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七

译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劝勉；如今陛下增加官秩、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取得的，不知道努力来报答皇上的恩德。等到遇到事情时，谁来效力呢？这是因为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士人积日累月、长期努力就能得到它们，好比雇工计算工日领取报酬；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念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的地方；他们以为谨慎地遵守规矩就足以取得高位。官吏过多，充斥在编制之外，使陛下忙忙碌碌地急于为他们安排职位，没有时间选择。不论他们贤能还是不肖，都会因此使陛下的百姓受害，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是议论者想要除去却还没有做到的弊病。臣私下思考，这大概是因为如今制定天下官吏的升迁制度，从州县令、录事、幕职改任京官，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所以才这样纷乱。如今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人数、延长考核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也只足以阻隔贤能的人而容纳不肖的人。况且天下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过错；一旦改任官职，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做。他们的举荐者说：‘这是廉洁的官吏，这是能干的官吏。’朝廷并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廉洁、凭什么能干。幸而没有发生坏事，就永远被称为廉吏、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蔽，请托公然进行。任官六七个考核期，求得五六个举主，这是谁做不到呢？臣愚见，举荐人的时候，应当让举主明确写出他的事迹，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做过某件事，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做过某件事，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才能。’不一定非要有非凡的功劳，但都必须有值得记载的事状。若只特别写‘廉能’二字，不予接受。这样，庸人即使没有罪过，但没有足以称道的事迹，也不能混入其中。即使有人老死于州县而没有升迁，也不值得过分惋惜；天下的官吏却一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绩，为百姓兴利除害，只怕这些事情不能出自自己之手。这就是古代圣人用来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办法：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如今降职罢任的人，必定上奏说：“某人犯了某项罪，这项罪是确实成立的。”然后朝廷据此加以执行。现在如果不写明他所犯之罪的缘由，只特别说：“这是个无能的贪官”，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加罪于他呢？如今为什么偏偏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只听信这种空话呢？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天下官吏就会一味追求可称道的政绩，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渐渐形成不可遏制的风气。臣认为不是这样。圣人必定观察天下的形势，因势制定法令。天下刚安定时，百姓厌倦劳役，圣人便致力于实行因循宽缓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故，就必然会有振作不起来的祸患，所以圣人要打破他们苟且的心理，激发他们懒惰消沉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时，正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才导致了祸乱。如今天下稍稍有些懒惰了，应当设法激发人们的心志，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这种风气。何况冗官如此纷杂，如果不知道怎样裁减，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陛下和天下士人相约共同追求功名，而不苟且求取，这是对他们极为深厚的期待。至于那些才略宏大、不愿屈居小官而默默无闻的人，应当让两制官员能够破格举荐他们；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位而已。官吏有过失而不能升迁的，也应让他们能够用功劳赎过。这样既可以显示陛下有所推恩，也不只是处处加以限制。第二条是：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位俸禄一定都授予那些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品行修洁、学识广博，在乡里闻名并得到朝廷认可的人。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各种小技艺、小术数都可以使人进身；然而他们取得官位，毕竟还有一定的凭借。其弊端还不像

译今天这样严重。如今用人最没有道理的，难道不就是所谓任子吗？凭借父兄的资历取得大官，又任用自己的子弟；再由他们任用孙辈，孙辈又任用自己的子弟，这样不学习便能取得官位的人将永无穷尽。官位取得容易，失去时自然也不十分惋惜；让不学习的人居于自己并不珍惜的官位，他们把百姓看得如同草芥，本来就是必然的。朝廷从近年才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但只是知道要削减，却没有找到应当削减的对象；这叫做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实质。侥幸求进的风气虽稍有衰退，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必定还要有足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办法。

译如今想要有所裁撤，必须让天下知道裁撤的理由，所以即使全部裁去也不会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有明确的说法可以凭借。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相信他的父兄，因而任用他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靠学习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可以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却要被别人任用，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如今的制度，只要侥幸使官位达到可以任用子弟的等级，就一概让他任用子弟，而不问他当初是怎样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自己还忙于被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像一个靠借贷度日的人，却想跟着他去借钱，不是很困难吗？臣愚见，凡是凭父兄任用而取得官职的人，即使做到正郎，也都不应允许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品行、超越资历次序而做到清要显达职位的人，才允许任子。这样，天下的冗官必定会大大减少，公卿之后也都会奋发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助；那些因任子取得官位的人知道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应当勉强振作，不肯终身自暴自弃而混同于庸人。这样做的好处，哪里只是一个两个方面而已？第三条是：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办法；周室灭亡以后，这种办法就废绝了。自京房提出考课的建议，后来始终不能实行。凡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赏罚；有官职而没有考核，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赏罚，等于没有考核。没有官职、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明白。可是历经千年，最终仍没有实行；一旦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也无法考察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的官吏不可能全部考核，如今想要人人都考核，就必定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势必颠倒错乱，还不如不设考核更方便。臣观察自古以来实行考课的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天下的官员，都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人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所属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高官没有所属、没有长官可以统辖的，才适宜由朝廷考核。为什么呢？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人，下面的人都可以因此整肃；他们人数很少，所以能够考察清楚其能干与否而不致谬误。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没有人辨别。守、令、丞、尉贤能与否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责分工不明确；职责分工不明确，过错在于他们没有所属、没有长官。陛下把没有所属的官员交付给一路，那么他们贤能还是不贤能，应当让谁来考察呢？古代考核政绩，都是从司防逐级上达到天子。古代的司防，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废除以后，只有御史可以总括监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见，可以让朝臣议定职责分工和考课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司。由中丞提出大纲，再从属官中选一名精强明断的人，专门办理此事。以举荐和弹劾多的为上等，以举荐和弹劾少的为中等，以没有举荐和弹劾的为下等。趁他们罢职归乡时，奏报其治理政务的要点，使朝廷有所依据来施行赏罚。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和无法掩盖的罪过，又应另行给予奖赏或惩罚，使主管职司的人知道有所惩戒和劝勉；这样，下面的守、令、丞、尉便不敢再有所依违，而考核的对象又不过几十人，足以查明实际情况。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效大，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十分困苦，过错全在主管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的话并非虚妄。第四条是：臣听说古代诸侯把境内的人当作臣妾，而卿大夫之家也各有臣和陪臣供其役使。他们把诸侯当作自己的君主一样侍奉，把诸侯当作天子一样侍奉。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一境之内，决定生杀予夺、富贵贫贱的权力，都由自己控制；这样本来就足以把境内之人当作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了，但从汉到唐仍然存在宰相君主般的权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署置官员、征辟举荐的权力仍足以使人臣服。所以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拜伏在堂下，即使奔走跪伏，又有谁敢说不应该这样？自太祖受命以来，收取天下的尊贵权力，归于京师；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由皇上亲自任命，并由大司农供给俸禄。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十分遥远，实际上都是皇上让他们并肩侍奉君主罢了。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可是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的制度，使州县官吏像侍奉君主一样侍奉他们。州县官吏所受的爵位都是天子的爵位，所食的俸禄都是天子的俸禄，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臣属。小吏对于大官，不担心他们有所不从，只怕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世人以尊贵相互抬高，以卑贱相互谄媚，为什么还要让州县官吏到太守庭前奔走，不只是像仆妾一样，唯唯诺诺而没有止境呢？因此大官常常肆意妄为而不顾忌下属，小吏又不能纠正，最终只得曲意顺从、谄媚奉承，帮助大官为非作歹；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服的，实在已经很难了。这并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卑下、俸禄微薄，离百姓最近，也最容易作奸犯科；朝廷所依靠来约束他们的，正是要磨炼他们的廉耻节操，保全他们的气节，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况且其中必定有杰出的人才，将来要用来充任公卿，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取的是，让县令按照州县官吏的礼节侍奉太守。县令官职虽低，但他所承担的，是治理一县的责任，和京朝官知县相同；他的属吏和百姓习惯看见本县长官这样拜伏在太守庭前，知道这种做法很没有威严，所以便轻视县令；轻视他，因而容易作奸犯科，这就是县令之所以处境困难的原因。臣愚见，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压低姿态，只是不敢抗拒而已；不必通报姓名、赞拜行礼，也不必在太守下风处奔走，从而保全士大夫的节操，同时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条是：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让人无法窥测的地方。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应临时起用平日没有使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趁仓促之际侥幸取得国家的俸禄和官位，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平日一向任用的人，在缓急之时足以供使；临到事情发生才选取的人，也未必足以任用。传记说：“宽缓时宠用有名誉的人，紧急时任用披甲胄的武士。”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时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平时所任用的；国家用兵时，悬赏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中强健勇武的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而战争停止时，即使有超世的才能，却又吝惜给他斗升俸禄。臣恐怕天下人会因此窥探朝廷的虚实。

译如今任用来做将帅的人，到了突然有急难时，谁能够任用呢？陛下过去那些所谓能战胜敌人、善于防守的老将，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见，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日的弊病。况且过去所谓武举，实在太疏略了。凭弓马技艺取得功名的，不过是能挽强弓、拉重弓的市井粗材；凭防试取中的，也都是拘泥于记录章句、专攻琐碎而无用学问的人。再者，录取的人太多；天下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不应当有这样多。待遇又十分轻贱，名次在下等的还免不了服役。因此所录取的都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为可耻，不肯参加。应当趁贡士之年，由两制官员各自举荐所听闻的人才，有司考试其中合格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权谋方略外，还要通晓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不过选取一两名，给予破格的职位，让他们试任守边之职。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还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就足以成事了。第六条是：臣听说法令不足以控制天下；如果只凭法律控制天下，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律必定有管不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它有不足，所以保存法律的大体原则，再用至诚之心加以补救，使天下之所以不欺骗我们，未必全是法律能够禁止，也有因为心中有所不忍罢了。君主驾驭大臣，不能只靠法律；如果像对待左右大臣一样，非要等法律明文规定以后才会驾驭，那么那些疏远的小吏又该凭什么约束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称为国家了。臣观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不是没有贤能俊杰之士；然而他们都只是奉行法令、供职办事，只求没有过失而已，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替陛下深思远虑，提出有益的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两府和两制官员，应当让他们日夜往来于宫门，讨论当世事务，并借此熟悉彼此的为人；临到事情时授予职任，才不会错失他们的才干。如今法律不许他们相互往来，本意大概是为了杜绝私下请托。可是君臣之道不同：臣下只想着自我防范，君主只想着不加防范；这样才能欢快地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值得信任，就不应有请托之事；若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难道他们还会担心没有地方施展私意吗？这样又怎么能相互往来呢？如今两制官员主持科举考试，还不得不使用封弥、誊录的办法；奏报以后交付下来，御史亲自前往监临，严肃得像审讯大案，使人不知道是谁写的文章，这又何必过分到这种地步呢？臣愚见，像这类办法应当一律撤去。那些稍有知耻之心的人，理应不忍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人欺骗陛下，那也只是天下不才而无耻的人了。陛下威严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重叠双足、战栗而立。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必定会有卓异非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所用。第七条是：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爵位名器授予人，却不可以预先把爵位名器许诺给人。人的才德不可能一天就看清楚，这是很明白的。国家以科举取士，四方来参加的人像集市一样多。一旦交给有司评定名次，这本来并不能真正知道他们才干的高下大小，不过是作为开始收录他们罢了。将来还要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表现，观察其长久的作为，必定会有很大差别。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脱去布衣、授官的那一天，天下人都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日考试的长处，就占有终身的富贵，举国把这些都归给他们，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似的。这样一来，即使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也可能因此懈怠而不再修养自己。那些任意放纵行事的人，别人也望风畏惧，不敢弹劾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有更加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的彼此尊崇、逐级相高，使贵者世代承继，让天下人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高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出众的才能，就不能轻易得到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觊觎。如今即使五尺高的孩童，也都显露出想做公卿的念头。得到官位就不知羞愧，得不到就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习惯知道，凭一时侥幸便可以轻易得到官位。这样一来，平民也会轻视朝廷。臣愚见，进士三人之中，如果优等者授予一个官职，就足以酬报他一日考试的长处；馆阁、台省等清要官署，没有举荐便不得进入。那些果真没有才能的人，怎么能进入呢？那些果真有才能的人，又何必担心没有人举荐呢？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爱惜名器，也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第八条是：臣听说古代敌国互相观察，不是观察山川险要、兵马众多，而只是观察对方的人才。高山大江之中必定有猛兽怪物，时常显示威势，所以人不敢轻慢。并不一定要战胜对方以后才使对方服从；只要使对方常有所忌惮而不敢发动进攻，使我们常有所凭恃而没有畏惧就够了。如今凭中国这样大的国力，却让夷狄把我们看轻；那些不十分畏惧我们的人，竟敢多发烦琐言辞来扰乱、冒犯我们的听闻。他们心中如果没有窥探到什么，又怎么能这样毫无畏惧呢？敌国有事，就互相等待将帅；无事时，就互相观察使者。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只要说这是某个人、任某个官，就认为应当由这个人出使。今年由某人出使，明年也应当由某人出使；就像每年让某人到县令署中服役一样，只求平均轮换罢了。人的才能本来各有长短，不可以强迫他专门承担并不擅长的事。应对敏捷、辩才勇气，也不是靠学习就能获得的。如今却一定要强迫使者具备这些才能，使他们仓促失措，徒然被夷狄嘲笑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到国境以外，凡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如今法令过于严密，使小吏拿着简册在旁边记录，稍微动一下脚就跟着记载；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呢？夷狄看到这种情形，就会认为在宴饮宾客之间尚且不能办事，到了军旅之际自然更没有人可用。这样又凭什么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见，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择适合的人，不必强求轮流。那些不擅长的人，陛下可以用文学、政事方面的才能来责求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语应对上坏掉国家的事情；同时也应稍微放宽法令，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

译而且如今世上的忧患，是把出使看作艰险危险之事，所以一定要求人人轮换才肯出使。陛下平时派遣使者，人人都能用言辞推辞免除，日后遇到缓急，要派他们出入死地，难道他们都会逃走吗？臣这里说的又不只是出使一事。第九条是：臣听说刑罚有赦免，其由来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中有八种可以议论而赦免的人，却没有可以随时赦免的时间。自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诏令；但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事件，经历凶荒流离、盗贼横行之后，才借此将污秽洗涤天下。即使这样，也不如如今因郊祀而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可以预先知道赦免日期而侥幸犯法。平时小民畏惧法律，不敢妄动；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来赏赐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就耗费万亿，赋税征收不能减轻，百姓无法安生，都是这个缘故。以陛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的心，未尝不想废除这种做法，只是认为它流传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会认为陛下薄恩，而凶悍豪强、无赖士兵也许会借此为借口制造祸乱；这就是难以改动它的原因。大概有些事情不是不能改，而是因为不敢改便一直不改；这样忧患必定更深，等到改动时，祸患就会更快到来。只要既不失去推恩，又能够挽救天下的弊病，臣愚见，在举行郊祀的年份之前，可以借某件事作为理由，特别发布大赦诏令，像郊祀时的赦免和对军士的赏赐一样，并且告诉天下人：“我对于天下并不是吝惜推恩，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将要赦免，便肆意犯法，残害善良百姓。从今以后，不再把郊祀之年赦免作为固定制度。”天下人因为不是郊祀之年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当然会高兴，哪里还有时间顾虑后果呢？以后隔四五年实行一次，再隔七八年实行一次，然后再逐步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做法也就日渐远去了。况且这种做法起源于五代以后、兵荒之中，本来只是姑息天下、安抚反叛者罢了。后人相继沿用而不能废除，以至于今天；现在法令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改呢？如今如果不为此筹划，任由奸人狡吏把百姓养成为盗贼，然后收取租赋来供养骄横的士兵，又加上饥荒，能够不遭受祸患的人就很少了。到了那个时候，想再设法挽救，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条是：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地位疏远低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语公正；不知道君威可怕，所以言语直率。如今臣有幸以末位之臣立于陛下朝廷，没有什么需要爱惜，只是想到心中的事情：天下的事务中，陛下的诸位臣下不敢全部说出的，臣请求冒昧直言。陛下提拔任用俊杰贤能，想要实现太平，已经多少年了？事情将要办成却总是废止，功业尚未完成便又中途离去。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如果知道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千万万个贤臣，天下最终也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小人的根基还没有拔除。陛下以礼对待士大夫，凡在位之人都不敢用轻慢戏谑的态度来求得陛下的亲近和宠爱；可是谗言邪谋所以能够传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是因为陛下没有疏远宦官。陛下只把他们看作供耳目玩弄的臣下，却不知道他们阴险残酷、诡诈狠毒，所造成的祸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办法直接到陛下面前，所以都通过宦官通达。作为贿赂的珠玉锦绣络绎不绝地运往宫中，用来从中阻挠、破坏贤人的谋划。陛下即使不听从、不任用，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不能尽情抒发自己的心意。因此臣说：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臣私下听道路传闻，陛下将有意废黜宦官而疏远他们。如果传闻属实，那是天下的福分；但是臣正因此感到忧虑，还不敢道贺。古代的小人有时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成天下的祸患，臣每每为此痛心。东汉衰微时，宦官专权，阳球担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后陈列在道路上。常侍曹节经过看见，便上奏诛杀阳球；此后宦官专权反而超过了王甫未被诛杀以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遭到杀害。所以汉朝的衰败最终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挽救的地步。君子除掉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没有后患。希望陛下思考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天下局势的可畏。已经除掉的，还要继续除掉；已经疏远的，还要更加疏远。即使只剩下刀锯惩罚之后的残余，也必定不会有什么忠良之人。纵然有些微小的长处，不过是宫门内洒扫的勤劳，对国家大事没有益处。只要努力断绝他们的权力，使朝廷清明，忠言和善谋容易传入，那么天下就安定无事了。只希望陛下不要使事情果真如臣所料，而后世认为臣有先见之明，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过去臣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大略谈到了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文采辞致稍有可取，并不一定认为其中言论可以采用。天下无事时，臣常常说些狂妄的话，因为迂阔而被世人嘲笑。然而臣认为，这些话将来一定会有不再迂阔的时候。贾谊的治国策论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使主父偃一类的人得到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代施行。把它施行在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介布衣的言论就忽略它；臣对越过次序、忧虑国事的心情无法自已，所以把自己的见解献上。况且如果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言论也没有办法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说了这么多，竟至于此。希望陛下宽容臣的冒昧。考察这篇奏书所列十条，其中革除任子、选择任子、停止出使轮换、改革赦令，是最为确切的；至于严格考课之法、举用勇健之士，虽然议论还不够周密，却也是当时急需办理的事情。至于所说提高县令的体面、假借两制官员的权力，以及高等第的人不应按名次直接叙用，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一条想让州县幕职必须由上级举荐，并考察其廉洁能干，议论还不够畅达。至于没有说到宦官的一节，恐怕不是宋朝当时最急迫的事务；然而放到今天，却可以说是深入血脉肠胃之间的疾病。完。修撰礼书奏状 情形和事实明确，也符合经典。

译右：苏洵先前奉诏编纂礼书，后来听说臣僚上奏，认为祖宗所实行的制度不可能没有错误和不合经典之处，想要全部删去，不让它们保存记录。臣苏洵私下看见议论者的说法和诏书的本意大不相同，为什么呢？先前所颁授的诏书，本意是编纂、汇集旧有故事，使后世不要忘记它们；并不是要制定典礼，使后世遵循实行。既然如此，苏洵等所编的就是史书一类的东西，遇到事情便记录下来，不选择善恶，详细写明曲折经过，使后世能够知道，而善恶自然显现；这就是史书的体例。至于保存善事、删除不善之事，那是制作典章的事情，不是我们职责所能涉及的。议论者这样责备苏洵等，不是太过分了吗？而且还有不可行之处：如今朝廷的礼制虽然详备，但大体上往往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并不只是一两件；既然想要有所删除，却不知道究竟要删去哪些。既然想删去，就势必不能不全部删去；全部删去，礼制就会残缺而不完备。假如只删去其中一项而不删另一项，恰好足以造成抵牾冲突，不能统一。况且议论者的本意，不过是想掩盖过失、避讳罪恶，以保存臣子的义理罢了。从前孔子作《春秋》，只有那些因为悲痛而不忍明说的事情，才加以隐讳。大概桓公去世、子般死亡，孔子没有如实记载，是认为这些事情不可以明写。至于成宋国之乱、齐国狩猎时登上僖公之位、作丘甲、实行田赋、给桓宫的柱子涂丹、在桓宫的椽子上刻字等事情，像这类事情都记载下来而不隐讳，他的意思是：虽然不善，却还可以记载。如今先世所实行的事情，即使有小小的不善，也还远不如《春秋》所记载的那些事；如果全都让苏洵等隐讳而不记，将使后世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轻重深浅，只看见当时的臣子竟然隐讳而不说，便以为其中有极其重大的、不可说的事情，这岂不是想增加好处，反而造成损害吗？《公羊传》的说法中，灭纪、灭项，都是为了替贤者隐讳；然而它所谓的隐讳，并不是不记载，而是把文字写得曲折罢了。这样看来，事情的实际仍没有被抹去。实际没有被抹去，不是为了彰显过错，而是为了显示他的过错仅止于此。如今无缘无故把先世的事情抹去，后世将不知道真相而大为疑惑，这是很不便利的事。班固作《汉志》，凡是汉代的事情全都记载，没有选择取舍。如今如果依照这个办法，那么先世稍有过失，并不足以损害其大体的光明，反而可以使后世不再疑惑，也可以使苏洵等恰当地履行职责，不至于侵犯其他官职。谨此具状。《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八 明代茅坤编撰。《老泉文钞》二 书信 《上文丞相书》论取士贵在范围广泛 昭文相公阁下：天下的事情，要在开始时加以控制；开始时不能控制，就要在末端补救。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始，便没有后来的忧患；在末端救治，也不能说开始时没有谋划。开头失误了，最后设法挽回，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遗漏。所以古人制定事物的开端，往往在百年以前就为之筹划。大概周公营建东周，是预备几百年后等待平王东迁。然而等到收取天下士人、考察他们贤能与不肖的区别时，却不曾在最初就把标准限定到极致。大概平常在诸侯那里举荐，在太学考察，在射宫引见，又考验弓箭，已经这样完备了。然而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也是武王、周公的弟弟。他们从出生起就一起生活，熟悉他们性情中的好恶，比起住在太学、学习于射宫的人，了解得应当更加详尽；可是他们不肖的真实情况，最终并没有在这时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任诸侯、监理国政，面对大事而不能自行决断，后来才败露，从而显现出他们才干的不肖。况且张弓射箭而一次也不失仪态，这种不肖之人或许也能做到，圣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就足以考尽一个人的才干吗？大概只是先用这种名目收取天下士人，然后再观察他们临事时的表现，淘汰其中不肖之人。所以说：开始时不能完全控制，就要在末端加以控制。在沙中寻找金子，先把沙土收集起来再扬去；正因为扬沙时筛选精细，所以可以在扬沙时追求金子，而在收集时不必选择。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连金子和沙砾都一概不收取了。因此，想要尽量求取天下的贤能俊杰，不如放宽开头的限制；想要在天下官员中考察实际政绩，不如把末端的考核做精细。如今天下的官员，从宰相府到一县的丞、尉，数量实在数不胜数；然而大体的数目已经确定，其余官吏又超出了官籍所载的名额。大臣们建议减少任子、削减进士名额，以求便利天下。臣私下观察古代制度，开头宽略、末端精密，使贤能的人容易进用，不肖的人容易被察觉。容易被察觉，所以容易退黜；容易进用，所以贤能者众多。贤能者多而不肖者容易退去，又何必忧虑官员冗滥呢？如今却在开始处设置重重限制，臣私下恐怕贤能者难以进用，不肖者反而也无从区别。当今进退天下士大夫的权力，内在御史，外在转运使；而士大夫中品行清白、没有过失、可以任用为官吏的人，实际上没有多少。相公为什么不根据实际推想呢？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个月，就弹劾了两名官吏。吴中复离职后，因罪免职的官吏却多年没有一个。即使如此，这也只是苏洵个人所见；天下这样广大，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国家法令十分严厉。苏洵从蜀地来，看见凡是官吏、商人等都不征发；除非追捕、催征、调发，没有人能够役使天子的百姓。由此可知，天下犯法的官吏一定很多。依照他们所犯的罪过加以罢黜，十年以后，各种职务将会没有足够的人来担任。这件事的权力在御史和转运使，而御史、转运使的权力实际上在相公手中，只是非常容易办理罢了。如今四方士人聚集在京师，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不谈论这件事；然而都不肯向上进言，确实是因为担心这样近于为自己谋私。苏洵是西蜀人，正没有被当世任用的机会，幸而又不再把科举当作追求，因此可以在其中放胆直言而没有嫌疑。伏愿相公慨然怀抱忧虑天下的心志，征伐四方以安定天子，坚定地立于朝廷以威服天下，声名显著、功业成就，文治武功相辅相成；这样一来，您一生所希望的功业重任和富贵极致都已经得到，再没有什么遗憾。只有得到天下众多士人，并和他们一起享受这种成就，才能重新激发您的志向，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告诉您的左右。希望相公明察。如今国家忧虑冗余官吏造成阻塞，却又削减进士名额，实在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也采用老苏的主张，把精力放在最后的考核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