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一

译《论魏王在殡请求停止秋宴札子》议论合祭的经制 臣恭敬地考察《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晋国的荀盈出使齐国，死在戏阳，灵柩停放在绛，还没有下葬。晋平公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斟酒给乐工喝，说：“你只是供君王耳朵享用的，将掌管听闻之事。辰星在子、卯，称为凶日。君王应当停止宴饮作乐，乐工也应当放下职事，这是因为凶日的缘故。君王的卿佐，就像人的大腿和臂膀。大腿和臂膀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呢？你没有听说这些却还奏乐，就是不聪明。”晋平公醒悟，停止了音乐。又考察昭公十五年，晋国的荀跞出使周国，安葬穆后，安葬以后才除去丧服。周景王因此设宴，叔向讥讽他，说这是以欢乐对待忧患。晋平公对于荀盈，大概没有服丧之服；周景王对于穆后，大概服的是期丧。没有服丧的人，在尚未下葬时奏乐，屠蒯讥讽他；服期丧的人，在已经下葬后设宴，叔向讥讽他。这些事写在史册上，直到今天仍认为是不对的。仁宗皇帝因为宰相富弼的母亲正在停灵待葬，便停止春宴，这件事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仍认为是适宜的。如今魏王的丧事还没有到卒哭，礼部、太常寺却都认为天子不服期丧，不妨碍设宴作乐，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不服期丧就可以设宴作乐，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讥讽晋平公、周景王呢？魏王是亲属，难道能同卿佐相比而关系疏远吗？比荀盈更亲近；与富弼的母亲相比，亲疏轻重也有差别。魏王下葬既然因为阴阳禁忌而选择年月，就应当按照礼制，以诸侯五月为下葬期限；从今年十一月以前，都属于尚未下葬的月份，不应当设宴作乐，不能因为权宜地把灵柩停放在郊外，就把它同已经下葬等同起来。臣私下料想，皇帝陛下笃厚仁慈孝顺，一定会停止秋宴，不必等臣进言。但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指示，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教坊致语等文字应在宴会前一个月进呈。臣既不敢撰写，也不敢拖延不办。伏请陛下详细斟酌，如果认为应当停止秋宴，只请按照皇帝陛下的圣意施行，不必再发出臣所写的文字。臣忝居侍从，又蒙陪侍讲读，不愿让人有丝毫议论圣明之处，所以不敢不奏请陛下裁决。请求免除五谷力胜税钱的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上札子奏道：臣听说，谷物太便宜就会损害农民，太贵就会损害商人，所以法令不对五谷征税，使丰收地区的商人争相买粮，以抬高过低的价格；灾害地区则车船聚集，以压低过高的价格。从先王以来，从未改变过这个制度。但近年法令开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人不能流通，农民和商人都受其害。这是废弃历代君王不可磨灭的法典，却实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弊法。让百世以后的人写在青史上说：‘征收五谷力胜税钱，是从皇宋某年开始的。’臣私下认为这是圣明时代的祸患。臣从前在黄州，亲眼见到连续几年谷物丰收，农民装满车辆把米运进市场，却连盐茶的费用也赚不回来；而囤积粮食的人家，日夜祈祷，希望遇到饥荒。后来又在浙西，亲眼见到连续几年水灾，百姓家里有钱却没有粮食，穿着珠玉金银做的衣服，却饿死在街市上。这些都是官府征收五谷力胜税钱，导致商人不能流通的过失。臣听说，把物资给人，只能到物资用尽为止；用法令使人活命，法令一旦实行，作用可以无穷。如今陛下每逢灾害，就捐出金帛、发放仓粮，自元祐以来，大约耗费了数千万贯、石，但饿死者和流亡者并没有稍稍减少。比如去年浙西发生水灾，陛下让江西、湖北雇船运米，来救济苏州、湖州的百姓，共有一百多万石，又计算买粮本钱、运费和官府钱财，耗费不可计数；而被派来雇用的客船，全都失业破产，无处申诉。与其让官府这样耗费，哪里比得上删去近来所设立的五谷力胜税钱这一条，只施行天圣年间附令中关于免税的指挥？这样丰收和歉收地区彼此调济，农民和商人都获利。即使有水灾旱灾，也不会发生大饥荒。虽然眼下稍微损失一些课税收入，但灾区不必完全劳烦陛下像近年那样拿出大量钱粮。如今元祐编敕虽然说灾伤地区即使有例也免税，但粮食的来源必定在丰收地区，经过的地方却不免征税，所以商人也自然不愿运输。议论的人有的想立法规定：一路发生灾害，邻路就免税；一州发生灾害，邻州也免税。虽然比现在的法令稍微宽通疏略一些，但隔着一路一州之外，丰歉仍不能相互救济，不能算是良法。必须完全删去近来的弊法，专门采用天圣附令的指挥，才是通行而能互济的办法。臣私下认为，如果施行臣的建议，税钱也一定不至于大幅度损失。为什么呢？五谷不征税，商人一定会大量流通。他们不运载现钱，必定会带回货物；带回货物，当然都要征税，所得未必少于力胜税钱。而灾区和非灾区之间有无相通，容易救济，官府也节省费用，其中的利益不可胜计。如今大赦将近，如果能把这项措施附在赦书中一同颁下，更能显明圣德，收拢民心，实在是无穷的利益。请陛下裁决。奏请整治内中车子争道乱行的札子 这可以整肃朝廷的体制，与东方朔弹劾董偃的事情相同。臣恭敬地考察：汉成帝到郊外祭祀茸泉泰畤、汾阴后土时，赵昭仪常常随从，处在属车之中。当时扬雄在承明待诏，作赋进奏以讽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上来祝寿啊，屏退玉女而拒绝虙妃。’这是说妇女不应当参与斋戒祭祀之事。臣如今任职夏官，职责在于掌管卤簿。按照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乘车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奏钧容乐，回到内宫，然后后妃一类的人才在半路迎接拜谒，这已经不是典礼所规定的了。何况现在祭祀之事还没有完成，中宫和掖庭的人却能够处在勾陈、豹尾之间呢？臣私下看见二圣尊崇奉行大祭，严肃恭敬、戒慎畏惧，超过古今，四方来观看的人无不喜悦敬服。如今车驾正在太庙斋宿，而内中的车子不避让仪仗卫士，争抢道路，杂乱行驶。臣愚昧，私下恐怕这会损害朝廷在众人眼中的形象，所以不敢不奏报。请求校正陆贽奏议并进呈御览的札子 长公认为最有心得的部分，也是最得意的条奏。

译臣等惭愧地凭借空疏浅陋充任讲读之职，陛下圣明天赋，学问日益精进。臣等才力有限而圣道无穷，心里想进言而口才不能达到，因此深感惭愧，不知所措。臣私下认为，人臣进献忠言，就像医生使用药物；药虽然经过医生之手，但药方大多传自古人。只要已经在世间见效，不必都出自自己。臣看见唐朝宰相陆贽，才华本来足以辅佐君王，学问足以做帝王之师；他的论说深切合乎事情，言语不离道德，智慧如同张良而文才超过他，辩才如同贾谊而谋略并不疏略。他对上能够纠正君心的过失，对下能够沟通天下人的志向。只是他不幸，做官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德宗把苛刻当作能干，陆贽却以忠厚进谏；德宗把猜忌当作权术，陆贽却劝他推诚待人；德宗喜好用兵，陆贽却把消弭战争放在首位；德宗吝惜财物，陆贽却把散财救民看作当务之急。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办法，责备自己以收取人心，改正过错以顺应天道，除去小人以消除百姓的祸患，爱惜名器以等待有功之人，如此之类，难以全部列举。可以说，他进献了苦口的药石，针刺了危害身体的膏肓。假使德宗完全采用他的话，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臣每次从西阁退下，便私下相互说，陛下圣明，一定会喜爱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能够彼此契合，就好像臣子和君主生在同一时代。从前冯唐谈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声叹息；魏相分条陈述晁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如果陛下能够自己得到老师，那么不如就近取法陆贽。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不是没有可观之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论深远幽微，后世的学说支离破碎，如同山海高深，难以一一推求选择。像陆贽的论说，打开书卷便清楚明白，汇集古今精华，实在是治乱的龟鉴。臣等想取他的奏议，稍加校正，抄写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看见陆贽本人一样；反复熟读，就像同陆贽交谈一样。这样一定能够启发圣明的本性，年复一年成就治理功业。臣等的一点诚意实在无法尽述，请陛下裁决。《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辨析明白 臣恭敬地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中的一段文字：等郊祀礼仪完毕，召集官员详细议论祭祀皇地祇的事情，以及郊祀之年宗庙飨祭的礼典，奏报朝廷。臣恭敬地看见，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享受神灵的降福，实际上已经得到美善的应验。既然如此，圆丘合祭，本来就符合天地的心意，不应当再有所改变。臣私下想，议论的人想改变祖宗旧制，不过是认为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照同类相求的道理，阳时阳位不可以用来求阴神。这是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从的。古代秋分在西郊黄昏祭月，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随从祭祀上帝，却在冬至于南郊祭月，议论的人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祇也随从上帝在圆丘合祭，却偏偏认为不可以，这是过分了。

译《尚书》说：‘于是举行大祭告祭上帝，精洁地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 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祭的，却唯独不告祭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周武王攻克商朝，庚戌日举行燔柴、遥望之祭；燔柴是祭祀上帝，遥望是祭祀山川。在一天之内，从上帝直到山川，必定没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却偏偏遗漏地祇，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也一并祭祀地祇。凭什么可以说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这就是合祭天地的经典明文，可是解释的人却把它比作《丰年》诗，说：‘秋冬分别报祭，却都歌唱《丰年》；天地分别祭祀，却都歌唱《昊天有成命》。’这也是大错特错。《丰年》诗说：‘丰收之年黍子稻子很多，也有高大的粮仓，万亿以及秭数，酿成酒和甜酒，进献给祖先和妣祖，以调和各种礼仪，降下的福禄非常完备。’秋天歌唱可以，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接受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奠定上天的命令，宽厚而深密地继续光明，竭尽他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只说天而不涉及地，这是颂诗用来告祭神明的道理；从来没有歌唱没有祭祀的对象，祭祀没有歌唱的对象。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唱祭天的诗而不歌唱祭地的诗，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祇就在其中；歌唱祭天的诗而不歌唱祭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经》的序说：‘是郊祀天地的诗。’《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祀，却仍举行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祀中较小的祭礼。’解释的人说：‘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说是淮水、大海；又有人说是分野的星宿和山川。’鲁国是诸侯国。因此郊祀中较小的祭祀，只涉及它的分野和山川而已。周朝拥有天下，那么郊祀中较小的祭祀，难道唯独不涉及五岳四渎吗？岳渎尚且能够随从祭祀，地祇难道唯独不能合祭吗？秦朝焚烧《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只能各自凭意推类罢了。王、郑、贾、服这一类人，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考察《诗》《书》和《春秋》，可知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的人却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认为不足以取法。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验证它的是非，不应当因为施行者是某人就废弃它。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天地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制定郊祀坛兆，修筑八级圆坛，中间又修筑重坛，天地的神位安置在上面，都面向南方，以西为上。这就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考察《水经注》：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圆丘的东面，那里是大魏郊祭上天的地方，依照汉代旧例，修筑八级圆坛，中间又修筑重坛，天地的神位安置在上面。这就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太庙合祭黄帝，在郊外祭祀喾；夏后氏在太庙合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郊祭和庙祭都有禘祭。在太庙举行禘祭，祖宗合食于太祖；在郊外举行禘祭，地祇和群望都在圆丘合祭，并以始祖配享。这是有大事时举行的非常规祭祀。’《三辅故事》说：‘在圆丘祭祀，上帝和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方。’这说明汉代曾经合祭。其时褚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话正确。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享献，必须亲自举行。朕不亲自祭祀，礼制将有所缺失。皇地祇应当像南郊一样合祭。’这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此以后，在圆丘举行有大事的祭祀，都合祭天地。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的人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认为这是采用《周礼》。臣请说明《周礼》和现今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祭天三次，在明堂享祭上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享祭宗庙四次。以上十五次祭祀，都是天子亲自举行的。此外还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也都亲自举行。这就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祀，先享祭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必定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遍享太庙，然后才祭祀天地。这是本朝的礼制。周代的礼制亲自祭祀如此频繁，却每年实行也不认为困难；如今的礼制亲自祭祀如此少，却三年实行一次仍不认为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出入时的仪仗器物不繁多，兵卫非常简略，费用使用有节制，而且宗庙在宫门以内，朝见诸侯、颁爵行赏都一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治理的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整齐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够守住这一点，天下就会服从。因此年年举行，逐渐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四海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君上，机要政务的繁多是古代的亿万倍，一天的精力已经不能满足。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增加而不减少，直到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如今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祀太庙，不是《周礼》；郊祀后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官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对于地祇说要遵守《周礼》，不应当在圆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呢？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同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这样回答：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正当暑热时向南到衡山，十一月正当寒冷时向北到常山，这也是如今的寒暑。后世的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尚且不能实行舜的礼制，却说如今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不能实行的地方；

译夏商的礼制，周代也有不能采用的地方，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不得已，而且由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没有亲自出征。如今想把一代的礼制定为三年一次经常实行的法令，难道可以拿六月出兵来相比吗？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夏至不能亲自行礼，那么派官员代理祭祀，也有旧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周礼规定，大宗伯在君王不能亲自参加时，代理君位行礼。郑氏注说：君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事故，包括君王生病和遭逢丧忧。既然如此，代理祭祀并不是安宁吉祥时所用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有关官员代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果在亲自郊祀的年份反而派官员代理，就是无故而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省去繁琐的文饰末节，一年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这样回答：古代把亲自郊祀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琐文饰；如今把亲自郊祀作为大礼，繁琐文饰有不能省略的地方。假如设置帷幕、城垣和幔屋，盛夏就有风雨的忧患。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郊时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才停下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全副装备，人马都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节所能承受的。君王以侍奉父亲的礼制侍奉天，以侍奉母亲的礼制侍奉地，不能有所偏废。侍奉天完备，侍奉地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难道能认为是繁琐文饰末节而一概想省去吗？国家养兵的情况不同于前代，自唐朝以来，即使还没有军赏，也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可以简省。大辂一旦出动，必定要有赏赐供给。如今三年一次郊祀，已经耗尽府库，还担心不够。除了郊祀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呢？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家的力量将凭什么供给？如果分开赏赐，人情难道不会失望吗？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祀已经太疏阔了，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侍奉地而更加疏远侍奉天。自古没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这样一来，典礼更加败坏，想恢复古制却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品，这不是合乎礼制的做法。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祭祀神州来替代夏至在方泽的祭祀，就可以免除盛夏举行大礼的忧患。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议论这些，是想要完全遵从《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这是《周礼》的经典规定，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办法呢？如果是变通礼制、因时权宜也可以，那么合祭圆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天后祭地，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仍然不能免除。议论的人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皇帝不亲自到郊外，而是点燃通向天的烽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又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说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所以从远处遥望而祭祀。如今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土地，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土地吗？以上六条议论，正是决定天地能否合祭的问题。汉代的郊祀礼尤其违背古制，唐代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本朝祖宗恭敬崇尚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增损，不是不知道圆丘、方泽都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时势不能实行。因此斟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超过汉唐很多。天地、宗庙的祭祀，本来都应当每年遍行；如今不能每年遍行，所以三年遍行一次。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又不能在一年之内两次举行大礼，所以分在三天举行。这些都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天地并没有失去皇帝亲自祭祀，而北郊祭地却一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却派官员代理，就是长久不能亲自侍奉地祇。三年之间举行郊祀，在应当郊祭地祇的年份，如果暑热和雨水使皇帝不能亲自前往而派官员代理，那么天地都不能由皇帝亲自祭祀了。分别祭祀天地，确实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议论的人不过想在举行郊祀的年份，把天地、宗庙的祭祀分成三次罢了。分成三次有三件不可行的事：夏至这一天不适合调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从建国以来，天地和宗庙只享用这一套祭祀，历代圣主相承，都只采用这种礼制，这是神祇所欣然享用、祖宗所安定的制度，不可轻率变动；一旦变动，就会有吉凶祸福，不能不加考虑，这是第三。这三件事，臣反复考虑，没有一件有可行的道理。伏请遵从旧制，以此为便利。从前西汉衰败时，汉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汉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议论，改变郊祀神位，都有灾祸，明确记载在史书上。前代的鉴戒非常明显，足以令人寒心。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是古今正礼，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初次郊祀的年份应当施行，实在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典章。希望陛下谨慎遵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宗庙飨祭，以此安抚天下上下的神祇。仍请求把臣这篇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召集官员议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说明并驳破臣所陈述的六条议论，使各种异议都屈服。这样上合《周礼》，下又不会成为当今军国事务的忧患，不可固执地只讨论当今是否能够施行。最重要的是尊重严肃的祭祀大典，按照时势决定，请陛下裁决。苏氏的各篇札子中，这一篇最好。历览宋代的朝廷议论，也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应当同西汉韦元成、刘歆等人关于宗庙的议论相提并论。请求出任一郡的札子 看了这篇文章而不呜咽流泪的，就不合人情。

译臣近来左臂麻木，两眼昏暗，担心有失仪、旷职的忧患，因此坚决请求出任一郡。幸蒙圣上慈爱，下诏不准，派使者慰问，赐假养病，恩礼如此深重，即使死上万次也无法报答。按照臣子的大义来说，病还没有严重到将死的程度，都应当勉强任事；即使有失仪、旷职的惩罚，也不应当推辞。然而臣最终还是不敢起身就任职事，实在也有原因。说出来就会触犯权贵，获罪不轻；不说出来就是欺骗君父，诛罚更加严重。因此最终还是说了。臣听《易经》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又说：‘君主不缜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缜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侍奉君主的道义，虽然应当把报效国家放在首位，但报效国家的方法，应当以保全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彼此猜忌，自身不能安定，只忧虑危亡，又凭什么报效国家呢？恭敬地想，陛下登基之初，把臣从九死一生中收用起来，半年之间提拔臣为两制之首，臣正要献身效命，哪里敢说辛劳？只是臣不善于为自身谋划，却急于报效国家，以至于使台谏官把臣列为仇敌。臣同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能和愚拙不同，但交情最为深厚。司马光既然受到重用，臣也骤然升迁，按照人情，哪里肯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对于司马光所提出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得不竭力争辩；而台谏诸人都迎合司马光的意旨来求取进用。等到司马光去世以后，他们又妄自猜想陛下把司马光的话当作宗旨，便结党逞强来排斥不同意见，凡有人说不便，就约定共同攻击他。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至诚为民，本来不求别人迎合自己；陛下虚心无私，又哪里会有所偏主呢？后来又因为刑部侍郎范百禄同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想要遵守祖宗旧例，不敢根据可疑的法令杀人，而谏官吕陶又弹劾韩维专权办事。臣本是蜀人，同这两个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氏一党一律憎恨臣，指称臣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当时著作黄庭坚正任本州德安镇监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思，想在本镇实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而百姓贫困，不能承受苛征，如果实行市易法，必定使百姓纷纷离散，公文往来会被士人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因大臣推荐，被召试馆职，臣曾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财物的小人，学问品行没有可取之处，哪里能担当这个选任？’又赵挺之的岳父郭概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待百姓，朝廷命郭概调查核实，郭概却依附韩玠，隐瞒包庇；臣弟苏辙任谏官，弹劾这件事，韩玠、郭概一并受到贬黜责罚，因此赵挺之对臣的憎恨更加突出。[原文“死力臣”疑有脱误]两年之中，臣遭遇四次言语攻击；起草策问、制诰时，都被说成是诽谤；尚未公布省试榜单，就先宣扬其中的过失；士人乃至臣所推荐的人，也一概受到诬蔑；臣所说的利害得失，不许同陛下面见。近来王觌说胡宗愈把臣指为党人，孙觉说丁隲是臣的亲家。臣同这两个人有什么牵连？他们却在意料之外巧妙构陷，曲意罗织，积累臣的罪名，想使臣在十个人的手里遭受挫折，又使陛下因三次重复的谗言而产生怀疑。朝廷内外的人都明白他们的用意，认为臣如果不早些离去，一定会招致倾覆危险。臣并不是不知道圣明的君主天资聪慧，能够察知臣没有罪过；只是台谏官的气焰震动朝廷，从上至执政大臣，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全都畏惧躲避他们的锋芒，奉行他们的意旨。他们想除掉谁，势力就使谁无法保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没有途径知道。臣私下观察，三代以后号称明主的，没有谁能超过汉宣帝、唐太宗；然而汉宣帝杀死盖宽饶，唐太宗杀死刘洎，都是听信谗言，使无罪之人死去，直到今天人们仍为他们悲哀。汉宣帝起初知道盖宽饶忠诚正直、不畏强暴，从候司马提拔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对他的了解不深；但盖宽饶上书说：‘五帝以天下为官府，三王以天下为家产。’当时的谗人却说盖宽饶想要请求禅让帝位，汉宣帝没有察觉，致使盖宽饶在北阙之下自刎。唐太宗信任刘洎，对他的话无不听从，曾把他比作魏文贞公魏征，也不能说不是深知他的才德。然而唐太宗征讨辽东时患痈，刘洎哭着说：“圣上的身体不康健，实在令人忧惧。”当时进谗言的人却说刘洎想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唐太宗没有察觉，赐刘洎自尽。两位君主并不是不明察，两位臣子也不是没有受到深厚的知遇；只是倚仗君主的深知，不避谗人的不断毁谤，以至身首异处，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今臣自料受到陛下的知遇，不过如盖宽饶受到汉宣帝的知遇、刘洎受到唐太宗的知遇一样，而进谗的臣子却比当时多十倍。即使陛下明智仁厚，远胜汉宣帝、唐太宗，然而臣又怎敢倚仗这一点而不离去，最终重蹈这两位臣子的覆辙呢？况且两位臣子死后，天下后世都说两位君主听信谗言而害死忠良，认为这是圣德的污点。假使这两位臣子能够察觉祸患、心生畏惧，事先请求离去，难道不是身名俱全、君臣两得其保全吗？臣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唯独不考虑一旦获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理由议论我的君主吗？从前先帝召臣上殿，询问古今之事，命令臣以后遇到事情就立即进言。此后臣多次论奏政事没有得到施行，于是又写成诗文，借物寄托讽谏，希望能够流传上达，感悟圣意。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于是臣获罪。然而那还算有些近似，因为他们把讽谏当成了诽谤。如今臣所起草的麻词中有“民亦劳止”一句，赵挺之却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就是把白说成黑、把西说成东，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的险恶狠毒超过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所受的谗毁也超过盖宽饶、刘洎。古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若想采取模棱两可、苟且敷衍的态度，和众人一样，那么内心有愧于本性，对上辜负明主；若不改变自己的操守，知道什么就无所不言，那么怨家仇敌交相攻击，不死就会被废弃。恭请圣上慈悲，念及做臣下的不容易，哀怜臣处在这种极其艰难的境地，始终保全臣，将臣安置在无人争斗的地方，特赐诏令，检核臣先前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臣感恩、知罪、祈天请命，激切战栗惶恐至极，谨请裁决。辩解试馆职策问札子一 以下两篇札子，苏子瞻忠义而明辨是非，即使死九次也不畏惧，也是子瞻的供状。

译臣私下听说谏官说，臣最近所撰写的试馆职策问中有涉及讽刺议论先朝的话。臣退下后伏地思考，其大意是：“如今朝廷想要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有司不能履行职责，或至于偷惰；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懂得他的本意，流于苛刻。臣所说的‘偷’与‘刻’，专指今天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职责，恐怕使这两种弊病归于仁祖、神考，与二帝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前面谈论周公、太公，后面谈论文帝、宣帝，都是作文时引证的惯常做法，也没有把他们比拟为二帝的意思。况且这篇策问的第一、第二首是邓温伯的文辞，末篇才是臣所撰写，三首都是臣亲自书写进呈的。皇帝用御笔批示时，采用的是第三首。臣愚昧的心意，难道能逃过圣上的鉴察吗？如果有丝毫讽刺议论先朝的话，臣死有余罪。伏愿圣上稍稍回转如天日般的照察，使臣孤忠不被众口所销蚀。臣伏地待罪，战栗恐惧至极，谨请裁决。” 辩解试馆职策问札子二 臣近来因为试馆职策问一事被台谏官指责，起初不敢深加辩解，因为为自己辩解而请求离去，就是不愿离去。如今臣私下听说圣明的诏令已经察明事实，而臣四次上章，四次都没有得到允许。臣下的道义在于身命并非自己所有；如今言辞已经穷尽、道理已经说尽，不敢再请求离去，因此又冒昧自陈一次。臣所撰写的策问，开头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鲁，后世仍不能免于衰乱，是为了说明子孙不能奉行先人的法度，那么即使是大圣大贤的法令，也难免产生弊害。后来又引用文帝、宣帝仁厚而政事不废弛、核查实际而政治不苛刻，是为了说明臣下如果奉行得当、掌握其中道理，没有观望迎合之心，那么即使是文帝、宣帝的政治也足以没有弊害。中间又说六位圣君相承而治国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归于仁；其中所说的‘偷’与‘刻’，专指今天的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明白朝廷师法先帝的根本本意，或至于产生这种弊病。文理十分明白，灿然如黑白分明，何曾有丝毫疑似之处涉及议论先朝？不仅朝廷知道臣无罪可以释放，臣自己也知道无罪可以谢罪。然而臣听古人说过：‘人最为信赖的是自己的心和眼睛，最为亲近的是母子，最不受迷惑的是圣贤。’ 然而到了有人偷斧子，才知道心和眼睛也会被扰乱；到了有人投杼，才知道母子之间也会产生疑惑；到了拾取煤炭，才知道圣贤也会被迷惑。如今说臣有罪的人不止三人，交相上章，累次进呈，不下数十次，而圣断明确，深知臣无罪，那么这就远远超过了心目之间的相互信任、母子之间的相互亲爱以及圣贤之间的相互了解。圣上的恩德诏令一发布，天下人都歌颂，史册也会记载；就臣耳目所听见、看见的，圣上的明智通达、洞察真伪，没有谁能比得上陛下。不只是臣想以一死报答圣上，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无不想粉身碎骨，在陛下面前效忠尽义。否则，也不只是臣一人受到含混不明的诽谤，天下所有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无不把臣作为戒鉴，崇尚避讳，畏惧避开嫌疑，观望附和以求苟且免祸，这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臣自从听到诏命以来，一顿饭叹息三次，一夜之间九次起身，身体和口舌相互谋划，却不知死在哪里。然而臣所撰写的策问确实是按实情而发，也有罪过；如果不把这些话全部说出，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与猛互相辅助，君臣之间应当以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如果君主所认为可以的事，不问是非，臣下也一概说可以；君主所认为不可以的事，不问曲直，臣下也一概说不可以，那么这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也是孔子所说的‘只有我的话，却没有人违背我’，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是不能治理国家的道理。臣过去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呈的策论以及所回答的圣问，大体都是劝仁宗励精图治，督察百官，果断而努力地实行。后来侍奉神宗，奉召对答询问，退下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是劝神宗忠恕仁厚，容纳污垢，委屈自己来使百姓宽裕。臣这样不自量力，常常想要仰慕古代贤人，使可与不可相互补益，大概就是如此。臣恭敬地观察两位圣上临朝以来，圣政日益更新，一切出于忠厚，大多实行仁宗的旧政，天下人欣然拥戴，承受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度，常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正，或至于偷惰，而神宗励精图治、核实政务的政策逐渐懈怠废弛。臣深深担心数年以后，驾驭吏员的法令逐渐宽弛，理财的政务逐渐疏忽，防备边疆的计划逐渐松懈，那么意外的忧患将多得无法尽数。即使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避讳，而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的人，所非难的不过是先朝的法，这正是用水调和水，臣私下为此忧虑。因此臣就依据这个意思撰写上述策问，实际上是用来讥刺、讽谏今天的朝廷以及宰相、台谏之流，希望陛下阅览后能够有所感动，或许可以兼行两位先帝忠厚与励精图治的政务。台谏如果因为这些话指责臣，朝廷如果因为这些话治臣的罪，那么即使遭受斧钺诛杀，也甘心如同甘食。如今却说臣是在讥刺讽谏先朝，那就疏远而不相近了。并且不只是这篇策问而已，如今臣不避烦琐亵渎，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陈述出来。臣前些年从登州召回，开始拜见故相司马光，司马光立即同臣讨论当今的要务，列举他想要施行的事情。臣回答说：‘您想要施行的各项事情，对上顺应天意，对下合乎民望，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只有役法一事不可轻易议论。为什么呢？差役与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物，十室九空，钱财聚集在上面，而下面有钱荒的忧患；差役的弊端是百姓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务农，而贪吏奸猾的胥吏又能借此作奸。此二者的弊害轻重，大略相等。如今用那一种来替换这一种，百姓未必乐意。’司马光听后惊讶地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臣回答说：‘法令相互因袭，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有渐进的次序，百姓就不会惊扰。从前三代的法制把兵农合为一体，到秦朝才分为两种；到了唐朝中叶，又把府兵全部改成长期征戍的士卒。从那以后，百姓不知道军事，士兵不知道农事，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供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便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

译如今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情形，您想要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是容易的事。先帝的本意，是让百姓按户出钱，专心务农；即使有贪吏奸猾胥吏，也无从施加虐害。坊场、河渡由官府自行出卖，再用所得的钱雇募衙前，百姓不知道有仓库纲运导致破家的祸患，这是万世之利，决不可改变。只是有两个弊病：多收宽剩役钱来供其他用途；把坊场、河渡封存起来争相购买，以抬高不实的价格。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并非先帝本意。您如果完全革除这两个弊病而不改变役法，那么百姓高兴，事情也容易成功。如今宽剩役钱名义上是十分取三，通计天下竟达到十五，而实际上连一文钱也没有用处。您如果全部革除这五分，又让百姓可以方便地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官府也把它们作为雇役的工钱，那么钱荒的弊病也可以完全消除。这样天下人都认为便利，您还要求什么呢？如果还没有达到目的，慢慢再议论，也还不晚。’司马光听了臣的话，非常认为不对。臣又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这种办法是用系官田以及用宽剩役钱购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略像边郡的弓箭手。’ 臣当时任密州知州，推行这种办法，先招募弓手，百姓非常便利；这本来是先帝的圣意所创立的。推行不久，就因左右近臣提出异议而停止。如今大略计算天下宽剩役钱，合计约有三千万贯石，因战争兴起而支用的仅仅耗去一半；这些本来应当重新用于百姓。如今内府钱财堆积如山，您如果尽力向皇上进言，请求索回这些钱，恢复三千万贯石，再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数年以后，三路的役人可以减少大半，使民力宽裕，以等待边境缓急之需，这是万世之利、社稷之福。’司马光更加认为不可。这两件事，臣另有详细说明利害的一整套文字，如今不敢全部陈述。到了去年二月六日诏令下达、开始实行时，司马光谈到恢复差役法，臣的弟弟苏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述，请求把现有的宽剩役钱用来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限，命令朝廷内外详细讨论以后再立法。又说衙前这一役可以立即任用旧人，仍然完全依照旧数发给月俸和重难钱，把坊场、河渡的钱在各路统筹调剂发放，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施行。等到朝廷任命臣参与详定役法，臣因此得以申述弟弟苏辙先前的意见，先同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反复辩论，其次又在西府及政事堂中同执政大臣商议，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臣上疏极力说明衙前应当雇募而不可差遣，先帝制定的这项法令可以守住而不可改变的本意，因而请求停止详定役法。在这个时候，台谏官彼此观望，竟没有一人说话来判定是非。如今差役的利害，还不容易一两句话立即说清，但弓手不许雇人，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事情。朝廷知道了这一点，已经改变法令，允许雇人，天下人都认为便利，而台谏官仍然屡次上疏极力争辩。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只是想改变熙宁的法令，不再权衡利害、兼取长处。臣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列举上报熙宁以来不应因赦免而降职、罢官的法令，共有几十条，他们全都想删去。臣同执政大臣多次争辩，认为先帝在这些事情上大概有深意，不可全部改变，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的很多。臣每次草拟监司、守令的告词，都以奉行守护先帝的法令、不可敢于松弛废弃作为告诫，文案都在，均可重新查考。由此看来，臣难道是诽谤议论先朝的人吗？臣之所以一条一条反复陈述，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实在是看到士大夫喜欢相同、厌恶不同，泯灭差异而成为风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能完全听到天下利害的实情。希望陛下因臣这些话警戒在位之人，挽救他们偏执的地方，削减有余，补足不足，天下幸甚。如果因为臣狂妄而不懂得避讳，即使赐臣诛杀，臣死后也将不朽。臣感恩而思图报答，激切战栗恐惧至极，谨请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二 明代茅坤编撰 东坡文钞六 状 赴定州前上朝廷论事状 老成典刑之言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通达；天下大治到了极点，就连平民百姓都能自行通达上情；天下大乱到了极点，就连近臣也不能自行通达。《易》说：“天地交，泰。”卦辞说：“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又说：“天地不交，否。”卦辞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所谓没有国家，就是亡国的意思。上下不相交，那么即使有朝廷和君臣，亡国的形势也已经形成了，难道不可畏惧吗？臣不敢再引用衰世昏君的事，只说唐明皇，他也是使国家中兴、刑罚废置不用的君主；然而天宝末年，小人居于高位，下情不能上达，于是鲜于仲通率领二十万军队在泸南全军覆没。唐明皇不知道，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到了安禄山反叛，叛军已经渡过黄河，唐明皇还认为他是忠臣。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下情不能上达，耳目被堵塞，事情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臣在经筵中多次谈论这件事，陛下执政九年以来，除了执政大臣和台谏官之外，未曾同群臣接见；然而天下人不认为这是错误，是因为认为垂帘听政时不得不这样。如今服丧期满以后，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使下情通达、消除壅塞作为急务。臣虽不才，蒙陛下提拔为河北西路安抚使，任职于边境重地，这是首要的任命；臣应当尽心论奏，陛下也应当留意听取采纳。祖宗的法令规定，边帅应当上殿面辞，而陛下却独以本任缺官、迎接人员众多为理由，降下诏令拒绝臣，不让臣上殿，这是什么道理呢？臣如果等待上殿，不过多留十天；本任缺官自有转运使权宜代理，并不会耽误事情；迎接人员众多，不过多支用十天粮食，又有什么不可呢？然而在听政之初，使将帅不能见一次天颜就离去，有见识的人都说陛下厌恶听取人言，心中轻视边疆事务，其征兆就表现在这里。臣充任讲读官，每天侍奉帷幄之前，前后已经五年，可以说是亲近之臣；如今将要戍守边疆，却不能见陛下一面就出发，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自行通达，更加困难了。《易》说：“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而不停止。”又说：“帝王从震方出，到了离方相见。”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如今陛下开始听政，却不实行乘干出震、见离的道理，废弃祖宗亲自临遣将帅的旧例，反而沿用垂帘听政时不得已的政令，这正是朝廷中有见识的人感到惊疑忧虑的原因。臣不能上殿，对臣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利害；但在陛下开始听政、天下人都注目的时候，对圣德的损害却不小。臣已经在本月二十七日出门，并不是敢于请求登殿对答；只是臣起初本来等待上殿，想稍稍效尽愚忠。如今既然来了，也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废弃这些话，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的诚心，稍加采纳。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处在昏暗之中观察光明，处在静止之中观察运动，于是万物的真实情况全都陈列在眼前。不过几年，自然就能知道利害的真实，辨明邪正的实际，然后应对事物而行动，所以行动没有不成功的。臣斗胆用小事作比喻：驾船的人常常担心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能看见，这是为什么？驾船的人自身处在运动之中，而站着观看的人常处于静止之中。下棋的人面对胜负的形势，即使是国手也有看不尽的地方，而袖手旁观的人却常常能看清，这是为什么？下棋的人有争胜之心，而旁观者没有这种心思。假如君主能够安静而无私心，天下还有谁能欺骗他呢？汉景帝即位之初，首先任用晁错，更改法令，贬黜削弱诸侯，于是造成了七国之乱。景帝往来于两宫之间，忧惧寒心了几个月，终身不敢再谈军事。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想要用兵，鞭挞四方夷狄，战争接连、祸患不断，持续三十多年，后来才下诏自责悔痛，封宰相为富民侯。臣由此知道，古代英明睿智的君主，勇于建立功业，没有不后悔的。汉景帝后悔得早，所以很快改变政策而重新安定；汉武帝后悔得晚，所以几乎导致天下动乱。虽然悔悟有迟有早、国家有安有危，略有不同，但同一向来安静无私、始终不悔的孝文帝相比，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如今陛下圣明睿智超过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一概不要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了解利害的真实、邪正的实际以后，再应对事物而行动，使行动以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悔恨，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这样，即使用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记录圣上的功德，即使兼有三宗的寿命，也不足以报答圣上的圣德。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这已经很明白了。臣又听说，治理政事如同使用药方。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治，实际上也没有大的疾病。古人说：有病不医治，往往还能得到中等医治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除去小病，但比误服恶药、希求万一的利益而招致不可救治的祸患，要好得多。臣担心急于求进、贪图功利的臣子，动辄劝陛下轻率地有所改变，所以冒昧进献这番说法，敢于希望陛下深信古人的话，暂且守住中等医治那样安稳万全的办法，不要被恶药误害；这实在是社稷宗庙的利益，天下幸甚。臣不胜忘却自身、忧虑国家之心，冒死进言，谨将这些话记录上奏，伏候诏令裁决。转对条陈三件事状 都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大事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上状奏报：根据御史台的公文，五月一日文德殿临朝视政，臣按次应当转对。臣虽然愚昧无知，但充任禁林之职，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全部说出。谨将三件事分条上奏如下。

译一、臣谨按唐太宗所著《司门令式》说：“凡是没有门籍而有紧急奏报的人，都命令监门司和仗家引导上奏，不得加以阻碍。”臣由此知道，英明的君主务求扩大视听，深深防止上下隔绝；即使没有门籍的人，也还能在非规定时间被引见。祖宗的制度规定，从两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到主管大藩镇、奉使一方出入辞见的人，均可在殿上奏事。其余小臣、平民，也有时特意赐予召见询问。这不仅是为了使下情通达、了解外界事务，也是为了考察群臣的才能、实情和虚伪，并不是随便而已。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除了执政大臣每天可以上殿之外，其余只允许台谏官和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多人。天下如此广大，事务如此复杂，决不是十多人所能全部了解的。如果这十多人不幸不是合适的人，百姓的疾苦不能如实上报，那么陛下就会以为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可说，难道不是危险吗？其余臣僚虽然被允许上书言事，但奏书进入禁中，就如同到了天上，若不反复诘问，怎么能够穷尽利害的实情？何况天下的事情有些不能用文字记载，内心精微之处，口头都不能完全说尽，更何况文字呢？臣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凭借盛德临朝，每件事都自我抑制谦让，以不居功自处为美德。虽然如此，明察事物、广听意见以防止壅塞，这是社稷的大计，难道能因为谦逊的缘故就不与群臣接见吗？如今天下事务很多，饥荒、盗贼、四夷的变乱，百姓劳苦、官员冗滥、将领骄纵、士卒懈怠、财用匮乏等弊病，数不胜数；而政令出自帷箔，交由朝廷大臣裁决，更应当开辟兼听广览的道路，避免专断壅塞的嫌疑，这不是小事。伏望圣上慈悲，再同大臣商议，除了台谏官、开封知府已经获准上殿之外，其余臣僚按旧制可以请间奏事以及出入辞见、获准上殿的，都恢复祖宗旧例，那么天下幸甚。一、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应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如果爱惜名器，那么斗升之禄也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那么笞杖之法也足以震慑顽劣奸猾之人。如果不爱惜、不慎重，那么即使每天授予卿相之职，人们也不会受到鼓励；动辄施行诛杀，人们也不会畏惧。这是关系安危的关键，也是君主施政的手段。自祖宗以来，用刑极为慎重，逐渐成为风气，所以即使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的处分，也都足以惩戒警告在位之人。唯独对于名位、爵禄，授予得太容易。每次科场放榜，授予进士、诸科及特奏名，大约有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大约有二三百人；还不包括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荐举的人。自近世以来，取士之多、得官之易，没有像本朝这样的。如今吏部有一个官缺，通常有五七个人守候争夺，争斗纷乱，廉耻之道尽失。中等才能的小官，官缺遥远，生活贫困，到了任所之后，侵吞搜刮、索取财物，没有什么不做的。自本朝以来，官员冗滥的弊病，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臣伏见祖宗旧制，贡举人通过省试后，御试时黜落的不少；既是慎重取士，也使人知道名器的珍贵，威福专掌于君主。到了嘉祐末年，才开始全部赐予出身，即使文章义理错乱，也玷污了科举。近些年来弊病发展到极点，甚至杂犯之人也免于黜落，这些都不是祖宗的本意。又如进士升甲，本来只有南省第一人，唱名接近末尾时才有特别诏令，都是临时出于圣上的裁断。如今南省第十名以上、别试第一名、国子监和开封的解元、武举第一名、经明行修的举人，以及所有应当特奏名而正及第的人，都明文规定升一甲，纷纷一并进用。人们不再以升甲为荣，法令又掌握在有司手中，恩典不能归于君主，实在没有意义。特奏名的人，除了靠前的十多人文辞稍可观之外，其余都没有什么词学才能，年岁已迫近暮年，进身没有希望，退下也无所归宿；让他们临民任事，必然会危害百姓。希望圣上慈悲，特诏大臣详细议论今后进士、诸科御试取舍的法令以及特奏名出官的格式，务必精审核实，以才艺取人，不要施行小恩小惠来博取虚名。至于明文规定升甲的诏令，请求今后不再施行。从前诸葛亮同法正讨论治国之道，大意说：‘刑罚政令不严肃，君臣之道就渐渐衰败；以官位宠信他，官位到了极点，他就会成为祸害；’ ‘顺从他而施以恩惠，恩惠用尽，他就会轻慢。’我如今用法令威慑他们，法令施行，他们就知道恩德；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加授，他们就知道荣耀。恩德与荣耀一同施行，上下都有节度，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唐德宗时，防守尘山、南方地区，当时形势可以说十分危急，稍微实行姑息政策，也是常理。然而防守道路的进瓜果人想要获得一个试官，陆贽极力进言，认为不可。如今天下安定，朝廷清明，有什么可畏惧回避的，却还要实行姑息的政策呢？所以臣希望陛下常常以诸葛亮、陆贽的话作为法则，天下幸甚。一、臣在前年十月曾经上言，大意说：议论者想要削减任子，以挽救官员冗滥的弊病。这件事施行，人情不高兴；不施行，积累的弊病又不能除去。应当寻求一种分寸适宜的办法，使国家真正能够除去弊病，也使人们不至于有失职的叹息。臣请求，凡是应当奏补的文官子弟，每逢科场就随同进士一同考试；武官子弟则随同武举或试法考试，并且三人中录取一人，仍须年满二十五岁才可以出官。已经考过进士并取得解额的，可以免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满三十五岁以上，也允许出官。这样虽然有三试不第、滞留不进的艰难，却没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能使人人致力于学习，不使家业败落，益处不小。后来诏令没有下达施行，臣切实担心当时圣上的意思是认为改元之初，不愿首先施行约束削减的政令。如今陛下即位已经四年，官员冗滥的弊病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财用匮乏有加重而没有改善。数年以后，弊病将多得无法承受。如果朝廷安然不以为怪，那么应当让谁来承担这种忧患？等到现在才谋求解决，臣恐怕已经晚了。伏乞检核臣先前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以上谨记录上奏，伏候诏令裁决。荐举宗室赵令畤状 如今国家对待宗室，如果能像对待子瞻这样，这个主张非常好。

译臣听《诗经》说：‘怀有德行才会安宁，宗子就是国家的城墙。’宗室中有人才，是国家的光荣，是社稷的屏障。周朝强盛时，它的卿士都是周公、召公、毛公、原公的后代，不是王的伯叔父，就是王的子弟。到了两汉之间，刘平的德行，刘歆、刘向的文章，天下人都把他们作为称道的话题。唐朝的宗室，武略如李道宗、李孝恭，文章如李白、李贺的人，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凭借功名做到宰相的，有九人。自建隆以来，历代圣君都坚持谦逊，不偏爱自己的亲族，在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方面，不任用宗室子弟。即使有文武方面的非凡才能，也终身没有得到试用。神宗皇帝才真正对此慨然，想要让宗室中的英俊人才出仕，与天下人共同任用，所以增加建立了教育培养、选拔举荐的法令。施行二十年来，宗室人才出入朝廷内外，逐渐得到任用，却没有见到有人卓然显著、闻名天下而能称合先帝心意。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大概是朝廷还没有用足以大力鼓励他们的办法。臣伏见承议郎、签书颍州节度判官厅公事令畤，侍奉父母笃厚孝顺，内在品行纯正完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熟悉吏事而通达敏捷，文采俊秀华美，志向操守端正明亮，议论英发，兼备各种才能，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宜。他的著述臣曾经见过，笔力高雅劲健，广泛贯通诸子百家和史书，真是宗庙中珍贵的瑚琏，明堂中高大的杞梓。即使他生在偏僻遥远的地方，尚且应当提拔任用，何况他近在宗亲之列，已经被考察试用过呢？伏望圣上慈悲，特赐考察，召他进入馆阁，培养他的高才，使他成就长远的事业，以此感化激励宗室，劝勉示范天下，完成先帝的意愿，不要因为臣微薄的言辞而废弃臣的请求。如果日后他不像臣所举荐的这样，臣甘愿伏受朝廷法典。谨记录上奏，伏候诏令裁决。奏论马澈不应屏退出太学状 近代往往有国子生以及等待选官的人上书陈述意见，动辄就被隔绝，甚至依法治罪，按平民等类别处置，这实在不是古代明察事物、广听意见的本意。唐、宋两代太学诸生多次得以评论朝政得失；本朝正统年间，像祭酒李勉被逮捕入狱，监生仍然能够上书论救。根据太学条例，三学生凡是进献文字以及写信、进呈名帖给有身份的人，都必须先经过长贰官员审看详定可否，违反者逐出太学。臣所在的本部审看此事认为，各类人只要对公私利害有所见解，都可以进呈奏状，允许直接投送到所属官司；并没有规定还要让官吏审看是否可行以后，才能投进文书。这样做是为了使圣上听闻明白、防止上下壅塞，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本来只是因为国子监学生要借本监名义提出请求，于是才制定上述条例，曲意设置禁防。至于投献书启文字、求见公卿，这是举人的常事，如今却让本监长贰先行审看，违反者都逐出太学。如果评论朝政得失，言论合乎道理，本来就是君主所希望听到的；即使不合道理，也是君主应当容纳的。如今却先命有司审看取舍，实在很不符合子产不毁坏乡校、魏相撤去副封的意思。去年九月，太学内舍生马澈进呈奏状，论说《礼部韵略》中有疏略不完备的事项，诏令朝廷将其送下本部。臣谨按马澈所论，文辞雅正驯顺，考核经史都有根据；这正是内舍生员中优秀的人，负责教育培养的官员应当爱惜，而他所论的事情也应当交给有司详细议论，增删后施行。本部不久下发本监查勘处理，得到回报说，已经在十二月检举上述条例，马澈已经被逐出太学；由此明显可见，上述条例没有益处而有害处。请求朝廷详细斟酌，特许删除，不再施行；仍请求依旧让马澈充任内舍生。他所进的奏状，请交给有司审看详议，如果有可以采纳之处，请赐予施行。谨记录上奏，伏候诏令裁决。

译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关系国家重大利害的文字 臣伏见河北、京东近年以来蝗灾旱灾接连不断，盗贼渐渐猖獗，如今又不下雨，从秋到冬，方圆数千里内麦子都没有种入土中。臣私下估计，明年春夏之间，盗寇作乱造成的祸患将比今天更加严重，因此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希望能够补益万一。臣谨按山东自上古以来就是国家腹心根本之地，它同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社稷安危。从前秦统一天下，首先收取三晋，于是其余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陈余，赶走田横，于是项氏不能支撑。光武帝也从渔阳、上谷出发，派遣突骑席卷天下而统一。魏武帝击败并杀死袁氏父子，收取冀州，然后四方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宋武帝凭借超绝常人的英雄资质，用兵多年，却不能兼并中原，是因为没有得到河北。隋文帝凭借平庸之人的穿墙偷窃之智，窃取帝位几年就统一天下，是因为得到了河北。所以杜牧评论说，山东之地，王者得到它就能成王，霸者得到它就能称霸，狡猾的贼寇得到它就会造成动乱。唐天宝以后，天下的奸臣在山东相继割据，经过十一代，耗尽天下力量，最终也不能夺取，直到国家灭亡。近代贺德伦带领魏博投降后唐，于是后梁灭亡；周高祖从邺都进入京师，于是后汉灭亡。由此看来，天下存亡的权柄在河北，这是毫无疑问的。陛下即位以来，北方百姓接连流离迁徙，天灾谴告也比四方严重；五六年之间，还没有采取措施来堵塞这种大灾异。至于京东，虽然号称无事，也应当经常使那里的百姓安逸富强，以便在缓急之时足以输送物资支援河北。瓶子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然而近年以来，公私财用匮乏，百姓不堪忍受，如今流离饥馑，议论者不过想要分散出售常平仓的粮食，劝诱有积蓄的人家拿出储粮。盗贼纵横，议论者不过想要增加告发赏赐的渠道，申明严厉缉捕的法令，都没有看见什么益处。常平仓的粮食屡次用于赈济，剩下的已经不多，而饥寒的百姓到处都是。每人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官府耗费却堆积如山。有积蓄的人家照例都已困乏，穷人尚未得到利益，富人却先遭受灾祸。从前季康子担心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假如您不贪求，即使赏赐盗贼，他们也不会偷窃。’由此可知，上面不把利益全部攫取，百姓就有赖以谋生的办法；假如有谋生的办法，又何苦去做盗贼呢？其中凶残的党徒，乐于制造祸患而不悔改，就必须申明法令、严用刑罚，杀一个来警戒一百个。如今中等百姓以下几乎全都缺粮，冒犯法令做盗贼就要处死；畏惧法令不做盗贼就会挨饿。饥寒与被弃市处死，都是死亡；只是借贷延缓死亡与忍受饥饿相比，祸患有迟有速。大家相率为盗，正是常理。即使每天杀一百人，形势也必定不会停止。假如不是陛下极其明圣仁慈，比较得到的利益哪个更多，权衡祸福哪个更重，特意在财利上稍有舍弃，打开衣食的门路，使骨髓般深厚的恩惠遍及天下；然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威势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罚，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这样做了以后，如果人心还不改变、盗贼还不减少，是从来没有过的。臣谨将事情分条列举，具体如下：一、臣所管辖的密州，从今年秋天开始干旱，种麦一直到十月十三日才得到几寸雨雪；而土地寒冷，难以播种，即使种下也不能生长。与往年相比，十成中只能种下二三成。臣私下听说河北、京东各地大概都如此。平常检核减免灾伤，依法必须检验田地根苗，来确定减免的分数。如今两种麦子原本就没有种下，也就没有根苗可以检验，官吏守法便没有理由直接减免。如果夏税一概不减免，百姓一定会逃亡迁徙。平常逃亡迁徙还有可以前往的丰收之地，如今数千里都没有麦子，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只怕良民全都会变成盗贼。况且天上没有雨，地下没有麦子，有眼睛的人都看见了，有耳朵的人都听见了，绝不是欺骗蒙蔽。朝廷难道可以坐视而不减免吗？臣请求河北、京东各路分别选派一名臣僚，实地查验灾情并减免税赋，不再逐一检视。如果暂时不愿这样施行，那么请求将夏税斛斗按截至今天以前五年中酌情取一年的实际数额征收，令三等以上的人户选择缴纳现钱或正色；四等以下的人户暂且停征。因为如今麦田空闲，如果春雨调匀，就还可以广泛种植秋季庄稼。等到秋收成熟时，再把秋税折纳夏税。如果已经种下麦苗，确实遭受灾伤，仍然依照条例检验减免。对于缺麦的地方，官吏和各军的俸禄，暂且发给白米或现钱；所贵的是不要使小民大大失去生计。一、河东、京东一带自来官府不专卖盐，小民靠贩盐为生。近来臣僚上奏章，动辄想要禁止私贩盐，幸赖朝廷体察，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两路官吏百姓无不相互庆贺。然而臣考察防备事务，近年盐税一天天增加，原来两路祖定的额数是三十三万二千贯，到熙宁六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多贯，七年也达到四十三万五千多贯。显然刑法日益严峻，告发捕捉日益频繁，这就使小民更加难以贩盐。朝廷本来把这两路看作根本之地，而煮海制盐的利益，是上天用来养活小民的，所以不忍把它的利益全部取尽，用来救济鳏寡，暗中消除盗贼。过去孤贫无业的人，只专心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很少；那时告发捕捉盗贼的赏钱，从未超过省钱，只是让犯人催促缴纳，由役人估量出钱。如今盐税数额浩大，告发捕捉的文告多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来偷税可得的赏钱很重，缴税所得的利润却很少；想做农夫，又遇上灾年，如果不做盗贼，就只有忍饥挨饿。因此五六年来盐税收入日益增加，盗贼也日益增多。臣考察防备事务，密州去年的盐税，比祖定额数增加了二万贯，却支出捉贼赏钱一万一千多贯，其余尚未捕获的盗贼还很多。由此比较，利害得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译希望特地下诏：两路凡是贩盐的小商贩，截定三百斤以下的，一概暂免收税；仍由官府发给盖有印章的空白关子，交给灶户和持长引的大商贩，让他们登记核销，逐次填写月日、姓名、斤两，并规定小商贩十日以内不得再次使用。若敢借他人名义，冒名分割、减免盐货，允许任何人陈告，重定赏罚。等将来秋收以后仍恢复旧制，并且在原先下发的诏榜中明白说明这是出自圣意，命各地雕印散发榜文。乡村人不是木石，难道不会感动吗？他们每饮一口水、吃一口饭，都会称颂圣恩。这样一来，过去贫贱的百姓和近来饥寒的群体，不用驱赶督促，就会全都归向贩盐，奔走争先，哪里还有闲暇做盗贼？人情并不深奥，他们一定不肯舍弃安稳衣食的门路，而奔向冒犯法律、面临死亡的地方。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现在用度不足，如果实行这个办法，盐税必然大亏，一定会造成政务缺额。臣认为不是这样。小商贩本来力量有限，不过能走两三程；超过两三程，就必须借助大商贩进行贩运，绝不是三百斤以下的小商贩所能做到的。运输没有缘故而大批散失的情况且不说，平时大商贩所苦恼的是盐货积压、无人购买，小民所苦恼的是地方偏远、难以得到盐。如今小商贩不出税钱，各地便会争相前来分买大商贩的盐。既然不积压，盐货就会轮流贩卖，收取的税必然增多；乡村偏远地区无不吃盐，销路也广，损失和收益相互补偿，必然没有大亏的道理。即使有所亏损，也不过只收到祖定额数的原钱，当时官府又有什么政务缺额可用？假如朝廷拿出十万贯钱，使这两路的人不被盗贼所害，所救的人就很多了。如今假使朝廷因为这两路发生饥荒，特意拿出一二十万贯现钱分给各户，每人得到一贯，也只能救济二十万人；而一贯现钱也不能救活一个人的性命。如果特意免除三百斤以下盐货半年的税，两路百姓人人都受到恩赐，贫民有了衣食的门路，富民没有盗贼之忧，这个利益哪里说得尽呢？如果使小民没有生路，全都成为盗贼，那么朝廷的忧患，恐怕不是十万贯钱所能解决的。何况支出的捉贼赏钱，未必少于损失的盐税。臣所说的比较得失多少、权衡祸福轻重，正是为了这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钱〕 一、臣考察各处盗贼，其中大半是经过审问而减等处罚、因灾伤而免死的人；他们逃回原来的地方，怀恨报仇，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盗贼自己知道不会死，既然轻视犯法，百姓又担心他们回来，不敢告发捕捉，于是盗贼便公然横行。详细考察他们受审时的供词，他们都说自己已经词穷理屈，势必不能免罪，本来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偏偏只对他们从轻处罚，同党之中只有他不被处死。关于灾伤的诏令虽然没有正式下达，实际执行也不相同，但盗贼和小民没有不知道的：只要没有伤害变乱的主犯，就一定免死；而且没有伤害主犯的人，其情理未必比偶然伤害主犯的人轻。有的聚集众人，有的广泛置办兵器，有的标示奇异服饰，有的劫持变乱的主犯，有的驱赶掳掠平民，有的贿赂贫民让他们充当耳目，有的书写道路、店铺等情况来恐吓官民。像这一类人，即使偶然没有伤人，情理也极其严重，绝不只是缺粮之人姑且谋求食物而已。希望今后盗贼的赃证尚未明确，但已经经过拷打才开始承认的，一概不得按审问结果减等处罚。对于灾伤地区，交由长吏根据情理轻重审度，其中情理严重的依法施行；这样所贵在于凶恶之民稍有畏惧，而良民敢于捕告。臣所说的衣食之门一旦打开，使骨髓般深厚的恩惠遍及众人，然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威严克制恩惠；不因侥幸而废弃刑法，不因灾伤而扰乱法令，正是这个意思。以上谨将情况详细列述如下。自古以来制定法律、设置刑罚，都把盗贼视为急务。盗窃不止，必然发展为强劫；强劫不止，必然发展到交战攻伐。有的人会成为豪杰起事的资助者，形成陈胜、吴广那样的渐变，何况京东的贫富关系到河北的安危，河北的治乱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明白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臣的私说。愿陛下深察此事，把极其重大的舍弃小利看得极轻，出自圣心决定实行这一防备措施。臣听说天圣年间，蔡齐任知密州，当时东方发生饥荒，蔡齐请求放开盐禁，先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一方百姓没有察觉到饥荒旱灾的困苦。臣愚昧而且卑微，虽然不敢希望赶上蔡齐，但陛下圣明，远远超过尧、禹，难道不能实行这样的小事吗？臣有愧于先朝，所以越职进献言论，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伏望圣慈察知臣区区的心意，赦免臣狂妄僭越的罪责。臣惶恐等待治罪，实在不胜战栗之至。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 与徐州上奏的书信意思相同。臣恭敬地看到，河东、京东一带自来常常苦于盗贼，而京东尤其严重。不只是有穿墙入室、撬箱开柜、盗掘坟墓的奸恶行为，甚至还有飞扬跋扈、割据自立、僭越拟制的野心。近来李逢的党徒、青州和徐州的妖贼，都在京东。凶悍愚昧的百姓，几乎已经成为一种风俗。自古以来大盗兴起，必定有其端由。如今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而这些人却常有不轨之意，大概是土地风气、习俗造成的，不可不察。汉高帝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黄巢是宛朐人，朱全忠是砀山人，其余历代出于京东的豪杰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凶悍愚昧的人常常拿这些事作为借口，而他们的才力、心胆实际上也超过常人。加上近年改革贡举条制，清除腐旧内容，专门选取学术之士。那些优秀的百姓和贤能之士已经改换了事业，而其中朴拙鲁钝、强悍难以教化的一类人，抱着那些无用的书，各自怀有不平之意。朝廷虽命有司另立名额，以招收三路举人，但这些人自认为世代相传的是朴学，没有机会再进入科场，老死乡里，不能被录取，便私下发出怨言，等待灾祸、窥伺机会。臣每当想到这里，就感到寒心。

译扬雄说过：“驾驭得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可以成为使者；驾驭失当，那么天下的狡诈之徒都会成为敌人。”班固也评论剧孟、郭解一类人，说他们都有非凡的资质，只可惜没有进入道德之途，反而放纵于末流。由此可知，人的善恶本来没有固定的性质；如果驾驭得当，那么原来奸猾的人全都可以成为忠良。所以许子将对曹操说：“你是太平时代治理朝政的能臣，是乱世中的奸雄。”假使韩信、彭越没有遇到汉高帝，和盗贼又有什么不同？臣私下曾替朝廷筹划，认为把他们的党徒全部穷究并除掉，不如凭借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为什么呢？他们的党徒不可能全部除掉，但他们的才能本来就有可用之处。从前汉武帝曾派绣衣直指使者督捕盗贼，所到之处以军法从事，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了，但盗贼并没有因此稍稍减少，这是因为他们的党徒本来就不可能全部消灭。如果朝廷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那么盗贼自然消散，而豪杰之士也可以得到驱使。请让我用唐朝的事来说明：天宝以后，河北各镇相继僭越作乱，即使宪宗英武，也不能平定。观察那些主帅，都是士卒出身的庸常之才，却能在六七十年间同朝廷抗衡，只是因为喜欢作乱、乐于祸患的人，以及背弃公义、死心塌地结党的士人，互相出力辅佐他们。到了穆宗初年，刘总入朝，河北才开始平定。刘总知道河北的祸乱，权力掌握在这一类人手中，于是把军中宿将、著名豪杰如朱克融一类人的姓名全部登记下来，推荐给朝廷，希望朝廷厚加爵禄，使北方人羡慕并趋向仕进，改变他们作乱的心思。然而宰相崔植、杜元颖都是庸人，没有长远考虑，以为河北既已平定，天下便无事了；朱克融一类人长期留在京师，最终却没有被录用，饥寒交迫而无处申诉，便怨恨愤怒，想要作乱。恰逢张弘靖赴任镇守，朝廷于是把朱克融等人遣返回幽州，朱克融等便作乱，重新失去了河朔。如今陛下应当鉴戒唐室过去的过失，收服京东、河北豪杰的心。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沂州百姓程棐告发并捕获妖贼郭进等人；私下听说程棐的弟弟程岳就是李逢的党徒，被发配在桂州，豪侠勇健，更超过程棐。京东各州郡像程棐、程岳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抛弃不用，他们就会成为盗贼；收罗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捕捉盗贼，这个道理非常明白。臣希望陛下精选青州、郓州两路的帅臣，以及京东、京西的职司和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各州知州，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使他们暗中寻访辖区内豪强狡猾之士；其中有的武力强，有的多谋略，有的通晓术数而懂得军事，有的家中富有而乐于施舍。像这一类人，都召来加以劝勉奖赏，让他们凭告发捕捉盗贼来效力，并登记姓名上报朝廷。捕获盗贼后，按照罪行轻重给予酬赏；如果捕获真正的大盗奸贼，就立即录用；如果只是普通的劫盗，就按累计捕获的人数授予一项官职，使这一类人羡慕这种利益，把它作为进身的资本。只要能够提拔任用几个人，整个一路自然会争相受到激励。贡举之外，另设这一科目，那么过去被遗漏的人才都将为我所用。即使有奸雄聚众啸聚，也自然会失去党徒。每州只要搜罗到一二十人，耳目就遍布各地，盗贼便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了。历来考察古代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一类人，都出身于群盗，改恶修善，并不妨碍成为贤人；何况以捕贼作为出身，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朝廷根据才能试用他们，将来抵御戎狄、建立功名，未必不能从这条道路出发。若不是陛下神圣英武，不能决断实行这一防备措施。臣虽然不任职于此事，但受到的恩惠极深，有所见闻，不敢沉默，谨将它记录下来奏报，伏候敕令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三。明代茅坤撰。《东坡文钞》七。奏状。谏买浙灯状。长公当时特意借购买灯彩这件事来探察神宗的心意，后来也深受神宗了解，只是被荆公排挤罢了。臣先前承蒙召见，在便殿应对，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认为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从那以后，臣每次见到同僚，没有一次不向他们说明陛下这番话；这不只是为了称颂陛下的盛德，也是希望朝廷中像臣等这样的人，都知道陛下不会因为身份疏远卑贱而废弃他们的言论，共同献上所听闻的情况，以辅助成就太平的功业。然而臣私下认为，用空话率领别人，不如自己拿出实际行动，使人自然受到激励。要想知道陛下是否确实能够接受臣下的言论，没有比拿臣来试验更好的办法了。因此臣愿意以自身在天下人之前先行尝试，向上用来稍稍补助圣明万分之一，向下用来替贤能之士预先探明此事可行与否。即使因此获罪，死上万次也没有悔恨。臣恭敬地看到，中使传达诏令到府衙，市司购买浙灯四千多盏，有司把实际价格具报上来。陛下又命令压低价格收买，现在已经把灯全部拘收，并禁止私人购买，等待上面的命令。臣刚听到这件事时，惊愕而不敢相信，叹息了好几天。为什么呢？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当爱惜这种举动。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陛下内心以经术为防范，行动以尧舜为法；穷尽天下人的嗜好欲望也不足以改变您的快乐，耗尽天下的玩赏珍好也不足以解除您的忧患，难道陛下会把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两宫的欢心，把天下奉养父母的礼数做到极致罢了。然而最大的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知道内情，都会认为陛下用耳目所享受的非急需玩物，夺取了他们口食身体所必需的资财。卖灯的百姓，通常并不是豪富之家，都是借债付息，积存了一整年，衣食的打算全指望这十来天。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可以加价高价收买，怎么可以减价低价付给他们？这件事很小，但涉及的道理却很大。陛下之所以减价，难道是想同这些小民争夺蝇头小利吗？难道是因为认为它没有用而又耗费太多吗？如果知道它没有用，何必还要索取？如果厌恶它耗费太多，那么不买就是了。况且宫内旧例，每逢放灯，不过命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量既少，也没有拘收督迫的严厉，费用不多，百姓也没有怨恨。因此臣希望收回先前的命令，一切都照旧办理。京城百姓不习惯受到侵扰，恩德已经很厚，怨言却容易产生，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近来小人妄造谣言，说士人有延长科场期限的议论，商人有在京城实行酒类专卖的议论，官吏担心减俸，士兵担心减粮。虽然这几件事朝廷决没有这样做，但这些纷纷扰扰的议论，也可以看出陛下勤劳体恤百姓的德意还没有得到下民的信任，而有司聚敛的意图或许已经显露在民间。现在正应当责备自己、主动寻求改正，以消除诽谤邪说的口实，可台官又劝陛下用严刑悍吏捕捉并杀戮他们，使圣德受到亏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加上购买灯彩这件事，使人有机会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臣实在为此痛惜。如今各种冗费还没有革除，物力已经凋敝；陛下即使拿出内府财物，而不用大司农的钱，内府所储存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取自民力？与其平时耗费在不急需的用途上，哪里比得上留下来储存，以等待匮乏时供应呢？因此臣希望陛下将来放灯，以及一切游观苑囿、宴饮享乐、赏赐之类，都告诫有司务必节俭。近来诏令裁减皇族的恩例，这确实是陛下最明智、最果断的举措，是深谋远虑、割舍私爱以利百姓。然而臣私下揣度其中的意思，不能不对陛下稍有期望：只应当痛切地自我约束，以身作则，使人知道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这样不只是节省费用，也可以消除怨恨。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献上有名的鹰，李大亮不肯，唐太宗非常赞赏他，下诏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忧虑什么呢？”唐明皇派使者到江南采捕珍禽，汴州刺史倪若水论奏此事，使者因此返回；又命益州织造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也没有奉诏办理。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诏令制造二十件银盝子妆具、织造二千匹绫，李德裕上疏极力论说，也因此使诏令被停止。假使陛下身边的台谏官中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灯彩的事一定会极力进谏；外面的有司中有这样几个人，那么购买灯彩的诏令一定不会奉行。陛下聪明睿圣，追踪尧舜的治道，而群臣不拿唐太宗、唐明皇的事来劝谏陛下，臣私下曾深深责怪他们。臣忝居府属官员，亲眼看见这件事，如果再不进言，臣的罪过就大了。陛下如果赦免臣而不杀，那么臣还有不属于职守、比这更大的话，难道忍心不替陛下全部说出来吗？如果不赦免臣，也是臣应当承受的本分。谨将此事记录奏闻，伏候敕令裁决。论浙西灾伤第一状。古人救济灾害，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就紧急谋划，就是这个道理。臣听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格言。至于救济灾害、抚恤患难，尤其应当及早进行。如果在受灾百姓还没有饥饿时救济他们，所用物资少而救助范围广，不过是宽免、减省上供，出卖常平仓粮食，官府没有大的损失，而人人都受到恩惠，这就是今年的情况。如果等到已经饥饿才救济，所用物资多而救助范围反而小，以至耗散省仓、亏损税利，官府只是陷入困境罢了。饥民最终死亡，这就是熙宁年间的情况。熙宁年间的灾伤，本来是由于天旱米贵，而沈起、张靓之流没有预先奏报，只是一味设赏封闭粮食，不许出售；富民都争相藏粮，小民没有东西可吃，流亡饿死的人已经出现，这以后朝廷才知道，开始下令从江西运粮，又截留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来救济；巡行入户分发米粮，拦街施粥，最终仍不能挽救已经形成的饥荒，接着又发生瘟疫。本路死去五十多万人，城郭萧条，田野成为废墟，两税和税利都失去原来的收入。考察熙宁八年，本路放免税米一百三十万石，酒税亏损六十七万多贯，粗略计算所损失的合计二百二十多万贯、石，其余耗散更无法全部计算。直到今天，转运司贫乏得不能有所作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预先处置的过错。

译去年浙西几个州郡，先发水灾，后遭旱灾，灾情不减于熙宁年间；然而两位圣主仁慈明智，去年十一月中首先发布恩德之音，截留拨出本路上供斛斗二十万石，贩运救济；又在十二月中宽免、减省转运司元祐四年的上供额数三分之一，计米五十多万斛，把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银、绢，上供丝毫没有亏损县官；命令下达之日，各地欢呼。官府既停止抛售，米价自然下降；又从正月起开仓出售常平米，同时免除数路税务所征收的五谷力胜钱，并且赐给度牒三百道来帮助赈济。本路安定平静，终于没有一个人饿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预先处置的力量。由此看来，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祸福的差别竟如此之大。恭敬地想，两位圣主怀有天地父母般的心意，看见百姓疾苦，匍匐前往救济，本来不计较费用多少；而臣愚昧没有见识，只知道权衡利害的轻重、计算得失的大小，认为这就好比百姓之家置办田庄、招募佃客，本来是为了收取租税，并非为了行仁义，但即使如此，遇到水旱之年，也必定要免除欠负、借贷种粮，因为他们实在担心佃客离散、田地荒芜，日后的损失必定加倍于今天的损失。何况拥有天下、作为万姓的父母，难道能不考虑后果吗？臣自去年以来，屡次区区进献言论、再三冒犯天听，实在是担心陛下的佃客离散、田地荒芜。去年杭州米价每斗曾达到八九十钱，从今年正月以来逐渐下降，到五六月间，浙西几个州郡大雨不停，太湖泛滥，各地庄稼受害。六月初，米价又上涨，到七月初已经接近百钱足陌。现在新米已经上市，而常平官米却不敢拿出来出售，灾情恐怕比去年更严重。为什么呢？去年的灾情像人刚开始生病，今年的灾情像旧病复发；病状虽然相同，但气力已经衰弱，恐怕难以支撑。又因为春夏交替时雨水调匀，浙人以为会有丰年，家家典卖财物、借债付息，用来经营田作，车水筑圩，高处低处几乎都已遍及，投入的本钱已经很重，指望很快成熟，却被淫雨风涛一下子毁掉，百姓的穷苦实在加倍于去年。近来将官刘季孙到苏州按阅教阅之事，臣秘密命他沿途访察，刘季孙回来告诉臣：这几个州不只是淫雨造成灾害，又多有大风卷起江潮，堤岸、圩垾大都破损；湖州的水灌入城中，百姓家中都积水一尺多深，这是去年没有的情况。转运判官张璹从常州、润州回来，说的情况大致相同。他说亲眼看见吴江平望一带水深八尺，听说有人全家田里的禾苗都沉没在深水之下，父子聚在一起哭泣，用船和木筏捞取，说半成熟的米还可以炒来吃，青色的稻穗暂且可以用来喂牛。即使从现在起雨就停止，也已经不是丰年了；何况雨是否停止还不知道，那么明年的忧患就更不是今年所能相比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去年杭州管理的常平米有二十三万石，今年已经卖掉十五万石以上，虽然还剩八万石，但出售还没有停止；又因为去年灾伤而放免税收、和籴没有实行，省仓亏缺数额，以上这些常平米八万石只够兑换拨充军粮，已经没有现存的米了，只有卖常平米所得的钱近八万贯。然而钱不是救济饥荒的东西；如果来年米价更加昂贵、钱更加贬值，即使积钱如山，最终也没有用处。熙宁年间，两浙市易司发出钱一百万缗，百姓无论贫富都可以取用，但买不到米，所以拖着罗纨、带着金玉，横尸道路上的人多得数不清。如今浙东、浙西大体都已经卖过常平米，现存数目极少，熙宁年间的忧患已经令人战栗地摆在眼前了。臣才能浅薄，又加上衰老多病，而一路百姓的生计忧患都压在臣身上，受恩既深，不敢另外请求闲散州郡，日夜思考救济来年饥荒的办法，实在没有更好的措施，只有在秋冬之间不惜高价多买常平米，准备来年出售救济。如今浙西几个州米粮既然歉收，而转运司又掌管上供年额斛斗一百五十多万石。如果两方面争相买米，米价必然大涨，饥荒更加迫近，和籴也无法实行。明年青黄不接之时，常平仓有钱而没有米，官吏只能拱手坐视百姓死亡；而山海之间又连接瓯、闽，盗贼聚集，或许会发生意外祸患。即使把我们杀掉，对已经失败的局面又有什么补救呢？因此必须把实际情况详细奏报。伏望圣慈备录臣的奏章，下发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和两路钤辖司，迅速共同审度明年是否应当准备常平斛斗米，出卖救济饥荒。如果应当准备，就把各州所需的数目详细具报；臣已经估算杭州需要二十万石。仍委托各司筹划应当怎样处置，使米价不至于大幅上涨，并且收买、出售能够充足。如果各司认为不需要准备米粮出售救济，就命各自具结保证，说明明年确实不会发生饿死、流亡，并承担罪责奏报。因为如今已经进入秋季，距离和籴的月份没有多少天了，等到审度往返取旨，深恐来不及办事。伏乞详细察看，迅速赐下指挥。臣屡次冒犯天威，不胜战栗等待治罪，谨录奏闻，伏候敕令裁决。论积欠六事并请求把应诏四事一并下发施行的奏状。百姓困苦、官吏弊病，指点说明得像手掌一样清楚，如今的郡县不能不把这些话张榜在厅堂上，并且早晚诵读。臣听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就可以使他们参军作战了。”百姓先富裕而后接受教化，这样才可以让他们从军。古人所说的善人，比圣人差得很远。如今两位圣主临朝已经八年，仁慈、孝顺、慈爱、节俭，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然而府库粮仓日益困窘，农民日益贫困，商贾不能流通，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凭借至圣之君的资质，却没有达到善人的成效，臣私下实在痛心。臣到各地访问有见识的老人，暗中探求其中原因，他们都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令，没有别的疾苦，只是被积欠压迫，好像背着千钧重物行走，能够不倒下已经是幸事，哪里还有空闲抬头挥臂，去谋求一顿饱饭以外的生活呢？”如今大姓富家，过去号称无比富户的，也都被市易所破坏，十家中只剩一两家了。其余从小民以上，大多都有积欠。监司督促守令，守令督促吏卒，文书每天送到他们家门，鞭打每天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有白圭、猗顿那样的富人，也会变成柴门陋室之人。自祖宗以来，每逢颁布赦令，必定说：“凡是拖欠官物而没有侵吞、欺骗、盗用的，以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和伍保人都没有产业的，一并予以免除。”祖宗并不是不知道官物损失、奸民侥幸免除的弊端，只是百姓既然已经穷困枯竭，没有生计，即使加以鞭打，最终也什么都得不到。

译放松催逼，就会成为奸吏蚕食的对象；催逼过急，就会成为盗贼借以生事的凭借。因此把积欠全部免除，天下就会喜悦服从；即使有水旱、盗贼，百姓也不会想到作乱，这就是舍弃虚名而收取实际利益。自两位圣主临朝以来，总是把施舍、免除积欠作为首要事务；登极赦令、每次郊祀赦令，或随事发布的指挥，全都采取宽厚的办法。如今所催缴的欠负，十分之六七都是圣恩已经允许宽免的。然而官吏刻薄，与圣意不同，玩弄文书、巧为诋毁，使它们不符合免除条件。监司把催欠作为职责，守令上面受监司逼迫，下面又受胥吏驱使。大概一个县如果有监催上千百家，县中的胥徒便个个欣欣然，每天都有所得；如果一旦免除，这些人便都寂寞而无所得了。若不是有力量的人家纳赂请托，谁肯实行恩贷？而积欠之人都濒临寒饿，哪里有钱行贿？其中贫困到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供蚕食的人，县中胥吏便教唆他们牵连平民，有的说某人私下擅自购买抵押的产业，有的即使不是私下购买，也说买价不相当；像这一类事情，牵连扩散、追逼骚扰，从甲牵连到乙，从乙牵连到丙，没有穷尽。每到期限，百姓都空着身子到官府，有时三五个期限才能缴上一二百钱，称作“破限”。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徒所取却几乎没有一天落空。民间把这类人称为县中胥吏的食邑户。唉！圣人在上，却使百姓不能成为陛下的赤子，反而都成为奸吏的食邑户，这是什么道理呢？商贾贩卖货物，通常没有现钱；如果使用现钱，就没有利息可得。必须今年索取去年卖出的货物，明年索取今年赊出的货物，然后计算收支才能运转，买卖双方才能互相周济。如今富户先已破败，中等人家又有积欠，谁还敢赊卖货物？这样商贾自然不能流通，所以酒税和其他税利一天天减少，城市中的房屋店铺一天天空置。各路连年发生水旱灾害，上下都知道，但转运司因财用窘迫，照例不肯放免税收，即使放免也不完全按实情办理。虽没有明文指挥，却用喜怒暗示官吏，谁敢违抗？所以各县通常都有拖欠。两税若比较所欠数额和按实情核查放免的数额，对官府没有一点好处，却让百姓遭受追逼鞭打的苦难。近来诏令规定，凡积欠都分成十期催缴，合计五年缴清。圣恩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但有司却说，只有已经有明确指挥暂缓催收的，才可以依照分十期的命令，其余一律同时催缴。即使全都依照分十期办理，吏卒乞讨索取也一定不肯分期少取。百姓既然还没有缴足，追逼骚扰就常在身边。即使分成一百期，也同分成一期一样。臣过去任杭州知州，又任颍州知州，如今任扬州知州，亲眼看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的百姓都被积欠压迫，一天天走向穷困，死亡过半，而欠籍还不废除，以至两税亏欠、税利陷落，农业和工商全都受害，公私一同困顿。由此推断，天下大体都是这样。臣从颍州调往扬州，乘船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地，所到之处麻麦如云。臣每次都屏退吏卒，亲自进入村落访问父老，他们都面有忧色，说丰收年还不如灾年。天灾流行，百姓即使少吃少穿、节省口粮，仍然可以活下去；如果丰年大举催缴积欠，胥徒守在门口，枷棒加在身上，那么百姓想求死都不能。说完这些话，他们眼泪直流，臣也不觉流下泪来。又发现所到的城邑大多有流民，官吏都说因为夏麦已经成熟，官府大举催缴积欠，所以流民不敢回乡。臣听孔子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过去常常不相信这句话，如今看来，恐怕还有超过它的。水旱灾害杀人，是老虎的百倍；而百姓害怕催缴积欠，又超过害怕水旱。臣私下估算，每州催缴积欠的吏卒不少于五百人；从天下来说，这就是常有二十多万只虎狼散布在民间，百姓凭什么能够安稳生活呢？朝廷的仁政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臣到任以来，每天把核查本州积欠作为事务；其中已经有条令应当免除而官吏不肯执行的，臣就命令本州一面办理免除。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而条令没有明文规定的，暂且命令本州停止催缴，等待指挥。对于按道理应当免除而条令有所妨碍的，臣也不敢擅自停止催缴，只能分别具列利害，上奏请求圣裁。请求开浚杭州西湖状。公两次治理钱塘，他的功业至今仍有留存；而他当时所筹划的一项项利害，也常常像这样指陈得十分详尽。臣听说天下各处池湖、河渠的兴废成毁，似乎都有一定的数运。只有圣人在上，才能兴利除害，使它容易建成而难以废弃。从前西汉末年，翟方进任丞相，开始决开毁坏汝南鸿隙陂，父老怨恨他，歌唱说：“毁坏鸿隙陂的是谁？是翟子威。给我饭吃豆子，给我汤喝芋头。恢复鸿隙陂吧，谁还会再毁坏它？”传说歌中所说的是两只黄鹄。大概是民心所希望的事情，假托上天，把它说成有神灵下凡来告诉我们。孙皓时，吴郡上奏说：“临平湖自汉末以来被杂草淤泥堵塞，如今忽然开通。”长老相传，这个湖开通，天下就会太平。孙皓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后来晋武帝平定吴国。由此看来，池湖河渠之类，长期废弃后重新开通，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兴盛气运。天地的意旨虽然难以知道，但百姓心中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大概是不能废弃的。唐长庆年间，白居易任刺史，当时西湖可以灌溉田地一千多顷。到钱氏建立国家时，设置疏浚西湖的兵士一千人，日夜开挖疏浚。自本朝初年以来，逐渐废弃而不治理，水干草生，渐渐成为葑田。熙宁年间，臣任本州通判时，湖面被葑草合拢的大约只有十二三分；到如今才十六七年间，竟然已经淤塞了一半。

译父老都说：“十年以来，水越来越浅，葑草横生，好像云翳遮满天空，转眼之间湖面就要全部填满。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假如杭州没有西湖，就像人失去了眉目，哪里还像个人呢？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西湖有五条不可废弃的理由。天禧年间，已故宰相王钦若首先奏请把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捉鱼鸟，为君主祈福。从此以来，每年四月八日，郡中数万人聚集在湖上，所放生的飞禽水族以百万计，他们都向西北叩首，仰祝陛下千万岁寿。如果一旦淤塞，使蛟龙、鱼、鳖都成为干涸车辙中的鲋鱼，臣子坐视不管，又怎么忍心呢？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一条理由。杭州本是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自唐代李泌开始引湖水修建六井，百姓才饮水充足，井邑日益富足，百万聚居的人口都依赖它才能生活。如今湖面狭窄、水浅，六井渐渐毁坏；如果二十年后全都变成葑田，那么全城百姓又要饮用咸苦之水，势必自行消耗离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二条理由。白居易所作《西湖石函记》说：“放水灌溉田地，每减少一寸水，可以灌溉十五顷；每经过一伏的时间，可以灌溉五十顷。如果蓄水和泄水及时，那么沿河一千顷田地可以没有灾年。”如今灌溉的田地不到一千顷，但下湖几十里之间所收的茭白、菱角、谷米，价值无法计算。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三条理由。西湖水深而宽阔，运河就可以从湖水中取得足够的水；如果湖水不足，就必须从江潮中取水。江潮经过的地方泥沙混浊，一石水中含五斗泥沙，不出三年，常常要调动十多万兵夫的劳力开挖疏浚；而且河道经过市井，长达十多里，官吏士卒骚扰，泥水狼藉，成为居民最大的祸患。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四条理由。天下酒税兴盛，没有比杭州更盛的，每年税额二十多万缗；而水泉的使用，又依赖西湖供给。如果湖面逐渐变浅变窄，水不能满足沟渠使用，就应当劳烦人力到远处取山泉，每年耗费的劳力不会少于二十万。这是西湖不可废弃的第五条理由。臣以侍从身份出任受宠的寄任，每天看见西湖呈现必然废弃的趋势，又有五条不可废弃的忧患，难道能苟且安度岁月而不承担责任吗？因此已经擅自派官员丈量湖上的葑田，估计有二十五万多丈，估计需要二十多万工。近来恭敬地承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因为本路发生饥荒，特意宽减转运司上供额数五十多万石，拿出常平米数十万石出售，又约束各路不要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东南百姓因此得到救活的数量无法计算。如今又特意赐给本路度牒三百道，其中杭州独得一百道。臣谨遵圣意，提高米价招募粮食运入，降低米价出售以救济饥民；除去增减价格和损耗折耗之外，还剩下钱米约一万余贯、石。臣擅自用这些钱米招募百姓开浚湖泊，估计可获得十万工。自本月二十八日开工以来，农民和父老纵情观看，感叹说：二圣既然舍弃利益给百姓，使这一方百姓得以活命，又把剩余的钱物用来兴办这项久已废弃、利益无穷的工程，使数千人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得到食物，来度过这个凶年，因此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臣私下看到民情如此，但钱米有限，招募的人还不多，淤积的葑草之地仍有大半存在。如果后来无人接续，前面的功劳又将废弃，实在令人痛惜。若再得到度牒一百道，便可一举招募百姓，将其全部清除，不再留下后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加详察，明察臣所论西湖不可废弃的五条理由，利害十分清楚，特降圣断，另赐臣度牒五十道，并命转运司、提刑司在此前赐给各州的二百度牒中查核赈济使用后没有用完的，再拨出五十道的价钱给臣，合计成为一百道，使臣得以竭尽力量完成志愿，在半年之内亲眼看见西湖恢复唐代旧貌，周围三十里，以山为岸；那时农民父老以及鸟兽鱼虫都将共同歌咏圣上的恩泽。臣的愿望没有穷尽，实在不胜诚愿，谨录此奏章上报，恭候诏令。请求审度开凿石门河的奏状 这件事，我未曾亲自去勘察筹划，只是查看当时遗留下来的利害情况；而其中的道理自有次序，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臣谨按《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东游到钱塘，靠近浙江水边，因水势险恶，便向西走二十里，从狭窄处渡河。始皇帝凭天下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意愿，凡是意愿所要达到的地方，即使削平赭山、架桥跨海也没有什么困难，却唯独畏惧浙江水势险恶，不敢直接渡过。由此可知，钱塘江是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比它更险的。臣过去任此地通守，如今又忝任郡守，二十年间亲眼见到覆舟溺死的人不计其数。从温、台、明、越往来的人，都从西兴直接渡江，不经过浮山的险处，虽然有时也会翻船，但还比较少。从衢、睦、处、婺、宣、歙、饶、信以及福建路八州往来的人，都从龙山出入，逆流或顺流渡过此江。江水滩浅，必须乘潮航行。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势如雷霆；浮山耸立在江中，与鱼捕等山相对，山嘴交错伸入江中，使潮水回旋激射，怒势加倍。沙洲不断移动，形状如同鬼神变幻，往往在深潭中涌出绵延十多里的高地，早晚之间又重新消失。即使船工潜水，也不能事先知道水的深浅，因此公私船只只能坐视覆没而无可奈何。老弱之人在急流和沙洲之间呼号求救，声音还未停息，已经被潮水卷走，过路的人只能为他们流泪罢了。即使有勇猛强悍、敢于前往的人，也多是盗贼贪图他们的财物，或者趁机把他们挤入水中，能够保全自身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除去性命损失之外，公私财物每年不知要损失几千万。衢州、睦州等州人口众多而土地狭小，所产五谷不足以供食用，每年常常漕运苏州、秀州的米到桐庐，再分送到各郡。钱塘江两岸亿万百姓依靠上游各地的柴薪和粮食生活，却因为浮山险处造成覆溺、滞留和阻碍，这几个州的柴薪和米粮常常价格昂贵。又有衢、婺、睦、歙等州以及杭州的富阳、新城二县，公私食用的盐都从杭州、秀州各盐场取得，也因为浮山险处造成覆溺和阻滞，官府所给的脚钱十分丰厚。由此损失的财物，以及借助风水之便进行侵夺盗窃的，更是数不胜数；这只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其余公私方面的利害，不能一两句话就立即列举完。臣私下见到宣德郎、前任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为把生母安葬在杭州南面的荡地，往来江边，察看地形，访问父老，又向船夫询问，反复研究考察，完全掌握了实际情况。他建议：从浙江上游一处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或者利用盐碱荒弃之地，开凿成运河，引导浙江以及溪谷中的各种水流，全长二十二里有余，以通达江边。

译又沿江修筑堤岸，估计潮水冲击的地方就用石头，不受潮水冲击的地方就用竹子，大约八里有余，通达到龙山的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达小岭山下，开凿山岭六十五丈，通到山岭东面的旧河；依靠旧河稍加疏浚整治，向东南行四里有余，通达到如今龙山的运河，从而避开浮山的险处。估计需要钱十五万贯，使用捍江兵和各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臣与前任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亲自前往察看，都与侯临所说相同。福建、两浙的士民听说臣和侯临想上奏请求开凿此河，万人同声都认为这是最大而且利益无穷的事情。臣即使想不说，也已经被众人的议论所迫，形势上不能再沉默。臣听父老说，章献皇后临朝时，因为江水有皇天荡的险处，曾从宫中拿出几十万贯钱，修筑长芦、兴建僧舍，以救助溺水者。又见先帝因为长淮的险处，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征发夫役九万二千人，开凿龟山河。如今浮山的险处，不只是长芦、龟山所能相比；而二圣仁慈，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之人，一定会捐出十五万缗来平除这一长期存在的险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冒死上呈侯临所陈述的开凿石门河利害事状一份，以及臣所差遣的观察推官董华按照侯临意见拟定的工程量、材料和所需钱物事状一份，并附地图一幅。伏乞下交三省审阅，或者召侯临到尚书省当面进一步询问；仍乞下令本路监司，或者另行特派官员共同前往察看。如果臣与侯临所说不虚，乞由朝廷筹划拨赐钱物施行。臣观察古今的事情，难的不是知晓，进言也容易，难处只在于把它办成。侯临的才能干练，众人都知道。臣认为这条河如果没有侯临就不能建成。伏望圣上慈恩特别询问左右近臣，其中一定有了解侯临的人，请专门差遣侯临监督这项工程；这样不仅能救活无穷无尽的生命，保全不可估量的财物，也能使数州的柴薪粮米流通，使田野和市井歌咏圣上的恩泽，子孙后代永不忘记。臣不胜诚愿，谨录上奏，恭候诏令。杭州召回请求任郡的奏状 长公一生的坎坷困顿都具载于此，这篇奏状不可不知道。臣近来奉到诏书和圣旨札子，不准许臣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的恩命以及请求外任一郡的事情。臣已经第三次上奏，请求授予臣扬、越、陈、蔡中的一个郡而离开京城。臣私下担心自己微薄的诚意不能立即改变圣意，所以必须把内心完全表露出来，再次冒犯圣上听闻，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过去在治平年间，由凤翔职官任满入朝，首先受到英宗皇帝的知遇，想要迅速任用臣。当时宰相韩琦认为臣年少资历浅，尚未经过试用，所以暂且授予馆职；后来又适逢臣遭父忧离职。服丧期满入朝觐见，便蒙神宗皇帝召见对答，当面赐予勉励，允许臣在本职之外论奏政事。臣自想只是羁旅在外的臣子，本来不应得到这种待遇，难道不是因为英宗皇帝一向了解臣的缘故吗？当时王安石刚刚执政，变更法令制度，臣如果稍微加以依附，进用是必然的。但臣自认为是远方之人，蒙受两位皇帝非同寻常的知遇，不忍欺骗上天、辜负本心，想要详细论述王安石所作所为不宜施行的情况，以求略尽微力。然而尚未测知圣上对臣的信任深浅，正好因上元节下诏买灯四千盏，有关官员无能，压低市价，臣便上书论奏。先帝大为高兴，立即施行。臣由此推知先帝圣明，能够接受直言，便上疏六千余言，极力论述新法的不便。后来又借考试进士的机会，拟定应对御试的策论进呈，并说王安石不了解人才，不可重用。先帝虽然没有听从，却也嘉许臣愚直，起初并未责问；王安石却大怒，他的党羽无不咬牙切齿，争相想要倾陷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先竭尽全力弹劾臣，说臣在丁忧回乡时曾在船中贩卖私盐，于是下令各路查验追捕。当时对梢工、篙手等人拷打审讯以取得证据，但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件事，案件无法构成，才停止。臣因此害怕祸患，连续请求出任外职三任；而先帝对臣的眷顾没有衰减，有时因臣进呈贺谢表章，便当面对左右称赞。党人怀疑臣将再次被任用，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便捏造无稽之言，策划多端，必欲置臣于死地。先帝起初也不听从，但这三人坚持不停地进奏，所以臣获罪下狱。李定等人选派强悍的官吏皇遵，带领吏卒到湖州拘捕臣，如同捕捉盗贼。臣当即与妻子儿女诀别，留下书信给弟弟苏辙安排后事，自料必死。经过扬子江时，便想投江自尽，但吏卒监守，未能实现。到了狱中，臣又想绝食求死；先帝派使者到狱中有所约束和敕令，所以狱吏不敢另外施加暴虐。臣也察觉先帝并无意杀臣，所以又留下残生，活到今天并被贬谪。每逢在黄州上表奏疏，先帝又当面对左右称赞臣，哀怜并勉励臣，意思是想重新任用；但左右坚决争辩，认为不可。臣虽然身在远方，也都听到了这些情况。古人说过：“聚集的蚊子能形成雷声，积累的羽毛也能沉下船。”说的是少数的声音不能胜过多数。以先帝如此了解臣的非凡才能，臣最终仍不能免于患难，是因为左右憎恨臣的人太多。陛下即位后，把臣从贬所召回，不到一年便列位禁林，所受的遭遇之奇特，古今无比。臣常自思，昆虫草木一样的微薄之身，没有什么可以仰报天地养育生成之德，只有独立不倚，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才能略报万分之一。起初因为衙前差役雇佣的利弊，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论，也因此与司马光意见不同。司马光起初没有因此恼怒臣，但台谏官们预先揣度司马光的心意，于是与臣结仇。臣又一向憎恶程颐的奸诈，从未用和缓的言辞对待他，所以程颐的党羽无不侧目。朝廷罢黜了几个大奸，但其余党羽仍在显要近臣之中，暗中替他们经营，只是尚未发作罢了。小臣周穜竟敢上疏请求让王安石配享，借此试探朝廷。

译料想周穜不过是草芥般的小臣，竟敢提出这种建议，一定有人在暗中主使此事。因此臣上书迎头挫折他们的奸邪锋芒，请求重重处罚并遣逐周穜，以破坏小人的阴谋。因此党人更加愤恨嫉妒臣。后来臣又在经筵上极力论述黄河不可回夺的利害，并且上疏争辩，于是大大违逆了执政者的心意。积累了这些事情，恐怕会另外招来祸患。又因为手臂疼痛、眼睛昏花，所以接连上章竭力请求补任外职。臣私下想到，自从忝居禁近三年之间，台前弹劾臣的人有好几次，只因臣起草诏令文字，便罗织其中的言语，认为是诽谤讥刺；本来毫无可疑之处，却强行加以诬陷，含糊地进谗诬告。陛下察知这些没有事实而不把臣贬出京城的情况，又不知有多少次了。若不是二圣仁慈明察，洞见臣的内心，那么臣被党人倾陷，连首领也保不住，哪里敢奢望像先帝那样赦免臣呢？自从出任杭州知州两年，才勉强免除人们的非议。期间越过法令刺配颜章、颜益二人，是因为要整治积累的弊病，事情实在不得已。陛下也已经赦免臣，但言官并不放过，仍然不断论奏。他们的用意难道真是为了颜章等人吗？由此可知党人的用意，没有一天不在倾陷臣，只是挑剔毛病，才找到这件事。如今忽然蒙受圣恩召回擢用，又任命臣的弟弟苏辙为执政。这两件事都不是大臣们本来的意思，臣私下估计党人一定大为猜忌，磨刀等待时机，形势必然如此。臣听到命令后惊恐不安，把福气当成灾祸，当天便上章辞免，请求任一郡守。走到半路，果然听说弟弟苏辙受到台谏官攻击。臣便搬出官署等待治罪，又蒙陛下委曲详察实情，才得以保全。臣刚强偏狭，这是众人都知道的。党人对臣的嫌忌，比对苏辙更深。臣哪里敢凭衰病残年，再次触犯他们的锋芒？臣虽自知无罪可说，但如今的言官哪里还问是非曲直？臣私下认为，人主对待臣子，不过是以公道相知。党人报复怨恨，必定会寻找巧妙的借口，暗中加害。臣哪里敢仗恃二圣以公道了解臣，便傲视党人暗中加害的祸患？所以不避烦扰冒犯，陈述自己自从入仕以来进退始末，是想让陛下知道臣危言危行、独立不改而触犯众怒，是有很久的来由的；又想让陛下知道臣一生经历患难险阻如此之多。如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离祸患、保全自身的想法。再三辞让，实在不是故意矫饰节操。柳下惠说过：“以正直之道侍奉人君，到哪里会不遭受三次贬黜呢？”臣如果贪恋得失，随世俯仰，改变平常的操守，那么陛下又将用臣做什么呢？臣如果守住最初的志愿，始终不改变，那么群小一定会侧目，必然没有安稳的道理。即使蒙受二圣深切了解，也恐怕终究不能胜过众人。因此反复思量，不如请求离去。并非不留恋天地父母的恩德，而是衰老之余，耻于再同群小计较短长曲直，免得被世间的高人长者讥笑。伏望圣上慈恩察知臣的至诚，特别赐下指示。执政官审核臣屡次的奏章，只说是因为亲属嫌疑而回避，请早日授予臣一个郡。此次所有奏状，乞请留在宫中不发出，以保全臣子。臣不胜诚愿。若朝廷不因臣无才而弃用，仍想驱使臣，或者授予臣一个艰难的边郡，臣不敢辞避。报效国家的心，至死方休。只是我不愿留在禁近之地，使党人猜疑，另外暗中加害。冒犯天威，谨等候斧钺之诛。《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四 明代茅珅撰写 《东坡文钞》八 表、启 表、启这一类文章，只有欧阳公的感情多委婉曲折，王荆公的构思多峭拔刻削，而三苏的文章往往少有禁忌和思虑，这里只选录几篇来显示其大概。谢授龙图阁学士表 臣苏轼说：臣伏承圣恩，因为臣屡次上章请求外任，特意授予臣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龙图阁处于宫禁之中，收藏珍贵典籍，上应奎宿、璧宿的祥象；其中有先朝的谋略训诫，远远与河图洛书的符瑞相应。臣任职其中，反省自身实在不配。臣想到自己学问没有成就，愚笨而至死不改，虽徒然得到超过实际的名声，终究没有适用的才能。年轻时妄自以为，曾经有志于建立功业；晚年积累忧患，只想归隐田亩以求安宁。恰逢圣明之主当政，承蒙非同寻常的知遇，还希望在晚年略有收获，却突然被犬马之年和疾病所逼迫。臣竭力请求闲散职务，希望免于倾覆困顿。哪里料到皇帝陛下圣度宽宏，天恩曲加照顾，察知臣才有所短，不愿强行把臣置于禁中严密之地；又知道臣的进退并非出于他人，所以特别保全臣的始终，于是授予这个职务来光荣地送臣出行。臣怎敢不仰承微末余光，更加勉励平素的操守？到哪里去都没有不可，内心无愧便是安宁。但只要没有死去，就一定期望报答圣恩。谢皇帝宣召入院表 不如欧阳文忠公。诏书的言语如春天般温暖，两次受命便使臣弯腰拜谢，华美的旌节从天而降，臣赶忙趋行。按照旧例，这些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哪里是平生敢于期望的？反省自身实在不相称，惭愧和汗颜交相加深。臣私下认为，起草诏令的官职，自唐代以来最为兴盛；虽说职位亲近、事务机密，号称北门学士的荣誉，但俸禄微薄、处所寒苦，甚至有人请求担任京兆府属官。哪里比得上圣明时代振兴儒学，不只是被优厚爵禄所羁绊，还兼享太官的丰盛供养？玉堂赐给印篆，仰赖淳化年间更加完备的文治；宝带和重金，佩戴着元丰年间新赐的恩泽。礼遇既然如此丰厚，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而臣以空疏庸散的资质，经历衰病流离之后，生还万里之外，坐看自己接连升迁三次，并非凭借左右近臣的容纳，却越级处在贤豪之上。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天生兼具文武之才，承受上天赐予的圣明；即使居丧期间不言语，仍然暗藏着高宗的德行；而访问群臣、寻求辅弼，已经开启了成王的胸怀。首先选择辅臣，其次求取法从之臣，知道人才难得，因而采纳虚名而加以任用。臣怎敢不更加勉励初心，竭力谋求日后的成效？才能赶不上古人，虽惭愧于内相的名位；志向常在百姓，希望免受徇私自利的讥评。杭州谢考核治罪表 长公往往因为疏直而获罪，所以他的言辞多有危险和畏惧。臣的职务在于承宣布达政令，本应遵守三尺法令的约束；遇到关系利害的事情，却总是采取一切方便的办法，曲承天恩，未按吏议处置。臣想到自己早年由于刚强笨拙，屡次招致忧患；在朝廷任职，便把逆耳的意见表现在奏言中；施行于郡县，便把疾恶如仇的心情表现在政事上。臣虽知道这样困难，常常以此自我告诫，但临事时却不能自行改变。如果不是陛下如日月般明察，照见臣的肝胆，那么臣哪里只是今天获罪，早就被众人的言论倾陷了。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睿智明哲、天生通达，任用群臣而退居其后，推托说自己不能，爱护培养人才，只怕他们有所过失。您知道臣想除去一方长期积累的弊病，必须处置两个奸猾之人来向百姓示范，所以特意屈从法令常规，以保全臣这个人才。这样臣怎敢不反省自己的过错，恭敬地服从法令文书？想到这些善良之人，自然不应触犯汉法；时时加以宽免，也使尧的仁德更加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