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八

译《武王论》全篇把没有说成有，辗转铺陈而无穷无尽，大体是从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辩说中来的。这是东坡议论文中诙谐的一篇。武王攻克殷朝后，把殷朝遗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地。武王去世后，禄父与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成王命周公诛杀他们，又在宋地立微子。苏轼说：‘武王不是圣人。从前孔子大概责备过汤、武，只是自己认为是殷人的后代而又是周人，所以不敢直说罢了；他多次委婉地表示过这个意思：他说：“尧、舜、禹多么伟大崇高啊！我对他们没有可非难的地方。”他认为汤、武有所不足，也就很明显了。又说：“武王的乐舞尽善尽美了，但还没有尽善。”又说：“三分天下，周拥有其中的二分，却仍然臣服侍奉殷朝，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伯夷、叔齐对武王，大概把他看作弑君之人，以此为最大的耻辱，不肯吃周朝的粮食；而孔子却称许他们，这说明孔子责罪武王很深。这是孔氏家学的法则。世上的君子如果自称出自孔氏，就一定要遵守这个法则；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生，都将取决于此，谁敢不严肃对待？可是孟轲开始扰乱了它，说：‘我只听说武王诛杀独夫纣，没有听说他弑君。’从此以后，学者把汤、武当作圣人的正统，认为本来就应该如此，这些人都是孔氏的罪人。假如当时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南巢的事情一定会按叛乱来记载，牧野的事情一定会按弑君来记载；那么汤、武是仁人，也一定会依法承担恶名。’ 周公作《无逸》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们周朝的文王，这四个人都通达明智；向上比不上汤，向下比不上武王，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吧。’文王在位时，诸侯不用招求便自行归附，所以接受天命而称王，行使天子的职权。周朝是否称王，并不取决于纣王是否存在。假如文王还在，一定不会讨伐纣王；纣王没有受到讨伐，或者可以善终，或者死于乱事。殷人另立君主来奉行周的命令，把他作为二王之后，用来祭祀殷朝，君臣之道难道不能两全吗？武王在孟津阅兵后回去，纣王如果不改过，殷人便另立君主；武王对待殷朝，也不过如此罢了。天下没有君主，有圣人出现，天下归附他，圣人不能推辞，这是可以的；但用武力夺取天下，放逐君主，杀死君主，可以吗？汉朝末年大乱，豪杰一同起兵。假如荀文若是圣人一类的人，他认为除了曹操没有人能与自己共同平定天下，所以起身辅佐曹操；他和曹操谋划的，都是王者之事，文若难道是在教曹操谋反吗？用仁义拯救天下，天下已经平定，帝王之位自然到来，将不得已而接受它；如果它没有到来，就不主动夺取。这是文王的道路，也是文若的心意。等到曹操谋求九锡，文若便为此而死。所以我曾把文若看作圣人一类的人，是因为他的才干像张子房，道义像伯夷：杀死他的父亲，却封立他的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不是人，就可以让他任事；如果这个儿子果真是个人，就一定会为父亲而死。楚国人将要杀令尹子南，子南的儿子弃疾担任楚王的车夫。楚王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他。不久子南被杀，他的门徒问：‘走吗？’他说：‘我和杀死我父亲的人一起走，将往哪里去？’又问：‘那么你还侍奉楚王吗？’他说：‘抛弃父亲而侍奉仇敌，我不能忍受。’于是上吊而死。武王亲自用黄钺斩杀纣王，却让武庚受封而不叛乱，难道武庚还算是个人吗？所以武庚必然叛乱，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武王封武庚，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殷朝拥有天下六百年，贤能圣明的君主出了六七位。纣王虽然无道，但殷朝旧臣世族和遗留下来的风俗还没有完全消灭。周朝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不去讨伐殷；周朝反而讨伐殷，诛杀殷君，毁灭殷的社稷，诸侯中一定有人不高兴。所以封武庚来安慰他们，这难道是武王的本意吗？因此说：武王不是圣人。子瞻评论武王，虽然不是天下万世公认的正确见解，但他援引孔子所称许的人和事，来说明自己想责罪武王的地方；又援引《尚书》涉及的内容，来说明武王所没有做到的地方。还用《春秋》记载赵盾的事情来比论武王，也成一家纵横之言。只是其中称说荀文若的一节，似乎迂曲而偏僻。文若辅佐曹操，不过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怎么能称作王者之事？曹操篡夺汉朝，本来从开始谋事时就已有此根本意图，怎么能只把它推迟到谋求九锡时才说呢？

译《平王论》这篇文章类似韩愈的《讳辩》，不是苏轼的本来风格，分明是在为宋室南渡作一番论断。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是否适合居住，并把九鼎安置在那里。后来周朝又以酆、镐为都，直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到洛邑。苏轼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从平王到周朝灭亡，并没有出现特别无道的君主。颛王[字迹疑误]神圣，诸侯都服从进贡，然而最终仍然不能振兴，这就是东迁的过错。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扩建营造那里。周公死后，大概由君陈、毕公相继居住在那里，只是为了加强王室，并不是有意迁都。周公想葬在成周，成王便把他葬在那里；把这件事办完，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裕人家留给子孙的，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不幸败落了，以至于借贷乞讨来维持生活也可以，但最终不敢说要卖掉田宅。如今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业全盘放弃，这就像一败落便卖掉田宅的人。夏、商两朝的王朝都延续五六百年，它们先王的德行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败坏国家的程度也不比幽王、厉王更轻。然而要到桀、纣之后才灭亡；在尚未灭亡时，天下仍尊奉它们，不像东周那样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没有卖掉田宅的效果。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旧有的局面。古公迁到岐山，当时周人和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哪里有什么困难？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只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又迁到新田，都是在它们强盛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其余因为躲避寇乱而迁都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它，申、息的北门无法开启，楚人谋划迁到阪高。蒍贾说：‘不行。我能够到那里，秦国也能够到那里。’于是楚国联合秦人、巴人灭掉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叛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把都城迁到豫章，三吴的豪杰想迁到会稽，事情将要依从他们时，只有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王者的都城。王者不会因为丰俭而迁都；如果像卫文公那样扩大防卫，戴上大帛制成的冠帽，哪里不能安居？否则，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的敌人正强大，一旦向他们显示弱势，逃窜到蛮越之地，名声和实际都丧失了。’于是终于没有迁都，晋朝又恢复安定。王导真贤明啊，可以说是能够决定大事的人。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不比东晋那样衰微强得多吗？假如平王有一个王导，制定不迁都的计策，收拢酆、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事，以地势威临东方诸侯，那么齐、晋虽强，也不敢怀有二心。这样秦国又怎么能自行称霸呢？魏惠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大梁；楚昭王害怕吴国，迁都到鄀；顷襄王害怕秦国，迁都到陈；考烈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寿春。他们都没有再振兴，已经显现出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都到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世李景迁都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所犯的错误，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我读这篇文章，看到它以“迁”这个字作为论断依据：无所畏惧却迁都的有五国，有所畏惧却最终没有迁都的有两国，因为畏惧而迁都的有六国，共十三国。用这些事例交错考证国家的存亡，情形就像一根线一样清楚了。

译《始皇论》之一 前一层罪过，是秦始皇错误地任用了赵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后一层罪过，是秦始皇积累的威势太重，所以足以决定太子的死而不用请示，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秦始皇在位时，赵高犯了罪，蒙毅审理他，判处死刑，始皇却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始皇发怒，派他北上到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始皇向东巡行，经过会稽沿海，奔走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同行。始皇途中生病，派蒙毅回去向山川祷告；蒙毅还没有回来，始皇就去世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立胡亥为帝，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轻重的形势，使内外相互牵制，用来禁止奸邪、防备变乱，可以说安排得很周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之中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贼，哪里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始皇在路上生病，要向山川祷告，身边本来还有蒙毅，却派遣他离开，所以赵高、李斯才能实现他们的阴谋。始皇派遣蒙毅，蒙毅看到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却离开了；身边的人全都不能进言。即使有智慧，上天要使一个人灭亡、一个国家遭受祸败，也一定会从智慧所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智慧来防止变乱，而依靠不制造变乱的方法。始皇制造变乱的方法，就在于任用赵高。宦官的祸害，就像毒药和猛兽，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疆、后唐的张承业两个人被称为善良之人，难道能指望千万宦官中偶尔出现一两个善人，来侥幸避免必然灭亡的祸患吗？然而历代君主都甘心任用他们而不悔悟，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那样，还不足以深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一类的祸患中；他们自以为聪明杰出，哪里想到奴仆受熏腐败的余党能够做什么？等到亡国乱朝，才与庸主没有区别，所以我特意把这些事揭示出来，用来告诫后世像始皇、汉宣那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不聪明。扶苏是始皇亲生的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蒙恬又掌握重兵在外，假如二人没有立即受诛，而能再次请求始皇，那么李斯、赵高就会灭族。以李斯的智慧，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始皇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死刑作为轻刑，把夷三族作为常法，臣子们像狼一样回头窥视、屏息自保，能够得到一死便觉得幸运，哪里还有时间再去请求？当他的法令施行时，有求必得，有禁必止；商鞅自以为超过了尧、舜，胜过了汤、武。等到商鞅出逃而没有地方容身，这才知道法令造成的弊端。难道只有商鞅后悔吗？秦国也后悔了。荆轲行刺的变故中，手持武器的侍卫眼看着始皇，绕着柱子奔跑，却没有人去救他，就是因为秦法太严重。李斯拥立胡亥时不再顾忌，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威势和命令一向已经施行，臣子不敢再行请求。他们不敢请求，也知道始皇凶暴强悍、不可改变，哪里料到诏书是伪造的呢？周公说：‘平和简易地对待百姓，百姓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以忠恕为本心，以平易作为政事，那么上面容易被了解，下面容易传达；即使有卖国的奸贼，也没有地方可以利用空隙，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没有由此产生的条件。然而论令行禁止，大概有不如商鞅的地方；圣人却始终不以那种方法替代这种方法。商鞅通过徙木树立信用，通过弃灰树立威势，甚至刑罚自己的亲戚、老师和师傅，把威信积累到极点，延续到秦始皇时期。秦人看待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无法揣测。古代公族犯罪，还要宽宥三次以后才施刑；如今竟发展到使人伪造诏书杀死太子而不受忌惮，太子也不敢请求，这就是威信过度的结果。所以，用严酷的法令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及其子孙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汉武帝和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君主，所以他们的儿子如果像扶苏那样仁厚，就宁愿去死也不请求；如果像戾太子那样强悍，就宁愿反抗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了也不会得到审察。戾太子难道真想反叛吗？只是因为无计可施。因而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抗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揭示出来，用来告诫后世那些果断杀人的君主。我读《志林》十三首，按照年谱考察，都是子瞻经过南海以后所作。苏公当时经历世途已经很久，所以评论上下古今，见解尤其不同。这篇文章也是古今少有的痛快卓绝之论。

译《始皇论》之二 贾谊责论秦朝，在于秦朝丧失了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子瞻责论秦朝，在于秦朝破坏了先王的法度。从前人类刚开始出现时，不知道用来维持生活的工具，只能互相击打、搏斗、拉扯、撕裂，同禽兽争夺一天的生存，惶惶不安，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忧虑不能及时逃避死亡。因此，机巧欺诈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知识。然而圣人厌恶他们没有区别，又忧虑他们没有办法生活，于是制造各种器具，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无不完备，使百姓乐于生存，便利地役使、驾驭万物，满足他们的情性；百姓这才有条件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器具便利了，机巧欺诈便产生；为了满足欲望，心志随之扩张。圣人又忧虑他们桀骜狡猾、变化欺诈而难以治理，于是制定礼制，使人返回原初。礼，是用来返本复始的。圣人不是不知道叉腿而坐、不作揖便吃饭更合乎人的情性，也更适合四肢的安逸，却偏偏一定要让人学习那些迂曲疏阔、难以实行的礼节。宽衣大带，佩玉穿鞋，是为了使人行动从容舒缓而不能疾奔。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他们用来观看、听闻以及支配耳目的方式，没有不近于迂阔的。他们穿衣要有黼黻纹饰，饮食要用笾、豆、簠、簋，耕作采用井田制，进身取士采用学校和选举，治理百姓采用诸侯制度；婚嫁、死亡、丧葬，也无不有法度。又用鬼神来使礼法严肃，用四时来增加它的庄重，从而使百姓自尊自重，不轻易做奸邪之事。所以说，礼中接近人情的部分，并不是它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在升降、揖让这些礼节上反复叮咛，郑重告诫而不敢失坠，是因为世俗只把它们看作迂阔，却不知道圣人治理天下的权柄本来就在这里。自五帝、三代相承以来，都不敢破坏它。到了秦朝拥有天下，始皇凭借欺诈和武力吞并诸侯，自以为智慧和权术有余，认为禹、汤、文王、武王都不知道采用这种办法。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凡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一概以便利为原则，不以没有礼法为可耻，彻底毁坏圣人的藩篱，把有利的器用公开显示给天下。所以自秦朝以来，天下只知道谋求生存、躲避死亡的工具，把礼看成无用的赘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求生不需要礼。如果求生不需要礼，那么凡是可以求得生存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肯做的了。唉，这大概就是秦朝的祸害直到今天仍未停止的原因吧！从前刚有书契时，用蝌蚪文书写；后来才有规矩摹画的笔画，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大篆、小篆。到了秦朝又改用隶书，后来每天不断变革，以快速完成、趋向简易为贵；又创制纸张来替代简策。因此天下的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不能全部查究，奸人便有了可乘之机。如果手足可以像工具一样任意使用，如今还采用古代的篆书和简策，那么即使文书想要繁多，形势上也没有办法做到。由此看来，凡是使天下便利的措施，都是开启欺诈虚伪端头的东西。唉！秦朝的教训已经无法挽回了。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追求便利，那么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趋向欺诈。可悲啊！《汉高帝论》这篇议论正是老泉的长处。有人向君主进言，如果根据君主的资质来发表言论，所费力气就少了。人都喜欢善行并追求名声，所以可以用仁义来诱导他前进，用不义来威吓他退却。像汉高帝从草莽中起兵，徒手奋呼便取得天下，他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和军队的胜负，哪里知道所谓仁义呢？观察他的天资，本来有符合仁义的地方，却不喜欢仁义的说法。这就像小人整天做不义之事，如果偏偏拿不义去劝说他，他也会愤怒。因此当时善于进言的人，从来不敢谈仁义以及三代礼乐的教化，只说：这样做有什么利益，这样做有什么祸害；这样做可行，这样做不可行。这样以后，高帝选择其中有利、可行的去实行，大概从来没有迟疑过。天下已经平定，因为宠爱而想更换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等人竭力争谏却不能成功，依靠留侯的计策，才勉强保住太子。我读到这段史事，从来没有不长叹，认为高帝是最容易晓谕的；假如有符合他心意的话，他没有什么不听从。为什么不也把这样的道理告诉他：吕后和太子从皇帝还是平民时就跟随皇帝起兵，直到平定天下，天下人都希望以他们为君；即使太子不肖，大臣们内心也想拥立他。百年之后，谁肯向北面侍奉戚姬的儿子呢？所谓爱他，实际上只是给他带来祸害。唉！难道没有人把奚齐、卓子为什么会死的道理告诉高帝吗？叔孙通之类的人不足以知道天下的大计，只提出废掉嫡子、立庶子的说法，想用这个来拒绝更换太子；这本来就是高帝所轻视的事。人本来就有觉得不平的时候。假如让如意做天子，让惠帝做臣子，绛侯、灌婴一类人环顾而起兵，如意怎么能保有天下？与其如此，哪一个更有利，是让如意保全安宁而不失去王位呢？如意封王却不能免于死亡，那么也是高帝的过错，而且过错不小。或者把他远远放逐，以泄出吕后心中的不平之气，同时又厚厚封赏他，这样的计策不是太疏漏了吗？有人说：吕后强悍，高帝担心她发动变乱，所以想立赵王；这也不对。从高帝当时的处境来说，推算吕后的年寿，她应当死在惠帝手里；吕后即使强悍，也不忍心夺走惠帝的儿子而交给自己的侄子。惠帝死后，吕后才开始产生邪恶的谋划，这只是因为无计可施罢了。高帝又怎么能预先知道呢？况且侍奉君主的人，不能使君主明白事情的道理，从而乐意听从自己的意见，却想凭借势力夺取他的决定，这已经很危险了。像留侯的计策，高帝只是看到戚姬悲歌而不忍心，特别是由于形势上不得不听从，所以还想勉强替赵王谋划，让周昌辅佐他。这说明他的内心仍未醒悟，以为一个性情刚强的周昌足以抵抗吕氏、保护赵王，却不知道周昌反而激怒了吕后，加速了赵王的死亡。古代善于推察人情、深刻认识天下形势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高帝；到了这里却也迷惑了，而且没有人把道理告诉他，真可悲啊。凭高帝的英雄气概，群臣却不能争辩他想立如意的意图；凭武帝的奇伟气魄，朝廷大臣却不能说明太子是被进谗言陷害的。这都是威势过盛造成的过失。老泉评论高帝，着重说他能够任用陈平、周勃；子瞻评论高帝，责怪他轻易更换太子却不能保全赵王如意，这些都不是评论帝王统治天下的根本大事。高帝从平民起兵，用五年时间平定天下，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只是大封同姓诸侯，弊病在于疏忽；诛杀功臣，弊病在于猜忌；宠爱后宫，弊病在于没有节制。他在位时，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起来；他死后不久，汉朝的事业几乎危险而逐渐衰落。到了文帝、景帝时，天下仍然纷扰不安，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讲求先王经常制度的缘故。

译《魏武帝论》文章写法似乎出自《战国策》，又用作者自己的风格加以浸润，所以有许多柔婉轻盈、婀娜绰约的地方。世人所谓的智者，只知道天下的利害，审察谋划的得失，不过如此而已。这种智慧仍然有它的局限。只看到天下有利的事情就去做，只因为有害就不做，这样有时也会陷入困境，也不能穷尽天下的利益。古人所谓的大智慧，是知道天下利害得失的谋划，又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因此，有人敢于触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最后却成就大功，就是因为他根据人的情况作了权衡。轻视敌人的会失败，过分重视敌人的也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稳妥的利益。举事而等待百分之百稳妥，必然会有所阻碍。所以，知道我凭什么胜过别人，而别人不知道我凭什么胜过他，这样天下便没有人能与我抗衡。从前晋国的荀息知道虞公一定不能任用宫之奇，齐国的鲍叔知道鲁君一定不能任用施伯，薛公知道黥布一定不会采取上策。这三件事都是危险的道路，他们却直接去做。那些人既不知道利用自己的长处，又不知道避开我所忌惮的地方，所以不能冒着祸害去求取利益。自从三代灭亡以来，天下用欺诈和武力互相吞并，各国的道术、政令、教化没有根本差别，有才能的人便能取得天下。汉朝衰败时，豪杰一同起兵谋取天下，袁绍、袁术、董卓、吕布争相施展强暴；孙权、刘备又各自偏据一方。他们用兵取胜的能力，本来不足以同曹氏抗衡，然而天下最终还是分裂了，直到魏朝结束也不能统一。我曾试着评论这件事：魏武长于判断事情，却不长于判断人，所以有时过分重视而丧失功业，有时轻率行事而导致失败。刘备有盖世的才干，却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机变。他刚刚攻破刘璋时，蜀地百姓尚未归附，一天之内惊变四五起，杀人也不能禁止。如果不趁这个时候夺取蜀地，后来便终于不敢再进兵，直到终身如此。孙权勇敢而有谋略，不能靠声势恐吓来夺取。魏武没有利用中原军队的长处，却同孙权在水战中争胜，一日一夜行军三百里来争利，以这两种失败的做法进攻孙权，所以在赤壁丧失军队，成就了吴国的强大。况且刘备可以迅速夺取，却不能慢慢图谋；正当局势危急疑惧之时，卷起铠甲迅速进攻他，即使是兵法所忌，也可能取得成功。孙权可以用谋略夺取，却不能凭气势击破；魏武却想率领刚归附荆州的士卒，乘胜夺取他。他不是不知道困难，只是想侥幸利用孙权不敢抵抗罢了。这种策略用于刚建立的蜀地，才可以施展。所以魏武过分重视刘备而丧失功业，轻率对待孙权而导致失败，这不正是长于判断事情吗？却是不长于判断人的过错吗？唉！事情的利害、谋划的得失，天下有才能的人全都知道，却不能根据人的情况加以权衡，于是也只能纷纷扰扰，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争相称雄逞强，却没有看到谁能够统一天下。古代从平民、军队中起兵而取得天下的人，大概一定是自身有安定天下的谋略，而不是只把割据四方作为打算；汉、唐、宋就是这样。魏武帝虽然被称为奸雄，但他起初就常常以倾覆汉室、取而代之为谋划，所以他劫持天子，诛杀强国，兼并土地，创立割据的基业；袁绍、袁术、吕布之所以不是他的对手，只是因为被他排除掉了。像刘备这样的宗室英雄，像孙权这样在藩镇中崛起的杰出人物，难道会甘心居于他之下吗？假如魏武竭力扶助王室，亲自屈身于刘备、孙权之下，那么汉朝桓帝、灵帝时期的事业未必不能重新振兴，而魏武也将成为复兴王室的元勋。他距离三分天下仅仅三代便灭亡，彼此相差难道只是一点点吗？

译《鲁隐公论》之一 子瞻抓住经书所记载的鲁隐公摄政、明公与季康子的一节，因此他的论述格外尖锐深刻。鲁隐公元年，《春秋》没有记载他即位，是因为他只是摄政。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隐公说：“因为他年幼，所以才这样；我将把国君之位交给他。”于是派人营造莵裘，准备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向桓公告发隐公，并派刺客杀死隐公。欧阳子说：“隐公并不是摄政。假如隐公果真是摄政，那么《春秋》就不会称他为公。《春秋》既然称他为公，那么隐公不是摄政，这是毫无疑问的。”苏子说：“不对。《春秋》是信实的史书。隐公摄政而桓公被弑，这件事在史书中记载得很详细。周公摄政而能够恢复成王的君位，所以因为周公去世，才不称王。隐公摄政而不能恢复成王的君位，所以因为鲁公去世，仍然称公。史书有谥号，国家有宗庙，《春秋》难道偏偏可以不称公吗？既然如此，隐公摄政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怎么知道的？从孔子那里听来的。曾子问：“国君去世而太子还没有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士跟随摄主，在西阶以南面向北站立。”什么叫摄主？回答说：“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子尚未出生便去世，就由他的弟弟，或者兄弟的儿子中应当继立的人，作为摄主。后来生下的是女儿，摄主就正式即位；生下的是男孩，摄主就退位。这就叫作摄主。”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季康子就是一例。季桓子将死时，命令他的臣子正常说：“南孺子生的是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你并立他为君；如果是女孩，就由肥即位。”可是季桓子死后，康子即位。安葬完毕，康子在朝廷上，南氏生了男孩，正常把孩子装载在车上来到朝廷，报告说：“先君有遗言，命令他的近臣说：‘南氏生男，就把这件事报告给国君和夫人，并立他为君。’如今已经生下来了，是男孩，谨此报告。”康子请求退位。康子所做的摄主，正是古代的制度。孔子实行了这一制度；秦汉以来不再遵行这种礼制，却改由皇太后摄政。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养育，假如让他们参与外部政事，更是不可。”又说：“母鸡报晓，只会使家道败落，何况可以让她摄政而统治天下吗？”女子执政而使国家安定的，只有齐国的君王后和我们宋朝的曹后、高后，大概也是千人中才有一个。自东汉的马皇后、邓太后尚且不能完全免于讥议以来，汉代吕后、魏代胡太后和武灵太后、唐代武后之流，造成的祸乱大概数不胜数。王莽、杨坚于是又借此改变了国姓。由此看来，难道不是采用摄主更接近于合理吗？假如皇太后可以信任，那么摄主也同样可以信任。假如两者都不可信，那么由摄主来承继，至少还是先君的子孙，难道不仍然胜过异姓来夺取君位吗？有人说：“国君去世后，百官总摄自己的职务，听命于冢宰三年，哪里还用得着摄主？”回答说：“说的不是这种情况。继位的天子已经长大，居丧期间还没有发布命令，那么就依礼由冢宰摄政。假如太子尚未出生，或者生下后年幼不能主持君政，就采用三伐的礼制。孔子的学说，决不会把天下交给异姓，而是交给摄主。这难道不是礼制，并且周公曾经实行过吗？所以隐公也是摄主。郑玄是儒者中见识浅陋的人。他解释摄主，说‘是上卿代替国君处理政事’。假如后来生下的是女儿，那么上卿难道就是可以继承君位的人吗？苏子说：‘摄主是先王制定的典章，是孔子明确说出的法则。’可是世人不知道，习惯看见皇太后摄政，就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不加以论述，以留待后世的君子评判。唐荆川说：先提出确定的结论，随后再说明其中的原因。《鲁隐公论》二。奇文。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以求取得太宰之位。隐公说：“因为他年幼，所以才这样；我将把国君之位交给他。”于是派人营造莵裘，准备在那里养老。公子翚害怕了，反过来向桓公告发隐公，并杀死了隐公。苏子说：“盗贼拿兵器逼近人，别人一定会杀他。难道只有被他逼近的那个人才会杀他吗？道路上的人都会捕捉、攻击他。路人和盗贼并没有仇，只是认为如果不攻击盗贼，盗贼就会连自己也一起杀掉。隐公的智谋，竟然还不如这样的路人，真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所生的儿子。他不是嫡子这一点与桓公相同，只是比桓公年长。隐公追念先君的意志而准备把国位交给桓公，难道不能说是仁吗？可惜他在智谋上不够敏锐！假如隐公杀掉公子翚而把国位让给桓公，即使伯夷、叔齐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地方。骊姬想杀申生，又以为里克难以对付，于是施、优来替她谋划；二世想杀扶苏，又以为李斯难以对付，于是赵高来替他谋划。这两个人的智谋仿佛出自同一人，而他们所受的灾祸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不能免于惠公的诛杀，李斯不能免于二世的虐害，都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我独自把他们的事表彰出来，是要作为世人的警戒。君子施行仁义，并不是预先盘算利害；君子所做的事情，义和利往往兼顾，而小人正好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谋划，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取自己的地位，所以勉强听从。假使李斯听到赵高的话，就召集百官，陈列六军而杀掉赵高，那么 他对扶苏所施的恩德难道会有尽头吗？还用得着忧虑蒙氏吗？放弃这个做法不做，却在市上把赵高施以五刑，这不是极其愚蠢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就像毒蛇一样。它所螫伤的草木，尚且足以使人死亡，何况被它咬噬的人呢？郑小同任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到司马师那里去。当时司马师有密奏尚未收起，郑小同去厕所回来后，司马师问他：“你看见我的密奏了吗？”郑小同回答：“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让我辜负你，也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毒死了他。王允之随王敦夜饮，借口醉酒先去睡觉。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王允之已经醒来，把他们的话全部听见了。他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于是大吐起来，衣服和脸都弄脏了。王敦果然来察看，见王允之躺在呕吐物中，才作罢。可悲啊！郑小同真是危险！王允之也真是处在险境之中啊！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是有道理的。我读史书，得到鲁隐公、晋国里克、秦国李斯、郑小同、王允之这五个人，感慨他们所遭遇的祸福竟如此不同，所以特意记下他们的事。后世君子可以从中观看、借鉴。

译《宋襄公论》。这是千古以来独具慧眼而且确当的评论。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和楚人在泓交战，宋军大败。《春秋》记载战争，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严厉而详尽。苏子说：宋公是天子所封的上公，宋国是先代的后裔，在周朝属于宾客；天子有事，宋公要献膰肉，天子有丧事，宋公要行拜礼，不是列国诸侯敢于抗敌的对象。可是《春秋》却说“与楚人在泓交战”。楚是蛮夷之国，只称作“楚人”，是对地位低微者的称呼。以天子的上公去对抗蛮夷中地位低微的人，直到遭受大败，宋公的罪过大概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但《公羊传》认为这是文王式的战争，不过是学者有所疑惑，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宋襄公并不是只顾实行仁义却没有坚持到底的人，他不过是凭着不仁的资质，窃取仁人的名声罢了。齐宣王看见有人牵牛经过堂下，问：“把牛牵到哪里去？”回答说：“将要用它来衅钟。”齐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恐惧战栗、像没有罪却走向死地一样。”放掉一头牛，对于德行本来没有多少损益，但孟子却因此称许他有王道之心，说以不忍看人受苦的心情，施行不忍看人受苦的政治，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做法。可是宋襄公把鄫国国君拘来，在次睢的社神前用作祭祀牺牲；君子连杀一头牛都不忍，而宋公却把一个国家的君主像狗猪一样杀掉。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做，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忍心做的呢？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自身失败、国家受辱，却还想用“不再次伤害敌军”“不俘获头发斑白的人”来欺骗诸侯。一个人能够扭伤哥哥的手臂来夺取食物，却能忍受在锅里挨饿，天下人都知道这不是真情。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保存将亡的国家、接续已断的国统，尚且不被孔子门下完全称许，何况借助夷狄的鬼神来求取霸业，却称它为王者之师，难道可以吗？假如鄫子有罪而讨伐他，即使把罪状声告诸侯，在社神前杀掉他，天下也不会认为过分。若只是因为喜怒而兴兵，那么秦穆公俘获晋侯后，尚且把他释放，何况怎么敢把人交给那些淫乱昏昧的鬼神呢？在我看来，宋襄公是王莽一类的人。宋襄公认为可以凭借名义取得诸侯，王莽认为可以凭借文章和礼法夺取天下。他们所得与所失有大小不同，但不能欺骗天下人这一点相同。宋襄公所谓不击鼓、不等敌军列成阵势，不能减轻他的暴虐；王莽抱着孺子哭泣，也不能掩盖他的篡夺。假使王莽没有成功，那么宋襄公若得志，也不过是另一个王莽。古人说过：“图谋称王没有成功，造成的弊病仍然足以使人称霸。”宋襄公施行王者的军队，还足以同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相提并论。一次战斗以后，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只能说明他是妄为而又庸弱罢了。齐桓公、晋文公得到管仲、子犯的辅佐而兴起，宋襄公有一个子鱼却不能任用，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自古以来，像这样失去正道的君主很多，但死后议定评价，没有一个像宋襄公这样被后世欺骗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九。明代茅坤撰。东坡文钞十三。论。《伊尹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人就可以在天下人面前对自己有信心，成就世人认为不对的功业；文章的行文断续自如，不受拘束。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必须具有天下最重大的气节。能够树立天下最大气节的人，必须把天下看轻。天下如此广大，却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天下最大的气节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普通男子和女子都知道清白、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如他们果真清白廉洁而且忠信，那么他们的智虑未必不如王公大人。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不过是一箪饭、一豆羹，而一箪饭、一豆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所以他们的智虑自然超不出这些。假如一箪饭、一豆羹不合正道就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都不敢用不正当手段冒犯他，却不能办理一乡的事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由此向上推，能够不取舍的东西越大，他所能办理的事情就越远大。把天下让出去和把一箪饭、一豆羹让出去，没有什么不同。治理天下和治理一乡，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有些人不能做到，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箪饭、一豆羹逐渐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从一乡逐步推扩开来的。不是千金之家出身的人，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贩得到一金，就不知道怎样处置，这不是他的智慧不如别人，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低下。孟子说：“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如果不是合乎正道、合乎正义，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都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他的才能完整；凭借完整的才能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会慌乱。古代的君子一定有高出世俗的行为，并不是只想故意显得与众不同。卿相的地位、千金的财富，有些东西他不屑一顾，是想借此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广大，使困穷、显达、利害都不能成为心中的障碍，从而保全自己的才能，以便有所作为。后世的君子，大概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志向；可是得失扰乱内心，荣辱夺取外在的操守，因此忙忙碌碌直到老死都没有闲暇，也足以令人悲哀了。孔子编次《尚书》，写到舜、禹、皋陶互相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不为之长叹的。朝廷的地位如此尊贵，却实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取它什么呢？取的是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足以使天下人的心受到极大折服。太甲被废黜这件事，天下从来没有先例，而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却不认为惊异。臣子放逐君主，天下不认为是僭越；放逐以后又重新立太甲，天下不认为是擅专。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素所不屑的东西，足以取得天下人的信任。他把天下看得十分渺小，不足以动摇自己的心，难道会忍心用废黜、放逐君主来谋求利益吗？后世的君子墨守常规、习惯旧例，小心翼翼地害怕不能被天下人容纳；一旦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就群起讥笑他。他们不知道考察一个人平素的操守，却认为古今情况有变化，有些事情在当时就是不能做的，这也太过分了。荆川批评所说的“断续”二字，正是文章家把握文脉的精髓所在，不是荆川就说不出这样的话。

译《周公论》。辨析。评论周公的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遭逢圣人的不幸，所以评论者的说法不同是应当的。周公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假如有可以不做的理由却仍然去做，那么周公怎么会这样做呢？成王年幼，不能处理政事，周公掌握他的权力，以成王的名义向天下行赏罚，这就是周公不得已而做的事情。可是如今的儒者说：周公登上天子之位，称王并接受诸侯朝见。这样说来，难道不是可以不这样做吗？《尚书》说：“周公任冢宰，整顿百官，群叔散布流言。”又说：“召公任保，周公任师，辅佐成王，分居左右。”召公对此不高兴。又说：“周公说，王这样说。”这就说明周公从未登上天子之位并称王。假如周公称王，那么成王应当怎样称呼？也称王吗？还是不称王？不称王，就是废掉成王；称王，就是两个王。周公怎么能对此心安？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儒者的问题，就在于名分和实际不能相合；所以又有人把文王说成称王的人，难道这是把圣人当作后世僭越的君主，急着为王的人吗？天下即使动乱，只要有王者存在就可以了；即使自己称王是圣人，也不能凭此使天下归服。从前汉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和大臣相继尊奉他为帝，他尚且以自己没有德行而推辞。只有陈胜、吴广才喧嚣着急于自立为王，难道要说文王也这样做过吗？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在牧野列阵，他向诸侯宣布先君的命令，大概还只是称文考而已。到了《武成》所记的事情，已经用柴祭、望祭告知上天，百官奔走效力，接受周的天命以后，才说：“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业。”由此看来，武王不敢有一天冒然尊称自己的先君，何况说文王自己称王呢？《诗经》说：“虞国和芮国来评断他们的争端，文王使他们的生命重新振作。”这也只是追尊的称呼罢了。《史记》说：“老妇啊，采芑；归来吧，田成子。”在田常那个时代，怎么知道当时已经称他为成子呢？所以凡是把文王、周公说成称王的人，都是错误的。这是在资助后世篡夺君位的人，为他们提供借口。陈贾问孟子：“周公让管叔、蔡叔监视商朝遗民，管叔、蔡叔却凭商朝遗民叛乱。周公知道他们会叛乱还让他们去，这是不仁；不知道，这是不智。”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的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按照孟子的说法，周公也不能免于有过错。管叔、蔡叔的叛乱，并不是大逆，只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不能深刻理解周公罢了。周公诛杀他们，并不是因为痛恨他们，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杀。所以管叔、蔡叔并不是所谓的大恶之人；既然有兄弟亲情，又没有大恶，按常理就不应封他们为诸侯，然而管叔、蔡叔的封国是在武王时期。武王在世时，还没有周公、成王之间的事情。假如没有周公、成王的事情，管叔、蔡叔又凭什么叛乱？周公又凭什么诛杀他们？所以说：周公处在礼制发生变化的时代，又遭逢圣人的不幸。

译《管仲论》一。子瞻为周亚夫以下八人不得善终而悲伤，所以痛切地发议论。郑国太子华对齐桓公说，请求除去郑国的三族，并让自己作为郑国在齐国的内臣。齐桓公准备答应，管仲不同意。齐桓公说：“诸侯讨伐郑国，还没有取胜；假如郑国有了内乱，我们乘机跟进，不也可以吗？”管仲说：“如果君王用德行安抚郑国，再用训诫的话责备它，并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连自救都来不及，难道敢不恐惧吗？如果把郑国的罪人带来面对郑国，郑国就有了申辩的理由。”齐桓公拒绝了太子华。郑伯于是接受盟约。苏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真是伟大啊！拒绝太子华的请求而不违背正道，曹沫盟会的事情，也都是盛大的德行。齐国本来可以行王道了。遗憾的是管仲没有学习正道，不能端正自己的意念和内心，以此规范自己的国家，致使齐桓公的家中有三归台之病，国家有六个受宠妾之祸，所以桓公不能成就王业，孔子也因此轻视他。然而孔子对他的称许也已经达到极点了。”又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却不用兵车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像他的仁德，真像他的仁德啊！”又说：“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孟子大概错了。”我读《春秋》以下的史书，得到七个人，他们所做的都是盛德之事，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得到八个人，他们都与此相反，可以作为万世的警戒。所以把他们的事一并论述。太公治理齐国时，选拔贤能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夺君位、弑杀君主的臣子。”天下人都传诵这句话，齐国大概已经知道这一点了。田敬仲刚出生时，周朝的史官为他占筮；他逃奔齐国时，齐懿氏又为他占卜，两次都预知他将拥有齐国。关于篡夺、弑杀的疑虑，大概都集中在田敬仲身上了。然而齐桓公、管仲没有因此废弃他，反而想任用他为卿，这不是盛大的德行，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所以我认为，楚成王知道晋国必然称霸却没有杀重耳，汉高祖知道东南必然发生动乱却没有杀吴王濞，晋武帝听到齐王攸的话却没有杀刘元海，苻坚信任王猛却没有杀慕容垂，唐明皇任用张九龄却没有杀安禄山，这些都是盛德之事。然而世上的评论者却认为，这七个人都因为不杀而开启了后来的祸乱。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七个人后来都各自有导致败亡的原因，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杀他们。齐景公如果不滥施刑罚、不加重赋税，即使有田氏，齐国也不能被夺取。楚成王如果不用子玉，即使有晋文公，晋军也不会败。汉景帝如果不杀吴太子的老师、不采用鼂错的建议，即使有吴王濞，吴王也没有自行发动叛乱的理由。晋武帝如果不立孝惠帝，即使有刘元海，也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左，即使有慕容垂，也不能叛乱。唐明皇如果不用李林甫、杨国忠，即使有安禄山，他又能做成什么呢？秦朝的由余、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李光弼、浑瑊之流，都是蕃族出身，他们对中国有什么负害呢？为什么偏偏要杀刘元海、安禄山呢？况且从后来的结果看，刘元海、安禄山死有余罪；从当时的情形看，却不能不说是杀害无罪之人。哪里有天子杀害无罪的人，却不获罪于上天的呢？君主失去了正道，连路人都成了敌国。天下豪杰，哪里还杀得完呢？汉景帝因为周亚夫心怀不满而杀他，曹操因为孔融声望太高而杀他，晋武帝因为嵇康像卧龙一样有才而杀他，晋景帝也因为夏侯玄声望太高而杀他，宋明帝因为王彧家族势力强大而杀他，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因为猜疑而杀李君羡，武后也因为谣言而杀裴炎。世人都认为这些做法不对。这八个人在当时所考虑的事情，难道不是忧虑国家、预防动乱，和忧虑刘元海、安禄山的情况相同吗？世人把成败当作是非，已经很久了。所以那些喜欢杀人的人，一定拿邓侯不杀楚子作为借口。凭邓国那样微小的力量，无缘无故杀死大国的君主，使楚国人举国仇恨他，邓国的灭亡难道不会更快吗？我认为治理天下就像养生，爱护国家、预防动乱就像服药。养生不过是谨慎安排起居饮食，节制声色罢了。节制和谨慎应当在未生病以前实行，服药则是在已经生病以后。如今如果我担心得寒病就先服乌喙，担心得热病就先服甘遂，那么疾病还没有发作，药物反而先杀了人。那八个人，都是在尚未生病时就先服药的人。

译《管仲论》二。苏轼公认为，军法繁复而曲折，是用来守住不败；军法简明而直接，是用来决胜，但这还没有完全说明用兵的情况。我曾读《周官》《司马法》，了解其中军队编制什伍的数目。后来又读管夷吾的著作，才知道《管子》中改变周代制度的办法。王者的军队，大概是在不得已时才出动，并不是为了求得战胜敌人，所以它的法度只求不败而已。至于齐桓公、晋文公，不取得决定性胜利就不能确立霸业，所以他们的军法在于必胜。繁复而曲折，是为了做到不可战败；简明而直接，是为了取得必胜。周代的制度，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人中分出二千人，二千人中又分出五百人，数目奇特而不整齐。正因为奇特而不整齐，所以知道它繁复而曲折。如今天的度数是三百六十，平均分为十二辰，每辰三十度，这是整数；五日又四分之一，这是零数。假如天的度数没有零数，那么千年的日数，即使妇女儿童也可以坐在那里计算清楚。正因为有零数而不整齐，所以即使精通历法的人也有不能完全推算的地方。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章法、确定统纪和元始，以穷尽它的数目，推极它的变化。《司马法》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百五十人中抽取三分作为奇兵，其余七分作为正兵。四支奇兵、四支正兵，八阵便由此产生。”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平均编入八阵，当然会有奇数而不整齐，所以要设置许多曲折变化，以穷尽它的数目，推极它的变化。钩连、盘踞，各有条理。因此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治理兵农和军赋，都要经过几十、上百年，才取得天下的成就。自周朝灭亡以后，秦、汉的阵法不再有三代的遗制。后来只有诸葛孔明懂得这种遗制，认为它可以使用，用来取得天下。然而双方相持几年，魏人不敢决战，诸葛孔明也终究没有取得尺寸之功。难道八阵是先王用来保证不败的制度，而不是用来追求利益、争取胜利的制度吗？至于管仲制定的军制，可以说清楚简截而容易理解。他把齐国分成三部分，编为三军；五人为轨，轨设轨长；十轨为里，里设里司；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五乡设一帅，一万人为一军。齐桓公统领其中一军，高子、国子各统领一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串的绳子，又像画成的棋局，彼此通达，没有阻隔；即使有聪明人，也没有地方施展巧计。所以他的法令简明统一，百姓便有余力为他拼死作战。从前我曾读《左氏春秋》，认为左丘明最精通兵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大概三代的制度到了列国时期仍有保存。郑国这样的小国，鱼丽阵、鹅鹳阵还见于它的史书。等到管仲辅佐齐桓公，向南讨伐楚国，向北讨伐孤竹，九次会合诸侯，威震天下，但他的军垒、阵法却很少有大概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管仲想用几年时间使天下归服，所以改变古代《司马法》，制定这种简略而迅速取胜的军队，因此没有人能看见他的军法。后来吴国、晋国在黄池争夺霸长，王孙雄教吴王夫差用三万人压迫晋军营垒，并把每百人编为一行、每百行为一阵，阵中各行都整齐排列，没有遮蔽；举起鼓槌击鼓，勇敢和怯弱的人都响应，三军一片喧哗，晋军大为惊骇，最终吴国取得了胜利。由此看来，军法若不简明直接，就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深思后世不了解繁简是否适宜，因而招致失败灭亡。而三代什伍编制的数目，以及《管子》中管仲用来治理齐国军队的办法，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接近繁复曲折的，可以用来稳固防守；接近简明直接的，可以用来决战，这样大概就能够做到不可战败，并且取得必胜。《范文子论》。评论用兵取胜以及由胜转败的地方，反复论说，痛快淋漓。长公大概也是鉴于当时熙河战役，所以这样说。鄢陵之战，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列阵，晋国诸将请求迎战，只有范文子不想作战。晋军最终击败楚军，楚共王眼睛受伤，子反自杀。苏子说：“能够估量敌我形势的强弱，知道军队胜负，这是将帅的才能。不求一时的功劳，以德行爱护君主并保全他的宗族后代，这是社稷之臣。”鄢陵之战时，范文子独自不想作战，晋军最终击败楚军。范文子当时似乎怯懦而没有谋略；然而不到一年，三郤被诛杀，晋厉公被杀，胥童被杀，栾书、中行偃也几乎不能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战的功劳，实际上正是造成这些事情的原因。有非同寻常的人，才有非同寻常的功劳；非同寻常的功劳，是圣人最为畏惧的。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无缘无故来到面前，即使普通人也有时会按剑戒备，何况非同寻常的功劳呢？所以圣人一定反省说：“这是上天要厚待我吗？还是上天要降祸于我呢？”因此即使有大功，也不忘记戒惧。平庸的君主急于建立功业，却忽视上天的警告，天天寻求发动战争，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上天想保全他，就一定先折断他的萌芽、挫败他的锋芒，使他知道悔改之处；上天想灭亡他，就一定先用美好的利益诱惑他，用得志来引诱他，使他建立功劳，从而骄纵将士，轻视敌寇，又祸害百姓，直到亡国杀身仍不醒悟，这就是上天要断绝他。唉！普通百姓之家，一天之内获得千金，如果不是大福，必然就是大祸。为什么呢？他们终日辛劳，所得不过几枚金钱，所得少，所以使用时也谨慎有限。无缘无故得到千金，难道不会使他的志意骄纵，丧失原有的操守吗？由此说来，天下是艰难取得的，就不容易失去；天下是轻易取得的，也就容易失去。汉高皇帝取得天下，亲自冒着箭石，与秦、楚争战，转战五年，从未顺利；等到平定天下，又有平城被围的危难，所以终其一生不经营远方的谋略，百姓也没有受到劳苦。继位的文帝、景帝，都不谈用兵。唐太宗发动晋阳军队，击破窦建德，俘获王世充，所经过的地方都攻下了，容易得像劈竹子一样。然而天下刚刚平定，他就对外抵御四夷，讨伐高昌，击破突厥，终其一生战事不断，几乎因此造成动乱，这是因为他亲眼见到取得天下很容易。所以军队的胜败足以显示国家的强弱，国家的强弱又足以显示治乱的征兆。大概有因胜利而灭亡的，也有因失败而兴盛的。会稽山的退守，使句践称霸；黄池之会，使夫差灭亡。这其中自有原因。虢公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的卜偃知道虢国一定灭亡，说：“这是上天夺走了他的明鉴，反而加重了他的病势。” 晋国果然灭掉了虢国，这就是范文子不得不进谏的原因。他进谏而不被采纳，却又立下了功劳，难道还敢逃避死亡吗？假如他不死，晋厉公就会任意施展志向，必然先图谋范氏。赵盾的事情可以看出这一点。赵盾虽然免于一死，却没有免掉恶名；范文子的智慧，远远超过赵宣子了。

译《范蠡论》。文章写得像严酷的官吏一样，即使范蠡也无法辩解。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认为句践这个人脖子长、嘴像鸟，能够同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他共安乐，于是带着自己的部属乘船入海离去。到了齐国，他写信送给大夫文种说：“飞鸟尽了，良弓就收藏起来；狡兔死了，猎狗就被烹煮。您可以离开了。”苏子说：“范蠡只知道观察他的君主，却不知道观察自己。依我看，范蠡也有鸟嘴。贪爱财货，是天下人所鄙视的士人行为。凭范蠡的贤能，难道会聚敛财货、积存财富吗？为什么要到海边耕作，父子共同劳作来经营千金，财货多次散尽又重新积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他的才干有余而道德不足，所以功成名就、退身隐居之后，内心仍然不能自我放开吗？假如句践有宽大的气量，能够始终任用范蠡，范蠡也不会以清静无为的方式老死在越国。所以我说，范蠡也有鸟嘴。”鲁仲连退却秦军以后，平原君想封给他千金作为寿礼，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士人所看重的，是替别人排除困难、解决纠纷，却不从中取得任何东西。假如有所索取，那就是商人的行为，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见平原君，逃到海上隐居，说：“与富贵相伴而在人前屈服，我宁愿贫贱却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趣。”假如范蠡的离去像鲁仲连一样，那么他就离圣人的境界不远了。唉！自春秋以来，论到出仕、退处、进用、退让，没有一个人能像范蠡这样保全自身；可是他在这一点上仍有不足，所以我为此再三叹息，深深悲哀。《伍子胥论》。楚平王杀死伍奢、伍尚以后，伍子胥逃亡到吴国，侍奉吴王阖闾。楚平王死后，楚昭王即位，后来伍子胥和孙武起兵，联合唐、蔡讨伐楚国，来到汉水列阵，楚军大败。于是吴王乘胜前进，经过五次战斗终于到达郢都。楚昭王出逃，吴军进入郢都。伍子胥寻找楚昭王没有找到，于是挖掘楚平王的坟墓，取出尸体，鞭打三百下，以报父兄被杀之仇。苏子说：“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人中豪杰，而扬雄却是拘泥于小节的迂腐之士。他想凭微薄的学问来挑剔这三个人，把伍子胥三次进谏不离去、鞭打楚平王尸体、借住阖闾馆舍视为罪过，把文种、范蠡没有强谏句践而使他退守会稽视为过错。扬雄听说古代有‘三次进谏不听就应离去’的说法，就想用它来约束天下的士人，难道不是浅陋吗？三次进谏而离去，是对与君主交情浅薄的臣子说的，像宫之奇、泄冶这样的人才可以这样做。至于伍子胥，他是吴国的宗臣，与国家同生死，离开吴国又能到哪里去呢？即使百次进谏都不被采纳，接着以死相谏也是可以的。孔子离开鲁国，从来没有进谏一次，又何必要说三次？父亲受到诛杀，儿子为父报仇，是礼制允许的。活着时被斩首，死后被鞭尸，发泄自己极其深重的痛苦，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因此古代君子都哀怜并宽恕他，难道只有扬雄不是人子的心肠吗？” 至于借住阖闾的馆舍以及同群臣相处的罪名，并不是伍子胥的本意。句践困守会稽时，尚且能够任用文种、范蠡二人；假如他们先去作战，又强行进谏而死，扬雄恐怕又要把伍子胥的罪过加到他们身上了。《孙武论》一。文章写得很好，但还没有切中孙武的问题。古代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超出孙子的。利害相互权衡，奇兵正兵相互生成，战、守、攻、围的办法，大概有上百种。即使想再增加，也不知道从哪里增加了。然而他的短处在于，智慧有余，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运用智慧，这难道不是他最大的缺点吗？军队没有固定的形态，却要预先为它设计形态；胜利没有固定的处所，却要多方创造取得胜利的条件。因此他的学说屡屡变化而不相同，纵横曲折，目的在于避开祸害而趋向利益。他把各种办法杂然列出，听凭使用者自己选择。所以用它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选择。为什么选择困难呢？向西锐进却忘了东方，看见有利的一面却看不见它的穷尽，得到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这难道不是运用智慧的困难吗？智慧本来不是用来教人逞智的；之所以教人这些，是因为君子急于建立功业。外在的权变诈术扰乱人心，而内心没有操守，那么连五尺高的儿童都想这样做。这样会使人勇敢却不知道自己在冒险，贪求却不顾后果；用它来防备祸难，确实有时有效。深山大泽中有天地孕育的珍宝，不存心求宝的人反而能得到它。驾船行驶在河中，船行的逆顺和水流的曲折，只有忘掉一心操纵船只时才看得见。所以只有天下最廉洁的人，才能驾驭贪欲；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发挥勇力；只有天下最诚信的人，才能运用诈术。什么人不受利益驱使呢？不受利益驱使，他的见识就明察；见识明察，行动就果断。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先看到它的危害，随后才看到它的利益；先看到失败，随后才看到成功。他的心闲静而无所牵挂，所以能够如此明察。否则，军队还没有交战就先一心想着获利，那么临事时就会迷惑。即使有很大的利益，又怎么能看见呢？至于圣人却不是这样，他让天下人处在贪求的位置，自己却处在廉洁的位置，所以天下所有贪求的人都可以被他任用；他让天下人处在勇猛的位置，自己却处在沉静的位置，所以天下所有勇猛的人都可以被他驱使；他让天下人处在诈术的位置，自己却处在诚信的位置，所以天下所有善于欺诈的人都可以被他使用。天下人想凭这些取得功业，自己却也处在这些位置上，那么功业就不能完成。所以君子处在昏暗之处来驾驭明察，明察者的才能就会全部显现；处在阴柔之处来驾驭阳刚，阳刚者就会全部奔赴效力。这样以后，孙子的智慧才可以得到运用。《易经》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就能作出决定，守正则吉。”君子在尚未行动时，坚定得像石头一样，仿佛将终身如此；等到行动时，不到一天就立即发动。所以说：“不受利益驱使，见识就明察；见识明察，行动就果断。” 如今世俗的议论却不是这样，说：“用兵就是诡诈之道；不贪求就无法取得，不勇猛就无法获得，不欺诈就无法成功；廉洁、沉静而诚信的人，在用兵中没有用处。”唉！世俗的说法一旦流行，天下就会纷纷像鸟兽互相搏斗、婴儿互相击打一​​样；强者受伤，弱者被废弃，而天下的动乱又从哪里停止呢？《孙武论》二。

译这篇文章是借孙武这个题目来说自己的议论。孙武是战国时代的将领，他只知道替吴国筹划罢了。因此把他作为将领使用，是可以的；让君主采用他的全部学说，却不可以。如今他的书有十三篇，内容小到部曲、营垒、草料、粮食、器械，大到攻城、守国、使用间谍，也不过涉及这些，大概已经穷尽了这些方面。天子的军队以及天下的大势，孙武还没有论及。他的书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干预，就能取胜。”这是替君主说的，也只有这一点。我私下认为，天子的军队，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驾驭将领；天下的大势，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使天下人乐于作战，却不喜欢战争。天下的祸患，不在于防备盗贼，也不在于对付敌国；祸患在于将帅无能，却借盗贼、敌国的形势，在国内要挟君主。因此将帅越多，敌国就越强；用兵越多，盗贼就越顽固。敌国越强、盗贼越顽固，将帅的权力就越重；将帅的权力越重，爵位和赏赐就不得不增加。这样一来，盗贼成了君主的祸患，将帅却从中获利；敌国成了君主的仇敌，将帅却因而庆幸。他们凭借百倍的势力，只建立微小的功劳，借此堵住众人的口，向君主邀功取利。这样下去，天下还没有灭亡，只是因为另有某种力量在支撑罢了。从前唐朝的动乱，开始于唐明皇。自唐肃宗收复两京以来，却不能乘胜合力把河北的叛乱势力全部消灭；唐德宗收复潞州、博州，几乎平定魏地，却不能在田悦困顿穷蹙时将他斩杀；到了唐宪宗时，天下大略平定了，但那些残余势力始终没有彻底清除。唐朝之所以屡次振兴却最终没有振作起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将帅之臣蓄养势力，借以自我封闭、割据自守。因此说：天子用兵，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驾驭将帅。驾驭将帅的方法，是用他们所希求的东西来开启他们，又把他们所忌惮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做。这就像良医使用药物，乌喙、蝮蛇、蝎子等毒物，都能在面前发挥作用，却不敢任意施放毒性。为什么呢？因为给了它们所畏惧的制约。唐宪宗准备讨伐刘辟，认为除了高崇文没有别人可以任用；而刘澭正是高崇文所忌惮的人。因此宪宗告诉他说：“如果刘辟不能取胜，就让刘澭来代替你。”所以高崇文决心决战，不转身退却，很快就擒获了刘辟，这就是天子驾驭将帅的方法。要使天下人乐于作战却不嗜好战争，为什么呢？天下人若不喜欢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危难；若嗜好战争，就不能同他们共处安定。过去秦国的法令，是让官吏和士卒各自为战争取功，战胜后利益归于百姓，从敌人那里夺得的东西就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百姓用来养活自己、送葬亲人的东西，除了杀敌就没有其他取得途径了。所以秦民凭借嗜好战争而兼并天下，也凭借这种嗜好而灭亡。秦始皇虽然已经毁掉著名城池，杀死豪杰，销毁兵器，但百姓好战的心情喧嚣不止，并没有消失，因此不能让他们休养生息，最终导致灭亡。至于王者治下的百姓，关键在于使他们懂得爱戴自己的君上、仇恨自己的敌人，使他们明白君上驱使他们参战，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这样，他们就会乐于作战，甘愿为之牺牲。到了作战时，只求战胜敌人，不求夺取财物；赏赐则从公室中发出，在宗庙里举行，因而利益不在于杀人。所以百姓不会把嗜好战争作为志向。这样以后，才可以在安居中发动他们，在争夺之际使他们休息；可以同他们共处安定，也可以同他们共赴危难，却不能同他们一起陷入混乱。这就是天下的形势。他评论孙武，并阐发孙武兵书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大概也是鉴于宋朝驾驭将帅没有办法，以及宋军士卒习惯于软弱而不能作战的缘故。《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十 明代茅坤撰 东坡文钞十四 论 乐毅论 评论霸业的人，确实说得刺骨入理。自己知道能够以王道统一天下便实行王道的，是三王；自己知道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而实行霸道的，是五霸。有人说：“谋求王道没有成功，它的弊处还可以退而实行霸道。”唉！假使齐桓公、晋文公去做商汤、周武王所做的事，那么他们连求得不亡都来不及，虽然想称霸，能够办得到吗？王道这种东西，不可以小规模地使用。大规模实行它就能成就王业，小规模实行它就会导致灭亡。从前徐偃王、宋襄公曾经实行仁义，然而最终还是因此毁掉自身、丧失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所施行的仁义，不足以充满他们所求取的目标。所以，有取得天下的方法，却没有夺取天下的私心，这样才可以同他谈论王道。范蠡、留侯虽然不是商汤、周武王的辅佐，但也可以说是刚强坚毅、果断勇敢、卓然不惑，并且能够坚决做成某件事情的人。看吴王被困在姑苏城上，向句践哀求、请求保全性命，句践想赦免他，唯独范蠡认为不可以，拿起鼓槌进兵，最终割断了吴王的脖子。项籍释放秦军俘虏向东撤退，高帝也想停止用兵、回到国都，留侯劝谏说：“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赶快进攻，不要错过机会。”这两个人认为，区区的仁义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计。唉！乐毅是战国时代的英雄，却没有懂得大道；即使偶然听到了一些大道，也只足以使自己丧命罢了。评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用反间计让骑劫代替乐毅为将，最终使乐毅逃走；乐毅没有成功，是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的过错。然而当时即使燕昭王还在，反间计不能施行，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以及三晋的利益。如今用百万军队攻打齐国残余的两座城池，几年不能攻下，军队疲惫在外，这必然会有乘虚而入的人。诸侯从内部袭击，齐军从外部攻击，在这种时候，即使是太公、司马穰苴也不能不失败。然而乐毅凭借百倍于守军的军队，几年不能攻下两座城，并不是他的智谋和力量不足，大概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服从，所以不忍心急攻，才到了这种地步。齐人正苦于齐湣王的强暴，乐毅如果退兵休整，整治政令，减轻赋税徭役，使百姓返回田里，安定老幼，让齐人不再有斗志，那么田单独自同谁作战呢？为什么要用百万军队相持不决呢？这本来就是让齐人能够从容谋划的原因。当战国时期，凭借强兵互相吞并的，难道只有我们吗？以燕国的军队压迫齐国城池并迅速进攻，灭掉齐国以后再吃饭，谁说不可以呢？唉！想称王就称王，不能称王就应当慎重选择自己的处境，不要让王道和霸道两头都失掉，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乐毅离开赵国以后，过了几十年，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功名仍未泯灭，汉高帝兴起时，还对他心存向往。大概乐毅的风度，也足以倾动天下，所以他的遗风长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