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九

译再次上给皇帝的书 没有超出前一篇书信所说的内容，只是把前文没有说尽的地方，再委婉详尽地说明罢了。臣听说，益告诫禹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疑。”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看是否合适，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丧师后，悔恨悲痛，亲自发誓改过，孔子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自古以来聪明而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能像水流一样接受劝谏，不害怕改正过错，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君王中的佼佼者。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之后，人人都仰望他。”圣贤的举动，明白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有对有错。是非邪正，不过两句话就足以判明：正直的就任用，邪恶的就罢斥；正确的就实行，错误的就改正。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就像饿了必然吃饭、渴了必然饮水一样，哪里能另立一套主张，曲意粉饰，就可以欺骗天下呢？《尚书》说：“与治理相同的道路相合，没有不兴盛的；与混乱相同的事情相合，没有不灭亡的。”陛下自去年以来实行的新法，都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路。设置条例司，派遣青苗使，征收助役钱，实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之人都在怨恨叹息。自宰相以下都知道这些做法不对，却不敢争辩。臣愚昧无知，不懂得忌讳，前些时候上疏详细论述过这些事，只是学识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故相、旧臣、藩镇、侍从纷纷争相说明这些措施不便，甚至台谏中有两三个人，本来就是同新法制定者结交、彼此唱和、内外呼应的人，也终于不能不说一句它的不是；难道不是因为舆论沸腾，形势紧迫，已经无法制止了吗？如果不是见利忘义、身居其位而毫不怀疑的人，谁肯始终顽固坚持而不自行洗刷呢？像吴师孟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担任检详，仿佛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人情厌恶恐惧到这种地步。近来朝廷内外都欢呼传说，陛下已经有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互相庆贺，仿佛遇到了大的赏赐，实在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明确的恩德诏令，洗涤清除乖僻的政令，追回使者并罢去条例司。如今侧耳听到陛下所做的，大概不过是让监司酌量处理强行摊派罢了；同尚未悔悟相比，差别又有多大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兄长的手臂不可以扭转，却姑且劝他慢慢来；知道邻人的鸡不可以偷，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能像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这项法令还可以在三路试行，臣认为这项法令好比医生使用毒药，拿人的生死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可以拿毒药来试验吗？今天的政令，小规模实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规模实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竭力推行而不停下来，接着就会发生动乱和灭亡。臣不敢故意发表过分危险的言论来耸动陛下。自古国家存亡所系，不过四种人而已：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有一种失去人心，就足以产生变故。如今陛下一项举措便同时触犯了四者。青苗法、助役法如果成功实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法令一出台，商人就无法正常经营，于是百姓开始忧虑。合并裁减各军，逼迫驱逐老弱病残，甚至使戍边士兵的妻子同士卒杂处军中；贬降裁减军队编制，等同于降职发配；迁徙到淮甸，几乎如同流放；年近五十的人，人人心怀忧虑，于是军队开始怨恨。朝廷内部不向元老大臣和侍从谋议，却专门任用新进的小生；朝廷外部不要求守令、监司负责，却专门任用青苗使者，又设置许多闲散机构来排斥老成之人，于是官吏开始离心离德。陛下临轩选拔士人，天下称为“龙飞榜”，却有一名进士首先被削去旧日恩典，表示不再任用；被削去恩典的虽只有一人，但士人没有不怅惘怨恨的，因为都认为陛下有厌弃轻视他们这一类人的意思。如今掌权的人又想逐渐削弱进士，完全只取明经科士人；虽然还没有形成成法，但小人们争夺权力，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彼此煽动摇惑，说一定会实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如今进士占天下士人的一半，从二十岁以上的人起，便不能背诵经注义理，去学习明经之学；如果法令一旦改变，士人各自都会怀有被废弃的忧虑，而人才的长处和短处，终究不在这里。从前秦朝禁止百姓携带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去，陈胜、吴广一起出力而起兵，灭亡秦朝的原因，难道还有别的吗？也不过是因为士人失去职业而无所归依罢了。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说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现在还没有看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么肯以性命效命的士人一定很少了。到那时，不知道那些迎合苟容之徒，能够替陛下挽救混乱、制止土崩瓦解吗？去年各军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卒乐于合并的情况告诉陛下；近来停放军人李兴告，虎翼军的官吏率领军人拿钱行贿，来求免于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乐意。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只求合乎上意而不怕欺骗蒙蔽，往往都如此。因此，凡是说百姓乐意领取青苗钱、乐意交出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强行摊派果真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而且本来就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收不回来，州县官吏就不能免受惩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强行摊派，那么原先愿意请求领取的人家，事后一定难以追讨。前面有禁止强行摊派的规定，后面又有收不回来的惩罚，做陛下的官吏，不也太困难了吗？所以臣认为，既然设置了青苗使，就不应当禁止强行摊派。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够改行义举、修正过错，以达到太平；可是今天的事情，竟然形成了文饰过错、坚持错误的风气，这就是臣愤懑长叹而不能自已的原因。从前贾充掌权时，天下忧虑恐惧，庾纯、任恺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无不互相庆贺，屈指数日盼望更新政化。冯紞一类人却互相告知说：“贾公被远远放逐，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共同献计，贾充又被留下，晋朝的祸乱就由此形成了。自古以来，唯独小人最难以除去，为什么呢？因为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就会受到破坏，所以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今天天下的贤者，也将以此观察陛下进退取舍的决断；如果再次失望，那么知道防范祸乱的士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他们都像臣等这样，只顾偷求安逸、贪恋俸禄而不忍离去吗？臣狂妄无礼，已经多次触犯陛下，不敢再奢望宽恩，只能俯伏伸长脖颈等待诛杀。

译上给皇帝的书 学问以经术为根本，而养生的诀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恭敬地认为本月初五是南至，文武百官入朝庆贺，是为了庆贺一阳来复。谨按《易经》复卦说，雷在地中，这就是复；先王因此在冬至这一天关闭关门，商旅不得通行，君王不巡视四方。解说《易经》的人说：“乾卦六阳之气，代表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到四月乾的阳气达到极点；阳气达到极点，阴气就产生，阴气产生便到了夏至。坤卦六阴之气，代表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到十月坤的阴气达到极点；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产生，阳气产生便到了冬至。”自从太极分为阴阳二仪，二仪分为四象，四象分为十二月，十二月分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为一候，共分为七十二候，三候为一气，共分为二十四气；上面有日月星辰，下面有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不过是阴阳之气升降的结果罢了。只有人，完整具备天地和十干的气，经过十个月而形成形体，所以能够与天、地、人相通；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昼夜都同天地相通，稍有差错，邪乱之气就会侵扰他。所以在冬至一阳初生时，五种阴气在上面，五种阳气潜伏在下面，而一阳刚刚在潜伏之气的下面产生；它的气非常微弱，征兆处于氤氲状态，可以静止不动，可以节省收养，却不可以发散宣泄。因此乾卦初九爻说：“潜龙勿用。”孔子说：“阳气在下面。”意思是阳气正潜藏在下方，尚不可使用。先王就在这一天关闭关门，商旅不通行，君王不巡视四方。所谓关，是门户用来关闭开启的地方；所谓商旅，是指被获利之心驱使而活动的人；所谓后，是凡居于众人之上的人，称为群后，也就是处理政事的人；所谓方，就是事情。门户不开，微弱的阳气就闭藏而不外出；获利之心不发动，外物就不能感动人而使其回应；不察看四方政事，视听就收敛而不外发。先王如此严密地顺应天道，用在国家上就能安静而不劳民，用在自身上就能冲和而不竭。过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都懂得这种道理。臣谨借冬至这一天进献此言，伏望圣上慈悲，留心审阅，实在是社稷无疆的福分。

译徐州上给皇帝的书 这类文章的见识和笔力都可以列入西汉文章之中。臣凭平庸的资质充任册府官员，出任两郡太守，所管辖的都是东方的重要地区。臣私下认为，守行法令、治理文书、赶赴期限和会集，不足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于是反复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以及陛下应当知道的事情，得到一两点，草拟成文上奏，请陛下选择采纳。臣从前任职密州时，曾建议说，自古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社稷的存亡；而京东地区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也会寒冷。京东百姓又喜欢成为盗贼，造成的祸患最为严重，因此臣替陛下谋划对付盗贼的策略。后来调任徐州太守，观察山川形势，考察当地崇尚的风俗，又从典籍中加以考证，然后才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害，京东各郡的安危都系于此。过去项羽进入函谷关，烧毁咸阳后向东回去，便把都城设在彭城。以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在诸侯中实现自己的志愿，就可想而知了。臣观察那里，三面有山，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引来敌人，材官骑兵迅速出动，突骑如云般纵横驰骋，真像从屋顶上往下倒水一样势不可挡。那里适宜种粟、麦，一次成熟便可以使人饱食数年；城池三面临水，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也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东西南北各有百步；如果处于使用武力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檑木、炮石以及各种攻守器具，使它同城池内外相互配合，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和力量超过常人，喜欢抢劫掠夺，稍有不合心意，就有飞扬跋扈的心思，并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数百里之内。他们的同乡以此自负，凶悍桀骜的风气积累起来，逐渐成为习俗。魏太武帝以三十万军队攻打彭城却不能攻下，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和庸常资质，在徐州恣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便利、人民和士卒勇猛强悍吗？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铁官和商人聚集的地方。那里的百姓富裕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铁炉场，各冶铁户都是大户人家，藏有数以万计的钱财，常常被盗贼窥伺；可是兵力守卫很少，简直如同儿戏。臣半夜想到这些，便不寒而栗。假如凶恶的盗贼有十多个拼死作乱的人，白天进入市场，守卫的人都会弃守逃走。那里既然出产精铁，而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如果散用冶铁户的财物来招集无赖，便可以聚合数千乌合之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兵器，顺流向南而下，早晨辰时出发，巳时便可到达徐州，那么徐州就有守不住的忧患了。不幸若盗贼中出现像吕布、刘备一类的非凡人才，占据徐州而施展其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知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运入河北，朝廷采纳了这个请求。从前楚国人丢失弓箭也不愿忘掉楚国，孔子还认为这种看法太狭小，何况天下是一家，东北两地的冶铁都在为国家谋利，却要把那里的利益夺来给这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铁户都担心失业，前来向臣申诉的已经很多了。臣想借此征募冶铁户，让他们成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铁炉场，每场各有一百多人；他们采矿伐炭，大多是饥寒交迫、无所归依、强悍而坚忍的人。臣想让每个冶铁户各自挑选有才力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登记姓名于官府，授给他们却刃刀、长矛，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的庭院集合，检阅考核，把他们的兵刃收藏在官府，等待大盗，不得役使他们；有违犯者，按违制论罪。冶铁户早已被盗贼觊觎，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让每场冶铁出十个人来自卫，是百姓所乐意的。官府如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铁户都会高兴而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缓急不能守住，如今只有战兵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来；他们原本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材料和石料都已经齐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过去转运使把军队分为东西两路，因为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而把他们迁往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不会有损益，却足以增强徐州的力量。城下数里地方出产精石，取之不尽；奉化厢军又缺额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补足人数，听任他们不被调遣，使这数百人常常采石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就能使城池坚固如金汤；一定要做到使利国监不敢窥伺，这样徐州就会无事；徐州无事，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的藏身之地，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建议，不认为臣没有才干，臣愿意再任徐州太守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事务，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军；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所受刑法严重。技艺精熟便难以抵敌，刑法严重便会拼死反抗，形势就是这样。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治军政以来，士卒都很精锐，但仍不免逃亡；臣曾考察他们逃亡的原因，大概是从近年开始的。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的事情，都不再役使民夫，而改用禁军。军士承担押送任务，接到文书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成。百姓害怕犯法，不敢借钱；即使借了也无法收回。只有所属的将校才敢拿出带利息的钱借给他们。军士回来后，将校便刻扣他们的粮食赏赐，因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整治，赌博下棋、饮酒等事情无所不至。生活穷困无聊，便逃走成为盗贼。臣到徐州后，立即取出不系省钱一百多千，另行储存起来。遇到押送任务时，根据路途远近酌量领取，分三个月刻扣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有敢借取息钱的，严厉依法惩治。然后整肃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训练熟练，按等级评比为各郡之冠。陛下派遣敕使考察检阅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就能整顿，逃亡的人也会减少，这也是除掉盗贼的一种办法。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说：“孝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敷衍的念头。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互相催逼，司隶校尉和部刺史揭发传播隐私。”

译有的官吏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越来越轻贱，官吏和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受到危害，稍有不合心意就产生离心背叛的念头。从前山阳的亡徒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临到危难时没有人肯执守节义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紧急事务，要依靠二千石来办成。二千石只有地位尊重、不容易受到危害，才能使下属听命。根据王嘉的话来考察，现在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平素已经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抓住他的短处，还没有等到审查追问，调任替代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索取一文钱来使用人力，也不可能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罪行情重而法令规定的刑罚较轻，守臣动辄把他们发配流放，就会使有关法司重新审查案情，弹劾守臣把无罪之人判成有罪。守臣如此战战兢兢，凭什么能够得到官吏士卒拼死效力，来击破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予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守臣的权力，只责求大纲大略，放宽对他们小过失的追究。凡是京东盗贼众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多赐给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赏赐太多，就难以长期实行；太少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行拨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缉捕盗贼，都可以用酒来赏给他们；如果有人敢把酒钱用于其他用途，就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之外，每年还能得到几百斛酒，也足以用来驱使人了。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小事，其中更大的事情不是臣本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臣又私下思量，既然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哲、才能特别出众的君主，如果有所隐瞒而没有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因此臣冒死再进言。从前用诗赋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辞藻进身。考察被选取的人，大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聚集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沉着强悍，勇猛剽悍，可以任用来办事。然而如果要他们学习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之人在细微之处争胜负，那么他们就只能不做官罢了，所以朝廷常常得到的人才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本色；如果德行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困在没有进身之门的处境中，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意为五路的士人另开一条仕进之门。汉朝的法令是，各郡县把才智出众的百姓推荐出来，选拔为官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可以做到二千石，入朝担任公卿。古代不专门凭文章辞藻取人，所以得到的士人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中奋起，朱邑由啬夫被选拔，邴吉出身狱吏，其余名臣、良吏由此进身的，数也数不清。唐朝自中叶以后，藩镇都选拔列校，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凭科举显达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的出自其中，但像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名卿贤将，所得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汇聚，蛟龙也在那里产生。等到河流离去流向别处，鱼鳖便没有地方安身，而小鱼泥鳅反倒成了主宰。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是奴仆和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用他们。现在将要任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负责处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谷，这种职务本来不能废弃；但如果一施行鞭打，豪杰就不会出现在其中。所以凡是受过刑的士人不能任用，能够任用的人不能施刑。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用唐朝的旧办法，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本地人，补充牙职；都选择才能和心力足以超过常人的人，以及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照现在庸钱的标准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公罪杖刑以下，听任他们依照将校的办法赎罪；让长吏能够推荐其中有才干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等级，记载任职年限，使他们得以出身。仕进待遇可以比照任子，却不以流外官限制他们最终所能达到的地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提拔任用几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的党徒也可以网罗擒获。具体条目曲折复杂，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上书论说这样做不可，皇帝看后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却没有采纳。到了永宁年间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没有武备而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屡次把盗贼作为议题，私下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分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嘲笑；天下无事而臣受到嘲笑，那也罢了。否则，等事情发生后再谋划，就已经晚了。冒犯天威，罪过在所不赦。

译代张方平进谏用兵的书 我曾经说，自古以来论述用兵的文章，只有汉淮南王刘安劝谏讨伐闽越的奏书最好，而这篇书在法度气势上似乎又超过了它。这类文章，可以同天地一起长久流传。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美色的人必然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国家必然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就能享受安全的福气；没有胜利，也一定不会有意料之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所以胜利了，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很大；没有胜利，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却深深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疲于道路运输而耽误生业的有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后来必然有盗贼之忧；死伤和愁怨积累，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对上，将帅拥兵自重，产生骄横跋扈的心思；对下，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志向。各种变故纷纷出现，都是由用兵引起的。至于最初倡议发动战争的人，受到的谴责尤其严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充积，必然要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圣人对此畏惧而慎重，非不得已不敢用兵。自古君主喜好动用干戈，由失败而灭亡的数不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这些，请为陛下说说那些取得胜利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继续对吴、越用兵，戍役的灾患遍及四海。虽然扩张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就怨恨叛乱；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酷，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盈余的基础，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兵事连续不断，于是逐渐扩大到各个国家；年年征调发兵，所向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同天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用兵三十多年，死者无数；等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师血流成河，僵尸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同战争始终相伴；皇帝虽然悔悟并能自我克制，但临终时的悔恨已经来不及挽回了。隋文帝平定江南以后，继续对夷狄用兵；隋炀帝继位后，这种心意没有衰减。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势镇服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国家很快便灭亡。唐太宗神明英武、无敌于天下，尤其喜好用兵；已经攻破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不能满足，又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才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乱，唐室渐渐衰败，国势延续得像一根将断的丝线，大概就是难以逃脱用兵的祸患这一事理。不然，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制、使百姓安乐，几乎达到刑罚停用的境地，而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应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得胜利，国家也仅仅得以保存；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得胜利，国家最终还是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流泪，悲伤他们谋划得太过分。如果这四位君主当初刚开始用兵时，随即遇到失败，便惊惧警戒，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每次用兵都取得胜利，所以习惯于功利，不深思祸患。臣因此说：胜利则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很大，失败则变化来得快而祸患较小，这是不可不察的。从前仁宗皇帝抚育天下，没有用兵的意图，将士懈怠偷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劣。元昊乘机暗中发动战争，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损失往往以万人计；然而全国安宁，战争停止，事情已经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也没有留下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如今陛下上天赐予勇略和智慧，志在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的动静。群臣百官窥见陛下的意图，大多说应当用兵。开始时，掌握国命的辅弼大臣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政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害、持重应变的见识；担任台谏官的人没有提出规谏、采纳忠言的意见。事情由细微逐渐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经营横山的谋划，韩绛献出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同他们协力，军队遭到败亡，财物用度耗尽。与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军背叛，京师骚动，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思，却责怪陛下。幸而依靠祖宗积累的深厚基业、上天保佑的深厚力量，才使军队出战没有取得功劳，反而触动并使圣意醒悟。然而见识浅薄的人却把失败视为耻辱，竭力想求得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构成祸患，章惇在横山制造事端，章惇又在渝、泸挑起战祸。然而这些人都只是杀害已经投降的俘虏，反复伤害年老体弱、困苦疲弊的腹心之地，取得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作为武功，使陛下获得这个虚名，却忽视实际的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求功名。所以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争，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又因运输资粮器械而死亡。还没有见到敌人，便把人力物力全部耗尽。正当用兵的意图将要稍稍衰减时，李宪的军队又在洮州出动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意思；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害怕。况且战争胜利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奉表称贺，以及显赫地供耳目观赏的景象罢了。至于远方百姓的肝脑涂在刀刃上，筋骨断绝于运送粮饷之劳，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眼睛被熏伤、手臂被折断、上吊自杀的情状，陛下一定无法看见；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一定无法听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剖取蛮鱼鳖来制作膳食，吃的人觉得美味，死去的却极其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刀枪之下号哭，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放下筷子而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来供耳目观赏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强，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那样，在胜利之后祸乱尚且兴起而不可挽救，何况如今各地的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得多呢？而且近年来公私都困窘贫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一扫而空，州郡征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赏赐供应拖延很久仍未办妥；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

译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难以形容。倘若一旦兴兵，横征暴敛随之而来，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势必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患正深，内乱又起，那么胜、广起兵的形势就会在这里出现。这就是我这个老臣整夜不能入睡，面对饭食便叹息，乃至悲恸哭泣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我听说，凡是要发动大事，必须顺应天心；天所向往的，依此举事就一定成功，天所背弃的，依此举事就一定失败。天心向背的迹象，大概表现在灾祥、丰歉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瘟疫，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仍不停地兴事。这就譬如子女得罪了父母，只有恭敬顺从、静心反省、引咎自责，或许灾祸才可以消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意鞭打奴婢；这样来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因此获得父母赦免的。所以我希望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入明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作为巩固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得到朝夕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即使我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祖刘邦消灭群雄，于是拥有天下；光武帝刘秀百战百胜，使汉朝的祭祀与上天相配。后来在白登被围，便商议和亲；对于西域请求派遣官吏的事，则拒绝了。说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军事，大概是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所以考虑祸患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地议论征伐，我这个老臣庸碌怯懦，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子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时加以劝止，就容易用力；迎着君主气势正盛时去折止他，就难以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情。当他的气势正盛时，即使是平民和卑贱之士，也有不可夺取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高明、度量超过常人，没有人能在奋发激进之中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只把合乎义理的意见当作唯一准则。如今陛下正在盛怒之中要用武力，势头已经不可挽回。我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停地进献意见，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惑，所以不敢把常人的好胜之心加在陛下身上。我又想到，陛下将来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必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为什么从未说过一句话。那时我也将老而且死，见到先帝于地下，也有话可以作为借口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察看我的这番心意。

译代滕甫论西夏书 老臣典刑之言 我一向没有学问，年老了也不读书，但每每想要竭尽愚忠，向上补益圣明。万一肝肺枯竭，最终没有什么可说的，近来因病求医，偶然悟到一件事，推论到政治上，似乎可以施行。只希望陛下裁察。我近来患有积聚病，医生说按照病情服药，服下后一天就会痊愈；若不服药，则要半个月才会痊愈。然而人到中年以后，每服下一次药便衰弱一次，衰弱不断积累的祸患，会成为终身的忧虑。我私下盘算，终究不愿以一天的痛快换取终身的忧患，于是采用医生的话，用良药慢慢调治，半个月便痊愈了，起初并不伤损元气，体力反而更加完备。由此我悟到，近来臣僚进言想要对西方用兵，都是医者所说的服药一天便痊愈的办法。这种办法势头上未必不能成功，但终究不是臣子深爱君父、谋求万全的道路。凭陛下的明察、将领的贤能和士卒的勇敢，到哪里去不能取胜？但我仍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俗话说彭祖观看水井，自己系在一棵大树上，又用车轮盖住井口，然后才敢观看。这话虽然粗俗，却切合事情。陛下爱护百姓、忧虑国家，岂止像彭祖爱护自身；兵器是防备之物，一动便关系存亡，用兵的危险，比水井更令人畏惧。所以我希望陛下用兵时像彭祖观看水井那样谨慎，然后才算做得正确。我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操。他消灭袁氏，最有巧妙的谋略，请允许我试着为陛下分析这件事。袁绍凭十倍于曹操的兵力，在官渡大败，仅仅自己逃脱，而曹操收拢军队不去追赶，为什么呢？是为了暂且放过袁绍，使他的国家发生混乱。袁绍回国后更加骄横，忠臣贤士相继被杀，嫡子庶子一起争斗，不到八年，袁氏便没有留下后代了。假如当初曹操急于进攻袁绍，袁绍既然还不能一举荡平消灭；倘若袁绍因此害怕而修明政治，任用田丰，扶立袁谭，那么成败还不可知。后来曹操北征乌丸，讨伐袁尚、袁熙，袁尚、袁熙逃往辽东，有人劝曹操乘势将其平定，曹操说：‘他们一向畏惧袁尚等人，我现在逼迫他们，他们就会联合；放缓进攻，他们便会自相残杀，形势本来就是这样。’于是率军回来，说：‘我正要让公孙康斩下他们的首级送来。’不久果然如此。像曹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巧妙地消灭国家。消灭国家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可以操之过急；譬如小孩换牙，要逐渐摇动它，牙齿脱落时孩子还不知道；如果不逐渐摇动而一下子拔掉牙齿，那么毁坏牙齿可能会使孩子丧命。所以我希望陛下取得西夏，就像曹操取得袁氏一样。当元昊强盛时，谋臣猛将竭尽智力，十年之间也不敢逼近。如今西夏君主弱而臣下强，国内发生混乱，陛下派一支偏师出击，斩杀名王、俘获伪公主，修筑兰防等州，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上天把贼人交给陛下处置的时候。兵法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和越人也会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一样。如今秉常虽然被母族篡夺，推测其心意，他国内的世家大族也未必愿意低头联手，为这个母族效力。现在他们却联合起来，坚守营垒、清空郊野，像左右手一样抵抗王师，这正是同船遇风的形势。按道理应当暂且缓攻。如今朝廷的威势已经震慑四方，我希望陛下选用大员和宿将，选择一向为贼人所畏惧、所服从的人，让他们兼任五路统帅，在边境上聚集重兵，号称百万；搜集车乘，补充士卒，牛肉和酒每天不断送到，金鼓之声传到数百里之外。表面上造成一定要讨伐的声势，实际上不出境；多拿出金帛，派遣间谍和辩士，离间破坏他们的党羽。并且下令说：‘一尺土地我也不吝惜，一个百姓我也不占有。谁能带着土地和民众投降，立即封他为王。谁敢夺取他的土地、掠夺他的百姓，一律斩首。’不到一年，内部必定出现势力相当、彼此猜疑的人。人情不会相差太远，各人都想求得保全。等到王师尚未出动，他们便争着首先投降，以求获得重赏；陛下趁机把他们分割开来，任用其中的豪酋，授予爵位官秩，使他们像棋子一样分布、交错对峙，务必让他们互相仇视。就像汉朝封立呼韩邪、沟通西域的旧例，不过是在要害之处修筑一座城，驻扎几千人，设置一名将领来防守各郡；这样可以使他们数百年面向中原、保卫自己的疆境，不必烦劳修城守备和运送粮饷，难道不是最为万全的计策吗？我希望陛下在内心作出决断，深思熟虑，从长远谋划。为臣下谋划和为君主谋划不同：臣下如果不夺取土地、斩获首级，便无从建立功劳；为陛下谋划，只求天下安定、社稷稳固罢了。陛下神圣，超过古代圣王，举止意念全都是功德；只要能够使国家安如泰山，与天地同样长久，那么史册也记载不完，尧、舜、禹、汤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您的地方。议论者不知道提出这样的谋划，争着急于求取功名，冒险犯难，使圣上劳神，我私下不赞成。古人说：‘减少功名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净内心。’刘洎劝谏唐太宗说：‘上天以不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老子称说‘最善于辩说的人好像口才木讷’，庄子说‘最高的道理没有文饰。’况且记忆太多会损伤心神，言语太多会损伤元气；心气在内受损，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必定成为负累。陛下必须为了社稷而爱惜自己；臣子爱戴君主，没有谁比刘洎更加深切了。我私下仰慕他，虽然被贬在外任职，不应当妄自进言，但想到自己是旧臣，譬如老马，虽然筋力已经衰弱，不能承载远行，却经历过险阻，大致认识道路。只希望陛下哀怜我的愚昧，体恤我的心意，我就万分幸运了。这篇文章与《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相同，不过行文处不如张方平那篇文章。然而它引用曹操不追赶袁绍的遗事，以及公孙康斩杀袁尚的一节，恰好切合秉常的事情，军事谋略十分奇特。

译代滕甫辩谤乞郡书 悲痛恳切。我听说人的情感，不论贤能还是愚昧，没有谁不敬畏上天、尊重父亲。然而身体疼痛就呼喊父亲，处境困窘就呼号上天。大概是感情从内心迸发，言语便无从选择。难道能因为呼喊的缘故，就说他没有敬畏之心吗？臣子所遭遇的忧患，不仅仅是身体疼痛；他所忧虑的事情，又有比困窘更严重的。如果不向君主和父亲呼喊，还能奔向谁呢？恭请陛下以圣慈稍加怜悯体察。我本来没有学问，也没有才干，只有一颗忠义之心，自出生以来便以此自许。从前季孙说过：‘见到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侍奉父母一样侍奉他；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杀他。’我虽然不肖，却确实践行了这句话。只是相信道义便直往前行，把别人都看作自己一样。既然受到圣主的深知厚遇，哪里还肯再借助、结交众人？任凭自己愚笨，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仇怨。自从离开陛下左右，已经十二年，流言浸润，又有什么不会出现？甚至说我暗中勾结反叛者、故意放纵罪人。若按这些话来定罪，我死了也不足以抵偿罪责。仔细想来，汉宣帝是汉朝的英主，却因一句话杀了杨恽；唐太宗是唐朝兴起的君王，却因片言杀了刘洎。自古忠臣烈士，遇到贤明时代、得到贤君，却仍不能免于灾祸的，哪里数得尽呢？唯独我受到皇帝陛下始终如一的照察、爱惜和保全，那么陛下的圣明度量已经超过宣帝、太宗，而我的遭遇也是古人从未有过的。日月在上明鉴，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只是想到世上憎恨我的人很多，而我的命运实在太薄，众口积毁足以销骨，巧言足以熔化金属，市场上有老虎的传言要三个人接连说起才会成为事实，谣言反复传来就会使母亲相信儿子杀人。倘若因为似是而非的事情，又使流言传到陛下那里，到了那时即使想要自我申辩，陛下也难以屡次赦免我。因此趁如今平安无事的时候，略微陈述一些危险困苦的言语。晋王导是王敦的弟弟，却不妨碍他成为元老重臣；崔造是源休的外甥，也不妨碍他成为宰相。我与反叛者只是陌生路人，却偏偏在宽大的朝廷中成为我终身的牵累，这也很可悲。如今凡是出外做官的士人，只要同权贵亲近之人有一点亲属关系，或有一面之交，所到之处便会受到特殊待遇。别人尚且不敢互相攻击，何况我在陛下中兴之初便受到知遇，在众人尚未得志之时为国效力，如今他们却肆无忌惮地毁谤诋毁我，践踏我而毫无顾忌。我有什么值得说的，不过是有辱陛下的恩宠罢了！这就是我流泪哭泣、自我悲伤的原因。如今我既然处在安稳的地方，又忝列清贵的官班，并不敢另有非分请求，更不敢再求记录任用；只是患难之后忧愁积聚而伤心，在风波之中恐惧畏惧，终于成了疾病。我斗胆希望陛下怜悯我余生没有多少时日，追究前日所蒙受的特殊恩典，或许请求调任我到淮、浙之间的一个小郡，使我稍微接近坟墓，逐渐谋划归隐休息。将来如果还能凭借枯朽残年，仰望天日般的圣颜，然后退居田野，自称老臣，追述自己始终以来的遭遇，把这些事托付给乡邻父老，那么我这微小的愿望，就永远在这里完成了。恭请陛下怜悯我的志愿，体察我的愚昧，赦免我的罪过。我感恩知罪、情绪激切而惶恐不安至极，实在无以胜任。《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 明代茅坤撰 《东坡文钞》第四卷 奏札 议论学校和贡举的奏札 总的意图只是希望现行法令能够收到实际施行的效果，不必另行变更，只需明确说明即可。奉敕令讲求学校、贡举的利弊，命臣等各自具列议论的奏状上报。臣以为，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识别人，识人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有考察实绩的政令，那么胥吏、史官、皂隶也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沿用现行法令，我认为也绰绰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没有考察实绩的政令，那么公卿和侍从仍然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我认为也仍然不够。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衰废；当它适合形势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除；等到人们已经厌弃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这就譬如江河迁徙，顺着它想要流行的方向治理，就容易成功；强行恢复它不愿意走的旧路，就难以施行。假使三代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也一定有自己的方法，何必一定要依靠学校呢？况且天下本来曾经设置过学校，庆厯年间还认为太平指日可待。到了今天，只剩一个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德行、通道艺的人，要求他们完成九年教育的大业，那么就要改变今天的礼制，改易今天的风俗；还要动用民力修治宫室，征收民财供养游学之士，在百里之内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让诉讼在这里审理，军事在这里谋划；还要按时考察那些不遵从教令的人，把他们排斥到远方，终身不许参加士流。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受苦吗？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却希望对时局有所裨益，那么这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臣认为，如今的学者只要沿袭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和器物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废弃，也就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原本并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秀？所选得的文武方面的杰出人才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士人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有才智？把这四项加以比较，判定它们的长短，结论也就明确了。如今议论改革的人所要变更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应当在乡里依据德行选举人才，而略去文章；有人说只取[疑“策论”]，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代的旧例，同时采纳声誉和名望，而废除封弥；有人想废除经生所学的朴实经学，不用贴墨，而考察经书的大义。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请逐一说明：想要振兴德行，关键在于统治者修养自身，以自身感化万物，审慎辨明自己的好恶来表率风俗。孟子所说的“君主仁爱，天下人没有不仁爱的；君主行义，天下人没有不行义的”，君主的志向所在，天下人就会趋向那里。如果想要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那么就是在教天下人一齐作伪。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会割下大腿肉，怯懦的人就会在父母坟旁结庐守墓；上面以[疑“策”]取人，就会有人乘破车、骑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可以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德行造成的弊端，竟然会达到这种地步吗？只从文章来说，[疑“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没有益处的；只从政事来说，那么诗赋和[疑“策论”]全都没有用。虽然知道它们没有实际用处，但是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因为认为设置法令选取士人，不过只能这样罢了。难道只有我们祖宗如此吗？自古尧、舜也是这样。《尚书》说：“广泛进奏意见，用言语表达；明确地考察任用，以功绩来验证。”自古尧、舜以来，进用人才何尝不是依据言论？考察人才何尝不是依据功绩呢？议论改革的人一定要想用[疑“策论”]来判定人的贤能、愚笨、能干与无能，臣请求用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谁比得上杨亿；假如杨亿还在世，那么他也是忠诚清正、刚直明达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孙复、石介；假如孙复、石介还在世，那么他们也是迂腐疏阔、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把这种人安排在政事之中呢？自唐代至今，凭借诗赋而成为名臣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呢？近世士人编纂经史类书，缀辑当时政务，称作[疑“策括、待问”]，条目搜罗剖析得几乎完备，临到考试时便抄袭改窜，前后用来欺瞒主考官，主考官也无法辨别。况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学习起来容易成功；没有声病和对偶的限制，所以考察起来难以精确。把容易学习的士人交给难以精确考察的官吏，它的弊端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一种弊害深重的制度；即使其中有凭借声名取人的优点，能够压服众议的美处，也有贿赂公开流行、权贵请托造成的祸害，使恩惠一旦离开王室，权力便归于私人门第；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又结成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哪里值得推崇呢？各科举人，大多出自三条途径：能写文章的已经改变身份成为进士，通晓经义的又都离去成为明经，其余都是质朴鲁钝、不开化的人。至于人才，各人自有一定的禀赋；把他们置于政事之中，能干还是无能，自然会显现出来。如今进士们日夜研治经、传、子、史，贯通各类学问，奔驰于学业之中，可以说是博学了；可是到了临政任事的时候，何尝使用过其中一二分呢？回头看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分别考订注疏，粗略地懂得经书大义，然后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很疏忽了。因此臣说，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希望陛下着眼于长远和重大之处，如果一定要擢用贤俊良才，贬退庸碌之人，总览众人的才能，筹划治理天下事务，那么这就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乃至各路任职官员以及贤能的二千石官员身上；区区贡举制度，哪里会对此有所关系呢？但是臣私下里还有忧虑过甚、考虑过度之处，怎敢不把它告诉陛下呢？从前王衍喜好老子、庄子的学说，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日益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治，至今仍被人讥笑。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是因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太少。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到。’关于性命的学说，连子贡都没有听到，而如今的学者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种说法可信吗？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当作圣人，市上卖书的人，如果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读他们的文章，浩荡而没有实在内容，怎么也探究不尽；看他们的仪态，超然无所执着，无法测量。这难道是真能做到这样吗？大概只是中等人的性情安于放纵、乐于荒诞罢了。假如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平齐，把毁誉看得相同，轻视富贵，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来砥砺世人、磨炼庸钝者的名位、器物、爵禄也就废弃了。陛下还用它们做什么？何况那些人实际上做不到，却偷取佛老的言论来欺骗世人呢？臣希望陛下明白地敕令有关官署，用正大的言论考验士人，用真实的学问选取人才；博通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猎浮薄议论的人，即使文辞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就会稍稍敦厚，学术接近正道，或许能够得到忠实之士，不至于重蹈衰末时代的风气，那么天下就大幸了。

译论边将隐瞒败亡、宪司核查不实的奏札。借进读《宝训》的机会，陈述西戎发生事故却不如实上报的问题；这篇文章十分忠直。臣近来因为眼睛昏花、手臂疼痛，坚决请求任一郡职务，大概也是自知禀性刚硬偏狭，是非分得太清，难以同众人相处。幸蒙圣慈，陛下降诏不许，还两次派遣使者来慰问安抚。天恩深厚，沉入臣的骨髓。臣认为这种恩典应当以死报答，不应再考虑自身安危，所以又起身任职。职事清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为国尽死；每当在进读之间，遇到对当前事务有切要关系的事情，便再次进言，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昨天进读《宝训》，其中记载淳化二年，皇上对侍臣说：‘各州牧监的马很多瘦弱病死，大概是饲养喂养失时，白白导致病死。近来命令取十多槽马，放置在殿庭下面，观察它们的草料饲喂，教导人们如何饲养治疗，希望革除这一弊病。’臣于是进言说：‘马所以生病，大概是将领和属吏不称职，导致圉人偷盗削减草料粮食，并且不顾马匹的饥饱、劳逸。马不会说话，没有办法申诉，所以太宗至仁，深深怜悯它们，把它们放在殿庭，亲自加以督察。百姓与马相比，轻重当然不同。但如果官吏任用不得其人，百姓即使能够说话，上下隔绝，也无法自己申诉，与马没有不同。马匹饥饿、瘦弱、劳苦，就有死亡、跌倒、逃逸的忧患；百姓困穷无聊，就会有填沟壑和盗贼的祸患。’ 然而四海的百姓，不像养马那样可以放置在殿庭之下，只能广泛任用忠臣贤士，把他们作为皇上的耳目。如果忠臣贤士被疏远，谄媚奸佞之人在身边，那么百姓的疾苦就没有办法上达。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经攻下三州，杀死李由，而秦二世不知道；陈后主时，隋军已经渡过长江，而陈后主也不知道。这些都是昏庸的君主，不值得说。如唐明皇，亲自造成太平，可以说是明主；但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杨国忠掌权，鲜于仲通率二十万人在云南覆没，却没有上报一人，反而进一步报告胜利。唐明皇不加追问，以至于上下互相蒙蔽；安禄山叛乱时，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而唐明皇还不知道。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这样的事情，但臣听说去年夏贼侵犯镇戎，杀掠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有人说达到一万多人，而边将却奏报说‘野外没有什么可掠夺的’。后来朝廷访查得知，委托提刑司核实调查，提刑孙路只奏报十多人，请求朝廷先赦免罪过，然后再核实实际人数；拖延至今已经两年，最终仍未结案。听说凡是因战事死亡的人家，都是官府应当抚恤的；如果隐瞒不上报，就会使死者和生者都含冤，凭什么来役使百姓？这难道是小事吗？孙路主管耳目之司，既不随事奏报，朝廷又一再加以掩饰，他还请求先赦罪，拖延敷衍、轻慢玩忽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认为这种风气逐渐发展下去，不能任其滋长；如果顺势导致祸患，还有什么不会发生？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的事情。臣并非不知道陛下已经厌烦臣多言，左右近臣也已经厌烦臣多事；然而臣受恩深重，不敢把自己同一般人等同看待。即使因此获罪，也没有什么遗憾。请陛下裁决。

译论高丽买书利害奏札 深谋远虑、见识深远的言论 臣恭敬地看到，高丽使者每次入贡朝廷，以及淮、浙两路赏赐、馈送、宴请和慰劳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至于修饰亭馆、扰乱市场、调发人力船只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除官吏得到少量馈赠之外，完全没有丝毫利益，却有五种祸害。所得贡品全是玩赏享用而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所花费用却都是国库的钱财、百姓的膏血，这是第一害。使者所到之处征调借用人马和各种器物，扰乱市场，修饰亭馆，百姓暗中还要承担赔补费用，这是第二害。高丽所得的赏赐，如果不分送给契丹，契丹哪里肯听任它来朝贡？这明明是借给敌人兵器、资助盗贼粮食，这是第三害。高丽名义上说是仰慕仁义而来朝，实际上是为了利益；推测它的本心，最终一定会被北蕃利用，为什么呢？因为北蕃足以控制它的生死命运，而我国却不能，所以如此。如今使者所到之处，绘制山川形势，窥探虚实，哪里还会有善意？这是第四害。庆厯年间，契丹想要改变盟约，先以增加设置塘泊说成是中国的过错；如今招徕高丽，使高丽国使者频年入贡，他们的过错比增加塘泊更加严重。幸而如今契丹恭敬顺服，不敢生事；万一将来出现桀骜狡黠的势力，拿这件事作为借口，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来答复他们。这是第五害。臣心里清楚这五种祸害，所以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因高丽馈送的书信中不称本朝正朔，便退回它的礼物，等它改信、称用本朝年号后才接受；仍催促它尽快启程，不让它停留滞缓。近年出任杭州知州时，又退回它进献的金塔，没有上奏；并且制定沿途接待事务的具体办法，不让接待超过分寸；又奏请把狡猾的商人和奸猾的僧人编管发配，并请求依照祖宗编敕，杭州、明州都不许派船前往高丽；违者徒刑二年，没收财货充作赏赐；还请求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创立的、允许舶客擅自带外夷入贡和贸易的一条规定。以上事情都希望朝廷一一施行，都是臣一向想逐渐裁减节制此事，希望高丽渐渐不再前来，为朝廷消除长久的祸害。如今臣既然充任礼曹官员，这就是职分以内的事务。近来看到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人申请求令相国寺的所有商铺全部出人出物，进入馆舍铺设，以等待高丽使者买卖。这不只是迁移市场、惊动民众，以小国的陪臣为尊，有损国体；同时也压迫京城商铺，使它们资助吏人广泛索取财物，弊害不小。因此臣特意向都省申报，请求不要施行。那些违背规矩、制造弊害的官吏，都不应由都省略加查问；如今却只是因为陈轩等人不等候申请，便直接发牒行事。国子监收购各种文字，其中有《策府元龟》、历代史书以及敕令格式。国子监知道此事不便，向都省申报，都省送交礼部详细查议。臣恭敬地查考《汉书》：东平王刘宇入朝，上疏请求诸子书以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认为，诸侯入朝聘问，应当考察文章、端正法度，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能开口。如今东平王有幸来朝，不思考节制自己、谨守法度，以防止失职，却请求各种书籍，不合朝聘的意义。诸子书有的违背经术，不合圣人之道；有的阐明鬼神、相信怪异事物。《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诡计、汉朝兴起初期谋臣的奇谋，以及天官灾异、地形险要等内容，都不适合放在诸侯王那里，不能赐给他。诏令依从了大臣的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皇帝的至亲骨肉，特意作为藩国臣子而备位，尚且不能获赐这些书，何况海外的夷裔和契丹的盟国呢？臣听说河北榷场禁止文书出境，法令十分严密，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如今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如果高丽可以获得这些书，那么榷场的法令也可以废除了。又私下听说从前高丽使者请求赏赐《太平御览》，先帝曾诏令馆伴以东平王的旧例作为理由拒绝。近来它又请求下诏赐书，朝廷仍以先帝的遗诏为依据，不予赏赐。如今《历代史》、《策府元龟》和《北史》，臣私下认为前一次本来就不应当赐给；如果立即把它作为先例，那么对上违背先帝遗诏，对下又同这次不赐《太平御览》的圣旨相矛盾，实在很不方便。因此臣向都省申报，只是请求详细斟酌，作出明确指示，并没有做得过分。假使将来把这件事交付官吏登记、定罪，臣私下认为没有什么罪可以记录；即使登记责罚，也只是末节，对臣又没有丝毫损害。臣并不是舍不得这次奏论，而是痛惜对于这个贪得无厌的敌国，事事都曲意顺从；官吏能够顺着它的心意，即使惊动众人、损害财物也不认为有罪；稍微有一点裁减节制的意思，便遭到责问。这样一来，今后便没有人敢拒绝它的请求，使它的愿望越来越满足，来使越来越频繁，祸患越来越深。所以臣必须把这件事彻底说明。因擒获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务的奏札。这篇奏疏的处置意见，和欧阳公关于西部事务的议论，都关系到朝廷的大事，可以说是治理国家的高明手段。臣私下看到，近来熙河路奏报生擒鬼章，百官称贺，朝廷内外共同庆祝。臣愚昧无知，却私下认为国家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有道，处置得有谋略，那么安定边疆、让百姓休养生息必定从此开始；否则将领骄傲、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不足为怪。从前先帝用兵多年，虽然中原疲敝，但夏人困顿挫败，也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夏人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二百多里。岁赐停止后，和市也断绝了。敌人那里一匹丝帛价值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迁徙流转，牛羊倒毙损失，所失去的东西大概多得无法计算。他们在饥饿羸弱之后才开始叩关求和。当时执政大臣谋划得不深，因为中原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来一名使者，赏赐和贸易所得的绢就有五万多匹。他们回去卖给本国百姓，每匹卖五六千钱，百姓十分高兴。一名使者所得的总数往往不少于二十万缗。使者来五六批，过去多年停止的岁赐就可以坐享其成地恢复了。这样既使敌人借助我国的资财来取悦他们的百姓，使百姓吃饱后又产生奋发之心；又使他们窥见我国厌战求和的意图，以为我国是战是和的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轻率侵犯边境。

译有利就进攻，不利就再来求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当时大臣因敌人的请求，只接受他们的言辞而不接纳使者，并且诏令边臣同他们往返商议；新取得的疆土如何取舍由我国决定，等到他们的言辞和意图都屈服、约束条件明确坚定以后再接纳他们，那么敌人即使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敌人虽然有改变对我国态度的意图，但如果没有得到西蕃来解除仇怨、结成友好，也还不敢行动。阿里骨是董毡的奸臣，挟持契丹公主，杀死了董毡的两位妻子。董毡死后，他把消息隐藏起来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局势稳定下来，他才假称自己是嗣子，伪造以鬼章、温溪心等名义署写的文书，向朝廷请求。当时执政者如果暂且命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人：阿里骨应当立为君主，还是不应当立？如果朝廷听从你们的请求，便授给他节钺，那么阿里骨就真是你们的君主了。你们能像臣服董毡那样臣服他吗？如果他们无言以对，就说明各羌已经心服。立他之后，他一定能够统一各部，我们又何必再要求什么？如果他们不服，那么衅端出在他们一方；爵位任命尚未下达，过错不在我国。他们既然让一国出现三位公侯，我们就把恩礼分给他们，各自授予接近上等的使额；鬼章等人各自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应该也不会有祸患。当时执政者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作为安定，于是因为他们的妄求便授予节钺。阿里骨自己知道不应当被立为君主，又担心鬼章来讨伐他，所以想借助西夏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开始谋求解除仇怨、结成友好；鬼章也不满朝廷竟让奸臣成为他的君主，因此愤怒而侵盗边境。夏人知道各羌反叛，所以起兵同他们和好。这就是臣所说前后导致敌寇的原因，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事情。虽然过去的事不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怀有远大志向，长于用兵；谅祚天性凶狂，轻率使用他的军队，所以他们造成的边患，都要经过多年才能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向来同人多有不和，正忙于内部相互图谋；他们凭着创伤残破、呻吟困苦的余力，怎么能长久同中原抗衡？推测他们的奸谋，大概比不上元昊、谅祚。臣认为二圣在位，恭谨沉默、守成不变，仁慈宽恕的心意远近皆知，他们一定没有用武的意图，因此夏人可以肆意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兰防诸城、鄜延五寨，他们请求而得不到，就势必以武力胁迫，朝廷一定会听从。他们以后的猖狂行为，必定有求必得，谋划不过如此。如今臣私下听说朝廷已向各路降诏，命令并勉励战守，深刻说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前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改过自新。臣私下认为，朝廷对他们开放得太快，接纳得太迅速，还没有交战一次，厌恶战争、想要讲和的意图就已经显露在外了，这又重蹈了前日的过错。臣对此非常惋惜。如今既然听说鬼章被擒，夏人或许渐渐有了叩关求和的谋划，他们一定会先说一番一半恭顺、一半强硬的话，接着提出无休止的要求。如果朝廷又接纳他们的使者，那么是战是和的权力全在敌人手中；有求必得，求而不得就必定反叛。即使偷得一时安宁，也一定会引起无穷的祸端。所以臣希望明主在心中作出决断，郑重诏告大臣，秘密敕令诸将：如果夏人叩关求和，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却拒绝他们的使者；然后明确敕令边臣说，夏人受到的恩惠不可计数，却无故侵犯顺服之国，如今虽然叩关求和，反复无常也难以保证。如果他们确实已经改过归化，暂且可以同边臣商议；假如言辞意图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条件还没有十分明确坚定，就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国虽然不违逆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切求和。他们如果心悦诚服地来，即使我国没有接纳他们的使者，他们也不会在往返商议之间突然再次侵犯边境。如果他们并非真心服从，那么即使我国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反叛？今年泾原一带的入侵，难道是我国对待他们不够吗？只要我国士兵训练精熟、粮饷充足、侦察警戒清楚，敌人没有大的收获，不过几年，他们一定会自行折损困顿。如今即使稍微劳苦一些，后来必定更加坚定；这就是臣所说当前对待敌人的要旨，也是明主不可不知道的事情。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让百姓休养生息，不惜委屈自己，而臣进献意见却想让他们的请求变得艰难，不急于讲和，似乎同圣上的意旨不同。然而古代圣贤想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定有委婉曲折地达成它的方法，从来不直率地按一时情感径直行事。将要收拢它，必先暂且使它张开；将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直率地按感情径直行事，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意图的。若权衡利害，防备事情发展到那一步，那么臣的愚见对于安定边境、使百姓休养生息，必定能够长久而稳固，同圣上的意旨原本没有丝毫不同。然而臣私下揣度，朝廷内部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治理国家，不能无端生事，也不能害怕事情。害怕事情的弊害，同主动生事一样。譬如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主动生事，就像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情，就像有病却不服药。此前阿里骨请求册立，人人都知道不应答应，朝廷却答应他，只求无事。然而事情的发展竟到了今天这样，岂不是近于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立即接纳夏人的使者，那就是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了，这与前者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受恩最深，陛下对我的委婉保全又与众人不同，所以才敢越职预先进言，惶恐不安至极，恭候陛下治罪。请陛下裁决。请求下诏命令边地官吏不要谋求进取，并论述鬼章事务的奏札。这正是文忠公搏虎般的手笔，可惜世人不能采用。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先使对方心服，再使对方力屈，这样战争容易停止，功业也容易成就。如果不能使对方心服，只依靠武力，那么即使战胜了，敌患反而会更加深重，何况不能取胜呢？即使功业成就而战争仍不能停止，何况功业不能成就呢？近来西方用兵多年，先帝的本意完全在于吊民伐罪，但贪图功劳、制造事端的大臣，只一味务求杀人争地，得到一点土地也不顾利害，先修筑城堡，设置州县，使四夷憎恨、畏惧中原，以为朝廷专门想夺取土地，不把我们的族类全部消灭就不会停止，因此他们合力拼死抵抗，没有谁真正心服。如今虽然朝廷爱惜生命、厌恶杀戮，不专意经营远略，但这种心意还没有取得信任，他们的憎恨和畏惧也没有减退；既然内心不服，就只能较量武力，等到力量屈服、真情显露，胜负还未可知。如今刚刚擒获鬼章，声威震动戎狄，边臣逞强争功，都想建立功业，以为河南的土地举手之间就可以取得。即使真的取得，也免不了修筑城堡、屯驻军队、设置官吏、积聚粮食来守卫它，那么中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呢？从前王韶取得熙河，全军独自取胜；假如王韶有长远的考虑，诛杀叛乱者而容易使其归于忠顺，只任用当地豪酋就够了，那么现在又还会有什么事情呢？之所以战乱相连、祸患不断，使中原疲敝，正是因为把那里的土地设置为郡县的缘故。

译过去的事情既然不能后悔，后来的事情又不以此为戒，如今又想夺取讲武城，说这是要害之地，不可以不取。当唐朝强盛时，安西都护府距离长安万里；如果说到要害之地，那么从这里向西没有一处不可以夺取。假如让各羌知道中原有不断进取的意图，那么敌患会更加深重，战争也不能停止，这种祸患哪里能够估量呢？臣希望陛下严令告诫边地官吏：叛乱就讨伐，归服就安抚。从今以后，不要夺取一寸土地，不要焚烧房舍，不要杀害老弱。不到一年，各羌就可以通过传送檄文而平定。然而朝廷的深意本来就难以使人明白，将帅未必会听从；即使每天下发文书，最终恐怕也没有益处。应当用驿站召陕西转运使一人到朝廷，面对面训诫他，让他回去晓谕将帅，并察看有谁不按诏令行事。臣又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鬼章违逆朝廷，罪当处死；但把他比作鸟兽，不值得过分责罚。他的子孙和部族仍足以在边境横行，使他的首领身份得以保全，就能牵制他的心，把他作为重要人质，希望还能得到他的效用，这实在是当今最好的防备。不过臣私下估计，鬼章凶悍豪强，素来尊贵，如今老病将死，一定不能甘心长期困辱而苟且求生。他知道活着最终也不能回去，只会使他的臣子和儿子心存顾忌，不敢再报仇；他一定将绝食求死，以激发部众的愤怒。即使不是这样，他年老多病而又忧愁愤懑，也不是长久求生的办法。鬼章如果死了，他的臣子和儿子一心报仇，一定会同阿里骨联合北进，和西夏人交结。这正如胡人与越人同舟，遇上顺风的形势，他们的交往一定会牢固。温溪心处在阿里骨和西夏人之间，土地狭小、力量薄弱，形势必然危险。如果看见他们合并而我们不能救援，使两个敌寇联合，从三面窥伺熙河，那么这种祸患就不是一两件事能够说清的了。依臣愚见，可以诏令边臣同鬼章约定：如果他能让自己的部族讨伐阿里骨，并且交出赵纯忠，就应当放你活着回去，以天地为证，表示一定守信。鬼章如果听从，就逐渐增加他的富贵，使他相信朝廷，并晓谕朝廷的深意。鬼章既然有活着回去的希望，就不会采取求死的计策，他的部众一定会听从。以鬼章的部众联合温溪心去讨伐阿里骨，形势一定能够取胜。取胜以后又交出赵纯忠，即使放鬼章回去，也可以没有后患。这是必然的形势。西羌本来同西夏人世代为仇，鬼章又本来同阿里骨不和。如果许诺放他生还，他的部众一定会互相攻伐。即使不能杀掉阿里骨，也足以使这两个盗寇彼此猜疑而不能联合。从前太史慈同孙权交战，几乎杀死孙权。后来孙权得到太史慈，却释放他而不杀，放他回到豫章，最终建立了奇功。李愬得到吴元济的部将李祐，给他解开绑缚而任用他，同他一起睡卧起居，最终擒获吴元济。不是豪杰和名将，不能做这种超出常规的事情。议论的人有的说，鬼章的擒获，是借助邻近地区酋豪的力量奋战而得到的，彼此仇怨已经很深；如果放他活着回去，这些人一定无法保全自身。臣认为不是这样。假如鬼章死在中原，他的部众对这些人的仇恨一定更深；如果让他活着回去，他们的仇恨反而会浅一些。这些人依靠中原作为援助，足以保全自己。自古以来西羌的祸患，只怕他们解除仇怨、结成同盟。如果他们各处成为仇敌，正是中原的利益，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臣越出职分议论政事，惶恐不胜，请求等待处分，恭候陛下裁决。请求约定让鬼章讨伐阿里骨的札子 与前面两篇札子合起来看 臣近来私下看到刘舜卿的贺表，其中详细说到阿里骨的罪状。又私下听说刘舜卿请求削夺阿里骨的官爵。又私下听说阿里骨上奏章请求保全性命。议论的人有的想答应他改过自新。按照臣的愚见，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当。为什么呢？阿里骨凶恶狡猾、反复无常，必定没有改过自新的道理。如今听说他的女儿已经嫁给梁乞逋的儿子，推测长远的情形，他们一定会协力拼死，共同成为边境的祸患。他现在上奏章请求保全性命，大概是因为部族刚刚遭到破坏，众叛亲离，害怕我们乘胜进讨，而他的力量不能支持，所以隐藏真实情形、忍受耻辱，以成就大事。如果让他休息几年，积蓄力量、养精蓄锐，再借助我朝给他的爵命来威胁各羌，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等羽翼已经形成，西北互相呼应，一定会成为中原的忧患，不只是一个地方的祸害。况且西夏贼寇违逆天命、冒犯朝廷，本来是因为轻视朝廷，认为朝廷一定不能讨伐自己。如今如果马上答应阿里骨的请求，那么他们原先的判断实在不能说错。西蕃小丑，早晨叛逆，晚上就允许通和，那么西夏的请求也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两个敌寇即使罪恶滔天也依然自在，想战就战，想和就和，没有什么不能做到，那么西方的忧患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了。然而如果于是听从刘舜卿的请求，削夺阿里骨的官爵，就必须发兵深入进讨。他新近防备着各部大首领，举国戒惧；我军深入其中，如果没有其他奇计，恐怕难以达到目的。臣愚见以为，应当让边将送出厚重的财物，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去离间他的心腹，破坏他的羽翼。如今听说温溪心等各部族已经被他劫持为人质，形势不能有所行动，而心侔、敛氊就在他的身边，表面相同而内心各异。如果采用臣前面的计策，让边臣同鬼章约定：如果他能使自己的部族同温溪心、敛氊等联合讨伐阿里骨，交出赵纯忠，就许诺放他生还；这正是所谓以夷狄攻打夷狄，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如果朝廷马上答应阿里骨通和的请求，就必须推诚相待，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不可以再施用计谋来图谋这个贼寇。几年以后，他一定会自行飞扬起来，这就是所谓养虎反而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希望朝廷既不接受他通和的请求，也不削夺他的官爵，暂且保存而不加论罪，把他置于意料之外，暗中让边臣用计谋图取他，这似乎是较好的防备。臣屡次烦扰圣听，罪当诛死，请求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一 明代茅坤编撰 《东坡文钞》第五卷 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