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一【临川一】（2/2）

译论请求朝廷廷议元昊通和之事奏状 欧阳公在西部事务上独自坚持不和的主张，这篇奏状借用众人的议论来使皇上觉悟，最为委婉而畅达。右臣近来曾上奏议论，认为今后军国大事不必秘密办理，请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近来听说元昊再次派遣的使者将要来到宫阙之下，是否与他讲和，决定权就在这次行动。臣私下推测，朝廷谋划应当已经考虑成熟；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天下的安危系于此事。如今公卿士大夫中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人，人人都替陛下深思熟虑，只怕朝廷决策失误，终于落入西夏的奸谋。众说纷纭，各有议论：一种说法是，天下已经困顿了，如果不和，力量就不能支撑下去，稍微屈服迁就，可以缓解祸患；一种说法是，羌夷险恶狡诈，即使讲和也不敢停止用兵，那就与不讲和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服迁就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利益；一种说法是，自从屈意求和以后，退回来休养，训练兵马，以便谋划将来，但这也一定不能做到，只要看河朔的事情就知道了。大概是担心刚刚讲和以后便忘记发愤图强，因循废弛，祸患反而更加深重；一种说法是，即使元昊重新称臣，西部边境减少费用，不放松武备，也不忘记谋划将来，仍然有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北方戎人将把通和之事当作自己的功劳，过分提出要求，终于发动战争，这样只是在关西暂时平息小患，却又在河北重新生出大患。臣忝列耳目之官，看到国家有大事，旁采外间的议论，所听到的就是这些不同的意见。然而大体上都认为，采取和议就困难，不和议就容易；不和议祸害少，和议祸害多。但臣又不知道朝廷的意思和打算究竟怎样。臣看汉、唐旧事，大事必须在朝廷上讨论，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开阔宏大的气象，不愿把谋略局限在少数人之中；谋臣思考公共大事，不敢自行专断，所以办事多能符合众意，大家都心悦诚服。臣私下考虑，国家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常常把大事秘密处理，起初是想隐藏、防备和爱惜，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失当，哪里还能掩盖呢？臣认为不如采取最公正的议论，汇集众人的良策，等到他们全都没有长处时，再采用朝廷谋划也不晚。关于元昊请求和议这件事，伏乞在使者到达以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讨论。臣自从早晚访察各处以来，已经听到众人都是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大家一同召集到朝廷，各自陈述见解，一定会有长远的策略，可以对事情略有补益。谨此具状。论西部敌寇议和，请以五个问题诘问大臣的奏状。总的说来，归结为五件事。臣恭敬地看见张子奭奉命出使敌境，最近已经到达京城。听说敌人的意思虽然肯称臣，却还有几件事要求，不知朝廷打算怎样处置。臣听说善于揣度敌情的人，一定要考察它真实还是虚假；能够了解对方的人，才可以制定决定胜负的策略。如今敌人并不难以揣度、难以了解，只担心为国家筹划的人目光短浅，落入他们的奸谋。若只求一时暂安，招来无穷后患，就是自我削弱，帮助敌人实现奸计。这正是《左传》所说的头痛心痛，也是贾谊之所以长叹痛哭的原因。如今议论敌人愿意和议的意思，不过有两种罢了。欺骗天下的人一定说敌人困窘而求和；稍微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敌人诡诈而可怕。如果敌人确实困窘，就正应当慎重行事来制裁它；如果知道它有诈谋，难道还能厚赠金帛，帮助它成就奸计吗？昨天如定等人回来，只听说答应给予的数目不过十万；如今张子奭所答应的竟是二十万，又听说敌意还没有满足，还要提出过分的要求。先朝同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一旦刘六符等人来，又增加二十万。如今昊贼一开口就答应二十万，到将来他再来，又必然还要一二十万。假如四方夷族窥见中国朝廷的谋略和胜算，只是靠金帛来告知天下，邈川首领难道不会动心吗？一旦兴兵，又要三二十万；百姓的膏血总有尽头，四方夷族却像禽兽一样没有满足，把他们引得越来越多，哪里有极限呢？如今已经答应的，既然损失已经无法追回，对于额外过分的要求，却还可以抑制拒绝。现在北方敌人往来，尚且还在防边和贸易，怎么能让遥远的西蕃直抵京师呢？只用这个理由，就可以拒绝制止。至于放开青盐禁令，更加不能答应。对我们来说损失虽然不多，对敌人来说获利却非常丰厚。况且盐是民间急需之物，一旦解除禁令，官府和私人往来就会混杂，奸细也无法辨别。假如敌人拿出百万斤盐来防备边民，几年以后都会被盗用。以上三件事，都难以允许。如今如果只为眼前暂时安定的计策，那又何必吝惜，完全可以委曲顺从；如果是为了国家长远的谋划，就不能只顾眼前，必须考虑后患。臣希望陛下试着提出五个问题，询问参与议事的大臣：第一问，西部敌人没有因为战败，忽然愿意通和，究竟是用计困住它使它就和，还是它与北方敌人合谋而假装和议？第二问，和议以后，边防果真可以撤除而使国用宽裕吗？第三问，北方使者一来，就给二十万；西方人一走，又给二十万。从今以后再索取，又再给他们，凡是朝廷为国家谋划，难道只有这一条策略了吗？第四问，和议以后，能够使北方敌人不来邀功索取报酬吗？它如果有所行动，能够使天下无事吗？第五问，元昊这次一议和就答应二十万，今后能保证不再提出索求吗？将来有所要求，能够不再增加财物吗？陛下严肃地把这五件事拿来询问他们，万一他们能够有所说明，那不是臣所能比的；如果他们没有说法，那么天下的忧患就从此开始了。如今急于和议，错误的议论已经无法挽回，答应给的东西已经很多，必定不能减少。然而臣私下料想，元昊不出三五年，必然还会另行猖獗以求增加财物，而将相大臣如果仍像今天这样谋划，一定还会再给他增加财物。如果今天一次把东西全给了，将来凭什么再增加呢？所以臣希望爱惜今天所求的东西。至于西部敌人，即使和议，它得到的利益也极少；如果和议后又发动行动，那祸患就无穷。这些话臣前后不是没有恳切地说过，只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伏望陛下留意思考，暂且可以不给他们。如果确实想要成就和议，即使不答应这些要求也可以；如果确实没有和议的意图，给了他们反而会留下后患。谨此奏闻，伏候敕令。

译论西部敌人议和的利害的奏状。当时料想朝廷上下必定会听从敌人称臣、准许和议，欧阳公只是想对此事采取慎重态度，以笼络西夏。臣恭敬地听说，自如定等人到京以来，朝廷的议论是不许敌人称我国为祖国，必定要让它称臣，然后才准许和议。这是国家的大计，是朝廷所得到的良策。大概是因为陛下极其圣明，不苟且顾及眼前的事情，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亲自从内心作出决断，决定这一重大议案。然而近几天听说，颇有一些没有见识的人妄自陈述愚见，不考虑长远的忧患，想急于求成和议。臣虽然知道他们必定不能迷惑圣上的听闻，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虑和阻挠，就一定会破坏已经制定的计策。臣的职分在于进言，按理应当辨明此事。自从西部敌人请求和议以来，众人的议论颇有不同，很多人说朝廷如果允许敌人不称臣，就担心北方敌人另行索取中国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但臣仍然认为，即使敌人肯称臣，北方敌人也还有邀功索取报酬的忧患，所以称臣与不称臣都有后患。如果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仍胜过不称臣，但后患也不能免除。这就是有见识的人、忧虑国家的人不愿急于和议的原因。现在如果不许通和，不过是害怕敌人来侵犯罢了。况且几年来西部军队遭遇敌人而失败，并不是敌人善于作战，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谋略错误。如今如果派范仲淹处置边防，只要稍不失误，敌人的胜负还不能确定。用他们骄纵的军队对付我们的整齐军旅，使我们因此获胜，那就是再好不过了。即使双方互不伤害，也已经挫败了敌人的锐气。即使范仲淹不幸稍有失败，损失也不会像前后那些错误谋略造成的损失那样大。与和议以后另有大患相比，损失仍然较少。这就是善于谋算、目光长远的人知道不和议的祸害小，因而不害怕暂时没有和议的原因。臣认为如今不以屈辱心志为羞、急于求成和议的人，有五种：第一是不忠于陛下的人想急于和议；第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和议；第三是奸邪的人想急于和议；第四是疲惫的军队和怯懦的将领想急于和议；第五是陕西的百姓想急于和议。自从用兵以来，居于朝廷的人辛劳于调运，在边境的人辛劳于军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种劳苦，只想让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的后患却让陛下独自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想急于和议。和议而偷取安逸，利益在眼前；和议后的大患隐藏着尚未发作，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和议。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陛下忧劳于各种政务，如今小人只想在勉强和议后以太平无事来使陛下宽心，并希望圣心对政务有所懈怠，趁机进用他们的邪佞之徒，迷惑扰乱圣明。大体说来，古今的君主忧劳勤政，都是小人所不愿意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想急于和议。屡次失败的军队不知道只要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取胜，只说敌人来就总是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怯懦将领和疲惫士兵想急于和议。这四种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听从。只是西部百姓困苦贫乏，想来一定希望和议，请通过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不是不想和议，而是敌人还没有表示顺服的意思；然后再严令有关官员减轻他们的劳役，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和没有见识的议论，伏望圣慈断然拒绝，不要听信，使重大谋划不受阻挠，良策得以成功，那么就是国家的福分。谨此具状奏闻，伏候敕令。论西部边防事务的第一道奏状。这类军事奏议，应当同赵充国的《度羌虏十二事》不相上下。臣恭敬地看见谅祚狂妄僭越，造成的嫌隙已经很多，不超过一年必定会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愚昧平庸，不通晓时势，姑且从外部揣度敌情，从内部估量事势。以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为鉴，思考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用兵不先行宣布，等看见形势再随机应变，但坐着制定取胜的策略，也是可以谋划的大计。谨慎地逐条陈述，希望略有补益。臣所说从外部揣度敌情，是说谅祚世代占有夏州，在拓跋彝兴攻克李叡以前，不过是一镇五州罢了。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开始成为边患，后来便攻陷灵州、盐州，全部占有朔方地区。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不能消灭他们，于是就致力于招抚怀柔。恰逢防备李继迁时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德明便商议归顺，而我们只是用恩信恢复他的王封，按年按时给予俸禄赏赐，优厚到了极点。德明既没有南顾的忧患，而他的儿子元昊也已长大强壮，于是合力向西进攻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军队强盛，元昊便又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困敝，像这样持续了几年。元昊知道我们有厌恶战争的忧患，于是又商议和议，而国家对待他的恩礼又不同于从前了。名义上称为国主，却只得到他称臣；每年给他的财物，是德明时期的一百倍，是给契丹数目的二分之一。如今谅祚虽然被说成是狂妄的少年，但他熟知自己家族历来的所作所为：李继迁叛乱后又恢复王封，元昊再次叛乱后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再叛乱，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他是想把自己同契丹相比，同中国抗衡，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罢了。这就是臣私下揣度敌情的所在。所谓从内部估量事势，是根据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形，对照现在防御边境的准备，比较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形势。自从真宗景德二年在澶渊同北方敌人订立盟约，第二年开始接受西夏归顺的文书，便致力于停止战争。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叛乱，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整，朝廷没有有谋略的大臣，边境没有勇猛的将领，将领愚昧而不懂战争，士兵骄纵而不懂阵法，武器腐朽，城郭毁坏颓败；而元昊勇猛凶悍、桀骜狡黠的势力却在发展。他积蓄奸谋，想窥伺中国，已经多年了；我们却安然自得，毫不以此为忧，等到他的谋略已经完成、军队已经装备好，突然间反叛的文书送上来，然后茫然不知如何应对，朝廷内外震惊恐惧，举动仓促慌乱，所以用兵初期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

译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部事务交给他们，竭力经营，勇士和精锐将领也因经历战阵而逐渐出现。几年之间，人的谋划渐渐具备，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勉强支撑了。然而天下已经困乏，所以委曲心意、忍受耻辱，再同他们和议，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现在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致已经修缮完固，也不像往年那样毁坏颓败；土兵和蕃落的兵员增加并接受训练，也不像往年那样稀少孱弱、骄纵自负；大小将校中经历过战阵的人往往还在，也不像往年魏昭炳、夏随之类只是穿着华美衣服的子弟；一两个执政大臣都是当时竭力办事的人，对西部事务已经很熟悉，也不像往日大臣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大概往年是用不懂边境事务的谋臣，驾驭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纵的士兵，拿着腐朽的武器，来对付桀骜狡黠、刚刚兴起的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并不如往年，谅祚这个狂妄少年又远远比不上元昊。往年我们突然遇敌而没有思考，如今又已经预先觉察，可以早早做好准备。假如他不叛乱就算了；如果他果真叛乱，未必不会成为中国的利益。臣认为可以趁这个时机洗雪从前的耻辱，收取日后的功绩，只看人的谋划如何罢了。最上策是依仗陛下的神威睿智，把谅祚君臣拘系起来，献到宗庙和社稷之前；其次是把狂妄的敌人驱逐到黄河北面，恢复朔方的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占据它的险要而由我国守卫，以永远断绝边患。这是臣私下估量事势，认为或许可以如此。臣所说以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为鉴，其中小的失误不止一个，不能全部列举；请允许臣说其中重大的。夷狄反复欺诈，两军交战、阵势合拢时，对方假装败退来诱骗我们，我们贪图利益追赶它，有时没有预料到敌人从旁边突然杀出而被它截击，有时前进陷入死地而困窘得束手无策；这是从前军队失败的教训。如今明白熟悉兵战的人也能知道这一点，虽然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上的错误，就是攻守的策略全都失误。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御边境的准备，东起麟府，西至秦陇，地界长一千多里，分为五路；五路又分为州军二十四个；州军又分为寨、堡、城几乎二百处，都必须部署军队守卫。所以我们的军队虽然多，却不得不分散；既然分散得多，就不得不显得兵力少。而敌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军队聚集为一支前来。这样我们的军队虽然很多，分散后却变少；他们的军队虽然不多，聚集起来却变多。用他们的多数攻击我们的少数，我们不能不失败。这种城寨防守的办法既不足以自守，五路大将所说的战兵又分布在二十四个州军中；想集中出兵，就担心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各自留下守备，再集合其余兵力，数量又少得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始终不能一次出击的原因。进攻不能出兵，退守又不能自保，这叫作攻守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失误。臣所说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计策。一定要采用先发制人之术，才可以取胜。把军队分散在各地防守，敌人就能选择时机在其中骚扰，使我们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军队疲惫，粮食耗尽，我们劳苦而敌人安逸。过去周世宗用这个策略困住淮南的李景，昨天元昊也用这个策略困扰我国西部边境。军队分散而防守兵力少，是兵家的大害，这种害处常常落在我方；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种利益常常在对方。所以往年敌人常能得志。如今如果确实能反过来改变这种情势，把原来加在我们身上的害处转给敌人，把敌人得到的利益夺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应当先制定出兵进攻的计策，使他们疲于防御，我们也就能得志了。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规模兴师。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一定会呼集军队来抵抗；他们聚集在东面，我们就另从西面出兵；我们回来而他们散开，我们又再次出兵，而他们又聚集。我们用五路的军队轮番休息、进出，使他们全国的军队聚集、散开、奔走，没有片刻停息，就没有不困惫的道理。这就是臣所说的当今可以采用的谋略。大概往年的失误在于防守，如今的利益在于进攻。从前至道年间也曾经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周，大概是想进攻强盛而狡猾的敌国，没有先用谋略困住它，却直接制定一战必取的计策，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最难的事情，所以谋划既然审慎周密，发动时就必须果断，这样行动才能取得成功。至于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曲直、蕃汉兵马的强弱、骑兵步兵、长兵短兵各自适宜的情况，以及左右前后一次出兵一次退兵、开合变化、正兵奇兵等，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定。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巡安抚，遍见各位将领，同他们详细筹划，以预先确定大计。凡山川道路、蕃汉步骑出入的适宜情况，能够预先知道的，都画图上报方略；其余不能预先说定的，交给将领，使他们见到形势后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取胜。至于谅祚的行为，应当稍微委曲心意、含容迁就，既用来使他心中骄傲，也稍微拖延他的行动，以等待我们做好准备；同时严令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武器铠甲，储备资粮，粮食经常备足。作战计划应当等到他的反叛文书送来，早晨奏报，王师晚上就出动，以震骇他的心志、夺去他的气势，使他无暇支应，那么胜利的形势就在我们这边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横山的蕃部，谋取山界的土地，但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和军威，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强大，这样才肯来归附。由此说来，也应当以出兵进攻为有利。臣所说的大致如此。然而臣的脚从未踏过边境，眼睛从未见过战阵，只凭一个儒生的片面见解来议论，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当陛下为西部事务劳心、广泛询问众人意见的时候，想竭尽愚见，作为樵夫之中的一个说法罢了。

译论契丹侵犯边界的奏状。这是忠诚谋划、深远见识的言论。臣恭敬地看见，北方敌人近来在边界首端增建城寨，又拘禁定州巡兵汤则，侵越银坊、冶谷的地界等事情。臣私下听说，朝廷到现在还没有明确严厉的指示，命令边臣据理争辩。臣私下料想朝廷的意思，一定是认为争辩恐怕会有引发事端的忧虑，这正是考虑过度而谋划失误。敌人的本性贪婪凶狠，不知道满足，欺负弱者、害怕强者，不能向它显示怯弱；如今及早阻止它，竭力拒绝，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如果放纵它而不争辩，诱使它前来侵犯，那才是引发事端。况且西山道路有三十多处，都可以行兵；其中险要扼守之处，在军城、银坊等道路。被他们夺取占据却不争，北寨、王柳等关口就会逐渐再次遭到侵犯，哪里还能够争夺？这样西山险要全都被他们夺取，有一天敌人用大军渡过易水，从威虏以西的平地而来，又派奇兵从飞狐出发，沿西山各关口向下进攻，那么我们腹背受敌的祸患，不知道用什么来抵御。这是兵法上必定要争夺的地方。况且同别人做邻居却是敌对关系，自己放弃险要，任凭他们夺取占据而不争，即使我们的力量弱、他们的力量强，也还必须勉强争夺；何况双方形势相当、力量相敌，又违背誓约，而他们理亏、我们有理呢？臣认为朝廷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没有察明敌人强弱的形势，也没有得到敌人真实虚假的情况。臣又看见朝廷常常流露出害怕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敌人的心思。忧虑和害怕，名称相近而意思不同。忧虑是深入思考、极力谋划，不敢片刻忘记；害怕是临事惊惶迷惑，不知道如何处置。如今边防事务的安排多次错失时机，是害怕敌人的意思过于深重。如果能够察明它强弱的形势，知道它真实虚假的情况，那么今天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害怕，将来的祸患却有充分理由忧虑。为什么不忧虑那些深深值得忧虑的事，反而害怕那些不值得害怕的事呢？况且戎虏虽然以战斗和射箭立国，但耶律氏自幼承继父祖，和中国通好以后，从未亲自经历战阵，遇到强敌；谋臣和旧将又都老死了。如今他的臣下像贯宁这样的人，没有两三个。贯宁的才能还不及中等之人，却已经是他们那里杰出的人才，所以他们君臣商议事情，动不动就多有不善。当初梁适出使河西，使者同中国通好并商议和议，事情将要成功，却不能稍稍忍耐以向中国索取厚利，竟同元昊争夺夹山小族，于是发展到交战，屡战屡败，损失人口和马匹，国内创伤遍地，并且诛杀、征敛山前的汉人，引起他们怨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过去敌人杀汉人要受惩罚，汉人杀敌人要处死；近来听说反过来实行这两条法令，想以此取悦汉人，结果汉人还没有收服，而敌人也已经愤怒了。又听说从今年春天以来，渤海一类的人到处离叛，攻打劫掠刚刚稍微平定，正准备招抚收编败亡之众，修整武器铠甲。内部担心国内再次叛乱，外部又有西夏的忧患，心中自然疑虑忧愁。我们乘其空虚向北袭击，所以他们在边界上勉强虚张声势，拘禁我们的巡兵，侵犯我们的地界。这其实是力量弱小却显示强大的用兵诡计。所以臣认为，只要能察明他们的强弱，知道他们的真实虚假，就没有不争夺的道理，何必害怕那些不值得害怕的事呢？自从国家困于西部边境，用兵时常常担心北方敌人合谋，乘隙而动。等到看见两方互相失和、彼此交战，议论的人都说这是中国的福分。假如庆幸他们互相攻打是我们的福分，那么不幸他们解除仇恨、重新联合，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祸患吗？臣认为北方敌人昨天之所以败给元昊，也是因为长期不使用兵力，突然作战而遇到强敌。听说他们自从战败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议，广泛招集成年男子，挑选招募甲兵，到处开设教阅场，每家每户统计粮食和马匹的数目。凭借他们天生勇猛强劲的风俗，再加上日夜训练的勤奋，他们的强大就难以抵挡了。如今他们的国家虽然还没有人才，但大体说来，治理国家的地方，长久没有战事，人才就难以显现；一旦用兵，将领自然会涌现出来。假如他们交战频繁，谋臣猛将竞相施展才能、一同出现，那么夹山的一次失败就会使他们警醒四十年来因循的弊病，把骄傲的心变成愤发的志气，把懒惰的士卒化为强劲的军队，并因屡次作战得到骁勇的将领。这是北方敌人的福分，不是中国的福分。这就是臣所说的将来的忧患。然而两个敌人势力并不可能长久互相攻打；一二年之间如果不能互相吞并，就一定会重新联合。假如北方敌人驱使新近激励起来的强兵，没有西部敌人的后顾之忧，向南窥伺河北，那么这又是将来更大的祸患。臣虽然不知道朝廷对于河北的顾虑如何，但就本路的事情来说，以今年比较去年，也可以看出来。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论大小，都可以举荐人才、选择能吏，急于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都是因为害怕一件事谋划失误。从今年春天以来，差遣任命渐渐沿袭旧日弊病，凡是干练敏捷、熟悉北方事务的官吏，举荐留用并上奏请求，一百件中没有一件得到允许。不仅使有才的臣子和能干的官吏受到打击，而且几乎也足以看出朝廷并不忧虑河北事务办得成办不成。至于废除沿边任职时间较长的制度，把刘贻孙调走，以王世文任冀州，以李中吉任广信，以王中庸任保州，以刘忠顺任邢州。像这样几个人，在清闲缓慢的州军任职，尚且担心败坏政事，何况担任边境要职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如果不把北方事务当作忧患，为什么又怯懦害怕到这种地步？既然说是害怕，那么在任用人才时，却又像突然不再忧虑一样，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听说敌人侵犯我们的冶谷，虽然已经建起三十多间寨屋，却还迟疑不敢立即储藏兵器铠甲，还在观察我们的态度是严紧还是松弛。如果不赶早拆毁它们，稍微放纵一阵，等到他们用军队守住那里，就更难争夺了；这是早晚之间不能错过的机会。至于汤则，也听说他被囚禁却还不敢杀死，这件事也不能不争。臣希望陛下只把将来的忧患当作忧患，不要忘记这件事；任用人才时，革除旧例，只选择有才能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错误谋划，不要对忠良之臣疑忌，使上下竭尽力量，或许可以逐渐形成防御。至于眼前小事尚未消除，不要因为自己怯懦害怕而放过。事情的利害，如果说得激切，议论的人便认为太过；说得不激切，听的人又可能不动心，这是自古以来都认为困难的事。何况尚未显现的事情，虽然说它一定会发生，又怎敢希望人人都完全相信呢？伏望陛下留意听取采纳，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那么臣或许可以竭尽愚昧，略有补益。谨此具状奏闻。

译论刘三嘏事情的奏状。这是通达事理的见识；文章应当同汉代谷永劝谏不接受伊莫演投降、以及扬雄劝谏不接受单于朝见的奏书参照阅读。臣恭敬地看见，契丹宣徽使刘三嘏带着宠爱的妾、儿女等七口向慕教化，南来归顺，如今在广信军，听候朝廷安排。臣私下担心朝廷只依照常规，把投来的人等按惯例约束遣返而不接纳。国家的重大祸患没有比契丹更大的。四五十年以来，聪明的谋士大臣日夜思考筹算，也没有能够替朝廷想出一条奇策，坐着制服它。如今是上天把时机给了我们，使他们上下离心，而亲贵大臣忽然来归，这是陛下的威德所造成，也是祖宗社稷的福分。臣私下担心忧国之臣考虑过多，认为接纳他恐怕会引发事端；臣请略陈接纳和拒绝两方面的利害，伏望圣慈裁择。从前山遇舍弃元昊归朝，边臣为了国家保存信义而拒绝接纳，遣送他回去；元昊痛恨山遇，把他的族人全部杀死。因此河西人都怨恨朝廷不接纳归顺者，也为山遇以忠诚而遭灭族感到痛心。我们既然自行断绝西方人归化的道路，反而使他们坚定事奉敌人的心。本来想保存信义来安抚元昊，最终却导致他叛逆，几乎使天下陷入困境。拒绝而不接纳，并没有足以保存信义，反而同敌人一起坚定人心，这是已经验证的结果。后来朝廷醒悟到计策错误，把罪责归于郭劝，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离现在不远，可以作为鉴戒，伏望陛下思考。这件事不可拒绝而可以接纳，这是第一点。三嘏是契丹的显贵大臣，掌握节钺兼任宣徽使，可以说既至亲又尊贵。一旦君臣离心，逃来归附我国，这是他们国内极其丑恶的事情，必须掩盖，不愿让人听闻，必定不敢明白向我国索要他，这是可以接纳他的第二点。况且他来投奔，又没有追赶者接连而来，既然截断了踪迹，另外也没有明确证据，即使他们想向我国索要，也难以找到借口，这是可以接纳他的第三点。三嘏既然是他们的显贵大臣，他们国家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如今他已经南来，那么他们的动静虚实，我们全都可以知道，可以使契丹早晚只怕我们攻取，哪里还敢向我国索要他，自行挑起战争呢？假如使契丹怀疑三嘏果然在中国，那么三四十年之间，最终不会有向南侵犯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重大利益，是可以接纳他的第四点。他既然穷困而来归附我国，如果拒绝他、遣送他回去，使他遭受山遇那样的灾祸，那么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想南归的人，就全都断绝了归路，反而坚定他们事奉狄人的心思，想为三嘏向中国报仇；而且最终仍不能巩固契丹的信任。这是错误的谋划，过失尤其多。况且三嘏在中国，契丹必定完全怀疑幽燕的人，这就等于使他们半个国家离心，常常担心他们归附或反叛。凡是契丹向南侵犯，常常借助幽燕的人来使他们尽力。如果怀疑幽燕人，就可以没有南侵的忧患，这又是接纳他的第五项重大利益。古语说：“上天赐给的机会不取，反而会受到它的责罚。”这是不可错过的机会。关于刘三嘏，伏望迅速下达秘密指示，命富弼就近安置、保全他的生活，遣送他到朝廷。只求陛下由圣明决断，不被众议迷惑，请求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七。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九。表、启。欧阳公的文章大多刚劲洒脱、可以诵读；但在表、启一类文章中，往往把忧虑谗言、害怕讥刺的余绪，发为呜咽流泪的言辞，怨而不诽谤，悲而不伤痛，尤其使人觉得有感动之处。谢知制诰表。臣某言：臣恭敬地接受诏命，蒙受恩典，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诰一职。臣认为，君王尊居万民之上，却能以诚意同下面相通；拥有四海这样广大的天下，却能使恩惠遍及各处，难道不是依靠号令、告诏的发布和宣示吗？然而，作为诏令的言辞，如果质朴而没有文采，就不足以流传久远、彰显圣上的谋略；如果华丽而不合典范，就不足以示范后世、成为世人的法则。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自古以来就难以选得合适，如今却让愚昧的臣下充任这种选拔。伏惟皇帝陛下，具有深厚仁慈圣明的资质，承受祖宗的基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从来没有稍有懈怠。然而自从羌夷倚仗险固、边境用兵以来，陛下以勤劳节俭率先垂范，焦虑劳苦常常显现在面色上。虽然有忧念百姓的志向，亿万百姓却还没有复苏；虽然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心愿，群臣却还没有充分符合。因此每当进用一个善人，就没有不想借此勉励天下有才能的人；每当任用一个贤人，就没有不想使所有人才都得到任用。即使已经用爵禄来磨炼激励，还必须反复训诫，更要借助善于言说的人来说明圣上的深切心意。能够称得上符合这些要求，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臣私下想到，臣虽然凭儒术进身，本来没有什么辞章才艺值得取用，只是恰逢从前时文的弊病，偶然能够独自守持勤奋好古的志向，想要去掉雕饰华丽，文章反而变得朴拙鄙陋；本来担心不适合当世的用途，哪里敢期望凭此得到圣主的知遇。陛下奖赏臣特别深厚，任用臣也超过了臣的能力，这就是臣恳切推辞三四次，直到言辞穷尽而天意仍不改变、宠命仍不能停止的原因。陛下还担心臣顽固而没有明白，于是又派使者来到臣的门前。恩典出于非常之举，按道理不应当屡次烦扰。等到臣低头接受命令，恭敬地读到诏书中的训辞，得知其中有“必定能够恢复古制”的话，这才更加知道所承担的责任重大。臣日夜惶恐迷惑，不知道如何措置。况且文字之职列在侍从之班，处于朝廷官员之中，这是破格提拔，不只是挥笔作文来效力，自然应当以死节报答恩典，只要有所驱使，必定尽力而为。

译滁州谢恩表。这是欧阳公忧虑谗言的话。臣恭敬地承受圣恩，授予臣仍任右正言、知制诰，兼知滁州军州事，已经在本月二十二日赴任完毕。过去诽谤谗言开始兴起，众口喧嚣，令人震惊；后来诬陷终于被查明，幸亏圣明君主在上，臣还得以忝列清贵近侍之职，仍然窃居一方的安闲职位，只能恭敬承受恩荣，知道感激流泪。臣想到自己生来孤苦，年少时贫贱，母亲一方的亲属只剩一个妹妹；她死了丈夫而无所依托，带着孤女来归依张氏。当时这个孩子才七岁，臣惭愧自己没有占卜预知未来的本领，不能预料她长大后的行为；在人情上又难以把她抛弃在道路旁边，因此因为臣妹的缘故，便把她收养在私室。如今公私婚嫁都遵行姑舅亲属婚姻的禁令，何况晟同臣的宗族已经隔了两层从亲，而张氏又不是臣亲生的，于是认为没有嫌疑；没想到她还没有到及笄之年，就突然出嫁。然而她出嫁五六年后，同臣相隔数千里，不幸她本人做出丑恶污秽的事情，臣的耳朵不能天天听到，心中也不能知道，而言论者却牵连到臣，实在是意料之外。甚至追究臣的财产，已经细查到极其微小的程度。如果攻击臣的人对臣憎恶太深，臣只要沾染一点小过，又怎么能逃过深文周纳呢？大概是依靠圣明君主的主持，才得以免除罗织罪名的冤枉。然而臣自从承受陛下的睿智奖拔，曾经列职谏官，议论多涉及贵戚权臣，指责和注视也足以招致无穷怨怒。如果臣本人不被贬黜，攻击臣的人就不会停止。假如让谗言和巧辩越来越多，就会加速陷入无法保全的倾危境地。如果一定要替臣明辨是非，不如把臣交给司法官审理；如果一定要使臣稍得安宁，不如把臣安置在清闲之处。让臣脱离风波而远去，避开陷阱的危险。即使臣善于替自己谋划，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这都是皇帝陛下推施天地般的恩赐、扩展日月般的明察，知道臣有幸遇到圣明君主才敢说危急直言，怜悯臣不顾自身而承受众怨；始终爱惜臣，委曲保全臣。臣即使有木石般顽固的心，也确实知道君父恩德深厚，岂敢不敬遵明训，向上体察宽仁之心，永远坚定不改变的心志，更加勉励舍身为国的节操。扬州谢恩表。臣修言：臣准枢密院递送到的一道诰敕。臣恭敬地承受圣恩，授予臣起居舍人，仍任知制诰，兼知扬州军州事，已经在本月二十二日赴任完毕。臣从贬谪之所脱身，突然得以到督府任职；一年之间没有什么成就，竟然又在官员序列中得到升进。受到这样优厚的抚慰，心中更加恐惧。臣想到自己才质不适合任用，行为总是违背时宜，只知道勤奋好古，自我勉励以舍身为国；错误地承受奖拔，骤然玷辱了宠荣。小的器量容易自满，本来已经应该遭到倾覆；直言无隐而招来灾祸，又多结下怨仇。臣仰仗公朝，虽然自己相信无罪，但按事理推断，哪里会没有危险？何况奸巧的言语中伤人，就像含着沙子射人影子一样；他们认为当时嫉妒臣的人很多，容易形成势力，又认为事情隐晦不明，容易加以诬陷。幸赖上天使圣上听察聪明，最终辨明了狱辞中的滥诬。假如这种冤屈能够得到洗雪，即使永远被弃置也甘心；何况还能得到好地方来治理百姓，享受能够供养亲人的厚禄，安坐享受优闲安逸还没有多久，年岁和时序很快推移，臣容易在一州任职，又依次得到升迁。由此可以看出圣君的心意，从未忘记进言办事的臣子。孤独拙朴的人得以保全，忠诚善良的人都应当受到感动和激励；奸邪谗言不能奏效，倾斜邪曲的人可以因此息心。这不只是愚臣一人认为幸运，实在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像乾坤覆盖承载万物，像日月照临天下，察看人事总是务求穷尽实情，施行赏赐一定考虑用来劝勉众人。因此这样的恩典施加到懦弱无能的臣身上，臣发誓坚定始终不变的心志，稍稍报答天地生成养育之恩。谢宣召入翰林表。句句字字都令人呜咽抽泣。使者的车进入里巷，君王的命令已经来到门前。乡里街巷惊讶传说，哪里知道朝廷的旧例呢？士大夫肃然惊叹，认为这是儒者最崇高的荣耀。以臣的愚钝，怎么承受得起呢？臣私下认为，掌管文章的职务，自古以来就不是轻微的。待遇和宠荣之厚，甚至有把它看作皇帝私人近臣的说法；询问谋略、接受进言，又因此增加内相的称号。恩典既然不同于常人，任职的人就更加难以称职。臣想到自己器量不宏大长远，见识不广博明达，学问不通晓古今应变的道理，才能也不懂得方圆事务的用途。长期忝居侍从之列，却从来没有显著的功劳才能。自从出任外地长官，近来又遭遇家中祸患，苟且保存残余生命，重新列入朝廷官员的行列。臣漂泊于风波之中已经十年，如今才重新在双阙下见到天日。进见答对的时候，头发已经像霜一样萧瑟。陛下加以慰劳，玉色的面容中流露出怜悯。形体精神已经如此，志向心意也可以知道了。自身已经注定早衰，内心哪里敢萌生求取进用的念头？加上臣处境艰危，仇视嫉妒交相攻击；进退动辄受众人议论牵制，言论又多次烦劳圣上听闻。虽然承蒙天地般的恩德，陛下每每赐予保全；但孤独蹇塞、苟且偷安，常常想着引退离去。伏承皇帝陛下俯怜旧臣，曲加宸恩；因内署官员空缺，命臣充任官职、暂时补缺。臣岂敢不努力，寻求旧日学问，更加勉励前人的修养。臣感激陛下不弃遗簪旧物的仁德，竭尽已经疲惫不堪的劣马之力。希望能够施展微薄的功效，稍稍报答浩大的恩德。

译再辞侍读学士表。右：臣依据中书劄子，因臣辞免侍读学士的恩命，奉到圣旨，不许辞让。臣私下想到，臣以庸常空疏之才，过分蒙受擢拔；禁署的职位本是一时的清选，既然已经忝居经筵，何况近来的惯例多兼任此职，又何必辞让呢？只是臣一身兼任八职，侍读又已经有十人，为朝廷爱惜清贵职位，才因此成为冗员。况且讲席并未增加人员，也还没有达到缺员误事的地步，所以才敢陈述瞽见，请求免去这种冒受荣宠的职位。臣私下看到，国家近年来恩赏泛滥、官员冗多，议论的人只知道冗官的弊病，却不思考造成弊病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凡是推恩赏赐，便成为成例；上面稍想裁减，就担心人心不满足，下面既已习惯，便把所得看作理所当然。积少成多，只增不减，终于到了弊病无法承受的地步，却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裁减。朝廷内外的臣子，无论贤愚，都知道这是祸患。臣作为陛下的学士，职名是论思，难道眼看时弊、心知祸患，却不提出意见，反而亲自去践履这种弊病吗？如今既已陈述，如果又不亲自履行自己的话，那么贪恋荣宠、冒受恩宠，责任就不止寻常的过错；虚假地推辞谦让，又会成为矫饰虚伪之人。这就是臣惶恐迫切、心中迷乱而不知道如何自止的原因。伏望圣上慈悲，怜悯臣的至诚，体察臣的狂妄言辞，允许收回这项新恩命，使臣安守本分。谨具此状上奏，恭候诏敕。进新修唐书表【替曾公亮作】臣曾公亮言：臣私下认为，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它的君臣行事始终、国家治乱兴衰的迹象，以及典章制度的美备，本应鲜明地记录在史册中；但原有记载编次没有法度，详略不当，文采不明，事实又有散失。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才得以阐明幽暗，补缀缺失，斥退和订正虚伪谬误，终于完备成为一家之史，作为万代流传的典籍。完成它实在极其艰难，看来似乎自有时机等待。臣曾公亮诚惶诚恐地陈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具有虞舜的智慧而乐于询问，亲自具备大禹的圣明而能够勤劳；天下和平，百姓万物安乐，仍然专心积虑，寻求治国的要道，每天同博学的儒者和旧日学者讲论六经，考察阅读前代史事。陛下认为，商、周以来国家长久存在的，只有汉和唐；不幸的是，唐以后接续的是五代。衰世士人的气力卑弱，言辞浅薄，意旨鄙陋，不足以振起史文，使明君贤臣的卓著功勋，以及昏暴虐害、作乱肇祸的罪魁，都不能充分显明他们的善恶，来震动人的耳目。这样实在不能垂示劝戒、流传久远，真是令人叹息。于是因为近臣有人进言，恰好符合皇上心中所忧虑的事，便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以及编修官、知制诰范镇、臣王畴、集贤校理宋敏求、秘书丞吕夏卿、著作佐郎刘羲叟等人，都是蒙受儒学之选的臣子，全部取出秘府收藏，让他们共同讨论，一同删削订定。总共十七年，完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中史事比以前有所增加，文字却比旧本简省；至于篇名著录，有的改革，有的沿袭；立传记事，有的增加，有的删减；义例凡例，都有根据。纤细详尽的纲目条文，全都载在别录中。臣公亮主管此事，率领众人耗费岁月，实在不足以完成这部大典，也不能称合明诏，惭愧恐惧、战栗汗流而惶惶不安到了极点。辞枢密副使表 臣某言：臣恭敬接受诏命，蒙受恩命，特授臣依前为礼部侍郎，充任枢密副使，仍加食邑、实封，散官和勋位赏赐照旧。正式任命刚一施行，众人听闻便骤然惊讶；臣抚心自问，更加恐惧，简直无地自容。臣私下认为，枢要机构的职务，朝廷慎重选择人才，出纳政令必须允当，实际关系到辅佐万机；礼遇同样隆重，号称二府之一。任用人的得失，常常关系国家的轻重；如果不是相应的人才，损害绝不止一端。臣想到自己才器能力十分浅薄，气力才干并不强；年轻时喜欢文辞，大概浮华而少有实用；晚年勤学古学，最终却迂阔而自以为愚。自从遇到圣明之主，被擢置于侍从之列，曾经议论天下大事，言语一出，众人的怨恨便归集到我身上。想要报答人主知遇，然而智力短浅，万分之一也无所补益，只是白白把自身置于祸患之中，屡次烦劳圣上设法保全。既然不合时宜，只适合安置在闲散之处。所以自从承蒙召还禁署，到现在已经七年，多次请求出任地方州郡，几乎请了十次，竭尽愚诚而恳切至极，承受了圣明诏令的反复慰谕。虽然陛下以宽大胸怀包容一切，臣卑微地承受了优厚容纳的恩赐，但群贤都在朝列，臣岂敢怀有希求进用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于求取人才，想借此成就治理，又因宰臣一并选用，怜惜旧臣而不肯遗弃。然而要担当长远重任是困难的，力量不能胜任的人必定很快招致覆败；估量自己的才干而认为不能胜任，能够自知，仍然可以算作明智。臣冒昧希望陛下以睿智慈悲体察臣的迫切请求，收回这项优厚恩命，另行选择俊秀贤良之人。这样，器物不必勉强拿来作不相称的用途，各人都适合自己的贤愚分际，万物都知道报效之道，臣又怎能不竭尽犬马之心呢？贺平贝州表 盗贼的祸乱偷偷兴起，神灵和人都共同愤怒；果然依凭陛下的睿智谋略，把凶恶徒党全部消灭。伏惟尊号皇帝陛下推行仁德、养育万物，恩泽渐渐遍及人间；平日亲自奉行俭朴，只以充足军备为念。至于多次捐出金帛，同戎狄讲和，致力于停止战争，原是爱惜士卒。恩德深厚而无人报答，恩宠既厚反而使人骄纵，于是胆敢放纵妖狂，自取斧钺之诛，驱迫胁制士众，关闭城门固守。既违背天意又违逆人心，本应不用攻打便自行溃败；何况圣明神武运筹谋略，将相协同尽忠，不遗留一人，全都立即处以大戮。悖逆傲慢的人受到警戒而肃敬谨慎，昏昧愚蠢的人知道会遭诛灭，奸邪的萌芽因而消除，朝廷威令受到震扬。臣有幸忝任郡守，欣喜听到这道德音。

译乞罢政事第三表 臣听说，士人立身行事所慎重的是始终不变；臣子侍奉君主，困难的是进退合乎道理。如果没有大过错，就应当妥善退身。古来做臣子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臣过去侍奉先帝，多次陈述这些道理。如今的恳切请求，大概正是被这种情势所迫。臣想到自己见识不足以贯通古今，才能不足以谈论经国理政，幸逢盛世清明，早年从普通儒生中被过分擢用。当时身列儒学文章之选，居于言语侍从之列，每每承受群公过分的奖誉，常常惭愧虚名超过实际。到了晚年忝居重任，更可以说是得逢时机。臣何尝敢伤害一个贤士？难道不乐意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吗？可是行动每每成为臣的忌讳，毁谤也必定归到臣身上。人的爱憎，不应当突然改变臣的始终，难道又会顿然不同吗？大概是因为所处职位不是臣所适宜的，所受任用超过了臣的才量。只是处在掌握要权的职位，承受的指责太多。周密防范本来是为了行走在危险之地，臣却简略疏忽而自以为是；委曲迁就本来是为了顺从众人，臣却拙直而难以改变。因此举足便踏上招祸的机关，自身成为收聚怨恨的所在。又徘徊留恋而不离开，于是毁谤议论交相兴起。谗言使舆论震惊，众人共同愤怒。幸赖皇上的圣明洞察一切，圣断没有疑惑。臣这个孤立的臣子终于从极大的冤屈中得到昭雪，四海共同为新政欢喜。至于依靠天地保全臣的力量，使臣脱离风波险境，即使让臣披散头发住在山林丘壑，裹着幅巾走在乡间小巷，以此终老，也仍是幸运之民。何况如今能够车盖相随、车帷下垂，其荣耀实在可喜；抚恤百姓、访求疾苦，所承担的寄托并不轻。只要能够在勤劳任事上有所效力，又何必区分内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地般的造化之恩，俯察臣愚拙的内心，允许臣解除繁剧职务，把臣安置在清闲偏僻之处。这样万物各还其分，臣或许能够终于获得安全。臣内心并非没有知觉，岂敢忘记报效之事？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倾诉心情、表达诚意的言辞 臣近来进呈奏章，请求归还政务。恭敬接受诏书答复，却没有得到允许。退下来反省自己，怎能不惭愧坠落。臣听说，神妙的功用不自居主宰，却能使万物各得以曲折成就，是因为顺从各物的愿望；上天的鉴察极其明白，而一句话能够感动它，在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诚意。臣冒昧倾尽最深的心意，再次烦扰圣明的听闻。臣想到自己本是一介卑微之人，却忝居二府联职。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每每任凭自己的心意而自信。然而既没有捐躯报效的功劳，又没有先见之明；任用已经超过自己的分量，却从来没有自量。毁谤使臣不堪受辱，却不知道引身离去。幸赖天地重新造就，得以逃脱陷阱般的危难；又蒙允许避开要权，使臣退居而安度晚节。如今却苦于衰老疾病，不能自我支持；想到难以再冒受宠荣，才开始想收回自己的尸骨。哪里料到圣上过分忧念，施加上天般的慈爱，认为臣虽然迫近桑榆晚年，却还不忍把臣弃置草野。臣私下认为，古今制度，沿袭承继并不相同。大概从两汉以来，即使身处三公的尊贵职位，也常常上表归还印绶，多半亲自驾车回去。早晨离开朝廷，晚上便回到田里；一旦辞去高爵，便成为编户平民。哪里像盛治之朝，深厚笃实地爱惜贤才，常常表示隆恩的典礼，来劝导懂得知止的人呢？所以即使有归还政务的名义，仍然享有终身的恩荫，已经与从前的士人不同，和在位时的荣耀没有差别。然而按照臣平素的内心，虽然私下有退休的志愿，但从臣所请求的情况看，仍然恐怕受到侥幸求荣的讥讽。伏望皇帝陛下以深厚仁德怜悯臣，体恤臣最诚恳的请求，使臣解除地方州郡的职务，终于回到环堵之中的居所。臣本来将从容安度所剩不多的岁月，享受太平之乐。只是辛勤到白首，始终没有一件善行可以称道，辜负了圣明时代，也无法报答三朝的恩德。这种惭愧和遗憾，哪里说得尽呢？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圣上的教诲谆谆丁宁，曲加慰问晓谕。臣愚昧的心意迫切至极，仍敢冒昧烦扰圣听，将要再次冒犯天子的冕旒，理应先伏在砧板刑具之下。臣想到自己世代只是寒微鄙陋之家，年轻时多受艰难困顿，见识不能通达古今，学问仅仅懂得章句；名声超过实际，开始任用时便显出无能；器量狭小，容易自满，一旦有过错便承受不住，几乎倾覆。只是因为早年遇到千年难逢的亨通时运，错误地蒙受三位圣主的奖拔和知遇；宠爱荣禄既已超过极限，忧患也随之到来。天生禀质一向虚弱，身体还未老便已经衰败；大道本来很平坦，可叹气力不能前进而难以勉强。每想到恩私无从报答，又加上疾病交相侵袭，于是在守亳州之初，便决定逃往漳州的计划。到如今任期已三次经过岁序，又两度更换州郡符印，而犬马之身已经疲惫，按理再也不会强壮。田园居室距离很近，如今正是时候，所以才敢再次竭尽蝼蚁般的诚心，仰求天地般的恩造。何况如今时世并不缺少士人，万物都能顺遂生长；鳬雁来去，本来不因多少而改变，鸢鸟和鱼在上下活动，也各自适合飞翔和潜游。假如能满足臣以残年请求退休的愿望，或许稍稍可以偿还平生的志愿。伏望皇帝陛下哀怜旧臣，以深厚仁德恻隐体察臣一向真实而非虚伪的诚意，成全臣识分知止的节操，曲从臣的愿望。赐下答复说允许，使臣解下官印，离开官府，驾车返回故乡，披着皮裘、披散头发，逍遥度过所剩不多的年岁，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这种荣幸，哪里说得尽呢？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德深厚如煦妪，感激到了极点，眼泪不住流下。虽然心情被危急的处境逼迫，不知道自行停止，但辞表已经写尽，几乎无话可说。只是凭借至诚，期望一定能够传达给上面，自己向君父求取怜悯，不再询问蓍龟。臣想到自己家世单薄平常，资质处于中下，年轻时从事做官和求学，本来只是为了免于饥寒，没想到竟得到知遇，于是进升到显贵的官阶。然而群才正当茂盛，臣却像蒲柳一样尚未到秋天便早衰；众多骏马并驾奔驰，驽马却在半途先已疲乏。何况承受了难以胜任的任用，窃受超过本分的宠荣，风波忧惧使思虑更加深重，疾病侵凌而衰老也已经到来。所以自从辞去机要政务，便希望辞谢车服官位。只是仰赖圣上的至仁，念及臣是侍奉三朝的旧臣，每每曲加烦劳训谕，久久不忍抛弃。臣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君主，必定以忠信为根本；言语不顾行动，就是欺罔。可是臣口中每天诵说田园乡里的生活，身体却坐享贪恋俸禄利益，想到可怕的至公之论，还有什么脸面可施？每次自我反省，没有片刻安宁。于是才敢不躲避再三烦扰冒犯，仍希望陛下能有万分之一的怜悯而依从。伏望皇帝陛下特别施加上天般的慈爱，俯回睿听，体察臣以前的请求确实可以再次提出，因为臣已经屡次请求多年；哀怜臣这个愚昧下才始终不改，让臣最终实现平素的志愿，顺从臣的愿望，以残年求退。臣如果能够把印绶交还给有关官署，亲自驾着柴车上路，晚节知道没有大的过错，终身永远承受陛下洪大的恩德。

译谢明堂覃恩转官表 天地发布号令，风雷鼓动运行，一气所均施之处，万物都受到恩泽。臣于是也侥幸得到容纳，和众人一起受到褒奖升迁。臣想到自己的才能不及别人，见识不能深谋远虑，只是有侍奉君主的节操，却不知道报效国家的方法；冒受宠幸、贪恋荣誉，已经超过自己的限量；面对利益、将要得到好处时，竟从不知道惭愧。近来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具有尧舜的聪明、禹汤的勤俭，修明前代帝王的盛大典章，继述先人的遗志而完成它。光明地举行精诚的祭祀，亲临路寝，承受上天降下的许多福佑，又推恩施予天下而不偏私。臣在这个时候受官职所限，讲仪制、备礼节，不能参加议郎、博士之列；助祭陪祠，也不在诸侯进献方物的行列。既没有献上一句话，又没有执掌事务的劳劳，只是跟随守门之臣，一同享受余下的恩赐。普天之下、四方土地都受到恩泽，臣难以和众人不同而独自辞谢；只是处境惶恐、局促不安，只能抚摸自身而不知所措。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 恩典使臣恢复旧职，事情也洗雪了先前的诬陷，感激到了极点，内心震动惊惧，眼泪随着言辞流出。臣看到前代才能贤德之士，身受君主知遇，功勋德业施及王室，但尚且有时遭受一次毁谤，想要申辩却无从说起；稍微触犯权要，灾祸便不可预测。像臣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臣的才干不如普通人，功劳对当世没有益处，任用我没有看见成效，罢免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何况无边无际的谗言交相兴起，一齐进发，危险的迹象已经如此明显，还有什么可以依靠而不倾覆呢？然而圣心没有忘记臣，恩意特别深厚，在暧昧不明之处辨明诬罔，在众多仇嫉中阻止毁谤。臣虽然暂时处在贬谪之中，却屡次承受升迁的厚恩。如今又特意加以甄别记录，使臣恢复原来的宠贵名位。以臣的愚昧，难道比前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推究臣所幸之处，大概只是亲自遇到圣明君主；这份恩遇应当怎样才能谈得上报答呢？再想到臣天生孤僻拙朴，本来没有什么技能，只因勤学古人之道，粗略懂得侍奉君主的节操。假如面临危难而效命，尚且应当不顾自身而奋力前往；何况行善并不受伤害，又有什么畏惧而不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呢？臣发誓一定竭尽劳瘁，稍稍报答陛下的高明恩德。南京留守谢上表 倾诉心情 谨慎严密地掌管宫门钥匙，怎敢忘记早晚勤勉？布置政务条令的细节，希望上副陛下忧勤之心。所寄托的任职实在难以胜任，战战兢兢和辛苦经营一齐袭来。臣想到自己天赋平庸浅薄，命运多有奇异艰屯，毁誉交相兴起，两次都超过实际。宠爱荣誉超过本分，动辄招来责怪。想到报效尚未伸展，怎敢不竭尽忠诚、尽力劳瘁？因为风波实在可怕，便想着远远离去、深深隐藏。到如今六年，出任外职又经历三次。臣只学会苟且偷安而闭口不言，辜负平素志愿，内心惭愧。朽败的身体容易衰老，牙齿头发已经凋零。美好时机难得，仍然仰慕功名。哪里想到皇上的慈爱没有抛弃旧臣，竟从支郡擢升，委任臣以名都。南京是别都，过去又处在交通要道。若在簿书事务上少尽职守，只在厨传供给上取悦过路人，假如只是按照庸俗官吏的做法，即使能避免过错，也没有古人的大节，不足以报答君恩。亳州谢上表 以不才担任副宰相，虽然能够保全自身而退居，分符出守善地，仍然怀有白领俸禄的惭愧。只是恭敬承受恩宠威灵，心中只有战栗恐惧。臣不过是钻研章句的腐儒，哪里足以治理国家？器量如斗筲般狭小，怎能担当大任？然而忝居二府，前后八年，承受三朝错误的知遇，竭尽一心而劳瘁报国。枢机要务本应慎重，我却遇事便说；陷阱就在眼前，我却横身而不躲避。私下考察前代，未曾有谁能够这样保全自身。怨恨从仇家产生，罗织成致死的祸患；在下面制造谣言的人，起初像含沙射影，只希望暗中击中别人；在朝廷公开宣扬的人，便肆意发出恶毒如枭鸣的声音。谁没有听见而捂住耳朵？幸赖圣人在上，光明如日月，彻底查究诬陷，于是把进谗言的奸贼投置罪法。再想到臣性情实在愚钝，又疏于与人交接；做事多轻易相信别人，大概因为自己的至诚如此，对不是好人的人却失于泛泛地施加爱护。平时与人握手相交，只希望结成道义之交；在朝廷为人宣扬声誉，常常求取口舌之论。可是还没有动笔推荐祢衡，已经弯弓射向后羿；知晓识别士人实在困难，世人一定会把臣作为戒鉴。一般人的情感共同厌恶这种人，将来恐怕连他的遗物都不肯食用，而臣却同他交游；既不善于选择贤者，又在满足时不思考将要倾覆，自找祸患，几乎跌倒覆灭。上赖陛下睿圣之明保全臣，使臣始终保全名节。等到臣恳切辞去重任，更加深切感受到皇上的慈爱。虽然躲避宠荣、辞谢隆恩，只能做到离开职位，但清贵资望和显要官秩反而更加忝受荣宠，无法逃避侥幸求荣的讥讽，实在辜负了内心的惭愧。此皆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具有乾坤般的宽大胸怀、尧舜般的至仁，察知臣自取仇怨本来是由于孤直，怜悯臣力量难以勉强，实因衰老残弱所迫。既使臣免遭无辜之祸，又曲从臣的私愿，使臣与万物一样，各得其所，不再有失所的哀叹。臣余生未尽，怎敢忘记一定报效的功劳？谢赐汉书表 雄浑宏大的典范法则 臣俯身接受诏命，擦亮眼睛，顿觉生辉。臣私下认为，尊崇文教、兴起教化，是达到治平首先要做的事；著录典籍、收藏图书，必须等到太平之世才大体完备。汉室上承三代的统绪，而班固的史书自成一家；文字中有时有舛误，大概是因为流传已经很久，诏令加以刊定，使后学没有疑惑，方册上的文章焕然一新，秘书府的收藏也更加光彩。况且奏篇开始时，才经过衡石计量文书的程序；赐书的荣耀，通常只及于近亲重臣，哪里敢期望一个孤立在外的人，竟特别得到恩赐颁给？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曲加睿智慈爱，俯察怜悯旧臣，认为臣曾经同自己处在近臣之列，不忍骤然遗弃；又怜悯臣喜欢文字，使臣借此娱乐晚年。然而臣两眼昏花，即使感叹捧卷阅读已经艰难，也要把这部书层层珍藏，只发誓传给家人，永远珍爱。

译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 有罪必定诛罚，这是常法；根据实际情由加以宽恕，特别体现了深厚仁德。臣听到诏命，惊惶惭愧，反省自身而泪流不止。臣想到自己不过一介微末之人，却忝受三位圣主的奖拔知遇；宠禄已经丰厚，起初却没有报效；筋骨身体已经疲惫，仍然在此迟疑徘徊。陛下曲加包容的大度，错误地把一方之地托付给臣。担任职务应当安抚风俗，责任在于替君主分忧。正当陛下日夜辛劳、忧心政事之时，臣岂敢因循退避而不理政事？从前国家新设官署，主管财政的人大力经营财利，使其流通均衡；分别派遣使者的车辆，交相奔驰于郡县；全部发出旧藏的钱财，向百姓取息。而臣当时久受昏衰之苦，起初并未详知其中利害。既已在舆论中大为喧哗，才知道这件事不合人情。臣也曾略陈三项弊病，希望补益万分之一。恰逢再次办理班给之事，眼看期限已经迫近；虽已具奏陈说，却先擅自停止。根据这种专擅妄为，本应受到谴责。哪里料到伏遇皇帝陛下深深忧念，俯察臣质朴拙劣，免除吏议，特别宽贷刑法？臣不过如草木般微贱，却承受天地般的施恩，怎敢不更加思考敬畏，勉励操守修养，戒惧小人继续做错事，希望像君子一样改过？愿意谋求微薄的功效，稍稍报答洪大的恩私。大体说来，这位作者的才华多婉转华丽，所以写四六文时，往往摹写情态神韵，增缀色彩光泽。至于遭受谗毁、陷入祸患的地方，更有许多呜咽叹息的情思；同韩、柳、曾、苏诸公相比，这些方面都是他所不及的。我这里只选录若干篇，以显示大概而已；他所遗留下来、没有收录的作品还很多。谢襄州燕龙图肃惠诗启 文辞虽然是四六文体，但含蓄的思致和转折的声调，像峡中的流泉，像山穴中吐出的云气；完全没有刻板的斧凿痕迹，也完全没有断裂不连贯之处。昨天臣恭敬承受知府龙图大人在席间宠赐的一首五言诗。臣曾听说，古代宾主之间，献酬礼节已经相接，将要了解对方的志趣，必定作诗寄托在咏叹的声音中，以沟通欢乐之意。然而当时要歌唱《三夏》，使者还要两次辞谢，等到歌唱《皇华》之后，才拜受恩赐。这说明施于贵贱不同的人，各有相应的礼节。臣是卑贱之士，哪里足以承当这种礼遇？伏惟某官以侍从之臣，承担藩屏重任；德行、爵位的尊重和年龄一起增长，学问通达天人，见识洞彻古今，才力宽裕有余。您常常创作长篇诗文，在酒席谈笑之间、风云舒卷之际，片刻便能写成。即使只是咳唾余下的文字，若能得到也应秘密珍藏，已经如金玉般珍贵，哪里是我这种孱弱浅陋之人敢于承受的褒称？如今竟写成短篇赐给我，这是极大的恩赐。臣反复拜读三四遍，又欢喜又惭愧。譬如置身四面宫室之中，听到铿锵的音乐，愚人骤然听见，必然惊骇震荡；等到心情平定、惊悸停止，才知道其中达到最高的和谐，而自己这个顽钝之人也因此受到启发警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谢石秀才启 某启：前些日子承蒙您屈驾来访，又把一筒佳作惠赐给我。臣整理衣冠拜受恩赐，重新擦亮眼睛阅读文章；纸张都磨破了，墨色也褪了，仍舍不得放手。私下认为，您才华如英星运行，逸出常轨，正是天马般的上等才器；勤学而甘于屡次空乏，逐渐浸润于深厚渊源的奥妙；懂得辨析言辞的九种变化，窥见天人相通的道理，早已在一乡之中享有声誉，也早已足以响应万家之期待。然而奏响玉磬给粗俗耳朵听，很难遇到真正懂得欣赏声音的人；怀抱美玉经过荆山，终究是至宝，却偏偏自己仰慕着戴幅巾住在乡巷，驾下泽车行走乡里，隐居丘园涵养高尚品格，轻视雁币、坚决卧处不出。高飞已经远去，只让捕鸟者笑自己还有什么可求；龌龊地坐谈，感叹魁首般的人才独自被弃置。而您以锦带居士、白莲社人的身份，仿效菩萨居家修行，远远离开尘俗，打扫维摩居士的一室，敢于进入的人很少；正应当遥遥作为方外之游，与尘俗中的道路隔绝。可是您仍过分顾念我这个平庸妄人，曲意借佳作来奖誉我；趁着倚几闲居，抽取笔端余思，挥洒华丽辞藻，来装饰我的愚蒙。这对鼷鼠来说只是掏开机关，终于只成轻轻一发；像为鶢鶋演奏音乐一样，只徒然使它悲哀。何况您的格调峭拔高妙，像春花一样灿美；畅达如云依着月的诗句，擅长作落花映着芳草的佳评。内顾我枣木般迟钝的资质，哪里配得上衮服般隆重的褒奖？您高标去天只有五尺，我已经完全折服；能够唱和的人虽有几个，却没有听到绝妙的声调。来不及作诗酬答，只能徒然惭愧。谢校勘启 句句校勘、精绝美好的作品 仰头报答恩荣，实在更加震惧战栗。臣私下认为，校勘文字的职务，订正是非最为困难；把方册交给程文，凭一己独见折服群疑。假如解开三寸长的彩带，简编中往往会有前后错乱并列的地方。《盘庚》一篇文章，篇章有合有离的不同；凭仲尼那样博学，尚且保存《郭公》以表示疑问；若不是元凯勤于经学，谁知道《门王》是闰余之文？何况西昆册府，是天子驾临的地方；蓬莱道山，不是人间所能看见的。如果不是识见穷尽古籍本源，学问逐渐深入渊源，探究百代纷杂的放失，汇集群言而广博通达，又凭什么在天禄阁任职？面对青藜灯而编撰书籍，怀抱羽陵之简，拂去白蟫而辨别蠹虫。像我欧阳修这样的器质，只是庸常妄陋一类，本来羁单孤苦。虽然有幸遇到千载难逢的时代，却一生遭受百般灾难。进入太学桥门登记，名列最后的诸生；听到月旦评议，哪里敢希望得到一顾？只是逐渐受到声名熏陶的时代和优游教育的仁泽。年岁已过，资质坚钝难以进入仕途；少年所作的文章可供悔恨，终究雕琢而没有功效。早年滥竽充数而考中科举，很快脱去儒生巾服而补任小吏；等到奉养双亲而得到微薄俸禄，虽可慰藉为子之心，收起笏板向上官作揖，便形成了俗吏的姿态。学问荒废已久，几乎要坠落；心思孤峭，仿佛将要枯竭。向前进，没有取得在当权者那里立足的资质；退下来，又已经失去昔日的步伐。岁月忽然流逝，只空有珍惜分阴的志向。英俊之士共同交游，正当寻路前进，我却孤独地独自进取。内心看自己如此笨拙艰难，哪里敢把荣遇放在心上？哪里料到上天的幸运降临，特意蒙受宰臣的推荐。怎敢辱没知人之美？大概因为同类荐引而得到升迁，又蒙受曲意造就和包容。使臣有机会考察言辞、择取善言，可是臣这种芜杂平庸的末学，已经多次在有关官署接受考验。硕鼯有五种技艺，也不过如此而已；铅刀只能一割，难道还能再用一次吗？本来没有值得欣喜的文章，却过分受到极优厚的品第；使臣得以随从宾席，进入参与书林。一经升阶便足以荣耀，哪里承受得起圣上的恩德？三次下拜接受诏命，深深佩服诲谕之辞。刚刚趋赴天阙，眼睛迷乱而昏眩；芸台深广敞亮，近旁星象往来辉映。任意窥览金匮中的图书，坐在那里耗费太官的膳食。内心反省自己忝居此位，感情已经满溢。此皆因为伏遇昭文相公奖掖人才而不偏私，乐于推许才美；圆方各有规范，您以大陶冶者熔铸它们；高下不欺，公正地衡量轻重；怜悯臣庸懦，曲意甄别收录。臣发誓坚定从头到脚的忠诚，永远承受丘山般的恩赐。谢进士及第启

译宫殿深广，臣正赞礼趋入而立于庭中；云幄幽静深邃，等到宣读名次、唱名授第时，臣自顾才能庸劣，却仍跻身于特殊等第的科名，恭敬承受宠爱威灵，实在更加震惧。臣私下认为，《思皇》之咏、众多士人的雅颂，流传于姬周王庭；间或出现异才，文章彰显汉德，选取明辨言辞的人来应对九种变化。东汉京师颁下深切诏令，开辟孝廉、秀才的入仕门径；唐家有大量得到贤才的盛况，都是为了招揽当时俊彦，乐于培养人才，讲求精微至理的根源，润色帝王的美德，成为卓著的前代典范，照耀后世今人。盛大啊，文物制度的光华，正逢我朝神圣灵运；国家尊崇贤才、兴起治理，像古代推行治道一样，美好的声誉充满深泉，至高的德行涌现于烽火之中。文治更加发扬，上达教化，疏通璧水使之环流；储养精英，安坐蒿宫讲论道理。舜日安和而灿烂，尧章巍峨而光明。并且从容处在朝廷廊庙之间，梦想豪杰俊才；下达求贤书而纷纷不断，谕告皇上的心意谆谆丁宁；又在廉科中颁布策问，慎重地按岁选拔乡里能人。使者骑着快马传递封诏，行路上相望不绝；群英翘首期待，天下都仰慕风教而俯首。等到各地计吏一同上京，首先在方贡以前，陈列委任的亲近重臣，先于春闱加以复核。氊笔置于重棘之地，奏请批准后才施行；锦几设在中堂，皇帝亲临而明白考试，奏牍森然陈列。等到两道诏令都不能胜任，精心阅览书卷和权衡人才，耗费几百斤力气仍未停止。如果不是通晓完备的治理工具，佩服遵循儒者的规范，行为实践显著合乎美善的谋略，见识胸襟包容贤人的事业，逐渐明白、逐渐昌盛的学问都得到讲求，学问达到天人交际的境界，细微之处全都周详而不遗漏，言论通达国家的体制，那么凭什么能够上合皇帝的阅览，荣列甲科，和俊杰联袂而任官，陪同英雄进入仕途呢？像我这样的人，风操名望毫无建立，操守素来沦丧，所种的樗树比液樠膏枣还差。可叹昏钝之人戴着枝冠而受到嘲笑，深深惭愧自己作为儒生，却连天子近在咫尺的提问都不能知道；终究懵懂于学问，又一向命运乖舛，生来遭逢百般灾难。自从剪发以来，头发已经交相垂落；尚未到老年便含悲叹息；跟随耕夫穿着粗布衣，早早离开祖先的田地；在生员名册上登记姓名，转而随侨居的户籍；流离于末路，呆滞地落在后尘。借助群公交游所得的声誉，本来没有考试题名；在诸生之后接连列足，多次受到排斥。幸逢盛世而又亲自遇上，怎忍在穷途上自行逃窜？陪同百郡贡士，每次都随计吏上京，饮下一升试墨，曾经又被黜退；退下来惭愧而步履蹒跚。数说这些奇异遭遇，抚摸身体而叹息，考试卷上的踪迹已经沉没，甘愿隐藏起来。然而良裘出于学问冶炼，不能不珍惜先人遗芬而害怕毁弃；母亲头发已经斑白，感动于母亲门内的养育之思；还没有衰老到驹齿，便勉强振作驽马般的筋力，驾下泽车离开乡里，丢弃裂帛信物，发誓乘车远行。骑乘疲乏得很，到了都城，又受到雅正风气以教化民俗的劳作。上国各方交往，仰望攀附俊杰的轨范；在太学桥门牵衣相交，得以窥见国家的光彩。朝廷寻求不受驾驭拘束的人才，我便应诏书充任贡士；以孝廉身份参加策试，本来没有百六之才，却自我夸耀上书，人数大概超过一千。等到汉廷登记奏上，众人都以姓名闻达；如同矍圃驱逐宾客，最后仅有存留者。顾念自己庸妄，却首先玷污了甄选升迁，得以在公车署接受召见，在上方的札子下接受考试。因狂妄的言辞被错误选择，忝列名次而开启荣耀。若若飞舞的华彩交相垂落，是婉转的绶带；谆谆的教诲接连不断，我听到了深厚和穆的言辞，逐渐沐浴云泽而芳香流布，沐受天光的照耀。臣私下惭愧自己像铅刀一样迟钝，曾经厕身翰林考试之场，多次凭下等才能而当上第一等的选拔。理当不失为旧有的人才，希望仰头报答知人者。然而战斗多次获胜之后便骄傲，鼓敲到第三通便力竭；绠绳太短，褚布袋太小，叹息远大的任用怎能胜任。弓弦拨动，箭头弯曲，可惜先前的功绩全都废弃。实在因为九重宫门坐着狄人，百支戟森然列在庭中；就列站立仰望天颜，惊骇威严逼近咫尺；争相观看落笔，纷纷站立如同围墙。恍惚惊讶仿佛梦游钧庭，突然觉得干枯的魂魄惊恐离去。勉强完成应试课业，不能符合科举程式，冒犯圣上最精明的阅览，理应报知而独自落第。还仰赖天子冕旒有所宽听，也兼且求取箕斗般的虚名。陛下认为臣的名声传播在群彦之前，常常先于众人；又因为荐举借助的情意良厚而慎重，违背了大臣通常的礼制，屈尊从下位，把臣列入上等行列。臣省察自己遭逢时运的极大幸运，实在是承受恩德而有其缘由；这都是因为某官阐释帝王治道，雍容地居于朝臣之首，粉饰光大太平之治，表彰照耀荐举修养人才的一类人，承受皇上的选择求取，主持当代文士的盟会。您的言语都有意味，致力于推举人才而更加勤勉，先替臣容纳举荐，使枯朽之株得以被任用。才使臣这种孱弱琐屑之人得到提拔，怎敢不谨慎遵守官箴，奉行士人的法则，鞭策后来的步伐，再希望走向远大的道路？金属熔铸成器、泥土成形，尚且依靠陶人的力量；臣发誓竭尽拙劣的效力，稍稍报答再造之恩。除此之外，臣实在不知所措。《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八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十 书 《上范司谏书》

译胜过韩公《争臣论》上月中旬我从进奏吏那里得到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我本来想写一封信表示祝贺，只是事务繁多、匆忙慌乱，一直没有写成。司谏是七品官罢了，对于您得到这个职位并不算可喜；但我却偏偏要郑重地祝贺一次，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职，除了九卿和百官以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贵官大职可以推行自己的道术。然而县的权力不能越过疆界，郡的权力不能越出境域，即使是贤明的守令，也不能越权施行，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管理其他部门，兵部、鸿胪的卿不能管理其他部门，光禄寺也因为有专门的职司而各守其职。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不属于某一职司范围的，只有宰相可以施行，谏官可以进言罢了。所以读古书、怀道义的士人出仕当世，如果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职位低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同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做，谏官说一定不能做；站在殿阶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他的道；谏官地位卑下，施行他的言；言论得到施行，道也就得到施行。九卿、百司以及郡县官吏，各自守着一项职务，承担一项职务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如果失职，会受到有关官署的责罚；谏官如果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有关官署的法律只在当时实行，君子的讥刺却会记录在史册中，昭明显著地流传百世而不消灭，实在可怕。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刺，难道不重大吗？不是有才而且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来，洛阳士大夫相互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到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德；以后听说有人站在天子陛下之前，用正直的言辞和严正的神色当面争论、在朝廷论说，那个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大家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消息，却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洛阳士大夫能够预料前面，却不能预料后面吗？还是您有所等待，想要等到时机才行动？从前韩退之作《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后来终于因谏诤显名，人们都说阳城不进谏，是因为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心意，便妄加讥刺。我独自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作这篇论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以及阻止裴延龄出任宰相，想撕裂任命诏书，也不过两件事罢了。德宗时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任用授受不合宜，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疑，进用任命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言，却必须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急迫的吗？按理应当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上奏疏。幸好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便辞去职务，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只做五年、六年便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会一言不发地离去，又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甚至一两年，严重的半年便升迁一次。这又不是有一件事可以等七年的情形。今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大事，然而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来您并授予这个职位，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乐于听到直言吗？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天下彰明我们的君主有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穿布衣、系韦带的人，困居草野，坐着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务，不敢说。’有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等到可以说了，又说：‘我还在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伏惟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刺，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塞满重大的期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十分幸运了！十分幸运！

译《与高司谏书》欧公憎恶坏人过于严厉；假使处在今天这样的情势下，恐怕不能免于国武子那样的祸患。修叩首再拜，敬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那年，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知道足下的姓名。那时我年纪尚小，没有同人交往，又住在偏远地方，只听说今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等几个人，凭文章很有名声，号称朝廷得到了人才，而足下也列在其中，唯独没有什么特别突出、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本来就怀疑足下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又过了十一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足下已经做了御史里行，但我仍没有机会见到足下，只是不时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足下是否贤能。师鲁说足下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可能屈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辨明是非；凭着不可屈服的操守和明辨是非的智慧，又做着负责进言的官，却俯仰随俗、默默无言，同普通人没有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足下做谏官以来，我才有机会认识足下。足下神情刚正，正色而立，谈论前代的事情，条理清楚，令人听得明白；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唉！拿这种辩才给人看，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足下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足下的姓名到同足下相识，一共十四年，我却三次怀疑足下。如今推究足下实际的行迹，再加以比较，我才断定足下不是君子。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同足下在安道家相见，足下诋毁讥讽希文的为人，我刚听到时，怀疑那只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足下深深非难希文的作为，我的疑惑于是彻底确定了。希文一生刚正好学，通晓古今；他在朝廷任职有根有据、始终有条理，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如今他又因进言触犯宰相而获罪，足下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跟着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黜，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有刚强果断的，也有怯弱柔软的，这是天生的，不可以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做不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足下家中有老母亲，自己又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惜利禄，不敢稍微违逆宰相以招致刑祸，这不过是庸人的常情；最多只是做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会怜悯足下做不到，而不会责备你一定要做到。可是如今却不是这样：足下反而昂然自得，完全没有惭愧和畏惧，竟然毁损贤人的名声，认为他应当被贬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进言的过错。自己力量所不敢做的事，原本只是愚者能力不及；如今却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这正是君子的贼害。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近三四年来，他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任待制，天天参与顾问，如今朝班之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这就是说天子突然任用了一个不贤的人。假如天子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是天子的聪明还没有充分发挥。足下身为司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在天子突然任用他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无言？等他自己失败以后，才跟着非难他。假如希文果真贤能，那么今天是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逆意旨而驱逐贤人，足下就不能不进言。这样看来，足下认为希文贤，也不能免罪；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罪。归根到底，罪过就在于默默无言。过去汉朝杀萧望之和王章，推想当时参与议论的人，必定不肯明说是在杀贤者；一定会说石显、王凤是忠臣，望之和王章是不贤而获罪。如今足下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望之和王章果真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必定不肯自己说是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二人应当诛杀、没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如今足下看，他们果真应当诛杀吗？这种说法只可以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的人。如今足下又想欺骗当今的人，却不怕后世不能被欺骗吗？何况如今的人并不可以欺骗。我私下认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任用谏臣，容纳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仍然受到褒扬。如今希文和孔道辅都是因为进谏而得到擢用的。足下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如此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却仍不敢说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进言，那么可以进言的只有谏臣了。假如足下又始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能够进言的人了。足下处在这个职位上却不进言，就应该离开它，不妨让别人来担任这个职务。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足下却还能够厚着脸皮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自称谏官，这就是足下已经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朝有了事情，谏官却不进言，反而让别人替他说；这件事写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耻辱的，就是足下。《春秋》的原则，是对贤者要求全面。如今我还微不足道地希望足下能进一句话，是不忍心马上断绝足下，不把足下当贤者来要求。假如足下仍认为希文不贤、应当驱逐，那么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便是朋比邪恶的人了。希望足下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使朝廷判定我的罪并诛杀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当被驱逐，这也算是谏臣的一项功效。前些日子足下在安道家召我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冒昧写下这些微薄的意见。伏望足下明察。不再赘述。

译《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才略非常宏大，可惜您所说的内容另写在别纸上，我没能看到。某叩首启奏：仲春天气渐渐温暖，伏惟相公尊体起居万福。我没有什么才华，年轻时把文章言语当作自己的专长，近来又充任谏诤之臣，能够参与朝廷的议论。当时内外事务纷繁，天子急于听取和采纳意见，不认为我愚笨，反而多次加以奖擢。等到所受宠爱过多、所蒙恩德过深，我便自视浅陋，平素所承担的才能不足以报答恩德的万分之一，所以正想勉力作为，却又不能借此求得自我效力。后来我担心相公不认为我无能，反而从天下各路中挑选最重要的地方授给我，并责成我有所作为。在这种时候，我自然应当怎样做才能塞责呢？到任以来将近半年，我谨慎自守，拘谨不敢妄动，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不是敢于懈怠，实在是有原因的。至于山川险易、城寨屯防、边疆守备等事，这些都是河北的大事，朝廷已经委托枢密富公筹划了。本司的事务自然也不少：黄河以北的州、军、县、寨，共有一百八十七处；城中和外来的百姓共有七十五万零七百户；在职官吏一千二百多人；厢军、禁军、马军、义勇和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每年骑兵支用粮草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此外临时特别的支出还没有计算在内。其中各项事务的细节和利害的根源，如果不详细寻求、审慎考察，就不能掌握要领。前任张昷之等急于履行职责，凡是对公家有利、自己知道而能够做的，没有不去做的；他们兴利除害、便利事务的地方很多，但有时失于不够审慎，改动过于频繁，涉及琐碎苛细。自从我接任以来，便遵循他们的长处，戒除他们的短处；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都谨慎重视，不敢轻率议论。如今半年过去了，官吏的能干与否、公私方面的弊病，大略已经了解了十之七八；又把那些涉及琐碎繁杂而不是眼下大患的事情交给有关部门自行改正恢复，不烦劳朝廷处置，先按次序办理，然后才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然而，有些事情关系重大，有关部门不敢自行决定，必须上报朝廷，这一类很多；长期以来不敢冒昧惊动朝廷，不只是因为自己怀疑判断是否审慎，实在还担心朝廷鉴于张昷之等以前的过失，不能完全相信他们的说法而一定照办。如今谨慎考虑已经很久，了解也已经详细，如果有所请求，确实有希望得到信任并获准实行。河北的各种大事，除富公所经营的部分外，关键不过五六项；其中一项不可施行，四五项可以施行。虽然都属于有关部门的事务，但朝廷支持就能够实行，不支持也就无法办理。自古以来，国家财产的利益一定出自山林湖泽，所以《传》说：“山海是天地的藏府。”自两汉以来，开采山林、煮取海盐的利益，一定归于公家。如今天下各路的山林湖泽，全都已经被专门开采，没有遗留下来的利益了。唯独河北一带，是军队和百姓聚集的最重要地区；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有高山，这正是财利的产地、天地的藏府，但掌管财政的官吏都不能取用。祖宗时代，怜悯河北百姓年年受到夷狄困扰，便把海盐的利益全部赐给贫困百姓，这是国家的恩德在人心中已经非常深厚、不可夺取的地方。西山绵延数百里，金、银、铜、铁、丹砂之类无所不有。珍宝长久埋藏地下，光气和矿苗常常涌出地面。地官禁止开采，不许取用，所以舍弃这些资源后，剩下的只有平地了。河北的土地，四面计算还不到千里；沿边的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全都成为塘水，百姓不能耕种的占十之八九。澶、卫、德、博、滨、棣、通利、大名一带，东面和南面每年都遭受河患，百姓不能耕种的占十之五六。今年年成大丰收，秋税还减免了一百万石。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一带，西面和北面都是盐碱地，大大小小的盐池很多，百姓不能耕种的占十之三四。此外还有水泊洼淀等不长庄稼的地方，管理马匹的牧场，以及因为贫困逃亡而荒废弃置的土地，多得数不清。大山大海的利益既不能取用，平地中能够产生财赋的地方又有限，而且还没有加以利用。能够取得的收入，不过是酒税罢了。这些收入有定数，而支出却没有常规。因此，即使只有桑弘羊那样的理财心计，舍弃山泽和平地也无法施展，这就是所谓不可施行的一项。等到用度不足，不过是上奏朝廷，求取银绢，再摊派给贫困百姓，号称变转罢了，这是近年的弊病。然而，如果能够选择官吏来办理职事，裁减侥幸取利之人以减少浮费，谨慎选用良材、精制器械来帮助武备，趁着物价贵贱疏通漕运、调剂有无，像这一类事情如果能够做到，尚且可以使边防大致充足，并使京师节省费用。这些只是希望有助于万分之一，但其中都有弊病，按道理必须改更具体事项；曲折详细之处不是一封信能够说尽的，谨慎地把大纲列在别纸上。伏望相公特别加以省览，察看其中的利害；如果这些说法不至于大相违背，希望稍加信任并予以施行，使我完成所承担的事情。假如把能够做的事情全做完，最终却忽然没有成效，那么不用等朝廷责罚，我自己也应当弹劾罢免。如果能够有所补益于万分之一，那真是何等幸运。伏望您明察，略加裁夺选择。不再赘述。

译《投时相书》欧公用文章作为见面礼，投赠给当时的宰相，这种做法同韩昌黎相同；而他在自谦之中其实又是在自我称誉，丝毫没有放低自己的身分。我没有什么才华，身体疲弱，不能强健筋骨，不能像工匠、农夫那样坐在市区或服役于田野、从事体力劳动；只是喜欢取读古书文字，考察探求前代以来圣贤君子所做的事情，以及古代车旗、服饰、器物、名号等，屡屡借此探求国家如何治理、贤能和愚劣的人如何任用。至于那些光明显著而精妙的内容，我有时也偷偷剽取，装饰成文章，来自我欣赏。然而大道宏大深远、放纵广博，不是我这种愚笨迂腐的人所能探究的。用功越发精深，精力却越发不足，劳苦反而超过在市区、田野服役，而所得同它相比确实有所不及。难道从事体力劳动、经营职业的人容易成功，劳心求道的人却难以达到吗？想要后悔这种艰难而反过来选择容易的道路，又惭愧于圣人所说造九仞之山却因少一筐土而停止的话，不敢背弃这条道路。因此退一步，不能做好小人的事情；向前进，又达不到君子的文章，内心茫然，不知道方向。好像丢弃车子在河中随波漂流，不能渡到彼岸；回头看陆地，只能徘徊顾望，又想起这件事。人有才能、怀抱道德、胸藏智虑而可以在世上尽情施展，即使圣人贤人，也不曾没有不幸。禹曾经偏枯，郤克曾经跛足，左丘明曾经失明，这是身体方面的不幸。守关击梆、惶恐奔走，孟子处于战国，扬雄处于新室，这是生不逢时的不幸。年少时有才华，求学后却不改变志向，贾谊遭毁谤，董仲舒被禁锢；即使遇到了自己的时代，也有遭遇不幸、时运不偶的情况。如今我凭六尺之躯而有可用之才，生在太平有道的时代，没有因求取仕进而获罪的恐惧；我的身体、时代和际遇三方面，都比古人所遭遇的幸运还要好，却唯独不能达到古人那样的成就。难道上天所给予人的东西不能同时完备吗？还是我努力得还不够呢？伏惟明公履行正道、怀抱正直，辅佐天下；上承天子和社稷的大计，下治理公卿百官各自应尽的职责。贤能的人任用他的才能，不贤的人任用他的力气；从士大夫一直到工商和卑贱的技艺之人，都使他们适合自己的分际，并收取他们的长处。像我欧阳修这样愚笨的人，既不足以凭才能任用，也不能凭力气任用，只是平常一直有志于学习罢了。如今有幸凭文章接受有关部门的考察，因此回顾自己在身体、时代和际遇三方面的幸运，不能默默无言而自感惭愧，谨把所作杂文五轴作为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等待您决定收取还是退还。《上杜中丞书》议论明白切实，归结于正直；前后都切中要领。我从前听说您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御史台于是另举其他官吏代替石介。主簿在台中官职最低，石介又只是一个卑微的士人；用不用他、是否恰当，不足以损害政事，但可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明是非，是真正崇尚义理的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干，议论的人都说您有知人之明；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命令，不是疏远卑贱的人应当议论的，因而以此治石介的罪，说他应当罢免。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石介究竟指什么事情而说。传闻的人都说石介所议论的是：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找他们的后代。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但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假如您也跟着认为他错，那就大为不可。况且主簿在御史台中虽然不是负责进言的官，但大体说来，任职御史台的人，必须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如今石介还没有踏进台门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进言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避了。按照石介的才干，不只是可以做主簿，完全可以任御史。这样看来，是您有知人之明，而石介也没有辜负您的知遇。我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曾经为某件事选择官员。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另一天又问，仍把他们进呈上去，太祖还是不用。又一天再问，仍把他们进呈上去，太祖大怒，撕碎奏章，扔在殿阶上。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板插在衣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在衣袖里，回到中书。另一天太祖又问，中令便把碎纸缀补好，再次进呈，太祖才恍然大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大概是先审慎地知道那两个人可以任用，然后果断坚持而不可改变。如今您举荐石介，也是在事先审慎地知道他可以举荐吗？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明知其可用而举荐，就不应当仓促停止；即使是偶然举荐的，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他所说的话，辨明是非之后再作决定。如果石介虽然触犯皇上而所说有理，就应当帮助他辨明；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说：我所举荐的是让他做主簿，并不是让他负责进言；等他做主簿而不能胜任职务时再罢免他。用这个理由来答复也可以。况且中丞是替天子执掌纠察、主持正直的臣子；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这个人不肖，也应当弹劾罢去；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这个人贤能，也应当举荐并为他申辩，并不是随着一时的好恶来决定人的高下。如今在位的官员中，邪正之人有成百上千，他们是否应当被纠察举发，全都取决于台臣；而您起初举荐石介，说他能干，朝廷相信您，正要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不能胜任，便也说他不行。能不能胜任，本来是您自己判断的事情，却仍然不能果断坚持；如果您接着又因为其他事情改变说法，怎么敢希望天子再相信您的判断呢？所以说：主簿虽然官职卑微，石介虽然身分低贱，但士人真正值得惋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何况如今斥退石介而另行举荐他人，必定也是选择贤者来举荐。贤者本来就喜欢辨论；如果举荐他进入御史台，他又有所进言，难道又要斥退他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必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怯弱、沉默的人才会停止。伏惟您如果想举荐愚昧的人，那我哪里敢再说什么？如果将要举荐贤者，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取他人。当今兼任御史的官员，按惯例不参与御史台事务，所以我才敢把这些狂妄的话陈述在您门下。伏望您幸而察看。

译《与刁景纯学士书》叙述情谊。修叩首启奏：近来我从罢免干德县职务后，便住在南阳，才见到谢舍人。得知丈丈内翰去世的凶讯，听到消息后惊骇悲痛，不能自已。丈丈的官位声望都很高，但平生也曾遭遇坎坷，近几年才走上亨通的道路，担任重要而繁剧的职务，距离得到重用不过一步之遥。难道富贵不是凭力量可以求得，而是上天给予人的多少本来就有限吗？上天给予人时，又是按照什么来限定多少的呢？过去的事情既无法追问，只能痛惜、感伤、哀悼罢了。我从束发开始求学，起初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等到第一次登门拜见您，便受到您的怜惜和奖掖，您为我开辟门径、诱导前进，勤恳不止。直到我大略有所成就，您才停止。后来我虽然又游历于各位公卿之间，能够列名于众多士人之中，即使有人了解我，也没有谁在您之前。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不愿效法世俗之人：一得到别人的照顾，便不再以至公之心相期待，反而奔走门下，缩肩谄笑，甚至献上谗言和阿谀，准备听候差遣，用卑屈亲近自己，美其名曰报答恩德。这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实在也是以不厚道的方式对待知己。因此我害怕这样，只想稍稍勉励自己的名节，希望不至于默默无闻，用来不辜负知己罢了。我这愚拙的真心所守持的就是这样，但即使是胥公，也未必能够体谅我这片心。自从前几年在夷陵获罪以来，我奔走万里，处境日益困穷，踪迹日益疏远，来不及再次听到您的声音，便已经隔绝于幽明两界。唉，世俗的姿态，我既不愿去做；自己愚拙而真诚所守持的志向，又没有能够做到，只有望着您的门第长声号哭，到了灵柩前献上一杯祭奠，也还不能做到，这种遗憾又怎么说得尽呢？只能惋惜您不能长寿、没有得到更大的任用，于是同道路上的人一样叹息罢了。听说您归葬广陵，于是谋划居住京师，议论的人多说不便；但听到您临终的安排如此，必定有您的道理。假如需要等到春水下汴河，我将在岁末春初经过京师，到时还可以拜见您的灵柩，以尽我微薄的心意。如今自身卑贱、力量又受限制，在这种时候本应有所贡献，却连丝毫帮助也没有，惭愧，惭愧。不再赘述。《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风韵美好。修启：从前我在河朔，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曾经搜集、著录前代遗留下来的金石文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文奇字，没有不收集的。期间虽然遭受罪责、被贬斥，奔走于水陆之间，颠沛危困，又加上人事的吉凶、忧患悲愁，身心无聊而事务仓促，却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大概从庆历乙酉到嘉祐壬寅，整整十八年，得到一千卷，回顾自己的勤苦已经到了极点，但也可以说是收获丰富了。我私下又想到，自己的爱好同世俗不同，偏偏专心收拾世人所抛弃的东西，只怕来不及收取，这又是可笑的。因此我便自行叙述这件事，希望借此显明自己的志向。然而回头看自己所写的文字，意旨浅陋，不足以拿给别人看。后来再看以前所集录的东西，即使是佛教、道教那些诡异荒诞的说法，平常常被儒者贬斥断绝的，也往往加以收取而不忍心立即废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它们的字形笔法工整吗？既然如此，文字书写的法则虽然是学者余暇之事，也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至于佛教、道教的说法，本应抛弃却因而得以保存，竟只是凭借字形笔法而流传，这就是它们幸运地找到寄托，哪里只是“有所帮助”而已呢？我的文章浅陋，当然不能凭自身流传；如果有幸找到寄托，也未必不能流传。由此说来，使我的文章获得不朽寄托的，只在君谟挥笔的一刻。我私下想，君子乐于行善，愿意成全别人的美事；有人听到这番话，应该会认为不能拒绝，所以我便拿这番请求来进呈，而不自疑。伏望您幸而察看。《与陈员外书》欧公不愿自居高位、用礼法来教导人的态度，就是这样。我本来愚笨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然不足以希望同执友交游。然而平日同大家相处，有幸能够按肩次同行、按年龄排行，彼此跪拜起居，私下里如兄弟般相处。寄信问候存慰，本来应当有亲切委婉的情意，以表示亲近之意。可是您一张纸上，前面写姓名，后面写书信，既像公文又像牒文，好像上呈公府，退下时还要防备，推想不是过于谦抑，就是过于疏远。这是世上浮薄虚伪的交往，是表面上假意尊重别人的人的做法，不应当是足下赐给我的方式。古代书写的材料不过是铅刀、竹木；削竹木成名刺，只是为了通报姓名；把信写在简上，只是为了舒展心意、问候安好。只有官府的官吏办理公事，上级给下级称作符、檄，用于询问和陈述；下级给上级称作状；地位相等的人相互往来称作移、牒。不是公事，长官有时自行按照意思告知下属，用来告诫、整饬的称作教；下级官吏以私事向自己的长官通报，地位较低而有所问候、请示、致谢的，称作牋、记、书、启。因此，不是公文，却使用状、牒的格式来办理非公事务，夹杂着如今流行的做法，大概起源于唐代。大臣有的尊贵，有的在当时有权势，士大夫聚集到他们门下依附，便说旧礼不足以应付重要事务，稍稍增加了礼数。后来开始从递名片求见、问候起居，因而制作了状。到了五代，又开始把问候、请安、致谢等事情加上状、牒的礼仪，像办理公事一样，只施用于尊贵的官员和地位较高的官吏。这种虚伪错误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世人不再考察古制，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却没有人改变它，大概是因为一般习俗所做的事情，积习已经牢固，无法更改。然而士人有时同老师、朋友交往，以道义相交相期，还保留着亲手写信、殷勤问候的情意，这仍然接近古制。唉！问候、请安、致谢这类不是公事的事情，尚且使用状、牒的格式来对待尊贵长官，还说不是古代适宜使用的礼制，何况又把它用在按肩次同行、按年龄排行、彼此跪拜起居、如兄弟一般的人身上呢？难道足下不是以道义交游来期待我，而是吝惜亲手写信的勤劳吗？还是要把我当作受世俗积习牵累的人，姑且用世俗礼节来表示对我的殷勤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采取浮薄的方式，表面上假装尊重我。因此我怀着不能自已的诚恳之心，谨把这些话告诉您。

译《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文章虽然短小，但所说改革弊病的一节，如果没有深刻的见识，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如今的策士，应当仔细思考它。修叩首启奏：承蒙询问以及丘舍人所给我看的十篇杂文，我曾经读过，惊叹不已。其中论毁誉等几篇短文，尤其是深厚确切的议论。不过看他的用意，在于讨论弊病；这正是古人也难以写得精工的地方，所以不能没有小的缺失。他关于挽救弊病的说法很详细，但还没有达到改革弊病的程度；能够看见弊病，并且认识到应该怎样改革弊病，必须才华和见识兼备，这样文章才会博大而有辩才，深切地切中时弊，而不是空话。大凡看见弊病，就一定要看见造成弊病的原因；比如贾谊议论秦朝的过失，又推究古代教养太子的礼制，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然而近世应科举的文章，能够达到这样的很少；如果一定要达到极致，就应当稍稍加以用心，然后文章才会光彩焕发而不可抵挡。文章关系到国家治乱的议论，不容易谈论，何况我如此愚昧，哪里能够胜任这种评论呢？惭愧，畏惧。修谨慎地陈述。《与谢景山书》意趣美好。昨天送马的人回来，收到您寄来的信，以及《古瓦砚歌》一轴、近来所作诗文三轴，我非常欣喜。景山滞留在州县，年纪已经四十岁，却能改变少年时俊逸的气质，遵循文章的法度，根本取法前代，落笔之后，便超过常人。这才知道骏马即使能够奔跑如流星、倾覆车驾，等到配上有节奏的銮铃，驾着五辂车，行走在大道上，便不是普通马匹所能赶上的了。古人长期困顿而不能实现志向，便多半急躁愤懑、假装疯狂，失去平常的节度，接舆、屈原一类人就是这样。景山越是困顿，越是刻意求学，又能够安然习行圣人之道，比古人贤能得多了。我曾经自负平生不轻易许诺同人交往，但一旦交往，必定是天下贤才；如今景山是这样，我的交游也因此增光，所以我更加可以自负了。幸运，幸运！君谟同我往来的书信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能够显明呢？但又何必害怕被人多看见呢？如果想要炫耀长处而以短处为耻，那就是内心存有争胜之心；有争胜之心，心思就不在于求道了。荀卿说：“有争胜之气的人，不可以同他辩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君谟既然规劝景山的短处，本来不应当把信给别人看；既然他已经拿给别人看，景山也不应当责怪他，却想要自行遮掩。希望您试着思考一下。《与曾巩论氏族书》辨析明白。修陈述：贬谪之地偏僻遥远，不能同人往来。承蒙您派专人送来书信，情意非常殷勤，哪里承受得起惭愧呢？您来信提到托我撰写、编次碑文的事情，我因人事多故，已经很久没有接近文字了，深怕不能把世代功德万分之一地叙述清楚，满足足下的心意。然而近世士大夫对于氏族尤其不明白，他们迁徙的经过和世代次序大多失去条理，至于最初受封、获得姓氏的事情，也有不真实的。像足下所说的，称曾元的曾孙曾乐为汉代都乡侯，到了第四代孙曾据，遭逢王莽之乱，才离开都乡而迁居豫章。我考察《史记》，这些都不相合。曾元距离汉代已经近二百年，从曾元到曾乐，似乎不可能只是曾孙。然而即使曾乐在汉初做官，那么曾据遭遇王莽时代失去侯爵而迁徙，也又相隔二百年左右，恐怕也不可能只是第四代。根据诸侯年表推算，即使是功劳和德行很大的侯爵，也没有在前汉结束时国家还不灭亡的；也没有从汉高祖时代到汉平帝时，侯爵只传了四代的。汉宣帝时，把宗室赵顷王的儿子景分封为都乡侯，那么曾据失去封国也不在王莽时代，因为都乡在此前已经另行封给宗室了。况且曾乐、曾据的姓名都不见于年表，大概世代久远、难以详考就是这样。假如曾氏出自鄫国，大概是鄫国的旁支庶族中另有一支改为曾氏，并不是鄫国国君的后代都姓曾。大概如今所说的鄫氏就是这种情况。杨允恭根据国史所记，曾经以西京作坊使任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应该是在至道年间。如今说他是洛苑使，虽然暂且依从您所述，也都应当再加以考订。这里地处山野，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究，不能周详了解，幸望察看。《与郭秀才书》以见面礼和文章称许秀才，以礼节和赋诗依次答复，所以其中答谢和议论非常曲折而有文采。我昨天因办理官事来到汉东，秀才在叔父家会见我，带着两篇启事和名刺一同先行拜访。从宾客的台阶上行礼起身，随即开门延请，礼仪很周全；坐下交谈，应答也非常谨慎。读您的文章，言辞温厚细密、华美丰富，很值得喜爱。看秀才接待我的心意，既殷勤又合乎礼节。古人相见，必定有欢欣交接的诚意；如果不能直接表达，就拿羔羊、雁、野鸡、鸭等物来表达心意，作为见面礼。既然已经表达了心意，又以没有文饰为羞耻，就用虎豹皮、彩绘的布来装饰它，然后心意才得以表达、情感才得以交接。客人送上见面礼，主人一定用礼物答谢，为他陈设酒肴、钱币、箱篚、壶、箭和宴饮音乐等物，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又作赋、赋诗来陈述情感。如今秀才非常精勤好学，博览熟记书史，专心写作文章，不用羔羊禽鸟、皮革布帛来装饰自己，唯独用言辞文章来文饰自身。您的见面礼已经很美，心意也已经很殷勤了，秀才当然应当责怪我的答礼不够厚重。我既没有主人的礼物可以作为答礼，便只为秀才作诗，取《诗经·女曰鸡鸣》最后一章所说：“知道你要来，便把杂佩送给你。”这是取其知道客人将来，预先储备珩、璜、琚、瑀等美玉来赠送客人。虽然没有这些实物，仍然用言语说出来，以表达深厚的心意。我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容貌敦厚而神采外露，志向锐利、学习敏捷；希望您因此继续增进学业，修饰文辞，不断锻炼、缀辑、织造，使文章五彩润泽、光辉郁盛。将来若带着这样的文章去拜见当世公卿大人，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赠送您了；他们一定会同您分庭抗礼，以礼具、笾豆、实物、钱帛、箱篚隆重相待，延请您为上宾。只希望您不断努力。不再赘述。唐荆川说：“通篇都是叙述情谊，这是短文中最精工的一篇。”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九。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十一。书信。

译《与石推官第一书》既称誉后进，也规劝训导后进。前些年我在洛阳得到您在郓州时寄来的信，仓促之间不能立即回复，于是拖延到今天。不过我用心的殷勤未必像回信这样迟怠，只是不知道公操您是否考察、是否了解罢了。我来到京师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都随着南方来的船只到达京师。我平日很少同当时的人交往，却没有一天听不到对您的称誉。假如有幸让我把船上的人全都认识，那么公操的美德哪里说得尽呢？凡是彼此亲近的人，住在一起时便握手同席，共享欢乐；分别以后便询问疾病和起居，互相忧虑，这是普通人的常情。假如听到像足下这样的声誉，又何必再问其他事情呢？听到这些便欣然高兴，也不比握手同席的快乐少。若不以相见为欢乐，不以疾病为忧问，难道是无情吗？莫非彼此相期许的正在于道义吧？有过错而不合于道义，才值得忧虑。近来在京师频繁得到足下所作的文章，读来很好。您喜爱古代、忧念时世的心意，都是公操从古人那里自行获得的，不需要我的赞许。然而其中有自我期许过高、诋毁时俗过分的地方；您的议论似乎还没有深究根源。这件事有本末，不能仓促说明，必须相见后才能全部谈尽。不过其中有一件事现在可以详细说，我料想公操能够早上听到、晚上便改正，请先把它陈述出来。君贶家中有足下亲手写的一封信，还有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我刚看到时惊骇得无法辨认，慢慢看定以后，辨认出那些笔画，才逐渐能够读通。唉，奇怪得太过分了！后来我拿给别人看，问道：“这是一个不会写字的人写的吗？”回答说：“不是不会写。”我又问：“书写的法则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回答说：“不是。”我问：“古代有这样的吗？”回答说：“没有。”我又问：“现在有这样的吗？”回答也说：“没有。”那么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回答说：“只是想同世俗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对于学习，只应当做到这些，没有听说要故意求异。好学的人没有比扬雄更突出的了，他也说过同样的话。然而古代有些人被称为独行而高出世俗，考察他们的行为，也不过合乎君子的标准，只是同世上的庸人不相合罢了。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有意异于世俗，大概是常人达不到，反而被全社会抛弃，斥为奇异吧？连超过圣人的行为还想使它归于中庸，何况您如今的书法，前面不能师法古人，后面又不足以作为后来人的规范？即使天下人都喜欢它，仍然不应当这样做，何况天下人都不认同，您却独自这样做，这是什么原因？果真是喜好求异来取得高名吗？可是我先前说公操能够使人称誉，难道是因为您履行中道、秉持常德而得到的吗？还是昂然故意自异，以惊动世人而得到的呢？古代教导儿童的人，站立一定端正，听人说话不偏斜，平常看着他们而不欺骗；在开始时勤勉谨慎，只怕他们看见奇异的事物而受到迷惑。如今足下端正地居住在学舍中，作为老师教导别人，反而率先故意以奇异自居，那么求学的人拿什么来效法呢？如果不幸求学的人全都跟着仿效，足下又还能算是独自奇异吗？如今不赶快停止，我担心将来有人责备后生喜好怪异，追究事情的源头，把罪责归到这里；这正是我感到忧虑而敢于告诉您的原因。只希望您幸而察看。不再赘述。《与石推官第二书》辨析广博。前任同年徐君行因为这件事寄信谈论足下书法奇怪，当时我有妹妹住在襄城，因她丧夫，我正要爬行赶去探望她，所以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只大略陈述如下。足下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狂妄愚昧而断绝交往，又写信回复我，但终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足下不能明白，而是我听取情况不够仔细、议论得过于简略的过错。我早已见到足下的书法，却没有立即说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呢？起初看见它，我怀疑您不会写字，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法不过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写或忽然不学，时机未必值得议论，所以我默默不说。到了京师，见到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又听说有人说足下不愿同世俗相同，竭力这样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确实值得规劝。于是我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说法；等得到足下的书信，您说自己并不会写，这同先前听到的不同，于是我才知道自己听得不够仔细。然而足下对于我的话似乎也没有听清。足下说世上善于书法的人，能够达到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的水平，不过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为我的话，想努力学习书法。这些说法都不对。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足下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人喜欢学习书法并以此为乐，这和嗜好饮茶、观赏画图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癖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说到书法，却不能没有法则。古代刚开始有文字时，是为了记事，于是根据事物取类，造出它们的形状，所以《周礼》所说的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笔画的纵横曲直都有相应的说法。扬子说：“削木作棋子，剖革制球，也都有一定的方法，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不同于古字，但把古字变为隶字的人，若不是圣人，就不足以作为师法；然而笔画曲直仍有一定的准则，例如“毋”和“母”、“彳”和“亻”彼此相近，若把它们改换，就会错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这是很不可以的。譬如把食物摆在案上，把头巾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下，然后进食，这是世人通常的做法。假如把脚伸进头巾里，把衣服反穿，坐到案子上，把饭装进酒杯里吃，却说“我奉行尧、舜、周公、孔子的道”，拿这种做法放到世间，可以吗？不可以。既然如此，书法虽是末节，也应遵循通常的法则，不能故意弄得怪异，这件事也是一样。然而您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所陈说的，根本不是在评论书法好坏，只是担心您故意接近怪异、标新立异，以此迷惑后来的年轻人。如果果真不能做到，又何必学习呢？我难道只是区区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地方：憎恶释、老之学，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极其不可以的。释、老之学，是迷惑者所做的事；雕琢文章，是浅薄者所做的事。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质朴厚重而不这样做的君子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这是把天下人都看作没有君子能和自己相同。仲尼说：“后生是值得敬畏的，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今天的人呢？”这样看来，仲尼一句话也不敢遗弃天下后来的生员；您一句话，却把天下人都当成没有君子。这正是所谓极其不可以。士人不从事释、老之学，也不雕琢文章，譬如做官而不收受财物，大概是道理本来就应如此，不能凭此就自恃贤能。近来长久被小病所苦，毫无精神，不再多说。

译给张棐秀才的第一封信 见识并不十分深刻，却自我标榜着挽起衣袖到处交游，文辞婉转而飘逸。前些日子承蒙您把诗、赋和杂文连同启事作为见面礼送来，我打开来读了三四遍，竟不能立即停下。您家籍属河中，是乡里的进士，学问精深，品行勤勉，曾经在乡里被选拔，又升到府中，已经接受过有关部门的考试了。确实可以说是那一地方的才俊吧？然而士人居处在乡里，出游一定有朋友，求学一定有老师；乡里一定有先生长者，府县一定有贤能的太守、长官和佐吏。他们能够替您称道才华、述说美誉的，应该不少。如今您却越过数百里，冒着风霜来到大国，在官府门下低头，向守门人求见，以便通报姓名；又在人家的台阶廊庑之间奔走拜伏，这是多么辛劳啊！难道是因为内心自负所有才华，想借此一举施展出来吗？还是回头看见家乡狭小鄙陋，不足以扩展自己的志业，认为大国有许多贤士君子，可以在那里奋发扬名、使声誉远播吗？那么您这次来，志向难道还近小吗，所求难道还不大吗？莫不是磨炼光彩、洗濯声名，计谋已经成熟，占卜也显示吉利，然后才果断前来吗？如今市场的大门，早晨一开，商人就赶来，卖货的人坐在那里，拿着宝物想要估价的人也来，带着钱想买宝物的人同样来；没有资本、只是挽起衣袖游荡的闲民也来。洛阳是天下的大市场，来求估价的人有，坐在那里替人评定贵贱轻重的人也有。我正处在这些人中间，官位、学问和品行都没有足以动人的地方，是非可否也不足以取得别人的信任，不过是一个没有资本、挽起衣袖来游荡的人。如今您来这里试探自己的身价，已经到了那些能够评定轻重的人那里，却反而把我也包括在内。让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承担为您估价的责任，虽知道自己贪恋所得，却不知道凭什么给人估价。所以承蒙您屈尊来信，我既惭愧又欢喜；既不能满足您的请求来报答厚意，只好姑且说这些作为答谢。给张秀才的第二封信 能够在道理上折中取正，这才是欧阳公真正的立足处。前些日子送走您以后，我又取出先前承蒙您赐给我的古今杂文十多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辞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推寻您的用意，难道不是忧虑世道、痛惜流俗，探究古道、阐明道理，想援引古道来恢复当今，并削除、整理今天文章中分杂、错乱、冗长的部分吗？这样以后，我更加知道您确实好学而且很有志向。然而论述三皇、太古的道，舍近求远，专务高调言论而少有事实，这是一个小过失。君子学习，务必要实行道。实行道必定要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明白道理以后，再亲身履行，把它施行于事务之中，并且还要在文章中表现出来，发扬它以取信于后世。所谓道，就是周公、孔子、孟轲这些人经常履行和实行的道。所谓文章，就是六经所记载、至今仍能取信于人的文章。这样的道容易了解而可以效法，这样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的人来谈论它们，却把混沌、虚无当作道，把洪荒时代的空泛概略当作古；他们的道难以效法，言语难以实行。孔子谈道说：“道并不远离人。”《中庸》说：“顺着人的本性就叫作道。”又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春秋》这部书，记载成公、隐公退让而不加以正名的传文说：“《春秋》信奉正道，不信奉邪说。” 这是说隐公不能践行正道；齐侯迁移卫国，记载筑城于楚丘，是赞许他的仁德而不赞许他擅自分封，传文说：“仁德不能胜过正道。”凡是这里所说的道，都是圣人的道，是可以亲身履行、施行于事务之中的，难道像荒诞之人所说的那样吗？尧、舜、禹的书都说：“考察古代。”傅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仲尼说：“我是喜好古道并且勤勉地求取它的人。”凡是这里所说的古代，指的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等事情，又难道像荒诞之人所说的那样吗？这才是君子所学习的。所谓舍近求远，孔子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了，和今天距离尧舜相比，谁更远呢？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前面的内容不加论述；他说到学习，只说“继承阐述尧舜”。像孔子这样圣明而勤勉的人，尚且不论述尧舜以前的事，难道是不能吗？大概是因为年代太远，难以彰明，不能让后世相信。如今生在孔子之后很久，反而想探求尧舜以前的事，这正是世人所说的专务高谈而缺少事实。唐尧虞舜的道是历代帝王之道的首要，仲尼感叹说：“广大啊！那高深宏大得无法形容。” 等到《尧典》《舜典》把这些道理写得清楚明白，使后世尊崇仰望而不能企及，其严肃庄重如同天然如此，那么《尚书》中的言语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它所写的事情不过是亲近九族、使百姓安定、忧虑水患、询问臣下；任用女儿嫁给舜，祭祀山川，会见诸侯，统一法度，谨慎校准权衡，命令臣下诛杀、流放四名罪人，也就这些罢了。孔子以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然而他说的也不过是教人栽种桑麻、畜养鸡豚，认为养活百姓、办理丧葬，是王道的根本。两典的文章难道不是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是道吗？可是它们所写的事情，正是世人很容易明白而且很切近的事情，大概只是因为切合事实罢了。如今求学的人不从根本上研究这些，反而喜欢荒诞之人的言论，追想混沌初始，把无形无迹当作最高的道；他们不分高下远近，使贤能的人可以实行，愚笨的人也可以努力达到，没有过头或不足，一概以中正大道为根本，所以才能贯通万世，实行而不改变。如今却认为这些不足为道，务求高远空泛才是胜处，以此扩张荒诞者无用的学说，这不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事。应当稍稍降低过高的论调，使远的道理变得切近，从而达到中正，这样或许就能达到目的。我所谈的这些，都是陈旧浅显的话；像您这样见闻广博的人，本来不应由我来讲给您听。然而我之所以这样说，本来是想降低您过分高远的追求，使您俯身实行，哪里敢专门说奇异的话来自我抬高呢？希望您稍加思考。

译给荆南乐秀才的信 乐秀才所询问的，是应试举子的文章，而欧阳公不屑于谈论它。有人恐怕会误解乐秀才，所以我说明他询问举业的用意，特意提出“顺应时势”两个字告诉他。修叩头敬告秀才您：前些时候我乘船往来，屡次承蒙您来访，又承蒙您把自己所作的一篇文章先写成启事，登门时作为见面礼送来。田秀才从西边来，承蒙您寄信；后来我家的奴仆从府里回到县中，又再次承蒙您的来信。我是有罪之人，是众人共同弃绝的人，而您却这样以礼相待，我怎么承受得起？本该来不及答复就断绝往来，可您又来信，再次没有答复，本该断绝；您又来信，您怎么这样勤勉不倦啊！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天下贫穷卑贱之人，怎么能使您如此恳切呢？大概是因为您努力学习、喜好提问，急于为自己谋求前途，所以才这样。然而您屡次索求我所写的文章，似乎是听信了过分的传闻。我年轻时参加进士科考试，学习作诗赋以应付程式考试，考了三次便考中；由于认识的士人君子很多，所以往往有人能谈到我的名字，又因为交游相爱这种私情，有人或许过分称赞我的文章，于是您听到我的虚名，想看看我所作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我幼年丧父而贫穷，为了求取俸禄做官来奉养母亲，没有时间拜师穷究经书、学习圣人的遗业，只是涉猎书史，姑且随从世俗写所谓时文；这些文章都不过是穿凿经传，把这里的语句移到那里、那里移到这里，写成浮薄的文字，只怕不能取悦时人，并没有像古人那样卓然自立的言论。有关部门误加赏识，屡次把我列在众多士人之前；及至考中以后，才知道以前所作的文章不足以称合有关部门的选举，也不足以当得长者的知遇，于是才大大改变写法，希望能够有所建树。然而言论一出便招来罪责，学问有所成就反而使自身受辱；替他们做事就获得声誉，替自己做事却遭受灾祸，这就是明白的验证。时文虽然说是浮华巧饰，但要写成它，功夫也并不容易。我天资不好却勉强去写，所以比起时人所作的尤其不工整；但已经足以取得俸禄官位、窃取名声，正是因为顺应时势。前辈正值少年、志气旺盛，正在想从世上取得荣誉，那么没有比顺应时势更好的了。天圣年间，天子下诏命令学者去除浮华，此后风俗大为改变，如今士大夫所作的文章，文质彬彬，已经有两汉的风气了。前辈如果学习它，不只是足以顺应时势、取得声誉；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简直可以和两汉的士人并肩。像我这样的人，过去所作的既不足以学习，后来所作的又千万不可学习，因此徘徊不敢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易经·困卦》说：“有言语也不被信任。”意思是一个人正处于困顿时，他的话不会被人相信。如今我可以说正处于困顿之中，哪里值得被您取信呢？承蒙您来信既多又恳切，我不敢不答复，希望您明察。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谢征召任命书。欧阳公本来不想担任范公幕府中的书记，所以说：“可以和他一同退处，却不能和他一同进取。”这就是欧阳公自立的地方。修叩头再拜启：急忙送信的人到了，收到您七月十九日在华州发出的信。恭敬地询问，近日您的身体起居万福。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常有的事；只是边地官吏无能，竟烦劳大贤您亲自处理。恭惟您的忠义节操，天下人都信服。天下士人，能有幸和您见上一面的人，退下来便向别人夸耀，以为荣耀；至于以游谈为业的卑微布衣，往往还偷偷借托您的门下之名。何况如今您以大谋攻小敌，以顺理取胜于叛逆，再凭借明智贤能的才略，已经有必定成功的形势，那么喜好功名的士人，面对这样的时机，谁不愿意施展所长，稍稍助您一臂之力，借此依附而成就自己的名声呢？何况听说狂妄的敌寇猖獗，多次有斥责指骂的言词，又加以轻侮、悬赏招募的侮辱，甚至擒杀将吏、杀害边民。这几件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尤其令人愤怒和羞耻。每当想到这些，我半夜要起身三次。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稍稍喜好文字，过分受到世俗的称许。这哪里足以承当大君子的征召呢？至于参与决定军机，筹划财利，判断敌情、制胜取胜，都是幕府中的事务。如果不缺少人才，那么军书奏记不过是末节罢了，自然有人不需等到我就能胜任。因此我才敢把亲自前往作为推辞的理由。何况当今世人所谓四六文，也不是我所喜好的。我年轻参加进士考试时，不免写过这种文章；自从考中以后便弃置不写，不再写了。在西京辅佐三位宰相的幕府时，按职分本来应当写，也没有写。这些都是师鲁所见到的，如今荒废已久，恐怕没有好的辞藻来辱没您的美好任命。这是一个理由。我又听说您来到关西以后，征召了很多士人。古人要成就事业，必定有国士与他共同承担。不只是居上位的人以知人最为困难，即使士人处于贫贱之中，要把自身托付给别人，本来也不容易。想要他竭尽死力，必须对他有深切了解；了解得不完全，士人就不会被任用。如今奇异豪杰之士，往往都已经被您收罗选择，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罢了。然而我还担心山林草野之间，有些挺拔特立、懂得道义、慷慨而自重的人，尚未能出现在您的门下。您应当稍加思考。像我这样的人，只恨没有别的才能来承当长者的任用，并不是不敢效法庸人，苟且贪图安逸。希望您明察。

译答祖择之书 其中有许多名言，我读到它们，应当刺痛内心、缩着脖子自省。修启：秀才的使者到了，承蒙您让我看一封信，以及诗、赋、杂文两册。您还谕示说：“看一遍，认为怎么样？”我本来浅陋，不足以承当好学之人的询问；又从小贫贱，长久困穷，平素所作的文章没有足以称道、取得别人信任的。也曾有人来询问，但因为我认为自己愚笨，不足以回答，所以从未答复别人的问题。您突然问到这些，因此我惭愧恐惧，不知说什么好。即使如此，您不远数百里，派使者来到我门前，心意深厚，礼节勤恳，我哪里敢不答复？我听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尊重自己的老师。老师受到尊重，然后道理才尊贵；道理尊贵，然后才能笃实恭敬；笃实恭敬，然后才能守住自己；能够守住自己，然后才能果断地施用于世；果断施用以后，才不会畏惧，也不会改变志向。三代衰微，学校废弛；到了两汉，师道还存在，所以求学的人各自守护所学的经书，以此施用于世。因此汉代的政治治理、文章以及当时的事务，后世没有能够赶上的，它的根源实在深远。后世师法逐渐衰微，而如今世上没有老师，求学者便不尊重严肃的道理，所以自己轻视所学之道。轻视它，就不能达到；不能达到，就不能笃诚信奉；信奉不笃实，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守什么；守得不牢固，就有所畏惧，容易被外物改变。因此求学的人只知俯仰迎合时势，把求取俸禄利益作为急务，终于忘记根本、趋向末流而不能返回。凭着不坚定、不信实的心，守护尚未达到的学问，即使想要果断地施用于己，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施用；何况还有俸禄利益的诱惑、刑罚灾祸的恐惧来使他改变呢？这就是您所谓有志于古道、懂得道理的士人，世上很少见而且尚未得到同道者的原因。您所作的文章，用意非常高远，卓然有不顾世俗的心，直想达到古人的境界。当今世上用心像您这样的人，有几个呢？那么乡里之中能做您老师的，是谁？朋友交游之间能阐发您议论的人，又是谁？学习不以老师为师，所守便不能专一；议论不广博，便无法发明道理、探究深处。您的言论高远，趣味深长，这是很好的；然而所守还不专一，议论还不精密，这就是您的毛病。我私下认为，您交游之中，能够替您称才誉美的人不少；如今您都舍弃他们而远道来问我，由此才知道您是想求取一种不至于如此、合于古代君子的用心。因此我才把这些说出来，不敢隐瞒。既然世上没有老师，求学者就应当以经书为师。以经书为师，必须先探求它的本意；领会本意，心就安定；心安定，道就纯正；道纯正，内心所充实的东西就真实。内心充实，发为文章就光辉，施用于事务就果断刚毅。三代、两汉的学问，不过如此。您忧虑世上没有同道者，却不嫌弃我的愚笨，或许是想把我当作同道之人，所以我才敢把这些话说到这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心意？答李大临学士书 很好的情致。修再拜：使者到来，承蒙您来信，十分欣慰。永阳偏僻贫困，却有许多山林景色，又曾经有贤士君子居住在那里。我在滁州三年，得到博士杜君与我相处，感到非常快乐。每次登高游览、观赏泉石的时候，总担心他离去。后来调任广陵，匆匆不到一年，便请求调往颍州。在颍州一年多，才稍稍感到自在。然而滁州的山林泉石，以及和杜君共同游乐的情景，我从未有一天忘记在心里。如今您在滁州，而与陈君相处。您明白道理，当然能够通达进退穷通的规律。能够通达这些道理而心中不受牵累，然后才可以以山林泉石为乐；一定要和贤者共同游赏，登临之时才有真正的快乐。您所得到的和我所得到的相同，只是有一点不同：我不足以懂得道，只是因为遭遇世间忧患较多，年齿和头发都已衰老，于是得到闲居的处境，正好适宜罢了。这就是我和您的不同。不知您在滁州的快乐，担心陈君离去这一点，能不能和我相同？何况您的学问已经达到很高的文章境界，应当有所施用于当世，不能像我这样留恋不舍，这又是您和我的不同。收到陈君寄来的两幅图，看到其中景物宛然如在眼前，又想起两位贤者相处的快乐，只恨不能到那里和你们一起游赏，借送信的人回来，草草写下这些。答徐无党第一书 与《公春秋论》参看。修告：使者回来，承蒙您惠赐来信以及《始隐书论》等篇，并有前些时候所记《获麟论文》的文辞。文章纵横驰骋之处，哪里是常人的笔力能够达到的？至于辨析经义，我却不敢认为是正确的。大概您的自信非常锐利，又曾经得到我的认可，一旦您认为是这样，谁还能奉劝您改变呢？如今凡是研究经书的人，没有不忧虑圣人的本意不明，而被诸儒各自创出的说法搅乱。如今在经义之外又另外创立自己的说法，这就像担心沙土混浊了水，却又投土进去使它更加混浊。不如把沙土全都除去，那么水自然清澈明亮。鲁隐公面向南方治理他的国家，使官吏百姓都成为他的臣属十多年；死后进入宗庙，立谥号称作公，那么当时鲁国人谁会说息姑不是君主呢？孔子修订《春秋》，凡是同诸侯结盟、会见、出兵、任命将领的事，一概用公的名义记载。到他死时，书中写道“公薨”，那么圣人何曾把隐公和其他诸侯公区别对待呢？根据经文，隐公即位十一年后去世，那么左氏从哪里知道他是摄政？公羊、谷梁又从哪里见到他有让位给桓公的迹象？您又凭什么这样说呢？仲尼说：“我难道要使周代的礼制在东方重新兴起吗？”这和您从平王开始的说法，为什么相反得如此厉害呢？所以我曾经告诫求学者，论述和著作一定要谨慎，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秋初希望拜访您；这里不能详细说明，只略略揭开端绪，您一定能够自己思考而得到答案。不再多说。答宋咸书 这确实是名儒的言论。修叩头敬告：州里的人来到，承蒙您寄来书信以及补注《周易》，非常好。世上没有孔子已经很久了，六经的传承也丧失了。有些地方无法校正，如果不是孔子重新出现，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真实含义。传述者的学问很博大，又在残编朽简之中耗费心力，来寻求千年以前失传的错误。向前茫然望去，古代已经远去的圣人无法看见；向后幽远回顾，未来无穷无尽，想替尚未觉悟的人解决难以解开的疑惑，这真可以说是劳苦很多而功效很少。然而经书并不是一代人写成的书，它传抄中的错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因此刊正、补缀，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假使求学者各自穷尽自己的见解，再由明达的人加以选择，十个人取其一，百个人取其十，即使不能使六经完全恢复到没有错误的状态，仍然可以像日月一样明白显著；聚集众人的长处来补缀整理，或许不至于产生大的错误，可以等待圣人重新出现。那么，求学者对于经书，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您对于经书非常勤勉，凡是它所缺失的地方，没有不想加以订正的。您刊正、补缀的地方很多，所得也已经很多。我学习不敏锐，虽然有些明白，却又没有强大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恐怕终究不能稍稍提出自己的见解，为六经万分之一的修补尽一点力量。正因为得到您所作的文章，所以我尤其惦念不忘。

译答吴充秀才书 这是论述作文还是学习道的问题吗？道胜过一切，文章就不难，而且会自然达到。这是最确切的论断。修叩头敬告先辈吴君：前些时候承蒙您来信并示给我三篇文章，我打开阅读，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到心情稍稍安定下来再看，原来才不过几百字。若不是辞采丰富、意气雄健，充沛得有不可遏制的气势，怎么能达到这种效果？然而您还自己忧虑茫然无所适从，没有人启发您使您前进，这是好学者谦逊的话。我的才能不足以适用于当时，做官也不足以在世上荣耀自己，世人的毁誉不足以使我轻重有别，气力也不足以动人。世上那些想借助声誉来抬高自己、借助力量然后前进的人，为什么要从我这里取得什么呢？先辈您的学问精深、文章雄健，施用于当世，也并不需要借助声誉来抬高自己、借助力量然后前进。然而您却欣然来访，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因为急于谋求道理，不挑选对象便来请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不是为了道的，但最终达到道的人很少。并不是道离人遥远，只是求学者有所沉溺罢了。文章作为言辞，难写得精工，却令人喜爱；容易取悦人，也容易使自己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其中。一旦文章写得精工，便说“我的学问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事务，对什么都不关心，说“我是文人，只从事文章罢了”。这就是达到道的人少的原因。从前孔子年老回到鲁国，六经的创作，不过是在几年之间完成的。然而读《易》的人如果没有《春秋》，读《尚书》的人如果没有《诗经》，为什么用功这样少，却能达到极高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我们能够企及的，但大体说来，道胜过一切的人，文章不会困难而会自然达到。所以孟子忙于奔走，来不及著书；荀卿大概也是晚年才有著作。至于子云、仲淹，正在勉强模仿古人的言语，这就是道理尚未充足而强作言辞的人。后世那些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写文章罢了，所以越勤奋反而越达不到这种境界。您所说终日不走出书斋，不能使文章纵横高下都如意，这是道还不够充足。假如道充实于心，即使行走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之中，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您的文章浩浩荡荡、充沛有力，可以说写得很好；而且您又有志于求道，还认为自己的境界不够广大。如果不停止前进，那么达到孟子、荀子的境界也并不困难。我的学习在道上尚未达到境界，但幸运的是不甘心停留在自己喜欢的文章上、不沉溺于已有的成就；借着您能够不自我停止这一点，又勉励我稍稍前进，这是我的大幸。代人上书给王枢密，求请为先集作序 它的结构机轴，自从昌黎写《送孟东野序》以来，构思尤其委婉而端正。我听说古书传言：“言辞没有文采，流传以后就不能久远，这是君子所学习的。”言语用来承载事情，文章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显现。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又特别有文采，所以流传尤其久远。荀卿、孟轲这些人也善于写作言辞，但他们的道有达到的地方，也有未达到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书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取决于当时人的好恶，由此兴盛或衰亡。其次，楚国有位大夫，善于为歌谣润色，使它流传下来；汉代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够用文采修饰自己的言辞，使之流传。自此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风越来越浅薄，或者逐渐衰落，直到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善于用文章修饰言语而使之流传的人；然而都纷乱杂糅、残缺破碎，不能完全令人相信，所以一百篇中也传不下一篇。幸而有一篇流传下来，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显明地出现并大为流行。言语要流传，实在太难了！事情真实了，还必须有文采；文采达到以后，又取决于所凭借的事情大小，才能看出它流传得远不远。《尚书》记载尧舜，《诗经》记载商周，《易经》记载九位圣人，《春秋》记载文王武王的法度，荀子、孟子两家记载诗、书、易、春秋，楚国辞赋记载《国风》《雅》，汉代诸家各自记载当时君主声名、文物制度的盛况，用来形成文章；后世的求学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可以记载，那么他们的言语不能完全取信、流传不能长久，势必如此。到了唐朝兴起，像唐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唐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加以记载；其辞章有的传播为乐歌，有的刻在金石上。因此当时那些伟大人物和博学之士，他们宏大的言论、高明的议论，能够前后流传，凭借的就是文章中的记载。所以言语所记载的事情重大而且文章有文采，流传就显著；言语所记载的事情不具文采而且微小，流传就不显著。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承继先人的余绪。我的先人在唐太宗时以文辞著名，以进士身份凭对策被选为贤良方正，后来又守道纯正，成为贤能待制；遇上太平时代，奋力立身扬名，他的言语所记载的事情、文章所流传的内容，本来应当宏大，足以凭借它们传于后世。然而尚未能在世上广泛流传，难道是因为继承者不肖，不能继续守护，反而使它湮没吗？还是另有原因？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它所记载的内容，却还要有所凭借。诗、书、易、春秋要依靠仲尼删定校正；荀子、孟子、屈原没有等到仲尼那样的人，却仍要依靠弟子来流传。汉代诸家的文章也得到史官的记载：刚出现时，有的要等当时有名望的人才传播开来；已经亡故以后，有的要等后世编次记述的人才能流传。为它们编次记述的，不是门人故吏，就是亲戚朋友，例如刘梦得为子厚作序、李汉为退之作序。现在，恭惟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世的杰出人物，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跟随您的脚步的，只有先君曾是您的旧交，因此这也正是先君所等待的人。哪里是小子我敢有所请求呢？谨把家集若干卷抄写出来献给您的门下，只希望您怜悯我的诚意，幸而赐予它一篇序文。唐荆川说：这是层层架空累积起来的文章。代杨推官写给吕相公，请求拜见的信

译文章好像援引上古，而义理并没有失去，仍然存在。我听说古代尧、舜、禹做君主时，有皋陶、后稷、伯益等人做他们的臣子；商汤称王时，也有仲虺、伊尹；周朝开始兴盛时，有周公、召公；周朝再次兴盛时，有方叔、召虎、申甫等人。往下到了汉朝，汉初功臣尤其多；称为善于辅佐宰相的，有萧何、曹参；后来有丙吉、魏相。唐朝初年则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来有姚崇、宋璟。这些人都能以功业德行辅佐君主，又卓然以声名超出众人，显现于世。诗书所赞美的，没有比尧舜和三代更大的；后世兴盛的，没有比汉唐更盛的。而它们兴起时，必定有贤明杰出的臣子出现在那个时代，能够使君主的功业声誉显赫光明，流传万世而不泯灭。所以每当读他们的书，考察他们的事迹，衡量他们的功劳，想象他们的为人，总觉得他们奇伟杰出、怪异非凡，仿佛神人一般，不是如今世上的人所能认识的。那些人已经去世，他们的事情也已经过去很久；数千百年以后，人们只得到他们的书读一读，仍然能够清楚地如同他们就在眼前耳边，使人来不及仰慕、称述。何况如果亲身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他们的作为，又亲自认识他们，即使奔走俯伏，替他们执鞭持杖，也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我曾经想到这里，私下自我遗憾，已经有些日子了。国家兴起至今，已经七十五年；礼乐文章可以说达到了太平盛世的境界，而杰出地被世人称为王公大人的人物，也往往不断出现。凡是士人能够亲身生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幸运的。又何必忽视眼前而仰慕遥远，违背亲眼所见而只相信耳闻呢？况且怎么知道后人仰望今日，不会像今人仰望古代那样呢？然而实际上，我却有像不幸的一面：我出身年少而卑贱，又愚钝贫贱，因此不能接近朝廷。因为愚钝，不能参与政事；所以即使王公大人们一同出现，我想前去认识他们，却没有一件事可以凭借而进身。唉！古代的君子居于上位，我不幸不能置身其中；今天的君子居于上位，我有幸亲眼见到，却又因为愚钝卑贱而被隔绝，无法仰望，这实在令人哀叹。我曾独自想到，从前听先君大夫说过一些事，似乎可以借此作为说辞，向您求进，姑且试着陈述出来。先君在世时，好学勤勉，因为孤高正直，不肯主动进身于时；到了晚年，才开始进入朝廷，享受荣禄，使他最终不至于困顿自己的志向而稍有伸展，大概确实是出自大君子您的门下。那么相公您对于杨氏，并不是没有恩德。我不肖，不能继承大先君的事业，却又苟且想借他的关系在守门人那里求得门路，实在应当获罪于您的属官了。然而我没有请教长者，也没有谋问蓍龟，便决然用这件事来自求进身，大概是希望万一能够实现平素的愿望。即使到了门下而获罪，难道不仍然胜过仰望古人而独自遗憾吗？言语狂妄，计谋愚陋，恭请您明察，幸而赐予体察。《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十二

译论 《正统论》上 传文说：“君子最重要的是居于正位。”又说：“王者最重要的是使天下归于一统。”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之处的；所谓统，是用来使天下不统一之处归于统一的。由于有不正和不一，于是才产生了正统之论。尧舜相传，三代相代，有的凭借至公，有的凭借大义，都取得了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一统，所以君子不加以议论，因为帝王之道能够得到治理，始终的区别也很清楚。到了后世混乱之时，僭越伪诈兴起，盗窃篡夺发生，因此有占据正位却不能使天下统一的，周平王拥有吴、徐便是这样；有使天下归于一统却不能居于正位的，前代称秦为闰位便是这样。由此，正统之论兴起了。自汉朝以下直到西晋，又往下推到宋、齐、梁、陈；自唐朝以上直到后魏，又往上推，则认为是夷狄。由于他们所说的帝王之道错乱，始终的界限不明，所以学者产生疑惑，是非判断又往往不公。从周朝灭亡直到显德年间，实际上有一千二百一十六年，其中有治有乱，有取得有传承，有分裂有统一，其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大体说来，其中可疑的时期有三个：周、秦之间；东晋、后魏之间；五代之间。秦国亲自取得周朝而统一天下，它的行迹和禹、汤没有不同，然而议论者却排斥它，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以东晋承接西晋，却没有终结；以隋承接后魏，却没有开端，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五代取得国统的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属于贼乱，而前代议论者却只把梁朝说成伪朝，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所谓议论，为什么要为可疑之处设置说法呢？尧舜和三代的始终，清楚地显现在万世之后而没有疑问，本来不必议论便很明白。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帝王之道有时错乱，始终的界限又不清楚，就不能不产生疑问。所以说，由于有不正和不一，才产生了正统之论。然而议论的人很多，他们所坚持的是非、取舍各不相同，使后世不知道究竟应当听从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在这些可疑之处，又夹杂着自私的心意，并且沉溺于不合圣人的学说。西晋灭亡以后，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北方有后魏、北齐、后周、隋。偏私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才使天下统一，于是把正统推定为晋、宋、齐、梁、陈、隋。偏私后魏的人说：正统必定有所承受，于是把正统推定为唐承受隋，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等到双方互相违背得最厉害时，编写《南史》的人诋毁北方，说是“胡虏”；编写《北史》的人诋毁南方，说是“夷狄”。这都是出于私心的偏颇说法。自古以来王者兴起，必定有盛大的德行来承受天命，或者功业恩泽施及百姓，或者几代积累渐渐形成王业，哪里能偏重说是凭借某一种德行呢？至于商汤、周武王兴起，是为了挽救弊病、拯救百姓，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却有人说五行的运行有衰有盛，一方面是那一方衰败，另一方面是这一方胜利；这是历法官和术士的事，却说帝王兴起必定要凭借五运，这是荒谬妄诞的说法。不知道它出自什么人？大概自从孔子去世，周朝更加衰败混乱，先王之道不再明白，人人各自学习不同的学说，放纵宣扬怪异放荡的言论。后世学者不能卓然奋发地加以诛绝，反而跟随它、附会它，使这种说法彼此结固。所以自秦朝推演五行相胜，以水德自称以来，汉朝以后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是依据这种说法。这就是所谓沉溺于不合圣人的学说。只有天下最公正的大义，才能除去人的疑惑，使人不能遂行私心。内心没有私意，疑惑得到解决，那么关于是非的不同议论就会停止，正统也就明白了。所谓不出于圣人的说法，可以放置一旁，不必议论。《正统论》下 凡是论正统的人，都希望正统能够前后相承而不绝；到了正统受阻而无所承接的时候，却往往勉强找一个假托的人来续接它，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能贯通。处在天下正位、使天下合为一体，这才叫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就是这样。它们开始时虽然未必取得正位，最终却能够使天下合为一体。统一天下而处于正位，就是天下的君主，这样称为正统也就可以了。晋、隋就是这样。天下大乱，上面没有君主，僭越窃据者一同兴起，正统无所归属。在这时奋起而争夺天下，有功劳的强大，有德行的称王；威势恩泽都施及百姓，号令都施行于当世；幸而能够以大的吞并小的、以强的兼并弱的，终于统一天下，那么强大者称为正统，还可以有一番说法。不幸的是双方各自立国，不能彼此兼并；考察事迹，双方都合乎正统，比较道义，双方也相等，那么正统究竟该归给谁、夺去谁呢？东晋、后魏就是这样。有的始终不得正位，又不能统一天下，这还可以称为正统吗？魏和五代就是这样。这样说来，如果不幸生逢这样的时代，正统也有时会断绝。所以正统的次序，是上自尧、舜，经过夏、商、周、秦、汉而断绝；晋得到它而又断绝；隋、唐得到它而又断绝。自尧、舜以来，正统三次断绝又重新接续；只有既有断绝又有接续，然后是非才公平，取舍才恰当，正统才清楚。然而各位儒者的论说，到了秦以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间，意见大多不同。厌恶秦而贬斥它、把它看作闰统的，是谁呢？这是汉人的私见，是沉溺于非圣人之道的偏曲学说的人。其说法有三条，不过是说秦灭弃礼乐、法令严酷，以及它兴起时不合五德运行的时运罢了。五德之说可以搁置不论；其余两条只是秦始皇的事情，却没有考察秦的始末。过去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夏衰微时，商汤取代它而称王；商衰微时，周取代它而称王；周衰微时，秦取代它而称王。它们的兴起，有的凭德，有的凭功，大体都是乘着前代的弊病而取代它。起初，夏朝衰败，夏桀昏乱暴虐，商汤拯救乱局而兴起，逐渐整治诸侯并讨伐桀；《尚书》说“汤征自葛”，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攻打桀而灭亡夏。到商朝衰败时，商纣昏乱暴虐，周文王、周武王拯救乱局而兴起，也整治诸侯并讨伐纣；《诗经》所说的“崇密”，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攻打纣而灭亡商。推考秦的兴起，它的功德固然有高下之别，但它的事迹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译《秦纪》说：“秦的先祖大业，是颛顼的后裔；传到孙子伯翳时，辅佐禹治理洪水。”他在唐、虞之间立有功劳，被赐姓嬴氏。到了非子为周王养马立功，秦仲才开始任命为大夫；襄公参与拥立平王，于是接受了岐、丰之地的赏赐。在这时，周朝衰微本来已经很久了。祸乱开始于穆王，接着发生了厉王、幽王的灾祸。平王向东迁都，于是同列国一样；齐、晋是大诸侯，鲁、卫与周同姓，擅自相互攻伐，一同兴起而削弱周，这并不只是秦暴虐造成的。秦在这时已经平定犬夷，于是取得周所赐的岐、丰之地；从缪公以来，开始向东侵夺晋地，直到黄河，全部消灭各个戎族，使国土拓展千里。后来关东诸侯中强大而僭越的日益增多，周的国土日益缩小，直到不再有天子的制度，只剩下天子的名号罢了。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的君臣叩头自行归附于秦。到秦的后世，终于消灭诸侯而统一天下；这就是秦兴亡始末的事迹。秦的德行虽然不足，但它的功劳和力量难道还不胜过魏、晋吗？秦刚兴起时，致力于用武力取胜；到了始皇，便背弃先王的典章礼制，又自行推定水德，更加任用严法而少施恩惠；它的制度、文饰都不合古制，却自以为是，这就是它被贬斥的原因。始皇没有德行，不过像桀、纣一样；既然桀、纣并未因此被废掉夏、商的正统，那么始皇也不可以废掉秦的正统。偏袒东晋的论者说：“周向东迁徙，天下从此不能统一。然而孔子作《春秋》，细小之处也尊崇周而贬斥吴、楚，难道不是因为正统所在吗？”晋向南迁徙，与周向东迁徙没有不同；如今却贬斥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里有道理，是比较它们的德行和事迹后才这样做的。”周开始兴起时，来历久远；当它强盛时，规划天下的疆域，划分大小诸国，广泛分封诸侯来维护王室，确定名分，使其传给子孙并世代守护，以此作为万世的谋划。到厉王之乱，周王室十四年没有君主，但天下诸侯不敢趁机窥伺周王室；由此可见周德深厚，文王、武王、周公所建立的事业，确实是圣人的功业。何况平王迁都时，国土虽然缩小，但周德仍为民众所不厌弃，统治人民的法制也没有改变。平王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从西方迁到东方，并未越出王畿之内，所以正统仍在周；推究它的德行和事迹，可以没有疑问。晋成为晋，与周成为周是不同的。晋以德行和法制维系天下，并没有为万世筹划的圣人功业，只是因为接受魏的禅让而统一天下；推考比较它的事迹，可以说它居正而承统罢了。从惠帝之乱到愍帝、怀帝之间，晋朝的正统已经如同一根将断的丝线；只是因为继承君位的君主世代相承，推考其事迹，还可以说是正统。建兴年间晋朝灭亡，晋的正统也就在这里断绝了。周向东迁徙，是以周的身份向东迁徙；晋向南迁徙，难道还是以晋的身份向南迁徙吗？自从愍帝死在贼人的朝廷，琅邪王在江南起兵，他不是嗣君，正统也不是世代继承，只是晋的臣子有不忘晋的心，出于忠义而起兵，却没有成功，实在令人悲伤。如果因此便窃取正统的名号，可以吗？《春秋》的说法是：君主被弑而叛贼没有被讨伐，就认为臣子不存在。假使晋的臣子遇到圣人，正好会受到《春秋》的诛责，何况还想求取天下的正统呢？如果国家已经灭亡，只凭宗室子弟在一方自行立国，最终又不能重新统一天下，那么晋的琅邪王与后汉的刘备、五代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刘备和刘崇从未成为正统，那么东晋是否为正统也就可知了。偏袒后魏的论者说：魏兴起的根基由来很久。自昭成帝建立国家、改年号以来，趁天下衰败而振奋力量，在中原一带争夺天下。传到第七代孝文帝时，去除夷俗而亲近华夏，改换姓氏、建立都城，终于平定天下的乱局；随后修明礼乐、兴立制度，使国家文饰完备。考察它逐渐积累的基础，它的道德虽然比不上三代，但它所建立的功业与王者兴起有什么不同？如今只因为它不能兼并晋、宋所占的一方土地，便以小的不足而贬斥它的大功，使它不能承继百王的正统，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拿圣人的标准来考察，就没有疑问了。现在替魏辩护的人，不过说它功劳多、国势强罢了；但圣人并不因此完全认可它。《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可以说有功劳；吴、楚的僭越之国也曾相继强于诸侯。可是圣人在《春秋》中所尊崇的是周。这样看来，功劳和强盛，有圣人不取的地方。论者又说：秦从夷狄兴起，因为能够灭周而统一天下，所以进列正统；魏也是夷狄，因为不能灭晋、宋而被贬斥。这就是根据成败来决定毁誉，难道是最公正、最确当的论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不过是各自偏护自己的同党罢了。周、秦兴起的道理，我已经详细说明了。魏兴起时，刘渊凭匈奴，慕容氏凭鲜卑，苻生凭氐族，姚弋仲凭羌族，以及赫连、秃发、石勒、石季龙之流，都是四夷中的雄杰。他们力量不足的就弱小，有余力的就强大，其中最强的是苻坚。苻坚之时，除了晋以外，天下没有不属于秦的。他停止战争，兴办学校，希望刑法政令能够走上正道；不幸没有多久就失败并陷入混乱。其次强大的称为魏；从长江以北，天下都成为魏的土地。幸而传了几代之后才发生动乱。这样说来，魏不过是才能优于苻坚罢了，哪里能够取得正统呢？五代取得国统的各朝，都是在贼乱中夺取的。它们都是君主，为什么偏偏只把伪梁贬斥为伪朝呢？这是沿袭厌恶梁朝者的偏私论说。唐自僖宗、昭宗以来，不能把命令施行于四海，方镇的军队纷纷兴起。不久，小的被大的兼并，弱的臣服于强的；其中最强的朱氏以梁、李氏以晋，都一同兴起而窥伺唐的天下。梁先取得国统，李氏又接着起兵，借讨伐贼人的名义与梁争夺中原，最终取得天下。形势上不得不把梁说成伪朝。后来继承唐之后的各朝，于是沿袭这种说法，使梁独自蒙受“伪”的称号。梁固然不能成为正统，但唐、晋、汉、周凭什么能够成为正统？如今把它们都贬斥，而论者仍对汉朝有所疑问，认为契丹灭晋后天下无君，汉从太原兴起，逐渐进入汴京；它的事迹与梁、唐、晋、周不同，如今却一概而论，可以吗？回答说：比较它们的内心和事迹，只是小有不同而大体相同。况且刘知远是晋的大臣；当晋遭遇契丹之乱时，他竭尽力量救难，只因力量不能胜敌而无法保存晋，实在出于无可奈何，因此可以比四国稍有不同。

译唯独汉不是这样。契丹与晋交战已经三年，汉却高坐旁观，如同齐人看待越人一样，最后只是侥幸等到晋败亡而夺取它。契丹北返时，把中原交给许王从益便离去。从益的力量虽然不能保存晋，但如果让忠于晋的人奉立他，仍有希望有所作为。汉却先杀掉从益，然后才进入中原；以此比较它的内心和事迹，它与其他四国有多少不同？何况它们都没有真正统一天下，那么把它们从正统中排除，还有什么疑问呢？“统”就像丝线有线头一样。王者统一四海，等到他的子孙衰微时，只要一日之间宗庙祭祀没有断绝，那么正统本来就还在。周衰微时，按理应列为诸侯国的，不过是天下的十分之一罢了；孔子作《春秋》，仍然记作“春王正月”，因为周的正统从未断绝。东汉灭亡时，魏取得六成土地，吴取得三成，蜀只取得一成。朱文公作《纲目》，一定奉蜀为帝而把魏视为寇贼，是因为汉的正统没有断绝。由此看来，欧阳公认为秦不应列为闰统、五代中梁不能独自称伪，确实是对的；但他认为东晋不属于正统，径直想贬斥它，恐怕也未必恰当。于是欧阳公寻求理由却没有找到，只好替它辩解说：“正统有时会断绝。”我却认为，正统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断绝过。我将来有空时作《正统图》，专门加以辨析，以解决千古未决的疑问，也是可以的。考察《正统论》共有七篇，欧阳公晚年删定为三篇；现在所收录的，大概就是晚年确定的本子。《为君难论》上 任用人的困难 古语说：“做君主困难，什么最困难？大概没有比任用人更困难的了。”任用人的方法，是委任他就必须专一，信任他就必须深厚；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共同成就事业。等到用错了人，想要专一委任他，便不再向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意见；这是想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想要深信一个人，便一概不加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不审察事情可不可行，也不考虑功业能否成功。违背众人而办事，又不审慎谋划就轻率行动，百举百败，以至于祸乱失败，这是按道理必然如此的。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人们只把成功看作是对的、把失败看作是错的，于是跟着称赞这种人，把他违背众人说成独具见识，把他拒绝劝谏说成不受众议迷惑，把他偏信一人而轻率行动说成果断且善于防备，使后世君主羡慕这三点，以此要求自己。等到对他的信任一旦造成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可叹。前代做君主的人，竭力拒绝众议，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以至祸败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过去秦的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有九十六万兵众，号称百万；他轻视东晋，把它说成偏居一隅，认为只需凭气势就可以吞并它。然而全国人都说晋不可攻伐，进一步反复陈说意见的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理由，苻坚便随即用强词辩解驳倒他们，忠言和正直的议论都被压制，只好退去。像王猛、苻融这样的老成之言，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这样的至亲之言，他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最信任敬重的人，多次向他进言，他也不听。唯独听信一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已有神妙的谋划，这就足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扰乱圣明的思虑。”苻坚大喜说：“与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便大举南伐。军队到达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他，苻坚大败而归。等到抵达洛阳，九十六万军队已损失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军威沮丧，不能再振作，最终陷入乱亡。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忧晋祖镇守太原；太原接近契丹，晋祖倚仗兵力而骄横跋扈，清泰帝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大臣都劝谏说不可，皇帝却一定要迁徙他；夜里召见平常一同谋划政事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他以决定可否。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道路旁建造房屋，三年也建不成；这件事恐怕正会耽误陛下，何必还要再问群臣呢？” 皇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来帮助我中兴，您莫非就是那个人吗？”当即命学士起草诏制，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任命，朝廷上的大臣都变了脸色。过了六天，晋祖反叛的书信送到。清泰帝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对李崧说：“我刚才看见薛文遇，肉都在颤抖，真想自己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君臣相对哭泣罢了。”由此说来，能够竭力拒绝众议、专门信任一个人，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果决的；因而造成祸败、乱亡，也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的。当苻坚想与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认为薛文遇贤能，可以帮助自己中兴；这可以说都是身临乱局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有人责问我说：“这样看来，任用人就不可以专一信任了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而信任他们了，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命令发出后两国臣民都奉行，施行后两国臣民都感到便利，所以桓公、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如果命令发出后两国人民都不奉行，施行后两国人民都不便利，那么那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并信任他们，以致失去众人的心、聚集全国的怨恨吗？” 欧阳公的论说，大都最为痛切；然而他的行文不如三苏那样婉转舒缓、迂回从容，必须参照比较着读，才能领会其中的精妙。《为君难论》下 听取意见的困难

译唉！任用人的困难，已经很困难了，却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不止一种。巧妙辩说、纵横驰骋而令人喜爱，忠诚的劝言质朴而且多半言语迟钝。这不是听取意见本身的困难，而在于听者明智还是昏暗。阿谀的话顺合心意而容易使人喜悦，直率的话违逆耳朵而容易触怒。这不是听取意见本身的困难，而在于听者贤明还是愚昧。这些都还不足以称为困难。若听了某人的话，似乎可以采用，但采用它却往往败坏人的事业；听了某人的话，似乎不可以采用，但不按照他的话去做又不能成功；这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赵国有一位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长期熟悉用兵。每次与赵括谈论，也不能驳倒他。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叹息说：“赵国如果让赵括做将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事业。”后来赵奢去世，赵国便让赵括做将领。他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可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领兵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军的四十万人在长平被活埋。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像赵括那样善于谈论军事，也没有人像赵括那样造成大败。听起来意见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立即败坏事业的，赵括就是这种情况。秦始皇想攻打荆国，询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足够了。”始皇大喜。又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不高兴地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便给他二十万军队，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于是称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逃回。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便强行起用他。王翦说：“如果一定要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于是始皇最终给他六十万人出征，终于灭掉荆国。起初听他的意见似乎不能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意见就不能成功，王翦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听取别人的计策，应当怎么办呢？听他的意见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它是适宜的；采用后却立即败事，那么听他的意见似乎不可采用，舍弃它是适宜的；但有时必须按照他的主张才能成功，这就是困难所在。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只是听取意见失误，也因为喜欢任用新进之士，轻视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采取稳重态度。这就是君主喜欢建立功名时，听到勇锐的言论便容易合意，听到持重的意见却难以接受的原因。至于赵括，又有另一种说法。我大略考察《史记》的记载，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抵抗秦军；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有空谈，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让他做将领，秦军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于是任用赵括为将，取代廉颇。蔺相如竭力劝谏，认为不可以，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才能，不能任用。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各位大臣，如蔺相如等人也知道；甚至敌国也知道。唯独赵王没有察觉罢了。任用人的过失，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能任用，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的祸乱败亡，由此造成的数不胜数。以上两篇文章，都引用传记原文来作议论，并在其中略加缀连数语，自成一体。像司马迁写《伯夷列传》，却又把全篇议论作为叙事，正好与这里互相发明。《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一 明代茅坤撰 《庐陵文钞》十三

译论 《本论》上 欧阳公往日关于谋略的见解，也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应当与王荆公的《万言书》参照阅读。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治理天下也有先有后。尧、舜的典籍记载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本末，知道事情的先后。三王治理天下，用法理和定数使天下平均，用爵位和土地区分各诸侯国，用井田来划定百姓的居处和田地，用职掌事务来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数量，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守。这样使下级供奉上级，勤劳却不困苦；上级治理下级，简约而不劳顿。财物足以供使用，也可以用来防备天灾；兵力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成为祸患。所有这些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用来教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便成就了。即使有荒淫的后代和懦弱的子孙继承它，也还要经过七八百年才停止。三王治理天下，难道与后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吗？财物一定取自百姓，官员一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一定要用军队，防止百姓违法一定要靠刑罚；与后世治理天下，大体相同。但后世常常多有动乱败亡，三王却独能安定，为什么呢？三王善于推究本末，知道先后次序，办事有条理。后来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使国家安定太平呢？他们用心更加劳苦，政事却更加不能成功，常常忧惧不安，害怕动乱败亡降临，却总是因此走向动乱败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本末，不知道先后，而当今应办的事务又很多。应当优先办的有五件，其中两件是有关官府所知道的，另外三件却没有去思考。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物更优先的；关系天下安危，没有比兵力更优先的。这是有关官府所知道的。然而财物丰足了，征取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那么百姓更加困窘，君上更加劳苦；兵力强大了，却不知道怎样使用，军队就会骄横而产生祸患。所以节制财用、使用军队，首先在于建立制度。制度已经完备，兵力便可以使用，财物也足以供用；要使大家共同守护这些，首先在于任用人才。因此，平均财赋、节制兵力，建立法令来控制它们，任用贤能来守护法令，尊重名节来激励贤能。这五件事互相发挥作用，是拥有天下者的日常要务，是当今时代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却是执政者所忽略的。如今四海之内并没有发生叛乱，上面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天时所造成的水旱灾害也没有大变故，君臣上下也并非不和。天下安然广大，没有一丝祸乱的端倪，为什么南方夷族却敢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吏，西方夷族却敢有强横悖逆的君王，北方夷族却敢有抗拒礼制的帝王呢？人口数量日益增多，土地的产出日益扩大，公家的用度却日益紧迫。四方夷族不服，中国不受尊重，天下的财物不充实，为什么呢？是因为上述五件事没有完备。请姑且说其中一两件。如今农民赶着耕作，可以说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川泽中谋取利润，可以说勤劳了；上面征收赋税，负责榷易、征取商利的官吏可以说细密周遍而毫无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旱灾害，如明道、景祐年间那样，天下公私都贫乏断绝。这说明在没有战乱的时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数年的储粮。由此可知财物不足。古代善于用兵，可以使士卒赴汤蹈火；如今厢军、禁军，有关官府不敢役使，万不得已暂时调用时，就称作“借倩”。那些士兵彼此说：“官府借用我，官府的文书也写作‘倩’。”赏赐本来是用来酬劳的。如今因为举行大礼的缘故，发放并非因劳绩而得的赏赐，三年一遍，所花费达到八九百万。有关官府不敢耽误规定的日期，士兵得到赏赐也不管有没有功劳；他们知道自己惭愧，却把所得说成多，把应得说成少，比较喜欢的和厌恶的，稍有不合意，便聚集呼喊，拿着棍棒想要攻击天子的大臣。没有战事时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骄横。财物全部用尽却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数额；军队敢于骄横，是因为使用军队还没有得到恰当的方法。由此可知制度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军队骄横，法制没有统一，却没有人奋勇忘身、许身报国。由此可知没有任用人才。没有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人才；有些人怀有才能和见识，只是当时正厌恶好名之人，于是都藏匿收敛，不敢奋发显露，唯恐接近名声，触犯时人的厌恶。因此人人都把贤能变成愚庸；愚庸者没有什么可责备的，贤能者却遭到非议和嫉恨，终于使天下的事情将要松弛废弃，却没有人敢尽力去做。这种不崇尚名节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因为五件事全都废弃，前日五代的动乱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改换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亡国并被弑杀的有八人，执政较长的不过十多年，严重的三四年便灭亡。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为长久安定作打算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所不能做到，这是时代造成的。当时东面有汾、晋，西面有岐、蜀，北面有强大的胡族，南面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为十三四个部分，四面包围着最狭小的中原，此外又有叛将、强臣割据占有土地。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建国日浅，威势和德行还没有广泛施及；即使有强君、武主竭力治理，也只能勉强自守。不幸遇到软弱的儿子、懦弱的孙子，不过传一两代便又陷入乱败。因此养兵就像给儿子喂养虎狼一样，尚且担心它们不肯效力，哪里还敢用残破疲敝的百姓来供给无度的征敛、赋税、额外摊派和搜刮，还要担心不够，哪里还谈得上节制财用使百姓富足？天下的形势正苦于破败的屋舍，修补它的内室，角落就会毁坏；整治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倒；只能支撑扶持，勉强保存罢了，哪里还有空闲仿效规圆矩方而建立制度呢？因此军队没有制度，使用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只是苟且应付。如今宋朝成为宋朝，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乱，没有敢于抗敌的国家；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大的叛臣；天下统一，海内安宁。建国不能说不久，天下不能说不广。古语说：“衣袖长，善于跳舞；钱多，善于经商。”意思是有资财，做事就容易。如今承继三位圣主的基业，凭据万乘之尊贵名位，拥有四海一家这样的天下；大禹贡赋所涉及的土地，无不向朝廷输纳，任凭君上取用，不能说财物不足。身高六尺的士卒，肩扛戈戟、身披铠甲，力量足以拉开五石的弩、弯曲二石的弓的有数百万人，只听君上调遣，不能说兵力不足。

译内外任职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官和吏部长期积压待选的又有数百人；每三年发布一次诏令，穿布衣来应诏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都任凭君上选择，不能说贤才不足。百姓至今将近四十年没有看见战争；对外振奋兵威、守卫边疆，对内修明法度、施行德化，都任凭君上作为，不能说没有闲暇。凭天子慈爱圣明、仁厚节俭的资质，再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共同谋划国事，天下的积蓄可以达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的富足；制定礼乐，可以达到成周的盛况；奋发威武功烈、光耀名声，可以达到汉武帝、唐太宗的显赫；论说道德，也可以兴起尧、舜那样的政治。然而如今上面财物不足以供用，下面百姓已经疲敝；兵力不足以威服外部，却敢在内部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反而日益繁杂，一切苟且敷衍，与五代时没有不同，这实在令人叹息。这就是所谓身处能够取得成就的地位，正逢能够取得成就的时代，又有能够取得成就的资材，然而究竟是谁畏惧困难，长期不去做呢？《本论》中 议论正大，见识高远，能够看清根本之处 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了。世上那些卓然不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不想除掉它的。曾经除掉过它，但佛法又大规模聚集起来加以反攻；暂时打破了，它反而更加坚固；扑打它却没有消灭，它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果真是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方法罢了。医生对待疾病，一定要推究病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它受病的部位。疾病乘人体正气虚弱而侵入，善于行医的人不去攻打病邪，而致力于调养正气；正气充实，疾病就会除去，这是自然的功效。因此，拯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它受祸患的部位。佛属于夷狄，离中国最远，但有佛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微，王政缺失，礼义废弃，过了二百多年，佛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弃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发生的根本。补救缺失，修复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也无法施加影响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的形势。过去尧、舜和三代治理政事，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人口数量都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气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它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赋的等级，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都用尽在田野中，而没有空闲顾及其他。然而又担心他们劳苦而懈怠、陷入邪僻，于是制定宰杀牲畜、酿造酒醴的制度来供养身体，用弦、匏、俎、豆等礼器和音乐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力气的时候，便用礼来教育他们。因此根据田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些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还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等做人的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着人的欲望为他们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装饰，采撷文饰来美化它，用来使他们喜悦，使他们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性情而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建立学校来讲明道理。因此上自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加以教育，使他们彼此劝告，并诱导劝勉愚昧懒惰的人。唉，这安排多么完备啊！尧、舜和三代治理政事，大概就是如此：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非常精密，治理百姓的工具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非常周全，诱导百姓的道路非常诚笃。勤勉地实行这些制度，百姓便逐渐与万物各得其宜；渐渐地熏陶浸润，便深入人的内心。所以百姓活着时，不在田野中用力耕作，就从事于礼乐；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他们乐于趋向仁义而不知道疲倦，终身看不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空闲向往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是因为有这些治理百姓的设施。到了周朝衰微，秦兼并天下，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中途断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使治理天下的设施完备，防范百姓逐渐变坏的方法也不周密。佛便在这个时候乘隙出现；一千多年之间，佛教传来的人日益增多，我们所实行的制度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弃，于是土地兼并和游惰的奸弊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凡是用来教导百姓的设施，也相继全部废弃。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空闲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看不见礼义施及自身。奸邪的百姓有余力，就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见礼义，就不知道应当趋向什么。佛在这时乘着这个空隙，鼓吹它荒诞夸大的学说来牵引百姓，百姓便不得不跟从归附它。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带头宣扬并驱使百姓归向它，说：“佛确实是值得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要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可是，延续一千多年的祸患遍布天下，哪里是一个人一天之内能够办成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并不是凭口舌能够胜过的。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过去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天下，孟子忧虑这件事，专门讲仁义；仁义的学说胜出，杨墨的学说便废止。汉代时，诸子百家一齐兴起，董仲舒忧虑这件事，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孔子之道彰明，百家便止息。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一个身高八尺的男子，披着铠甲、肩负武器，勇力可以抵挡三军；然而见到佛便下拜，听到佛的学说便产生敬畏仰慕之诚，为什么呢？他确实身材雄壮俊美，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材弱小柔懦，举止进退畏缩怯弱；然而听到有人讲说佛法，便义气显现在脸上，不仅不向佛屈服，还想驱逐并断绝佛法，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习，内心有所守持，可以用来战胜佛法。这样看来，礼义就是战胜佛法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够战胜佛法。这是自然的形势。

译佛法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的旗帜，固然是由于王道衰微；欧阳公所说的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也确实如此。然而从达摩以下，佛教本来有一种直指本性、见解超卓的地方，所以能够驱使天下聪明颖悟之士尊奉它。欧阳公对于佛氏的弊病，仍然有许多模糊之处；他所说的修治根本来战胜它，恐怕不是仅凭讲习并实行礼仪文章就能够战胜的。圣人在上，圣人之道在天下大为彰明；天下的士人家家知晓、户户明白圣人的教诲，那么佛教的见解自然就会止息。否则，很少有人不踏入程子所说的声色诱惑之中，又怎么能够远离佛教呢？《本论》下 欧阳公的《本论》，与韩愈的《原道》相比，大概高出一层。从前荀卿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原本是恶的，于是著成一篇文章来坚持这种观点。我起初很赞赏它，等看到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错得太厉害了。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信佛的人，抛弃父子亲情，断绝夫妻关系，对人的本性十分乖戾，而且还有像蚕食、虫蛀一样侵蚀社会的弊病。然而百姓都相继归依佛教，是因为佛教有劝人为善的说法。唉！假如真能使我们的百姓明白地知道礼义就是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继跟从呢？只是教导、晓谕他们还没有做到罢了。佛教的说法人们听得很熟，进入人心已经很久；至于礼义之事，却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如今如果向众人宣布：“禁止你们信佛而奉行我们的礼义”，那么百姓将会惊骇而逃走。不如逐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这才可以。大概鲧治水时采取堵塞的办法，所以水患更加猛烈；到了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办法，水患才平息。大概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就难以正面抗拒；不如逐步驯服、慢慢除去它，这样容易些。如今尧、舜以及三代的政治制度，它们的学说还流传着，具体制度也都存在。假如真能讲明并修治它们，勤勉地实行，逐渐浸润教化百姓，使百姓都乐于并趋向它，那么这种政治就会推行于天下，佛教也就无从施展了。传记说：“万物没有能够同时强大的。”这是自然的趋势。何必要说烧掉佛教的书、拆毁佛教徒的住所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中，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落以后，这些族类一起侵入中原，所以秦国凭借西戎占据宗周，吴、楚诸国都僭越而称王。《春秋》记载使用鄫子的事情，传记记载伊川一带的人披散头发，而孔子也把不穿左衽衣服视为值得庆幸的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教不传入中国，中国又有多少不像夷狄呢？由此说来，王道不彰明、仁义被废弃，夷狄的祸患就会到来。等到孔子作《春秋》，尊重中原而贬抑夷狄，王道才重新彰明。如今九州的百姓，没有不右衽、戴冠束带的；他们所造成的祸患，只是佛教而已。战胜佛教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学说，只是忧虑人们轻视它而不去实行罢了。郊祭上天、祭祀大地，以及宗庙、社稷和朝廷的仪礼，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都已经举行了；至于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是郡县官府的事务，只在于讲明并颁布实行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地实行，逐步浸润教化，就不能深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以来，君王的政治，必须经过一代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如今议论的人将会说：“佛教传来一千多年了，有权力的人尚且对此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就是因为一日之功不能迅速完成，便连需要一代才能完成的事业也放弃不做了，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孔子感叹制作俑的人不仁，大概是感叹祸患由此开始，逐渐发展到用活人殉葬。那么，信奉佛教的人，岂不是比制作俑的人更加严重吗？佛教刚传来时，还没有显出它的祸害，人们把它引进来；如今它的祸害已经明显，不必等到先知先觉的人说明之后才看见。然而人们安然处之，不以为怪，这是为什么呢？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气数走到尽头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盛行已经很久了，正可乘它走到极点的时候，使它反转变化，并不困难。从前三代施政，都是圣人的事业；等到延续久了，也必然产生弊病。所以三代的政治方法，都改变其质朴或文饰的一面来相互补救。即使佛教是圣人创立的，等它产生弊病时，也尚且应当补救，何况它并不是圣人创立的呢？奸邪之士能够取得人们信任，虽然他们是小人，也一定有某种长处可以取得信任，因此古代君主被他们迷惑，直到国家混乱灭亡还没有醒悟。如今佛教的教法，可以说既奸邪又不正了。它的学说也有能够迷惑人的地方，使世上的君子虽然看见它的弊病，却不考虑加以补救，难道这不是因为它善于迷惑人吗？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救治它的方法呢？救治它没有比修治根本、用正道战胜它更好的办法；舍弃这个办法而想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谋略，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言论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计策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如果不逐步驯化而施行正道，就没有人能够对付它。所以说：“修治根本来战胜它。” 《作本论》。

译《原弊论》。其中有许多切中当时弊病的内容，也是如今当权者应当知道的。孟子说：“养活生者、安葬死者，是王道的根本。”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所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王政由此兴起的基础。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从来不敢忽视农业；如今做官的却不是这样，只不过处理文书、听取诉讼罢了。听到有人谈论农业，就彼此嘲笑说：“鄙陋的人，只知道征收赋税、筹办财用最紧要，却不知道以农业为先，这是没有探究施政根本和末节的人。”知道致力于农业，却不知道节约用度来爱护农民，这是还没有完全懂得务农的方法。古代施政的人，上下彼此转移财用来救济下层；下层百姓耕作十分勤劳，上层使用物资很有节制，百姓没有余力浪费，国家也不过度耗费。上层爱护下层，下层供给上层，使双方不至于互相困乏。三代的制度都是如此，而周代最为完备。周代的制度说：把田地按井田、牧地的法则划分，十取其一；一个农夫的力量，督促他一定尽到自己的职责；一天的用度，节制它，一定按照收入来安排；一年的耕作，供给官府和百姓的粮食，都出自其中，而且还常有剩余。所以三年就有一年的储备。如今却不是这样：耕作的人不再被督促尽力，使用物资的人也不再计算收入和支出。一年的耕作，供给官府仅仅够用，百姓的粮食却不超过几个月；严重时，田间收获刚刚完成，就捣糠麸、吃秕糠，有的采橡实、储存菜根来熬过冬春。糠屑、橡实，是孟子所说的猪狗食物，可是百姓到了年终仍不能免于吃它们。一旦不幸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就相互枕藉而死，成为饿死的人，这实在令人叹息。三代治理国家时，公卿、士、庶人的俸禄，兵甲、车辆、牛只的物资，山川、宗庙、鬼神的供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些都出自农业，而百姓耕种的不过是如今九州的土地。每年发生灾荒，也时常有，与现在没有不同。如今本来完全拥有从前的土地，而制度又没有超过三代；从前费用常有余裕，现在却总是不足，为什么呢？是因为两者的方法相反。过去既知道致力于农业，又知道节约用度；现在却用不勤劳的农业来供养没有节制的用度，所以如此。不只是农业不勤劳，还设置种种弊病来耗损它；不只是不能按照民力节制用度，还根本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限度。什么叫种种弊病？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病，有土地兼并的弊病，有劳役的弊病，请让我详细说明。如今坐在华屋中、享用美食而无所事事的人，叫作“浮图之民”；依靠衣食、养活妻子儿女的人，叫作“兵戎之民”。这些人在三代时，都是耕种南亩的百姓。如今议论的人把浮图和周公、孔子的事业并列，说：“三教不可以废除。” 谈兵戎的人说：“国家的武备不可以废除。”浮图不可以和周公、孔子相提并论，不用说也容易明白，请允许我试着说明。国家自景德年间停止战争以来，已经三十三年了。曾经经历战争、服过兵役的人已经老死，如今留下的人全都没有听过金鼓声，也不懂得战阵。他们生长在太平无事之中，衣食又很充足，按情势不能不骄傲懒惰。如今卫兵入宫值宿，不自己拿被子，却让别人替他拿；禁军领取粮食，不自己扛，却雇人替他扛。他们骄惰到这种程度，何况肯冒着辛苦去作战吗？前些日子西部边境的官员，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立即失败，这就是其结果。即使士兵能够吃苦、能够作战，也只是消耗农民来供养他们罢了。为什么要有当兵的虚名，实际上却是骄惰无用的人呢？古代凡是身材高大、强健的人，都在南亩耕作；农闲时便教他们作战。如今却大不相同。一遇到灾年，州郡官吏就用尺量百姓的身高，挑选强健的人招去做禁兵；其中稍次、达不到标准而略显怯弱的人，则登记为厢兵。官吏招募人数多就有赏，而百姓正处于穷困时，争着投军。所以一经灾荒，留在田间的就只有老弱之人。可是官吏却说：“不把他们收作士兵，就怕他们成为盗贼。” 唉！只知道他们一时不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惰、白白消耗粮食。古代身材高大、强健的人负责耕作，老弱的人游荡懒惰；如今身材高大、强健的人游荡懒惰，老弱的人留下耕作。怎么会相反得这样厉害呢？然而百姓尽力耕作，有的还免不了吃猪狗食；一旦离开田地去做僧人或士兵，便终身安逸，享用丰厚的食物。这样，田间的百姓不得不一天天减少。所以说：“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损耗农业的一端。古代按人口授予田地，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井田制败坏以后，土地兼并便兴起了。如今大概有一户人家的田地达到百顷，却供养几十户佃客。其中使用地主的牛、出自己劳力的，或者使用自己的牛、耕种地主的田地并分取利益的，不过十多户。其余都是交纳产租、寄居耕种的人，叫作浮客，并且还耕种新开垦的田地。这几十户人家，本来都不是富裕、拥有积蓄的人家。他们春秋祭祀土地神、婚姻嫁娶、死亡埋葬所需的物资，又不幸遇到灾荒和官府差事，在缺乏资财时，常常向地主借债，后来偿还时，利息不是两倍就是三倍。等到收成时，先交出种子和税赋，然后再分配收获；偿还三倍利息后，所得全部用尽，有时连田间劳作的本钱也不够。早晨收工，晚上就缺粮，于是又要借贷。所以冬春借粮，就指望夏天的麦子来偿还；麦子还清了，到了夏秋又指望冬天的稻谷来偿还。像这样的几十户人家，常常吃的是三倍利息的粮食，而一个地主却总是取得百顷土地的全部收益。拥有百顷土地并缴纳赋税的，是一家；尽力劳作、供养这一家的，却有几十家。即使国家有宽减征收、减轻赋税的恩惠，也只是增加了一家的幸运，而几十家人的困苦仍旧照常。所以说：“有土地兼并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损耗农业的一端。百姓中有幸不替别人服役、能够拥有田地自行耕种的，下至二顷、一顷，都按等级登记在册；公家差役多的叫大役，少的叫小役；直到不能承受，就低价卖掉田地，或者逃走离去。所以说：“有劳役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损耗农业的一端。这三种弊病，是其中的大端。此外还有奸邪的百姓离开农业去做浮巧的工匠，还有土地兼并者和商人造成僭越奢侈的消费；又有贪官的额外索取、没有名目的赋税，这些弊病不能一一列举。既不劝导百姓使他们勤劳，又设置种种弊病来耗损他们。大体说来，天下中等百姓中的富贵者，把粗糙食物变成精美食物，这等于一个人常常吃五个人的粮食。

译当兵的人供养父母、妻子儿女，再计算运输供给的费用，这等于一个士兵常常吃五个农民的粮食。做僧人的供养子弟，自己又吃得丰足，这等于一个僧人常常吃五个农民的粮食。贫民借高利贷来吃饭，这等于一个人常常吃两三个人的粮食。天下怎么会不匮乏呢？什么叫不按照民力来节制用度？如今衡量国家的用度，向百姓征取，从来没有衡量民力来制定国家用度。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衡量收入来安排支出；一年的物资，三分之一供给官府，三分之一供给百姓食用，三分之一用来防备灾荒。如今不预先制定国家用度，却一概临时向百姓征取，所以有支移之赋、和籴之粮、入中之粮、和买之绢、各种杂料之物，以及茶盐山泽之利，有专卖、有征税；制定这些仍不够，主管官吏就屡次改变办法，争夺微小的利益。用心更加劳苦，物资却更加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制度没有预先确定，征取又没有限量。什么叫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限度？这就是说不知道水旱灾害。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升腾下降、相互推移，不可能没有失常，就像人体有血气，不可能没有疾病一样。所以高明的医生不能使人永远没有疾病，只能治疗它；善于施政的人不能使年年没有灾荒，只能预先防备它。尧、汤那样的大圣人，也不能使天下没有水旱灾害，只能做到有所准备。古代丰年时补救灾荒的办法，是耕种三年必定留下够一年用的储蓄；这是把三年作为周期，预期其中一年必然遭灾。这是古代善于认识天时的人。如今主管官吏的调度，只够一年的使用，这等于预期上天年年不发生水旱灾害。所以说是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限度。此前两三年接连遭受旱灾、蝗灾，公家和私人都缺粮，正是因为预期上天不会有水旱灾害，突然遇到灾害时没有准备。井田制中什一而税的办法，不能再施行于今天。筹划的人不如顺应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制度，关键在于使下层百姓竭尽力量而没有耗损和弊病，使上层衡量民力而使用财物有节制，这样百姓和国家或许可以一同富裕。如今士大夫正在共同修治太平的基础，也很推重致力于根本、振兴农业，所以我就探究这些弊病并列举出来，等待那些兴利除害的人在主管官府中采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二。明代茅坤撰。《庐陵文钞》十四。

译论。《春秋论上》。辨。事情有不幸发生在久远以前，流传下来却有两种说法，那么应当听从哪一种？回答说：听从其中可信的。既然如此，又怎么知道哪一种可信而听从它呢？回答说：根据说这话的人来判断并相信它就可以。普通人的说法是那样，君子的说法是这样，那么就舍弃普通人的说法而听从君子。君子博学多闻了，但他的传述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君子的说法是那样，圣人的说法是这样，那么就舍弃君子的说法而听从圣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学习《春秋》的人却偏偏不同于此。孔子是圣人，万世都应当取信的，只此一人。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这三个人，虽然博学多闻，但他们的传述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孔子对于经文，三人对于传文，如果有所不同，学者却宁可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不相信孔子而相信三人，这实在太糊涂了。经文记载鲁隐公的事情，说：“公与邾仪父在蔑结盟。”他死时又说：“公薨。”孔子始终称他为公。三人却说：“他不是公，而是摄政。”学者不听从孔子称他为公，却听从三人称他为摄政。关于晋灵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夷皋。” 三人却说：“不是赵盾，是赵穿。”学者不听从孔子，相信是赵盾，而听从三人，相信是赵穿。关于许悼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许世子止弑杀他的国君买。”三人却说：“不是弑杀，买因病而死，只是止没有亲自尝药罢了。”学者不听从孔子所说的弑君，却听从三人所说的没有尝药。他们为什么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呢？经文简洁直截，传文新奇曲折；简洁直截没有悦耳的话，新奇曲折却有许多令人喜爱的议论，所以学者乐于听闻，也容易受到迷惑。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迷惑，然而我对孔子的信任是坚定的。经文所记载的，是我所相信的；经文没有说的，是我所不知道的。诘难者说：“你的话是带有激愤而说的。”这三个人都学习圣人，传文是用来解释经文的。经文文字隐约而意义深远，三人便顺着经文加以阐发，所以经文没有说出的地方，传文能够详细说明，这并不是另有两种说法。我说：“经文没有记载的，三人根据什么知道它是这样呢？”回答说：“推求前后文义便可以知道，而且他们还有所传闻作为依据。”国君一定要正式即位，而隐公的经文没有记载即位之礼，传文便由此知道他是摄政。弑杀国君的人不再在经文中出现，而赵盾又在经文中出现，传文便由此知道弑君的不是赵盾。国君被弑、叛贼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而许悼公却记载了葬礼，传文便由此知道世子止并不是真正的弑君者。经文隐约，传文曲折而通畅地加以说明。学者认为三人的说法就是圣人的深意，所以才听从它，并不是说舍弃孔子而相信三人。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任意揣测圣人而使学者受到迷惑，只是三人的过错罢了。假使学者一定要相信三人，我不能阻止；假使他们只求取这种说法，我就不得不为此辨明。” 《春秋论中》。阐发首篇尚未说尽的内容，使之更加明白透彻。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是为了端正名分、确定等级，探求实情而责求实际，辨别是非，彰明善恶。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因。自从周朝衰落以来，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诸侯各国互相残杀，争相成为国君，天下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喜好防让、懂得谦让，处在争夺国君之位的乱世，却怀有把国君之位让给别人的高尚节操。孔子在经文中遇到这种人，应当怎样把他的事迹辨明？应当怎样褒扬彰显他？难道肯抹去他摄政的事实，把他和众多国君一概而论，诬称为公吗？所谓摄政，是臣子代行君主职权的名称。伊尹、周公以及共和时期的臣子都曾摄政，却没有听说商、周人把他们称作王。假如息姑实际上是摄政，而称号却与正式君主没有区别，那么名分就不正，是非也不能辨明。摄政的人，内心不想做君主，身体却暂时代行君主之事；虽然做着君主的事情，实际上却不是君主。如今经文称其为“公”，就是把息姑内心不愿做君主的真实情形抹去了，孔子给他加上这一称号，丧失了他的本心，用虚名诬蔑他，抹去事实。这样做很对吗？不探求实情，不责求实际，善恶也就不能明辨。如此一来，孔子的本意就疏漏了，《春秋》也错了。《春秋》的措辞有同有异，尤其谨严简约，用来辨别疑难、彰明幽微，慎重地取得后世信任。在是非善恶难以辨明的时候，正是圣人尽心之处。息姑摄政时，结盟、征伐、赏赐、刑罚、祭祀，全都由他发出命令；整个鲁国的人，都听从他的命令。他与正式君主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没有占有君主的名号罢了。假使名和实都归于他，那么凭什么知道他是摄政呢？所以息姑摄政还是不摄政，只在于称公还是不称公；辨别疑难、彰明幽微，全系于此。况且他有把君位让给桓公的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杀了；他活着时志向没有实现，死后又被加上违背本意的虚名，那么息姑的遗恨在后世如何申明？他极高尚的节操、难以显明的善行，又怎么能指望《春秋》来彰明呢？如今解释《春秋》的人，都把名字、氏族的增删褒贬看作轻重，所以说“一字就包含褒贬”。况且“公”这个字，难道不比名字、氏族更重要吗？孔子对于名字、氏族尚且不妄加给人，难道肯把“公”这个称号妄加给人而抹去事实吗？由此说来，隐公如果确实是摄政，孔子决不会写成“公”。孔子写作“公”，那么隐公就决不是摄政。诘难者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呢？”回答说：“惠公去世时没有见到记载他的事情，那么隐公开始即位的情况也无法知道。孔子在二百年后得到鲁国遗留下来的史书来修订它，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便缺略不载，这样才能传达可信的史实。”诘难者又说：“说隐公是摄政的，是左氏；公羊、谷梁都认为他是假意即位，以等待桓公，所以可以暂且假称为公。”我说：“鲁国的所有事情都由他处理，整个鲁国的人都听从他；活着时称作公，死后记载为薨。从哪里知道这是假称呢？” 《春秋论下》。又阐发下一篇尚未说尽的内容，进一步洗练、阐明并辨析。

译弑杀君主、犯上作乱，是最大的罪恶。犯这种罪，什么也不能赎免；这样的人，世人不能容忍；在法律上，不能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是小罪也一定慎重，何况把大法施加于大恶呢？既轻率地加罪，又轻率地赦免，就是自己侮辱法律，使人不再畏惧。《春秋》使用刑法，不会这样轻率。三人的说法是：《春秋》记载赵盾，是因为他没有讨伐叛贼，所以给他加上弑君的大恶；后来又因为赵盾并非真正弑君者，于是重新在经文中出现，以表明赵盾无罪。这就是轻率地加罪，又轻率地赦免。如果认为赵盾没有弑君之心，难道可以轻易给他加上大恶吗？如果认为赵盾没有讨伐叛贼，情理上可以责备，应该给他加罪吗？那么他后来顽固地始终没有讨伐叛贼，既没有改过来赎罪，为什么又突然赦免他，使他和无罪之人一样呢？无论进退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本意。赵穿弑杀国君，是大恶；赵盾不讨伐叛贼，不能替国君复仇，并且使下级失去刑罚约束，这两者的轻重显然不能相比。即使赵盾值得责备，赵穿怎么能够免罪呢？如今反而赦免首要罪犯、使他成为善人，却让无辜者承受弑君的大恶，这显然知道是不可能的。《春秋》的法则，是使作恶的人不能侥幸逃脱，使有疑似情形的人得到辨明，这就是所谓是非的公正。按照三人的说法，起初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幸免。赵穿是赵盾的同族，于是弑杀晋灵公，而赵盾没有讨伐他；赵盾的行迹便涉及参与弑君。这是疑似而难以辨明的事情，圣人尤其应当探求实情、责求事实，把它辨明。假如赵盾确实有弑君之心，那么罪自然在赵盾，不能说他只是依法承受恶名而仍称赞他贤良。假如他确实没有弑君之心，那么就应当为他辨明，必须先端正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再责备赵盾纵容叛贼；这样赵穿的大恶不能侥幸逃脱，赵盾疑似的行迹虽获辨明，却也不能推辞不讨伐叛贼的责任。如此，是非善恶就都明白了。如今却让作恶者获免，使有疑似行迹的人陷入大恶，这显然知道是不对的。如果说赵盾不讨伐叛贼，是因为有侥幸弑君之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给赵盾定罪，这只是逆料奸诈而任意用情的官吏、矫激偏颇的做法，不是孔子以忠恕之道、以王道治理人的《春秋》法则。孔子忧虑旧史是非混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果真如此，他难道肯沿袭它而不加纠正吗？难道肯沿袭它加以称美，又教人越过国境逃避罪恶吗？由此可知，这是错误的传说。诘问者说：“那么夷皋是谁弑杀的呢？” 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就是事实：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现在有一个人，父亲生病，他亲自送药却没有亲自尝药；又有一个人，父亲生病时他没有亲自送药，而两个父亲都死了；还有一个人，拿刀杀了他的父亲，把这三个人交给官吏审判。他们三人的罪相同吗？回答说：即使是庸碌的官吏，也知道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亲自送药却不知道尝药的人，有爱父亲的孝心，只是不熟悉礼法，这是值得哀怜的，不过是无罪之人；没有亲自送药的人，确实不孝。即使他没有爱护亲人的心，也还没有杀父亲的意图，善于审理案件的人尚且应当把他和拿刀杀父亲的人区别定罪，何况把亲自送药的孝子反而和拿刀杀父亲的人定同样的罪呢？这是庸碌的官吏也不会做的事。那么，假如许世子止确实只是没有亲自尝药，孔子决不会写成“弑君”。孔子写成“弑君”，那么止就决不是因为没有尝药。诘难者说：圣人是借止的事情来垂示教诲。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止来垂示教诲，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应当尝药。圣人只要明白地说一句话告诉人们，就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何必要给孝子加上大恶的名声，而尝药的事情最终又不见于文字，使后世只知道止弑杀了国君，却不知道药物应当亲自尝试呢？教诲还没有来得及垂示，反而已经使人陷入大恶了。圣人垂示教诲，不会这样迂曲。如果说是为了责备止，也不应当这样苛刻。诘难者说：“既然如此，赵盾为什么又在经文中出现？许悼公为什么记载了葬礼？”回答说：“弑君的臣子不出现在经文中，这只是三人的说法。假如真是圣人关于悼公葬礼的法则，又怎么知道经文记载葬礼不是因为没有讨伐叛贼呢？自从止因弑君之事出现在经文中，过了四年，吴国击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到定公四年，许男才开始出现在经文中，而且不记名字。许国在经文中的记载本来就很简略，止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了。诘难者说：“三人的说法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从传闻中得到的。既然如此，流传下来的说法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能全都相信？《公羊传》《谷梁传》把尹氏之死说成正卿之死，《左氏传》却把尹氏之死说成隐公母亲之死；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从传闻中得到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难道可以全都相信吗？” 《春秋或问》。识好。有人问《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到获麟结束？我说：“我不知道。”问的人说：“这是学习者用尽心力探究的事情，为什么不知道呢？”我说：“《春秋》的起止年代，我知道；你所问的是起止的意义，我不知道。我没有在这件事上用心。”从前孔子在鲁国做官，不被任用，离开鲁国到诸侯那里，又不被任用，困顿而归，年纪也老了，才开始著书。他得到《诗经》，从《关雎》到《鲁颂》；得到《尚书》，从《尧典》到《费誓》；得到鲁国史记，从隐公到获麟，于是删削修订它们。此前的时代太遥远了，圣人著书，只要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就行，不必穷究遥远而难以明白的事情。所以根据自己所得到的材料来修订。孔子不是史官，也不是经常担任史官职务，所以把自己所得到的材料修订到这里便停止了。鲁国的史记却从来没有停止记载，如今从《左氏经》中就可以看见。有人说：“那么起止就没有意义吗？”我说：“意义在《春秋》本身，不在起止。《春秋》谨慎一言，却能取信于万世。我厌恶众多说法扰乱《春秋》。” 有人问我，关于隐公摄政、赵盾和止弑君这些事情，既然依据经文而废弃传文，经文简略，需要依靠传文才详细，可以废弃传文吗？我说：我难道是把传文全部废弃吗？传文对于经文已经很用心了，它叙述经文中的事情，有时确实要依靠它的详细说明。至于传文失实之处，就没有比它更乖戾的了。它解释经文的意义，有时也有正确之处；但到了失误的地方，想把圣人说得伟大，反而把圣人说小了；想尊崇经文，反而把经文说低了。取用它详细而正确的部分，废弃它失实的部分，是可以的。嘉许它尊崇、扩大圣人的用心，是可以的；相信它贬低、缩小圣人的说法，却不可以。问的人说：有些传文应当废弃，那么经文有些地方就无法通晓，怎么办？我说：不依靠传文就能通晓的经文，有十之七八；因为传文反而受到迷惑的，有十之五六。太阳、月亮和万物都在仰望之中，但它们不能使盲人看见；有东西遮蔽眼睛的人，也同样看不见。圣人的意义清楚地呈现在经文中，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看见，只有不被其他说法遮蔽的人才能看见。

译《泰誓论》。反复剖析说明。《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人，是从周人征伐黎国开始的；征伐黎国的西伯就是文王。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分，他征伐黎国并取得胜利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厌恶他。假如西伯明目张胆地显出不臣的样子，和商朝并立而称王，像这样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以为怪；他的父师、老臣，如祖伊、防子之类，也默默地相互旁观而没有一句话，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纣王雄猜暴虐，曾经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干。西伯听说后，暗自叹息，纣王便把他拘捕囚禁，几乎使他死去。等到西伯背叛自己、不做臣子而自行称王，纣王反而宽容他而不追问十年，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孔子说：“天下三分，西伯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以臣礼服事商。”假如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能服事商朝呢？况且认为西伯称王的说法，究竟从什么说法而来？孔子的话，是万世应当取信的。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国君之位而离去，回头看天下却没有可归附之处；听说西伯贤明，便一起前往归附他。当时纣王虽然无道，却仍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就是僭越叛逆的国家。然而这两个人不认为这是错误，依附他很久也不离去。直到武王讨伐纣王，他们才认为这是错误而离开。那两个人起初回顾天下没有可归附之处，最终却依附于僭越叛逆的国家而不离去；不认为父亲的行为错误，却认为儿子的行为错误，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尚书·泰誓》称“十有一年”，解释的人因此认为是把文王受天命九年和武王守丧二年合计起来。又因为西伯听虞、芮两国诉讼而称作受天命，把这年作为元年，这也是妄说。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通常的事情，并不把它看得很重要。后世迂曲求学的人解释《春秋》，才开始把改元看作大事。那么它果真是常事吗？若是常事，本来就不值得说。果真是大事吗？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了，中间不应改元却又改元；到武王即位时，本应改元却反而不改元，竟沿用先君的元年，把守丧也算作十一年；等到他灭商而取得天下，那件事比听讼重大得多，却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西伯把受天命之年作为元年的说法，是妄说。后来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在世时没有称王，中间也没有再次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事迹，就会清楚明白而不虚妄。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武王服满丧期后才讨伐纣王，《泰誓》为什么说是十有一年？”回答说：“服满丧期后才伐纣，是诸家小家的说法；《泰誓》是六经中明白的文字。从前孔子处在衰落的周朝时期，忧虑众多说法纷纭，迷惑扰乱当世，于是退下来修订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死后，距离圣人渐远，众多说法又兴起，与六经互相混乱。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正。如今如果有卓越的人，一概以六经为可信，那么《泰誓》所说的就是武王的事情；所谓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迁作《周本纪》，虽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然后在盟津整治军队；可是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父亲死了却没有安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的依据，所以我不采纳。以《尚书》为可信，就可以了。《朋党论》（在谏院进呈）。破解千古以来君主的疑惑。我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欢的是俸禄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等到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援引、结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陷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因志同道合而彼此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同心协力、共同济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实朋党，天下就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这一小人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一君子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彼此称赞，彼此谦让，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而舜都任用了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却有亿万条心；周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条心。”纣王时期，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王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而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的名士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释放，然而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兴起朋党之论。到唐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死，都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前代君主中，能够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没有比纣王更甚的；能够禁止善人结党，没有比汉献帝更甚的；能够杀戮清流朋党的，没有比唐昭宗时期更甚的。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混乱而灭亡。彼此称赞、彼此谦让而不自我猜疑的，没有比舜的二十二位臣子更甚的；舜也不猜疑他们而全部任用。然而后世不责怪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代，把全国三千臣子都算作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多而势力大的，没有比周朝更甚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然而周朝正是因为任用这些人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会厌弃。兴亡治乱的踪迹，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作为借鉴。

译《纵囚论》。把人情世态曲折周全地写尽。信义在君子中实行，刑罚杀戮则施加于小人。被判刑直到死刑的人，必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类。宁可为义而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作回家一样，这又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事。唐太宗贞观六年，登记死刑囚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期限让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这就是把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期待最为恶劣的小人一定能够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竟然都自行回来，没有一个失约的；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小人却容易做到。这难道符合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等到施加恩德来对待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改变而成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使人迅速改变，确实有这样的事。我要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个美名。然而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一定会回来，希望因此免死，所以才被放走的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放走的人不是料定自己回来后必定获赦，所以才再次回来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走他们，这是上位者在猜测下位者的心思；料定自己必定获赦而再次回来，这是下位者在揣度上位者的心意。我只看见上下彼此猜忌，才造成了这个美名，哪里有什么所谓施恩德、知信义呢？不然的话，太宗向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日的恩德反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不通的说法。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放他们回去，他们回来就杀掉而不赦免；再放他们回去，他们又回来，这样才可以知道是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一定是不会发生的事。至于放他们回去，他们回来后赦免他们，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屡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死，这能作为天下通行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会是圣人的法度吗？所以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树立异例来显示高明，也不违逆人情来求取声誉。《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三 明代茅坤编撰 《庐陵文钞》十五 史论 欧阳公叙述史事，往往深得太史迁的精髓；他所撰写的《新唐书》和《五代史》中的短篇论述，也都具有太史公的风度。因此我摘录了二十一篇。《唐书·兵志》论 唐代军制三次变迁，条理清楚，如同手掌上的纹理。古代拥有天下和国家的君主，其国家的兴亡、治乱，从来没有不以德为根本的；但从战国、秦、汉以来，很少有不依靠军队的。军队，难道不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吗？然而各时代因时制宜、趋求眼前利益和便利，以至于无所不为；考察它们的法令制度，虽然有许多可以用于一时，却不能施行于后世。只有唐代建立的府兵制度，很有值得称道之处。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自从周朝衰落，王制败坏而不能恢复，到了府兵制度，才开始把兵役寄寓于农业之中。他们的居住、教养、蓄养资材、等待事务、行动和休息，都有具体的条文安排；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古法，大概取得了古法的主要精神。这正是高祖、太宗时代强盛的原因。到了后世子孙骄纵软弱，不能谨慎守持，屡次改变府兵制度。设置军队本来是为了制止动乱，等到它的弊端形成，却正好足以制造动乱；弊端更加严重时，甚至使天下困顿来供养乱军，最终导致灭亡。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多年，而军队的大势有三次变化：起初强盛时实行府兵；府兵废除后变为彍骑；彍骑又废除后，方镇军队兴盛起来。到了唐朝末年，强臣悍将的军队遍布天下，天子也在京师自行设置军队，称为禁军。后来天子势弱，方镇势强，唐朝终于因此灭亡，这是军队布局形势造成的。至于将领士卒、营垒阵势、车骑器械、征战防守和警卫等一切军务，不可能全部记载；这里只记载军制废置、得失以及治乱兴亡始终的踪迹，用来作为后世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