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一

译等到晏公做了宰相，更加致力于进用贤能。当他居于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进用，台阁中的官员也多是一时贤才。天子已经厌倦西方的战争，怜悯天下困乏，振作起来有意改变政治，于是想依靠群才革新治理，多次下诏让大臣条列天下事务再施行；但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贵都认为不利。第二年秋天，正好晏公因事罢职，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去，革新之事于是停止。晏公罢相后，以工部尚书知颍州，调任知陈州，又调任许州；三次升任户部尚书，授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充一路都部署安抚使；调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多次晋升，官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至上柱国，爵为临淄公，食邑一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晏公享年六十五岁，自幼勤学，到病重时仍手不释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曾奉诏修撰《上训》和《真宗实录》，又汇集古今文章编成《集选》二百卷。晏公处理政务敏捷，务求简便以便利百姓；对家中管教子弟很严，对寡姐侍奉孝顺谨慎，从未替子弟向朝廷求取恩泽。他在陈州时，天子问宰相：“晏某在外任职，从未有所请求，他难道没有什么想要的吗？” 宰相把这话告诉晏公，晏公只亲自写表章问候皇帝起居而已。因此他去世时，天子格外悲痛悼念，赏赐比通常加厚；任命他的儿子晏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子和外甥中尚未做官的九人，也都授予官职。晏公最初娶李氏，是工部侍郎李虚己的女儿；继娶孟氏，是屯田员外郎孟虚舟的女儿，封钜鹿郡夫人；又娶王氏，是太师、尚书令王超的女儿，封荣国夫人。儿子八人，长子居厚，任大理评事，早逝；次子承裕，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任赞善大夫；崇让，任著作佐郎；明远，任祗德，以上几人均曾任大理评事；防道、传正，均任太常寺太祝。女儿六人，长女嫁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女嫁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余四人尚未出嫁。孙子十三人。晏公乐于行善，又被称为善于识人。士人中显达于朝廷的，多是晏公所荐举提拔的。至于为女儿选择婚配，又选得两位这样的人才，这样说来，真可以称得上贤德了。铭文说：姜氏的后裔，在齐国成为晏氏。齐国处于春秋时期时，晏氏在诸侯中显赫。传记记载，晏桓子、晏婴受到孔丘称赞；此后便没有什么可闻的了。家族没有灭亡，仅仅延续下来，仍有光彩。自晏公起，声名重新振作，继承并振大先公的显赫声誉，实际辅佐天子。天子说：“唉！我考察真宗一朝，名臣很多，才达到盛隆。你起初侍奉我，在王府、东宫任职，直到辅佐我为相。自始至终一身承担职责，以德辅佐我，为国家立下功劳。”晏公在外地病重，从洛阳回来。天子说：“留下你，是因为你是我旧日的老师。如今在朝廷中，没有人像你这样是我的旧臣。我把什么托付给我自己？只有我神圣的父亲，如今已经去世了。谁来做我的老臣？我该用什么来赠送你？”于是依照司空、侍中的礼制加以优厚礼遇。我对你的思念无穷，已经把这些文字篆刻在碑首。天子的褒奖，史臣奉诏作铭文加以记述，使之永远昭示后代。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铭文的法式如此。皇祐四年五月甲子日，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范仲淹在徐州去世。同年十二月壬申日，安葬在河南尹樊里万安山下。公名仲淹，字希文。五代时期，范氏世代居住在苏州，侍奉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出土地。公的父亲随钱俶入京朝见，后来任武宁军掌书记，死于任上。公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夫人贫困无依，改嫁长山朱氏。范公长大后知道自己的世家出身，感伤哭泣，离开继父家，到南都进入学舍，独自打扫一间屋子，日夜讲习诵读。他的起居饮食，是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而他自己更加刻苦。住了五年，便精通六经的要旨；写文章、作论说，一定以仁义为根本。祥符八年，考中进士，礼部考试列第一，最终考中乙科，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此时才回去接母亲来奉养。范公显贵后，天子追赠他的曾祖、苏州粮科判官范梦龄为太保，祖父、秘书监范赞时为太傅，父亲范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范公年轻时就有大节操，无论富贵贫贱、毁誉喜忧，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常常自己吟诵说：“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他侍奉皇上、对待别人，全都以自己的信念为准，不因利害而选择趋附或舍弃。他所做的事情，一定竭尽所能，说：“由我来做的事情，就应当这样做；事情能否成功，有不由我决定的地方，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我难道能苟且从事吗？”天圣年间，晏丞相因范公的文章才学推荐他，以大理寺丞任秘阁校理。范公因议论政事触犯章献太后，被贬为河中府通判。过了很久，皇上记得他的忠诚，召回授任右司谏。太后临朝听政时，冬至日在前殿举行大朝会，皇上将率领百官向太后祝寿，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妥当。范公上疏说：“天子没有向北面而拜的道理，而且这会给后世开出削弱君主、强化母后的先例。”这件事于是作罢。他又上书请求把政权归还天子，没有得到答复。太后去世后，议论政事的人很少，有人多追究太后在位时的事情，想深究她的罪过。范公独自认为，太后受先帝托付，保佑圣上，前后一共十年，没有显著过失，应当掩盖她的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起初，太后遗命立杨太妃代替她做太后。范公劝谏说：“太后是母亲的称号，自古没有代替而立为太后的。”因此取消了册立杨太妃的命令。这一年大旱并发生蝗灾，范公奉命出使安抚东南，回来时正赶上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伏在殿门前争辩，未能改变决定，被贬为知睦州，又调任苏州。

译一年多后，授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更加议论当时政治的缺失。但大臣和受宠幸的权贵多忌恨他。过了几个月，任命范公知开封府。开封向来号称难治，范公治理得很有声誉，事务一天比一天简省。他有空便更多地取古今治乱安危的事例向皇上讲说，又绘制百官图献上，说：“任用官员各按其才干，那么各种职务都能修治好，尧舜的治理不过如此罢了。”又指着官员升迁快慢和次序说：“这样做可以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同样不可不察。”因此吕丞相发怒，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互相争论。范公请求面对皇帝申辩，因言辞激切被罢职，出任知饶州。第二年吕公也被罢免，范公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后，皇上又召回吕公为相，于是任命范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刚刚损失一员大将，延州危急，范公请求亲自守卫鄜延抵御贼寇，于是任知延州。元昊派人送信求和，范公认为没有发生战事却请求和谈，难以令人相信，而且信中有僭越的称号，不可以上报朝廷；于是亲自写信，清楚地说明叛逆与顺从、成功与失败的道理。因擅自答复元昊，被罚夺一官，任知耀州。不到一个月，调任知庆州。后来朝廷设置四路帅臣，任范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屡次升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范公做将领时，务求持重，不急于求取眼前的小功。在延州修筑青涧城，开垦营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寨，使熟悉汉地的羌人归业者达到数万户。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以防守要害，夺取贼人的土地来耕种，又修筑细腰、胡芦二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都离开贼党，为中原所用。边防制度长期废弛，以至士兵和将领常常互不相识；范公开始把延州的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以此为法。范公所在的地方，贼人不敢侵犯。有人疑惑范公遇到敌情时如何应变；等到他修筑大顺城时，一天忽然带兵出发，诸将都不知道去向。军队到了柔远，他才发布命令告知目的地，让他们前往筑城；至于版筑所需的器具，无论大小都已齐备，而军中起初竟不知道。贼人带领两万骑兵来争夺，范公告诫诸将交战，等贼人逃走后不要追过河去。不久贼人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河，而河外果然有伏兵；贼人的计谋落空，只得退走。于是诸将都佩服范公，认为无人能及。范公对待将吏，必使他们畏惧法令而爱戴自己；所得到的赏赐都按照皇上的心意分赐给诸将，使他们自己去谢恩。各部族送来的人质，他放任他们出入，没有一人逃走。部族首领来见时，他召入卧室，屏退随从，撤去卫兵与之交谈，毫不猜疑。范公在那里任职三年，士卒勇敢，边境充实，防守和信义都大为巩固，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求和，皇上也召范公回朝。回去吧！起初，西部人登记乡兵有十多万人，后来把他们刺面编为军队。只有范公统率的部队，只刺臂部。范公离开后，军队被解散，唯独这些人得以重新成为百姓。在两路边境，范公既然得到熟羌为己所用，便让他们守边，同时把驻军调到内地就食，从而减轻西部百姓运送粮饷的劳苦。他的各项措施，直到他离去后人们仍感念其恩，遵守他的法令，不敢改变的至今还有很多。自范公因吕公之事获罪被贬后，群士大夫各自坚持两人的是非。吕公对此忧虑，凡是替范公说话的人都指为朋党，有的因此被贬逐。等到吕公再次为相，范公也再次起用，于是两人欣然约定共同努力平定贼寇。天下士人都因此赞美两位公。可是朋党之论也由此兴起，不能停止。皇上既认为范公贤能、可以大用，所以最终置群议于不顾而任用他。庆历三年春，召任枢密副使，五次推辞都不许，于是上路赴任。到任几个月后，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必以天下太平的责任要求皇上。范公叹息说：“皇上任用我，已经达到极点；但事情有先有后，要革除长期安逸造成的弊病，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做到的。” 后来皇上再次亲自下诏催促他条列天下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见他，赐座，给他纸笔，让他当面上疏。范公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条列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十多件事，进呈皇上。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首先看重德行，不专门看文章；改革磨勘按例升迁的制度，以区别才干高下；减少任子名额，裁除冗滥官员；任用农桑考核守令等事务。正要施行时，磨勘、任子制度使侥幸得官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相互喧嚷非议。嫉恨范公的人也庆幸外面有了议论，乐于从旁助成。适逢边境上奏有警，范公立即请求出行，于是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到任后上书请求恢复守边职务，于是授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他任参知政事仅一年便被罢免，有关部门全部奏请废除他先前施行的措施，恢复旧制。进言的人于是用危险的事情来中伤他，幸亏皇上看出他的忠心，没有听从。此时夏人已经称臣，范公便因病请求知邓州，在邓州任职三年；请求知杭州，又调任青州。范公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知颍州，乘肩舆到徐州，终于不起。享年六十四岁。范公病重时，皇上赐药并派人慰问。他去世后，皇上停止上朝一天；因为他的遗表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便让人到他家询问家属想要什么，追赠兵部尚书，哀悼抚恤极其优厚。范公为人外表和顺而内心刚强，喜爱善人，广泛施予仁爱。他母亲去世时家中还很贫穷，终身除非有宾客来，自己从不吃两种肉食。面对钱财喜欢施舍，心胸开阔。到退朝后查看他的私生活，妻子儿女仅仅能够维持衣食。他治理政事所到之处，百姓多为他立祠、画像，记述他的事迹。从身居官位的士绅、隐士、乡里人、田野百姓，直到外族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乐于称道他的事迹者很多。至于他的世系、官爵已经记在墓志、谱牒和有司收藏的文书中，便不再详细叙述。记载那些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事情，大概也是范公的志向吧？铭文说：范氏原本是吴越的臣属，钱俶献出山川土地和士民，范氏才开始来到北方。中间几代衰微断续，范公奋发自立，恰逢时势，所做事情有罪有功，所说的话有违逆有顺从，哪里是范公一人所能决定的呢？天子任用范公，他承担艰难劳苦，始终如一。夏国小儿在边境跳梁，趁官吏懈怠而来，仁宗命范公前去询问；夏人骄横顽强，不肯听命顺服，范公便铲除他们的巢穴根基。范公在那里三年，使怯弱者变得勇敢，使毁坏者得到修复，使羌人像爱护孩子、野兽受到驱扰一样，最终使他们前来称臣。夏人来到朝廷，事情正在商议，皇帝催促范公回来，以便同我一起治理。范公拜谢叩首，说：“这实在艰难啊！起初并不难，难的是把事情坚持到最后。”众人的议论喧嚣不已，最终破坏了将要成功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厌恶事情成功，只是要倾覆范公。没有倾覆，也没有危险，这是天子的明察；活着有显赫荣耀，死后有追赠和谥号，子孙也受到庇护，恩宠延及后世。愿百官都得到劝勉，不要懈怠。

译欧阳公的碑文，写正文的范公生平仅一千四百字，但范公一生已经叙述完备。苏长公为司马温公撰写行状，写了将近一万字并上呈，似乎仍觉得有许多未尽之处。大概欧阳公得到司马迁写史的精髓，所以在叙事处删裁有法，自然不繁琐而体制完整。苏公所长在于纵横策论，在史家的学问上或许稍有不足。这两位公各有长短，不可不知道。追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 始兴襄公安葬后的第二年，他的儿子仲荀奔赴亳州，把情况来告诉我说：“余氏世代是闽人，五代之际为逃避战乱迁居韶州。从曾祖、高祖以来，都隐迹退居；到了博士府君，才开始做官领取俸禄，襄公又继承了他。大概曲江偏僻地处岭南，自唐代始兴张文献公在朝廷有声望、成为贤相后，到襄公再次出现成为宋朝名臣，余氏迁居韶州历经四代才有显达仕宦；曲江沉寂三百年后，才再次有闻名人物。襄公官位登上天台，正秩为三品，于是有爵位和封土，以始兴为开国乡州，继承并光大前代贤哲，也成为韶人的荣耀。至于褒奖、抚恤、追赠、谥号等，始终受到的恩宠十分隆盛。褒奖有诏书，抚恤有财物，追赠有告文，谥号则由考功官议定并有行状；把这些合在一起记载，秘密收藏于墓中，有铭文便可说完备了。只是墓道上高揭螭首龟趺，用来表明事迹于后世、昭示子孙的碑文，还缺少文字，谨敢请求我来撰写。”谨按：余氏是韶州曲江人。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某，任太常博士，屡次追赠太常少卿。公名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知广州军州事，兼广南东路兵马钤辖、经略安抚使，勋为柱国，爵为始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治平元年，余公从广州入朝京师，六月癸亥日因病在金陵去世。天子悲伤，停止视朝一天，赙赠粟帛，追赠刑部尚书，谥号襄。第二年七月某甲子日，归葬曲江龙归乡成山的原野。余公为人质朴稳重而刚劲，言语恭谨和顺，不显露喜怒。自幼博学强记，对于历代史书、杂家小说、阴阳律历，以及佛教、老子的书籍，无不通晓。天圣二年考中进士，任赣县尉；因书判成绩优异，改任将作监丞、知新建县；两次升任秘书丞，判校三史，充集贤校理。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触犯宰相而获罪，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余公上疏为他申辩，因此获罪，贬为监筠川酒税，稍后调任泰州。不久天子醒悟，立即重新任用范公，并因此召回那些因范公而被斥退的人；只有余公为了方便侍奉亲人，请求知英州，升任太常博士。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重新任集贤校理、同判太常礼院。景祐、庆历年间，天下因长期安定而懈怠，官吏习惯因循，许多失职。赵元昊以夏国反叛后，军队出征很久没有功效，官府财力困乏，百姓更加困苦；天子震怒，想振兴衰弊，修明各项制度。朝廷已经改用几位大臣，又增加四名谏官，让他们议论天下事务，余公是其中一人。随即改任右正言供职。余公感激奋发，遇到事情便直言，无所回避；奸邪谄媚者和受宠幸的权贵都屏息畏惧他，他的补益很多。但他也承受不住众人的怨恨嫉妒。庆历四年，元昊接受誓约请求和好，朝廷将加以册封，而契丹出兵逼近边境，派使者说要替中原讨伐贼人，并告知出兵日期，请求停止与夏和好。朝廷对此忧虑，想听从契丹，彻底断绝与夏的关系，但战争无法停止；不听契丹，又怕北方边境生事，议论未决。余公独自认为，中原厌恶战争已经很久了，这是契丹所希望的。哪一天使我们停止战争、休养兵力，不正是对契丹有利吗？所以契丹只是用这件事来扰乱我们，不能听从。朝廷虽然认为余公说得对，仍扣留给夏的册书不发出，同时假授余公谏议大夫之职，让他去答复契丹。余公带十多名骑兵驰出居庸关，在九十九泉与契丹使者相见，从容坐在帐中，往返辩驳几十次，最终使对方理屈，取得对方的要旨后回来。朝廷于是发出给夏的册书，赵元昊称臣，西边军队解除戒严，北方边境也平安无事。这一年以本官任知制诰、史馆修撰。契丹后来亲自攻打元昊，第二年派使者来报告战事，朝廷又派余公前往答复。余公因熟习夷语获罪，出任知吉州；仇家又借此以事情中伤他，降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余公怡然回到乡里，闭门谢绝宾客，断绝人事，整整六年。天子常常思念他，几次想起用他。大臣中有不喜欢他的，只让他在家中迁任光禄少卿；又任命他为某卫将军、寿州兵马钤辖，他辞谢不接受。皇祐二年，祭祀明堂，普遍加恩，升任卫尉卿。第二年知郴州，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蛮贼侬智高攻陷邕州，连续攻破岭南州县，包围广州。于是朝廷就在服丧的居所起用余公为秘书监、知潭州；他当天便骑马奔驰上路，改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余公上奏说：“贼在东面，却调我到西面，这不是我的志愿。”天子嘉奖他，立即下诏命余公负责经制广东、广西的贼盗，于是余公赶往广州，而侬智高又向西逃往邕州。侬智高刚起兵时，交趾请求出兵助讨贼人，朝廷下诏不许。余公认为侬智高是交趾的叛乱者，应当允许交趾出兵，不要阻止它的善意；他多次上疏议论，都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余公说：“邕州与交趾接壤，如今不接受它的出兵请求，交趾必然愤怒，反而帮助侬智高。”于是便权宜行事，催促交趾会合出兵；又招募侬、黄等姓的部族首领，都授予官职加以羁縻，并与他们订立誓约，使他们听从节制。

译有人怀疑交趾的军队不能使用，余公说：“只要不让它和侬智高联合就够了。”侬智高进入邕州后，果然没有外援；后来宣抚使狄青会合余公的军队，在归仁击败贼军，侬智高逃入海中，邕州平定。余公请求回家服满父丧，朝廷不许。诸将班师时，因为侬智高还在，请求把余公留在广西，委托他处理后续事务。升任给事中，谏官、御史接连上疏，认为余公功劳很多而赏赐太薄。又升任尚书工部侍郎。余公留在广西一年多，安抚整顿，使当地恢复，岭南沿海肃然安定。又派人进入特磨，袭取侬智高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俘送京师，将他们斩首。授任集贤院学士。过了很久，调任知潭州，又调任青州；再次升任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侵犯邕州，杀死五名巡检。天子认为，恩德信义在岭外著称、使交趾畏惧的人，是余公。于是派驿使召他，任广西体量安抚使，调发荆湖军队随行。余公到任后，移檄交趾，召见其臣费嘉祐加以责问。费嘉祐恐惧地回答：“部落侵犯边境，罪当处死，愿意回去捉拿首恶献上。”随即用枷锁押送五人到钦州，在边界上斩首。余公回朝时，邕州百姓拦在道路上挽留他，使他不能立即离去。第二年，以尚书左丞知广州。英宗即位，授余公为工部尚书。任满回朝途中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余公经制五管，前后十年，共治理六州，所到之处都有惠爱百姓的政绩。即使身在战事之中，手也不离书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五卷、《三史刊误》四十卷。娶林氏，封鲁郡夫人。儿子三人：伯庄，任殿中丞，早逝；仲荀，现任屯田员外郎；叔英，任太常寺太祝。女儿六人，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孙女五人。铭文说：余氏迁居曲江，世代都不显达；到了襄公奋发而起，声名传得很远。始兴封为开国之地，继承并光大前贤，两位贤人相继出现于三百年之间，伟大啊！襄公是国家正直之臣，开始登朝任官，官职负有进言责任，辅佐君主、贡献言论，使奸邪谄媚者屏息。庆历年间的治理，实在有许多补益。他逢到时局有事，奔走南北，功劳记载在史官笔下，名声传到夷狄之中；出入艰难辛劳，处险境或平地始终保持同一品德。小人的谗言使公被废居乡里，一方有警，他又从家中起用；威势施行，信义建立，岭海幽远之地都受到影响。公在那里，皇帝便不必南顾；为什么又召他回来？他在途中去世，灵柩返回故乡。韶人背土砍石，刻写铭辞立在墓门，留给后世，不只是留给韶人。《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待制王公神道碑铭》一文中多有呜咽之情，所以转折语和急切语很多，情事也显得凄楚。公名质，字子野，祖先是大名府莘县人。自唐同光初年起，公的高祖鲁公考中进士第一名，当时声名显赫，官至右拾遗，历经晋、汉、周三朝；皇祖晋公又凭文章享有盛名，侍奉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到真宗时，伯父文正公在中书省任职二十多年，天下称他为贤相。今天子庆历三年，公与弟弟王素都任天章阁待制。从同光到庆历，大约一百二十多年，王氏历经四代，世代都有显贵人物，有的凭文章，有的凭功德。公出生于累世富贵之家，操守品行却胜过寒士；性情笃厚孝悌，厚待朋友，乐于施舍周济他人，而妻子儿女常常不能自给；把荣誉利益看得淡漠，好像毫不在意。平时深受疾病困扰，退缩自守，仿佛不能胜任自己；等到面对事情时，却正直坚定，有仁者的勇气、君子的刚强；见到别人行善，就像自己做的一样高兴。起初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被贬饶州，当时朝廷正严厉惩治所谓党人，王公独自抱病带领子弟到东门为他饯行，挽留数日。大臣中有人责备王公说：“长者也做这种事吗？何苦亲自招惹朋党之嫌？”王公从容回答说：“范公是天下的贤人，回头看看我，我哪里敢和他相比？“然而如果能够成为党人，那也是范公给我的深厚恩赐。”听到这话的人都为王公担心。任待制的第二年，他出任陕州知州；又过了一年，小人连续罗织成大案，因罪被贬斥废黜的有十多人，都是王公平素认为贤能的人。王公听说后悲愤叹息，有时整天不吃饭；于是多次痛饮至大醉。王公本来就有疾病，又加上饮酒，终于去世。王公起初因恩荫补任太常寺太祝，监都进奏院；献上文章后，朝廷召试，赐进士及第，校勘馆阁书籍，于是任集贤校理、通判苏州。知州黄宗旦自负才干而沾沾自喜，很轻视王公这个新进官员，议事时便说：“年轻人竟敢同老人争论事情吗？”王公说：“受命辅佐长官，事情有应当争论的地方，这是职责。”黄宗旦虽多次被说服，但政务常能避免过失，渐渐感到王公确实有助于自己，于是更加以礼相待。黄宗旦捕获一百多个私铸钱币的盗贼，拿来向王公夸耀。王公说：“事情发生没有证据，你从哪里抓到他们的？”黄宗旦说：“我用术法把他们钩引出来的。”王公忧伤地说：“仁者的政事，难道能用术法钩取人，把他们置于死地还感到高兴吗？”黄宗旦惭愧服气，把他们的案件全都从宽处理释放，这才大为称赞王公说：“真是君子啊！”王公判尚书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刚到任，便揭发一个大奸吏，罢免了他；依法惩治豪强狡猾之徒；又与转运使争论是非。凡有下达而不便施行的事情，都抵制不办；除去妨害政事的人后，才兴办学校，一概以仁恕待下属。他治理政事，知道宽与严的尺度，必使官吏畏惧、百姓爱戴。他治理其他州郡，大多是重大而难治的地方，却总能实行善政，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入朝任开封府推官。不久，他的哥哥王雍任三司判官，王公说：“省、府都是要职，我怎么可以兄弟二人同时担任呢？”请求知寿州，调任庐州。有盗贼杀害同伙并吞并其财物，王公捕获后依法处理。大理寺驳回说：“依法应当赦免。”王公认为，法律规定盗贼杀死同伙后自首可以赦免，是为了使人怀疑、破坏盗党并开启他们自新的道路；如果杀人而不自首，捕获后也赦免，那么盗贼只要杀死一人，就既能得到同伙的财物，又可以用自首来赎罪；未被捕便肆意为盗，被捕则援引此例自我赦免。这样盗贼就无法禁止，违背了法律本意。他三次上疏仍不能争取改变，叹息说：“我竟不能胜过执法官吏。”于是上书自我弹劾，请求不要连坐辅佐官吏。王公因此获罪，被贬为监灵仙宫。后来议论者重新制定不自首的罪罚，最终认为王公的意见正确；但王公仍未被召回。资政殿学士郑戬、翰林学士叶清臣为王公申诉无罪，这才起用他知泰州，升任荆湖北路转运使。西部用兵时，正是急于筹集财用之际，唯独王公不上缴额外盈余，赋税征收近于宽平，按通常法令治理；因此其他州承受不了弊害，而荆湖百姓安然如常。

译暂代知荆南府时，有百姓因婚事诉讼，申诉说：“贫穷没有钱财，所以误了婚期。”王公问需要多少钱，便拿俸禄钱给他，让他成婚。又抓到一个偷窃别人衣服的人，那人说：“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王公怜悯他，取衣服给他穿上，放他离去。荆地人把王公比作子产。王公被召任史馆修撰，随后授天章阁待制，判吏部流内铨，号称称职；但对选官法从未有所更改。有人问他，王公说：“选官法已经完备，就像手持权衡的人不欺骗轻重一样，何必屡次更改法令？”这一年天子打开天章阁，召大臣询问天下事务，并下手诏责问范公等人；议事者争相谈论天下利害，力求改革各种事情，唯独王公一言不发。问他原因，他说：“我的病使我不能这样做。”王公对于荣誉利禄本来就淡薄，面对祸福不因之喜惧；看待世间事务，仿佛没有一件能动摇他的内心，唯独把天下善人君子的通达或困厄当作自己的喜忧，于是因此去世。他的志向，难道小吗？难道是因为疾病而不能有所作为吗？王公确实一向有病，但只要任命他处理事务，他所到之处必定都有作为。假如他寿命更长而没有早死，得到任用，也一定会有所作为；难道他只是喜欢空谈而不愿实行吗？唉！王公享年四十五岁，官至度支郎中，官阶为朝奉大夫，勋为上柱国，爵为平晋男。娶周氏，封某县君，生有一子。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追赠太师、尚书。父亲中书令名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贤德行为，追赠户部尚书。王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陕西，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处祖坟旁。铭文说：做官不是为了谋利，而是用来实行仁德；身处丰厚富足却自处俭薄，以清白保全自身。他的仁德，谁会思念？不只在官吏百姓之中。他的清白，谁能相比？要把它留给子孙。刻写铭文来彰明它，并告诫后人。《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公名致尧，字某，是抚州南丰人。年轻时便有名声，江南处于李氏统治时，他没有参加乡里的科举。李氏灭亡后，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任符离主簿；多次升迁为光禄寺丞，监越州酒税；多次上书议论政事，进献文章。太宗认为他奇异，召见后授任著作佐郎、直史馆；派他巡视汴河漕运，成绩称善，升任秘书丞，任两浙转运使。谏议大夫魏庠知苏州，倚仗旧日恩宠，做了许多违法之事，官吏没有人敢接近他。公把他的罪状弹劾上报。太宗惊讶地说：“这个人竟敢惩办魏庠，真令人畏惧。”最终朝廷替公罢免了魏庠。洛苑使杨允恭因议论政事得到宠幸，所奏事情无不被听从；有事情下达到公这里，公常常搁置不执行。杨允恭把这件事告诉太宗，太宗派使者询问公，公详细说明其中不可行的理由。公既能惩办重大而常人难以惩办的人，至于小的、容易处理的事情，却务求宽简。年终考核列为最优，调任知寿州。寿州靠近京师，各豪强大商人交结权贵，号称难治。公任职一年多，豪强都收敛畏惧，没有人敢犯法；但百姓也看不出公究竟用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公在寿州尤其受到百姓爱戴，离任后，寿州人拦路挽留了好几天；公只带一名骑兵、两名士卒逃离，经过别州，寿州人仍有人追赶他。又升任主客员外郎，兼判三司盐铁勾院。当时李继捧把银、夏等五州归还朝廷，他的弟弟李继迁逃入沙漠中做盗寇。宋太宗立即派李继捧前去招抚他，到了那里，李继迁却诱骗他的哥哥，暗中联合，最终反而把哥哥谋害并囚禁了。陕西以西的地区于是已经深受战乱之苦。宋真宗初即位，更想招来李继迁以防御德，答应归还他的土地，使他听从朝廷约束。唯独公认为李继迁反复无常，不可把土地给他。李继迁已经得到五州，过了两年果然叛乱，围攻灵武。议论的人又想把土地给他，公更加争辩认为不可。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真宗却知道他的才能，准备召他任知制诰，但大臣中有人反对，于是让他出任京西转运使。王均被诛杀后，公奉命出使安抚西川，却误把诏书留在家中。他的副使潘惟岳教他上奏说：‘渡过吉柏江时船只毁坏，诏书因此亡失，可以用这个理由自我解脱。’公说：‘做臣子却欺骗君主，我不能这样做。’于是上书弹劾自己，朝廷宽释了他，不再追究。后来潘惟岳入宫进见，在宫中谈到蜀地的事情，把公自我弹劾的经过全部说了，真宗长久地感叹。李继迁的战事已经很久没有平息，丞相张齐贤经略环庆以西，任命公为判官，公便随行。公说：‘西部有十万军队，都归王超统辖。王超的才能既不可让他独自任用，而且军队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不容易指挥；如果不能节制各位将领，事情一定不能成功。’ 真宗认为他的话难以实行，便下诏允许陕西经略使自行调发军队。公估计自己的意见最终不会被采纳，于是辞行。恰逢朝廷召见他，赐给他金紫服饰。公谢绝说：‘臣曾经说丞相某件事情没有成效，不敢接受赏赐。’因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公已经被贬，而王超的军队却战败，李继迁攻破清远军，朝廷最终也放弃了灵州。公被贬一年多后，重新任户部员外郎，知防州。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授任吏部员外郎，知泉州。调任知苏州，又调任知扬州。他上疏议论政事，言辞指斥大臣，尤其切中当时的弊病，大家都不高兴。又调任知鄂州。因为他任知扬州时误把添支俸禄多领取了一个月，虽然曾经自己说明，仍被贬为监江宁府酒税。因参与封禅的谋划，屡次升任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六岁。遗言告诫家人不要用佛教仪式玷污我，家人照他的遗言做了。公的曾祖父名某某，官职为某。曾祖母某氏，封某县君。祖父名某某，官职为某。祖母某氏，封某县君。父亲名某某，官职为某。母亲某氏，封某县君。儿子七人，名为某。女儿若干人。因他的儿子易占任防州，公又升任右谏议大夫。最初葬在南丰东园，后来水冲坏了他的墓。

译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在龙池乡的原头。庆历六年夏天，他的孙子曾巩奉父亲之命前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铭文。’于是替他写道：‘曾氏最初出自鄫国。鄫国是姒姓的国家，我不知道它最初受封于何时。春秋时期，莒国灭掉鄫国，鄫国的子孙四处逃散。留在鲁国的，另以曾为氏。大概曾氏远远出自禹，经历商、周一千多年，曾经衰微而不显赫。到了成为曾氏之后，防、参、元、西等人，才在后世有了声名；然而此后又隐晦了一千多年，才到了公。世代的显赫与隐晦常常反复，而祖先积累的德行深厚，发扬起来就不应只延续一两代而已。何况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却又有德行留给后世吗？所以不能没有铭文。公在宋太宗、真宗时，多次因议论政事被听取和任用。他因为自陈西部事务而意见不合，出任外官，最终死在外地。然而他在外任时所说的话，就像在朝廷时一样；担任言官的人到了，有些他难以说出口的事情，正是别人有所不敢说的。我对于他的议论，既不能全部记载，也有一些不便记载。这里只特别详细记述那些起初没有被采用、时间久了却更加值得思考的意见，用来表现公的志向。’铭文说：公处理事情明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预先知道祸患，果断作出判断，就像蓍草和龟甲预先告知而从不欺骗一样。不顾别人是否听从，起初即使不被相信，后来也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做。公所发表的议论，敢于说别人难以说的话。古人说君子有德行也有言论；德行积蓄而未能施行，言论还可以被人听见，刻在铭文上便不会朽坏。公也因此长存。《金部郎中赠兵部侍郎阎公神道碑铭》（附序）。阎氏世代居住在郓地。他们的祖先是太原王宝，凭武功在梁、晋之间显赫，确实曾辅佐庄宗在黄河一带作战，攻取常山，功劳载入史官记载，并以王爵拥有封地；郓地各支阎氏都是王宝的后代。周广顺二年，把郓州的钜野、郓城划为济州，阎氏如今就是济州钜野人。公生在汉、晋之间，遭逢多难的时代，虽然出身将门，却不喜欢战争，唯独喜爱学习，通晓三礼，也颇熟悉诸子、史书，能写文章。当时钜野有一伙大盗，人数一千多人，因为公是本乡的儒生，便把他劫到贼中，询问谋略。公毅然始终没有说什么；但他相貌奇伟，举止庄重，具有威仪，盗贼都畏惧他，没有人敢加害。盗贼被平定后，公回到乡里，用三礼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将要平定，公于是出仕，凭三礼科考中建隆某年某科，历任汉州金堂、虢州湖城两县县尉，升任濮州濮阳县令，都有治理政务的成绩。宋太宗派使者巡视天下，使者回来后说公可以任用，便召见他奏报政事。他说话声音畅达，殿中的人都为之振奋。太宗认为他奇异，授任太子洗马，知岳州。吴越忠懿王再次入朝京师，把浙东、浙西所有土地登记后交给有关官署。天子认为那是新近归附的地区，于是把一千名禁兵交给公，命他安抚当地百姓，公遂任知苏州。五代时期，江海之间分裂成五个大国，各自窃取名号；其次又擅自征战，所以都制定严酷的刑法，急于搜刮财赋，用来控制百姓。越国虽然名义上是臣属之国，但被长江、淮水阻隔，同中原隔绝而不能往来，已经很久了。公是齐鲁人，完全了解越地的风俗，又用善政加以调治，有时逐渐安抚，有时根据实际情况改革；凡是上面想推行的，他都推行，凡是百姓不能承受的，他都宽免，使恩泽滋润百姓，让他们得以休养。政事办成后，召回朝廷，以国子博士知济州，又知晋州，入朝授尚书水部员外郎、广平郡王府翊善，赐绯衣银鱼。过了六年，广平郡王封为陈王，出宫开府，公以司门员外郎请求出任知黄州。陈王改封许王，于是诏令公回来，升任库部员外郎，赐金紫，任许王府侍讲。许王去世，公出任知棣州。过了一年多，因为淮阳距离钜野很近，便请求出任知淮阳军。公虽然身在许王府，真宗却一向知道他的贤能，多次下诏向他询问经学，称他为‘阎君子’。真宗即位后，问公在哪里，左右侍从把原因详细告诉他，真宗立即召见公；当时公已经在路上，便授任金部郎中，知青州。后来郓州守臣某临行前到殿上应对，真宗问郓州距离青州远近，守臣回答相距若干里，真宗说：‘替我告诉他，我将要召他回来。’ 不久公被召回，走到钜野时得病，使者亲临慰问并赐给他财物。满了一百天，赐予休假，让他到济州养病，等病稍有好转，便催促他上路。不久病情加重，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济州，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兵部侍郎，葬在钜野大徐村。公名象，字某。曾祖名某某，官职为某。祖名某某，官职为某。父亲名某某，官职为某。公娶孙氏，封富春县君；因儿子显贵，追封为泗水县太君。儿子三人：长子某某，官职为某；次子某某，官职为某；次子某某，官职为某。女儿三人，都嫁给士族。孙子五人，一人早亡，其余都已经做官。曾孙十人，其中五人做官。唉！士人担忧不能遇到时机，遇到时机后，又担忧君主不了解自己；君主了解了，却来不及任用，这就是命运。公一生遵循正道，生在多难之时，最终遇到太平时代，得以奋发施展自己；又得到君主知遇，曾经被任用，却来不及受到重用便去世了。如果死后又没有文章记载，那么他最终不会被后世看见吗？景祐五年冬天，他的儿子光禄君从光化罢任回到乡里，于是谋划把先人的德行刻在墓碑上，并把碑文托付给我，让我写道：阎氏本是将门之后，旌旗高张；有太原王公这样受封的人。威武的公并不以勇力见长，却以好学为勇；奋身而逢时，最终成就事业。他的荣耀并不止于一代，后世接连有人做到卿；挺立于其后的子孙，世代多有孙辈、曾孙。乡里有他的墓，墓道有他的碑，乡人不会因他而受损，这正是乡里的君子。《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二。明代茅坤撰。《庐陵文钞》二十四。墓志铭。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法度严明整齐。故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赠司徒兼侍中杜公，名衍，字世昌，是越州山阴人。他的祖先本是尧的后代，经历夏、商、周三代一直做诸侯；后来把封地迁到杜地，子孙散居并嫁娶到其他国家的，便以杜为姓。自杜赫任秦国将军以后，三代之后有御史大夫杜周，以及他的儿子建平侯杜延年，仍然在汉代显赫；又过九代，有晋代的当阳侯杜预显赫；又过十四代，有唐代的岐国公杜佑显赫；再过九代，才到了祁公。他们家治理家族有法度，婚丧、祭祀、斋戒的日期时刻，以及财物、祝告等事，都完全依照家谱和家法办理。自唐朝灭亡后，士人丧失了旧礼，一切都苟且简略，只有杜氏仍遵守家法，不随世俗改变。大概从春秋诸侯的子孙算起，经过秦、汉一千多年，能够不断绝世系谱牒的家族，到了唐朝盛世，卿大夫家族的家法还能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杜氏。公从曾祖、高祖以来，就以恭敬、节俭、孝顺、谨慎闻名乡里。到了公本人，更加清廉自守，严格要求自己做大臣；侍奉君上，以不欺骗为忠诚；推及他人，则以实行自己所信奉的道理来取得信任，所以一举一动、细枝末节都谨慎而有法度。考察他的大节，更是伟大。公享年八十岁，官至尚书左丞。当他六十九岁、年事将尽时，便上书请求告老。第二年，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后来屡次升任太子太保、太傅、太师，封为祁国公。在他退休居家时，天子祭祀明堂，派使者召公陪同祭祀，并准备向他询问政事；公因病没有到，但逢年过节的慰问、问候和赏赐从未断绝。公年轻时考中进士高第，任扬州观察推官，知平遥县，通判晋州，知干州，升任河东、京西路提点刑狱，知扬州，任河东、陕西路转运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授天章阁待制，知荆南府，尚未赴任，又任河北路都转运使，于是知天雄军。召回任御史中丞，判流内铨，知审官院，授枢密直学士，知永兴军，调任知并州，升龙图阁学士兼知永兴军，权知开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随即授任枢密副使。庆历三年，升任吏部侍郎、枢密使。第二年以原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治理官吏事务如同他的为人；审理诉讼虽然明察敏捷，审核却更加精细，所以多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他处理文书、收支、推算分析，细到毫发，整天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各项条目，一定使官吏不能从中作奸而已。至于施行在百姓身上的政令，则简便而容易实行。起初公居住在平遥，曾因办理官府事务到别的州去，县中有争讼的百姓，都不肯判决，等着公回来。公知干州还不到一年，安抚使考察他的政绩，便任命公权知凤翔府。两个州的百姓在边界上争着说：一方说：‘这是我们的公，你们夺走了他。’另一方说：‘现在是我们的公，你们有什么关系？’西夏人刚开始叛乱时，天下都因战争而困苦，陕西以西尤其严重。官吏借机侵吞掠夺，征调、催逼，直到百姓破产也无法满足要求，往往有人上吊、投水而死。当时公在永兴，对当地人说：‘我不能使你们免除征调，但可以使你们不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筹划，计算物资的有无、贵贱和道路远近，放宽期限和日期，依次输送。因此物价没有暴涨，车辆、牛只、饲草、饲料、住宿、饮食和往来都像平常一样，官吏束手无策，百姓比其他州节省了十分之六七。至于修缮城郭、制造器械，百姓都不知道。开封府治理京城，常常受到权贵的阻挠；有人触犯法律而能不向他们屈服，世人都认为很难。到了公任职时，他能使权贵不敢干预；凡是考察他的治理，以听断盗窃和诉讼来判断优劣，公却单单因此有了余力，把百姓的事务治理得像治理其他州一样，京畿各县的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开封府屡屡出现能干的官吏，而又兼善民政的，只有公一人。吏部审官院掌管天下官吏，任职的人通常不久就升迁离开，所以属吏得以作奸。公刚开始主持铨选事务时，一天有三名候选人争夺一个职位。公询问属吏，属吏收受了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不能争。’于是授给丙另一个职位。过了几天，属吏教丙控告甲有某项过失，不应得到职位。公醒悟了，召乙来询问，乙谢绝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职位，不愿再争。’公不得已把职位给了丙，并笑着说：‘这不是属吏的罪过，而是我不了解铨选法罢了。’于是命令各部门分别把格式、科条全部具列出来呈报，问道：‘都齐全了吗？’回答说：‘齐全了。’第二天，公下令所有属吏不得登堂，只许坐在各自的官署中听候办理文书。从此属吏不得参与铨选事务，任免升降全都出自公一人之手。过了一个多月，名声轰动京城。在审官院时，有人想用贿赂求官，属吏推辞不收，说：‘我们公有贤能的名声，不久就会被任用离开，姑且再等一等。’庆历初年，皇上厌恶西部战争久不停止，百姓疲弊，急于任用富弼、韩琦、范仲淹三位公，而三人于是想彻底革除各种弊政、整饬纲纪；小人和受宠幸者都不高兴，唯独公任宰相时帮助他们，而公尤其压制、断绝侥幸求进之事。凡是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和恩泽，一概不予接受；积累到十多份，就连同封奏一起当面退还，有时还责问求请的人，使他们惭愧、怨恨，哭泣着离去。皇上曾对谏官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某把宫中直接降下的任命退还了吗？我居住在宫中，有人来求恩泽，我每次都用杜某不同意来告诉他，于是停止请求的人，比被杜某退还的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些事外人和杜某都不知道。’然而公和那三人最终都因此罢职离开。公熟悉本朝旧事，善于决断大事。起初边将议论想大举出兵攻打西夏，即使韩公也认为可以出兵，公却争辩认为不可。大臣中甚至有人想以阻挠军队为罪名治公的罪，但战事之后果然没有出兵。契丹和西夏争夺银瓮族，在黄河以外大战，而雁门、麟州、府州都受到警报。范仲淹公安抚河东，想出兵相助，公认为契丹一定不会来，军队不可轻率出动。范公大怒，甚至用言语侵犯公，公并不记恨。后来契丹最终没有来。这两位公都是世俗所指称的与公结为朋党的人，他们在议论事情时，大概就是这样。三人将要罢职离开时，公独自认为不可，于是也被罢职，以尚书左丞知兖州。一年多后退休。公从平民做到宰相，衣服饮食没有增加，即使妻子儿女也有固定的节制。家中原本富有，叔伯分割财产时，公把自己所得全部给了贫困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