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九

译《吉州学记》。典范法则之文。庆历三年秋天，天子开启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掌政事的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领中，有哪些适合施行于当今的事情应当首先办理，并让他们坐下写出答复。这八个人都震惊恐惧，失去常态，俯伏叩头说：“这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境界，只要陛下想要做什么，天下便幸运至极。”于是诏书屡次下达，劝勉农桑，督责官吏考核，举荐贤能人才。第二年三月，天子又下诏令天下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的员额。此后，直到海边、边塞和四方万里之外，没有地方不设学校。唉，盛大啊！学校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古代治理达到盛世还是衰败，要看学校是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夏、商、周三代极盛时期完备的制度。宋朝建立以来，大概已经八十四年，而天下的学校才终于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美之事必须经历长久时间，之后才能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那天，臣民感到庆幸而奔走办理此事，后来回想起来也会以没有早日办理为羞耻。这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吉州原有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到任，谋划和州中百姓把它迁移并扩建，作为学校校舍。事情刚刚上报请求，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方法。他兴建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资助，役用人工累计二万二千工，而人们不以为劳苦；所用的良材和坚固砖块，共二十二万三千五百件，而人们不以为多。学校有讲堂、筵席处、斋舍和讲学之所，有藏书阁，有宾客座位，有游息亭，庄严整齐、气势宏伟、广阔辉煌，而人们不认为奢侈。建成之后，前来求学的学生常有三百多人。我家世代居住在吉州，却滥居朝廷官位；进身朝廷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居乡里又不能和诸生在学校中行揖让礼。然而我听说，教人的方法根本在于人的本性，通过磨炼、陶冶、迁移和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勉励人的功夫要勤奋，善行进入人的内心却要逐渐积累。善于教化的人凭着不厌倦的心意，等待缓慢而长久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变得淳厚美好，这才算学校教育有成。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期任职，也不能亲自参与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立，而来不及等到教育成功。希望后任之人不要废弃、怠慢天子的诏令，不要几乎做到一半就中止。若有幸我日后能够回乡荣耀故里，来到学校门前拜谒，将会看到吉州士人都道德明达秀异，可以担任公卿；询问当地风俗，会发现婚丧饮食都合乎礼节；进入乡里，会看到长幼在家中彼此孝敬慈爱；行走在郊外，会看到年轻人扶助衰弱年老者，壮年人替别人承担道路上的负重，那时我再来庆幸学校教化的道路已经成功。如果还能遇到这样的时机，我将和先生、耆老一起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歌唱，饮用献酒酬酢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使天下太平的功业；再遍览学校的屋舍，追思并歌咏李侯留下的恩德，这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的时候，我把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廊庑之间以等待将来。《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感慨古代礼制消亡之处很多，文章颇有韵致而又多曲折。释奠、释菜，是祭祀中较为简略的礼仪。古代士人拜见老师时，以蔬菜作为礼物，所以初入学校的人，必须举行释菜礼来礼敬先师。学校主管官员在四季举行的祭祀，都用释奠礼。释奠有音乐，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因此又比释奠更简略。所以这种礼仪后来失传了，如今释奠幸而还保存着，但也没有音乐，并且四季不都举行，只在春秋办理罢了。《礼记》说：“举行释奠，必须有诸侯国相合；有国则各自举行，否则就不这样。”意思是，凡是有国家的，各自祭祀本国的先圣先师。像唐虞之世的伯夷、周代的周公、鲁国的孔子，如果本国没有先圣先师，就必须同邻国合祭。自从孔子去世以后，后世学者没有不尊奉他的，所以天下都尊他为先圣，后世再没有人能够替代。学校废弃很久了，学者不知道应当以谁为老师，于是又取孔子门下的高才弟子颜回来配享，把他作为先师。隋唐之际，天下州县都设立学校，设置学官，招收生员，释奠礼于是载入法令。后来州县学校废弃了，但释奠礼因为载在法令中，所以没有废止。学校虽然废了，没有地方可以随从学校祭祀，于是都建庙来祭祀。荀卿子说：“仲尼，是不得势的圣人。然而假使他得到了权势，就会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不幸没有遇到时机便去世，只因为后世学者的缘故，才享有弟子春秋祭祀的礼仪。”后来的人不推究所谓释奠的含义，只看到官府为孔子建立祠庙，州县无不祭祀他，便以为孔夫子的尊崇由此更加隆盛。更有甚者竟说，他活着虽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却有所享祭，以此作为孔夫子的荣耀，说有德之人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啊！祭祀的礼仪，以迎尸、酌鬯为隆重；释奠只是进献祭品，直接陈设祭奠罢了，所以说它是祭祀中简略的礼仪。释奠本来还有音乐、舞蹈以及授予祭器的礼仪，如今又废弃了，那么连它原有的简略仪式也不完备了。然而古代所谓吉礼、凶礼、乡射礼、宾燕礼，百姓还能看见；如今全都废失了，而州县幸而还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等祭祀，百姓还能够认识先王的礼器。至于牲畜、酒、祭器、币帛的数目，以及升降俯仰的仪节，官吏又大多不能熟习；到了临事举行时，往往多有不合规范之处，而且神色不庄重，使百姓无从瞻仰，见到的人也因此懈怠，进而认为古礼不值得再使用，真是令人叹息不已！大宋兴起到现在，已有八十年，天下太平，正要修明礼乐、尊崇儒术，以文饰太平的功业；又认为王爵不足以尊崇孔子，于是加上“至圣”的称号来褒扬尊崇他，并讲求、整顿礼制，下达到州县。然而有些官吏不能体察皇上的意旨，凡是主管机关簿书事务中没有明令责成的，就认为是不急之务，不肯以古人为法。即使是爱好学习的人，也没有谁肯竭尽心力去做。谷城县令狄栗，任职本县还不到一年，就修缮文宣王庙，把它迁到县衙左边，扩大正殿，又在旁边建造学舍，收藏九经，率领本县子弟兴办学校。随后他考察礼制，制作俎豆、笾篚、尊爵、簠簋等祭器，共计若干件，用来同本县百姓举行祭祀。谷城县的政事长期废弛，狄君到任后，一个月便获得治理有方的称誉；又能遵守国家典制，修明礼仪、兴办学校，把主管机关没有责成的事情看得很急迫，勤勉惶恐，唯恐来不及，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前一段辨析释奠、释菜是简略的祭礼，以及建立庙宇的缘故；后一段说古礼不能实行很可惜，而狄君能够恢复古礼，值得称道。

译丰乐亭记 太守的文章 我治理滁州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州的水甘美，向滁州人询问，得知水源在州城南面不到百步的地方。水源上面是丰山，高高耸立，独自挺拔；下面是幽深的山谷，深远地隐藏着。中间有清泉，水气旺盛地向上涌出。俯视仰望，左右顾看，都觉得快乐。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地面建造亭子，和滁州人往来游览其中。滁州在五代干戈交战之际，是用兵的地方。从前太祖皇帝曾经率领周军，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有关图籍记载，登高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但当地老人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纷纷兴起争斗，到处成为敌国的地方，多得数不清。等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天下统一，从前四海之内凭借险要地势自守的地方，都被削平消磨；百年之间，人们茫然只看见山高水清。想询问当年的事情，可是遗老也全都去世了。如今滁州处在江淮之间，舟船、车辆、商贾以及四方宾客都不来这里，百姓看不见外界的事情，只安于田亩，靠衣食丰足来快乐地生活、送终，谁又知道皇上的功德，以及休养生息、涵养温煦百年的深厚恩泽呢？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处偏僻而政事简少，又喜爱这里风俗安闲。后来在山谷之间得到这股泉水，便每天同滁州人一起仰望山峰，俯听泉声，采摘幽香的花草，折取高大的树木；无论风霜冰雪，山林都显露出清丽秀美的姿态，四季景色没有不可爱的。又幸而百姓为年成丰收而快乐，也喜欢同我一起游玩。于是我推究这里山川的根本，说明这里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够安享今年丰收之乐，是因为有幸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和百姓共同欢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亭子命名。醉翁亭记 这是文章中的画卷。从前人读这篇文章，说它仿佛游览幽深的泉水和深邃的岩石，进入一层，才看见一层；道路没有尽头，兴致也没有尽头。读完以后，使人精神和形体都感到闲适超然，久久流连。这就是文章中的洞天。环绕滁州的都是山。西南面的群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秀美。远望那草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山，就是琅琊山。沿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见潺潺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飞涌出来的，就是酿泉。山势回环，山路转折，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在泉水上方的，就是醉翁亭。建造亭子的人是谁？是山里的和尚智僊。给它命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号命名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不多就常常醉，而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为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快乐，是在心中领会，再寄托在酒上的。至于太阳出来，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云气聚拢，岩穴昏暗；明暗交替变化，这是山间的早晨和傍晚。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美好的树木枝叶茂盛，形成浓密的树荫；风霜高洁，水位下降，石头显露出来，这是山间四季的景色。早晨前往，傍晚回来，四季景色各不相同，快乐也无穷无尽。至于背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喊，后面的人应答，老人弯着腰、孩子由大人牵扶，来来往往没有断绝的，是滁州人出游。到溪边捕鱼，溪水深、鱼很肥；用酿泉水酿酒，泉水香甜，酒味清洌；山中的野味和野菜，杂乱地摆放在面前的，是太守的宴席。宴饮尽兴的快乐，不在于弦乐和管乐；投壶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取胜了，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起身、坐下，喧闹欢叫的，是众位宾客欢乐的情景。面容苍老、头发花白，醉倒在众人中间的，是太守醉了。不久夕阳落在山边，人影散乱，太守回去，宾客跟随。树林枝叶茂密，鸟鸣声上上下下；游人离去，禽鸟便快乐起来。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而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把他们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醉了能够同大家一起快乐，醒来能够用文章记述这种快乐的，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的欧阳修。画舫斋记 兴致逸趣 我到滑州三个月后，就利用官署东面的一间房屋，把它整修成宴饮和私居的地方，命名为画舫斋。斋房宽一间，深七间，用门相互连通。凡是进入我的房间，就像进入船中一样。那温暖房间的深处，就在上面开洞作为采光；那空旷房间开窗通风的地方，就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依靠。凡是在我的斋中仰卧休息，也像仰卧在船中一样。山石高峻突兀，佳花美木种植排列在两檐之外，又仿佛漂浮在水流中央；左边是山，右边是树林，相互映衬，都很可爱，所以借用船舫来命名。《周易》的卦象涉及身临险境、遭遇艰难时，总说到“涉川”。大概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阻艰难的，而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中修建斋室，用来宴饮安居，反而用船来命名，难道不是相违背吗？何况我又曾经因为获罪被贬，奔走于江湖之间，从汴水渡过淮河，漂流在大江上，到了巴峡，又转而进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有一万多里。我的羁旅困穷和不幸，以及后来遭遇风浪的恐惧，常常呼号祈求神明，想保全片刻性命的情况，已经有好几次了。在恐惧的时候，回头看前后，船上的人不是经商，就是做官，于是私下叹息，认为如果不是贪图利益或迫不得已，谁肯来到这种地方呢？依赖上天的恩惠，我保全了性命，如今得以除去旧日罪责，在朝廷列入官籍，来到这个州，吃着官府的俸禄，安居在官署中。回想从前走过的山川、船桨航行的危险、蛟龙鼍鱼的出没、波涛汹涌翻腾，本来应当睡觉时惊醒、梦中惊惧，可我竟忘记了那些险阻，仍然用船来给斋室命名，难道真是喜欢住在船上吗？然而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走，在江湖之上终身不肯回来，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乐趣。假如不是在险境中贪图利益，或因获罪而不得已；假如顺着风、平着浪，傲然躺在枕席上，一天就能航行千里，那么乘船远行难道不是快乐吗？只是我确实没有闲暇，而舫是宴饮嬉游的船。姑且用它给我的斋室命名，有什么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写大字，字体颇为奇伟，我将请求他写大字题在楹柱上，又担心他怀疑我给斋室命名的原因，所以把这些都详细说明。并且把这篇文字放在墙壁上。

译峡州至喜亭记 竭力描写蜀地险峻而不可测的情形，以形象地表现人们到了这里时喜悦庆幸的极致，以及文章布局、转折、运转的手法。蜀地在五代时是僭越称国的地方，凭借险要自守，以富足自给；舟车的踪迹五十九年不能通到中原。宋朝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四方依次平定。太祖改元后的第三年，才平定蜀地。此后，蜀地丰富的蚕丝、麻布和织锦，供天下人穿用；进贡运输和商旅往来，陆路经过秦、凤，水路经过岷江，绵延万里而不断。岷江流来，汇合蜀地众水，流出三峡成为荆江；水势忽曲忽直，冲撞激荡，受到约束便形成急流，遇到阻碍便形成旋涡。顺流而下的船，一会儿就行驶数百里，来不及回头顾看；稍有一点差错，撞上山崖巨石，就会粉碎漂没，踪迹全无。所以蜀地凡是可以充入内府、供给京师、调拨到各州的物资，都由陆路运出；那些剩余的、不急需的物品，才放入江中运输，仿佛把它们丢弃一样。它的险恶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夷陵作为州，正当三峡峡口，长江流出峡谷后，才开始漫延成为平缓的水流。因此船夫到这里，必定洒酒再拜，互相庆贺，以为获得了新生。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次治理这个州三个月后，在江边渡口修建至喜亭，供行船停泊，也用来记载天下最大的险境到这里才开始平坦，作为行人的喜悦和庆幸。夷陵本来是下等州，官仓粮食和俸禄都微薄，又偏僻遥远，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足以获得名誉、资助仕途进取。朱公却能够不因它卑陋而安于现状，他心中又为人们离开忧患而趋向安乐平易感到高兴，这正是《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自从朱公到来，每年多有大丰收，他借助百姓收成有余，然后才兴建亭子；给往来的人施惠，为他们提供馆舍、慰劳，不违背农时而使人有所依靠，这些都应当记载。所以朱公的属吏们共同商议，请我欧阳修写下这篇文章。夷陵县至喜堂记 用叙事来展开议论。峡州治所设在夷陵，地处大江岸边。虽然有花椒、漆、纸张可以用来同商人贸易，但民间风俗险僻鄙陋，常常只满足于自身，不向四方有所需求。贩夫所卖的不过是腌鱼、腐鲍之类百姓爱吃的东西，富商大贾都没有理由来到这里。地方偏僻而贫穷，所以夷陵是下等县，峡州是小州。州城没有外郭，主要道路狭窄得不能容纳车马，市场没有各种货物的铺列，卖鲍鱼的店铺都令人无法进入。即使州长经过市场，也常常要下车，掩着鼻子快步走过。百姓居住的地方，灶、粮仓、厕所和水井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一间房屋之内，上面住父子，下面养猪。房顶都用茅草竹子覆盖，所以每年常发生火灾，而民间又迷信鬼神，流传说：“建造瓦屋的人不吉利。”夷陵是楚国西部边境，从前《春秋》把荆视为夷狄，《诗经》也称它为“蛮荆”。难道它的鄙陋风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吗？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公治理这个州，开始栽树、增修城墙，修砌南北街道，建造市场门和市场区域；又教百姓建造瓦屋，分开灶房和粮仓，区别人与牲畜，以此改变当地风俗。随后又命夷陵令刘光裔治理县政，建起敕书楼，修饰公堂，翻新官吏住宅。景祐三年夏天，县中工程完毕。我因获罪来到这个地方，朱公同我有旧交，又怜悯我再次因获罪而来，亲自到县舍，在公堂东面选了一处地方，建造这座堂，规划得疏朗整洁而高敞明亮，让我每天住在那里，以舒展心情。堂建成后，又同宾客一起前来举行落成礼。获罪的人本应被抛弃在恶劣的地方，处在穷困险远之地，使他憔悴忧思而知道悔过；如今却依赖朱公得到好地方，苟且享受安逸，竟然让我忘记获罪的忧愁，这都违背了他当初让我来此的本意。然而夷陵偏僻，从陆路经荆门、襄阳到京师，有二十八个驿站；从水路沿大江，越过淮河到汴京东水门，有五千五百九十里。所以做官的人大多不愿远来，居住在这里的人往往得不到替代，到了任期届满，有时便自行离去，却不知道夷陵风俗朴实粗野，盗贼和争斗很少；如今每天所吃有稻米和鱼，还有橘、柚、茶、笋四时的美味，江山秀美，城邑房舍修整完好，没有不可爱的地方。这不仅能使获罪的人忘掉忧愁，凡是来这里做官的人，无不刚来时不快乐，到了以后便感到高兴。因此写下《至喜堂记》，收藏在堂壁上。县令官职虽然卑微，却拥有土地和百姓，理应记载当地风俗变化的好坏，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罢了。荆川说：“前一段说当地风俗不好，而太守能够改变它；后一段说做官的人得到好地方，前后不用照应，这是文章的一种格局。”

译偃虹堤记 描写得非常细密。有一个从岳阳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和洞庭湖图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点记文。”我打开书信，按着图查看，从岳阳城门向西，到金鸡山右边，外面隐约有一道高隆而绵长的堤，名叫“偃虹堤”。我问是谁修建并命名的，他说：“是我们的滕侯修建的。”我问修建它有什么利弊，他说：“洞庭湖是天下最险的地方，也是岳阳、荆州、潭州、黔州、蜀地四方的交通要冲。从前往来湖中的船，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停泊，就都停在南津；船上有人要到州城办事，路远而劳累，又常有风浪之恐和倾覆沉溺之忧。如今船到了都停在堤下，要到州城办事既近又没有祸患。”我问它的大小规格和用工数量，他说：“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向上逐渐减薄，顶部厚度为底部的三分之二；使用民工一万五千五百人，没有超过期限便建成了。”我问开始修建时如何谋划，他说：“州里把这件事上报转运使，转运使选择能干的属吏，前往察看是否可行，前后反复三次，又上报朝廷交三司裁决，然后才说‘可以’，而且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滕侯的主张。”我说：“这是君子的作为，可以写入文章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尺〕 大概考虑百姓考虑得深，开始谋划时就精密，所以能够用较少的力量取得较大的功效。一道长百步的堤，抵御天下最险、最不可预测的祸患，使百姓得到恩惠，并且惠及荆、潭、黔、蜀四地；凡是在湖中往来的人，无论远近，都能享受它的利益。况且岳阳是四方交通的要冲，每天都有船只到来停泊；如果堤岸的土石幸而长久不朽，那么滕侯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岂能计算吗？事情不怕不能成功，却怕容易毁坏。大概建造者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任者常常会使它濒于废弃。自古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替百姓抵御祸患、兴办有利之事，他们留下的遗迹往往还在；假使继任者都能像最初建造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仍能受到恩惠，天下哪里会有被遗弃的利益呢？这就是滕侯忧虑并希望把事情记载下来留给后人的原因。滕侯志向远大、才干卓越，名闻当世；正当朝廷用兵、急于任用人才的时候，常常显著地任用他，但功业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便退居镇守一州，无处施展心志，只略微施展余力，便使利益惠及众人。谋虑周密、审慎，劳力不多而功效加倍；所做的事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这是第一件应当记载的事；不苟求一时的声誉，而考虑为无穷后世谋利，并告诫来者不要使它废弃，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岳阳的百姓和湖中往来的人，都希望替滕侯作记；有这三件值得记载的理由，不能不写，于是我便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王彦章画像记 用叙事展开议论，其中抒发感慨的地方很多，富有感情。太师王公名彦章，字子明，是郓州寿张人。事奉梁朝，任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殉国，葬在郑州管城。晋天福二年，才追赠太师。王公在梁朝凭智谋勇力闻名；梁、晋相争，经历数百战，勇将很多，但晋人唯独畏惧王彦章。自干化以后，他常同晋军交战，多次使庄宗在黄河岸边陷入困境。到了梁朝末年，小人赵岩等掌权，梁朝大臣和老将大多因谗言而不被信任，都愤怒并产生懈怠之心，而梁朝也完全失去了黄河以北的土地，形势已经败坏，众将多有观望退缩之意，唯独王公奋发自励，决不屈服，也不稍稍懈怠志向；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以死尽忠。王公死后，梁朝也灭亡了，真令人悲痛啊！五代始末才五十年，却更替了十三位君主，五次改换国号、八个姓氏；士人不幸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不玷污自身、保全节操的很少。王公本是武人，不识书，他说话质朴，平生曾对人说：“豹子死后留下皮，人死后留下名声。”大概他的义勇忠信出于天性就是如此。我读五代史，私下抱有褒扬善者、贬斥恶者的心志；读到王公的传记，没有一次不感慨愤懑、叹息不已。可惜旧史残缺简略，不能完备记载王公的事迹。康定元年，我以节度判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向滑州人访求，得到王公的孙子王睿所记录的家传，内容比旧史多得多，其中对德胜之战记载尤其详细。家传又说，敬翔因末帝不肯任用王公而发怒，想在皇帝面前自杀；王公于是用笏板画出山川形势，被御史弹劾而遭罢黜。又说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同王公一起为节义而死，这些都是旧史没有的。又说王公在滑州把防守之事交代完毕后自行回到京师，而史书说是“召他回来”；当时梁军全都归段凝统率，京师的弱兵不满数千人，王公只带五百名保卫銮驾的士兵到郓州，因兵力少在中都失败，而史书说“率领五千人前往”，也都是不实的。王公进攻德胜时，起初接受皇帝命令，预定三天攻破敌军；梁朝将相听说后都暗自发笑。等攻破南城，果然用了三天。当时庄宗在魏地，听说王公重新被任用，料定王公一定会迅速进攻，便从魏地骑马驰来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庄宗善于料敌，王公善于出奇，这多么神奇啊！如今国家停止战争已有四十年，一旦元昊反叛，军队失败、将领被杀，连续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策略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我曾独自坚持采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感叹边将屡次错失时机；当时听到我说法的人，有的笑我以为我狂妄，有的置若罔闻，连我自己也疑惑而不能相信自己。等读到王公的家传，读到德胜之战的地方，才知道古代的名将一定要出奇制胜，然后才能取胜；然而不审慎谋划的人不能出奇，奇谋在于迅速，迅速在于果断。这是天下伟丈夫所能做到的，不是拘泥于通常计算的士人能够达到的。每次读到他的传记，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这个人。两年以后，我又来任州通判。这年正月，经过俗称铁枪寺的地方，又得到王公的画像，便向画像行礼。画像年代久远，已经磨损，只能隐约看见，我赶紧命工匠修补整治，却不敢有所增饰，怕失去它的真实面貌。王公尤其善于使用长枪，当时号称“王铁枪”。王公死后已经一百年，到现在民间还用他的名字称呼这座寺，儿童和牧童都知道王铁枪是良将。同一时代难道没有其他具有一枪之勇的人吗？而王公唯独不朽，难道是因为他的忠义节操使然吗？这幅画像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修好以后还可以再保存一百年。然而王公之所以不被遗忘，并不取决于画像保存还是毁坏。我尤其这样谨慎对待它，大概是因为对他的仰慕到了极点罢了。读他的著作尚且想见其为人，何况如今能够拜见他的画像、辨认他的面貌，实在不忍看着它毁坏。画像修完后，于是把我所听得的事情写在后面，并把它归还给那个人，让他收藏。荆川说：这篇文章共分五段，第一段总述事迹大略；第二段说他能够保全节操；第三段辨析他的事迹；第四段说他善于出奇谋；第五段写寺中画像的事情。而全文把忠贞守节和善于作战分成两条线来写，却看不出刻意安排的痕迹。

译樊侯庙灾记 议论归结到正理，分明是在责备、讥刺樊将军的事情。郑地的盗贼有人进入樊侯庙，剖开神像的腹部；不久刮起大风，下起暴雨和冰雹，郑地附近田里的麦苗全都死了，人们都惊骇地说：“这是樊侯发怒而造成的。”我认为樊侯本来凭借屠狗起家建立军功，辅佐沛公直到他成为皇帝，被封为列侯，食邑在舞阳；剖符传封，使封国同汉朝长久存在，这符合礼所说“对百姓有功德就应当祭祀”的原则吧？舞阳距离郑地并不远，而且汉、楚曾经在荥阳、京、索一带长期苦战，那也是樊侯平生提戈杀敌立功的地方，所以为他建庙祭祀是合宜的。当樊侯担任沛公的车右时，沛公在鸿门遇到危难，他瞪眼回顾，使项羽失去气势；他的勇力足以超过常人，所以后世谈到雄伟勇武便称樊将军，他应当确实具有聪明正直而留下灵验。然而盗贼把刀刺入他的腹中时，他难道唯独不能保护自己的心腹肾肠吗？反而把怒气发泄到无罪百姓身上，来施展他的暴横，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活着时能够抵挡万人，死后却不能庇护自身吗？难道他的灵魂不能在驱除盗贼时显灵，反而在平民身上显灵来惊吓他们的耳目吗？风雷、暴雨、冰雹，是上天用来震耀威严、惩罚有罪者的，难道樊侯又能够滥用它们吗？我听说阴阳二气发怒，就迫近冲撞而成为风雷；不和到了极点，就凝结成为冰雹。如今正值年岁久旱，潜伏的阴气不能兴起，强盛的阳气刚烈干燥，我怀疑是阴阳不和而凝结成冰雹，难道正好是要防止百姓遭受自身造成的灾害吗？不然，就是樊侯发出低沉怒吼和叱喝，使风奔驰、雷霆轰击，那么樊侯的威灵也太暴烈了吧！荆川说：“文章不过三百字，却有十多处转折，越写越奇特，是文章中最精妙的作品。” 明因大师塔记 这是记述明因塔的文章，因为明因没有其他方面的戒行事迹，只是具有禅学智慧，所以特意根据他的言论来追述，并借此感慨今古。明因大师道诠，姓卫，是并州文水县平民家的孩子。生于太平兴国辛巳年，死于明道癸酉年正月，享年五十三岁。起初做童子时，辞别家人，进入洛阳妙觉禅院，依随真行大师惠璿学习佛法。咸平五年，才离开俗姓之家剃发，列入僧籍。过了二十四年，获赐紫衣，于是主持僧众。又过了四年，获赐“明因”称号，同时兼任右街教门事务。总共做了三十一年僧人，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子把遗骨葬在城南龙门山下。起初道诠还没有去世时，我经过他的住处，问他年纪多大。他说：“五十二岁了。”我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本来是太原农家子弟。”我于是同他谈道：“《诗经·唐风》说，晋地本来是唐国的风俗，百姓受到尧的德化。而且《诗经》多用俭朴来讽刺，但晋人勤于生计而节俭吝啬，质朴厚重而纯正坚固，最能保留古代遗风。如今还能说说你们当地的风俗吗？那里的民俗怎么样？确实像《诗经》所说的那样吗？”“《诗经》距今一千多年了，那里还像《诗经》时代一样吗？也会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吗？”他说：“种麻来穿衣，烧陶瓦来做饭，筑土来建房，甘于辛苦而少有滋味。” 每年耕作，每日积累，有余粮就挖窖收藏起来，通常经过千百年也不轻易拿出来。他们勤劳而节俭，确实有古代遗风，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他又说：“我小时候，听长者说，晋地从春秋时代就是强盛的国家，到唐朝时凭借并州兴起。世代作为北京；等到朱氏拥有中原以后，后唐依靠并州成为强国，最终也称王。后来晋祖又凭借并州建立后晋、后汉，因时势缘故，接连出现三个天子。刘崇父子又自行建立国家，所以百姓熟悉战争、运送军粮，死战劳苦，几百年不得休息。后来圣人出现，四方依次平定，有一天军队来到城门，把继元捆绑带走；并州百姓随后受到政令教化，放弃兵事专心务农，休息劳作，这是太平时代的幸运。并州平定两年后，我才出生；我又一生依靠佛法生活，没有见过战争，长大后不拿农具，不穿麻衣，不吃陶器煮的食物，不住土屋，不劳动耕作便能休息，这是并州人的又一重幸运。”“如今我老了，而且有病，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我喜爱他说话质朴而详细。后来有一天我再次经过他的住处，却没有见到他。询问他人，回答说：“已经去世了。”我为此感到悲痛。等他下葬时，他的弟子有人请求我记述他的生平始末，于是把他平常对我说的话一并写下，记明年月罢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十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二十二 碑铭 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铭。详细记述王武恭公的生平始末。王氏的祖先是常山真定人，后世葬在河南密县，密县后来划入管城，于是成为郑州管城人。他们的封国世代在鲁地。只有鲁武康公侍奉太宗皇帝，掌握符节治理军队，出征时在外，入朝时护卫，于是接受遗诏辅佐真宗；既有功劳又很勤勉，死后追封褒崇，因而有了这个鲁国爵位，这就是鲁武恭公的父亲。王公年轻时因父亲的功劳任西头供奉官。至道二年，朝廷派五位将领讨伐李继迁，王公随鲁武康公从铁门出发担任先锋，杀死、俘获很多敌人。军队到了乌白池，众将错过期限不能前进，王公告诉父亲：“退军经过险地，争先恐后一定会混乱。”于是带兵先行守住险隘，并向军队喊道：“行列混乱的斩首。”从此士卒不敢有先有后，即使鲁武康公也为此勒马缓行；追兵望见他们军队整齐，不敢靠近。鲁武康公叹息说：“王家有儿子了。”后来王公以御前忠佐的身份任军头巡检，负责邢州、洺州。男子张洪霸在两州之间聚众为盗，多年官吏不能捕获；王公用毡车载勇士，穿着妇女服装并盛装打扮，在邯郸道路上诱骗他，盗贼党徒争相上前拦截抢劫，于是全部被擒，由此知名。王公因为是将门子弟，担任宿卫真宗的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厢都指挥使，屡次升迁为英州团练使。当今天子即位后，改任博州团练使，任广信军知军，调任冀州知州，升任康州防御使，历任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马军和殿前都虞候，步军副都指挥使，桂州、福州观察使。当时章献太后仍然临朝，有诏令补授一名军中官吏，王公说：“补授官吏是军政之事，怎敢拿着诏书来干预我的军队。”立即请求停止此事，太后坚持要给，王公不奉诏，事情才作罢。太后升仙后，有司请求让卫士披甲列坐，王公认为旧例没有为太后举行披甲列坐之礼，又不奉诏，于是天子知道王公可以担当大事。明道二年，授检校太保、签署枢密院事，后来任枢密副使。第二年，以奉国军留后兼知枢密院事；又第二年，领安德军节度使；又第二年，加检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王公做将领时，善于抚慰士卒，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乐于称赞他。他相貌雄伟，能震动人心，即使乡里的儿童、街巷的妇女，远至夷狄，也都知道他的姓名。御史中丞孔道辅等借事进言，于是罢去王公的枢密职务，授任武宁军节度使。进言的人仍不停歇，便任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随州知州，士人都替他担忧。王公的举止、言语和脸色一如平常，只是不再接待宾客罢了。过了很久，调任曹州知州，而孔道辅去世了。有宾客对王公说：“这个人就是害您的人。”王公忧伤地说：“孔公只是按照职分议论政事，怎么能说是害我的人？可惜朝廷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大臣。”于是进言的人终身以此为惭愧，士大夫也佩服王公有气量。庆历二年，起用王公为保靖军留后、青州知州。尚未出发，契丹在幽州、涿州集结军队，派使者提出要求，黄河以北全都戒严。于是授王公保靖军节度使、澶州知州。契丹使者经过澶州，见到王公，高兴地说：“早就听说您的名声，今天竟能在这里见到您吗？”王公说自己已经衰老，中国还有许多贤能士大夫，便指着座中宾客，逐一陈述他们的家世，使者肃然倾听。这年，调任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任宣徽南院使，判成德军。尚未出发，又调任判定州，兼任三路都部署。王公治理军队，不扰乱私人事务，也不宽赦他们的过错。过了一段时间，士卒都变得可以任用。契丹派人窥探他的军队，有人劝王公把他们抓住杀掉。王公说：“我的军队整齐而和睦，让窥探者得知我们的实情回去，这是不用交战便使敌人的军队屈服。” 第二天，王公在郊外举行大阅兵，亲自拿着鼓槌击鼓誓师，号令简明，进退、坐立、起止都肃然无声。于是下令说：“准备好干粮，听鼓声行动，看我的旗帜指向哪里。”契丹听说后震惊恐惧。随后又商议讲和，军队便解散。调任陈州知州，途中经过京师，天子派宦官询问王公是否想进见。王公辞谢说：“我镇守边境没有功劳，幸而被调回内地，不敢求见。”第二年，调任河阳，没有赴任，以宣徽使身份奉朝请。不久出任，判相州。庆历六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澶州。第二年，调任郑州，封祁国公。又第二年，请求退休，不准许，任为景灵宫使。不久又判郑州，调任澶州，授集庆军节度使，改封冀国公。皇祐三年，终于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大朝会时特许他的班次连接中书门下的班列，居住了一年。天子思念他，起用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皇祐六年，以原官任枢密使，改封鲁国公。后来皇上任命富弼为宰相，这年契丹使者来，王公同他比赛射箭。使者说：“天子让您掌管枢密院，又任用富公为宰相，真是用对了人。” 这话传到皇上那里，皇上很高兴，赐给王公御弓一张、箭五十支。王公善于射箭，到老也没有衰退。曾经侍奉皇上射箭，他推辞说：“幸而得以充任大臣，举止都被天下人注视；臣已经老了，恐怕不能胜任弓箭。”皇上再三劝谕他，他才拿起两支箭，拜了两拜，第一箭就射中目标，正准备放下弓箭回到原位。皇上坚持勉励他，他再射一箭又中了。因此左右侍从都欢呼起来，皇上赐给他袭衣和金带。自宝元、庆历年间起，元昊在河西反叛，军队出征很久没有功效，士大夫争相进献计策，改来改去。王公笑道：“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兵法不是这样的。只要使士卒知道畏惧并爱护将帅，胆怯的人变得勇敢，勇敢的人不骄傲，认为我们可以战胜敌人，因敌情而取胜罢了，哪里需要说那么多呢！”他任枢密使时，也曾自己请求到边境去，皇上没有答应。凡有重大谋议，皇上一定向他咨询。他在外任职时，皇上就派宦官传诏询问，他的意见多被采用。王公退休后，又起用掌管枢密院，总共三年；后来以年老请求离职，皇上多次挽留，实在没有办法，便任他为景灵宫使，调任忠武军节度使，又任同群牧制置使，每五日入朝一次，给他配备扶持的人，允许他的儿子或孙子一人随侍。这一年，王公七十八岁。第二年二月辛未，因病在家中去世。诏令停止视朝两日，在宫苑中举行哀悼，追赠太尉、中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