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七 明代茅坤撰 《颍滨文钞》第三 札子 请求分别邪正的札子 文定在分别君子和小人时，还把调停作为说法；这就是元祐的政治失于软弱，而蔡确、邢恕一党的势力又重新兴起的原因。臣私下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屏退驱逐群邪；上面有忠厚的政治，下面没有对聚敛财利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但经过五年，朝廷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只是奸邪之人丢失职权、居住在外，每日每夜窥伺机会，谋求重新进用，不免用各种说辞游说，动摇亲近贵臣。臣愚昧，却私下对此深为忧虑。如果陛下不能察明实情，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于是使忠臣和奸邪之人一同进入朝廷，借此表示广大包容、无所不容的意旨，那么冰炭同处，必然会互相争斗；香草和臭草共放在一个器皿里，久而久之必定留下臭味。朝廷的祸患，将从这里开始。从前圣人作《易》，内卦为阳、外卦为阴，内部是君子、外部是小人，就称为泰；内卦为阴、外卦为阳，内部是小人、外部是君子，就称为否。小人不能让他们留在朝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面，经常加以安抚，使他们不失去自己的位置，不至于怨愤无聊、图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从前东晋桓温作乱，桓氏的亲党遍布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替他执政，把三位桓氏成员分别安排治理三州，他们彼此没有怨恨，江南终于安定，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营长远而不争竞的美德。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于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在外而已，从来没有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同他们共同执政。假使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让他们各自心怀异志，都想自行施展自己的意愿，那么谢安将连自身都不能保全，更何况保全朝廷呢？近来有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育小人，为自己求取便利；既然小人在朝廷内部有所依靠，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才敢说出妄言来欺骗愚昧之人、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司惩戒以前的过失，凡是在外的臣僚一概遭受摧抑沮丧；卢秉、何正臣明明都是待制，而在明堂荐举儿子却只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的罪行明明有典法可据，却又降官、夺职，唯恐处罚不重，刻意留下明显痕迹来显示区别，替朝廷招来怨恨。这两种做法都错了。所以臣认为，小人虽然绝对不能任用为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应该各随其所长，不要偏废；宠爱、俸禄、恩赐，始终使彼此一样，不留下可以指摘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计策。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台谏官纷纷进言，把他指为邪党，认为小人必将由此聚集进用。臣曾经议论过温伯的为人，他大体上有些文才，没有其他大的恶行，只是性情本来柔弱，曲意顺从他人。王珪、蔡确掌权时，他便任其颐指气使；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执掌国政，他又在两者之间圆滑周旋。如果说他只是随从左右、依附权势，对事情没有损害也没有助益，遇到形势变化便随之转向，遇缓则缓、遇急则急，不能保证其操守和诚信，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如果说他心怀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开端，那就太过分了。台谏所说温伯的过失，确实存在；但若从替朝廷作长远考虑来说，也不能说错。所以臣希望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治方针，时间越久越坚定，慎重任用身边亲近的大臣，不要让邪正混杂。至于在外的臣子，应当用恩意对待他们，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感恩拥戴而忘记一死；这样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他们也安心行善，时间越久，祸患就越少。臣不胜区区之心，广泛采集公议来奉献给左右，恭请陛下宣谕大臣，共同勉力实行这个道理，不要因为没有参与改革政事，就动辄怀有异同之心。这样以后，朝廷就安定了。再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 再次上札，觉得议论更加详细周全。臣本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述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处在朝廷之中，因此又口头陈说其中详情，以冒犯天听。臣私下观察圣意，大概并不认为臣所说是错误的；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辞仓促，有些意思没有全部说尽。退下后伏地思考，如果让邪正之人一起进用，都能参与听闻国事，这正是国家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系。臣有幸承受圣恩，掌管国家法宪，如果臣不说话，谁应当挽救其中的过失呢？臣谨慎地再次考察古今，研究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疏远小人，就会使人主尊贵荣耀、国家安定快乐；疏远君子、进用任使小人，就会使人主忧愁受辱、国家危险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谈到治理国家时说：“放逐郑国的音乐，疏远谄佞之人。”子夏谈到舜的德行时说：“举用皋陶，不仁之人就会远离。”

译谈到商汤的德行时说：“举用伊尹，不仁之人就会远离。” 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时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凡是典籍册书所记载的，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至于《周易》的论述，尤其详细严密，全都把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看作天地的常理；把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看作阴阳的反常。一个阳爻在下，卦就是复；两个阳爻在下，卦就是临。阳气虽然还没有盛大，但处在中央而得其位置，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取的道路。一个阴爻在下，卦就是姤；两个阴爻在下，卦就是遯。阴气虽然还没有强盛，圣人却知道它已经有了可怕的趋势。至于处在天地的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三个阳爻在内、三个阴爻在外。君子既然得到职位，就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置在外面，安稳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把它命名为泰，泰就是安的意思，意思是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安定。在泰卦的时期，如果君子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在外面安顿小人，使他们不失去自己的位置，天下的安定就没有尽头。只怕君子得到职位后凭借形势凌辱暴虐小人，使小人虽然处在外面却不得安宁，那么形势就一定会走向反复。所以泰卦的九三爻说：“没有平坦而不变成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臣私下认为，圣人的戒告深切而详尽，用来教诲人的道理已经达到极点。只是从来没有听说因为担忧小人在外面不高兴，就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从前所上的札子也认为，小人虽然绝对不能任用为心腹，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种事务，应当各随所长而不有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一样，不留下可以指摘的痕迹。做到这些就够了；如果竟然把他们引入并安置在朝廷内部，就像害怕盗贼想得到财物，反而把他们引进寝室；知道虎豹想吃肉，反而打开圈地让它们进去。治理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定争斗。一旦争斗起来，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很难使他们离去；君子洁身自守、看重道义，知道自己的道路行不通，就必然先行退让。所以古语说：“一支香草和一支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有臭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前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想要用纲纪整顿四方，追踪三代的治道。如今看他当时的用意，本来不是汉唐的君主所能依稀相比的。然而一时的臣僚辅佐不能顺承圣德，制定创设各种法令，大多都使百姓不悦。等到二圣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取来旧法加以更改，上下都感到欣慰。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大臣都分布在朝廷内外，自己知道上面违逆天意，下面失去民心，徘徊局促，仿佛无所措置。朝廷虽然没有斥逐他们，他们所处的形势也使他们自然不能再留下来。还依靠二圣慈仁，没有加以谴责，只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面，这已经是很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得到信服，事势也大体确定，议论的人却被浮泛的说法迷惑，竟想招回并接纳他们，同他们共事，想借此调停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仅仅如此就算了吗？他们必将残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快意于私下的怨恨。人臣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一提；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熙宁以来，小人掌握权柄已有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势，窥伺希望的人很多，因此制造言语，动摇贵近之臣，用祸患威胁他们，用利益诱惑他们，没有什么手段不用。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却可以料想得到。听到这些话的人如果又不加审察，仓促间就认为确实如此，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使他吃粗茶淡饭，直到终身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把廖立、李严废为平民，迁徙到边远地区，过了很久也不召回他们。诸葛亮死后，两人都流泪思念他。骈、廖立、李严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贵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诛戮或废黜贵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赏罚一定公平，举措一定恰当，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不是出于私情，所夺去的也不是出于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归心的。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在任用、罢免和施政设置之间，仍有不少不合人心的地方。那些人既然内心不满，他们不服从本来就是应该的。如今却想直接招回接纳他们，以此弥合嫌隙，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四方……”这是用来告诫陛下的。陛下如果确实把异同反复当作忧虑，就应当长期任用才性忠良、见识谋虑明达审慎的人；只要有四五个人常在要害职位，即使还比不上皋陶、伊尹，也会使不仁之人知道自行远离。所以臣希望陛下从圣心断然决定，不被流言迷惑，不要使小人一旦进入朝廷，日后才有后悔莫及的痛苦，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既然任职执掌法令，看到用人不合道理的事情，没有不进言的；进言不被听从，按道理也不会就此停止。这样一来，异同的痕迹反而更加明显，不如陛下及早发出英明决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这才是好的办法。臣蒙受恩典深重，冒昧地在事情发生以前进献意见，罪过应当万死。臣愚昧地认为，《易》中所谓内君子而外小人，“内”是使君子进用的说法，“外”是使小人退处的说法，恐怕未必像子由所说的那样，内就是任用于朝廷，外就是分布到州郡。宋代上下都有调停的说法，所以子由也不敢不附带这样说。子由同章氏、蔡氏互相仇视，尚且说出这种话；那么那些私下结党互相依附的人，怎么会不肆意采取煽动祸乱、动摇人心的手段呢？第三次论述分别邪正的札子 这一札专门在于反省自己这一点，似乎尤其得体。

译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至诚更高的。至诚的功效，在于永不停息。如果有人能够推行至诚之心，再加上长久不息的坚持，那么天地都可以感动，金石都可以移转，何况是人，谁会不服从呢？臣恭敬地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顺应时势而施行改革，改革弊事，顺从百姓的愿望，屏退小人，天下本来没有异心，群党只是自己制造浮泛的议论。近来恩德意旨一经发出，众心便涣然归附，正直之人有所依靠，人人都知道了方向。只要二圣不改变这个意旨，那么天下谁敢不如此呢？卫国有很多君子，祸乱就不会发生；汉朝任用汲黯，叛乱者便止息。如果保持至诚而不息的志向，自然就是太平可以长久维持的功业，这实在是社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然而臣认为，从前掌握权柄、受到任用的那些人的党徒，确实繁多，分布在朝廷内外，难道能不窥伺机会吗？如果朝廷施政设置都恰当，这些人的企望自然就会消失。从前田蚡做宰相，行为贪婪鄙陋，于是窦婴、灌夫便窥伺宫禁，侥幸希望建立功劳。诸葛亮治理蜀国，实行廉正公平的法律，廖立、李严虽然被流放到边郡，终身也没有怨恨。这就是保全国家、安定人民的要道，是自古圣贤共同遵循的原则。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但祖宗的纲纪都还存在，各州郡百姓和万物大体安定。如果朝廷大臣端正自己、平静心志，没有制造事端以邀功的意图，顺着弊病修整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安定；即使有不同的党派，谁会不归心呢？从前担忧异同反复，也就不值得忧虑了。只怕朝廷办事大多不详细审慎：从前黄河向北流，正合水的本性，水官却挖掘河道，想把它引向东面，向下流而反而趋向高处，违背五行的道理。等到陛下再次派遣官吏按察查看，知道不能这样做，却还有人固执不听，经过多年，改河虽然停止，减水河道仍然存在，于是使河朔百姓的生命财力都困乏不堪。如今西夏、青唐以外的各方都来臣服，朝廷招抚他们的恩厚，只怕失去他们；而熙河的将领官吏却修筑两座堡寨，侵夺他们肥沃的土地，又议论要纳醇忠、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未可指望，争端已经先显露出来。朝廷虽然知道这不对，最终却没有明确处置。如果任其发展成为边境嫌隙，关陕哪里还能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端正自己、平静心志，不应制造事端以邀功。从前嘉祐以前，乡里差派衙前，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售坊场来雇用衙前，民间不再知道衙前的痛苦。到了元祐初年，力图恢复旧法，一律重新差派官吏收取坊场的钱，百姓又承担衙前的费用，四方惊疑顾望，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很快又恢复雇役。雇役法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只应当随着事情逐项修补完成。然而去年秋天又实行差役法，虽然保留雇役法，却先允许取得差役。州县官吏从征发人户中得到利益，认为差役便利。差役法一实行，立即就把差役人数征足了。雇役法虽然还在，谁还肯实行呢？臣近来奉命出使契丹，经过河北，官吏都对臣说：“难道朝廷想把出售坊场的钱另作支用吗？不然，为什么吝惜这笔钱而不用，却竭尽民力来供给官府呢？”这种声音四处传播，造成的损害不小。熙宁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要出役钱。上等人户家业高强，出钱没有限度；下等人户过去不用充役，也被派令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都免不了抱怨。至于中等人户，过去已经亲自承担差役，如今又出钱，但钱数不多；实行雇役法，对他们最为便利。等到元祐废止雇役法，上等、下等人户欢欣跳跃是可以想见的，只有中等人户反而受到祸害。臣姑且以京畿作为北方的例子，其余地方也可以推知。京畿县中等人家，大多每年缴纳役钱三贯。即使经过十年，也不过是三十贯钱。如今差役既然实行，各县让他们承担的役力中最轻的差役，农民在官府服役一天便耗费一百钱，这已经是最轻的费用了；然而一年使用下来，已经达到三十六贯。服役两年期满，费用就达到七十多贯。停止服役回家后，宽乡可以闲居三年，狭乡则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差役五年的费用，是雇役十年所缴纳费用的两倍。赋税和役钱多出自中等人户，像这样，民间怎么能不认为现在的法令是祸害，而认为熙宁时的法令有利呢？然而朝廷的法令规定，官户等六色所出的役钱，只能用来支付雇役人的费用，不能用于三年以下的州役，也不能用于县役；宽剩役钱只能在邻路、邻州之间通融，却不能在邻县之间通融。人户愿意出钱雇人充役，只能自己雇用，官府却不替他们雇人。像这样的条目不便利之处不止一项。所以天下人都想实行雇役而厌恶差役，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根据弊病修整法令，采取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的办法。臣见闻浅陋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得失；然而四件事情如果不除去，像臣这一类人尚且知道它们不对，更何况那些心怀异志、希望借国家过失反复生事的人，他们岂不是已经有了借口吗？臣恐怕这四件事，他们已经默默记在心中，制造许多毁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以动摇众人的听闻。恭请陛下宣谕执政大臣，事情有失当之处，就改正而不要迟疑；法令有不完善之处，就修订而不要厌倦。如果民心已经取得，那么异议自然消除。陛下端坐无为，享受太平；大臣从容安稳，享受富贵；四海同受福祉，这正是上下共同拥有的事情。衙前和差役这两件事，臣正在深入考察并详细研究，随后再具文上奏。臣不胜区区之心，冒昧地冒犯圣听，伏候诛戮。再次论述熙河边境事务的札子 论述当时边境事务，极为痛快淋漓。只是刚刚招抚之后，便突然议论更换将领，似乎难以听从。臣近来因熙河帅臣范育及其将吏种谊、种朴等人妄自挑起边事，向东侵犯夏国，向西挑衅青唐，两个祸端同时兴起，边衅的缘故深不可测，请求施行责罚降职，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已经另行具文论奏，臣私下又思考，熙河的边境祸端本来是由于种谊、种朴狂妄地企图侥幸求取功赏。如今范育虽然已经离去，但种谊、种朴仍在，新任帅臣叶康直又才能平庸，按臣的推测，必然免不了观望朝廷，受种谊、种朴驱使；如果不一并施行迁调降职，熙河的祸患突然发生时就难以预料。加上朝廷的议论本身也不一致，臣请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请陛下察看。从前先帝开始开拓熙河时，本来没有兰州，起初并不构成祸患。等到李宪违背命令，创筑这座城，便说如果没有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从取得兰州，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又想筑造质孤胜如，以侵夺夏国的良田，于是又说如果没有质孤胜如，兰州也不可守。辗转不断地制造事端，大多都是浮泛的言论，大概是因为边防无事，将吏安闲；如果不妄自声称有事，就没有办法邀取爵位赏赐。这是边地之人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共同的祸患。如今如果试着加以诘问，他们的道理就会自行穷尽。

译为什么呢？两座寨子的大小是多少？驻屯的兵甲有多少？夏人如果用重兵突然袭击，按形势看必然难以保全。既然攻克两座城，再乘胜攻击兰州，那么兰州的危险同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今朝廷不追究实际情况，却轻率地采用他们的话，因而毁坏了大的信誉。夏国如果因此不再顺服，表面上修治朝贡关系，以收取赐予的利益，实际上却制造事端，以获取掳掠的功劳，臣恐怕两座寨子所得的土地利益，远远不足以抵偿这些损失。臣所说质孤胜如绝对不能筑城，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先帝安抚统御西蕃时，董毡年老而没有儿子，赵醇忠是他的族子。先帝曾派苗履带着许多金帛去见赵醇忠，当时圣意大概已经有所安排。事情没有成功，而董毡又昏沉患病，终于被阿里骨杀死。阿里骨本来是董毡家的奴仆，先扰乱他的家族，随后夺取他的国土。董毡的臣子如鬼章、温溪心等，都有不服之意，这实在是当时的机会。那时朝廷如果乘着机会、利用空隙，派遣将领出兵，拥立接纳赵醇忠，差不多可以建立不世之功。然而当时的大臣不知道这样做，反而仓促地以旄钺和尊宠安抚篡夺者，使他能够借助中国爵命的尊重来役使西蕃部族，君臣的形势从此稳固下来。然而从那以后，阿里骨也颇能在外表上修守臣节，没有显露明显的背叛迹象，而范育等人却想在这个时候重新采取以前的行动，已经很疏忽了。从前曹操攻克张鲁以后，刘晔对曹操说：“您既然攻取汉中，蜀人听到风声便吓破了胆。刘备得到蜀地的时间还短，蜀人还没有归附。如果确实趁他们倾危之际压迫他们，蜀地可以传檄而平定。如果稍微放缓，蜀人一旦安定下来，占据险要、守住关隘，就不可侵犯了。”曹操没有听从。过了七天，听说蜀中震动。曹操把这件事问刘晔，刘晔说：“如今蜀中已经稍稍安定，不可再攻击了。机会一旦错过，七天之间就已经无法挽回。如今竟想在几年以后追行当初的计划，也足以看出他们昏昧于时机而不通晓兵势了。”臣听说种谔从前在先朝，因为轻率浮脱、欺诈荒诞，失败多而成功少，曾经被先帝轻视。如今种谊、种朴的为人，同种谔没有不同。种谊前些年偶然凭借精锐部队袭击俘获鬼章，便以此自负。而西蕃因没有防备而受到惩罚，已经长久设置防备，也没有可以乘机取胜的形势。何况范育到任以来，多次陈述这个计划，距离西蕃边界如此近，谁会不知道呢？臣认为军队一旦出境，必定会有无法预知的忧患。又听说近日擅自招纳青唐蕃部，人数多达几千。接纳他们，本朝就无从安置，连停留居住的地方都没有；拒绝他们，在他们看来就是背叛，必定会遭受屠杀之苦。仅凭这件擅自专断的行为，罪名就不轻。臣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还曲意加以保护包庇，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一并施行责罚降职，臣恐怕朝廷的忧患没有终止之日。即使阿里骨因此怨恨反叛，联合夏人，同心为患，进一步侵犯边境，告急文书接连传来，胜负未定；到了这个时候，大臣们彼此相顾，不敢承担责任，却让圣君圣母在帷幄之中忧劳。即使把主张此事的人杀而食其肉，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所说阿里骨绝对不可取，就是这个缘故。这两件事情，都关系到国家安危和边民性命。祸患的机关一旦发动，间隔片刻也不会停止。所以臣希望陛下及早作出英明决断，贬黜这三个人。对外，可以使异域知道这种狂妄的谋划本来不是圣上的意旨，容易加以招抚；对内，可以使边境臣僚知道赏罚还在，不敢妄自作为。这是当今应当迅速施行的事情。然而臣还认为，熙河遭到这样的破坏，彼此互相猜疑，现在想招纳他们使局面归于平静，不得到贤能的帅臣并不容易。臣观察叶康直的为人，深恐不值得倚仗。为什么呢？康直近来因为权贵推荐，负责节制秦凤。秦凤的边境地面非常狭小，号称没有事情。然而康直在前年冬天无故扩建修缮甘谷城，导致夏国大军逼近边境，兵役已经集结。康直恐惧，不敢兴工，却妄称土地冻结，向朝廷请示。工程既没有完成，寇兵才离去。他既没有将帅安定慎重的谋略，又正处在熙河局势动荡的时候，臣恐怕陛下西顾的忧虑还不能消除。总要把他调往别的路，更换一位熟悉事务的老将来统领熙河，并且特别赐下诫敕，使他知道朝廷怀柔远人的意旨，不求取小利。这样一来，边境祸患差不多可以稍稍平息了。请陛下裁决。第三次论述渠阳边境事务的札子 古往今来，用蛮夷来攻打蛮夷是最好的办法，用邻近地区的土兵攻打蛮夷次之。如果调动中原其他地方的强兵，那就不是好计策了。臣近来再次论述唐义问处置边境事务失当，导致渠阳蛮寇杀害将领官吏，请求早日罢黜唐义问以整肃国家法纪，另选熟悉事务的老将，把边疆交给他。经过多日还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执政大臣只是以临敌换将是兵家所忌为说辞；他们虽然知道唐义问处置颠倒错误，以至于覆军杀将，却仍然忍耐不发，迟迟不派人替代。近来虽派衡规前去察看，然而衡规只是平常之人，从未经历、熟悉军事事务，对谋划有什么益处？不过白白拖延岁月，坐视边地百姓肝脑涂地，臣对此非常疑惑。臣谨按唐义问的所作所为，他完全不懂军事和政务，留在边境一天，就多一天的祸害。从前赵国任用廉颇，用赵括替代他就失败；秦国任用王龁，用白起替代他就胜利。临敌时更换将领，关键只在于替代他的人是谁。如今执政大臣竟拿空洞的文辞作借口，终究想包庇他；远方的百姓有什么罪，却天天遭受涂炭？如果不是陛下怜悯四方，赶快命令贤将前去替代他，臣恐怕陷害百姓的事情还不会停止。又听说渠阳各族蛮夷盘踞在山洞中，道路险峻断绝，中原军队进入践踏其地，即使走半步也不能取得便利。从前郭逵任邵州知州时，被杨光僭困扰；李浩跟随章惇从沅州进入越过边界，随即失败。

译逵、浩都是西北的战将，但都只有失败而没有成就，是因为地形不利。如今听说朝廷已经下令各道发兵，人数不少；然而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臣担心他们既不懂作战，也不懂防守，白白耗费老兵和财物，逐渐造成心腹之患，实在令人忧虑。如今朝廷想放弃渠阳，但那里驻扎的军民不少于数千人，按义理不能弃置不管；若让敌人把他们当作鱼肉，就必须略施谋划，使敌人有所畏惧，愿意放出渠阳的军民，然后才可以。臣听说湖南、湖北的士大夫都说，各蛮族难以用武力争胜，可以用智谋使其降服；想派间谍招抚诱导，必须使用当地人；想进行侦察、攻讨，必须使用当地的士兵。舍弃这些办法，却想凭中原的强兵与他们对敌，即使兵力再多也没有用。不过，这件事可以让有智谋的人临事裁处，难以从遥远之处推测。臣以前曾根据众人的意见推荐谢麟，他多次经历蛮地事务，颇有功劳成效，请求加以任用。朝廷把他搁置而不使用，大概一定有比谢麟更贤能的人；只请求赶快派遣那个人，以缓解边境的祸患。至于义问，绝对没有希望，恳请陛下不要怀疑。臣又听说渠阳各蛮族与宜州群蛮相接，宜州蛮族部落众多，如果同渠阳诸蛮合谋作乱，势力会更加猖獗，仓促之间很难消灭；也请下令广西预先进行招抚，即使不能为我所用，只要不与他们合力，也不是没有益处。请陛下裁决。论开孙村河劄子 利害明悉 臣任户部右曹，兼管金、仓二部，所掌事务关系天下财赋的一半，恰逢朝廷内外财用匮乏、难以接续之时，日夜忧惧，常常担心坏了大事。臣私下看到左藏库现有的缗钱，一个月收入和支出的数额，大体都在五十余万，几乎没有剩余。其他金帛等物，虽然略有盈余，也不足以依赖。臣愚钝怯弱，常担心天灾流行，水旱成灾，西羌侵扰边境，河事议论失当，赋税徭役横生；三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国家的大计就难以支撑。即使让桑弘羊、刘晏重新活过来，也无计可施，何况臣这样才能低下的人呢？如今幸亏依靠二圣慈仁恭俭，天地降下福佑，各道秋季庄稼稍稍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灾旱相接，但一方的祸患还没有成为深重的忧患。羌人困穷，随即听说他们请求归附。只有黄河向西流，议论要恢复旧河道，事情拖了一年，役使士兵二万人，积蓄梢木、木桩等物资三千余万。正值河朔遭受灾伤、困顿疲弊之后，却兴起一项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劳苦已经非常严重，而更大的工程还要留到来年。上天启发圣意，使陛下清楚知道民心，特意召见河北转运司的官吏，询问得失。近来听说回河的大议已经停止，不再施行，臣平日过度的忧虑顿时消除了。然而仍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固执地坚持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权且停止了大工程，小规模的役兵、工匠工程却始终不肯停止。这样一来，河北来年的忧患，和今年又有什么不同呢？如今小吴决口已经冲入地下很深，而孙村开挖的长度和深度有限，不但不能使黄河改道，也一定不能分流。况且黄河的水性是水势急就顺流通行，水势缓就淤积沉淀；既然不可能形成东西两河都水势湍急的情形，哪里有两河并行的道理呢？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修筑堤防，这样耗费的财力，又要加倍于今天了。臣听说自古圣人不能没有过错，有了过错而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所以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过错发生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他。朝廷的举动，理应如此。如今议论治河失当，知道它会危害百姓，半途就改正，本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即使让天下人都知道，也足以说明二圣忧虑百姓之深，并且说明二圣改过毫不吝惜。现在却顾惜以前的议论，不肯豁然改变，果然坚持错误，难于迁就善道，臣实在替朝廷惋惜。然而臣听说议论者当初提出开河分水的策略，有三条理由：第一，说御河淤塞消失，失去了漕运的便利；第二，说恩州、冀州以北涨水成灾，造成公私损耗。第三，说黄河迁徙没有常规，万一从北界入海，边防就会失去防备。他们用来迷惑圣明听闻、阻挠公议的理由，全都借这三种说法作借口。黄河决口向西流，势头像从高处倒水；要引它重新向东流，势头像登上高屋。即使这三种说法都可信，也没有办法做到，何况这三种说法都未必正确，臣请详细说明。过去黄河在东面，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流经边郡，漕运便利，商贾也能通行。如今黄河既然向西流，御河淤塞消失，失去这一大利，谁不知道？这是上天造成的，人的力量哪里能够改变？然而议论者若能使黄河恢复澶渊旧道，御河也就有恢复的可能。如今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据压迫了御河旧地，即使依照议论者的设想，从北京以南折向东流，那么御河已经淤塞一二百里，也没有办法再出现了。这是关于御河的说法不足采听，第一。河流经过的地方，利弊各半。夏季暴雨涨溢，淹坏秋田，河边几十里因此破败、减免赋税，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后，淤泥累积达数尺，种粟种麦的收益比其他田地高十倍，这是它的好处。百姓寄居在丘陵坟冢之间来躲避大水，已经习惯这样做，并不十分把它当作劳苦，这也是它的好处。如今黄河水在西面，情势也是如此；只要远远修筑堤防，不与它争夺河道，正合乎汉代贾让治河的意思。与旧河道相比，每年可以省下役夫，稍稍削减其数量就非常可观；旧河道已经退去的地方，桑麻绵延千里，赋税恢复完整，所得利益不可估量。何必违背天地的本性，把向西流的忧患移作向东流的祸患呢？这是关于恩州、冀州以北涨水成灾的说法不足采听，第二。黄河过去在东面，黄河以西的郡县都与敌境接壤，没有山河作为界限，边臣修筑塘水，用来抵挡戎马冲击。如今黄河向西流，西山一带可以供敌军骑马通行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它对边防的好处，不用说也可知道。然而议论者还担心黄河重新向北迁徙，使海口出现在敌境之中，敌人造船搭桥，便于向南侵牧。臣听说塞外的河流都由北向南流入大海，大概是地势北高，黄河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况且海口深而通畅，水势也没有迁徙改变的可能。臣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熟悉北方事务的人这样告诉臣，大略就是如此，可以派使者前去察看，绘图就能知道。这是黄河流入敌境、边防失去防备的说法不足采听，第三。臣愿意把这三条理由拿去质问议论者，那么开河分水之说确实不应再施行了。臣又听说今年四五月间，河上的役兵劳苦不堪，曾有几百人拿着筑堤的工具，去寻找都水使者，意图极为不善；幸亏巡逻防守的士兵拥堵拒止，他们才散去。盛夏苦役，病死的人接连不断，使者害怕朝廷知道实情，都在役夫将死时把他们放回本郡，死在道路上的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年冬天放役休冻，来年春暖后又重新调来服役，那么意外的祸患又会像以前一样发生。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苦不肯停止这项工程？如今提出这项建议的臣子，以没有成效为耻，所以在皇上面前坚持；小臣急于求取利禄，不顾事情可行与否，便在下面随声附和。上下相互胶着，蒙蔽朝廷，其中敢于不避权贵直言的人，只有一两个。然而事情不属于他们的本职，他们也不敢把话全部说尽。臣从户部的利害得失考虑，认为这件事关系到这条河。如果再保持沉默，谁来进言？只愿陛下从圣心决断，把这项议论彻底停止，那么天下将无比庆幸。请陛下裁决。再论回河劄子 子由所论回河之事，后来一一都得到验证。

译臣近来听说朝廷议论停止回河，来年应当役使士兵开河分水。臣认为天下财赋已经匮乏，河朔遭受灾伤之后，民力尚未恢复，不能承受这项工程，便上奏说此事不便。后来考察众人的意见，听说河北转运使谢卿材来到京城，在朝廷上倡议说：“黄河从小吴决口后，凭借高处向低处奔流，水势迅疾，上游堤防不再有决口冲溃的忧患；下游水流湍急，在地中流行，河道日益深浚。朝廷如果把治河之事交给臣，臣请求不用一个役夫、不耗一文钱，十年之内保证没有河患。”大臣们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便把他罢归原任，却让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新谋划回河的办法。三人从回河中获利，虽然说回河有利，也知道难以成功，所以在议状末尾又说：“如果将来河势发生变化，请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京城内外沸沸扬扬，把这件事传为笑谈。由此可完全知道回河是不对的。然而近来又听说，皇帝的批示下发给三省，大意说：“如果黄河不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朔的祸患。”外廷疏远之臣不知道这话是否属实，但众人的心中忧惧，深恐群臣因此观望，不敢直言得失。臣的职务在于掌管财赋，忧虑和责任十分深重，不敢畏惧诛戮，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如今回河的策略，朝廷内外已经讨论得很熟了；即使大臣固执坚持，心里也知道它不对，已经没有什么借口了。唯独边防这一说法，关系国家安危，可以震动上下，使他们伸张这种曲解的说法。陛下深居九重，群臣的意见不能全部传达，所以迟迟不能决定罢止。过去真宗皇帝亲征澶渊，击退打败契丹，乘其失败，与它结好；从那以后，河朔几百年没有战事。陛下试想，这难道只是黄河的功劳吗？过去石晋失败时，黄河并不是不在东面；而自祥符以来，不仅河南没有敌寇之忧，河北也一直没有兵祸。由此看来，与契丹相接，关键只在于德政如何，从未听说过有人违背天地的本性，把向下流的河水引向高处，兴起最大的工程，希望取得不可能成功的功劳，把它作为设置险阻的办法。过去李垂、孙民等人号称懂得河事，曾建议引黄河向西流，恢复大禹旧迹，认为黄河从西山向北流，向东流入海口，河北各州都在黄河以南，平日对契丹的忧虑就可以消除了。如今上天保佑中国，不靠人的力量，黄河自然向西流，正合乎过去那些人的策略。从今以后，北岸的决口泛溢逐渐波及敌境，即使将来黄河重新向北迁徙，敌人的土地也会日益缩小，我国的土地却会日益宽裕；这样的忧患，正是在契丹一方罢了。而大臣们却过度谋划，把它当作中国的忧惧，于是想耗尽民力，把黄河引向东流。他们为契丹谋划得多，为朝廷考虑得少。议论者有的说黄河流入敌境后，敌人或许会造船搭桥，长驱南下侵牧，这不是国家之利。臣听说契丹的长处在于骑马，船和桨的便利本来就不是他们所擅长的。况且横跨黄河架桥，必须先在两岸修筑桥头，还要砍伐木材制造船只，这项工程不小。契丹物力贫弱，势必不能完成。即使他们能够做到，如今两国修筑城池栅栏，比过去稍有增加，朝廷便立即发文责问，非要他们拆毁才停止；难道会坐视这样的大工程，却不能出力制止吗？假设敌军终于架成桥，黄河上游全在我国境内。如果防守黄河的州郡多造战舰，养兵储粮，顺流而下，那么长船和巨缆一把火就能烧尽。形势和条件都限制着他们，他们自然会停止。臣私下奇怪，元老大臣长期任职、经历事务很多，却极力陈说这种意见；想来是他们的计谋已经说出口，改过自新反而觉得分量太重，于是假借这种不可预料的忧患，来迫使朝廷一定采纳。否则，难道他们肯在天下困弊、河朔遭受灾伤之后，役使几十万人，耗费几千万份物料，去做一项万无一成的工程吗？大工程一旦兴起，势必不能停止；事先估算工程和物料，只会少不会多，官府单独办理不了，必然要摊派征调。官府出一份，百姓就要出数倍，公私耗费，必定有说不尽的弊害。如果民力穷尽，事变如何发生便再也无法预料；饥饿逼迫之下，必定会成为盗贼。过去秦朝修筑长城来防备胡人，长城建成后百姓却反叛。如今想让黄河改道来设置险阻，臣恐怕河道不能改回，百姓劳苦而发生变乱，这个计策还不如秦朝。将来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这些年以来休养民力，仿佛唯恐伤害百姓。如今黄河安稳流行，契丹也没有变故，却强行制造创伤来扰乱百姓，这不是好的计策。所以臣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停止这项役作，留心察看。黄河在小吴决口至今已经九年，也不算短了。然而敌人恭顺，与侍奉祖宗时没有不同；陛下如果实在不愿违逆大臣的意见，姑且再观察三年。事情久了真相自然显现，大臣的言论和天下的公议都可以坐等观察。臣怀着一片忧国之诚，冒犯斧钺之诛，死也没有什么可逃避的。请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八 明代茅坤撰写 《颍滨文钞》四 状

译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 即前辈请求停止斜封墨敕的意见 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纯厚仁慈的德行承继大统、登上帝位，太皇太后陛下凭借聪明睿智亲自总揽政务，二圣德行协同，使天下得到幸福。还不到一年，弊政便逐渐消除，宽大的政令重新施行，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祸患，获得重新生存的福气，天下安然，没有意外的忧患，实在是极大的幸事。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恭谨节俭、敬畏上天，出于天性，却仍然从群臣中选拔人才，增设扩大谏官，寻求直言来帮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风声都相互庆贺，臣是什么人，竟能在今天忝列此位？然而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中等以下的人都会自行勉励行善；风俗一旦败坏，中等以上的人也都会自暴自弃而作恶。中等之人自己勉励行善，那么君主的耳目就众多，容易与他们共同治理；中等之人自己放弃善行而作恶，那么臣下的朋党就会繁殖，容易做出非分之事。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真宗皇帝统御群臣，奖赏任用正直之人，当时的贤能俊杰争相托身于光明正道。王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这些人，既然因进谏而显名，忠良之士便相继兴起。后来真宗年老而厌于政事，丁谓乘机将要窃取国政，但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有许多正直之士。丁谓虽然怀有奸邪之心，却没有人与他同恶，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发动，便很快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深沉，不亲自裁定可否，把是非的议论全交给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这一类人，以议论政事相互激励。这样的风气一旦形成，士人便以闭口不言、失去职责为耻。当时执政的大臣，难道全都是贤人吗？然而他们畏惧人们的议论，不敢妄作妄为；一有不善的议论者，便立即被斥退。因此即使君主宽厚，朝廷之间也没有大的过失。等到先帝即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的法度，下面直到百姓都知道这样不对，而卿士大夫却随风而倒，于是风俗的变化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公开说明它的过失；二人既已获罪，台谏中凡有一人提到此事的，也都纷纷被驱逐。因此风俗大为败坏，再没有人敢于直言。上天保佑皇室，启发圣明的德性，陛下临政不久，便把开通言路作为急务，天下震动，都希望看到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然而臣自从来到京城，听说台谏的封事一概留在宫中不发出，既不施行，也不贬黜责罚，臣不胜忧虑疑惑。朝廷用来对待台谏，不过两件事：言论正确就施行，不正确就罢黜。他们所上呈的封事，除非事情涉及机密、是君主应当单独听取的，必须留在宫中；其余都应下发施行，以此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不至于废弃职责；这也可以保全臣子的名节，使他们不至于辜负应有的仪节。如果正确的意见不施行，不正确的意见又不罢黜，那么上下都苟且应付，廉耻之道废弛，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亡。臣希望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的渐变始于台谏：修明台谏的职守，就听取他们的言论；言论有不当之处，便根据事情处理，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罢免，使风俗确定不移，忠言日日到达。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而治，群臣在下面肃敬和睦，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指日而待了。只愿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通达治国体要的言论 我近来蒙受圣恩，得以充任属官。接受任命以来，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虽然勉强办事，但才力浅薄，没有什么建树。至于安排重大政务，有许多地方还没有明白。每次进献浅陋之见，往往便形成不同意见。退下来仔细考察，又不免疑惑。因此不揣冒昧，姑且再说几句。臣私下看到本司近日奏请派遣八名使者，分赴天下，考察农田水利和徭役的利害。这样做是认为如今主管地方事务的官吏和守令没有可以信任任用的，想要兴办工程，就应当另派使者。臣愚昧浅陋、不通达，私下认为国家培养人才多如树林，治理百姓的官员遍布天下。兴利除害，难道还要等待别人吗？如今一有事情，便特意派使者。使者一出，人人都不安。能干的人嫌使者侵犯自己的职权，不能干的人害怕使者议论自己的短处。主客彼此猜忌，情实不能相通；利害相互牵扯，事情多半失实。使者既然知道朝廷正想兴办工程，必定认为功效可以立即取得。人人怀着这样的心思，谁肯白白返回？为国家制造事端，后果渐渐就无法预料了。只会使官府增添迎送供给的烦劳，使百姓遭受变更政令、劳扰困苦的弊害，得到的抵不上失去的，怎么还要这样做？朝廷如果一定要兴办事情来使百姓获利，臣认为现有的主管官吏和守令就足够了。这是因为形势有便利之处，众人有安定之心。如今让主管官吏治理百姓，虽然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尚且不能确定，但众人平素已经服从这种体制，顺势而行。稍加选择，便足以有所作为。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听说要选用主管官吏来考核成功与否，从未听说派遣使者来代替主管官吏办理事务。大概自近世以来政事失去旧制，均税、宽防等事情都派使者办理，车马冠盖相望，最终却没有丝毫益处，非议至今没有止息。不知道今天的使者为什么会与此不同？至于派遣使者的具体条目，也有不妥。为什么呢？劝勉督促农桑、开垦田野，取决于地方官是否能尽职，并没有一套固定成法。假如主管官吏得人，守令各自办理这些事情，停止不合时宜而无益的劳役，免除突然加派的非急迫赋税，不夺取百姓的劳力，不损伤百姓的财产，使百姓知道务农是可以获得安乐的，那么即使不劝导，他们也会自行努力。如今不治理根本问题，却径直派遣使者，将使使者从哪里着手呢？议论者都说如今农事没有修治，所以可以兴办经界，可以设置农官。臣看主管官吏以下所用“劝农”的名目，与农官有什么不同？嘉祐以来的方田法令，与经界有什么不同？施行多年，也没听说有什么益处。这就是关于农田的说法臣所以不能明白的原因。天下水利虽然有尚未兴办的，但百姓的劳逸各不相同，国家的贫富也不一样。

译如果顺应百姓安逸、国家富足的情况来兴修水利，那么利益可以期待；如果趁百姓劳苦、国家贫困的时候兴修水利，那么祸害会先出现。假如真正了解百姓的劳逸和国家财用的贫富，水利应当兴办还是废止，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何况事情突然兴起，百姓平时又没有研究，不知道水利究竟在哪里，便先派遣使者。使者所到之处，必然要向官吏寻求。官吏有不知道的，有知道却不肯报告的，也有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报告的。向官吏求不得，必然转而向百姓求取；向百姓求不得，势必就要到田野中强求。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非常劳苦了。这就是关于水利的说法臣所以不能明白的原因。徭役之事，议论的人很多。有人想让乡户出钱，由官府自行雇人；有人想让城郭等第的百姓与乡户平均承担徭役；有人想让品官之家与普通百姓一同服役。这三种主张都只看到了好处，没有看到害处。役使人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一样。乡户有田地作为生计，所以没有逃亡的忧虑；他们朴实少欺诈，所以没有欺骗蒙蔽的祸患。如今却舍弃他们不用，反而使用浮浪而没有根基的人。臣恐怕掌管财物的人必然会有盗用的奸弊，捕盗的人必然会有逃窜的弊端。如今国家设置捕盗的官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而比较他们捕获盗贼的数目，县尉常常多，巡检常常少；并不是巡检愚蠢、县尉聪明，而是因为弓手中的乡户与驻扎的客军不同。如今要雇人捕盗，就与只任用巡检没有区别。盗贼横行，必定从此开始。臣看近年即使允许乡户雇人，到了所雇之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征收，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乡户旧有的法制被革除殆尽，雇人的责任由官府自行承担。况且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按照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额度；这就是说，租、调、庸已经都包括在两税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要收取庸钱？这是因为天下郡县上户总是少，下户总是多；少数上户徭役频繁，多数下户徭役较少，因此中户、下户常常能够得到休息。如今不问户等高低，一律让他们出钱助役，上户觉得便利，下户实际上很困难，颠倒失当，没有看出有什么可取之处。然而议论者都说助役法是要让农夫专心务农。臣看三代之间最重视农业，但作战、田猎也都由农民承担。如果拿徭役来比较，轻重就可以看出来了。城郭中的百姓虽然号称兼并之家，但在紧急时刻，郡县还要依赖他们。饥荒之年，要劝他们分出财物来帮助百姓；盗贼之年，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抵御敌人。因此财物在城郭百姓手中，与在官府手中没有不同。如今天下虽然没有战事，但三路刍粮的费用，多数取自京城银绢的余数；被摊派出售的百姓，都在城郭之中。如果再让他们充当徭役，将靠什么来接济？所以不如稍加宽免，让他们得到休息。这确实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品官之家重新服役已经很久了，议论者不探究事情的根本和始末，只听说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便想让士大夫与编户百姓一同服役。古代一年一次的更役，不过三天；三天的雇役，不过三百钱。如今世上的三大户之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够免除。拿三大户之役与三天更役比较，如今已经很重了，怎么还能再增加呢？大概自古太平时代，国子、俊造等将要任用其才的人，都免除本人徭役；胥吏、贱吏等已经任用其劳力的人，都免除其家人的徭役。圣人的旧法确实有深意：认为如果要求他们求学却又夺取其劳力，任用他们为公事却又使其私人生活受害，这两方面难以兼顾，所以不取用这种办法。为什么到了官户却又要让他们服役呢？况且州县差役的法令，都是按丁口多少来确定等级。如今官户已经离开乡里而从属于官府，丁口的增减情况势必难以详知。将来差役时，凭什么作为依据？如果一定按丁口计算，州县就有无法知道的地方；如果不按丁口计算，官户所承担的徭役就会比百姓更重。如今朝廷对官户所作的规定，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以及与众人争利等事，和普通百姓相比都有固定禁令。假如让官户与百姓一同服役，那么过去所禁的事情都应当废除；废除它们，弊害必定很大；不废除，又不如让他们作为普通百姓。这就是关于徭役的说法臣所以不能明白的原因。臣又听说，发运司的职务如今将改为均输，常平法如今将改为青苗法。愚昧浅陋的臣也不能明白。过去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力量不能支撑，便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收买、高价卖出，称为均输。虽然说没有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用充足，然而法术不正，官吏借此作奸，搜刮日益加深，百姓深受其害。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而废止它，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国家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众口纷纷，都说它的祸患必定比汉代更严重。为什么呢？如今聚敛财物的臣子，才智谋略还没有一个能与桑弘羊相比；而朝廷又破坏规矩，解除绳墨的约束，使他们可以自由驰骋，只知道贪图利益。臣以此观察，祸害必定多得说不尽。如今刚开始立法时，说法非常美好，只说把贵处的物资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物资运到远处。如果确实只做到这些，似乎也可以。然而一旦假借此法来支用财货，允许设置官吏，事情的规模既然扩大，人人就会怀疑。人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允许官府变易货物，那么变易一旦实行，就没有听说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的经营，曲折复杂而难以办理；他们买货时往往预先付款，卖货时过后才收钱，靠多种方式彼此救济、委曲周转，获得加倍的利息。但经营到最后常常折本失败，也无法预料。如今官府收买货物，必然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簿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厚重，然后要求百姓各自交纳自己的货物；不是优良货物不收，不送贿赂也不能办理，因此官府收买的价格必定比民间高。等到出售时，弊端又会像前面一样。这样一来，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取得呢？只能使非议沸腾，商旅不能通行。议论者没有考虑这些，竟想拿出几百万缗作为均输之法，只怕这些钱一旦支出，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译况且如今想任用忠实的人，又担心他们拘泥迟滞、不够通达；想任用机巧聪明的人，又担心他们行踪出没、难以考察。到了委任的时候，尤其难以得到合适的人。这就是关于均输的说法臣所以不能明白的原因。常平的条令法敕，细致完备，而且仍然存在，问题只在于没有施行。没有必要另立新法，修明旧制就够了，不过应当按照时令收取粮食，以有利于农业；按照时令散发粮食，以有利于商业。收取和散发得当，物价自然平定，贵贱之间，官府也能获得利益。如今却改变已经成熟的法制，夹杂青苗法，分路设置官员，号称提举，另外制定赏罚来督促增收、惩罚亏损。法度纷繁，何至于这样？况且钱财散布在外，凶荒水旱有不可预知的情况；收取它会使百姓结怨，舍弃它官府又将依靠什么？这就是关于青苗的说法臣所以不能明白的原因。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议论者详细讨论、明公深入研究过的；但臣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不动就形成违忤。虽想勉励自己来效力，形势却没有办法。假如明公能够宽容体谅臣的不足，特意赐予奏陈，使臣得以出任外地一官，姑且免除罪过；而明公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之人来充任僚佐，那么双方都能得到所愿，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运呢？论西事状 这篇奏状把事情的始末和制胜的关键都说清楚了，是元祐年间第一篇奏疏。臣恭敬地看到，西夏自从秉常遭祸以来，人心离散背叛，梁氏与众多部族分别据有东西两厢的兵马，势力相互抗衡，猜疑阻隔日益加深，入侵的谋划从此衰止。朝廷略加招抚接纳，他们随即伏地服从，使者往来不断，臣下的礼节十分周到。只是从今年春末夏初以来，西夏才开始产生桀骜之心，出兵数万人，突然袭击泾原，杀死俘获数千名弓箭手，又退回巢穴。朝廷正忙于安定众人，难以动用武力，便以君臣之礼接待他们，加以册封任命的恩典，时常派遣使者，厚赐金帛。戎狄怀有野兽般的心肠，竟敢侮慢我国，借口地界之事，不再入朝谢恩。至于坤成节的祝贺使者，也于是没有派遣。朝廷内外的臣子听到此事，无不愤怒，恨不得吃他们的肉。臣忝列侍从，君主忧虑就是臣子的耻辱，道义上不能推辞劳苦。臣从小官被擢升，列于禁近之臣，议论政事、处理事务本是臣的职分；感激圣恩，思图报答，理应超过常人。因此冒昧进献意见，不避罪责，希望能够使圣意由此醒悟，即使因此受到贬斥驱逐，臣也不遗憾。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是必须先了解招致敌寇的原因，审察行事的得失，然后推测敌人的真实情况，确定制服敌人的长远策略。假如把这四件事全部陈述在陛下面前，羌戎这样的微小敌寇，势必也没有能力有所作为。董氊本来与西夏世代为仇，元昊叛乱时，仁宗依赖他牵制西夏；梁氏篡权时，神宗借助他进行征讨。他世代效忠出力，不是其他诸番可比。近来董氊年老患病，他的宰相阿里骨擅自掌握国政，和他的妻子契丹公主一起杀死了他的两位妻子心牟氏；他的大将鬼章、温溪心等人都心怀不服。阿里骨欺骗蒙蔽朝廷，自称是董氊的嗣子，朝廷没有察明真伪，也没有考察逆顺，就把节钺交给他，谋划不善，祸患由此发生。阿里骨知道自己失去众人拥护后，便残酷地使用刑罚，众人的心日益离散。鬼章自认为与阿里骨地位相当、同为一体，只是身居其下，心中常常不满。西夏人乘此间隙，降低身份对待他，先同阿里骨解除仇怨、结为欢好，又让阿里骨转而劝说鬼章出兵入侵，还引诱胁迫人多保忠在泾原暗中发动。党羽已经建立，羽翼已经形成，所以敢于肆意发表狂言来震动朝廷。假如当初阿里骨以董氊死亡之事来报告并请求立嗣，朝廷便依照他的请求，遍问鬼章、温溪心等人究竟谁应当继立；如果众人认为阿里骨可以继立，那么他既然立为继承人之后，众人必定会替他说话；如果众人认为他不可以继立，就应分割董氊原有的三支部落，将三位使者的名额分别授予这三个人。这样阿里骨没有侥幸得到任命的希望，鬼章也没有怨恨不平的心意，西夏人便没有可以援助的人，哪里能动摇他们？何况这些年以来，朝廷本来厌恶战争，羌人也察知了这一点，便因此自我安定。近来朝廷忽然命令熙河防集人马，在西关修筑大城，又说来年应当修筑龛谷。声势和实际行动都已经显露，敌人心中不安，于是出兵自强，冲突也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招致敌寇的原因。先帝过去因梁氏篡逆之祸，出兵征讨，侵夺其地界，结下的怨恨非常深。羌人的性情重视复仇，推想他们想要报复的心思，没有一天会忘记。只是因为祸乱接连发生，兵力衰弱，陛下即位之初又意在招抚接纳，所以他们连年入贡，让百姓休养。虽然他们口头上说恭敬顺服，大概也并非本意。假使他们违背顺服之道，本来还可以找借口；如今朝廷在他们承袭之后，赐给他们册命，拿出二十余万缗金钱作为礼物。既然他们与我国有了君臣的名分，便可以责备他们尽忠守顺。朝廷这样做，在义理上十分充分；而羌人没有谋略，竟放纵桀骜。对内，他们国内的士人百姓自己知道他们理亏，必定不会为他们效力；对外，中国的兵将都有斗志，容易建立功劳。是非曲直的界限，从这里就确定了。这就是所谓行事的得失。有人认为，朝廷虽然舍弃金帛来封赏、壮大仇敌，小人说这是失策；但分别是非曲直来激励将士，聪明人却认为这是得策。元昊本来怀有大志，长于用兵；谅祚承受天性中的凶狂，轻率地使用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造成边患，经历了多年；然而国家弱小、力量单薄，最终因困顿而灭亡。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素与许多人不和，内部自身多难，却还想对外侮辱中原；中原推测他的奸谋，大概不能与元昊、谅祚相比。梁氏以为二圣在位，恭谨沉默、守成不变，仁德恩泽深厚，远近都知道；既然没有动武的意图，便可以肆意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州诸城、鄜延五寨，屡次请求而不能得到，势力威胁之下朝廷必然答应，于是把狂言当成惯例，以为一提出要求就没有得不到的。如今朝廷已经逐渐加强边备，增加兵力、训练将领，那么羌人的心思已经违背了原来的盘算，不过是在秋冬寒凉之后小规模地跳梁，来试探朝廷罢了。如果朝廷坚持意志不动摇，守边没有过失，那么他们请求归附、请盟约，本来也没有什么羞耻；如果朝廷用心不一，只求和好，那么他们的要求会有百端，渐渐就难以忍受。这就是所谓敌人请求的真实意图。凡是想回应敌人，必须先端正名义。西夏人最初发动邪恶谋划，必定有两种想法：第一，认为傲慢的言辞一旦送达，便可以得到地界，没完没了的请求也会因此越来越多；第二，认为即使得不到土地，实际上也没有损失，等到猖狂行事、力量耗尽，稍稍恢复恭顺来求和，而中国厌恶战争，势必没有不答应的。他们不顺服时，就夸大声势、向各戎族炫耀；等到柔服时，就略微表现恭顺，使中国勉强听从。如今朝廷已经拒绝了他们派兵、积粮和索取地界的请求，然而号令还不明确，逆顺还没有分明，臣担心西夏人不知道朝廷不怕用兵的意图，因而无法挫败他们的奸心。又担心将来他们奸谋穷尽、力量衰竭，只稍稍修饰臣下之礼，使双方订立的和约不坚固，必定难以持久。过去赵国想与秦国讲和，他的谋臣虞卿认为，与秦讲和不如与齐讲和，于是向东联合齐国，秦国人自然前来。小小的赵国尚且知道采用这种办法，何况堂堂中国，难道能畏缩退避、贪图无事，不分辨是非曲直，反而听命于羌人吗？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张榜告示沿边各郡，大意可以说：“夏国自从谅祚灭亡以来，先帝出兵吊民伐罪，既断绝了岁赐，又禁止和市。”

译羌人境内贫困，一匹绢的价格竟达到十多千钱；朝廷又命令守边的各位将领、官吏轮番进攻讨伐，横山一带的土地全都荒弃，不敢耕种，困守沙漠，衣食都已耗尽，老少贫困饥饿，不能自我生存。朕统治四海，恩泽均施而无所遗漏，怜悯这一方困穷而无处申诉，于是下令各道帅臣禁止侵扰掠夺，从此靠近边塞的田地才重新耕种开垦。既然已经通和互市，又允许他们入朝进贡；使者一到，赏赐多得无法计算，他们贩运交易后回去，获得的利益也无法计算。听说羌人境内得到这样丰厚的利益，父子兄弟才开始有了活路。朕仍想到孤立幼弱的国主，部族离心反复，如果不是本朝赐给他策命，借给他恩宠威灵，又凭什么威服豪强首领、保有自己的疆土呢？当时朝廷士大夫都说夏人反复无常，内心不可知；使者将要出发时，这些话还没有停止。朕有保存将亡、接续已绝的志向，想要修复祖宗授予诸侯爵位和命命的典章，宁可让人辜负我，也要果断施行而不疑虑，所以派遣使者出境，授予他礼命，金钱、货币、绢帛接连不断地运往那里。边地百姓父老观看的人都叹息，认为这种仁义厚恩是古来所没有的。然而他们却有狼子野心，吃饱以后便背弃恩德，既不派使者来致谢，也不来祝贺坤成之庆。朕以君主的道义抚恤他们，他们却不以臣子的礼节回报；朕为天地所痛恨，将相们也都愤怒了。朕考虑到狂妄谋反、违逆节义的只是其中一两个人，奸臣和普通国人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遭受杀戮？因此为了停止战争、安定众人，还没有议定进攻讨伐。然而逆与顺的道理不可不明白。命令守边诸将整顿激励兵马，广泛储备粮草物资；谁敢侵犯边塞，立即杀掉，绝不赦免。他们既然背叛违逆，天理即使不降下人祸，也必然有鬼神来诛罚他们。暂且修整我们的疆界，等待他们发生变化。臣料想这道命令一下，羌人会惭愧畏惧；即使不能立即归顺，他们的奸谋也会受到挫败，无法向部下发号施令。各路军民知道是他们理亏而我们正义，人人都会思奋不顾死，勇气一旦激发，边地声势自然增强，这一定会成为事实。如今朝廷早晚都在防备边境，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却只是一味委曲忍让，不下达这道命令；如果敌军一旦侵犯境内，最终也免不了交战。假如听从臣的意见，说到底也不过是不出兵，坐着等待敌人，起初并没有不同；但这样可以使士气感愤而思战，使敌人知道困难而自行屈服，求和的请求一定会很快到来，这就是所谓制服敌人的上策。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已经增添驻屯军队，将要扩大边境储备，并商议停止和市；又命令熙河帅臣招抚阿里骨、鬼章、温溪心、人多保忠等人，这正是兵法所说的上策是攻伐谋略，不交战而使人屈服。陛下如果能够用金钱宽待他们，放宽对他们的约束，使将帅能够竭尽心力，使谋划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敌人也渐渐可以制服了。然而还有一件事似乎不是臣所应该说的，只因要防卫国家、报答深厚恩德，不能不把话说尽。从前熙宁、元丰年间施行的政令，虽然未必便利百姓，但先帝用法令掌持，以威势辅助，因此命令没有不被服从的，事情没有不办成的。近来朝廷削除了苛刻的法令，施行仁政，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刑罚政令不明确，很多事情都姑息迁就，朝廷内外观望，渐渐形成放纵松弛、懈怠惰慢的风气；平时没有事情，姑且用偷安的办法还可以。如今敌虏正不顺服，胜负的变化大概还不可知；在紧急关头，平日没有树立威严和法令，靠什么来驱使众人？臣认为应该根据事情来严正执法，明确向天下宣布。臣以前说过，去年大臣接受并采用阿里骨欺骗蒙蔽的奏报，授予他节制之权，导致鬼章心怀愤恨而入侵，夏人乘机违抗命令；这就是当时宰相、枢密使及副使苟且简略、没有谋略的罪过。近来泾原的贼骑有数万人到来，杀人掠夺数千人；侦察不明，防御不及；熙河的贼兵退去至今已经数月，而关于杀伤焚毁的奏报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就是将帅松懈怠慢、不畏惧朝廷的罪过。陛下安然不以为怪，完全没有责问，政事没有整顿，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朝廷内外相互观望，认为奇怪而疑惑；朝廷正要让人踏着刀刃、奔赴汤火，臣因此知道他们不能做到。过去公孙弘做宰相，诸侯有叛逆的谋划，便请求归还侯爵印绶来承担责任；诸葛亮做宰相，任用马谡不当，便请求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主持事务，大概大臣体恤国家，不惜亲自降职贬黜，为众人执行法令。如今陛下为什么不把去年册命阿里骨的有关大臣召来，不论已经离职还是仍在任，都削夺一级官阶？至于两路将帅，虽然不改变所任职务，但法令不可废弃，也都应当按照罪过施以惩罚。这样向四方发号施令，也许各地就知道应当尽力，畏惧政令在朝廷得到整顿，而敌人在千里之外产生恐惧；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陛下不能纠正群臣，却希望西羌畏惧威势，是不可能的。臣听说范仲淹镇守庆州，因葛怀敏战败，请求以任用将领不当为由，让两府大臣辞职谢罪，削减他们的功勋爵位而恢复原职，以此激励各位将领，感奋安慰边地士兵。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但范仲淹的话至今仍令人惋惜。臣虽然不聪敏，考察往事，认为可以施行于今天，不敢默不作声。小臣狂妄僭越，即使遭受斧钺诛杀，也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只愿陛下裁察，决定是否施行。

译论兰州等地的状文 宋代的事情与当今国家的事情不同，很难仓促作出判断。大体说来，文定公也只是因为主张防守，而当时的将领还没有掌握抵御夷狄的便利条件，所以才提出放弃这些地方的说法，恐怕并不是最好的计策。右臣私下看到，先帝趁夏国内乱，在熙河路用兵进攻讨伐，增置兰州；在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论的人研究利害，长久不能决定。其中一种说法是：兰州、五寨所在之地险峻遥远，粮饷运输不便。如果竭力固守，就会使中原坐困，羌人得以养精蓄锐，窥伺空隙。总的说来，长远看不得不放弃；与其等到危急之后再放弃，不如趁如今无事时举而给与他们，还足以显示国家的恩惠。另一种说法是：这些地方都是西部边疆的要害，朝廷用兵耗费财力，好不容易才取得。聚集军队、积储粮食，可以形成坚固如金汤的防守。兰州向下俯临黄河，处在西戎咽喉之地，土地多肥沃宽平，略加设置堡垒屏障，就可以招募弓箭手，作为耕种和作战的准备。自从开拓以来，修治道路，都可以通行大军。如果全数举而放弃，熙河一定会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这就是所谓借给敌人兵器、资助盗贼粮食，势必成为后患。这两种议论，臣听说已经很久了。然而因为夏戎背叛，虽然多次派遣使者，却没有恢复臣属的职责，也没有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所以朝廷没有理由主动提出放弃防守的议论。如今听说他们派使者来祝贺登极，尚未返回出境，使者又来了，讲和并请求土地，必定会在这次行动中提出。虽然朝廷的议论已经研究得很详细成熟，但小臣忧虑国家，不能默然不言，便曾经核实考察这件事，认为前面所说放弃或防守的议论，都不是妄言。然而朝廷应当在两种意见中作出决定；要决定此事，就应当考察时势是否允许、道理谁曲谁直、利害得失多少。如果三方面的得失都能明白地摆在面前，那么放弃或防守的议论便可一言决定。什么叫时势是否允许？如今皇帝陛下年纪尚轻，处在谅闇期间，不发号施令，恭敬沉默而思考治道；太皇太后陛下在帘幕后处理政务，把天下的事情都交给辅政大臣。在这种时候，安定平靖的条件有余，采取行动的条件不足；有利于安抚，不利于征伐。如今如果坚持防守、不把土地给他们，西戎一定会来争夺；一旦兴起战争，顷刻之间就会发生变故。到了缓急关头，向谁咨询决策？何况陕西、河东两路近来屡遭用兵之苦，民力困乏，创伤尚未恢复；一听说有战争，没有人不惊惶回顾。如果外患不能解除，内部变乱必然相继发生；这就是所谓时势允许放弃而不允许防守的第一个理由。什么叫道理谁曲谁直？西戎近年以来对朝廷本来没有大的罪过，虽然梁氏废黜放逐了他的儿子，但那是荒远地区的外臣，本来不必用中原的法律来治罪。先朝如果一定要声讨讨伐，也只应诛杀罪人、保存扶立孤弱；这样即使是犬羊般的部众，也将伏地听命。如今却割取他们的土地来修筑城池，以此自我封殖；即使是我们中原的人，也知道这样做只是贪图利益而不讲道义，曲直之分不用说就可以看见。古代论兵的人认为，正义的一方强盛，理亏的一方衰老。从前仁祖在位时，元昊违抗命令，连年入侵，边臣违犯法纪，接连失败死亡。然而四方士民携带粮食奔赴战场，只怕落在后面；即使骨骸暴露原野，也不认为怨恨，军民争相奋勇，边防最终稳固，而中原也逐渐自行安定，没有土崩瓦解的形势。为什么？因为人们知道理亏在元昊一方，朝廷用兵是不得已的。近来出兵向西讨伐，虽然一胜一负，但计算所损失的东西，还不如康定、宝元年间多。然而边地人民愤怒怨恨，天下人叹息忧虑，土崩的忧患，踮起脚就可以等待它发生。为什么？因为人们知道理亏在朝廷一方，这不是不得已的战争。如今如果坚持守住侵占的土地，吝惜不肯归还，就会背负理亏的诽谤，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怕边地人民从此产生怨恨叛乱的意图；这就是所谓道理允许放弃而不允许防守的第二个理由。什么叫计算得失多少、决定放弃或防守呢？朝廷如果把其中一种意见付诸实行，形势必然有幸运也有不幸。然而臣现在的论述，是谈防守时说它可能有利，谈放弃时说它可能不利，以便说明实际的利害。如今如果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设置土兵，正当这些事情尚未完成时，西戎不顺服，又请求北方敌人援助，一同出兵作乱；驻屯守军日益增多，飞运转运不能接济，贼兵乘胜进攻，军队防守困难、国势窘迫，兰州不能守住，熙河危急，这就是防守的不幸。割弃兰州，专门守卫熙河，仓库平时已有储备，兵马已有准备，戎人感念恩惠，不再作乱，这就是放弃的幸运。这两种情况，臣都不再多说，为什么？因为利害已经不必再说便能决定。至于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募土兵，一边耕种一边作战；西戎心怀怨恨，不能忘记争夺，只是偶尔出兵侵掠，双方胜负各半；耕种的人不得安宁，粮饷运输难以接续，耗损中原，百姓不能休息，这就是防守的幸运。割弃兰州，西戎凭借兰州坚固的城池，取道熙河平坦的道路；我军不利，又以秦凤作为边界，修整完好的废弃营垒，重新设置烽火侦候；人力已经疲劳，费用也不小，这就是放弃的不幸。防守即使幸运，但一旦交战，仇怨不能解除，屯兵运粮没有休止，熙河因此物价飞涨；即使如今只防守而不交战，一年所费也已经三百多万贯了。战争如果不停，戍守士兵一定加倍，粮草、衣物和赏赐也会随之增加；民力无法支撑，那么土崩瓦解的祸患或许就不可预测了。放弃即使不幸，但所放弃的本来是境外没有用处的城池；秦凤之间，军民熟悉情况，距离近而容易防守，运输所到之处，就像放在席子上一样便利。与熙河、兰州相比，难易相差十倍。有守边的劳苦，却没有腹心地区的忧患，与平日没有不同。以防守的幸运来比较放弃的不幸，利害尚且如此，何况防守未必幸运，放弃也未必不幸呢？况且朝廷以天地般宽大的气量，赦免他们的罪恶，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恢复他们每年的赏赐，恢复与他们的互市。即使有豺狼般的野心，难道能不感到惭愧羞耻吗？即使首领内心怀有不顺服之意，但国家恩德深厚，也没有什么能够激怒他们的百姓。臣料想一两年之间，他们的形势一定还不能有所行动。万一不是这样，使中原的士人知道朝廷放弃已经取得的土地，舍弃污垢而使百姓获安，西戎背弃恩德，他们理亏我们正义，人人怀有这种心情，勇气自然加倍；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坚固，天地尚且顺应我们，何况人呢？所以臣希望朝廷决定放弃这些地方，然后慎重选择名将来守卫熙河，厚待和供养属国，在熙河、兰州往来的要道上多设置弓箭手，修建一座大城，估计可以驻屯二三千人，以堵塞他们入侵的道路。

译从秦凤以东一带，多设置轮番休息的士兵，作为熙河发生缓急时救援的准备。明确命令将领和佐官修缮完备防守设施，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先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到来，希望这样可以没有后患。臣自从听说西方使者又来，谨慎地采纳众人的意见，用三方面来比较利害，反复详细研究，认为道理没有可疑之处，因此冒昧提出这些意见，愿陛下裁决选择，臣幸甚。再次论兰州等地的状文 老成持重、维护法度的意见 右臣近来在六月二十八日上奏，说西方使者进入边界，恐怕一定会提出请求和亲、请求土地的议论，请求趁此时把兰州以及安疆、米脂等五寨的土地举而放弃，交给他们，以安定边境、使百姓休息，作为国家的计策。如今西方使者已经到了，臣私下听说执政大臣关于放弃还是防守的议论还没有坚定决定。臣私下看到，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然屡次派遣使者，但从来没有主动谈边疆之事。推测他们狡猾的用心，大概知道朝廷厌恶战争，所以故意不来请求，想让这个议论由朝廷主动提出，便可以把它看得更贵重。朝廷深深察觉他们的意图，忍耐而不给，他们情势穷困，才来请求命令。如今如果又不答应，使他们的使者空手回去，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必然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兵马，聚集在边境上，答应他们，是畏惧兵力而给出，便不再是恩惠；不答应，边境一旦发生冲突，祸患无穷。机会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错过。臣又听说，从前取得兰州和五寨的土地，本来不是先帝的本意。先帝起初谋划取得灵武，内臣李宪畏怯懦弱，不敢前去，于是便出兵取得兰州。先帝起初谋划取得横山，帅臣沈括、种谔等人不能遵奉先帝的谋略，于是便出兵取得五寨。这两件事都是由于将领官吏不称职，想要邀功免罪，而先帝的本意本来并不是这样。后来元丰六年，夏国派遣使者来请罪，先帝嘉许他们恭敬顺服，于是下令边吏禁止侵扰掠夺。后来他们又派使者来谢恩，请求恢复疆土，先帝仍然下令保安军与宥州商议划定边界；事情因循拖延而没有确定，先帝便突然抛弃天下，于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此说来，取得兰州、五寨不是先帝的本心，放弃它们却符合先帝留下的意愿。如今议论的人不深入考察事情的始末，妄自建立坚守的主张，只是苟且逃避放弃土地的名声，不估量民力，不替国家谋划，他们的心意只是想让自己私下便利，并不是国家的利益。臣又听说，议论的人有的说，无论放弃还是防守都免不了用兵；放弃，用兵一定较迟，防守，用兵一定较快；迟与快之间，利害相差不远。如果就这样把土地给他们，恐怕不是好的计策。臣听说圣人应对变化的关键，正在于迟速之间，只要事变稍微缓和，我们能够筹算的办法就已经多了。过去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吴王濞内心怀有不轨，称病不朝，积聚钱财、豢养士卒，谋划扰乱天下。汉文帝专心致力于包容养护，放置不问，还加赐几杖，恩礼一天比一天厚。吴王濞虽然包藏祸心，但仁德恩泽不断浸润，终于不能发动叛乱。到了汉景帝采用鼂错的谋略，想趁吴王有罪削减他的郡县，认为削减也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减就反叛得迟而祸患大。削藩的诏书一下，七国全都反叛，以至汉景帝发动天下军队，派遣三十六名将领，才勉强将其击破。议论的人如果不研究利害的深浅，比较祸福的轻重，那么汉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弱仁慈；汉景帝刚决而一定实行，近于强硬果断。然而按照汉文帝的计策，祸患发生得迟，可以从容准备防御，稍经岁月，变化和事故自然发生，逐渐形成控制局势的条件，没有什么不能办的；即使有十个吴王濞，又能做什么呢？按照汉景帝的计策，祸患发生得太快，还来不及转身便已经到来；兵刃相接以后胜负难保，国家的命运决定于一天之内，即使把鼂错的肉吃掉，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如今想采取放弃的策略，与汉文帝相同；想采取防守的谋略，与汉景帝相似。臣请求向执政大臣说明：想放弃，道理正而祸患缓；想防守，道理曲而祸患急。曲直、迟速，哪一种才是有利有害？何况今天的事情，君主年纪尚轻，太后听断政务，将帅和官吏士卒之间还没有建立恩情，交战之日，谁会替朝廷效命？如果告急军书接连而至，胜负纷纷出现，临机决断时，谁来承担责任？只希望圣明慈厚的陛下对此反复深思，早日赐下裁决，不要让西戎另行猖狂，使放弃和防守的议论都不能得到便利，这样天下就幸甚了。请求招募河北保甲充任役兵以消除盗贼的状文。子瞻曾经在徐州请求登记勇猛强悍的人，督促他们捕捉盗贼，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减轻赋税、散发积蓄聚存的财物，表面上似乎会导致贫穷，但百姓安于生计，盗贼不发生，县官收取租税，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府库有多余的布帛，时间一久，富足就无法胜数。加重赋税，夺取百姓的利益，表面上似乎会使国家富足，但收入有限，造成的祸害无穷，大则亡国，小则招致盗贼。盗贼一旦兴起，把所得到的全部利益拿出来，也抵偿不了所耗费用的十分之一，时间一久，贫穷就无法胜数。臣不敢远引陈胜、吴广、庞涓、黄巢之类，只说淳化年间的李顺、庆历年间的张海等、熙宁年间的廖恩；这几起盗贼，计算他们焚烧官署寺院、劫掠仓库，以及至于发兵命将、转运粮食、损失兵器、招募士卒和赏功的费用，大概不下数百万贯。只要事情平定，哪里敢谈费用？然而事情尚未发生时，如果有人能建议拿出几十万贯来消除变乱，那么上下就会争执，好像爱惜自己的肢体一样，不肯割除；这是天下最大的迷误，也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因此臣希望从元丰库或内藏库请求三十万贯钱，上可以替先帝在过去收取恩德，下可以替国家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隐患。伏愿陛下权衡祸福的轻重，比较得到与防备的多少，果断决定并施行，不要让主管官署吝惜出纳而损害国家大计。

译河北的百姓喜欢从事抢劫，来由已经很久了。近年创设保甲，把他们驱赶得离开南面的田地，教他们熟习凶器；一个人在官府服役，一家人都要资助供应，穷困无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埋伏作奸的人十个中有九个，名义上叫保甲，却没有人敢过问。若再过一年还不废止，那么陈胜、吴广的事情立即就可以等待发生了。如今虽然已经废止，但拿弓刀的手不能再拿锄头，吃酒肉的嘴不能再吃蔬菜；既然无处归宿，势必成为盗贼。如今河北的盗贼成群，查访听说都是保甲的余党；如果再加上饥荒，变故的发生就无法预料了。近年富弼任青州知州，当时河北流民有百万，辗转迁徙到京东；富弼已经设置了方法策略，赈济使老弱活下来，又招募其中强悍的人充任军队，不等待朝廷批准，都刺写“指挥”二字；后来他们都成为精锐部队，百万民众中没有一个成为盗贼。富弼作为臣子尚且能够便宜行事做到这样，何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库和内库的钱物堆积如山，无法计算数量。只说近来内廷从睿思殿拨下的金银一类，命令另库收藏的，据估计就有一百多万贯，都是先帝从多方面收集起来，准备应付缓急使用的，不取自百姓，圣上的谋划深远，不是平常人所能及的。如果积聚起来却不使用，那么与东汉的西园钱、晚唐的琼林库、大盈库对先帝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圣上的德行也会因此有所损害。所以臣希望请求三十万贯作为招募军队的惯例费用，选用一两名有才干的武臣官员，分别前往河北各路，在保甲中招募强壮勇敢、精悍能干的人充任禁军，按照各人的才干来确定军队等级。本州如果没有缺额，就从近处到远处；有的押送到京城，不过一两万人，河北的豪杰大概就招尽了。其中武艺特别出众、过去因而补入班行的人，押送到宫阙参加试验；确有实绩的，就补内六班的缺额，或者补本贯及邻近地区缺额的军员。但应当严格颁赐指挥，等事情办完，派人复查核验；有不依法办理的，严厉治罪有关官吏。臣听说先帝本来认为保甲可以使用，所以想把兵力隐藏在农民中，逐渐削减正规军，因此禁军有很多缺额。如今保甲已经废止，即使无事，也应当实行前面所说的办法；惟愿陛下深切察看，果断而努力地施行。如今【缺字】，正逢大旱，两季麦子没有成熟，事情的形势如此，恐怕不能拖延。谨此录写上奏，伏候诏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九 明代茅坤撰写 《颍滨文钞》五 书信 致枢密韩太尉书 胸襟气度博大 太尉阁下，苏辙生来喜爱写文章，对此思考得很深，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表现；然而文章不能只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修养而获得。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如今考察他的文章，宽厚宏大，充满天地之间，正与他的气度大小相称。太史公走遍天下，周游四海，观览名山大川，同燕赵之间的豪杰俊士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放洒脱，很有奇异之气。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着笔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吗？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流露在容貌，表现在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自己并不知道。苏辙已经十九岁了，居家时所交游的不过是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观览来扩展自己的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没有不读的，但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足以激发自己的志气，恐怕终于会被埋没，所以毅然离开，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丽的景观，以便知道天地的广大。经过秦汉的旧都，尽情观览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腾的水流，慨然想见古代的豪杰。到了京师，仰头观看天子宫阙的壮丽，以及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足和广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巨大壮美。见到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雄辩的议论，观看他秀美伟岸的容貌，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凭才干谋略冠绝天下，是天下所依赖而无忧虑的人，也是四夷所畏惧而不敢发动叛乱的人。在朝廷内，您如同周公、召公；出任外职，又如同方叔、召虎，而我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一个人学习，如果不立志求取大的成就，即使学习得多又有什么用？我这次来，在山中见到了终南、嵩、华的高峻，在水边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厚，在人中见到了欧阳公，却仍然认为没有见到太尉。所以希望能够见到贤人的光辉，听到一句话来壮大自己，这样才可以看遍天下的壮观而没有遗憾。辙年纪还小，不能通晓熟习官吏事务；这次来，并不是为了求取斗升之禄，只是偶然得到的，并非我所喜爱。然而幸而蒙赐归家等待选用，使我能够从容度过几年，将来回去更加治理文章，同时学习处理政务。太尉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

译致两制诸公书 读他的文章，就像广陵的怒涛，轰鸣汹涌而强悍，无法控制。然而文章的骨架和条理稍嫌不够精切，好比挥动斧头形成旋风，只是特别耀眼罢了。苏辙读书读到诸子百家，面对纷纷扰扰的同异之辩，以及后世工巧的组织文辞、琢磨分析之学，曾经叹息不已，认为圣人的道理，好比山海薮泽的深处，人进入其中，没有不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充实饱满，各自认为已经有余，不再羡慕外面的事物。如今班输、共工一类的工匠，早晨拿着斧头凿子在丛林中游走，取大的树木作为楹柱，小的作为椽子，圆的作为车轮，挺直的作为车轴，长的高达云霓，短的可以遮蔽牛马，大的堆积如丘陵，小的伏在丛草之中；砍削挖取，都自以为已经穷尽山林的奇异事物。猎人和渔夫结网聚饵，左手持强弓，右手持毒箭；在陆地上捕杀大象犀牛，在水中捕捉蛟龙鳝鱼；熊罴虎豹的皮毛，鼋龟犀兕的骨革，以及天上飞鸟、地下走兽昆虫之类，全都纷纷杂杂，折断翅膀、扭伤脚足，鳞片鬣毛疲软委顿，横七竖八地充满眼前；肉被放进鼎俎，脂膏涂在砧板几案，皮革牙齿骨头被剖裂到处散开，覆盖在各种器用上。寻找珍珠的工匠，把隋侯珠、夜光珠和有瑕疵的珠子间杂在一起，光彩错落明亮，充满自己的家。寻找黄金的工匠，使金器光辉灿烂、闪耀荡漾，彼此碰撞发出铿锵声，遍布天下，成为冠冕、佩带、饮食器具上的装饰。这几类人都自以为能够穷尽山海中的珍宝，然而山海的宝藏始终充盈，没有人能看见它的尽头。从前孔夫子以及出生后跟随他交游的学生，大概有三千多人；这三千多人没有不从老师那里有所收获的，因此跟随他周旋奔走，追随他到了宋国、鲁国，在陈国、蔡国挨饿，困厄之中也没有人离开他，这确实是因为他们有所收获。颜渊见到孔夫子，出来告诉别人说：“我能够理解它。”子路、子贡、冉有出来告诉别人，也说：“我理解它。”再往下到郈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这几个人是门人中等次较低的，只是暗中窥见道德的光华，在议论的末端听到一些东西，便都自以为在一世之中有所收获。后来田子方、段干木之流，对它讲解得不详细，便私下把它当作虚无淡泊的学说；吴起、禽滑厘之类，又在战国时代据此放纵狂妄。大概孔夫子的道理四散流布，后世的人得到它遗留下来的波流余泽，竟达到了这种程度。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之流，又没有看见孔夫子光明盛大的大道，迷惑扰乱，仿佛陷入大泽的岸边，荆棘丛生，道路断绝；想要使自己走到通衢大道却做不到，于是胡乱冒险踩着蒺藜，踏过山崖峡谷，曲折盘绕而不能自行停止。为什么呢？他们也都自以为已经得到自己的所得。苏辙曾经奇怪，古代的圣人既然已经知道这些道理，却不直接把它明确告诉天下人，而要把它写在六经之中。六经的说法，都是让人隐约看见端绪，却不是用来打破天下人的疑惑、使人一看就醒悟的，所以世上的君子纷纷走到这种地步，不能把握道理。如今《易》这部书，是圣人用来穷尽天下刚柔、喜怒的情感和勇敢、畏惧的本性的，并把它们寄托在八种卦象中；借八种卦象相互遇合时吉凶得失的情形，教天下人趋利避害，大概也就是这样罢了。然而世上的解释者，王氏、韩氏竟把老子的虚无之说也牵连进来；京房、焦贡竟用阴阳灾异的数理来解释。解释《诗经》的人不谈咏歌、勤苦、酒食、宴乐之时，纵情至极或悲苦至极而不违背道理，却谈五际、子午卯酉之事；解释《尚书》的人不谈君臣之间欢欣应答、赞叹感慨、足以深深感动天下的内容，却议论《鲁誓》《秦誓》不应当作。孔子难道不知道后世会走到这种极端吗？他大概认为后世的学习者无所凭借，不能受到感发而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设置六经让他们自己去求取，大概又想让他们深思而得到它。因此不把自己的学说明确写出，使天下人各凭自己的长处去探求。所以说：“仁者从中看见仁，便称它为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便称它为智。”子贡也说：“在于人的资质，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假使仁者发挥他的仁，智者发挥他的智，认识大的方面的人阐明大的方面而不遗漏小的方面，认识小的方面的人乐于发挥小的方面来使自己附合于大的方面，各自根据自己的才能竭尽力量，探求最精微最深密的境地，那么天下将有人终身研究这种学说而不厌倦。到了后世不明白圣人的意旨，忧虑在于异说太多、学习者难以明白，于是有人拿圣人的精微言论，用一个人的私意加以折解，而传注之学在天下横行；由此学习者更加懈怠，圣人的学说也更加不明白。如今如果使天下人由于解释者之间的异同而能够纵览博观，辨别是非，评论可否，推求精粗，然后达到精微深密的境地，那么讲习它应当更加深入，守持它应当更加坚定。孟子说：“君子依循道不断深入学习，是希望他自己有所获得。自己获得了，便能安稳地守持；安稳地守持，便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取用时便会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贵在自己有所获得。从前苏辙开始学习时，得到一本书，便伏案读它，不求博览，只求弄懂这本书；探求而不能得到，就反复思考，直到一整天也没有看见其中的道理，然后才退下。后来又寻求它的传注。为什么呢？害怕它容易进入心中，却不能坚定地守持。等到年长以后，才观看百家之书，其中纵横颠倒、令人喜悦或惊愕的内容，无不阅读，茫然没有归依。后来读到《孟子》，才遍观百家而不被扰乱。然而世上的议论者说：“学习的人不可以读天下杂说；不幸看见了，小道异术就会乘隙进入心中，即使扬雄也还如此。”又说：“我不看非圣人的书。”他们以为世上的贤人用来修养心性的办法，就像保护弱小的儿子弟弟，不应让他们出门置身于繁华纷扰的地方。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古代所谓懂得道的人，邪恶的言辞进入心中也不能动摇他，偏颇的言辞侵犯他也不能欺骗他，爵禄不能使他骄傲，贫贱不能使他感到羞辱。如果只是深居自闭在闺门之中，几乎颓然地说“我懂得道，我懂得道”，这就是所谓腐儒。古人说伯夷心胸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都是君子不肯做的事。然而孔子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自身，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

译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身行合乎清白，废弃官位合乎权宜；而我却不同于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不肯做的事，却没有被孔子抛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孔子集大成。至于孟子，他厌恶乡原败坏风俗，也知道于陵仲子不能成为常法；他赞美禹、稷急切地为天下奔走，也知道颜氏自得其乐并非不可改变；他知道天下诸侯所取得的东西属于盗取，也知道王者不必把他们全部诛杀；他知道贤者不可强召，也知道征召贤者任职是合乎义的。因此士人谈论学习，都说“孔孟”，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道理罢了。如今苏辙只是山林中的平民，才干技艺没有大大超过普通人，哪里敢把自己附会为孟子？然而，他所以能够广泛观察天下各种不同的学说，以及三代以来兴亡治乱的关键，并且明白地加以辨析，大概他的学问出自孟子，是不可欺骗人的。今年春天，天子将要寻求直言之士，苏辙正好来京师调任官职，舍人杨公不知道我不肖，取我的鄙陋文章五十篇来推荐，让我列在明诏的末尾。伏惟执事是当今的伟人，也是朝廷的名卿；您的德行功业所使人佩服，声望文采所发出的光辉，谁不想一见您，在您身边献出微薄的才技呢？那五十篇文章，从中等以下的部分，执事也已经看到了。因此不敢再把它们献上，只姑且叙述自己求学的道理，请执事试着观看。致刘长安书 气度傲岸而自成一格，刘长安恐怕不得不收敛衣襟，自我谢罪。我听说，万物从上天所承受的禀赋不同，那么它安置自身的地位必然高；自处的地位既然高，就必然卓然与世俗不合。猛虎处在深山，迎着风长鸣，百兽便震恐而不敢出来；松柏生长在高冈，枝干舒展、叶子铺开，草木也因此不能生长。不是我压倒你，就是你拒绝我而不能与我抗衡。所以才干不同就没有朋友，势位相差悬殊就会失去众人。才干高是自身的负累，势位特殊是众人抛弃他的原因。从前伯夷、叔齐已经亲自验证过这件事。他们同乡人站在一起，因为乡人的帽子戴得不端正，便舍弃他离开。只是因为帽子戴得不端正，就舍弃他而离开，那么天下人岂不是没有可以共同相处的人了吗？如果整个天下都没有可以共同相处的人，这种情势难道能够长久吗？假如这种情势不能长久，那么我恐怕也将因此困苦。与其困苦之后再返回，不如平素就同他们相处为好。伯夷、叔齐只因为离开以后不再返回，所以成为天下所抛弃的人。因为伯夷不屑于同我相处便抛弃伯夷，这固然是天下人的罪过；但因为自己的清高纯洁而不屑于天下人，伯夷也有过错。古语说：“最善辩的人好像言语迟钝，最灵巧的人好像笨拙。” 为什么呢？害怕天下人因为我善辩，便用辩才来压制我；因为我巧妙，便用巧妙来困住我，所以用笨拙来保养巧妙，用迟钝来保养善辩。这又不只是独善其身、保全自己，也是要使天下人不嫉忌我，从而使自己的道路能够长久。如今天下的士人，我已经大略观察过了：在这里有所不足，在那里便有所长处；在这里有所蒙蔽，在那里便有所见解。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我私下听说执事的声望，明智俊伟、雄辩无比，天下没有敌手；而且高明响亮、刚强果断，士人进到您面前，没有不震栗而失去自持的；退下来仰望您的才华功业所发出的光辉，也没有不徘徊自愧的。天下的士人已经十分敬服了。然而我希望执事能够稍微谦下对待他们，使天下人乐于进到您面前而不感到恐惧；我也能得以进见左右，听闻您议论的一点余绪，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了。

译致昭文富丞相书 子由托我向富公进言的事情，全都在于任用人才，以及篇末“万全之过”四字。我苏辙，是西蜀人，今年二十二岁。幸而得到天子授予的一命之爵，不至于为饥寒穷困所忧；自身也没有服劳役、受劳苦的祸患。所任职务不过是处理文书、米盐之类的事务，而且还没有获得施展才干、尽情表达志向的机会。我闲居时，思虑实在太多，又不忍心自暴自弃，认为天子宽仁，天下没有什么忌讳可言；如果我不趁年轻力壮而又有闲暇的时候，早日有所发明，以表达自己的志向，那还等什么呢？恭敬地想到，天子设置制策科，是为了等待天下豪杰俊才、魁伟卓异之人。因此我不自量力，也参与到这件事中来。天下的事情，从上古三王以来直到今天，前人所论述的已经大略完备了，但我心中仍有不能释然之处。古代的帝王，难道一定要才智很多、亲自处理一切吗？做事有关键，居位有方法。因此，汉高皇帝虽然胸襟恢宏而又轻慢疏忽，却足以吞并项氏的强大势力；汉文皇帝虽然宽厚仁慈，却足以使天下奸诈之徒归服。为什么呢？因为任用他人，使他人发挥作用，所以不劳心力就能成就功业。至于汉武帝，才力有余，聪明睿智，超过汉高祖、汉文帝；然而把这些才智施用于天下时，却常常有所挫折而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把事情交给别人，而是亲自去做。由此看来，天子的责任也在于任用人才而已。我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人，所谓有才而可以重用的，除了明公还有谁呢？在公卿之间推举您，您功劳最大；列在士民之上，您德行最高；声威传播到夷狄之地，您又最为勇敢。这三点，除了明公还有谁呢？而明公实际担任宰相，那么我们的君主所应当履行的君主职责，大概已经完成了。古代圣人高拱着手、无为而治，期待百世之后的人称他为明主贤君，大概也可以这样做。然而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那么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呢？向下寻找郡县官吏，他们说：‘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向上寻找朝廷百官，他们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明公处在这个位置上，又将用什么话来推辞呢？唉，大概也曾有人用秦越人的事情向明公说明过吧？从前秦越人以医术闻名天下，天下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越人。越人不在时，有病而死的人，没有谁不认为自己的病不是真病、自己的死不是真死。后来有一个病人遇见越人，嘱咐他说：‘我把身体交给您，您只管凭自己的医术治疗，不要替我考虑如何治疗。’ 越人说：‘唉，这可难了！您的病虽然还不至于死亡，却很难治愈。治疗得急，就会损伤您的四肢；治疗得慢，病痛又会使您劳苦不堪而不肯离去。我不是不能把病除掉，而是害怕这两种结果。若损伤您的四肢之后才能除去您的病，天下人就会认为我的医术不精；若病不能除去，天下人又会认为我不是医生。这两件事在我心中交战，始终不能释然。’后来他见到那个人，那个人说：‘您只知道医治疾病的医术，却不知道不按常法治病的医术吗？如今所谓不按常法的医生，敢于冒险行事而不顾后果，所以能够应对无穷的变化。您谨守细密的医法，处处考虑万全，不过是还只知道医治疾病的医术罢了。’天下的事情，逼迫得太急就会受到阻碍，放缓一些就能得到成果；但过于迟缓，就来不及了。孔子说：‘道难以实行，我已经知道原因了。聪明人做得超过了它，不肖的人又做不到。’天下的祸患在于不知道，而又有知道却做得过头的人，这样看来，道果然很难实行。过去世上的贤人担心世人贪恋爵禄，不忍亲身在艰难中试验，因此居上位的人奋不顾身，争取天下的公共利益而忘掉个人私利；处在下位的人也不敢爱惜自己，呼喊喧闹，攻击揭发上位者的过失。这两种人可以说比天下的士人贤能了，但仍然不能免于不明白道理。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安定自身正是安定天下之人，珍重自己的言论正是珍重君子的势力；若把这种力量轻易用在寻常事务上，仍不过是匹夫的聪明罢了。我私下想，明公执政至今五年，天下听不到您慷慨激烈的名声，却每天听到您敦厚宽和的声誉。或许明公已经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仍有秦越人那样的顾虑吧。我读《三国志》，曾看到曹公和袁绍相持很久而不能决胜，曹公询问贾诩，贾诩说：‘您明智胜过袁绍，勇敢胜过袁绍，用人胜过袁绍，决断战机胜过袁绍。袁绍的兵力百倍于您，您划地与他相守，半年之间袁绍不能交战，那么您的胜势已经可以看见了。可是久久不能决胜，想来是顾虑万全而造成的过失吧。’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似。今天天下人之所以抬头仰望明公，难道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希望明公稍稍思考这个说法，应该能够想出解除天下期待的办法。不再赘述。

译这是《上曾参政书》。我听说：士人如果不能改变更新，就不能同他谋划长远之事。刚刚取胜的国家，只知道取得而不知道防守，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灭亡，开始似乎值得高兴，最终却不能长久。从前我读书读到《秦誓》，从中得到这样的道理：‘文雅美善的贤士，众人的力量已经衰竭，我仍然拥有这样的人；勇武刚健的勇士，射箭驾车都没有失误，我却不愿任用。’从前说这话的人，大概已经懂得其中的道理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三个人，是秦国豪杰中有决断的人；百里奚、蹇叔，是秦国所谓年老而不武的人。秦穆公想要袭击郑国，孟明认为可以，蹇叔认为不可以；那么蹇叔的意见，岂不是离实际太远而近于怯懦吗？然而考察事情最终的成败得失，衡量他们考虑问题的长短，就不能说蹇叔迂腐，也不能说孟明正确。所以说：‘假如有这样一个臣子，专一诚实，没有别的技能，但他的心胸宽大，仿佛能够容纳一切。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别人俊美聪明，他心里喜爱他们，甚至像从自己口中说出来一样。能够容纳这样的人，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也确实有利啊。’唉，秦穆公到了这时，才知道蹇叔不是平庸之人吗？如今处在百官之上、主持天下事务的人，又何必一定要有其他特殊技能呢？只要温和善良、博爱宽容，能够容纳天下士人，就可以了。从前我东游时，明公恰好任京兆尹。那时明公的声威向上震动朝廷，向下震慑乡里，行路的人因此不敢任意张望，盗贼屏住气息而不敢作乱，可以说才干有余。然而等到参与裁决国家大政时，您却每天收敛锋芒，专事敦厚，不愿凭才干压倒天下；向上承接二位公卿，向下安抚百官，彼此周旋谦让，于是士大夫无不雍容和穆地相处。唉，明公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我是西蜀的普通人，往年偶然凭进士身份得到一命之爵，如今将到崤黾之间做官。闲居无事，听说天子举用敢于直言的人，世上的君子认为我是出身山林、质朴鄙野之人，不懂朝廷的忌讳，内心没有什么隐瞒，所以让我应诏；我也不自量力，谈论当今之事，却不敢作粗疏不详的言论。我的语言文章虽然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但所论说的内容却有矫正弊病、切直敢言的过分之处。我私下只是悲叹，古代那些深切直言的人遭逢不祥的时代，言论稍有触犯，便不再被后世记录。如今群公在朝廷，都以君子长者自居，宽容天下俊美聪明而有才能的人；士人有话可说，能够安心舒展志意而没有忧患，这样才知道士人生在今天是幸运的，而我苏辙也是幸运者中的一人。我平日所写的文章，因为家贫不能全部带来。有《历代论》十二篇，上自三王，下至五代，治乱兴衰的关键，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看看它的大略也就可以了。

译这是《答黄庭坚书》。雅致。凭我苏辙这点不肖之才，哪里值得求得与鲁直交往呢？但家兄子瞻同鲁直往来已经很久，我同鲁直的舅父公择也相知不疏。读您的文章，诵您的诗，希望见到您，已经很久了。我性情笨拙而且懒惰，始终不能写一封短札，向您表达殷勤之意，反而让鲁直先写信给我；其中的惭愧悔恨，可以想见。自从被废弃以来，我颓然自我放纵，愚顽鄙陋更加严重，见到我的人往往讥笑我，而鲁直仍然能够有所取法于我。看鲁直的来信，他所以爱重我，和我爱重鲁直没有不同。既然如此，书信谁先谁后，是您没有做到还是我没有做到，都不值得遗憾。近来听说鲁直在处理政务之余，独居而吃蔬食，陶然自得。古代的君子不被世间任用，就一定寄托于某种事物来排遣自己：阮籍寄托于酒，嵇康寄托于琴。阮籍没有酒、嵇康没有琴，那么即使他们以草木为食、同麋鹿为友，也会感到不安。只有颜氏之子喝水、吃豆羹，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不借助外物，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这就是孔子感叹自己不能赶上的原因。如今鲁直眼睛不求美色，口舌不求美味，可见内心的修养远远超过常人，却还要向别人询问，这是为什么呢？听说鲁直喜欢同禅僧交谈，难道只是想借此探察自己内心有没有所得吗？天气渐渐寒冷，近来您的起居很安适，只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自己。这是《贺文太师致仕启》。文章有典雅法度，而且很有风致。某恭敬启奏：听说您上表辞谢朝廷，告老还乡，归于西洛；官位达到太师、太保，声望高隆，古今罕有。您知足退让的风范，朝廷内外都在赞叹。恭敬地想到，致仕太师您，完成了皋陶那样的伟业，又兼有方叔、召虎那样的雄才大略；辅佐三朝，始终如一。百官都在传述您的遗事，四方夷狄也想听闻您的声威；百姓依靠您而安定，士人都希望得到任用。尚父虽然年老，威望声誉却没有衰减；猛虎还在山中，连藜藿也没有人敢采食。何况您退居家中谈论治国之道，本来没有年老不能任事的嫌疑；出而济世，又怎么会辜负赤松子的约定呢？而今您离去如同脱掉鞋子一样轻易，名声比泰山还重，近世以来只有一人而已。您将要在嵩山、少室山下自由遨游，在伊水、洛水之间往来；身体寄托于白云之中，厅堂开在绿野之间，卸下鼎钟般沉重的负担，收取著述流传后世的余光。即使把您的形象画在丹青上，奉祀如神，人们的愿望如此，又有谁会提出异议呢？我才疏学浅，错误地承蒙您的知遇和奖掖，曾想借您的恩泽，或许能从微小之处有所效力。然而我困顿笨拙，多遭艰难，漂泊流离已经多年，发誓将归去扫墓，断绝追求功名的念头。若能除去罪籍，也许就有经过洛阳拜访您的幸运；如果旧日恩情尚未弃绝，还希望允许我登门游谒，听您一番教诲，以永远完成我微小的愿望。若还能写作歌颂文章，流传无穷，也可以下慰平生、上报恩遇。遥望您的台省屏障，心中不胜区区敬意，谨奉此启陈述祝贺。这是《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敬地听说您多次上表，获准辞去官职，回到故乡；荣耀地归来，官位位冠东宫，恩宠兼及旧职。您的高尚风范所振发之处，清正的舆论更加尊崇。恭敬地想到，致仕观文少师您，道德为世人所知，学术盖世；早年出入侍从之列，成为议论文章的宗师；晚年进入朝廷中枢，成为众人的希望。经历三朝始终，承受万般变故和辛劳，遇到事情安然处置，没有人能测度您收放进退的妙用。您离开职位已经很久，世人才开始懂得镇静持重的功效。仰望您不可磨灭的功绩，确实知道后来的人很难继承。您连续历任三镇，始终专心一意；知道的无不直言，从未因处于朝廷内外而改变心意；年老而精神更加壮盛，确实是贤达之人超越常人的表现。众人都凭才能尽力事奉君主，只有您凭道义自我担当。以才能做官的人，才能衰退后就离去；凭道义进身的人，道义越高尚越难以挽留。因此七十岁致仕，按照礼制本来如此，而您自号六一居士，这种志向已经很久了。您在清颍筑室，琴书足以忘忧；名声遗留四方，官印服饰大概已经视为身外之物。谁来治理国家，能够向您请教、以解决疑难呢？只是您的门人尚且不拒绝前来求学的人。我因官守在身，不能亲自到您的门屏之前，谨奉此启陈述祝贺。这是《除中书舍人谢执政启》。某恭敬启奏：近来承受圣恩，授予我前任官职，并仍赐给章服。我被贬谪在江湖之间，岁月已经很久；如今置身台省，志气尚未安定，接着又登上翰墨之场，勉强写出诏令之辞；辞谢而不能获准，处在这个职位上更加惊惧。凡物的生长，大的和小的名称不同；只是人所处的环境，也各有闲忙适宜之处。猕猴猿类用不着冠帽衣裳，爰居鸟也不喜欢钟鼓。让它们受拘束就战栗，放开它们就安适。因此造物者顺听万物的自然本性，用人者贵在顺着才能任用，然后才能使人的才能适合本性而不受伤害。我年轻时读书，中年颇喜欢做事；既然拿着书策求用于世，确实妄想着济世救时。所上奏牍很多，几乎可以同东方朔的狂放相比；流泪进谏的恳切，也有些效法贾谊。近来困于幽忧之中，才听闻大道，漂泊得像一只独自随流的空船，寂静得像不再燃烧的死灰。长久独居，终于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心想良冶的砥石不能磨出没有刀刃的金属，大匠的斧斤不能把无才的木材制成器物，于是任意放逐自己，大概将这样终老。哪里料到光明的时代接连兴盛，广泛选取贤才来辅助自己；既然用骏马良驹驾车，也不嫌弃驽马参与其中；犹如楩木楠木的树林中，也有樗树栎树存在。我横遭谪贬却被记录选用，自己茫然不知。这大概是因为承蒙某位官员道德广大难以称说、才高而不拘一格；他深知格天的事业本来依靠得到贤士的功劳，能把两位老臣从幽远之地召来，竭尽九官的引荐之力，下至我这样微末鄙陋的人，也有可能得到甄别收用。我本是被弃置的人，却忽然列入侍从之臣的行列。如今穿朝服、吃禄米，虽然心怀归隐之愿，却没有机会；既然要涉水沾足、戴冠束缨，也只好顾念自己所处的职位正应如此。希望百姓能够大定，庆幸四方国家没有忧患。像我这样碌碌无为，有什么功劳，或许还能够有一篇文字载入史册；像您这样堂堂的伟大事业，还可以全部写入诗歌声名。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能怎样报答。《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明代茅坤撰。《颍滨文钞》卷六。论。

译《夏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至于虞代尊奉尧、夏代尊奉鲧的原因，也是古今典礼中的一个重大疑难之处。圣人的道，如果能够使天下安定，就不追求标新立异。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而禹把天下传给儿子，后世却认为禹不是圣人，才把天下传给他的子孙；这就是用喜好奇异的标准来要求圣人。圣人对于天下，如果不顺从天下安定的需要去做，反而追求与天下人不同，那用心不是太浅薄了吗？从前商汤有伊尹，周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是武王的弟弟。商汤的太甲、周武王的成王，都可以治理天下，但商汤没有把天下给他的臣子，武王没有把天下给他的弟弟，实在是因为认为自己的儿子才干足以不使天下混乱，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天下交给别人，不能为了求异而这样做。可是天下人为什么偏偏怀疑禹呢？如今人爱自己的儿子，是天下共同的人情。有所得而传给自己的子孙，是人情普遍如此。圣人认为这不可改变，所以顺势听从，使父子相继而不发生混乱，一直传到尧。尧把天下全数授予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又把天下授予禹；把天下全部授予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正是圣人远远超过常人、天下后世所不能做到的地方。天下后世所不能做到的事，圣人独自做到了，难道是为了追求奇异吗？天下人不能个个贤能，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便因其奇异而震惊赞叹，那么天下人都会喜欢他的名声而失去对真实情况的判断。所以尧舜传给贤人，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假使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只能够守住天下，而尧肯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也肯把天下传给商均，难道会因为追求奇异而怀疑天下吗？既然如此，禹没有把天下授给益，并不是认为益不够资格接受天下。假使天下又出现一个禹，我知道禹也不会把天下传给益。为什么呢？因为启足以治理天下。启治理天下，益做他的辅佐，那么益也没有失去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他的功劳仍然可以惠及天下。圣人不喜欢追求奇异，就是这样。鲁国的法令规定，赎出奴隶的人可以从官府领取金钱。子贡赎出鲁国人却不接受赏金，孔子叹息说：‘唉，这样一来，鲁国就不会再有人赎人了，赐啊！’赎人却不把它当作功劳，这是君子不同于众人的地方；但它的弊端竟然会发展到没有人赎人。因此圣人不喜欢刻意求异，因为这种做法有时会陷入困境。闵子骞服满三年之丧后，来见孔子，拿琴弹唱，神情忧伤而不快乐；他起身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超过它。’子夏服满三年之丧后，来见孔子，拿琴弹奏，神情快乐而坦荡；他起身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达不到它。’ 孔子都认为他们贤能，原因就在这里。由此看来，关于禹和益的事情，是记载者的过错。典籍记载说：‘有虞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帝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舜、禹都各自有所承受而得到天下，他们所承受天下的来源不能忘记。因此舜尊奉尧为宗，同时置瞽瞍于不祭之列，这是天下的大义。到了禹，不仅废弃了对尧的尊奉，而且忘记了舜。鲧虽然获罪，因为是禹的父亲，所以仍得在郊祭中受祭。依从舜的义理，禹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依从禹的义理，舜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这两种做法都是圣人不会做的。我听说：礼所施行的，是义所许可的。因此礼虽是先王没有实行过的，也可以依据义来创立。舜、禹拥有天下，是先王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尧虽然不是舜的父亲，但他的德行流传后世，不可以不尊奉他；瞽瞍虽是舜的亲人，但对天下没有功劳，不可以因私情而享受尊奉。这两者都合乎义。至于夏后氏在郊祭中祭祀鲧、尊禹为宗，这是禹的子孙所行的礼。谁说禹不尊奉舜呢？柳下惠称说：‘有虞氏在郊祭中祭祀尧，尊舜为宗。’先儒认为这是虞氏子孙的礼制。以虞氏推论夏禹，禹难道会不尊奉舜吗？虽然如此，夏的子孙之所以不尊舜为宗，是因为有鲧。鲧虽然得罪于舜，但从事治水九年，并不是瞽瞍所能相比的。因此最终成为夏代郊祭的对象，三代都祭祀他。三代尚且因为他的功劳而祭祀他，他的子孙难道反而可以因他人而废弃这种尊奉吗？所以虞、夏的祭祀，都合乎义所许可的原则。

译《商论》。这篇文章气势如天马行空，见识也深刻透彻。商朝拥有天下三十世，周朝传世三十七代。商朝衰落后重新兴盛的有五位君王，周朝衰落后重新兴盛的却只有宣王一人。商朝贤君很多，按理说它享有天下的时间应该超过周朝；周朝贤君不如商朝多，但它享国却比商朝长数百年，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繁缛的礼仪，以温和驯服的方式使刚强的百姓归顺；所以它的治道以尊敬尊长、亲近亲属为根本，尊敬老人而慈爱幼弱，使百姓父子相爱、兄弟和悦，没有侵犯上位、难以控制的气势；实行极其柔和的道路，来揉和天下人的乖戾之心，消除他们刚毅果敢的意志。因此周朝享有天下很久，但后来诸侯从内部侵扰，京师逐渐衰弱，最终沦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宽缓和易可以使国家长久，却不能使国家强盛。至于商人治理天下的方式，如今已经无法直接看到了。试着从《诗》《书》中寻找，诗篇宽缓和柔、书文委婉繁重的，全都属于周代；而商人的诗篇迅疾有力、严厉峻切，书文简洁明白、严肃整饬。商人的风俗，大概就在这里。正因为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所以它的后代能够在衰败时自我振作；然而到了败亡时，一旦涣散，就再也无法止住。大凡强硬的东西容易折断，柔韧忍耐的东西可以长久保存。柔弱的东西可以长存，却常常困于不能取胜；强硬的东西容易折断，但到了最后反而可能有所建立。这就是商朝不能长久、周朝不能振兴的原因。唉，圣人考虑天下，也只能使它达到某种目标，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弊病。使它能够长久却不能强盛，使它能够自我振兴却不能把影响推广到远方，这两点取决于后世君主的贤能与否。太公封在齐国，尊重贤人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属而尊敬尊长；太公说：‘后世将渐渐衰弱。’尊贤尚功接近强盛，亲亲尊尊接近衰弱。最终齐国有田氏篡夺的祸患，鲁国人困于盟主的命令。商朝的政治大概接近齐国，而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也就是他治理鲁国的办法。因此齐国强而鲁国弱，鲁国尚未灭亡，齐国却先灭亡了。子由说，商朝的治理崇尚严厉，所以享国不如周朝的八百年。我私下对这种说法有所怀疑，因为《尚书》说‘以宽和代替暴虐’，那么商朝的政治未必一概都很严猛。考察《礼记》中虽然有商人先施刑罚、后施爵禄的说法，但其中大多夹杂着汉儒附会之言，未必是圣人的最高原则。况且周朝自平王以后，一变而成为春秋时代，再变而成为战国时代，周天子只在名义上居于天下之上，却又存在了五百多年。大概因为各诸侯国都占有土地和军队，不能彼此统一，而他们不敢彻底灭掉周朝，正是文王、武王礼教遗泽仍在的缘故。商朝六百年间，未尝不是以天子的身份统治诸侯，所以商朝的历年虽不如周朝，实际影响却超过周朝。然而用齐、鲁来作比喻，只能说表面上相近，内在情形却无法考察了。《周论》。

译独到的见解。传记说：夏朝的政治崇尚忠，商朝的政治崇尚质，周朝的政治崇尚文。仲尼也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繁盛美好啊！我遵从周朝。’我读《诗》《书》，遍观唐、虞直到夏、商，认为自有人类以来，天下没有一天不向着文明发展。所谓‘文’，大概就是万物各自得到合理的安排。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妻之间，正是这种文明由此产生的地方。早先人类刚出现时，父子没有正当关系，君臣没有礼仪，兄弟不相亲爱，夫妻不能相互保护，天下纷乱混杂，彼此争斗而互相苦害。礼文秩序没有显现，人伦关系不明，活着不能互相养育，死后不能互相安葬，天下人全都内心忧惧不安。于是人们回过头来寻找安定的方法，使父子有亲属关系，安排君臣的等级，联结兄弟的感情，端正夫妻的关系。到了虞、夏时代，才更加去除鄙陋粗野的制度，但仍然凭借天子的尊贵身份，吃土制器皿中的饭，喝土制器皿中的汤，土台阶只有三尺高，茅草屋顶也不加修剪。到了周代以后，制度才大体完备。它粗略地从父子关系开始，精微之处遍布万物；作用十分广大而没有穷尽。当时的人无不认为自己比前代文明，后代的人却反而认为他们质朴。因此祭祀的礼仪，要陈列笾豆，排列鼎俎，备办酒浆，俯身伏地进献祭品，想着祖先饮食醉饱的快乐，却又看不见他们。于是用郁鬯酒灌地，用白茅铺垫，酒浇下去却看不见神灵，便认为神灵把它收缩吸取了。人的形体魂魄降入土地，魂气升上天空，恍惚荒诞而不知道它们究竟处在什么地方；声音、气息、香臭这一类祭品，也担心不能恰当地感通神灵。于是最终在屋漏处祭祀，又在室外门旁举行绎祭，认为做人子女的心意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进献滋味丰美的食物，又加上脍炙，担心鬼神不肯享用；进献血和毛，又加上牲体，担心父祖不以我们所献为安。于是先献黍稷，后献稻粱；先献大羹，后献各种美味，认为既不敢忘记礼，也不敢忘记亲爱的感情。反复叮咛，久久徘徊而不忍离去，认为这样可以尽到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也可以稍稍安定。因此世间凡是所谓‘文’的东西，都是用来安顿人心中原本不安的地方；而人心已经安定的地方，正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仲尼在衰败的周代末年仍辛苦不懈，收集先王遗留下来的礼文，并同曾子推究礼制中难以处理的地方，细到毫厘纤悉，大概是认为王道盛大之时，其文理就应当完备到这种程度。等到周朝灭亡，天下大乱，强者欺凌弱者，多数人暴虐少数人，后世才把这看作崇尚文饰的弊病。其实从唐、虞到商代，天下逐渐进入文明；到周代，文明达到了天下的极点。在唐、虞、夏、商时代，人们大概是想达到周代的文治，只是形势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并不是有所谓质朴和忠厚。周代以后，天下习惯于文明礼制；如果没有礼文，就无法安定天下不足的地方，这是形势自然如此。如今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却不实行相应的礼仪，在墓地祭祀却不设宗庙，在居室祭祀却没有一定的场所，仁人君子对此内心不能安宁，却说这叫‘不文’，以此追随唐、虞、夏、商的质朴。其实唐、虞、夏、商的质朴，是想求取周代的文治而尚未达到，并不是供后人效法的标准。我私下认为，‘忠、质、文’这三个字，用来命名三代的政治，可以用来讨论三代之间如何相互补救；但如果说它们像循环一样依次更替，就不对了。应当在各自风气逐日形成的时候，由圣人逐渐在其中安排治理之道。到了周代，文治才开始大备；等到周代衰落，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不过是遵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遗留下来的制度罢了，哪里还能再次推倒文治而回到忠与质呢？否则，商汤为什么要继承禹的旧制度？武王攻克商朝时，也只是说‘政令依据旧制’。所以我独自认为，夏代未尝专门崇尚忠，商代未尝专门崇尚质，周代也未尝专门崇尚文。这些说法都是后世仰望三王的典礼以及可以看见的风俗，强加名称罢了。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繁盛美好啊！’这是在赞美周朝。假如真像后世儒者所说的那样，三代政治相互救治，孔子在这里一定会深加论述，为什么偏偏遗漏了这样一段重大议论呢？《六国论》。见识宏大，行文也很精妙。我曾读《六国世家》，私下奇怪天下诸侯拥有五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人口，却不能奋发向西，进攻崤山以西千里的秦国，最终反而免不了灭亡。我常常为此深思远虑，认为其中一定有可以使自身安定的办法。大概没有不责怪当时那些士人的，他们谋虑祸患太疏忽，见到利益太短浅，而且不知道天下大势。秦国同诸侯争夺天下的关键，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郊野；诸侯同秦国争夺天下的关键，也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土地。秦国拥有韩、魏，就像人患有腹心之病。韩、魏堵塞秦国的交通要冲，又遮蔽山东诸侯，所以天下最应重视的，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雎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任用，便收服了魏国。秦昭王还没有得到韩、魏的归心，就出兵进攻齐国刚、寿一带，范雎因此忧虑。这样看来，秦国所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出兵攻打燕、赵，是秦国的危险之举。越过韩国、魏国去进攻别人的都城，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在后面乘机进攻，这是危险的道路。然而秦国攻打燕、赵时，从未有韩、魏方面的忧虑，这是因为韩、魏已经依附秦国了。韩、魏本来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能够在它们之间自由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大势吗？把小小的韩、魏交给它们去抵挡强大的虎狼之秦，它们怎么能不折断而投入秦国呢？韩、魏折服归秦之后，秦人就可以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普遍遭受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要借助它们来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就能够在其中保全自己。用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援助正在抵抗敌人的韩、魏，使韩、魏没有东顾之忧，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军；把秦军牵制在韩、魏两国，使四国在内部休养生息，暗中帮助韩、魏解除急难。这样就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那秦国还能做什么呢？诸侯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贪图边境上一点一滴的利益，背弃盟约，互相残杀。秦兵尚未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行困顿了，以至于让秦人得以窥伺他们的空隙，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很能把握天下大势。

译《秦论一》。这篇文章说明秦国灭亡，正是失去了当初取得天下的办法。秦人处在诸侯的土地上，却怀有拥有万乘之国的志向；侵凌侮辱六国，砍伐征讨天下，不过几十年之间，就在海内实现了志愿。到了后代，再传两代便灭亡了。刘季从平民中兴起，斩杀豪杰，击败秦、诛灭楚，取得天下；他的天下传给子孙几十代而没有断绝。秦、汉两家的事情，兴起的原因不同，但取得天下的办法相距并不远。然而刘邦、项羽在民间奋臂而起，率领天下蜂拥而起的军队向西进攻秦国，没有一座成规模的城邑，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只驱使疲惫困敝、被谪戍的人，来求取本来不敢指望的东西；得到就生存，失去就死亡。以平民的身份谋求天下，势必急速作战以求取利益，所以冒着万死求得一生，也不顾其他。如今秦国拥有千里的土地，凭借几代积累的基业，即使闭关守国，蓄养威势、训练军队、抚慰士卒，诸侯谁敢谋算秦国？只要观察天下出现的裂隙，然后出兵乘其弊端，天下又有谁敢抵抗？可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这些君主，竟凭万乘之国的资本，采用平民用来谋取天下的办法，急速作战而不顾后果；他们本来应该能够凭此取得天下，也必然能够凭此使天下灭亡。刘邦、项羽当时的形势，是天下都不属于自己，他们从草野间兴起，趁乱争夺天下。因此即使驱使天下人争取一时的性命，百姓仍然等待平定天下，好在这里得到休息，所以他们用迅猛的战争平定天下。天下安定之后，下面没有背叛的意图。至于六国时期，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封地，秦国却想凭武力征服天下，不爱惜先王遗留下来的百姓，不替子孙谋划长远，反而竭尽民力去争夺邻国的利益。六国虽然灭亡了，秦国百姓的人心却已经离散，所以秦国谋取天下所采用的是平民突然兴起的办法，而不是承继祖宗基业、谋求不失天下的办法。从前我曾听说，周人兴起后，经过数百年才到了文王、武王时代。文王、武王时期，天下三分而周占其二，但商朝的诸侯还有没有归服的，纣王的军队也不能不加以攻击、使其自行瓦解。因此凭文王、武王的贤能，仍退下来修养德行，等待商朝自行崩溃；实在是因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辛勤劳作、从不懈怠，后来才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力量的发动不能轻率，使用也要等待时机。唉！秦人把几代积累的资本一次性全部拿出来使用，却不再珍惜；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已经在取得天下时耗尽了，还想靠它来治理国家，也已经糊涂了。《秦论二》。这篇文章正面说明秦国取得天下的原因，应当依据这个道理，而不是依据另一个道理。两篇合起来，就是一篇文章。三代圣人用道来驾驭天下，举止容貌端庄，言辞语气平和，安闲地在宗庙朝廷之上行事，诸侯承受德化，四方夷狄仰慕风教，这是多么盛大啊！到了后世逐渐衰落，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兴起维持局面，用盟约来约束诸侯，用征伐来整齐天下，这已经做到极限了。然而春秋以后，吴、越放纵恣肆，接着又有田常和三晋的叛乱，天下于是成为战国。君臣之间，不用欺诈就不说话，不用武力就不行动，彼此行盗跖之事，还担心不能取胜；即使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尚且不能尝试，更何况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旧业呢？秦国兴起于西部边陲，同西戎杂居，本来把强兵富国看作最重要的事；它的先祖襄公最为贤能，诗人曾称赞他。然而秦国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也仍然是这一套。《诗经》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正茂盛时，颜色苍苍，枝叶强劲却不适合使用；到了白露凝结成霜以后，才坚硬成熟，可以施用于人。如今襄公凭借耕战使国家自强，却不知道还要用礼义使国家最终成就，难道不是像蒹葭一样苍苍茂盛吗？然而君子认为它尚未成熟，所以秦国后世习惯于追逐利益而不知道义，到了商君用严酷法律加以强化，风俗日益恶化，鄙陋欺诈和凶猛暴虐超过六国，最终正是凭此战胜天下。秦国的君臣认为，除了这种办法，再没有足以使人臣服的办法了。当时，大的诸侯国土地相连数千里，拥有数十万披甲士兵；即使让齐威王、晋文公假借仁义、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形势也未必能够实行。只有极其诚实的君子修养自身而不与人争，像商、周的先君那样，或许才能使他们归服。孟子游历齐、梁，凭这个道理求见并劝说他们的君主，他们都不能相信，认为这是诈谋奇计不能攻下、长铩强弩不能攻克的国家，区区仁义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魏文侯当时只是弱国之君，君王后也不过是齐国的一位妇人。魏文侯实行仁义礼制，礼遇贤者，任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秦人便不敢加兵。君王后掌管齐国四十多年，侍奉秦国谨慎，同诸侯交往守信，齐国也未曾遭受兵祸；更何况全力实行仁义，内心忧伤天下，终身不懈，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衣冠佩玉可以感化强暴之人，深居简出可以退避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感召鬼神。孟子说：‘仁，不能只靠人多。’如果凭借秦国的土地，使用秦国的人民，按兵不动、坚守自卫，修养德行来招致天下人，那么他们将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归附，又有谁愿意同秦国一起灭亡呢？可惜秦国君主的明智不足以认识这个道理，只是一味竭尽力量战胜敌人；战胜敌人以后，仅仅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它的灭亡，实在是有自取的原因。

译《始皇论》。苏轼、苏辙兄弟论述罢侯置守的地方，继承了柳宗元的论点，又有所增益。苏辙的这篇论述，却也写得跌宕起伏，可以补充柳宗元论述的不足。诸侯的兴起，从有人民以来就开始了。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五帝、三代的诸侯制度便荡然无存，再没有遗留下来的了；这并不是秦国有能力灭掉所有诸侯，而是天下形势的盛衰发展到了这个极点。过去夏禹在涂山防会诸侯，带着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传到商代以及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只剩下一千七百多个国家。人必然相互争夺，强者必然吞并弱者，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些诸侯并不是单凭自己就能保存下来，而是圣贤之君不时出现，加以整齐治理，所以强者不敢放纵，弱者也能够自立。大概从禹传五世而有少康，从少康传十二世而有汤，从汤传八世而有太戊，从太戊传十三世而有武丁，从武丁传八世而有周文王、周武王。在那个时候，即使有强横暴虐的诸侯，也不能凭力量欺压小国弱国。然而虞、夏时期已经灭亡的诸侯，十之八九了。自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来，传了三十三代，只有周宣王能够整顿治理诸夏。周幽王、周平王以后，诸侯放纵恣肆，到了春秋时期，保存下来的只剩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即使齐威王、晋文公相继兴起，依靠盟会、征伐来维持局面，但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在他们手下被攻灭的国家大概已经很多了。局势逐渐衰落到了六国时期，只剩下宋、卫、中山以及泗上诸侯存在罢了。土地广大、军力强盛的国家，都致力于用欺诈和武力相互倾轧；即使让齐桓公、晋文公重新活过来，他们的号令也将有不能施行的地方。没有道德极其昌盛的君主，就不足以安抚、统合这些国家。因此，局势一直发展到诸侯全部荡灭、一个也不剩才停止。秦国即使想重新分封诸侯，难道还办得到吗？可是议论者却追究李斯不效法古制，说这才使秦国孤立无援，传到二世便灭亡了，大概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商、周初年，虽然分封功臣和王室子弟，但上古的诸侯像棋子一样遍布天下，根基深厚牢固，因此新旧势力相互维系，形势如犬牙交错。经过几代之后，它们都成了旧国，再也难以撼动。如今秦国已经削平诸侯，天下荡然一空，连一个可以立锥的小国也没有；即使同时分封王室子弟，但君主与百姓并不亲近，这就像把船放在大海上，大风一来，船便漂流而去，这同秦国实行郡县制有什么区别？况且难道没有看见汉高祖、晋武帝的事情吗？他们分割天下来封给诸子，大的封国拥有数十座城，把毫无根基的人置于万民之上，十几年间便随即消散灭亡，不能发挥作用，难道不是被分封的名义迷惑而没有察觉其中的形势吗？古代圣人制定法令来治理天下，一定要观察形势；形势所趋，不能强行扭转。如今秦国实行郡县制，难道不正是形势自然发展到这一步吗？然而秦国取得了这种形势，仍然免不了灭亡，大概是因为治理天下靠的是德行而不在于形势；如果确实能够顺应形势制定法令，以德行来扶助形势，就没有不能安定的。况且治理天下这件事，假如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能让百姓休养生息，减轻徭役赋税，减少刑罚，摒弃奢侈淫靡，崇尚俭朴节约，选拔任用忠诚贤良之人，放逐疏远苛酷的法吏，而用郡县制治理天下，那么即使与三代相比而同样隆盛，也是可以的。三国论 论述三国而唯独突出刘备，也可算是堪舆家所谓选择巢穴的说法。天下人都怯懦而只有一人勇敢，那么勇敢者就会取胜；天下人都昏昧而只有一人聪明，那么聪明者就会取胜。勇敢的人遇到勇敢的人，勇敢就不足以依仗；聪明的人遇到聪明的人，聪明也不足以发挥作用。正因为单凭智谋和勇力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的祸难纷纷兴起，也难以平定。我曾听说，古代英雄之君遇到有智谋、有勇力的对手时，正是因为自己表现得不智不勇，之后真正的大智大勇才得以显现。可悲啊，世上的英雄处在世间，难道也有幸运和不幸吗？汉高祖、唐太宗，是凭智谋和勇力独自超过天下人而取得天下的；曹公、孙权、刘备，是因为智谋和勇力相互遭遇而失去天下的。用智谋攻打智谋，用勇力攻击勇力，这就像两只老虎相互搏斗，牙齿、爪力和气势彼此不能胜过对方，形势足以相互扰乱，却不足以相互杀死。在这个时候，可惜没有人用汉高帝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过去项籍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掌握诸侯的权柄，喝斥怒骂，发泄他的暴怒，向西进军抵抗高祖；那种势头像风雨来临一样飘忽震荡，天下人都以为汉朝从此不会存在了。然而高帝凭着自己并不聪明、也不勇猛的资质，横向堵住项籍进攻的要道，使他徘徊而不能前进。他的顽钝、迟钝和鲁莽足以被天下人讥笑，却最终能够摧毁项氏，等到项籍死亡，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勇力一旦使用而不停，就必然会有所消耗竭尽；一个人的智虑长久谋划而没有成功，也必然会感到疲倦懈怠而不再行动。对方想要施展自己的长处，在一时之间制服我；我却闭门拒绝他，使他失去所求，徘徊想离开又不能离开，这样项籍本来就已经疲惫了。如今曹公、孙权、刘备这三个人，都知道凭自己的才能去取天下，却不知道利用自己的不足来取胜。世上的议论者说：孙权不如曹操，刘备不如孙权。刘备只是智谋短浅、勇力不足，所以有不如二人的地方；但不知道顺着自己的不足来求胜，那也已经是迷惑了。大概刘备的才能近似汉高祖，却不知道运用这种才能的方法。过去高祖运用自己才能的方法，不过有三点：先占据形势优越的地方，把天下的形势显示给世人；广泛收罗韩信、英布、彭越等有信用而出奇制胜的将领，来辅助自己弥补不足；有果断锐利、刚强勇猛的气势，却不把它用来深深挫伤项籍猖狂的势头。这三件事，三国的君主没有谁能够做到，只有刘备接近而尚未达到；他心中还存着一种自鸣得意的念头，想装作质朴鲁钝却不能纯粹做到，想表现得果断锐利却又不能贯彻到底，这两种念头在内心交战而没有定夺。因此，他所做的事情不能成功，所希望的事情不能实现，最后放弃天下而进入巴蜀，这并不是合适的地方。运用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才能，却让他面对纷乱的征战要冲，这说明刘备并不是将帅之才。他不能忍住忿忿不平的心情，触犯自己的短处，亲自率军攻打别人，这正说明他的气势不值得推崇。唉！当他在袁绍、袁术二人之间奔走，受困于吕布，在荆州狼狈不堪，屡次失败而志向不曾折损时，不能说没有汉高祖的风范。然而他始终不知道运用自身才能的方法。古代的英雄，只有汉高帝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译晋论 晋朝的士人弊病在于不熟悉实际事务，所以没有办法治理当世。苏辙的议论并不恰当，但文章本身写得很好。治理天下有一定的方法：使它休养来获得安定，使它行动来经历劳苦，让百姓安居而能够勤劳，生活安逸而能够忧患自警。君子之间周旋交往、作揖谦让，不失礼节，同时又能够耕田、射箭、驾车，以此亲自施展自己的力量。平日里习惯于勉力自强，去除懒惰傲慢，振作精神而一天比一天坚定，经历劳苦而一天比一天强健。身穿礼服、佩戴玉饰的人，也不害怕承担天下最大的劳苦。因此，天下的事情全都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天下的平民也没有办法求得胜过他们的力量。为什么呢？天下的动乱，通常是从上位者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事情开始的。天下的小人知道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便能乘此空隙，使上位者陷入困难。上位者所害怕的，难道不就是死伤、战争的祸患吗？这正是平民所轻视、士大夫所不忍亲身尝试的事情。小人拿死伤、战争的祸患来要挟我们，而我们不能应对，那么天下陷入混乱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君子对于天下，不应显露自己害怕什么，而要设法使那些令人畏惧的事情不再出现；因此，有事情就不推辞，有劳苦就不畏惧。过去晋室衰败，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而是那些君子都有喜好善行的心，喜欢高谈阔论、作揖谦让，淡泊冲虚，却没有慷慨激昂、感奋振作的操守；所说的大话不切实际，不能适用于实际事务，又害怕兵革战争。天下的英雄知道他们忌惮什么，便暗中乘机利用，因此他们颠沛失势、跌倒覆败，不能保全自己。刘聪、石勒、王敦、祖约这些人，奸诈而勇武，也是一代豪杰。譬如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受到大风烈日的吹晒，又经历霜雪和饥荒的劳苦，他们筋力骨节所经受的锻炼，也已经达到极点。若让王衍、王导之类的人，凭清谈去抵挡他们的正面进攻，就像让千金之家居住在高堂之上，吃肉饮酒，从未经历寒暑劳苦，却想用他们来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本来就是奸雄最乐于攻击、最不费力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能，也对世道没有帮助；即使有竭尽忠诚、献出生命的心意，也不能挽救危难。这种弊病，是由自处太高、没有经历天下屈辱艰难的事务造成的。所以富贵而不能劳作，尊贵而不能治理。古代君子治理天下，使自己承担最艰苦的劳作，却不因此失去尊贵；享用最精美的食物，却不抛弃粗粝的食物，让平民小人不知道怎样发挥自己的勇力，同时又使上位者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秦人承担极其劳苦的事务，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恢复，因此造成了秦的强盛；晋人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没有办法使自己充实强固，因此造成了晋的衰败。极其劳苦，本来不是求得安定的方法；极其优裕，也不是巩固自身的方法。这大概就是他们丧失天下的原因吧！晋朝灭亡的祸患，在于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又把军队交给他们。军队不能收束，就产生叛逆之心；而中央朝廷也没有形成以强大的中央控制弱小地方的形势。朝廷内部以清静虚无相互标榜，对外又被胡虏牵制扰乱，天下的权力无所归属。因此晋朝终于不能振作，只能偏安江左，直到国运转移。可悲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一 明代茅坤编撰 《颍滨文钞》七 论 七代论 唯独指出宋武帝错失机会的地方，也真是千年难遇的卓见。英雄人物能够利用天下的间隙，于是形成天下的形势。天下的形势，从来没有能够必然形成的；而英雄人物常常趁着间隙进入其中，坚忍不变，所以天下的形势最终形成而不可扭转。自晋朝以下，天下是多么纷乱啊！强者不能互相兼并，弱者不能互相臣服。他们的德行不足以确立君臣关系，军队也不足以互相吞灭。天下大乱，分裂成南北；北方又自行分裂成东西。那里的君臣又互相篡夺，形成七个朝代。直到隋朝以后，才重新合而为一。大概在这百余年间，贤君名臣接连出现，并不是很少。然而南方不能渡过黄河取得北方的百姓，北方也不能越过长江侵入南方的土地。难道这百年之间，南方没有可以乘取的间隙，北方也没有可以进入的空隙吗？大概也是形势有其不可行之处。七代之际，天下常常发生变故。宋从晋取天下，齐从宋取天下，梁从齐取天下，陈从梁取天下，北周又从后魏取天下。这五次变乱，都是战争相接而不能停止，内部发生动乱而没有救援。其间的机会并不小，但四周邻国却拱手远望，没有谁敢于进入。大概是因为夺取它们的国家确实有办法等待时机，所以不能趁对方仓促混乱时进攻。唉！北方人的力量不足以兼并南方，而南方的形势又本来不可能同中原争衡。那么，七代之间，天下难道就无法统一了吗？试着来谈谈这个问题。姚兴与宋武帝时期，正是天下将要统一的时候。姚兴死后，秦地大乱。宋武帝发动江南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打秦国，军队没有劳顿，关中便平定了。这是天下形势出现的一个时机。等到刘穆之去世，关中还没有安定，坐席还没有暖热，军队还没有休息，宋武帝便奔走回去防备江南的动乱，只留下幼弱的君主和软弱的将领来抵抗四方强悍的敌人，于是天下的形势已经失去了。况且只是不能顺应天下的形势而使大势最终形成，那么天下的形势也就随着机会的失去而消散了。再看孙权、曹操的事情，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曹操不能渡过长江攻打孙权，是力量有所不足；孙权始终不肯到中原争胜，大概是想等北方发生大乱，然后奋起乘其弊端，并不是认为自己的土地足以同中原抗衡。唉！假使宋武帝进入关中以后，就顺势占据那里，镇抚当地百姓，从南方通过漕运运来江淮的物资，向西引来巴地、汉中的粮食，并且利用关中的富庶，磨砺兵器、喂饱战马，向四方问罪，讨伐他们的罪恶。在这个时候，天下就可以指挥调度而很快平定了，江南又哪里值得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呢？然而，这件事也不能不加以考察。他的心中想要从晋朝取得什么，却又担心有人在南方反对自己，因此心情忧惧颠倒，反而看不见天下的大势。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只看重眼前的小利。急于求成就不能达到目的，只看重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所以，有可以夺取天下的形势却不顾它，反而只求迁移自己的君主，最终失去这个机会，这是宋武帝的罪过。评论宋武帝进入关中的这一着棋，可以说是确切的论断。可惜的是，宋武帝的志向在于取得九锡，而不在于统一天下的大略。曹操不能尽力扶助汉室，最终把称帝成就帝业的机会留给曹丕，弊病也在这里。

译隋论 论述秦、隋的地方也相似；但把用权术来留住天下说成目的，格调就低下了，逐渐开启了晚宋的门户。对于万物，如果听任人自己依附，也相信它会自行离去，那么人的地位就重，物的地位就轻。人的地位重而物的地位轻，物依附于人就会牢固。物之所以离开人，分裂成许多部分而无法禁止，是因为物重而人轻。古代圣人取得天下，不是驱赶天下人来归附；守住天下，也不是强行劫持天下人使其留下，而是使天下人自动归附，不得已才成为他们的首领。我不役使天下人的利益，天下人却自然到来。因此，离开或归附的权力在君主而不在百姓，这就叫作人的地位重而物的地位轻。况且我对待别人，已经主动求取并得到他，不如让他来求我，然后我再接纳他；已经守住并加以巩固，不如让他不忍离开我，然后再把事情交给他。所以，有智慧的人也许可以和他一起取得天下，却不能和他一起守住天下。守住天下一定要有宽宏气度的人。为什么呢？没有宽宏气度的人，常常害怕天下离开自己，于是用权术留住天下；用权术留住天下，天下反而就开始离开他了。过去三代的君主，享有国运长久深远，后世没有能够比得上。然而亡国迅速，没有像秦、隋这样快的，都是传到二世便灭亡。秦、隋灭亡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自从周朝失去政权，诸侯各自掌权，只有秦国取得崤山以西的地方，不过方圆千里。韩、魏压迫着它的要冲，楚国威胁着它的肩部，燕、赵窥伺它的北方，齐国扼制着它的东方。秦人披甲执兵，七代都不能解除战争，逐寸侵夺、逐尺取得，直到秦始皇以后才合并为一。秦国看到自己这样艰难才取得天下，便认为如果不急切地守住它，后世将会再次把它分割成敌国；因此销毁名城，杀掉豪杰，铸造兵器，以断绝天下人的希望。它这样深思熟虑、严密防守。然而海内百姓愁苦不堪，没有谁不产生不忍离开秦朝的心情，所以陈胜、项籍凭借百姓的不服，放声呼喊而起兵，山林湖泽间的人也都响应。由此看来，难道不是秦国过分看重失去天下，防范得太过严密所造成的弊病吗？如今隋文帝时期，也看到了天下长久不能安定，并且很看重再次失去这种安定。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垂、符坚、姚兴、赫连等人纷纷起兵，数不胜数。到了元氏并吞、灭亡、夺取各方势力，已经大致将天下平定，但南方仍未臣服。元氏自身分裂为北周、北齐，北周兼并北齐后把天下交给隋。隋文帝取得梁地、灭掉陈国，天下这才统一。他也看到了天下长久不得安定，因而既然取得了天下百姓，便害怕再失去它；享有天下的快乐，却担心这种局面不能长久；身处万民之上，却常怀猜疑防备和不安之心，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有从前英雄割据的思想，于是制定严酷的法律命令，以杜绝天下的变乱。谋臣和旧将几乎被诛灭殆尽，独孤死于杨素之手，并由此酿成大祸；终于到了隋炀帝时期，天下大乱，尸横遍地，却没有人能够救治。由此看来，隋朝灭亡的原因同秦朝没有区别。可悲啊！古代圣人修养德行来招徕天下，天下人离开或归附的决定，全都掌握在我这里。因此他们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正因为把失去天下看得很轻，所以心情舒缓，从政宽厚。宽厚产生于没有忧患，惨急则产生于困顿无聊。过去曾听说，周朝兴起时，太王为躲避狄人迁到岐山，豳地百姓扶老携幼归附他，在岐山脚下络绎不绝；他们丧失了原来的国家，最终却因此大大兴盛。等到考察秦、隋，才看到它们只是因为不忍失去天下，反而走到了灭亡。由此才知道，圣人采取宽缓而不急迫的行动，正是他们深深取得天下的原因。

译唐论 这类文章，古今都很少见。荆川说：“深入探究利害关系，这是大文章。” 天下的变化，常常隐藏在那些偏重某一方面、而没有顾及另一方面的地方。因此，内重就成为内忧，外重就成为外患。古代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部没有强臣，天下的事情都由朝廷内部控制。在这种时候，叫作内重。内重的弊病是，奸臣在内部专擅权力，对外没有顾忌，平民在四海横行，却没有人能够禁止。如果这种乱子不是从身边的大臣那里发生，就是从山林中的平民英雄那里产生。因此，天下的权力不能使它专门集中在内部。古代诸侯中的大国，有的方圆数百里，兵力足以作战，粮食足以防守，权力足以决定生死，然后才能使四方夷狄和盗贼的祸患不进入内部。天子的重臣有所畏惧顾忌，内部的祸患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叫作外重。外重的弊病是，诸侯拥兵自重，朝廷内部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由此看来，天下的权力固然不能集中在内部，也不能集中在外部。自周朝衰微以来，齐、晋、秦、楚的土地绵延千里，内部的力量反而不胜于外部，以至于国家灭亡也没有人能救援。秦人担心外部势力已经太强，所以才发展到这一步。于是他们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关中，铲平各地城池，杀戮豪杰，使天下人的命运全都由天子控制。然而到了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大声呼喊而起兵，郡县的官吏却袖手旁观后逃走，没有人敢追究他们。赵高在朝廷内部专擅权力，颐指气使，心想事成；即使李斯担任丞相，也备受五刑，最终死在道路上。他的儿子李由镇守三川，拥有山河险固，却不敢同赵高较量。这两种祸患，都是从外部力量不足、没有办法控制内廷而开始的。到了汉朝兴起，吸取秦朝孤立的弊病，于是大规模分封侯王。然而汉高帝在位时，反叛事件九次兴起，其遗留下来的祸根和余势一直延续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形成淮南、济北以及吴楚的叛乱。于是汉武帝分割诸侯封国，以惩治大国造成的祸害；但此后一百年间，王莽终于能够在天下施展他的野心，而刘氏子孙再也没有力量抗拒。魏、晋时期，又进一步削弱诸侯，四方防守力量衰弱，不再发生叛乱；但朝廷的权臣和山林中的平民，常常成为天下的大患。这几位君主在处理内外轻重关系时，都是自己造成了动乱，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天下的权力集中在内部就成为内忧，集中在外部就成为外患。秦、汉之间，不寻求权力形势的根本和末节，却彼此采取惩戒措施，以求一方面的利益，所以祸患循环不止，无法解除。况且天子对于天下，并不像妇人、孩子爱惜自己的所有物那样，得到天下后谨慎守住，不忍把它分给别人。在普通人看来，这就是平民所谓的聪明，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往往正是从不肯分给别人开始的。所以圣人将要在天下建立大定局，如果外部没有有权力的大臣，就不足以镇服天下。可是后世的君主却想去掉自己的爪牙，剪除自己的股肱，还要求他们取得成功，这也太过分了。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威慑外部的强臣；外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使内部的大臣服从，也无法断绝奸民作乱的念头。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天下才能安定，不能使其中任何一方变轻。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把四方的土地分别设置节度府，以防守边境；范阳、朔方的军队都有披甲士卒十万人，对上足以控制边疆的祸患，对下足以防备平民叛乱，对内足以禁止大臣作乱，而将帅之臣常常不至于叛变，是因为内部有重兵的形势预先加以控制。贞观年间，天下的军队有八百多个府，驻在关中的有五百个；集合天下的军队以后，才能抵得上关中兵力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不至于乘机利用嫌隙谋取大利，是因为外部有节度使的权力足以打消他们的野心。因此，外部的节度使制度具有周代诸侯外重的形势，并且可以更换而使其听命，还能够根据才能贤能与否选择任用，所以君主没有征伐的劳苦，天下也没有世袭重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制度具有秦朝关中的内重形势，朝廷近臣谨慎整饬，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因此上面没有受到逼迫、篡夺的危险，下面没有被诛杀灭绝的祸患。周代的诸侯，内部没有府兵威势，所以陷入叛逆动乱而不能自行停止；秦朝的关中，外部没有节度使援助，所以受到大臣威胁而不能自立。兼有周、秦的好处而没有周、秦的害处，内部联系使人不敢变乱，外部力量使人不敢作乱，天下没有像唐朝制度这样得当的。可是天下的士人不考察利害关系的本末，只草率地根据过去成败的痕迹来评论谋略的得失；他们只看见开元以后，强兵悍将都成为天下的大患，便认为唐太宗的制度是狂妄而不审慎的计策。评论天下，如果只评论成败的形势来判定法制的得失，就不如追究导致胜败的原因。大概天宝年间，府兵四处调动，集中在范阳；而唐德宗时期，禁军都驻扎在赵、魏，所以安禄山、朱泚能够到达京师，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一旦发生动乱便尸横遍地，直到唐昭宗时期，天下始终没有安宁的岁月。内部的强臣，虽然有李辅国、鱼朝恩、俱文珍、仇士良这类人，最终也不能控制外部。唐朝下令诛杀王涯、杀死贾餗，自以为威势震动四方，然而刘从谏只说了一句话，就使他们震恐收敛，不敢再放肆。后来崔昌遐倚仗朱温的军队诛杀宦官，撤除天下的监军，没有一个人敢同他抗拒。由此看来，唐朝衰落的弊病在于外重；而外重的弊病，起因是府兵驻扎在外部。这并不是制度本身失误，而是后世没有继续采用它。我私下认为，如今军队遍布天下，却不能把它们编入军队行列来抵御敌寇。从北面的辽阳到临洮，延伸五千多里，仅仅得到守边的士兵，在边塞修筑障碍、巡逻侦察罢了。然而没有唐朝节度府和十万披甲士卒那种形成外重的力量，所以北方军队能够蹂躏我们的疆场，杀戮掠夺我们的百姓。南粤一带也是这样。至于京师登记在册的军队十多万人，也仅仅够供天子的工匠以及宦官、权势人物侵吞剥削罢了。又没有唐朝在内部设置五百个府兵、形成以重制轻的威势，这就是所谓内外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四方夷狄屡次侵犯，年年成为常事；中原最终即使有一个人跳出来作乱，也往往横行越境，不能很快平息，难道不是因为兵政没有办法控制内外的动乱吗？

译五代论 有眼前小利，就一定有长远忧患，难道只有帝王取得天下才是这样吗？过去商、周的兴起，开始于后稷、契，直到商汤、周武王，前后几百年，后来才在天下取得志愿，成功非常艰难，而享有天下的利益却很缓慢。然而夏桀、商纣灭亡以后，收服天下、接受诸侯朝见，自己处在天子的尊位之上，下面没有不服从的人，意图诛杀一个平民，天下便随即安定，大概他们用力也很容易，并不劳苦。到了秦、汉之际，英雄豪杰争逐天下的利益，只怕赶不上，开启天下的祸端，也只怕落在别人后面；他们在大泽中奋臂而起，天下士人如云聚般响应，整日转战，开辟千里土地，取得天下竟如此容易。然而天下已经安定，君臣名分已经明确，分割海内土地来封王诸将，想把这种制度传到无穷、百世不变，可是几年之间，功臣和大国的反叛者便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这是取得天下多么容易而守住天下多么困难啊！至于五代干戈纷争之时，事情虽然不足称道，但看那些帝王起自平民，鞭笞天下，战胜敌军、攻取土地，从后梁开始不到一百年，天下五次易主，时间长的不过几十年；他们的谋虑竟不足以考虑到后世，这也十分奇怪。我曾听说，后梁灭亡时，它的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天下反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后周灭亡，是恰好遇到圣人兴起，因而不能自行立足；这两点，是君子在其中不会感到疑惑的原因。至于后唐庄宗、明宗以及后晋高祖、后汉高祖，都凭借英武非凡的资质，占据天下大半土地；等到他们的子孙，才力、智谋、勇力也都各有过人之处，然而最终仍因失败和动乱而无法挽救，这其中必然有他们自己造成的原因。大概后唐、后汉的动乱，开始于功臣；后晋的动乱，开始于刘聪、石勒，都是由于他们轻易取得天下所造成的过错。后唐庄宗发生动乱，晋高祖带兵奔赴夷门，后来天下由后唐明宗平定；后唐灭亡，匈奴击破张达的军队，后来天下由后晋平定；匈奴造成祸患，后周高祖提出南征，后来天下由后汉平定。因此后唐灭亡于后晋，后晋因匈奴而乱，后汉灭亡于后周。大概功臣倚仗开创帝业的功勋，匈奴倚仗驱逐敌人的劳绩，来要求天子听从他们，这样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如果诛杀他们，又足以招来天下动乱，因为杀掉一个功臣，天下便会一同起来倾轧。所以上述政权夺取晋高祖的权力而使晋灭亡，断绝与匈奴的和亲而使汉灭亡，诛杀杨邠、史肇而使后周人不服，最终招致祸患。他们起初如果没有功臣、没有匈奴，政权本来不会兴起；但后来功臣和匈奴终于起来灭掉了它。因此古代圣人有可以用来取得天下的资本却不用，有可以乘势取得天下的机会却不顾，只是安抚顺从百姓，等待天下自然归附，这并不只是为了姑且行仁，而确实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不可以轻易取得。想取得天下，却偏偏从容易的地方求取，因此凡是能够成就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做的；什么都做来取得天下，天下安定以后却不加以改变，那就不是长久的计策。想要改变却又不顾后果，这必然会违逆天下人的心。过去晋献公死后，公子重耳在狄国，里克杀死奚齐、卓子，召请重耳，重耳不敢进入晋国。秦伯派公子絷前往吊唁，并把晋国的混乱告诉他，说将要拥立公子重耳。重耳拜了两拜推辞，也不敢承当。等到夷吾听到召请便起兵，以汾阳的田地一百万赏赐里克，以负蔡的田地七十万赏赐丕郑，并奉送秦国河外五座城。等他进入晋国以后，却背弃对内外的贿赂约定，杀死里克、丕郑，并发兵断绝秦国的援助；军队失败，自己被俘，也没能恢复他的国家。后来晋文公慢慢兴起而收拾局面，大臣在内部援助他，秦国、楚国在外部推助他。他回到晋国后成为诸侯霸主，只因他没有主动求取回国，别人却让他回去；没有向内外行贿，而形势又足以使他自行进入晋国。这就是他复国后没有后顾之忧的原因。后来刘季从丰沛之间起兵，跟随天下勇武之士进入关中，诛灭暴秦，使子婴投降。在这个时候，他的功劳冠绝诸侯，形势已经足以使他成为帝王。这些事情都是沛公自己做成的，诸将并没有参与。然而等到他在固陵追击项籍时，军队失败，诸将没有到来，于是他割让数千里土地给韩信、彭越；这两个人最终反过来凭借功劳负恩背叛，无法控制。所以，取得天下不能侥幸依靠一时的利益；侥幸依靠一时的利益，就必然留下百年也不能停止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不能考虑长远。即使如此，古代帝王起自平民而平定天下容易；等到自己成为天子，能够确立纲常、陈明法纪，深思熟虑，建立传给万世的事业，却很困难。

译周公论 他论述周公辅佐成王的地方，虽然并不恰当，但文章写得往往如同空中飘游的丝线，起伏婉转而不受拘束。伊尹辅立之后，太甲昏昧无能，便把他放逐到桐地，天下人不认为这是不义。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理天子之位，在明堂接受诸侯朝见；召公不高兴，管叔、蔡叔都起兵反叛，天下的局势几乎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两件事的缘故是什么呢？太甲已经即位了，但不足以治理天下，那么伊尹还可以向后世申辩。大概周公的事情，在表面迹象上同伊尹没有不同，然而天下人全都怀疑而不相信，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呢？天下人不知道成王昏昧无能而需要周公代理，那么周公就没有办法使天下人心服，却强行代理天子而处在成王之上。况且伊尹代理政事，是因为事情出于不得已。太甲虽被废黜，伊尹却不敢立即另立君主，以免招致天下动乱，所以宁愿暂时自己代理，等待太甲自行悔改；因此天下人不怀疑他的用心。如今周公当时所处的形势，还没有达到不得已的地步。假使成王只是恭敬地处在天下之上，由周公辅佐，以成王的名号面对天下、再由周公辅助他，这就是形势尚未达到不得已的情况。然而周公不这样做，那么天下对他的诽谤就是他自己招来的。然而我认为不是这样。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是诸葛孔明做过的事情，难道周公会不知道吗？大臣只要不掌握天子的权力；大臣一旦掌握天子的权力，就必须内心忠诚，然后才可以免除自己的灾难。为什么呢？大臣却行使天子的权力，这是天子所忌惮的事。一个人身居其位，对上受到天子的忌惮，对下又被身边大臣趁机罗织罪名；古代忠臣因此竭尽心力却不能免祸，世上的奸雄之士也因此萌发无视君主的心思而不顾一切。假使成王亲自处理天下政务，而周公掌握赏罚大权，我担心成王心中会有所不平，管叔、蔡叔之流便会乘机离间他们，以至于造成动乱。假使成王只有天子的虚名，却不能掌握天下政务，我又担心周公内心不能忍受，面露惭愧而产生不安之心。因此，周公宁可取代成王代理政务，使成王不参与其中，以此破除天下进谗邪的阴谋，断绝他们争夺权力的心思；所以后来即使有管叔、蔡叔的忧患，天下也没有动摇。假使周公当时列在群臣之中，正处在危险、疑惧、纷扰而没有定论的时候，我担心周公的祸患不是退居东部所能避免的，而管叔、蔡叔就会得志。在天下，成王将终于不能即位。唉，他的考虑多么深远啊！周公论二 读《周礼》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谈论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没有比《周礼》记载得更详细的了。然而依我看来，秦、汉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改它的地方很多。它不是周公完整的著作，凭什么这样说呢？周朝的西都，就是今天的关中；它的东都，就是今天的洛阳。两座都城位于北山的南面、南山的北面。那里的土地东西长、南北短，长短相补，不过方圆千里，古今都是一样的。然而《周礼》所说的王畿那么大，四方相距千里，如同画出的棋盘。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之间相距都为百里。方圆千里的土地，实际上没有地方容纳这些区域。因此，《周礼》关于王畿内远近区域的各种制度，大多只是空话罢了。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一点。《尚书》说，周武王战胜商朝返回后，商朝的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制度是土地方圆千里；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土地不能达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通达天子，只能依附于诸侯，叫作附庸。”子产也说：“古人所说的封建，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周礼》说各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一百里，同古代的说法不同。郑玄知道这种说法行不通，却替它解释说：“商朝的爵位有三等，周武王增加了子、男二等；它们的土地仍沿袭商朝的旧制。周公扩大九州的范围，才开始全部增加封地，正如《周官》的制度。”于是，一千辆兵车的赋税，要从一个方圆十里的成邑征出一辆车，千辆车就要从一千个成邑征出。不是公、侯那样的大国就无法承受。我私下对此感到可笑。武王分封，周公扩大封地，按照这种形势必然会有兼并；有兼并就必然有迁徙。一个公爵的封地扩大，就会有十六个子、男小国因此迁徙。分封几个大国，天下就会全都受到扰乱。这是书生的议论，而拥有国家的人不会这样做。

译《左传》有这样的记载：“方圆一里划为九块井田，十井组成一乘。” 所以，方圆十里的城邑拥有百辆兵车，方圆百里的国家拥有千辆兵车，方圆千里的国家拥有万辆兵车，这是古代的制度。否则，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就应当占有方圆百里的土地，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就应当占有方圆数圻的土地；古代没有这样的事。古语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千乘之国虽然在古代算是大国，但到了衰微的周代却只是小国。然而孔子还说：“怎么能见到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说它不是国家呢？”这样看来，即使是衰微周代各诸侯国中的强大家族，也还有不到五十里土地的。韩氏、羊舌氏是晋国的大夫。他们家征收九个县的赋税，拥有九百辆长毂车；其余四十个县，留下守备兵四千人。若说一个县有百辆兵车，可以；若说一个县有百里土地，就不可以。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二点。王畿以内，公邑实行井田制，乡、遂实行沟洫制。这两种制度，都是每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每五户出一名男子服役，每百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完全没有差别。然而，井田制从一井逐渐扩大，直到一同，方圆百里；它用来疏通水利的，是沟、洫、浍三种沟洫制度。至于万夫之地，方圆三十二里又一半；它用来疏通水利的，则是遂、沟、洫、浍、川五种水道。利益和弊害相同，法制却不同，这是因为土地少而要广泛用力；这也是治理国家的人不会采用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口〕 楚国的蔿掩丈量土地，司马划分原地、防地，整理井田和高低肥瘠不同的土地。大概平坦的川地、低洼的泽地，可以划作井田；原地、高地、堤防之间狭窄得不能实行井田，只能划成町。杜预把町解释为小顷，町都是依据地势来确定其宽窄和多少的差异。井田和沟洫，大概也是这样。并不是公邑一定实行井田制，乡、遂一定实行沟洫制；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三点。这三点既然都不可信，那么凡是《周礼》中奇诡怪异、远不近人情的内容，也都不足以相信。古代圣人因事制定法令来便利百姓，是有的；从没有制定法令来强迫百姓的。制定法令来强迫百姓，正是迂腐儒生扰乱天下的原因。老子论上 与下篇合为一篇。只看子由行文，仿佛神龙驾着云在天上飞行，风雨时上时下，叫人无法捉摸、无法测知、无法穷尽追问。读书人如果能静坐在窗几之间，把这颗心默默提起，与这两篇文章融为一体，忽然飞到九天之上，忽然又追逐到九渊之下，并且使自己胸中顿时也觉得变幻飘荡、无法拘束，那么文思悬涌，一天便能奔驰千里。文思兴起时，气势充溢，如急风骤雨，喷薄于山谷，震撼着丘陵；等到言语用尽，气势消竭，如雨散云收，山色青、树色绿，尘埃也无一丝。唉，这些都应当由读书人自己领会得到。善于与人辩说的人，要根据对方的话来同他辩说，这样天下善于辩论的人就会服气。若同乡里人谈话却说：“我父亲认为不是这样”，那么谁肯相信呢？应当先承认你父亲的意见有道理，所以不如同他讨论是非曲直。即使是楚人，也可以把这番道理说给秦人听，并没有什么妨碍。因此，天下人往往多方言说来排斥异端，最终却不能把道理说明白，只是因为他们不致力于辨明是非利害，而拿自己父亲的话来压服别人。圣人之所以受到天下尊敬，是因为他们知道道理所在。周公、仲尼之所以取信于天下，是因为他们的子弟了解他们。所以如果不是他们的子弟，天下就会有人不知道周公之所以为周公、仲尼之所以为仲尼。由此可见，老聃、庄周的学说，不能用周公、孔子的学说去辩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周公、孔子本来就不足以取信。圣人对于事物，就像圆规和曲尺对于方圆一样。天下人相信圆规和曲尺能够确定方圆，用规矩来辨别天下不方不圆的事物，倒不如寻求最方、最圆的事物，使它们暗中符合规矩。即使他们认为规是圆的、矩是方的，也不妨碍我们的学说。这样一来，形势就容易用来折服天下的异论。从前天下的士人谈论老聃、庄周和佛教的道理，都未曾把握住它们的要旨。老聃的学说说：“去掉仁义，断绝礼乐，然后天下才会安定。”而我们的学说认为，仁义礼乐是天下赖以治理的东西。佛教的学说说：“抛弃父亲，断绝子女，不结为夫妇，放弃鸡猪，吃蔬菜野菜，然后万物才能顺遂。”而我们的学说说：“保持父子、夫妇关系，食用鸡猪，来使万物顺遂地实现自己的本性。”他们依据他们的学说，我们也依据我们的学说。他们不相信我们，正如我们不相信他们。天下人之所以不服从，最要紧的原因莫过于尚未取得信任就强行劫持、压服。因此，以仁使人安定，用义来实行它，用礼来节制它，用乐来传播它，用君臣关系来守护它，用父子兄弟关系来维系它，并且吃肉饮酒；这些是明白孔子之道的人所知道的，却想拿这些去晓谕那些不了解孔子的人，还说“孔子就是这样”，唉，真难啊！我却不这样说：“天下的道理，只有能够无穷无尽地辩论、无懈可击地攻诘，才足以称为道。若辩论有穷尽、攻诘有漏洞，便不足以称为道。”假如孔子的道理也有穷尽之处，我也将舍弃它而另求他道；正因为它无穷无尽，所以知道它是道，对此没有疑问。天下如果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观察，又不被仲尼、老聃的名声所牵制，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这些道理。老子论下 天下的道理，只有能够无穷无尽地辩论、无懈可击地攻诘，才足以称为道；若辩论有穷尽、攻诘有漏洞，便不足以称为道。从前六国时期，处士纷纷发表议论，迷惑天下。杨氏主张为我，墨氏主张兼爱。天下凡有因为君臣、父子亲情而彼此不顾的人，全都归入杨氏一派；而道路上的陌生人都可以当作父子兄弟相待的人，全都归入墨氏一派。天下人不可能断绝天然亲属之间的亲情，却去结合没有缘故的欢爱，这是情势决定的。所以老聃、庄周知道天下的偏失，便起来承接这种形势，认为兼爱、为我都不足以收服天下，因此既不主张为我，也不主张兼爱，而处在兼爱、为我之外。他们的意思是：不兼爱，天下就会责备他没有亲情；不为我，天下就会讥笑他一味替别人着想。因此两边都没有合适的立足之处，只能漂浮游荡在二者之间，说：“我什么也不做。”以此便足以自我解脱，逃避天下的是非。天下人正因为他们对什么都不说是非，所以从他们的学说也可以考察出他们最终的归宿。如今老聃、庄周对一切都不置可否，而最终归于虚无，这说明他们对此问题的思考也已经相当详尽了。

译杨氏的为我、墨氏的兼爱，作为学说，都各自有所执守。因此，主张为我的人受到兼爱者的诋毁，主张兼爱的人又受到为我者的毁谤。这两种立场都不能安居其中。然而如果能取得二者之间的中道并牢牢守住，就可以堵住天下异端的道路，使他们无从开口。古代圣人正因为取得并安居于此，所以天下大为服从，他们的道也传到了后世。如今老聃、庄周不能沿着大道前进，却看见大道的缝隙，偷偷进入其中，抓住其中的关键，因此他们的议论纵横有力、坚固不破。况且天下的事情，怎么能只用一种说法治理呢？那两个人却想用兼爱把一切统一起来，用为我把一切截断，所以他们的学说有时便走到尽头。只有圣人能够处在二者之间，裁定事物应当如何；兼爱、为我也不抛弃，却能运用它们而不违背道，处置天下纷乱而不失其恰当。所以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自身，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守身合乎清白，废弃职位合乎权宜。我却不同于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这种“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正是老聃、庄周辩说的根源。而仲尼也这样说，那么老聃、庄周的思考就不能说不深了。我曾听说，圣人的道处在“可以”和“不可以”的交界处，并顺势把它落到实处，所以他的学说变化万端而不可穷尽；老聃、庄周却顺势把它化虚，所以他们的学说漫无边际而无法诘问。如今要探求仲尼和老聃的是非，只有懂得虚与实是否可以运用罢了。天下本来就是有具体事物的，有事物彼此相遇，当然也就会产生事情。因此圣人顺应事物的实有，制定驾驭实有的办法，用来治理现实事务，那么对于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如果拘拘然一定要寻找“有”，把它纳入“无”中，岂不是用力太劳苦了吗！老聃、庄周其实也曾经知道自己的困窘。他们困窘在哪里呢？是不如顺从事物的实有而承认它存在来得容易。所以说：“常常处于无欲，用来观察道的奥妙”，又说：“常常处于有欲，用来观察道的边际。”既说“以无为用”，又说“以有为利”。至于佛教，也说“断灭”，却又说“无断无灭”。既然已经说是“无”，又担心无反而会使道理陷入穷尽；既然说是断灭，又担心断灭反而成为牵累。这样一来，他们的真实情状就可以看出来了。仲尼说过：“君子的中庸，是君子随时处于适中；小人的中庸，是小人无所顾忌。”老聃、庄周难道也是接近中庸却毫无顾忌的人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二 明代茅坤撰写 《颍滨文钞》八 历代论 子由的文章，在奇特峭拔之处不如他的父亲，在雄伟之处不如他的哥哥；但在疏放旷达、婉转轻柔之处，也自有一片烟波，似乎不是诸家所能及的。我曾经同荆川谈论过这些，荆川非常喜爱他的文章。然而间或读到《君术》《臣事》《民政》和《古史》等书，确实都是绝作。《历代论》四十三首，大概是子由罢官居于颍上时所作。那时他年纪已经老了，气力也已经衰退，不再有从前所作文章那种飘荡奔驰、如云出山、如马下坂的气势。然而他阅历世事已经很久，对于古今成败得失的参验已经十分熟悉；虽无意作文，但他在取舍衡量道理之处，往往切中要害，语言切合实际，这就是所谓老年人的话。我不能全部收录，只选录其中见解独到的二十八篇：管仲。先父曾说：“管仲多次使诸侯会盟，匡正天下，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称赞他的仁，却不能制止五位公子的争乱，使桓公死后不得安葬，说：‘管仲大概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吧！’管仲私置三处家宅，桓公在宫内宠爱的女子如同夫人的有六人，却不认为这是错误；这本来就是嫡庶争夺的祸根。然而桓公年老时，管仲和桓公为身后之事谋划，知道诸位公子必然争夺，于是把太子托付给宋襄公。父子之间竟到了让外人参与其中的地步，智者大概也会做到这样吗？唉！三归、六嬖的危害，是沉溺淫欲而不能自我克制；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是什么呢？《诗经》说：‘不要轻视人，四方都会因此受到教训。’四方尚且会顺从，何况家人呢？《左传》记载：管仲病重将死时，桓公问谁可以任相。管仲说：‘没有谁比君主更了解我。’桓公问：‘易牙怎么样？’管仲回答：‘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以。’桓公问：‘开方怎么样？’回答：‘背弃亲人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桓公问：‘竖刁怎么样？’回答：‘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信。’管仲死后，桓公不采纳他的话，最终亲近了这三个人。” 两年后，灾祸发生了。世上从来不是没有小人，只要有君子加以防范，小人就不能施展他们的智谋。古语说：“舜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去了；汤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选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去了。”难道一定要把每个人都杀掉吗？管仲知道小人不可任用，却没有办法防制他们，这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对内既不能修治自身，对外又不能任用贤能，反而把改朝换代的忧患托付给宋襄公，等祸患已经形成之后，才由宋人用武力来纠正。唉，危险啊！这是先父当年的议论。

译汉高帝论 这也是子由独到地看出细微之处的地方。高帝进入秦地时，在武关交战一次，兵器还没有沾血就到了咸阳，这是天意，不是人的谋划。秦朝灭亡时，诸侯纷纷起兵，争着先入关中。秦派章邯出兵攻击他们。秦虽无道，但军队正强；诸侯虽锐气十足，却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敌不过秦军，这是明摆着的。然而诸侯都起于群盗，不熟悉用兵形势，侵凌攻占郡县，习惯于屡屡取胜，不知道秦军还不可攻。于是章邯一出兵，就杀死周章，击破陈涉，降服魏咎，杀死田儋。兵锋所到之处，如同捕猎狐兔，全都不费力便平定。后来才同项梁相遇，苦战多次，才击败他。项梁虽然死了，但秦军的锐气也大致耗尽了。然而章邯以为楚地诸将已经不值得再担忧，于是渡过黄河向北攻打赵国。章邯既然北上，秦国国内便空虚了。到这时，秦才可以攻打，而高帝乘此机会进取。这正是兵法所说的避开实力充足之处而攻击空虚之处，大概是天命，不是人的谋划。项梁死后，楚怀王派宋义、项羽援救赵国。项羽希望同沛公向西进入关中。怀王的老将们都说：‘项羽这个人勇猛凶悍，残暴好杀；他曾攻打襄城，襄城没有一个活口，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残杀毁灭。况且楚军多次进攻，先前陈王、项梁都失败了，不如改派一位长者，扶持正义向西进发，晓谕秦地父老。’ 秦国的父老兄长们苦于他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如果真能有德长者前去，不侵扰、不暴虐，秦国应当就可以攻下了。”怀王最终没有允许项羽前往，而是派遣了沛公。沛公正要进入函谷关时，项羽已经到了河北，正与章邯相持。章邯虽然想要回兵救援秦国，但形势已经不允许了。怀王派遣沛公，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是章邯、项羽在河北相持，沛公也不能取得成功。所以说：这是天命，并不是人的谋划。有人问章邯：假如章邯没有越过河北，汉高帝能够进入秦国吗？子由认为，章邯率兵攻打盗贼，那么当时秦国的老将和精锐士卒已经消耗殆尽，关中似乎也已经出现了可乘之机。然而考察《秦纪》的始末，蒙氏兄弟被诛杀，秦国的将领和边防已经衰弱；修建阿房宫、营造骊山墓葬，使百姓产生了怨恨。诸位公子以及李斯因犯法获罪而死，秦国的宗室和大臣也不再归附。等到赵高被灭族、子婴即位时，秦国上下已经危急不安了。汉高帝进入秦国，譬如把石头投向鸡蛋一样，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论汉文帝。这类见解，是因为子由晚年回到颍上，经历的世事多了，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议论。老子说：“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汉文帝用柔和的方式治理天下，凡是刚强的人和势力都像乘着风一样随之倒伏。尉佗在南越自称南越帝，汉文帝为他修复祖先的坟墓，又召见并尊贵他的兄弟。尉佗于是取消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骜傲慢，凌驾于中原之上，汉文帝屈身给它写信，并厚厚地赠送丝织品和絮绵。虽然未能使匈奴完全调顺归服，但兵革战争的祸患，比起汉武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九。吴王刘濞包藏祸心，以有病为借口不来朝见。汉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刘濞便没有机会发怒，叛乱也因此没有发生。假使汉文帝还在位，不出十年，刘濞也已经老死了，那么东南地区的叛乱就没有理由兴起了。到了汉景帝时不能忍耐，采用鼂错的计策，削减诸侯的封地。刘濞借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军，进入函谷关。汉朝派出三十六位将军，竭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把叛乱平定。鼂错说：“诸侯势力强大，削减他们的封地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封地，他们就会很快反叛，但祸患较小；不削减封地，他们就会较晚反叛，但祸患较大。”世人都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假如汉文帝能够忍耐而不削减封地，刘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几年以后，世事变化不会只有一种，就可以慢慢根据变化预先作好防备；这样用来制约他们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吃牛羊，人们不能忍受，便扛着戈前去刺杀它；幸运的话老虎被杀，不幸的话人被杀，这样造成的祸害就急迫了。鼂错的计策，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能够加高城墙，挖深陷阱，时常窥伺并谨慎防备，老虎怎么能一定造成祸害呢？这就是汉文帝用来防备吴国的办法。唉！替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喜好名声、贪图利益的小丈夫来处置这件事，那么不成为第二个鼂错的人就少了。论汉景帝。这也是子由看清汉景帝始末的地方。汉代贤明的君主都称作文帝、景帝。文帝宽厚仁慈、气度宏大，有高帝的风范。景帝猜忌刻薄、缺少恩德，没有君主的气量，实际上不能同文帝相比。景帝还是太子时，吴王刘濞的世子来朝见，同景帝下棋时因争棋路发生冲突，景帝发怒，拿棋盘将他打死。刘濞叛逆的势头就是由此激发的。张释之是文帝时的名臣，因为弹劾景帝而被贬斥，最终死去。淮南王的邓通是文帝宠信的臣子，景帝因过去吮吸脓疮的怨恨，使他困窘逼迫而死。鼂错起初同景帝谋划削弱诸侯，景帝违背众意任用了他。等七国反叛，袁盎只用一番诡谲的说辞，便使景帝在东市斩杀鼂错，景帝竟丝毫没有防备。周亚夫任大将军，挫败吴、楚军的锐锋，不到几个月便平定大难。等他任丞相时，坚持正道，不肯阿附；景帝厌恶他刚强不屈，便以无罪杀了他。梁王刘武是景帝同母弟，骄纵而景帝一味顺从，几乎导致他被杀。临江王刘荣是太子，因为他的母亲失宠，竟使酷吏将他杀死。景帝在君臣、父子、兄弟关系之间，背离道理、伤害正道，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推究他能够保全自身、保卫国家，并同文帝一起被称为贤君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没有改变节俭的品行罢了。《春秋》的书法是：弑君之事称君，表示君主无道；称臣，则表示臣下有罪。然而陈侯平国、蔡侯般都因无道而弑君，记载弑君之事却都称作臣弑君，是因为罪责没有连累百姓。因此，像景帝这样失道之处不止一端，却仍然称为贤君，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亲身实行节俭，罪责没有连累百姓吗？这可以作为不节俭者的警戒。

译汉武帝论 关于典章刑法的言论 天下事情的利害并不难知道。士大夫只要心平气定，对上不被名声迷惑，对下不被利益恐吓，大多能够看清它。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听到天下的事情非常少，知道了一方面却不能通晓另一方面，看见利益却看不到危害；而那些好名贪利的臣子窥探君主的心意，迎合他的欲望，利害的真实情况便被搅乱了。汉武帝即位三年，年纪还不到二十岁，闽越起兵包围东瓯，东瓯告急。武帝问太尉田蚡，田蚡说：“越人彼此攻伐，是常有的事，而且他们屡次反复，不值得烦劳中原出兵救援。”武帝让严助驳难田蚡说：“只担心力量不能救援、恩德不能覆盖，难道还能有什么理由抛弃它吗？小国因穷困而来告急，天子不救，还能向谁申诉呢？”武帝否定了田蚡的意见，派严助持节征发会稽郡的军队去救援。从此以后，征讨南越，攻伐朝鲜，讨伐西南夷，战争灾祸扩展到四方夷族。两年后，匈奴请求和亲，大行令王恢请求攻打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请求答应和亲。武帝采纳了韩安国的意见。第二年，马邑的豪强聂壹借王恢的话说，匈奴刚刚请求和亲，可以利用亲信关系把他们诱骗到边境，再用利益引来，伏兵袭击，这是必胜的办法。”},{ 武帝让公卿议论此事，韩安国和王恢反复争论，十分艰苦。武帝采纳王恢的意见，派聂壹出卖马邑城来诱骗单于。单于察觉了这件事而离去，汉军出兵却没有功效。从此匈奴不断侵犯边境，直到武帝在位期间没有一年安宁，天下因而几乎大乱。这两件事中，田蚡、韩安国都知道那样做不对，却被能言善辩者逼迫，不能为自己申辩。武帝一心追求功名，不追究利害的实情就仓促听从他们。到了晚年，祸灾一齐发生，对外百姓耗损流离，对内骨肉互相残杀；即使他悔过自责，事情也已经无法挽救了。然而严助因为与淮南王交通往来，被张汤论罪处死；王恢因为没有出兵攻打匈奴，也以罪被判弃市。两人的罪都不至于死，却没有免于极刑，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首先酿成祸患、招致罪责，是上天所不能赦免的吗？汉昭帝论 看栾城这样的文章，他的见识非常接近事理，应该胜过曾巩。周成王因管叔、蔡叔的言论而怀疑周公，等到发生风雷灾变，打开金縢之书，才释然明白周公并没有罪。汉昭帝听到燕王的诬陷，霍光害怕得不敢入朝。昭帝召见霍光，对他说：“燕王说将军出城，在道路上命人清道，又擅自调动、增加幕府校尉两件事，只是听说罢了。燕王从哪里知道这些？况且将军如果想做坏事，哪里用得着等校尉，左右近臣听到的人都已被你的英明折服了。”霍光因此获得安全，而燕王和上官桀等人都失败了。所以议论者认为昭帝的贤明超过成王。然而成王在位四十多年，治理天下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到他将要去世时，命令召公、毕公辅佐康王；临到生死变故之际，他的言辞仍然明白响亮而不乱。昭帝在位十三年，年龄刚刚到成年，功业还没有显现于天下，他不及成王的地方也远得很。人的寿命长短虽出于天然，人事往往也参与其中。所以我认为，成王长寿，是周公的功劳；昭帝早夭，是霍光的过错。从前晋平公患蛊疾，医和诊视后说：“这叫亲近女色，疾病如同蛊疾，不是鬼神所致，也不是饮食所致，而是迷惑心志以至于丧失志向。贤良的大臣将要死亡，是天命不予保佑。国家的大臣享受宠爱俸禄，承担国家大事；发生灾祸却不改变，必定要承受这个罪责。” 医和用这番话讥刺赵孟。赵孟接受批评而不推辞，那么霍光又如何逃脱责任呢？成王年幼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左右前后全是贤臣。即使成王只是中等人的资质，但他的起居饮食每天都同这些贤臣接触，等到成年并老去时，志气已经安定；他能够安处富贵、看淡生死，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昭帝所亲近信任的只有霍光一人。霍光虽然忠信笃实，却不学习，也没有治国的才术。他共同处理国事的只有张安世，共同裁断政事的只有田延年。那些通晓经术、明白义理的士人，霍光并不任用。后来他虽听到久阴不雨的进言而尊贵夏侯胜，因感念蒯聩的故事而认为隽不疑贤能，但最终也没有真正任用他们。假使昭帝居住在深宫，亲近宠幸之人，虽然天资明察决断，却没有办法培养他，朝夕伤害他的人又很多，他怎么能有长远的见识呢？君主不幸，未曾经历世事便登上大位，应当得到笃学而见识深远的士人，让他每天同这些人居处，向他显示邪正，晓谕是非，使他长久受到熏陶并安于正道，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反复，然后才让他自行任事，这样才不会有害；这是大臣的职责。否则，小人先行接近他，用声色犬马取悦他，用驰骋田猎放纵他，用宫室器物的奢侈满足他，使他的志气已经混乱，然后再向他灌输谗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纷纷扰扰，无所不至；小则足以伤害君主自身，大则足以扰乱天下。大臣即使想进言，也来不及了。古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人一定先懂得道理，才知道爱护自己；知道爱护自己，才知道爱护别人；知道爱护别人，才知道保全天下。所以我评论三宗在位长久，都是学习道理的力量。至于汉昭帝，可惜他有超过常人的明察，却没有人能用学问引导他，所以我特意再次评论，认为这是霍光的过错。昭帝在位时间很短，难道不知道他的祸患是否由亲近女色造成的吗？假如伊尹辅佐商汤，后来又辅佐他的儿子，而太丁、外丙、仲壬都在三四年内相继去世，难道都是因为亲近女色造成的，都是伊尹的罪过吗？这里只是要指出，凡是大臣承担托付孤儿、寄托国政责任的，都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

译汉光武论 东汉灭亡，是从宦官专权开始的；质帝以后，又由于女后临朝称制，所以积累祸患、滋长乱源，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子由把这些归咎于光武帝不任用大臣，似乎也太过分了；但他的议论也有道理，姑且抄录下来以作识记。高帝平定天下，把后世的重任托付给大臣。大臣也竭尽心力来报答他，所以吕氏之乱得以平定，周勃能够发挥力量，诛杀吕产、吕禄，拥立文帝，简直如同反掌一样容易。当时大臣权力和职责都很盛，良好的风气相继相承。到了申屠嘉，尚且能够召来并侮辱邓通，主张斩杀鼂错，而文帝、景帝都不以为忤，可见高帝任用大臣，是何等重视。景帝、武帝以后，这种风气衰落了，大臣的任用和罢免，几乎如同仆役。武帝年老时，将要拥立年幼的君主，知道非大臣不可，于是委任霍光。霍光的权力在诸臣之上，所以能够辅佐昭帝、拥立宣帝，天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至于宣帝，虽然明察有余，但性情本来猜忌刻薄；若不是张安世谨慎畏惧、陈万年顺从，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容忍。他厌恶杨恽，杀害盖宽饶、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有才之士在他的朝廷上小心谨慎地行走，衰败逐渐延续到元帝、成帝时期。朝廷没有重臣，养成了王氏之祸，所以王莽凭借斗筲般的才智，再加上欺骗蒙蔽，而世上竟没有一个人敢指出他的错误。光武帝兴起时，虽然文治武功的谋略足以鼓舞一代，却不知道发挥用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幸而他的子孙都贤明，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所以危害没有显现出来。和帝年少，窦太后专擅朝政，窦宪兄弟肆意横行，竟在朝廷上杀死都乡侯刘畅。事情败露后，窦宪请求攻打匈奴来赎罪；等到取得成功，又想拥立北单于，以树立恩德、巩固自己的地位。袁安、任隗都以三公身份坚守正义，竭力争辩，却不能胜过他；幸而窦宪因谋反失败。大概光武帝不任用大臣所积累的弊病，到这里才显现出来。此后汉朝日益衰弱；到诛杀阎显、拥立顺帝时，功劳出于宦官；废黜清河王、杀死李固时，事情又由外戚促成，大臣全都没有参与。等到祸患尚未流传开来，梁冀的危害已经严重到天下不能容忍，于是又借宦官之手除掉他；宦官的祸害达到极点，天下也不能忍受，终于召来外地军队加以铲除。外地军队一进入京城，东汉的国祚也就完了。大概光武帝不任用大臣的祸害，势头发展到极点便在这里。君主不可能人人贤明，君主有做不到的事情而把它交给大臣，这是朝廷的正道。事情从正道出发，成功的时候多，失败的时候少。纵观古今，大臣负责政事却导致不可测祸患的，一定有原因。如今君主畏惧猜忌大臣，使别人能够乘其空隙；不是外戚，必定就是宦官。外戚、宦官彼此屠杀，最终甚至引来外地军队。唉，危险啊！晋武帝论 论述利害的地方尤其审慎。立嫡子以年长为准，不以贤能为准；立庶子为继承人则以出身尊贵为准，不以年长为准，这是古今的正义。然而尧废黜丹朱而任用舜，天下安定；帝乙废微子而立纣，商朝因此灭亡。古人也有不得已而这样做的。该停止时不停，不得已时却停止，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混乱。儿子不是丹朱、纣王，却废弃天下的正义，君子不忍心；儿子如果像丹朱、纣王，却拘守天下的正义，君子也不会这样做。汉高帝起初认为惠帝仁弱，想废掉他而立如意；后来知道人心在太子一边，便搁置废立的议论，任用陈平、周勃。陈平、周勃都是贤能之人，而且权力相当，所以惠帝虽死，吕产、吕禄虽跋扈，仍能援立文帝，汉室没有受到损害。武帝年老时，知道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不可任用，便废黜他们而立年幼的少子，任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处理后事。当时昭帝是否贤明还不能确定，而四人中正直与邪曲各半。幸而昭帝明智，霍光忠良，以上官桀、桑弘羊虽想作乱，却没有成功。后来又废黜昌邑王而立宣帝，朝廷安然无患。大概君主不幸而立了不成器的君主，应当像这两位皇帝一样托付、任用贤臣，才可以避免混乱；这是一种必然的形势。魏明帝病重而没有儿子，舍弃疏远的宗室子弟，却立齐王。起初想让曹宇、曹肇辅政，但宠臣刘放、孙资不喜欢曹宇、曹肇的正直，劝皇帝改用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不是天下所寄望的人，曹爽又以庸才同司马仲达这样的奸雄相抗，几年之间，终于酿成篡夺弑杀的祸患。晋武帝亲眼见过这个失败。惠帝不才，群臣都知道，却因牵制而不忍改变；他忌惮齐王攸的贤能，又倚仗愍怀太子那一点小恩惠，以为可以消除尚未发生的忧患。只有一个汝南王司马亮，却不早加任用；把社稷的重任全交给杨骏，终于一败涂地，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晋武帝要外放齐王时，王浑对皇帝说：“司马攸对于晋国，有周公旦那样的亲近关系；如果让他预先参与朝政，就是腹心不二的大臣。国家的事情，如果交给后妃和外戚，就有吕氏、王氏之患；交给同姓至亲，又有吴、楚七国之忧。所任事务无论轻重，交给哪一方都未必没有危害。只应当任用正道，寻求忠良，不可事事曲意设置疑忌防备，去忧虑将来的祸患。如果凭借智谋猜疑万物，即使亲近的人也被怀疑，最终变得疏远，又怎么能保全自己呢？人人心怀危惧，就不是使国家安定的道理。这是国家最深重的忧患。”王浑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话。皇帝不能采用，却采用王佑的计策，让太子的母弟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让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一同镇守要害，以此强化皇室。然而晋室的动乱，实际上由八王酿成。我曾经思考过：如果司马攸这样亲近而贤能的人掌权，发生夺嫡之祸并不是他的志愿；不幸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天下所共同尊奉的人、宗庙社稷的安排，仍然有所依靠。如果按照王佑的计策，让皇子、宗室据有军队来抵御外患，如同梁孝王抵御吴、楚，还可以。若是变乱从内部发生，却让人人都掌握军队来救援内乱，这同何进、袁绍召来丁原、董卓以铲除宦官，有什么不同？古人说：“选择福气不如选择重大的，选择祸患不如选择较轻的。”像武帝这样选择祸福，可以说是不够审慎了。汉高帝鉴于秦朝孤立无援的教训，大肆分封同姓诸侯，让他们在外分割天下，但他们的权力仍由中央统辖，所以祸乱发生时，反而可以借助他们取得磐石般稳固的功效。晋武帝鉴于魏朝灭亡的教训，大量分封八王，但他们的权力却分散在下，因而祸乱发生时，势力盘结臃肿，最终彼此践踏，只是酿成了鱼烂般的内乱祸端。

译晋宣帝论 前文以曹孟德来比拟司马仲达，后文又以霍光、诸葛孔明作为比较的对象。世上的议论者说：“司马仲达对于魏国，就如同曹孟德对于汉朝。”这不对。两人的智谋、勇略、权术、谋略相同，但所处的形势不同。汉朝自董卓以后，内部崩溃，外部叛乱，献帝奔走困顿还来不及，帝王的势力已经完全丧失，只剩下名义罢了。曹公借用这个名号来使天下服从，把献帝拥立安置在许昌，建立都邑、征讨叛逆，全都是曹公的作为。即使他终身奉事献帝，率领天下诸侯来朝见他，天下不归汉而归魏的，也会十家有九家。曹公如果确实能够安守臣节，等待天命自然到来，即使像周文王占有天下三分之二而仍奉事纣王，又有什么超过他的呢？可惜他不能始终守住义，既使献帝在上不得安宁，又使义士在下愤怒怨恨，连荀文若也不得善终，这就是曹公的过错。司马仲达则不是这样。明帝末年，曹氏的基业已经稳固；即使明帝因淫虐失去人心，曹爽因骄纵获罪而覆亡的迹象还没有显现，天下也没有背叛魏国。司马仲达乘着这个空隙，拍击曹爽的后背而夺取他已经成就的基业，事情同曹公不同。汉武帝年老时，把昭帝托付给霍光；昭帝尚且年幼，燕王、盖主大概有篡夺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又帮助他们，这场祸患比曹爽造成的更为紧迫。霍光在内杀死燕王、盖主，在外诛杀上官桀、桑弘羊，拥立并辅佐年幼的昭帝，始终没有骄矜自大的君主神色。等昭帝早逝，国家空虚而没有君主，他迎立昌邑王；昌邑王不合适，又援立宣帝。他多次把国家大权握在手中，却退处臣位，不因拥有权力而产生疑心，朝廷内外都知道他的本心，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拿司马仲达来比拟霍光，究竟谁更相称呢？然而霍光还不值得称道。蜀先主将死时，召来诸葛孔明，对他说：“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你可以自行取而代之。”又对后主说：“你同丞相一起做事，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后主昏暗软弱，孔明贤能智慧，蜀人都知道。假使孔明有异心，只要一挥手便可以决定一切。然而他对外平定边境蛮夷，对内废黜李平、廖立，在旁边抵御魏、吴，功业成就、基业安定后，又把政事交给蒋琬、费祎，侍奉一个昏庸君主三十多年，没有一丝一毫的嫌隙，这又是霍光所不能企望的。所以人最担心的是不诚实；如果确实忠诚孝顺，那么舜对于父母、伊尹对于太甲，最终都没有可指责之处。自司马仲达以后，臣下接受托付幼主的重任，因而夺取政权的人多了；他们都以为形势紧迫，若放弃权力而不取，自己必定危险，国家也必定混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直到后来又自我比作骑虎，已经不能再下来，这也只是自我欺骗罢了。两汉衰微时，王莽开启了这个端绪，董卓乘机利用这场祸患，曹操接续了这种谋划；而司马氏以后，终于发展到世代相继擅权，以狐媚般的手段接受托孤，在平定动乱之间不断篡夺，直到唐太宗时才终止。这些小人流传下来的祸害，实在太严重了！总而言之，五代又接续了这种局面。我认为“行义不能始终如一”这四个字，并不足以评论曹操的操守。因为周文王尊奉殷商，终身未曾有过一丝一毫以天下为己利的心思；而曹操只是挟持汉室来胁迫天下诸侯罢了。即使荀文若之死，君子也认为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文饰奸邪。《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三 明代茅坤撰 《颍滨文钞》九

译历代论 宋武帝 东汉衰微时，曹公开始走上五霸的道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他的本意原是想把群雄全部扫平以后再夺取汉室罢了。等到消灭了袁绍、袁术二人，吕布、刘表以后，他想最终夺取江东，却没有成功；已经击败马超、韩遂，又想一并攻取巴蜀，也没有实现。两次在吴、蜀面前受挫，而曹公也老了。于是董昭提出九锡的建议，他骤然听从了，于是桓公、文公那样的事业到此就完全结束了。然而在当时，曹公身在黄河以北，而汉室都城在许昌；即使他主持诸夏的盟会，也没有废黜旧君。往上说，他可以比作周文王；往下说，也不失为晋文公。不能忍耐而甘心做王莽接受九锡那样的事，这正是荀文若遗憾的原因。至于司马仲达父子，他们的形势大概与曹公不同。拥兵处在天子身旁，本来就已经不合臣道；后来杀王凌、害诸葛诞，更不是人臣所应为的事。又降服刘禅，使曹氏都不能制服的人归降，这并不是贪图他的土地、以取得他的人民，而是志在九锡罢了。即使想重新做桓公、文公那样的人，还能够做到吗？宋武帝诛灭桓氏以后，收拾晋室遗业并加以扶植；又击败谯纵，擒获慕容超，驱逐卢循，擒获姚泓，建立了四项大功，天下没有谁能够抵抗他。然而他的志向不在成为桓公、文公那样的人，而在于取得九锡，也已经很卑下了。当宋武帝攻克长安时，中原震恐。北魏虽然是姚氏的姻亲，却不敢救援；羌、氐虽然是关中的唇齿，也不敢争夺。这正是他的智力有余、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能够凭借军队的势势，占据秦、陇的险要，吸取吴、赵的富饶，用来经营谋取中原，形成曹公据有黄河以北的形势，那么成就王业、霸业的功绩就可以希望实现了，只看他怎样使用这些条件罢了。然而他的军队还没有进入秦地，就派傅亮南下建业，提出九锡的建议；刘穆之死后，南方再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虽然已经进入秦地，却没有留守秦地的打算，把千里土地全交给一个小孩子就离开了。赫连勃勃乘机进攻，他的士兵和将领死亡过半，狼狈退回，才勉强逃脱。凭宋武帝的明察，不是不知道诸将不足以守住秦地，只是他的志向另有所在，无暇顾及其他了。可悲啊！因为眼前的小利而抛弃百世的功业，已经有曹公削平群雄的事业，却低头顺从司马氏父子窃取天下的鄙陋做法，这正是君子所深为遗憾的。孔子说：“智慧达到了这一层，而仁德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它，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达到了这一层，仁德能够守住它，却不能以庄重的态度来治理它，那么百姓就不会敬重；智慧达到了这一层，仁德能够守住它，又以庄重的态度治理它，但发动百姓却不合礼，也还不完善。” 古代治理国家，必须具备这四点，然后才能成就大功。像宋武帝用兵，天下无敌，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至于抛弃秦地而回来，以求取得九锡这种过分的虚名，难道还可以说是有仁德吗？只因为他的仁德和智慧不完备，所以他的功业也就止步于此了。宋文帝 晋献公杀死嫡长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服。晋国大夫里克杀死奚齐、卓子，拥立惠公。《春秋》都把这些事按弑君记载。惠公已经即位后又杀里克，用弑君的罪名治他的罪。《春秋》记载说：“晋国杀死它的大夫里克。”称“人”来杀，是说所杀的人有罪；称“国”来杀，是说所杀的人无罪。里克弑君，却按照无罪来记载，这就是《春秋》隐微的用意。奚齐、卓子被立，是因为放纵欲望而破坏义理；虽然已经成为君主，但晋国人并不把他们当作君主。既然已经成为君主，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所以里克的行为属于弑君；但晋国人不承认他们是君主，里克势必又不能免罪。里克顺应国人想废黜他们的愿望而废黜，顺应国人想拥立惠公的愿望而拥立，因此里克的罪与宋国华督、齐国崔杼不同。即使上有圣明的天子，下有贤能的方伯，里克的罪也仍然可以讨论。惠公凭借弑君而得以即位，却把罪过归给里克，以此向诸侯取悦，在义理上是说不通的。然而惠公杀死里克、背弃内外两方面的贿赂后，国人憎恶他，敌人怨恨他；他在秦国败兵，自己死亡，儿子也被消灭。到了后来，他的谋臣吕甥、郤称、冀芮，也都因作战而死。大概背弃正理、伤害义气，不只是人们不支持他，连上天也不支持他。宋武帝去世时，把国家托付给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商议准备废黜他；他的弟弟义真也因为轻率妄动、不足以承担国家重任，于是先废义真，随后废少帝。兄弟二人都不得善终，于是迎立文帝。文帝即位后，三人疑惧不安：徐羡之、傅亮在朝廷掌握政权，谢晦出镇据守上游，都是为了自保；他们自以为废黜狂乱的君主以安定国家，不把叛贼留给君父，便没有辜负国家。然而文帝在藩国时的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都是凌驾上位、喜好进取的人；他们憎恨徐羡之、傅亮挡住了自己的仕进道路，常常用弑逆的祸患激怒文帝，文帝于是决意诛杀三人。三人死后，君臣都自以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功勋。当时孔宁子已经去世，王华和王昙首都受到了越级的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他治理江南称得上首屈一指；然而直到元嘉三年才诛杀三人。这一年，皇子刘劭出生。刘劭长大后发动了商臣那样的叛乱，王华、孔宁子的子孙在世上都没有声名，而王昙首的儿子僧绰凭才干任职，也一同死于刘劭之乱。唉！上天报应人，竟然如此迅速！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的灾祸如果恰好如同符契相合，究竟是为什么呢？谢晦将要前往荆州，自己怀疑难以免祸，便把这件事问蔡廓。蔡廓说：“您接受先帝的遗命，承担国家重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在义理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您杀了少帝的两个兄弟，又以北面事君的身份挟持着足以震慑君主的威势，凭古事推论今事，想要自行免祸是很困难的。”蔡廓的话说得好啊！他没有学习《春秋》，但意思却与《春秋》相合。太史公说过：“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叛贼却不知道；拘守常规却不知怎样适应，遭逢变故却不懂得权变。作为君主和父亲，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作为臣子和儿子，却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遭受篡夺、弑杀的惩罚。”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虽然出发点是行善，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因此被空泛的言辞加上罪名，也不敢推辞。宋朝的君臣如果确实稍稍通晓《春秋》，文帝必定不会遭受晋惠公那样的灾祸，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也必定不会受到像里克那样的诛罚。可悲啊！梁武帝 苏氏兄弟晚年都用佛典中的道理来自我解脱，所以他们的话是这样的。然而，他们把《易经》所说的形而上的道理当作佛、老二家的原则，又是在对痴人说梦了。

译《易经》说：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自五帝、三王以来，都是用形器来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人民，用政令刑罚整齐社会；道就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却不知道。周文王、周武王以后，即使召公、毕公这样的贤臣君子，也不能算是懂得道的人。到了春秋时期，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些人凭借仁义忠信在天下建功立业，然而他们距离道已经很远了。孔子出现在周朝末年，收集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道统，获得了尧、舜之道的极致；他称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又曾自称：“我从下学起而上达于道。”在他的弟子中，只有颜子、曾子差不多可以称许为得道。当时的贤者，如老子这样明白道的人，受到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史书称，孔子见过老子后，回来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会走的可以用网捕捉，会游的可以用丝线钓取，会飞的可以用箭射下。至于龙，我不知道它能乘云气升上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老子体察大道而不受外物拘束，孔子甚至把他比作龙；然而老子最终没有与孔子共同生活在这个世间。舍弃礼乐、政令和刑罚，却想在世间推行道，孔子本来就知道这很困难啊！东汉以来，佛法开始传入中国，它的道理与老子之道相通，都是《易经》所说的形而上之道，而汉代士大夫不能明白。魏晋以后，才略微知道一些。喜爱得深的人想把它施行于世，痛恨得深的人想把它在世上彻底断绝，这两种做法都不对。老、佛二家的道与我们的道相同，却想断绝它；老、佛二家的教与我们的教不同，却想推行它，这都错了。秦朝的姚兴偏处一隅，招请僧俗，翻译佛经、谈论佛理，来的人总共有几千；但姚氏灭亡，顷刻之间就发生了。梁武帝继承了这种做法，江南的佛事盛况是前代从未见过的，甚至舍身为奴，郊庙祭祀不供奉牲畜的毛血，父子都陷于侯景之手，国家也随之灭亡。评论者看到秦、梁的失败，就认为佛法不值得依赖。后魏太武帝深信崔浩，崔浩不信佛法，劝皇帝斥逐僧徒、毁坏佛经和寺院；佛法被消灭后，崔浩也因不是自己的罪过而遭到灭族。唐武宗想求长生，顺从道士的私心，铲除佛寺、灭绝僧人，不到一年就因弑杀而死。评论者看到北魏、唐朝的祸患，就认为佛法不可违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这两种看法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老、佛之道，不是某一个人的私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这种道。古代君子用它来调养气性、修养内心；它高尚得不可冒犯，清洁得不可玷污，天地神人都将仰望而敬畏它。圣人之所以不疾行却能迅速到达，不行走却能到达目的地，都是因为运用了这种道。老子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神得到一就灵验，谷物得到一就充盈，万物得到一就生长，侯王得到一就成为天下的正道。天不能凭借一而清明，恐怕就要崩裂；地不能凭借一而安宁，恐怕就要震动；神不能凭借一而灵验，恐怕就要消歇；谷物不能凭借一而充盈，恐怕就要枯竭；万物不能凭借一而生长，恐怕就要灭绝；侯王不能凭借一而成为正道并尊贵高明，恐怕就要倾覆。”道对于万物无处不在，难道还可以非难它吗？即便如此，消灭君臣关系、废弃父子关系，却想用这种方式在世间推行道，它的弊病一定多得说不尽。如果确实用形器治理天下，用礼乐引导人民，用政令刑罚整齐社会，使道在其中运行而百姓并不知道；万物一同生长而不相互伤害，各种道并行而不相互冲突，浑然看不出它们的界限，使天下受到教化，这不也是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本意吗？” 唐高祖论 唐高祖起兵于太原，谋划出自唐太宗，其他诸子并未参与。等到攻克长安、诛除群盗、统一天下时，功劳也出自唐太宗。大概上天的心意所托付的、民心所归向的，明确是在太宗身上。到了册立太子时，高祖因为建成年长而立建成，建成接受这一安排而不推辞，于是兄弟之间产生猜疑离间，最终导致大乱。建成本身不值得多说，过错在高祖。后来发生武氏之乱，废黜中宗、拥立睿宗，已经把睿宗的长子宪立为太子。等到中宗复位，睿宗父子都以亲王身份回到府第。韦氏之乱时，临淄王李隆基率兵入朝讨伐，睿宗即位，唐室再次安定。又准备因为宪年长而立他为太子，宪推辞说：“时局太平时先立年长的嫡子，国家动乱时先立有功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必将发生祸难，我冒死请求改变此事。”睿宗听从了他，于是临淄王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以太宗的贤能，尚且不能避免争夺；玄宗虽然贤能不及太宗，却安然接受宪的让位，宪的谦让远远胜过常人。我曾经评论说，高祖、睿宗都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他们想立年长者，并不完全是出于私心，而是认为立嫡子应当依年长，这是古今的正义。既然称为正义就不敢违背，为什么不考察前代的事情呢？” 太王舍弃太伯、仲雍而立季历，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周朝因此兴盛，确实是天命所在，而并非出于私心；那么祸乱又从哪里产生呢？不过，太伯逃奔吴地来避让季王，也正是因为害怕祸乱。废长立少，即使圣贤也很难处理。宪与玄宗兄弟之间能够彼此相安，终身没有发生一句离间之言，大概古今只有这一例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唐太宗论

译以“不知道道”三字来责备唐太宗，是确切而明白的论断。唐太宗的贤能，自西汉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任用贤能、使用有才干的人，将帅和宰相没有不是合适人选的。他恭敬节俭、节省费用，天下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自三代以后，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然而皇位传到孙辈，遭遇武氏之乱，子孙被杀，国统几乎断绝。后世推究其中原因，却找不到答案。依我看来，可惜他没有听闻大道啊！从前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楚昭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望祭所及的范围。长江、汉水、淮水、漳水，是楚国望祭的对象。祸福的到来，不过如此而已。我虽然没有德行，却不是得罪黄河所致。”于是没有祭祀。等到将要去世时，有云彩像许多赤色乌鸦一样夹着太阳飞行了三天。楚昭王派人询问周朝史官，史官说：“这灾异大概会应验在大王身上吧？如果举行禳祭，可以把灾祸转移给令尹或司马。”楚昭王说：“除去心腹的疾病，却把它放到大腿和手臂上，有什么好处？我若没有犯大错，上天难道会降罪于我吗？有罪就接受惩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也不举行禳祭。孔子听说后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他没有丧失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我观察唐太宗的作为，他不知道大道的地方很多，难道能够免祸吗？贞观年间，天下已经平定，他仍征伐四方，消灭突厥，夷平高昌，摧残吐谷浑，军队出征四次都获胜，只求取胜而不知道停止。最后亲自征伐高丽，大臣们极力劝阻，他不听，勉强才攻克高丽。他比隋朝皇帝贤明之处，幸亏只是取得了一次胜利罢了。皇帝为什么安心这样做呢？推究他的心意，也不过是想向当代夸耀，向后世显示高明罢了。太子李承乾已经立了十多年，他又宠爱魏王李泰，使兄弟彼此倾轧。李承乾被废后，晋王是嫡子；太宗想立李泰，又想让他将来把皇位传给晋王，疑虑不能决断。最后甚至拔刀自杀，大臣救下他才停止。父子之间因为宠爱而轻率地决定废立，竟到了这种地步。太宗曾得到秘讖，说唐朝以后必定中衰，有女子武氏取代王室；他把这件事询问李淳风，想找出这个人杀掉。李淳风说：“这个征兆既然已经形成，就在宫中。上天所命定的事，不可能除去。只会使您因疑似而滥杀无辜。而且从现在算起四十年以后，那个人已经老了，人老了就会仁慈；即使她接受禅让而改换国姓，也一定不会使李氏断绝。如果杀掉她，重新出现一个强壮的人，您又多加杀戮以泄愤，那么您的子孙就会一个不剩。”太宗采纳了他的话而停止，但仍然因为疑似而杀了李君羡。天命是不可改变的，只有修养德行或许能够消除灾患；皇帝却想用杀人来平息它，太难了。太宗年老时，将要选择大臣辅佐少主。李勣出身平民，忠诚有力、刚劲果断，有节操侠义之气；他曾经侍奉李密和单雄信。李密失败后，李勣不忍心拿他的土地来谋求利益；李密死后，他也没有废弃对旧君的礼节。单雄信将被杀时，他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给单雄信吃，使他与自己一同死去。太宗因此认为李勣可以任用，病重时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德，现在把他调出京城；我死后，你就授予他仆射之职。”高宗听从了。等到废黜皇后、立武昭仪时，太宗召李勣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来商议，李勣称病不来。太宗说：“皇后没有儿子，罪过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了，我将废掉她。”褚遂良等人表示不可。另一天，李勣见到太宗，太宗说：“将要册立武昭仪，而接受遗命的大臣都认为不可以，现在看来只能停止了。”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必询问外人。”于是废立皇后的议定了。李勣只是匹夫式的侠士，为别人舍命，不把这看作难事；至于礼义的重大、国家安危所系，他却不明白。太宗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托付遗命、寄托天下，是过分了。假如李勣确实贤能，太宗把国家托付给父亲，他竭尽忠力来报答太宗的儿子，这还可以；何必让父亲把他赶走，儿子再把他召回，然后才认为他可以任用呢？挟持过去的几件事来等待臣下效忠，在义理上已经很浅薄了。所有这些，都是不知道大道的过错。假如不知道大道，那么凡是施行于世的事情，必定会违背天理、失去人心，而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楚昭王只是懂得大道，虽然丧失了国家却一定能够复国；唐太宗只是不能懂得大道，虽然天下已经安定而且治理得很好，却几乎走到灭亡的地步。这就是孔子观察国家的方式。唐荆川说：“篇中整段摘录故事，而评论断语很少，大概也是论说的一种体例。”

译玄宗、宪宗论 的确明白切实 唐玄宗、唐宪宗都是中兴之主。玄宗继承中宗、睿宗之后的混乱局面，朝廷内部政事紊乱，但外部没有藩镇割据分裂的祸患；如果他大致能够任用贤能，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宪宗承接代宗、德宗以来的弊病，朝廷政事败坏，而京城辖区以外全都成为叛乱之国；如果想求得治理，形势尤其困难。虽然如此，这两位君主都善于开头而不善于收尾，他们失去局面的原因是一样的。齐桓公任用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等到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竖刁、易牙，死后不得安葬，五位公子争夺君位，霸业随即毁灭。大概中等才智的人可以时好时坏，这三位君主都只是中等才智罢了。当他们在忧患困厄中崛起时，知道贤人可以任用来排除困难，便勉强听从他们；但这并不是他们内心安适的状态。等到祸患已经平定、国家没有事情时，他们内心所安适的便是安逸享乐，所喜欢的便是阿谀奸佞。因此祸乱的发生都紧接而来，好像符节相合一样。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开始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后来又任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太宗也恭敬节俭、节省费用，裁去多余官员，节制浮泛的开支；宫中没有奢侈靡费的奉养，身边也没有宠幸近臣、滥加赏赐的过失。贞观之治至此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侍书御史权万纪曾经说：“宣州、饶州一带开山炼银，每年可以取得数百万缗，用来补助国用。”太宗大怒，骂道：“我所采用的是对百姓有益的忠言和嘉谋罢了。你身为御史，不能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却用利益来诱导我，难道把我看成汉桓帝、汉灵帝吗！”于是斥退权万纪，不再任用，从此士大夫没有谁敢用求利的事情来进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够施展他们的忠诚和力量，成就了贞观盛治。等到玄宗初年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来又任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年任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来又任用韦贯之、崔群。虽然还不足以和房玄龄、杜如晦相提并论，但都是一时的名臣。因此开元、元和初年，他们的治理差不多可以比拟贞观。然而玄宗正任用宋璟时，宇文融因为主持括田而得到宠幸，很快升到宰相。后来虽然因公议而罢免他，玄宗却仍然思念他，对宰相说：“你们揭发宇文融的罪恶，朕已经处罚他了。然而国用不足，该怎么办呢？”裴光庭等人不能回答。宇文融死后，进献聚敛之术的人争相进用，韦坚、杨慎矜、王鉷一天天更加受到重用，直到杨国忠，聚敛财物达到了极点。所以天宝年间发生叛乱，天下分裂，再也不能重新统一。宪宗正平定淮西、蔡州时，裴度还没有来得及回朝，程异、皇甫镈都凭借进献财利而得到进用。裴度三次上书极力论说不可，皇帝认为天下大致已经平定，也想兴建高台池苑、宫观来供自己娱乐；程异、皇甫镈揣摩到他的心意，多次进献额外的财物来顺从他的欲望，所以裴度最终被驱逐，而程异、皇甫镈都做了宰相。三年以后，祸患从宦官那里爆发。玄宗在位年久，聚敛造成的祸害遍及天下，所以天下终于分裂。宪宗在位时，这种祸害还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祸患只止于他本人。然而藩镇的强大、宦官的专横，终于自始至终伴随着唐朝，难道不可悲吗！唉！太宗的恭敬节俭，所能忍住的欲望没有多少罢了，福报却多到不可穷尽；玄宗、宪宗的淫逸享乐，所得到的也没有多少罢了，祸患却多到无法尽述。然而世上的君主始终没有因此醒悟，前车覆灭、后车相继，世世代代没有断绝。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吧？五霸论 五霸的优劣，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兵书中也说：“不要成为首先发动战争的人。”所以《易经》说：“圣人不得已才以战争毒害天下。” 五霸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盛大；然而考察他们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而不前进，等待楚国发生变化。楚国派屈完来到齐军，齐桓公陈列诸侯的军队，与屈完同车让他观看。屈完见齐军强盛，害怕了，便请求结盟。诸侯的军队已经列成阵势却没有交战，齐桓公退兵驻扎在召陵，与楚国结盟后离开。难道他不能打一仗吗？他知道交战未必能够取胜，而且战胜的利益不过是使楚国服从；保全军队的功劳大于击败敌人，所以用不交战的方式使楚国服从而不以为可惜。晋文公率诸侯在城濮与楚军相遇，楚国请求交战，晋文公想到楚国曾经对自己的恩惠，退兵避让九十里。军吏都劝谏，咎犯说：“如果我们退兵而楚军回去，我们还要求什么？如果他们不回去，君主退让而臣下冒犯，理亏就在他们一边了。”晋军退却而楚军没有停止追击，于是晋军击败楚军，杀死子玉。假如晋文公退兵而子玉停止追击，那么晋文公使楚国服从也会和齐桓公一样，没有战胜的功劳了。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用兵，不到不得已不交战；这就是他们能够保全军队、保卫国家，在诸侯中无敌的原因。至于宋襄公，国小德薄却想求得诸侯拥戴，凌辱邾、鄫的国君，为争夺郑国而激怒楚国，军队战败、自己死亡都来不及避免；虽然窃取了霸主的名声，实际上并不是霸主。后来秦穆公向东平定晋国的内乱，向西讨伐各个戎族；楚庄王攻克陈国、进入郑国，取得胜利却不占有它，都有霸主的风范。然而秦穆公听从蹇叔的谋略，违背蹇叔而任用孟明，千里奔袭郑国，在殽地覆灭军队；虽然悔过自誓，名列周书，却不能向东征伐中原诸夏，最终成就霸业。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命令他不要向宋国借道；申舟知道一定会死，但楚庄王不听，宋人便杀了他。楚王听说申舟死去，甩袖起身，发兵攻打宋国，围城九个月，与宋国结盟后离去。虽然号称能够使宋国服从，但君子认为这是一场因为不借道而发动的战争。齐灵公、楚灵王所做的事，楚庄王也做了；这样还凭什么称为霸主呢？唉，这两位君主都是贤君，只因一次用兵不合义，便几乎落到狼狈不堪的地步，不能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更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隗嚣论

译这篇评论也有根据。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懂得何时离开、何时趋就；大义一旦确定，即使有得有失，也不会造成祸害。隗嚣起初占据陇坻，以谦恭礼贤的态度对待地方豪杰，豪杰都归附他，刑法政令修明，军队装备充足强盛；在当时割据者中，他颇有贤将的风度。然而更始帝趁王莽失败之际，拥众进入关中，君臣贪婪暴虐，不改变盗贼的旧习；他们败亡的形势，连普通男女都知道了。隗嚣却率领大军，束手称臣，违背方望的劝告，把他的叔父们置于死地，仅仅自己得以逃脱。等到光武帝从河北进入洛阳，政治修明、百姓归附，贤士充满朝廷，群盗已经十去六七；隗嚣却惩戒先前的祸患，正拥兵自保，打算采取战国六国那样的策略，谋臣离开他，义士嘲笑他。隗嚣与王元、王捷一两个人拼死守住这种局面，起初跟随更始帝而不疑，最终背叛光武而不悔；在离开还是归附的问题上，他没有一次判断正确，终于到了杀身亡国的地步，大概并不奇怪。刘表专制荆州，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势力在天下很重；曹公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两人都向刘表求援。刘表正安然自守，一点也没有参与。韩嵩劝刘表说：“两个强者相持，天下的重任在将军身上；如果真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乘他们的弊病而起兵，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应该选择适合归附的一方，怎么能拥有十万铠甲士兵，却坐看成败；别人来求援却不能救，见到贤者却不肯归附呢？这两方面的怨恨一定都会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将军不能保持中立了。”刘表仍然犹豫而不能采用，最终被曹公兼并。隗嚣、刘表都有雍容的风度和高雅的议论，都获得了长者的声誉；然而他们失败，都是因为不知道该离开还是归附，反而不如平庸的张鲁。张鲁在败亡之后还知道归向谁，仍然能够保全自己的后代。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会有危险；了解敌人而不了解自己，胜负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都必然危险。”只有了解敌我双方，之后才能知道该离开还是归附啊。苻坚论 见识深刻，但行文中有些地方并非苏氏原稿。苻坚、王猛君臣相得，成就了霸业，即使齐桓公、管仲也不能超过他们。王猛将要去世时，苻坚问他身后的事情，王猛说：“晋国虽然偏处吴、越一带，但正朔相承，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是国家的珍宝。我死以后，希望您不要把晋国作为图谋对象。鲜卑、羌、氐，是我们仇敌，终究会成为祸患，应当逐渐除掉他们，以使国家安宁。”话说完便死了。苻坚不能采用他的意见，最终大举攻伐晋国，在淝水之上战败；回军还没有到达国都，慕容垂就背叛了他。回到本国后，姚苌又在当地背叛；苻坚分身无术，最终败死在这两人手中。所以后世都称许王猛的贤能，而责怪苻坚不明智。我曾经评论说，苻坚虽然有霸主的谋略，却怀有永不满足的心，把天下不能统一视为奇耻大辱。虽然消灭了燕国、平定蜀地，兼并秦、凉，攻下西域，但他的贪求仍未停止；年年用兵取胜，却不知道畏惧。晋国虽然衰弱，谢安、桓冲担任将相，君臣相安，百姓还没有忘记晋室，他却想凭武力夺取晋国。考察天道，推论人情，即使内部没有慕容垂、姚苌这样的祸患，苻坚的失败也一定不能避免。然而苻坚出身夷狄余部，却具有帝王的气度；他消灭慕容氏、姚氏后，收纳两姓的子弟，记录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任用，遍布朝廷内外。所有他们的旧臣，没有不疑惧的。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就应当像王猛的谋略那样逐渐除掉他们。如果从帝王之道来说，那么苻坚的意图未必过分。《大雅》称颂周文王说：“殷商的子孙，人数多得不可计数。上帝既已降命，他们就归服于周；归服于周。天命没有常规，殷商的士人健壮敏捷，到京城举行灌祭，进行灌祭时，穿着常服和绣有黼黻的礼服。”周文王任用人才，胸襟就是这样广大，苻坚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他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周文王，却暗自仰慕周文王，关键只在于他怎样处置这些人罢了。周文王、周武王死后，在周公、成王时期，殷商的遗民仍然与管叔、蔡叔一起寻找周朝的漏洞，说：“我还要返回去，鄙视我们周邦。”所以周公攻克殷商后，把微子改封到宋国，又把顽固的殷民迁到洛邑，让他们守卫、治理东郊；作《多士》来安抚他们，使他们安定下来，用来防备变乱的考虑已经十分周全。至于君陈、毕公，也都轮流居住在成周，统率管理他们。所以康王命令毕公说：“谨慎对待殷商的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密切接近王室，按照王室的教训受到教化。”经历了三十年，世道变化、风俗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这个君主因此安宁；但仍然说：“国家的安危，只在这些殷商士人身上。”由此看来，周文王任用殷商人，难道只是随意而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今苻坚把豺狼养在自己的心腹之中，又因贪心和依恃胜利而不顾后患，他应当死在慕容垂、姚苌手中，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假使苻坚相信王猛的谋划，向南与晋国结好，停止战争、保卫边境，让百姓休养生息，即使有慕容垂、姚苌这样的人，哪怕有一百个，又怎么能够动摇他呢？周文王虽然还不敢企望达到，但也不会比王猛所能达到的差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四 明代茅坤撰 《颍滨文钞》十 历代论 知罃、赵武论

译就是关于五霸的议论 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将要灭亡的国家，以此来统率诸侯；从义理上说，比晋文公优越。然而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此后不能再称霸。晋文公的子孙世代担任盟主二百多年，与《春秋》始终相伴，这是什么缘故呢？即使晋襄公、晋悼公的贤能，是齐国所没有的；但他们能够保住霸业而不失传，还是有原因的。霸主兴盛，并不在于能够用兵使诸侯服从最困难，而在于能够不用兵使诸侯服从最困难。晋文公以后，前有知罃，后有赵武，都能不用兵而使诸侯服从，这就是晋国没有失去霸主地位的原因。晋悼公与楚国争夺郑国，三次会合诸侯的军队，形势足以攻取郑国；而晋国排斥楚国，晋国群臣中行偃、栾黡等人，想用一战使楚国服从的人很多。只有知罃担任中军将，知道用兵的困难，也知道胜负不可预料；三次与楚军相遇，都迁延拖延、寻找借口，不与楚军交战，最终使楚国疲惫而使郑国服从。这就是知罃不用兵的功劳。晋悼公死后，晋平公即位。平公比不上悼公，但能够把政事托付给赵武。赵武曾经与楚国的屈建在宋国会合诸侯的大夫，以求停止战争。赵武在这件事上有两种仁人的心思。当时还没有结盟，屈建身藏铠甲，准备袭击赵武；赵武与叔向商议这件事。叔向说：“用诚信召请别人，却要用欺诈来完成盟约，这样还有谁会与他交往？他怎么能够伤害我们呢？”赵武听从了他的话，事情最终办完，楚国不敢行动。将要结盟时，晋、楚两国争着先行盟礼，叔向又说：“诸侯归附晋国，是归附晋国的德行，不是归附主持盟誓的尸位者。您只管修养德行，不要争先。”赵武也听从了，于是让楚国先行。这两件事，不是仁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别人准备身藏铠甲来袭击我，我也身藏铠甲来防备他，这是形势必然会导致的结果；不幸不能取胜，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侥幸取胜，晋、楚两国的祸患也必定从此开始。晋国作为盟主，向来都是诸侯中先行的。晋国还没有失去诸侯，楚国却要求先行；如果同它争夺，楚国一定不会听从，晋、楚两国的祸患也会从这里开始。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常人感情所不能忍受的。忍让近似软弱，不忍让近似强硬，而赵武能够忍让。晋、楚不相争，诸侯因此得到好处，所以我认为赵武有两种仁人的心思。晋国之所以没有失去诸侯，赵氏之所以最终在晋国兴盛，都是由于这个缘故。《春秋》记载宋国的盟会，实际上让晋国在前、楚国在后，孔子大概也赞许这种做法吧。邓禹论 有人说：“用兵，听说笨拙但求迅速，还没有见过巧妙而能持久的。邓禹与赤眉军相持很久而不能决胜，所以把他调走，让冯异代替他统兵，才取得成功。” 邓禹起初带兵进入关中，乘胜独自攻克关中地区，声威震动四方。当时赤眉军刚刚进入长安，各位将领和豪杰都劝邓禹直接乘乱进攻。邓禹说：“我们的军队虽然多，但能作战的人少；前方没有可以仰赖的积蓄，后方也没有运输粮饷的资财。赤眉军刚攻下长安，财富充足、兵器锐利，不容易抵挡。盗贼群聚，没有长久的打算；他们的钱财粮食虽然多，但变故很多，不是能够坚守的军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粮食丰足、牲畜很多；我们暂且在北道休兵，就地取粮、养精蓄锐，观察他们的变化，然后才可以图谋。”于是带兵向北驻扎在栒邑。光武帝听说后，命令邓禹及时进攻讨伐。邓禹坚持先前的意见，盘桓不进。第二年，赤眉军向西逃到扶风，邓禹才进入长安，拜谒高庙，收取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然而最终不能平定关中，无功而返。赤眉之乱时，光武帝想迅速进攻，邓禹想缓慢取胜。评论者看到邓禹失败，便认为邓禹失策。我认为不是这样。赤眉军正强大，急于进攻实际上很困难，缓慢进攻才是正确的。等到他们自己败退向西逃到扶风，邓禹乘机进攻，赤眉军尚且能够回军击败邓禹，更何况他们还没有逃走时呢？按照光武帝的谋划，大概是不知道赤眉军正强大，也不知道邓禹的兵力不足。如果确实明白这一点，就应当听任邓禹坚守北道，时常出兵骚扰赤眉军，同时派另一位将领从东面牵制他们，从东西两面逼迫，经过岁月消耗，赤眉军就可以被擒获了。邓禹战败向西归还时，与冯异相遇，请求冯异同他一起攻打赤眉军。冯异说：“我与贼军相遇已经几十天了，虽然多次俘获他们的勇将，但余众还很多；可以暂且用恩德和信义来使他们倾心归附，难以仓促用兵击破。现在皇帝如果让各位将领屯驻渑池，拦住他们向东，我从西面进攻，一举将他们擒取，这是万全之计。”邓禹又不听从，因而失败。由此看来，邓禹原来的计策没有错，只是皇帝不能采用，而邓禹又受制于君命，不能自行坚持罢了。

译贾诩论 苏轼认为魏国重在攻取蜀地，苏辙则认为不攻取蜀地才是曹操年老而用兵谨慎。曹公进入荆州，刘琮投降后，想顺着长江向东进军来攻取孙氏。贾诩对曹公说：“您从前击败袁氏，如今收取江南，威名远播，兵势强盛。如果凭借旧楚之地的富饶来供养将士，抚慰安定百姓，那么江东可以不用劳师动众就平定。”曹公没有采用他的计策，带兵进入吴地，于是在赤壁失败。贾诩劝说曹公的道理，就是李左车劝说淮阴侯的道理：应当乘击破赵国的势头，发布檄文就使燕国归降。当时孙氏据有江东已经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的人才也得到任用。诸葛孔明认为孙氏可以与之结盟援助，却不能图谋；曹公却把刘琮的待遇当作对待孙氏，想一举攻下江东，这很难啊！假使曹公真能采用贾诩的话，安坐荆州，让善于辩说的人带着一封书信去与吴国结好。吴国知道曹公没有吞并自己的心思，即使不会立即投降，也可以确定它不会用武力相向。当时刘玄德正以困穷之客的身份向吴国借兵。吴国既然与曹公修好，势必不会援助刘备，而刘玄德本来就可以被逼迫困窘。可惜谋划得不好，荆州既不能守住，孙、刘两方又都奋起作战，谁说曹公的智慧会不如淮阴侯呢？后来曹公已经使张鲁投降，攻下汉中，刘晔劝曹公乘胜攻取蜀地说：“刘备是人中豪杰，有气度却行动迟缓；他取得蜀地的时间还很短，蜀人还没有归附。” 如今攻下汉中，蜀人已经震惊害怕，应趁着他们震骇之时压服他们，没有不能取胜的。若稍稍放缓，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而担任丞相，关云长、益德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蜀人一旦安定下来，凭借险要地势防守，就无法侵犯了。”曹操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而回军，天下人都为贾诩的计谋没有被采用而惋惜。玄德的贤能超过孙仲谋，贾诩想用文书晓谕来使孙仲谋归服，而贾晔却想凭借虚张的声势压服玄德，两人的愚智相差实在太远了。曹公没有采用贾晔的计策，难道不是因为把贾诩的话作为戒备吗？春秋时期，楚子重伐郑，晋国的栾武子前往救援，在绕角相遇。楚军退去，晋军于是侵犯蔡国。楚人派申、息两地的军队救蔡，晋军各位统帅都想交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对武子说：“我们来救郑国，楚军没有交战，我们于是来到这里，已经迁移军队、杀戮取胜了。杀戮还没有停止，又去激怒楚军，交战必定不能取胜，即使取胜也不合宜。如果不能取胜，耻辱已经太大，不如回去。”于是保全军队返回。军队长期在外，习惯于一次胜利，便轻率地与敌人交战；我方疲惫而敌方振作，失败往往十次有九次。古代熟悉用兵的人，大概早已知道这个道理了。《羊祜论》子由说，羊祜灭吴不如范文子放过楚国，使楚国成为外部威胁。我私下认为，范文子处在春秋列国之间，确实可以说是考虑深远。晋国和吴国是两个强大的国家，不是这个灭亡那个，就是那个必定图谋这个。吴主孙皓正因为妖童般的荒淫暴虐而使国家混乱，晋国如果不趁这时制服他，就是所谓圈住老虎却留下祸患。等到吴国灭亡以后，羊祜已经先于晋武帝去世了。君子想要根据自己死后二十多年发生的事，来把当时的功劳说成罪过，不也是过分吗？我唯独喜爱他这番话，足以作为后世那些主持盈满、只求扩张之人的警戒，所以抄录下来并加以记述。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估量他的君主是否能够和自己共同患难、共同享受安乐，然后才有所作为。因此功业成就之后不会留下后患。晋厉公与楚共王争夺郑国，晋人知道楚国有可以利用的空隙，栾武子主持政事，想出兵攻击楚国，说：“不能在我的这一代失去诸侯。”范文子不赞成，请求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部警戒，武子没有采纳。范文子并不是只想苟且自安的人。晋厉公奢侈而有许多宠幸的人，诸位大夫富有而凌驾君上，国家有了大的功劳，君臣之间反而不能相安，这正是祸乱产生的根源。计谋没有被采纳，范文子出城遇到楚军，仍然想避开楚军返回。晋军取胜后回国，他说：“祸乱将要发生了，我不能等待。”便让祝宗祈祷自己死亡。过了一年，晋厉公杀死三郤，任用胥童；栾书杀死胥童，弑杀晋厉公。范文子虽然已经去世，却躲过了大难，他的子孙与晋国共存亡。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从会稽返回后，安抚百姓，整治军备，七年后杀死吴王夫差。他回国还没有到达国都，就知道不能同越王共同享受安乐，于是乘一叶扁舟离去，最终避免了文种被杀。像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范文子以至于自杀，范蠡以至于逃亡而不顾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保全的是大局。晋武帝接受魏国禅让以后，中原富足强盛，群臣听命；吴国孙皓因为荒淫暴虐而失去民心，已有亡国的祸端。晋人习惯于长江天险，认为吴国还不可攻取。羊祜任襄阳太守，知道吴国不能长久，便陈述攻取吴国的计策，晋武帝采纳了。羊祜又推荐王濬、杜预，使他们完成灭吴的功业，后世都称赞他的贤能。我曾评论羊祜，认为他在谋划攻吴方面巧妙，在谋划晋国方面却笨拙。为什么这样说呢？晋武帝这个人，喜爱善人却不善于选择人才，苟且求安而没有长远考虑；即使贤人满朝，仍把贾充、荀朂一类人当作心腹。假如吴国还存在，双方相持而晋武帝不敢放纵自己，即使可以算作贤君了。吴国灭亡以后，他沉溺于女色，被庸劣之人蒙蔽，疏远贤臣，亲近小人，废弃武备，尊崇藩国；这些酿成亡国祸患的事情，数也数不尽。这就是灭吴所招致的后果。孟子说：“在国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弼之士，在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患，国家常常会灭亡。”所以人常常因忧患而生存，却因安乐而死亡。羊祜没有考虑这些，却急于灭吴，他远远不如范文子。有的人说：“吴国灭亡而晋国发生动乱，这是天命，不是人的作为，羊祜有什么罪呢？”我回答说：“治理国家应当讨论人的作为。假使羊祜不提出灭吴的计策，孙皓穷凶极恶而死，吴国重新立一位君主，那么长江就未必能够渡过。” 吴国既然没有灭亡，晋国的君臣就会振作精神而不懈怠；这样就是吴国没有灭亡而晋国也没有发生动乱。难道不比吴国灭亡而晋国动乱好吗？羊祜将要死时，晋武帝想让他卧病期间统领防守诸将，羊祜说：“灭吴不需要臣亲自出征，只是吴国平定以后还要劳烦圣上思虑罢了。”推究羊祜这句话，他大概也忧虑吴国平定之后的事情。既然忧虑的是平定吴国之后的事，却仍勇于灭吴，他远远不如范文子。

译《王衍论》说王衍的罪过，十分确切；但他评论东晋以来直到唐代的情形，似乎仍然只是说中了表面影响。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有三种方法：第一是礼，第二是刑，第三也是刑法。《易经》说：“有形之上的叫作道，有形之下的叫作器。”礼和刑都属于器。孔子生在周朝末年，对内同弟子谈论，对外同诸侯、大夫谈论，谈到道的地方大概很少。这不是不能说，而是认为道不可以轻易传授给人。他曾经说：“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的。”道以无为作为本体，却进入各种具体事物之中，体现于仁却不等同于仁，体现于义却不等同于义，体现于礼却不等同于礼，体现于智却不等同于智。正因为它不是有形的器物，所以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知。只有君子能够从心中得到它，用它来驾驭万物、应对变化，随时采取适当的方法而不失去治理原则，这就叫作合乎时宜。小人不了解道，却窃取道的名义，一遇到事物就抛弃理性而顺从欲望，这就叫作毫无顾忌。所以孔子不把道直接告诉人，他用来教人的，一定是礼。这并不是吝惜道，而是因为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君子通过礼来通达道，因而能够自得而不迷乱；小人通过礼来通达具体事物，因而有所操守而不狂妄。这就是孔子少谈道而多谈礼的原因。至于更低一等的人，先用礼来约束他；如果他不能改正，然后再用刑罚来对待他。这三种方法齐备，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办法也就完备了。三代已经远去，汉代的儒者虽然没有听闻大道，却还能遵守礼，所以在朝廷上敢于直言，在乡党中行为端正，都没有失去正道。到了魏武帝，开始喜好法术，天下人便以刑名之学为贵；魏文帝开始羡慕旷达，天下人便轻视操守。这样相互推演不止，虚无放荡的言论充满朝廷内外。何晏、邓飏引导了源头，阮籍父子使它扩展成流，而王衍兄弟最终因此扰乱天下。追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帮助邪佞、满足淫欲，厌恶礼法约束他们的奸邪。所以蔑视抛弃礼法，却以通达大道自居，天下的小人便得到了便利。君臣在上面奢侈放纵，男女在下面淫乱放荡，风俗大坏，直到中原成为废墟还没有醒悟。王导、谢安是江东的贤臣。王导对晋成帝无礼却不知畏惧，谢安在居丧期间作乐而不接受教诫，这正说明了废弃礼法、仰慕玄道的风气。东晋以来，天下的学者分成南北两派：南方简约，得到精华；北方繁杂，穷究枝叶。到了唐代，才用义疏来沟通南北学说的差异；虽然还没有听闻圣人的大道，但关于有形事物的学说已经完备了。从上面的郊庙、朝廷礼义，到下面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制度，还有什么不是从这里取得的呢？然而因为它不谈道，学者便轻视它，于是舍弃它而去求道。求来求去仍然不可得，便发展到礼乐制度、各种度数之间，字书的形体、声音之际，无不指为道的极致。但回过头来考察他们把这些施行于世的实际情形：对内则靠谗谀来求取进用，对外则靠聚敛来求取功名；废弃正直善良的人，聚集苟且附和的人，堵塞忠言进入的门户，打开邪说传播的道路，却都用《诗》《书》和文章来文饰自己的虚伪。归根到底，同王衍没有差别。唉！世上如果没有孔子、孟子，使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而无人开辟，我就是罪人了。唐荆川说：有见识的地方，论述也很透彻。

译《王导论》西晋的士人借旷达来满足淫欲，风俗已经败坏，夷狄乘机侵入，于是丧失了中原；他们相继渡过长江，而这种风气并没有改变。贤能的人知道厌恶它，却敌不过众人；下面风俗混乱，上面政治败坏，没有人能够纠正。东晋不能振作强盛，原因就在这里。当时王导担任宰相，通晓治国的根本，性情宽厚，能够容纳众人，众人因此安心。然而他生长在王衍、王澄之间，不能避免习俗的牵累，喜欢旷达而厌恶耿介，只能弥补一时的缺失，却没有百年长久的计划。后来发生两次大变乱，国家几乎灭亡。晋元帝时，王敦在长江上游拥兵，怀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刘隗、刁协刚强耿直而又褊狭浅薄，受到皇帝信任，专门用法令约束公卿，又非常憎恨王氏的骄横，于是王敦起兵，以诛杀君主身边奸臣为借口，两次进犯京城，幸而王敦去世。晋明帝去世后，晋成帝年幼柔弱，庾亮辅政，任意使用法令裁断人物，又一次失去人心。苏峻在历阳擅自掌握军队，大量收纳亡命之徒，专门使用威刑；庾亮知道苏峻必定作乱，便以大司农的官职召他入朝，众人都知道不可这样做，庾亮却不听，于是苏峻同祖约联合军队向京城进发，使京城遭受战乱涂炭。这两次祸端，都是王导所不愿看到的，却是刘隗、庾亮不肯忍让以避免迅速激变造成的。难道要认为刘隗、庾亮是对的吗？王敦、苏峻的祸乱接踵而来。若认为王导是对的，那么让君主终身含受屈辱，又凭什么治理国家？鲁国自宣公以来，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经过三代到昭公，昭公不能忍受，准备进攻季氏。子家羁说：“放弃民众数代之后，想在一天之内取胜办成事情，是不能确定的。”昭公不听而出奔。刘隗、庾亮的失败，就是昭公当年举动的翻版。齐景公因为贪婪暴虐而失去民众，田氏因为宽厚施惠而得到众人。齐景公向晏婴询问，寻求挽救的方法，晏婴说：“只有礼能够制止这种局面。按照礼，卿大夫之家施惠不能越过国家，百姓不迁徙，农民不改业，工匠和商人不变业，士人不滥用职权，官吏不谄媚，大夫不侵收国家利益。”齐景公叹息说：“好啊，我到现在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婴说：“礼能够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同在。”晏子知道这个道理，但齐景公不能采用，田氏终于取代了吕氏。大族世族成为国家的祸患，常常像心腹之疾，必定同人的生命相互依存；用毒药攻击它，用针石刺治它，病如果不能除去，生命也会随之耗尽。不是良医贤臣，很难处理这种局面。子产治理郑国时，国小而处在强国逼迫之中，宗族势大而且多受宠幸，子产对此忧虑。有一次发生事情，伯石用自己的封邑行贿，子太叔说：“国家都是他的国家，为什么唯独要贿赂他呢？” 子产说：“没有欲望实在困难；既然让他们各自得到所欲，以便使他们顺从政事，并要求事情成功，这功成并不在我，而在他们吗？何必吝惜一个封邑？封邑终究要到哪里去呢？”子太叔说：“这样对四国怎么办？”子产说：“这不是相互违背，而是相互顺从。四国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郑国史书有这样的话：“安定国家，必须先使大的安定。姑且先安定大的，以等待它归附的时机。”后来伯石害怕了，归还封邑，最终子产还是把封邑给了他。又让伯石担任卿，官位排在自己之后，郑国于是稍稍安定。等到时间久了、政事成功，年长者中忠诚俭朴的人便跟随他而得到封赏，过分奢侈的人便因此受到诛灭。驱逐丰卷，杀死子晢，郑国才大治。像王导那样，只知道用贿赂伯石来保全开端，却不知道用奖赏忠诚俭朴、诛灭奢侈暴虐来成就结局。如果认为他比刘隗、庾亮贤能，还可以拿来评论晏子；同子产相比，就差得远了。《狄仁杰论》文章没有刻意经营，但全篇因从容缓进而取得成效；这四个字确实是至理名言。太后临朝，处在君主的位置，却偏爱自己的亲属。有志之士想要纠正她，常常担心不能成功。汉代吕后想封吕氏诸人为王，王陵拿高帝原来的约定争辩，说：“不是刘氏宗室却封王，天下人共同攻击他；背弃这个约定是不可以的。”话虽然正直，却没有被采纳。王陵幸而没有死，也被废置不用。唐武后废黜庐陵王，立豫王；豫王虽然在位，却从未处理天下政事。徐敬业为此在外起兵，裴炎在内争论，都很快被杀。为什么呢？地位尊贵、权力重大，臣下无可奈何，势必发展到这种地步。汉惠帝死后，陈平听从张辟彊的计策，分封吕氏诸人为王，吕后因此安心，所以陈平和周勃能够掌握将相大权，等待时机。后来吕后又听从陆贾与周勃交好，使周勃的将相权力不再分开，因此周勃得以进入北军，向将士高呼一声，示意左袒，吕氏便因此灭亡。豫王即位后，武后改朝称帝，追尊祖先父亲，分封武氏子弟，杀害天下豪杰俊士，志愿得到满足、气势高涨，以为武氏有泰山般的安稳。狄仁杰虽然担任宰相，却从未向武后进一言。武后想立武三思为太子，向大臣们询问，狄仁杰才说：“臣观察天意和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的德运。近来匈奴侵犯边境，陛下派武三思招募士卒，过了一个月还不到一千人；等到派庐陵王去招募，不到十天便得到五万人。如今想要立继承人，除了庐陵王没有别人。”武后发怒，停止了讨论。过了很久，又召见狄仁杰问：“我多次梦见玩双陆而不能取胜，这是为什么？”狄仁杰回答：“双陆不能取胜，是因为没有儿子。或许是上天用这件事来警告陛下吧？文皇帝亲自冒着刀锋，多次作战才拥有天下，后来把天下传给子孙。先帝卧病，诏令陛下监国，陛下遮蔽神器而取代先帝，已经十多年了，又想把武三思立为继承人。况且母子和姑侄，哪一种关系更亲？陛下立庐陵王，那么千秋万岁之后，仍可在太庙享受血食；如果立武三思，太庙中没有侄子祭祀姑母的礼制。”武后醒悟，当天就派徐彦伯到房州迎接庐陵王，将他立为继承人。王陵、裴炎正面迎接祸乱的锋芒，想用一句话折服它，所以不被废黜就会被杀；陈平、狄仁杰等到形势已经衰弱之后再从容纠正，因此自身和国家都得以保全。吕后没有儿子，亲情只到侄子为止，所以到她死后局势才发生变化；武后有儿子，母子之爱是人之常情，所以到了老年自己恢复了唐朝。由此看来，陈平、狄仁杰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采用了缓进的办法。然而庐陵王已经立为继承人，张易之、张昌宗还没有除掉，狄仁杰仍把他们置之不问，又把这件事交给张柬之，等待他们的罪恶积累成熟后再处置。难道是因为祸乱的根源生长在母子之间，如果不这样做，就必然会导致相互毁伤的缘故吗？老子说：“想要收缩它，必先让它扩张；想要削弱它，必先让它强大；想要废弃它，必先让它兴盛；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叫作幽微中的明见。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鱼不可以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轻易示人。”这两位大臣已经掌握了其中的道理。

译《姚崇论》姚崇虽然被称为名相，但他顺遂唐玄宗的欲望，开启了玄宗晚年骄奢的渐变，几乎导致国家灭亡；这是姚崇不能推卸的责任。唐代史官称姚崇善于应变来成就天下大事，宋璟善于遵守旧章来维护天下的正道，这话固然说中了二人的长处。然而应变一定要以不失正道为前提才可以。孟子说：“人们厌恶智慧，是因为它喜欢凿空妄为。如果智慧像禹治水那样顺着水势，那么对智慧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了。”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去做本来无需强行做的事。如果有智慧的人也能顺其自然地处理事情，那么这种智慧就很高明了。唐玄宗是豪杰俊伟的君主，姚崇又以对待豪杰俊伟之人的方式侍奉他。当君臣相遇相合时，天下的事情迎刃而解，仿佛没有什么值得费力的。虽然如此，用水去调和水，后来终究会有不能饮食的东西。开元四年，天下发生严重蝗灾，百姓反而祭祀叩拜蝗虫，眼看它们吞食禾苗而不敢捕捉。姚崇上奏，请派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捕杀蝗虫。群臣多不赞成，皇帝也疑虑，但姚崇更加坚决地推行，蝗灾也因此平息。捕蝗虽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法，但遇到灾害而恐惧，修养德行来回应天变，才是古代正确的道路。姚崇对此一字不提，只专门把捕蝗当作要务，已经令人怀疑了。后来姚崇亲近的属吏赵诲因为受贿而死，姚崇害怕了，交还政权。当时皇帝将要到东都巡幸，而太庙屋顶毁坏，宰相宋璟、苏颋都说：“三年丧期还没有结束，不可以巡幸。屋宇毁坏压塌的灾变，是上天的警告。请停止东巡，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极重的谴责。”皇帝把这件事询问姚崇，姚崇说：“这是苻坚旧日的宫殿，山上有腐朽的土石而崩塌，树木蛀坏而折断，按道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屋宇毁坏和出行并没有因出行而毁坏的关系。如今关中年成不好，运输粮饷使百姓劳苦疲弊，皇帝前往东都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各部门已经戒备，供给和准备都已齐备，请皇帝立即向东出行，并迁移神主，把太极殿改建成新太庙，这才是大孝。”皇帝采用了他的话，姚崇因此又担任宰相。开元末年，皇帝在东都，想返回长安，裴耀卿等人都说：“农民的田地和园圃还没有耕作完，必须等到冬天才能返回。”只有李林甫说：“东西二都本来就是东宫和西宫，皇帝车驾往来，何必等待时令？即使认为会妨碍农事，也只要赦免经过地区的租税就可以了。”皇帝非常高兴，立即驾车向西。姚崇提出向东巡幸的计策，李林甫提出向西返回的建议，他们的用意是相同的。谁说只有姚崇贤能呢？采纳姚崇的建议，使君主上不畏惧上天的警告，中不敬重宗庙，下不顾忌民众的议论；这三件事都是忠臣所忌讳的，姚崇却处在其中而毫不怀疑，为什么呢？后来姚崇、宋璟去世，唐玄宗越老越轻视群臣；正在任用张九龄时却废黜太子瑛，任用牛仙客时便听从李林甫，宠幸杨国忠、放纵安禄山时又任用辅璆琳，专门把迎合自己当作快乐，这一切好像都是姚崇有所启发造成的。所以我说，开元时期的治理虽然出自姚崇，天宝时期的动乱也同样是姚崇自己造成的；这是臣子最应当警戒的事情。《牛李论》李宗闵表面上寄托于镇定安静，但在挽救危局、平定变乱方面，不是他所能胜任的；李德裕内心果断勇敢，但在收敛锋芒、等待时机方面，也有所不明白。总的说来，二人都不懂得大臣的道理。唐朝自唐宪宗以来，士大夫结党依附牛党、李党，喜恶不以义理为根本，而随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即使是一时的公卿将相，也没有卓然自立的人。牛党出于李宗闵，李党出于李德裕；二人虽然是党人的首领，实际上却都是当时的伟人。李宗闵以德行器量高著，李德裕以才气胜人；德行和才干不同，即使古人也很少能够兼备。假如二人各自发挥长处而不结党，那么就是唐末的贤相。李宗闵担任唐文宗的宰相时，幽州的杨志诚驱逐了部将李载义，皇帝召见李宗闵询问计策。李宗闵回答：“这件事不值得成为朝廷的忧患。范阳自安史之乱以后，就不再同国家的安危休戚相系。前些时候刘聪献地归降，朝廷耗费将近百万，最终连一斗粮、一尺布都没有得到来充实国库，不久又失去了它。如今杨志诚还只是向着李载义罢了，只需把节度使的旌节交给他，让他防御奚、契丹；他自己力量不足，也就不能违抗朝廷而自行治理。”皇帝说：“我起初没有考虑到这些，您说得对。”于是派使者前去慰问安抚。到了唐武宗时期，陈行泰杀死史元忠，张绛又杀死陈行泰以求取帅位。李德裕认为河朔任命将领，失败在于行动太快，使奸臣得计，于是拖延了很久，提拔任用张仲武，张绛自己最终灭亡。李宗闵把没有事情发生当作安定，李德裕把制胜当作功德，这固然是二人不同之处；比较起来，李宗闵更胜一筹。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将领悉怛谋以维州投降。维州是西南的要地。当时唐朝正同吐蕃和亲，李宗闵不同意接受投降，说：“吐蕃疆域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损害它的强盛。如今正商议和好，却自行违背约定；中原抵御戎狄，守信最重要，应变还在其次。如果吐蕃来责问我们失信，赞普在蔚茄川牧马，向东袭击汧、陇，不出三天就能到达咸阳；即使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益处？”皇帝听从了他，让李德裕把投降者送回去；吐蕃把悉怛谋一族全部诛杀，李德裕深以为恨。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认为李宗闵正确，但吐蕃从此不再成为边境祸患，几乎直到唐朝灭亡都是如此，因此李宗闵的话并不是出于私心。皇帝极力任用李训、郑注，想求得奇功。有一天在延英殿对宰相说：“你们也有意使天下达到太平吗？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李宗闵说：“臣忝居宰相，不能使天下安定济治；但如今也没有太平的征兆。现在四方夷狄不来入侵，百姓安于生业，民间没有强暴兼并之家，上面没有壅塞蒙蔽，下面没有怨恨诽谤；虽然还没有达到全盛时期，也足以称为治理得当。再想求取太平，不是臣所能做到的。” 退朝后，他对各位宰相说：“皇上这样责成我们，我还能长久处在这个职位上吗？”罢相不久，李训发动甘露之变，国家几乎灭亡。皇帝起初想任用李训为谏官，李德裕坚决争辩，说李训是小人，罪过恶行已经显著，决不可以任用。李德裕也因此被罢免离开。二人的志趣虽然不同，到了处理李训、郑注的事情时，他们所坚持的原则却好像出自同一个人。我因此知道二人都是伟人。然而李德裕代替李宗闵任淮南节度使时，控告李宗闵侵吞府库钱四十万缗，查问后知道并非事实。等到李德裕在朱崖写《穷愁志》，评论周、秦《行纪》，又说李宗闵有僭越叛逆的心思，显出一种悻悻然的小丈夫心态，到老也没有改变。起初李宗闵被贬谪到循州，老年时得以归来，两个儿子李蔚、李藂后来都成为著名卿相。李德裕死在朱崖，子孙没有声名。后世深深悲悯他的困穷，难道是他的德行不足而才干有余，原本就是上天不肯给予他吗？

译《陆贽论》陆贽侍奉唐德宗的始末，记载得十分详细。从前我的先父广泛考察古今的议论，认为陆贽是贤能之人。我年轻时读他的著作，觉得他的贤能可以同汉代的贾谊相比，而详尽老练还超过贾谊。陆贽起初以侍从官的身份侍奉唐德宗，年老后担任宰相；他跟随皇帝出逃，又同皇帝返回国都，弥补皇帝的缺失，挽救国家的危亡。等到他老年时，功业已经确定，却最终死在裴延龄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说得好啊！不能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有时就会遭受羞辱。陆贽以有常的德行，侍奉唐德宗的反复无常；以巫医般的明察，医治反复无常的疾病，所以遭受了羞辱。唐德宗即位之初，好求声名而贪图功劳。河朔三镇叛乱，父子相继已经三十年了。皇帝想凭天下的力量战胜他们，田悦惊疑而起兵，朱滔、王武俊响应他。皇帝派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领前往，迎击叛军锋芒，胜负之势还没有决定。皇帝急于成功，又派李晟带禁卫军出征，李怀光率朔方军出动，五位将领聚集在魏郊；淮西的李希烈趁机起兵，战事接连、祸患相继，正常的赋税已经不能供给军费。于是朝廷抽取间架税，向商人借贷，掏空内地来应付外部战事。关中已经混乱，而皇帝还不知道。陆贽说：“如今两河、淮西成为祸乱根源的，不过四五个凶恶之人罢了。臣料想其中必定有受到牵连误解、内心积存危险疑惧而又不能停止的人，他们未必是处心积虑、果断地要犯上作乱，更何况那些被胁迫跟从的党徒呢？陛下如果能用礼来招抚怀柔，用诚意使他们悔悟祸乱，使前来归附的人一定安心，使已经安定的人一定长久，人们知道归附可以获得宽免，那么谁愿意再作恶呢？即使有野心而难以驯服的人，臣也知道愿意接受教化的必定超过一半。”皇帝仍以为西征军一定能够取胜，忽视了他的话，没有采用。不久泾原叛卒的变乱发生，皇帝仓促逃避寇乱，过了半年才返回。皇帝也老了，厌倦战争。于是采取一切姑息政策，专门以宽纵来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去，只要将领和属官能够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们暂代留后；即使是靠篡夺而请求任命的，也同样照办。宣武节度使刘士宁因为暴躁傲慢而失去人心，他的部将李万荣趁他外出打猎时关闭城门驱逐了他。皇帝将要任命李万荣接替他的职位，陆贽说：“像刘士宁这样的恶人，李万荣抛弃他、违背他可以，讨伐他、驱逐他也可以；唯独伺机篡取他的职位不可以。为什么呢？方镇大臣往往专横独断，如果想给他加罪，谁找不到借口呢？假使让倾覆夺取职位的人动不动就得到原来的地位，那么四方将领都不会再有安宁了。况且李万荣发动叛乱的首领，诸郡守将本来就未必同谋，一城中的士卒也未必都是他的党羽。当成败、顺逆的形势交战于内心时，他们难道肯牺牲自己同他一起作恶吗？如今如果选择任命贤能的将领，向军中发布诏书，奖赏李万荣平定军队的功劳，另外加以宠任；表彰将士和睦相处的义举，按例给予恩赏，使众人知道保全安定有利，那么谁还肯再帮助他作乱？即使李万荣想要骄横跋扈，形势也不会允许他走得太远。”皇帝正想苟且求安、维持无事，最终也没有同意。由此看来，皇帝常常持有无常的心，所以前期勇敢而后期怯懦；陆贽常常持有有常的心，所以勇敢和怯懦都合乎应有的情势。他们君臣之间的差异竟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让上下相互保全，也不可能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卢龙诸将接连杀害主帅，最后张绛杀死陈行泰。宰相李德裕认为，河朔请朝廷任命主帅，都是回复得太快，所以军队能够安定；如果稍稍拖延，一定会发生变故。后来回鹘乌介可汗侵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求率本军出击。李德裕了解张仲武可以任用，便向唐武宗进言，举荐他担任主帅。张绛后来被部下杀死，而张仲武终于以功名终其一生。李德裕的谋略，就是陆贽过去的智慧。然而唐德宗出逃时，任用陈京、赵赞；陆贽被驱逐时，却任用程异、裴延龄。他们造成的祸患，都出自聚敛之臣。陆贽的贤能，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皇帝从兴元返回后，陆贽借事进言说：“齐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霸业已经成就，管仲却以不要忘记身在莒国时的处境来告诫他；卫献公从齐国返回卫国，诸位大夫在国境迎接他，握着他的手同他说话；在宫门迎接的，只是向他点头而已。这正说明戒心容易忘却，骄心容易产生。齐国、卫国的君主，就是陛下的龟鉴。”陆贽的话虽然恳切，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我认为，假如陆贽返回国都后成为鸱夷子皮，泛舟离去，那么他和君主之间便超然脱离而没有后患，这样才可以说他真正有智慧。《郭崇韬论》所说的话也有见识。国家没有祸端，然后才可以攻伐别人；冒着祸端去攻伐别人，如果敌人没有祸端，就等于自己已经遭受灾害；如果敌人也有祸端，那么自己和敌人都会灭亡。楚灵王残害百姓以满足自己，带领想要作乱的百姓去攻打吴国；吴国不可撼动，而弃疾攻打楚国，却像进入空城一样容易，楚灵王于是死在国外。齐湣王贪婪而好胜，知道宋国的桀宋可以攻打，却忘了齐国本身已经疲病，燕军乘机攻入，齐国于是失国。自古以来冒着祸端攻打别人，祸患就是这样。唐庄宗勇猛而善战，同梁国军队隔河交战，十战九胜，渡河攻取郓州，不到十天就攻克了；梁国震动，五代用兵还没有像这样神速的。然而攻克敌人以后，幸得一日安宁，便沉溺于声色之乐；宦官和伶人交相扰乱朝廷，国库积蓄耗尽在供奉耳目享受上，百姓怨恨，士兵愤怒，国家已经有土崩瓦解的趋势，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功臣都是武夫突然起用，没有一个能看清安危的先兆；只有枢密使郭崇韬智勇兼备，知道这样不行，极力进言却没有被听取，请求离职也没有被允许。朝廷内外受宠的奸佞都侧目看他，郭崇韬对此深感忧患。当时正要攻打蜀国，郭崇韬想建立大功作为自保的计策，建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自己担任副将，率领六万军队出征。军队出发不久就攻克成都，蜀王王衍投降；料敌制胜的功劳，可以说盛大了。然而郭崇韬知道蜀国容易攻取，却不知道唐朝已经混乱；他带领良将强兵向西行军数千里，虽然建立了大功，却免不了在蜀国被谗言害死。征讨蜀国的军队还没有返回，赵在礼便在河朔作乱；唐明宗向北征讨，赵在礼等人于是一起反叛，率军向南，攻克汴州，进入洛阳，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他们。假使西征军当初没有出动，蜀国虽然没有攻下，但京城拥有重兵；郭崇韬没有死，河朔的叛臣心中有所畏惧，不敢妄自行动，那么唐庄宗就不会灭亡，郭崇韬也不会死，祸福的结果还不能确定。唉！郭崇韬冒着祸端去攻打别人，踏上齐湣王的祸路，却把它当作自安的办法；可惜他有智慧，却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运用智慧。《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五 明代茅坤编撰 《颍滨文钞》十一

译《古史论》子由撰写《古史》，用来补充《史记》的遗缺，从伏羲、神农开始，下至秦始皇，共有若干卷。我阅读他各篇传记末尾评论成败得失的文字，其中言论多半确切，文章又同太史公的文章彼此跌宕相间；其中值得诵读的，选录二十五篇。齐 三代取得天下，与后世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不是强求而得到的。世人评论伊尹、太公，大多把他们归入使用阴谋奇计一类；这种说法同汉代陈平、魏代贾诩没有差别。陈平、贾诩所做的事，是张子房、荀文若不肯做的；难道说伊尹、太公也会这样做吗？太公大概善于用兵，年老而精力不衰；他同文王治理岐地，于是产生了司马兵法。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仁人，难道会靠诡诈来倾覆别人、使自己建立起来吗？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称霸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使人们免受被迫披发左衽的灾祸。孔子以仁来肯定他，然而齐桓公死后不久，嫡子庶子争夺君位，桓公不能安葬，国家幸而没有灭亡。以管仲的智慧，尚且不能避免这种结果，难道是有某种事物蒙蔽了他吗？古代将要治理天下，必定先治理家庭，认为治国之道应当从这里推行出去。管仲身为齐国大夫，却堵塞宫门、反而留下污点，自己拥有三归台，而齐桓公在宫内宠爱的像夫人一样的妃妾有六人，行为十分污秽。管仲认为这不妨碍称霸，便不加禁止。古代圣人为君臣、父子、夫妇规定的礼，各有根本和末节，并不是徒然设置的。所以认为旧日的堤防没有用处而毁掉它，必然会有水灾；认为旧礼没有益处而废弃它，必然会有祸乱。古代的君子修养自身，使家庭得到治理、安定，然后推行到外界，不知道其中的艰难，祸乱自然就会消除。如今管仲偷偷取得一时的欲望，却侥幸希望长久安稳，实在困难啊！齐桓公晚年将要确立太子，管仲知道将会有嫡子与庶子争位的祸患，于是同桓公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假使桓公的妻妾、嫡庶名分一向明确，家中事务一向安定，那么立太子只需一句话，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概管仲的智慧有余而德行不足，事情于是走到了穷途。鲁 思考深刻，议论也很确切。鲁国自从宣公杀死太子而自立以后，公室便逐渐衰弱；三桓分别占有民众，暗中扩张势力，百姓只知道有大夫，不知道有君主。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夺取卞地，鲁君从楚国返回，不敢进入国都，回国后也不敢追问。鲁国君主失去国家，已经很久了。到了鲁昭公，不能忍受三桓的逼迫，又没有能力收拢民众、发动军队进攻他们，于是失去了国家。鲁哀公比昭公更加孤弱，又想借越国人的力量攻打三桓，最终也在越国死去。唉！抛弃民众五代，却想在一天之内收回他们，当然困难啊！过去齐国晏子曾把田氏的祸患告诉齐景公，齐景公询问挽救的方法。晏子说：“只有礼能够制止它。按照礼，卿大夫之家施惠不能达到国家层面，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家的利益。”景公称善，却不能采用，齐国最终因此灭亡。传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的牌位应当用什么木材，宰我回答：“夏后氏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说是要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做成的事不要再谈论，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进谏，过去的事情不要追究。”我曾经考察这件事，认为哀公想要除掉三桓，却不敢直说。古代在社坛杀人，把事情托付给社神，是有意借社神之名诛杀。宰我知道哀公的意图，所以也用隐晦的话回答。宰我所说“使百姓战栗”，就是借诛杀之意来告诉哀公。孔子知道这件事不可行，便说：“这是先君所种下、根基已经牢固的东西，不可以靠诛杀来齐整鲁国。”大概也是有意遵循礼吧？否则，为什么责怪宰我这样深呢？孔子说：“礼乐、征伐从诸侯那里发出，十代之内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从大夫那里发出，五代之内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陪臣掌握国家命令，三代之内很少有不丧失国家的。”从鲁隐公到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共十代；从鲁宣公到鲁定公受制于阳虎，共五代。阳虎不到一代就失败了，从此三桓逐渐衰微、离散、消失，不再出现；鲁国公室虽然衰微却没有断绝，终于同战国时代相始终。大概是因为臣下僭越君主虽然不合义，却能够得到民众，最终仍要凭借自己的力量自我毁灭；君主虽然失去民众，实际上却没有罪。时间久了，民众将会哀怜他，形势本来就必然如此吧。陈 这是探究根本的议论；由此可知，张仪、苏秦的权术不能挽救危亡，反而会加速危亡。楚国正向北方征伐诸夏，陈、蔡、许、郑恰好处在它的冲要位置，这些国家要保全自己实在困难。吴国的季札见到郑国的子产，说：“您治理国家，要谨慎地以礼为本；否则郑国将要灭亡。”子产凭借小小的郑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恭敬而不畏惧，最终避免了大国的祸患。若不是依靠礼，凭什么能够抵御这种处境呢？如果陈、蔡、许三国颠沛流离、覆亡败乱还来不及，最终一定会比郑国先灭亡。郑国的浑罕这样评论，真是说得好啊！他说：“姬姓诸侯中，蔡、曹、滕这几个国家，大概会最先灭亡吧？它们处境逼迫而又不讲礼，郑国会比卫国先亡；处境逼迫而又没有法度。没有礼，就不能自立，也没有办法阻止大国的暴虐；没有法度，就不能抚育人民，人民也不会归附。大国不予以支持，自己不折损就必然覆亡；人民不予以支持，就会凭借自己的力量使自己灭亡。这就是它们灭亡有先有后的原因。” 蔡叔 论周公囚禁蔡叔 世俗的说法是：“舜囚禁了尧，使尧不得善终；禹驱逐了舜，舜最终死在苍梧的荒野；周公将要篡夺成王的王位，二叔加以讥刺，周公才免于祸乱。”这些人按照小人的心情来揣度君子的内心，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圣人虽然与世人共同生活，但他的胸襟浩大，足以与天地相称。他们吃粮食、穿丝帛，大概是有不得已的缘故，何况还会同别人争夺利益吗？诸葛孔明接受昭烈帝的托付，辅佐幼主，即使让他取代后主，蜀人也会安然接受。然而君臣之间的义理，至死都不改变，孔明尚且如此，何况圣人呢？那些小人哪里能够知道这些！” 卫

译卫国发生大的动乱有两次，都是从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开始的。宣公、灵公一心只想借此制造祸乱，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急子、寿子争着替对方去死，而庄公、出公父子互相攻伐，出入奔走二十多年，却不以此为耻。贤人和愚人的差别，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不过，急子、寿子在义理上很勇敢，可惜他们没有成为吴太伯那样的人，却重蹈申生的祸患，使父亲的过错更加严重；他们可以说是廉洁了，却还不能说是仁。过去孔子的弟子季路、髙柴都侍奉出公。孔子从陈国返回卫国，子路问道：“卫君如果要任用您执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办成；事情不能办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脚无措。所以君子对于名分，一定要能够说得清楚；所说的话，一定要能够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是不苟且而已。”唉！卫国的名分在这里可以说是不正了。灵公废黜自己的儿子，却把孙子当作儿子；出公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却把祖父当作父亲，人伦之道断绝了。孔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正名，怎样做才可以呢？灵公死后，卫人拥立公子郢；郢不肯接受，于是卫人拥立辄。假使辄懂得礼，他一定会辞让；辞让而不能获准，就一定会逃走。辄逃走而郢被拥立，名分就正了；即使因此拒绝蒯聩，也可以这样做。虽然如此，孔子执政，难道会废掉辄而拥立郢吗？他大概只是教辄避让君位，把君位交还给蒯聩罢了。蒯聩得罪于父亲，活着时父亲不抚养他，死后也不为他服丧。然而在蒯聩入卫时，《春秋》记载说：“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蒯聩本来不是世子，却把他按世子的名义记载，是因为他的儿子能够在卫国即位，从而成全了他成为世子的名分。如果辄避让君位，把君位交还给父亲，那就是世子成为国君，名分还有什么不正呢？名分正了，卫国也就安定了。晋 晋文公为躲避骊姬造成的祸难，在狄国居住了十二年，奚齐、卓子相继被杀。秦、晋两国的人心都归向了他。文公非常信任咎犯，安静地等待时机，似乎准备终身如此。等到惠公兴起，他便立即出发，仿佛唯恐赶不上。于是秦国人在外要求报答，里克、丕郑等人在国内争功，彼此不能容忍，接连导致失败灭亡，内外的人都失望了，形势便归属于文公。此后文公慢慢起兵收拾残局，没有用一尺土地作贿赂，也没有耗费一两黄金，晋人却拥戴他，于是称霸诸侯。他对于利害的谋划，确实慎重周密啊！夏、商衰微时，商汤、周文王都从诸侯中兴起，积累深厚的德行，天下归附于他们，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接受天下，所以即使取得天下，也没有取得天下的祸患；他们的后代都延续了几十世。像晋文公这样，德行虽然还不够，却能等待天下自行归附，差不多也有王者的作为了。因此他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将近二百年，其功业与齐桓公相等，而子孙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齐桓公的后代。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积累德业有厚有薄的缘故吗？晋悼公重新称霸时，与楚国争夺郑国，三次会合诸侯的军队，却从未同楚军交战，最终反而救助楚国而使郑国服从。大概古代善于用兵的人，都凭借不交战使敌军屈服，非到不得已时不交战。郑国尚未归服时，中行偃、乐黡都想用战争战胜楚国，只有智防知道用兵的艰难，也知道胜负不可预料，于是拖延时间，借故等待，楚人自己疲惫不堪，双方没有交战楚军便退去。否则，中行偃、乐黡二人将成为先縠那样的人，而智防也会成为林父那样的人。像智防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用兵。楚 楚灵王借陈国公子招作乱之机灭掉陈国，又追究蔡侯般弑杀国君的罪行而灭掉蔡国，假借大义来满足私欲。晋国的政局已经混乱，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他气势汹汹地自以为得计了。不到十年，就发生了干谿之祸。秦惠王让张仪游说楚怀王，欺骗并出卖他，像劫持婴儿一样。楚昭王又诱骗并拘捕楚怀王，在咸阳对楚国加以军事进攻，于是割取了楚国一半土地。秦昭王的罪恶比楚灵王更加严重，但他的后代延续了好几代，他的祸患才得到报应。国家存在于天地之间，自有与它共同建立、维系的根本。一时作恶，祸患不会立即报应。根基浅弱的很快灭亡，根基深厚的则慢慢受到防范和削弱。他们正把得到眼前利益当作幸运，却不知道上天的法网并不会失漏。因此，楚国虽然已经灭亡，楚国父老却知道秦国的祸患，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会灭亡秦国。”最后灭亡秦国的，果然都是楚人。楚庄王讨伐陈国的夏征舒，围攻郑国和宋国，力量都足以夺取这些国家，却放弃而不据有它们。这难道是他不想要吗？是因为畏惧上天的缘故。庄王已经称霸诸侯，楚国也因此兴盛。天命不差如此，难道可以欺骗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燕 这三篇文字的折转变化都合乎规矩。燕国是召公的后代，却处在蛮貊之间，礼乐已经衰微。春秋时期，燕国从未出兵参与诸侯的会盟。到了战国时期，也只是凭借耕作和作战来守卫自己，安定快乐地过日子，没有战祸侵扰。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进入燕国，才开始用合纵连横之术游说燕国。从此以后，战争在中原各国之间不断发生，再没有安宁的岁月。六代之后燕国便灭亡了。吴国从太伯到寿梦，十七代都不与诸侯交往。自从巫臣进入吴国，教吴人乘车、作战、射箭，吴国便同晋、楚争强。七代之后也灭亡了。燕、吴虽然一在南方、一在北方，相距极远，但兴亡的轨迹大致相似。那些游说之士、策士，借别人的国家来使自己一时得意，这也就罢了。可是治理国家的人却因此顺从他们，放纵而猖狂地行事，加速了国家的灭亡。为什么呢？如果从偏僻鄙陋之地兴起，奋发而超越诸侯，像商、周的先王那样用德行使人归服，那才可以；否则，都会成为祸患。至于太子丹不听鞠武，却任用田光，想凭借一把匕首使秦国灭亡。即使荆轲能够刺杀秦王，又怎么能挽救秦国灭燕呢？何况他还没有成功！这又是苏秦所不采取的做法。燕国偏处北方边境，所以它同中原相互倾轧、危害，发生得比较晚，并不是因为苏秦进入燕国以后，燕国才遭受战祸。越 评论东南地区利害形势，论断有些地方虽不恰当，但行文有法度；转折变化之处，都是古人文章所能使人入彀的地方。

译吴国以蛮夷之国的身份争做中原大国的盟主，凌辱轻视齐、晋，和楚、越结下怨仇，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土地遥远而百姓劳苦，形势本来就不顺。越王勾践灭掉夫差以后，虽然号称霸主，实际上却收敛军队、守卫本国，没有大规模征伐，又把吴国原有的土地分给楚、宋、鲁，于是保全了国家并传了后世。他亲眼看到了吴国的祸害，知道用来警戒自己的办法了吧！到了越王无疆，他没有阖闾的智慧，却有夫差的愚蠢，国家残破也是应该的。过去楚庄王攻克陈、宋、郑，力量足以夺取它们却不据为己有，诸侯因此安定，楚国也于是兴盛。楚灵王大规模修筑陈、蔡的城池，经营中原而不知满足，贪得无厌，最终亲身遭受了祸害。大概东南地区的一般形势，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自东晋以来直到陈朝，都建国于吴、越的旧地，成败的轨迹没有不是这样。即使桓温、刘裕善于用兵，有时能够取得一次胜利，却使百姓疲惫困乏，最终还是一事无成。至于殷浩、庾亮，更是不值得一提。像谢安这样贤能的人，尚且勉强出兵北伐，因策略失误而死，也还是被自己的名声迷惑，未能使实际局面安定。是这样吗？唉！谋划国家的事情，像蔡谟那样的人，我是有所取法的。晏平仲 评论管仲、晏子这两段，和后面把姚崇、宋璟作为一组来验证相比，这里更好。管仲使齐桓公称霸，但他自己的家庭却淫逸奢侈，不能亲身实行礼义。晏子的为人，在义上勇敢，在礼上笃实，管仲大概对此有所惭愧。然而晏子侍奉灵公、庄公、景公，都是平庸的君主，功业不足称道。假使晏子遇到像管仲侍奉齐桓公那样的君主，他所成就的事业，应当可以同郑国子产相比。至于九次会合诸侯、抵御击退戎狄，他未必能够像管仲那样。唐代的姚元崇、宋璟，都是中兴时期的贤相。然而姚元崇喜好权势利益，侍奉武后，处在群多奸邪之中，从未说过一句触犯武后的话。等到侍奉明皇帝时，也有所放纵懈怠。太庙栋梁毁坏、皇帝巡游东都，他都认为没有害处。至于宋璟，清正廉洁、特立独行，在武后时期排斥权贵宠臣，几次身临危险。对明皇帝，他也从未说过讨好逢迎的话。所以世人常常把姚元崇比作管仲，把宋璟比作晏子，或许还算相近。屈原 文章跌宕多姿，他把屈原同柳下季相比加以责备，似乎是有道理的。我私下认为，假使屈原像季札那样逃走，终身如此，不进入吴国的市场，也未尝不可。汉代贾谊任长沙傅，经过汨罗，作赋凭吊屈原，说：“周游九州去辅佐君主，何必留恋这座旧都？”贾谊的话或许是一种道理，却不是屈原的志向。屈原是楚国王室的同姓，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而到四方去；如果贾谊教他效法孔子、孟轲，周游诸侯、求得施行自己的道，楚王势必不会听从。柳下惠做士师，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说：“以正直之道侍奉别人，为什么会不被三次罢免？如果改变正直之道去侍奉别人，又何必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可惜屈原廉洁正直，却不懂得这一道理，以死来殉节，然后才感到痛快；这就是他不合于圣人的地方。假使屈原像柳下惠那样，任用他就施行自己的道，不任用就退藏，终身留在楚国，从容自在地度过一生，大概才接近他的志向吧。孟尝君 评论战国四公子的地方，也同太史公的笔法一样跌宕有致。战国时期各国凭借欺诈和武力互相侵伐，二百多年间，出兵从来没有正当名义。秦昭王欺骗楚怀王，把他囚禁起来，逼迫他割让土地。诸侯都袖手旁观，没有谁敢说一句话责问秦国。只有田文在秦国被免去相位，几乎不能逃脱回国；他因此怨恨秦国，便借楚国的名义，联合韩国、魏国进攻秦国。军队到达函谷关，秦人震惊恐惧，割地给韩、魏两国，这才勉强免于灾祸。自从山东诸侯为难秦国以来，还没有像这次这样声势浩大的。用兵正义就强盛，无理就衰败；有正当名义的军队，谁能抵挡呢？假使田文能够奋发施展威势，那么这次战役齐国就可以称霸了。可惜他听从苏代的计策，到了函谷关却不进攻，只想取得楚国东部土地，作为出兵的名义，结果气势全尽。楚国东部土地既没有得到，楚怀王最终又死在秦国。由此看来，秦国只是没有遇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君主，所以才能横行而无人制约罢了。难道有大义的一方会屈服于不义的一方吗？平原君 赵胜委屈自己、降低身份来礼待士人，不过是窃取一时的声誉罢了。至于替国家筹划，他并不懂。赵国想抵御燕国，有廉颇、赵奢这样的将领却不能任用，反而割让土地给齐国，借用田单。赵胜知道田单贤能，却不知道田单不会为赵国所用。等到韩冯亭把上党嫁祸给赵国，赵豹明白这件事不可接受，赵胜却贪图取得上党。长平之祸，是由赵胜的一句话造成的。这些都是贵族公子不懂得当务之急所造成的祸害。竟然还想让这样的人辅佐危弱的国家、抵抗强大的秦国，实在太困难了！魏公子 魏公子起初采用侯嬴的计策，盗取兵符，杀死晋鄙，夺取他的军队，进攻秦军以保全赵国，成就了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然而兄弟从此失和，十年不敢返回魏国，几乎没有办法安身，真是危险啊！后来秦军进攻魏国，魏无忌本来没有返回魏国的意愿，毛公、薛公劝阻他，他猛然改变想法返回魏国，联合诸侯，击败秦军，使魏国宗庙重新安定，兄弟关系恢复如初，这才获得名声，并因此立身于世。大概魏无忌的名声，是由侯生启发的，又由毛公、薛公成全的。侯生的奇谋、毛公和薛公的正直，两者缺一不可；但正直所成全的事情更多。春申君 黄歇任楚国宰相，楚王担忧自己没有儿子，便把黄歇的儿子偷换过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即使黄歇听从朱英的意见杀死李园，最终掌握楚国，也仍然免不了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秦、楚两国立国不过近千年，对百姓没有功德，却得罪了上天；上天借助吕不韦、黄歇暗中扰乱秦、楚的继承关系，使他们同归于尽，难道是区区一个朱英能够造成的吗？否则，以黄歇的智慧，听了朱英的话，难道心中一点触动也没有吗？苏秦 所评论的道理正确，文章也跌宕有致。秦国强大而诸侯弱小，游说之士中主张连横的容易建立功业，主张合纵的却难以施展力量。然而合纵成功，诸侯得利而秦国受损；连横成功，秦国称帝而诸侯成为俘虏。总的说来，这两种策略都出于权术欺诈，那么合纵是否更好一些呢？苏秦本来游说秦国主张连横，因为不被采纳，便受到燕、赵两国的激发，甘心从事那种难以成功的合纵策略。一年后在洹水之上歃血结盟，难道不能说他有才能吗？然而口中的血还没有干，犀首一出面，齐、赵就背弃盟约，合纵的盟约全都破裂了。大概诸侯各怀异心，就像一群鸡被连在一起，不能共同栖息，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可是太史公认为合纵盟约传入秦国后，秦人因此关闭函谷关十五年，这只是游说之士的浮夸之语，太史公相信它，实在过分了。王翦 王翦率领六十万军队进攻楚国，并不是六十万都是用来直接作战的兵力。楚国当时有方圆二千里的土地，其中有许多关隘要塞和险要之处；如果没有很多军队，就无法分兵守卫。军队分散到各自要去的地方，两军营垒相对列阵，自古以来很少有超过二十万、三十万的兵力而不能取得功绩的。

译王翦同秦始皇商议灭楚，认为没有六十万军队不能成功，我起初怀疑他用兵过多。等到读到田单和赵奢谈论用兵，才知道老将的话并没有错。赵国任用齐国的田单为相，田单对赵奢说：“不是我不赞成将军的兵法，我所不服的是将军动用这么多军队。帝王用兵不过三万，天下就归服了；如今将军一定要拥有十万、二十万军队才使用它们，使百姓不能耕作，粮食运输供应也会不足。”赵奢说：“您不只是不了解用兵，也不明白时势。吴国干将、莫邪铸成的剑，用肉来试，能够砍断牛马；用金属来试，能够截断盘、匜。把剑靠在柱子上敲击，它会断掉；放在三层石头上敲击，它会碎成百片。如今凭三万军队来抵挡强国的军队，就像把剑靠在柱子上、敲击石头一样。而且剑要发挥作用，如果剑脊不够厚，锋刃就刺不进去；如果剑身不够薄，刀刃就不能砍断东西；如果没有钩、竿、镡、珥、须等部件的便利，握着剑刃去刺人，剑还没有刺入，手就先被割断了。如今您没有十万、二十万军队作为钩、竿、镡、蒙、须等部件所起的作用，怎么能凭三万军队纵横天下呢？古代四海之内有一万国家，城池大多不过三百丈，人口即使多也不过三千家，所以用三万军队抵御它们就足够了。如今把古代的一万国分成战国七国，军队可以拥有几十万，粮食可以支撑几年，千丈高的城池、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彼此相望。您怎么能凭三万军队去攻打它们呢？”田单长叹一声说：“我还没有达到这种见识。”由此看来，攻打方圆千里的城池、毁坏百年积累的基业，如果不乘着巨大的空隙，就非用大军不可。只有在两军交战之间决定胜负、谋求一日成败的时候，才可以用少数军队攻击多数军队。刺客 议论非常公正。周朝衰微以后，礼义不明，小人奋力向上，冒犯尊长，彼此夸耀这种行为，认为这是贤能。孔子对此深恶痛绝。齐豹凭卫国司寇的身份杀死卫侯的哥哥絷，蔡国的公孙翻以大夫身份弑杀自己的君主申，孔子都在《春秋》中把他们按盗贼记载而不称其姓名；这就是所谓求取名声却得不到名声。太史公作《刺客列传》，记载了五个人，全是齐豹、公孙翻一类的人，可是他称赞他们不绝于口，失去了《春秋》的本意。只有豫让替旧君报仇、刺杀赵襄子，具有古代复仇的义理。像荆轲刺杀秦始皇，虽然秦始皇由于强暴失去了天下人的人心，听到这件事的人也感到痛快，但归根到底，让盗贼乘人主不防备，这是不能助长的法则。至于曹沫的事情，我根据《左氏》考察，鲁庄公十年，曹沫才开始凭借谋略求见庄公，庄公任用他，在长勺打败齐军；从此以后鲁国没有再失败。十三年，庄公在柯地会见齐侯，怎么会有所谓三战三败，曹沫拿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归还侵占土地的事呢？起初《公羊高》采录异说，把曹沫的事情写入《春秋》；后来战国游士多称说曹沫，把他作为谈论的依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庄公抵御齐国时，曹沫问用什么来作战，认为小恩小惠、小信小义都不足以依靠，只有忠诚才能打一仗；曹沫大概是懂得义的人，怎么肯让自己被刺客利用呢？《春秋》记载宋、楚在城下结盟，齐、鲁在夹谷结盟，都因为是以武力相要挟的盟约而不记载，只记载讲和、会盟罢了。假使曹沫真用匕首劫持齐桓公，那不是以武力相要挟的盟约吗？可是《春秋》记载“鲁庄公会见齐侯，在柯地结盟”，由此足以知道这不是要挟结盟。因此《春秋》删去了曹沫，只记录另外四个人，但他们也并不是所谓贤人。虞卿 游说之士都遍历诋毁各种学说，借此从旁辅助别人来谋取利益；只有虞卿始终侍奉赵国，专门坚持合纵学说，他前后的言论都可以考察，没有反复无常的毛病。看他奔赴魏齐的危急处境，舍弃相印，放弃万户侯的封赏而不顾，这本来就是义侠之士，难道是游说之士吗？然而太史公记载虞卿同赵国谋划政事，都是秦国攻破长平以后；而虞卿为魏齐舍弃相印、逃往大梁，却是在这以前。推想起来，也许魏齐死后，虞卿从大梁返回赵国，再次担任赵相，而太史公遗漏了这件事，没有说明罢了。鲁仲连 战国以来的游说之士，不是主张合纵就是主张连横；学说一旦施行，交往一旦联合，宠爱和俸禄也随之而来，所以士人不以诡诈为可耻，争相奔赴利益。鲁仲连的辩才超过张仪、公孙衍，气势压倒他们，而合纵、连横的利益都没有进入他的言谈。他根据事情直抒己见，切中关键，排除困难、调解纷争，如同决开溃堤的洪水，不到一天就取得成功；随后逃避爵位赏赐，像脱掉鞋子一样弃之而去。战国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穰侯 应当同后面关于范雎、蔡泽的评论合起来看，子由不满意范雎、蔡泽的地方，清楚得像手掌上的纹理。秦国诛杀商君，驱逐穰侯，君臣双方都失去了正确的处理方式。商君、穰侯这两个人，只知道怎样获得利益，却不知道怎样避免丧失；即使有智慧和才能使秦国称霸，却不能使自己免于祸害，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惠王因为怨恨而杀商鞅，甚至诬陷他谋反；昭王因为穰侯魏冉的逼迫而迁怒于穰侯，竟至于逼走他的老母、驱逐自己的弟弟而不顾，实在太缺少恩义了。公子防正想报仇，本来就无暇为国家考虑。范雎想毁掉别人来成就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啊。范雎、蔡泽 范雎任秦相，他对秦国有利的地方很少，对秦国有害的地方却很多。凭魏冉的专横，忘掉他过去的功劳而驱逐他，尚且可以；但连宣太后也一同废黜，使秦昭王以儿子的身份断绝母子关系，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宣太后对于秦国，并没有郑武姜、庄襄后那样的罪恶。郑武姜、庄襄后尚且不应当断绝关系，范雎勇于断绝母子关系，难道不惭愧于颍考叔、茅焦吗？等到范雎掌管秦国政事，杀死白起而任用王稽、郑安平，使百姓在国内怨恨，军队在国外受挫，竟然还比不上魏冉的一二分。依我看来，范雎、蔡泽只是为自身谋划，取得卿相之位罢了，没有看出他们对秦国有什么益处。白起 评论白起的地方是正确的。我曾读太史公的《白起传》，秦国第二次进攻邯郸时，白起因为同范雎有怨恨，称病不肯出征。这样一来，他虽然保全了自身，却感慨地叹息说：“我凭武夫的身份，不能屈服也不能伸展，却困在游说之士的手里。假使我勉强出征一次，军队未必会失败，我也可以免于死亡了。”等到读《战国策》，看到白起亲自陈述成败的经过，才知道邯郸决不可以再次进攻；白起并不只是因为怨恨才不出征，大概是为这件事流泪了。赵充国征讨西羌时，坚持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办事，不肯奉诏出兵。辛武贤虽然出兵取得功劳，赵充国最终还是向汉宣帝说明他的做法不对。辛武贤因此怨恨赵充国入骨，虽然不能加害赵充国，却最终陷害了他的儿子赵卭。唉！遵循正道而不阿谀奉承，自古以来就是很难做到的吗？李斯 李斯、蒙恬一并评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秦始皇凭借欺诈和武力兼并天下，志得意满，忌讳听到自己的过失。李斯焚烧《诗》《书》，颂扬秦始皇的功德，以助长他的气焰。到了晚年，事情已经不可说了。君主年老，太子又在外面，正处在危乱的关头，却没有人敢说一句话来促成他们父子之间的亲情；即使秦始皇暴虐，如果不是李斯助长纵容，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等到李斯侍奉秦二世，明知赵高奸诈，却又苟且迎合、求取容身之地，等到赵高的势力已经形成、天下已经混乱，才想要极力劝谏，不也太晚了吗？最终国家破亡、家族覆灭，并不是不幸。蒙恬

译蒙氏替秦国吞并诸侯，残害的百姓很多。他的子孙因为无罪而被杀，这是上天的意思。蒙恬主持修筑长城的劳役，耗尽民力，破坏地脉，自己知道应当受死；蒙毅则凭忠诚守信侍奉君上，自认为没有罪过，即使死了也不觉得遗憾。苟且迎合、求取容身之地的罪过仅次于李斯，这大概就是他们不能免于死亡的原因吧？然而秦始皇在琅邪生病，让蒙毅回去向山川祈祷；秦始皇到沙丘时去世，假使蒙毅还跟随在身边，赵高、李斯废黜嫡子的阴谋大概就不能发动了。唉！上天要废弃某人时，人的谋划本来就无法再施行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六 明代茅坤撰写 《颍滨文钞》十二 论 《新论》上 这三篇文章原本是同一个意思，所说的治理国家的根基，就是子瞻所谓“治理国家首先要确定其规模”的说法。其中一篇中指出官吏偷懒、军队冗杂、财用匮乏三件事，也都是子瞻提出建议的地方。只是它的行文适合科举文章的套路，姑且抄录保存下来。古代的君子，依据天下太平的条件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功；依据天下混乱的情势来补救其中的不足。他们不把太平诬说成混乱，也不借助混乱来治理太平。借混乱来实行治理，是愚弄君主；把太平诬说成混乱，是胁迫君主。愚弄君主、胁迫君主，是君子不忍做的事，却是世俗之人侥幸求利的手段。所以不如说明天下的形势。请允许我试着谈谈当今的形势：当今天下的事情，虽有治理却还没有达到安定，虽有混乱却还没有达到危亡；纲纪大体建立却没有得到实行，没有紧急的剧变却有缓慢积累的疾病。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不能欺骗的事实。然而世上议论政事的人，认为事情严重时就说没有混乱，认为事情奇异时就说将有变乱。说没有混乱，就可以不必再做什么；说将有变乱，形势往往会发展到改变制度。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当今忠诚的言论和正确的谋略。当今的弊病，在于想治理天下，却没有建立实行治理的根基。有心治理却没有根基，就像想耕田却没有田地，想经商却没有资本；即使有锄耰、车马，有精力和强力，也没有地方施展。所以古代圣人准备治理天下时，常常先建立天下所没有的条件，补足天下所欠缺的东西，使天下凡是能够没有祸患的地方都先安定下来，然后从容自得地施行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这就是所谓治理的根基。治理的根基建立以后，然后根据已有的条件来施行：种下禾，就长出禾；播下豆，就长出豆；栽种松、柏、梧、槚以及丛生杂木，没有不茂盛并如人意的。因此，用仁义施加教化，用礼乐发动人心，百姓安然接受，就可以成为王道；用刑法整齐约束，用信义激励，百姓安然接受，就可以成为霸道；用勤俭督促，用勇力磨炼，百姓安然接受，就可以成为强国。最差的情况是有治理的根基，却没有施行它的手段，还能够安定保存；最下等的情况是只有现成的东西，茫然无措，没有地方施展，按下左边，右边就动；镇住前面，后面又起事，无法安定下来、及时救治祸患。所以王道、霸道的谋略，富国、强兵的利益，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基。有根基而没有工具，弊病不过是不能成功；有工具而没有根基，我不知道这些工具将怎样使用。过去的君子，只是由于才干不同，所以功业大小不一；然而他们能够立足于世，从来没有不是先建立根基的。古代伏羲、神农、黄帝拥有天下以后，就确立父子关系，树立君臣关系，端正夫妇关系，联结兄弟关系；种植五谷，驾驭牛马，建造宫室，制作衣服和器械，以便利天下。天下的人活着时有供养，死后有安葬，欢乐时有相互亲爱，悲哀时有相互吊慰，然后伏羲、神农、黄帝的道才能在其中施行。如今所说的长幼尊卑的礼节、养育生息的办法，就是上古治理天下的根基。到了尧、舜和三代的君主，也都是根据当时缺少的条件及时加以补充。所以尧命令羲、和推算日月运行、制定历法，把农时授予百姓；舜命令禹治理水土，确定百姓居住的地方；命令益驱逐鸟兽，安定百姓的生命；命令后稷播种百谷，救济百姓的饥荒。三代之间，治理井田、沟洫、步亩的法制，建立比闾、族党、州乡的制度，规定夫家、卒乘、车马的数量，制定冠婚、丧祭的礼节和岁时交往的礼仪，安排养生、除害的方法，凡是用来使人民获利安定的事情，全都已经确定，然后才施行圣人的德政。因此施行起来没有抵触，直到今天《周官》中三百六十种官职所治理的事务，都是治理的根基，而圣人的德政本身却不在其中。周朝衰微时，《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典章法度。”由此说来，幽王、厉王时期天下已经混乱了，但文王、武王的法度还在。文王、武王的法度还在，而天下却不能避免混乱，那么幽王、厉王施行这些法度时，所用的心术就是不仁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十人〕 施行法度的人不仁，但遗留下来的法制还在，所以天下虽然混乱，却没有立即彻底灭亡。等到混乱发展到极点，法度大坏，想要治理国家的人没有立足之地，漂浮不定，就像乘船没有船桨，漂在江湖上；幸而没有狂风的忧患，就悠然任凭水流漂荡，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都不是自己的意志；不幸遇到风，就会倾覆沉没，不能停止。因此夏、商、周三代末期，再加上暴君和虐政，天下就会遍地涂炭，没有人能够挽救。然而世上的贤人从乱亡之中兴起，准备治理自己的国家，也一定要先建立治理的根基。齐桓公任用管仲，分辨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编联五家之兵；乡里中的卒伍得到整顿，郊外的军队得到整顿；根据土地情况征税，使山林川泽各按时节开发，丘陵高地和平陆低湿之处各得其宜；邑、乡、县、属各自建立长官，使整个齐国的土地如同图画一般整齐可数。于是向北讨伐山戎，向南讨伐楚国，九次会合诸侯，保存邢国、卫国，安定鲁国的社稷，向西尊崇周王室，把仁义施行于天下，天下称他为霸主。晋文公返回晋国后，安排各级官员，分派职务、考核功劳；减轻关税，修整道路，便利商业，宽缓农业；勉励耕种，劝导有余者分给不足者；节省财用，使物资充足；改进器械，彰明德行；选拔善人，援引能人。政事平稳，百姓富足，财用不匮乏，然后迎接襄王归国，救援宋、卫，在城濮大败楚军，追继齐桓公的功业，天下称他和齐桓公为“二伯”。后来子产把这种办法用于郑国，大夫文种把它用于越国，商鞅把它用于秦国，诸葛孔明把它用于蜀国，王猛把它用于苻坚，他们的国家都因此富强。这几个人虽然施行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建立治理根基的做法是一样的。正因为建立根基的做法相同，所以他们的国家都能安定保存；正因为施行的方法不同，所以王道、霸道的成就不一样，长久和短暂也不相同。这两方面不可不仔细考察。当今世上，天下没有达到大治，也没有陷入大乱，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祖宗的法度都还存在，却没有得到实行；百姓的祸患大多已经具备，却还没有发展到极点。贤人君子不知道问题在于治理的根基没有建立，却责怪施行的方法不恰当；种子不能生长，却不知道是没有可以播种的土地。这也只是非常大的迷惑罢了。况且没有达到大治、又没有陷入大乱，正处在治乱之间。在治乱之间徘徊不定，不能自立，即使把贤才交给它，也无处发挥作用；不幸再加上不肖之人，天下就会败坏而无法治理。所以说，不如先建立治理的根基；根基建立了，天下就安定了。《新论》中

译治理国家并建立治理的根基，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这样做。古代君子无不如此；不这样做的，只是勉强保存的国家。人治理自己的家庭，最高的是虞舜，其次是曾参、闵损，再其次也还能够成为天下的善人；更差的，就有不慈爱、不孝顺的人。暂且不说那些不慈不孝的人，从能够成为善人以上直到成为虞舜，他们治理自身、对上侍奉父母、对下教化和使妻子儿女服从的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赖以生活的根本却是一样的：儿子在田里耕作，妻子在家中纺织，饲养鸡和猪，种植蔬菜，不错过农时，以供养生者、安葬死者。即使是虞舜，也同天下的善人一样。虞舜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成为虞舜；天下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能成为善人。为什么呢？这就是治理家庭的根基。至于治理国家，难道偏偏没有根基吗？过去周文王治理岐地，耕作者交纳九分之一的田税，所以周公沿用这个办法，建立步亩、沟洫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沿用的是太平时代形成的制度。孔子治理鲁国时，鲁国人有猎取较多猎物的风俗，孔子也参与这种猎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沿用的是衰乱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战国时期各国强盛，诸侯没有道义，但孟子仍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如今的诸侯不能全部杀掉，只有教导而不改之后，才可以诛杀。所以汉朝兴起时，沿用秦朝的旧制，却不妨碍它成为汉朝；唐朝兴起时，沿用隋朝的旧制，却不妨碍它成为唐朝。由此看来，一个国家享国时间的长短、教化成效的深浅，是治理根基所能容纳的，却不是治理根基本身能够造成的。根基不能使它有长短、厚薄之分。然而长处如果没有根基，就无从发挥；深厚之处如果没有根基，也无从造成。所以凡是有根基、可以容纳有所作为的地方，都应当把事情做成。当今世上，祖宗的法度，有的完整存在却没有实行，有的简略残缺而不完备。完整存在却不实行，是有土地却不耕种；简略残缺而不完备，是土地有所荒废残缺而不完整。想要建造房屋，先修治地基，地基完整平整后，再加上石头木材，所以房屋才能坚固。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我曾经谈论过，自五代以来，强臣专擅国政，天下震动而容易发生混乱。自从我朝祖宗削弱、逐步消除强臣势力以后，当今世上可以大体安定。如今世人赖以安定的，只是没有强臣而已。然而依仗这一点粗略的安定，就完全忘记了其余方面。所以我曾认为，当今有三件事没有建立；由于这三件事没有建立，百种祸患一齐发生，百种善政一齐废弃。为什么呢？天下的官吏偷懒苟且，不治理自己的事务，政事一天比一天败坏，而上面却不知道，这是第一件没有建立的事。天下的军队骄横脆弱、没有用处，招募的规模一天比一天扩大，到了有事时却不能发挥力量，这是第二件没有建立的事。天下的财赋收入有限，而支出没有止境，治理国家一百年却不能使国家富裕，这是第三件没有建立的事。地基还没有平整，就在上面加上想做的事情，因此办一件事情就产生百种弊病，发动一次劳役就使天下困苦；迈出一步就遇到陷阱，稍微转身就陷入河海。平常安居还担心有祸患，何况想要在这样的基础上驰骋施展呢？本来就不可能。如今边疆的祸患，是中原的一种疾病。我想抵御它，就有抵御它的器具；想同它讲和，就有讲和所需的费用。凭天下的力量来对付一个国家，本来应该是力量有余的。可是为什么竟然使天下都遭受它的祸患呢？如今天下幸而没有其他祸难，只害怕西北边患。然而天下的力量也已经困乏，不能支撑了。一年的收入不能供给一年的支出，这不只是因为缴纳贿赂的罪过，也是三件事情没有建立的过错。所以三件事情建立起来，治理的根基完成了：缴纳贿赂，就会成为汉文帝；不缴纳贿赂，就会成为唐太宗。缴纳还是不缴纳，并不是我治理国家、判断治乱的关键所在。天下治乱的关键，只在于是否建立起治理的根基罢了。天下的事情，因循守成地维持下去，以至于渐渐到了无法振作的地步，却还说这是培养得不够。乘船行到水流中央，放开船桨，任凭水流漂去，船在回旋的水流中打转，撞到沙洲和水浦，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样没有办法也太过分了。以如今的时势说，天子仁慈宽厚，士大夫喜好善行，天下的风俗还没有败坏到结党乱政、诬陷君子的地步，世间清正的舆论也已经严肃存在了。公卿想有所作为来挽救这个世道，谁还会反对呢？却说‘我还有所等待’，这只是空话而不是事实。因此我作这样的论说：用强有力的意志来守持，用果断勇敢来施行，用无私来成就。只有无私的人，才可以果断勇敢；对一件事果断，对另一件事却不果断，天下人就会因此非议。不能果断的人，也不能强有力地行事；力量虽然强，却往往败在多疑上。天下人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就足以排除天下的坚强势力，使它归于柔弱；平息天下的怨怒，使它变得不敢妄动。如果不能做到这三点，就足以败坏天下的贤才，最终因而不能建立任何事业。所以，应当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有力，凭借这三点来治理天下三种没有建立起来的根基。以建立治理的根基作为施政的基础；治理的基础既已建立，然后选择实行它的方法，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事情了。《新论》下 天下尚未得到治理，是忧虑三件事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这三件事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忧虑的就是没有办法施行它们。大概君子治理国家，端正纲纪、整治法度，这些都可以知道；唯独他用什么办法施行，却无法知道。周公治理周朝，修治井田，分封诸侯，这些可以知道；但他使天下归附周朝的办法，却无法知道。孔子治理鲁国，毁掉三座都城，诛杀扰乱政事的人，这些可以知道；但他使羔羊和小猪不虚抬价格、男女在道路上各行其道的办法，却无法知道。孟子治理邾国，端正疆界，使五口之家桑、麻、鸡、猪都具备，这些可以知道；但他使邾国达到称王境地的办法，却无法知道。孔子、孟子急切教导人的，正在于那些无法知道的内容；而对于可以知道的事情，他们并不详细谈论。有人说：‘这是有意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做到的，但也不能把可以知道的事情去掉。’所以，他们一旦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必定把这些列为首要之务。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基础，圣人也不能没有；没有它，就不能施行圣人的道。然而圣人的道，有高远而难以达到的地方。孔子门下所说的政事，以及冉有、子路所能做到的，正是治理国家的基础。

译子路说：‘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又遭到军队侵犯，接着发生饥荒，我若治理它，可以使百姓勇敢而且懂得正道。’冉有说：‘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我若治理它，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就等待君子来推行吧。’这也只是自认为能够建立治理的基础，却还没有办法施行它罢了。然而孔子承认他们有这种能力，却不认为他们是大贤，这说明孔子的道理深邃而高远。孔子平日朝夕勤勉教导人的，只是怎样修养自身；至于怎样修治政事，他从未谈过。其实也曾经谈到过：谨慎校正权衡容量，审察法令制度，修复废置的官职，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之士，重视百姓的粮食、丧事和祭祀；这九项，都是施政所需，却还不够。因此接着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能使人任用你，敏捷就能取得功绩，公正就能使人心悦诚服。这四点，是用来成就前面九项的。他的意思是，既然这些事情已经成就，然后再把平日修养的自身施加于政事。所以《礼记》说：‘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会太平。’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君子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的基础，就不能立身；治理政事，却没有施行的凭借，就不能教化。在三代治理得好的时候，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被完全办妥。即使是后世的君主，也还能够遵守这些法度而不犯过错；只要没有暴君，天下就可以安定。所以伊尹告诫太甲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顺从先民的法则而行。’他认为做到这样，就足以治理国家了。古人谈治理天下，好像非常容易。今人却认为这是夸大的话而不相信，不知道治理还有这样的基础。可悲啊！世上的君子勤勉修养自身，恭敬、节俭、忠诚、守信，想把这些施用于天下，终身却看不到成效，于是认为古人欺骗了自己。如果认为古人欺骗了自己，即使有人去做，大概也是勉强做的。如果本来不愿意却强行去做，那么内心就更加不能自信，道也会一天比一天疏远。用不自信的心，实行日渐疏远的道，来治理一个没有治理基础的国家，所以功业不能成就，祸患却日益到来。因此不如退一步，先建立治理的基础。治理的基础既已建立，自身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得到教化。《燕赵论》行文很好，但所议论的并不恰当。从前三代的制度，让天下建立学校来教育百姓，在一年终了、农事已经结束时，举行乡射和乡饮酒礼，慰问乡党中的老人，摆设笾豆、酒食来进献，天子的卿大夫还亲自主持礼仪。大概是认为田野百姓裸露着四肢，筋骨劳苦，成年累月混杂劳作，只顾追求一时的利益，习惯了粗鄙的乡野风俗，不懂得孝悌的节操，顽固愚昧而不知羞耻，无法教导，又容易结伙作乱，所以趁他们休息时用礼来教导，使他们心中有所不忘。因此三代的百姓，即使是耕田挑担的卑微之人，所做的事情很粗陋，但内心一定有所守持；内心很质朴，却也不至于无知到触犯非义。为什么呢？因为上位者不认为他们粗鄙而不值得教导，百姓也乐于行善。到了后世衰败的时候，天下百姓中愚昧的人不懂君臣父子的道义，天下的风俗一天天败坏混乱。如今那些轻浮躁动而剽悍、贪利而多变的人，是吴楚的风俗；刚强勇猛而沉静、粗鲁迟钝而缺少文雅的人，是燕赵的风俗。对于轻浮剽悍的人，如果又有贪利多变的心，而没有三代王者的教化，他们起来作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北方燕赵之地，那些刚强勇猛而沉静的人，可以用道义感动他们；那些粗鲁朴拙而缺少文饰的人，可以用诚信团结他们。然而燕赵之间，百姓常常发展到自负勇力，把自己变成盗贼，与吴楚人没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刚勇接近于喜好作乱，他们的粗拙又接近于无知；上位者失去了正道，燕赵的善良百姓便不再在当世显现，而那些暴戾的人却常常扰乱天子的治理。仲尼说：‘君子有勇而没有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盗贼。’所以古代圣人用道义制止作乱，用道义制止盗贼，使天下人都懂得父子、君臣的道义，那么还有谁会和他们一起作乱呢？从前唐王室衰落时，燕赵之人八十年间百战不休来奉事叛贼，竭尽力量至死，不顾败亡，抗拒天下的军队，还认为这是忠臣义士理所当然的行为。在那个时候，燕赵之士只是没有道义，所以把自己忠诚专一的心，运用到天下最叛逆的人身上，用来抗拒天下最顺正的力量，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之心，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产业，也就没有恒常之心，放纵邪僻、奢侈越轨，没有什么不做的。’ 所以，燕赵之地，常常苦于士大夫太少。子由这样议论，大概也未曾深入了解燕赵的风俗。我曾经在燕赵做官游历，燕赵的士人多有忠诚守信、慷慨激昂的气质，自古以来那里多有守节、任侠、为义而死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特别保存了这种风气。至于上位者用《诗》《书》、礼乐相互切磋砥砺他们，又怎么样呢？子由责备燕赵在唐朝中叶拥护叛将八十多年，却不知道罪在叛将，不在官吏百姓。河间、魏博之间，有许多通晓经书、品行高洁的人；即使是田野乡里的百姓，虽然有斗鸡、跑马、蹴鞠、弓箭的习惯，但有贤能的太守县令作为他们的长官，尚且胜过齐鲁，何况吴楚呢？

译《蜀论》苏氏父子都是蜀人，所以谈论蜀地多而详细。普通男子和普通妇女，是天下人容易对付的；勇武而任侠的人，是天下人所畏惧的。天下人知道极刚强的力量不可屈服，却不知道极柔弱的人也不可侵犯。因此天下的祸乱，常常逐渐加深，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大概是因为人们越畏惧的势力越骄横而不可控制，而被轻视的人不得志，便想起来作乱。秦晋人勇猛，蜀汉人怯弱，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战国时期，秦晋的军队弯弓佩剑，纵横驰骋，呼喝叱咤，蜀汉的士人无法抵挡。然而天下安定以后，秦晋之间的豪强百姓杀人报仇，掘坟盗墓以满足自己的意气，却始终不敢发动大变乱。蜀人害怕官吏、奉行法令，低头听命；但普通百姓和小人一旦心中有不满意的地方，往往立即起兵作乱，这是什么缘故呢？看他们平日无事时，盗贼进入自己家中，害怕受伤而不敢抵抗，这并不是具有喜好作乱、难以控制的气质。然而他们的弊病常常发展到大乱而不可救治，也正是优柔寡断的风俗有以诱发。如今秦晋的百姓洒脱豪迈而无所顾忌，凭借力量傲视官吏；官吏有不善之处，他们不能容忍。他们呼喊喧闹，奔走申诉，在争执细微的是非曲直时互不相让；严重的甚至怀藏刀刃去杀害长官，以彻底发泄愤怒，也不过如此罢了。所以秦晋的风俗，是有一时突然爆发的怒气，却没有终身忧愁、始终无法报复的怨恨。至于蜀人，受了侮辱却不能争胜，被侵犯却不能报复，只是循规忍让而不说话，忍受辱骂而不立即爆发。等到内心有些事情再也无法忍受，便聚集起来成为群盗，分散开来造成大乱，以发泄长期郁结而未能释放的愤恨。所以即使秦晋人勇猛，他们作乱时也只是目标近、祸患浅；蜀人虽然怯弱，他们发动变乱时却是怨恨深、祸患大。这是勇猛和怯弱的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此天下百姓，只要心中没有怨恨，怨恨有所补偿而能畅快地发泄怒气，那么它造成的毒害还可以稍稍消解；唯独郁结不平而无从发泄，那么他的意图就会深远，毒害也会深重，所以一定要发生大乱来发泄怒气，然后才能平息。古代君子治理天下，使强者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使弱者有所保障而不受欺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尚书》说：‘不要虐待孤苦无依的人，却要敬畏显贵强大的人。’《诗经》说：‘不要欺侮鳏夫寡妇，不要畏惧强暴的人。’ 这就是说，天下的普通男女，力量不足以同人抗衡，智慧不足以同人争辩；战胜他们算不上武勇，却只会使他们产生怨恨而作乱，所以才这样。唉！到哪里去找到这样的人，同他谈论天下大事呢？《西戎论》宋朝的西戎是夏，现在已经不同了。西北的风俗，敬畏服从强大的部族，却轻视中原。这一方强大，另一方就向它称臣；另一方强大，这一方就向它称臣；只有双方都弱小之后，中原才可以使他们臣服；双方都强大，侵略的祸患才不会波及中原。大概一强一弱，是中原的祸患。他们中弱小的一方不敢独自作战，所以争相依附强国的余威，向中原谋取利益，然后便无所畏惧。强大的一方兼并弱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南进发，不再有后顾之忧，然后才敢专力进攻中原；如果不除掉这两个因素，双方就会因形势相互依从而不能离间，所以中原的士兵常常不能解甲休息。从前冒顿、老上强盛的时候，正是因为西戎没有强国，所以匈奴人能够全力侵扰中原。假使西戎有凭武力取胜的君主，那么中原的祸患就会有分担而不集中于一处。为什么呢？因为匈奴害怕西戎从后面袭击它，所以匈奴强大时，中原不得不优厚对待西戎的君主，而西戎君主也会把自己托付给中原。然而西戎如果没有凭借强大力量自立的国家，那么其势力也会折服而归入匈奴。只有它的国家强大而且喜好勇战，君主又想在一隅自立，不畏惧匈奴众多的兵力，这样中原才可以利用它。然而天下人都认为北方有强悍不屈的匈奴，再加上西戎的大国，中原必定不胜困苦，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西北的人，正因为愚昧鄙陋而多有怨恨，所以可以同他们共同承担忧患；正因为强横狠戾而好胜，所以可以激发他们使其奋勇。假使让他们彼此攻击而不能相互制服，那么他们的势力必然会转向中原；中原趁机收服他们，其中不服从的便可以谋取。然而天下的议论又会说，西北的风俗不喜欢自相攻斗，却喜欢攻击中原的军队，因此这种形势本来就无法合并。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四夷之所以喜欢攻打中原，是因为我们的军队不能苦战，而中原又有锦绣、金玉等物资可以掠夺。现在假使我们的军队精锐、粮食充足，占据险要，明确设置烽火报警，官吏士卒训练有素而不敢懈怠，那么他们即使有强壮的骑兵，也无从施展，这样攻打中原对他们就没有利益。坚守相持，不出十年，他们在外面没有东西可以掠夺，就会忍耐不住而内心焦躁，反过来寻求借口相互辱骂，以此作为起兵的名义。他们的军队同匈奴交战，怨恨却结在中原，这样怎么能够自保呢？所以中原一旦出兵收服他们，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心。然而天下人的心常常畏惧他们的强大，没有人去收服他们，反而使他们成为北狄的用处，这真是多么不了解戎狄的情势啊！

译《北边论》振作中原的气势。北方边民的性情骄横强悍，擅长射猎而习惯奔驰，生在盐碱荒地，长在霜雪原野，以水为饮、以肉为食，风雨、饥渴都不能使他们困顿；上下山坡，筋力是常人的百倍，轻视死亡而乐于作战，所以常常凭勇力战胜中原。至于他们拥护亲族、休养生息、饲养牛马、繁衍子孙、安居享乐、想保全自己首领的心情，大概与普通人没有不同。然而中原士人常常害怕他们勇猛，躲避而不敢侵犯。北方人也因此恐吓中原，夺取中原的利益，这是当今所说的大患。从前汉武帝时期，匈奴断绝和亲，进攻交通要道和边塞，天下震动恐惧。此后二十年间，汉军深入匈奴境内，不怕死亡，舍弃性命越过大漠以决胜负；匈奴孕妇重伤流产，军民牲畜疲惫衰弱，不敢再谈作战。为什么呢？勇士和壮马并不是中原所没有的；穷追远逐，即使匈奴人众多，也终究会感到不安。所以敌国强盛，并不是邻国最深的忧虑，关键在于休兵养士，聚集自己的勇气，使士卒不受震慑罢了。如今天下的形势是，中原百姓安闲自在，宽衣缓带，不知道兵革劳苦，骄奢懒惰，勇气消耗；每年送出的财帛又以百万计算，转运天下的物资，献上甜言厚礼来满足敌人无穷的欲望，使天下士人耳熟能详、日渐习见，认为百姓的性命寄托在敌人手中，于是低头柔顺，没有人敢于抗拒。中原一切勇健豪壮的气概，已经消失殆尽，不再存在了。战胜的军队，勇气会增加百倍；战败的士卒，一生都不能恢复元气。大概能够作战的，是勇气；能够不作战的，是积蓄的勇气；作战以后能够守住的，是剩余的勇气。古代不作战，是在保养勇气而不使它受损；如今的士人还没有作战，勇气却已经耗尽了。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从前六国相争时，秦人出兵崤山以东，小战就杀死敌将，大战就割取土地，军队所到之处，天下震动恐惧。然而诸侯仍率领疲惫离散的军队，联合抗秦，磨炼战士，激发士气。长平战败，赵国士卒死了四十万人，亷颇收集残余兵力，向北击败栗腹，向西抵抗秦军，振作精神、磨炼军队，不肯自行屈服。所以赵国百姓看到上位者的作为一天天进取而不受挫折，都自己奋发愤怒，争着以死抗敌。后来秦军围攻邯郸，梁王派将军新垣衍到赵国，想要促成尊秦为帝；鲁仲连慷慨激愤，深深认为这不可行。大概天下士人之所以奋不顾身来抗拒强暴如虎狼的秦国，是因为秦并不是他们的君主；如果让诸侯跟着尊秦为帝，那么天下还有谁肯挺身而出侍奉不是自己君主的人呢？所以鲁仲连不只是惋惜尊秦为帝的虚名，更惋惜天下的形势将因此变得不可收拾。如今尊奉世代的仇敌，同他们交好并送纳财帛，把他们当作兄弟之国，奉承他们如同骄纵的孩子，不敢稍稍触犯他们的意旨，这正足以败坏天下义士的气概，助长敌人豪横的势力罢了。我认为应当蓄养军队、提高自身地位，卓然独立，不听从夷狄的无理要求，以此取得百姓的期望，保全我们中原的气势。这样经过几十年，天下受摧折的意志就会重新强盛，北方人的勇猛也不是我们应当畏惧的了。

译《西南夷论》这篇文章的议论也不够确切，但谈到班超的那一着，确实很是正确。古代九夷、八蛮没有统一的大君长，纷纷扰扰，彼此不能统制。只有匈奴这一族常常成为大国，用来抗拒中原。然而蛮夷的风俗，是按种姓分别，以千人为部，以百家为党；见到利益就聚集，轻易联合，也容易离散；族类不一，内心终究不能彼此相爱。所以他们的军队适合迅速交战，不适合长久坚持。匈奴人占据绵延千里的土地，控制百万张弓，侯王、君长都合为一家；人畜富足强盛，势力蔓延在山谷之间。他们心中常有珍爱看重的东西，不忍离弃，所以他们的军队适合长期坚持，不适合迅速交战。这两种情形，各自的大小形势难道各有适宜之处吗？中原用来对待他们，也各有不同的方法。如今匈奴人藏身阴山之下，养兵休士，长期居住而不作战。他们的志向难道曾经片刻忘记过中原吗？然而他们心里认为，作战而战胜敌人，还不如不作战就使敌人的军队屈服。作战而不能取胜，百姓的死伤就无法预料。所以他们常常大声虚张声势却不进攻，用来谋求疲弊中原。大概他们所珍爱的东西越多，谋划就越深，发动就越缓慢，以求不受损失。至于西戎、南蛮、西南夷的百姓，即使把全部人众集合起来，也还不能抵得上匈奴的一半，而他们的酋长却常常作乱，不能自我约束。这确实是内心没有什么珍爱，只想侥幸通过一战来利用乌合之众罢了。所以蛮夷扰乱边境、谋求利益，其中并没有大志的人，大多都可以用谋略招致他们。我曾考察西南边境之外，面对蛮夷人众，寻求他们开始作乱的原因，直到后来攻打城郭、杀害百姓、纵横肆虐而无法救治；他们的积累无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蛮夷百姓，宁愿断绝关系，也不愿同他们往来。如今边境的官吏贪图他们的货财，把他们引入市场交易，使边民凌辱欺骗他们，夺取他们的利益。长官又认为这是扰民而不加禁止，使他们困窘愤怒、无所寄诉。因此形势必然发展到解除仇怨、结成同盟，攻掠践踏，在刀兵之间残害彼此，然后他们的意愿才得到伸张。唉，做官做到这样，也可见他们不知道根本了。开放关市，约束官吏百姓，把他们当作中原百姓来对待，他们又被谁激怒，竟会做出这种事呢？然而事情不怕不知道，怕的是人不能实行。从前班超驻守西域几十年，向西击破龟兹，向北降服匈奴。到将要东归时，有人认为他一定有奇谋，于是前去询问他的计划。但他只说：‘看见深渊中的鱼，并不是吉祥的事。驻守边地的士卒都不是忠臣孝子，不能把他们全都用法律约束。’ 当时没有人不笑话他，认为这些话不足以采用。然而等到西域发生动乱，最终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谋略并不一定非要奇特才可以采用，关键只在于是否合适罢了。古代四夷都设置校尉，益州还设置蛮夷骑都尉，来治理这类事务，使强大的蛮夷不能侵入中原，使弱小的蛮夷也不受中原人的欺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子由论述西戎、北边，大体是根据宋朝的实际情势和事情的始末来写的：北边以骑射为业，追逐水草，食用肉和酪；西羌则各自据守山谷，分成部落；南夷则眷恋巢穴，世代安土重迁。因此他们勇悍以及聚散的情形不同，制御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西戎、南蛮，应当安抚和剿讨并用，可以用怀柔的方法；至于北边，则只有战和守两种策略。史官辅佐赏罚。科举应试文章中写得好的。天下有三种权力：天、君主、史官。圣人凭借这三种权力裁定天下的是非，使它们彼此辅助。只有天的权力，才能决定天下人的寿夭祸福，使贤人不遭夭折横死、穷困潦倒之灾，不贤的人也不能享受富贵长寿的福分。然而季路、原宪，是古人所说的贤人，却困居在穷巷之中，连粗布衣服和稀粥都不能充足；盗跖、庄蹻横行天下，吃人的肝脏作为粮食，却老死在窗下，没有遭到兵革之祸。这样看来，天的权力有时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君主在天道达不到的地方运用赏罚的权力，来帮助上天治理天下。然而赏罚又哪里能够穷尽天下的是非呢？而且一时的赏罚，还担心不能在万世之后清楚显明。所以君主把这件事托付给臣下，称他们为史官。大概史官的权力同天和君主的权力相等，总的来说，三者彼此辅助，使天下的是非没有遗漏。因此荀悦说：‘每年年终把他们举荐给《尚书》，用来辅助赏罚。’史官的兴起，来源已经很久远了。最著名的，在周朝有佚，在鲁国有克，在齐国有南氏，在晋国有董狐，在楚国有倚相。观察他们的为人，来推测他们当时所记载的事情，必定有可以辅助赏罚的内容。然而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笔墨保存下来的文字，因此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辅助治理的用意。只有仲尼凭借鲁国史官以及左丘明，得到史籍记载，写成《春秋》，评判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它虽然名义上是经典，实际上却是最为显明的史书。所以齐桓公、晋文公对王室有功，周王赏赐他们侯伯的爵位和征伐四国的权力，《春秋》又反复褒扬他们，这就是用来使赏赐与功劳相当。吴、楚、徐、越僭越犯上，都是得罪自己君主的人，《春秋》又随之加以斥责、断绝、摒弃、不与之并列的言辞，这就是用来使惩罚与罪行相当。至于当时赏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孔子又替他们明白说出事情的情状，使后世的人不断为之叹息痛惜。唉，贤人君子的功业，以及乱臣贼子的罪恶情状，在这里都可以不必担心湮没无闻了。因此古代圣人重视史官；到了汉朝，史官称为太史令，其地位和权力还在丞相之上。郡国的计吏把上计呈给太史令，然后才把副本呈给丞相、御史。正因为知道史官的权力可以辅助赏罚，所以才尊崇显扬他们。既然如此，后世的史官难道可以忽视吗？刘恺和丁鸿谁更贤能。这是子由与兄长应试时所作的文章，虽然比不上子瞻，但议论正大，完全足以自成一家之言。仁宗说他的子孙中得到两位贤能的宰相，确实是善于识人。

译天下所谓谦让有三种：有因为自己不如对方而谦让，有互相扶助而谦让，有没有缘故而谦让。谦让这个名目，本来是天下最大的功德和善行。然而到了无缘无故的谦让，圣人就深深厌恶并排斥它，认为这是奸人用来在昏暗世道中窃取名声的手段。从前公族穆子谦让给韩起，范宣子谦让给智伯。宣子、穆子内心确实认为自己比不上那两个人，这是因不如对方而谦让。舜任命禹时，又把职位让给皋陶；任命益时，又让给朱虎、熊罴。皋陶不能担当禹的职责，朱虎、熊罴不能办理益的事务，这是明白的。然而仍然谦让，是所谓互相扶助的谦让。假使天下人都把职位让给自己不如的人，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居于官位，不肖者不来争夺；人人都能互相推举，贤人便会按类上升，小人就不能从中离间。这两种谦让，是天下最大的善行。至于无缘无故的谦让，却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东汉衰落时，丁鸿、邓彪、刘恺三个人，本应承袭父亲的爵位，却把它让给弟弟；既没有先君的命令，也没有嫡庶的区别，只是徒然谦让，以此在世俗中抬高自己。世上的君子因此讥讽他们。然而这三个人之间，仍然有优劣之分。刘恺、邓彪谦让之后没有反悔，因而把错误坚持到底；丁鸿谦让却没有坚持到底，听从朋友鲍骏的话，最终还是接受了封国。这就是丁鸿比刘恺、邓彪贤能的地方。而且，听说天下有谦让之名，想窃取这个名声来抬高自己，借此企求天下大利的，是刘恺的心思；听说天下称赞谦让，便暗自羡慕，却不知道其中的区别，因而陷入不义，是丁鸿的心思。推究这两种心思而判定他们的罪过，那么丁鸿还可以宽恕，刘恺却应当诛戮。这就是真伪的区别，贤愚也由此可以看出。所以范▯说：‘太伯、伯夷从来不是为了取得谦让之名。因此太伯被称为至德之人，伯夷被称为贤人。末世之人追逐这个名声，却昧于它的本意，于是诡诈激烈的行为便兴起了。’至于邓彪、刘恺把爵位让给弟弟来取得义名，只是使弟弟接受不合身份的服饰罢了；接受这样的名声，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君子立言，不是为了苟且显扬自己的道理，而是要启发天下尚未觉悟的人；树立行为，也不是为了苟且显扬自身，而是要教导天下将要行动的人。言语和行为所能开启或堵塞的影响，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丁鸿的内心存有忠诚和仁爱，所以最终能够醒悟而遵从义理，这不同于另外两人追逐虚名。唉，世上那些邪僻的人，苟且冒领天下的美名，侥幸谋取天下的大利，自以为没有人能看透自己，却不知道君子的议论足以揭示他们，因此这种行为对天下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君子的议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七 明代茅坤撰写。《颍滨文钞》十三 策论。《君术策》第一篇。《君术》五篇，其实也是一篇文章。大意是想让君主懂得驾驭天下的方法，行文却迂回舒缓、曲折多变，应当仔细看它行文起伏的地方。天下的事情，没有宰相就不能完全施行；没有谏官就不能完全说出。天下人中，谁能一定做到谏官呢？做宰臣的人，年轻时求学，长大后想要施行自己的主张，终身却没有处在那个职位上，不能侵犯官职而求尽其心意。因此士大夫之间，还有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完全献给天子的。如今臣有幸生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每隔一年，天子常常诏令两制大臣，让他们荐举天下士人，从上至入朝任职的官吏，下至山林中的平民，都可以竭尽胸中所怀，尽说天下的利害。不是天子掌管出纳、耳目之官的人，却可以说出万民的真情和虚伪；不是天子掌管黜陟赏罚的大臣，却可以评论百官的长处和短处；不是天子掌管武力的将帅之士，却可以议论兵革的强弱；不是天子掌管钱谷、负责大农事务的官吏，却可以讨论财用的多少。大概天下人不一定要做宰相、谏官，才可以把事情完全施行、把意见完全说出；让他们一旦能够详细列举并全部陈说，这足以表明天子的心意，说明天子对待他们十分看重而不是轻视。臣怎么敢因为没有主张可说而处在这个位置上呢？臣常常认为，天下的事情，即使是最重大、最难办理的，也一定有天下能够办理它的人。如今所谓的大患，不过是说四夷强盛而兵力不振，百姓凋敝而官吏不整饬，赋税沉重而用度不足，法令严酷而奸邪盗贼仍不止。这四种祸患，是使天子坐卧不安、半夜叹息不能入睡的原因。然而臣都认为不值得忧虑，为什么呢？天下一定有能够替天子出力来办理这些事情的人；臣所忧虑的，是天下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处理。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明白天下的实情，然后才能得到驾驭天下的方法。所谓方法，就是所说的道；得到道，再加上智慧，所以称为方法。古代圣人，正因为知道天下的实情，才用方法来制御它，所以万物都可以供其役使，万物的生存都可以受到控制；即使死去，牛也服从车厢，马也服从车辕，鹰隼也服从皮套。牛不能任意触撞，马不能任意踢蹬，鹰隼不能任意扑击。这三种动物的喜怒好恶之情表现在外面，被人看见，所以顺着它们所忌讳的地方，给予相应的驾驭方法，以至于终身受人控制而不能离开。况且治理天下，和驾驭马有什么不同呢？马的性情刚烈凶悍而难以控制，逼迫它就会疲弊而不能胜任，放松它就会懒惰而不前进。王良、造父驾驭马，先后有序地控制它的快慢，驱赶有方法，勒住有时机，于是马整天奔跑而不知道停止，这就是驾驭之术达到极致。古代圣人驱使天下的人，使他们各尽其用：仁慈的人发挥仁慈，勇敢的人发挥勇敢，聪明的人发挥聪明，有力量的人发挥力量。天下的人虽然纷杂，难道要等到有仁人君子站到面前才任用吗？即使有天下的善人同处，也必须知道他们的性情；驾驭他们却不能切中他们的弊病，那么即使有喜好善行的心，也得不到喜好善行的利益。为什么呢？他们尚且不只是为我所用，何况天下的英雄，谁愿意收取他们的功劳却不控制他们的心呢？从前秦汉之际，奸邪凶悍的人到处成为盗寇。汉高祖从丰沛起兵，所到之处收服他们，黥布、彭越之类，都安抚并接纳到自己一方。他控制他们的方法十分周全：用玉帛、子女、牛羊、犬马来满足他们豪奢的心；用轻视财物、乐于施舍和敦厚长者的态度，使他们犹豫不定的内心服从；又以傲慢放肆、轻侮凌辱来挫折他们强悍狠厉的气势。他看待天下英雄，简直像看待普通男子和小孩子一样，却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使他们为自己竭尽死力。到了元成时期，天下长久处于太平之中，士大夫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也没有英雄难以控制的风气。天下士人都是读书好儒的书生，他们的才气、勇力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低头垂首、收敛气势，求着被任用还来不及。元成、哀、平也想得到天下贤才来任用，然而不知道他们的性情，也没有掌握驾驭他们的方法；贤人君子躲避谗言、害怕讥议，远远引退离去，小人和宦官却纵横放肆，控制了政事，这实在可悲。人平日居处，在朋友之间、仆妾之中，无不有办法控制事变，大概并没有什么深远难见的道理。想让人听命，就要让他看见违命的祸害；想让人乐于服从，就要让他看见服从的利益；想让人高兴，就要给予他所喜悦的东西；想让人畏惧，就要让他面对所忌惮的事；想让他敞开心扉、显露真情，就要向他表示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想让他至死守持而不离开，就要向他表示没有别的去处。这些道理天下人都能懂得，可是一到治理天下时却不能运用，这实在是过错。天下人认为天子的尊贵足以无须讲究驾驭之术，却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只有依靠英雄才能建立大功；而世上的英雄常常因为豪横过度而难以控制。由此看来，治理天下更加不能没有方法。子由借用汉高帝驾驭英雄的一节来作议论，行文虽然好，却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势。《君术策》第二篇。分成两部分总说。子由想使君主受到启发，察知臣下的情性，以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然而全篇议论古事的地方透彻，影射当今的地方却不切合，这就是他比不上欧阳子的原因。

译将要寻求驾驭天下的方法，必须先明白天下的实情。不先明白天下的实情，同没有方法有什么区别？天下驾驭的方法，臣已经大略说过了，现在又要冒昧谈谈天下人的情性。假使天子都能得到贤人来任用，难道就可以无忧了吗？即使是贤人，也有其性情，不能不知道。臣听说，有人喜欢追求高尚的名声，遇到财物便推让给亲属，见到职位便辞去让给下属；如果进用他时天子以礼相待，他就感到欢喜；如果进用他时不以礼相待，即使强迫他也不接受俸禄，故意表现廉耻的节操来抬高天下对他的评价。像这样，天子却不了解他的性情，反而用厚利来豢养他，那么他心中就会惭愧而感到不平。有人喜欢追求丰厚的利益，见到俸禄就接受来优待自己，见到利益就取得来充实家庭；只要给他良田大屋，就可以使他发挥才能。像这样，天子却不了解他的性情，反而强迫他追求高尚名声，那么他心中就会空虚而感到不悦。处在中等情形的人，只要没有争强好胜之心就可以；如果争强好胜而不稍稍使他柔和一些，就会愤怒争斗而不能和谐。人只要没有彼此憎恶就好；如果已经互相憎恶，却不稍稍替他避开仇怨，他就会为了个人的愤怒行事，而不求成就公事。一个人素来刚强，就不要折辱他；素来畏怯，就不要强迫他。如果强迫他，他将无法胜任；如果挫伤他，他将振作不起来。这几方面，都是为了求得任用他的才干而不伤害他的内心。然而，这还不是驾驭天下奸雄的办法。我听说，天下的奸雄，用心极深，而留下的踪迹极其隐微。他们将要在东面经营，却在西面显露形迹；将要夺取右方，却在左方发动攻击。古代有人想取得君主的权力，却不向君主直接求取，而是从容游处、逍遥翱翔，听任君主去做他想做的事，使君主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怡然自得，放纵自己，从而把天下的权力释放出来。天下的权力既然离开君主而无所归属，然后再慢慢起身把它收取，所以能够夺取君权，而君主还不知道。古代曾这样做的人，李林甫就是一个。一个人既然获得了这种权力，就会想独占它。独占之后，又常常害怕天下人起来倾覆他。人只有能够保全自身，然后才可以谋算别人。连保全自己都来不及，却想谋算别人，实在困难。所以古代的权臣常常联合天下各方面的争斗，天下人彼此争斗而不能解脱，那么他们的势力就无暇顾及我，因此可以长久居处而不被排除。古代曾这样做的人，也有李林甫。世上的君主，如果没有喜好善行的心，倒还罢了；幸而有喜好善行的心，天下的小人就都将利用这一点来行奸。为什么呢？因为有喜好善行的名声，却不考察善行的实际内容；天下的善行本来就有可以称为恶行的，天下的恶行也本来有可以装饰成善行的。他们知道我想做善事，就可能先用善事引导我，最后却导致恶果；或者指认天下的恶行，再用善行来粉饰它。古代曾这样做的人，石显就是一个。一个人将要制造这种祸端、建立这种事情，必定先取得君主的同意。想成就一件事，而君主有所不喜欢，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古代的奸雄用君主必定不能做到的事情去威逼他；既然那件事是君主一定不能做的，便只好反过来顺从我所想做的事。古代曾这样做的人，骊姬游说献公，让他年老时退避以躲避祸患，就是这种情形。这几种情形，都是天下最真实的情势。因此圣人从事情刚开始时就推求它最终的结果，听到一点声息便推知它的形迹。大概只有能够在事情尚未显露时察知人的用心，天下才没有人能够欺骗他。为什么呢？没有表面原因的事情，必定有它隐藏的原因。古代明君在上，天下的小人都潜伏起来，不敢显露。小人难道会对天下毫无企图吗？一旦揭出他们的真实心情，击中他们的弊病，他们便感到惭愧羞耻，退缩不前，不敢进犯。臣希望天子明白君子的真情实意，用来培养当代贤能的公卿名臣；并且深入察知小人的弊病，断绝他们逐步自我进用的途径。这也是天下最明智的做法。君术策三 苏氏父子往往劝告皇上先施行刑罚，这本来出自申不害、韩非一派的遗说，似乎不是臣下劝谏君主的正道；只是针对宋仁宗而言，似乎属于对症下药。治理天下的道理，可以从事理上把握，却不能只从名目上推求。对待天下，不应只取其外在形式，而应专门把握它的实质。这个道理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行不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道理没有固定形式，正是不善由此产生的原因。天下人只知道不忍心杀人就是仁，因此不忍杀人，以免自己落下不仁的名声；只知道果断杀人就是义，因此不敢不杀，以免自己落下不义的名声。这两个名目，他们行仁的方式有固定的形态，行义的方式也有固定的样子；进取时执守一定的规矩，退处时也踏着一定的准绳。所以这种人不能不算天下的善人，却终究达不到君子的境界。他们有些地方做得过分而不能忍受，有些地方受到蒙蔽而看不见真相。这种人，不过是乡里中只求保全自己的好人。如今的君子，有时杀人是为了行仁，有时不杀人是为了行义。义不在于杀人，仁也不在于不杀人。他进取时没有固定的依据，退处时也没有固定的归依。所以他成功时，天下人将全都安定；他不成功时，却可能使天下陷入大乱。因此天下人厌恶这种道理难以明白，又害怕它难以施行。臣下因此劝戒君主，而君主也用它来戒勉自己，说：‘姑且不杀人来成就仁，姑且果断杀人来成就义。这样，我的仁可以用来保全自身，我的义可以使天下没有人非议，这就足以做到没有过错了。’孟子说过：‘向君主指出困难，叫作恭敬；向君主陈述善道、闭塞邪路，叫作有礼；认为我的君主不能做到这些，叫作贼害君主。’况且作为臣下劝导君主，不说‘一定要实行大人的仁义’，却说‘姑且做容易做到的事，以便苟且躲避天下的非议’，这难道不是因为担心君主做不到吗？我听说，圣人的道理，正因为不能用名称来界定、不能从外在迹象来寻求，所以它作为道理极其深奥而难以实现；但它实现后的功效，也不像浅薄小道那样容易见效。它所驾驭的范围非常广大，而自身所处的原则却极其简约；把握它时极其微妙，而施展开来却没有穷尽。所以孔子说：‘我不是因为多方学习而记住它们，而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所谓‘一’，是什么呢？就是懂得天下万物的道理，并决定它们应当处在什么位置，这就叫作‘一’。能够得到我这个‘一’的人很少，所以天下人畏惧它，也不足为怪。古代圣人已经懂得它，就实行而毫不疑惑；如果还不能懂得，就不敢凭自己的私意破坏天下的公义。假如自己喜欢杀人，难道可以把天下人全都杀掉来成就义的名声吗？假如自己不喜欢杀人，难道可以让天下人一概不杀来成就仁的形式吗？

译必须有大臣来制止君主做得过分之处，补足君主不足之处，使义不在于杀人，仁也不在于不杀人。如今天下的治理，所欠缺的并不是仁。官吏听说有人把陷害他人的罪行作为依据而施以重罚，却没有听说有人因为错失惩罚坏人而受到严厉追究；百姓听说有人因赦免罪过而获益，却没有听说有人因不义而在法律之外获罪。这也足以看出天子的用心了。古代君臣之间和谐却不苟同：上面有宽厚的君主，下面就有坚持法度的臣子；上面有急切严厉的君主，下面就有推行恩惠的臣子。都是为了互相补救对方的不足，弥补其缺失。如今君臣的风气，上下完全一样，不能彼此补救，所以天下苦于宽纵、松弛、懒惰，不能自行振作。这难道不是左右大臣一味把顺从皇上的意旨当作讨好，也难道不是天子自信于仁厚的美名，而不喜欢臣下有所匡正违逆吗？现在的制度，施行赏赐容易，而使用刑罚慎重。天下送上来的案件，凡是涉及死刑的，便都皱着眉头而不高兴。他们的用意难道不是善意吗？然而天下的奸人没有受到深切惩罚和严厉警戒的，这岂不是为了行仁而终于达到了不仁吗？臣愚昧地认为，辅佐君主的善行并补足他的不足，这确实是大臣的职责。如果天子自信这样就是善，想凭一个人的私好来破坏天下的公义，那么大臣就仍然无法有所作为。只有懂得天子的仁义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不把它变成普通人的小节，使大臣能够参与其中，挽救天子的短处，这不也接近天子的正道吗？唐荆川说：‘仁宗宽仁过度，所以当时有见识的议论往往如此。老泉给富公写信，也如此。’ 君术策四 熙宁、元丰年间，弊病在于急于求取功利，所以在驾驭臣下方面不得其道；子由熟悉地听闻父兄对于仁宗朝的看法，认为当时的弊病在于施行仁政过度而法令不能实行，因此继承这种意思，用严厉的法禁来补救；而全文又以君臣彼此猜疑之处作为感慨议论的重点。古代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如同父子，相互爱护如同兄弟。朝廷之中从容和悦，欢然相得而没有隔阂；没有什么不说，所说的也没有不说尽；心胸敞开，心境平和，内外完全通达，终身都看不见彼此的裂隙。在这个时候，天下人出身任职来侍奉君主，把性命交给上级，而没有忧虑恐惧；他们安定精神、平静心气，观察天下的政事，毫无拘束地施展志向，有想做的事，而上级不猜忌他们。他们所凭借的基础非常牢固，没有疑虑，因此士大夫都敢于进取，专心成就天下的大功。到了后世，君臣彼此欺骗，都有猜疑防范的忧虑。君主不敢把自己的真心交付臣下，臣下也不敢正直地行事。双方彼此龃龉而不能相互信任，上下互相观望，战战兢兢，不能自我安定，又哪里有余暇顾及天下的利害呢？所以天下的事情常常扰乱败坏，毫无成就。臣私下为此悲伤，认为弊病在于防范禁制太深，督促责罚太急。古代圣人极其严厉，却也有极其宽大的地方；极其平易，却也有极其险峻的地方；使天下人有容易相信的地方，也有无法揣测的地方，使用时各得其宜而不失分寸，因此天下人畏惧他的严厉，却乐于享受他的宽厚。后世的君主，只知道天下不可过分宽纵，却把这种做法用在君臣关系上，使公卿大臣整天忧惧，不能安心舒展志意，在君主面前尽心竭力，却把这种状态当作敬畏威严；又只知道天下不可过分严厉，却把这种做法用在法律事务上，使天下官吏欺骗上级，得以苟且免罪、求取宽容，不畏惧天子的法令，却把这种状态当作施行恩惠。大概他们运用这些方法极其乖谬不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天下人从上面的百官到下面的百姓，作奸犯科的手段哪里能穷尽？天子却把自身置于这些人之中。若论人数的多寡，天下人极多，而天子极少；若论智谋、欺诈、巧伪的手段，天下人中本来一定有人胜过天子。我若以天子的威势临制他们，他们便有所畏惧，不敢说话；我若多设防备来抵御他们的变诈，他们的智谋就可能超出防备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古代圣人以至诚推待天下，不以威势驾驭他们，以极大的宽容容纳他们，以最平易的态度对待他们；用君子长者的心来对待天下士人，不预先防备他们欺诈，谈笑议论，无所不涉及，用来开启他们的欢心。所以天下士大夫都欣然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心怀惭愧羞耻，不忍欺诈。他们行动有力量，做事果断，没有忧惧和不敢作为的意思。他们任用人，即使是兄弟朋友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顾忌徇私的名声；他们诛杀，即使是仇人或有细小怨隙的人，也不顾虑被说成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间的信任深厚。这就是所谓极其严厉而又有极其宽厚的一面。然而对于地位极高的大臣纵横放肆、犯法而无所顾忌，成为天下所指、法令所应惩办的人，即使天子有所不忍，也必须释放刑法之威，使他一旦入罪便无法解脱，然后天下才知道有所畏惧。这就是所谓极其平易而又有极其险峻的一面。这两者事情不同，却相互配合发挥作用。正因为这样，极其宽厚却不会使天下形成颓惰萎靡的风气，极其严峻却不会使君臣有猜疑防范、相互逼迫的忧虑。只有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欢情，并把刑法所禁止的事情全部实行，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唐荆川说：古今相同的说法说了两遍。君术策五 全文行文如同怒马奔腾、巨浪奔涌在千里之间，奔驰冲突，澎湃激荡，不可羁绊控制。

译有些事情表面上似乎缓慢，而它的变化却非常急迫，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人从小学习它，长大后形成它，彼此鼓动而形成风气，互相仿效而形成习俗，纵横颠倒、纷纷扰扰，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安定下来。在这个时候，上面的人对他们施刑，他们就害怕；驱使他们，他们就听从，形势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然而等到它发生变化，往往达到破坏而无法抵御的地步。因此天子应当观察天下的形势，控制它的发展方向，来确定它最终的归宿。天下人如果松弛放纵，拱手旁观他们所做的事，那么这种势力将发展到无所不至。它的形态就像长江大河，日夜浑浑滚滚地奔向下游，不能停止；遇到曲折处就激荡，激荡后无处宣泄，便咆哮奔涌、溃乱四散，冲坏堤防，淹没山陵谷地，漫无边际而无法控制。所以善于治水的人，顺着水流进入的方向疏导它，使水势不至于激怒奔涌而无法收束；水势已经激荡时，又能够慢慢使它泄出，使水势不至于冲决泛滥而无法停止。然而天下人常常轻视安稳平缓、相安无事的状态，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因而不替它除去造成激荡的因素。等看见水势激发、相互忧惧而溃乱，在尚未爆发之时，却以为还不至于大为恐惧，不能慢慢泄去它的怒势，所以终于横流于中原而无法迅速治理。从前天下已经安定，人人都想安坐着守成，循规蹈矩，以为这就是敦厚；沉默不言，以为这就是忠信。忠臣义士的气概郁愤而无法发泄，豪杰俊士不忍心让自己的心情郁结，便起身振作。世上的士大夫中，那些喜好勇进、轻率前进、意气高昂而不畏惧的人，也都乐意跟随并群起响应。他们直言不讳，触犯世俗也不顾忌；正直行事，冒犯君主也不害怕。如今的君子，已经纷纷从事于此了。然而天下仍有不肯服从的地方，过去的风气习俗还很多，没有除尽，彼此抗拒，而胜负的趋势尚未确定。邪正相互搏击，是非彼此冲突，双方溃乱不堪，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大概天下的形势已经稍稍激荡，而上面的人不顺势替它冲决壅塞，臣担心天下的贤人承受不住愤怒，会自行冲决。只有天子的尊严，想做一件事而天下就会跟从。如今不在上面替天下冲决壅塞，却听任它自行冲决，那么天下不相同的人将怏怏不平而不服，天下的豪杰也将奋然跃起，不顾一切地用力冲决。发作却没有击中要害，所以大的受到伤害，小的因此死亡，横向溃决而不可救治。譬如东汉的士人，李膺、杜密、范滂、张俭一党，慷慨议论，本来是要纠正世俗的弊病；可是当时的君主不替天下分别邪正、疏导他们的气势，却让天下士人发愤而自行冲决，于是天下终于大乱。由此看来，英雄豪杰不能一点也不让他们实现自己的志愿。所以治水的人，只要能使水日夜流注不息，那么即使有蛟龙鲸鲵一类的祸患，也会顺流奔走，奋迅欢悦，没有空暇来制造变乱。如果把水蓄积起来，使它浑浊混乱，堵塞而不疏导，那么水中的各种怪物都将勃然放纵，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便无法抵御。因此天下也不能不稍稍加以疏导，以顺遂调适人们的意愿。唐荆川说：‘顺着风俗趋向的方向去疏导它。’子由这篇文章，真像长江大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八 明代茅坤撰写 《颍滨文钞》十四 策 臣事策一 重臣。古人曾说：‘文章到了韩昌黎，诗歌到了杜子美，古今一切才艺都达到极致了。’我却认为，臣下进言来感动、启发君主，像子由《重臣》一篇策论这样，真是千古绝调。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种人的外在迹象相近，难以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专擅，而世上的重臣也就因此不能容于其中。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察看他们的内心；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察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因此把他们一概嫉恨，而没有什么喜爱，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正是重臣深深痛恨的；重臣所取的，正是权臣不屑顾及的。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取悦君主的心意，曲意顺从而没有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大权，任免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同时埋没君主的威望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处处顺从，让君主安然把他当作上臣；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相充当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权臣的势力就形成而不可防范。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而不能不争，他就争辩；争辩而不能改变，而事情又有绝对不能听从的地方，他就专断执行而不顾虑；等到成败的迹象显著，上面的君主便会释然，自行明白其中道理。他在朝廷之中，使天子因此感到局促而有所畏惧，使士大夫不敢在他身边安逸放纵、懒散怠惰。爵禄、庆赏，已经可以拿来议论是否适当，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已经可以拿来斟酌刑罚轻重，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势；他只是要让天子有不能不做的事情，让群臣有所震惧罢了。不参与分享其中的利益，为什么还称为重臣呢？因为重臣不等到天下人归附自己便成为权臣，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借助天子的畏惧来成就。因此只要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观察他们的用心所在，天下还有谁可以欺骗呢？所以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如今假使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由天子一人决定，没有人可以议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智，百官却畏惧战栗，失去平日受人尊重的地位，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进言呢？只有在一些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奏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他们便将闭口离去，谁敢发言而承受祸患？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时唯唯诺诺，以为这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心意，便认为这是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为社稷忧虑。这两种人和两种行为在心中混淆，不能辨别邪正，所以丧乱接连发生而不醒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从前卫太子聚集兵力要诛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让天下各地穷尽力量追捕他、消灭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并保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揭示皇上被蒙蔽的地方，消解他的愤怒，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其中情形，却没有人敢说。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设法培养重臣的威望，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和顾忌，在紧急情势之间能够坚忍持重，不被外力夺其志。臣私下观察当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同寻常的事情应当平息而不发生；但到了今天来考虑，就可以防止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有祸患，而不替它谋划呢？或者臣又听说，如今世上的弊病在于法律禁令过于严密，举足行动稍有不合律令，执法官吏便拿来作为罪名，而不追问其用意所在。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也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有所守持，不被法律夺去施展的空间。从前申屠嘉担任丞相时，甚至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死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此事也不认为奇怪，申屠嘉最终也并没有成为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臣事策二 明罚。全文多有曲折，而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全在虚写处着力传神，确实说得对。仲尼称赞管仲说：‘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使他吃粗粮蔬菜，直到终身也没有一句怨言。’我又读《蜀志》，书中说诸葛孔明贬迁李平、处死廖立；等孔明死后，这两个人都哭泣，有的甚至至死不改。我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古人高不可及，同时私下痛惜今世做不到这样。治理天下国家，只有刚强的人能够守住法度，只有公正的人能够凭刚强使天下人服从。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坚毅，因为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赏罚的大权、任用罢黜的事情，出自天子，本来没有人敢说什么。只是因为不公，所以有一个人被杀戮而离去，即使他确实应该获罪，也会突然产生不服的心情。上面的人即使在这件事上非常公正，也会害怕他不服，不敢公开明确斥责他的罪过。所以天下的不公，足以败坏天下最刚强的气节；天下的不刚强，也足以破坏天下最大的公正。两者相互配合实行，然后才可以使天下众人深深信服。臣曾私下为唐末五代的乱局悲伤：外有掌握兵权、强悍愤激的臣子，威势笼罩天下，并凭借武力在内胁迫天子，天子不敢轻易违背他们的心意。

译只要他们心中有一点不高兴，上下的人就不能保全自己。在这个时候，君主只得致力于使自身安全的政治，不敢凭刚强之心守住公正的政事，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如今海内安定，外无诸侯的忧患，内无执政大臣的祸患。然而臣仔细观察当今政令、刑罚、赏赐等事，常常好像有所畏惧，不敢自己作出决定，这是什么原因呢？朝廷的臣子，没有罪而留任，有罪而罢黜，这是臣下的常规。因此如果认为他有罪，应当罢黜，那么官职必定削夺；如果认为不应罢黜，却无缘无故把他安置到外地，仍然是不可以的。如今有人有罪而被推到外地，反而随之增加爵位俸禄，这究竟是把它当作赏赐，还是当作刑罚？实在无法知道。大概是说姑且用这种办法安抚他耿耿不平的心意；他失去近臣身份而离去，即使赐给他千金，他心中仍然有所不满。况且天下的罪人如果都想满足自己的心愿，那么天子怎么还可以施行刑戮呢？然而事情不公平的地方，又不只是这样。罢黜一个人的，是一个人；必定又有一个人出来排斥、替他辨解。难道认为罢黜者是因为有所不高兴吗？于是连替他辨解的人也一同罢黜。那么这两个人的罪过究竟在谁呢？因为一个人的话而罢黜某人，也因为另一个人的话而罢黜他，这不过是替被罢黜者报仇罢了。因此天下虽然没有强臣之祸，臣下却暗中揣摩天子的心意，各自有所凭借来要挟天子。这种弊病起初是因为执法不刚强，最终形成于守法不公正。朝廷的事情，臣哪里知道其中有不公的地方呢？但臣私下奇怪，每当任命官吏，民间无不私下议论，认为这个职位是某人的亲戚故旧凭关系得到的；每当有所安排，也无不认为这是顺从某人的意愿而实行的。假如上面的人果真都是这样，那么人受了惩罚却不服，也就很自然，而我也不敢把刑罚施加于别人。《诗经》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柔弱的就吞食它，刚强的就吐弃它。只有仲山甫，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人只有能够不欺侮鳏寡，随后才能不畏惧强暴。所以臣说：只有公正的人才能凭刚强使天下服从，这是形势决定的。况且古代做君主的人有一种极大的快乐，是今世的人不知道的。君主的快乐，不是以拥有天下为乐，而是乐于和天下人一起除去邪恶、奖勉善行，以畅快自己的志愿。如今假使天下有不义之臣，不能诛杀他，反而还尊崇他；尊崇他还不足以感到高兴，又接着罢黜自己所怨恨的人，来安慰自己盛大的愤怒。这两件事，难道是君主的快乐吗？大概事情有不能同时顺从的地方，欲望也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人有偏爱而不能公正，这固然也是人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会损害做君主的快乐，所以不如舍弃那种快乐而保全君主之乐。况且事情的利害，有的是已经知道却担心不能实行，有的是担心不知道，而一旦知道就可以实行。现在想要清白无私，按照法令所达到的范围来办事；有罪就罢黜，罢黜后不再姑息，使天下人都知道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这不是需要辛劳、很难成就的事，只是担心不肯去做罢了。管仲、孔明，只不过是做到了这一点而已。唐荆川说：‘略微援引古事，专门议论时弊，树立了文章的主骨。’ 这一篇议论，专门针对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的情况：谏官指责执政大臣，往往把他们任命为使相，调出镇守外郡，有时反而增加他们的官秩；而那些谏官又免不了被迁谪到岭表。这都是宋朝以优厚礼遇对待大臣所造成的过失，尤其不合于天下的公议，所以才有这一篇议论。臣事策三 振作士气。全文如流风掣云，正是应试文章中神来之笔。天下有无穷的才智，不敲击它就不会鸣响，不触发它就不会迸发。因此古代圣人迎接人们喜好善行的端绪，振作他们勉力进取的气概，洗涤、磨炼、淬砺，日夜不停。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得天下无穷的才智充分发挥。天下譬如一件大器物，有器物不使用，却放在窗下，时间久了里面就会生虫。所以善于使用器物的人，时时提携着它而不放下，不断洗涤、灌溉它，使它日益接近人而发挥尽全部力量，不致很快败坏。有些小丈夫只知道爱护器物，却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它；只知道把它安稳地放在地上，却不知道不离开自己的手才不会使它损坏。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器物也很快朽坏。况且天下万物，人们都只使用它的外形，而不寻求它的精神。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事物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势。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势存在于事物中，便显得灿然有光，坚确而能坚固。这个气势一旦消失，万物就都空虚无用。这种气势，时时敲击、激发它，便会日益增长而不衰退；搁置它而不知道求取，它就会脱离而不复存在。这种气势万物都有，而人尤其突出。孟子说：‘人日夜不断滋长的气息，和清晨的清明之气，到了白天所做的事情，会有东西把它拘束损耗掉。’ 这种拘束反复进行，夜间的清气就不足以保存了。所谓夜气，就是所说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势。天下混乱时，君子能够自行培养并保全它；天下安定时，天子便培养它来求得任用。如今朝廷的精明，战阵中的勇力，审理狱讼时能够穷尽实情，以及治理钱粮时能够抓住要害；天下事务纷繁，而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它们，这些都是这种气势所发挥的作用。古代英雄之君，只要能够激发天下人的才智并保存它，所以有所求就一定能得到响应，有所欲求就一定能实现。汉武帝、唐太宗时期，国家富足、兵力强盛，所求无不如意；天下人才供他们使用，始终看不出已经用尽。到了他们晚年，元老重臣、宿将大半死亡，而新近进用的士人也有足以办理天下事务的。由此看来，天下本来有无穷的才智，唯一担心的是上面的人不去激发、不去触动，使他们的精神松弛放纵，不能振作。臣私下观察当今之人，治理文章，熟习议论，明白防御谋略，审理狱讼，用来治理国家的才能，大类都具备；天下所缺少的，唯独是将帅和武力方面的臣子。从前天下已经安定，先世的老将已经去世，而西方敌寇起兵作难；这时天子茫然回顾，想找到奇才良将把军队交给他，最终却没有找到。

译此后几年，边境一天比一天窘迫，军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士大夫才逐渐学习军事，而西夏臣服，直到今天，又已经十多年了。从前所谓西边的良将，也已经大略耗尽。可是天下人还不知道谁可以任用为将，这实在很值得忧虑。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而今世人所畏惧的，也没有比做将领更厉害的。用困难的事情责求他们，用他们最畏惧的事情强迫他们，却不振作他们的气势，因此将帅之才就像这样不可得到。我曾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即使是卑贱的普通人，也无不先培养他的气势，然后求取他的才用。在尚未交战时，让他们投石、跳跃越距，以达到振奋勇气的目的；所以后来遇到敌人便不害怕，遇到危难便效死。为什么呢？因为气势旺盛。如今天下有两大弊病：凭天下太平安定，便轻视天下的武臣；凭天下冗官过多，便废除天下的武举。他们看见天下正是这样的情形，便灰心沮丧、退缩不前，没有自我振作的意愿。现在的武臣之家，他们的子孙往往转而参加进士科。所臣希望恢复武举，尊重武臣，天子也应时常亲自考察他们，以骑射检验他们的才能，并为他们实行赏罚，像唐贞观年间的旧例那样。即使还不足以发现天下所有的奇才，至少可以使他们知道皇上所喜爱的方向，从而有所自重，争相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样，将帅之才就可以逐渐显现出来。空泛的引申。这篇文章和苏轼《蓄材用》一篇，都说武举不可以废除，只是行文故意曲折舒缓、反复盘旋。譬如江水、汉水奔流数千里而到达大海，最终也不过是汇入一条沟壑。臣事策四 交付兵权。本篇从前篇《重武臣》中抽出将领专掌兵权的问题，也是针对宋代弊病的对症药方，文章曲折而畅达。天下的祸患没有固定的所在。只有看见天下的祸患并加以消除，随着它安定的地方去治理，才能长久而无忧。有些浅薄的人，看见祸患发生在东面，便把全部力量用在东面，忘记西面；看见祸患从外部兴起，便把全部心思用在外部，忘记内部。因此祸患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变化起于无法预料之处，没有人能够挽救。从前西汉的祸患，在文帝、景帝时代，天下人无不认为一定会起于诸侯过于强大。然而到了武帝时，七国之乱的余波逐渐衰微，天下平坦安然，四面望去都以为没有忧患。可是衰败逐渐延续到元帝、成帝之间，朝廷中的强臣实际控制了国家的命运，汉朝因此断绝了祭祀。世祖、显宗平定天下以后，认为世间的祸患没有不在于朝廷强臣的；然而东汉的灭亡，祸患却起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祸患，哪里是预先防范某一处就能解决的呢？人将要死亡，有的因过度劳累而得病，有的因饮酒而得病。天下人看见有人死于这些原因，就说一定不要劳作、饮酒，这难道不是拘泥而妨害事情吗？他们的死亡，必定有别的原因诱发。因此劳作可以造成灾祸，饮酒可以导致疾病，但天下人难道一定都死于这两件事吗？从前唐末五代的乱局，究竟祸根在哪里？天下的军队各自隶属于自己的将领，大的有数十万人，小的也不少于数万人。将领抚慰、照料、养育他们，给他们华美的衣服、丰足的食物，与他们同甘共苦，顺从他们的好恶；更有甚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并把自己的姓赐给他们。所以当时军队中的士卒只知道自己的将领，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君主有命令，他们不服从，却听从将领；将领所做的事，即使极其奸邪不义，他们也没有违背抗拒的。于是发生动乱时，奸臣专擅命令，拥兵自重而无人能够制约；而在他们不作乱时，攻打哪里就一定能使哪里投降，守卫哪里就一定能使哪里坚固。天下遍布良将劲兵，他们所摧毁、击败、灭亡的敌人，足以使天子郁积的心情得到畅快，也足以在外部抵抗敌国突然发动的祸难。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安于自己的将领，乐意为他听命效力。然而今世的人于是只把这种乱局当作教训，却不收取其中的功效；把天下数百万人军队都编置起来，却不树立平日有威望的将领。带兵的将领没有亲近爱护、视为心腹的士兵，士卒也没有依附归属，想让他们为将领效死就很困难。因此任命将领那天，士卒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都不敢抬头看他的面孔。不敢抬头相视，是祸患的根本。这种祸患并不是被胁迫的人同时起事的灾难，而是平缓时畏惧并怨恨将领，紧急时又没有舍身效命的心意。这两点，是用兵时最深的忌讳，当今的人大概也已经知道了。然而他们不敢改变，是害怕唐末五代的祸患；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有这种利益，就必定有这种害处。天下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没有害处的事情，这是圣人也无法做到的。怎么办呢？圣人的能力，就在于不把某一种利益推到尽头。利益还没有完全发展，就改变取得利益的方法，使害处还没有到来，事情已经转移，因此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而不承受它的害处。从前唐末五代的制度，难道对当时社会没有很大的好处吗？只是利益已经发挥殆尽，却不知道改变，所以害处随之产生。因此我太祖、太宗认为这种制度不能长久，便改易政事，以求一时的安定。做将领的人被解除兵权，士兵则被安排得不认识将领。这些都是为了堵塞天下将领的私恩，破坏他们的私下谋算。他们的用意，是认为这样足以改变五代豪强将领的风气，而不是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让后世长久实行。所以臣认为，按照当今的形势，如果不改变现行制度，就无法求得成功。况且想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就必然要有所触犯。天下的危机在于想享受最大的利益，却又顾全一切安稳，这样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的弊病，在于不愿有所动摇，却只想得到天下的利益；不愿有所劳苦，却想最终获得天下的安定。如今想使人取得成功，必定先要把军队交给他。想先把军队交给他，就必须先着手选择将领。选择将领而得到合适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忠诚，即使把天下的军队都交给他也不必忧虑，更何况几万军队呢？从前唐朝的动乱，造成变乱的并不是朝廷任命的将领，而都是盗贼之类的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命为将的。因此将帅难道一定都应怀疑他们会作奸吗？关键在于不要害怕选择将领的劳苦，因而破坏天下最大的利益。天下的祸患，难道一定就在这里吗？这篇文章论述宋代借鉴五代时将领权力过重的问题，而这种弊病遗留下来，导致军政衰弱、振作不起来。如今国家边疆的将领，只不过像一个按照资历考核、依次升迁的官吏，不再拥有任意支配财赋出入、擅自决定军士刑杀的权力。节钺所到之处，稍有越出常格，言官就要追究，朝廷的削职惩罚也会随之降临。何况郡县和藩臬可以抗拒，巡抚可以制约，御史又从后面加以纠察。因此我说：古往今来，将领权力过轻的情形，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臣事策五

译养兵。这一段又从将领统率军队中提出养兵一事，用来调节恩威；文章的节奏有快有慢，顿挫起伏，可以使人的胸臆得到激荡。天下的勇士，可以让他们领兵作战，却不能让他们主持养兵；天下的智士，可以让他们主持军务，却不能让他们负责养兵。养兵，是君子的事情。所以用兵困难，而养兵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士气很难驾驭。举兵出征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号令上，士气在战斗上；停止用兵、扎营驻守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营垒上，士气在防御阵势上；军队遇到敌人时，三军将士的心思在白刃交锋上，士气在取胜上。士气所在之处，就是他们怒气和力量所指向的地方。所以军队在外作战时，士气在敌人身上，而不在将领身上；不在将领身上，因此安抚他们就容易使他们高兴，给他们东西就容易使他们满足，惩罚他们就容易使他们安定，调动他们就容易使他们听命。将领用勇气统率他们，用智谋驱使他们，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三军将士各自返回家中，穿好衣服、吃好食物，悠闲无事，投石、超距等游戏也不足以发泄他们的怒气，于是各自寻找上级的短处。在这个时候，军中的士卒环顾四周，才开始感到无法忍受。因此，长期不使用军队，他们就不愿再战；长期不役使他们，他们就不愿再服役。如果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却强行驱使他们出战，他们就不会乐意；强行让他们服役，他们就会作乱。这是必然的趋势。古代军队出自农民，他们尤其难以被调动。然而到了周朝末年，诸侯强盛，天下百姓每天起来操练兵器，齐、晋、秦、楚凭借自己的兵车纵横天下，走过万里才返回，天下百姓却不敢说疲病。到了后世，平时安居无事，常常耗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士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需要他们出力，他们反而傲慢轻视、索取赏赐，不肯立即出发。他们平时接受上级的衣食供养，有难事就起身，有战事就拼死作战；有事务役使，就服役并竭尽力量。按道理说，他们本应比三代的农夫更好用。可是如今却正忧虑他们不是这样，这难道不是养兵方式造成的过错吗？我观察天下的军队，数量没有比京师更多的，而士卒徘徊不定、难以控制，也没有比京师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天子在位，用仁慈驾驭军队，士卒不知道作战，却习惯于求取赏赐；命令稍微急迫一些，他们就瞪眼挥臂，说话也不恭敬，这实在令人厌恶。况且京师是宗庙和宫禁所在之处，却让不义之徒环绕分布在它的左右，这还凭什么能够安定呢？我听说养兵而军队骄横暴戾，责任在将领。如今京师的将领，任用的是什么人呢？不过是普通人和小人，依次应该升迁，便让他们担任十人、百人的长官；这种人的名分，尚且没有脱离士卒行列。他们上面所统辖的，只有三位太尉。再往上推，便到枢密使。像这样四位大臣，并不处在什伍部曲之间，日夜训练士卒。况且士卒还没有亲近归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服从；不服从就难以使用。如今如果只让大臣从上面控制他们，恩意不能相互沟通，德泽不能普遍施及，上下互不信任，只是由于形势而服从，却没有凭借道义使他们亲附，那么还不能只用法令来治理。假如朝廷大臣都要弯腰曲背，亲自询问士卒的疾苦，像过去出兵行军作战时那样，那么这种情势又是无法承担的。古代南北军中有监军，御史统领防军中的各校，各自还有军正、正丞，因此任安、胡建这一类忠信守节的人，能够出入军中，取得士卒的欢心，然后用礼义训导他们，用法令约束他们，使他们受到诛灭惩罚而全体服从。这样以后，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为什么偏偏让凶暴狠戾的人互相统辖，而天子只把贪婪残暴、没有知识的普通人作为身边卫士呢？我认为大略可以仿照汉代制度，设置各级校官，让他们常驻军中，既用来安抚士卒，又逐渐诛杀那些强横之徒，训练他们懂得礼义。《传》说：“晋悼公知道栾纠有驾驭军队的才能，能够使政事和谐，便任命他为戎御，让他训练诸御懂得义理；知道荀宾有力量而不暴虐，便任命他为戎右，让他训练勇力之士。”当时任用原来军中的官吏；如果不是他们亲近士卒，就不能取得士卒的欢心；不能取得他们的心，即使有法令也无法施行。有法令却不能施行，士卒就不能承担劳苦，军队就不能应对突然的战事；军队不能应对突然的战事，即使有将领也不能驱使众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宋朝中期，益州的军队骄横，京军尤其严重，所以子由论述这件事，能够把其中的情状和曲折说得十分详尽。如今国家在西北养兵，忧患在于财赋不足，无法供养像嫖姚将军那样的勇士，使他们战死；在东南养兵，忧患在于号令不严肃，无法训练他们确实辨明敌我和顺逆，去抵抗贼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九 明代茅坤编撰 《颍滨文钞》十五 策 臣事策六 激励群臣。这篇文章的议论，大体上同世人讨论考核官员和资格升迁的文章相互参照。圣人治理天下，常常使人具有孜孜不倦的意志。下至一个普通百姓，以及所有办理事务的官员，都愿意竭尽力量来依附于君上。上至公卿大夫，即使地位极其尊贵、志得意满、没有什么可求的，也无不劳心思虑，日夜谋求进步而不停息。甚至有人洗一次澡要三次握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来不及吃饱，来不及睡暖，急切地办理事务，总像有什么还没有做到一样。因此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兴办，没有废弛败坏的，君上可以不费力，而万事都得到治理。从前世道的兴衰，我曾经大略考察过。尧舜之时，洪水横流，百姓没有粮食，事变繁多，灾害一齐兴起，可是尧舜自身却达到了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人都替他们尽力而不推辞。到了末世，四海安定，四方没有忧患，人生活在其中，势必都产生懈怠荒废的心思，各自安于现状，不愿有所兴作，所以天下渐渐衰弱疲惫，不能振作。《诗经》说：“周虽然是旧有的邦国，它的天命却是更新的。”国家之所以会灭亡，难道只是因为陈旧，却没有办法使它更新吗？天下陈旧而不能重新更新，事业就会中断而不能继续。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知道同他们约定长久不停止的办法，反而时时助长他们懒惰的气息，那么天下的事情几乎就要停息了。如今让路上的人快走十里，给他一百钱，他走到十里就停下；让他快走百里，给他一千钱，他走到百里也就停下。为什么呢？因为约定的目标止于十里和百里，所得利益也止于这里罢了。如今世上的士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出身平民的人，志向不过是一命之禄，得到任命以后就忘了平民时所学；在州县任职的人，志向不过是改官的荣耀，改官以后就丧失了在州县任职时的操守。从这以后因循迁转十多年，势必自然做到郡守，这是不必再修饰经营便能达到的地位，他们的志向也就到头了。幸而其中有人想要持守志向、奋发自强，于是志意稍微扩大，不肯把自己抛弃到贪污之人的行列中，从外任漕运、刑狱官，到内任台谏官，再到馆阁，最后升至两制，也又到了尽头。又幸而有人追求做宰相，志向便更加扩大，做到宰相才算到头。大概天子使天下人仰慕欣悦、乐意为我效力，从一命之臣到宰相，按等级依次排列的阶段只有四个罢了。他们这些一命之臣，有的已经不再希望改官；郡守有的已经不再希望进入两制；两制官有的已经不再希望做宰相，而做了宰相的人又没有什么可再希望的。或者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那么谁肯替天子尽力呢？况且世上的士大夫这样多，仁人君子也并不少，我怎么敢妄自诋毁他们呢？我听说，如今已经改官的人，他们廉正自守、坚守节操的表现，常常不如在州县任职时；做了两制官的人，他们慷慨刚劲、挺立不屈的操守，常常不如任漕运、刑狱、台谏官时。那些奇才伟人，卓然独立、不因利益而改变的，当然不在此列；可是世上处于这种情形的人，也已经很多了。用爵禄来劝勉天下人，爵禄到了极限，人的懈怠之心就产生；用权术来驱使天下人，天下人就会终身奔走而不知道停止。从前汉代的官吏，从县令升为刺史，从刺史升为郡守，从郡守升为九卿，从九卿升为三公，从下而上，达到人臣最高地位，也只有四个等级罢了。然而在那时，官吏长期任职而不知道厌倦。如今朝廷和郡县的职务，排列等级、划分层次，多得数不清；从最低处做起，三年升迁一次，直到终身都可以不感到疲倦。可是人们也各自知道自己职位等级的终点在哪里。那些清高显贵的职位，即使到了老死也不能随意进入，所以在位者都懈怠而不奋发。为什么呢？他们能够沟通君臣之间的欢情，坦然相处，没有高下悬绝、无法攀援的形势；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如今对天下的小官，天子趁他们朝见时慰劳其勤苦，殷切地询问情况，开导他们的心志；又时常选择其中特别勤劳的，加以赏赐，使他们知道朝廷并不十分遥远，在其中也还可以有所希望。对于上级大官，天子时常召来赐给闲暇宴饮，同他们讨论政事，并以功名勉励他们，和他们相约在后世不朽的境界，又使他们和子孙一同享受这种福泽；同时也时常督责他们荒怠废弛的过失，使他们对天子的恩德有所惭愧，最终不厌倦于政事。这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驱使天下人奔走的办法吗？臣事策七 督察监司。当时认为御史能够充分执行法令，用来督察州郡官吏；而监司以上的官员却不免优游自得、养望待时，等待升入两制，不能像御史那样坚决执法来尽其职分。大体说来，如今也接近这种情形。圣人对待人，不依赖他们必然会怎样，而依赖我们有办法使他们这样做；不依赖他们全都贤能，而依赖我们有办法驱使他们。假如天下人都有忠信正直之心，那么治理天下还要等待圣人吗？正因为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使他们要有方法，驱使他们要有策略，一天也不能废弃。如今天下的官员，无不先认为可以任用，然后才任用。上至两府大臣，下至九品小吏；近在朝廷之内，远到千里之外，上下互相监视，左右互相察觉，不能说不严密了。然而又在朝廷内部设置御史，在地方设置漕司、刑司，使他们督察天下的奸人，纠举违法行为。这样一来，天下难道还可以仰赖人人贤能、把事情必然办好来期待吗？可是仍有未尽之处。天下的事情，任用人不如利用形势，变更官吏不如改变法令。法令得到施行，形势得以确立，那么天下的官吏即使不贤，也都会勉强自己以求办成事情。因此天子可以不劳而得到忠良之臣。如今的弊病，是依靠有弊的法令，使用不便利的形势，辛苦地寻求贤能，却不知道改变法令的弊病；所以天下幸而得到贤人，就可以侥幸获得安治；不幸没有贤人，就会颓靡不振。

译况且御史和漕司、刑司，是天子用来了解百官能干与否的官职。如今不为它们建立法令，却希望它们都贤能，所以我所说的“有所未尽”，指的正是这件事。这两个官职虽然有内外之别，但它们打击、纠察群臣的权势轻重，本来没有多大差别。然而近年以来，做御史的人无不洗炼磨砺，显露自己的锋芒，慷慨地论列政事，不顾天下人的怨恨，因此朝廷内部上面没有能够容纳奸邪的人，下面没有长期隐藏的欺诈，正直的人无不相互庆贺，以为大治或许可以实现。但是我认为，如今内廷肃清而外地不能振作；千里之外，贪官白天拿取百姓的钱财，却没有人加以禁止，远方百姓叹息，无处申诉，无不含泪长叹，仰头呼天。深思国家设置漕司、刑司的用意，正是因为天下有这类不平之事。如今海内幸而没有变乱，而远方百姓都忧愁地苦于贪官的祸害，那么所谓漕司、刑司，究竟还用来做什么呢？人的本性相差并不远，难道做御史的人都有嫉恶之心，到了漕司、刑司就全成了粗疏苟且、宽容奸邪的人吗？大概是上级驱使他们的方法还没有达到要求。我考察御史的职务，即使在属官之中，只要有人能够献身尽命，排斥打击天下的奸邪，几年之内就可以升入两制，并不困难；而不能做到的人，就会被贬退罢免，免不了成为庸碌的官吏。因此御史都致力于采取揭发正直的行为，而漕司、刑司的官员即使端坐沉默、毫不揭发，最终也不会失去进入两制的机会；那些敢于抗争、刚直不屈的人，也不过如此，反而白白招来天下人的怨恨。因此他们都喜欢表现宽仁，以博取敦厚的名声。难道国家只知道任用御史，却不知道任用漕司、刑司吗？我希望两府大臣详细考察天下漕司、刑司的官员，只把那些有所举劾、不畏惧强暴权势的人，随后才允许升入两制；不是这样的人，就只能做普通官吏。改变法令、凭借形势，并使制度随之更新，让天下官吏都顺应有利的形势去办事，上级又能得到贤人而任用，这当然已经很好；即使不幸没有贤人，也不至于纷乱到无法治理。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努力而治理政事。这样一来，天下内部将严整，外部将清明，奸吏想要隐藏自己也找不到地方。天下或许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如今的弊病，我尤其奇怪做监司的人，往往对御史颐指气使，只求敷衍完成奔走传令的任务，却不能像国家当初设置监司和御史那样，互相督察以使政事公平，并安抚百姓。这就是一个御史善于练达而又宽厚，便使一道的官吏和百姓都安居；一个御史喜欢攻击纠察，便使一道的官吏和百姓都受到骚扰、陷于残破。因此我说：如今如果能够考察各道监司中那些见识宏大、主持政务，能够同御史相持而使其行为保持平正的人，每年提拔一两人任卿寺之官，这也足以体现汉代重视二千石长官权力的用意，而且可以使御史不至于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臣事策八 破除常例。大体上同《抑侥幸》一篇相同。子由这篇文章有大将挥兵进攻的气势，纵横开合，无不如意，是第一等的科场文章。天下只有拥有权力的人能够役使别人，拥有利益的人能够取得众人。所谓权，是天下人据以决定去留的东西；所谓利，是天下人据以奔走的东西。能够决定是非可否的，叫作权；能够决定贫富贵贱的，叫作利。天子，是收取天下的权力而亲自掌握、聚敛天下的利益而亲自使用的人。所以天下的人，上自尊贵的公卿大夫，下至卑贱的里巷平民，以及府史胥徒、僮仆奴妾，依次相互隶属、彼此役使，直到疲惫劳苦，老死也不离去。缓急之时可以使他们互相救助，危难之时可以使他们彼此死难；让他们冒着刀刃、跳入深谷，他们也会听命而不敢推辞。为什么呢？因为能够给别人利益的人，本来就能役使别人。家有千金的人拿出余财借给乡里的贫民，利息少而宽限收取，便可以在乡党中横行霸道，刺客和武士也替他效死，没有人能够制约他，这就是权力和利益造成的结果。我听说天子掌握天下的权力，专有四海九州的利益；爵禄、庆赏、金玉、钱币，这种富有不是仅仅千金之利；授予、剥夺、许可、否决，以及刑罚、杀戮、诛灭，这种权势也不是握有千金的权力。古代的君主得到天下的权力和利益并专擅掌握，所以所做的事情都能成功，所希望的事情都能实现，谋臣猛将都替他竭尽力量，宁死也没有二心。社稷之臣，可以使他为宗庙而死；郡县之臣，可以使他为疆界而死；文官可以使他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武官可以使他为自己的军队而死。天下人的心中所存、所虑，都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敌寇到来而不害怕，灾难发生而不改变志节。当他们平时安居无事时，天子供给他们衣食来养育他们，是为了等待天下发生事情；因此一旦有事而死，也是形势所必然。然而如今天下的人，享用天子的俸禄，接受天子的爵位，穿着青紫色官服、佩带印绶，跟随吏卒，声势显赫，常常遍布天下；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却都没有肯死难的，这实在非常奇怪。往年广南发生叛乱，大官据守城池、拥兵自保，贼兵到来却没有人敢于出击，反而逃跑奔窜，躲藏在草莽之间以避兵祸，竟使蛮夷之人能够在中原横行，人民流离数千里之广，那里几乎成为废墟，却没有一个官吏肯战死。国家每年选取天下的士人，士人因饥寒而出仕求官的人，动辄成百上千；任职满六年而考核合格、没有过失，国家就为他们改授爵位、增加俸禄等级；如果有幸具备超群出众的才能，公卿大臣又可以把他推荐给天子，使他得到特别的宠信和尊贵待遇，在朝廷之间飞黄腾达，不出十年便可以安然坐享其成。

译谈笑之间便可做到两制官，这样的法令，难道还会有什么亏负天下的地方吗？可是士大夫始终没有人肯奋发起来为此效力，这是为什么呢？明智圣哲的君主，用他的法令来招徕天下的人；如今天下的人，反过来用他的法令来招徕君主。所以，招徕权在我手中时，奔走效劳的是别人；招徕权在别人手中时，奔走效劳的就是我。如今世上的法令，难道不是想用来招徕别人吗？官员任职满六七次考核，便要求有五六个人举荐。凡是这些条件都具备而又没有过失，然后才为他改授爵位、增加俸禄等级。这样的法令，难道真的足以招徕人才吗？法令不足以招徕人才，人们就会反过来利用我们的法令彼此要挟。如今的官吏，考核期满而没有过失，并且还有人举荐，天子难道还能拒绝他吗？这是不得不依从而授予他的。这样一来，天子的爵位俸禄就不再是天子的恩惠，而成了天下形势所决定的东西。士大夫凭借形势取得爵禄，因此凡是被举荐的人，都不感念上级的恩德。如今本应属于天子的权力，反而落入下属手中；天子的利益，也变成了轻易取得的东西。我听说天下有两种弊病：一是法令混乱的弊病，二是法令败坏的弊病。法令混乱，就使人纷纷扰扰而无所遵循；法令败坏，就使人受到牵制而不能自主。古代圣人遇到法令混乱，就制定法令来挽救；遇到法令败坏，就用无法可执的办法来承受和纠正。所谓无法，并不是说可以纵横放肆；而是上位者抛弃固定的规矩，使天下人没有可以执持的法令来要挟君主，这就叫无法。如今官吏的选用法令，也不妨不再只凭自行举荐和考核，而让一两个大臣详细考察他们有才还是无才：举荐条件具备、考核期满的，有才者就任用，无才者就搁置；即使考核期未满、举荐条件也不齐全，只要确实可以任用，也同样任用他们。总之，都务必使天下人无法预料，使官吏没有可以执持的法令来要挟我，把天子的权力和利益收归上层。这样一来，议论者将认为这是荡然无法可依，大臣便容易借机作奸。臣听说，人只有不作奸犯科，才可以任命为大臣。如果天下这样广大，却连一两个可以信任的大臣都没有，那么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况且自唐朝末年以来，世上制定法令的人，开始都致力于防范大臣。唐朝强盛时，用来考察天下士人和调选天下候选官员的办法，都没有固定的法令，而只是听从有关官府的裁决。这样，下属就不能凭法令要挟上级，而上级也能够役使下属。因此臣说：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役使别人，只有掌握利益的人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这一点不可不深入考察。这篇文章从头到尾总是在感叹宋朝天子丧失了权力和利益，不能使天下士人一定为他感奋而效死，议论滚滚而来，没有穷尽。譬如蜀江流出峡谷，冲决堤防而奔流千里，激荡成急流，汇流成河川，淹没城郭，泛滥州郡，不知道要流到哪里才停止。《臣事策》九。近期任职。古代做官的人，活动范围不出百里之国；如今国家的小官往往要驱驰万里，这实在很不合体制，可以和曾子固的《送江任序》对照阅读。圣人为天下治理政事，不致力于违逆人心。人心所趋向的，就顺着它去做；人心所厌弃的，就因而废止它，所以天下人乐于服从他的作为。只有某一个人的欲望，不能施行于天下；不得已之后，才有所矫正和拒绝。并不是认为天下人都不能顺应、满足自己的心意。上古人民刚刚出现时，生来就有饥寒以及男女婚配方面的忧患；饮食和男女之事，是天下人共同的欲望。圣人不求断绝这种情感，又为它制定礼节文饰，教导人们炮、燔、烹、饪以及嫁娶、生养的办法，使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天下人安于他的法令而不怨恨。后世有些小丈夫不明白圣人用礼义治理天下的本末，便以为礼义教化全是圣人创造出来用以约束天下邪僻行为的。只看到天下那些邪曲放纵的人都不便于礼义法令，便想一味违逆天下人的情感，把他们喜好的置之不顾，反而施行他们厌恶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况且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特意另行设置什么来驱使天下人；大概只是顺应天下人所安适的事，因势而成就法令，如此而已。假如圣人与天下人不同心，违背众人、矫正世俗来树立自己的学说，那么天下人哪里会不反叛离去呢？如今的议论者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人的私欲必定有害于国家的公事，而国家的公事也必定会违逆天下人的私欲，于是把二者分割开来，使天下公事与私欲的关系，像胡地和越地一样不能相通。不顾人情所不安，只求显示自己所做的是至公无私的事情，事情之所以不能通达，没有不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人的情感，如果不是自己乐意的事情却强迫他去做，就都会产生闷闷不乐的心情。因此所做的事不能成功，所任用的人也不能称职。我听说如今的制度，出生在南方的官吏一定要安置到北方，出生在东方的官吏一定要派到西方；岭南、吴越的人，必定要冒着严寒、踏着霜雪去治理燕赵的事务；秦、陇、蜀、汉的士人，必定要渡过江湖、冲冒雾露去守卫扬越的地方。即使上级逼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不服从执行的；可是望着将要前往的地方，个个怨恨叹息，不能使自己安心。吏卒在道路上为他们送行迎接，路远的要跋涉数千里，财物用尽，困顿疲惫在外。到任以后，彼此的好恶不能沟通，风俗也不能相互习惯；耳目所见的事物、饮食所适宜的东西，全都不能合乎心意。就像寄居在异乡一样，他们的心总是烦琐不安、不得舒展，没过几天就想离去，不肯谋划长久居留的打算。

译百姓不喜欢他们的官吏，官吏也不喜欢当地的风俗。双方彼此抵触而不能相合，因而没有空暇施行任何政事；而官吏留在任地，没有一个不认为天下没有哪里比得上自己的家乡。如今的法令规定，做官的人不得回到自己的乡里居住，即使相隔数百里也往往不允许；又以京师所在的地方来确定天下远近的等级。凡是京师人所说的近处，都是四方人所说的极远之地；京师人所说的远处，有时反而是四方人所说的近处。如今想用近处来优待那些劳累已久的官吏，却不知道他们有些人并不愿意这样做，原因就在这里。况且人出生在乡里之中，亲戚和祖坟不过在百里以内；至于千里以内的地方，就好比道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施展私人情感的地方。若能使风俗彼此安适，上下互相信任，了解当地的利害，详细知道当地人的好恶，那么住得近的人安于近处，住得远的人乐于远处，双方都各自得到所求，就不会生出求去的心；耳目开明而心思不乱，便可以有所建树。这几方面大概也不会损害国家，却偏偏要固守这种狭小而无益的所谓公法，这难道是王者的本意吗？况且三代时期，九州之中建立的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个，大的不过百里，小的只有几十里；在这几十里之内，百姓中有做士的，有做大夫的，凡是治理本国百姓的人，也都是本国百姓，哪里需要异国的人才来任用呢？臣愚昧地认为，像这类做法都可以一概革除，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如今假使天下的官吏都同样作奸，那么即使不是在自己的乡里，也不可以有所优容；如果认为某人可以任用，那么即使是在他父母所在的国家，难道一定要设置许多条文来防备弊端，何况还要把他安置在数百里、上千里之外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近来儒官和杂流官员都按本地人来注选；如果州县官以及郡中佐贰官也都这样办理，那就好了。《臣事策》十。禄胥史。行文如风行水上。大人的道理，实行起来可以正当地命名，命名之后可以清楚地说明，推行到天下而没有疑问，施行于后世而没有惭愧。它堂堂正正地建立在四海之中，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没有感到不安的地方；这大概就是大人的道理吧？如今天下的人，天子有谁不役使他们的力量呢？可是天下人都不敢认为这是错误，这确实是因为天子取得了可以役使他们的正当名义，所以天子安坐在上面，士大夫在下面替他奔走。大官为他运筹谋划，治理百官来完成大事；小官为他管理米盐，监督鞭打刑罚来完成小职。文官替他办理簿书、核算账目，详细记录收入支出的数目，使天下人不敢欺骗；武官替他穿上铠甲、披上皮革，练习战阵攻斗之事，使天下人不敢侵犯。劳苦他们的筋力，耗尽他们的思虑，严重时甚至牺牲首领，使尸骨暴露在原野而不知道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享用他的俸禄。至于田野里的百姓，耕田来取得食物，有的人一生下来甚至没有到过市井；然而一旦遇到征税、服役的事情，就奔走在县吏面前，恭敬谨慎而有礼，不用教导就自然学会了这些礼节。最艰难的事情，甚至还要让他们斩捕盗贼、拉弓巡逻，疲惫困顿却不敢请求免除，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食用这片土地所产之物的缘故吗？所以，天下所有能够被天子取得并役使的人，都可以为这种役使找到正当名义。可是臣尤其对府、史、胥、徒感到奇怪：古代他们都有俸禄来养活家人，俸禄不足的，还可以按人口领取田地，以补足生活所需；因此能够让他们竭尽全力办理公事，而不顾虑自己的生活。周代所谓的官田，大概就是府史胥徒所耕种的田地。可是如今的法令，收取市井之人来补充做官吏，他们没有俸禄养活自己，也没有田地养育妻子儿女，又有遭受鞭打、扑打、杀戮、羞辱的祸患；天下人却都愿意做这种差事。上级用来责求他们的事务非常繁琐艰难，用来役使他们的名义却说不通；更严重的是，还让他们先缴纳钱财，之后才补充为吏。即使因此免除其他徭役，所免除的也不足以抵偿他们终身劳作的价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天子用没有正当名义的办法役使他们，天下人却也肯以没有正当名义的身份去做，这难道不应该探求其中的真实情由吗？天子把四海的事务全都交付给臣下，郡县官又把事务全部交付给郡县的小吏；刑法的轻重、财用的多少，无不由他们掌握。因此掌管仓库的人可以借机做盗贼，审理狱讼的人可以借机作奸。作奸所得的利益，上可以供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们无缘无故而安然去作奸，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他们虽然没有爵位俸禄可以作为奖励，却仍然可以被役使；虽然有遭受刑罚、杀戮和羞辱的祸患，却不肯舍弃差事离去。而他们的上级驱使这些没有俸禄的身体，却按照有俸禄的法令来对待他们，安然自若，毫不觉得奇怪。这其实是公然使他们作奸，以抵偿他们本来应当得到的俸禄，于是又认为他们是可以役使的。这样做，究竟还能拿什么向天下人显示呢？臣愚昧地认为，凡人在官府任职，不可以无缘无故地使用他的劳力；有的应当凭借他所缴纳的税来役使，有的应当凭借他所得的俸禄来役使。因此，府史胥吏不能在没有俸禄的情况下役使。然而臣考察如今的情势，正值天下苦于财用不足，国家用度也有所短缺，按形势必然无法顾及这一点。古代周官的制度，百姓来打官司的，缴纳一束箭；起诉案件的，缴纳钧金。审察谁是不正直的一方，便没收他所缴纳的东西。大概从秦汉以来，这项法令才废弃不用。如今臣也想让天下凡是进入诉讼的人，都向官府缴纳一定财物，以自行表明自己是正直的一方；不正直的人，也都没收其所缴之物，用来作为胥吏的俸禄。辨别诉讼等级，区分缴纳多少，按时发放，以满足他们衣食生活的需要。这样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并不苛刻，而由此形成的利益却十分广泛。上面对百姓，常常忧虑他们喜欢打官司却不正直，以身试法而没有畏惧顾忌。对他们施加刑罚，又使他们向官府缴纳财物，这是为了深深惩戒他们的内心；同时，他们缴纳的财物只用来优厚官吏。这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贪图百姓的钱财。做官吏的人也可以不必等待作奸，就有办法养活自己。名义正当，说法顺理；即使其中有人随后作奸而把他杀戮，也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唉！古人所谓名义正当，大概就是这一类事情吧。《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明代茅坤撰。《颍滨文钞》十六。政论。《民政策》一。三老读这类文章，就像观看李龙眠的白描画；越是深入细看，越觉得玄妙，舍不得放下。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意义大概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位洁身自持，百姓却不免成为小人；朝廷之中按照礼节相互揖让，百姓却不免成为盗贼；礼在上层施行，淫乱、邪僻、放纵的风气却在下层兴起而不能制止。这仍然不能免于说明王道尚未完成。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自己喜爱所从事的事业，完成于百姓彼此相亲相爱。王者用来要求百姓的事情，粗略说从努力耕田开始，精微处则达到孝、悌、廉、耻。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情；孝悌廉耻，则是普通男女并不喜欢、却要勉强去做的事。应当劝导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而最劳苦的事情，使他们产生自得其乐之心；劝导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使他们产生彼此相爱的情意。所以王道一旦完成，达到施行于百姓的境界，其意义也实在深远。古代天下遭遇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上下彼此不能保护；这种祸患，是由于百姓不能从努力耕田中得到喜悦而产生的。天下发生动乱，盗贼放纵横行，战争不停，而百姓不以自己的产业为乐；这种祸患，是由于百姓彼此不相爱、抛弃孝悌廉耻的节操而产生的。自己感到喜悦，即使事情极其劳苦，也不会改变所从事的事业；彼此相爱，即使心中有强悍狠毒的一面，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心自行抛弃义理而行不义。这两点，就是王道最重要的权柄。如今天下人习惯于工商利益，不喜欢农业；只有那些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能力，才安于田地而不离开山林。饥饿的百姓都有像盗跖那样躁动不安的心思，闺门之内父子相互怨愤，却不知道反省回转。朝廷之上虽然有贤人，但他们的教化不能达到下层，所以士大夫之间没有人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完成。然而臣私下考察三代流传下来的文章，读到《诗经》时，认为王道的完成有容易之处，并不困难；人们之所以不喜欢它，是因为还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因此圣人作诗，写出百姓耕耘播种的辛劳，又叙述年终仓廪丰实、妇女孩子欢喜快乐的情景，以此感动他们的心意。所以说：‘畟畟的良耜，开始在南亩作业；播下各种谷物，实实在在地含藏着生机。有人前来探望你，带着方筐和圆筥；送来的饭食是黍，头上的笠子扎得整齐；那锄头磨得锋利，用来锄除荼蓼。’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中替他们说出家人来送饭慰劳的情景，以勉励他们完成事情。诗的最后一章说：‘荼蓼已经腐朽，黍稷已经茂盛；收获堆积得整整齐齐，堆积起来密密实实；高得像城墙，排列得像梳齿，从而打开百座粮仓。百座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孩子都安宁；宰杀那头黄牛，牛角弯曲有力；用它来祭祀，用它来延续，使古代的人得到延续。’在这个时候，一年的农事已经完成，百姓的劳作…… 这样，百姓就能和妻子儿女都在这里快乐地休息，闲暇时饮酒吃肉，一年之中自得其乐。于是勤劳的人可以借此忘却劳苦，尽力工作的人可以觉得自己的劳力有所值得，而那些凶悍暴戾、没有亲近之人的人，也会有所羡慕喜爱，自己改变操守。这不仅适用于诗中所说的事情；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利益，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快乐，也同样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就安于自己所喜欢的事，乐于自己所得的利益，这就是臣认为王道并不难实行的原因。臣听说，引导百姓的方法，远处的没有比近处更有效，近处的没有比同他们竞争的人更有效。如今在朝廷中施行，而田野百姓却没有向善的心，这难道不是因为它距离百姓太远、难以达到吗？明白选择郡县官吏，谨慎执行法律禁令，刑罚陈列在市中，而顽民仍不悔改。乡里百姓看郡县官吏，自认为不是和自己同等的人，只会害怕官吏依法惩罚，即使袒背在官吏面前受笞打，也不觉得羞愧。这种势力可以触及百姓公开的罪过，却不能触及他们隐秘的邪恶。这难道不是因为官吏离他们较近，却没有人同他们竞争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幼年时一同嬉戏，成年后一同做事的人，才是他们愿意竞争的人。臣愚昧地认为，古代郡县有三老、啬夫，如今可以推举选择百姓中孝顺友爱、没有过失、努力耕田而不懒惰、平素为百姓所敬服的人，让他们不负责处理政事，只负责讥刺、劝诫和教导那些懒惰而不善良的百姓。并且在岁时伏腊等节日，郡县多置办礼物，借以教化天下，使人羡慕喜爱这种行为，使百姓都有羞耻之心，勉力去做而不肯屈服于懒惰。如今不按照百姓愿意竞争的对象来教导他们，却按照他们平素所畏惧的对象来教导。那些他们平素所畏惧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同类，又怎么敢希望自己能有他们万分之一的成就呢？所以教化天下，应当从百姓愿意竞争的人开始，这样王道就可以逐渐施行到下层了。“‘竞争’这一个字，不能拿来作为名号。只说三老、啬夫，是乡里百姓的耳目；这样，教化就容易推行了。” 民政防二 举孝廉　行文舒缓流畅 三代盛盛之时，天下的人从普通百姓以上，没有不努力修养自身、洁身自好，以求成为君子的。父子相亲，兄弟相悦，孝悌忠信的美德，在士大夫之间表现出来，向下直到田野百姓，早晚从事耕作，终身也不厌倦。到了战国，王道衰落停息，秦人驱使百姓，使他们投入耕种和战争之中，天下人便纷纷随从。南亩耕作的百姓，都争着从事干戈旗鼓之事，以头颅争头颅，以力量搏力量。进则死于战场，退则死于将帅的惩罚，灾祸无所不至。周、秦之间相距不过数十年或百余年，周代的小民都有向善之心，而秦人却只喜欢攻战，即使因此死亡，也不肯以求自保。臣私下知道这两种情形的原因。天下人不能全都懂得礼义的美好，却也不能奋不顾身地陷入死亡受伤之地；他们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上面的人使他们如此。然而里巷百姓被强迫而跟从，只能同他们一起侥幸取得一时的功业，却不能指望长久和深远的结果。周、秦的风俗都经历世代而不改变，这种教化方法不可不加以考察。周代的制度是：天下士人中孝悌忠信、在乡党闻名并为国人所知的，都可以由有关官署录用；秦国的法律则规定，身体强健、勇猛有力、能够斩获敌军甲士首级的人，可以免除自己的徭役；上等的给予爵禄优待，下等的也可以役使、统属邻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天下人知道利益所在，便都争着去做，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呢？然而周因此兴盛，秦因此灭亡，天下人于是都责怪秦不能治理，却不知道秦驱使天下人的办法，同周驱使天下人的办法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最便利的形势，是用来使天下人奔走的，万世也不会改变；所要分别讨论的，只是驱使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如今天下的祸患，实在在于百姓昏昧而不知受教，但臣认为罪过不在百姓，而在上面驱使他们的方法或许还没有做到。况且天子希望天下人做到什么呢？人在家中，希望他们孝顺；在国家，希望他们忠诚；对于兄弟，希望他们彼此相爱；对于朋友，希望他们彼此守信；面对财物，希望他们想到廉洁；遇到患难，希望他们想到义。这确实是天子对天下人的希望，也是古代圣人希望天下人做到的。圣人凭借形势来要求他们，使他们自己达到这些要求，所以天下人都争着做天子所要求的事，以求符合天子的心意。如今有人让一个人替自己牧放牛羊，将根据牛羊是否肥壮来决定对牧人的赏罚，使牧人趋向于自己所得的利益而服从，那么就可以不费劳力而坐享所希望的结果。如今明明是根据牛羊的肥瘦来考核，却让牧人竭力从事砍柴割草的工作，又根据柴草多少来决定赏罚轻重，那么牧人究竟是做牧人呢，还是做樵夫呢？做樵夫，就会使牛羊失去肥壮；做牧人，又无法得到奖赏，所以这些人全都去做樵夫，而不再从事牧放。我们所希望的是牧放，他们反而把做樵夫看作有所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天下人向上面求取利益，究竟是从哪里求取呢？士大夫写作讲究声病、剽窃和删略的文章，研习苟且应付、专供记诵问答的学问，拖着衣襟、束着衣带，俯仰周旋，全都把取得天子的爵禄作为目标。天子希望天下人做到的，难道在这些事情上吗？然而天子用来考求人才的只有这些，人的获得也只有通过这些，因此这种情况就不能排斥。唉！想要得到天下忠信孝悌的人，却在一天的考试中求取；天下士人有谁知道忠信孝悌值得喜爱，而一天的考试值得羞耻，因而不去做呢？《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报偿。’臣认为，要得到自己所求取的人才，就应当用他们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取；用利益引导他们，激发他们的懈怠，那么天下一定会有响应的人。如今隔一年选取天下奇才和善士，本来就应当有人奋起而进入其中。然而天下人不能深切明白天子的意图，以为朝廷所求取的只是他们眼前所看见的东西，所以竭力应付科举，却不知道反省自己是否合乎仁义。臣希望恢复古代孝悌科，使州县能够同现在的进士科一样荐举人才，并一同录取，使天下人时时得到孝悌忠信所带来的利益，明白知道天子希望的是这些，那么天下应当可以逐渐受到教化，以符合上面的要求。然而臣并不是说孝悌科一定能多得到天下的贤才，重要的是使天下人知道上意所在，各自趋向于由此获得的利益，这样或许不必等待教导，忠信的风俗就可以逐渐恢复。这难道也是周、秦驱使人的方法吗？民政防三 去除佛教和老子之学，本于欧阳子《本论》，以生死两端造成波澜。圣人将要从人们那里夺去某种东西，必定先有东西给予他们；将要纠正他们，必定先用柔和的方法安抚他们。把他们纳入正道，却不伤害他们的内心；去除他们的邪僻，却不斩断他们不忍舍弃的情意。有所矫正违拂，却能使天下大大改变风俗，而天下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人们释然顺从，油然受到感化，没有任何抵触，于是天下终于达到大正。天下百姓邪淫违法，纷乱到不可告说的地步，并不是只有今世才这样。古代三代的百姓，耕田以后才吃自己的粮食，养蚕缫丝以后才穿自己的丝帛。想要享受利益，就勤勉用力；想要得到回报，就厚施劳作。想求得父子亲爱，就尽心奉行慈爱孝顺之道；想求得兄弟和睦，就努力履行敬长友爱的节操；想求得夫妻相安、朋友相互信任，也无不努力采取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所以百姓各自努力谋生，不寄望于侥幸得到福分，而努力实行可以相信的事情。凡是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方法，就是这样精密完备。等到不幸死亡，亲戚子弟又为死者办理丧事、祭祀，按照岁时伏腊的制度，报答先祖的恩德，使孝子的心意得到安慰；其中礼仪十分完备而且有法度。笾、豆、簠、簋以及饮食酒醴的供献，大的在宗庙举行，小的在寝室举行。按时荐献新物，春秋祭祀从不缺少。所以百姓终结三年的服丧忧思，又有终身不断的恩爱，凄惨地仿佛祖父就站在面前享受他们的报答。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百姓懈怠于自我修养，而他们用来养生求福的方法，全都归于鬼神幽冥之中。他们不懂先王丧纪祭祀的礼制，追养先祖的心意也全都陷入佛教、老子虚妄荒诞的学说。因此四夷的教法交杂进入中国，纵横放肆，其尊贵富盛可以比拟王者，徒党遍布天下。他们的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常比天下百姓奢侈，而中国明哲知礼义的人也不曾认为奇怪。即使其中有人产生怀疑怪异、不肯相信的心，也只是安坐旁观而不能将其去除。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掌握着天下养生报死的权力，而我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所以才会如此。天下的君子曾经想除掉它，也确实曾经除掉过；但除掉不久便又恢复原状。它的根已经深入百姓之中，它的道理又很能取悦百姓。世上的君子没有人能够解除它得以深入民心的原因，改变它用来取悦百姓的方法，所以始终不能使天下人心服。

译天下百姓以为养生报死都出自佛老之教，我们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替代它，却径直断绝它的教法；想把百姓纳入正道，却伤害他们的内心；想除去其中的邪僻，却斩断他们不忍舍弃的情意。因此百姓要跟从我们就很困难。听说：‘河流枯竭，山谷就空虚；丘陵被夷平，深渊就会充实。在这里发生的事，一定会使那里受到触动。’天下百姓并不是喜爱佛老的道理，而是喜爱养生报死的方法。如今若能让他们得到所喜爱之事的实际内容，却去掉使他们产生这种喜爱的名义，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病患会使他们不肯跟从呢？先王教导百姓，养生有方法，报死有礼制。凡是国家的赏罚、黜陟，都各自符合实际。贫富贵贱，都由人的行为所应得。努力耕田而收获多，畏惧法律而不犯罪，行为端正而声名显扬，德行成就而爵禄到来。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获得福分的原因，所以不迷惑于鬼神；他们举行祭祀，是为了仁爱祖宗、安慰子孙的心意，并不是粗疏草率、没有详尽意义的事。因此孝子慈孙都有心意归属之处，不必求助佛老。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严明赏罚，告诫官吏，明辨好恶，谨慎取予，不赦免有罪之人，使佛老所谓的福报不能苟且取得，从而迷惑百姓的生命。依靠天下现有的爵位秩禄，建立宗庙，严肃祭祀，设置尸、祝，有办法充分满足为人子女者的心意，使佛老所谓的报应不能乘隙控制人的死亡。汉、唐之间，曾经有人实行过这些办法，但佛老的学说没有被除去；也曾经有人试图除去它，但赏罚不详明，祭祀不谨慎，所以佛老之道牢固而不能去除。即使去除了，也又恢复旧状。如今国家幸而想削减佛老徒众，日日削减、月月削减，将要达到灭亡的地步。但臣愚昧地担心，天下人仍然有不忍舍弃的心。天下还有不忍舍弃的心，这种势力就不可能长久除去。因此臣希望从佛老那里夺取某些东西，同时有东西给予天下；纠正它，同时用柔和方法安抚天下，使天下人在看见所失去的东西时没有遗憾，并且每天安于新的制度。这难道就是圣人改变天下的办法吗？唐荆川说：‘这种文章的体裁，处在论说与奏议之间。’ 民政防四 详论兵民的区别，裁减并省去屯戍士卒 管子治理齐国，开始改变周代的法制，使士兵和百姓分居。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又把郊野划分为五属，设置五位大夫，使他们各自治理一属的政务。国中的士人充当士兵，郊野的百姓从事农业。农民不懂战争，士人不懂耕种，各自治理自己的事务，靠自己的劳力获取食物。士兵用来保卫农民，农民用来供养士兵。出兵征战，士兵暴露在野外作战，农夫却不知道他们的辛劳；农夫深耕疾耘，沾湿身体、泥涂双足，士卒却不知道他们的劳苦。当时桓公南征伐楚，渡过汝水，越过方城，望见汶山；向北讨伐山戎，攻破令支，斩灭孤竹；向西排斥白狄，越过太行，渡过辟耳之溪。九次会合诸侯，修筑夷仪城、楚丘，往来四方。齐国没有疲惫困弊的百姓，而天下诸侯来往应接也忙不过来。到了秦孝公想要兼并天下，商鞅替他倡导谋划，使秦人没有不拿起兵器从事征伐，却不能回头再做农民；又暗中诱导六国百姓，把全部力量用来耕种关中的田地，使他们没有参加攻战守御的徭役。这两种办法交替使用，天下最终不能抵抗秦国。为什么呢？我能够接连不断地出兵而不停止，而对方不能应战；我能够在外征战而国内不缺粮食，而对方必须停止作战、先行生产，粮食才足够。这两点，是管仲、商鞅的深谋。自管仲死后，他留下的谋略和旧有防制，后世再没有人能够运用，唯独把士兵和百姓分开的办法，直到今天仍未废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做法确实能够便利天下。如今让农夫竭尽力量开辟天下的土地，汇集他们的收获来供给天下武士的衣食，同时免除他们死亡作战的祸患，这合乎人情，谁会不愿意呢？然而如今的天下，与管仲、商鞅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古代霸王在上，粮仓充实，百姓富足，地利已经开发尽了，而百姓还没有困乏；这种时候，叫作人口有余。如今天下的田地，快速耕作也不能遍及，蓬蒿、藜、莠反而占尽土地的利益，人不能把它们作为食物，而成为禽兽繁殖生息的地方；这种时候，叫作土地有余。古代圣人在人口有余时，致力于役使人口，所以天下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人荒废功业；土地有余时，致力于开辟土地，所以天下土地虽然广大，也没有一点力量被遗弃。如今海内的田地困于有余，而上面的人却致力于役使人口，不是太过分了吗？臣观察京师的军队，不下数十万、上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每处有千人左右；江淮漕运的士卒更是数不胜数。这也已经是过度役使人口了。况且人口不足，而役使人口的制度却不稍加减少，这叫作违逆天理、违背人情。从前齐桓公时代，人口力量可以说有余了，但十五乡的士人不过三万人，战车不过八百辆，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不能长久。如今天下的地方，需要重兵防守的不过是京师以及西边、北边的郡罢了。从前太祖、太宗平定天下以后，四方远国有的相距数千里，认为远方之人险诈，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情形，所以让关中的士兵前去屯驻，以镇压使他们服从其不安定的心。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四海成为一家，却因循日久，终于没有改变。天下的军队，没有比各自居住在本乡更好的；安于当地水土，熟悉当地险易，只是担心他们不懂作战。因此当今的祸患，在于不训练乡兵，却专门任用屯戍士卒作为抗击贼寇的准备。况且天下太平时，除沿边郡县外，不过是山林中的普通盗贼，趁他们还没有聚集就诛灭他们，便可以不动用大军。如果真有大盗，那么造成的变乱，也不是几百、几千名戍兵所能制服的。若是要塞之地等不可没有防备的地方，就应当增加当地土兵来代替他们。听说古代优秀将领用兵，不求数量多，而求士兵乐于作战。如今当兵的人，难道都乐意当兵吗？有的人因为饥荒困顿，不能养活自己；有的人年轻无赖，一旦入伍便不能脱身。其中常常有想回乡的人。所以臣希望裁减那些想回乡的士兵，以减少屯戍之兵；即使让离去的人占大半，臣认为留下的人仍然可以满足事务所需。古代人口有余，就宽缓地役使他们；人口不足，就约束节省地役使他们。如果一定要等到人口有余以后才办得成天下的事，那么智慧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唐荆川说：‘首尾都是戍兵，中间突然插入一段土兵，十分跌宕。如果换作别人来写，一定会先说完裁减戍兵，然后再说土兵可以使用，那就成了拘泥格式的套话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译民政防五 平抑粮价、实行屯田。如今防士也应当把这个主张举出来献给天子。近代以来，天下的变故已经十分完备。世上的君子随着弊败之处制定法令，补缀缺漏，疏通剔除纷乱污秽，他们所制定的法令也已经无所不至。然而后世的弊病常常并没有因此稍稍停息。法令刚刚建立便旋即消亡，百姓暂时享受其中的利益，却不能长久依靠并维持它。到了今世，承受历代百王的弊病，独自承担这些弊病造成的责任，病患最为繁多。而古人已经实行过的遗留制度，又无不全部废弃而不再推行。因此建国一百多年仍不能达到太平治理，就是这个原因。天下多灾多难，起初是从井田制度灭亡开始的。田制一败坏，民政便大大毁坏，纷纷扰扰而不可遏止。起初，兼并土地的人很多，贫民便失去职业。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富者凭势力连接阡陌、役使他人，收取大半税收。耕田者穷困饥饿，不耕田者反而得到食物，人们认为这不合理，于是为此制定法令说：‘限制百姓拥有的田地，显贵者不得超过若干，贫民则要足以自养。’这就是董生的办法。天下人兼并土地而有余财，便想用来追求骄奢。骄奢的风气在天下流行，富人甚至败坏自己的财产积蓄，贫人以不如富人为羞耻，争着去做盗贼，却不知道满足。百姓都有做盗贼的心，上面治理他们的人就十分危险而难以安宁。因此制定法令说：‘建立制度，明确等级，使财产多的人不得超过限度，财产少的人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以此平定风俗。’这就是贾生的办法。百姓的本性，丰年就把粮食吃掉而没有余粮，荒年就转死于沟壑而没有人救助。富商大贾趁百姓不足时抬高价格出售，以加重灾害；又趁百姓有余时低价收购，以等待他们困弊。取予的权力归于豪强，而上面却不知道收取。粮食多得散乱，却不加以收购；藜藿不够接续，却不打开粮仓发放。因此制定法令说：‘粮价低时由官府收购，以免伤害农民；粮价高时由官府发放，以免伤害百姓。小饥荒就发放小丰年储藏的粮食，中等饥荒就发放中等丰年储藏的粮食，大饥荒就发放大丰年储藏的粮食。’这就是李悝的办法。古代三代的军队，出外就是士兵，回家就是农民。出兵面对敌人时，国家有粮食储备；战争结束、兵役停止时，就不再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到了后世，海内多有变故，征伐不止，为了不损害农业，于是特意设置军队来办理天下的军事事务。开始时好像不伤害农业，但追究到最后，军队衣食的供给，农民也一定会受到困扰。因此制定法令说：‘不作战时就耕田以自养，在耕作的空闲时间练习击刺，以等待敌寇。’这就是赵充国的办法。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其中可以施行于今日的很多，臣不敢再逐一陈说。这四种办法，都是天下人共同知道却不实行的。知道却不实行，原因是什么呢？臣听说，事情本来有可以不靠特别方法便实行的，也有因为时代不同、事情变化，没有方法便不能实行的。按照名田平均百姓的土地，按照制度整齐众人，这是不需特殊办法、可以直接施行的；平价买粮以救灾，屯田以宽缓农民负担，这是没有办法便不能施行的。古代贤君在上，国家用度充足，财物不会枯竭，减少有余的部分来储备百姓不足之处，而不妨害每年的财政。如今每年收入不足以供给国家经费，尚且有所不够，哪里有余暇顾及尚未发生的灾患呢？古代将领严厉，士兵容易使唤，士兵安于劳苦，所以即使让他们做农民，也不敢推辞。如今天下的士兵，可以让他们服劳役的都不懂作战，可以作战的却都骄纵而不能役使。他们衣食丰足而筋力疲惫，平日自处又非常傲慢，哪里肯做农夫的事情呢？所以屯田和平籴的好处，举世都认为不能恢复，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不也思考一下实行它们的方法呢？臣曾听说，商人经营产业，将要有所作为却没有资本，不会用谋求朝夕利益的钱来办这件事，而是从不急需的地方取出钱财，日积月累，慢慢经营，所以产业不受损害而事情能够成功。天子的道理，是收取租税来获得粮食和衣物；至于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其他东西，也不是正常的税赋。茶、盐、酒、铁之类，是近世才设置的税收。古代并没有这四类物品的税收，国家也没有因此贫乏断绝。臣愚昧地认为，可以从其中选择一种，置于日常用度之外，每年把它作为平籴的资金。而且既然已经置于日常用度之外，发放时就不必再有所顾惜。轻易发放，只有发放得轻易，百姓才能得到利益；这同如今所谓常平仓已经大不相同了。又听说，曾经牧过马的人，不能叫他去饲养猪；马和猪相距并不很远，却仍然不能这样做。如今的士兵，原本是招募来当兵的，却想强迫他们做农民，他们不服从，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想让士兵屯田，大概也应当先告诉他们将要屯田，然后再招募。有人本来没有田地可耕，却愿意耕作，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使用他们，那么即使劳苦，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屯田的士兵已经很多而且可以使用，那么那些不耕田却享受粮食的人，就可以趁他们死亡而不再补充，等待这种人自然衰减。唉，古人治理天下的祸患，大概已经谋划得相当完备了；然而后世守着法令的人常常懒惰而不去推行，所以世上的弊病常常像是刚刚产生于今日，却不寻求古代留下的办法来依靠它治理天下，难道不可悲吗？述古似时防体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一 明代　茅坤　撰写 《颍滨文钞》十七 防 民政防六 役使游民，如今既然已经有丁钱，又想再收取游民的庸调，恐怕也难以实行。只是它叙事细密，文章层层展开，如同一幅幅图画。三代时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办徭役的祸患。到了如今，供养军队和兴办徭役，都没有做到适当，实在是值得深切忧虑的事。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徭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心没有士兵，有百姓就不担心没有役夫。五口之家，常有一人当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有三天徭役。所以军队强大而费用不增加，徭役兴起而人力早已具备。即使有大规模军队和徭役，也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等到兵役停止、徭役结束，也没有日夜不停的供养费用。后来周朝衰落，井田制度破坏，逐渐衰败到后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全都成为百姓自己拥有的土地。天下百姓不吃天子的田粮，因此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让他们承担死伤战斗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而天下没有从事攻守劳苦的百姓，这成为天子的重大忧患。因此征调财物，用来供养军队。天下的徭役，凡是转运、漕运、营建、兴筑之类的事情，又都出自百姓。此时百姓供给上面命令的事情有三种：叫作租、调、庸。租，是土地应当缴纳的；调，是军队所应当耗费的；庸，是每年所应当承担的徭役。因此让百姓把粮食交给官府，作为田租；每个人缴纳布帛，作为军调；每年役使他们的劳力，不服役的就交出相当于劳力价值的财物，作为庸。这三项，农夫都要兼办；游惰以及从事末业的百姓，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沉重，漕运路远，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全都由百姓承担。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人应当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过分困苦。所以隋、唐之间，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办徭役的祸患。这种制度虽然不如三代军队不需要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徭役尚且有所依靠，因为都是百姓承担的。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变法实行两税，直到今天，天下没有田地的人不能被役使，而有田地的人的徭役也不过是奔走服杂役，不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有大规模兴建工程和大规模漕运时，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役使。因此广泛招募冗余士兵，以供应劳役的急需。他们不懂击刺和战阵之法，却坐享天子的俸禄。由此国家既有负责武备的军队，又有负责力役的军队。这两种人的供养，都出自农民。而四海的游民没有一尺布的庸调。农民却常常暗中承担古代游民所应缴纳的负担，天子也常常同时承担供养军队和兴办徭役的重大忧患。因此兵役的弊病，在当今时代可以说达到极点了。臣愚昧地认为，天子平日无事却不停地供养军队，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干戈旗鼓、攻战之事，才可以让军队承担责任。至于力役之时，拉车拉船、修筑宫室、建造城郭，这些事情并没有死亡陷败的危险，天下百姓确实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让军队承担，以加重天子粮仓的供给。然而如今所谓可以服役的人，不过是农民，而农民已经非常困苦。因为农民常常承担天下全部费用，而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闲无职之徒遍布天下，整日优游而没有任何役属。周官的制度，百姓中没有职业的人要缴纳夫家之征；如今可以使这些人全都按照近世制度缴纳庸调。用庸来供养服力役的军队，用调来帮助农民供养负责武备的士兵。力役之兵可以因年老、疾病、死亡而不再补充，并使游民中的成年男子代替他们服役，到了期限便停止，以免除他们应缴纳的庸。至于不服役的人，也照样收取他们的庸，不让一天有所缺漏。圣人治理天下，不只是看重苟且廉洁而不向人求取，更在于能够缓解天下所不足的东西，节制那些过分幸运的人；这样即使有所取，也不妨害义理。如今虽然能使游民没有劳苦叹息之声，却常常让农民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就相率去从事末业。末业人数增多而农业衰落，天子所能独自承担的赋役来源就越来越少，也不足以使用。因此臣希望收取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也缓解农民的困苦。如果天下游民知道自己不能免除庸调的劳苦，那么他们若不耕种，就没有办法供给上面；这样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南亩。总之，十年以后，必将使农民增多，而工商之类逐渐衰退停息。这样以后，使天下人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那么兵役的忧患就可以稍稍缓解了。唐荆川说：‘这篇文章的妙处，全在于把国家的病患和农民的病患两件事交错融合在一起论说。’ 民政防七 公田贷给百姓，看他运笔安排，如同掌上观纹；锤炼句子，如同抽丝。古代天下人都是天子的臣民，田地的利益、衣食的用度以及一切养生的资具，都依赖天子；权力归于一处，利益不被强族分割。百姓只有供奉上面的忧劳，没有被人役使、依附豪强的困扰，因此百姓感念天子的恩德，天下人都可以被役使来供天子差遣。到了后世，天子的土地转而归于豪强，天下游民每天的饥寒用度，天子不供给，却留给天下富商。天子难道要同小民争这一点利益吗？然而形势却有不得不争的地方。为什么呢？有田地的人并不都亲自耕种，而是没有田地的人替他们耕作；没有田地的人并不属于天子，而是被有田地的人拘束。天子没有田地赐给他们，却想役使他们的力量，实在困难。有田者把田地交给他们，让他们像奴仆一样耕作，他们却可以被役使而没有怨恨。所以如今的农民，不是天子的农民，而是富人的农民。至于天下的游民、贩夫贩妇、工商技艺之族，他们虽然不从事田地，但每天靠自己的劳力生活，没有办法取得早晚的用度，这些人也都要依赖别人才能生存。而天子不防备他们的匮乏，却让富人拿出多余财物，借给他们急需之用，充当他们的父母。

译所以即使是游民，天子也不能役使他们，富人却独占其中利益，每天役使他们的劳力，却不偿付与其劳力相当的价值。由此看来，天下百姓全都不是天子的真正臣民，天子只是凭借地位役使他们，并不能全都得到他们的欢心。天下人中，只有拥有田地的人，才开始有办法依附天子；这样的人数，哪里足以供养其下方众多的百姓呢？由此也足以看出，天子真正所属的百姓已经非常少了。臣愚昧地认为，按照当今形势，应当收取天下的田地，把它们归于上面，用来安置没有田地的农夫，救济小民的急需，夺取豪强放贷的利益，以收纳游手好闲之人，因此顺着便利之处谋划，最好莫过于收取公田来借贷给有急难的百姓。陈、蔡、荆、楚之地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土地都是公田，只是忧虑没有人耕种；吴、越、巴、蜀之间，人们拥挤着争夺寻常尺寸的土地，安土重迁，留恋故乡而不能离开。这些地方若不是官府替他们规划，趁着灾荒饥馑之年他们有迁徙的愿望，把他们迁到无人耕种的公田上，他们终究不能自行离开。如今应当等他们已经迁走，便收取他们原有的田地，登记他们的房屋；田地作为公田，房屋作为公室，授给没有田地的百姓，使天下即使是富庶地区，也常有天子的田地；又把因登记没收而积存的田地保留，不再出售，招募天下成年男子分头耕种其中，不让富人安坐着企图获取公田遗留的利益，使天下农夫稍稍可以免除奴仆般的屈辱，得以上归属于天子；而新迁来的百姓，耕牛、房屋、饮食、器皿之类有所不足，也都可以向国家借贷，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所谓借贷，虽然名义上接近商贾市井之事，但它的意义不可不加以辨察。天下百姓没有田地来务农，又没有财物来从事工商，如果禁止借贷，势必转死于沟壑；若让富人放贷，就会产生把百姓当作臣下的心态，使用不仁的办法收取大半利息。即使不是这样，也免不了有人脱下衣服、交出房屋作为抵押；百姓受到困苦，而上面得不到利益，只是让富人掌握取予的权力，凭豪势役使乡里。因此这种形势不如由官府放贷来救济百姓的急难。《周官》的制度，让借贷的百姓同主管官员辨明贵贱，并以国家规定的服役作为利息。如今可以让郡县全部放贷并负责管理，用当地土著百姓来防止借贷者逃亡潜藏的奸诈行为，而且每个男子的借贷不得超过一定数额。春天放贷，秋收时收回丝帛；夏天放贷，秋收时收回谷物；少收利息，宽缓期限，使他们容易偿还，并且有时免除他们应交的利息，以收服他们的心。使百姓能够脱离奴仆般的处境，获得直接隶属于天子的身份。这样，天下游民就可以被役使，而富人的放贷不用禁止也会自然停止。然而臣认为，收取公田的利益在长远，不能等待几个月或几年便见成效；总的说来，经过几十年或上百年，天下农夫大半都可以成为天子的农民。至于所谓借贷以救济百姓急难，却可以早晨施行、晚上就看到利益，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这篇文章只有两处反复铺陈，却处处转折运转，完整地贯注了精神；但收取公田和借贷百姓这两件事都不可实行。因为收取公田就是夺取百姓的产业，天下没有不因此动乱的；至于借贷百姓，就是荆公引用《周礼》中以服役充作国债利息的说法。民政防八 想要考察天下都邑肥沃富饶的地方，由此选择使它们兴利的方法，很有见识；文章行笔如轻风细浪，柔和婉转而可爱。古代建立都城、设置城邑，要察看丘陵、平原和低湿地的形势，利用水泉的流通之道，疏通缺少的东西，引导已有的资源，使百姓每天取用而不会耗尽，安居其中而不羡慕外地；各地都安于自己的土地，乐于自己的产业，没有来去迁徙的心。肥沃的地方，百姓不会因此增多；贫瘠的地方，百姓也不会因此减少。天下的户口均衡平等，几乎如同一体，都足以供给本郡县役使，而没有困乏。如今天下所谓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十里大的城池、万户的外郭，它们的阴阳向背以及山林、平原、低湿地的形势，陂池泉水的利益，都是秦、汉以来所创置规划，使它们足以供给百姓衣食而不至于匮乏断绝的。臣曾读《周诗·公刘》一篇，其中说到公刘从戎地迁往豳地时，登高望远，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以及可以利用的物产，没有一处不详细周全。诗中说：‘笃实的公刘，前往那百泉之地；看那广大的平原，于是登上南冈，于是看见高大的京丘。笃实的公刘，那里既广大又绵长；测量日影而登上山冈，察看山南山北，观察流动的泉水。笃实的公刘，在豳地建造居所；渡过渭水而架设舟梁，取来砺石，取来锻铁。’古代君子居住在自己的国家，想要知道百姓所需要的利益以及器用从哪里出产，大概就是这样详尽了。等到读《史记·货殖列传》，其中说各郡国所出产的物品：东方有桑麻、鱼盐，南方有竹木、鱼稻，西方有五谷、畜牧，北方有枣栗、裘马。这样看来，一方所有的物产，都可以用来供养生者、送葬死者；如果加以适当引导，并用恰当的方法取用，那么百姓就会富裕安乐、物产丰足，直到老死也没有遗憾。我后来游历天下，考察各地山林薮泽所生的物产，以及百姓所拥有的东西，往往都与古代不相同。大江以北、汉水两岸，在三代时有数十个诸侯国；楚人建都于荆州，到了战国时期最为强大，对外抗拒各蛮族，对内抵御秦、晋，常常凭借军队纵横天下。推想它所建都的地方，怎么肯使用贫瘠、盐碱、狭窄荒芜的土地呢？可是如今从楚地以北直到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万里平田，农夫逃散，五谷不能生长，荆棘遍布田野，而土地却极为肥沃，泉源、陂泽的遗迹仍然曲折相连地存在着。百姓不知道水田耕作的好处，长官又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遇水旱灾害，百姓连蔬菜也缺乏。过去因百姓死亡流亡而废弃县、撤销镇的事情，大概往往就是这样。我听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使用武力，也不扩张疆界，而是兴办有利之事、除去有害之事，教百姓耕种，收取赋税而使收益加倍，从而获得兼有各地土地的好处。

译如今把方圆千里的土地全都举弃为荒墟，用来养禽兽，却不很加以顾惜，这同私自割让土地送给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曾听乡野之人说过：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赶百姓充当士兵；唐、邓、汝、蔡之间，原有的陂塘旧堤于是淤塞废弃而无人修治，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而那段时间离现在还不算太远。修复毁坏之处、补齐缺漏之处，有时也不过是十天半月的事情，只是担忧做官的人没有谁把它当作自己的职责。至于许州，并不处在洪河、大江的冲要之地，可是每年盛夏，众多河水决口泛滥，却没有办法救治抵御，所以百姓常常苦于饥荒，也不能以当地风俗为乐。许州是诸侯旧日的国都，是魏武帝建都的地方，也是唐代节度使治所；如果每年都遭水灾而五谷不熟，那么当时军队的费用、宗庙和朝廷的开支，将凭什么供给？这难道不是近世的弊病因循不治而发展到这种地步吗？不过这只是我所见到的一个地方，天下这样广大，我又怎么能全部了解？我曾认为，当今的祸患产生于过分怯懦，形成于受习俗牵制。过分怯懦，就算见到有利可图也不敢去做；受习俗牵制，就只顾自己而爱惜自身。因此天下的事情全都不能成功，难道唯独这一件事会例外吗？我想打破受习俗牵制的风气，振作过分怯懦的气概。我的意思是：凡天下贫困、破败、离散的郡县，都应选择善于办事而又有才干的人前往担任长官；他们离任时，皇帝亲自把这件事晓谕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任稍久一些，并考察那些使百姓增多、田野开辟的人，把他们的成绩登记下来作为考核依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不是难以办理的事情，不必等到有非凡才能的人才可以成功。只是由于松弛放任、懒惰怠惰，事情才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如果确实稍微严格地对待这件事，使做官的人知道上面有意办理此事，我认为十年以后，这里一定会成为富饶之地；而目前天下赋税沉重的地方，也可以逐渐减轻赋税，改从这里取得了。汝、蔡、江、汉之间，大概是自秦以来经历百战的地区，世世代代都使用刀兵。大体说来，当今天下能够承受太平的地方，十处中只有两三处。可是治理这些地方的官吏，有时没有选对人，又不能让他们久任并给予充分权力，所以田野没有开辟，荒地很多，利源也被遗弃。苏氏父子往往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民政防九。能够制服两个敌寇，需要盖世的才华，所以他的文章雄伟壮阔。天下有两种弊病：喜欢战争，就会财力耗尽、百姓贫困；害怕战争，就会遭受许多屈辱而没有威势。想使百姓不贫困，就不能厌弃没有威势的处境；想使君主不受屈辱，就不能指望财力不耗尽。这两种祸患，天下从来没有同时具备过。古代的君主各自按照自己所能安处的方面来采取行动，所以不能完全享有一种政策的好处，却也从未同时承受两种政策的祸患。过去匈奴对汉朝的情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定，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征发服役的劳苦，国库充盈，他们向百姓征税只取三十分之一，可以说是极其兴盛了。然而匈奴傲慢无礼、侵凌侮辱汉朝到了极点，不肯交纳金帛，献纳锦绣，这是天子所受的最大屈辱。文帝、景帝却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以求保全百姓。到了武帝，不能忍受几代积累的愤恨，竭尽天下精锐军队去进攻匈奴，开辟土地千里，斩杀俘获百万人。匈奴百姓死去大半，洗雪了先帝长期的耻辱，壮大了中原的气势，得志满足到了极点。然而国内也因此疲敝，中等百姓之家大多破产，再也没有拥有千金的家庭。这两种做法都各自取得了成功，所以各自有所忍受而不顾其他方面。可是有智慧的人早已说过，这并不是保全中国的长远策略。如今中国的弊病在于害怕战争；害怕战争固然会带来许多屈辱，可百姓又不能免于贫困，既没有得到害怕战争的好处，反而片面承受了它的祸害。加重赋税、厚取财物，用来供给两边的贿赂，结果国家受辱而百姓困苦。现在世上的弊病大概已经到了极点。贤人君子竭尽自己的智虑，想使百姓安定，可百姓常常受到边疆的侵扰；天子想使恩泽遍布四海，可天下常常被边疆拖累。这种弊病大概是有根源的：两边的贿赂不断，所以天下的赋税虽然知道很重，却不能减轻；天下的赋税既然很重而不能减轻，所以天下百姓虽然知道自己十分困苦，也不能得到安定。因此我在论述民政的最后，特别详细讨论了其中的要点。如今天下的议论，无不认为两边的贿赂不可废除。只有勇敢的人说：宁可作战，也不要送贿赂；作战未必失败，送贿赂却必然导致贫困。我私下认为，这种办法正是古代汉武帝、唐太宗坚忍而不顾一切的做法，足以实行，但也会触犯天下最危险的局面。为什么呢？我国百姓已经很久没有作战了，用从不作战的百姓去对付必然作战的敌人，我私下恐怕世俗难以接受。古代霸王的臣子，能够因失败而取得成功，转祸为福，就像翻手覆手一样容易。齐桓公被曹沫劫持，想背弃盟约，管仲却借此取得信用，使齐国由此与诸侯结交。齐桓公袭击蔡国，本来是为了惩罚蔡姬的罪过，管仲便借此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于是诸侯都十分服从齐国，我私下认为这是值得称许的。如今给两个敌国送贿赂，虽然是有不得已的原因，但这种形势偶然有些像战国时期各国用谋略彼此倾轧、暗中使对方崩溃的情形。因此我想借此成就大事，暗中攻破两个敌国。古语说：‘想要取得它，必定先姑且给它。’过去晋国取得虞国、越国取得吴国、冒顿取得东胡、石勒取得王俊，这四件事，都是靠先给予对方而成功的。邻国之间的祸患，只在于彼此猜忌、彼此窥伺，因而不敢轻易改变相互关系，所以谋虑周密而难以图谋。如今中国不振作，也已经很久了；他们把我们看作无所作为，并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仍然不肯完全放下疑虑。只有等他们完全放心、不再怀疑之后，他们的国家才可以图取。如今我们之间仍有些抵触，他们认为我们还有不服的心意，所以君臣彼此警戒而不敢懈怠。古代的英雄能够忍受一时的耻辱，以保全百世的利益。我认为当前的策略，应当更加恭敬地行礼，更加优厚地对待他们；使者前往时，不要要求在言辞上胜过对方；他们的使者来时，也不要要求用言辞触犯他们。

译一切都务求不违逆他们的心意，同时暗中削弱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深深喜欢我们的贿赂，而不把心思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在国内整顿自己，搜罗士人、挑选战马，选取精锐而减少数量，对外显示极其弱小的形势，对内积蓄极其强大的实力，把内政建设寄寓于军令之中。一切都务求自行削弱我们的强大势力，显出我们衰弱的样子，使他们安然无所顾忌，越发懈怠骄傲。这样不过几年，他们会一天比一天没有防备，而我们会一天比一天充实。他们仍将认为我们不足以与他们抗衡，于是提出无休止的要求。等他们懈怠而我们奋发，等他们骄傲而我们愤怒，到这时同他们作战，就是所谓在失败中取得胜利、在弱小中形成强大的办法。唉，如今的形势，也不过有两种办法罢了：能够奋发一时的劳苦，竭尽力量进攻他们，那么后来可以获得大安定，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辛苦若干年；能够忍受一时的屈辱，自我削弱来使他们骄傲，那么后来可以迅速取胜，但开始时免不了要蒙受若干年的耻辱。这两种策略，都足以谋取别人的国家、击败别人的军队，并取得胜利。我私下认为，当今最稳妥的办法，必定是先给他们东西、使他们骄傲。唉，如果智慧足以进攻他们，就可以洗雪天下的大惭愧；如果不能进攻他们，就使他们骄傲，以图谋日后的行动。从来没有既不能进攻他们、又不能使他们骄傲，却只是拱手等待事情成功的道理。如今每年拿出百万资财送给别人，却不能使别人不再怀疑我们、没有不服之心；即使耗尽四海的财力，最终也不能成就事情，只是侥幸求得一时的安定，却想等到取得间隙时治理天下，这样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呢？唐荆川说：‘这几篇文章运用旧故事，能够化腐朽为新奇，全在于交互描写。交互描写，全在于用一两句有力的话提挈纲要。这篇文章与苏轼的《定军制》，可以看出大致相同的风格。’ 民政防十。其中议论停止戍兵的一节，很切中今天边塞的弊病；但他想招募边郡的士兵来准备调遣征战，恐怕实际上难以行得通。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抵御戎敌有两种办法：屯驻军队等待敌人来犯，出动军队乘敌人的空虚。如今两边本来已经屯驻重兵了，可天下的议论认为中国的军队没有办法出动，而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搜刮天下的财物来供养夷狄，他们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应付他们就会有不能满足其意愿的时候。大概不过几十年，战争的祸端不是由他们不满意而发生，就是由我们不忍受而发生。这也是形势所不能逃避的。当无事时，中国既然不得不把军队蓄养在边境；等到敌人出现空隙，又必然要出兵乘其弊病。这两件事不可不预先安排。如今每年征发郡县的士兵戍守边境，这是尚未作战时的谋略，但我还不知道这对作战究竟有什么办法。我听说古代三代的制度，从来没有戍守边境的徭役。六国时期，燕、赵最受边患；当时西面防备秦国，东面防备齐国，南面防备楚国，内部还要防备韩、魏。一个方圆千里的国家，四境没有一处不设防，那么他们用来防备敌人的兵力，哪里还需要专门取得戍卒来使用呢？估计也不过是让沿边百姓自己组织成军队，以制止敌人的侵略罢了。戍边的办法始于秦、汉；内部没有敌国的忧患，郡县兵、材官、蹶张等军队，都出自百姓服役。当时的制度是每月轮换服役的士卒，期满后又转为正式士卒；一年之中屯戍边境，按次序相承接，轮流更换代替。边境百姓不能让他们长期当兵，所以不得不驱使中原百姓到边塞之下，来抵御防守敌人。因此戍边士兵年初来、年终走，不能适应寒暑，不能熟悉险易，勇者和怯者不能相互配合，志气也不能彼此激励。上面的人对祖坟没有顾念，下面的人对妻子儿女没有爱恋。平时忧愁无聊，没有把这里当作乐土的心情；遇到紧急情况只求苟且免死，没有拼死作战的意志，因此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代的谋臣晁错、陆贽之流，曾经把这些作为意见提出，何况当今的士兵全靠天子供养终身：在秦国就由秦国供养，在赵国就由赵国供养，一天也不能缺少，不像汉代戍卒另有休息、罢免、轮换的期限。可是还要拘守这种小小的旧有陈迹，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把中原士兵全都屯驻在边境，即使没有战斗伤亡的祸患，他们心里也总认为自己是在出征服役，忍受严寒、风露，为国家辛劳。国家之所以给我们美衣厚食，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因此士卒百万，安坐享用粮食，不知道行军布阵的劳苦，不曾见到刀刃的危险，却都已经自负其功，以为自己对国家有功。他们为国家劳苦到这种地步，按这种情势就不能再驱使他们做别的事情；这种弊病在于使用他们不得其道。如今暗中窥伺两个敌人的懈怠而出兵，在塞外追逐利益，这确实是当今最好的计策。但我深深担心，遇到缓急之时，士卒都已经自负其功，因而不能使用。况且人的情性，一旦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内心就会自满，不再寻求报答上级。士卒没有求取报答的心，就不能同他们一起冒犯大难、经历大劳苦。只有那些吃得饱却没有得到施展，悠闲无事、观看别人成功而自己不能效力的人，才会气势刚锐、内心不疲倦。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能趁士卒的心还没有疲倦时使用他们的锐气，所以他们的军队天下无敌。我愚见认为当前的办法是：内郡的军队应当常驻内地，不用来戍边；戍边的军队应当长期戍守边境，不等待内郡士兵来换防。招募内郡士兵，把愿意迁往边地的人给予稍厚的待遇；人数不足，就招募愿意充当边兵的百姓来补足，使两边有固定而不迁移的军队，同时大体减少内郡军队的数量。计算内外军队的总数，使两者相通，仍旧维持原有规模即可。平时没有战事，就用这些军队守备边境；一旦想要进攻、夺取或掩袭敌人，就只发动内郡士卒，使两种军队都各自想着竭尽勇力来报答上级，趁其锐气而使用，等其士气衰落便置之不用。屯驻边境多年，士卒不会怨恨劳苦；出兵千里，士卒也不会遗憾路远。军队进入边境后，出征的军队可以休息，不再承受戍守边塞的劳苦；军队出征后，守边的军队可以闲暇，不再承受行军服役的困顿。两者交替发挥作用，如同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也不会耗竭。这同当今的制度相比——耗尽天下财力来供养守边军队，既让他们参加战事，又让他们处于未战状态，因而士卒都懈怠——大概也相差不多了。如今山东、河南、北直隶也每年使用民兵，恐怕不是好办法；其中最没有防备的，是近年每年抽调延绥的军队去戍守蓟州。《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二。明代茅坤撰。《颍滨文钞》十八。序、引、传。

译《古今家诫序》。引老氏‘语多俭故能广’四字。老子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因为俭约，所以能够宽广。’有人说：‘慈爱怎么就能使人勇敢呢？’回答说：父母对于子女，因为爱得深，所以替子女谋划事情也精细；凭借深厚的爱来进行精密的谋划，因此能迅速替子女避开祸害，果断地取得利益。这就是慈爱能够使人勇敢的原因。并不是父母比别人贤能，而是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样。我年少时读书，看到父母告诫子女，总是谆谆不倦，唯恐没有把话说尽；又忧切恳切，唯恐子女没有听进去。我感叹说：‘唉，这就是父母的心啊！’老师对于弟子，要替他们制定规矩来教导；贤能的就引导他，不贤能的也不强迫他。君主对于臣下，要用号令来告诫；有能力的就任用他，没有能力的就不录用。臣子对于君主，可行就进谏，不可行就离去。子女对于父亲，要从事情的苗头上进谏，不敢公开直说，这些关系中都有礼法存在。父母却不是这样：子女即使不肖，难道父母会有抛弃子女的吗？所以父母总要把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告诫子女，直到没有遗憾才停止。《诗经》说：‘远远地舀取那路旁的积水，把它舀来注入这里，尚且可以用来蒸煮酒食。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即使是路旁积水那样粗陋的水，也不加以嫌弃，正如父母不会抛弃子女一样。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是人伦中最为极致的。即使子女不贤，等到父母对他讲话时，也一定忠诚而详尽，更何况贤能的子女呢？太常少卿、长沙人孙景修，年少丧父，由母亲教育成人；他的母亲贤能，使他成就了学业。他年老以后仍不忘念母之心，于是撰写《贤母录》来表达心意。后来他又搜集古今家诫，得到四十九人的材料，拿来给我看，说：‘古代曾有人编过这样的书，但文章不完整，我对此很遗憾。因此我想汇合众多父母的心意，把它留给天下人，或许能够有所帮助吧？’我读了以后感叹说：即使有凶悍的儿子在市中争斗，谁也不能制止；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收起手退到市外。路过的人也没有不流泪的。慈爱和孝顺的心，人人都有，只是忧虑没有办法把它引发出来罢了。如今这部书，正是要用来引发这种心情的吗？即使把它推广到天下，也可以。自周公以来直到今天，父亲的家诫有四十五条，母亲的家诫有四条。孙公还要继续增广它，事情并没有停止。《古史序》。他的思虑深远，所以他的防范也长远。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他们治国之道以无为作为根本，万物没有什么能够干扰它。他们做善事，就像水必定寒冷、火必定炎热一样自然；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鸟不吃谷物一样。不学习便能成就，不勉强便能获得，是因为内在的积累有余，所以他们把这种力量推行到治理天下时，达到了难以测知的境界。孔氏遗留下来的书说：‘喜怒哀乐还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天地万物尚且要依赖它才能存在，何况人呢？自三代衰落以后，圣人不再出现，世人不知道根本，只在喜怒哀乐的外在表现上奔走，所以表现在事业上的作为一天比一天鄙陋，连圣人的万分之一也不足以企及。即使在春秋时期，王道恩泽还没有完全断绝，士人生活其中，熟习礼义而明察利弊，像管仲、晏子、子产、叔向这一类人，也都不足以了解这个道理。到了孔子，他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已经达到极高程度，却从未明言。孟子知道其中一二，有时把它告诉别人，但天下人也没有谁能够相信。后来衰败渐渐延续到秦、汉，士人更加把功利当作急务；凡是谈论圣人的人，都凭自己所知道的去猜测圣人的道理。儒者流于拘泥制度名数，智者沉溺于权势利益，全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太史公开始改变编年史的体例，创立本纪、世家、列传，记载五帝、三王以来的历史，后世再也没有能够改变这种体例的。然而他为人浅近而不学习，疏略而轻信。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尚书》古文、《诗经》毛氏传、《春秋》左氏传都没有列入学官，世上能够读它们的人很少，所以他记载尧、舜、三代的事情，都不能得到圣人的本意。战国时期，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有的增删古代事情来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一时，司马迁一概相信了。更有甚者，有人采集世俗相传的话，用来替换古文旧说。到了秦朝焚烧书籍，战国史书不再流传于民间；秦朝憎恶其中的议论，把它们几乎全烧掉。幸而民间还保存了一两种野史，司马迁也没有时间详细考察。因此他记载战国史事时，有几年竟没有记下一件事，我私下对此感到悲哀。所以我根据司马迁的旧作，向上考察《诗经》《尚书》，向下考订《春秋》以及秦、汉的杂录，从伏羲、神农开始，到秦始皇帝为止，撰成七篇本纪、十六篇世家、三十七篇列传，称为《古史》，追记圣贤遗留下来的思想，用来明确地显示给后世。至于得失成败的关键，也都详细论述了其中的原因。唉！从几千年以后来谈论几千年以前的事情，详细情况本来就无法全部得到；幸好还有保存下来的资料，却又有时失传了，这就是《古史》之所以撰写的原因。唐荆川说：‘前一段叙述《古史》所记载的意义，后一段叙述撰写《古史》的缘由。’

译《元祐防计录序》。这是子由治理国家的文章，必须仔细寻绎体会。我听说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因此周详了解四方财力充实或空虚、强大或弱小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兼并了天下。丙吉担任丞相时，匈奴曾侵入云中、代郡，丙吉让东曹考察核实边境的琐事，逐条列明军队和粮食有无、将领和官吏是否有才干，反复询问后进奏答复，于是指挥部署便确定了。由此看来，古人之所以能够在帷幄之中运筹，在千里之外制胜，靠的就是图籍的功劳。事情只要属于官府，就一定会见于文书；开始时没有不完备的，只是担心资料太多而容易遗忘，时间久了容易消灭，几十年以后人亡书散，无法考察的就多了。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把巨细事务全都包括在内，没有遗漏。国朝三司使丁谓等人依照这种办法，编成《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收入支出的情况，前后八十多年，首尾相承，使有关官署能够居今知昔，参照比较异同，依据时势施行适宜的政策；这就是前人撰写此类书籍的本意。我凭借不才担任地官，承接元丰年间留下的事业，亲眼见到二圣的新政，时事的变迁、财赋的增减，都可以加以说明。我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天下分裂，租赋收入还不到如今的一半；然而宗室还少，诸王不过数人，做官的人很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配备齐全，官员和士卒精干训练，常常以少胜多。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不足中奋发，而常常从容好像还有余力。等到各个列国归附，珍宝贡品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运输，府库充满，朝廷创设景福内库，收入金帛储存其中，作为消灭敌寇的准备。宋太宗依靠这些力量攻克平定太原，真宗继承其业使契丹怀服；两种祸患既已平息，天下安乐，日益走向富庶。因此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却不知道应当如何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礼敬亳社，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耗费数万；上清宫、昭应宫、崇禧宫、景灵宫又相继兴建，历代积蓄被耗费了许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祸，臣下又以营造修缮进言，大臣竭力争辩，章献太后醒悟，果断地让天下休养生息。仁宗仁慈圣明，清静内心、减少政事，使天下得到幸运；然而百姓和物产还没有恢复旧日的繁盛，西夏贼寇又暗中兴起，边境长期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军队来应敌，急征赋税来供养军队。虽然有时拿出内库的积蓄来缓解百姓困苦，但四方骚动，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平定，已经增加的军队却没有随即裁减；又加上宗室子弟繁衍增多，充满宫廷府邸，官吏冗余积聚，人员超过职位，财力不能供给，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英宗继承皇位，慨然有意挽救弊病，群臣肃然观望，几乎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政治局面，但大业尚未完成。神宗继承帝位，愤恨流弊积累，忧悯财力损耗；他初次阅览政事时，制定富国强兵的计划，有关官员奉承执行，却违背了原本的防范。先实行青苗法、助役法，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法、盐铁法，使商人困顿；谋利的途径层出不穷，不专属于三司。于是国家收入在上面耗尽，百姓力量在下面竭尽；接着又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费用一天达到千金，虽然内帑别库有时拿出资财来帮助，国家也疲惫了。如今二圣临朝，正以恭敬静默、无为而治的态度，寻求百姓的疾苦并加以救治；凡是不便民的命令，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稍微得到休息。然而西夏仍不臣服，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国家各种用度大多超过前代。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考虑救济的方法，难道不是危险吗？我遍观前代，保持盈满、守成不败，比开创新局面的君主更困难；大概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的规律，无法逃避。在盈满与成就之间，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不是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列郡县，到了汉、唐还沿用这些制度，最终却都两代而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敬节俭、欲望很少，专心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富裕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能够赶上他的；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国家几乎陷于混乱灭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容纳直言，有明君的风范；然而不久国家就灭亡了，子弟在内部叛乱，羌、戎在外部作乱，于是失去了国家。这两位帝王，都是没有法度来使国家长久。如今二圣的治理安定而清静，仁慈而宽恕，德行积累于世，秦、隋那样的忧患，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然而国家空虚匮乏到了极点，法度又没有建立；即使没有汉、晋时期强臣和敌国的祸患，几年之后国家用度也会完全耗尽，我恐怕还不能安枕而卧。因此我希望把话说完：凡是《防计录》的实际内容，取自元丰八年，并且分为五项：一叫民赋，二叫收支，三叫课入，四叫储运，五叫经费。这五项完备以后，再写明现有的实际数目，列入总表相互贯通，那么天下的财政大计就可以按区域和项目清楚地讨论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以及天下封桩库的实际数目，因为不是过去三司所掌管的，便不收入《防计录》，将另行写入其他书中，以备查阅。我谨作此序。

译《民赋序》。这类文章，都是子由论述经国济世之事时直抒胸臆，并不是刻意作文，却达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古代的民政有三件事是不能恢复的。自祖宗以来，议论政事的人曾经把它们作为意见提出，执政者也曾试行过这些事情。然而办理得越详细，百姓越受到扰乱；用力越大，成效越难取得。原因是什么呢？古代把军队隐藏在农民之中，无事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太平时代没有供给军粮的费用，征伐时又能得到勤劳用力的士兵，这是儒者所叹息并谈论的事情。然而熙宁初年实行保甲法令，百姓开始嫁母、赘子，甚至损伤肢体来求得免除丁役。保甲制度形成以后，子弟凭借县官的势力来胁迫父兄，又凭借擅长弓剑的技能在乡里逞强。直到今天，河朔、京东的盗贼，都是保甲制度遗留下来的后果。后来元丰年间实行保马法，让百姓按财产养马；养马的人多了，马却不能取得，百姓甚至拿着金帛到江淮买马，稍微不合标准就被斥退不用。郡县按时检查马匹是否合格，取舍权掌握在兽医和马贩手中，百姓无法承受这种命令，民兵之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一件事。周官泉府的制度规定，凡百姓借贷，以国家规定的劳役作为利息；借贷而收取利息，三代的政事中并不都是这样。《诗经》说：‘那片广大的甫田，每年收取一万。’ ‘我收取它储存的陈粮，供我的农人食用。’自古以来有丰年，孟子也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缺乏。’古代大概确实有这种办法，但未必有固定的数额，也未必有固定的利息。到了熙宁年间实行青苗法，凡主户、客户互相作保借贷并缴纳利息，每年收取十二；在发放和收回之间，官吏借机作奸，百姓为了申请、缴纳而劳苦，费用自己翻了一倍。凡从官府流向私人，大体上收取二分而只能得到一分；从私人流入官府，大体上缴纳十而只能得到五。钱积聚在上面，布帛、米、粟贱得无法出售；年末天气寒苦，吏卒守在门口，百姓哭号而无处申诉。二十年之间，无论贫富之家，家产都耗尽了。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二件事。古代治理百姓，必定周详了解每户人口、田亩、六畜、器械的数量；从来没有不知道这些数量而能够调节贫富的，也从来没有不能调节贫富而能够取得民心的。因此三代的君主开设井田，划分沟洫，谨慎丈量步亩，严格制定户籍和土地簿册，依据人口多少授予田地，依据田地肥瘠制定赋税。土地疆界既已确定，仁政自然形成。下至隋、唐，古代遗风已经相距很远，但他们授予百姓田地，有口分田、永业田，都是从官府取得的；他们向百姓征收财物，有租、庸、调，都是按人口计算的。后来世道混乱、法制败坏，变成两税法；户籍不再区分主户、客户，而以现居之地登记；人口不再分丁、中，而按照贫富定差等。田地归百姓所有，逐渐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变得无法查知：贫困者急于卖田，于是田地多而税少；富裕者乐于逃避徭役，于是田地少而税多。一旦侥幸取巧兴起，税役就全都败坏了。所以丁谓的《纪景德田》、况之的《纪皇祐》，都以均平税赋为主旨。然而嘉祐年间，薛向、孙琳才开始议论方田，丈量步亩，审查土地肥瘠，以确定赋税等级。熙宁年间，吕惠卿又制定手实，揭发隐瞒的私事，鼓励互相告发，以核实贫富等第。元丰年间，李琮追究逃亡、绝户，均摊虚缺的数额，残害编户百姓，以补足逃亡绝户造成的税收亏空。这三件事都替国家招来怨恨，所得不能补偿损失，所造成的祸害很快便使它们废止。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三件事。因此我愚见认为，国家只应致力于实际事务，不要追求虚名。如果真能使百姓尽力耕田，用缴纳的赋税供养军队，使他们终身不再有征发戍守的劳苦；同时朝廷招募勇猛、强悍、机敏的百姓，训练他们作战，用来保卫善良百姓，那么两方面各自得到好处，又有什么不可呢？富裕人家拿出有余的财物借给不足的人，即使收取加倍的利息，对于本金和利息的债务，官府也不替他们主持追偿。到了交纳借款的日子，布缕、豆粟、鸡、豚、狗、猪等各种物品都可以出售；州县安然地处理是非曲直的裁判，百姓彼此扶养，大概也就够了。至于田赋厚薄、多少的差异，即使略有不均，只要社会安静而不受扰乱，百姓乐于从事自己的产业，赋税按时收入，损失也没有多少。根据交易来追究欺骗隐瞒，用法律惩处，也足以禁止他们过分违法。从前宇文融清查各道客户，州县观望上意，虚报扩大数目，把实在的主户说成客户；虽然得到八十多万户，每年增加数百万钱，却使百姓困苦疲敝，实在造成了天宝之乱。均税的祸害，同这有什么不同？以上三件事，都是儒者平日所称颂的，说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实行它们足以达到太平。然而几十年以来，屡次实行而屡次失败，足以成为后世好名之人的警戒。嘉祐以前，各种劳役都由百姓承担：衙前役大的掌管仓库、亲自负责运输，小的负责宴飨、迎送宾客，破家的祸患转眼就会发生。至于州县的役人，都是贪官暴吏所逼索，依靠这些役务为生；先帝深深探究这种弊病，卖掉坊场来招募衙前，平均役钱来雇用各种役人，使百姓能够闭门经营生计，官吏也不敢呵斥盘问。有关官署执行不当，坊场索取数倍的价格，役钱取用多余的积蓄，于是百姓开始困顿不堪，不能维持生活。如今二圣考察过去的事情，知道其中得失的实际情况，已经全部废除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在差役和雇役两种办法中，只采用便利百姓的。郡县奉行执行，虽然还不能立即全部完善，但天下百姓已经知道天子爱护我们了。因此我在《民赋》这一篇中详细论述这些政策的得失，使后世有所考察。唐荆川说：‘平实公正而通达，不刻意追求奇异，却有如长江大河般的气势，这是小苏的长处。’ 《收支叙》。

译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储蓄；按照三十年积蓄来统筹国家用度，那么积蓄九年的粮食就可以期待了。如今一年收入中，金以两计算为四千三百，而支出中尚余二千七百；银以两计算为五万七千，而支出超过收入六万；钱以千计算为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去米、盐钱后得到这个数】而支出超过收入一百八十二万【这是尚未扣除应支出和临时支给赏赐所得的数目】；绢以匹计算为一百五十一万，而支出超过收入十七万；谷以石计算为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支出中尚余七十四万；草以束计算为七百九十九万，而支出超过收入八百一十一万。这样看来，一年的收入不足以供给一年的支出。因此凡国家的经常费用，调剂盈余、弥补不足，常常担心不够；稍有非常规的用度，有关官署就向朝廷请求，等到使用内藏的米、盐之后才够。我亲自掌管国家财政，认为这样苟且拖延年月还可以，几年以后，将会有无法承受的忧患。因此我曾经推究其中的原因：如今宫禁中的供养有一定限度，金玉锦绣没有超过旧日，宫室不修缮，犬马不玩赏，有关官署遵守法制，谨慎监察支出收入的节度，从来没有过失。那么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天下长久安定，物产兴盛而用度扩大，也是常理，只在于如何处理它罢了。我请求逐项列举其数目：宗室人数，皇祐年间节度使三人，如今九人；两使留后一人，如今八人；观察使一人，如今十五人；防御使四人，如今四十二人。百官人数，景德年间大夫三十九人【景德年间即诸曹郎中】，如今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年间即员外郎】，如今六百九十五人；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年间为博士】，如今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年间为三丞】，如今四百二十一人；诸司使二十七人，如今二百六十八人；副使六十一人，如今一千一百一十人；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如今一千三百二十二人；侍禁三百一十六人，如今二千一百一十七人；三省之吏六十人，如今一百七十二人；其余可以类推，我不敢全部列举。从前，郎官只能停留在规定的职位上，卿官也有确定的员额。如今的大夫，朝廷议定的职位全都没有限额。尚书、侍郎历来改属三曹，而如今正议、银青合并为一，官秩又一并增加，实在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国家的财赋，不是上天生出来的，不是土地养出来的，也不是百姓生长出来的；征取有一定法度，收取有一定时令，除此之外也就没有更多了。至于宗室和官吏人数众多，可以用礼法来加以节制。祖宗时代，士人开始有固定品秩，等待职位空缺便补授；否则只是按照资历递进，从不妄加授予。仁宗末年，任子之法，从宰相以下无不削减。英宗初年，原定三年考核政绩，又增加为四年。神宗初年，宗室中袒免以外的不再推恩，袒免以内的则须经过考试才能出仕。这四件事，如今若想实行，人们必定认为是违逆人心、违反旧法，连说都不可以，更何况实行呢？然而，祖宗实行这些事时毫不迟疑，当时也没有人非议。以前事势已经发展到极点，不改变就会失败，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如今朝廷已经处在事势的极点，却独自固守现状，不敢议论改变，臣实在对此感到疑惑。如果确实从今天开始议论，顺应形势，遵循事理，制定防止过度的法令，使现任者不受损害，而后来者受到限制。如今虽然还看不出这样做的好处，但总的说来，十年以后，事情就会有所缓解。贾谊谈诸侯的变乱，说如果现在不加治理，必定会成为顽疾。如今臣也这样说：如果能够加以裁减，就是天下的幸运。《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文章不刻意经营，而精神义理自然铸成。东坡先生被贬居儋耳，把家安置在罗浮山下，独自和小儿子苏过挑着行李渡海，修补茅屋竹舍居住。每天防备着蒣芋充饥，华美的房屋和珍贵的食物，已经不再存于胸中。他平生没有什么嗜好，把图书史籍当作园林，把文章当作音乐，即使到了这里，也都停止了。唯独喜欢作诗，诗作精深华妙，看不出老年人衰惫的气象。这时苏辙也迁居海康，写信来告诉我说：“古代诗人有模拟古人的作品，却没有追和古人的作品。追和古人，是从东坡开始的。我对于诗人没有特别喜爱的，唯独喜欢陶渊明的诗。渊明作诗不多，但他的诗质朴而实际华美，清瘦而实际丰腴；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以来的诗人，都没有能超过他的。我前后和他的诗共有一百零九首，写到得意之处，自己认为并不很惭愧于渊明。现在将它们编集并录在一起，留给后世的君子。请你替我记下这件事。不过我对于渊明，难道只是喜欢他的诗吗？像他那样的为人，实在使我有所感动。”陶渊明临终前写信告诉陶俨等人说：‘我年轻时贫困艰苦，常常因为家贫而到处奔走；性情刚直，才能拙劣，与外物多有抵触，自己料想一定会给世俗带来祸患，于是勉强辞别世间，使你们免受饥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篇〕 渊明这番话大概确实是实录。我如今真正有这种毛病，却没有早早认识到，半生出仕而触犯世俗的祸患；这就是我深深佩服渊明，想在晚年仿效他万分之一的原因。唉！渊明不肯为了五斗米束起腰带去拜见乡里的小儿，而我苏轼出仕三十多年，被狱吏折磨困辱，始终不能悔改，以至陷入大难，如今却想在晚年的余光中把自己寄托于渊明，谁肯相信呢？即便如此，子瞻出仕以及出仕、退处、进退的经过，还是可以考察的，后世君子一定会对此有所处置。孔子说：‘述说而不创作，诚信而爱好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说：‘曾子、子思遵循的是同一道理，若只看他们局部的行迹，大概还不足以评论士人。’我年少时没有老师，子瞻成年学成以后，先父命我拜他为师。子瞻曾称赞我的诗有古人的风格，认为自己比不上我。然而自从他被贬居东坡以后，学问一天天进步，充沛浩大，像河流正奔涌而来；他的诗与杜子美、李太白相比也有过之，于是便可以同渊明相比了。我虽然快马加鞭地跟随他，常常还是落在他后面。他和陶渊明的诗，我继而和作的也有一两首。绍圣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译《巢谷传》叙写巢谷豪迈举动的地方，生动而可爱。巢谷，字元修，父亲巢中世，是眉山的农家子弟。年轻时跟随士大夫读书，年老后做乡里的塾师。巢谷幼年继承父亲的学业，虽然朴实，却学识广博。他考中进士后，在京师见到参加武艺考试的人，心里很喜欢。巢谷一向力气大，于是放弃原来的学业，蓄养弓箭，学习骑马射箭。过了很久，武艺学成，却没有考中。听说西部边疆有许多骁勇之士，骑射击刺为四方之冠，便离开家乡游历秦州、凤州、泾原一带。所到之处，他都结交其中杰出的人物；有一个叫韩存宝的，尤其同他友善。巢谷教他兵书，两人相交成为坚如金石的朋友。熙宁年间，韩存宝担任河州将领，立有战功，被称为熙河名将，朝廷渐渐对他感到惊异。正逢泸州蛮人乞弟扰乱边境，各郡不能制止，于是命令韩存宝出兵讨伐。韩存宝不熟悉蛮人的事务，请巢谷到军中询问。等到韩存宝获罪，将要被逮捕时，自己料定必死无疑，便对巢谷说：‘我是泾原的武夫，死并不可惜，只是妻子儿女免不了受冻挨饿。我的袋子里有几百两银子，除了你没有可以把它送给他们的人。’巢谷答应了，立即改换姓名，怀揣银子徒步前往交给韩存宝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韩存宝死后，巢谷逃避到江淮之间，直到遇到赦免才出来。我因为乡里的关系，幼年就认识他，知道他的志向和节操，遇到缓急之事可以托付给他。我在朝廷任职时，巢谷沉浮于乡里，从未来看过我。绍圣初年，我因获罪被贬居筠州，从筠州迁到雷州，又从雷州迁到循州。我的哥哥子瞻也从惠州再次迁往昌化。士大夫都忌讳同我们兄弟交往，平生的亲友再没有彼此通信的。唯独巢谷慨然无顾忌，从眉山公开说要徒步来探望我们兄弟，听到的人都笑他狂妄。元符二年春正月，他从梅州寄信给我说：‘我走一万里路来见您，不料自己还活着，如今已经到梅州了，不到十天一定能见到您。死也没有遗憾了。’我又惊又喜，说：‘这不是今世的人，是古代的人啊。’见面以后，我们握手哭泣，随后谈论平生经历，一个多月也不厌倦。当时巢谷已经七十三岁，瘦弱多病，不再是昔日的元修了。他还要去海南再见子瞻，我怜悯他年老多病，劝阻他说：‘您的心意固然很好，但从这里到儋州有几千里，还要再次渡海，不是老人所能做的事。’巢谷说：‘我看自己还不会马上死去，您不要阻止我。’我想留下他，却无法劝止；查看他的袋子里没有几千钱，而我当时也很困乏，便勉强拿钱资助他上路。船行到新防，有个蛮人仆役偷了他的行囊逃走，在新州被捕获；巢谷跟着他到了新州，终于因病去世。我听说后哭得失声，怨恨他不听我的话，但也惊异于他正因为不听我的话，竟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从前赵襄子在晋阳受困，智伯率领韩、魏两家决水围城，城中水未淹没的只剩三版高，大家悬釜煮食，甚至交换孩子来吃，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做人臣子的礼节。后来赵襄子采用张孟谈的计策，解除三家的危难，行赏群臣时，以高恭为第一。张孟谈说：‘晋阳之难，只有高恭没有功劳，为什么反而把他列为第一？’赵襄子说：‘晋阳之难时，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做人臣子的礼节，所以我把他列为第一。’巢谷在朋友的道义上，实在无愧于高恭。只是高恭可惜没有遇到赵襄子，而巢谷前面遇到韩存宝，后来又遇到我和哥哥。我如今正和他杂居在南方夷地，同他一起生活起居、出入往来，大概将要在这里终老了。虽然知道他的贤能，又还能怎样宣扬他呢？听说巢谷有个儿子叫巢蒙，在泾原军中，所以替他写这篇传，日后交给巢蒙。巢谷起初名叫谷，等到在循州见到他时，改成现在这个名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三 明代茅坤编撰 《颍滨文钞》十九 记 《王氏清虚堂记》文字浅显，却清淡旷达。王定国在住宅西面建了一座堂，前面有奇异美好的山石，具有琬琰般的观赏价值；后面有幽深茂密的竹林，如冰雪般清洁。堂中放置图书、史籍和各种物品，把它命名为“清虚”。他每天和交游的贤士大夫相聚在这里，长啸歌唱，吟诗作咏，举杯互劝，兴致油然而生，竟不知天色已经晚了。凡是游览这座堂的人，都觉得仿佛进入了山林中高僧逸士的居所，忘记了自己身处京城尘土之乡。有人说：“这就是它所以称为清虚的原因吗？”客人说：“不是这样。凡是从浑浊的事物看它，清澈的才叫清；从充实的事物看它，空虚的才叫虚。所以清把浊看作污秽，虚把实看作妨碍。然而这都不是事物的本来状态。大概万物没有不清的，也没有不虚的。即使泥土污浊，其中也存在至清；即使山石坚硬，其中也存在至虚。只有把清与浊看作一体，把虚与实看作同一本体，然后才能与万物无所匹敌，显现出至清至虚的境界。”如今王君出生于世代显贵之家，却抛弃绮罗纨绔、膏粱厚味的习惯，纵情于图书笔墨的境地，沉醉放纵，洒脱地与众人爱好不同。至于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人的逸妙书迹，以及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卢鸿、王维、韩干等人的遗墨，杂然陈列在眼前，他即使倾尽钱囊购买也不厌倦，慨叹着想见到这些人却不可得。这样就已经远离世俗了。然而等到他的年纪日渐增长，学问日益专笃，经历世事、出入祸患，再回头看从前的爱好，才知道自己还没有摆脱外物的牵累。于是开始打开箱笼，拿出珍玩的物品，送给别人而毫不吝惜，准备空荡荡地排除外在的牵累，只在内心寻求清虚；他以为真正的清虚或许就在那里，但实际上还没有找到。王君在京师沉浮，与许多超脱世俗的人交往，又娶了梁张公家的女儿。张公见识高远，胸襟开阔，体察最高的道理而又顺应世俗。王君不妨拿我的话去问他，他一定会对此有所领悟。唐荆川说：‘这篇文章也有规劝的意味，说王氏以为清虚的那些东西，其实还不足以称为清虚。议论也取法于《庄子》。’

译《南康直节堂记》文章也浅显明白，因此自有《诗经》风格的讽谏意味。南康太守府事务所的东面有一座堂，名叫直节，是朝请大夫徐望圣所建。庭院中有八株杉树，长短、粗细各不相同，却都挺直得像沿着墨线牵引，高达三寻以后才生出枝叶；高耸的样子如同竖起太常之旗，又如树立承露盘的长茎，凛然像公卿大夫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站在王庭之上，显出不可侵犯的气势。这座堂起初是军中六曹官吏居住的地方，杉树的树荫下是府吏蹲伏的地方，文书也堆积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它的可贵。徐君见到后怜爱它，建堂并以“直节”命名。万物生长，没有不挺直的；不幸被风雨摧折、被岩石压迫，才不得不弯曲顺从外物，不能保全自己。即使良好的竹箭、坚固的松柏，也都免不了这样。只有杉树能够顺遂本性，不用扶持便自然挺直；活着能够傲对冰雪，死后能够成为栋梁，这些方面与竹柏相同，而在挺直上超过它们。把这种品格推求到人的身上，大概就是所说的不等待文王出现便能奋发的人吧？徐君温和善良，广泛爱护百姓，所到之处以奉行宽简政事的好官著称，不施行苛细明察的政治，但行为又没有失于正直；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喜好，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像这种品德。’堂建成后，徐君在堂上请客人饮酒。客人醉后唱道：‘我想做弯曲的东西，但要弯曲就必定屈服；弯曲可以做吗？我想做正直的东西，但正直就必定折断；正直可以做吗？有这样的杉树，独自挺立而不倚靠，枝条分散、叶子铺展，能够安稳而不危险吗？清风吹动衣襟，飞雪落满庭院，它的颜色不会改变，徐君来这里宴饮嬉游吗？封土栽植，灌溉培育，斧斤不来砍伐，杉树自己不知道，而人们依靠它吗？庐山的百姓登堂看见杉树，怀念徐君，这种怀念会没有尽头吗？’歌唱完毕，宴会也结束了。《武昌九曲亭记》情感兴致和内心思绪都进入了美妙的境地。子瞻被贬迁到齐安，住在江边。齐安没有著名的山，但江南武昌一带的群山，起伏绵延，沟壑深邃幽密，其中有佛塔和寺院。西边叫西山，东边叫寒溪，依傍山岭、面对深谷，松树、栎树掩映其间，清幽寂静，远离尘俗。车马的踪迹到不了这里。每当风停日出、江水安静下来，子瞻便拄着竹杖，带着酒，乘渔船横渡江面向南而去。山中有两三个喜欢交游、好客的人，听说子瞻来了，便裹着头巾笑着迎接他，携手漫步登山，走到山的深处，力气用尽才休息；扫去落叶铺上草，斟酒互相慰劳，心情舒适而忘了返回，往往留宿山上。他就这样居住在齐安三年，竟不知道时间已经这么久。然而将要前往西山时，要走在松柏之间，经过九曲羊肠小路，才得到一小块平地。游览的人到这里一定休息，倚着奇石，靠着茂树，俯视大江，仰望山陵土阜，侧视溪谷；风云的变化，树林山麓的朝向背向，全都呈现在身边。有一座废弃的亭子，遗址十分狭小，不足以容纳众多客人。旁边有几十株古树，树干都粗大到百围、千尺，不能用斧斤砍伐。子瞻每次来到树下，总是斜着眼看它一整天。一天，大风雷雨拔倒了其中一株，砍去它所占据的地方，亭子便得以扩建。子瞻和客人进山察看这件事，笑着说：‘这棵树莫非是想成全我的亭子吗？’于是大家共同营建亭子。亭子建成后，西山的胜景才算完备。子瞻从此最为快乐。从前我年轻时跟随子瞻游览，有山可以登，有水可以泛舟，子瞻没有一次不是提起衣裳走在前面；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他就为此惆怅很久。后来他轻快地独自前往，在泉石之间逍遥自在，采摘林中花草，拾取溪涧果实，舀水来喝，看见他的人都以为是神仙。天下的快乐是没有穷尽的，而以心意舒适为快乐。正当他称心得意时，万物都不能替代这种快乐。等到快乐已经厌倦，又没有不洒然一笑、自我解嘲的。譬如各种饮食摆在面前，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吃饱，最后都同样归于腐臭，谁能知道得失究竟在哪里呢？只要内心无愧，对外也没有可受责备之处，姑且寄托于此，这就是子瞻能够从这里得到快乐的原因。《遗老斋记》有老人般的意味。庚辰年冬天，我蒙受恩典从南方荒远之地归来，客居颍川，想回家却不能。几个儿子为此忧虑，说：‘父母已经老了，而住宅还没有修好，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共同选择地点筑屋，五年后才建成。房屋南面有修长的竹子和古老的柏树，清幽得像野人的居所；于是开辟四间房屋，加上明亮的窗户和曲折的栏杆，作为日常休息的斋室。斋室建成后，儿子们请求我给它取名。我说：‘我是颍滨的遗老，为什么不就用“遗老”来命名呢？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幼年从事诗书学习，对于世俗人所能做的事情，一概茫然不知。二十三岁时，朝廷正寻求直言，有人推荐我应诏，我采集道路上的议论以及宫中的秘密，自以为一定会因此获罪，有司果然认为我不恭顺；皇帝却独自不许，说：‘我用直言来求取士人，士人用直言告诉我，如今却因此罢黜他，天下会怎样议论我呢？’宰相不得已，把我置于下等名次。从此我流落了二十多年，等到宣仁太后临朝，又提拔我为右司谏，凡是我所进言的，大多得到听取采纳。不到五年便参与国政，我这样的遭遇有过两次，大概都是古人所少有的。然而在这期间，同世俗共事而不如意的事情，十件中常有六七件；虽然名义上是得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听说，快乐没有比称心如意更好的，忧愁也没有比不如意更惨的。如今我退居一室之中，闭门扫除，不同外物接触；内心认为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实行的，内心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停止的。行动或停止从来没有稍微不如意的地方，那么我一生的快乐，就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你们要记住这件事，学习道理、追求少犯过错，像我今天处在遗老斋中这样就可以了。

译《东轩记》它那种恬静旷达的情趣，不如文忠公的《超然台记》，但也自有凄清悲怆之意，值得诵读。我因获罪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还没有到任，便下了大雨，筠水泛滥，冲过南市，涨到北岸，冲坏刺史府的门。盐酒税的办公处所靠近江边，水患尤其严重。我到任后，房屋破败得不能居住，于是向郡府报告，借部使者的府第来住，郡府怜悯我无处可归，答应了我。到了当年十二月，才勉强支撑起倾斜的屋架，修补毁坏的地方，开辟听事堂的东面建成一间轩，种下两株杉树、一百竿竹子，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然而盐酒税旧例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其中两人正好都离职了，事务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便坐在市区卖盐卖酒，向卖猪肉、鱼的商贩征税，同市民争夺一尺一寸的利益来尽自己的职责，直到没有人回去，筋力疲惫不堪，便昏昏睡去，不知黑夜已经过去、天已大亮。天亮后又出去办理职务，始终不能安闲地待在所谓的东轩里。每天早晚出入东轩旁边，回头看它，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对颜子箪食瓢饮、住在简陋巷中，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而颜子却不改变快乐感到奇怪。我私下认为，即使不愿意做官，守门击梆，也还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妨害学习，何至于困辱贫穷到这样的地步？等到来到筠州，在盐米事务之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俗、解除束缚，把自己放任在道德的境地中，事务却总是劫持挽留我；这才知道颜子甘心贫贱、不肯求取斗升之禄来供养自己，实在是因为那会妨害学习。唉！士人正当还没有听闻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益，用玉帛和子女来使自己生活优厚，自以为快乐。等到他遵循义理来追求大道，抛掉外在的华饰而收获内在的真实，从容自得，不知道天地有多么广大，也不知道死生有怎样的变化，更何况那些比天地死生更低下的事物呢？所以他的快乐足以胜过穷困饥饿而不怨恨，即使身居南面之位的君王，也不能超过这种快乐；大概不是有德之人，不能承受这种境界。我正小心地想磨洗自身的污浊，期望达到圣贤的万分之一，自视还有欠缺，却想或许能够得到颜氏的福分，当然是不能够的。至于孔子周游天下，职位高时做鲁国司寇，职位低时做乘田、委吏，随遇而安，没有什么处境不能接受，那大概是通达之人的事情，不是求学者所能企望的。我既然因获谴来到这里，虽然知道受拘束的害处，却因形势不能离开；只希望岁月长久以后，世人或许怜悯我，使我能够回到田园，修理先人的破屋，筑成四面围墙的房子居住，然后追求颜氏的快乐，怀念东轩，悠闲自在地忘却衰老；然而这也不是我敢于期望的。《待月轩记》文章不刻意经营，却援引隐士的言论，使身与性仿佛都进入了领悟之境。从前我游览庐山，见到一位隐士，他对我讲性命的道理，说：‘性好比太阳，身好比月亮。’我疑惑地追问他，他说：‘人开始时只有性，性寄托所在就是身。天地开始时只有太阳，太阳寄托所在就是月亮。太阳从东方升起，它升起后，万物都依赖它：有眼睛的用来观看，有手的用来拿取，有脚的用来行走。至于山石草木，也没有太阳就不能成长。等太阳落下时，天下昏暗，没有一样东西不停止活动；然而太阳本身从来没有改变。只是它所寄托之处有盈有亏，一盈一亏的就是月亮。性也是这样，出生入死，出生而生的性从来没有增加，进入死亡而死的性从来没有减少。性只有一个，只是它所寄托之处有生有死。一生一死的就是身体。虽然身体有生有死，但此处的生并不使彼处停止。身体和月亮都是这样。’古代研究天文术数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太阳在卯时出现，就称作命；月亮所在的地方，就称作身。太阳进入地下，虽然本身没有改变，却不能为世间所用；再次从东方出来后，万物没有不被照见的，这不是命又是什么？月亮不能自己发光，依靠太阳才有光明，又根据太阳距离的远近而有月亮的盈亏，这不是身又是什么？这是术数，却同道理相合。世上研究术数的人知道这种说法，却不知道这种说法的道理。我认为它的言论奇异，记下它已经很久了。我在这里筑屋，开辟东南面建一间小轩，轩前空阔，没有障碍，直到天边。每到月圆之夜，便打开门等待月亮到来。月亮进入我的轩中，我就坐在轩上，和它一起徘徊而不离去。一天晚上我举酒邀请客人，把隐士的话告诉他。客人茫然不懂，说：‘我曾研究术数，却从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我反复向他解释其中的道理，客人渐渐明白，说：‘是，是。’于是把这些话记在墙上。《洛阳李氏园池诗记》文章不刻意构思，自然具有风雅的意味。洛阳是古代帝都，那里的人习惯于汉唐衣冠遗留下来的风俗，居家时修治园池，建造台榭，种植草木，把它们作为一年四时游览观赏的乐趣。那里的山川风气清明壮丽，居住在那里很是快乐。平原广阔绵延，东西数百里；嵩山、少室山、天坛山、王屋山，冈峦绵延，四面都可以收览。伊水、洛水、瀍水、涧水从平地流出，所以那里的山林胜景、泉水清流，即使普通里巷的人也能同公侯共享。一亩地大小的住宅，抬头能看青山，低头能听流水，奇花修竹分布在左右。而显贵人家和豪门大族，园林亭台楼观的盛美，确实冠绝天下。至于李侯的园林，是洛阳园林中可以列举一二的。李氏世代都是名将。李侯的祖父任济州官时，是太祖皇帝未显贵时的旧交；当时正用兵于河东，百战百胜。李侯的父亲任宁州官时，侍奉章圣皇帝，镇守雄州十四年，修缮防御设施，抚慰士卒，精通使用间谍，功业尤其奇伟。李侯作为将门子弟，成年后出仕，历任祖父、父亲从前担任过的官职，勤劳谨慎，年老而不懈怠，确实能够继承他的家业。他辞官居住洛阳后，引水种竹，寻求山谷间的乐趣。住在洛阳的士大夫都喜欢跟随他游览，大概不只是为了他的园子。他将要用来讲述、传扬济宁留下的功业，并深入考察祖宗用兵任将的遗意，其谋略深远啊。所以从朝廷公卿以下的人，都借他的园子赠诗给他，共有若干篇；向上是为了赞美他的先人，向下是为了勉励他的子孙。这样看来，即使洛阳有许多世家大族，也很难只凭园林来互相争高下了。熙宁甲寅年，李侯已经八十三岁，但视力听力没有衰退，筋力反而更加健强，每天增加修治园林的事务，并前往游览。他将把这些诗刻在石上；他的儿子遵度任职济南，正好跟随我游学，奉李侯之命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无法推辞，于是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熙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记。

译《黄州快哉亭记》采用宋代声调，而风格自然很美。长江流出西陵峡，才进入平坦的地势。江水奔腾放纵，浩大无边，向南与湘水、沅水汇合，向北与汉水、沔水汇合，水势更加壮阔。到了赤壁下面，水波漫延，与大海相似。清河人张梦得被贬居齐安，就在住宅西南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江流的胜景，我的哥哥子瞻给它命名为“快哉”。大概从亭上看到的景色，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波涛汹涌，风云开合。白天船只在亭前出没，夜晚鱼龙在亭下悲鸣长啸，变化迅速，令人心惊目骇，不可长久观看。如今却能在几席之间把它尽情欣赏，抬眼便看得满足。向西望武昌群山，冈陵起伏，草木成行；烟雾消散、太阳升起时，渔夫和樵夫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数清。这就是它称为快哉的原因。至于长洲岸边、古城废墟，曹孟德、孙仲谋曾经纵目观望之处，周瑜、陆逊曾经驰骋征战之地，它们流传下来的风尚和遗迹，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称快。从前楚襄王和宋玉、景差游于兰台宫，有一阵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风，说：‘这风真是快意啊，是寡人能够同百姓共同享受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够同您共享呢？’ 宋玉的话大概含有讽刺意味。风并没有雄风、雌风的不同，而人的遭遇却有得意和失意的变化。楚王所以快乐，百姓所以忧愁，这只是人的处境不同，和风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忧愁呢？如果内心坦然，不因外物损伤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如今张君不把被贬看作忧患，收取治水计功所留下的余力，而放任自己于山水之间，他内心一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住在蓬草做的门、破瓮做的窗下，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快乐，更何况还能洗濯于长江的清流，舀取西山的白云，尽情享受耳目所能看到听到的胜景，以使自己适意呢？不然，连绵的山岭、断绝的深谷、长久的树林、古老的树木，再用清风吹拂它们，用明月照耀它们，这些正是骚人和忧思之士悲伤憔悴、不能承受的景物，哪里能看出它们是令人快乐的呢？《齐州闵子庙记》考察闵子骞不肯出仕季氏的原因，写成一篇文章。文中柱立其说，也颇有见地。历城以东五里有一座土丘，叫作闵子的墓，只有坟墓而没有庙宇，按等级规定的祭祀也没有举行，地方百姓不得安宁，主管地方的官吏中有想要兴建庙宇却没有办成的。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镇守济南。第二年，政事修明、事务治理就绪，地方上的老人们一同来告诉他说：‘本地从前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庙宇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李公只是担心自己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没有不整治的。李公说：‘唉，这件事确实可以缓办。’于是召集工匠建造祠堂，又让人在春秋两季修治常规祭祀。祠堂建成后，准备三献礼，笾豆排列有序，傧相各有位置。废弃了一百年的礼制，一天之内便恢复了。学士大夫在祠堂下观看礼仪，感叹流泪，有人说：‘孔夫子生在乱世，周游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不出仕的地方；他的弟子中品学最高的，也都在各国出仕：宰我在齐国出仕，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出仕，季路在卫国出仕，子夏在魏国出仕。弟子中出仕的也很多。然而以德行著称的四个人中，只有仲弓曾做过季氏的宰，其余三人都没有出仕。季氏曾想让闵子做费邑宰，闵子推辞说：‘如果还有人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在汶水以北了。’ 况且以孔夫子的贤能，尚且不认为出仕是污辱，而三位弟子不肯出仕，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应答道：‘您难道没有见过要去东海的人吗？远望东海，茫茫无边，不知道它的边际；靠近它，浩瀚无际，测不出它的深度。他所乘的船像遮天的山，船帆像浮在空中的云，这样才能经受风涛而不翻覆，触到蛟龙海怪而不恐惧。若是用江河里的船只去渡东海的险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一百里就会沉溺，根本不足以经受万里航程的灾害。周朝衰微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而有人想要挽救它，这比渡海还要艰难。如今孔夫子不顾一切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足以依靠。几位弟子急切地想要试行而不返回，大概也只是有一条简陋的船，想要试航；那也不过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三位弟子愿意成为孔夫子那样的人却不能达到，回头看其他弟子，又认为他们所做的还不值得做，所以停下来等待时机。’孔夫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对于这三位弟子也这样认为。众人说：‘是这样。’退下来后，我把这些话写下，于是刻在石碑上。

译《上高县学记》雅。古代把学校当作施行政教的地方，选取乡里才俊，把他们送入胶庠，教给他们诗书礼乐，使他们受到陶冶而成熟；学成以后让他们回去，互相告知传授，并传到父子兄弟之间。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养老、宴请宾客、听理诉讼、接受成命、献上敌人的左耳，没有一件不经过学习来调和耳目、和顺志气；因此政事不烦琐，刑罚不滥用，百姓受到教化也很快。然而考察古代的政事，不只是学校有这样的作用。郊祀、社祭、祖庙、山川和五祀，凡是礼乐之事，也都是用来施行政教、教导百姓不犯上作乱的。所以古书说：‘政治，就是君主用来藏身的东西。’古代君子端正脸色，举止容貌庄重，说话语气平和，从容处在礼乐之中，从来不靠武力加压于百姓；百姓观察他而受到感化，不违逆上级，他用这种方式藏身，是如此稳固。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了，废弃礼制而任用刑法，凭鞭打、扑击、刀锯等强力制服下民；百姓有一点不顺从，便常常亲自同他们较量。百姓于是开始强悍地不服从，而上级官员也亲自承受这种祸患，古代藏身的办法就消失了。子游做武城宰，以弦歌施行政教，说：‘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假使武城的人中，君子都爱人而不加害，小人都容易役使而不违抗，那么子游的政治难道不是宽裕有余吗？上高县是筠州的小县，处在山林之间，百姓不知道学习，县里也没有学校来教导百姓。县令李怀道刚到任，思考用什么方法引导百姓，于是谋划修建学校。县里的人知道县令将要教导他们，也都互相带头出力来修缮这件事，不到一年学校便建成了：祭祀享礼有堂，讲学劝勉有场所，退堂后学习有斋舍，膳食和沐浴有房舍。县里拿着经书来求学的有几十、上百人。于是李君施政不苛刻而百姓肃敬，赋税、劳役、诉讼都不推诿到府中。李君为学校建成、百姓不犯法而高兴，知道这是学校的力量，便请求我记述此事，告诉后人不要废弃它。我也赞美李君治理县邑有古代的道理，他从百姓那里得到的信任，不再是世俗官吏所能相比的，所以写下事实，并且记载上高县兴建学校的开始。元丰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苏辙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雅。京西同各路相比，地域广大而且接近京城，西面包括巩州、洛阳，北面兼有郑州、滑州，南面收辖陈州、许州、蔡州、汝州、唐州、邓州、申州、息州、胡州，深深处在秦、楚交界地带，汇聚引入黄河、汴水，环绕阻隔淮水、汉水，纵横出入数千里。土地广阔而百姓淳朴，斗争诉讼简少，盗贼稀少，外部没有蛮夷侵犯边境的忧患，内部没有驻军和运送粮饷的劳苦，做官的人通常清闲无事。然而这里土地贫瘠，多有荒地而不耕种；人口稀少，多数懒惰而不尽力，所以租赋收入在各路中最为贫乏。每年调拨南方的粮食供给北方，互相补足长短，用来供给军队和官吏的俸禄，因此转运使的职责在各路中最为紧急。即便如此，事务只在内部治理而没有外部忧患，财物只求自给而不承担外部供给，那么虽然贫乏也可以当作富足，虽然繁忙也可以当作安逸。熙宁初年，朝廷开始更新政令，细则分布在州县，而要领则无不由转运使总管。政令一新，官吏就有不懂的地方；事务紧迫，人们就有不能办理的地方。在这个时候，转运使奔走于外，向朝廷内廷咨询谋划，连每天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因此京西开始分治，郑州、滑州并入京畿；从某某州等若干州划为南路，从某某州等若干州划为北路，南路治所设在襄阳，北路治所设在洛阳。殿中丞陈知俭，从开始改制便负责提举常平，后来任转运判官，又任副使，负责统领北道，始终劳苦疲惫，所付出的功劳最大。将要把姓名刻在石碑上留给后人时，回头看从前的人，却发现他们的事迹湮没无闻，没有记载。于是查考典籍，寻找遗留下来的记录，自开宝年间以来，找到若干人，其中有陈君的祖父、父亲和伯父三人。唉，真是盛大啊！这些人离现在已经很远，具体情况无法全部知道；然而他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恩泽，年老的人还能够讲述。孟子说过：‘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本人，可以吗？’所以必须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至于政事的取舍、土地的合并分离，以及哪些人在这里任职，后世将会有所考察，因此一并记载在这里。熙宁六年十月某日记。《杭州龙井院讷斋记》近于禅意。钱塘有位大法师，名叫辨才，起初住在上天竺山，用天台宗佛法教化吴越。吴越人归附他，如同佛出世；侍奉他如同奉养父母，金帛的布施不需请求便自行送来。他住在天竺十四年，有人贪图他的财富，逼迫他离开。法师欣然舍弃那里离去，并不怨恨。吴越人中哭泣着跟随他的人，如同赶集一样多；天竺寺众也分散到各处。事情上报朝廷，第二年朝廷命他恢复旧居，法师勉强回来，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吴越人争相出力，修复残破之处，僧众又重新聚集。不久，法师告诉众人说：‘我虽然从来没有争夺过什么，却不幸处在争斗的地方；长久居住而不离开，会使人认为我是肯定自己、否定别人，不是出家人。天竺南面的山，山深而树木茂盛，泉水甘甜而岩石险峻；你们舍弃我吧，我将在那里终老。’说完，便拄杖前往，用茅草和竹子遮盖自己居住。消息震动吴越，人们又把各自所有的东西送来，凿平险处、填塞坍塌之地，建造房屋供奉他。不到一年，在荒草丛生、岩石纵横之间，台榭楼观便纷纷涌起，丹砂和白粉涂饰得光彩灿烂，如同天帝释的宫殿。法师从此辞去事务，不再出入。高邮人秦观，字太虚，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讷斋’。道潜法师，号参寥，请我写下这篇记。我听说，师父起初用佛法教导人，有人叩问便必定回应，像千石重的钟一样；来请教的人没有失去时机，像沧海的潮水一样准时，所以人们以“辩”来称呼他的斋室。等到他退居这座山中，闭门安坐，整日寂静无言，像树叶落尽而根部仍然荣盛，又像冬天的枯木；风停波定，像古老涧水一样，所以人们又以“讷”来称呼他的斋室。虽然如此，这还不是师父德性的全部。他那完整的境界，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垢不净，不辩不讷，又怎么给它命名呢？不过，喜爱他出而应物，又推重他退而静处，喜欢他的能辩，又珍视他的木讷，这是众人的心意；那么用这些来命名斋室，也很合适。于是系辞说：用能辩来显现我，已经不是显现真正的我；用木讷来显现我，也几乎成为虚妄。有所叩问便有所回应，到应当停止时便停止，既不是能辩，也不是木讷，只是如如不动。诸佛既然如此，我也如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四 明代茅坤撰 《颍滨文钞》二十 说、赞、辞、赋、祭文、杂著 《易说》以下三篇不是苏轼文章中最好的，保留下来，只是为了显示古人研究经典的学问。乾卦，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总是平易，却能知晓险难。坤卦，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总是简易，却能知晓阻碍。乾的刚健、坤的柔顺，都是它们材质的自然本性。譬如鸟能够飞、鱼能够游，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驱使它们。乾凭借刚健来渡过天下的险难，坤凭借柔顺来渡过天下的阻碍，本来都绰绰有余。然而有时也不能成功，就像鸟虽能飞却困于弓箭，鱼虽能游却死于罗网。刚健和柔顺不可完全依赖，也正是这样。况且天下的险难和阻碍，究竟在哪里呢？万物本来就有强弱、远近、高下、好恶、向背、取舍，这些是争端的开端，也是险难和阻碍产生的地方。当它们还没有争斗时，凭借最刚健的力量驾驭它们，用最柔顺的方式调和它们，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遇到它们正在争斗时，刚健能够胜过它们，柔顺能够使它们和悦，也还可以。若既不能胜过，也不能使其和悦，险难和阻碍便产生了。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易》说：“乾刚健坚定，向人显示平易；坤柔顺下坠，向人显示简易。”刚健而无私心的，其德是平易的，外在形态坚定；柔顺而无私心的，其德是简易的，外在形态下坠。平易和简易积蓄在内，而坚定、下坠的形态显现在外，我信任它们，万物也就安定了。即使险难和阻碍摆在面前，也没有什么不能知晓；认识达到极点，便会像冰块融化一样豁然开解，再没有什么能够造成祸害。这就是平易简约的功效，不是刚健柔顺所能达到的。《易》说：“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能得到。”既然得到了天下的道理，便能在其中成就自己的位置。万物各得其理，那么我还要做什么呢？也只是处在其中罢了。《诗说》《诗序》不是诗人所作，也不是一个人作成的。大概从国史明辨事变、太师传达《大雅》《小雅》以来，诗中所作的意义，在作诗之时一定相互传授。何况圣人删定之后，凡是孔门列于七十子之中的人，大都能够谈论这些；邹、鲁一带的士人以及缙绅先生，也多能说明它。汉朝兴起后，从战国末年得到遗留下来的文字，各位儒者相互传授讲解，于是作成《诗序》，其中的意义一定有所承受。因此训诂、传、注兴起，彼此承袭前人的说法来解释，使后世学者能够解释经典的旨意，却不能直接把《诗序》当作证据；他们却不知道，《诗序》的撰作也未必真正得到诗的旨意。这一点不可不辨。鲁国的颂诗，文辞超过事实。《閟宫》诗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考察《春秋》，许就是鲁国朝宿的城邑。自隐公元年郑伯以玉璧借许田，直到僖公时，许已经不再属于鲁国；“尝”地也没有别的文献可考。先儒却认为“尝”就是鲁国的薛地，似乎难以考据。那么诗中说“居常与许，能够复兴周公的疆宇”，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首诗从“使你昌盛而炽烈，使你长寿而善美”以下，直到“上天赐给公纯厚的福禄，使你长寿而保有鲁国，居常与许，复兴周公的疆宇”，都是国人祝愿鲁侯的话，是希望他的君主能够如此。

译作《诗序》的人只得到诗的文字，却没有得到诗的本意，于是替它解释说：“《颂》诗赞美僖公能够复兴周公的疆宇。” 这样便以为僖公果真恢复了常、许二地，似乎不能相信。《鱼藻》说：“鱼在那里，在水藻中，头上有大大的斑纹；王在那里，在镐京，难道不是快乐地饮酒吗？”又说：“鱼在那里，在水藻中，尾巴长长；王在那里，在镐京，饮酒而快乐。”又说：“鱼岂不是在那里，在水藻中，依傍着蒲草；王在那里，在镐京，安然居处。”意思是说，鱼为什么在那里、在水藻中呢？有的头部斑大，有的尾巴长，有的依傍蒲草，自以为找到了适宜的地方。然而只是处在水藻和蒲草之间罢了，哪里足以凭此认为找到了归宿？幽王又为什么在那里、在镐京呢？有时是先快乐后饮酒，有时是先饮酒后快乐，哪里像无事一样安然居处、自以为快乐呢？只是住在镐京饮酒，沉溺于享乐，却不忧虑危亡将至，又哪里足以把这当作最大的快乐？这才是诗人所讽刺的。《诗序》作者只看到诗常常用鱼来表示物类众多，所以这里也说万物失去了本性；又因为镐京是武王的都城，所以这里说思念武王，恐怕都不是诗的本意。《清庙》的序说：“周公建成洛邑，召集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当初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只是担任冢宰、整治百官，并不曾代成王摄政。汉代儒者被荀卿和《礼记》的说法迷惑，于是认为周公确实摄政；然而荀卿的话多有妄说，《礼记》的记载又杂出于戴氏二家的论说，于是就在这里附会其说，写道：“周公建成洛邑，召集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 既然如此，那么建成洛邑的是周公；至于召集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如果让周公来做，难道不近于僭越吗？《将仲子》的序说：“小事不能忍耐，以至于造成大乱。”根据《春秋》和《左传》考察，祭仲劝庄公不如早作处置，庄公说：“坏事做多了，必然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吧。”又说：“不用你动手，他自己会招致祸患。”又说：“不义如果不停止地加厚，最终必然崩溃。”后来终于在鄢地讨伐了他。庄公的心意是不早作处置，而等他自己灭亡，大概是想养成他的罪恶，最终再加以惩治。因此《春秋》讥刺庄公，左氏则说这是郑国的意图，因为郑伯的意图在于杀死他。《将仲子》的讽刺，难道也是厌恶纵容罪恶发展、最终再加以伤害吗？作《诗序》的人说“小事不能忍耐而导致大乱”，大概是不明白这一点。看庄公在城颍向母亲姜氏发誓，庄公的用心哪里是所谓“小事不能忍耐”呢？《召旻》所讽刺的，是幽王造成的大败坏。诗开头说“昊天威怒”，末章说“从前先王受命，有像召公那样的人，每天开拓国土百里”。思念召公开拓国土，只是这首诗所说的一件事，作《诗序》的人却说《召旻》是哀叹天下没有像召公这样的臣子，这足以穷尽整首诗的意义吗？《淇澳》所赞美的，是卫武公的德行。武公的德行正如诗中所赋写的，无论施行于何处都适用。《诗序》作者只看到诗中说“有文采的君子”，便说他有文章。武公之所以成为君子，难道只是因为文章吗？诗中又说“像切磋骨角，像琢磨玉石”，便说他还能听取规谏。武公之所以切磋琢磨自己，难道只是因为听取规谏吗？这些话又似乎不是没有文章才能写出的。由此看来，《诗序》显然不是汉代诸儒共同讨论撰写的；否则，为什么误解诗人的本意还会达到如此程度？至于《载驰》《抑》等诗，竟说出了诗作者的谥号；《丝衣》还援引高子以及灵星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像这些情形，足以说明《诗序》不是诗人所作。《江有汜》说赞美媵妾勤劳而无怨，嫡妻能够悔过，文辞和意义已经很完备了。它又说：“文王的时候，江水支流之间，有嫡妻不把媵妾列入妾媵的数目，媵妾受到劳苦却没有怨言，嫡妻能够自己悔过。”《式微》说黎侯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劝他回去；《旄丘》说责备卫伯，借前一篇来显明意义已经足够了。它又说：“狄人逼迫追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为什么文辞和意义重复到这种程度呢？像这样的情况，足以说明《诗序》不是一个人作成的。有人说，《江有汜》所说的赞美媵妾、赉是赐予，《那》是祭祀成汤，《商武》是祭祀高宗，这些事情恐怕不是后人所能知道的。作《诗序》的人说：不是这样，自从《诗》作成以来，这些意义一定在作诗之时相互传授，何况又经过圣人删定之后呢？《春秋说》名分确立，礼义明白，使百姓都按照正道行事，那么圣人的褒贬就从未发生过。名分没有确立，礼义不明白，但用名分引导他们，有的人还知道戒惧；用礼义教导他们，有的人还知道畏惧；既然还有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圣人的褒贬便因此发生。若名分不足以引导他们使其戒惧，礼义不足以教导他们使其畏惧，先王遗留下来的意旨已经再也看不见了，那么圣人即使想褒贬，也无可奈何。我从孔仲尼作《春秋》这件事中看到了这一点。周朝强盛时，赏罚都归于君主，君主的好恶与天下人的公心相合；赏赐所当赏赐的，正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惩罚所当惩罚的，正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即使是鄙陋的平民和卑贱的奴隶，也知道名分礼义所在而不敢违犯。不幸后来虽有幽王、厉王失道，天下动荡，但天子的权力从未颠倒，天下的名分礼义也不敢逾越。那时王道的踪迹还没有熄灭，雅正之道还存在。雅正之道存在而《春秋》不作，那么褒贬又从哪里显现呢？无奈东迁以后，形势已经衰败，赏罚的权柄不足以号令天下，雅正之道也随之消失。雅正之道消失，名分便被逾越，礼义便丧失了。然而还有可以挽救的地方，五霸兴起，联合诸侯，尊奉天子；葵丘会盟的防约、伐原时守信、大规模田猎的礼制，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译至于鲁国，尚且不可轻易撼动，也是因为它能够遵守周礼，使先王纲纪遗留下来的意旨绵延保存。又幸而一时的卿士大夫侍奉君主、立身行事，还间或有三代人才遗留下来的风范。圣人因此知道，用名分引导他们，有的人就能知道戒惧；用礼义教导他们，有的人就能知道畏惧。所以对善者加以赞美、对恶者加以憎恶，尊贤而贱不肖，责备严厉而周密；那么《春秋》的作成，也正是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受到褒贬。等到五霸相继去世以后，到了《春秋》末年，衰败更加严重，吴、越开始进入中原，战争四处发生，中原几乎要同归于尽了。当时的诸侯都是五霸的罪人，先王的纲纪遗意和人才遗风也扫地荡尽，终于发生田常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的事。圣人由此知道，名分已不足以引导人使其戒惧，礼义已不足以教导人使其畏惧；即使想褒贬，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获麟时绝笔，止于二百四十二年。获麟以后，记载“陈恒弑其君”的事，已经不是圣人亲笔所写。唉！《春秋》不再作，是因为那些人已经不值得参与褒贬了吗？然而自从《诗》亡而《春秋》作，孟轲认为这是王者的踪迹熄灭；等到《春秋》也不再作，便又是先王的恩泽枯竭了，怎能不令人感叹！《管幼安画赞》子由经历世间的艰难以后，所以文章写成这样。我从龙川回来，居住在颍已经十三年，闭门幽居，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适意，便渐渐拿出旧书阅读，想寻求古人同他们交友。大概在三国人物中找到了一个，就是管幼安。幼安年轻时遭逢乱世，渡海居住辽东三十七年后回来，归居田庐，不接受朝廷征召，八十四岁去世。他没有功业施加于世人，我独独取法他什么呢？所取的只是他明白认识时势，审慎安排自己的处境罢了。东汉衰落时，士大夫以风节相互推重，他们立志行义，比西汉士人贤能；然而当时正值大乱，他们出仕应对世事，很少有人能保全自己。颍川的荀文若，凭借智谋辅佐曹公，当他擒获吕布、击败袁绍时，都是谈笑之间便办成的；他的才能可以和张子房相比，但到了讨论九锡时，最终仍不能保全自身。彭城的张子布，忠诚明亮、刚正简约，侍奉孙氏兄弟，成就江东事业；但最后因为正直而不被容纳，极力争论公孙渊之事，君臣之义几乎断绝。平原的华子鱼，凭借德行器量受到曹氏父子的重视，做到三公；然而曹公杀伏皇后时，子鱼奉命前往，撞破宫墙将皇后带出，却仍使她遭到杀害。汝南的许文休，以品评人物善恶而闻名天下，晚年入蜀依附刘璋；刘先主将要攻克成都时，文休越城投降，虽然最终做到司徒，蜀人却鄙视他。这四个人，都是当时的贤人；然而坚持正直的最终伤害自身，屈曲自己迎合的最终丧失德行。处在乱世而能够保全自己，除了幼安还能有谁呢？旧史说，幼安虽年老却没有疾病，戴白帽，穿布制短衣短裤和布裙；住宅后面几十步有流水，夏日炎热时能够拄杖到水边洗手洗脚，巡视园圃；每逢岁时祭祀祖先，穿絮布单衣，进献祭品、跪拜行礼都亲自完成。现在想让画工凭自己的想象大致画出他的形貌。从前李公麟喜欢绘画，具有顾恺之、陆探微遗留下来的意趣；如今公麟死去已久，遗憾没有人能够完成我的心意，姑且作赞说：幼安的贤能，没有超过常人之处，我为什么独独称他为贤呢？是因为他明白认识时势，审慎安排自己，能够保全自身。幼安年老时，从海东回来，住在一亩大的居室中，闭门不求通达。戴白帽，穿布裙，在舞雩台上迎风。四时祭祀祖先，馈献祭奠必定亲自完成。八十四岁时，像蝉蜕壳一样脱离尘世而终。年轻时不属于汉人，年老时也不属于魏人，应该怎样称呼他呢？是上天遗弃在世间的逸民。《御风辞》多有旷达的意味。列子能够驾驭风，风一起便蓬蓬作响，早晨从东海上出发，傍晚散入西海之中。风缓慢时清凉和悦，猛烈时怒气勃发；冲击孔隙洞穴，震荡天地宇宙，

译吹拂草木，奋力激荡江海。强硬的东西必定折断，柔弱的东西必定顺从。不久风停息了，天地肃静，尘埃全都消尽，想要抓住风来察看，却无法得到它。大概最终归于空无。如今先生白天没有东西吃，夜里没有地方睡，邻里轻视您，弟子怀疑您，那么也不过是郑国东野那个穷困的人罢了。然而您慢慢行走，却看不见徒步的踪迹；快速行走，也看不见车马的形迹；同风一起消逝，同风一起停止，过了十五天才回来，这又有什么功劳呢？列子说：“唉！您难道没有看见普通人吗？贫穷的人编蒲草做鞋，削柳木做木屐；富贵的人砍檀木做车辐，养驯四匹马来驾车。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到达千里，这同我原本没有不同，又为什么说有区别呢？如果不合乎道理，鞋和木屐足以折断脚趾，车马足以毁伤身体，万物都不能驾驭，又为什么单单怀疑风呢？从前我处在蓬草编成的屋舍之间，静止时像枯树，行动时像枯叶；居住没有停留之处，前往也没有跟随的方向。有风瑟瑟地吹过我的茅舍，我便提起衣襟跟随它。” 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前面有飞翔的鸢，后面有游动的鸿雁；云气运行像河流一样，光彩流动，宽广舒展；阴阳变化，颠倒纵横。我向下俯视海岳，只见青红之色晃动，万物杂陈在眼前，无法穷尽。我这时抛弃聪明才智，遗忘心胸，脚不知道踩着什么，手不知道凭着什么，恬淡地同风合为一体。因此风不知道有我，我也不知道有风。大概彼此都无所有，就像风中的飞蓬一样。它把我超然地托上高处，迫近云霄，我不因此高兴；又猛然把我拉下来，坠入坑井，我也不因此认为凶险。正因为这样，才可以驾驭风。如今您把自己当成我，站在大风的通道中，凛然害怕自己不能胜过风，局促害怕风不能容纳自己。手想抓住风把自己留下，脚想腾跃去踩住风；眼睛眩耀，担心坠落；耳中听见风声汹涌，知道畏惧；心中纷乱地自我经营，自己不得安宁，于是风也开始不得安宁。您的身体本来很重，风却把您当作鸿毛；您细小得像一根手指，风却把您当作十仞高的城墙。它不把您倾覆、摔落、抛掷，便不会满足。何况还想同它逍遥翱翔，放纵在大空之中呢？您即使脚踏大地、背靠嵩山华山，也终究会有困穷的时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石〕 古代的至人，进入水中而不被沾湿，进入火中而不感到灼热；如果做到无心，万物没有什么能够侵害我，难道偏偏要怀疑风吗？于是客人起身叹息说：“您的道理多么广大啊！我还不能充实实行它。风还不能乘，那就姑且乘驿车向东去吧？” 《黄楼赋》子瞻说：“子由作《黄楼赋》，才稍稍振作奋发，好像想用它来警醒启发昏愦的人。” 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黄河在澶渊决口，向东流入钜野，向北漫溢到济南，又漫溢到泗水。八月戊戌，洪水到达彭城城下。我的哥哥子瞻正好担任彭城太守，洪水尚未到来时，就让百姓准备畚箕铁锹，储备土石，积聚柴草，修补堵塞缝隙洞穴，作为防水准备，所以洪水到来时百姓并不恐慌。从戊戌到九月戊申，洪水到达城下，水深二丈八尺，堵塞了东西北三座城门，洪水都逼近城墙。山中大雨昼夜不停，子瞻穿着制服、脚穿鞋履，住在城墙上，调集紧急征发的民夫，发放禁军士卒，来办理这些事务；又命令百姓不得偷偷出城躲避洪水，自己亲自率先实行，与城池共存亡，所以洪水大规模到来时百姓没有溃散。当洪水泛滥时，漫延一千多里，冲走房屋，毁坏坟墓；老弱之人遮蔽江川顺流而下，壮年人狂奔逃命，却没有食物可得，枯瘦地死在丘陵林木之上。子瞻派熟悉水性的人驾浮船划船，装载干粮来救济他们，得以逃生的人数不胜数。洪水退去后，朝廷正在堵塞澶渊的决口，没有空闲顾及徐州。子瞻说：“澶渊如果确实堵住了，徐州就不会受害；能不能堵

译住，是上天的事，却不能让徐州百姓再次遭受灾祸。”于是请求增筑徐州城，察看水流冲击的方向，用木堤抵挡它；即使洪水再次到来，也不能因此伤害徐州。

译因此洪水退去后，百姓更加亲近子瞻。于是就在城东门修建了一座大寺，用黄土涂饰，取名“土实胜水”；徐州人互相劝勉，共同把它建成。苏辙当时正在宋地任事，将要登上黄楼，观览山川，凭吊洪水留下的遗迹，于是作《黄楼赋》。赋中说：“子瞻和客人在黄楼上游览，客人抬头仰望，低头叹息说：‘唉，危险啊！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水势腾涌冲击钜野，漫延泛滥到淮水、泗水，梁、楚两地受害二十多年。地势低的地方成为污水沼泽，高的地方成为泥泞湿地，百姓成了鱼鳖的食物，郡县也无处安置。天子封禅祭祀泰山，徘徊东方，哀怜百姓无辜流离死亡而尸骨不能安葬，便让公卿背柴草去堵塞宣房。瓠子歌直到今天仍令人悲伤。可叹这个地方，俯仰之间已经千年；黄河从东面倾泻而来，又向南流泄，重蹈汉代遗留下来的灾害，把平原和低湿地连成一片。看着我城墙的残破，吕梁山险阻横亘在前面；四周群山连绵相接，在外面形成包围。洪水回旋不进，环绕孤城成为一片大海；鱼龙在城壕沟壑中翻舞，帆樯在城墙垛口前来往。正当狂风迅疾而起，震动的鼙鼓声令人惊骇；如果不及时救治，实在会像蚂蚁穴决堤一样，整个乡里都会横向溃散。幸好冬日已经逼近，水泉收缩自行退去；漂流的枯木停栖在高树上，干枯的蚌壳遗留在水边。听到澶渊奏报成功，并非天意吗？我们还能依靠谁呢！’如今我和您身穿官服，摆设几案和筵席，斟满一斗酒互相劝饮；酒喝得畅快，快乐兴起，张口大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子瞻说：“如今安处于快乐之中的人，不知道快乐为什么成为快乐；一定要经历过祸害，之后才懂得它。我们曾经一起凭栏登上这座楼四面眺望，看见天空广大，环绕青山作为城郭，引长河作为衣带；平坦的田野展开如席，桑麻茂盛如旗帜，纵横的田间小路像画出来一样，园舍的朝向背向分明；任凭渔夫在江浦捕鱼，牛羊散布在土山之间。清风时时吹起，微云浓密；山川时而开朗、时而闭合，苍茫绵延十里。向东望去，群山参差不齐，同水势相背而驰；群石倾斜奔突，截断水流向西；百步之内波涛涌起，舟楫纷乱散布，鱼鳖颠沛，人们潜入水中嬉戏，水声像雷鸣一样崩震，城墙垛口高危。向南望去，是戏马台、巨佛峰，巍然独立高起；从下方俯视城中，楼台宫观高低起伏，层层相重。激荡的水流平缓后，浩渺苍茫仿佛浮在空中；并列的沙洲连接着水浦，向下同淮水相通。向西望去，山势断开像玉环缺口；放眼远望，令人伤心；麦子成熟，禾苗秀美，茂密地铺满低湿地；飞鸿成群往来，白鸟孤独隐没；横斜的烟霭淡淡，低头可见落日。向北望去，泗水浩荡漫延，古汴水流入其中，汇成涛涛深渊，是蛟龙盘踞的地方；古木遮蔽天空，乌鸦和鸟雀哀鸣；商旅船只桅杆相连。城角送走西沉的夕阳，又引来东方升起的明月。金色的钲声仿佛涌出青色山壁，阴暗的气氛为之退避；它照察人间而直上高空，把余晖洒落在沙滩上，激起飞动的光彩射入门户，使人身体寒冷而战栗。群体的喧闹暂息，听着河流浩荡奔涌的声音，可以起舞；相互招呼痛饮千石，抛开忧患，超然自得。况且您难道没有看见从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吗？前面有项籍、刘戊，后面有李光弼、李建封；战马成群，勇士如林，振臂长啸，风起云涌；朱阁青楼，舞女歌童。等到势尽力竭，全都化为空无。山高水深，草生在废墟之间；即使想问那些遗留下来的老人，他们也早已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留下。因此我将和您凭吊已经逝去的古人，哀悯从前黄河决口的灾害，知道变化无所不在，以杯中酒度过一天。”于是众客释然微笑，颓然醉倒；黄河般倾泻的酒意和西沉的月亮相伴，众人相互推扶着出去。《祭欧阳少师文》子由所作祭祀欧阳公的文章，不如子瞻，但其中也有师生故人的情意，清楚真切，仿佛可以捧取。嘉祐初年，欧阳公在翰林院。当时先君居住在西南，世人都不知道他。先君深居隐居，写信给欧阳公，称赞他说：“只有您了解我。”欧阳公读信后感叹。我明白您的心意；我在天下交游如林，却从未见过像这篇文章这样的人，实在前所未有。先君来到东方，才开始认识欧阳公；一见如故的欢悦，没有旧交能比。欧阳公把先君所作的文章全部拿出来阅读，叹息变色，逐一告知在位者，说没有人可以遮蔽他的才华。以士人报效国家，是古人的忠诚，欧阳公从不妄言。他的声望像重鼎大钟，声名传遍四方，人们纷纷向慕。可叹当时文坛法度衰败，奇邪诡怪的文章泛滥不止；剽窃剥取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害唇齿；咀嚼荆棘，排斥羹肉，却号称这是古文，自己也不感到羞耻。欧阳公担任宗伯，思考恢复正始之音，凡狂妄之词、怪诞之论，见到便抛弃。孤独的长兄与我一同应试，都在朝廷考试中受到考察，却因羽翼受损而困顿。上面有明鉴，不需要托人请托。长兄奔走写成数千字的文章，正合欧阳公的心意；欧阳公把他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群体的疑虑和争论一起爆发。欧阳公神色安然毫不惊动，众人的迷惑逐渐消解，滔滔的狂澜在中途回流。如果没有欧阳公的明鉴，事情就会变成嬉笑玩闹。欧阳公的德望日益隆盛，历任两府要职。我当时正在服丧，他抚恤照料我超过平常；还把铭文收入幽宅，使恩德延及我已故的父亲。服丧期满后我回到朝廷，欧阳公却因劳病离职。欧阳公年纪还未老，却多次说自己已迟暮。从亳州到青州，直到蔡州和许州，后来回到汝阴，在环堵之室中长啸自得。我在陈州任官，陈州与颍州相邻，便到欧阳公门下拜访，谈笑欢欣，互相劝饮。图书史籍纷繁，辩论不止，志气更加振作。有这样的人，难道只能活到这里吗？他来信告诉我自己衰老，我心中酸辛；回信还没有送到，凶信已经迅速传来。唉！欧阳公对于世人，像银河的光辉，明亮回旋而通达；没有什么文采足以完全形容，他是学者所仰望、能够引导人走向正道的人。明智的人因他而不迷惑，昧暗的人因他而不狂妄。欧阳公在朝廷，以正直使自己得到伸展，排斥奸邪，无论事情大小都如此。后来相继任职的人，谁敢减少旧有的规制？即使庸碌无知的人，也有时受到勉励。这种风气推行了三十多年，朝廷尊严，众多士人贤能。是谁使它如此？是欧阳公首先引导了他们。自从欧阳公归去，形势忽然变化，又是谁造成的？终究只能归之于天。上天生育万物，各有自己的时节。早晨的阳光和温暖的风，适合春夏；冻雨急雪，不到寒冷的时候不会降下。时机一去不回，即使强行挽留也无法违背。何况是这样的人，难道会没有自己的时运吗？时运已经过去了，欧阳公也已经逝去了。老成之人相继亡故，国家疲病了。人们不再以行善为务，行善的人也被废弃了。时势实在如此，我又能怨谁呢？在堂上哭祭欧阳公，实在悲痛啊。唉，悲哀啊！《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文章有典范法度。

译唉！元丰末年，政局震惊四方，号令所从出的地方，朝廷都仰望着您的谋划。您从西方来到朝廷，在庭中哭泣，缙绅都叹息。又见老成之臣，太姒在位，成王在旁，说道：“我孤苦无依，谁来替我抵御祸患？白发苍颜，是三代的老臣；如果不留下来辅佐我，谁来帮助百姓？”您出发上路，百姓聚集呼喊，都说：“我们的父亲，回来吧！回来吧！”您畏惧而不敢承当，迅速返回洛师；朝廷授予您宛丘之职，实际上将要任用您。您到来时，卓然独立，身体像枯木，内心像金石。当时正逢服丧，恭敬沉默而不说话；一两个卿士代替上天斡旋，事务纷乱如丝，众多事情密集如梳齿，治乱的关键间不容发，全都由您亲自承担。所依靠的只有诚信；只要百姓稍得安定，我们的君主就能安宁；顺从民意便能得到上天，凭借诚信便能得到人心。铲除过分苛急的措施，恢复事物的根本，白发老人和黄口小儿、织布妇女和耕田农夫，大概都将得到安宁。等待日月推移，您乘坐安车入朝，准备进言延长和气、使百姓富裕的话；至死不改其志，将要在合宫举行祭祀，百官都将参与。您在家中病倒，卧床不起，第二天正当斋戒。傍晚听到您的讣告，上天也下雨哭泣，京城百姓悲痛。礼仪完成而无人庆贺，人们都知道这是君主的心意；龙袍蝉冠，最终用来为您送葬。您初到时，百姓手执弓矛；等到您永远归去，他们已经在耕田并用耰覆土。您虽然已经去世，您的志向却还存在。国家有成法，朝廷有正直之人，应当执守并奉行，使其中有一项也不要丧失；这不是为了报答您，而是为了报答君主。天子圣明，神母万年，百姓不再诉说劳苦，这正是您的志愿。即使死者复生，也请相信我的这些话。唉，悲哀啊！《书白乐天集后》我观察苏氏兄弟被贬废以后，都寄托于禅宗一脉来求得自我解脱，这类情形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子由刻意作文，却因为他罢官归居颍上以后，已经逐渐得到禅门宗旨，所以把它抄录出来。元符二年夏六月，我从海康再次被贬到龙川，冒着大暑，水陆行走数千里，到达罗浮。水路越来越浅，船也越来越低矮，我惊惧地担心瘴气和暑热，于是把家人留在山下，独自带着幼子，穿远葛衫、盖布被，乘一叶小舟，到了秋天八月才到达。到达以后，我住在城东圣寿僧舍，闭门独居，冷落寂寞，没有什么可以消磨终日。想向当地人借书，但百姓家中没有藏书。只有西邻黄氏家世代读书，略有一些书册，于是得到《白乐天文集》来阅读。白乐天年轻时便知道读佛书，学习禅定；经历世事、遭受忧患以后，胸中已经明白，能够照见一切幻相的空寂。因此他回朝担任从官，稍有不合意便立即离职，分司东洛，优游到老。唐代士大夫中像乐天这样通达的人，很少。我正辗转于风浪之中，还不知道何时能够停息，读到他的遗文，深感惭愧。然而乐天处世不幸卷入牛李党争；看他一生，端正而不偏附，并不是有意依附谁，大概只是形势发展到那里而不能停止罢了。会昌初年，李文饶掌权，乐天恰好已经七十岁，于是请求致仕；不到一两年便去世了。唉，李文饶尚且不能让一个乐天安置在分司任上吗？不过乐天每逢闲散、冷落、衰老和疾病发作，便写入咏叹之中，常常以公卿被流放荒远、受辱而死、不能善终的事来自我排解，我也认为这是鄙陋的。至于他听说李文饶被贬到朱崖而作的三首绝句，刻薄严酷尤其过分；乐天虽然有缺点，大概也不至于这样。况且乐天死在会昌初年，而文饶被流放是在会昌末年，这绝不可能是乐天的诗，难道是乐天门徒中浅陋无学的人增附上去的吗？应该替乐天的贤德辨明这一点。《圆觉经》说：“动念、息念，都归于迷惑昏闷。世间各种修行人，不落入动念之中，就落入息念之中。想要两边都不落，必须先辨明真与妄。使真心不灭，妄念便不起；妄念不起而六根的源头清湛如止水，虽然没有刻意止息念头，念头自然就安静了。这样才是真正的禅定。真定建立以后，真正的智慧自然生起。定与慧圆满，各种善行自然到来，这就是诸佛的心要。《金刚经》说：‘应当无所住而生起此心。’既不住于六尘，也不住于寂静。六尘日夜在六根中游行，却彼此不相染，这就是乐天所说的‘六根的源头，清湛如止水’。六祖曾告诉大弟子：‘假使坐着不动，只是除去妄念的生起，这种方法就同无情之物一样，反而能够障碍道。道必须流通，为什么反而要停住呢？心心不住就是流通，停住便被束缚。’所以五祖告诉牛头也说：‘妄念既然不起，真心任其遍知，这些都正是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祖旧有的说法，彼此符合到这种程度；白乐天的八渐偈似乎也看到了这个道理，所以把它写在后面寄给子瞻兄。

译《书金刚经后》抄录这两篇文章，略微可以看出子由禅学的一派。我读《楞严经》，知道六根的根源本出于一，受外界六尘牵引而流散为六种作用，随着外物沉沦流转，不能自行返回。如来怜悯众生，替他们设下方便法门，使他们知道走出门就是归途，所以在这部经中指示涅槃之门，最初并没有隐藏遮蔽。如果众生能够洗涤内心、实行佛法，使六尘不与六根相互攀缘，六根无所依托，返流而归于一，六种作用不再运行，昼夜急速流入，与如来的法水相接，那么从自己的肉身便可以成佛。如来还担心众生不知道六根应当从哪里入手，于是让二十五位弟子分别说明自己所证得的法门，其中观世音以闻、思、修为圆通第一。他说：‘最初在听闻中进入返流之道，没有所进入的对象；等到动相和静相都寂灭，清楚地不再生起。这样逐渐增长，能听与所听都穷尽；连“听尽”也不执著，能觉与所觉都空；空与觉达到极圆满，连所空也灭除；生灭既已灭除，寂灭境界显现。若能这样圆满地拔除一根，其他各根也都解脱，在弹指之间遍历三空，就同诸佛没有差别了。’后来我又读《金刚经》关于四果人的说法：须陀洹名为入流，却没有实际所入；不进入色、声、香、味、触、法，才叫作须陀洹。于是我放下经书叹道：‘须陀洹所证得的，难道就是观世音所说的最初在听闻中进入返流、却无所进入吗？’ 所谓入流，并不是得到某种法，只是不进入六尘，安然常住，这就叫入流。至于斯陀含，名称叫作一往来，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往来；阿那含，名称叫作不来，实际上也没有所谓不来。大概所谓往，就是进入尘境；所谓来，就是返回本源。斯陀含虽然能够返回，却还不能做到没有进入；阿那含不仅不再进入，也没有所谓返回。到了阿罗汉，往来之意完全消尽，再没有什么法可得。既然如此，所谓四果其实只是一法，只是经历三种空时有浅深的差别罢了。我看这两部经所说的，本来如符契相合，但世人有时不能明白，所以特意把它说明。经中说如来有五眼：近处看见墙壁屋宇，远处看见山河，这是肉眼；随着福德不同而看见有远有近，这是天眼；知道万物都是虚妄，安坐而能转变万物，这是慧眼；进入万法而遍及法界，这是法眼；用慧眼转变万物，用法眼遍及万物，这是佛眼。说如来有慧眼、法眼、佛眼还可以，为什么会有肉眼、天眼呢？回答说：如来为了众生而进入各种趣道，在人道就同人一样具有肉眼，在天道就同天人一样具有天眼；像声闻人停留在无为法中而畏惧生死，也就只有慧眼罢了。《书楞严经后》苏氏兄弟都经历了世途中的风波，后来渐渐得到禅门宗旨，便归依它，所以能够这样谈论。我自十年以来，在佛法中逐渐有所领悟，所经历的忧患都是世间少有的，但真心没有扰乱，常常能够得到安乐。崇宁癸未年，我从许州迁往蔡州，闭门幽坐，拿《楞严经》反复熟读，才知道诸佛涅槃的正路，是从六根进入的。每当盘腿安坐时，觉察到外界尘境牵动六根；六根若随着它而去，就会堕入生死之道；六根若不随它去，返流而归于一，急速流入，便是涅槃的真实境界。这样观照久了，便像清净琉璃，内部含有宝月。我向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罗汉、僧人叩首，愿他们慈悲哀悯，赐给我无生法忍和无漏的殊胜果位；发誓愿念念守护，不使它退失。三月二十五日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