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

译《礼论》老苏把礼看作使社会强盛的手段，这是荀子“性恶”学说留下来的文章，气势非常纵横，议论也颇为偏僻。人的情性安于平常所做的事，无缘无故改变他的习俗，势必不会服从。圣人最初制定礼时，如果不借助那些能够使人陷入危亡困辱的形势来压服人心，只想让人轻易放弃旧习而乐意接受我们的法度，是做不到的。所以无缘无故让人侍奉君主，无缘无故让人侍奉父亲，无缘无故让人侍奉兄长；他们起初并不像今天的人那样知道君父兄长而不去侍奉是不对的，却突然翻然改变而听从我，这是因为我用羞耻压服了他们的心。他是我的君主，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长。圣人说：“他是我的君父兄，和我有什么不同？”于是让君主、父亲和兄长坐在那里，自己站在他们旁边，并且低头屈膝在他们面前，把这种行为规定为礼，称为拜，带领天下人拜他们的君父兄。无缘无故让天下人拜君主，无缘无故让他们拜父亲，无缘无故让他们拜兄长，天下人就会再三讥笑，认为这是迂腐怪诞而不肯服从；可是君父兄又不能不得到臣子弟的跪拜，却只做他们的君父兄。于是圣人又有一种办法，来压服人心，使人肯拜自己的君父兄。那么圣人究竟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只是使人感到羞耻罢了。古代圣人将要用礼治理天下百姓，所以先修治自身，使天下人都相信他说：“这个人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不能不这样做。”于是圣人说：“天下有不拜自己君父兄长的人，我不把他当作同类相待。”天下人也说：“他将不把我当作同类相待。”于是大家相继拜自己的君父兄长，以求被圣人当作同类。虽然如此，圣人一定要天下人拜君父兄长，为什么呢？这是他的微妙权术。他是我的君主，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兄长。如果圣人不在社会上实行跪拜之礼，我和他们都坐在这里，都站在这里，并肩行走在这里，就没有差别；我一旦发怒，举起棍棒挥手打赶他们，也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总认为对方和自己是同类，看不出对方有什么不同。圣人知道人安于安逸而以劳苦为苦，所以让尊贵者安逸，让卑贱者劳作；又知道坐着是安逸，站着并且跪拜是劳苦，所以让君父兄坐在上面，而让他们在下面站立并跪拜。第二天他们心中或许产生怒气，慢慢自己想一想，一定会说：“这就是我刚才坐着向他跪拜、并站在他下面的人。” 圣人本来就是让他安逸而让我劳苦，这说明我比他卑贱。若举起棍棒挥手去打赶他，我心里就不安了。把木头刻成人形，早晚向它跪拜；过些日子把它劈碎当柴烧，却仍然对它有所忌惮。他起初只是木头，既然已经拜过它，便仍不敢把它当柴烧。所以圣人运用这种微妙的权术，使天下人尊敬他们的君父兄；但这种权术又不能告诉别人，所以先用羞耻来引导。唉！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君父兄才得以安稳地保持尊贵，一直到今天。如今的普通男女，没有不知道拜君父兄的，却说“拜、起、坐、立，是礼的末节”，不知道圣人当初教百姓拜、起、坐、立，是这样辛苦。这正是圣人所忧虑的，所以创作《易》来使他的教化变得神秘。《乐论》谈论音乐的部分并不十分正确，但文势情致婉转柔美，曲折多变，烟波般的意境绵延不尽。礼开始制定时，很难实行却容易推行下去；已经推行之后，却容易实行而难以维持。天下人长久以来不知道君主为何是君主、父亲为何是父亲、兄长为何是兄长，圣人便为他们规定君父兄的关系；天下原本没有区别对待君父兄的礼，圣人便规定拜、起、坐、立；天下人还不肯纷纷跟着我拜、起、坐、立，圣人便亲身先行，以羞耻来督促他们。唉，这也太难了。天下人厌恶死亡，已经很久了。圣人招呼他们说：“来吧，我使你们获得生存。”不久，他的法度果然能够使天下人获得生存。天下人看见过去那样危险，如今这样安定，那么应当听从谁呢？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难，却容易推行。已经推行之后，天下人看待君父兄，就像看待头和脚一样，不必分辨说明后才认识；看待拜、起、坐、立，就像睡觉和吃饭一样，不必告知说明后才去做。虽然如此，一百个人听从，若有一个人不听从，形势就不能立即导致死亡。天下人不知道当初没有礼就会死亡，却看见现在没有礼也不至于死亡，于是说：“圣人欺骗了我。”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容易推行，却又很难。唉！圣人用来战胜天下人关于劳逸的观念，所凭借的只有死生之说；死生之说不能取信于天下，关于劳逸的说法就会出来战胜它。关于劳逸的说法一旦取胜，圣人的权力就丧失了。酒中有鸩毒，肉中有堇毒，然后人们才不敢饮食；药物可以决定生死，然后人们才不把苦口视为忌讳。去掉鸩毒，撤去堇毒，那么酒肉的力量必然胜过药物。圣人最初制定礼时，大概也预先知道形势最终一定会这样。他说：“把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别人以后才会相信。”幸好在当今时代，我告诉人的道理确实如此，事情也确实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可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而天下人只知道其中的事实。事实有不一定如此的地方，我的道理就不足以说服天下人的议论。这就是言语告诫所达不到的地方。言语告诫达不到的地方，一定要用某种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地引导的方法。于是观察天地之间，取得那最神妙的机理，暗中把它用来创作音乐。雨，我看见它使万物湿润的作用；太阳，我看见它使万物干燥的作用；风，我看见它使万物运动的作用。那隐隐轰轰、称作雷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阴气凝聚而不消散，万物受到压迫而不能舒展；雨不能使它湿润，太阳不能使它干燥，风不能使它运动，雷一震响，凝聚的阴气就散开，受压迫的万物就舒展。称作雨的，凭形体发挥作用；称作太阳的，凭形体发挥作用；称作风的，凭形体发挥作用；称作雷的，凭神妙发挥作用。各种作用没有比声音更神妙的了。所以圣人借助声音创作音乐；至于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是礼。礼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音乐可以达到：端正的声音进入耳中，人们便都产生侍奉君主、侍奉父亲、侍奉兄长的心，那么礼本来就是我们心中所具有的，圣人的学说又怎么会不被信任呢？苏氏父子兄弟对于经学很疏略，所以谈论六经的地方大多空泛而没有根基；只是他们作文纵横驰骋，往往能在空中布置景象，在绝境中获得生机，令人有凌云御风般的姿态。

译《诗论》谈论《诗经》的地方越来越支离，但文章本身却气势充沛，颇为可观。人的嗜好欲望，有时比对君主的忠爱更强；而愤懑、怨恨、恼怒一旦发作，甚至不顾自己的死亡，于是礼的权力又穷尽了。礼的法则说：喜爱美色是不可以的；作为臣子、儿子、弟弟，不可以对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怀有怨恨。假使天下人都不喜爱美色，都不怨恨自己的君父兄，难道不是很好吗？假使人的情性都淡泊无欲、平和柔顺地做事，这样天下当然可以大治。然而人的情性又不能都如此，喜爱美色的心在内心驱使，是非不平之气在外部攻逼，炽烈地生发出来，不顾利害，奔向死亡才停止。唉！礼的权力只到死生为止；天下的事情还没有达到可以用来换取生命的地步，人就不敢触犯死亡来违背我的法度。如今人喜爱美色以及对君父兄的是非不平之心，在内心勃然发作，认为这样做可以换取生命，却先把自己置于死亡之地，那么死生的关键本来已经丧失了。死生的关键一旦丧失，礼就没有权力；偏偏拿没有权力的礼去强迫人做其不能做到的事，混乱就更加严重，礼也更加败坏。如今我告诉人说：“一定不要喜爱美色，一定不要怨恨你的君主、父亲、兄长。”他们难道就会听从我的话，忘掉自己内心本来具有的情感吗？他们做不到。既然不能完全实行我的法度，难道就会彻底抛弃它而不顾吗？我的法度一旦被彻底抛弃而不顾，那么人喜爱美色以及怨恨君父兄的心就会荡然无所约束，易内、私通妻妾的变乱以及弑杀君父兄的祸患，反而必定公然流行于天下。圣人对此忧虑，说：禁止人喜爱美色，反而导致淫乱；禁止人怨恨君父兄，反而导致叛乱，这是因为要求人太过详尽。喜爱美色不能断绝，怨恨也不能禁止，那么他们反而不至于作乱。所以圣人的道理在礼上严格，而在《诗》上通达。礼说：“一定不要喜爱美色，一定不要怨恨君父兄。”《诗》说：“可以喜爱美色，但不要达到淫乱；可以怨恨君父兄，但不要达到叛乱。”用严格的标准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的方式保全天下的普通人。我看《国风》婉转柔美，而最终守持正道，是喜爱美色却不至于淫乱；《小雅》悲伤而多有怨诉，但最终君臣之情仍不忍割舍，是有怨恨却不至于叛乱。因此天下人看了说：“圣人本来就允许我喜爱美色，并不责怪我怨恨君父兄。他允许我喜爱美色而不淫乱，这可以；他不责怪我怨恨君父兄，那么即使他们虐待我，我公开讥刺、公开怨恨，让天下人明白知道，我的怨恨也算合宜；不叛乱，也可以。” 背离圣人的法度而自行陷入淫乱、叛逆境地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意这样做。决意反叛的开端，产生于不能自我克制。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愤怒，随后就忍心抛弃自身。所以《诗》的教化，不让人的情感发展到不能自我克制的地步。桥之所以能使船安全，是因为有桥；水势大涨时，桥必然会被冲毁，而船却不至于必定覆败。所以船，是用来救济桥所达不到的地方的。唉！礼的权力因为容易通晓而穷尽，于是有《易》来补救；因为后世不再信任而穷尽，于是有音乐来补救；因为强制人而穷尽，于是有《诗》来补救。唉！圣人考虑事情，实在周详。《书论》这篇文章见识很好，行文法度也胜过其他篇章。风俗的变化，是圣人造成的。圣人顺应风俗的力量而运用自己的权力。圣人的权力施用于当世，风俗的变化便更加严重，直到无法恢复原状。幸而后来又有圣人承接其后加以维系，天下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不幸后来没有圣人，变化发展到尽头而无处回转，那就完了。从前我曾想考察古代风俗的变化，却无法做到。在《诗经》中可以看到商、周的情况，但还不够详细；直到如今考察《尚书》，才看见尧、舜时代同三代之间的变化竟然如此迅速。从尧到商，风俗的变化都能遇到圣人来承接，所以没有忧患。到了周代，天下的变化已经走到了尽头。忠厚变化而成为质朴，质朴变化而成为文饰，这种趋势是顺势而行的。等到文饰发生变化，又想把它反转回忠厚，就如同想移动江河，使它改道流过山上一样。人们喜欢文饰而厌恶质朴与忠厚，就像水不肯避开低处而流向高处一样。他们当初未曾享用过文饰，所以忠厚质朴也不嫌弃；如今我每天给他们吃太牢，却想让他们重新吃豆类，怎么可能呢！唉！后来没有圣人，变化走到尽头而无处回转，那就完了。周代之后没有王者，本来就是如此。起初制定的制度和形成的风俗，本来就没有替后世考虑。而且后来又恰好没有遇到圣人，这本来就是如此。后世没有王者，也是这样。尧在位时，把天下全部授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又把它授给禹。尧还没有把天下授给舜时，天下人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推想当时的百姓，没有不认为这非常奇怪的。然而舜和禹接受天下并居有它，安然自若，好像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所有的，而且他们的祖先已经为此相继积累了几十代；他们从未向百姓说明自己为什么应当得到天下，也未曾用利益诱惑百姓，拿丹朱、商均的不肖来启发他们。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百姓既然认为我应当处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也就不必借助上天来使这件事神秘化，不必赞誉自己来巩固它。汤讨伐桀时，声势浩大地列举他的罪行并告诉众人，好像说：“他有罪，我讨伐他是应当的。”后来又担心天下百姓不完全悦服自己，于是又声势浩大地用话安抚他们说：“天下各方如果有罪，罪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天下各方。”好像说：“我这样做你们的君主，你们可以接受我罢了。”唉，这已经很浅薄了。到了武王，又自己说他的先祖父辈都有显赫功劳，已经接受天命而死去，但大业没有完成；如今我承继他们的志向，发兵向东讨伐，而东方国家的男女百姓拿着束帛来迎接。纣王的军队倒戈来接纳我，这就更加过分了！好像说：“我们家应当做天子已经很久了，是这样吗？百姓希望我赶快进入商地。”伊尹在商朝，正如周公在周朝。伊尹代理政事三年，没有说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周公却忙忙碌碌，急于说明自己并没有篡位。这本来都是由于风俗变化，然后才运用权力；权力运用之后风俗形成，我便安坐在那里镇定它。谁知道风俗一旦变化，就再也不能恢复呢？

译《春秋论》这篇文章是谢枋得氏抄录的，认为是名篇，世上的学者于是相互传述，认为是千年绝论。我私下认为，老苏在议论六经的地方，常常用强词压倒正理，所以往往支离而旁逸；只是他的行文婉转，百折千回，好像烟波而已。赏罚，是天下公有的权力；是非，是一个人的私人判断。权位所在之处，圣人用他的权力代表天下的公意，天下人便借此惩罚和劝勉；道义所在之处，圣人用他的权力表达一己之是非，天下人便据此给予荣誉或耻辱。周朝衰落时，权位不在孔子那里，而道义在他那里。孔子凭借道义的权力，评判天下的是非本来可以；可是《春秋》赏赐人的功劳，赦免人的罪过，削去人的氏族，灭绝人的国家，贬低人的爵位；诸侯有时记他的名，大夫有时记他的字，并不只依据成文法，而只依据他的用意；不只是说某事正确、某事错误，再加上赏罚。这样孔子本来就是说：“我可以赏罚人了。”赏罚人，是天子和诸侯的职事。孔子忧虑天下的诸侯、大夫僭越天子、诸侯的职权，于是创作《春秋》；既然如此，他凭什么责备天下人呢？权位属于公， 道义属于私；私人判断不能胜过公共权位，道义也不能胜过权位。道义在我这里，却不能做拥有权位者所做的事，于是天下人都说：“权位不能僭越，就是这样。”不然，天下谁不会说：“道义在我这里，那么道义就是权位的盗贼。” 有人说：“孔子难道真的在赏罚吗？只不过说是赏罚罢了，又有什么妨害？”我说：“我不是君主，也不是官吏，抓住一个路人告诉他：‘某人行善，某人作恶’，可以；接着说：‘某人行善，我赏他；某人作恶，我杀他’，那么人们有不笑我的吗？”孔子的赏罚同这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凭什么算是孔子？凭什么算是《春秋》？回答说：“孔子作《春秋》，并不是说这是孔氏的书，也不是说是我作的；赏罚的权力并没有归于自己。”又说：“这是鲁国的书，是鲁国作的。有善行而赏他，说是鲁国赏他；有恶行而罚他，说是鲁国罚他。”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孔子为《易》作传，称为《系辞》；谈论孝道，称为《孝经》，都是自己命名，所以孔子把它们视为私作。《春秋》却是鲁国给史书所取的名称，孔子寄托在其中，因此孔子把它视为公作。把它作为鲁国史书的名称，赏罚的权力本来就在鲁国。《春秋》的赏罚，从鲁国推及天下，这是天子的权力。鲁国的赏罚不出国境，却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它，为什么呢？” 回答说：“天子的权力在周王室，孔子不得已才把它交给鲁国。”武王去世时，天子的职位应当由成王承继。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能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代理天子之位，凭此赏罚天下，保存周王室。周朝东迁时，天子的权力应当在平王手中；平王昏乱，所以孔子也说：天下不能没有赏罚，而鲁国是周公的国家。居处在鲁国土地上的人，应当像周公一样，不得已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所以才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然而借用天子的权力，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就可以。”孔子希望鲁国像齐桓公、晋文公，却没有实现；为什么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齐、晋呢？齐桓公、晋文公表面上尊崇周王室，实际上想使自己的国家富强，所以孔子赞成他们的事业，却不赞成他们的内心。周公心中存有王室，即使他的子孙不能继承这种志向，孔子仍思念周公，允许鲁国借用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他的意思是：有周公之心，然后才可以实行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这就是不把权力交给齐、晋而交给鲁国的原因。孔子也知道鲁国国君的才能不足以实行周公的事业，只是他心里认为当今天下没有周公，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因此把天子的权力交给周公的子孙，用来表示思念周公的意思。我看《春秋》的法则，都是周公的法则，而且对内详尽、对外简略；它要鲁国效法周公的作为，并且先治理自己再治理别人，这一点很明显。孔子感叹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而田常弑杀自己的君主，便斋戒沐浴，请求讨伐他。这样看来，天子的权力，孔子本来就是明白地交给鲁国的。子贡等人没有领会孔子的意思，便续写经书并加以记载。孔丘死时，孔子已经告老；大夫告老去世通常不记载，孔子却独独记载了他。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公之于天下，难道会偏私一个孔丘吗？唉！孔子把它当作鲁国的史书，而子贡等人却把它当作孔氏的书了吗？司马迁、班固的史书有是非而没有赏罚，这是史官的体例，本来应当如此。后世效法孔子作《春秋》的人，我感到疑惑。《春秋》含有天子的权力；天下有君主时，《春秋》不应当再作；天下没有君主时，天子的权力，我不知道应当交给谁。天下人如果没有像周公后代那样可以交付权力的人，权力却一定要交给某人，便会造成混乱；不交给别人而自行使用，便是僭越；既不交给别人，也不自行使用，完全无所归属，天下便会离散。唉！后世的《春秋》，究竟是造成混乱、僭越，还是离散呢？是僭越吗？是离散吗？荆川说：“全篇只围绕一件事，问答相互串联，一直到结尾。” 我认为孔子并不是因为思念周公，才把天子的权力交给鲁国；大概是因为当时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孔子身为鲁国大夫，所以能够遍览鲁国史书，依据其中按年代记事的文字，系联上赏罚功罪的权力，以弥补王政的缺失，把教化流传给万世罢了。假如孔子是晋国大夫，说《晋乘》就可以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一 明代茅坤编撰 《老泉文钞》五

译《史论序》老泉的三篇《史论》，很能得到史家的精髓，所以一并保存。三篇应当合起来阅读。史书难得合适的人来撰写，已经很久了。魏、晋、宋、齐、梁、隋之间，看看他们的文章，也确实如此。所奇怪的是，唐代三百年间，文章并不比三代、两汉逊色，史家的才能应该有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却最终没有一人能同范晔、陈寿并肩。巢子所作的书，世人称赞它详尽而广博，然而其中有许多俚俗言辞和滑稽形状，若让他用来记事，只会比他曾经讥笑的那些更加严重。只有子餗所作的，情况稍好。唉，史书难写，原来是这样啊！知道它难，所以思考得深；思考得深，所以才有所收获。因此写了三篇《史论》。《史论上》这是分说经史、以客问主人答的论述体。史书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有所忧虑。忧虑什么呢？忧虑小人。怎么知道呢？从它的名称可以知道。楚国的史书称作《梼杌》，梼杌是四凶之一。君子不等待褒奖便会受到勉励，不等待贬斥便会知道惩戒；那么史书所要惩戒、勉励的，难道只是小人吗？仲尼的志向宏大，所以他的忧虑更加宏大；忧虑越大，所以他的著作越宏大。因此他依据史书修订经书，最终评论其作用的人一定会说：“乱臣贼子害怕了。”由此可知，史书和经书都是因为忧虑小人而作的，它们的意义相同。意义相同而体例不同，所以称作“史”，称作“经”。大体说来，文章的作用有四项：用事实充实它，用文辞使它显明，用道理使它贯通，用法则使它检束。这些都是经史共同具备的。虽然如此，经书胜在道理和法则，史书胜在事实和文辞。经书没有史书，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书没有经书，无法衡量它们的轻重。经书不是一个时代的实录，史书也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体例虽然互不沿袭，作用实际上相互资助。《易》《礼》《乐》《诗》《书》把圣人的道理和法则说得很详细，但没有通过实际事迹来验证。仲尼害怕后世把这些当作圣人的私自言论，所以根据各地报告和简册记载来修订《春秋》，表扬善行、惩罚恶行，这是经书的道理。他仍然害怕后世认为这是自己的臆断，所以以周礼为依据制定通例，这是经书的法则。至于事实，只举其大略；至于文辞，务求简约，所以我说经书胜在道理和法则。史书却不是这样：事实既然曲折详尽，文辞也夸张铺陈；所谓褒贬，除去论赞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因此我说史书胜在事实和文辞。假使后人不了解史书而只看经书，那么经书所褒扬的人看不见他的善行，所贬斥的人听不到他的恶行事实，所以我说经书没有史书，无法验证褒贬。假使后人不通晓经书而专门阅读史书，那么赞美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则，惩戒和劝勉不知道要阻止什么，所以我说史书没有经书，无法衡量轻重。经书有时依照虚假的报告来记载，有时因为避讳而不记载，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都是为了适合教化罢了，所以我说经书不是一个时代的实录。史书的一纪、一世家、一传，其中善恶得失，本来不是一两件可以数清的；那么在几十、几百字的论赞中，怎么能够逐件替它们评定褒贬，使天下人每一件事都能有所取法，像《春秋》那样呢？所以我说史书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规、矩、准、绳，是用来制作器物的，器物要依靠它们才能端正；然而没有器物，圆规就无从显示圆形，矩尺就无从施展方形，准就无处施展平直，绳墨也无从安置直线。史书要依靠经书才能端正，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暗，所以我说体例虽然不相沿袭，作用实际上相互资助。唉！一副规、一副矩、一把准、一根绳，足以制作万种器物；后人只要努力追求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实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喧嚣自夸，文章冗长而且僭越，这样就很好了。《史论中》这是分段议论的体例，古人读史，刻画人物和事实就是这样。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虽然胜在事实和文辞，但也兼有道理和法则，所以有时能够得到仲尼遗留下来的深意。现在我选择他们书中四处不能单从文字理解、却可以从意义领会的地方，把它们全部说明白。第一是隐晦却彰显，第二是直率却宽厚，第三是简略却明白，第四是含蓄却切中要害。司马迁记载廉颇的传记，没有写议论救援阏与失误的事，而把它放在赵奢传中说明；记载郦食其的传记，没有写谋划扰乱楚国权势的错误，而把它放在留侯传中说明；班固记载周勃的传记，没有写他汗流浃背的羞耻，而把它放在王陵传中说明；记载董仲舒的传记，没有写他议论和亲的疏漏，而把它放在匈奴传中说明。廉颇、郦食其、周勃、董仲舒，都是功劳十份而过失一份的人。假若列举一份过失来玷污十份功劳，后来的平庸之人一定会说：聪明如廉颇，善辩如郦食其，忠诚如周勃，贤能如董仲舒，十份功劳也不能抵偿一份过失；这样他们就会因难以做到而灰心懈怠。所以在本传中隐晦地写，在其他传中揭示出来，这难道不是待人向善而隐晦却彰显吗？司马迁评论苏秦，称赞他的智慧超过常人，却没有让他独自承受恶名；评论北宫伯子，多称许他爱护别人、具有长者之风；班固赞扬张汤，肯定他推举贤能、宣扬善行，在《酷吏传》中也有所褒扬，而不是只暴露他们的恶行。秦伯子、张汤以及《酷吏传》中的人物，都是过失十份而功劳一份的人。假若举出十份过失来抹杀一份功劳，后来的恶人一定会说：苏秦、北宫伯子、张汤以及酷吏，即使有善行也不会被记录，那我还希望改过自新做什么呢？这会堵塞他们自新的道路，坚定他们放纵作恶的意志。所以在传记中详细写出，在评论和赞语中又加以说明，这样惩治恶行，难道不是直率而宽厚吗？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以鲁国为首、吴国为末，实际记载十三国，却不把越国算入其中。既然篇名是“十二”，为什么记载十三国呢？因为不把吴国计算在内，各国都属于诸侯。为什么唯独不计算吴国呢？因为吴国使用夷狄礼俗。不计算它却又记载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周王室后裔，并且称霸而主持中原诸国的盟会。《春秋》记载鲁哀公七年，鲁公在鄫会见吴国；记载十二年，鲁公在槖臯会见吴国；记载十三年，鲁公和晋侯、吴子在黄池会见；这就是吴国虽不列入计算而仍能被记载的原因。至于越国，不过是南方夷狄，和豺狼狐貍居住在一起，不参加中原的会盟来观习华夏风俗，却用夷俗的名称来报告，所以君子便按照它自称的名称来责罪它。《春秋》记载鲁定公五年，于越攻入吴国；记载十四年，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记载鲁哀公十三年，于越攻入吴国；这就是《春秋》把越国当作夷狄畜类对待的原因。

译假如司马迁把越国列在诸侯的末尾，那么西戎、猃狁等也或许可以混在其中了；所以把越国断然排除并弃置，使后世的君主看了说：“不知道中原的礼乐，即使勾践这样贤能，也不能免于被排除和弃置。”这样贬低夷狄，难道不是简明而有力吗？班固的《王侯表》分为八篇，其中六篇记载王侯；列出人物时，必定说某地某王、某侯某；如果是功臣、外戚，则加上他的姓，并在篇首题作“号、谥、姓名”，这是异姓列侯的体例。诸侯王的标题只写号和谥，难道是因为他们尊贵，所以不写名字吗？不写名字却实际上写了名字，难道是因为不写名字就无法显明吗？这就是同姓诸侯王的体例。王子侯的标题分作两类：上等写“号、谥、名”，既写出名字又注明“名”，等级降低了一等，这是同姓列侯的体例。到了下等却写“号、谥、姓名”，同姓列侯却加用异姓列侯的体例，为什么呢？考察其中原因，大概是元始年间，王莽虚假地褒奖宗室并封他们为侯，并不是天子出于亲亲之情而封他们。宗室本应由天子封爵，却让王莽来封，所以采用异姓的体例，也表示天子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同姓宗室。这样会使后世君主看了说：“权力一旦归于臣下，即使同姓宗室也不能拥有名位和器物，权力确实不能借给别人！” 那么，它防止僭越的作用，不也可以说是微妙而切中要害吗？唉！隐微而能彰显，就使后人乐于获得行善的利益；正直而又宽厚，就使后人知道悔过的渐进之道；简约而明白，就使君主知道中国礼义的可贵；隐微而切中要害，就使君主知道强臣专制的祸患。用力很少而成效广博，它之所以能够继承《春秋》，并使后来的史书无法赶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史论下 评论各家史书，如同酷吏断案。有人问我评论史书：钩取、探究仲尼、司马迁、班固隐秘的法则和深藏的义理，确实很好。但仲尼不是我所能评论的；我只是认为司马迁、班固不是圣人，难道他们的著作能像仲尼那样一点可指摘的过失也没有吗？我说：司马迁喜欢杂取传闻，不顾合乎道义与否；班固看重谄媚虚伪，轻视舍生取义。大的方面我已经陈述过了，若还要一寸一分、一铢一两地去衡量，挑出他们的过失，那就烦琐得说不完。现在姑且告诉你其中最显著、最大的一些。司马迁的文辞淳厚、劲健、简约、直截，足以称为一家之言，却又割取《六经》和传记中的文字，杂糅其中，破坏并扰乱了史书的体制。《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大多采用《尚书》的文字，《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宋微子世家》《卫康叔世家》《陈杞世家》《郑世家》《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多用《左传》《国语》的文字，《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多用《论语》的文字。《尚书》《左传》《国语》《论语》的文章，并非不好；但把它们杂糅起来，文章就不好了。譬如刺绣、绘画、锦缎、细绉，都是服饰中极其精美的东西；若把它们裁成零碎尺寸，交错缝合制成衣服，反而不如粗绨薄帛。司马迁的书莫非就像这样吗？他的自序说：“谈为太史公”，又说：“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这与称呼父亲司马谈没有区别。先儒反而说班固埋没了班彪的名声，不如司马迁把美名让给司马谈。我不知道司马迁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所说的“太史公”，究竟是他的父亲，还是他本人？这就是司马迁的过失。班固撰写《汉书》，从汉朝创业到麟趾之间，沿袭司马迁的论述来充实自己的史书，竟超过一半。而且褒扬贤者、贬斥不肖之人，确实是自己的意见，尽自己的意见说完也就罢了。如今又抄取别人的话来充实篇幅，别人已经说过了，再重复说有什么好处？至于他为司马迁、扬雄作传，都取用他们自己的自叙，琐碎地曲折记载他们的世系。班固记载其他人物，难道也有这样详备吗？司马迁、扬雄自己作自序可以，班固因此取用它们就不对了。这就是班固的过失。有人说：司马迁、班固的过失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班固以后作史的人很多，范晔、陈寿确实是其中的巨擘，但他们也有过失吗？我说：怎么能免除呢！范晔史书中的列传，如《酷吏传》《宦者传》《列女传》《独行传》，大多失去了人物本来的面貌。其中尤其严重的，是把董宣以忠诚刚毅概括列入酷吏，把郑众、吕强以防备明察、正直诚信概括列入宦者，把蔡琰以忍受羞耻嫁给胡人为事概括列入列女，把李善、王忳以深厚仁爱和重义概括列入独行。至于前代史书中张汤没有载入《酷吏传》，《史记》中姚、杜、仇、赵之类没有载入《游侠列传》，那就相差很远了。而且，他判断是非颇与圣人不同：说窦武、何进应当以宋襄公违背天意为戒；说西域时又惋惜张骞、班勇没有留下佛经。这难道是想让将相苟且求免来作为顺应天意吗？难道要让中国背叛圣人而奉祀戎狄的神吗？这就是范晔的过失。陈寿撰写三国史，记载魏帝而为吴、蜀作列传。三国鼎立，各自称帝，魏不能拥有吴、蜀，正如吴、蜀不能拥有魏一样。陈寿却唯独把魏当作帝统，把吴、蜀视为臣属。吴、蜀对于魏有什么臣属关系，竟然这样处理呢？这就是陈寿的过失。唉！班固讥刺司马迁的过失，但班固自己也未必正确；范晔讥刺班固的过失，而范晔的过失更加严重；陈寿又是如此。史才实在难得。后来的史家应当以此为鉴，而不要只是讥刺前人。《谏上》【贤明的君主并非时时都有，忠诚的臣子也并非时时能够得到，所以作《谏论》。】进谏。千古以来的绝妙文章。荆川说这类文字模仿荀卿，确实如此。古今评论进谏，常常主张委婉讽谏而少用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仲尼。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来是一回事，只是要看运用它们的方法怎样。伍举进献隐语，楚王反而更加荒淫；茅焦解衣进行危言直谏，秦帝立即醒悟。不能把讽谏一概赞同，直谏也不容易轻视。所以我说，关键只在运用的方法怎样。既然如此，仲尼的说法不对吗？我说：仲尼的说法纯粹合乎经义，我的说法则兼顾权宜而归于经义。若能掌握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即使稍有不如桀、纣的地方，我进谏一百次，他也会听从一百次，何况虚心纳谏的君主呢？若不能掌握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即使稍有不如尧、舜的地方，我进谏一百次，他也一百次不听，何况违逆忠言的君主呢？既然如此，什么方法才可以呢？我说：不过是像古代游说之士那样，运用机智、勇气和辩才罢了。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帮助他们的欺诈；我希望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帮助他们的忠诚。请让我详细谈论这种方法的功效。周室衰微以后，游说之士在各诸侯国盛行，从此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我唯独奇怪，进谏而被采纳的百人中只有一个，游说而被采纳的却十人中有九个；进谏而死的人都是如此，游说而死的人却从未听说过。然而触犯禁忌，游说有时反而比进谏更严重。由此可知，不一定要拘泥于讽谏或直谏，而一定要讲究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作为进谏法的有五种：用道理晓谕，用形势制止，用利益诱导，用激怒使其振作，用隐语讽刺。

译触龙用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的道理劝说她，没过多久，长安君就被送出作人质；甘罗用杜邮被杀之事责问张唐，而出使燕国的日期很快就定下来了；赵国士卒把两位贤王的意思告诉燕国，燕国立即送还了武臣。这就是用道理晓谕。子贡用齐国的内忧教导田常，使齐国不能讨伐鲁国；武公用麋鹿之事威胁楚顷襄王，使楚国不敢图谋周室；鲁仲连用把魏王煮杀醢食来恐吓垣衍，使魏国最终没有拥立秦王为帝。这就是用形势加以制止。田生用万户侯来启发张卿，刘泽因此受封；朱建用富贵诱惑闳孺，辟阳侯因此获赦；邹阳用梁王宠爱长君来取悦长君，梁王因此释放了他。这就是用利益诱导。苏秦用韩国甘居牛后使韩国蒙羞，韩惠王按剑长叹；范睢用秦国没有君主来使秦国感到羞耻，秦昭王长跪请求教导；郦食其用秦国帮助项羽压制汉王来激怒沛公，沛公停止洗脚，听取他的计策。这就是用激将法使其愤怒。苏代用土偶来嘲笑田文；楚人用弓弩和丝绳之事感动楚襄王；蒯通用娶妻之事使齐相醒悟。这就是用隐语讽刺。五种方法相互倾轧，都是险诈偏邪的言论。虽然如此，把它们施用于忠臣，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用道理晓谕，君主即使昏聩也必定醒悟；用形势制止，君主即使骄傲也必定畏惧；用利益诱导，君主即使懈怠也必定振作；用激将法使其愤怒，君主即使懦弱也必定立定意志；用隐语讽刺，君主即使暴虐也必定能够容纳。醒悟就会明察，畏惧就会恭敬，振作就会勤勉，立定意志就会勇敢，容纳意见就会宽厚。使君主达到这些境界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我观察过去的臣子，说话必定被听从，道理必定能够实行，没有谁比得上唐代的魏郑公；他起初确实学习过纵横家的学说。这难道就是所谓掌握了这种方法的人吗？唉！关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为善于进谏的臣子，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谋术；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因此对于关龙逢、比干，我取用他们的忠心，不取用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取用他们的方法，不取用他们的忠心，把这些作为进谏的方法。《谏下》劝谏。文章写得也十分痛快淋漓。臣子能够进谏，却不能使君主一定采纳进谏，这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采纳进谏，却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谏，这不是真正能纳谏的君主。想要君主一定采纳进谏吗？我前面已经把道理说完了。想要臣子一定进谏吗？我来谈谈它。君主的尊大，就像天一样；他的尊贵，就像神一样；他的威势，就像雷霆一样。人不能抗拒上天、触犯神明、违逆雷霆，这是很明白的。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立赏赐来鼓励进谏。《传》说：“使兴王赏赐进谏的臣子”，就是这个意思。还担心臣子软弱退缩、阿谀奉承，使君主一天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又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尚书》说：“臣下不能匡正君主，就施以墨刑”，就是这个意思。人的常情，除非患了疯病、丧失心智，没有谁会躲避赏赐而趋向刑罚，为什么苦于不进谏呢？如果赏赐和刑罚都不设置，那么按照人的常情，又为什么要抗拒上天、触犯神明、违逆雷霆呢？如果不是天性忠义、不在意赏赐、不害怕罪罚的人，谁愿意凭几句话换取死亡呢？君主又怎么能把天性忠义的人全部找到并任用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一半勇敢一半怯懦，一个怯懦。有人让他们面对深渊山谷，并告诉他们：“能够跳过去，这叫勇敢；不能跳过去，就是怯懦。”那个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必定跳过去。勇怯各半的人和怯懦的人却做不到。又告诉他们：“跳过去的人赏赐千金，否则就没有赏赐。”那个勇怯各半的人奔着利益去，必定跳过去；怯懦的人仍然做不到。过了一会儿，怯懦的人回头看见猛虎突然逼近，便不等告知，跳过深谷，像走宽阔平坦的大道一样。那么，人难道真的有勇敢和怯懦之分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罢了。君主难以触犯，就像深谷难以跳过一样。所谓天性忠义、不在意赏赐、不害怕罪罚的人，是勇敢者，所以无不进谏；喜欢赏赐的人，是勇怯各半者，所以得到赏赐后才进谏；害怕罪罚的人，是怯懦者，所以受到刑罚后才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得到，所以把赏赐设为千金，把刑罚设置得像猛虎一样，使人前面有所趋向，后面有所躲避，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竭尽言辞来规劝君主改正过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原因。后世却不是这样，把赏赐转移给不进谏的人，把刑罚施加给进谏的人，臣子闭口卷舌，乱亡随之而来，实在是理所当然。有时贤明的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失，也不过只是赏赐进谏者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个怯懦的人肯跳过深谷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墨刑被废除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昌邑王那些不进谏的臣子这样的事，不是很少见吗？如今赏赐进谏，有时还会有；惩罚不进谏，却完全没有了。如果增加现有的赏赐，设置原来没有的刑罚，那么谄媚的人也会变得正直，奸佞的人也会变得忠诚，何况本来就忠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想听正直的言论却听不到，我不相信。

译《明论》这是老泉本来的学问特色。宋迂斋说，他的思想脉络源自《战国策》，确实如此。天下有大的智慧，也有小的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的智慧，同时发挥小智慧的功用；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知道大的智慧，却因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丧失了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依靠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靠时势。既不能守常道，又不能顺时势，可悲啊，危险啊！只有具有大智慧，才可以守常道；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能随时势而治理。〔此处原文“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句首疑有缺字，文意不明，暂依字面译为：常道，是没有治理却能达到治理；时势，是即使有混乱也能达到治理。〕太阳月亮运行在中天，大的光明可以照临四方，小的光明有时却不能照入一间屋子的下面。它本来就不需要施展这种微小的明察。所以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明，庄严地如同看待君父的威严；因此自从有天地和日月以来，直到今天，也不能有一天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这样的话：“背叛父母、欺蔽神明，雷霆就会从天而降击打他。”雷霆本来不可能替天下人把这类人全部击杀，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触犯，是因为它有时会出人意料。假如雷霆每天轰轰作响，环绕天下寻找那些背叛父母、欺蔽神明的人并击打他们，那么那些人未必能全部被找到，而雷霆的威严岂不是反而被轻视了吗？所以，懂得日月和雷霆各自明察范围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喜爱贤人运用心力简约而成效广博；我唯独奇怪愚人运用心力劳苦而功业不能成就。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所达到的必定精确；兼顾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也要去达到，所达到的必定粗疏。做到精确，人们就会说：“他只是没有涉及更多，凡是涉及的就能做到精确。”否则，我恐怕奸雄会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国内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振作，诸侯就震惊畏惧，这种局面维持了二十年。这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的贤人并不只有一个即墨大夫，这是明白的；扰乱齐国的人也不只是一个阿大夫和几个在齐威王身边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这同样明白。一个即墨大夫容易了解，一个阿大夫容易了解，身边那些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有几个，也容易了解。从容易了解的地方入手并把它做精，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成效广博。天下的事情，譬如有十件，我举出其中一件，即使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余九件，也没有关系。若逐一计数到九件，却不知道第一件，还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人无法测知，更何况连九件也达不到呢。苏轼的明察，是小智者的明察，是霸主所掌握并急切运用的东西。圣人的明察，则以无所用心而保持虚静，所以能够明照；能够明照，便能普遍照察万物而不受蒙蔽。佛教所谓从寂静中生出明照，庄子所谓心斋坐忘、精神安定而天光显发，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辨奸论》荆川曾经评论《韩非子·八奸》篇，说它是一面照妖镜。我对于老泉的这篇论说，也这样认为。张文定公撰写《老苏先生墓表》说：“嘉祐初年，王安石的名声开始盛大，党羽朋友倾动一时。任命他为宰相的制书说：‘自从有生民以来，不过几个人罢了，竟有人把他造作的言语说成几乎等同于圣人。’欧阳修也赞许他，劝先生同他交游，王安石也希望与先生交往。先生说：‘我了解这个人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士大夫都去吊丧，唯独先生没有去。于是作《辨奸论》一篇，文章说：” 事情有必然达到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会刮风，柱脚受潮就会下雨，人人都知道。人事的推移、道理和形势的相互承接，其中疏远而难以察知、变化而不可预测的地方，难道会比天地阴阳的事情更难，而贤者竟然有不知道它的原因的吗？只是爱憎扰乱了他的内心，利害又蒙蔽了他的外在判断。过去田巨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没有一个遗留下来了。”从今天来看，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看出的地方。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他的容貌、言语固然有可以欺骗世人、窃取名声的一面；然而他不嫉妒、不贪求，随同世俗浮沉。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有一位中等才智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他没有学问、没有文才，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不足以欺骗世人；如果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田巨源和郭汾阳料定王衍、卢杞，也容许有未必完全正确的地方。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口中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体奉行伯夷、叔齐的操守，招集好名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彼此共同编造言论，私自树立名号，说是颜渊、孟轲重新出现；而内心阴险狠毒，险恶残酷，与常人志趣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人了。他的祸患难道说得尽吗？脸上脏了不忘记洗，衣服脏了不忘记涤濯，这是人的至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巨虏的衣服，吃着狗猪的食物，披头散发、面容憔悴，却谈论《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性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喜爱贤人的宰相，也还会举荐并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祸患，就是必然无疑的，岂只是像王衍、卢杞那样罢了。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有显赫的功劳。”假使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过分了，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祸患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患，而我将获得能预见祸患的名声。可悲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二 明代茅坤编撰 老泉文钞六 论

译《喾妃论》辨 《史记》记载，帝喾的正妃叫姜嫄，次妃叫简狄。简狄外出沐浴，看见燕子落下一枚卵，拾起来吞下去，于是生了契，成为商的始祖。姜嫄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脚印，高兴地踩上去，于是生了稷，成为周的始祖。说他们是商、周的祖先，这一点确实可信。但她们的妃子所生孩子的经过，说得神奇怪异、荒诞淫滥，不也太过分了吗？商、周拥有天下七八百年，正是因为享受上天的福禄，才能使国家长久；那么它们的祖宗为什么竟然如此不祥呢？假使圣人和普通人有所不同，我认为天地必定会储积阴阳的和气、积聚元气的精华来生育他们，又何必使用这两个不祥之物呢？燕子在面前落下一枚卵，简狄竟拾起来吞下，她难道丧失心智了吗？巨人的脚印清晰地留在地上，躲避还来不及，却反而高兴地踩上去，姜嫄为什么这样不自爱呢？又说她们外出沐浴，在野外遇到这些事，这就是把简狄、姜嫄说成极其淫荡而不守法度的人。帝喾的妃子、稷和契的母亲，不应当是这样的人。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意思一定是因为《诗经》中有这样的说法：“上天命令玄鸟降临，因而生下商的祖先；最初生育人民的，是姜嫄。姜嫄怎样生育？能够精心洁净，能够虔诚祭祀，以求不至于没有子嗣。踩着上帝的脚印，内心喜悦，得到神灵助佑，便怀孕、安胎、生育、养育，这就是后稷。”他是根据这些话来写的。唉！这又是司马迁牵强求取《诗经》意义的过失。毛公为《诗经》作传时，把玄鸟降临解释为举行郊禖祭祀的征兆，把踩着上帝脚印解释为跟随高辛氏出行。到了郑玄作笺，才出现吞卵、踩脚印的故事。毛公那个时代，根本还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说法出于怀疑《诗经》，郑玄的说法又出于相信司马迁。因此天下人都说圣人，意思是圣人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司马迁竟用不祥之事诬蔑圣人，实在太过分了。夏朝衰落时，两条龙在庭院中嬉戏，人们把它们留下的唾液藏起来，到周朝才打开，化作鼋，生出褒姒，从而灭亡周朝。假使简狄吞下燕卵、姜嫄踩踏巨人脚迹，那么她们生下的孩子应当像褒姒一样，以妖异迷惑天下，怎么会有稷、契这样的圣贤呢？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稷为什么被抛弃呢？我说：稷出生时没有灾祸，也没有伤害，难道是姜嫄怀疑他而把他抛弃的吗？郑庄公出生时是倒着出来，使姜氏受到惊吓，姜氏因此厌恶他，这类事情本来是有的。我不是厌恶其中的奇异，而是厌恶司马迁用不祥之事诬蔑圣人。稷被抛弃后牛羊避开他，契被迁移后飞鸟覆盖他，我难道会厌恶这些奇异之事吗？楚子文出生时，是老虎哺乳他，我本来就不厌恶这种奇异。《管仲论》整篇文章只责备管仲，因为他临死时不能荐举贤人；文章起伏变化，气势无穷。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排斥戎狄；直到他一生终了，齐国都富强，诸侯也没有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齐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患蔓延，到齐简公时，齐国没有一年安宁。功业的成就，并不是在成功的那一天才形成的，必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祸患的发生，也不是在爆发的那一天才产生的，同样必定有它显现的征兆。那么齐国的治理，我不说是管仲的功劳，而说是鲍叔的功劳；等到齐国发生动乱，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的罪过，而说是管仲的罪过。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但任用他们的却是齐桓公。要有舜，后来才知道流放四凶；要有仲尼，后来才知道铲除少正卯。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正是管仲。管仲病重时，桓公询问他；相国在这个时候，我以为管仲将会举荐天下贤人来回答，然而他的话只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近人情，不能接近他们罢了。”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任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几年了？难道还不了解齐桓公的为人吗？齐桓公耳边不断听到声色之乐，眼前不断看到美色；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齐桓公起初之所以不任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冠上的尘土而相互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的话就可以束缚齐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个人，而怕的是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否则，天下难道还少有这类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听从管仲，杀掉这三个人，其他同类的人，管仲难道能够全部查出并清除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的人了。既然桓公询问，就应当举荐天下贤人来代替自己；这样管仲即使死了，齐国也不至于等同于没有管仲。这样又何必担心这三个人呢？不说他们也可以。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了；晋文公的才能，不过和齐桓公相当，他的臣子又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比不上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晋文公的余威，能够做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它的君主即使不贤，还总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在。齐桓公死时，齐国立刻大乱，遍地混乱，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只是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有时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罢了。齐桓公还在世，却说天下不再有第二个管仲，我不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管仲的著作中有记载，说他将死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他们的短处；这说明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而且预先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部书就荒诞欺妄，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不能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所以有死后进谏之事。萧何将死时，举荐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应有的用心，本来就应当如此。国家凭一个人兴盛，也可能凭一个人灭亡；贤者不应为自己的死亡悲伤，而应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者，才可以安心去死。那个管仲，凭什么去死呢？

译《审势论》宋朝以忠厚立国，似乎失之于柔弱；苏氏父子往往针对这一点发表议论，以纠正当时的弊病。看他回护、转折的手法，首尾救应，实在精妙。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确定国家所崇尚的原则。原则一经确定，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改变。这样可以使百姓的耳目专一，使子孙有所遵守，容易据此治理国家。因此三代圣人的后世，长久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不变心，它的功业才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所以能够长久。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礼；考察天下所适宜崇尚的原则，就坚定地执行它，从始至终都如此，不会早晨崇尚文礼、晚上又崇尚质朴，因而自行陷入混乱。所以圣人出现，必定先确定一个时代所崇尚的原则。周朝时，大概有周公为它制定礼制，于是天下便崇尚文礼。后世有贾谊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最终没有被采用。如今天下幸而正处于太平安定之时，为子孙万世作帝王的谋划，不可不在现在预先确定。然而为万世帝王作谋划，往往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制；等到政事出现弊病，再改变其中的小节，而根本大体终究不能更改，所以国家享有长久的年代，百姓也不会苟且简慢。如今我考察朝廷内外，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却仍然有所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以权宜之道来应对。形势强盛了，强盛过度而不停，就会折断；形势衰弱了，衰弱过度而不止，就会屈服。圣人调节它，使它不至于强到折断、弱到屈服，所用的就是威和惠。强盛过度时，威势已经耗尽而不能振作；衰弱过度时，恩惠已经疲敝，下面的人也不把它看作恩德。所以处于弱势时应当使用威，处于强势时应当使用惠。凭借强势的威力来施行恩惠，恩惠就尊贵；凭借弱势的恩惠来培育威力，威力一旦发作，天下就震动恐惧。因此威与惠，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形势的。但不了解强弱形势的人，虽然有杀人的威力，下面的人却不害怕；虽然有使人活命的恩惠，下面的人却不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威力已经耗尽，恩惠也已经疲敝。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察、了解天下的形势，然后才可以谈论使用威和惠。不先审察形势，只是说我能使用威、我能施行惠，这是最末等的做法。因此，形势已经强盛却再用威来增加它的强势，形势已经衰弱却再用惠来增加它的弱势，直到强势折断、弱势屈服，这是值得悲哀的。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和针石来保养生命，必须先审察它的性质属阴还是属阳，然后用相应的药石治疗。药石属阳，就用属阴的药石投治；药石属阴，就用属阳的药石投治；这样阴气不至于枯竭，阳气不至于亢盛。如果不能先审察自己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却用阴去攻阴、用阳去攻阳，那么属阴的必定死于阴，属阳的必定死于阳，无法挽救。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先审察阴阳；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以此谋划对策。从前周朝拥有天下时，诸侯极其强盛。当它强盛的时候，大的诸侯已经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之内反而不过千里，周朝的形势实际上是弱的。然而当成王、康王在位时，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臣服的，弱势还没有在外表显现出来。等到后世君主失去德行，诸侯像禽鸟奔逃、野兽逃遁一样，各自固守自己的国家，互相侵夺，而周王室的上层人物最终仍未醒悟，只守着小小的姑息之道，却希望凭此制服强国，这叫用软弱的政治来助成软弱的形势。因此周朝的天下最终死于弱。秦朝拥有天下后，从秦孝公起，它的形势本来已经一天比一天趋向强大。等到秦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醒悟，只是一味任用法制来杀打平民，这叫用强硬的政治来助成强硬的形势。因此秦朝的天下最终死于强。周朝拘泥于恩惠而不知道权变，秦朝勇于施威而不知道根本，二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宋朝的治理制度，有县令、郡守、转运使，以大统摄小，像丝牵绳连一样，总归于上层。即使土地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有百万军队，天子只要在殿阶之间一声召唤，一个三尺高的童子骑马传递、捧着诏书把他们召回京师，他们便解下官印奔走而来，只怕来不及。这样的形势，就是秦朝所凭借而强盛的形势。形势强盛了，然而天下的弊病却常常表现为软弱。唉！有像秦朝那样可以强盛的形势，却反而陷入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于施恩而怯于用威，恩惠过分而威势不能胜任。之所以习惯施恩且恩惠过分，是因为频繁赏赐，并且把赏赐加给没有功劳的人；之所以怯于用威且威势不能胜任，是因为刑罚松弛，军队不能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都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所以软弱的实际情况显露在外。什么叫软弱的实际情况？就是说：官吏旷职懒惰，职务废弛而不执行，对败坏官职者的惩罚却不严厉；赎罪太多，赦免太频繁，有罪也不追问，法典刑罚的禁令不能施行；冗余的军队骄横放纵，倚仗力量而希求赏赐，而维持姑息的恩惠却不敢节制；将帅使军队覆没，单人单马也没有回来，对败军之罪却不加重惩罚；羌、胡势力强盛，凌辱压迫中国，而对他们索要金帛、增加币帛的耻辱却不感到愤怒。像这一类情况，就是极其软弱的实际表现。长久不治理，之后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乘虚而入，使国家渐渐衰微、渐渐消亡，悄然崩溃，直到无法挽救。然而我认为，软弱在于政治，不在于形势，这叫用软弱的政治败坏强盛的形势。譬如一车柴薪燃烧起来，是众人都害怕而不敢触碰的；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还有什么热力能发挥呢？所以，凭借强秦的形势，却沉溺于弱周的弊病，天下人不知道它的强盛，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如此，政治软弱并不像形势软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弱周的形势必须改变诸侯的封地和制度之后才能强盛，这是可能的；但天下的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做到的。至于政治软弱，只要施用威势就行，可以早晨改变，晚上就安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齐威王又是齐国的贤王。他刚即位时，政事委弃不理，诸侯一起侵伐，人人都不知道齐国是强国。一天，齐威王发怒，裂土封赏万户，召来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以及一向称誉阿大夫的人；又发兵攻打赵、魏，赵、魏全都逃走请求讲和，于是齐国人人震恐，再也不敢掩饰错误。那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政治软弱，能够使用威势来补救软弱。

译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贵，借助郡县的形势，只要言语从口中说出，四方就会响应；用威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备。况且拥有天下，忧患在于不肯作为，而不在于有所作为却做不到。如今如果真能留意于使用威势，所有赏罚、号令、举动，无不完全出于威严；使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者，尽力实行，果断决绝，不牵制于众人的议论；使用不可预料的刑罚，使用不可预料的赏赐，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到来，截然降下，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也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然后平民会更加务实谨慎，奸民猾吏也常常恐惧刑法降临自身，收敛手脚，不敢随意犯法；这就叫强硬的政治，政治强硬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盛。我所以说：凭借弱势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一旦发作，天下就震动恐惧。既然如此，按照当今的形势来谋求万世帝王之业，使根本大体终究不能更改，所应崇尚的不过是威势罢了。有人说：按照当今的形势，事情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便利的了；然而谁知道万世以后，政治不会改变，而必定每天都崇尚威势呢？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凭借它成为君主的东西。一天没有威势，就是没有君主。时间久了，政治产生弊病，改变其中的小节，再参用恩惠，使它不至于像秦朝那样严重，这可以；把威势全部抛弃，就是错误。又有人说：王者任用德，不任用刑；任用刑是霸主的事情，不应当这样说。这又不是所谓懂得道理的人啊！商汤、周武王都是王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主。周武王乘纣王暴虐之时，把百姓从炮烙、斩截、刖刑的境地中救出来；如果又多杀人、多用刑来治理，百姓的心就会离去。所以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则不是这样：夏桀的罪恶固然与商纣没有不同，但他的刑罚没有纣王那样残暴，而天下百姓受到他的风气影响，淫逸懒惰，不遵守法度。《尚书》说：“民众大都懈怠，不能协调。”又有诸侯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杀铲除那些强横、懈怠、不守法的人，以安定纷乱。所以《记》说：“商人先施刑罚，后施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又并不是都只任用刑罚。〔原文“柦公”疑为“桓公”，据文意译为“桓公”。〕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论刑罚，所以桓公治理国家常常任用刑罚。晋文公是厚道长者，他的辅佐狐偃、赵衰、先轸、魏犨都不主张用刑法；他的治理也未曾以刑罚为根本，却同样号称霸主。如果说商汤不是王者、晋文公不是霸主，这说得通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就是霸道，使用德政也不一定就是王道，只需分别观察形势适宜使用什么罢了。既然如此，如今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不能称为王道？那些不先审察天下形势，却想应对天下事务的人，困难就大了！王遵岩说：“老泉这篇议论，对于宋朝实在是对症的良药，可惜当时不能采用。”

译《审敌论》推测匈奴胁迫控制中国的情势，把事理说得极其详尽。如果不是当时亲自看见并经历筹划的人，怎么能够说出这些话呢？中国在内，四夷在外。忧患在内部，是根本；忧患在外部，是末节。天下没有内部忧患，必定会有外部畏惧。根本已经巩固了，何不放下末节来稍作休息呢？回答说：还不能。古代夷狄的忧患在外部；如今夷狄的忧患在内部。放下末节本来可以，但我不知道当今夷狄的忧患为什么还算末节。古代夷狄的势力，大的弱了就臣服，小的弱了就逃遁；大的强盛就侵略，小的强盛就抢掠。我们的军队精良、粮食充足，将领贤能、士卒勇敢，忧患就不在中原。像这样说外部有忧患，才是可以的。如今的蛮夷，姑且不要指望它们臣服或逃遁，即使希望它们的意图只停留在侵略抢掠，也无法做到。北方人骄横放纵，已经很久了，每年索取金帛，数以十万计。从前幸亏我国有西羌之变，他们便说出傲慢无礼的话来震撼中国。天子不忍心让边境百姓再次困苦于刀兵，所以敌人一天比一天骄横，贿赂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到如今已经累计数十万、数百万，他们仍然不满足，视中国如同自己的外府。那么他们索取的数额又哪里会止于数十万、数百万呢？贿赂越多，赋税征收就不得不越重；赋税越重，百姓就不得不受到残害。所以虽然名义上说是让百姓休息，实际上却是怜惜他们的死亡而残害他们的生存；名义上说是外部忧患，实际上忧患正在内部。外部忧患不能消除，圣人尚且以此为耻。内部有忧患却不替它谋划，我实在不知道天下凭什么能够长久安定而不发生变故。古代匈奴最强盛的时候，不过是冒顿时期；在暴秦残酷剥削、刘项争战夺取天下之后，中原已经衰弱不堪。按今天的情势推测，匈奴本应乘势进入、践踏中原，就像决开大河冲垮蚁穴一样；但它最终连自己的疆界都没有越过，不能占有我们一尺一寸的土地。为什么呢？中原的强盛和坚固，本来就超过匈奴百倍；即使长期衰弱、刚刚重建，仍然足以制服它。五代之际，中原没有君主，石晋高祖石瑭为了苟求一时的利益，像侍奉儿子一样侍奉匈奴，匈奴割取幽、燕之地来增强自己的势力。大孺子继位后，大臣在外叛乱，匈奴倾境而来侵犯，军队没有经过交战，京师便已守不住，天下都遭受了它的祸害。匈奴从此开始轻视中原，以为可以夺取中原。到了我宋景德年间，匈奴大举来犯，章圣皇帝一战就把它击退，于是同它订盟讲和。人的常情是，胜利了就会习惯于胜利，习惯于胜利就会失败，失败了就会受到惩戒，受到惩戒就会重新取胜。匈奴习惯于石晋时的胜利，却遭到了景德年间的失败；既然已经从景德之败中受到惩戒，我却不知道它将凭什么取胜，这实在很可怕。即便如此，几十年间它为什么还能没有造成大的变故呢？匈奴的谋划一定是这样：我们虽然百战百胜，使人人屈服，但我们自己也疲于奔命。只要派一个使者进入中原，以外在的声势压倒他们，以强大的形势向他们索取，每年得到数十百万金钱；这样几十年下来，我们增加数百千万的财富，而中原损失数百千万，我们一天比一天富裕，中原一天比一天贫困，然后才足以有所作为。上天生下北狄，他们一向自称是上天的骄子；见到利益就争夺，是他们的常态。如今却不是这样：边境之上，难道没有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吗？让他们来侵犯，大则足以夺取一个郡，小则也足以杀掠数千人，而他们却不因此动心，这说明他们的志向并不小。他们将要积蓄锐气，等待我们的漏洞，以实现他们最大的欲望，所以不肯因为一点小利而败坏长远的谋划。古人说：‘小蛇不及时摧毁，等它长成大蛇又怎么办呢？’匈奴的势力日益增长、炽盛如火，如今却姑息柔顺地养着它，希望最终不发生大变，这也太糊涂了。况且现在中原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奉它所要的东西，还战战兢兢，唯恐有一件物品不合它的心意，难道不是说中原的力量不足以承受它的愤怒吗？但据我推测，当今中原虽然疲敝，却绝没有像石晋那样可以被乘虚而入的形势。匈奴的力量虽然足以侵犯边境，但如今十多年之间，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侵犯边境的忧患，为什么呢？不是它畏惧我们，而是它的志向不止于侵犯边境。它的志向不止于侵犯边境，而力量又不足以实现它的欲望，那么它心里只怕我们突然断绝和好，使它失去丰厚的贿赂。然而它骄傲自大，不肯稍稍屈服，这又是为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先向对方施加压力，然后关系才能稳固。’猛禽将要捕击时，一定隐藏自己的形迹。从前冒顿想攻打汉朝，汉朝使者到来时，他总是把强壮的士卒和健壮的马匹藏起来，所以兵法说：‘言辞谦卑的，是将要进攻；言辞强硬的，是将要退却。’如今匈奴君臣没有不夸张声势来向我们炫耀的，这显然说明它的志向是不想交战。阖闾进入楚国，是凭借唐、蔡两国；勾践进入吴国，是凭借齐、晋两国。匈奴如果真想同我们交战，那么从前陕西有元昊叛乱，河朔有王则变乱，岭南有智高之乱，这些也都是可以乘隙而入的形势；但它最终都没有行动，那么它不想交战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了。唉！它不想交战，而我们于是也不和它交战，那么它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兵法说：‘利用敌人所希望的，施行自己所能做到的，废止敌人所不能做到的。’反过来看，现在的做法难道不是同这相反吗？况且匈奴的力量既不足以实现它最大的欲望，而夺取一个郡、杀掠数千人的利益又不能使它动心，那么我们只要不再送给它财物罢了。它若以此作为借口，我们就回答说：‘你对我有什么功劳？每年想要我的贿赂，我只有交战这一条路。贿赂是得不到的。’即使如此，天下人一定会说：‘这是愚蠢人的计策。’天下谁不知道送贿赂有害、不送贿赂有利，只是形势不允许罢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今边塞的形势，就像汉代七国的形势。从前高祖急于消灭项籍，所以把数千里土地分封给各位将领为王。项籍死后，天下平定，但各诸侯的封地也因此再不能削夺。当时不是刘氏而称王的有八国，高祖害怕他们将要发生变乱，所以大肆分封吴、楚、齐、赵等同姓诸侯国来控制他们。不久韩信、英布、卢绾等人都被诛杀，而吴、楚、齐、赵的强大反而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当时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没有谁不是怀有称帝的念头。胶东、胶西、济南又跟着附和他们。于是他们擅自给人授爵，赦免死罪，乘坐黄屋车，刺客公然横行，匕首在京师交错出没；罪恶已经明显，形势也已逼近危急。

译然而当时的人仍旧逍遥自得、从容观望，好像不值得忧虑；只考虑眼前，不谋划长远，年初不考虑年末，慢慢地抚慰它、安抚它，幸而没有发生大变，一直拖到了孝景帝时期。有一位谋臣叫鼂错，才开始建议削减诸侯的土地来削弱他们的权力。天下人都说：‘诸侯一定会反叛。’鼂错说：‘本来就是这样。削减土地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它，他们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减，他们反叛得迟而祸患大。我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在现在反叛。’天下人都说：‘鼂错愚蠢，唉，七国的祸乱看来免不了了。’与其让祸乱从长远爆发而祸患巨大，不如让它从近期爆发而祸患较小。用小祸换大祸，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那些不赞同鼂错的人，难道都不知道形势将造成长远的祸患吗？他们知道将有长远祸患，却估量自己来不及看见，认为可以把问题留给后人，以便自己苟且免祸。这就是说，鼂错替自己谋划是愚蠢的，替天下谋划却是聪明的。君主又怎么可以舍弃为天下谋划的计策，而采用只为自身谋划的计策呢？如今匈奴的强大不亚于七国，而天下人又沿用当时的议论，因循维持到今天，还以为没有什么事情；我却认为，为天下谋划，最好的计策不如不送贿赂。不送贿赂，变故会来得快而祸患小；送贿赂，变故会来得迟而祸患大。害怕变故来得快，不如害怕祸患扩大；以变故来得迟为乐，不如以祸患较小为乐。天下的形势就像坐在一艘破船里，船正迅速驶入深渊；不趁水还浅时离开它，反而寻找能够苟活的办法，把脚被水浸湿作为借口，这本来就是走向沉没溺死的道路。圣人总是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除去它，然后才能把祸患转化为福分。如今不幸把祸患养到这种地步，眼前的忧虑和小患又畏惧而不决断，那么长远的忧虑和大患终究无法除去。赤壁之战，只有周瑜、吕防知道能够取胜；伐吴的战役，只有羊祜、张蕐认为可以取胜。由此看来，宏大、深远、切实的谋略，本来就不能迎合庸人的心意，这正是鼂错被认为愚蠢的原因。即便如此，鼂错的谋划仍有遗憾，为什么呢？鼂错知道七国一定会反叛，却没有预先为反叛制定对策，结果山东的变乱一起，关内也骚动起来。如今匈奴的祸患，又不像七国那样难以控制；七国反叛，中原有一半成为敌国，匈奴叛乱，中国却可以全力控制它的后方，这又容易谋划了。那么应该怎样谋划呢？回答说：匈奴的计策不过三种：第一是声势，第二是形势，第三是真正交战。匈奴认为中原怯弱已经很久了，以为我们终究不敢同它抗争；而且它曾经想要巩固从前的和好，得到丰厚的贿赂来积蓄力量。如今突然断绝和好，它一定会说：‘交战取胜，还不如坐等得到贿赂有利。华人怯弱，我们可以先用声势威胁他们，他们将再次送给我贿赂。’于是它向远近公开宣称：我将在某日包围某处，在某日攻打某处；这就叫作声势。命令边郡让士卒休息，放倒旗帜，停止鼓声，寂静得好像没有听见它的声势。声势既然不能动摇我们，它的计策就会转为制造形势：修筑道路，砍除荆棘，多设置疑兵，逼近我们的城池；这就叫作形势。我们就深挖壕沟，坚固营垒，清空野外来等待它，寂静得好像根本看不见它的形迹。形势又不能动摇我们，那么它的本领也就到此为止了；它将于是训练军队、喂饱战马，采取实际行动，真正同我们交战，那时打败它就容易了。它的计策一定先出于声势和形势，然后才采取实际行动：采取声势和形势，是希望我们害怕而用重金贿赂请求和好；采取实际行动，是不得已才同我们交战，希望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勇猛的手段可以施用于怯弱者，却不能施用于有智谋者。现在那种大声呼喊、跳跃奔走、先以气势压人的人，是世人所说的善于战斗的人。即便如此，只要蓄积全部力量等待他，从来没有不能取胜的。他的呼喊，是声势；他的跳跃，是形势。如果没有防备，声势和形势也足以乘人不备。否则，只是把自己的力量白白消耗在无用的地方，因此不能取胜。韩许公任宣武军节度使时，李师古忌惮韩公严明整肃，派人来告诉他说：‘我将借道去攻打滑州。’韩公说：‘你能越过我的边界来做盗贼吗？我已有办法对付你，不要说空话。’滑州主帅告急，韩公派人对他说：‘我在这里，你怎么能害怕？’有人报告说李师古正在修路、砍荆棘，军队将要到了。韩公说：‘军队到来时不会修路。’李师古的欺诈计策穷尽，只好拖延着逃走。因此我说：他的计策如果出于声势和形势而不能动摇我们，那么他的本领也就到此为止了；同他交战，打败他很容易。如今匈奴的君主有内部忧患，刚刚即位，我认为它一定容易对付；邻国有祸乱，正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财。况且上天给予机会而不取，反而将要遭受它的弊害。贾谊说：大国的君主年幼而势力弱小，还没有长大；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大多都已成年，血气正强；汉朝的傅相却因年老患病而被赐令免职。到了这个时候，还想求得安定，即使尧、舜也办不到。唉，这就是七国的形势。《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三 明代茅坤撰。《老泉文钞》第七卷。《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