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五

译《上富丞相书》赞颂而不谄媚，援引而不卑下。我听说，向人进言游说，必须是那个人存在可以乘入的空隙，言说才容易实行。战国时代的人，贪求天下的士人，便利用他们的贪求来游说；危乱国家的人，害怕天下的士人，便利用他们的恐惧来游说。因此他们的说辞容易实行。古代有人一次游说便得到契合，甚至在站着交谈之间便取得公卿宰相的地位，没有不是从战国或危乱国家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可以乘入的空隙。处在今天的时代，却想在明公面前进言，找不到空隙还要强求进入，那也可以说是天下最愚蠢无知的人了。国土方圆万里而由一个姓氏统治，处在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享有天下全部的财富，已经不可能再有所增加。而明公担任宰相，四方夷狄不起兵，战争兵革不被使用，这说明明公并不贪图得到什么，也不害怕失去什么。正当西戎强盛时，敌人乘机越过我方北部；天下这样广大，却不畏惧，而畏惧明公的一句话，这说明明公的勇气冠绝天下。明公居住在崤山以东，却使黄河以北的流民纷纷归附；父亲抛下儿子，丈夫抛下妻子，自行归投明公的有一百多万人。明公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天天抚恤他们。这一百万人从沟壑中被救出，免受乌鸦、鸢、豺、狼的祸害；活着能够奉养父母、祭祀祖先，死后能够让子孙安葬祭祀，不失去原有的常道。这说明明公的仁德延及百世。勇气冠绝天下，仁德延及百世，士人活在世上，能达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如今处于极其满足的形势中，这说明明公对天下的功名事业已经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了。五帝、三代的事迹，百家之书，没有不读尽的；礼乐刑政的大事小事，军事、农业、财赋的盛衰，四海之内土地的远近，山川的险易，土地所适宜出产的物品，没有不知道的；当世的贤人君子以及奸诈险恶之徒，没有不彻底考察的。至于偏僻的学问、细小的术数，那些茫昧恍惚、难以知晓的东西，也都能猎取其华美、咀嚼其精英，泛流而上，涉源而寻。即使自称当世善辩之人，也不能拿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来欺傲您，这说明明公对天下博学之士也没有什么畏惧。名为天下贤人，尊贵地位又是天子的宰相，不贪求所得，不害怕失去，不羡慕功名，也不畏惧博学，那么您果真就没有可以乘入的空隙了。天下士人果真不能进言游说了。我听说，楚国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了，仍然每天用箴言警戒国人，说：‘从卿以下直到官长、老师，只要在朝任职，就不要以为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不让我参与朝政。’” 他每天早晚以这些话相互告诫自己，我还认为不够，于是作诗来自我警戒。诗说：“仪容举止恭敬谨慎，只有德行才是立身的边角。”魏武公处在极其满足的地位，却每天都认为还不够，所以死后谥号为“睿圣武公”。唉！明公难道会因为自己已经极其满足，便没有空隙可乘而拒绝天下士人吗？那么进言游说的士人，又何必一定要找到空隙才能进入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将把自己所听到的诵读出来，请明公试着看看。天下小人奔走聚集在大人的门下而供其使用，是什么原因呢？大人得到的是完整的才能，小人得到的是其中一部分。大人得到完整的才能，所以能够兼收众长而独自控制；小人得到一部分，所以聚集起来，寻求在大人门下合用。古代圣人正是聚集天下人的片长，以各自收取其用；因为不是有所偏长，人们就不会肯来聚集。因此不拿完整的标准责求他们的偏长。完整的人本来不可能很多，所以天下有偏长的人都来求取完整的境界。如今反而拿完整的标准责求偏长，那么那些人如果能够全面，早就也只会为我所用罢了，又还求什么呢？从前孔子廉洁，却不以异于众人的行为自矜；勇敢，却不采取超过常人的操守；孝顺，却不徇私偏袒自己的父母；忠诚，却不冒犯自己的君主。这些都是孔子的全面德行。原宪廉洁而到了贫困的地步，公良孺勇敢而发展到争斗，曾子孝顺而偏袒自己的父亲，子路忠诚而冒犯自己的君主。这些都是几位弟子的偏长。孔子具有全面的德行，又收取天下人的偏长，所以才如此崇高伟大。至于明公，也可以说是天下的全才了。廉洁而天下不认为您孤介，正直而天下不认为您攻讦，刚健而不成为强硬，敦厚而不显得软弱。这是明公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也是天下人不可能要求明公具备的。明公具有全面的德行，天下人各自效法其中的一端，谁能说不可以呢？过去士大夫都喜欢做卓异超群的行为，世人也看重狡黠强悍的才干。自从明公执政，朝廷中习惯于采取中道，努力遵循规矩。士人中那些矫饰自己、勉力做出奇异行为的人，众人一定共同嘲笑他。卓异的行为并不是真正最高的德行，却能得到世俗的取用；狡悍的才干也不是真正的才干，却能为天下所用。这正是古代全德之人安坐而收取功效的原因。如今天下卓异的行为、狡悍的才干，全都不敢来到明公门下，害怕因自身不纯而获罪于门下。我这样不肖，私下以为天下没有大治，军队没有振作，财赋没有丰足，天下对明公有所期望却没有实现，也许有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吧？过去范公收取天下士人，不考察他们平日的品行，只要可以任用，没有不全部收纳的；即使是那些狂妄放纵、没有操行的人，也在他的下风自愿效力，而范公自己却亲自表现出奇异独特的操守来震慑他们。范公取人的方法是对的；他自我表现的做法却不对。恭敬地希望明公以天下全才自居，去掉自己的短处而承袭长处，以便取得无穷的功业。我是西南的平民，为求得斗升之禄而来到京师。翰林欧阳公不知道我是不肖之人，让我参加制举的末科；我发表了狂放的议论，因此便向您左右进言游说，认为明公一定能够容纳我。我所进献的策论有五十篇，因贫穷不能全部抄写，只送上其中一半；您只要看它们的大意，我就非常幸运了。

译《上曾丞相书》子瞻给执政大臣的书信，写出了他自持自守的地方，显得十分突出。我听说，将要向别人有所求取，如果言说不诚实，就很难希望得到契合。世上那些奇特杰出的士人，处身时没有不做出异于众人的行为；出仕时没有不发表怪诞诡异的言论。他们比类引证，以此震动当世；道理不能使人改变，却想用势力胁迫他，打算用权术推销自己。古代有位君子，叫韩愈，他的说法是：“王公大人不可以一天没有贫贱士人处在自己门下，为自己推重后进、扩大声名、使传名久远。即使他们贵贱悬殊，但彼此需要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左右两手。”唉！如果真采用这种说法，那么世上君子有的直到老死也没有遇合，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如今叩门求见的人越急迫，接受回应的人越怀疑；言辞越夸张，实际内容必定越有不相称之处。现在我竟认为王公大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我。对方退下去考察实际情况，岂不是发现我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吗？从前汉高祖并不曾喜欢儒生，却没有失去成为明君；卫青、霍去病也没有曾经荐举士人，却没有失去成为贤能的公卿。我将凭我的说法行事，对方将凭对方的说法行事。彼此这样相互拒绝，不能得到对方的欢心，所以贵贱之间始终不能契合，道也始终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叩求得太急，言辞又太夸张。出售价值千金的璧玉的人，不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却希望观赏者堵满自己的门。观赏者只是叹息，主人却一言不发；不是不能说话，而是知道再说也没有增加。如今不幸坐在五路交会的大道旁，还喋喋不休地自以为是世所罕见的珍宝。路过的人不回头，便拉住他的衣襟强迫人家观看，那么他所出售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人如果对天下和后世没有心思，又何必求取人才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士人经过他面前、能使他的眼睛有所触动，他就会提起衣裳快步追赶，把他招揽过来。因此，凡是惶惶不安、急急求进的人，都不是我所要做的事。从前我曾听闻明公的风范：凭大臣的子孙身份考取天下最高等的功名，才华足以超过常人，却总觉得自己有所不足，安于小官而以恬淡为乐。当他在太学时，穿着丝织品，吃着干粮，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后来德行显露而无法遮掩，声名高盛而无法压抑，尊贵地成为天子的少宰，但他看待自己并没有比从前增加一丝一毫。他的气度器量宏大通达，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尤其不是可以用夸张言辞急切叩求的人。我不才，从开始求学到现在已经十五年，认为凡是学习中困难的事情，难在没有私心；没有私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难以通晓万物的道理。所以如果不能通晓万物的道理，即使想做到无私，也不可能。已经喜欢的就喜欢它，已经厌恶的就厌恶它；拿这种态度来自我确认，便会陷入迷惑。因此我独处静默，观察万物的变化，穷尽它们自然的道理，然后在心中作出判断。凡是我认为不对的，即使是古代所谓贤人的言论，也有不采纳的。虽然以此自信，也正因此知道自己不受世俗欢迎。所以我的言语文章，从来不轻易送到公卿宰相的门下。如今，天子选拔直言进谏的人，执掌两制的官员却过分听信，错误地把我的名声传了上去。我私下认为，参与这次选拔的人，都是有所求于君主和宰相的人。因此也斗胆献上我的文章，共十篇，并把这封信放在前面。只听凭您裁量选择，我就非常幸运了。唐荆川说：这篇文章与《说富相公文》意思相同，都是想在无意之中以【原文未完】《上刘侍读书》以“气”这个字作为一篇文章的关键所在。我听说，天下所缺少的不是才华；才华充满天下，但事情却不能建立。天下所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气。什么叫气？就是说它无法命名，好像有鬼神在暗中帮助他。如今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办理；能办理小事，却不能办理大事，就是气有所不足。气所到之处，事情即使再大也觉得万物很小；因此承受最重大的事情而不惊惧，容纳最繁杂的事务而不混乱，担当最困难的任务而不忧虑，享受最大的快乐而不放荡，这就是气。它承受于上天，得到于不可知的境地，卓然有足以胜过天下人的地方，超出万物之上。不是因为有君长的地位、杀夺施予的权力，却能使天下人环绕归附于他，这一定是有所获得。才华很多却失败，是世人所说的不幸；没有能力却常常成功，是世人所说的天幸。但幸与不幸，君子的议论不应施用于成功失败之间，而应施用于困厄与显达之际。所以一切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气；一切导致失败的原因，在于才。气不能守住才华，那么到哪里会不失败呢？世上之所以有许多失败者，都是只知道求取才华，却不知道考察气。至于明公，您大概也有所获得。我不敢用虚浮言辞曲意游说，实在是确有所见罢了。天下的事物各有分际，得到自己的分际就安定；不属于自己的分际，却从别人那里多取一丝一毫，人们便会群起争夺。天下有无穷的利益，从一命之官以上直到公卿宰相，其利益可爱，其道路也很平坦，设置科条等待天下人选择取得。然而天下人都踮脚抬头，成群地仰望它，徘徊不敢上前，为什么呢？因为各人的分际有止境。天下如果有人没有功劳却升迁一级，众人就会指责他。升迁者不被下属容纳，提拔他的人也不被上级容纳，何况更加严重的情况呢？明公从徒步平民中崛起，手执五寸之笔，书写方尺之简，却位列士大夫之上，横空高飞、超然出众，冠压百官而成为他们的表率。还认为这不够，又增加师友之职，把整个秦地交给您；土地方圆千里，这是古代方伯、连帅也不能拥有的地方。东面屏障崤山、渑池，北面跨越黄河、渭水，南面倚靠巴蜀，西面控制戎、夏；这是古代秦昭王、商君、白起之流耗尽生命、残害百姓，经过百战才取得的地方。您奋臂而取得两制的职位，不到十多年，天下却不认为升迁太快；没有汗马功劳，没有治理米盐等细务的才能，却独享富贵的美好，天下也不认为不当。建立功业，神色自若地发表高论，自认为天下无可匹敌，而天下也不认为您没有谦让之意；由此可见，您的气确实有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地方。天下本没有什么大事；天下如果有大事，若不是气概超过常人的人，谁能真正办理它呢？我是远方的鄙人，来到京师，听闻明公的风采，很庆幸您还没有成为公卿宰相，我还可以诵说您才气的盛美，希望得到真正知言之人的理解。可惜您将要向西离去，我不能跟随，因此请求在门下求见，愿意瞻望您的风采。不再详述。

译《上韩太尉书》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自七八岁懂得读书，到了成年，不能通晓熟悉当时的事务，只喜欢观察前代兴盛衰亡的踪迹，以及一代风俗的变化。从三代以来的事情，我颇能加以评论论述。我认为西汉衰败时，大臣拘守寻常而不谋求长远大略；东汉末年，士大夫多有奇特节操，却不遵循正道。元帝、成帝年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于俸禄官位，只顾各自为子孙树立私恩，购买田地住宅，作为不可动摇的安排；他们低回畏避，只求苟延岁月，却都依附儒术，拿六经中的话取其相近的意思作为口头辩解。孔子说：“厌恶身处下流却讥讪上位者，厌恶把揭发别人隐私当作正直。”可是刘歆、谷永之流又相互弥补其缺失，加以修饰，所以汉朝衰败时，软弱得就像蛟龙失去了驾驭风云的力量，安于被豢养的快乐，始终没有醒悟，终于使自己遭受肩背被剖、股肉被裂的酷刑，登上平民的砧板，难道不可悲吗？后来桓帝、灵帝惩戒过去的弊病，想树立君主的威权，所以多使用严刑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被朝廷容纳，于是纷纷起于草野，共同竭力做出险怪惊世的行为，使天下豪杰奔走聚集在他们门下，能够替他们执鞭赶车，也把这看作不亚于卿相的荣耀。于是天下士人喧然都拥有无用的虚名，却不能适用于实际功效；所以汉朝灭亡时，就像人患了狂病，不知道厅堂宫室才是安稳之处，反而呼号奔走，使自己跌倒。过去太公治理齐国，举荐贤能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敬尊长；太公说：“后世将渐渐衰弱。”汉朝的事情确实很像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当时公卿士大夫的行为以及风俗的刚柔，各自都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吗？古代君子刚毅正直，却用宽厚来持守；忠恕仁厚，却用义来发扬。因此他们在朝廷时，士大夫都知道洗涤磨炼自己，竭尽力量办理王事，不敢做非同寻常、奇怪可疑的行为；这就是三代王政兴盛的原因。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天下人中，幸好有不做阿附苟容之事的，便努力做出豪迈奇异的行为，想成为东汉那样的君子，唯恐赶不上，真是可悲啊。我从幼年时就听说富公和太尉都被称为宽厚的长者，却终究不能用不合义理的事情触犯他们。等到我来到京师，正好两位公同时在两府任职，我愚钝，不能知道他们的内心，只是在道路上远远望见他们的容貌，宽和仿佛有所包容，见到恶行不发怒，见到善行也不欣喜，难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大臣吗？循规蹈矩的人固然不能有所作为，而锋芒突出的人又不是圣人的中道，所以我希望拜见太尉，能够听到一句话也就足够了。太尉与大人关系最为深厚，而且曾经屈尊询问我的姓名，这尤其不能不去拜见。如今已经太晚了，不再详述。《上王兵部书》奇异的气概。荆州处在南北交界，是士大夫往来的要冲。执事凭借高才盛名在这里任州牧，大概也曾有人把识别马匹的道理告诉过您吧？我听说：千里马一天能跑千里而不疲惫，奔跑时脊背仿佛不动，四足仿佛没有接触地面；登高不低头，奔下坡不仰头。它的技艺卓绝，功效显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天下却没有识别它的人，为什么呢？是不懂得观察马相，却只责求它的技能。马有眼睛昂起、胸脯丰满、蹄子方正、睫毛细密，警觉时像深山中的老虎，空旷时像秋后的兔子；远远望去，眼睛仿佛在看太阳，心志不在刍草粮食上。像这样的马，飘忽腾跃，离去后不知停在哪里。所以古代善于相马的人，站在五路交会的大道上，只看一眼，听它鸣叫一声，再回头循着它的神色观察，马的技能就全都显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相貌流露于外，无法遮蔽。士人的贤能与不肖，显现在面容上，发露在言辞声气中；如果他卓然有足以保存在耳目之间的地方，却一定要等到长期相处以后才观察出来，那也是自称善于相士者的过错。我是西川的鄙人，也是经过荆州的旅客。我的足迹偶然来到执事的门下，平生所学的事业，是想求得后世知闻，却又没有任何凭借来达到您的左右，大概也是容易被疏远而难以契合的。然而从蜀地到楚地，乘船航行六十日，经过十一郡、三十六县；我所见到的郡县官吏几十上百人，没有不孜孜不倦地谈论执事的贤能，并教导我去求得与下级官吏相通。况且执事究竟修养了什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称誉呢？我不敢因为求得知遇，便指望您在仕进门路上对我加以先后安排；只是认为执事站在五路交会的大道上，我或许可以得到您一眼的顾盼，也许能使您相信我的平生罢了。如今这个时代，难道只是王公选择士人，士人也同样有所选择。我将从楚地游历魏地，从魏地再无处不游，恐怕以后会因为没有见到执事而遗憾，所以不敢不来进见。不再详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上梅直讲书》文章潇洒，进入构思较少吃力。某官执事，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常常暗自为周公未能遇合而悲伤。后来读史，看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弹琴唱歌的声音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些弟子互相问答，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奔走。我的道错了吗？我为什么会处在这里？”颜渊说：“先生的道太广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虽然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忧患？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孔子神情油然舒展，笑着说：“回啊，假如你有很多钱，我就给你做管家。”天下虽不能容纳孔子，但他的弟子却足以这样彼此为乐。到现在我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有不如孔子的贫贱之处。凭周公那样的贤能，凭管叔、蔡叔那样的亲属，却不能了解他的心意，那么周公又和谁共同享受他的富贵呢？而孔子共同处于贫贱中的人，全都是天下的贤才，那么也足以和他们共同享受这种贫贱了。我七八岁时，才开始懂得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一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如同古代孟轲、韩愈一类人；又有一位梅公，跟随他交游，同他共同评议上下古今。后来年纪渐长，开始能够阅读他们的文章，想见他们的为人，料想他们飘然脱离世俗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当时我正在学习作对偶声律之文，求取斗升之禄；自知没有办法进入诸公之中求见，所以来到京师一年多，却从未窥见您的门。今年春天，天下士人群集礼部，执事与欧阳公亲自考察他们。我实在没有料想到，竟考取第二名。后来听说，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其中有孟轲的风格；欧阳公也因为我能够不写世俗文章而录取我，我因此才有了今天。既不是您的左右预先替我说情，也不是亲朋故旧为我请求托付；过去十多年间只听闻您的名声而不能相见的人，一朝之间成了知己。退下后思考这件事，做人不可以苟且只求富贵，也不可以徒然安于贫贱。若有大贤而成为他的门徒，那也就足以依靠了。假如侥幸获得一时的幸运，带着几十名车骑，使街巷小民聚集观看、赞叹，又拿什么来换取这种快乐呢？古书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 这样安闲自得、从容自在，足以度过一年。执事的声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是因为您在这种道术中有所快乐。我愿意参与听闻其中的道理。黄州致书文潞公 声音呜咽，但情意也坦然流露。苏轼拜了两拜。初夏天气渐热，恭敬地祝愿留守太尉执事起居万福。承蒙您凭借元勋，正位于兵府，礼仪器物和典册齐备，位居三公之首。虽然曾孙的遭遇，您闭口不谈，但《金縢》之书却因这件事自然显现；真是古今的奇事，也是圣朝的光彩。有人从京师来，把您赐给我的书信转交给我；一通行草书写得灿然有光，使我这只破甑、敝帚又增加了九鼎般的重量。我刚刚获罪时，仓皇出狱，死生未定，六亲都不能相保。然而我私心所想的，来不及顾及其他，只想到平生所守的名节义理极其重要，不知道我今天所犯的罪，是否已经被圣贤完全弃绝，不能再做君子了？还是说虽然有罪而不可赦免，却仍然可以改过？我反复思量五六日至十多天，始终不能作出决定，只好再次厚着脸皮、忍受羞耻，修饰鄙陋的言辞，述说过去的情谊，向您探问。很快就承蒙您回信答复，恩情礼遇更加深厚，难道不是您察知我没有别的意图，宽恕我的不足，也如同圣天子宽贷我而不杀的意思吗？我恭敬地读信，心情顿时释然，知道我这个不肖之躯在未死之前，还可以洗涤磨治自己，重新进入道德的境地，追随申徒嘉而向子产道歉。我当初被逮捕押赴狱中时，有一个儿子稍微长大，徒步跟随我；其余留守家中的全是妇女和幼儿。到了宿州，御史的符令下达到我家取文书，州郡官府望风而动，派遣官吏发调士卒包围船只，搜捕老幼，几乎把他们吓死。官兵离开后，妇女们愤怒地骂道：“这个人就爱写书，书写成了究竟得到什么，竟把我们吓成这样！”于是把书全都拿出来烧掉。等到事情平定后，再次寻找整理，只剩下十分之二三了。到了黄州，我无心做别的事，便又深思《易经》和《论语》，端坐静居，深入思考，仿佛有所领悟；于是依据先父的学问，写成《易传》九卷，又按照自己的见解写成《论语说》五卷。困苦多难，寿命不可预期，担心这些书一旦再次沉没而不能流传，想抄写几部留在人间。但想到我刚因文字获罪，别人一定会把它看作凶衰不祥之书，没有人肯收藏。又想到自己不是一代伟人，不足以托付其必然流传，便不如献给明公。然而《易传》文字很多，没有力量装订抄写，只送上《论语说》五卷。您退朝后的闲暇时间，姑且读一读；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看见我在困穷中没有忘记道义，年老了仍能学习。我在徐州时，见各郡盗贼成为祸患，考察他们大多凶悍强横、桀骜不逊，又加上饥荒，担心他们的祸患不止于盗窃抢掠和劫杀，便草草写成这件事上报。【“防有防”文字疑误】后来移任湖州，此事便停止了。家中收藏的书大多散失了，而这部书原本被当作废纸拿来糊笼箱，唯独没有被烧掉。笼子破了才发现它，不觉惘然，仿佛梦中旧事，于是抄录原本献上。苏轼被废黜驱逐到这里，哪里敢再谈论天下大事？只是可惜这件事大略对世间有益，既然不能再施行，仍想让您知道。这也是过去的心愿还没有完全扫除。您读完以后，只管把它烧掉罢了。黄州食物便宜，风土也稍可安居；既然不能离开，离开也没有可归之处，必定要老死在这里。拜见您没有期限，面对纸张不禁忧闷，只希望您按时为国珍重自己。

译《与章子厚书》您捍卫祸患、解除乱事的见识，竟达到如此程度。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初春承蒙您赐信，不久又在递送途中遇到裁减删削，不知道谢意是否已经送达？近日在处理机要政务之余，起居万福。苏轼承蒙恩遇如同昨日，只是顾念自己是获罪被废弃的余人，为人所鄙视厌恶；即使您不弃绝我，我也不愿频繁通报姓名。如今再次陈述我的区区心意，实在有义理不能停止。我在徐州任职时，听说沂州丞县界有一个叫何九郎的贼人，谋划劫掠利国监；又有阚温、泰平二人，都是在沂州、兖州之间往来的狡猾盗贼。想要派人缉捕，却没有可派的人。听说沂州葛墟村有个程棐，家境富裕，有胆识；他的弟弟程岳因与李逢来往获罪，被发配到桂州牢城。程棐虽是小人，却深厚地看重兄弟情谊，常想替程岳洗清冤屈而没有办法。我私下认为这个人可以使用，于是让本州支使孟易把他叫到郡中，告诉他让他自行效力，以洗刷门户的污点；如果有功绩，就替他上奏请求释放免罪。他弟弟程棐愿意竭尽力量，于是我写出文帖交给他。不到一个月，我调任湖州，程棐送我出境。他说，您如果再留两个月，他一定有办法自我效力。如今您已经离开，这可怎么办？我告诉程棐，只管尽力，不可以因为我离开便停止。假如有所擒获，应当立即报告我；不论我在远近何处，仍会按照原来的约定替他上奏请求释放。这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给我看了一份报告，说已经告发并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也取得了徐州孔目官以下各级官员关于申报捕捉妖贼一事的文状，事实正如程棐所说。我正想把事情的始末备文上奏，程棐之所以尽力做这件事，是为了他的弟弟，所以请求查究他的弟弟岳所犯的罪；如果只是曾同李逢来往，本来没有参与谋划，请求赐予释放，以此勉励有功之人。奏稿刚刚草拟好还没有上呈，我却被逮捕押赴诏狱，于是终于没有发出。如今程棐又派人到黄州，给我看报告说：郭先生等人都已经审讯治罪，查实后施行刑法已经很久了。我承蒙恩典被授予殿直，他又把告发、捕获此事的始末记录下来给我看。推究程棐的本意，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为我奔走，全是为了他的弟弟，也因为从前的话而对我有所期待。我本来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但独自想到：愚夫小人，尚且会因一句话受到感动激发，奋不顾身来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我却因为获罪废弃的缘故，不肯为此说一句话，从而辜负他的初衷，难道唯独我不感到惭愧吗？况且他的弟弟程岳也是勇健过人的人。徐州、沂州一带像程棐、程岳这样凶猛勇悍的人很多，如果不加以收罗任用，让他们去捕贼，他们就会成为盗贼了。应当借此事加以劝勉奖赏，使他们都羡慕捕盗告奸的利益，知道做盗贼的祸害，或许可以稍稍改变当地的风俗。如今程棐一定在京师参加朝班，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召来询问事情始末，特别为此说一句话释放他的弟弟程岳，或者授予他一个目牙、校镇将之类的名目，交给京东监司驱使，负责缉捕。他的才能或许还超过程棐。事情到了[字疑]末，您身为执政大臣，哪里还会过问这种事？但程棐本来不是您的属吏或百姓，却能够主动效力，是因为他认为我苏轼不会食言。如今既然不能向朝廷进言，又不替他向您说一句话，那就终身不能再说了。想到这一点，我内心惭愧，不能自已。事情能否办成在于您；只是希望您秘密处理，不要使我再次获罪。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自古就是用兵之地；利国监距州城七十里，有百余家土豪，金帛堆积如山。三十六冶所生产的器械很多，但兵卫防守很少；如果不幸有十来个狡猾的盗贼在其中一声呼喊，官吏士兵都会丢下东西逃走。他们散发金帛来号召无赖，聚集乌合之众，一天之内就可以做到。我在徐州任职时，常命三十六冶每户防集数十名冶夫，手持劫刃、枪，每月两次到知监的庭院集合，只是为了显示已有防备而已。这一带大概常常成为京东豪强奸猾之徒觊觎的对象，这是您应当知道的，所以借程棐这件事再次提及。秋天气候转冷，敬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应制举上两制书

译论治政、用法、好名三项，都是切中宋朝时事的 我听说古代有贵贱的界限，有圣贤的区别，这两者各自有其界限，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只处理贵贱的界限，就不知道圣贤的高尚；只实行圣贤的区别，就不知道贵贱的差等。从前子思、孟轲这类人，不去拜见诸侯，而在野外耕作；乡里的小吏只要在他们门前呼唤一声，他们就提起衣裳跟随而去。至于齐、鲁拥有千乘的国君，拿着币帛、执持贽礼，借助门人希望在他们门下求交，他们却闭门不接纳。这并不是故意标异立奇，而是要彰明圣贤的区别，不把它同贵贱的界限混在一起。所以他们提衣跟随小吏，君子不认为是畏惧；他们闭门拒绝诸侯，君子也不认为是傲慢。为什么呢？因为各自的界限已经确定了。士人贤能或不贤能，本来各有不同。子思、孟轲，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到。然而贵贱的界限、圣贤的区别，这两件事总不能不知道。世道衰败，不能深刻明白这两件事，却把它们错乱地施行，放在不应放置的地方，所以两方面的道理都丧失了。如今我苏轼，早晨还出生在草野尘土之中，晚上便同州县的小吏相处；我的官爵和势力不足以同世人比较，这是明摆着的。可是诸位公卿的尊贵，甚至到了能够同君主揖让周旋而毫无阻隔的地步；大车四马来到门前，我却徘徊不敢进去。我苏轼若不是有公事，却贸然来到庭院，请求以宾客的礼节拜见您手下的官员，本来就已经在贵贱的界限上获罪了。虽然如此，当世君子不因我的愚陋而不让我参加制举的末科，朝廷之上也不因我的疏远卑贱而不让我上奏狂直之论，我也暂且忘掉自己的不才，以为这正是两汉君主孜孜求士、亲自降低声色言辞来询问政事的做法。我的才能虽然不足以接近圣贤的境界，但学习圣贤之道、研究圣贤之言，所恪守的正是这种界限。因此我孤零零地前来，抬头不知道明公的尊贵，低头也不知道自身的卑贱，不经过介绍，不等待辞让，便直说当世的事情，不作委曲周旋，是因为认为贵贱的界限不应施用于这里。我听说，治理事情不如治理人，治理人不如治理法，治理法不如治理时势；时势，是国家存亡的根本，也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周朝衰落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苟且偷安、不能自立的；周朝即使想使它振立，也做不到，所以周朝灭亡。秦朝衰落时，当时的人没有不贪图利益而缺乏仁义的；秦朝即使想使他们仁爱，也做不到，所以秦朝灭亡。西汉衰落时，当时的人没有不柔弱怯懦而谨慎畏惧的，所以君臣彼此蒙蔽，终于陷于危亡。东汉衰落时，当时的人没有不矫饰偏激、奋发激厉的，所以贤者和不肖者不能相容，终于导致动乱。所谓时势，难道是它自己形成的吗？实在是王公大人造成的。我将论说当时的弊病，并认为权力掌握在诸位公卿手中。诸位公卿所喜欢的，天下没有不喜欢；诸位公卿所厌恶的，天下没有不厌恶。因此我冒昧把当今的两种忧患告诉您：第一，用法过于严密而不顾实际情理；第二，过分喜好名声而不责求实效。这两点，是时势的大患。什么叫作‘用法太密而不求情’？从前天下尚未平定、法令尚未确立时，人们各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仁者施行仁政，勇者发挥勇力，君子小人无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不受法度绳墨的束缚，所以容易建立功业，也容易发生祸乱。等到天下得到治理，人们无不趋向法令，不敢运用自己的意愿，只知道遵守法律；因此即使贤者有所作为，也一定以合乎法律为止，不敢在法律之外另行处置。人若胜过法，法就成了空器；法若胜过人，人就成了尸位者。人与法并行而互不压倒，天下才会安定。如今从一命之官直到宰相，都以奉行法律、遵守命令作为称职，拱手任由法律处置，说：‘我哪里能够自由行事呢？’ 法律既然大行于天下，所以人人都成了尸位者。事情成功了，失败了，得到治理了，发生混乱了，天下人都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法律造成的。’法律的弊病，难道不是太严重了吗？从前汉高祖时，留侯任太子少傅，职位在叔孙通之后；周昌也由御史大夫降为诸侯国的相。天下有紧急情况，功臣即使被贬职也不怨恨，这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君臣之间有恩情，不是只用法律彼此牵制。如今天下之所以专任法律，是什么原因呢？专任法律产生于自我怀疑，自我怀疑产生于私心太多。只有天下人没有私心，才能在法律之外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有清楚的信心。唐永泰年间，奸臣执政，政事靠贿赂办成。唐德宗发愤而任用常衮，常衮一概按法律办事，各地的奏请没有能获准的，然而天下闭塞，贤愚不分，君子不认为他有能耐。崔祐甫任宰相，不到一年就任用了八百多名官吏，其中多是自己的亲旧，有人以此讥讽他，崔祐甫说：‘不是这样。若不是亲近和旧识，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只要看任用得是否恰当罢了。’君子认为他善于运用法律。如今天下人都浮泛度日，没有深谋远虑的人，都是专任法律造成的过错。什么叫作‘好名太高而不切合实际’？从前圣人治理天下，是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彼此补益。专一才能专精，不专精就不能成就自己。尧舜时代，伯夷、后稷、夔、契这些人，都不过是各以一种技艺闻名，办理一种职务，以尽其才能。到了子孙世代，他们各自守护自己的事业而不改易；夔不敢自认为懂得礼，契也不敢自任播种之事。到了三代时期，也是各自贡献才能、安于所习，互不侵犯逾越。凡是书籍传记中记载的人，除圣人以外，都只是以一种技艺闻名、办理一种职务。所以他们的技艺从来没有不精湛的，他们所任的职务也从来没有不办好的。后世希望达到却不能达到的境界，原因就在这里。往下到了汉代，君子各自致力于自己的长处，互相辅助。因此史书所记载的武帝、宣帝时期，从公孙弘、魏其侯、邴吉以下的人，也都不过是凭一种才能著称于当世。人各有才能，才能各有大小。才能大的人安于自己的大才，也不轻视小才；才能小的人乐于自己的小才，也不羡慕大才。因此各自适合自己的用途，不会埋没自己的长处。到了后世，居上位的人失去了这种道理，天下士人都有奢大的心愿，以仅凭一种技艺自我标榜为可耻，却想要穷尽天下所有的能事。因此埋没了自己的长处，终于一无所用。

译如今的士大夫，实际上都受到这个毛病的困扰。做官的人没有不谈论王道、讲述礼乐的，都想恢复三代、追踪尧舜，最后却无法实行，于是世间事务也因此不能办成。求学的人没有不谈论天人关系、推究性命之理的，最后却无法穷究，于是社会教化也因此不能明白。自我期许太高而用心范围太广，太高便无从施用，太广便不能建立功业。因此贤人君子遍布天下，而事情却不能建立。听他们说话，内容夸大宏阔，令人高兴；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却漫无边际而不切实际。这都是爱好虚名过深的过错。只有古代的圣贤，建立功业、兴利除患，甚至对百工小民所做的事情，也都有值得观赏之处。不像今世这样因循苟且、粗疏莽撞，原因难道就出在这两点吗？伏望明公才略宏伟，度量宽厚，学术广博，声名光耀，冠绝一时而流传百世。百世以后人们所仰望并以为准正的，只要您有所趋向，天下人就会奔走趋附。因此您忧虑时世、担忧天下的心情，或许会从我的这些话中有所取用。我还有比这更深的话，却不敢说了。不宣。《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六 明代茅坤撰 《东坡文钞》十 书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韩公当时任凤翔推官，竟能首先陈述郡中百姓的疾苦，像这样。苏轼拜了两拜，奉书给昭文相公阁下：我在西部任职时，曾认为当今安排西部事务，其中大的方面还不妥当；如果不彻底整顿，照这样的形势不足以长久安定，不能哪里倾斜便在哪里支撑，哪里毁坏便在哪里修补。然而这件事规模宏大、纷繁浩瀚，不是仓促之间可以轻率谈论的；我现在所谈的，只是想救一时的急迫，解除朝夕之间的忧患罢了。从前宝元以前，秦地百姓的富强是可以想见的，中户不能用亩来计算田地，而要用顷来计算；上户不能用顷来计算，而要用赋税来计算。耕作于田野的人不愿做公侯，民家所储藏的财物比府库还多。然而一经元昊之乱，水灾火灾相继侵袭，十户只剩下三四户。如今所谓富民，是从前的奴仆；如今所谓积蓄，是从前残存的废弃物。可是我不知道元昊叛贼的遗种，究竟会永远臣服，还是也会有时不肯臣服？凭从前百倍坚实完足的民力尚且不能支撑，凭如今伤残剩余的力量又怎能办到，我实在不明白。太平无事的时候，不从多方面优待宽裕百姓，使他们的气力充实雄厚，足以承担县官临时采取的一切政务，却想等到一天把他们投入患难，我恐怕外患尚未消除，内忧就会乘机而来。凤翔、京兆这两个郡，是陕西的粮袋和钱囊。如今一旦发生变故，边境遭受兵乱的郡只知道作战和防守罢了；作战却没有粮食，就会败逃；防守却没有钱财，就会离散。假如作战不败逃、防守不离散，关键本来就在这两个郡。苏轼在凤翔任官时，看见百姓最害怕的，没有比衙前役更严重的了。从他们家中坛罐、锅鼎、甑子等财物计算，家产达到一万钱的长役户、达到二万钱的乡户，都要承担一份役。所谓一份役，名义上说只需缴纳一万钱便可办成，实际都要一万五六千钱至二万钱，多的甚至多得无法计算。科役的法令，虽然开始只征取上户，但如果上户不足，便逐级取其次等，最下等甚至家产达到二十万钱的人，按法律也可以征科。近年以来，凡是被征科的人，很少有家产能大大超过二十万钱的。作为大王的百姓，从坛罐、锅鼎、甑子等家产算起，却连二十万钱都不足，这还凭什么做百姓？如今家产达到二十万钱，仍不能免除，百姓的穷困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县官所需办理的事务，每年按二千四百分计算；所谓轻役、可以补偿服役劳苦的部分，不到六百分，而捕获强暴恶徒的人愿意承担，揭发盗赃弊端的人也愿意承担。这二千四百分，是衙前役独自承担的；而六百分也不能全部由衙前役承担，百姓的穷困又可想而知了。如今最妥当的办法，只有让重难役日益减少、轻役日益增加，百姓才还可以生存。这就是我之所以小心议论把官府经营的事务交给百姓办理的原因。详细情况本来已经写在府中记录、准备上报的文书里；如果采纳我的意见，把全部利益给予百姓，所损失的钱按贯计算，我曾大略核算过，每年不过二万。酒课上损失的钱，再用税钱补偿，这二万还不能算完全损失。即使算作全部损失，二万钱也是多方面均摊、得到少量补偿，总要设法共同补足；这是一个转运使能够办到的事。假如百姓日益困穷而无处申诉，将来没有办法应付仓促而意外的祸患，那么即使每年得到千万钱，对失败也没有帮助；这是贤能将帅所畏惧的事。我认为陛下刚刚统御天下，正在谋求千万年长久的国计，一定不会为了一个转运使能够办到的事，而牺牲贤能将帅所畏惧的根本。何况相公才略冠绝当世，不受俗人议论牵制，先前改革茶法，至今认为不便的十人中有九人，相公尚且不顾众议而更加坚决地推行。如今这件事很小，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去年赦书命令官府自行购买木材，关中的百姓这才知道还有生路；我想，如果不是相公果断并大力推行，事情必定会下交三司，而三司本来就不会允许。即使侥幸获准，也一定会下达到本路，本路再下达到各郡；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之后监司汇集各种说法加以斟酌，等到再向朝廷回复，已经整整一年了；至于最终实行不实行，又还不可知。这样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眼下山陵工程兴起，每天耗费千金，我偏偏在这时提议把官府经营的事务交给百姓，必然会被讥笑为迂阔，这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我私下认为，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只是因为能在纷扰急迫之中，实行宽大从容、长久有效的政令；这正是天下人意料不到而大为信服的地方。朝廷数十年来，取用财物没有办法，使用财物没有节制，因此百姓日益困苦，官府日益贫乏；一旦发生重大变故，政令便一概仓促施行，不再有所选择。这是历来不加革除的过失，也是今天应当深切惩戒并长远考虑的事情。山陵工程不过到年终，一切临时政令应当在工程结束时停止；明年春天，就是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年，一定将首先施行王道来教化天下。趁现在让郡吏商议，削减确定征收数目，再上报朝廷，那么现在正是进言的时候。伏望相公留心此事。

译《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宋朝不对河北实行盐专卖，一定有它的道理；子瞻曾在山东任职，所以说了这些话。留守侍中阁下：当今天下，您的功勋和德望都很高，深受皇上倚重信任；华美的声望和实际的功业都很盛，被士人百姓所仰望。您三代受国恩，应当同社稷一起忧患，像您这样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如今您虽然身在外地，遇到关系国家安危而不属于职务范围的事情，尚且应当竭力争取，何况事情关系本职、忧患又涉及百姓生命呢？我私下想明公一定已经进言，只是别人不知道；如果还没有进言，我愿意贡献一点愚见。近来三司使章惇建议请求对河北、京东实行盐专卖，朝廷派使者考察，召周革入朝觐见，已经形成决定了。章惇说：‘河北和陕西都是边防之地，而河北唯独不实行盐专卖，这是祖宗一时的错误恩典。’我认为，陕西的盐同京东、河北的盐不同。解池方圆不过几十里，既不能放开给百姓，也容易由官府垄断收取。青盐从契丹境内运来，虽然有禁止的办法，但法律仍然存在，实际上却不能实行。城门以外，官府都供应青盐。如今东北沿海一带到处都是盐，想把它垄断收取，正同淮南、两浙没有区别。我在余杭时，看见两浙百姓因犯私盐罪获罪的，一年达到一万七千人，却没有办法制止。奸民带着兵器护送私盐，官吏士兵不敢接近；他们常常以几百人为一伙，只是没有成为其他盗贼，所以官府上下彼此知情而不向朝廷报告罢了。东北人的强悍远胜淮南、两浙，平时持械劫掠的奸民，常常在各路中最为严重；一旦实行盐专卖，其祸患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计算的。由此看来，祖宗以来唯独不对河北实行盐专卖，正是合乎实际情况，怎么能说是错误呢？况且实行盐专卖虽有旧例，但归根到底并不是王道政治。陕西、淮南、两浙尚且不能废止盐专卖，却又想让京东、河北跟随，这就像对患风痹病的人说：‘我的左臂已经病了，为什么右臂偏偏要完整？’于是也用酒色来摧残它，可以吗？如今议论的人说：‘我们的办法同淮南、两浙不同。淮南、两浙的百姓不能不私贩、灶户不能不私卖，是因为官府收购价低而出售价高。’如今我们低价收购、低价出售，假如每斤官府用三钱收得，便用四钱卖出。盐商向灶户私下购买，是贪图盐价便宜。价格不能低于三钱，灶户都能得到三钱。他们难道愿意把盐交给官府吗？还是愿意交给私商而犯法呢？这一定是不会犯法的办法。这不过是小孩子的见识：东海到处产盐，只要百姓力量所能达到，没有不放弃不煎制、煎制后不拿去卖的。可是近些年官府钱财常常显得窘迫，遇到紧急时，各种支出横生而受到限制；用有限的钱购买无穷的盐，灶户有每天柴米的忧虑，而官府的钱要到一年之后才到手，那么利益必然无疑会归于私贩。人吃盐，并不像饥饿时需要五谷那样不可缺。五谷缺乏，尚且会节省口粮、隔日而食，何况盐呢？因此私盐禁令严厉而官盐昂贵，贫穷怯弱的百姓有的就不吃盐。我从前在浙中，看见山谷里的人有几个月不吃盐的，如今又将对东北实行盐专卖。东北的风俗，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嗜好咸味，却希望官盐收入不减少，恐怕很难。况且淮南、两浙的官盐本钱轻而获利重，即使有积压滞销，官府也没有受到损害。如今以三钱为本钱、一钱为利润，除去俸禄、利润、购买、赏赐、修筑仓廒等费用，所得已经没有多少了。一旦积压滞销，不能流通，官府的损失哪里计算得过来？失去百姓而得到财物，明智的人尚且不做，何况百姓和财物两方面都失去呢？况且祸患没有比开头逐渐造成更大的了。至于用人，如今两路还没有盐禁，所以改变它很难。派使者调查议论，经过一年还没有办成。自古以来，做事想求速成而不采纳众议的，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但事情仍然拖延这么久，更说明开创此事的困难。如今既然已经实行盐专卖，日后国用不足时，就会提高价格、贵价出售，有关官员会认为这是熟悉的办法，递上一纸公文就能决定。况且明公能保证将来不提高盐价吗？不只是明公不能保证，如今的执政大臣能自己保证吗？如果不能保证，那么两路的祸患就从今天开始了。东北的蚕桑生产衣被天下，养蚕不能没有盐，而议论者却轻率地想夺取它，这是使天下受病。明公难道不应深切哀怜并迅速救助吗？有人认为朝廷已经形成决定，即使争论也一定不会听从；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先前实行手实造簿、正声势赫赫地推行法令时，我曾论说不可实行。当时太原的韩公正在政府任职，没有执行这项措施，后来手实法终于废止，百姓因此稍得安宁。如今执政大臣想要一定推行的，只有青苗、助役、市易、保甲；其他事情还可以希望万一有改变。又有人认为明公将要老了，如果还要有所争论，请求致仕就困难了；这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假如明公的意见有幸被听从，委屈自己稍留任，以保全两路百姓，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幸不被听从，说明这项意见不合圣意，那么您退下来反而更容易了。愿您稍稍留心此事；我不过是一郡太守，尚且认为这是职责所在、应当忧虑的事情，冒昧向您进言。明公难道能够置之不理吗？冒犯了您的威严，我只有俯伏等待罪责罢了。河北、京东宋朝不实行盐专卖，一定有其说法。我私下猜想，契丹既然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而河北百姓同那里特别互为唇齿；一旦实行盐专卖，持械劫掠的百姓恐怕必然因无以为生而投奔契丹，所以特意放宽这张法网，作为容纳奸民的地方罢了。不知是否如此。

译《上蔡省主论放免欠负书》必定是蔡确任省主。我同您交往疏远，踪迹几乎断绝，但私下揣度，也似乎承蒙明公知遇。平常没有因缘，本来不敢冒昧写信。如今既有想说的话，却又默默受流俗之人的议论拘束，认为彼此疏远便不应求见进言；那就等于说明公也像普通人一样拘泥于疏密亲疏的分别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所以冒昧有所陈说，请您稍加听取。我在府中实际掌管追理欠负的事务。自今年麦子成熟以来，每天都同小民结下嫌恨；鞭打、锁押以及县官每天得到的千百钱，我本来不敢畏惧。那些人确实侵盗欺骗官府而不按时偿还，即使每天鞭打他们也不感到惭愧。然而其中有些情况非常值得悲痛：有的是押运竹木，被风吹水漂；有的是主管粮斛，因年久而毁坏；有的是布帛质量低劣，被估价剥除而算作亏欠官府；有的是糟滓腐烂，被折合计算为实际欠负；有的是尚未交纳的赃物，责令当时主管掌管的官吏赔偿；有的是已经损坏折耗的课额，摊派给担保、承保而负有牵连的家户。官吏上下都知道他们无罪，也怜悯他们遭遇不幸，但受条文法令所迫，形势上不能释放。朝廷也深知他们无处申诉，所以每次赦书都一定涉及此事。如今所有这些被追呼、鞭打，日夜不得休息的人，都已经经历过多次赦免，远的已经经历六七次赦免了。问他们为什么不能获得释放，回答都说：‘我没有钱送给三司的属吏。’起初以为这话不可信，考察旧档案，却发现有同样情形而先获释放的人。问他们缘故，回答说：‘这是有钱的人。’唉！天下人认为说出命令便没有人敢违抗的，莫过于天子的诏书。如今诏书已经允许免除，而三司的属吏却独自不允许，这难道还可以忍受吗？伏望明公在上，必定不会容忍这类人，所以我才敢把此事告诉您。共有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此外还有炭、铁、器用、材木以及其他杂物很多；这些都经过监司选派官吏详细审定，确实可以放免。我已经把清单详细列出，上报本府，府中应当据此上奏。奏章下到三司讨论时，议论的人都说：‘一定不会答复；即使答复，也一定不会有明确彻底了结的命令。’我认为不是这样。往年韩中丞审定放免欠负时，认为赦书所放免的欠负，必须等到欠户家业荡尽，甚至担保、承保而负有牵连的人也没有一件剩余财物可以偿还，才予以放免；还应当按照赦书之后经过的月份来计算放免数额。这样一来，赦书所涉及的人很少，不符合天子一概宽贷的本意。今后只要没有隐瞒欺骗，一律免除，不再追问。其他欠负据此也可知道，这次上奏的，都确实可以放免无疑。伏望明公独自决断并大力实行，使这二百二十五家都能回家，安稳地吃着粗粮，养活老人和孩子；即使太阳已经很高才起床，官吏也不到门前来。这样既可让百姓歌咏明公的德行，也可使赦书不成为空话。由于没有凭据而冒犯您的威严，我退下后更加恐惧惶悚。《答毕仲举书》放达 苏轼启：承蒙分别，忽然已经十多年了。我愚昧无知，屡遭困顿，不再敢把自己同朋友相比；没想到故人还记挂着我，远道屈尊寄来亲笔信，问候之意十分深厚，而且得知您近来的起居很好，感激欣慰得无法言说。罗山一向号称是好地方，不应当有瘴疠，难道只是时令气候偶然如此吗？既然没有什么损失，又能做到把宠辱看轻、忘掉得失，这是上天在帮助您。我的确因为任意直进，没有采纳长者的教导，以至触犯罪网；然而祸福终究无法推辞逃避，起初并不在于做得巧妙还是笨拙。黄州临江依山，既适合欣赏耳目之美，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东西也不难取得；早睡晚起，又哪里知道所谓祸福究竟在哪里呢？偶然读《战国策》，看到处士颜蠋的话，说晚些吃饭便可以当作吃肉，我高兴地笑了。像颜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很善于安处贫困。蔬菜、豆类、黍米，虽然只是稍稍忍饥而吃，但味道同八珍一样；而且吃饱之后，眼前即使摆满美味肉食，也只怕自己不能带走它们。美味和恶味在于自己，跟外物有什么关系？您所说的读佛书、调合药物救人两件事，认为这是闲居生活的丰厚恩赐。佛书过去也曾读过，只是昏暗闭塞，不能通晓其中的奥妙；有时只取其中粗浅的假说来洗涤自己的心灵，就像农夫除草，刚除掉又生出来，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益处，终究还是胜过不除。至于世间君子所说的超然玄妙的觉悟，我就不懂了。从前陈述古喜欢谈论禅理，自以为已经达到最高境界，却鄙视我的言论浅陋。我曾对陈述古说：‘您所谈的，好比谈饮食中的龙肉；我所学的，好比猪肉。猪肉同龙肉当然有差别，但您整天谈龙肉，还不如我吃猪肉，实际美味而且真的能吃饱。’不知道您从佛书中所得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超出生死，超越三乘，终于成佛吗？还是仍然同我们这些人一样随世俯仰呢？学习佛、老之道，本来期望达到安静而通达；安静近似懒散，通达近似放纵。学习的人有时还没有达到所期望的境界，却先得到类似的外表，这并非没有害处。我常常因此怀疑自己，所以也把这些话献给您。您的来信说：处世能够安稳，无病无灾，穿粗衣、吃饱饭，不造作冤业，这就是最大的满足。把这话反复读了三遍，感慨无穷。世人所做的事，举足、动念无不是业，并不一定要刑杀无罪之人、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叫作冤业。没有机会当面谈论，只把这些话当作一笑罢了。

译《答张文潜书》我和荆川曾经极力称赞子由的文章，说实在难得；子瞻也说：‘确实如此。’ 顿首，文潜县丞张君阁下：久别之后，思念仰慕。到京城后，公事私事纷纷杂乱，没有空闲给您写信。忽然承蒙您寄来亲笔教诲，又得知您的起居很好，实在欣慰，实在欣慰。您惠赐的文章，我反复读了三遍，感慨十分深。您的文章很像子由。子由的文章实际上胜过我的文章，但世俗不了解，竟认为他的文章不如他的人品。我很不愿意人们把这件事看得太清楚，因为他的文章正如他的人品，所以汪洋淡泊，具有一唱三叹的声调，而那秀拔杰出的气势终究不能埋没。他作《黄楼赋》，才稍稍振作激励自己，好像想借此警醒启发昏昧的人，但有人便说是我代他写的，这尤其可笑。这大概是看见我的长处便起了猜疑。文章的衰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它的根源实在出于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未必不好，但毛病在于喜欢让别人同自己一样。孔子尚且不能使别人具有颜渊的仁德、子路的勇敢，不能把自己的才能转移给他们，王安石却想用他的学说使天下人都相同。土地美好，在于各自适合生长万物，而不在于同它所生长的东西完全相同。只有荒芜贫瘠、盐碱的土地，放眼望去全是黄茅白苇；这就是王安石所谓的相同。近来听章子厚说，先帝晚年很忧虑文章的鄙陋，想稍稍改变科举取士的办法，只是还没有空闲罢了。议论的人想稍稍恢复诗赋，设立《春秋》学官，这很好。我已经老了，假如后生还能够见到古人的文章大全，正要依靠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和您等几个人了。听说您担任太学博士，希望您更加努力。德性轻如毛，百姓却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曾仔细谋划此事，却爱莫能助。除此之外，千万善自珍重。偶然喝了卯酒，醉后有人来求字，不能一一详述。《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苏轼顿首再拜：承蒙您再次把先人的墓表给我看，特意载入《辨奸》一篇。我恭敬地阅读，泪流满面，不知说了些什么。私下想来，先父早年沉沦，晚年才有声誉。虽然当时的学者知道尊奉他、以他为师，但对他的言语文章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况他内心不可形容的地方呢？所谓完全了解他并相信确实如此的人，举世之中只有您一人。虽说这似乎是不幸，但知我者稀少，正是老子所看重的。《辨奸》开始写作时，我和舍弟都曾以‘唉，太过分了’进谏；不必说其他人，只有明公一见便认为同我的心意相合。您本来已经在先朝议论过此事，并载入史册。如今即使有些客人不知道，后世也决不能埋没它。然而先父的话，如果不是经您撰写墓表而使它流传出来，人们未必相信。信与不信，何必过分计较？但如果让这个人凭借区区小术来治理天下，而天下人没有察觉、没有知道，我恐怕后世一定会有‘秦朝没有人才’的感叹。这就是墓表写作的原因，也是我流泪再拜道谢的原因。黄叔度淡泊无为，郭林宗只说了一句话，后世至今仍把他视为颜子。郭林宗对于人才，无论大小都加以取用，他所称贤的并不只一人；黄叔度的贤能没有一件显露在外，后世仍然相信他，只是凭借郭林宗的推重。如今您的推重不减于郭林宗，您所称许的只有先父；而先父的心志行迹大体上已经可以看见，他在后世得到信任是必然的。说得再多也不足以表达谢意，姑且说这一两点。《答黄鲁直书》苏轼与黄鲁直彼此相知的情谊，仿佛可以捧在手中。我最初在孙莘老的座上看到您的诗文，惊异不已，认为您不是当今世上的人。孙莘老说，这个人知道他的人还很少，您可以称扬他的名声。我笑着说：‘这个人如同精金美玉，不是他主动接近别人，而是别人主动接近他；他想逃避名声却不可能，哪里用得着我来称扬呢？’但看他的文章来推求他的为人，一定是轻视外物而自我尊重的人。当今的君子没有人能够任用他。后来我在济南拜访李公择，见到更多您的诗文，对您的为人也了解得更加详细。我料想您超然脱俗、绝尘而去，独立于万物之上，驾驭清风和云气，同造物者一起遨游。不只是当今的君子不能任用您，即使像我这样放浪自弃、同世俗疏远的人，也没有办法同您交友。如今承蒙您来信，言辞写了好几幅，行礼十分恭敬，好像面对您所敬畏的人，为什么呢？我正想借此求得同您交往，却害怕不能如愿，哪里想到反而从您那里得到这样的礼遇呢？欢喜和惭愧的心情，几乎无法承受。然而自从入夏以来，家人一再卧病，事情匆匆忙忙，直到现在才勉强作答很迟，想来您不会太过惊讶。您寄来的古风诗二首，借物起兴、援引同类，真正得到古代诗人的风格，而我并不是能够同您相比的人。姑且再依您的韵作诗，博您一笑。秋日暑气未消，不知您的起居怎样？没有机会相见，千万要顺应时令保重自己。

译《答秦太虚书》这一类书信，以及苏轼随手写来、淋漓尽致的文字，都自然潇洒脱俗，令人喜爱。苏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到，收到您的亲笔信，承蒙殷勤问候，本想每天抽空写信致谢，却因循拖延到现在。驿递中又承蒙您来信，感激惭愧更加深了。近日正值初寒，不知您的起居如何？我在黄州居住，生活粗略可以应付；只是舍弟刚到筠州，就死了一个女儿，而我也死了一位年老的乳母，悲悼怀念至今没有衰减。又收到家乡的来信，堂兄中舍在九月中去世；身在异乡，又衰老多病，触目都是凄凉感伤，想到人的生命竟如此脆弱。又承蒙您告知，期间曾患重病，幸而已经康复。我们这些人渐渐衰老，不能再采取少年的处世方式，应当赶快采用道书和方士所说的方法，好好地自我保养修炼。我谪居无事，略微窥见其中一二，已经借到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以后应当进入这间房子四十九日，然后才出来。不是被废弃贬谪，哪里能有这样的机会留给太虚呢？以后若一旦被仕途事务束缚，想求得四十九天的时间，哪里还能再有？应当趁现在做这件事，只选择平时所说的简要易行的方法，日夜实行，睡觉吃饭以外不处理其他事务，只要完成这一期限，根本就立定了。此后即使再出来处理人事，事情办完心就能回归自身，自然不会废弃。等这封信到达时，恐怕已经赶不上了；不过也不必一定用冬至开始。您寄示的诗文，都超然卓异、出类拔萃，绵绵不断地来逼近人了。像我们这些人，也不劳您来逼迫。太虚不免还要求取功名禄位，正在应试求取；应试能否成功不能确定，我私下替您谋划，应该多写著作，像您所示的论兵及论盗贼等几篇，只要像这样写出几十篇，都卓然有可以实用的内容，不必专门写当时的事务。不过即使立即写这种书，也不能废弃应试。这些书如果写成，姑且再拿来给我看，必定会有了解您的人，想来您明白这个意思。公择最近经过这里，我们相聚了几天，他口中一直谈论太虚。莘老从来没有收到您的信，知道您还没有空闲通问。程公辟等待您的儿子履中写哀词，我本来亲自请求来写，如今难道可以食言吗？只是自从获罪以来，我不再写文章，自我约束很严；如果再写一篇，就等于决然冲破藩篱，以后又会滔滔不绝地多说了。刚到黄州时，禄米供应已经断绝，家中人口却不少，我非常忧虑，只好痛下决心节俭，每天的开销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便领取四千五百钱，截成三十块，挂在屋梁上；天刚亮时用画叉挑取一块，随即藏起来；又另外用大竹筒储存，用不完的留待招待宾客。这是贾耘老的方法。我估计囊中钱物还可以支撑一年多，到时候再另作筹划，水到渠成，不必预先忧虑，因此胸中完全没有别的事情。我居住的地方对岸就是武昌，山水极其优美。邑中有个蜀人王生，常常被风涛阻隔，不能立即回去，于是王生能够杀鸡煮黍，过上几天也不厌倦。又有个潘生，在樊口开酒店，他划一只小船径直到店下，村酿的酒也很醇厚；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一尺多，不比蜀中外县的差。米每斗二十有，水路可以运来。羊肉和北方的一样，猪、牛、麞、鹿多得如同土石，鱼蟹更是不计钱数。岐亭监酒胡定之，带着万卷书随行，喜欢借给别人。黄州防务官曹中的几个人，家里都善于烹调，喜欢做防。太虚看了这些事情，我的事难道不是已经办妥了吗？想同太虚说的话多得无穷，只是纸写完了罢了。读到这里，想来你一定会看见我捋着胡须笑一笑。子骏本来就是我所敬畏的人，他的儿子也很可爱，曾经和他见过面吗？这里有个黄冈少府张舜臣，他的兄长张尧臣都说同太虚相熟；我的儿子常常承蒙他批评询问。恰逢正在防备安葬年老的乳母，如今还在料理修坟，没空拜书。年终天气苦寒，只愿你千万保重自己。李端叔的一封信，托你替我转达。夜里微微喝了酒，字写得不像样，请不要怪罪，请不要怪罪。不再多说。给李方叔的信 词作情致潇洒，值得诵读。多次收到你的来信，因为拖延一直没有写信答复，惶恐不安至今。近日正值秋暑，你的起居想来很好。你寄来子骏的行状和几首诗，文辞意趣整饬闲雅，比从前更有长进，得到它们我非常欣慰。你多次写信责怪我没有为你推荐引荐，读来很惭愧。不过其中的道理不能不说明：君子了解别人，是务求彼此在道义上勉励，而不是务求彼此在利益上援引。你的文章超过常人的地方不少，如李氏墓表和子骏行状之类，笔势翩翩，足以追及古代作者的境界。至于先前给我看的《兵鉴》，我读完全文，却不知道它究竟说的是什么。难道是你内心还没有很深的体会，却只在外表上铺张吗？不然就是我年老多病、昏聩迷惑，不懂其中旨趣了。按照我个人的想法，仍希望你积累学问而不懈怠，去掉浮华而成就真实。我深愿你成为重礼义的君子，不愿你财富丰厚而道德浅薄。如果在进退取舍之间不能十分谨慎安静，那么对于既定的命运不能增加丝毫益处，对于道德却会有丘山般的损失。古代君子之间，贵贱相互因依，先后彼此援助，本来很多。我苏轼并不敢废弃这种道理；平生所认识的人，心里认为贤能的，就在众人之中称誉他，或者根据他的话来考察他的实际。实际成就到了，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名声不能掩盖实际，实际自然会为世所用，这是事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并不是靠力量强求来的。陈履常住在京城一年多，从没有到贵人的门下去过。章子厚想见他一面，始终未能如愿。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推荐他，我也挂名在其中。正逢朝廷中有很多人知道履常，所以他得以获得一官。我孤立无援，说话分量轻，从来没有单独推荐过别人。爵禄是君主专有的权力，宰相尚且不敢保证，难道却要来责备我吗？东汉处士们私下给人加谥号，不合古制，几乎像左丘明成为没有官位的臣子一样，应当得罪孔门了。孟生贞曜大概也沿袭了这种流弊，不值得效法，更何况近来相互标榜名声的人呢？我非常不愿你成为这样的人。对于你，如果不是深深爱护你、对你有长远期望，我一定不会说到这个地步；你还能体察我的心意吗？近来秦少游有信来，也说你的近作更加奇特。明主求贤如同唯恐来不及，难道会有终身沉沦埋没的道理吗？你只要信守道义、自我守持，应得的东西自然会到来。如果不深深自我珍重，恐怕会丧失已有的一切。话说得恳切而详尽，临纸惶恐，未能立即前来相见。千万保重爱护自己。近来夜间眼睛昏花，不能一一尽说，不能一一尽说。

译答谢举廉书 这封信所议论的是文章，但确实是苏长公文章的本来面目。我生性刚直简率，学问迂拙，才能低下，因而坐废多年，不敢再列身于士大夫之中。自从回到海北，见到平生的亲友旧交，惘然好像隔世之人，何况我和您没有一天的交谊，怎么敢求得交往呢？您多次屈尊来访，一见面就像旧日相识，实在幸运，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不敢多说。您给我看的书信、诗赋和杂文，我已经熟读了。大体上像行云流水，原本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是常常在应当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下的地方停下，文章的条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说：“言语如果不文雅，传播就不能长久。”又说：“文辞只要能够表达意思罢了。”言语止于表达意思，似乎就可以不讲文采，这是大错特错。探求事物的精妙，如同系住风、捕捉影子；能够使这种事物清楚地留在心里，大概千万人中也难遇到一个。何况还能够使它清楚地表现在口头和笔下呢？这就叫作文辞能够通达。文辞达到能够通达的程度，文采就有无穷的用处了。扬雄喜欢写艰深的词句，来文饰浅显易懂的道理；如果直白地说出来，那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正是所谓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是这种东西，为什么唯独对赋感到后悔呢？一生都在雕虫篆刻，只是改变了声调节奏，便能称它为经吗？屈原作《离骚经》，大概是《风》《雅》的再次变化，即使说它可以和日月争辉也无妨，难道能因为它像赋，便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假使贾谊见到孔子，登堂入室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扬雄竟然因为贾谊作赋而轻视他，甚至把他和司马相如等量齐观，扬雄的鄙陋竟到了如此地步。类似的例子很多，可以和真正有见识的人说，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只是因为谈论文章，偶然说到这里罢了。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像精金美玉，市场上自有确定的价格，不是人凭口舌能够任意抬高或贬低的。”这样纷纷多说，哪里能对您有什么益处？惭愧惶恐不已。答刘沔书 情致脱落，风格萧瑟。苏轼叩首，致意都曹刘君足下：承蒙您给我看信札以及编录的拙诗文二十卷。我平生凭借言语文字为世人所知，也因此被人憎恨，得失相互抵消，还不如不写的安稳。因为这个缘故，我常想烧掉笔砚，做一个哑默之人；但积习和宿业还没有完全去除，也只说随手写下的东西会像云散乌飞一样消失。哪里知道您默默地跟在后面，连缀收拾，搜集编录，几乎没有遗漏。读到这些，我惭愧得汗流满面，真可以作为多言多写的警戒。然而世上收藏我诗文的人很多，大都真伪各半，而且多被庸俗之人改窜，读来使人不平，但这也不值得奇怪。能辨识真伪的人少，这是自古以来的弊病。梁代萧统编《文选》，世人都认为精工；依我看来，文章拙劣、见识浅陋，没有谁比得上萧统。宋玉作《高唐神女赋》，开头大略陈述梦境的缘由，正如《子虚赋》所写；他们一问一答，本来都是赋，萧统却把它说成叙述，这和儿童的见解有什么不同？李陵、苏武在长安赠别，诗中有江汉的语句；至于所谓李陵与苏武的书信，词句轻薄浅陋，正是齐梁间小儿模拟之作，决不是西汉文章，而萧统竟没有察觉。只有刘子玄知道这一点。范晔作《蔡琰传》，所载她的两首诗也不是真的。董卓早已死了，蔡琰却是在方卓之乱时才流落异域，那时蔡邕还活着；可是诗中却说因为董卓作乱而流入胡地，这难道真是蔡琰的话吗？它的笔势仿效建安七子，不是东汉诗。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的诗文都被庸俗之人扰乱，真令人叹息。如今您给我看的二十卷，没有一篇是伪作，错误也很少；至于您给我看的书信，文辞清婉雅正而深奥，颇有作者的风气，可知您在这方面用力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穷困，本来就是因为文字；大概愿意剖开身体、剥去皮肤来摆脱它，却又做不到。然而近来您的文章更加奇异，我在海外孤寂空虚之中，隔一段时间读到一篇来消遣，便高兴好几天，睡觉吃饭都觉得有滋味；由此知道文章如同金玉珠贝，不容易鄙弃。看到您的词学达到这样的程度，又高兴我同年兄龙图有了后继之人，所以勉强写信答复，匆忙不再多说。答李端叔书 这类书信，大概是长公倚着几案随手写出来的，却自然疏宕而深远微妙。我听说您的名声已经很久了，又常常从相识的人那里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约略想见您的为人。平常没有通书问候，怠慢的罪过还可以宽略；等到您正在遭逢父母丧事，我也不能写一个字去慰问。舍弟子由到来，先承蒙您赐信，我又懒惰而没有立即答复，顽钝失礼，竟到了这种地步。可是您始终没有弃绝我，在递送信件中再次辱承亲笔，待遇更加隆厚；读信时我脸热汗下。您的才华高、见识明，本不应当轻易许誉别人，莫非是听了黄鲁直、秦太虚等人的话，竟真的认为我是那样吗？我这个人不肖，被人憎恨，而这两个人偏偏喜欢见到我、称誉我，就像有人嗜好昌歜、羊枣一样，难以追问其中的缘故。说这两个人是妄言，当然不可以；于是想把这种评价转移到众人的口中，又大大不可以。苏轼年轻时读书作文，专门为了应试罢了。考中进士以后，贪求不止，又参加制策考试，其实我有什么本领呢？只是那一科名为直言极谏，所以每每纷纷诵说古今，考察议论是非，来应合它的名称罢了。人如果不能自知，既然凭这个取得了名声，便以为自己确实有这种能力，于是喧哗至今，因此获罪，几乎死去。所谓齐鲁之士凭口舌取得官位，真是可笑。然而世人于是认为我苏轼喜欢标新立异，那就错了。妄自议论利害，夹杂谈说得失，这正是制科士人的习气，好比候虫和时鸟，自鸣自止，哪里值得说有损益呢？我常常奇怪当时的人把我看得过重，而您又这样称说我，更加不符合实际。获罪以来，我深深闭塞自己，驾一叶小舟、穿草鞋，在山水之间放浪，与樵夫渔人杂处，常常被醉汉推搡辱骂，反而自觉高兴，渐渐没有人认得我了。平生的亲友没有一个字提到我；我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不答复，我庆幸自己差不多可以免于声名了。您却又重新创意推许我，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树上生瘿，石上有晕，犀角有通孔，凭这些来取悦于人，都是事物的病态。谪居无事，我默默自我反省，回头看三十年以来所作所为，大多有这种病态。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难道您只是听到我的声音而不考察我的内心，取其浮华而遗漏其实质吗？还是另有原因，使您从中有所取法呢？这件事不见面不能说尽。自从获罪以后，我不敢写文章；这封信虽然不是文章，但随笔写下心中所想，不知不觉写了好几幅，也不必给别人看，您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译答史讽书 史讽所作的《易》说，一定没有深入道理，所以长公这样拒绝他。前些日子承蒙您来访，并且把一篇《易》说给我看，还想让我说一句话来证明它。天下的重大事务，不是我的才智和力量所能承担的。我对于《易》曾经学习过，却没有得到什么心得，所以虽然欣赏您的志意高远、论说明白，却不敢断定其义理的是非；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推阐它的义理，使天下人相信呢？即便如此，您托付我的事情确实很重，也不能没有一点说明。大概求学，是君子的根本事务；教人，则是圣人的余事。所以学习就是求取，教人就是回应。有余力便回应，不足便求取。大概有余力却还去求取的情况是有的，却没有不足而能够回应的情况；有被求请却不回应的情况是有的，却没有不被求请而能够回应的情况。替您考虑，也只是立志于学习罢了。学问在自己身上充足了，即使不能为上面的人所知，也一定会为下面的人所知；即使不能流传于今世，也一定会流传于后世。不幸上下都不了解您，今世不能流传，后世也不能流传，古人对此大概仍不遗憾。了解我的，难道是上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命，不只是贵贱死生，万物的兴废也都是命。孟子说：“君子实行法则，等待命运罢了。”而且您是想求得教诲别人之道的；道理本来无所求而教人，若为了求取名声而教人，就会丧失道。丧失道义而求取传扬道义，那么还有谁会取它作为道呢？您不妨试着想一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七 明代茅坤编撰 东坡文钞十一 论 正统论上 关于正统的说法，我曾经大略说过。子瞻所提举的名与实的轻重作为议论，也不正确。不过，文章本身却辨析得很清楚。正统，究竟是名，还是实？正统的说法是：所谓正，是用来匡正天下不正的；所谓统，是用来统一天下不一的。不幸有天子的实际而没有天子的名位，有天子的名位而没有天子的德行，这一个人立于天下，天下凭什么得到匡正、统一？这样，正统的理论也就可以确定了。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也就是有人得到这个名，又得到这个实际。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天下本来有无其实而得到其名的情况，圣人在这里不得不有所取舍，却不以实际损伤名分，名分最终也不能损伤实际，所以名分轻而实际重。不以实际损伤名分，所以天下不争；名分轻而实际重，所以天下趋向实际。天下有不肖之人说自己贤能，却没有低贱之人说自己尊贵。天下的争端，从贤与不肖开始，圣人为此忧虑，不敢用它扰乱贵贱的秩序，所以天下知道贤能不能夺取尊贵。天下尊贵的人，圣人没有不顺从而尊重他的，只是借此保存贤与不肖的区别。把轻的名分轻易给人，把尊贵而重要的名分郑重地给人；贤能遍于天下以后，才能知道尊贵不如贤能；知道贤能不能夺尊贵，所以不争；知道尊贵不如贤能，所以趋向实际。使天下不再争夺名分而趋向实际，这也就足够了。正统，只是名分所归属的地方罢了。名分所归属的对象如果不能因此得到好处，名分便轻；名分轻了，实际便重。我想使天下的实际受到重视，于是便使名分变轻。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