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六

译《张益州画像记》文辞气势严肃庄重，极有法度。益州常说老苏像司马子长，这篇记继司马子长之后，大概没有多少能比得上的。至和元年秋天，蜀人传言有边患将至，边军夜间呼喊，野外没有居民，妖言四处流传，京师震惊，朝廷正在下令选择统帅。天子说：‘不要养成祸乱，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我的意志却自行坚定：外面的动乱没有发生，变乱将要从内部兴起，不能用文令解决，也不能用武力争胜；只有我的一两位大臣，谁能在文武之间处理这件事？于是命令前去抚慰我的军队，大家只说：‘张方平公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亲属事务为由推辞，不能获准，于是出发。冬十一月，到达蜀地。到达当天，便让屯驻军队返回，撤除守备，并派人告诉郡县：‘敌寇来了，有我在，不要让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终于平安无事。又到第二年正月，蜀人相互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不能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尚未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时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却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时难以治理，不能因为已经发生动乱而急迫，也不能因为尚未发生动乱而松弛。这正像元年秋天的情形：器物已经倾斜，却还没有掉到地上，只有张公安坐在它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以后，泰然退出，没有一点自夸的神色。’ ‘替天子牧养小民而不知疲倦的，只有你张公啊！’接着又说：‘你们只管生养，想想你们的父母；张公还曾对我说过：“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只看上级怎样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来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百姓双脚重叠、屏住呼吸，再用刑具和斧钺来命令他们。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个父母妻子所仰赖的身体，抛给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用礼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驱使他们，只有蜀人容易做到；至于逼迫过急而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也会如此。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来对待蜀人，蜀人也自然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在法律之外放纵意志，以威势劫持普通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唉！爱护蜀人之深，厚待蜀人之重，自张公以前，我从未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存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存在于你们的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存在于史官的记载中，不必靠画像。况且张公本人的心意也不希望这样，为什么还要做呢？’众人都说：‘张公又怎么会在意这些事呢？’即便如此，我们心里还是不能释然。如今平时听到一件善行，一定要询问那个人的姓名、乡里所在，甚至他的长处短处、身材大小、美丑等情状；更有甚者，还要追问他一生的爱好，以便想象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让天下人把他记在心里，再把他保存在眼前；保存在眼前，所以也就记在心里。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毫无帮助。苏洵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于是就替他们写下这篇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而有大节，以气度才量雄视天下。天下有大事，可以把事情交付给张公。用诗说：天子登临朝位，岁在甲午，西方人传言边墙内外有边患，武臣和谋士多如云。天子说：‘啊，命令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而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百姓聚集在街巷道路观看，说张公威仪堂堂。张公到来从容自若，对西方百姓说：‘安定你们的家庭，不要有人散布虚妄之言。’谣言是不祥的，回去照常生活吧；春天修整你们的桑树，秋天清理你们的场地。西方人叩首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部园囿，草木茂盛；张公宴请同僚，鼓声深沉洪亮。西方百姓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命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门安闲；有呀呀学语的儿童，也已经能够说话。过去张公还没有来时，曾以为会抛弃你们。禾麻茂盛，粮仓高大。可叹我们的妇女和孩子，享受这一年的丰收。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吧！’张公哪里敢不奉命？建造庄严的堂屋，有廊庑，也有庭院。张公的画像置于堂中，穿着朝服，戴着冠，系着缨。西方百姓相互告诫，不敢放纵荒怠。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留在堂中。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分为两段，分别叙述两件事，又分别作两项议论。’ 《木假山记》只是写木制的假山，却看出了许多幸与不幸，既有感慨，也有态度。文章总共六次转折，进入写山的末尾又是一转，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味。树木生长，有的刚萌蘖便夭折，有的长到两手合抱便早亡。幸而长到可以承担栋梁之材的地步，却又被砍伐；不幸被大风摧折、洪水漂流，有的折断，有的腐烂。幸而没有折断腐烂，又被人看作木材，遭受斧斤砍伐的祸患。其中最幸运的，漂浮、沉没、淹没在急流泥沙之间，不知经过了几百年；等到被水流冲击、侵蚀之后，偶尔有些形状依稀像山的，就被好事者取走，强行堆塑成山，这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然而荒僻江边的水滨，像这样的木头有多少没有被好事者看见，却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烧掉的，哪里数得清呢？这样看来，即使是其中最幸运的，也还有不幸。我们家有三座山峰，我每次想到它们，就怀疑其中或许自有命数。况且它们萌蘖而不夭折，长到合抱而不早亡，能够成为栋梁而没有被砍伐，被风摧、水漂却不折不断、不腐朽，不折不断、不腐朽却没有被人取作材料、遭受斧斤，流出急流泥沙之间又没有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后来才得以成为如今这样，那么其中的道理似乎不是偶然的。然而我喜爱它们，不只是喜爱它们像山，还另有感触；不只是喜爱它们，还另有敬意。我看见中峰高大岸然、傲然自处，神情气度端庄凝重，仿佛有足以使旁边两峰服从的力量。那两座山峰庄重严肃、峻峭冷峻，令人凛然不敢冒犯；虽然形势上服从于中峰，却高耸挺立，丝毫没有趋附之意。唉，真是值得敬重啊！真是可以使人有所感悟啊！

译《苏氏族谱亭记》这是老苏借修建族谱亭来讽谏乡里人，也讽谏族人的文章。一个平民却能教化乡里人，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国家有君主，县邑有大夫，发生争讼的人便到他们门下申诉；乡里有庠，里中有学校，求学问道的人便到他们家里去。乡里有人在家中做了不善之事，父兄总是相互恐惧地说：“我们的夫子不会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吧！”唉，那个人究竟修养了什么，竟能得到这样的威望呢？莫非他的德行积累有根本有次序，而施行教化也有先后次第吗？如今我们族人还有服亲关系的不过百人，却连每年腊祭、春社时也不能彼此尽情欢乐、亲爱和洽，稍微远一些的甚至互不往来，这样便无法向乡党邻里显示我们的教化了。于是我撰作《苏氏族谱》，在高祖墓地的西南面建了一座亭子，并把族谱刻在石上。完成之后，告诉族人说：“凡是列在这里的人，死了一定要报丧；举行冠礼、娶妻一定要告知；年幼而成为孤儿的，年长者要替他取字；贫穷而无所归依的，富裕者要收养他；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族人共同讥笑责备的对象。”每年正月，大家一起到墓下拜祭；祭毕，依次坐在亭中。老人回头看着年轻人，叹息说：“你们是来不及看见我们乡里邻居美好风俗的人了。我年轻时，看见有人做不义之事，众人便共同憎恶他，就像看见怪物一样，战栗不安。后来风气稍有衰退，大家还会共同嘲笑他；如今却只是彼此安然接受罢了。这种风气是由某人引起的。这个某人，是乡里的名望人物，却把我们的风俗彻底败坏了。因此他诱使人跟从得快，造成的祸害也深。自从这个人驱逐兄长留下的孤儿而不加怜恤，骨肉之恩便淡薄了；自从这个人贪取先人的财产田地，欺负那几个孤儿，孝悌的行为便缺失了；自从这个人被自己的几个孤儿告到官府，礼义的节操便废弃了；自从这个人让妾凌驾于正妻之上，嫡庶的区别便混乱了；自从这个人沉溺声色，使父子混杂相处，喧哗而没有严肃的规矩，闺门内的治理便紊乱了；自从这个人贪图财利没有满足，只把富有看作贤能，廉耻之路便被堵塞了。这六种行为，是我过去所说的极其惭愧、不能容忍的行为。如今无知的人都说：‘某人是什么人？’却仍然跟着他做。这人的车马显赫，婢妾娇美，足以迷惑乡里的小人；他的官爵和财力足以撼动府县；他的矫饰欺诈、修饰言辞足以欺骗君子。他是州里最大的盗贼。我不敢把这些话告诉乡人，只私下告诉族人。”凡是有一点像这个人的某种行为的，希望不要经过我家门。我听了这些话，感到害怕，请求把它写下来。老人说：“把这件事写下来而隐去他的姓名，让别人看了不知道说的是谁，而那个人自己看了却脸红内惭，出汗，连饭也吃不下。”这样，即使没有点名，难道他就会悔悟吗？我说：是的。于是便把它记了下来。《名二子说》文字不过百字，却有无穷的曲折和无尽的情思。车轮上的辐条、车盖、车轸，各自都对车有作用，唯独车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即使如此，去掉车轼，我还没有见过有完整的车。轼啊，我担心你不在外表上加以修饰。天下的车没有不沿着车辙行走的，可是谈到车的功劳，车辙却不在其中。即使如此，车翻了、马死了，祸患却不会波及车辙。车辙正处在祸福之间。轼啊，我知道你可以免除祸患了。按语：这就是老泉预先推测两位公子一生遭际的地方。后来，长公苏轼两次因被贬斥而废弃，几乎不能免祸；少公苏辙最终得以凭遗老身份自我解脱，悠然度过余年，也真是奇异啊。《仲兄文甫说》风和水的形态，人人都看得见。老泉却描绘出许多变化的形状来，使人眼花缭乱。苏洵读《易经》读到《涣卦》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说道：“唉！所谓‘群’，是圣人想要使它涣散、从而混同统一天下的东西。我的二哥名叫涣，字公群，这岂不是把圣人想要解散涤荡的东西拿来给自己命名吗？这样可以吗？”后来有一天，我把这话告诉哥哥，说：“您可以替我改个字吗？”我说：“好。”不久又说：“请把‘文甫’换给您，怎么样？”况且哥哥曾见过水和风吗？水油然流动，深沉地停留，停滞回旋，浩荡无边，充满后向上浮起，这就是水，而实际是风使它兴起。风蓬蓬勃勃地从太空中发生，不到一天便行遍四方，荡漾而无形，飘然从远处而来，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这就是风，而实际是水使它显出形态。如今风和水在大泽岸边相遇，曲折舒展、委婉盘旋，蜿蜒起伏、回旋连绵；平静时相互推移，愤怒时彼此冲撞；舒展时像云，收缩时像鱼鳞；迅疾时如奔驰，缓慢时如遥远延伸；彼此作揖退让，回旋躲避，相互顾盼而不前进；繁密时像绉纱，纷乱时像雾，纷纷纭纭、郁结扰动，百里之内仿佛浑然一体。它们浩荡顺流而下，到了大海边，便磅礴汹涌，怒吼着相互挤压；交错纵横、缠绕不解，放纵于空虚之中，摇荡于无边之地；横流逆折，水花旋转倾侧，曲折回转而胶着悖乱；回旋的像车轮，萦绕的像带子，直冲的像火炬，奔腾的像火焰，跳跃的像鹭鸟，腾跃的像鲤鱼，种种形状、各种姿态，风水变化的极致景观全都具备了。所以说：“风行水上，就是《涣》卦。”这也是天下最好的文章。然而风和水这两种东西，难道是有意追求文采吗？它们并没有心思相互求取，却不期而然地相遇，于是文采便产生了。这种文采，不是水单独的文采，也不是风单独的文采。这两种东西并不是能够有意作文而又不能不作文，而是万物彼此作用，文采从它们之间产生。因此这就是天下最好的文章。譬如玉，不是不温润美好，却不能因此成为文采；雕刻镂饰、彩带刺绣，不是不华美，却不能拿来与自然的文采相比。所以天下那些不经营、不造作而自然产生文采的，只有水和风罢了。古时候君子处在世上，不求建立功劳，不得已而功业成就，天下便认为他贤能；不求留下言论，不得已而言语发出，天下便把它当作口实。唉！这种话不能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哥哥可以听。《送石昌言为北使引》文章写得生动有光彩，完全可以同韩昌黎的《送殷员外等序》相提并论。

译石昌言考中进士时，我才几岁，还没有入学。我记得曾和一群孩子在先父身边玩耍，昌言从旁边拿枣子栗子给我吃。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因为亲戚关系，彼此十分亲近。昌言考中进士、声名初显的那天，我渐渐长大，也稍微懂得读书，学习句读、属对、声律，但还没有学成便停学了。昌言听说我停止求学，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神情看，心里很是遗憾。十多年后，昌言考中进士第四名，在各地任职，彼此没有消息。我一天天长大，终于受到挫折而觉悟，又重新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学京师，见到昌言；我们在长安彼此慰劳问候，像平日一样欢快。我拿出十几篇文章，昌言非常高兴，称赞写得好。我晚年才学习又没有老师，虽然每天写文章，内心却很惭愧。等听到昌言的评论，才颇为自得。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而昌言已经任职两制，竟要替天子出使万里之外、到强悍不屈的敌国朝廷去。他张着大旗，带领几百名骑兵，随行送车达千乘，出了都门，意气慷慨激昂。我想起儿时在先父身旁见到昌言，哪里知道他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富贵本不足为奇，但我对昌言独有一番感慨。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军，能够做使者，在言辞之间折冲御侮，也就足够了。往年彭任随从富弼出使回来，告诉我说：“出了国境，住在驿亭，听见几万匹披甲战马奔驰而过，剑与长矛相互碰撞，整夜都发出声响。随从人员吓得变了脸色。天亮后，看到道路上的马蹄印，心里还在剧烈跳动，不能自我控制。”敌人用来向中原夸耀武力的，大多是这一类事情。中原人没有看透其中的虚实，所以有时竟至于震惊恐惧、语无伦次，成为夷狄的笑柄。唉，怎么能不思考到这种地步！从前奉春君出使冒顿时，把壮士和健马全都藏起来不让对方看见，因此才有平城之战。如今的匈奴，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孟子说：“游说大人物，就要轻视他，何况是夷狄呢！”请把这句话送给你。《族谱引》议论简洁严谨，叙写事情曲折，大体取法于《公羊传》《谷梁传》。苏氏族谱，是记载苏氏族人的谱牒。苏氏出自高阳，后来遍布天下。唐神尧初年，长史苏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于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苏氏从此开始。族谱没有继续记载，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亲尽了为什么就不记载？因为族谱是为服亲关系而作的。凡是儿子能够记载而孙子不能记载的，为什么？是为了显示世代。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某氏为妻，享年多少，某日去世，都一一记载；其他人不这样记载，为什么？是因为要详明我的所出。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都称‘讳某’；其他人便直接称名，为什么？是因为要尊重我的所出。族谱是为苏氏而作的，却唯独对我的所出详载并尊重，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所编的族谱。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悌之心便可以油然而生了。亲情表现在亲属关系中，亲属关系表现在丧服中，丧服从衰服开始，降到缌麻，最后达到没有丧服。没有丧服，亲属关系就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也尽了；感情尽了，遇喜不来庆贺，逢忧不来吊问；既不庆贺，也不吊问，就成了路人。我们如今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的人，起初本是兄弟；兄弟起初，本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离到最后竟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分离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对于这种形势，我们无可奈何。幸而还没有成为路人，在尚未达到彼此忽视遗忘之前加以挽救，就可以了。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悌之心便可以油然而生了。族谱后面附诗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成了我的兄长；我身体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以后，已经不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他死了又生了，我也不再为之悲戚或欣喜。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像脚和手一样，这种情谊还能维持多久呢？彼此不能相容，他到底是什么心肠呢？

译《族谱后录》叙事文字，法度恰当，大体取法于司马迁的自叙。苏氏的祖先出自高阳。高阳的儿子叫称，称的儿子叫老童。老童生重黎和吴回。重黎任帝喾的火正，称为祝融，因犯罪被诛杀；他的后代后来成为司马氏。他的弟弟吴回又任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樊，成为昆吾；次子叫惠连，成为参胡；次子叫籛，成为彭祖；次子叫来言，成为防人；次子叫安，成为曹姓；小儿子叫季连，成为芈姓。这六个人都有后代，他们的后代又分别分为许多姓氏。昆吾最初以己为姓，他的后代分为苏、顾、温、董诸姓。夏朝时，昆吾做诸侯之长。经过商代，昆吾的后代便没有可考的记载了。到了周朝，有个苏忿生任司寇，能够公平断刑来教化百姓。周公称赞他，大概就是《尚书》所说的司寇苏公。司寇苏公与檀伯达都受封于黄河流域，世世代代在周王室任职，因此河南、河内都有苏氏。战国时期，秦国以及代国的厉氏都是他的后裔。到汉朝兴起时，苏氏才开始迁入秦地。有人说，高祖迁徙天下豪杰来充实关中，苏氏也因此迁去。其后代苏建，家居长安杜陵。汉武帝时，他任将领攻打匈奴，因有功封为平陵侯。他的后代于是便居住在封地。苏建生三个儿子：长子叫嘉，次子叫武，次子叫贤。苏嘉任奉车都尉。他的第六代孙苏纯任南阳太守，生子苏章。汉顺帝时，苏章任冀州刺史，后来又调任并州，对当地百姓有功。他的子孙于是便居住在赵州。后来到了唐武后时期，有苏味道。苏味道在圣历初年任凤阁侍郎，因贬谪任眉州刺史，改任益州长史，尚未赴任便去世了。他有一个儿子不能回到原籍，于是便在当地定居。从此眉州才有苏氏，所以眉州的苏氏都以益州长史苏味道为祖。赵郡的苏氏都以并州刺史苏章为祖。扶风的苏氏都以平陵侯苏建为祖。河南、河内的苏氏都以司寇苏忿生为祖。所有苏氏都以昆吾樊为祖，而昆吾樊又以祝融吴回为祖。大概从昆吾樊到司寇苏忿生，从司寇苏忿生到平陵侯苏建，从平陵侯苏建到并州刺史苏章，从并州刺史苏章到益州刺史苏味道，从益州长史苏味道到我的高祖，中间的世代次序都无法详细考察。于是我开始编写族谱，来记载本族的亲属关系。族谱上溯到我的高祖，下至我的兄弟；兄弟去世后，又记载到兄弟的儿子。唉！” 高祖以上的世系已经无法详考了。在我以前的世代，我不知道他们，这就算了；在我以后，如果后人也不知道他们，就按照我的族谱继续编写，再加以扩展，便可以延续到无穷无尽。大概高祖的子孙，各家都传授一部族谱并收藏起来。它的规矩是：凡是嫡子，后来才有资格编入族谱。编谱的人都保留自己的高祖，而把高祖的父亲迁出服亲范围；世世代代都保存先人的族谱，不得废弃。那些没有上溯到高祖的，从有资格编谱者的父亲开始，保存他们所尊奉的宗族族谱，并且都把我的族谱置于首位。这里的说法是：这就是古代的小宗制度。古代有大宗，也有小宗。《礼记》传说：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嫡长子作为大宗，继承父亲的嫡长子作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奉别子的嫡长子所出为宗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奉高祖的嫡长子为宗的，是五世便迁的小宗。别子，是诸侯的庶子，以及最初由士升为大夫的人。别子不能把自己的父亲作为宗庙中的父亲，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大宗，所以说‘继别为宗’。族人奉他为宗，即使过了百世，大宗死了，也要为他服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去世时也是如此。如果死后没有儿子，就由支子按照昭穆次序继承他。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宗庙中的父亲，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小宗，所以说‘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以后，就要改换宗族：奉继承父亲者为宗的，由亲兄弟奉之为宗；奉继承祖父者为宗的，由从兄弟奉之为宗；奉继承曾祖者为宗的，由再从兄弟奉之为宗；奉继承高祖者为宗的，由三从兄弟奉之为宗。如果死后没有儿子，也由支子按照昭穆次序继承。这就是所谓五世便迁的小宗。如今天下人中，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升为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他人都不可以。唯独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所以编写族谱，规矩都依照小宗制度。我们苏氏的宗族中，继承高祖这一支的，是高祖的嫡子苏祈。苏祈死后无子，天下的宗法没有建立起来，族人没有人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他，因此继承高祖的宗族已经消亡，只能空存其名。继承曾祖这一支的，是曾祖的嫡子宗善；宗善的嫡子是昭图；昭图的嫡子是惟益；惟益的嫡子是允元。继承祖父这一支的，是祖父的嫡子，名讳序；序的嫡子是澹；澹的嫡子是位。继承父亲这一支的，是父亲的嫡子澹；澹的嫡子是位。唉！这样才可以开始详细考察了。百世以后，凡是我高祖的子孙，得到本家的族谱来观看，便可以知道小宗的世系；再得到我高祖子孙的族谱，把它们合在一起，并用我的族谱加以考证，便可以延续到无穷而不会混乱。这就是编写族谱的宗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引》我年轻时认为，苏子瞻的文章、李白的诗、韩信的军事才能，都是上天各自赋予他们神仙般超越世人的才华，并非世间一般的学问所能达到。等到详细阅读他上给神宗皇帝的奏书，以及代张方平、滕甫所作的谏论兵事等书，又如论说徐州、京东盗贼事宜和论西羌鬼章等奏札，若拿他同汉代贾谊、唐代陆贽相比，真不知道会怎样。朱晦庵曾批评他的文章没有脱去纵横家的习气，大概只是他年轻时沾沾自喜，或许确实不能完全避免罢了。到了哲宗朝，被召入两制；贬谪海南以后，几乎已经成为古代那种旷达而超然物外的人了。他因忠诚而获罪，最终不能安处于朝廷之上，难道是他的才华造成的罪过吗？我抄录他的制策二篇、上书七篇、奏札十四篇、奏状十二篇、表启二十七篇、给执政和友人的书信二十二篇、论七十篇、策二十五篇、序传十篇、记二十六篇、碑六篇、铭赞颂十五篇、说赋祭文杂著十五篇，分为二十八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译《东坡本传》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他自幼聪颖有见识，到了成年，博通经史，喜爱贾谊、陆贽和《庄子》的著作。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试，欧阳修把他列为第二名；又以《春秋》经义应试，名列第一。殿试考中乙科。后来他拿文章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给这个人让出一头地来。”嘉祐五年，调任福昌主簿，又参加制策考试，列入三等。宋朝以来，制策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朝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邸时就听说他的名声，想按照唐代旧例召他入翰林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栋梁之材，将来自然会为天下所用，关键在于朝廷培养他。如今突然重用他，天下士人未必认为合适，反而足以连累他。况且请先召来考试。”等到考试作二论，又列入三等，得以任直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公可以说是用道德来爱护人了。”苏轼的父亲苏洵除任职回朝，恰逢王安石执政；王安石一向厌恶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便让苏轼任判官告院。不久王安石想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下诏让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议，神宗当天便召见他问对。苏轼说：“陛下天赋的文才武略，无须担心不明智，无须担心不勤勉，也无须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过于急切、听取意见过于广泛、进用人才过于迅速。希望您以安静镇定来控制局面，等事物自行到来，然后再加以应对。”皇帝惊惧地说：“我应当仔细思考。”王安石不高兴，命苏轼权任开封府推官，想借事务来困住他。苏轼断案精明敏捷，声名更加远播。当时王安石正在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说新法。苏轼看到王安石赞美皇帝独断专任，于是借进士考试发策，提出这样的问目：“晋武帝平定吴国时独断而成功，苻坚伐晋时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原因是什么？”王安石更加愤怒，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弹劾苏轼的过失，穷究查办却没有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外官，任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又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洪水泛滥汇集到城下，水势上涨却不能及时排泄，城墙将要毁坏。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卒长让他们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道路上的积水泥泞，我们这些小人应当效死尽力。”于是率领部下拿着畚箕铁锹出营，修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剩三版。他又向朝廷请求，把旧城加筑成木岸，以防备洪水再次到来。调任湖州知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取他的谢表中的言辞，又罗织罪名，借诗歌讥讽朝政，认为这是诽谤，逮捕他送到御史台狱，想置他于死地。皇帝独自怜悯他，把他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苏轼在东坡修建房屋，自号东坡居士。皇帝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命苏轼修成国史。王珪面有难色。皇帝说：“苏轼不行，那就姑且任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皇帝不满意。皇帝亲笔写札子，把苏轼调往汝州。苏轼尚未到汝州，便上书说自己饥寒交迫，常州有田，希望居住在那里。早晨上奏，晚上便得到答复批准。途中经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刑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如今西方连年用兵，东南多次兴起大狱，您难道独自没有一句话来挽救时局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启发促成的。”苏轼说：“您人在外面，哪里敢说话？”王安石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戏谑说：“如今的君子，为了争取减少半年的磨勘，即使杀人也会去做。”哲宗即位，苏轼连续升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升任中书舍人。朝廷因范纯仁的建议，恢复发放青苗钱；司马光请求申明并严格禁止强行摊派。苏轼封还诏书上奏，司马光认为苏轼的意见正确，请求面对面奏对，此事于是停止。起初，祖宗实行差役法，被征充役的人大多不熟悉事务，又受到苛虐驱使，有的一整年都不得休息。王安石改行免役法，让各户按差役等级出钱雇人服役。执行法令的人收取过多，使百姓深受其害。司马光想恢复差役法，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司马光说：“在你看来哪一种好？”苏轼说：“法令前后相承，事情就容易办成；事情逐步推进，百姓就不会惊扰。三代的制度把兵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开始分为两种。到了唐朝中叶，改变府兵制，成为长期征戍的士卒；从此农民出产粮食布帛来供养军队，军队贡献性命来保卫农民，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如今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制度。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是容易的事。”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司马光愤怒地说。苏轼说：“从前韩魏公在陕西编练义勇，您做谏官时极力争论，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惜。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许我把话说尽吗？”不久，苏轼授任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他曾阅读《祖宗宝训》，借此谈及时事，直言如今赏罚不明，善恶得不到劝勉和抑制。又说黄河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使它向东；西夏人侵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却不上报。每件事都这样，恐怕会逐渐形成衰败动乱的苗头。苏轼曾在宫中值宿，皇帝召他到便殿对答。宣仁太后说：“你的官职这么快升到这里，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来不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放声哭泣，宣仁太后和哲宗也流泪，左右侍从都感动得流泪。不久命他就坐，赐茶，并撤去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元祐四年，苏轼料想自己不为当权者所容，于是请求出任外官，授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尚未出发，谏官弹劾蔡确从前不是大臣，商议把他迁往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不应过分治罪，以免损害仁政。宣仁太后内心认为他说得对，却不能采用。到杭州后，大旱、饥荒、瘟疫一起发生。苏轼请求减少本道上供的米，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米，多煮粥、制药，救活了很多人。杭州本来靠近海边，地下泉水又咸又苦，居民很少。唐代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开凿六井，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漕河，灌溉田地千顷，百姓因此富足。湖中水草很多，宋代以后废弃不治理，水草堆积成田，水道便没有了防护。漕河失去通航效用，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发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承受江潮，盐桥有一条河专门承受湖水，于是疏浚两条河来沟通漕运；又修筑堰闸，作为蓄水泄水的界限；利用余力修复六井，还把湖中的水草挖出堆积起来，修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行人通行。

译长堤修成后，在上面种植芙蓉和杨柳，远远望去像一幅图画，杭州人把它称为苏公堤。浙江的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势如雷霆；浮山耸立在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交错，水流回旋冲击，每年毁坏公私船只，数也数不清。苏轼建议从江的上游、地名石门的地方开凿漕河，从慈浦向北转折直到小岭，疏浚古河，以避开浮山的险处。他又说，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的水溢出成为松江，流入大海。庆历以来，松江修筑挽路，水道被阻塞，所以如今三吴多水灾；想要凿开挽路，修建十座桥来使江水迅速流动，但都没有成功，世人因此以为遗憾。苏轼再次任职杭州，对百姓有恩，家家都悬挂他的画像，饮食前一定祝祷，还为他建造生祠。元祐六年，召任吏部尚书，尚未到任，因为弟弟苏辙授任右丞，改任翰林承旨。几个月后，又因谗言请求出任外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颍州知州。元祐七年，调任扬州；不到一年，召任兵部尚书兼侍读，郊祀时任卤簿使。皇后和大长公主乘坐小牛车，不避让仪仗，苏轼上奏弹劾她们。车驾回来后，下诏皇后以下不得迎接拜谒；苏轼升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高丽派使者来请求书籍，朝廷按照旧例答应给他们。苏轼说：“汉代东平王请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尚且没有得到允许；如今高丽所请求的超过这些，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听从。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自处理政务。苏轼请求补任外官，以两学士身份任定州知州。当时国家局势将要发生变化，苏轼不能入朝辞行。出发后，上书说了这些事情。定州军政废弛，恰逢春季大阅兵，苏轼命令依照旧典举行；帅臣穿常服走出帐中，将吏穿戎服办理事务，没有人敢怠慢。定州人说，自韩琦以后直到今天，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礼仪。起初宣仁太后在世时，侍御史贾易、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先后弹劾苏轼和弟弟苏辙所作文章讥刺、斥责先朝，三人都因此获罪被贬黜。到了绍圣初年，御史又拿这件事上奏，苏轼被贬为英州知州；尚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住了三年，又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昌化原是儋耳之地，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连药物也都没有。起初租住官屋，有关官员还说不可以，苏轼于是买地建屋；儋人运砖、挑土来帮助他，他只和儿子苏过居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徽宗即位，连续调往永州，又遇三次大赦，回朝任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的职衔。苏轼自元祐以来，从未凭年资请求升迁，所以官职最终止于此。尚未到任，便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和苏辙写文章，都以父亲为老师。二十岁左右，父子兄弟一同到京师，一天之内声名显赫，震动四方。苏轼曾自称写文章就像行云流水，起初没有固定形态，只应当在该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即使是嬉笑、愤怒、责骂的话，也都可以写下来诵读。他的文章体势浑厚涵容而光彩照人，雄视百代；自从有文章以来，这样的作品大概也很少见。他晚年撰写《易传》尚未完成，苏洵命苏轼阐述自己的志愿，苏轼完成了《易传》，又作《论语说》。后来居住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等集》、奏议、内外制、和陶诗。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还没有认识他们，苏轼却把他们当作朋友，从未以老师自居。自从参加科举成为举子，直到出入侍从之列，他始终把爱戴君主作为根本，具有刚正不屈的大节，因此常被小人嫉恨。死后仍被列入元祐党籍，文集也遭毁禁；直到高宗即位，才予以刊行，追赠资政殿学士，以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于身边，读起来毫不厌倦，亲自为文集作赞，赐给曾孙苏峤；于是又追赠太师，谥号文忠。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擅长写文章。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七 明代茅坤撰 《东坡文钞》之一 制策 御试制科策一道 皇帝这样说：“我承继祖宗的大统和先帝的美好功业，深思自己昏昧，尚未洞察治国之理，志向虽勤奋而大道遥远，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我早起晚睡，至今已经三十年了。我的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政务的缺失还很多，天地和气有时也会乖戾。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无所依靠；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回。财利收入已经竭力搜求，浮滥费用却更加扩大。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学校近来虽已兴起，礼乐却没有完备。百姓很少有可以使户口增殖、家给人足的风俗，士人忽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平息，成王、康王时却能使刑罚搁置不用的原因。我想，在位者不把教化作为根本，治理百姓的人大多又受文法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该躲避什么；法令条文宽纵或滥施，官吏不知道害怕。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连续多年以来，灾异屡次出现。六月壬子朔日发生日食。过量的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决口，众多河流奔腾泛滥。我长久思考这些灾祸的原因，深切地感到责任在我。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由于政事而起；五事失常，六种灾气便发生。这是刘向所传述、吕氏所记载的道理。五行怎样修治才能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其节令？并非正阳之月，却击鼓救助灾变，这合乎经典吗？” 正值盛夏之时，评议囚犯、上报重罪，这符合古代制度吗？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源头。百工放纵奇巧而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失度。治理国家应当先从内部开始。有人说：‘怎样治理京师？关键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扰乱狱讼和市场。’考察前代，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海内却空虚损耗。道理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的结果却不同？王政的道理，表现在《诗经》中。歌咏周公豳地诗篇的是王业，却把它列在《国风》；宣王北伐，是大事，却把它载在《小雅》。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费用，唐代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和军事大计。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为什么韦贤说不宜由宰相兼任？钱财货币的制度及轻重调节，官员品秩的差等及虚实相互补养，水旱灾害时蓄积储备的办法，边疆守御的方略；货币制度有九府的名称，乐语中有五均的意义；使富人增富、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威重，消除灾害、招来祥瑞，改变刻薄而趋向厚道。这些都是前代急切办理的政务，也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诸位大夫，你们应当尽意陈述，不要忧虑以后造成的祸害。” 臣谨慎回答说：“臣听说，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平民的一句话重如泰山。这不是智力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到，而是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信他的臣子、管仲深得他的君主信任，即使在握手叮咛之间、听到临死前深切悲痛的话，也不能除掉区区三个小人；等到事情发生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庸弱，程元振掌权，柳伉地位卑微而且关系疏远，只凭一句话也能使他的意见被采纳，不到一天便除掉心腹之患。在天下无事的时代进言，足以促成一些改革，却常常担心不被相信；在天下有事的时代进言，容易被相信，却常常担心来不及实行。这正是忠臣志士深感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祸乱灭亡接连发生、历代君主却不能醒悟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长期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拔除的形势，垂衣拱手便能使天下闻风而动、改变脸色，海内震惊恐惧。即使有一件事做错，即使有一物没有获得，本来都还不足以使陛下忧虑。所谓亲自策问贤良之士，不过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难道会认为臣的话是真话，真能使陛下有所感触吗？即使如此，君主以名义来询问，臣子便以实际情况来回答。陛下既然为了这个名义询问，臣怎敢不谈这些实际情况？臣私下认为，制策中念及祖宗、先帝大业的重大，自己却处在昏昧之中，认为志向勤奋而大道遥远、治理没有进步。臣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历三十年，经历的事变很多，辨察人情真伪，也不能说不成熟了；然而治理没有进步，即使臣也对此感到疑惑。但若说陛下志向勤奋而大道遥远，即使臣再愚钝，也不敢认为诏书中的话是正确的。假如只是志向不够勤奋，而大道并不遥远，陛下如果真知道勤奋，那么天下事务就会明明白白，没有不能完成的，又何必来询问臣呢？如今仍然把大道遥远作为叹息，这说明陛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勤奋。请允许臣谈谈勤奋的道理：天因为太阳不停运行，所以刚健；日月因为不断运行，所以光明；水因为日日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因为经常运动，所以没有疾病；器物因为经常使用，所以不会蛀坏。天下是一个巨大的事物，长久放置而不使用，就会委靡废弛，一天天走向败坏罢了。陛下深居宫中，是否忧劳勤勉而不停止，臣不得而知；是否安逸宴乐而无所作为，臣也不得而知。然而，之所以发出‘大道遥远’的叹息，是因为陛下不够勤奋；臣确实看见陛下面对天下这样大的事务，想减轻赋税，却苦于财用不足；想威服四夷，却苦于军队不强；想兴利除害，却苦于没有这样的人才；想敦厚世道、激励风俗，却苦于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遵循旧例办事，小臣不过谨慎守着簿书，上下彼此安处，只求苟且度过岁月；这就是臣冒昧说陛下不够勤奋的原因。”}],

译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奏事，陛下都不加以诘问，只是直接答应罢了。臣刚听到这件事时非常害怕，以为不可信；等退朝后观察实际效果，看到的情形却使臣也不敢说它不可信了。为什么呢？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的话不同，话一出口，四方传播，比风雨还快。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话，把它作为鼓舞人心的工具。如今陛下震怒而加以谴责的是什么人？合乎圣意、诱导而提拔的是什么人？与陛下朝夕议论、深谈政事的是什么人？越级破格召来询问的是什么人？这四类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妄自议论陛下不勤政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把天下的事情逐条列出：重大的事情有几件？可以任用的人有几个？哪件事还没有办好，哪个人还没有任用。鸡鸣时起床，说“我今天要为某事任用某人”；过些日子又说“我所办的某事果真办成了吗？所任用的某人果真有才能吗？”像这样勤勉不懈，内心始终不违背这个目标，屏弃声色，远离善于柔媚逢迎的人，亲近贤能通达之士，广泛考察古今，凡此才是勤政的实际。这样做离道又有多远呢？臣伏读制策，制策说陛下早起晚睡至今已有三纪，但德行还有未达到之处，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政治上的缺失仍然很多，和气有时失调；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却多困窘无聊；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财利收入已经竭力搜取，额外耗费反而更加广泛；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滥而没有澄清；学校相继兴办，礼乐却还不完备；百姓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争讼尚未平息，成、康之时那样刑罚几乎不用的局面尚未出现的原因。臣以为，在位者没有把教化放在心上，治理百姓的人大多被文法拘束；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该避开什么；法律条文宽纵泛滥，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凡是这些陛下所忧虑的几十条事情，臣都能替陛下一一列举并详尽说明，然而还不敢向陛下明说。为什么呢？陛下如果真正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并坚定地实行，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都可以舍弃不论，而不只是大臣不参与罢了。如今陛下把先前的几十件事区区看作自己的忧患，这正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谓贤能的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他们尚未被任用时，常常显得才力有余，任用以后却又显得才力不足，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的君主，日夜都加以考察防范。武王任用太公，他们彼此问答一百多万字，今天的《六韬》就是这些问答。桓公任用管仲，他们彼此问答也有一百多万字，今天的《管子》就是这些问答。古代君主反复深入地考察臣下，就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听任臣下去做，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件事就会永远没有兴办的时日。古代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自我衡量说：“我能办成这件事吗？”估量自己能够办成，又说：“我的君主能忘掉私意而任用我吗？能不让小人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忘掉私意任用自己，也能够不让小人离间自己，然后才接受任命。既然接受了任命，就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不推辞，享受天下的利益也不感到惭愧。如今却是对内不衡量自己，对外不估量君主，轻率地接受任命。接受任命后，众人不支持他，他便引身请求退职。陛下又替他写好美好的辞令送走他，再加给他优厚的俸禄安慰他。那种引身求退的人，并不是真的防止名节受损、具有谦让之德，而是借此要挟君主来巩固自己；是表明留下并非自己的愿望，以逃避毁谤；是不能办成事情，却把祸患遗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要听任这种做法？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至于德行还有未达到之处、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这确实是德行和教化没有达到。德行一定要有能显明其德的具体形态，教化一定要有能显示其教化的实际表现。德行的形态，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表现，没有比停止杀戮更显著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所以说实际尚未达到。选举人才如此重要，却不选取有才能有品行的人；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功绩；农业与工商相互倾轧，却不建立平抑粮价的制度；贫富相互役使，却不限定占有田地的数额。天下的政治缺失，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和气怎么能不失调呢？田野得到开辟，是百姓富足的途径；他们之所以困窘，是官吏政治造成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在一处，不能均衡分布。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开辟。吴、蜀与荆、襄相比，饥寒的百姓最终不能离开狭窄之地而迁往宽广之处，世人认为这是他们眷恋故土、看重迁徙的缘故，其实不对。出行的人没有同伴就不能前行，居住的人没有朋友就不能安居。如果迁徙这些饥寒的百姓，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边境已经安定而军队不能撤除，是只有安定的名声而没有安定的实际。臣若说得浅近，自己便感到惭愧；若说得深远，世俗又会讥笑。请允许臣略说一说。古代治理北狄，没有不与西域交通的；如今不能与西域交通，是因为夏人阻挡在中间。朝廷把灵武置于规划之外，防备它已经有一百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里是遥远的异域，尚且不敢接近，更何况要夺取它吗？但臣认为，形势上有不得不夺取的理由：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盛就没有止境。然而灵武之所以不可夺取，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抵抗我中原，而是中原自己困乏，不能举兵攻取。中原自己困乏而不能举兵，是因为用不能生息的财物，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军队，僵滞得像患有脚肿病的巨人；身体不是不庞大，却连手脚也不能自行举动。

译想要去掉这种疾病，没有比把秦地舍弃给秦人更好的办法了，使秦人断然恢复战国时代的状态，不等待中原的援助，而中原也仿佛从来没有秦地一样；这样既有战国时代各国争战的全部利益，又没有战国时代的祸患，那么夏人就可以攻取了。最便利的办法，不如把边缘地带不能作战守卫的百姓逐渐迁到空闲土地上，再用他们原来的土地增加招募屯田兵。屯田兵逐渐增加后，先前的戍卒就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以后，边境百姓全都成为亦耕亦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去困扰夏人，务必使他们厌恶战争、不能支撑下去，这样他们就会转而归顺我朝。这样以后，北狄才开始有可以制服的趋势，中原才开始有休养生息的地方；否则连调集军队都来不及，又怎么谈得上撤军呢？所谓财利收入已经竭尽、额外耗费却更加广泛，臣私下认为，外部有不得不应付的两个敌国，内部有本来可以节省却没有节省的后宫。后宫的费用不低于一个敌国，制造金玉锦绣的工役每天兴作不停，早晨制成，晚上又毁掉，务求彼此翻新。掌管内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金良帛，另行区别收藏，以等待仓猝之时的命令，这样的费用哪里数得清呢？如今不努力除去这些，却想广泛寻求增加财利的门路，臣知道所得一定不如所丧失的多。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论说过：这是将领不足以依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足以依靠，便用大量军队拥护他；不搜查清除其中无用的人，多兵反而正是失败的原因。官员冗滥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论说过：这是审官吏部和各职司没有制度的过错。审官吏部，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机构，只是如今特别以任职日月作为界限。现在即使不能恢复古制，也可以大致划分各郡县，不按远近区别，而按难易分等；根据一个人所能胜任的程度加以排序并区别任用。有才能的人常任难职，没有才能的人常任易职；到了应当升迁时，任难职的常常较快，任易职的常常较久。然而这样做本来是有条件的：内有审官吏部，外有各职司，二者应当经常相互沟通。担任职司的人，不只要举发有罪、察看有功，还一定要详细评定属吏所能胜任的职务，报告给审官吏部。审官吏部经常从内部评定任职的难易，职司经常从外部评定人员的优劣。有才能的人常被任用，没有才能的人常被闲置，冗官就可以澄清了。学校兴起而礼乐尚未完备，臣大概认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起后用来施行的地方，并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地方。如今礼乐鄙陋而不完备，学校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来施教，又怎么能兴起礼乐呢？在这种情况下却要求社会形成可以封爵的风俗，责备人人都谦让，还想借此平息争讼、停止刑罚，这是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向；何况还跟着加以奖赏呢？上面所背弃的，下面就会离开；何况还跟着加以惩罚呢？如今陛下责备在位者不致力于教化，而治理百姓的人大多拘泥于文法。臣不知道朝廷用来施行赏罚的依据是什么，莫非是有些人因为实行教化而获罪，却有很多人因为拘守文法而受赏吗？禁令防范还没有达到繁多的程度，百姓却不知道躲避，是官吏把它当作牟利的市场。法律条文并没有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是因为不论才能如何，只论任职时间长短。被拘系的人多，忧愁叹息的人多，都是这个缘故。臣伏读制策，制策说近年来灾异屡次出现：六月壬子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时节，温暖之气不能发生作用，江河溃决，百川奔腾泛滥。长久思考这些灾异的罪咎，确实深切地在于我自身。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因政治而起。这难道不是陛下厌恶听到诸儒牵强附会的议论，而想听关于自然规律的解释吗？臣不敢再取《洪范传》《五行志》来回答，只凭自己的思考推论。日食，是阳气不能通过险阻的表现。什么叫阳气不能通过险阻？臣听说，五月有二十三分之二十的月道相交，这叫一交。交点正逢朔日就会发生日食。所谓交，就是运行道路中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弱不同。譬如两个人一同行走，遭遇雾露，生病的一定是体弱的，不生病的一定是体强的；道路的险阻相同，而阳气的强弱不同。所以太阳发生日食，并不是到了发生日食的那一天才开始成为日食，而是亏损已经很久，只是在遇到险阻时显现出来罢了。陛下不要因为尚未发生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已经发生又复原就认为罪咎已经免除。臣认为还不是这样，只是阳气暂时走出险阻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流散而不能收摄的表现。诸儒有的认为这是阴气盛，臣请允许以道理加以辩驳。阳气向外运动，对人来说就是呼出的气，温暖而形成湿；阴气向内运动，对人来说就是吸入的气，寒冷而形成燥。由一个人推知天地，天地的道理就可以看见。因此春夏，是一次呼出；秋冬，是一次吸入。夏天河流湖泽充盈，冬天水泉收缩，这就是燥湿所产生的结果。所以阳气流散融化而不能收摄，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就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如今陛下以极大的仁慈柔和天下，军队骄横却更加厚重地赏赐它，戎狄桀骜却更加提高对它的礼遇，完全实行对天下温暖和煦的政策；万事因而败坏，却始终没有用威严刑罚使它们坚固凝聚，这也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正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的意思，阴阳消长复始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了。但制策又说有五事的过失、六种灾变的发生，引用刘向的传说、吕氏的记载；五行怎样修治才会各得其性，四时怎样运行才会顺应时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灾，这合乎经典吗？正当盛夏时节审理囚犯、报告刑狱，这符合古制吗？这些都是陛下畏惧上天、恐慌求取灾变根由时的过错，流于迂腐儒生的说法；这正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来却不取用的东西。五行彼此侵凌，本来不至于有六种；所谓六种侵凌，是诸儒制造出来的，他们想把六种极端分别配属于五行，于是才开始把皇极附加进去成为第六种。皇极，是五事都得其中而不过度；五事都失其正，并不是可以和五事并列、另成一项的东西。所以有“眊”而又有“防”，有“皇极”而没有“福”，却说“五福都来应验”，这也说明他们自己知道这种说法疏漏。吕氏关于时令的说法，柳宗元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其中可实行的都是天时之事，不可实行的都是人事之事。

译至于禜祭社神、击鼓，本来并不能真正有益于救灾，只是表达尊重阳气的意思罢了。《尚书》说：“到了季秋月的朔日，日月运行没有会合在房宿，盲人乐师击鼓，啬夫奔走，百姓奔跑。”由此说来，又何必一定要在正阳之月以后才击鼓救灾，像《左氏》所说的那样呢？盛夏报告囚犯情况，先儒早已论述过，认为仲尼诛杀齐国优伶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没有疑问的。臣伏读制策，制策说京师是诸夏的根本、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肆意制作奇巧之物而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失度，这些只要陛下亲自率先示范即可。后宫有穿着大练的节俭装饰，天下人就会把穿罗纨看作可耻；大臣有吃脱粟粗粮的节操，四方就会把吃膏粱看作污秽。即使没有禁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臣伏读制策，制策说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开始。有人说：“凭什么治理京师？关键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狱讼和市场。”这都是片面之说，不可不加以审察。从一般通达之人的观点说，应当是：“治理内部正是为了治理京师，不扰乱狱讼和市场正是为了揭发奸邪。”假如因为不扰乱狱讼和市场，反而妨害揭发奸邪，那么曹防之类的人就是包庇逃亡者的主人了。臣伏读制策，制策说要推究前代，深入观察治国的成效：孝文帝崇尚老子，天下富足繁殖；孝武帝采用儒术，海内空虚损耗。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效果却不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孝文帝之所以有所得，是因为略微采用了儒术；所得而没有完全达到，是因为使用儒术还不纯；而他所以有失误，则是因为采用老子之道。为什么这样说？孝文帝采纳贾谊的主张以后，对待大臣有礼，驾驭诸侯有办法；至于兴起礼乐、使单于臣服，却说“还没有空暇”，所以说他只是略用儒术而未能纯用。至于采用老子之道的过失，确实存在。他开始凭区区仁心，废坏一代的肉刑，改用髡刑和笞刑；髡笞不足以惩罚罪行，便又接着杀人。采用老子之道的过失，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况且孝武帝也可以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延揽方士，却大肆兴建妖妄的祠祀；大兴宫室，却甘心经营远方的谋略，这难道是儒者教导他的吗？如今统治国家的人，只知道追随名义而不考察实际，看见孝文帝时天下富足繁殖，便认为是老子之道的功劳；看见孝武帝时天下空虚损耗，便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就错了。唐明皇沉溺于宴饮安乐，撤去禁令防范，造成天宝之乱，正是这个原因。臣伏读制策，制策说王政的根由表现在《诗经》中：讲述周公和豳地诗篇的是王业，却把它列在《国风》中；宣王北伐是国家的大事，却把它载在《小雅》中。臣听说，豳诗说后稷、公刘建立王业的艰难；后来经历多代，到文王时，王业已经大成，于是诗篇成为《二南》。《二南》的诗仍然列在《国风》中，唯独豳诗列在那里又有什么奇怪呢？从前季札观看周乐，认为《大雅》曲折而有直率的体势，《小雅》有思虑却不偏邪，有怨愤却不直说。所谓曲折而有直率的体势，是宽缓而不流荡；有思虑却不偏邪、有怨愤却不直说，是狭近而不逼迫。由此看来，《大雅》《小雅》的差别，在于取其文辞的宽广或狭窄，并不在于取其事情的大小。臣伏读制策，制策说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用度，唐代由宰相兼管度支钱谷的大计；军队是众多兵众之事。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的说法却认为不宜让宰相兼任？臣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但对于钱谷和军队，当然应当掌握其盈亏及利害。陈平所谓责成内史，只是说宰相不应当亲自处理簿书中多少数目的细节。过去唐朝初年，让郎官统领度支，职事便得以治理。军队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使职名额。防佐已经很多，簿书更加繁杂，各种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镈都用剥削下民来讨好上级，终于迎合时俗而掌权，使宰相兼任度支，这确实抓住了防止奸弊的关键。但韦贤的意见，难道只是认为宰相的权力过重吗？所以李德裕认为，卑微的臣下不应当议论政令。臣常常认为，这才有宰相的气度。臣伏读制策，制策还说钱币货物的制度、轻重相互调节、官员品秩的差等、虚实相互供养、水旱灾害时的储备、边疆守御的方法；《周礼》所说的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的意义。这六件事，也是当今应当讨论的。过去召穆公说：“百姓忧患轻，就多制定重的办法来实行；如果不能承受重法，就多制定轻的办法来实行，但也不能废弃轻重之制，可以改变轻重，而重法不可废弃。万一有所过失，宁可失之于重。”这就是制定钱币制度的本意。命令，是君主所专有的，从口中发出而没有穷尽；官员的俸秩，是百姓财力所供给的，从府库取用而有一定限度。用无穷的命令供养有限的财力，这就是虚实相互供养。水旱灾害时的储备，没有比恢复隋唐的义仓制度更好的；边疆守御的方法，没有比依照秦汉的更卒制度更好的。《周官》中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叫作九府。太公实行这些制度来达到富足。古代天子取用诸侯的士人来主持国家的均平，因此市场没有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经常均平，这叫作五均。献王提出这些主张，使之成为法令，都是为了使百姓均平、使国家富足。凡是陛下用来考问臣的，大致就是这些。制策末尾又说：“使富人增加、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朝廷受重视，平息灾害、招致祥瑞，改变浅薄而归于厚重。”这些都是前代的急务，也是当今的要务。臣因此知道陛下的圣意，认为先前制策考问臣时，是分别指明各件事情，担心臣不能把话说尽，所以又举出大体加以概括询问；又担心问题不能切中要害，因此又下诏说：“尽意陈述，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臣因此才敢再次进献这些狂妄的说法。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代为主持罢了。陛下念及祖宗基业的重大，想到百姓是不可轻视的；想要提拔一个人，应当与天下人想提拔他的愿望相同；想要罢退一个人，应当与天下人想罢退他的愿望相同。如今每提拔一个人，人们就相互议论说：“这是某人提拔的，是某人所想提拔的。”每罢退一个人，人们又相互议论说：“这是某人排斥的，是某人所厌恶的。”

译臣不敢就此断定事情必然如此，然而导致这些议论的人，必定有其缘由。如今无知的人在道路上相互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不能完全蒙受他的恩泽，是因为便嬖小人依附在身边，内宫中的女谒又盛行。”说这种话的人固然荒谬，然而天下人有时相信它，为什么呢？只是看见谏官、御史的言论艰难地传达不上去，便认为一定有人从中离间；又只是看见蜀地的美锦、越地的奇器，不经过方物贡纳便进入官府。这样一来，先前所说的急政要务，陛下哪里还有空暇推行呢？臣不胜愤懑，谨在末尾再次列举这些事情，只愿陛下宽恕臣万死之罪，幸甚！幸甚！制科策文也是随着问题逐条作答；在长公看来，也还没有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但其中持论大多高明通达，能够通晓国家大体，不是经学之士所能相比的。拟作进士应对御试策文一篇【并附引状】皇帝这样说：“我的德行不够相称，却托身于士人百姓之上。与我共同谋求天下治理的，只有寻求各方贤能之士。详细地把你们延请到朝廷，询问你们世间的事务，难道只是考察你们大夫所学的知识吗？也是为了广泛增加我的见闻。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有所不做，一旦去做便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改变，一旦改变便没有不服从的。田地开辟，沟渠水道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没有不得其性的。财富充足，可以备办礼仪；上下和谐，可以推广乐教；政治清明，可以施行刑罚。你们大夫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挽救它们的方法必定有本有末，施行的适宜次序也必定有先有后。这是你们大夫应当知道的。自从有百姓以来，所谓最理想的治理，必定说唐、虞和成周的时候；《诗》《书》所称述的事迹，都可以看见。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聪慧的臣子，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功业，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概括说来，他们所以成就功业，也一定有可以讲述的地方。把这些详细写出来，我将亲自阅览。” 臣奉宣命被派往集英殿编排举人的试卷，私下看见陛下开始改革旧制，用策论考试众多士人，厌恶听到诗赋中无益的言辞，想要寻求山林隐士那样朴实正直的议论。圣德广大，朝廷内外都欢喜。然而参加考试的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都把个人得失作为顾虑，不敢指陈政治缺失；而阿谀奉承、顺从迎合的人又大多因此取得上等名次。陛下向士人求取意见，已经深切到这种程度，而臣下报答君上的却是这样，臣私下为此悲伤。科场文章关系到社会风俗，所录取的，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法式；所弃置的，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警戒。从前祖宗朝廷崇尚辞赋格律，于是诗赋的技巧极尽精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渐渐熄灭。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受到影响的。如今开始用策论取士，然而士人列入甲科的，很多是靠谄媚奉承得到的，天下人观望形势，谁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彼此以此为师，渐渐形成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不可恢复；正直之士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是诗赋与策论轮流兴盛、轮流废止可以相比的。因此臣不胜愤懑，退下来拟写了一篇进士应对御试的策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学术浅陋，不能完全知道当今迫切的事务，只是把自己听到的写下来；上面将用它来推广圣上的言论，或许对万分之一的事情有所补益；下面将用它向四方开示，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切直之言，风俗虽然已经败坏，仍然可以稍加挽救。臣所撰写的策文，谨慎缮写后呈进，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恐惧、等待治罪之至。臣伏见陛下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令，把天下安危的重大计策向布衣之士征求意见。陛下求取意见，不能说不迫切；喜爱直言，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道陛下是否有能够接受这些意见的胸怀。“礼”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文采。”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然后忠言和良策才能进入。如今臣私下担心，陛下先前听到的言论已经充塞心中，邪正各党的成见已经使听闻偏斜，功利之说已经触动欲望；那么即使有臯陶、益、稷替您谋划，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心中，何况疏远而浅陋的人呢？这正是臣大为恐惧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出而招来过失，触犯忌讳而丧失性命，那不是臣所顾虑的。圣策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臣认为陛下还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所作所为才会如此颠倒失序。如果确实知道，为什么不尊重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并实行自己所了解的事情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明君王逐一督促责备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得其序，难道是圣明君王逐件整理安排它们吗？不过是根据才能任用来担任职务，根据职务任用来办理事务罢了。官员有固定的职守，叫作职；施行有先后次序，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守令的治理；刑狱的旧有法令不交给有关官署处理，却由执政按照自己的意思裁决；边疆的大事不责成统兵大臣，却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是失去了自己的职守。王者所应当先做的是德，所应当后做的是刑；所应当先做的是义，所应当后做的是利。然而陛下把次序颠倒了，万事可以说都失去了条理。不过这还只是小的方面，更大的问题是中书失去了自己的政权。宰相的职务，古代是用来讲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如今陛下只让中书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罢了。从前邴吉做丞相，萧望之做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不调，罪过在我们这些臣下；宣帝却认为这话轻视丞相，终身薄待他。如今政事堂中愤怒争执、相互诘问，流传到都邑，成为人们的谈资，这让天下人看了怎么想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归还中书的政权，那么百官的职守、万事的秩序就会依次恢复。圣策说：“有所不做，一旦去做便没有不成功；有所不改变，一旦改变便没有不服从。”陛下能够说出这句话，是天下的福分。

译如今的祸患，正在于事情尚未成功便去做，众人尚未服从便强行改变。事情成功在于合乎道理，不在于凭借权势；使人服从在于真诚，不在于言语。道理所在，制定为法就能成功，作为禁令就能使人停止，作为赏赐就能使人受到鼓励，凭言语说明就能使人相信。古人所以能够鼓舞天下，使人安定便来归附，使人行动便和谐一致，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君主的权势、赏罚的威力强迫人们使事情成功。用斧头劈柴，可以说必定能劈开；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以砍缺，木柴却不能劈开。因此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道理不在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缴纳利息，与商人争夺利益，难道合乎道理吗？又何必奇怪事情不能成功呢？《礼》说：“微小的终将显著，真实的东西不能掩盖。”就是这个道理。陛下如果确实是为了百姓，即使有人毁谤，别人也不会相信；如果确实是为了谋利，即使自己反复解释，别人也不会服从。况且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欺骗世人：官吏收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一定说这是赃物；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一定说这是盗窃。如果确实有那种事实，就不敢推辞那个名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作放债取利，可以吗？凡是人做善事，不自我夸耀而由别人称誉；做恶事，不自我毁谤而由别人毁谤。假如做善事必须自己先说出来然后人们才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劳苦不堪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谋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纷乱不堪，于是让两三个臣子把巧妙的辩说发挥到极点，来解答千万人之口；他们附会经典，制作文书，向四方晓谕。四方的人难道像婴儿鸟兽一样，可以用美好的言辞和小小的技巧迷惑吗？况且事情尚未成功便去做，造成的弊病必然使人以后不敢再做；众人尚未服从便强行改变，造成的弊病必然使人以后不敢再改变。世上有喜爱骑快马的人，一旦因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必定成功，轻率发动就多半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谨慎稳重，那么多次施行就多次成功，不只是别人会相信，陛下自己也会相信自己，日益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发动，那么每次举措都失败，不只是别人不相信，陛下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日益怯弱。文宗当初任用训、注，他的志向难道浅薄吗？但一遭遇重大变故，便忧虑沮丧、丧失精神，不能再振作。文宗也不是德行有失，只是喜欢轻率行事而缺少谋略罢了。谨慎稳重的人开始时好像怯弱，最终必定勇敢；轻率发动的人开始时好像勇敢，最终必定怯弱。近来，横山的人没有一天忘记汉朝，虽然连五尺高的儿童都知道横山可以夺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确实是因为还没有妥善安排后续办法。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就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兵不能取胜，内库的费用便以数百万计，关辅地区的百姓因飞挽运输困苦了三年还没有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哪里还敢再次这样做呢？既然不能再做，哪里还敢再提呢？由此看来，横山之功，是边臣急于求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青苗法、助役法、均输法，以及并军搜卒的命令，突然轻率发动，比前一天更严重了。即使陛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形势穷困、事情受阻，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重新相信自己吗？君主的祸患，在于喜欢因循旧习而慎重改作。如今陛下年纪正盛，上天赐给您勇气和智慧，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然而群臣不能用谨慎稳重来帮助成就它，不能用敦厚朴实来培养它，就像乘坐轻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赶路，而仆夫又在后面鞭打车马，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开缰绳，让马吃饱，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大道上慢慢行走，现在这样做还远未晚。圣策说：“田地开辟，沟渠水道得到治理，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这是百工和有关官司的事情。”这哪里值得使陛下劳心呢？陛下掌握要领，治理根本，恭敬自守、无为而治，万物便没有不各得其理、各自生长死亡的。至于百工和有关官司的事务，宰相尚且不屑于亲自处理，何况陛下呢？圣策说：“财富充足可以备办礼仪，和谐可以推广乐教，政治清明可以施行刑罚，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还会有什么不足？”兔首、瓠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扫地设坛祭祀也可以用来奉事上天。礼仪不完备，不是贫穷的罪过。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还是使国家富足？陆贾说：“将帅和宰相和睦，士人就会乐于归附。”刘向说：“群贤在朝廷和睦，万物在田野就会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并不和睦了。这个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头追寻根本，却想用力量压服它。力量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如此了。古代刀锯摆在前面，鼎镬放在后面，士人尚且敢于触犯刑罚。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的人；想要平息众多言论，不过是斥逐持不同意见的大臣，改而任用别的人罢了。陛下必定不忍心施行秦朝禁止私下议论的法令，也不会兴起东汉党锢之狱。众多士人有什么可害怕的，为什么不敢说话呢？臣恐怕被斥逐的人不会停止，争论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烦琐的言论交相攻击，比今天更加厉害。想要因此达到和谐、推广乐教，难道不是疏远目标吗？古代寻求治理，是为了使刑罚可以不用；如今陛下寻求治理，却想加重刑罚，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臣知道这种说法的来源，是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于是他说治世刑罚严重也是适宜的。论者又认为，《尚书》称颂唐、虞盛世时，刑罚仍然没有小罪不罚；周代盛盛之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杀掉。臣请允许提出质问：夏禹时，死刑案件有二百件；周公时，死刑案件有五百件。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治理混乱吗？秦朝的法律牵连诛杀三族，汉朝废除了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治理混乱吗？把刑罚推到极点，言论就会达到这种程度。天下幸而还没有真正大治；假如有一天天下安定，陛下将改变今天的刑法而采用刑罚的极端做法吗？天下百姓怎么会不反叛呢？只是听到这种话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有料到异端邪说竟能把陛下迷惑误导到这种地步。

译宽宥过失，即使大过失也可以宽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小罪也不能赦免，这是施用刑罚的通常道理。直到今天仍然遵守这一原则，难道只是唐、虞盛世如此，周代盛世才如此吗？周公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料想他们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正如今天法律所谓夜间聚集、清晨散去的人；如果后世不知道事情的详细情况，只听到这句话，便把凡是夜间相互往来的人都抓来杀掉，可以吗？人们相互饮酒就一概杀掉，即使夏桀、商纣的暴虐也不会达到这种地步，却说这是周公实行的法令吗？圣策说：“如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挽救它们的方法必定有本有末，施行的适宜次序必定有先有后。”臣请论说其中的根本以及应当首先施行的事项，请陛下选择。如今挽救弊病的办法，必须先树立事业。树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的适宜次序，应当先观察大臣是否有识人的才能。古代想要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察。假如没有识人的明察，就会遵循规矩、践踏绳墨，只求少犯过错。这两种人都是能够清楚认识自己，并安于自己才能分限的人。道理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勉力而做到，唯有识人的明察不能靠学习获得，必须出自天赋资质。譬如萧何识别韩信，这难道是有一定方法、可以传授的吗？以诸葛孔明那样的贤能而论，在识人方面的明察仍有短处，因此因为马谡而遭到失败。而且诸葛亮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在位时，事情无论大小，一概交给法令处理；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一概交给公议裁断。事情先议定有效，然后才施行；人先经过考察试用，然后才任用；始终不追求超乎寻常的功业，实在是因为当时的大臣不足以参与识人的明察。古代行医的人，听声音、察气色，清楚地观察五脏，所以他们治疗疾病，有剖开胸腹、决开脾脏、洗涤胃肾这样的奇异医术。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贸然施行这种事情。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法度的约束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诊察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与拿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呢？希望实在太渺茫了！房琯受到称誉、刘秩和关播被任用、李元平受到重用的事，便是如此。到今天都成了笑柄。陛下看看现在的大臣，是懂得识人，还是不懂得识人呢？近来提拔任用的许多人才，都是那些曾经登门交往、握手结交的人；等到彼此结交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大概以为这些人可以同心协力，共同实现太平。可是还没坐稳席位，众口一词攻击他们的人便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起来。陛下以此来检验，您不懂识人，也已经很清楚了。幸好今天天下无事，意见不同的议论不过是扰乱圣上的听闻罢了。如果边疆发生警报，盗贼突然作乱，成败转瞬之间，形势顷刻变化，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而聚合、忽而离散，遇到事情便解体，再也无法了解和任用，那岂不是要误害国家吗？华佗并非世世代代都有，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医术；萧何并非世世代代都有，天下也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懂得识人的辅佐之臣。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需诏令左右大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策说：‘自有人类以来，称得上最完善的治理，必定要说唐、虞、成周的时代。’《诗经》《尚书》所称道的事迹，是可以看到的。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而有智慧的臣子，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的事业，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概括他们所成就的事业，也一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臣详细记述了这些，认为这种事是说不尽的。他们施政设置的方法，各随时代而不同，难以一概而知；能够知道的，是一定敬畏上天，一定听从众人，一定效法祖宗。因此古书说：‘要警戒啊，要警戒啊！上天明明昭示，天命并不容易保有。’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又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伟大啊，武王的功业。’《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大致就是这些，从未说过天命不值得敬畏、众人的意见不值得听从、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采用。苻坚任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宝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施行仁义，而封伦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人意见、独断专行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诚、有智慧的人，难道不正是指这类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并在今天寻找类似的情形：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职来牟利吗？魏郑公难道曾经借钱收取利息吗？况且不高兴的不过几个人，本来就不会损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在怨恨，有言论的人在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经营一代事业的情形，似乎并不是这样。古语说：‘百人聚集在一起，尚且没有不共同议论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认为不对，而陛下却不肯回头，臣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停留了。《诗经》说：‘好比那漂流的船，不知将要到达哪里。心中的忧愁啊，连暂且合眼小睡也没有时间。’这是一点微薄的忠心，只有陛下明察。臣谨冒死呈上答复。这是借用拟作士人应对的形式，来讽刺劝谏当时的政事，而其中的筹划安排比前一篇更好。苏轼忧虑当时人们习惯于青苗条例等各种法令，以及横山用兵等事情，特意拟写策论，以激发直言敢谏的气概。不知道当时是否曾经让神宗听到过这篇文章？但依愚见，这篇作品也不过是分条列举那些事情来议论罢了，没有一段精深透亮的见解，能够启发君主，使这些主张真正落实为可操作的措施。它比贾谊的《治安策》差得远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八 明代 茅坤 编撰 《东坡文钞》二 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