来休息，与父老宴饮。他光彩照人如神人，佩玉带，乘车马，穿皮衣。四十一年间，敬畏天命，小心谨慎。进贡的竹筐接连不断，大贝和南方的黄金相继而来。五朝昏乱，没有谁能够托付国家。三位君王相继承接大统，以等待有德之人。既然找到了归宿，便不再谋划、不再咨询。先王的志向，我只管实行它。上天赐福于忠孝，世代享有爵位和封邑。文才和武略兼备，子孙繁盛无数。皇帝对守臣说：‘修治他的祠庙坟墓，不要让樵夫牧童侵扰，以免愧对他的后代。’龙山南面，巍然矗立着新建的祠宫。这不是偏私于钱氏，只是为了劝勉忠臣。没有忠诚就没有君主，没有孝道就没有亲人。凡是各级官员，都应当看看这篇刻文。《司马温公神道碑》我间或考察苏氏兄弟的议论，认为他们的文章自西汉以来应当算是天才之作；只是叙事的地方没有得到太史公的法门，所以我对二位所作的各篇神道碑、行状等文章，没有多加收录。这篇碑记是司马光奉诏应制所作，比起他所写的《司马公行状》，似乎没有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不过文章写得特别简略。皇帝即位的第三年，朝廷清明，百官各得其序，百姓安于生计，风俗焕然一新。往日浅薄鄙陋的人，都洗心革面，努力做到忠厚；人人自重，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中原没有战事，四方夷族都低头叩拜，请求听命。只有西羌和夏人反复无常，心怀恶意而自疑，多次入境作乱。皇帝命令各位将领按兵不战，向他们显示形势，不到几个月，就生擒大首领鬼章、青宜结，押到宫阙之下。夏人率十多万人进犯泾原，到了镇戎城下，五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一夜之间逃走了。西羌的兀征声延又率领族人一万人来投降。黄河开始在曹村决口，修筑灵平堤后，又在小吴决口，洪水横流了五年，朔方一带骚动不安。今年秋天，连月下大雨，黄河却没有大规模泛滥；到了冬天，河水入地更深，似乎有向北流入大海、恢复大禹旧日河道的趋势。凡是皇帝所希望的，不用强求便能获得；凡是他所厌恶的，不用驱逐便自行离去。天下明白地知道天意与皇帝相合，希望重新看到太平盛世的成就，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刑罚搁置不用，如同咸平、景德年间那样。有人问我苏轼：‘皇帝和太皇太后究竟作了什么安排，才能达到这种境地？’我回答说：‘《易经》大有卦上九说：自有上天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 孔子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理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理，又尊崇贤能。因此有上天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如今两位圣人亲自奉行诚信与顺理，以此为天下先导，又任用司马公来招致天下贤士，这应当就是三种德行了。而且依我看，司马公是仁人，上天正在帮助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司马公凭文章闻名于世，又凭忠义与君主结交，朝廷知道他是可以的；可是四方百姓怎么会知道他呢？士大夫知道他是可以的；农民、商人、奔走服役的平民怎么会知道他呢？中原知道他是可以的；九夷八蛮怎么会知道他呢？当他退居洛阳时，渺小孤独得像颜子住在陋巷，困顿失意得像屈原处在水泽之间；他与百姓相隔已经很久了，但名声却震动天下，像雷霆、银河，又像家家户户每天都能见到他一样。听到他名声的人，即使愚昧无知如妇女儿童，勇悍难以教化如军队和夷狄，乃至奸邪小人，即使憎恨他妨害自己，把他当作仇敌而厌恶他，也没有不整理衣襟、改变脸色，咨嗟长叹，有的甚至流泪。元丰末年，我从登州入朝，经过八州直到京师，百姓知道我与司马公友善，便在各处聚集数千人，围在马头前呼喊说：‘请代我们向司马丞相致意，千万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加保重自己，以使百姓活下去！’

译像这样的情形绵延一千多里而没有中断。到了京师，我听士大夫说，司马公刚入朝时，百姓拥住他的马，直到马不能前行；卫士中见到司马公便举手跪拜、流泪的人数也多得数不清，司马公害怕了，于是返回洛阳。辽人、夏人派使者入朝，以及我国使者出使外域，都一定问候司马公的起居。辽人还告诫边境官吏说：‘中原已经任用司马为相了，千万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的嫌隙。’后来司马公去世，京师百姓停止营业前往吊丧，卖掉粥和衣服来置办祭品，在街巷中哭着送过他的灵车，人数大约以千万计。皇帝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赵瞻等回来后，都说百姓哭祭司马公极其悲痛，就像哭自己的亲人。四方前来会葬的人，大约有几万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互率领前来祭祀，还举行佛事来超荐司马公，祭文尤其悲哀。手捧香火、举到头顶来送司马公下葬的，共有一百多人。天下到处都有画司马公像来祭祀他的。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是上天在帮助他。一个普通人竟能感动上天，也一定有原因。若不是至诚而专一，谁能做到这样？《礼记》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 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了。《尚书》说：‘只有伊尹亲自同商汤一起，都具备同一的德行，才能享有上天的心意。’ 又说：‘德行专一，行动无不吉祥；德行二三其意，行动无不凶险。’有人拿千金给别人，别人却不高兴；有人用一句话命令别人，别人却愿意为他送死，原因就在于真诚与不真诚。漫天的大雨不能下一整个早晨，而一条细流却能穿透石头，原因就在于专一与不专一。真诚而专一，古代圣人也不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何况司马公呢？所以我论说司马公的德行，认为它达到了感动人心、震动天地的境界，崇高伟大到如此；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诚’和‘一’。司马公名光，字君实，祖先是河内人，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王的后裔孙司马阳任征东大将军，开始葬在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于是在那里定居。曾祖名政，因五代衰乱没有出仕，追赠太子太保。祖父名炫，考中进士，试任秘书省校书郎，最终任耀州富平县令，追赠太子太傅。父亲名池，是宝元、庆历年间的名臣，最终任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温国公。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亲聂氏，都被封为温国太夫人。司马公起初以进士甲科身份侍奉仁宗皇帝，官至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开始提出重大建议，请求立宗室子弟为皇位继承人，以安定宗庙。宰相韩琦等人因他的意见，终于确定了大计。他侍奉英宗皇帝，任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说陕西刺义勇军给百姓造成的祸患，以及内侍任守忠的奸邪祸害，请求斩杀任守忠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最终因获罪而死。他又论说濮安懿王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天下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他侍奉神宗皇帝，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嵬名山想率横山部众投降，司马公极力论说不可接受，认为以后必将成为边境祸患，后来果然如此。他劝皇帝不要接受尊号，这件事于是成为万世的法则。王安石任宰相后，开始推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等法，称为新法。司马公首先指出其危害，以自身与之抗争。当时士大夫中不依附王安石、认为新法不便的人，都依靠司马公来增加分量。皇帝任司马公为枢密副使，他因自己的意见不能实行，不接受任命，于是改任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后来以留司御史台以及提举崇福宫的身份，退居洛阳十五年。皇帝即位后，太皇太后摄政，起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升任正议大夫，接着升任左仆射。司马公首先修改诏书以疏通言路，区

译别邪正，对其中最严重的十多人予以升降进退。不久，废除保甲、保马、市易以及各道新推行的盐铁茶法，最后又废除助役法和青苗法。正要商议选拔士人、选择太守县令和监司来养育百姓，期望使百姓富裕并接受教化，眼看就要接近太平盛世了。司马公却卧病在床，于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皇帝也感动流泪不止。当时正逢明堂祭祀礼成，皇帝没有举行庆贺。两位圣人都亲临丧事，哭得十分悲哀，停止临朝视事，追赠太师、温国公，赐给一品礼服作为殓衣，谥号文正。授予他的亲属十人官职。司马公娶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清河郡君，早于司马公去世，追封温国夫人。有三个儿子，童、唐都早亡，康如今任秘书省校书郎。有两个孙子，植、桓都任承奉郎。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在陕州夏县涑水南原的晁村。皇帝用御笔篆书题写墓道碑额为‘忠清粹德之碑’，并命我苏轼撰写碑文。我曾经写过司马公的行状，端明殿学士范镇又取它来记载他的墓，所以详细情况不再重复，只论述他的大概。议论的人只看到皇帝和太皇太后迅速进用司马公，以及司马公竭尽全力，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对司马公了解得有多深。从士人、平民到卿大夫，彼此成为宾客、老师、朋友，道德足以互相信任，权势却不足以彼此共患难；即便如此，意见相同就亲近，意见不同就疏远，从未听说有人听到自己的过错会高兴，接受劝诲却不生气。何况君臣之间呢？熙宁年间，朝廷政事与司马公所说的没有一件不相违背；他上书几十次，都把话说尽而不加忌讳。这大概是从敌对者以下都不能忍受的事，然而先帝却安然接受，不仅不发怒，反而想任用他作为身边的辅弼大臣，甚至为他所著的书作序，并在迩英阁阅读。若不是深深了解司马公，能这样做吗？两位圣人了解司马公，是在意见已经相同之后；先帝了解司马公，却是在意见正相冲突之时。所以我认为先帝尤其难能可贵。从前齐神武皇帝卧病，对他的儿子世宗说：‘侯景专制河南已经十四年了，各位将领都不能抵挡他，只有慕容绍宗可以制服他。我所以没有重用慕容绍宗，是要把他留给你。’唐太宗也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德，我现在责备他并把他排斥出去，你应当授予他仆射之职。’于是把李勣调出任叠州都督。齐神武、唐太宗虽然还不能与先帝相比，慕容绍宗和李勣也不是司马公这一类的人。然而古代君主替子孙作长远打算、深远谋划，大多都是这样：宁可自己不享有知人善任的名声，也要让子孙专门享有得到贤人的利益。先帝如此了解司马公，却最终没有完全任用他，怎么知道他的用意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呢？我写完这件事后，便行拜手稽首礼，作诗说：啊，伟大的上帝！您慈爱地惠及我的百姓，谁能不顾念上天？只有圣明与仁慈。圣明的后代承受天命，像尧帝初即位时一样；神圣的母亲下诏，既不急促，也不迟缓。圣明的君主无心偏私，谁在左右辅佐他？百姓自己选择宰相，我来兴起并授予他。这个宰相是谁？就是太师温公。温公从西方来，一匹马、两个童仆，万人环绕着他，如同口渴的人奔向泉水。谁不想见到温公？没有谁比我两位圣人更早把他看作法式。温公也不以我为念，只以百姓为准则。百姓说：‘多么快乐啊！司马公已经做了宰相。’你们在路上经商，我在田野耕作。士人说：‘时机真好啊！君实已经被任用。’我在后面，您的儿子在前面，这个时机不可错过。温公像麒麟凤凰，不凶猛搏击；羽毛丰满，百官都来朝见，强横狡猾之人全都顺服。执政一年，其中一半时间患病，功劳却已经很多了。百年之后的思念，在意见不同时便已认识温公，在细微之处便已看出温公。并非温公自己有所谋划，而是神宗皇帝心中早有此意。愿天子万年长寿，四方夷族来归一统，在清庙

译祭告祖先，这就是神宗皇帝的功劳。神宗了解长公，也很深，只是没有来得及任用他。看看长公在两位圣人撤去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时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长公正是因此在这里独自感慨呜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唐荆川说：‘长江一泻万里，但波澜曲折，自有妍丽姿态，真是文人中的豪杰。’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