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二

译俸禄收入则分给宗族。救济别人的急难，直到退休后没有房屋居住，长期寄居在南京驿舍。公从年轻时就喜爱学习，擅长书画，喜欢作诗，即使年老读书也不疲倦。他推举奖掖后辈，如今世上有名的士人，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在家接见宾客时，一定询问时事；听到有好事，欢喜得像是自己做成的；遇到认为不对的事情，忧虑显现在脸上，有时夜里不能入睡，仿佛自己承担着责任。公一生所奉行的事情，若有人能够做到其中一件，君子便认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而公自己却说这些还不足以使后世记住，并遗言告诫子孙不得为他撰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责任重大、道路遥远，行善还唯恐每天来不及的人吗？曾祖父太子少保名某，追赠太师。祖父鸿胪卿名叔詹，追封吴国公。父亲尚书度支员外郎名遂良，追封韩国公，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娶相里氏，封晋国夫人。儿子名诜，任大理评事；名防，任太常博士；名讷，任将作监主簿；名诒，任秘书省正字。三个儿子早逝。女儿长女嫁集贤校理苏舜钦，次女嫁秘阁校理李綖，次女嫁单州团练推官张遵道。公于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在家去世，他的儿子防于当年十月十八日把公葬在应天府宋城县的仁孝原。铭文说：恭敬谨慎的祁公，一生亲自遵循正道，始终如一，只有德行最为恭敬。公在任职时，士人知道什么是贪婪、什么是廉洁；退休在家，四方人士都仰望他，难道只是士大夫这样吗？天子说：‘唉，你能使曲者弯、直者直，以墨绳校正它们；你使方圆都有矩规，人们没有谁能越过它，公也不会欺骗你。无论我在左在右，都只有依靠公来辅佐。公虽然告老休息，我给他的宠荣却没有停止。宫廷之臣、祁国公，便在府第中奉命受礼。辉煌的明堂，万国都来参与祭祀。难道没有臣工可以任事吗？为什么还要召公？因为公有旧日的德望。公不能来，我就亲自前往赐予。君子和乐平易，是百姓的父母。公即使活到百岁，人们仍认为还少；不要让黄发老人离开我的元老。隆盛的宠禄，自有终止的时候；只是他的德行不会停止，离开以后人们更加思念。铭文昭示于远方，留给万世后人。’ 唐荆川说：‘这篇文章的缜密，难道在班固之下吗？’ 《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中书令谥文简程公墓志铭》。叙事直截了当而且很有大体。嘉祐元年闰三月己丑日，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陈州诸军事、陈州刺史程公死于任上，朝廷得知后下诏停止视朝两天，追赠公为中书令。于是他的长子嗣隆把行状呈给考功，并转送太常。博士起说：‘按照礼法，应当给他定谥号。’于是定谥为‘文简’。第二年十月十八日，把公葬在河南伊阙的神阴乡张留里。他的长子又向太史请求，史臣曾巩说：‘按照礼法，应当刻写墓志。’于是考订编次公的世族、官职、封爵、名号、死亡和下葬的时间，以及他一生始终坚持的大节，合在一起记载于墓中，并作铭文说：‘程氏世代久远，自重黎以来便有世系；后来居住在中山的，是魏安乡侯程昱的后代。公名琳，字天球，是中山博野人。曾祖父追赠太师，名新；曾祖母吴国夫人齐氏。祖父追赠太师、中书令，名赞；祖母秦国夫人吴氏。父亲袁州宜春县令，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名元甸；母亲晋国夫人楚氏。公于大中祥符四年考中服勤辞学科高第，任泰宁军节度掌书记，改任著作佐郎，知寿阳县，任秘书丞，监左藏库。’ 天禧年间，诏令举荐善于辞学、品行端正的人，召公考试，任直集贤院。当今天子即位后，升任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当时契丹派出的使者多次出言不逊，言语中制造事端，而负责接待的人应答多有失当，皇上对此忧虑。不久契丹来祝贺皇帝即位，于是选公为接伴使。契丹使者说太后应当派使者互通书信，公立即依据礼法驳斥他，事情才停止。史官修撰真宗实录，但起居注有缺漏，命公修撰大中祥符八年以后的起居注；于是公修撰起居注，升任祠部员外郎，提举在京各司库务，以本官任知制诰，同判吏部流内铨。天圣五年，馆伴契丹庆贺乾元节的使者。契丹使者说中国使者到契丹时坐在殿上较高的位置，而契丹使者来中国却坐在较低的位置；他在殿阶前言辞激烈，纠缠不止，皇上和大臣都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争论，准备答应他。公认为答应小事必然会开启更大的要求，极力争辩不可，于是事情停止。黄河在滑州决口，起初议论的人说可以堵塞，工程开始后，后来议论的人又认为不能堵，于是命公前去察看。公说可以堵，于是最终堵住了。年中升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第二年授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蜀地人轻浮而喜欢作乱，公常常在无事时先作好防范，到了临事之际却好像没有用心，只抓住细节中最重要的部分，大事和严重的事情不过处理一两件，蜀人便安定下来，连属官和小吏都不能看出他的意图。正月民间有放灯的习俗，官吏百姓夜间聚会游玩，盛况天下无比。公先告诫官吏做好防火准备；若有失火，就让他们跟随救火，不要上报以惊动众人。后来在五座城门大宴，城中有火，负责救火的官吏扑灭了火，宴会最终结束，百姓都不知道。其他许多措施大都像这样。军士见监军，报告说军中发生了变故；监军入内报告公，公笑着把他打发走，监军惶恐而不敢离去。公说：‘军中的动静，我自然知道；如果真有人谋反，不会等到别人来报告。可以让报告的人来见我。’监军离去，但报告的人最终不敢来，公也不再追问，事情便停止了。蜀州有个妖人自称李冰神子，设置官属和吏卒，聚集徒众一百多人。公命令逮捕他依法处置，但有人向朝廷诬陷公，说他胡乱杀人，蜀地恐怕要发生动乱了。皇上派宦官快马前往察看。使者进入蜀地时，居民和行旅争相让路。公善于接待使者，便询问杀妖人的事情，当地父老都说：‘杀掉一个人，可以使蜀地几十年没有祸乱。’使者问原因，他们回答：‘以前使蜀地动乱的，并不是有智谋、有豪杰才干的人，而只是乡里的无赖小人；只是没有在他们刚开始时加以制止，最终才发展成祸乱。’

译使者察看蜀地既然没有发生事情，又听到了父老的话，回来后如实报告。于是皇上更加认为公有才能，升任给事中，知开封府。宫中发生大火，蔓延到两宫，宦官审理案件时找到一个缝补匠的火斗，便诬陷他认罪，将案件呈报上去。开封府奉命审定案情，公立即辨明这不是事实；但宫中不准进入，于是命工匠画出火势经过的地方，才发现后宫许多居所狭窄，炉灶靠近木板墙壁，年久干燥后燃烧。公说：‘这难道是一天之内造成的火灾吗？’于是上奏说：‘这大概是天灾，不应当因此治罪于人。’皇上因此缓办此案，所以最终有些人得以不死。公在开封府判决事务神速，一年之中常有四五个月监狱空无案件。升任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代理御史中丞。这一年又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任知开封府，第二年任三司使，管理财赋，知道财物收支的根本和出入都有节制，即使一文钱也不能妄取。屡次升任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参知政事。司天监说第二年元旦会发生日食，请求把闰月改移，以避开日食。公认为上天有所谴责，不是改移闰月可以避免的，只有修明德政罢了，于是事情停止。范仲淹因进言议论政事触怒大臣，被贬为饶州知州。不久皇上悔悟，想重新任用他，稍微调任知润州；但厌恶范仲淹的人又捏造事情诬陷他，话传入皇上耳中后，皇上发怒，急忙命令把他安置到岭南。自从范仲淹被贬后，朋党的议论兴起，朝廷士大夫相互牵连而出任外官，只要谈到范仲淹，就都被指为党人。公独自替他向皇上说明，详细辨明他的冤屈，皇上的怒意才消解。公为人刚强果断、明察敏捷，熟悉许多旧例，议论时慷慨激昂。等到任参知政事，更加奋发自励，无所回避。宰相有想徇私的事情，他总是用言辞驳斥。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能说出他当时的话；小人和侥幸得宠的人大多不能如愿，于是共同罗织罪名陷害他。公因此被贬为光禄卿，知颍州。不久皇上思念他，调任知青州，又调任知大名府。任职一年之间，升任户部、吏部两侍郎、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北京兴建时，宦官皇甫继明争着主持行宫事务，奏章交相上呈。皇上派一名御史察看是非曲直，御史判定公有理，于是罢免皇甫继明。当时皇甫继明正受信任，势力震动朝廷内外，从朝廷大臣起没有人不屈意奉承他。公此前受到中伤，刚刚起复还未恢复原有地位，却独自同他争辩，即使是小事也丝毫不宽让。因此议论的人不把公坚持正义看作难事，反而认为他能不向皇甫继明屈服才是难事。升任工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河北安抚使。庆历六年，授武昌军节度使、陕西安抚使，知永兴军府事。第二年，加任宣徽北院使，判延州。西夏以三万军队来到边境，进至边界前三天，公已侦知他们将来，便告诫各堡寨按兵不动、关闭城门，敌军到来时见宋军已有防备，便引兵退去。公离任后，西夏人不再窥伺边境。赵元昊死后，他的儿子谅祚即位；当时年幼，三位大将共同治理国政。进言的人说可以除掉这几位大将，都授给他们节度使之职，使他们各自拥有部属，以此分化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就可以消除西部忧患。事情交给公处理，公认为趁人丧亡而图谋，不是向夷狄显示最大信用、加以安抚的方法。况且谅祚虽年幼，君臣和睦，三位大将没有异心；即使想有所作为，也一定不能成功，反而会重新制造事端，不如顺势加以安抚。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皇祐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判大名府，兼任北京留守。自从元昊在河西反叛，契丹也违约索求土地，两边同时发生战争，连续多年不能平息；而公入朝参与谋议，又先后镇守西北两方，对夷狄的虚实真伪、山川险要、用兵取胜的方法、营阵进退的法则尤其熟悉，对河北的情况更为详尽。他的奏议很多，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其中筹划、规划和安排的内容，也有值得赞许的地方。公再次居守大名，前后十年，威望和恩惠取信于当地百姓，百姓为他建立生祠。公自从罢去政事后，更加不随意同人苟合，也最终没有再被任用。后来改镇镇安，住了三年，上书说：‘臣虽然年老，还能为国家守卫边疆，未能报效，却得了疾病，享年六十九岁。’公的官阶累加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位为上柱国，封开国广平郡公，享有食邑七千四百户，实际封户二千一百户。赐号推诚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陈氏，封卫国夫人。儿子四人：嗣隆，任太常博士；嗣弼，任殿中丞；嗣恭，任太常博士；嗣先，任大理寺丞。女儿五人：长女嫁职方员外郎荣諲；次女嫁秘书丞韩缜；次女嫁都官员外郎晁仲约；次女嫁大理寺丞吴得；次女嫁将作监主簿王偁。孙子三人：长孙伯孙，次孙公孙，都是太常寺太祝；次孙昌孙，任守秘书郎。著有文集、奏议六十卷。公一生少言少笑，谨慎地了解他人；一旦了解了某人，交往久了感情便更加深厚。喜欢饮酒，常常一饮而尽，但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欢心，而他和我尤其友好。铭文说：君子的操守，在于志向不可被夺；即使不学习也刚强，遇到摧折必然折断而不弯曲。刚毅的程公，他的刚强不可屈服。公在政事上，言论正直敢谏；正直虽不被容纳，志向难道会因此不完整吗？若说公不显达，公已位居将相，难道没有谋略吗？为什么不把老臣召来，询问他辅佐藩镇的办法？公虽白发，仍然壮盛。公虽然身在外地，也是国家的光辉。如今忽然去世，士大夫还能仰望谁？吉卜选择了墓地，卜兆显示这座新冈吉祥。公美好的声名，越传越远，也会越来越长久。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同神道碑的两篇文章相比，记载与不记载的地方彼此可以参见。’ 《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公姓王氏，祖先是太原祁人。他的六世祖某任唐朝辉州刺史，遭逢世乱，便留居砀山；砀山靠近宋州，后来又迁到宋州虞城，如今是应天府虞城人。公名尧臣，字伯庸。天圣五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来考试后，以著作佐郎身份任直集贤院，知光州。那年发生大饥荒，许多盗贼打开百姓的粮仓，按照吏法本应处死。公说：‘这些只是饥民求食，正是荒政所应救济的人。’于是请求按减死论处，后来这件事便写入法令，直到今天仍在施行。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任三司度支判官，升任右司谏。郭皇后被废，居住在瑶华宫，患病后，皇上很是怜悯她。当初皇后被废时，宦官阎文应出力甚多；到皇后患病时，阎文应又主持监理医药。皇后将要去世，议论的人怀疑阎文应有奸谋，公请求把这件事交给御史，考察核实真相，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自从阎文应掌权以来，没有人敢指名谈论此事。后来阎文应终于因骄横被斥责处死，当时郭皇后的灵柩还停在殡宫，有关官署按照旧例在正月张灯，公说：‘郭氏幸而得到深厚恩宠，恢复名号后就是天子的皇后，张灯的事可以停止。’

译皇上立即为此停止张灯。景祐四年，以本官任知制诰，赐金紫服饰，同知通进银台司，兼任门下封驳，提举各司库务，升任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元昊反叛，西部用兵，任公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公察看四路山川险易，回来后说：‘某路应增加若干军队，某路是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某路应立即加强防备。’至于各位将领才能的长短，他全都了解，推荐其中可以任用的二十多人，后来都成为名将。当时边军刚在好水川战败，任福等战死；韩丞相因主帅失律获罪，被夺去招讨副使之职，知秦州；范仲淹公也因没有先报告便移书给元昊，被夺去招讨副使之职，知耀州。公于是说：‘这两个人是天下杰出的人才，他们的忠义、智勇声名震动夷狄，不应因为小事而弃置不用；况且任福是因为违背节度才导致失败，更不应过分责罚主将。’因此触犯了宰相的心意，连同其他建议也多被搁置不行。第二年敌军进入泾原，在定川战役中杀死大将葛怀敏；这正是公指出应当防备的地方。从此朝廷才开始认为公的话可信，先前搁置的建议也全部得到施行，于是又派公安抚泾原路。公说：‘陛下重新任用韩琦、范仲淹，实在是幸运；然而将领不能受到过多约束，这是用兵的原则，希望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置事务。’皇上认为有道理。公又建议各路都部署可以罢免，任用经略副使来重掌将领权力，让偏将听从招讨使；按照军礼把德顺军设置在笼竿城，废除泾原等五州的营田，把那些土地用来招募弓箭手，其他改革设置尤其多。公奉使回来时，走到泾州，德胜寨士兵逼迫他们的将领姚贵，关闭城门叛乱。公停在道路旁，解开行装写成榜文，射入城中招降姚贵，并调发附近军队讨伐。起初，属吏报告说：‘公奉命出使将要回京，只需回去向天子报告，姚贵叛乱不是公的职责。’公说：‘姚贵是当地豪强，很得士兵拥护；但他起初并不是叛乱者，现在若不趁他立足未稳迅速招降，后来一定会生出事端，成为朝廷的祸患。’姚贵果然出城投降。第二年四月，以学士身份代理三司使。当时朝廷正在追究元昊的罪责，战争兴起，财政开支日益扩大。此前担任三司使的人都加重赋税、暴力搜刮，严重时甚至借用内藏库，强迫富人出钱，下至果品蔬菜也加税，但费用仍然不够。公刚接受任命，就说：‘如今国家和百姓都疲弊了，关键在于陛下任用臣后准备怎样做。’从此天子完全听任公施行。公于是推究财物和利益的实际情况，考察收入支出的盈亏，说：‘这是根本，那是枝末。’计算事情的缓急先后，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繁冗有害的弊病，斥责那些妄图追求小利而损害大局的计策，然后逐项制定条目，使其符合规章法度。罢免副使、判官中不可任用的十五人，重新推荐并任用有才能而且贤德的人。一年之后，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第二年，用剩余的钱偿还借自内藏库的数百万。又过一年，剩余的钱积存在有关官署的有数千万，同时各地流亡的百姓逐渐恢复旧业。公说：‘臣的办法只能做到这里了，而且臣的母亲年老，希望解除繁重的职务。’天子认为公功劳很大，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起初，宦官张永和正掌权，请求收取百姓房屋钱的十分之三来补助国用，并把此事交给三司。张永和暗中派人用利益诱使公同意，公坚持认为不可。度支副使林潍附和张永和的意见不止，公上奏罢免林潍，这件事才停止。后来利益之臣又请求三路转运使增加百姓盐井的课税，说每年可以得到钱十多万，公也认为不可；权贵幸臣因此大多受到限制。京城多次流传关于皇上左右近臣的谣言，往往有人诬陷公的短处，皇上一概不问，公对此也始终泰然自若。公罢职后，皇上曾慰劳他，公叩头谢恩说：‘这不是臣的才能，只是陛下信任臣罢了。’遭逢母亲丧事而离职，服丧期满后重新任学士、群牧使，又升任给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任枢密副使。公坚持法度、守持正道，于是以自身承担天下事务。凡是宗室、宦官、医师、乐工、受宠近习等卑贱之人，凡有通过枢密院滥受恩宠、请求利益的，依事情轻重，可以削减的就削减，可以断绝的就断绝；其中重大的，都制定为固定法令。因此小人更加怨恨，编造匿名信来陷害公。公得到匿名信后，主动请求说：‘臣恐怕不能承受众人的怨恨，希望允许罢职离去。’皇上更加知道公忠诚，便下令急切悬赏追捕写匿名信的人，公也更加感奋自励。在位六年，废弛的职务得到整顿，应该兴办的事情得到恢复，都有条理。枢密使狄青凭军功从行伍中崛起，身居高位，但士卒多对他侧目，往往编造言语相互煽动，人心因此疑虑，而狄青神色颇为自得。公曾当众用言辞折服狄青，陈述祸福，指出古代将帅从微贱地位升至富贵，却不能保全首领的事，可以作为鉴戒。狄青渐渐沮丧而畏惧。嘉祐元年三月，授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三年，升任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因病死于任上，享年五十六岁。吴公处理政事时，遇到意见不同，必定反复恳切地争辩，直到事情得到解决才停止，从不坚持个人偏见。他在皇帝面前陈说天下利害的事情很多，到了实际施行时，也从不把所办成的事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这一点与他任枢密使时特别不同。难道政事是丞相府的专责吗？所以处理政事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吴公为人纯朴质实，虽身居显贵仍不忘俭朴；他与弟弟纯臣友爱相亲，世人称他们为孝友兄弟。有人说，吴公待人一概以诚意相待，从不矫饰；善于知人，推荐称许了许多人，士人中成为当时名臣的很多。他有文集五十卷。临终时，他口授给弟弟纯臣，留下遗表说宗庙之事极为重要，而太子尚未册立是他所忧虑的。皇帝悲悯不已，亲临他的丧事，停止视朝一天，追赠左仆射，太常寺赐谥号为“文安”。曾祖父讳化某，官职追赠太傅；曾祖母戚氏，封曹国太夫人。祖父讳砺某，父亲讳渎某，官职都追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母袁氏，封郓国太夫人；母亲仇氏，封徐国太夫人。妻子丁氏，封安康郡夫人。儿子三人：同老，任大理评事；周老，任太常寺太祝，早逝；朋老，任大理评事。女儿两人：长女嫁给校书郎戚师道，早逝；次女尚未出嫁。王氏自迁居虞城以来，从吴公曾祖父以下，有的葬在双金，有的葬在土山，都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将吴公父亲改葬于宋城县平台乡石落原，吴公也随葬在那里。铭文说：

译王氏是祁地人，遭逢战乱而未能返回；六世祖最初留居砀山，后来又迁到虞城、宋城之间，于是安定居住下来。葬地不远，宋地卜葬之处多有名门；王氏本来就是大族，族大而兴盛。自吴公显扬闻名以来，他起初亲自奋勉，以学问和文章进身；正逢国家多事，劳苦勤勉，利益归于国家，怨恨则不避自身。皇帝了解他的忠诚，认为他足以辅佐自己，便让他辅佐枢密，出入宫禁都参与机密事务，于是参与处理政事，确有谋略，谁使他中途停止，不能做宰相辅佐我？皇帝颁下褒奖诏书，怜悯他而加以追赠，使他的地位高于百官；考察他的德行，确实值得称许。古代记载功臣，功德要陈列在宗庙的礼器上。如今也刻下铭文，使它封闭在幽深的墓宫之中。唐荆川说：这是纯正高雅的文章。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吴公墓志铭。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的吴公，葬在郑州新郑县崇义乡朝村原野。吴氏世代是建安人，自高祖、曾祖以来都葬在建州浦城县。到吴公时，才把他的父亲葬在新郑。吴公名育，字春卿，为人明敏刚果，勤学博辩，能够自行思量判断；认为不该守而不发的，就一定发言，已经发言后则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改变。天圣年间，他与弟弟京方一同考中进士，在礼部考试中列第一，于是中甲科；京方也同样及第。当时吴氏兄弟名闻天下。吴公起初以大理评事身份任临安、诸暨二县知县，升任大理寺丞，任襄城县知县；因才识兼优、通晓事理与实务的策论考入三等，升著作佐郎，任直集贤院，通判苏州，同知太常礼院，任三司户部、度支二司判官，任知谏院，修撰起居注，任知制诰，判太常、大理二寺及吏部流内铨，任史馆修撰，屡次升任起居舍人，成为翰林学士。过了很久，升任礼部郎中，以翰林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吴公处理政务简明严肃，所到之处百姓都因他不扰民而欢悦；他离任后，即使过了很久，百姓仍更加思念他。起初，秦悼王葬在汝州境内，后来他的子孙应当随葬以及每年上坟祭扫的人不断往来，因此宗室和宦官常常往来，成为州县的祸患。吴公任襄城县知县时，每次都裁减、抑制这种事情；宗室和宦官恼怒，有时半夜敲县门索要牛和车，想以此使他屈服，吴公总是不理睬，到天亮才慢慢告诉他们：“牛不能给你们。”因此宗室和宦官说：“此人不可对付。”凡是经过襄城县的人，不敢放鹰纵犬侵入百姓田地，直到出了他的辖境才敢纵情打猎。他治理开封府，尤其先整治豪强奸猾，说：“我有什么理由不为这些百姓除害呢？”只是除去那些给百姓造成祸害的人罢了。住任几天，就查出一个大奸吏，将他流放岭外，全府都战栗不安。又捕获一个大盗，查出赃物一万九千缗；案情已经具备，却屡次翻供，众人怀疑是冤案，皇帝便派别的官吏审查，最终大盗伏法。因此京城肃清。当元昊在河西叛乱、契丹又乘机毁弃盟约时，朝廷多有变故，吴公多次上书陈事、献计。当元昊刚派使者上书，写有不恭顺的话时，朝廷急忙命令将帅出兵，群臣争相说这个小子可以立即诛灭，只有吴公认为：元昊名义上虽是藩臣，实际上却是夷狄；他的服从、叛乱、荒诞反复并无常态，应当向他表示不值得责备，在外面安置他；况且他已经僭越使用名号，夸耀自己的势力，必定不肯自行削减名号而自取羞辱，只能趁机给他的部落赐予名号。至于让他成为国主，也不过是依照旧例罢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应当不会轻易妄动。然而当时朝廷正锐意一定要讨伐他，所以都认为吴公的话不对。后来军队长期没有战功，元昊也归罪自己而改过自新，皇帝于是免除他的罪，最终任命他为夏国主。于是议论的人才后悔没有采用吴公的意见，白白使中原疲弊。吴公任开封府时，多次因职事与人争辩，意见有时不能得到采纳，便请求辞职离去，皇帝很爱惜他。庆历五年正月，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三月，授任参知政事，他在皇帝面前与贾丞相争论政事，皇帝身边的人和殿中侍从都吓得变了脸色。吴公仍不停辩论，过后说：“臣所争的是职分，只是力量不能胜过对方罢了。愿意罢免臣的职务，臣不敢再争。”皇帝看重他的正直，于是仍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任职一年多后，发生大旱，贾丞相被罢免。御史中丞高若讷引用《洪范》说大臣在朝廷争辩是不肃敬，所以降雨失时；于是趁机连吴公也罢免，让他以给事中身份知许州，后来又知蔡州。蔡州一向盗贼很多，吴公按法令让百姓建立伍保，又简化其中的办法，百姓感到便利安宁，盗贼因此止息。京城有人告发妖贼有干人聚集在确山，皇帝派中贵人飞驰到蔡州，拿着名单捕捉十人。使者想要军队，亲自前去捕捉他们。吴公说：“使者是想借军队树立威势，想抓到所谓妖人回去报功。”使者说：“只是想抓到妖人罢了。”吴公说：“我虽然不聪敏，但在我的辖境内聚集干人，怎么会不知道？如果确实有这件事，现在带兵前去，正是促使他们作乱。这不过是乡人聚在一起做佛事，借此谋取钱财罢了。派一个弓手召他们来，就可以把他们带到。”于是安排使者住下，每天同他饮酒，同时秘密派人召集那十个人；十人都到后，便送往京师，告发者果然伏罪。吴公被授为资政殿学士，调任河南府知府兼西京留守司，后来又调任陕府，升礼部侍郎，调任永兴军。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起复任用时恳请服满丧期；服丧期满，加授翰林侍读学士，并且召他入朝。吴公以疾病推辞，皇帝悲悯，派使者慰问，赐给名贵药物，于是让他知汝州。过了很久，他又以疾病推辞，便任命他为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病情稍好，又让他知陕府，加授资政殿大学士。自吴公被罢职离开后，皇帝多次对大臣说：“吴某刚正，可以任用。”每次召他，他总以疾病为由不来。这次召还，他才开始在禁中侍讲，判通进银台司、尚书都省。

译第二年，授任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判延州。庞丞相经略河东，正急于同夏人争夺麟州边界。河东在白草修筑栅寨，吴公认为双方约定尚未先行确定，急忙筑城必然会惹出事端，于是立即把利害关系以公文告知河东，又写信给庞公，并上奏疏论说此事，朝廷都没有答复。不久夏人果然侵犯边境，杀死骁将郭恩；庞丞相和他的十多名将领也都因此获罪。麟府于是戒备。后来吴公又以疾病辞去边职，并请求解除宣徽使，于是又任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知河中府，随即调任河南。吴公先前在河南任职一个多月便离开，河南人思念他；听说他又来，大家都欢呼着到路上迎接，唯恐落后。他去世时，百姓都聚集哭泣。吴公享年五十五岁，于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死于任上，诏令停止视朝一天。曾祖父讳进忠，追赠太师；曾祖母陈氏，封吴国太夫人。祖父讳谅，追赠中书令；祖母葛氏，封越国太夫人。父亲讳待问，官至礼部侍郎，追赠太保；母亲李氏，封楚国太夫人。妻子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儿子十人：安度、安矩、安素，都任太常寺太祝；安常，任太理评事；安正、安本、安序，都任秘书省正字；安厚，任太常寺奉礼郎；安宪、安节尚未出仕。女儿三人：长女嫁给集贤校理韩宗彦，次女嫁给著作佐郎庞元英，两人都早逝；三女嫁给光禄寺丞任逸。吴公在枢密院和中书门下任职时，太保公以列卿身份奉朝请，父子同在朝廷，士大夫以此为荣；吴公却局促不安，自己说儿子位次在父亲之前，不是用来向人显示法度的做法；只是又不敢因为父子私情扰乱朝廷制度，希望能够辞职离去，皇帝不准。皇帝多次向群臣子弟推恩，吴公每次总是先照顾关系疏远的宗族。到吴公去世时，子孙中尚未做官的有七人。他有文集五十卷，尤其擅长议论。铭文说：显赫诚信的吴公，在闽地有家。自从我的父亲选择这新墓地以来，土厚泉深，喜欢这里宽阔清静。如今吴公将追随父亲，使父亲的志愿得以安定。吴公从前还年轻，初次来到京师，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声名于是传扬四方。皇帝赐给他策问，他用来回答皇帝的询问；言论在朝廷上令人惊异，见解多么伟大，于是进入侍从之列，后来任大臣。无论出任地方还是留在朝廷，无论处境险夷、进退屈伸，吴公谋划政事，总是先考虑利害。起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没有不后悔的。吴公处理政务，简明而便利百姓；他离去后百姓思念他，时间越久越觉得新鲜。皇帝说：“朝廷大臣，你刚正不阿；来吧，我将任用你来裁断政事，我不会迷惑。”吴公说：“臣愚昧，只是忧虑百姓像背柴一样劳苦。”皇帝为此叹息，让吴公稍作休息，用优厚待遇任命他治理大州，提高他的俸禄和品秩，仍希望吴公前来。吴公却终于没有再回来。史官考察他的德行，为他的幽宅作了这篇铭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三。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二十五。墓志铭。追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其中多有以经术为本的防范之意。太子少师致仕、追赠太子太傅的胡公名宿，字武平，祖先是豫章人，后来迁居常州晋陵，世代都有隐逸的德行，成为晋陵的著名大姓。胡公考中进士，天圣二年中乙科，任真州扬子县尉。县中发大水，百姓被水冲走淹死，县令无法救援，胡公说：“救济溺水者是我的职责。”于是率领官私船只，救活了数千人。任期届满，调任庐州合肥主簿。张丞相士逊称赞他的文章和品行，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任馆阁校勘，参与修撰《北史》，改任集贤校理，通判宣州。三次升迁后任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赐绯衣银鱼。出任湖州知州，治理政务有惠爱之心，修筑百里石塘，抵御水患，大力兴办学校，东南求学者从此兴盛，湖学便由此开始。胡公遭逢母亲夫人丧事，离任后州人思念他，把石塘命名为“胡公塘”；求学者在学校中为他建立生祠，直到今天仍祭祀他。胡公居丧时因哀毁而消瘦，超过礼制规定，三年不住内室。服丧期满，任三司盐铁判官，转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苏州兼两浙路转运使。召回朝廷，修撰起居注，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兼勾当三班院。不久又兼判吏部流内铨。入内都知杨怀敏因卫士夜间盗入禁中、惊扰皇帝车驾而获罪，被贬为和州都监。杨怀敏掌权已久，势力震动朝廷内外，事情尚未平息，便被召回恢复原职。胡公封还任命辞头，不起草制书，并论说道：“卫士叛乱之事，踪迹牵连杨怀敏；他能够不被彻底治罪、处死，已经是侥幸了，怎么应该再留在皇帝身边？”任命于是停止。过了很久，授胡公为翰林侍读学士，升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判馆事兼端明殿学士；屡次升任尚书左司郎中兼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群牧使，提举在京诸司库务、醴泉宫，判尚书礼部，随后判都省，又任礼部贡举。出使契丹，负责接待北朝使者，也都两次担任此职，使敌人十分敬畏他。胡公为人清廉俭朴、谨慎寡言，内心刚强而外表和顺；众人聚居时谈笑喧哗，只有他端正面色，温和而不动声气；同人说话一定思考后才回答。因此他任官处理事务谨慎稳重，从不轻易发言，一旦发言也不可使他回头停止，但他的旨趣总归于仁厚。朝廷议论在官员年满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应按时查阅名册办理。胡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廉耻、敦厚风俗，应当逐渐诱导，而如果一概按照官吏的议论办理，恐怕不是优待老臣、劝勉功臣的本意；应当稍微放宽这一制度，使人能够自己陈说，从而保全他们的美好节操。朝廷赞许他的意见，从此一直实行至今。皇祐年间新乐制成，议论者多有不同意见，诏令新乐用于常祀和朝会，郊祀、宗庙仍使用旧乐。胡公说：“《尚书》说要协调音律，如今旧乐音调高、新乐音调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而且新乐尚未施用于郊祀、宗庙，却先用于朝会，这不是先王祭献上帝、配享祖先的本意，两点都不可取。”近来的制度规定礼部每四年贡士一次，议论者担心间隔太久，请求改为隔年举行。议论已经决定，胡公独自认为不对，说：“如果让士子荒废学业而奔走应试，没有安宁的年份，不如恢复每三年一次的制度。”众人都认为胡公的话不对，实行数年后，士子果然认为不便，最终仍采用三年一次的制度。仁宗很久没有皇子，群臣多次以皇嗣之事进言。胡公还没有以学士身份撰写青词，向山川神祇祈求子嗣，就立即上书说：“储君之位长期空缺，不是居安思危的做法；希望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储君，以安慰天下人的心。”言辞十分恳切。胡公学问广博，还通晓阴阳五行以及天人灾异之说。南京鸿庆宫发生火灾，胡公认为：“南京是大宋受命建号之地，而大火之应主在商丘；国家承火德而称王。” 如今不归祠官主管，而近年来屡次发生灾害，应当修整火神祭祀。”事情交给太常寺办理，每年由长吏在商丘主持祭祀，从胡公开始。庆历六年夏天，河北、河东、京东同时发生地震，登州、莱州尤其严重。胡公按岁运推断说：“明年是丁亥年，岁星所主的刑德都在北宫。阴气产生于子，极盛于亥；但阴气仍然强盛而尚未立即潜伏，阳气仍然微弱而尚未立即胜过阴气，这就是发生地震的原因。这叫作龙战之兆，方位在乾位。如今西北两边，是中原的阴气所在，应当预先防备；否则必定有内盗在河朔兴起。”第二年王则在贝州叛乱，胡公又认为：“登州、莱州相对于京师处在东北角，是少阳的位置。如今两州都设置金矿，聚集许多百姓开凿山谷，阳气损耗泄露，所以阴气乘机而动。县官每年从金矿收入中得到财利，这种小利造成大害，应该立即禁止，以安定地气。”皇祐五年正月，会灵宫发生火灾。这年冬至在南郊祭天，让三位圣祖一同配享。第二年发生大旱，胡公说：“五行中火属于礼，去年发生火灾，今年又发生旱灾，这种应验在礼制上，恐怕是郊祀、丘祀同时配享的过失。”于是上书说：“同时配享不是古制，应当像最初那样轮流配享。”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州议论设置军州为节度镇，胡公根据星象分野考察说：“从前高辛氏的两个儿子不能相容，尧把阏伯迁到商丘，让他主管火，而商是宋国的星宿分野；又把实沈迁到台骀，让他主管水，而参是晋国的星宿分野。国家受命起于商丘，君王以火德称王；京师又处在宋国分野，而并州是晋地，参、商是互相仇敌的星宿。如今想要抬高晋地，不是国家的利益。自宋朝兴起以来，平定僭伪政权，最后才使并州归服。太宗削弱并州，不让它列入方镇，已经八十年了。应当依照旧制。”胡公在翰林任职十年，补益很多，大抵不苟且停止，也不随意附和，所以他的意见有时被采纳，有时未被采纳，但后来事情发展往往如同他说的那样。皇帝察知胡公的忠诚，很久以来就想重用他。嘉祐六年八月，授胡公为谏议大夫、枢密副使。胡公既谨慎沉静，又承担重任，尤其顾惜国家大体；而群臣正纷纷陈说利害，想改变许多事务以革除弊病，胡公独自厌恶这种做法，说：“变更法度是古今都认为困难的事，不致力于守住祖宗制定的成法，却只是纷纷更改，对治理没有益处。”他又认为，契丹与中原通好六十多年，这是自古未有的事。善于对待夷狄，只须谨慎地做好防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