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三

译《唐书·礼乐志》论 古代礼制的灭亡已经很久了，欧阳公对此也无限悲叹感慨。三代以前，政事出于一体，礼乐通行天下；三代以后，政事分出两端，礼乐成了空洞的名称。古代以宫室、车舆作为居处，以衣裳、冕弁作为服饰，以尊爵、俎豆作为礼器，以钟磬、琴瑟、箫笛作为乐器，用来适用于郊祀宗庙、面对朝廷、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按时举行聚会，作为朝觐、聘问；以欢乐交往，作为射礼、乡饮酒礼和食飨；集合民众、兴办事务，作为出师、田猎和学校之礼。下至乡里田野，民间的吉凶哀乐，一切百姓事务，没有不出于礼的。用礼来教导百姓成为孝顺、慈爱、友善、敬兄、忠诚、守信、仁慈、正义的人，通常不离开居处、行动、服饰、饮食这些日常事务。因为他们早晚所做的事，没有不是这些。所谓政事出于一体，礼乐通行天下，就是使天下人安于习惯并实行它，却不知道自己是在迁善远罪、形成良好风俗。等到三代已经灭亡，秦朝改变古制，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从天子、百官的名称、等级、次序，到国家制度、宫车、服饰、器物，一概沿用秦朝旧制。间或有想治理好国家的君主，考虑改革制作，却不能超然脱离当时风俗，远远恢复三代以上的制度，只能顺应时俗，稍作增减，大体上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早晚所处理的事务，把文书、诉讼、军队和粮食作为紧要之事，说这就是施政，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至于三代，礼乐具备各种名称和器物，收藏在有关官署中，按时拿出来使用；在郊祀宗庙和朝廷上，说这就是礼，是用来教化百姓的。这就是所谓政事出于两端，而礼乐成为空名。因此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务、器物、名称、数量以及升降、作揖、谦让、拜、俯伏、起身的礼节，都是有关官署的事务，只是所谓礼的末节罢了。然而把这些礼用于郊祀宗庙和朝廷，连那些参与其中的士绅大夫都不能熟悉通晓；天下百姓，直到老死也未曾见过，何况想认识礼乐的盛大，明白了解它的意义，并接受它的教化来形成风俗呢？唉！只熟悉礼器却不知道其意义，忘掉根本而保存末节，又不能完备举行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等礼，现存的还有多少呢？自梁朝以来，才把当时实行的礼仪附会到《周官》五礼的名称上，各自建立一家的学说。唐朝初年即采用隋礼，到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以及礼官、学士等，依据隋礼，增加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大社等礼，编成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这就是《贞观礼》。高宗又下诏命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订，编成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其中文字夹杂着格式和法令，而李义府、许敬宗当时正受宠，多次迎合旨意、附会编造事务；施行以后，议论者都认为不对。上元三年，下诏重新采用《贞观礼》，于是直到高宗一朝结束，《贞观礼》和《显庆礼》两种礼制并行，有关官署遇到事务，便远引古义，与两礼参照考核，增删损益，再没有固定的制度。武氏、中宗相继因祸乱而败亡，没有什么可说的；博士掌管礼制，也只是空备官员而已。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掌管五礼。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求删去《礼记》的旧文，增加当今事务，玄宗下诏交给集贤院议论。学士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可删改的经典，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不能改易；而唐代《贞观礼》《显庆礼》的礼仪注释前后不同，应该加以折中，作为唐礼。于是下诏命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以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写，经过多年仍未完成，李锐便去世了。萧嵩接替李锐任学士，上奏请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编成一百五十卷，这就是《大唐开元礼》。从此唐代五礼的文献才完备，后世沿用它，虽然有时略有增删损益，也不能超过它。贞元年间，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订编次历代郊祀宗庙礼制的沿革，以及乐工所唱的歌辞和祝文称号，并绘制坛场屋舍上下进退的次序，编成《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记录开元以后礼文的增损，编成《礼阁新仪》三十卷。元和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编成《曲台新礼》二十卷，又采集元和以来三公、士人和百姓举行冠婚、祭祀、丧葬的礼仪，编成《续曲台礼》三十卷。唉！考察这些文献记载，可以说已经完备了。在贞观、开元之间施行这些礼制，也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不能达到三代的隆盛，是因为礼制的文字虽然齐全，礼的精神却不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礼乐成为空名啊。《唐书·食货志》论

译论述全文也有跌宕起伏的气势。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人，必定建立持久、常规而简易的法令，使上位者爱惜财物来养活下位者，下位者尽力来侍奉上位者；上面供给充足，下面不受困苦。所以要根据人的力量授予田地，根据土地的产出征收赋税以供给公家，再根据收入决定支出，制定用度的数额。这三件事总是相互依赖、彼此补益，不能有所缺失；缺少其中一项，就不能守住另外两项。等到暴君庸主放纵自己的逸乐欲望，苟且偷安的官吏又顺从他们，便改变制度迎合时势，以从上位者那里取得宠爱。因此上面的用度没有节制，向下面征取的也没有限度，百姓耗尽力量仍不能供给。这样上面越来越不足，下面越来越困苦，于是谋求财利的说法兴起，聚敛财富的臣子得到任用。《礼记》说：“宁可蓄养盗臣；盗臣确实可恶，但只是一个人的祸害。若任用聚敛之臣，常规法令就会败坏，下面的人便承受不尽的弊害。”唐朝初年，把口分田、世业田授给百姓，又用租庸调法征收赋税，支用它们也有节制。大概因为用府兵、府卫的制度蓄养军队，所以军队虽多却没有造成损耗；设置官员有固定员额，所以官职不泛滥而容易治理。俸禄虽赶不上三代最盛时，却也可以作为持久常规的法令。等到它的弊端出现，军队冗滥、官员泛滥便成为巨大的蛀虫。自天宝以来，大规模盗乱屡次发生，方镇多次叛乱，战争兴起，连续几代不得停息，而用度的数额无法节制。再加上骄横的君主、昏庸的统治者、奸诈的官吏和邪曲的臣子，只图解决一时之急，屡次更改制度，于是持久常规的法令荡然无存。由此谋求财利的说法兴起，聚敛财富的臣子得到进用。大概口分田、世业田败坏而变成兼并，租庸调法败坏而变成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防利、借商、进奉、献助等办法，无所不用。大概越是烦琐，弊害就越严重，终于导致灭亡。《唐书·艺文志》论 叙述史事中夹带感慨悲悼，以此引发议论，其构思布局本来就承袭太史迁。自从六经被秦朝焚毁，到汉代重新出现，传授经学的道路中断，简册编次脱漏、错乱、讹误、残缺，学者无法得到经书的本来面貌，于是各位儒者的章句之学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这一类著作相继讲说阐述，圣人的道理大致明白了；然而这种学说已经繁杂得无法承受。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各世代的次序、国家兴亡始终、僭越窃取、伪诈混乱，史官的记载已经齐备；而传记、小说之外，直到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也都出自史官一类的人。孔子在世时，正修明圣人经典，以排斥谬误异说；老子著书论述道德，接着周朝衰落、战国时期游说放荡的士人兴起，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一类人各自把辩说发挥到极致；孟轲、荀卿才开始专门修习孔氏之学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各自的论说都形成一家学术，从前代以来一直保存而没有断绝。王者的事业衰微，诗歌便灭亡；《离骚》创作出来，文辞之士便兴起。历代盛衰不同，文章也随时代而有高下；但文章的变化形态千姿百态，不可穷尽，为什么这样多呢？自汉代以来，史官排列著作的名称、作者、篇次，编为六艺、九种、七略；到唐代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藏书的盛况没有比开元时期更盛的，著录的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唉，可以说盛大了。六经的道理简约严正、平易正直，天道与人事都具备其中，所以时间越久，意义反而越发明白。其余作者很多，用圣人的标准衡量，有的相近，有的相离；然而它们的精深宏博，各自都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其中奇异、瑰伟、华丽的内容往往震动人心、焕发出来，这正是使喜欢新奇、爱好博杂的人不能忘怀的原因。然而它们凋零磨灭的也数不胜数，难道是因为辞藻华美而内容不足，所以不能流传久远吗？而俚语俗说反而有不少保存下来，这也有幸与不幸的原因吗？如今著录在篇目中的书，有名称而没有书本的，大概占十分之五六，难道不可惜吗？

译《唐书·五行志》论 千古以来关于五行灾异的学说，以这里的论述最为详尽清楚，值得诵读。万物充满在天地之间，其中作为物质最大而且种类最多的有五种：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它们被人利用，人若没有这五种物质就不能生存，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行，所以圣王十分重视它们。所谓五物，在天上显现为五星，在地上分布为五方，在四时运行表现为五德，赋予人表现为五常，传播在音律中表现为五声，显现在文章中表现为五色；把它们精气的作用总称为五行。三代以后，研究数术的人兴起，形成灾异学说，竭力把学说推演到极致，甚至把天地间一切动植物，无论大小，都按类别推求并附会到五物上，说这就是五行所属。他们认为人禀受五行完整的精气而生，所以在万物中最为灵秀；其余动植物各自只得到五行之气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表现出的英华美实、气味香臭、滋味、羽毛鳞甲、文采刚柔，也都各自得到某一种气的旺盛。至于它们发生异常怪异、失去本性，就根据事物类别推断吉凶祸福的感应关系，这种说法尤其曲折繁密。大概君王拥有天下，是顺应天地来治理百姓，又从万物中取材以满足使用。如果政治符合正道，取用没有超过限度，那么天地和顺而万物成长茂盛，百姓因此安乐，这叫作最完善的治理。如果政治失去正道，使用万物而伤害、摧残它们，百姓受到祸害而忧愁困苦，那么天地之气就会失调，日月星辰运行错乱，阴阳寒暑失去节度，因而出现水灾、旱灾、蝗灾、螟灾、狂风、冰雹、雷击、火灾、山崩、水溢、泉水枯竭、雪霜失时、降下不应有的雨，以及雾气、虹霓、光怪等现象。这些是天地灾异中较大的，都产生于政治混乱；考察它们发生的时间，再用人事来验证，往往接近于政治所失，并且按类似的类别发生。然而有时推求却不能相合，难道不是天地广大，本来就有不可知的地方吗？至于各种事物的类别数不胜数，下至细微之物，民间乡里的占验，有的考察人事能够相合，有的漠然无所应验，都不值得论说。古语说：“雷声迅疾、风势猛烈，必定要有所变动。”大概君子敬畏上天，看见事物反常而发生变化、失去本性，就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并因此警戒恐惧，即使事情微小也不敢忽视罢了。至于研究灾异之学的人却不是这样，没有不指着某件事说它是某种应验的；等到难以相合，便从旁牵引、曲意取证，迁就自己的学说。大概自汉代儒者董仲舒、刘向以及他的儿子刘歆等人，都是以《春秋》《洪范》为学问根基，却失去了圣人的本意。等到学说不通时，父子二人的说法彼此抵触，怎能不令人叹息呢！从前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大禹所有的《洪范》一书，把其中的事务分为九类，把各类的学说分为九章，称为九畴。考察《洪范》的学说，起初并没有彼此附会；刘向撰写《五行传》，却把其中的五事、皇极、庶征附会到五行上，难道是认为人事都属于五行吗？但至于入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等类，又无法附会，于是使《洪范》一书失去原有的伦理条理，这可以看出所谓从旁牵引、曲意取证来迁就学说的情形。然而自汉代以来，没有人非难这种做法。至于那些祥▯、祸疴的说法，既然属于数术之学，所以略为保存，希望深明事理、博闻多识的人能够考察并加以取舍。《五代史·梁太祖》论 议论把握了大体，文章尤其圆转疏宕。唉！天下厌恶梁朝已经很久了。自后唐以来，人们都认为梁朝是伪朝。到我论述编次五代史时，却唯独不把梁朝当作伪朝。议论者有的讥讽我大大违背《春秋》的褒贬法则，认为梁朝背负着极大的罪恶，应当加以诛伐、断绝其正统，我却反而承认它的正统，这是鼓励篡夺，不是《春秋》的宗旨。我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的宗旨。鲁桓公杀害隐公而自行即位，宣公杀害子赤而自行即位，郑厉公驱逐世子忽而自行即位，卫国公孙剽驱逐国君衎而自行即位，圣人在《春秋》中都没有断绝他们作为国君的地位。这就是我不把梁朝当作伪朝的原因，是采用《春秋》的法则。”那么，《春秋》也鼓励篡夺吗？回答说：“唯独不斩断这四个人作为国君的地位，正可以从这里看出《春秋》的用意。圣人作《春秋》，用意深远，所以劝善惩恶恳切，记载的言辞真实可信，然后善恶才清楚。想要把他们的罪行彰显给后世，关键在于不抹去事实。他们事实上曾经做过国君，就记载他们做国君；他们事实上是篡夺，就记载他们篡夺。分别传述事实，使后世相信，那么这四位国君的罪行就无法掩盖了。使做国君的人不能掩盖自己的恶行，然后人们知道恶名不可逃避，那么作恶的人或许就会停止了。这就叫作立意深远而劝戒恳切，记载真实可信而善恶分明。夏桀、商纣不必贬低他们王的称号，却是万世共同憎恶的人。《春秋》对于罪大恶极的国君不诛伐、不断绝其君位，并不妨害它褒善贬恶的宗旨；只是因为不抹去事实来彰显他们的罪行，并使后世相信。与其让他们作为国君而不掩盖其恶行，以此使世人停止作恶，不如理解《春秋》的这个用意；能够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明白我不把梁朝当作伪朝的宗旨。”

译《五代史·唐明宗》论 其中有许多名言，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唉！自古以来太平之世少，乱世多。三代拥有天下的君王，都延续数百年，其中值得称道的也不过几位，何况后世呢？何况五代呢？我听年长者告诉我：明宗虽然出身夷狄，但为人质朴宽厚仁慈；在五代诸君中，他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曾在夜里焚香仰天祈祷说：“我本是蕃人，哪里足以治理天下？世道乱了很久，希望上天早日生出圣人。”他刚即位，就裁减遣散宫人、伶官，废除内藏库，四方进献的物品全都交给有关官署。广寿殿发生火灾，有关官署修治后，请求加绘丹青彩饰。他长叹说：“上天用火来警戒我，怎么能再用奢侈来增加它呢？”有一年发生旱灾，不久又暴雪，他坐在庭院中，下诏给武德司：“宫中不得扫雪。”他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他多次询问宰相冯道等民间疾苦，听说冯道等人说谷物和丝帛价格低廉，百姓没有疾病流行，便高兴地说：“我怎么承受得起这样的福分？应当和诸公一起做好事来报答上天。”官吏中有犯贪污罪的，总是把他处死，说：“这是百姓的蛀虫。”又下诏书褒奖、勉励官吏孙岳等人，以此教示天下。他爱护百姓、体恤万物，大概确实有意于治理国家了。他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不亲近声色，不喜爱游猎，在位十年，是五代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战争大体平息，年年多次丰收，百姓确实依靠他而得到休养生息。然而夷狄的性情果敢仁厚却不明智，他多次因无罪而杀害臣下；至于从荣父子之间，他不能预先考虑祸患并加以防范，变乱突然发生，最终使自己陷入极大的罪恶。明宗也因此含恨而死。当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陈述时事，其中说：“治理国家时，有五种不值得害怕的事，有六种深为可怕的事。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值得害怕；天象发生变化，不值得害怕；小人散布讹言，不值得害怕；山崩河竭，不值得害怕；水灾旱灾虫灾蝗灾，也不值得害怕。贤能之士隐遁不出，深为可怕；士农工商四民改迁职业，深为可怕；上下相互徇私，深为可怕；廉耻之道消亡，深为可怕；毁誉混淆、颠倒真实，深为可怕；听不到直言，深为可怕。”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康澄的话正确，切中了当时的弊病。像从荣的变乱，以及任圜、安重诲等人的死亡，可以说就是上下相互徇私和毁誉混淆真实的弊害。然而康澄的话难道只针对一时的弊病吗？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五代史·晋家人传》论 言辞痛切。唉！古代有人不幸没有儿子，便以同宗之子的儿子作为后嗣，圣人认可这种做法，把它写入礼经而不加避讳。可是后世乡里粗鄙之人却对此避讳，既然避讳，就少不了欺骗和虚伪。因此他们苟且偷取襁褓中的婴孩，避讳孩子的亲生父母，欺骗自己说这是我生的儿子。他们说：不这样做，就不能得到孩子专一的心，使他把全部爱都给我；否则他的心一定会分开。作为这种孩子，也自行避讳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天性亲情，反而把他们看作叔伯父亲，用这种做法欺骗自己的九族，扰乱人与鬼神之间亲疏尊卑的次序。凡是有生命并且有知觉的事物，没有不爱自己的父母的。假使这个孩子能够忍心真正断绝天性亲情，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吗？假使他内心不能忍受，只是在表面上假装断绝亲情，那就是大伪。乡里粗鄙之人对于事情的考虑，也已经很深了。然而苟且偷取、欺骗虚伪，不能作为法则，是小人的做法。圣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人的伦理没有比继承绝嗣更大的事，这是万世通行的制度，也是天下共同实行的原则，何必避讳呢？所谓儿子，没有不是由父母生出的。因此作为别人的后嗣，必定有生育自己的父亲，也有承继的父亲，这是自然的道理。何必避讳呢？这种做法简易明白，不苟且、不偷窃、不欺骗、不虚伪，可以作为普遍制度而共同实行，这就是圣人的法则。又认为成为别人后嗣的人所承当的祭祀和宗法责任很重，所以为他加重服制，穿斩衰之服；但并不斩断他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因为天性亲情是不能断绝的。然而恩情有时要屈从于礼义，所以把亲生父母的服制降为期服。服制属于外在事物，可以降等；父母的称谓却不能改变，所以礼经明确写道：“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自三代以来，凡是拥有天下和国家的统治者，没有不采用这一制度的，唯独晋氏不采用。出帝对于敬儒，断绝了他作为父亲的名分，把他降为臣并封爵；这不仅是因为按照礼义他不应当即位、不得已才断绝关系，大概也是习惯看见乡里粗鄙之人的做法。五代是干戈相寻、盗贼作乱的时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的道理断绝，先王的制度文章在这个时候全都扫地而尽。寒食节到野外祭祀而焚烧纸钱，天子在居丧期间改元并奏乐，天子做乡里粗鄙之人才做的事，多得很。晋氏起于沙陀，以篡逆取得天下；高祖把耶律德光认作父亲，出帝对于耶律德光则以祖父相称，却在亲生父亲面前自称孙子，把亲生父亲降为臣并直呼其名，这难道还能用人的常理来责备吗？

译《五代史·周世宗》论 直截叙述。唉！《五代史》的本纪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哪里说得尽呢？梁朝朱友珪发动反叛，后唐杀害李克宁，又杀死李存乂、李从璨，那么父子骨肉之恩，差不多没有不被断绝的了！太妃去世便停止朝会，立刘氏、冯氏为皇后，那么夫妻之义，差不多没有不乖违的了，几乎到了禽兽的地步！寒食节到野外祭祀而焚烧纸钱，居丧期间改元并奏乐，杀害马延、任圜，那么礼乐、刑法、政事，差不多没有不败坏的了！至于在赛雷山传递箭矢、扑打马匹，那么中原差不多没有不变成夷狄了！真可以说是乱世啊！周世宗在短短五六年间，攻取秦、陇，平定淮右，收复三关，威武的声势震慑夷狄和华夏；同时在国内延揽儒学、文章之士，考订制度，修订通礼，制定雅正的乐章，议定刑统，他所制定的法则，都可以施行于后世。他为人明达英果，议论宏伟。即位第二年，废除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当时中原缺钱，于是下诏把天下的铜佛像全部毁掉来铸钱。他曾说：“我听说佛教认为身命和世俗都是虚妄的，而把有利于世人作为急务。假使佛的真身还在，只要有利于世间，尚且愿意割截身体，何况这些铜像，哪里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 因此群臣都不敢进言。他曾在夜里读书，看见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慨然叹息说：“这是达到太平之治的根本！君王的政治，应当从这里开始。”于是下诏颁布那套图法，让官吏百姓先行学习熟悉，约定一年之内大规模均分天下的田地。他的规划和志向，难道还小吗？他征伐南唐时，向宰相李谷询问计策；后来攻克淮南，出示李谷的计策，请学士陶谷作赞，并盛放在锦囊中，曾经放在座位旁边。他英武的才干，可以说是雄杰。等到他虚心听取意见、任用人才而不疑忌，难道不是所谓贤明的君主吗？他向北攻取三关，军队没有经过流血便取胜，可是史家仍讥讽他轻视国家大事，认为他在仓促之间侥幸取得一次胜利；他们却不知道他判断强弱、比较彼我，又乘述律危急之时，抓住了不可错失的机会。这不是明白决胜之道的人，谁能够做到呢？实在不是史官所能达到的见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四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十六 史论 《五代史·职方考》论 几十年之间，改换朝代的有五次。各朝所管辖的州郡，分割划分得清清楚楚，如同手掌上的纹理。这是太史公想做却没有能够做成的事。唉！三代以前，没有不分封土地、分别治理的。后世借鉴古代来纠正弊病，才开始把天下划分为郡县。可是自秦、汉以来，哪个国家的国祚能与三代相比长短？等到它灭亡时，从来没有不分裂的，有时甚至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自行存立。大概掌握了治理的要领，即使有万国也能治理；失去了所应守持的根本，即使统一天下，也不能容纳它。难道不都是以道德为根本吗？唐朝强盛时，虽然名义上把天下分为十道，但形势并没有分裂。等到唐朝衰败，设置军队和节度使，号称方镇。大的方镇连接十多个州，小的也兼有三四个州。因此军队骄横就驱逐主帅，主帅强大就背叛上级，土地被他们世代占有，干戈兴起而互相侵夺，天下的形势从此分裂。然而唐朝自中期以来多灾多难，它兴盛、衰败、救难，常常依靠镇兵来扶持；而侵凌、混乱、灭亡，也最终因为镇兵。难道这就是利害相伴的道理吗？自僖宗、昭宗以来，天下日益分裂。梁朝初年，天下分为十一部分：南方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方有岐、蜀；北方有燕、晋。朱氏占有七十八州，作为梁朝。庄宗初起时，兼并代地，攻取幽、沧，共有州三十五个。后来又攻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共五十一州，灭亡了梁朝。岐王称臣，梁又得到他的七州。同光年间攻破蜀，不久又失去，只得到秦、凤、阶、成四州；营、平二州陷入契丹。新增加设置的州有一州，共一百二十三州，作为唐朝。石氏入朝即位，向契丹献出十六州，又得到蜀、金州，另增置一州，共一百零九州，作为晋朝。刘氏初年，秦、凤、阶、成又归入蜀；隐帝时增置一州，共一百零六州，作为汉朝。郭氏取代汉朝，十州归于刘旻。周世宗取得秦、凤、阶、成、瀛、莫以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五州，废除三州，共一百一十八州，作为周朝。宋朝兴起后沿袭这种格局，这就是中原地区的大致情况。其余属于外部的地方，强者互相兼并，所得和失去没有定数。到了周朝末年，闽已经先灭亡；当时还存在七国：长江以南的二十一州为南唐；剑门以南以及山南西道的四十六州为蜀；湖南、湖北的十州为楚；浙江东西的十三州为吴越；岭南、岭北的四十七州为南汉；太原以北的十州为东汉；荆、归、峡三州为南平。合计中原所有州二百六十八个，不包括军。唐朝的疆域很辽阔，前代史书已经详细记载，其中夹杂着羁縻之地、寄治之地和只有虚名的州。五代是乱世，文献不完备，有时废除并省州县，有的又陷于夷狄，无法考查，详细情形无从究明。能够见到的，都像谱牒一样具列于此。自唐代设置方镇以来，史官不把它们记入地理书，认为方镇属于军事事务，不是职方官所掌管的。然而后世沿袭这种习惯，把军号当作地名，反而埋没了州名。现在设置军，有的只是虚名，却升格建立为州府的重要建制，这不能不记载。州县中凡是唐代旧有而在五代废除的，五代设置而今天仍存在的，以及县的分属在今天仍沿用的，都应当列出，以备考察职方。其余曾经设置后来又废除、曾经改划后来又恢复旧制的，都不值得记载。山川、物产和风俗，是职方所掌管的。五代存在时间短，没有什么迁移变化，所以也不再记录；只记录方镇和军的名称，用来与前代史书互相参见。

译《五代史·司天考》论 自汉代以来，谈论灾异的人很多，但大多不如欧阳公的说法正确。从前孔子作《春秋》，天道与人事都具备其中。我撰述本纪，只记人而不记天，难道我敢不同于圣人吗？虽然文字不同，意义却是一致的。自尧、舜和三代以来，凡是办事没有不称说上天的；孔子删定《诗》《书》，也没有删去这些内容。大概圣人不把天与人割裂开来，也不把天道和人事混杂在一起。把天与人割裂开来，天道就会废弃；把天道和人事混杂起来，人事就会受到迷惑。所以通常保存这种说法，却不探究其究竟。《春秋》虽然记载日食、星变之类，孔子却从未说明它们所以发生的原因，因此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传述给后世。那么天究竟参与人事吗？究竟不参与人事吗？回答说：“天道如何，我不知道。”拿圣人的话来验证，也就可以了。《易经》说：“天道使盈满的亏损而使谦下的增益，地道使盈满的改变而使谦下的流通，鬼神使盈满的受害而使谦下的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下。”这是圣人论述天人关系最详尽明白的话。他对于天地鬼神，只用不可知来说明；能够知道的，只有人事。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盛衰必然循环。天道如何，我不知道；我却看见万物有亏损和增益。草木成长到成熟，就会转而衰败；原本处于低下位置的事物，会发展而流行到应有的位置。天道如何，我不知道；我却看见万物有变迁和流转。人贪求满盈的，多有祸患；能够守持简约的，多有福分。鬼神如何，我不知道；我却看见人的祸福。天地鬼神的内心不可知，就根据它们显现在万物上的迹象来推测。因此依据可以看见的迹象来称说：“叫作亏损和增益”“叫作变迁和流转”“叫作使之受害和使之得福”；至于人事，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直接说它的情状：“叫作喜爱和厌恶。”知道与不知道不同，所以用的言辞也不同。把这些合起来会通，它们与人事没有不同。天究竟参与人事吗？不参与人事吗？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不可知，所以总是尊敬它而远离它；因为它与人事没有不同，所以只修治我们自己的事务罢了。人事，就是天意。《尚书》说：“上天观察，依据我的百姓所观察；上天听闻，依据我的百姓所听闻。”从来没有下面人心喜悦而上面天意发怒的，也从来没有下面人事悖逆而上面天道顺利的。那么君王统治天下、把百姓当作子女，布施德政、施行政令来顺应人心，这就叫奉行天意。至于日月星辰和五星，它们常常运行而不停息，不可能没有盈缩、差错的变化；占验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不能把它作为恒常准则，这是有关官署的事务。本纪所记君主的行为已经很详细，从中可以看见国家的兴亡治乱；至于日月星辰、五星运行的逆顺和显现的变化，是有关官署占验的事务，所以按照有关官职来记载，以备司天官考察。唉！圣人去世以后，异端兴起。自秦、汉以下，学者被灾异学说迷惑了。天文、五行的学说繁杂得说不尽，我所撰述的不得不与《春秋》有所不同。这些内容，考察者可以由此明白。《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论 读了韩公的《获麟解》，再与这篇评论世人谈论祥瑞的话相对照，便会扪心自问而退避不言了。唉！自秦、汉以来，学者大多谈论祥瑞，即使有善于辩说的人，也不能消除他们的疑惑。我读《蜀书》，读到龟、龙、麒麟、凤凰、驺虞之类，世人所谓君王的吉祥征兆，没有一样不是全部出现在蜀国，真奇怪啊！不过考察王氏兴起、灭亡、成功、失败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有人认为一个王氏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当时天下的治乱，也就可以从中看出来了。龙这种东西，以不被人看见为神异，以升入云中、遨游天空为得志。如今它安然地暴露形体，这就是不神异；不上升到天上，反而出现在水中，这就是失职。然而为什么龙会如此多呢？这就可以认为是妖异了。凤凰，是鸟类中远离人世的。过去舜治理天下，政事成功，百姓喜悦，命令夔制作音乐，乐声和谐，鸟兽听到后，都鼓舞起来。正在这时，凤凰恰好到来，舜的史官便把这件事一并记载下来，作为美事。后世因此把凤凰来临作为有道之君的征兆。后来凤凰多次出现，有时在昏庸君主施行错误政事的时候，有时在危亡大乱的时期出现，这果真是祥瑞吗？麒麟，是兽类中远离人的。过去鲁哀公出猎捕获了它，却不认识它，大概是搜求而捕获的，并不是它自行出现。因此孔子在《春秋》中写道“西狩获麟”，是为了讥讽这件事。所谓“西狩”，并不是说狩猎的地方在西边很远；说“获麟”，是厌恶他把所有东西都搜取殆尽。狩猎本来一定要记载地点，但哀公驰骋所到的地方很多，不能逐一列名，所以只写“西”来概括许多地方，意思是全国西部都到过。麒麟，是人们很少认识的兽。这样正好显示哀公搜遍山岭、抽干湖泽，把一切都捕取，甚至连不认识的兽也都搜寻捕获，所以说这是在讥讽他。圣人去世以后，异端邪说兴起，于是把麒麟说成君王的祥瑞，又附会符命、谶纬和诡异怪诞的说法。凤凰曾经出现在舜时，把它当作祥瑞，还可以说得通；等到后来它出现在乱世，就可以知道它不是祥瑞了。至于麒麟，先前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理国家的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它一出现却正逢乱世，那么谁知道它是祥瑞呢？龟是玄妙之物，污泥、河川、湖泽中多得数不清。它死后在卜官那里显得珍贵，只是因为恰好适合占卜罢了。而戴德《礼记》却把龟出现在宫中池沼说成君王难以招致的祥瑞。《戴礼》杂取各家说法，其中的错误也已经很多了。驺虞，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诗经》说：“唉，可叹驺虞啊。”贾谊认为：“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管理苑囿的官员。”在贾谊那个时代，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么，把驺虞当作一种兽的说法，难道是近世才出现的吗？要破除一个人的疑惑，很难在他深信不疑时同他争辩；要等到他产生疑问，然后再顺势加以驳斥才可以。麒麟、凤凰、龟、龙，都是君王的祥瑞，却在五代时期全都聚集出现在蜀地；这件事即使对于喜欢谈论祥瑞的人来说，也值得怀疑。趁着它可疑来加以驳斥，也许能使迷惑的人有所思考。

译《五代史·周臣传》论 名言 唉！制作器物没有好材料，却有优秀的工匠；治理国家没有能干的臣子，却有能干的君主。大概材料要靠工匠加工才能成器，臣子要靠君主任用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治理国家譬如下棋，知道棋子的作用并把它放在适当位置的就会获胜；不知道棋子的作用、把它放错位置的就会失败。失败者对着棋盘凝视一整天，劳心费神；让善于下棋的人来看，为他把棋子换到适当的位置，就会胜利。胜者所使用的棋子，就是败者的棋子；兴盛国家所任用的臣子，就是亡国所拥有的臣子。王朴的才能，确实可以说很高了；如果没有遇到世宗，又能施展在什么地方呢？世宗时期，对外进行征伐攻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修订制度，讨论刑法，制定法律历法，讲求礼乐遗留下来的典章。所任用的都是五代的士人，难道他们在后晋、后汉时都愚蠢怯懦，在后周时才有才智吗？只是因为知道如何任用他们罢了。那些使国家混乱的君主，常把愚蠢无能的人安置在上位，强行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以暴露他们的短处和罪恶；把贤明有才智的人放在下位，使他们的才能被埋没，能够让君子和小人都失去适合自己的位置，自己也走向危亡。治理国家的君主，能够把贤能有才智的人安排在身边，把愚蠢无能的人放到远处，使君子和小人各自适合自己的身份，自己享有安定和荣华。治乱相差虽然十分遥远，但造成它们的原因并不多，不过是把人所处的位置反过来罢了。唉！自古以来，善于治理的君主少，导致混乱的君主多，何况五代士人是受到任用还是被埋没，能不令人感叹吗！《五代史·唐六臣传》论一 朋党造成的祸患，到唐代达到了极点；论述朋党的文章，到欧阳先生也达到了极点。太严重了！白马之祸，真令人悲痛啊！足以使人流泪了。然而士人的生死，难道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吗？当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想任用宠幸的官吏张廷范担任太常卿。唐朝宰相裴枢认为，太常卿一职，唐朝一向任用清正之士担任；张廷范只是梁王的宾客和将领，不能任用。梁王因此大怒，说：“我曾经认为裴枢纯厚，不会防备浮薄之人，现在也做这种事吗？”这一年四月，彗星出现在西北方，扫过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迎合梁王的旨意，把灾祸归罪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都因为没有罪过而被贬，同一天在白马驿赐死。凡是士大夫中亲近唐朝而不亲近梁朝的人，都被诬陷为朋党，因而遭贬谪处死的有数百人，朝廷因此几乎空了。第二年三月，唐哀帝向梁退位，派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派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防为副使；派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使。四月甲子日，张文蔚等从上源驿奉着册书和宝玺，乘坐辂车，由金吾仗卫、太常卤簿引导，到金祥殿朝拜梁王。梁王穿着衮冕，面向南方而坐。臣张文蔚、臣苏循奉上册书，登殿进读。随后，臣杨涉、臣张防奉上传国玺，臣薛贻矩、臣赵光逢奉上金宝，依次登殿进读。完毕后，他们下殿，率领文武百官面向北方，舞蹈两拜，向梁王祝贺。一位太常卿和国家社稷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假使裴枢等人没有死，尚且舍不得一个太常卿，难道他们肯把国家交给别人吗？虽然凭裴枢等人的力量，未必能够保存唐朝，但他们一定不会在唐朝灭亡时独自苟存。唉！唐朝灭亡时，贤人君子已经同它一起灭亡了；剩下的人全是庸碌懦弱、不肖无能、阴险狡猾、追逐利益而出卖国家的人。否则，怎么能在梁朝朝廷上这样忍受耻辱呢？于是我撰写《唐六臣传》。《五代史·唐六臣传》论二 文章极为圆熟，对世态人情的见识尤其透彻。唉！最先提出朋党论的人是谁呢？真是制造祸端的始作俑者啊！确实可以说是不仁之人了！我曾经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把文字大书深刻在碑上，还列出自己的姓名来向世人夸耀。后来又读《梁实录》，看见张文蔚等人所做的这些事，没有一次不为之流泪。把国家交给别人，却还自我夸耀；等到事情完成，又做了宰相，这除了小人谁能做得出来？汉朝、唐朝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他们的君子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用朋党之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而在朝廷中任职的全是小人，然后汉朝才随之灭亡。等到唐朝灭亡时，又先用朋党之名把朝廷士人全部杀掉，剩下的人都是庸碌懦弱、不肖无能和阴险之人，然后唐朝才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就一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权势，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就一定要提出朋党之说。君子本来就少有过错，小人想给他加罪，只能诬陷那些可以诬陷的地方，对于不能诬陷的地方便无法遍及。等到想把天下所有善人都找出来，按类别全部除掉时，就只有把他们指为朋党了。所以，把亲戚故旧称为朋党可以，把交游和知心朋友称为朋党可以，把同在仕途或同学相交的人称为朋党可以，把门生和旧属称为朋党也可以。这几类人都是同类，都是善人。所以说：想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来责罚他们，就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善人彼此以同类相同而感到喜悦，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说善人，就一定互相称赞；一称赞，就被说成结党。得到善人，就一定互相推荐引进；一推荐，就被说成结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却不敢称赞，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天下有善人了；看见善人却不敢推荐，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了。善人一天比一天远离，小人一天比一天接近，那么做君主的就会茫然无措，还有谁同他谋划治理国家、使天下安定的办法呢？所以说：想孤立君主的权势、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利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群小人即使很多，也一定有所顾忌，有些事不敢做；只有国家空虚、没有君子以后，小人才得以肆意妄为，这就是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所以说：国家之所以可以被夺走交给别人，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君子；国家之所以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他们除掉了。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左传》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丧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译《五代史·冯道传》论 借妇女来抒发感慨，当时的儒生有三声叹息。遗留下来的言论。《左传》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项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说得真好啊！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身的大节。大概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拿取；不知羞耻，就没有什么不敢做。一个人如果这样，祸乱和败亡也就没有什么不会到来。何况身为大臣却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天下哪有不混乱的，国家哪有不灭亡的呢？我读冯道《长乐老叙》，看见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述为荣耀，这可以说是没有廉耻了。由此，天下和国家的情形也就可以推知。我在五代得到的能够保全节操的人有三位，为国死难的大臣有十五位。我却奇怪，那些穿着儒者服饰、以学习古人为名，却享受他人俸禄、担任他人国家官职的人太多了。可是如果忠义的气节只能出现在武夫战卒身上，难道儒者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高尚节操的人厌恶时世混乱，轻视当世而不肯出仕吗？还是统治天下的君主不值得他们顾念，因而没有能力招致他们呢？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难道是空话吗？我曾得到一篇五代时的小说，记载王凝的妻子李氏的事。一个妇人尚且能够这样，由此可知世间本来常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王凝的家在青州、徐州一带，担任虢州司户参军，因病死在任上。王凝家一向贫穷，还有一个儿子年幼。李氏带着儿子，背着丈夫的遗体回家。向东经过开封时，住进一家旅舍。旅舍主人见一个妇人独自带着一个孩子，心中怀疑，不允许她住宿。李氏回头看见天已经黑了，不肯离去。主人拉着她的手臂把她赶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身为妇人，不能守住贞节也就罢了，难道这只手还要被别人抓住吗？不能让一只手同时玷污我的身体。”于是拿起斧头亲手砍断了自己的手臂。路人看见后围拢过来叹息，有的为她弹指叹惜，有的为她流泪。开封府尹听说此事，把情况上报朝廷；官府替她赐药、包扎伤口，厚赏李氏，并鞭打了旅舍主人。唉！士人不能爱惜自己的名节，却忍受耻辱苟且偷生，听到李氏这样的事迹，应该稍微知道惭愧了吧！《五代史·王进传》论 王进因为脚快、善于奔跑，竟然执掌旄节，五代官爵名器的滥授达到极点了！欧阳公因此愤懑而悲酸。唉！我叙述旧史，讲到王进的事情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说：“太过分了！五代的君主都是武人崛起，他们所带领的人，都是勇夫悍卒，各自割据土地，封侯封王，这同豺狼放牧百姓有什么不同？即使他们凭借依附和际遇，是出于一时的幸运，但还必须都亲身冲入敌阵；没有能敌百人的勇力，也必定要有一天的劳苦。至于王进这样的人，只凭脚快、善于奔跑就执掌旄节，这是多么过分啊！难道不是官爵名器的使用，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吗？天下太平时，君子占据这些位置，名器就显得贵重；天下混乱时，小人容易得到它，名器就显得轻贱吗？还是凭借机缘侥幸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存在的，只是在乱世尤其多？等到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于是竟到了这种地步吗？难道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吗？”在这个时候，做一国之君的，任期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只有三四年，甚至一两年。天下人看待上面的君主，轻易更换君主、改换国家，就像更换戍守的长官一样，大概轻视到这种程度，何况君主以下的人呢？像王进这些人，哪里值得一提！《易经》所说的否泰消长，君子和小人常常互有升降；看看处在上位的竟是王进这类人，那么处在下位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我记载王进的事情，是为了哀悼这种世道的混乱，也为了让人看见当时处在下位的贤人君子，那能说得尽吗？” 哪里说得尽呢！《五代史·一行传》论 这一段议论，是《史记》《汉书》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境界。唉！五代的混乱达到极点了！这是《易传》所说的“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吧？在这个时候，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而士大夫安于俸禄，立身于这样的朝廷，满不在乎，完全没有廉耻之色的人，到处都是。我认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大多出自乱世，却奇怪当时可以称道的人为什么这样少。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即使说战争兴起，学校废弛，礼义衰败，风俗毁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自古以来天下从来不曾没有人。我料想一定有洁身自好、自负其节的人，憎恶世道而远离，因此不为人所见。自古以来有才德的人，内在含有才德而没有显露在外，有的困居在偏僻陋巷，有的委身于草野，即使有颜回那样的德行，如果没有遇到孔子，名声也不能显扬，何况是在世事多变、祸患频仍、君子之道衰微的时候呢？我又认为一定有才华过人、修养节义却沉沦下层、湮没无闻的人。想从传记中寻找他们，却因乱世崩离、文字残缺而无法再得到完整记载，最后仅仅找到四五个人而已。居住山林、同麋鹿为群，虽然不足以称为中正之道，但同享受人的俸禄、低头忍辱相比，哪如内心没有惭愧，放任自身而获得自在呢？我找到了两个人，就是郑遨、张荐明。权势和利益不能使他的内心屈服，出仕或退处都不违背他的道义。我找到一个人，就是石昻。只要有利于君主，即使因尽忠而获罪，又何必自我辩明呢？有的人直到死也不说出真相，这就是古代的义士。我找到一个人，就是程福赟。五代混乱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甚至兄弟、夫妻之间也一样，人伦关系无不严重败坏，天理几乎灭绝。在这种时候，能够在一个乡里用孝悌修养自己，并使这种风气传播天下的人，仍然偶尔有；但他们的事迹没有显著流传，也没有可以编次记载的材料，只是姓名有时因书籍而被看见，我也不敢埋没；其中大略可以记录的，我找到一个人，就是李自伦。于是撰写《一行传》。

译《五代史·宦者传》论 整篇文章像把水银倾倒在地上，百孔千窍无不渗入；构思圆转，感情畅达。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其祸根比女色造成的祸患更深，因为女色不过是美色而已。宦官的祸害，不止一个方面。大概他们掌权时离君主很近，而用心专一，能用一些小恩小惠迎合人的心意，用小小的信用牢固地取得人的信任，使君主必然信任并亲近他们。等到君主已经信任他们以后，他们就用祸福来恐吓、挟制君主。即使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君主也认为他们已经离自己疏远，不如日常起居饮食时前后左右的亲近之人可靠。因此前后左右的人一天比一天亲近，忠臣硕士一天比一天疏远，君主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孤立。势力孤立，就越发害怕祸患；而挟制他的人也越发牢固。国家的安危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祸患潜伏在宫闱之内，那么先前所谓可以依靠的人，正是造成祸患的根源。祸患已经深重而君主才察觉，想同疏远的忠臣谋划来对付身边的亲近之人，缓慢处理就会养成祸患而使它更加深重，急切处理就会使他们挟持君主作为人质。即使有圣明和智慧，也不能同他们谋划；谋划了不能实行，实行了不能成功。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双方一起受伤、两败俱伤；大则国家灭亡，次则自身丧命，并使奸雄豪强得以借机积蓄资力而起兵。直到挖出他们的同党，把他们全部杀掉，以使天下人快意，事情才会停止。从前史书所记载的宦官之祸，常常如此，并不只是一个时代的事情。做君主的，并不是想在内部养成祸患、在外部疏远忠臣硕士，大概是这种趋势逐渐积累，形势逼迫而造成的。女色的迷惑，如果不幸没有觉悟，祸患就会临头；假使一旦觉悟，抓住她赶走就是了。宦官造成的祸患，即使想悔悟，形势却使人不能把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之祸比女祸更深，说的就是这个。能不警戒吗！《五代史·伶官传》论 关于庄宗的雄心壮志这一段，同欧阳公的文章相比，可以并列而流传千古。唉！国家盛衰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和失掉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世人说，晋王将要去世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王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的；契丹曾同我约定结为兄弟，却背叛晋国而归附梁国。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于是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愿。庄宗接受后把箭藏在宗庙里。后来出兵，就派属官用少牢到宗庙祭告，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在身上走在前面。凯旋后又把箭送回宗庙。正当他用丝带捆绑燕王父子、用匣子装着梁王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报告成功时，他的意气是多么旺盛，可以说壮烈极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起来，作乱的人便四面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出，还没有看见贼兵，士卒就离散了，君臣互相看着，不知道归向哪里。以至于对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沾湿衣襟，这是多么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困难而失掉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成败的迹象，其实都出自人为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够得到益处；忧虑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 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当他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都没有谁能同他抗争；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能使他困窘，最终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由忽视细微之处逐渐积累，才智勇气也多被自己沉溺的事物困住，难道只是伶人如此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五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十七 序 《帝王世次图》序 《史记》的帝王世系，只是按照《世本》而来，所以它的错误竟然如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显赫的人物。然而后世仍然失去了他们的传承，难道不是因为时代太遥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习，不把穷究久远当作能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保留下来，谨慎选择所传述的内容，不要迷惑世人。当孔子在世时，周朝衰微，学校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异端学说一同兴起。孔子担忧这些，于是修订、厘正《诗》《书》和史事记载，以制止纷乱的说法，希望传留下来的内容真实可信。所以对久远的事情简略记述，对近世的事情详细记述；在书中从唐尧、虞舜以来开始，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大事罢了。至于三皇五帝以及君臣世系，孔子从来没有谈论，是因为时代太远，对于不知道的事情应当谨慎。孔子去世后，异端学说再次兴盛，周王室更加衰败混乱，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已经不完整。在王道中断的时候，奇异的书籍和说法正充斥世间并盛行，它们往往反过来假托孔门弟子的名义，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看见《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流行的异说；世上没有圣人可以作为验证，他们也不知道应当取舍真伪。直到有些博学好奇的人，把见闻多当作优胜，于是把各种说法全部搜集起来，编排论述，起初毫无选择，只怕遗漏了它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孔子的学说向上追述前代，只到尧、舜为止，记载大略而不谈他们以前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向上追述到黄帝以来，还详细考察帝王世系；他不自量力而一味求胜，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的本纪，出自《大戴礼记》《世本》等书。现在依照他的说法画出世系图来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共同出自黄帝。尧去世时，向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向上传给他的四世祖禹，而且舜、禹都活到一百岁。稷、契在高辛氏时是其子，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按照这个世系向下推，汤和王季属于同一世。汤向下传十六世成为纣，王季向下传一世成为文王，再传二世成为武王。这样，文王以十五世祖的身份臣服于十五世孙纣，武王又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并取而代之，王室世系怎么会错乱到这种地步呢？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都表现在实际事迹中；后世想知道的，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那些久远而难以考明的事情，后世不一定需要知道；不知道也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所以都不谈。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的智慧懂得取舍，都是这样的。

译《外制集》序 欧阳公当初任知制诰时，所遭遇和经历的事情，以及感慨、编次的文字，含有忧虑深远的思想。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病重，不能上朝。皇帝已经改用大臣，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用谏官、御史的奏疏，追回并收回夏竦的制书。不久又把韩琦、范仲淹从陕西召回，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辞让，反复五六次仍不停止；皇帝亲笔下诏急催韩琦等上路，富弼正要入朝请求面见皇帝，以辞让为由未能获见，皇帝便派宦官催促他送到阁门使处，他只好接受任命。唉！看韩琦等人辞让的情形，以及皇帝任用韩琦等人的情形，可以说是圣贤相遇，万世难逢，而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盛美啊！在这个时候，天下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之人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被选入台官之列。夏四月，我被召回，从滑堂进入谏院。冬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西夏人虽然多次请求议和，但西部军队还没有解除戒严；京东盗贼连年不断，最后王伦在沂州突然起兵，转而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州、邓州起兵，使京西震动。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已经困苦。天子正慨然鼓励农桑，兴办学校，打破旧例，不按常格任用人才，怜悯百姓的困苦，想除掉那些贪墨的官吏；知道磨勘法实行日久的弊端，想另行考察材能与不肖，以进用贤能；忧虑百官职事不能修治，便重申实行赏罚的信用，大概是想整顿法度。我当时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官，常能在殿中奏事，从容地听到天子改变和整顿各项事务、忧念百姓而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把这些内容载入制书，用来讽谏、晓谕和训诫在位者。然而我当时正参与修订祖宗旧例，又修起居注，又编修诏令，每天同馆舍同僚讨论政事，所写文书需要删省的地方很多，而下达的任免文书大多只有一两份；当时又临近丞相出任外职，所以不能专心思考，锤炼文字，充分引导天子难以明白的意旨，并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当世任用，已经很少；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的盛世呢？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即使竭尽才能，尚且担心不能称职，何况不能专心于自己的职务呢？这就是我常常对这些文章留下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了一年春天，暂代知成德军。事务稍少以后，我取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明君的全部意旨都写在其中，但也有一二篇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大概其中还保存着君王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浅陋就废弃它们吗？于是把它们辑录为三卷。我从直阁下开始值宿，值了八十日，任期才满；没过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后立即赴河北，所以所作的文章只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制集》序 其中有老成持重之人的言论。从前钱思公曾认为，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都可以兼用其他方面的人才，唯独翰林学士一职，非有文章才华的人不可。钱思公自己说出这话时，颇为达官贵人所恼怒，但他仍自负地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如今翰林学士所写的文书很多，至于青词、斋文，必定要采用老子、佛教的说法，祈禳、秘祝往往接近普通人家街坊里的事情；制诏为了便于宣读，常常拘泥于世俗所谓四六文的格式，大多是这样。那么，这果真可以称为文章吗？我在翰林六年期间，朝廷先后进用、拜授了二三位大臣，恰好都不是我当值的时候；天下没有大事，四方和睦，战争也没有发生。凡朝廷的文章，用来指挥、号令、训诫、约束，如果不是因事而发，就没有什么可以阐明的。何况我中年早衰，精神意兴凋零，凭借并不精工的文章，又没有适当的事情可供发挥；那些琐碎的应用文字拘泥于常规，卑弱而缺乏振作，实在应该感到羞愧。然而如今文士尤其把翰林看作荣耀的选任。我离职以后，院中吏员把我值宿时起草的文章按日期编排，共得到四百多篇，我因此不忍心抛弃它们。况且其中上至朝廷、内至宫禁、下至蛮夷海外的事情无不记载；时政记、日历以及起居郎、舍人有所省略而没有记载的内容，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参考。唉！我将要老了，正准备在淮水、颍水之间买田。到了凉竹簟上享受暑日的风、冬日在茅檐下晒太阳的时候，睡醒后支着枕头回想一生仕宦和出处，回望玉堂，仿佛它还在天上一样；因而阅读遗稿，看见其中记载的职官姓名，拿来比较这些人的盛衰先后，谁还在，谁已经亡故，就足以知道荣宠只是虚名，不过是资助笑谈的一件材料罢了；也只能借此向田夫野老夸耀而已。《薛简肃公文集》序 大体上是从韩昌黎的诗序中来的。君子的学问，有的施展在事业上，有的表现在文章中，但常常苦于难以两者兼得。大概遇到好时代的人，功业显赫于朝廷，声誉光耀于史册，所以常常把文章看作末等小事，又有无暇顾及和没有能力写作的情况。至于失意的人，困顿隐居，处境穷困，内心苦思，忧虑深重，而极尽精细思考；他们有所感触、激愤，却没有办法施展于世，便全都寄托在文辞中，所以说困穷者的言语容易写得精工。像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在事业上没有显著成就；姚崇、宋璟，又没有在文章上显名。这四个人尚且不能两方面都得到，何况才能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只有简肃公，在真宗时以才干能力成为名臣，在仁宗和章献太后临朝时，以刚毅正直成为贤能辅弼；他决断大事、确定重大国策，嘉美的谋略和正直的议论，都记载在国史中，他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烈直到今天还被士大夫称颂。简肃公是绛州正平人。从小便因文章和品行受到乡里推重，考中进士后，向主管部门献上文章一百轴，因此名声震动京师。他一生所写的文章多达八百多篇，这是多么盛大啊！可以说两方面都兼得了。公的事业已经显赫；至于他的文章，气质纯厚深沉而强劲端正，大概发自他的志向，所以同他的为人一样。公有一个儿子叫宜孺，早年去世，没有后代，于是把他弟弟的儿子仲孺、字公期作为后嗣。公的文章很多，而且往往散落在民间；公期能够努力收集，大概在公去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分类编次，辑成四十卷。公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家业的人。唉！公算是有后代了。

译《苏氏文集》序 我读这篇文章时，常常想要流泪。专门从悲悯子美被当世排斥这一点立论，直到死也如此。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的文章遗稿，便把它们辑录成十卷。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于是把他的文集归还给杜公，并告诉他说：“这些文章如同金玉，即使被抛弃、掩埋在粪土中，也不能被销蚀。它们在一时被遗弃，后世必定有人收集并把它们当作珍宝。即使它们埋没而没有流传出来，其中的精气光彩也会不断自行显现，外物也不能遮蔽它们。所以当它遭受排斥摧折、流离困厄的时候，文章已经自行流传天下。即使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竭力排挤他使他至死的人，面对他的文章，也不能稍微毁损和遮蔽它。”一般人的心理，是轻视眼前而看重久远。子美在当世受到压抑尚且如此，那么他在后世得到伸展，应该会怎样呢？您大可以不必遗憾。我曾经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治理的盛衰，奇怪唐太宗治理得好，几乎达到三代盛世的程度，而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一百多年后，韩愈、李翱等人出现，元和时期的文章才重新恢复古文传统。唐朝衰落、战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安宁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当今兴盛起来。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时代少，混乱的时代多。幸而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还不能纯粹，有时又迟迟不能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是多么困难啊！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了这样的人，又幸运地生在太平之世，世人难道不应该珍重、爱惜他吗？唉，我的友人子美，因为一次酒食上的过失，竟被罢官成为平民，流落而死；这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也足以让当世仁人君子以及与国家共同培养贤才的人感到痛惜。子美年纪比我小，但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到主管部门参加进士考试，看见当时的学者致力于用对偶声律把文字割裂，称为时文，互相夸耀推崇；唯独子美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参军伯长，一起创作古歌诗和杂文，当时的人大多共同非难、嘲笑他们，但子美并不顾虑。后来天子忧虑时文的弊端，下诏书劝勉学者接近古文，因此这种风气逐渐消退，学者也渐渐趋向古文。只有子美在整个世人都不这样做的时候就坚持创作，始终守持自己的原则，不被世俗的取舍牵引，可以说是卓然特立的人。他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被罢职，后来任湖州长史，死于任上，享年四十一岁。他的相貌奇伟，远远看去昂然挺立，走近接触却温和可亲，相处久了越发令人爱慕。他的才能虽然很高，但人们也不怎么嫉妒他。那些攻击他、排挤他的人，意图并不在子美身上。幸赖天子聪明仁圣，当时凡是被点名排斥的二三位大臣以下、想以子美为突破口牵连他们的人，都得到保全。如今那些人都一起享受荣宠；即使是同子美一同因饮酒获罪的人，多数是当时的豪杰俊才，也都被收用、选拔，进用到朝廷显要位置。唯独子美不幸去世了，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可悲啊！《廖氏文集》序 见识和议论曲折有韵致，总体都出自匠心。孔子去世后，周朝衰微，接着进入战国。秦朝于是焚烧书籍，六经也因此中断。汉朝兴起，大概过了很久六经才重新出现。它们已经散乱磨灭，失去了传承，后来各位儒者才得以把不同的说法夹杂在其中。像河图、洛书，就是其中最为荒诞妄说的。我曾经哀叹那些学者只知道守护经典、笃信经典，却不知道伪说会扰乱经典。我多次撰文辨说，斥退这些伪说，但学者沉溺于流传已久的旧说，反而惊骇地非难我，认为我凭一个人的见解，裁决千年以来无法考察的是非，想夺走众人所喜好的东西，只是自我坚持，而世人没有人听从。我认为，从孔子去世到今天两千年之间，曾有一个欧阳脩提出这样的说法；再过两千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一个人同欧阳脩持相同见解；再过两千年，将来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那么相同见解的人达到三个以后，后世的人就不必等上千年便会出现。赞同我的人既然多了，就可以战胜并夺去众人所沉溺的说法。六经不是一个时代写成的书，它将同天地一样长久存在。以无穷无尽的时间来看，几千年只是一刹那。因此，我所等待的后世还很遥远，并不是急切地向当世有所求取。衡山人廖倚同我交游三十年，后来拿出他哥哥廖偁遗留下来的文章一百多篇，题为《朱陵编》。其中论述《洪范》，认为九畴只是圣人的法则，并没有神龟从洛水中出现的事情。我这才知道，不必等到千年以后，当世就已经有同我见解的人了。我起初等待后世，是希望有人因为听到我的话而同我持相同见解。像廖偁这样的人，从未听过我的话，大概只是他的思想恰好与我相合。那么看来，当今世上本来就有彼此没有寻求却见解相同的人，又何必等几千年呢？廖氏世居衡山，世代因善于作诗而在湖南闻名，廖偁尤其爱好古文，善于写文章；他的德行在乡里闻名，当时的贤士都同他交游。因为他仕途不通达而早死，所以没有在世上显名。唉！知道自己所等待的东西，必定会有时机获得；知道自己所积蓄的才能，必定会有时机施展。假如有志向，不必彼此寻求也会相合。我赞美我同廖偁没有相互寻求却都获得了相同的见解，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江邻几文集》序 江邻几的文章如今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应当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而欧阳公为他作序，只是表达对故旧凋零的感慨，其中的深意隐约可见。我私下不自量力，年轻时学习撰写铭文，因此得以评论、编次当代贤士大夫的功业德行。自明道、景祐以来，著名卿相和大官，往往都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至于朋友故旧，平日握手谈笑，意气豪迈，可以说是一时的盛况。然而正当我同他们交游时，突然又要哭吊他们的死亡，于是为他们撰写墓铭，这实在令人感叹。自从尹师鲁去世，到现在二十五年间，相继去世而由我撰写墓铭的，竟有二十人。还有我来不及撰铭的，以及虽撰铭却不是朋友故旧的，都没有计算在内。唉，为什么这样多呢？不只是善人君子难以遇到而又容易失去，朋友的凋零竟也如此；回头看自己一生处在生死、盛衰的关头，又怎能不悲哀呢？其中又有些人不幸遭受忧患，触犯罗网，困顿流离而死；还有些人仕途艰难，志向不能施展便去世，只留下文章还流传于世，这又怎能不令人哀伤呢？既然如此，即使是残篇断稿，也还值得珍惜，何况那些能够流传后世、长久传播的文章呢？所以我在圣俞、子美去世时，已经为他们铭刻墓穴，又分别收集他们的文章并为之作序。我之所以在序中尤其感到悲痛而情意深切，原因就在这里。陈留江君邻几，常同圣俞、子美交游，而且又与圣俞在同一时期去世。我在为邻几作墓志铭之后，十五年来镇守淮西，又从他家得到他的文集，为它作了序。邻几是一个刚毅而仁厚的君子，虽然当时已经有声望，但仕途长久不得升迁；晚年朝廷正准备任用他，却来不及任用便去世了。他的学问广博，文章雅正、深厚、精纯，议论多有发明，诗尤其清淡闲适而纵逸可喜。然而他的文章已经自行流传于世，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增减它的价值。我只是对这件事特别认真，不过是由于有所感触才这样说。《仲氏文集序》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唉！古语说君子知晓天命。所谓天命，果真能够知道吗？贵贱、困窘或显达、被任用或被弃置、升进或退处、得失、成败，其中有的幸运、有的不幸，有的本来应当如此却未必如此，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把它归之于上天，说这是命。君子所谓知命，不过是知道这些罢了。小人认为一切都在自己，所以常常无所不为；君子知道有天命，所以能够不受屈辱。凡是士人有才能却不被世所用，有善行却不为人所知，以至老死困穷而不后悔的，都是把这些推说为命，因此不肯苟且迎合世俗的人。我读仲君的文章，仿佛见到了他的为人。仲君名讷，字朴翁，气质刚强，学问崇尚古道，才思敏捷；他写文章抑扬顿挫、感慨激烈，刚劲正直而豪迈，像他的为人。他年轻时考中进士，官做到尚书屯田员外郎便停止了。仲君生在有宋百年全盛、儒学文章之士得到任用的时代，本来应该纵横驰骋，施展自己的积蓄，在当世振作声誉；可是他独自收敛隐藏、郁郁不得志，长期埋没而不显达，大概是因为他不肯苟且屈身来迎合世俗，世人也因此没有了解他。这难道不是一个知命的君子吗？我认为仲君不只是知命而不肯苟屈，也是自信自己所拥有的才能，认为即使一时受到压抑，将来一定会在后世得到伸展而不可掩没。仲君去世后，富春孙莘老撰写他的行状，把它告诉史官；临川王介甫把他的事迹铭刻在石上，藏入墓中；我又为他的文集作序，使它流传于世。这样看来，仲君不在一时苟且屈身，而寄希望于后世，他的希望难道不就在我们三人身上吗？唉！我虽然年老多病，文章也写得不好，难道能不努力吗？《梅圣俞诗集序》极佳。我听说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有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世上流传的诗，大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辞作。凡是士人怀有才学却不能施展于世的，大多喜欢在山巅水涯之外任性自适；他们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态，常常探求其中的奇异。内心积聚着忧思和感愤，便借怨刺抒发出来，表达羁臣寡妇的叹息，写出人情中难以言说的部分。大概越是困穷，诗写得越精巧；那么，并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写得精巧。我朋友梅圣俞年轻时凭借补缺之职做小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总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压抑，困顿于州县之间十多年。如今已经五十岁，还要接受征辟文书，给别人做属官。他胸中积蓄的才学郁结难伸，不能在事业上奋发显露。他家在宛陵，从小学习作诗，还是孩童时，出口成章就已经使长辈惊异。长大后，学习六经和仁义之说，文章简洁古雅、纯正精粹，不求苟且取悦世人。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然而当时无论贤者还是愚者，谈论诗的人都一定要向圣俞求教。圣俞也正因为不得志，便以作诗为乐，把这种情怀发泄出来，所以他一生写的诗特别多。世人已经知道他了，却还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见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他虽然对圣俞了解很深，却终究没有果真推荐。假如圣俞有幸得到朝廷任用，写作雅乐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诗献于清庙，追踪商、周、鲁三国颂诗作者的事业，那不是很伟大吗？为什么偏偏让他老而不得志，只能写困穷者的诗，把情怀发泄在虫鱼万物、羁愁感叹的言语上呢？世人只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巧，却不知道他困穷日久、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没有亲自收拾整理。他妻子的外甥谢景初，担心诗太多而容易散失，便把圣俞从洛阳到吴兴以来的作品取出，编成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又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忽然为谢氏能够分类编次而高兴，便作序并收藏起来。此后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哭祭并为他作铭，于是到他家搜求，得到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原来收藏的诗，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成十五卷。唉！我对于圣俞诗的评论已经很详细了，所以不再说了。

译《谢氏诗序》替女子的诗作序，给堂兄的诗作序，给母亲的墓铭作序，都是合体的文章。天圣七年，我开始游学京师，结识了我的朋友谢景山。景山年轻时凭进士身份考中甲科，因擅长歌诗而知名。后来我在别处又读到如今的舍人宋公为景山母亲夫人所写的墓铭，文中说夫人喜欢学习、通晓经书，亲自教育儿子；我才知道景山出生在瓯闽数千里之外，凭借自己的才艺处在众人之中，一经施展便获得成功，于是声名为人所知，都是由于他的母亲贤德。今年我从夷陵到许昌，景山拿出他妹妹希孟所作的一百多篇诗给我看；我于是又知道，景山的母亲不但成就了儿子的声名，还把自己的余泽留给了女儿。景山曾学习杜甫、杜牧的文章，以雄健高逸自我欣赏。希孟的诗意境更加含蓄深厚，遵守礼法而不任意放纵，具有古代幽闲淑女的风度，并不只是妇女中能够写文章的人。然而景山曾同当今的贤者豪士交游，所以能够在当时闻名；希孟不幸身为女子，不能自行在世上显扬。过去卫庄姜、许穆夫人的诗被孔子编录，列入《国风》；如今若有杰出伟大的人物，能够评定当时人物而为后世所信任，替希孟看重一次，她就不会湮没无闻了。我本来就是力量不足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希孟嫁给进士陈安国，去世时二十四岁。《释惟俨文集序》这篇文章似乎在客、主位置上有所转换，也自有高远的见识和多次转调的笔法。惟俨姓魏，是杭州人。他年轻时游学京师三十多年，虽然学习佛学，却通晓儒术，喜欢写文章。他同我的亡友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没有选择，必定尽情同人欢乐。惟俨若不是贤士就不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论贵贱，一概闭门拒绝，完全不予理会。曼卿兼爱众人，惟俨耿介自守，两人的志趣虽然不同，但交情融洽而没有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之所以不与轻浮妄为的人交往，正是因此能够结交天下贤士。如果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在一起，贤者哪里肯顾念我呢？’因此当时许多贤士都同他交游。他住在相国寺的佛塔中，十五年没有走出门户；士人曾到他房中拜访的，行礼唯恐不够周到。等到这些人后来做了公卿贵人，他从未去拜访求助。然而我曾私下奇怪，他一生交往的都是当世贤杰，却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著功业、可以记载的人。因此对他说，世人所称的贤才，如果不是统率军队奔驰万里、在海外建立功业，就应当辅佐天子在明堂发布号令、实行赏罚。假如这些人都不被任用，就应该断绝对宠辱的关心，遗弃世俗，抬高自己而不屈服；怎么还能沉溺于富贵的享受而无所作为呢？他醉后就拿这些话讥讽同席的人，同席的人也反过来讥笑他。有人认为遗弃世俗、独善自守，是古人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奋身而出、适逢时机，想一定建立功业，即使圣贤也难以做到。周公、孔子之所以有困穷和显达的不同，正是这个道理。如今你老在佛寺中，不为世所用，却幸运地没有走上困穷或显达的仕途，难道要拿古人已经做到的事来责备今人一定也要做到吗？然而惟俨虽然傲然退居一室，对于天下事务、当世的利弊，整天谈说也不厌倦，可惜他将要老去了。曼卿去世后，惟俨也在京师东面买了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于是他收集平生所作的数百篇文章给我看，说：‘曼卿去世后，我已经替他表彰墓碑，希望你为我的文章作序。’等我看到这些文章，唉！惟俨既然不为世所用，他的才能也没有在当时显露出来。若考察他笔墨纵横驰骋、文章丰富洒脱的能力，就可以看见他的志向了。《释秘演诗集序》诗中有很多慷慨激昂、呜咽悲切的情调，读起来仿佛听见击筑之声。大概秘演同曼卿交游，而欧阳公因曼卿认识了秘演；欧阳公虽然喜爱秘演，又同他亲昵戏谑。因此这篇文章立意最为旷达飘逸，得到司马子长文章的神髓。我年轻时凭进士身份游学京师，因此得以同当世的贤人豪杰广泛交往。然而我仍认为，国家统一天下、停止战争、休养生息，使天下安定无事已经四十年，而那些智谋超群、气概雄伟的非凡人士没有地方施展才能，往往隐伏不出；山林中、屠夫商贩之中，一定有老死而世人没有见到的人，想要去寻访他们也不可得。后来我结识了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胸襟开阔而有大志，当时的人不能任用他的才干，他也不肯屈身求合；没有地方施展心意，便常常同平民和乡野老人痛饮嬉游，纵情放达而不厌倦。我猜想，所谓隐伏而不被发现的人，也许可以通过亲近曼卿而得到，所以曾经喜欢同曼卿交游，想借此暗中寻求天下奇士。和尚秘演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气节相互推重，两人欢洽相处而没有隔阂。曼卿以酒自藏，秘演以佛门自藏，都是奇异的男子。然而他们都喜欢写歌诗来自娱；每当痛饮大醉，便歌吟、欢笑、呼叫，以享受天下的欢乐，那是多么壮烈啊！一时的贤士都愿意同他们交游，我也常到他们住处。十年之间，秘演向北渡过黄河，到了河东的济、郓等地，没有得到契合，困顿而归。曼卿已经去世，秘演也老了、病了。唉！这两个人，我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盛衰，而我也将要老了。曼卿的诗文清丽绝妙，尤其称赞秘演的作品，认为它们雅正刚健而有诗人的意趣。秘演形貌雄伟杰出，胸中有浩然之气；既然已经入佛门，这些才气无从施展，只有他的诗可以流传于世，却懒得爱惜它们。如今他已经老了，打开行囊，还得到三四百篇，篇篇都可喜。曼卿死后，秘演茫然无所归向。听说东南多山水，山巅崖壁高峻奇特，江涛汹涌，很是壮观，于是想去游览，足以说明他虽老而志向仍在。我在他将要出行时为他的诗集作序，于是写出他盛年时的情形，来为他的衰老悲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六 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十八。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