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八

译《上富丞相书》老泉想让富公处在和处于其下，以成就他的功名；文中似乎怀疑富公在共同担任宰相、分居副贰之间存在不相协调之处。往年天子震怒，放逐宰相，选用旧臣中能够托付天下事务的人，使他在相府与天下一起重新开始。而阁下的职位，实际上处在第三位。那时天下人都欢欣庆贺，认为阁下只是因为不做宰相，所以默默处在这里。如今困顿之后重新起用，起用后又再次成为宰相，恰好又遇到这样的时机。不作为还能做什么？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不作为又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愿望？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不同于往日的政令，一定是我们富公发布的。”人们早晚等待，伸长脖子盼望，盼来盼去却没有见到，忧愁而又疑惑。唉，听不到您的政令，一定是因为它还没有传得很远。政令传到京师，也仍然没有听闻。不敢因此怀疑，仍然说天下人这样众多，几十年间形势又这样没有改变，大家都称您为贤人。有人说：“他心中自有道理，只是天下人始终没有看见。”然而人们仍不能不忧虑。大概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又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人共事，都站在朝廷上；只要使我们知道他的为人，确认他确实是贤善之人，然后才没有忧虑。一个人的力量，却想独自掌握天下的事务，即使得到当世君主的信任，同列之人只要说一句话使君主产生怀疑，事情就不能成功。政令出自别人而不感到害怕，事情不出自自己而不嫉妒，这两点只有善人能够做到；即便如此，仍希望得到他们的真心。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就害怕那会损害自己，事情不出自自己就嫉妒它成功，因此会生出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前面，有的人站在我后面，却都怀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这种人群之间，不会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不平。周公站在明堂上听取天下事务，召公却产生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重大的事情产生疑惑，召公还没有能够相信周公的这番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心，并把这种安排贯彻到成王。凡是使自己安心的事情，都是为了使周王室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和蔡叔对于周公，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室的天下周公将要最终夺取。周公诛灭了他们心中不能说出的不平，又把可以说出的告诉召公，来调和他的不平之心。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能告知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对方心意的。天下的人，从士人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君主之上，准备有所作为，还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呢？如果不能忍受一时的小愤怒，反而造成不平之心的裂隙，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忍受小小的愤怒，宽容小小的过失，杜绝不平之心，然后遇到大事时才能让对方听从命令。况且我个人的小愤怒，不足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稍加宽容，使彼此之间没有细小的隔阂。古代君子和贤能者共同居处、共同欢乐，所以责求他们时很详尽。不幸与不肖之人共事，如果不谋划大事而只治理细小末节，就会远离实际事务，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时，才可以争论这种做法；否则就不应如此。从前诸吕掌权，陈平忧惧而没有办法。陆贾入见，劝说他与周勃交好；陈平采纳了这个计策，最终得到绛侯周勃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质朴刚强的人，如果不是陈平促成，又有谁能使他这样做呢？所以贤能者要使不贤能者发挥作用，而不是不贤能者能够成就贤能者。从前今上刚即位时，寇莱公担任宰相，只因他身边有小人，不能诛除，又不能与他们消除怨愤，最终因此被排斥罢去。等到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在短时间内把天下事务全部治理好，失误在于过于急切，不能忍受小人的小小怨愤，所以群小也急忙将他驱逐。一经离去，便不再被起用，直到终身去世。伏愿阁下凭借世间罕有的才干，处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深谋远虑，必定已经有所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之世有志向，希望有机会在堂上拜见您。伏愿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

译《上韩枢密书》老泉厌恶当时军政过于衰弱，所以劝韩魏公诛杀敌对者；他的文章风格近似西汉，疏宕雄辩，颇为可观。太尉阁下：苏洵著书没有别的长处，至于谈论军事，论说古今形势，甚至自比于贾谊所进献的《权书》。虽然古人已经逝去，但他们成败的踪迹，如果能够深入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可行的。昨天因为请求拜见，求您听取我的末议，太尉已经答应了。我谨慎地撰写了这篇文章，语言质朴直率，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议论。太尉只取其中的大纲，不要责怪它不能详尽。大概古人认为，用兵决胜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养兵而不使用它，实在可怕。如今水流冲击山陵，放入大海；把水分流，就成为沟渠田埂之间的水道；堵塞起来，就成为池沼，这些都是天下人能够做到的。让江河水流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大的波涛，蓄积成太湖，千万年而不泛滥，自从大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尚未安定、盗贼尚未消灭，然后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思，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尝试他们杀人的技艺。在这个时候，勇士没有多余的力气，智者没有多余的谋略，巧者没有多余的技艺，所以他们不义的心思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于不仁之人，杀人的事情施加于应当杀的人。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在一起而不解散，勇士有了多余的力气，就想着用它作乱；智者有了多余的谋略，就想着用它行奸；巧者有了多余的技艺，就想着用它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出现了。大概老虎豹子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吼叫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蜇刺，就会啃咬草木来施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臂而起，秦、楚两地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结成群体，争相起兵响应的数也数不清。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去，而高祖也已经老了。当时，分封诸将为王，重新制定法律命令，使天下休养生息，可是韩信、黥布之类相继起兵的竟有七国。高祖死在披甲作战之中，也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局面。祸患连绵延续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以后才平定。这是为什么起事这样容易，而收拾残局这样困难呢？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像决堤的河水，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它崩溃而四处流散，泛滥在数百里之间，却只能拱手旁观而没有人能够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凭什么来妥善处理后来的局面呢？太祖、太宗亲自披戴甲胄，跋涉险阻，来斩除四方的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卷起铠甲使军队休息，传到第四代而天下没有发生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不分给诸将；韩信、黥布之类的人，也就没有机会萌发异心。虽然天下没有发生变乱，但军队长久不用，他们不义的心思积蓄起来而无处发泄，饱食安闲，便想在良民身上逞强。看他们平日安闲无事时，就发出怨言来向上司邀功，一旦有紧急事务，即使给这些人每人千金，也不能驱使他们。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苏洵确实亲眼见过。凡是郡县的富民，都登记姓名，征取钱财数百万，用作酒食馈送和军饷的费用。捣土的声音还没有停，城墙就随即毁坏，这样过了几年才平定下来。事情办完，官吏互相庆贺，役卒互相夸耀，仿佛打了胜仗凯旋而来等待图赏一样。近来我在京师田间小路上游走，他们常常三三两两低声交谈，没有什么忌讳。听当地人说，正值春天时尤其不忍听到这些话。大概现在已经是五六月了。为了防备京师遭受大水，锄、耰、畚、筑排列在两条河岸边。县官每天耗费千万钱，传呼慰劳询问的声音几十里不断，他们仍然斜着眼、回头张望，像狼一样，没有谁肯出力。况且，朝廷内部如京师所听闻的情形，外部如西川亲眼所见的情形，天下的形势如今究竟怎样呢？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驾驭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处于尊贵优裕的地位，树立恩德、收获声名，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喜乐。因此，治理军队的道路不可以由天子来承担。人臣执法而不徇私情，尽心尽力而不求声名，拼死效力来捍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只系于一个人，这个人不在其中。所以治理军队，是人臣的事情，不可以劳累天子。如今所忧虑的，是大臣喜好声名而害怕诽谤。喜好声名，就多树立私人的恩惠；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定执法，因此天下的军队豪横放纵到了这个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获得他们的欢心，而太尉恰好接替了他的职位。那位狄公只知道驾驭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材料。古时候，军队在外面，就爱戴将军而忘记天子；军队在内部，就爱戴天子而忘记将军。爱戴将军，所以为他作战；爱戴天子，所以为他守卫。狄公把驾驭外军的心思施用于内部军队，太尉如果不反过来采取相应的办法，又凭什么进行治理呢？有人认为军队长久骄纵而不能治理，一旦用法令约束他们，恐怕会因此发生变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了他。李光弼将要到任的那一天，张用济被斩于辕门，三军将士大为战栗。凭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来接替汾阳王郭子仪的宽厚长者之风，三军将士肃然，就像赤子脱离慈母怀抱而站在严师身旁一样，哪敢产生什么变乱呢？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即使严厉，赤子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敢因此责怪君主。形势本来就是这样。天子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所以天下人盼望他使人活。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了他。”所以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下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人也没有地方归咎怨恨。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服和怀柔天下的办法。伏望太尉思考使天下长久安定的道理，不要希求一时的声名；尽到至公之心，不要顾虑三军过多的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凝聚他们的心，太尉施展威武来振作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深厚的仁德，就会畏惧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君臣之间的关系顺当，畏惧与爱戴的道理也就建立起来了。不是太尉，我还能寄望于谁呢？荆川说：“前一段论述军队骄纵的弊端，后一段论述处置骄兵的防范，这应当是有用的文章。”

译给枢密上田书 这篇文章的骨架原本出自《上襄阳书》，但气势特别雄健。上天把东西交给我，难道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交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交给商均，而瞽瞍也不能从舜手中夺走天下。从内心发动，表现在言语中，显现在事情上，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圣人不能把天下交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手中夺走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把天下交给我，并不是偶然的。上天把天下交给我的原因，必定是要任用我。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它，也不把它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而我实际上却把它放弃了。这种情形叫作‘弃天’。上天把地位降低来求取我的侥幸，我却把自己的言论说得低微来求得任用；上天把天下交给我的道理究竟怎样，而我却如此行事。这种情形叫作‘防天’。上天弃置我，是我的罪过；我防拒上天，也是我的罪过。不弃天、不防天，但别人不任用我，那是别人不任用我的罪过。这种情形叫作‘逆天’。这样说来，弃天、防天，责任在我；逆天，责任在别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自己的力量所能做的事情，来补足上天把天下交给我的本意，并求得免受天下后世的讥评；责任在别人，我哪里知道呢？我求免除自身的责任还来不及，哪里有空替别人忧虑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于道路之间，却不疲倦、不怨恨、不惭愧、不沮丧，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责任在哪里。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之类的人，不足以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这一点我也知道。但我还是要尽我的心罢了。我的心如果没有尽到，我恐怕天下后世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之类人的东西，而他们也将有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来，孔子、孟轲的眼睛将不能在地下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如此。如此生存，如此死亡；如此贫贱，如此富贵；上升而成为天，沉下而成为深渊，流动而成为河川，停留而成为山岳；这些都不干预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完毕了。我非常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自身，忍受不了饥寒困穷而向别人哀号。唉！假使我真是死于饥寒困穷，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必定有所归属。如果不把自身的责任承担起来作为忧患，反而由我替他承担到自己身上，岂不是过分了吗？如今苏洵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但我的内心也有一件绝不敢轻视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呢？天下的求学者，谁不想一步就到达圣人的境界？然而等到没有成功时，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千金之家的子弟可以变贫穷，普通人也可以变富有；人并不是上天所给予的，即使拥有使人贫穷、使人富有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天子的宰相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但这并不是上天所给予的。即使拥有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如今苏洵用力学习圣人贤人的学术，也已经很久了。他的言语、他的文章，虽然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对当今有用、流传于后世，但唯独奇怪的是，得到它们并不费力。当他在心中集中思考时，仿佛有人开启了他的心窍；从心中得到它们而写在纸上时，仿佛有人在帮助他。这难道没有一句接近道的话吗？千金之家的子弟、天子的宰相，他们求而不得的东西，有一天却在自己身上得到，因此他的内心能够自负，或许上天也确实把某种东西交给了我。从前在益州拜见阁下时，当时的文章浅薄狭窄，可笑至极；饥寒困穷扰乱了我的心，而声律和记诵又从旁破坏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观看。几年来退居山野，自认为永远被弃置，与世俗日益疏远，才得以把全部力量施展在文章上。诗人的从容婉转，骚人的清峻深沉，孟子、韩愈的温厚醇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洁切要，投向哪里，就没有不如意的。我曾经认为，董生得到圣人的经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迂阔；鼂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诈巧。具有这两个人的才华而不流于偏失的，大概只有贾生吧？可惜在今天的世上，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写了两篇论防御的文章，题为《审势审敌》；又写了十篇书，题为《权书》。苏洵有一顷山田，不遇灾年就可以不挨饿；努力耕种而节省使用，也足以终老。不肖的自身不足以珍惜，但上天所给予我的东西，我不忍弃置，也不敢防拒。阁下的声名遍布天下，天下士人的任用与否，都掌握在阁下手中。因此我敢把所谓《防二道》和《权书》十篇进献给您。我平生所写的文章，远处不能多带来，有《洪范论》《史论》十篇，最近已经进献给内翰欧阳公。阁下与他朝夕相从，共同议论天下大事，那么这些文章或许也有机会陈列在您面前。至于言论是否可用，以及保全自身是否可贵，这都是阁下的事情、阁下的责任，与我苏洵有什么关系呢？荆川说：这封信本来是想求得知遇，却说士人应当自重，因此没有放低身价；文章又峻拔绝伦，豪迈不羁。

译给韩昭文论山陵的书 论述葬礼十分透彻恰当，可以和刘向《昌陵疏》参看。昭文相公阁下：苏洵本是平民书生，才华没有什么长处。相公没有察觉，却屈尊收纳我，使我跻身于众位官员的末列。我平日思考用什么来仰报您的盛德，却没有得到机会。如今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正是天下人侧耳倾听、侧目而视的时节，而相公实在是社稷的柱石、没有谁能居先的臣子，有百世不磨灭的功劳。伏望相公将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古代天子即位，天下政务必定有来不及处理的；能够安然就座而首先实行的，大概是汉昭帝即位时，停止各种劳役，使天下重新开始，所以他做天子还不到一个月，恩泽就遍布海内。我私下认为，当今事情中天下所认为最紧急、天子应当首先实行的事，冒昧地把它告诉您。我私下看到，先帝以俭朴的德行治理天下，在位四十多年，宫室、游观没有增加，帷帐、被褥、器皿破旧简陋而不更换，天下人都称颂，认为文帝、景帝也比不上他。如今一旦弃世而离开臣民，有司却想用末世厚葬的无益费用，侵削使先帝休养生息、长期得到养护的百姓，取得厚葬的名声，却给先帝留下损害其盛明德行的累赘。因此苏洵认为，当今的议论没有比薄葬更好的了。我听说近来癸酉赦书已经发布，郡县没有钱赏赐军队，照例向百姓借钱；有钱的百姓都不肯自己缴纳，于是官府就用刀剑威逼，用鞭杖驱赶，为国家结下怨恨，好不容易得到的钱，普通百姓没有知识，不知道要与国家共同忧患，正惶恐回顾而不得安宁。如今山陵一切配给征收的科目又再次下达，估计到秋冬之间，海内必定骚动，将有无法自我生活的人。我私下认为，先帝平日爱惜百姓，是如此深厚；他约束自身、奉行节俭，也是如此彻底。推想他一生的心意，再考虑他死后的意愿，那么他不愿因为山陵而使天下受到重重困扰，已经很明白了。然而臣下却偏偏造成这种超过适度、逾越礼制的费用，违背他的平生心意，这是我私下不能赞同的。况且假使如今府库中财物用度有余，一点东西也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只用公家的力量来办理，以满足臣子不忍之心，尚且会受到圣人的讥评，何况府库空虚，连一金以上也没有，不从百姓那里取得就办不成，却冒险实行而不加顾虑，来迎合近世失去中正的礼制，也已经很荒谬了。然而议论的人必定会认为：古代君子不因天下贫乏而俭薄地对待自己的亲人；以天下之大，却不足以办先帝的葬礼，在人情上是不顺的。苏洵也认为不是这样。假使现在实行俭葬而采用墨子的主张，那才是过分。不废除先王的礼制，而去掉近世无益的费用，这就不过分了。子思说：“三天后入殓，凡是附着在身体上的东西，都必须诚实可信，不要留下什么可后悔的事情。三个月后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材上的东西，也必须诚实可信，不要留下什么可后悔的事情。”古人用来尽到诚信的事情，不敢有所简略；除此以外的，就简略处理。从前华元厚葬他的君主，君子认为他不配做臣子。汉文帝葬在霸陵，墓中树木不改变原来的行列，陪葬品没有金玉，天下人认为这是圣明。后来世人安葬先帝于泰山，所以说：“不如提出薄葬的主张：对上可以完成先帝恭敬节俭的诚意，对下可以缓解百姓眼前的忧患，对内可以解除华元不臣的讥评，并使万世之后山陵牢固而不可动摇。”我私下考察古代厚葬的原因，没有不是当时君主不明白道理，想用金玉在地下厚待亲人，而臣下不能禁止，只能勉强顺从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情形。太后极其明智，天子极其圣明，而有司却相信近世的礼制并照着去做，这是值得深深惋惜的。况且相公已经建立了不世出的功业，为什么吝惜一时的劳苦，而不提出明确的主张呢？苏洵担心世间的清议将来会有承担这项责任的人。如果说：“诏敕已经颁行，制度已经确定，即使知道不便利，也不能再改”，那么这又是错误的。唐太宗安葬高祖时，想修筑九丈高的坟墓，采用汉代长陵的制度，各项事务都务求丰厚。等到群臣提出意见，认为这样不可，于是改用光武帝陵墓的制度，高不过六丈，各项事情都从俭约。君子处理政事，与其坐视百姓艰难而又加重改令错误的后果，哪里比得上改令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我不胜微薄的诚意，冒昧地把这些告诉您，只求您宽恕我狂妄轻率的罪责，幸甚，幸甚。唐荆川说：一件事情反复议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八。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九。明代茅坤撰写。《老泉文钞》第三卷。书信。给王长安的书。运用险峻奇崛的构思，写成雕镂刻画般的文章，所以锋芒锐利，使人不能逼近。天下没有事情，天子极其尊贵，公卿极其显贵，士人极其卑贱。从士人向上逆推，直到天子，积累的差距极其深厚，发生变化也极其困难。因此天子的尊贵，高到不可指斥；士人的卑贱，低到可以被杀。唉！只看见安定而看不见危险，也不过如此罢了。卫懿公的死，并不是没有士人，而是因为他用鹤来辞谢他们，不让他们参加作战。在他尚未败亡时，天下士人希望成为他的鹤都不可得；等到他败亡时，想把千乘之国交给一个普通人共同拥有，也不可得。人们如果知道他最终会到达这样的地步，那么天子的尊贵就可以在上面战战兢兢，士人的卑贱就可以在下面任意施展志向，又怎么敢凭借权势说话呢？所以士人的贵贱，形势掌握在天子手中；天子的存亡，权力掌握在士人手中。世道衰败、正道丧失，天下士人学习道理不明白，坚持道义不坚定，于是开始把天子存亡的权力降下来，附着到一个普通人的贵贱形势上，天下人的迷惑实在太严重了。拿价值千金的璧玉去换一只瓦罐，距离把它举起来扔进沟里还会有多远呢？古代的君子，他们的道义彼此相互依从，他们的门徒彼此相互任用，所以一个人在这里得不到任用，天下士人就会相率离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要使在上位的人有失去天下士人的忧虑，然后才会有害怕失去一个士人的恐惧。如今的君子，庆幸自己的门徒没有得到任用，来苟且保全自身，所以他们开始时轻率地任用士人，最终也轻率地抛弃士人。唉！这样做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当今时代，没有贤能的公卿，就不能振兴前代；没有贤能的士人，就不能奋发后世。苏洵从蜀地来，明天将到长安，拜见明公后向东而去。伏望您读一读我的书，考察我的内心，来斟酌您对我的礼遇，幸甚，幸甚。唐荆川说：议论奇特高远。给余青州的书。

译论述出仕与退处，气势多有奇崛之处。苏洵听说，楚国人称赞令尹子文的行为说：“三次被任命为令尹而不欢喜，三次被罢免令尹而不愤怒。他担任令尹时，楚国人替他高兴；他离开令尹职位时，楚国人为他愤怒。他自己没有期望做令尹，而令尹之位自然来到。那令尹子文，难道只是厌恶富贵吗？他知道富贵不能通过求取而得到，便安然接受自然得到的东西，因此富贵与贫贱的变化不能触动他的内心，而别人却为此喧闹。唉，这难道还不足以看出他把自己看得大、把别人看得小吗？别人纷纷抛弃他，他却不知道被抛弃有什么可悲；别人纷纷取用他，他却不知道被取用有什么可喜。人们各自抛弃我，我只取回自我，而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东西始终如一，那么不也足以傲视天下、暗自发笑了吗？”从前明公初入仕时，在南海之滨自我奋发，成为天下闻名的卿。当您声势盛大时，意气激昂慷慨，议论政治得失，判定可行与不可行；左边抵御西羌，右边揣度契丹；奉命出使千里，镇压强悍不屈的蕃部；您的辩论像决堤的河流向东注入大海。声名在中原四处传播，又浩大地扩展到外族国家，可以说盛极一时。等到中途被废黜，成为海滨的普通人，大概这期间有十多年。明公不向别人求取什么，别人也不向明公求取什么。后来正好遇到南方蛮族纵横放肆，充斥万里之地，却没有人能够救援。明公于是从平民队伍中起身，折下一根尺长的竹杖鞭打他们，不旋踵之间南方就安定了。明公难道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的吗？只是恰好遇到事变，因而成就大功；功业完成，爵禄也随之而来。明公对于仕进和退处的事情，大概已经绰绰有余、从容自得了。可悲啊，世俗之人纷纷奔走在富贵之间，却不知道自我止足。显达的人安于逸乐，习惯养成高傲自大的节操；回头看天下四海饥寒困穷的士人，无不皱眉作呕而不高兴。困穷的人吃藜藿也吃不饱，穿布衣粗褐也不暖，习惯于被贫贱摧折；一仰望贵人的光辉，便为之颠倒失措。这两种人，都不能同他们谈论轻视富贵、安于贫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贫贱与富贵的真正滋味。只有那些习惯于富贵的荣耀、又熟悉贫贱的耻辱的人，才可以同他们谈论这件事。如今天下人奔走于富贵的原因，我知道，但不敢告诉别人。富贵的极点止于天子的宰相，那么天子的宰相究竟是谁造就的呢？这个名号难道是上天替他命名的吗？恐怕也只是人们自己相互命名的吧？天下的官职，上至三公，直到卿大夫，下至士人，这四种都是人自己创造的，而人们又自己把它们看得尊贵。天下人认为这四种人超出群类、脱离众人，独立于天下，无法接近，岂不是极大的迷惑吗？为什么不返回根本想一想呢？这四个名号，起初大概只是天下人出于私意，彼此相互称呼罢了。这四个名号果真是出于人的私意，用来彼此相互称呼，那么世上所谓贤人君子，又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有才华的人叫贤人，有德行的人叫君子。这两个名号难道轻微吗？可是如今世上的士人一旦被世人抛弃，就认为自己还不如一个最低等级的官员尊贵，更何况拿自己同三公争衡呢？况且明公从前隐伏在南海时，与如今成为东方诸侯时，君子之道在两者之间难道有差别吗？明公又难道有因而轻视自己或抬高自己吗？苏洵认为，明公对于富贵的荣耀已经习惯，对于贫贱的耻辱也已经熟悉，体验得大概很多了，所以我才把话说到这种地步而毫不迂曲。苏洵是西蜀的普通人，曾经有志于当世，却因循蹉跎而不得志，终于到了老年。然而我平常想要见到的天下士人，大概有五六个人；这五六个人已经大略见过了，唯独没有见过明公，每每以此为遗憾。如今明公来朝，而苏洵恰好在这里，因此不得不来拜见。伏望您加以察看，幸甚。

译给欧阳内翰的书。这封信共分三段：第一段历数诸位君子的离合，表现自己仰慕盼望得十分迫切；第二段称赞欧阳公的文章，表现自己对欧阳公了解得很深；第三段叙述自己平生的经历，希望欧阳公了解自己。情事婉转曲折，气概多么充沛，风神多么洒落。苏洵是平民，困穷地居住，常常暗自叹息，认为天下人不可能全都贤能，也不可能全都不肖，所以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之后必然离散，离散之后又必然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于治理天下，范公在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阁下与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在上下奔走，把力量用于军事之地。正在这个时候，天下的人才，无论如毛发、丝缕、米粒般微小的才能，都纷纷兴起，联合成为一体；而苏洵自己估量愚钝无用，不足以在他们中间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心性，希望自己的道术将要成就，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道术尚未成就，范公向西，富公向北，阁下与余公、蔡公分散到四方，尹公也失势而奔走于小官职位。苏洵当时在京师，亲眼见到这些事情，惆怅地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一旦离去，即使道术成就，也不再足以作为荣耀。后来又转念思考，从前众位君子入朝任职，开始时一定有善人推举他们，如今也一定有小人从中阻挠。如今的世道如果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忧虑什么呢？姑且修养我的心性，使我的道术大有成就来等待他们，又有什么妨害呢？退处十年，虽然不敢自称道术已经成就，但胸中浩浩荡荡，似乎与从前不同；而余公恰好也在南方建立了功业，阁下与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地回来任宰相，形势将再次合为一体。我又喜悦又自我庆贺，认为道术已经粗略成就，果然将有机会把它施展出来。后来又回头想到，从前我所仰慕、盼望、喜爱却不能见到的人，大概有六位，如今将要去见他们了。然而六个人中范公、尹公两人已经去世，于是又为他们潸然流泪而悲伤。唉，这两个人不能再见了；但用来安慰这颗心的还有四个人，于是又以此自我排解。想到只剩下四个人，就又急切地想认识他们的面容，来表达内心想说的话。可是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寒士不能立即用言语通达到他面前；余公、蔡公中较远的一位又在万里之外；只有阁下在朝廷之间，官位也不算特别尊贵，可以呼喊求援，让自己的话传到您那里。然而饥寒、衰老的疾病又长期困住我，使我不能亲自到阁下的门庭。仰慕、盼望、喜爱一个人十年而不能见，而这个人已经死去，像范公、尹公两人一样，那么剩下四个人中，难道不是因为形势原因而不能立即用言语通达的吗？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不能亲自前往，就可以立即停止吗？阁下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苏洵对它的了解特别深，比天下一般人更深。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不说峭刻决绝的话，但锋芒不可侵犯。韩愈的文章，如同长江大河，浑厚浩荡，流转不息；鱼鼋蛟龙以及各种怪物令人惶惑，但它又压抑遮掩，不让它们自行显露，使人望见其中深沉的光辉、苍茫的色彩，也自然畏惧退避，不敢逼视。阁下的文章，迂回从容而周详完备，反复曲折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间断；气势用尽、语言说尽，急切地陈言竭论，却又从容闲适平易，没有艰难劳苦的姿态。这三个人的文章都明显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意味幽暗而深长，光彩油然却幽深，俯仰揖让之间，有阁下的风度。陆贾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而恰当，有阁下文章的实际。至于阁下的才华，又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大概阁下的文章，不是孟子的文章、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喜爱称道别人的优点而不成为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足以承受这样的称赞；不了解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对自己的欢悦。用称誉别人来求取别人对自己的欢悦，苏洵也不这样做。我之所以称道阁下光明盛大的德行而不知道止足，也是想让阁下知道我了解您。虽然如此，阁下的名声遍布天下，即使没有看过您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一位欧阳子了。可是苏洵不幸坠落在草野泥涂之中，而了解道的心思又将近粗略成就，想只凭空手奉上一封短笺，把自己托付给阁下，这将使阁下从哪里了解我？又从哪里相信我呢？苏洵年轻时不学习，二十五岁才开始知道读书，和士人君子交游，年纪已经很晚，却又没有能够刻意磨炼品行，以古人为期许；看见和自己同列的人都不如自己，就以为这样已经可以了。后来困穷更加严重，才取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他们的措辞和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当时又常常回头审察自身，觉得自己的才华似乎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原处而已。于是把从前写的数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坐整日专心阅读，这样已经有七八年了。刚开始时，进入这些文章的境界而惶恐不安；广泛观察它们外在的表现，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阅读越来越精细，胸中豁然明白，好像古人的话本来就应当如此；但还不敢自己写出这样的言论。时间又久了，胸中的话一天天增多，不能自我控制，便试着写出来。写完以后反复阅读，浑厚充沛，觉得这些文章来得很容易。然而还不敢认为自己写得正确。近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阁下认为怎么样？唉，我这样微不足道地自我陈说，不了解我的人又将认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取别人了解自己。只希望阁下想到我十年的心意，知道这样的成就并非偶然，再加以察看。

译再次给欧阳内翰的书。文章有起伏顿挫，而自我期许之处也卓然不凡。内翰谏议阁下：士人能够凭自己的姓名闻名于天下后世，难道是偶然的吗？从今天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生在同一乡里，学习同一种道术，以某人询问某人，大概还会有说“我没有听说过”的，何况天下这样广大，后世那样遥远呢？即使想寻求相仿的，也难以得到。古代凭一种才能得到称誉、凭一项善行被记载的人，我从来不敢轻视。如今成群出生、匆忙死亡的人，经过千万人，也没有得到称誉、没有留下记载。那些凭一种才能得到称誉、凭一项善行被记载的人，都有超过千万人之处。孔子去世以后，过了一百多年孟子才出生；孟子以后，过了几十年才有荀卿子；荀卿子以后，时代渐渐疏远，过了二百多年杨雄才闻名于世；杨雄死后，没有人继承他，过了一千多年才接续到韩愈；韩愈去世，已经三百年了，不知道天下将由谁来承继呢？况且凭一种才能得到称誉、凭一项善行被记载的人，都不可轻视；那么被多次称誉、被反复记载的人，他为人应当尤其可贵。为什么几千年之间只有四个人，不能再增加呢？这样的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天下忧虑没有这样的人；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又应当怎样对待他呢？苏洵只是一个穷困的平民，在当今世上最没有用处，是想凭一种才能得到称誉、凭一项善行被记载却不可得的人。何况那四个人的文章，我实在不敢希望能得到万分之一。近来张益州看了我的文章，认为它像司马子长的文章，苏洵不高兴，推辞了这句话。一个平民而得到王公大人称赞，说他的文章像司马迁，若还不高兴而推辞，岂不是不近人情？我实在担心天下人不相信，也害怕张公不能兑现自己的话，使自己再次成为世俗的笑柄。至于阁下，是天下人所归依并取以折中的人，却不了解我的不肖，说道：“你的六经论，是荀卿子的文章。”我平生写文章，在千万人中寻求能够使自己的姓名依稀流传于后世而不可得；如今一旦能够列入四个人之中，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想来大概是这句话说错了。阁下在文章方面称许师鲁，在诗歌方面称许子美、圣俞，从没听说您对他们有这样的话。想来大概是您在开玩笑。只是我愚钝而不顾虑，每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抄写出来，只等阁下来索取并送给您。后来我多次请求，您又多次推辞，说：“我还没有空阅读。”我退下来居住，不敢再去拜见您，在朋友面前非常惭愧，说：“确实了，他是在开玩笑。” 即使如此，天下人不知道您是在开玩笑，将会因此议论阁下，苏洵也将得罪阁下。请怜悯我平生的心意，如果认为我还可以教导，也足以安慰我的衰老；只是希望不要再说“荀卿”之类的话，幸甚。第三次给欧阳内翰的书。风神洒脱自然。内翰侍郎阁下：苏洵凭无用的才华，长久以来被天下视为弃民。年纪五十岁了，从未被世间任用。只有阁下认为我还可收录，向天子论荐我，两次召我应试，而苏洵也两次推辞。唯独阁下的心意恳切周到而不肯停止。朝廷虽然知道我不肖，不足以辱没士大夫的行列，却重视而不愿违背阁下的心意，好比巫医卜祝一类人，特意给我一个官职来满足阁下。回顾自己没有丝毫功劳、对世间没有益处，而王命送到门前，既不知辞让，又不怕简书和朋友的讥笑，苟且把它当作荣耀。这正是我深深惭愧于阁下、长久不到您门下的原因。然而君子相互交往，本来不是为了求取利益，大概也是以天下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却有人能够深深了解自己为乐。阁下对于苏洵，还没有见过我的面，只是看了我的文章便了解我的心。见面以后，又听到我的言语而相信我的平生。苏洵并没有因为自己仕进、退处、出仕、退隐的事情而向阁下求取什么，阁下也没有因为称誉、荐举、推荐的缘故而把恩德施加给苏洵；两次召我而我辞谢，阁下不认为我矫饰，而知道我以亲自求取一个官职并接受它为耻；阁下不认为我贪求，而知道我不愿意显得与众不同。我的离去，您不追赶；我的到来，您不拒绝；大事上不以此为荣耀，小事上也不以此为耻辱。这就是苏洵内心自信的地方，而阁下全都了解。因此我今天这些微薄的举动来到门前，是为了向您道谢。《礼记》说：“已经出仕却还没有俸禄，君主有所馈赠，就说是献；派遣使者来，就说‘寡君有事违背而君主去世’，不为他服丧。”古代君子慎重对待自身，不轻易以身事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子思、孟轲这一类人到了某国，国君派人馈赠他们，措辞说：“寡君派某人向随从者有所献。”平民的尊贵能达到这种地步，只有因为他们不食用君主的俸禄。如今苏洵已经在吏部有了名声，阁下将要以道义来取用我吗？那么苏洵还可以作为宾客来拜见您；不然，就将和奔走办事的官吏一起在堂下趋走。正是因此，苏洵深深怜惜自己。请您裁量选择。第二次给张侍郎的书。告知知己之人的话，情意和言辞足以使人流泪。省主侍郎执事：苏洵当初刚到京城时，平生的亲友往往都在这里，没见到的，大概已经有十年了。他们可惜我年老而一事无成，问我来这里的原因，随后都说：“你若有所求，不必求别人，等张益州来了事情就能办成。”又说：“张公不惜跋涉数千里，上表替你求官；如果回到朝廷，站在便殿上，同天子应答周旋，难道还会不肯吗？”我退下来私下思量，张公对我所给予的，大概不是浅薄的；所不能确定的，只是他的力量不足、处境不便，否则就是张公对我没有情意了。我听古人说过：“太阳到了正午，必定炽烈；刀已经拿在手中，必定要割下去。”正当此时，天子空着职位等待贤才，张公所说的话，应该没有不被采纳的。我苏洵同张公有这样的旧交，恰好又在京城，而且还不算太老，仍然足以有所作为；此时若还不能成功，也足以说明别人没有什么可求的，而以后再想求取也来不及了。昨天听说他的车马到了这里，已经有一天向西走了一百多里；我冒着雪后的严寒狂风前去迎接，早晨到了郑州，嘴唇冻黑而且皲裂，僮仆们也都面无人色，从旅店主人那里得到一捆柴禾烧火，过了很久才有力气拜见他。出了郑州十里左右，有一名向导骑兵从东边来，惊愕地下马，站在路旁说：“宋端明将要到了。” 随从有几百人，脚步声像雷鸣一样；等他们已经过去，我才敢上马，慢慢离去。我私下为自己落到这种地步而悲伤。伏想明公所说的清廉而有文才，可以同汉代的司马子长相比；如今困窘到这种地步，难道不会因此动心，等我多说几句话吗？

译给韩舍人的信 老苏的倔强竟到了这种地步，正同上一篇文章的措辞语气不同。舍人执事：如今天下虽然号称无事，但政治教化还没有清明，诉讼没有减少平息，赋税日益加重，府库已经空竭；更大的问题，还有两个敌国不肯臣服。天子震怒，大臣忧虑恐惧，从两制以上的官员，都应该苦心焦虑，日夜思考，寻求解除我们君主忧患的办法。我苏洵自认为是个闲人，对国家没有丝毫责任，所以能够优游度日，歌咏先王之道来自我娱乐。有时写作文章，也不求别人知道，认为天下正忙于各种事务，王公大人哪里有空看我呢？因此我在京城住了一年多，平生所希望拜见的、像君侯这样的人，却从未到过他的门下。有人来告诉我君侯想见我的意思，我不敢不来拜见。然而我不知道君侯见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天子这样急切地求得治理，君侯身为两制大臣，难道想见一个闲散布衣，同他谈论闲事吗？这就是我不敢立即前来拜见的原因。我闲居十年，荒废了人事交往，渐渐不喜欢迎接应酬；如果将要拜见王公大人时，能够免去跪拜、屈身、长跪等礼节，使我得以从容坐在一旁，偶尔拿出自己的学问来，或许也有值得观览之处。如今君侯屈尊先来求见我，这一定是有不同于世俗之处了。孟子说：“段干木翻墙躲避，泄柳闭门不接纳。”这两种做法都太过分了；到了这种地步，就可以见面了。唉，我难道是那种人吗？想见我就来见，不想见我就慢慢离去，又有什么妨害？何况君侯是我平生所希望见到的人，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再详说。《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 明代茅坤编撰 《老泉文钞》四 论 《易论》文章有如烟波般的曲折，而把礼说成显明之道，把《易》说成幽深之道；说圣人因此运用机变权术来维系天下人的心，是过分了。圣人的道，凭借礼而取得信任，凭借《易》而受到尊崇。人们信任它而不敢废弃，尊崇它而不敢废弃。因此圣人之道能够不被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而《易》使它幽深。人类刚开始出现时，没有贵贱、尊卑、长幼的分别；不耕种也不会挨饿，不养蚕也不会受冻。所以人们安逸，而人性厌恶劳苦、喜爱安逸，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可是圣人偏偏设置君臣关系，使天下的贵者役使贱者；设置父子关系，使天下的尊者役使卑者；设置兄弟关系，使天下的长者役使幼者。养蚕之后才有衣穿，耕种之后才有饭吃，带领天下人一同劳作。圣人的力量本来不足以胜过天下众多百姓，却能够夺走他们的安逸，换成他们所厌苦的劳作，而天下百姓也终于肯放弃安逸、投入劳作，欣然拥戴他为君主和老师，遵循他的礼法制度，这都是礼造成的。圣人最初制定礼时，说道：“天下没有贵贱、尊卑、长幼，人们就会互相残杀不止。不耕种却吃鸟兽的肉，不养蚕却穿鸟兽的皮，这样鸟兽和人也会互相吞食不止。有贵贱、尊卑、长幼，人就不会互相残杀；吃我们耕种的粮食，穿我们养蚕所得的衣服，鸟兽和人就不会互相吞食。” 人对生存的爱好超过对安逸的爱好，对死亡的厌恶超过对劳作的厌恶。圣人夺去他们因安逸而导致的死亡，给他们以劳作而获得的生存，这件事即使三尺高的小孩子也知道趋利避害。”所以圣人之道能够取信于天下而不可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虽然如此，显明就容易通晓，容易通晓就容易防范，容易防范就容易被废弃。圣人害怕他的道被废弃、天下重新陷入混乱，于是创作《易》。他观察天地的形象来制作爻，通晓阴阳的变化来制作卦，考察鬼神的情状来撰写卦辞；探索它于茫茫之中，寻求它于幽微之处，从小学习到老也未必能找到它的根源。因此天下人看圣人，觉得他像神一样幽深，像天一样高远；尊崇圣人本人，他的教化也随之受到尊崇。所以圣人之道能够受到天下尊崇而不敢废弃，是因为《易》使它幽深。凡是人们之所以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没有什么不可测度之处；人们之所以尊敬一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有不可窥见之处。因此礼没有什么不可测度，《易》却有不可窥见之处，所以天下人信任并尊崇圣人之道。不然，《易》难道是圣人故意制造新奇神秘怪诞之事来向后世夸耀吗？圣人如果不凭借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就没有地方施行他的教化。卜筮，是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卜是听从天意、人的意志不能参与的；筮则由天决定而由人来经营。龟甲漫然无理地接受灼烧和钻凿，方能发挥其作用【原文“方功义弓”疑有脱误，语义不明】；只任凭它自然如此，人的意志又能参与什么呢？圣人说：“这完全是天的技巧。”技巧要施用在什么地方？我的教化就在这里，于是取用筮法。筮法之所以有时成为阳、有时成为阴，一定是先分成两份。开始挂起一根蓍草，我知道它是一根，所以把它挂起来；四根一组地揲数，我知道它是四根，所以按四来揲数；把余数归到指间，我知道余数是一、二、三、四中的哪一个，所以把它归入指间。这些都是人的作为，分成两份时，我却不知道它究竟是多少，所以才进行分取，这就是天的作用。圣人说：“这里有天、人共同参与。”这就是道，道有所施行，我的教化也就实现了。于是圣人因而创作《易》，用神妙之道迷惑并震动天下人的耳目，于是他的道终于受到尊崇而不被废弃。这就是圣人运用机变权术来维系天下人的心，使他的道流传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