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六

译《司天考论》司天官掌管日月星辰的运行现象；根据周天运行的一年、四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十日、十二辰制定历法，并谨慎观察它们的变化，把这些用来占验。占，是非常之兆，用来验证吉凶，探求天意，警醒人事。这种术数藏在有关官署之中。历法，是恒常的计算规则，用来推知寒暑，预先推测天道，劝勉人事；它的法则在天下应当确切可信。术数有时才使用，历法却一天也不能有差错。差之毫厘，便会扰乱天人秩序，违背百事的时令，这大概是国家最重视的事情。然而自从尧命令羲、和以来，相关内容见于《尚书》，星辰和闰月的遗说只大略保存了基本法则；三代中间一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文献散失废弃，六经没有记述，孔子的门徒也未曾谈论。到了后世，这门学问完全出自阴阳家；事情本身很受重视，学问却只成了末流。天人之间的关系，深远而幽微，却让一个专门的术士布置算数、累积计算，向上推算数千万年前，必定要找到甲子日朔日清晨半夜冬至，并且日月五星都聚会于子位，把它称为上元，作为历法的起点。大概从汉代以后，这种说法才详细见于世间；它的源流所由，至此而已。这果真是尧、舜、三代的法则吗？都已经无法考察了。然而从此以后，历家的术数虽然历代多有不同，却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五代初年，沿用唐朝旧制，使用《崇玄历》。到晋高祖时，司天监马重绩才重新创制历法，不再推算古代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会于子位，而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用正月雨水作为气首。当初唐建中年间，术士曹士为首先改变古法，以显庆五年为上元，以雨水为岁首，称为《符天历》，但当时世人称它为小历，只在民间施行；马重绩却采用它作为法则，于是施行于朝廷，赐名《调元历》。然而施行五年，便屡屡发生偏差，不能使用，又恢复采用《崇玄历》。周广顺年间，国子博士王处讷私自在家编撰《明玄历》，民间又有《万分历》，蜀地有《永昌历》《正象历》，南唐有《齐政历》。五代之际，可以考见的历家和历法只有这些。《调元历》的法则既非古法，《明玄历》又只藏在王处讷家中，《万分历》只在民间流行，它们的法则都不足以记载；《永昌历》《正象历》《齐政历》又都只在本国使用，如今也已经亡佚，再不能见到。世宗即位后，对外征伐僭越叛乱者，对内修明法度；端明殿学士王朴精通历数，于是诏令王朴撰定历法。一年多后，王朴上奏说：“我听说圣人创制历法，是因为要知道天道的变化；人情的变化可以……” 用言语来了解；天道的运行，则应当用数来了解。数的作用，就是圣人用它来观察天道。年、月、日、时由此形成，阴阳、寒暑由此调节，四方的政令由此施行。治理国家的人，确定历法起点、建立统纪，必须体察一元的开始；发布政令、考核功绩，必须依据岁时；举行礼仪、奏作音乐，必须校正朔日；三农百工，必须顺应时令；五刑九伐，必须顺应气候；各种事务的办理，必须依从日月。因此圣人接受天命，必定治理历数，所以五纪有恒常的度数，各种征兆有恒常的应验，正朔才能在天下施行。自唐朝末年，历经数朝，日期混乱，失去天时，近百年来，天的历数已经紊乱不堪。陛下顺应并考察古道，敬畏上天，询问百官，振兴废坠的典章；臣虽不是有才能的人，岂敢不奉诏办理？于是包罗万象制定法则，齐合十种政数建立元始，测量圭表箭漏以考察节气，审定朓朒以确定朔日，明辨九道以推算月行，校正迟疾以推算星行，考察黄道的斜直，辨别天势的升降，并详尽推算交食。建立天道的原则，就是阴和阳。阴阳各有一定的数，合在一起就化生万物。阳数的极限是三十六，阴数的极限是二十四，奇偶相互配合，两个阳数和三个阴数合计都是七十二。为什么呢？阴阳之数合计为七十二，这是化生万物的数。能够化生万物，就称为五行之数。五行运行满一周期，超过这个数的叫气盈，不足的叫朔虚。至于随着变化分配使用，没有什么不贯通，所以把七十二作为经法。经，是经常使用的法则。一百，是数的节度。随着法则进退而不失去原来的位置，所以称为通法。用通法推进经法，得到七千二百，称为统法。由元进入经，先使用这种法则，这是统摄历法各种法则的办法。用通法推进统法，得到七十二万，气朔以下的分数都能收尽，称为全率。用通法推进全率，得到七千二百万，称为大率，于是元纪由此产生。元，是年、月、日、时都为甲子，日月五星都聚合在子位，处在盈缩、先后之中的状态，这就是所谓七政齐。古人把圭表立在阳城，因为那里接近洛阳；大概仍嫌它不在中央，于是又选在洛阳东面。开元十二年，派使者到天下测量日影，南到林邑，北到横野，中间测得浚仪的岳台，正好处在南北弦线所居土地的中央。大周建立后，定都汴州，树立圭表、设置箭漏，测量岳台的日晷和漏刻作为中数；日晷和漏刻正确，太阳运行到哪里、节气应验在何时，便都能测定了。日月都有盈缩：太阳盈而月亮缩，便晚于中点发生合朔；月亮盈而太阳缩，便早于中点发生合朔。自古以来推算朓朒的方法，大多都取平值。施行数年而纳入历法后，既有前后次序，又有衰减渐变，却不合于常理。皇极的旧方法迂曲难用，到了后来的各种历法，又疏略而多有失误。如今按照月亮运行的朓朒随历法校定；太阳运行的朓朒，临时按需要加减，所得就是纳入月道后确定的日期。一日之中分为九限，每一限的损益和衰减渐变都有规律，这样推算朓朒可以说精密了。赤道是天空的横带，形势圆而平，用来记载星宿度数的常数。黄道是太阳运行的轨道，一半在赤道以内，一半在赤道以外。它距天极二十四度；靠近赤道时形势倾斜，远离赤道时形势较直。倾斜时太阳运行较慢，直时太阳运行较快，所以春分、秋分前后增加相应度数，夏至、冬至前后减去相应度数。九道是月亮运行的轨道，一半在黄道以内，一半在黄道以外。它距天极最远六度；离开黄道叫正交，进入黄道叫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所在的星宿，中交在春分所在的星宿，那么它比黄道更加倾斜；如果正交在春分所在的星宿，中交在秋分所在的星宿，那么它比黄道反而更直。

译如果正交、中交都在冬至或夏至所在的星宿，那么它的形势稍微倾斜。因此考察它们距离二至、二分的远近，来判定斜直，便能得到应当加减的数值。自古虽然有九道的说法，但大概只是知道而没有详尽说明，只有承袭前人的文字，却没有推算运用的方法。如今把黄道一周分为八节，每一节再分为九道，共计七十二道，使日月运行时斜直的形势都无从隐藏。九道的方法可以说清楚了。星辰运行，靠近太阳时快，远离太阳时慢；离太阳极远时，运行的势力耗尽而停留。自古以来各种历法分段不切实际，速度增减没有准则。如今太阳运行的分数还多，星辰便停留；从停留转为退行，只采用平均运行，仍把进入某段的运行度数作为纳入历法的数值，这些都不合乎根本道理，于是造成错乱。现在考察每天的运行分数，累积作为变化的阶段，然后使星辰从快逐渐转慢，势力耗尽而停留；从停留转为运行，也在逐渐累积后才加快。另立各个阶段的变化历法来推算变化的差数，使各阶段变化差数的交接彼此相合，这样星辰运行的迟速便可以知道了。自古相传都说，距离交点十五度以内，日月就会发生食，却不知道月亮彼此遮掩与暗虚投射的道理不同。现在根据日月直径大小，校验距离交点的远近，再结合黄道的斜直、天势的升降，以及仰视、旁视的度数，便能准确得到交食亏损的实际情况。臣考察前代，没有发现关于食神首尾的文字；近来司天官和卜祝所掌握的小术又不能概括大体，于是制定等接之法，大概是姑且采用假设来求取简便快捷；于是便有了交点逆行的数值。后来的学习者不能详细了解其中原理，因而说历法有九曜，把它作为注释历法的常规格式；如今一并删去。谨慎地把推算太阳、推算月亮、推算星辰、推算发敛列为四篇，合为《历经》一卷；另有历十一卷、草三卷、《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一卷，作为《钦天历》。从前帝尧敬慎地顺应昊天，陛下考察日月星辰的历象，这正是唐尧的道理。天道玄妙深远，不是微臣所能完全知晓的。”世宗嘉许这番话，诏令司天监采用这种历法，以第二年正月初一清晨为开始。从前孔子编写《春秋》，天道和人事都完备了。我撰述《本纪》，只记载人的事情而不记载天象，难道我敢与圣人不同吗？文字虽然不同，意义却是一致的。自尧、舜、三代以来，没有不称说上天而举行事情的；孔子删定《诗经》《尚书》，也没有删去这些内容。大概圣人不把天同人割裂开来，也不把天同人事混在一起。把天同人割裂开来，天道就废弃了；把天同人事混在一起，人事就会受到迷惑。因此常常保存这种说法，却不探究到底。《春秋》虽然记载日食、星变之类的事情，孔子却从未说明它们为什么发生，所以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在后世述说的。那么，天果真参与人事吗？果真不参与人事吗？回答说：“天，我不知道。”拿圣人的话来验证，也就可以了。《易经》说：“天道使盈满者亏损而使谦下者增益，地道使盈满者变动而使谦下者流行，鬼神使盈满者遭害而使谦下者得福，人道厌恶盈满而喜爱谦下。”这是圣人讨论天人关系最详尽、最明白的话。对于天地鬼神，只说不可知；能够知道的，只有人事罢了。太阳正中便西斜，盛衰一定循环往复。天，我不知道；但我看见它使万物有亏损和增益。草木已经成长的，会转而衰败；落在万物下面的，又会进入流行之地。我不知道；但我看见它在万物中发生变化、流转。人如果贪求满足，往往多灾祸；能够守持节制，往往多福。鬼神，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人的祸福。天地鬼神的内心无法知道，便根据它们显现在万物上的迹象来推测。因此依据可以看见的迹象来说，称为“亏益”“变流”“害福”；至于人，因为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所以直接说他的情感，称为“好恶”。知道与不知道，措辞便不同。把这些合起来比较，就同人事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果真参与人事吗？不参与人事吗？这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为不可知，所以总是尊敬而远离它；因为它同人事又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修治我们自己的人事罢了。人事，就是天意。《尚书》说：“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听来自百姓所听。”从来没有下面民心喜悦而上面天意发怒的，也没有下面人事悖逆而上面天道顺遂的。那么，君王统治天下，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施布恩德、推行政令，以顺应民心，这就叫奉行天意。至于三辰、五星，常常运行而不停息，不能没有盈缩、差错的变化；占验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不能把它作为恒常规则，这是有关官署的职责。《本纪》记载君主的作为已经很详尽了，其中的兴亡、治乱都可以看见；至于三辰、五星运行的逆顺和显现的变化，是有关官署所占验的事情，所以按其官署记载下来，以备司天官考察。唉！圣人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兴起。自秦、汉以来，学者被灾异之说迷惑。天文、五行的学说繁多得不可胜数，我所述说的不能不与《春秋》有所不同。考察这些的人可以由此知道其中的缘由。

译《职方考论》太史公《诸王表序》写得极好，而欧公的《职方论》似乎更胜一筹；必须有千百只眼睛才能看出这一点。唉！三代以前，没有不分封土地、分别治理的。后世借鉴古代而纠正其弊失，才开始把天下划分为郡县。然而自秦、汉以来，作为国家，哪一个能同三代相比长短？等到它们灭亡时，没有一个不是分裂的，甚至有的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自存。大概掌握了根本要领，即使有万国也能治理；失去了所守持的原则，即使统一天下也不能容纳。难道不是一切都根源于道德吗？唐朝强盛时，虽然名义上把天下分为十道，但形势并没有分裂。唐朝衰败以后，设置军镇节度使，号称方镇。大的方镇连有十多个州，小的也兼有三四个州。因此，军队骄横便驱逐节帅，节帅强大便背叛上级；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占有的产业，干戈兴起，彼此侵夺，天下的形势从此分裂。然而唐朝自中期以来多有祸患，它的兴盛、衰败和救难，常常依靠方镇军队扶持；它的侵凌、祸乱和灭亡，也最终由于方镇军队。难道这就是利害相随的道理吗？自僖宗、昭宗以来，天下日益割裂。梁朝初年，天下分成十一部分：南方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方有岐、蜀；北方有燕、晋。朱氏占有七十八州，把它们作为梁的疆土。庄宗刚起兵时，兼并代州，攻取幽州、沧州，共有三十五州。后来又攻取梁州、魏州、博州等十六州，合计五十一州，从而灭亡梁朝。岐王向唐称臣，又得到七州。同光年间攻破蜀国，不久又失去，只得到秦、凤、阶、成四州；营、平二州则陷入契丹。后来增置一州，共一百二十三州，作为唐的疆域。石敬瑭即位后，把十六州献给契丹，又得到蜀、金二州，并增置一州，共一百零九州，作为晋的疆域。刘氏初年，秦、凤、阶、成四州又归入蜀。隐帝时，增置一州，共一百零六州，作为汉的疆域。郭氏取代汉，十州归入刘旻。世宗取得秦、凤、阶、成、瀛、漠以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五州，废去三州，共一百一十八州，作为周的疆域。宋朝兴起后沿袭了这些疆域，这就是中原地区的大致情况。其余属于境外的地方，强国弱国相互吞并，得失并不固定。到了周末，闽已经先灭亡了，剩下七国：从长江以南共有二十一州，属于南唐；从剑门以南以及山南西道共有四十六州，属于蜀；湖南、北十州属于楚；浙江东西十三州属于吴越；岭南北四十七州属于南汉；太原以北十州属于东汉；荆、归、陕三州属于南平。中原地区合计拥有二百六十八州，不包括军镇。唐朝的疆域非常辽阔，前代史书记载得很完备，其中还夹杂着羁縻之地、寄治之州和徒有虚名的州。五代是乱世，文献又不完整，有时州被废省，有时又陷入夷狄之手。因此详细情况无法考究，能够看到的都像谱表一样列在这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八。明代茅坤撰写。《庐陵史钞》十八。世家。唉！自从唐朝失去政治统治，天下人便乘时而起，刺面、剃发的盗贼和贩夫，竟然也穿起高大华美的礼服。吴国和南唐，都是奸雄窃夺而来。蜀地险要而富裕，汉地险要而贫困。贫困的反而能够自强，富裕的却先灭亡。闽地鄙陋，荆地狭小；楚地开发了蛮夷之地，却经不起剥削掠夺。吴越尤其厉害，把牲畜看得和人一样。岭南遭受刘氏统治，百年之间，各国一同兴起，争夺雄长。山川阻隔，风气也不相通。俗话说：‘清风兴起，群阴潜伏；日月出来，火炬熄灭。’所以真正的君主一出现，天下就会共同归附。《十国世家》。杨行密世家。

译杨行密一生的事迹，传写得如同图画一般，毫不逊色于《史记》和《汉书》。杨行密字化源，是庐州合肥人。他身材高大而有力，能徒手举起一百斤。唐朝干符年间，江淮地区群盗蜂起，杨行密被当作盗贼抓获。刺史郑棨认为他的相貌不同寻常，便解开绳索放了他。后来他应募充任州兵，戍守朔方，升为队长。戍期满后回军，军吏厌恶他，又让他出外戍守。杨行密将要出发，经过军吏的住所，军吏假装说好话，问他此行有什么要求。杨行密奋然说道：‘只想要你的脑袋！’随即砍下他的头，提着走了出来。于是起兵作乱，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又弃城逃走，杨行密于是占据庐州。中和三年，唐朝立即任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淮南节度使高骈被毕师铎攻打，高骈上表任命杨行密为行军司马。杨行密率数千士兵前往救援，走到天长时，毕师铎已经囚禁高骈，并召宣州的秦彦进入扬州。杨行密无法进入，驻军蜀冈。毕师铎率数万人出击杨行密，杨行密假装败退，放弃营寨逃走。毕师铎军队饥饿，乘胜争相进入营寨收取军资，杨行密却突然回军反击，毕师铎大败，只身骑马逃入城中，随后杀死高骈。杨行密听说高骈已死，便让军队穿白衣，向城哭了三天，进攻城西门。秦彦和毕师铎逃到东塘，杨行密于是进入扬州。当时城中粮仓空虚，饥民互相残杀并吃掉对方，夫妻、父子也彼此牵连着送去屠宰出售，屠夫像宰羊杀猪一样剖割他们。杨行密无法守城，想要逃走；这时蔡州的秦宗权派他的弟弟秦宗衡在淮南掠夺土地。秦彦和毕师铎从东塘返回，与秦宗衡会合。杨行密闭城不敢出战。不久秦宗衡被偏将孙儒杀死，孙儒攻破高邮。杨行密更加害怕，他的门客袁袭说：‘我们凭新近聚集的军队守着一座空城，而各位将领大多是高骈的旧部，如果不是过去没有深厚恩惠、平素没有信任，就很难用武力控制并使他们心服。如今孙儒兵力正盛，攻打哪里就能攻克哪里；这正是各将首鼠两端、根据强弱选择归附或背叛的时候。海陵镇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一定不会为我所用。’杨行密于是用军令召高霸，高霸率军进入广陵。杨行密想让高霸守天长，袁袭说：‘我们因为怀疑高霸才召他来，难道还能再任用他吗？况且我们如果能战胜孙儒，就用不着高霸；如果不幸不能取胜，天长哪里还会是我们的呢？不如杀掉他，兼并他的部众。’杨行密于是借犒劳军队的机会擒住高霸，将他的族人全部杀掉，得到他的数千士兵。不久孙儒杀死秦彦、毕师铎，兼并他们的军队来进攻杨行密。杨行密想逃往海陵，袁袭说：‘海陵难以守住，而庐州是我过去治理的地方，城池和粮仓都完整充实，可以作为日后的根据地。’杨行密于是逃往庐州。过了很久，他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便问袁袭：‘我想整顿军队，兼程向西攻取洪州，可以吗？’袁袭说：‘钟传刚刚得到江西，势力还不能图谋。秦彦进入广陵时，召池州刺史赵锽来，把宣州交给他。如今秦彦将死，赵锽失去了依靠，而守卫宣州也不是他的本意。况且他的为人不是您的敌手，这是可以攻取的地方。’杨行密于是领兵进攻赵锽，在曷山交战，大败赵锽，接着进围宣州。赵锽弃城逃走，杨行密追上并杀了他，于是进入宣州。龙纪元年，唐朝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安仁义、李神福等攻打浙西，攻取苏州、常州、润州。龙纪二年，攻取滁州、和州。景福元年，攻取楚州。孙儒赶走杨行密、进入广陵后，过了很久也不能守住，便焚烧城池，杀死百姓中的老人和病弱者来供给军粮，驱赶部众渡江，自称五十万大军来攻打杨行密。将领田頵、刘威等每次与他交战都失败。杨行密想逃往铜官，他的门客戴友规说：‘孙儒来势锐猛而兵力众多，大概他的锋芒不可抵挡，但可以挫败他的军队；他的军队不可立即击败，却可以长久拖延，使其疲敝。’ ‘如果躲避逃走，就是自投罗网。’刘威也说：‘背靠城池修筑坚固营垒，可以不与他交战而使他疲惫。’杨行密认为有道理。过了很久，孙儒的军队饥饿，又发生了大瘟疫。杨行密出动全部军队攻击，孙儒战败被擒。临死时他仰头看见刘威，说：‘听说您设置了这道防线，使我失败；假如我有像您这样的将领，难道会失败吗？’杨行密收编孙儒剩余的数千士兵，给他们穿黑衣、披黑甲，号称黑云都，常把他们作为亲军。这一年又进入扬州。唐朝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干宁二年，加授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行密让田頵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升州刺史冯宏铎前来归附，于是分别派田頵等攻掠；淮河以南、长江以东的各州都被攻下。进攻苏州，擒获其刺史成及。干宁四年，兖州的朱瑾投奔杨行密。当初朱瑾被梁军攻打，向晋求救；晋派李承嗣率数千精锐骑兵帮助朱瑾，朱瑾战败，便和李承嗣一起投奔杨行密。杨行密的士兵都是江淮人，江淮人轻弱，得到朱瑾的精锐骑兵后，军势更加振奋。这一年，梁太祖派葛从周、庞师古进攻杨行密的寿州，杨行密在清口击败梁军，杀死庞师古；葛从周收兵逃走，杨行密追到渒河，又大败他。干宁五年，钱镠攻打苏州，和周本在白方湖交战，周本战败，苏州又归入吴越。天复元年，杨行密派李神福攻打吴越，在临安交战，大败吴越军，擒获其将顾全武带回。天复二年，冯宏铎叛变，袭击宣州，和田頵在曷山交战，冯宏铎战败，准备逃入海中。杨行密亲自到东塘拦截他，派人对冯宏铎说：‘胜败是用兵中的常事，一战失利，何苦自暴自弃逃到海岛？我的府地虽然小，仍足以容纳您。’冯宏铎感动流泪，杨行密带十多名骑兵驰入他的军中，把冯宏铎带了回来。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以李神福代替冯宏铎任升州刺史。这一年，唐昭宗在岐地，派江淮宣谕使李俨任命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封为吴王。天复三年，任命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进攻杜洪。荆南的成汭救援杜洪，李神福在君山击败他。梁军进攻青州，王师范来求救，杨行密派王茂章救援，大败梁军，杀死朱友宁。朱友宁是梁太祖的儿子。梁太祖大怒，亲自率军攻击王茂章，号称二十万大军，又被王茂章击败。田頵叛变，袭击升州，俘获李神福的妻子儿女，带回宣州。

译杨行密召李神福回来讨伐田頵。田頵派他的将领王坛迎战，又给李神福写信，用他的妻子儿女招降他。李神福说：‘我当初以一个士兵的身份跟随吴王起兵，如今成为大将，难道能忍心背弃恩德，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吗？’当即斩杀来使，以表示与田頵决裂。军士听到后，都感动奋发。军队行进到吉阳矶，田頵抓住李神福的儿子承鼎来招降他。李神福斥责左右放箭射杀承鼎，于是在吉阳击败王坛的军队。杨行密另派台蒙攻击田頵，田頵战败而死。当初田頵、安仁义、朱延寿等人都是从微贱之时跟随杨行密起兵的；等到江淮刚刚平定，他们想逐渐休养，但这三人都勇猛强悍，难以控制，杨行密很想除掉他们，却没有机会发作。天复二年，钱镠因部将许再思等叛乱而被围。许再思召田頵攻打钱镠，杭州几乎攻克，杨行密却接受钱镠的贿赂，命令田頵停止进兵。田頵对此十分怨恨。田頵曾经到广陵商议事情，杨行密的各位将领大多向他索取贿赂，狱吏也有所求。田頵发怒说：‘狱吏是想让我下狱吗？’回去后便谋划叛乱。安仁义听说后，也跟着反叛，焚烧东塘，袭击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战，远远看见安仁义，便大骂他。安仁义让军队停止前进，说：‘李遇竟敢这样侮辱我，他一定设有伏兵。’ 于是率军退却，伏兵果然发动。追到夹冈时，安仁义解下铠甲，竖起旗帜吃饭，李遇的军队不敢追赶。安仁义又进入润州，杨行密派王茂章、李德诚、米志诚等围攻他。吴军中推举朱瑾善于使槊，米志诚善于射箭，二人都列为第一；而安仁义常以射术自负，说：‘米志诚的弓，十张也抵不上朱瑾的一槊；朱瑾的槊十次，也抵不上安仁义的一箭。’每次和王茂章等交战，他一定瞄准命中后才发箭，因此吴军都害怕他，不敢靠近。杨行密也想招降他，安仁义犹豫不决，王茂章趁他懈怠，挖掘地道进入城中。擒获安仁义后，在广陵斩首。朱延寿是杨行密夫人朱氏的弟弟。田頵和安仁义将要叛乱时，杨行密已经怀疑朱延寿，于是假装眼睛有病；每次接见朱延寿派来的使者，都故意把所见景象说得颠三倒四给他们看。有一次他故意走路撞到柱子跌倒，朱夫人扶起他，过了很久他才苏醒，哭着说：‘我的事业已经成功，却丧失了眼睛，这是上天要废掉我。我几个儿子都不足以担当大事，如果能把事业交给延寿，我就没有遗憾了。’夫人很高兴，急忙召朱延寿来。朱延寿到后，杨行密到寝门迎接他，将他刺杀。随后把朱夫人送出改嫁。天祐二年，派刘存攻打鄂州，焚毁城池。城中守军突围而出，各位将领请求立即追击。刘存说：‘攻击他们，他们又退回城中，城池反而会更加坚固；听任他们离去，城就可以攻取了。’当天城池被攻破，擒获杜洪，在广陵斩首。九月，梁军攻破襄州，赵匡凝投奔杨行密。十一月，杨行密去世，终年五十四岁，谥号忠武。他的儿子杨渥即位，杨溥僭越称帝，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陵墓称兴陵。唉！盗贼也有自己的原则，这话确实可信！杨行密的传记说：杨行密为人宽厚仁慈、高雅守信，能够得到士人的拥护。他的将领蔡俦在庐州叛变，把杨行密的坟墓全部毁坏。蔡俦失败后，各将领都请求毁掉他的坟墓来报复。杨行密叹息说：‘蔡俦因为这样做而成为恶人，难道我还要再做同样的事吗？’他曾让侍从张洪背剑侍立，张洪拔剑刺击杨行密，没有刺中，张洪被杀。后来又让张洪交好的陈绍背剑侍卫，仍然毫不猜疑。他又曾经责骂将领刘信，刘信愤怒地投奔孙儒。杨行密告诫左右不要追赶，说：‘刘信难道会背叛我吗？他是醉了才离去，酒醒后一定会回来。’第二天刘信果然回来了。杨行密从盗贼中起兵，他的部下都骁勇强悍而且暴烈，却乐于替他效力，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传了两代、四位君主，将近五十年。等到杨渥以下，政权掌握在徐温手中。这时天下大乱，中原的灾祸接连不断，篡位和弑杀相继发生。然而徐氏父子凭着一点点欺诈和武力，在三位君主之间周旋，却不敢轻易夺取政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杨行密的恩德和威望仍然在人们心中吗？

译李煜世家。李煜的一生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欧阳修编次史事，把他骄奢淫逸、削弱国力的情形写得很清楚，读来令人落泪。李煜字重光，起初名叫从嘉，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李煜为人仁慈孝顺，擅长写文章，精通书法绘画；额头宽大，牙齿重叠，一只眼睛有两个瞳孔。自太子冀以上的五个儿子都早死，李煜按次序被封为吴王。建隆二年，李璟迁都南都，立李煜为太子，留下他监国。李璟去世后，李煜在金陵继位。母亲钟氏，父亲名叫泰章。李煜尊母亲为圣尊后，立妃子周氏为国后。封弟弟从善为韩王，从益为郑王，从谦为宜春王，从度为昭平郡公，从信为文阳郡公。大赦境内，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向朝廷修贡；又命令各司四品以下没有具体职掌的官员，每天派两人到内殿待诏。建隆三年，泉州留从效去世。李璟向后周称臣时，留从效也奉表进贡到京师。世宗因为李璟的缘故没有接受。留从效听说李璟迁到洪州，害怕是要袭击自己，已经派儿子绍基到金陵进贡，但留从效随即病死。泉州人于是把他的家族一并送到金陵，推举副使张汉思为主。张汉思年老，不能处理政事，州人陈洪进驱逐他，自称留后。李煜于是任命陈洪进为节度使。干德二年，开始使用铁钱；民间大量藏匿旧钱，旧钱更加稀少，商人常常用十枚铁钱换一枚铜钱带出境外，官府无法禁止。李煜于是下令让一枚铜钱抵十枚铁钱。任命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封长子仲遇为清源公，次子仲仪为宣城公。干德五年，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别在晚上到光政殿值宿。李煜召他们来交谈议论。李煜曾认为韩熙载竭尽忠诚、能够直言，想任命他为宰相；但韩熙载后房有几十名歌妓姬妾，大多住在外舍，私下侍奉宾客，李煜因此对任用他感到为难，便降任韩熙载为右庶子，分司南都。韩熙载把所有歌妓都遣散，独自乘车上路。李煜高兴，留下他，恢复他的官职。不久那些歌妓又陆续回来。李煜说：‘我也拿她们没有办法了。’这一年韩熙载去世，李煜叹息说：‘我终究不能让韩熙载做宰相了。’想追赠他平章事，便询问前代是否有这样的先例。群臣回答说：‘从前刘穆之死后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于是追赠韩熙载为平章事。韩熙载是北海将门之子，起初和李谷交好。明宗时，韩熙载南逃到吴国，李谷送他到正阳；酒意正浓、临别时，韩熙载对李谷说：‘江南任用我为宰相，我一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谷说：‘中原任用我为宰相，我取江南就像从袋子里取东西一样容易。’ 到后周军队征伐淮南时，任命李谷为将领来夺取淮南，而韩熙载却没有什么作为。开宝四年，李煜派弟弟韩王从善到京师朝见，宋太祖于是把他留下而不遣返。李煜亲自上疏请求让从善回国，太祖皇帝不答应。李煜曾经闷闷不乐，以国土日益缩小为忧虑，天天和臣下纵情宴饮，忧愁思虑、悲歌不止。开宝五年，李煜下令降低制度规格，发布文书称为‘教’；把中书门下省改为左右内史府，把尚书省改为司防府，把御史台改为司宪府，把翰林改为文馆，把枢密院改为光政院；诸王都改封为国公，以表示尊重朝廷。李煜性情骄奢，喜好声色，又喜欢佛教徒的高谈阔论，不顾政事。开宝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力劝谏，李煜把他收进狱中，潘佑自缢而死。开宝七年，太祖皇帝派使者召李煜到朝廷，李煜称病不去。宋军南征，李煜派徐铉、周惟简等奉表到朝廷，请求暂缓进军，朝廷没有答复。开宝八年十二月，宋军攻克金陵。开宝九年，李煜被俘送到京师，太祖赦免了他，封李煜为违命侯，任命为左千牛卫将军。后来他的事迹详见国史，我只把他列入江南世家，因为江南的许多故老还能讲述李氏时期的事情。太祖皇帝出兵南征时，李煜派他的臣子徐铉到京师朝见。徐铉住在江南，自负为名臣；这次前来，是想凭口舌纵横游说，保存自己的国家。他日夜谋划思考，以及临到言谈应答时的情形，都是很周详的。等到他将要觐见时，大臣们也先入朝请示，说徐铉博学多才、善于辩论，应当有所准备。太祖笑着说：‘只管去吧，这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第二天，徐铉在朝廷上拜见，仰头说道：‘李煜没有罪，陛下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太祖慢慢召他上前，让他把话说完。徐铉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没有过失，为什么要讨伐他呢？’他这样说了几百字。太祖说：‘你认为父子可以分属两家吗？’徐铉无言以对，退了出去。唉！太伟大了！为什么他的话这样简约？大概君王兴起后，天下必然归于统一；愿意归附的就让他来，不愿意归附的就讨伐他；对于僭越、伪诈、假借和窃据的势力，必定要全部扫荡，直到天下完全平定才停止。我读周世宗征讨淮南的诏书，奇怪他竟琐琐碎碎地罗列以往的事情，比较是非曲直来作为辩解之辞，格局多么狭小啊！然而周世宗的英武，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难道是替他撰写诏书的人说得不当吗？

译王衍世家。王衍字化源，王建有十一个儿子，分别是卫王宗仁、简王元膺、赵王宗纪、豳王宗辂、韩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杰、鲁王宗鼎、兴王宗泽、薛王宗平；郑王宗衍最年幼，他的母亲是徐贤妃。王衍因为母亲受宠而被立为皇太子，设立崇贤府，配置官属，后来改名为天策府。王衍面方腮大，手臂下垂超过膝盖，回头时眼睛能看见耳朵，颇知学问，能写浮艳的诗词。元膺死后，王建因为豳王宗辂的相貌像自己，又认为信王宗杰在诸子中最有才德，想从这两人中选择一人继立。但徐妃专受宠爱，王建年老昏聩，徐妃和宦官唐文扆教唆相士说王衍的相貌最为尊贵，又暗示宰相张格赞成此事。王衍因此得以成为太子。王建去世，王衍即位，谥王建为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陵墓称永陵。王建的正室周氏，称昭圣皇后。周皇后在王建死后几天也去世，王衍于是尊母亲徐氏为皇太后，尊周皇后的妹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通过发布教令卖官，从刺史以下，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必定有几个人同时争夺，交钱最多的人就能得到。她们又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兴建宅邸店铺，来夺取百姓的利益。王衍年轻而荒淫，把政事交给宦官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人，却把韩昭、潘在迎、顾在洵、严旭等人当作亲近的宾客。他兴建宣华苑，苑中有重光、太清、延昌、太玄等殿，清和、迎仙等宫，降真、蓬莱、丹霞等亭，飞鸾阁、瑞兽门。又修建怡神亭，和那些亲近的宾客、妇人日日夜夜在其中纵情饮酒。他曾在九月九日于宣华苑设宴，嘉王宗寿谈到国家社稷，说着说着流下眼泪。韩昭等人说：‘嘉王只是因酒而悲伤罢了。’众多亲近宾客一起用轻慢的话讥笑嘲弄他，席间喧闹一片。王衍却毫无察觉。蜀地富裕而喜欢游乐，王氏晚年时，民间竞相制作小帽，只能盖住头顶，低头就会掉下来，称作危脑帽。王衍认为不吉祥，禁止佩戴。王衍又喜欢戴大帽，每次微服出游民间，百姓都凭大帽认出他，于是便命令全国人都戴大帽。他又喜欢包裹尖巾，形状像锥子；后宫都戴金莲花冠，穿道士服。酒喝得兴浓时摘下帽子，发髻蓬乱，又涂上朱粉，称作醉妆。全国人都仿效这种装束。他曾和太后、太妃游览青城山，宫女们的衣服都画着云霞，远远望去飘然如同仙人。王衍亲自创作《甘州曲》，描写仙人的形态，歌声传遍山谷上下。王衍常常亲自歌唱，又让宫女们都应和。王衍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干德。干德元年正月，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加尊号为圣德明孝皇帝。干德二年冬天，向北巡行，到达西县，旌旗、兵器和铠甲绵延一百多里。回程时，从阆州乘船顺江而上，龙舟和彩船照亮江面，所到之处都要供应物资，百姓不堪承受。干德三年正月，回到成都。干德五年，修建上清宫，塑造王子晋像，尊奉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造王建和王衍的像，侍立在他的左右。又在正殿塑造玄元皇帝以及唐朝各位皇帝的像，准备法驾朝拜他们。干德六年，任命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天雄军就是秦州。王承休因宦官身份得到宠幸，任宣徽使。王承休的妻子严氏，有绝世美色，王衍和她私通。当时唐庄宗已经灭掉梁国，蜀人都感到害怕。庄宗派李严出使蜀国，王衍和他一同朝拜上清宫。蜀都的士人百姓，帘幕、车马和珠翠在道路两旁连绵不绝。李严见蜀地人物富盛，而王衍骄纵淫乱，回去后便献计请求讨伐蜀国。第二年，唐魏王李继岌、郭崇韬进攻蜀国。这一年，王衍改年号为咸康。王衍即位以来，常在子来山打猎。这一年，又巡幸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因为王承休妻子严氏的缘故，十月巡幸秦州。群臣极力劝谏，王衍不听。行至梓潼，大风刮倒房屋、拔起树木。太史说：‘这是贪狼风，应当会有军队败退、将领被杀的事。’王衍毫不醒悟。王衍到达绵谷时，唐军已经进入蜀境。他害怕了，仓促返回。唐军所到的州县，都迎接投降。王衍留下王宗弼守绵谷，派王宗勋、宗俨、宗昱率兵抵抗唐军。王宗勋等到达三泉，看到风声便退逃。王衍下诏让王宗弼杀死王宗勋等人，王宗弼反而和王宗勋等合谋，把降表送给唐军。王衍从绵谷返回成都，百官和后宫在七里亭迎接拜见。王衍让宫人组成回鹘队，混杂其中入城。第二天，他在文明殿与群臣相对而泣；王宗弼也从绵谷飞驰回来，登上大玄门，逮捕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景润澄、欧阳晃等人，杀死他们，把首级装在盒中送给李继岌。王衍随即上表请求投降。王宗弼把王衍迁到天启宫。魏王李继岌到成都后，王衍君臣反绑双手，抬着棺材，在七里亭出城投降。庄宗召王衍进入洛阳，赐给他诏书说：‘本来应当分封土地给你，绝不会在险难之时薄待人。日月星辰在上，我一句话也不会欺骗你。’王衍捧着诏书高兴地上路，带领宗族以及伪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翰林学士李昊等人和各位将领、属官的家族数千人向东而行。同光四年四月，走到秦川驿，庄宗采用伶人景进的计策，派宦官向延嗣杀死王衍。王衍的母亲徐氏临刑时喊道：‘我儿以一个国家迎接投降，反而被杀戮，信义全都抛弃了。我知道他的灾祸很快就会到来。’王衍的妾刘氏，头发浓密如云而且容貌美丽，行刑者准备赦免她。刘氏说：‘国家将要灭亡，我在道义上不能受辱。’于是也赴死。王宗弼本来姓魏，名叫宏夫，王建登记为养子。王建攻打顾彦晖时，王宗弼常常把王建的话泄露给顾彦晖。顾彦晖失败后，王建仍像从前一样对待王宗弼。王建病重将死时，王宗弼任太师兼中书令，掌管六军，辅佐政事。王衍投降后，王宗弼把蜀地珍宝献给魏王和郭崇韬，请求担任西川节度使。魏王说：‘这些本来就是我家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拿来进献？’过了几天，王宗弼被郭崇韬杀死。王宗寿是许州百姓家的儿子，王建因为同姓而登记为养子。

译王宗寿好学，精通琴棋，为人安静谦退，喜欢道家的方术。侍奉王建时，任镇江军节度使。王衍即位后，王宗寿任太子太保，奉诏入朝，以炼丹养气自我消遣。王衍荒淫无度，只有王宗寿常常严厉劝谏他。后来任武信军节度使。唐军讨伐蜀国，各地都迎接投降，魏王常常写信招降他，只有王宗寿不肯投降。听说王衍已经衔璧投降，王宗寿极度悲痛，跟随王衍向东迁徙到岐阳，向守卫行贿才得以进去见王衍。王衍泪流满面，沾湿衣襟，说：‘早听从您的话，哪里会有今天！’王衍死后，王宗寿走到渑池，听说庄宗被弑杀，便逃入熊耳山。天成二年，他出山到京师，上书请求安葬王衍的宗族。明宗赞赏他的忠诚，任命他为保义军行军司马，封王衍为顺正公，允许按诸侯礼安葬。王宗寿得到王氏十八具遗体，把他们安葬在长安城南三赵村。唉！自秦汉以来，学者大多谈论祥瑞，即使有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消除这种迷惑。我读《蜀书》，读到龟、龙、麒麟、凤凰、驺虞之类世人所说的君王嘉瑞，竟然没有一样不全部出现在王氏的国家，真是奇怪！然而考察王氏兴起、灭亡、成功、失败的原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有人如果认为一个王氏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看看当时天下的治乱，也就能够明白了。龙这种东西，以不被看见为神异，以升入云中、运行天上为得意。如今它安然暴露在外，显出形体，就是不神异；不上升到天上，反而在水中被看见，就是失职。然而这种龙为什么一条接一条这么多呢？这简直可以称为妖异了。凤凰，是远离人间的神鸟。从前舜治理天下，政事成功而百姓喜悦，命令夔创作音乐，乐声和谐，鸟兽听见后都鼓舞起舞。当时凤凰恰好到来，舜的史官便一同记录下来，把它当作美好的祥瑞。后世因此把凤凰来临作为有道之君出现的征兆。后来凤凰多次出现，有时在庸君施行错误政令时出现，有时在危亡大乱之际出现，这难道真的是祥瑞吗？麒麟，是远离人间的兽。从前鲁哀公出猎得到它，却不认识它，大概是搜寻追捕后才得到的，并不是它自己出现。因此孔子在《春秋》中写道‘西狩获麟’，就是在讥讽这件事。所谓向西出猎，并不是说西方很远；捕获麒麟，是厌恶把它全部搜捕来。出猎一定要记载地点，但鲁哀公驰骋所到的地方很多，不能逐一列出地名，所以只写‘西’，以概括众多地方，意思是他到了全国西部的各处。麒麟是人很少认识的兽，这说明鲁哀公穷搜山林、竭尽湖泽，把一切都捕尽了，甚至连不认识的野兽也搜寻捕获，所以说这是在讥讽他。圣人去世后，异端学说兴起，于是把麒麟说成君王的祥瑞，又附会符命、图谶和纬书中的怪诞说法。凤凰曾经出现在舜时，把它当作祥瑞，还可以说得通；到了后来凤凰出现在乱世，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祥瑞。至于麒麟，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治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它一出现就正值乱世，那么谁知道它是祥瑞呢？龟，是黑色的动物；污泥、河川、湖泽中多得数不胜数，它死后却被卜官看重，不过是因为恰好有用于占卜的适宜条件罢了。戴氏《礼记》却把龟出现在宫廷池沼中说成君王难以得到的祥瑞。戴德的《礼记》杂取各家说法，错误也因此很多。驺虞，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动物。《诗经》说‘唉呀驺虞’，贾谊认为：‘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管理苑囿的官。’在贾谊那个时代，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么，把驺虞当作一种野兽，难道是近世才出现的说法吗？要消除别人的迷惑，很难在对方笃信不疑时同他争辩；要等到他产生疑问，然后再顺势加以驳斥，才可以。麒麟、凤凰、龟、龙，都是君王的祥瑞，却在五代之际一齐出现在蜀地；这件事即使是喜欢谈祥瑞的人，也应当感到可疑。趁着其中有可疑之处加以驳斥，希望迷惑的人能够因此思考。《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入。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九。明代茅坤撰写。《庐陵史钞》十九。世家。

译钱镠世家。《吴越世家》的叙述，钱王最初起兵的地方写得颇有生气；到了钱王攻取土地、建立国家的部分，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难道吴越王没有别的宏大谋略吗？还是史官把这些事情遗失了？我是吴地人，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以便看出钱王创业的踪迹。钱镠字具美，是杭州临安人。临安乡里有一棵大树，钱镠小时候和一群孩子在树下玩耍，他坐在大石头上，指挥孩子们编成队伍，发号施令很有法度，孩子们都害怕他。成年后他游手好闲，不喜欢经营生计，靠贩盐成为盗贼。县录事钟起有几个儿子，常和钱镠饮酒赌博；钟起曾禁止他的儿子们，但他们大多偷偷跟随钱镠交游。有个豫章人善于方术，远望牛宿、斗宿之间有王者之气；牛宿、斗宿是钱塘的分野，于是他游历钱塘，占察王气在临安，便到了临安，以相术隐藏在市场中，暗中寻找那个人。钟起和这个术士交好，术士私下对钟起说：‘我占察得知你们县有贵人，可是在市场中找不到；看您的相貌很贵，但还不足以担当这个贵人的命格。’钟起于是置办酒席，把县中的贤士豪杰全部召来宴饮，又暗中让术士逐一察看，都不合乎条件。术士经过钟起家时，钱镠正好从外面回来；钟起一看见他就转身逃走。术士远远看见钱镠，大吃一惊说：‘这才是真正的贵人！’钟起笑着说：‘这是我邻居家的钱生罢了。’术士召钱镠过来，仔细端详后，对钟起说：‘您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这个人。’又安慰钱镠说：‘您的骨相非同寻常，希望您自爱。’于是和钟起告别，说：‘我寻找这个人，并不是有什么欲求，只是想验证我的方术罢了。’ 第二天术士便离开了，钟起这才放任自己的儿子们和钱镠交游，并且时时接济他的穷困。钱镠善于射箭和使槊，稍微通晓图谶纬书等典籍。唐朝干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贼，上表任命钱镠为偏将，进攻王郢并击败他。当时黄巢的部众已经有几千人，攻掠浙东直到临安。钱镠说：‘如今镇兵少而贼兵多，难以凭力量抵挡，应当出奇兵拦截他们。’于是和二十名精锐士兵埋伏在山谷中，黄巢的先锋经过险要处时都单人骑马，钱镠用伏弩射杀了他们的将领，黄巢军队大乱；钱镠带着精兵冲杀，斩首数百。钱镠说：‘这只能暂时使用一次，如果大军来到，怎么抵挡呢？’于是领兵赶往八百里（‘百里’是地名），告诉路旁的老妇人说：‘以后如果有人问你，就告诉他们临安军已经驻扎在八百里。’黄巢部众到来后，听见老妇人的话，不知道八百里是地名，都说：‘刚才那十多个士兵就无法抵挡，何况有八百里人马呢？’于是急忙率军退走。都统高骈听说黄巢不敢侵犯临安，认为钱镠勇壮，便召董昌和钱镠一起到广陵。过了很久，高骈没有讨伐贼军的打算，董昌等人也没有得到任用，便辞别返回。高骈上表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董昌于是把各县士兵编成八都，任命钱镠为都指挥使。成及任靖江都将。中和二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和董昌有矛盾，刘汉宏派他的弟弟汉宥以及都虞候辛约在西陵驻军。钱镠率八都军渡江，偷取敌军的号令，砍杀敌营，营中惊乱，于是放火焚烧。汉宥等人都逃走了。刘汉宏又派将领黄珪、何肃驻守诸暨、萧山，钱镠把他们都攻破。钱镠和刘汉宏交战，大败刘汉宏，杀死何肃、辛约。刘汉宏换上平民衣服，拿着剖鱼刀逃跑，追兵赶上了他。刘汉宏说：‘我是厨夫。’并举刀给他们看，于是被放过。中和四年，僖宗派中使焦居璠任杭、越通和使，下诏让董昌和刘汉宏停止交战，他们都不奉诏。刘汉宏派将领朱褒、韩公玫、施坚实等率水军驻扎在望海。钱镠从平水出兵，成及夜里率奇兵在曹娥埭击败朱褒等，进军驻扎丰山，施坚实等投降。于是攻破越州，刘汉宏逃往台州。台州刺史擒获刘汉宏送给钱镠，钱镠在会稽斩杀他，并诛灭他的家族。钱镠于是上奏朝廷，让董昌代替刘汉宏任职，自己占据杭州。光启三年，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毕师铎囚禁高骈，淮南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牙将刘浩驱逐他的主帅周宝，周宝逃往常州。刘浩拥立度支催勘官薛朗为主帅，钱镠派都将成及、杜棱等攻打常州，带回周宝。钱镠按照军礼到郊外迎接，在樟亭为周宝设馆舍。周宝病死后，杜棱等进攻润州，驱逐刘浩，擒获薛朗，剖开他的心祭奠周宝。随后钱镠派他的弟弟钱銶攻打徐约，徐约战败逃入海中，钱銶追上将他杀死。昭宗任命钱镠为杭州防御使。当时杨行密、孙儒争夺淮南，长期在苏州、常州一带和钱镠交战。孙儒被杨行密击败，杨行密占据淮南，攻取润州；钱镠也攻取苏州、常州。唐朝升越州为威胜军，任命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杭州设武威军，任命钱镠为都团练使，以成及为副使。成及字宏济，和钱镠一同作战，许多谋划都出自成及；钱镠把女儿嫁给成及的儿子仁琇。钱镠于是任用杜棱、阮结、顾全武等为将领，任用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景福二年，任命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干宁元年，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干宁二年，越州董昌反叛。董昌一向愚昧，不能决断政事；审理百姓诉讼时竟掷骰子，以骰子胜负来判定谁有理。妖人应智、王温、巫韩媪等用妖言迷惑钱镠，献上鸟兽作为祥瑞。牙将倪德儒对钱镠说：“从前谣言说有一种罗平鸟，能够主宰越人的祸福，民间多画它的形状来祈祷祭祀；我看王书中的名字和图像很相似。”于是拿出图给钱镠看，钱镠非常高兴，便自称皇帝，国号罗平，改年号为顺天，把军队分成两军：中军穿黄色衣服，外军穿白色衣服，衣服上刻着“归义”二字。副使黄竭极力劝谏，钱镠认为他不对，大怒，派人杀了黄竭。黄竭的首级送来后，钱镠骂道：“这个贼子辜负了我遇到圣明时代的机会，三公不肯做，竟然是自己求死吗！”便把首级扔进厕所。钱镠于是写信把事情告知钱镠？钱镠将钱镠谋反的情况上报昭宗，昭宗下诏削去钱镠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钱镠说：“董氏对我有恩，不能立即讨伐。”于是率三万军队驻扎在迎恩门，派门客沈滂劝说钱镠，让他改过自新。钱镠拿出二百万钱犒劳军队，擒住应智等人送到军中，请求自受罪责。钱镠于是撤军，钱镠又抗拒命令，派部将陈都、崔温等驻扎在香严石，等待向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安仁义救援钱镠，钱镠派顾全武进攻钱镠，斩杀了崔温。

译钱镠任用的将领徐珣、汤臼、袁邠等都是庸人，不懂军事，遇到顾全武就必定战败。钱镠的侄子钱真骁勇善战，顾全武等人攻打他，经过一年仍不能取胜。钱真与副将刺羽有矛盾，刺羽诬陷他，钱镠杀了钱真，军队于是败退。顾全武擒住钱镠押回杭州，走到西小江时，钱镠回头对身边人说：“我和钱公一起从乡里起兵，我曾经做过大将，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呢？”身边人相对落泪，钱镠于是瞪眼大喊，投水而死。昭宗任命宰相王溥镇守越州，王溥请求授予钱镠，于是将威胜军改为镇东军，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免死九次。钱镠到越州接受任命，返回后治理钱塘，称越州为东府。光化元年，将镇海军迁到杭州，加授钱镠检校太师，把钱镠的乡里改名为广义乡、勋贵里。钱镠平日居住的营地称为衣锦营。婺州刺史王坛叛变，归附淮南杨行密，派部将康儒响应王坛，并趁机进攻睦州。钱镠派弟弟钱銶在轩渚击败康儒，王坛逃往宣州。昭宗下诏命钱镠的画像置于凌烟阁，把衣锦营升为衣锦城，改石鉴山为衣锦山，大官山为功臣山。钱镠游览衣锦城，宴请故乡老人，把山林都覆盖上锦缎，把他幼年曾经玩耍的一棵大树称为“衣锦将军”。天复二年，封钱镠为越王。钱镠巡视衣锦城时，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和左都指挥使许再思叛乱，焚烧抢掠城郭，进攻内城。钱镠的儿子钱传瑛以及部将马绰、陈为等闭门抵抗。钱镠回来走到北郭门，却不能入城。成及代替钱镠与徐绾交战，斩首一百多人。徐绾驻扎在龙兴寺，钱镠穿便服越城而入，派马绰、王荣、杜建徽等分别驻守各门，让顾全武负责防备。东府顾全武说：“东府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淮南。徐绾处境危急，一定会召来淮南军。淮南军一到，祸患就不小了。杨公是大丈夫，如今把困难告诉他，他一定会怜悯我。”钱镠认为有道理。顾全武说：“单独行动一定不会成功，请选择一位可以出行的公子。”钱镠说：“我曾想把元璙嫁给杨氏，于是就让他跟随顾全武到广陵去。”徐绾果然召田頵从宣州前来。顾全武等到了广陵，杨行密把女儿嫁给元璙，立即召田頵回来。田頵取得钱镠的钱一百万，又把钱镠的儿子元瓘扣作人质后离去。天祐元年，封钱镠为吴王。钱镠建立功臣堂，立碑记载功劳，把宾客、僚佐和将校的姓名列在碑阴，共五百人。天祐四年，把衣锦城升为安国衣锦军。梁太祖即位，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门客劝钱镠拒绝梁的任命，钱镠笑着说：“我难道会失去做孙仲谋的机会吗？”于是接受了任命。梁太祖曾问吴越进奏吏：“钱镠平生有什么爱好吗？”进奏吏回答：“喜欢玉带和名马。”梁太祖笑道：“真是英雄。”于是赐给他一匣玉带和十匹打球用的御马。江西危全讽等被杨渥击败，信州的危仔倡逃奔钱镠。钱镠厌恶他的姓，便把他的姓改为元。开平二年，加授钱镠守中书令，把临安县改为安国县，把广义乡改为衣锦乡。开平三年，加授守太保。杨渥的将领周本、陈章围攻苏州，钱镠派弟弟钱镖救援。淮南军设置水栅环绕城池，把铜铃系在网上，沉入水中，用来防备潜水而行的人。水军士卒司马福多智而且善于水上行动，于是先用大竹竿触碰水网。淮南人听到铃声，便把网提起来。司马福于是趁机进入城中，出来时也用同样办法。随后夺取淮南军的号令，内外夹攻，号令彼此呼应。淮南人以为遇到了神灵，于是大败。周本等逃走，擒获其将领闾邱直、何明等人。开平四年，钱镠游览衣锦军，作《还乡歌》说：“三节还乡啊，身上挂着锦衣；父老远道而来相随相迎；斗牛之间没有妖星，人们也没有欺凌；吴越的一位王，乘着四匹马的车回来了。” 干化元年，加授钱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在衣锦军建立生祠。钱镠的弟弟钱镖居住在湖州，擅自杀死戍将潘长，害怕获罪而逃奔淮南。干化二年，梁郢王朱友珪即位，册立钱镠为尚父。末帝贞明三年，加授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允许他开府并设置属官。贞明四年，杨隆演攻取防州，钱镠才从海路入京进贡。龙德元年，赐给钱镠诏书，诏书中不直呼其名。唐庄宗进入洛阳，钱镠派使者进贡，请求赐予玉册。庄宗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议论，群臣都认为不合乎天意；臣子的身份不能使用玉册，郭崇韬尤其认为不可。不久庄宗还是答应了，于是赐钱镠玉册和金印。钱镠因此把镇海等军节度使授给儿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把居所改称宫殿，府署称朝，属官都称臣。又在衣锦军修建玉册、金券、诏书三座楼，派使者册封新罗、渤海王，海中各国也都册封任命各自的君长。明宗刚即位时，安重诲掌权。钱镠给安重诲写信，措辞傲慢，安重诲大怒。当时供奉官乌昭遇、韩玫出使吴越，回来后，安重诲诬陷乌昭遇说他向钱镠称臣舞蹈，于是上奏削去钱镠的王爵、元帅和尚父称号，让他以太师身份退休。元瓘等派人带着绢帛写成的奏表，取小路间行申诉。安重诲死后，明宗于是恢复钱镠的官爵。长兴三年，钱镠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谥号武肃。儿子元瓘即位。唉！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关系，真是难以说清。并不只是自古以来的术士喜欢猎奇、侥幸说中，至于那些起兵草莽的英雄豪杰，也往往把自己托付给妖异祥瑞。难道是因为他们欺骗迷惑愚昧的百姓，并且能够利用这些吗？大概他们的兴起，并不是因为积累功德、逐渐勤勉而成功，而是刺面、剃发的盗贼和商贩突然崛起，成为王侯，百姓也乐于替他们传播故事吗？考察钱氏兴亡的始末，并没有什么恩德恩泽施及一方；在这一百年间，他们残酷役使百姓，已经到了极点。那些在气象上显现出来的征兆，难道不是他们的罪孽所招致的吗？当时四海分裂，暴虐之事多得无法胜数，难道都可以这样解释吗？这些难道都是没有根据而强行推断的吗？术士的话，说不中的多，说中的少；而人们只是特别喜欢谈论那些说中的部分吗？

译刘旻世家 多有风采神韵 刘旻，是汉高祖的同母弟弟。起初名叫刘崇，为人有漂亮的胡须，双瞳重叠。年轻时无赖，嗜酒好赌，曾经被刺面，充任士卒。汉高祖事奉晋朝，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命刘旻为都指挥使。高祖即帝位，任命他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隐帝时，刘旻屡次加官至中书令。隐帝年幼，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周太祖任枢密使，刚刚讨伐三叛，建立大功，但一向与刘旻有嫌隙。刘旻很不安，对判官郑珙说：“主上年幼柔弱，政权掌握在权臣手里，而我与郭公不合，时局将会怎样？”郑珙说：“汉朝的政局将要混乱了。晋阳军队雄强天下，地势又险要坚固，十州的赋税足以自给。您是宗室中的老臣，如果不趁现在谋划，日后一定会受制于人。”刘旻说：“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停止向朝廷输送赋税，招揽豪杰，登记成年男子，以扩充军队。广顺三年，周太祖在魏州起兵，隐帝被杀。刘旻于是谋划起兵。周太祖从魏州进军时，反叛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但汉朝大臣没有立即推尊他，所以他还不敢马上即位；于是向汉太后说明情况，立刘旻的儿子刘赟为汉朝继承人，派宰相冯道到徐州迎接刘赟。当时人人都知道周太祖并非真心如此。只有刘旻高兴地说：“我的儿子做皇帝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停止出兵，派人到京师去。周太祖年轻时地位低下，曾在脖子上刺青成飞雀的形状，世人称他为郭雀儿。周太祖见到刘旻的使者，详细说明立刘赟的用意，又指着自己的脖子给使者看，说：“自古以来，哪里有刺青的天子？希望您不要因此怀疑我的用心。”刘旻很高兴，更加相信事情确实如此。太原少尹李骧说：“郭公起兵犯上，势必不能做汉朝的臣子，也一定不会为刘氏立后。”于是劝刘旻率兵越过太行山，控制孟津，等待局势变化；或许刘赟能够即位，刘赟即位后再撤兵，也还来得及。刘旻大骂道：“李骧这个腐儒，想离间我们父子！”命左右把他拖出去斩首。李骧临刑时叹息说：“我替愚人谋划，死确实是应该的。但我的妻子有病，不能让她独自活着，希望能和她一起死。”刘旻听说后，立即把他的妻子也在街市上杀掉，并把这件事报告给汉朝，以表明自己没有别的用心。不久周太祖果然取代汉朝，降封刘赟为湘阴公。刘旻派牙将李□带着书信送给周太祖，请求让刘赟回太原，但刘赟已经死了。刘旻立即悲痛大哭，并为李骧建立祠堂，每年按时祭祀他。于是就在周广顺元年正月戊寅，于太原即皇帝位，任命儿子刘承钧为太原尹，判官郑珙、赵华为宰相，都押衙陈光裕为宣徽使，派通事舍人李□取小路出使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刘旻约定结为父子。返回本国后，刘旻派宰相郑珙给兀欲写信，自称侄皇帝，以叔父之礼侍奉兀欲。于是兀欲派燕王述轧处理政事，命令高勋以册书尊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并册封刘旻的妻子为皇后。兀欲性情豪爽俊逸，汉朝使者到来时，常常用酒肉使他们困顿。郑珙一向有病，兀欲强迫他饮酒，结果一夜之间醉死了。然而兀欲听说刘旻自立，颇为庆幸中原多事，于是派贵臣述轧、高勋带着自己珍爱的黄骝马、九龙十二章玉带回访。后来兀欲被述轧杀死，述律继位。刘旻派枢密直学士王得中出使述律，请求出兵攻打周朝。述律派萧禹厥率五万军队援助刘旻。刘旻从阴地进攻晋州，被王峻击败。这年天气严寒，刘旻的军队冻饿而死，损失超过一半。第二年又进攻府州，被折德扆击败。折德扆趁机攻取岢岚军。周太祖去世，刘旻听说后很高兴，派使者向契丹请求援兵。契丹派杨衮率领铁骑一万及奚各部军队五六万人，号称十万，来援助刘旻。刘旻任命张元徽为先锋，亲自率骑兵三万人进攻潞州。潞州李筠派穆令钧率步骑三千，在太平驿抵挡张元徽。张元徽击败他们，于是包围潞州。当时世宗刚即位，认为刘旻趁周朝有大丧、天子新立，必定以为周朝不能出兵，应该亲自出兵，攻打刘旻一个措手不及。宰相冯道等多人都说不可，世宗的意志却非常坚决。显德元年三月，世宗亲征，甲午日在高平交战。李重进、白重赞率左军，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向训、史彦超居中军，张永德率禁军护卫皇帝。刘旻也列成三阵，张元徽位于东侧，杨衮位于西侧，刘旻居中。杨衮望见周军，对刘旻说：“敌军强劲，不可轻举妄动。”刘旻振须说：“时机不可错过，不要胡说。”杨衮愤怒离去。刘旻下令东侧军先出，王得中叩马劝谏说：“南风很急，对北军不利，应该稍等一等。”刘旻怒道：“老措大，不要胡乱阻挠我的军队！”立即指挥张元徽进攻。张元徽攻击周军右军，双方刚交战，樊爱能、何徽便退走，他们的骑兵大乱，几千步兵丢下铠甲投降。张元徽高呼万岁，声音震动山谷。世宗非常惊骇，亲自督促士卒作战，士卒都奋不顾身地争先向前，而风势越来越大。刘旻亲自挥动红旗收拢军队，但军队无法控制。刘旻于是战败。天黑时，刘旻收集残兵一万人，凭借山涧停下。当时周军后军由刘词率领，尚在后方没有赶到；世宗急于速战，战斗已经获胜，刘词的军队随后赶到，便乘胜追击，刘旻的辎重、器械、铠甲、乘舆和服御用品全都被周军缴获。刘旻独自骑着契丹黄骝马，从雕窠岭的小路逃走。夜里迷失道路，在山谷中遇到村民，找他们做向导，却误向平阳而行，后来找到另一条路才返回。张元徽在阵中战死，杨衮怨恨刘旻，按兵驻守西侧而不作战，所以只有他完整地率军返回。刘旻回来后，为黄骝马修建马厩，用金银装饰，给它吃三品官的饲料，称它为“自在将军”。世宗在潞州休整军队，大宴将士，斩杀败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军威大振。世宗进攻太原，派符彦卿、史彦超向北控制忻口，截断契丹援军的道路。太原城周长约四十里，周军距离城墙三百步，包围了全城。从四月攻到六月，仍不能攻克。符彦卿等又被契丹击败，史彦超战死，世宗仓促撤军。

译起初周军包围太原时，刘旻派王得中送杨衮回去，趁机向契丹请求援兵。契丹出动几万骑兵援助刘旻，并让王得中先返回。王得中到了代州，代州将领桑珪杀死防御使郑处谦，以城投降周朝，并把王得中送给周朝。世宗召见王得中，询问契丹援兵有多少，王得中说：“送杨衮回去，并没有请求什么。”世宗相信了他。不久契丹在忻口击败符彦卿，王得中于是被杀。刘旻自从在高平战败，后来又被包围，因忧虑而得病。第二年十一月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刘承钧即位。有人问：“十国本来就不是中原所有的地方，但仍然有被封爵、使用中原年号，并且前来朝贡的。为什么《本纪》不记载它们呢？” 回答说：“不记载封爵，是为了显示它们并非中原所有。它们前来朝贡，就像四夷一样；如果按四夷来记载，那就太过分了。”问者说：“四夷和十国都不是中原所有，四夷的封爵、朝贡可以记载，而十国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站在中原的立场看四夷，这样记载四夷是可以的；但以五代君主的立场看十国，把十国当作四夷来记载就不可以。因此，十国的封爵、朝贡如果不像四夷那样记载，就没有什么可记的；如果像四夷那样记载，五代君主又不能把十国视为四夷。所以把十国列在外部而不记载，是为了显示它们自行与中原断绝关系罢了。”问者说：“既然列在外部而不记载，那么东汉的建立为什么又要记载呢？”回答说：“我记东汉，常常把措辞与九国区别开来。《春秋》因乱世而制定治理的法则，《本纪》依据治理的法则来纠正乱世的君主。天下混乱时，疑难之事很多；要判断疑惑、处理难题，怎么敢不谨慎呢？周、汉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难办了！”有人说：“刘旻曾经给周朝写信，请求要回儿子刘赟却没有成功，后来才自立。那么，刘旻的志向并不是把汉朝灭亡当作仇恨，而是把失去儿子当作仇恨了。”回答说：“汉朝曾下诏立刘赟为继承人，那么刘赟就是汉朝的国君，并不只是刘旻的儿子。” 刘旻在大义上，本来不应向周朝屈服。他即使自立未必正确，但按义理也应当不向周朝屈服；这一点正是他可以与九国有所区别的地方。直到刘旻一生结束，他仍然使用干祐年号，等刘承钧即位后才改元。那么，刘旻的志向难道不可悲吗！”},{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 明代茅坤撰写 《庐陵史钞》卷二十 《四夷附录》欧阳修编次契丹的始末，像绘图记录一样把它记载下来；与《史记·匈奴传》相比，恰好不相上下。唉！四夷的居处和饮食，随着水草、寒暑而迁徙；有君长和部落名称，却没有世族谱系和文字记载。至于使用强弓毒箭，强者兼并弱者，国家和土地的大小，兴亡没有定数，这些又哪里足以考察叙述呢！只有他们归附、反叛、离去、来往，以及能够给中原造成利害影响的情况，是不能不知道的。自古以来，夷狄对于中原，有道义时未必臣服，无道义时也未必不来。大概这都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盛衰；即使通常把他们置于中原政权之外，但在羁縻、控制、驾驭以及施恩和示威之间，也不能有所失误。得到他们未必有利，失去他们却足以造成祸患，怎么能不谨慎呢！于是作《四夷附录》。尼噜古穆棱穆棱，四夷的种类名称很多。大的部族自己以名称与中原相通；其次是较小而偏远的部族，附带记载；再其次是势力太小、不值得记载的，多得数不胜数。他们的土地环绕排列在九州之外，而西北一带常常强盛，成为中原的祸患。三代时的猃狁，见于《诗经》和《尚书》。秦汉以来，匈奴最为显著。隋唐之间，突厥势力最大。后来又有强盛的吐蕃、回鹘。五代时期，以名称见于中原记载的有十七八个，其中契丹最为强盛。契丹自后魏以来就以名称见于中原，有人说它与库莫奚属于同一类而是不同种族。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尼噜古穆棱穆棱，“穆棱”就是河的意思；这个地方在黄水以南、黄龙以北，占有鲜卑的旧地，所以又被认为是鲜卑的遗种。唐朝时，契丹的北面接连室韦，东面邻接高丽，西面与奚国接界，南面抵达营州。他们的大部族叫达呼哩氏，后来分为八部。第一是达尔扎部，第二是伊斯珲部，第三是舍珲部，第四是诺尔威部，第五是颇摩部，第六是讷古齐部，第七是济勒勤部，第八是实衮部。各部首领称为大人，通常共同推举一位大人，建立旗鼓来统领八部。过了很久，如果国家发生灾害疾病、畜牧衰败，八部便聚集商议，用旗鼓拥立下一位大人取代他。被取代的人认为本来约定就是如此，不敢争斗。某部大人约尼即将继位时，刘仁恭占据幽州，多次出兵从摘星岭进攻契丹。每年秋霜降下，刘仁恭就烧掉契丹的野草，契丹的马匹多因饥饿而死，只好用良马贿赂刘仁恭，请求买取牧地，并且非常恭敬地请求遵守盟约。八部的人认为约尼不能任事，便从众人中选出安巴坚取代他。安巴坚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部，为人多智而勇猛，善于骑射。当时刘守光暴虐，幽州、涿州的人多逃入契丹。安巴坚趁机进入边塞，攻取防守的城邑，俘虏百姓，依照唐朝州县的制度修筑城池让他们居住。汉人教安巴坚说，中原的君王没有轮流更替的，于是安巴坚越发凭借威势控制各部，不肯接受轮流更替的安排。九年后，各部认为他长期不退位，共同责备他。安巴坚不得已，交还旗鼓，却对各部说：“我即位九年，得到的汉人已经很多了。我想自成一部，治理汉人城池，可以吗？”各部同意了。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岸边，拥有盐铁之利，就是后魏的滑盐县。那里可以种植五谷，安巴坚率领汉人耕种，修治城郭、城邑和房屋，防守、市场都依照幽州的制度，汉人安居其中，不再想回去。安巴坚知道这些人可以利用，便让他的妻子舒噜防派人告诉各部大人：“我有盐池，供各部食盐；可是各部只知道食盐的好处，却不知道盐也有主人，这可以吗？你们应当来犒劳我。”各部认为有道理，一同带着牛和酒到盐池。安巴坚在旁边埋伏士兵，等各部大人酒喝到兴浓时发动伏兵，把他们全部杀死，于是自立，再也不接受更替。梁朝将要篡夺唐朝时，晋王李克用派人到契丹通聘，安巴坚率三十万军队到云州迎接李克用。在东城置酒，酒兴正浓时握手，约定结为兄弟。李克用赠送给他许多金帛，约定共同起兵攻打梁朝。安巴坚送给晋朝一千匹马，回去以后却违背约定，派使者袍笏美楞出使梁朝。梁朝派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回访。过了一年，高顷回来，安巴坚派使者嘉哩随高顷同行，带着良马、貂裘、朝霞锦出使梁朝，奉上奏表自称臣下，请求梁朝册封。梁朝又派郎公远以及司农卿浑特带诏书答复慰劳，另外赐给他记事文书，约定共同起兵消灭晋朝，然后册封两国为甥舅之国。又让契丹派子弟三百骑进入京师担任宿卫。李克用听说后非常痛恨。这年李克用生病，临死时把一支箭交给庄宗，约定一定要消灭契丹。浑特等到了契丹，安巴坚不能履行约定，梁朝也始终没有册封；但梁朝末年，契丹使者仍四次来往。庄宗天祐十三年，安巴坚攻打晋朝的蔚州，擒获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当时庄宗已经取得魏博，正向南与梁朝争夺天下，派李存矩征发山北军队。李存矩到了祈沟关，军队发生叛乱，拥立偏将卢文进，攻杀李存矩，逃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让卢文进的部将刘殷守在那里。庄宗派周德威攻打刘殷，卢文进引领数十万契丹军大举到来，周德威害怕，率军撤退，被契丹追上，大败。周德威逃到幽州，契丹在幽州、蓟州之间包围他，敌军骑兵遍布山谷。他们俘获汉人后，用长绳把汉人的头连起来系在木头上。汉人夜里多自行解开逃走，卢文进又教契丹制造水车、挖掘地道，堆筑土山来攻城。城中熔化铜铁成汁泼出去，沾上的人立即被烧烂。□德威坚守一百多天，庄宗派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等人救援。契丹多次被李嗣源击败，于是解围离去。契丹比其他部族更加顽强傲慢，父母死后不哭被认为勇敢；他们把尸体运到深山，放在大木上。三年后再去取骨，焚烧后洒酒祭祀并祷告说：“夏天向着阳光吃，冬天向着阴面吃，使我射猎猪鹿时多有收获。”他们的风俗与奚、靺鞨颇为相同。到安巴坚逐渐兼并、降服附近各小国时，大量任用汉人。汉人教他们采用隶书的一部分，增删改造，制作了数千个文字，以代替刻木为信的约定。又制定婚姻制度，设置官号，于是僭越称帝，自号天皇王，以所居横帐的地名为姓，称为锡里。锡里在译语中就是耶律。定年号为天赞，把所居之地作为上京，在其中修建楼台，称为西楼。又在上京以东一千里修建东楼，在北面三百里修建北楼，在南面的木叶山修建南楼，往来于四楼之间射猎。

译契丹崇尚鬼神而尊重太阳，每月初一早晨面向东方拜日。他们举行大型聚会商议国事时，都以面向东方为尊。四座楼的门和房屋也都朝向东方。庄宗讨伐张文礼，包围镇州、定州。王处直害怕镇州将要灭亡，晋军一定会兼并他的地盘，已经派儿子王郁劝说契丹入塞，以牵制晋军。王郁对安巴坚说：“我父亲王处直让我传达愚昧浅陋的请求：‘从前赵王王镕，六代镇守赵地和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堆积如山，燕地姬妾、赵地美女和罗绮布满宫廷。张文礼得到这一切，却被晋军攻打，害怕得连保命都来不及，所以这些东西都留下来等待皇帝。’”安巴坚非常高兴，他的妻子舒噜却不同意，说：“我拥有羊马的财富，西楼也足以供我们享乐。如今舍弃这些，远道去救别人之急。我听说晋军强大于天下，而且战争有胜有败，事后后悔又有什么用？”安巴坚兴奋地说：“张文礼有价值百万的金玉，留下来等待皇后，我们可以一起取得。”于是倾尽全国兵力入侵。王郁召请契丹时，定州人都认为契丹一定会造成祸患，不该召来，但王处直不听。王郁离开后，王处直被儿子王都废黜。安巴坚进攻幽州没有成功，又攻打涿州。王□得知王处直被废、王都即位后，便进攻中山，渡过沙河。王郁向庄宗告急，庄宗亲自率领五千铁骑，在新城遇到契丹前锋。晋军从桑林奔驰而出，人马和精良铠甲光亮得照耀白日。契丹惊愕，稍稍退却，晋军乘势追击，敌军于是四散奔逃；沙河冰层很薄，敌军都陷入水中。安巴坚退守望都，恰逢天降大雪，契丹的人马因饥寒大多死亡。安巴坚回头看着卢文进，用手指天说：“上天没有让我们到达这里。”于是率军离去。庄宗跟踪其后，看见契丹宿营处环绕结营，营地处在方形地势的一角，虽然已经离去，营垒仍然整齐而不紊乱，庄宗叹息说：“他们的法令严格，大概就是这样。”契丹虽然没有得到什么便返回，但从此颇有窥伺中原的意图。又担心渤海等地有重兵在身后，想要攻打渤海，却害怕中原乘虚而入，于是派使者出使唐朝以通好。同光年间，使者两次到来。庄宗去世，明宗派供奉官姚坤到契丹报哀。姚坤到了西楼，而安巴坚正向东进攻渤海。姚坤追到慎州，见到了安巴坚。安巴坚穿着锦袍，系着大带，带子垂在身后，和妻子相对坐在穹庐中，邀请姚坤进来拜见。安巴坚问：“听说你们河南、河北有两个天子，是真的吗？”姚坤回答：“天子因为魏州军队叛乱，命总管令公率军讨伐；可是变乱在洛阳发生了，凶讯现在已经传来了。” 总管返回河北出兵赴难，京师已经被众人推举的新君占据，正合乎人们的期望。”安巴坚仰天大哭说：“晋王曾和我约定结为兄弟，河南的天子就是我的儿子。昨天听说中原发生祸乱，我想率五万甲骑前去援助我的儿子，但渤海还没有平定，心愿没有实现。”他又说：“我的儿子既然死了，按理应当来征求我的意见，新天子怎么能自行即位？”姚坤说：“新天子统兵二十年，地位已经到了大总管，所统精兵三十万；天时人事，哪里能够违抗呢？”他的儿子托云在旁边说：“使者不要多说，践踏田地、夺走耕牛，难道不是过错吗？”姚坤说：“顺应天意、服从人心，怎么能同匹夫争夺田地牲畜相比？至于天皇王得到国土后不肯退位，难道是强行夺取吗？”安巴坚立即慰劳姚坤说：“道理正应当如此。”又说：“我听说这个儿子有宫女二千人、乐官一千人，喜欢放鹰跑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之人，不爱惜百姓，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我一听说他的祸事，便全家戒酒，放掉鹰犬，遣散乐官。我也有各部的乐官一千人，不是公宴不用他们。如果我的行为像我儿子一样，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他又对姚坤说：“我会说汉语，但在部族人面前始终闭口不说，害怕他们仿效汉人而变得怯弱。”于是告诫姚坤说：“你应当先回去，我率三万甲骑防守新天子和幽州、镇州之间，与他订立盟约；只要把幽州给我，我就不再侵犯你们。”安巴坚攻打渤海，攻取其中的扶余一城，把它设置为东丹国，任命长子人皇王托云为东丹王。不久安巴坚病死，舒噜防护他的灵柩返回西楼，拥立次子元帅太子耀库济。姚坤跟随到西楼后返回。当安巴坚在位时，有个叫韩延徽的人，是幽州人，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派韩延徽出使契丹。韩延徽见到安巴坚不下拜，安巴坚大怒，扣留他不让回去，让他放牧羊马。过了很久，安巴坚知道他有才能，召来与他交谈，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任用他为谋主。安巴坚攻打党项、室韦，降服各小国，都是韩延徽的谋划。后来韩延徽逃回去侍奉庄宗。庄宗的客将王缄诬陷他，韩延徽害怕，请求回幽州探望母亲。经过常山时，他藏在王德明家中，住了几个月。王德明问他将要到哪里去，韩延徽说：“我想再次逃往契丹。”王德明认为不可。韩延徽说：“安巴坚失去我，就像丧失双眼、折断手足；如今重新得到我，一定会高兴。” 于是韩延徽再次逃往契丹。安巴坚见到他，果然非常高兴，认为他是从天而降的。安巴坚僭越称帝，任命韩延徽为宰相，称为政事令。契丹称他为崇文令公。后来韩延徽去世。契丹的耀库济后来改名为德光，把安巴坚葬在木叶山，谥号大圣皇帝。后来又改他的名字为亿。德光即位三年，改年号为天显，派使者带名马出使唐朝，并请求碑石为安巴坚刻写铭文。明宗以厚礼相待，派飞胜指挥使安念德回访。定州王都叛乱，唐朝派王晏球讨伐。王都用蜡丸密信逃送契丹，请求援助。德光派托诺、房棱等率五千骑兵救援王都。王都和托诺在曲阳攻击王晏球，被王晏球击败。德光又派特哩衮、和敏、益托诺率七千骑兵，王晏球又在唐河击败他们。和敏与几名骑兵逃回幽州，被赵德钧擒获；王晏球攻破定州，擒获托诺、房棱，一并送往京师。明宗杀死托诺等人，却赦免和敏，选取其中强壮的五十多人充任契丹直。起初安巴坚死时，长子东丹王托云应当继位；他的母亲舒噜派幼子安图少君守扶余，打算立他为继承人。

译可是舒噜尤其喜爱德光，德光有智慧和勇气，平素已经使各部臣服。安图离开后，各部迎合舒噜的心意，共同拥立德光。托云不能即位，长兴元年，从扶余渡海逃奔唐朝。明宗于是赐给他姓东丹，又改名为慕华，因为他来自辽东；于是把瑞州设置为怀化军，任命慕华为怀化军节度使、瑞州和慎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他的五名部下也都赐予姓名：罕扎改名罕友通，玛古改名穆顺义，萨喇改名罗宾德，伊绵改名易师仁，哈里改名盖来宾，分别任命为归化、归德将军和郎将。又把先前俘获的和敏赐姓改名为狄怀惠；聂哷改名列知恩；策棱改名原知感；福郎改名服怀；造伊聂济改名乙怀宥；其余充任契丹直的人，也都赐给姓名。长兴二年，又赐托云姓李，改名为赞华。长兴三年，任命赞华为义威军节度使。契丹自安巴坚时期起，侵略消灭各国，称雄北方；等到援救王都时，被王晏球击败，损失一万骑兵，又失去和敏等人，这些都是名将；而舒噜尤其思念托云。从此契丹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多次派使者出使中原，并趁机请求送回和敏、策棱等人。唐朝总是斩杀契丹使者而不予答复。当时，中原的声威几乎振作起来。距离幽州北面一百多里有榆关，关东临大海，北面有兔耳山、覆舟山，两山都陡峭如斗，连着大海。东北有一条道路，狭窄得只能通车，路旁土地却可以耕种。唐朝时设置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防、白狼等戍堡，用来扼制契丹。戍堡中的士兵通常自己耕种、自给粮食，只有衣服和棉絮每年由官府供给。时间久了，幽州人都有田地房宅，养育子孙，把坚守戍堡视为自己的利益。自唐末幽州、蓟州割据以来，戍兵废散，契丹于是能够出兵攻陷平营一带，幽州、蓟州百姓每年都苦于敌军抢掠。从涿州到幽州一百里内，人迹断绝，转运粮饷常常要用军队护送。契丹多在盐沟埋伏，袭击并夺取粮饷。庄宗末年，赵德钧镇守幽州，在盐沟设置良乡县，又在幽州东面五十里筑城，都派兵驻守。等到击败和敏等人后，又在它的东面设置三河县。这样一来，幽州、蓟州的百姓才得以耕种放牧，粮饷运输也能够畅通。德光于是向西迁移横帐，居住在库哩泊，出兵侵扰云州、朔州之间。明宗担忧这件事，任命石敬瑭镇守河东，总领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抵御契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应顺、清泰年间，调发和运输粮饷，使远近百姓都疲劳困苦。德光侍奉母亲非常谨慎，常常侍立在母亲身边，国家大事一定先告诉母亲，然后才施行。石敬瑭反叛唐朝，唐朝派张敬达等人讨伐。石敬瑭派使者向德光求救。德光告诉母亲说：“我曾经梦见石郎召唤我，今天使者果然来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母亲召来胡人巫师询问吉凶，巫师说吉利，于是答应出兵。这年九月，契丹从雁门出兵，车骑绵延数十里，将到太原时，德光派人对石敬瑭说：“我替你在今天击破敌军，可以吗？”石敬瑭答复说：“皇帝出兵赴难，关键在于取得成功，不在于急速。大军从远方而来，而唐军十分强盛，希望稍微等待一下。”使者还没有到达，双方已经交战。张敬达大败。石敬瑭夜间从北门出城，见到德光，约定结为父子，问道：“大军从远方而来，为什么能够迅速作战并取胜呢？”德光说：“我原以为唐军能够守住雁门，扼守各处险要，那么事情还很难预料。如今唐军长驱深入而没有阻挡，我知道大事一定能够成功。况且我们的军队人数很多，难以长久作战，应当凭借神速将其击破，这就是能够取胜的原因。”张敬达败退，退守晋安寨。德光将其包围。唐朝派赵德钧、延寿救援张敬达，但赵德钧父子按兵驻扎在团柏谷而不救援。德光对敬瑭说：“我跋涉三千里前来赴义，既然讲义，就应当贯彻到底。”于是他在晋城南面筑坛，立敬瑭为皇帝，亲自解下衣冠给他穿上。册文说：“告知你，子晋王：我把你看作儿子，你把我看作父亲。”不久，杨光远杀死敬达，投降后晋。晋高祖从太原进入洛阳，德光送他到潞州。赵德钧、赵延寿出城投降。德光对晋高祖说：“大事已经成功，我命令大相温从护送你渡河，我也留在这里，等你进入洛阳后再北归。”临别时，德光握着晋高祖的手抽泣，脱下白貂皮衣给他穿，又送给他良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告诫说：“子子孙孙不要彼此忘记。”这时是天显九年。晋高祖已经进入洛阳，德光才向北去，把赵德钧、赵延寿擒回。赵德钧是幽州人，曾侍奉刘守光、刘守文，任军校。庄宗讨伐燕国时俘获了他，赐名李绍斌。他的儿子延寿，本姓刘，是常山人。他的父亲刘刓任蓨县令，刘守文攻破蓨县时，赵德钧得到延寿和他的母亲种氏，把他们收纳进来，于是把延寿当作自己的儿子。延寿为人资质秀美柔和，稍微涉猎过经书史籍。明宗把女儿嫁给他，称为兴平公主。在庄宗、明宗时期，赵德钧镇守幽州十多年，因为延寿的缘故，尤其受到信任。延寿在明宗时任枢密使，罢职直到废帝即位，又恢复为枢密使。晋高祖在太原起兵，废帝派延寿率兵讨伐他，赵德钧也请求率镇兵讨贼。废帝察觉他们有异心，命延寿从飞狐出兵袭击太原后方，而赵德钧向南出兵；吴儿在西唐防守延寿，延寿于是把军队交给他统领。废帝任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赵德钧替延寿请求镇州节度使一职，废帝发怒说：“赵德钧父子掌握强兵，又请求大镇，如果能够击败契丹、攻破太原，即使取代我也可以。若是玩弄敌寇、要挟君主，只恐怕犬和兔都会一同毙命。”于是派使者催促赵德钧等进军。赵德钧暗中派人向德光求婚，请求立自己为皇帝。德光指着穹庐前的一块巨石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答应石郎了，除非石头烂掉，否则不能改变。”德光到了潞州，把赵德钧父子锁起来带走。德光的母亲舒噜见到赵德钧，问道：“你们父子自己请求做天子，这是为什么？”赵德钧惭愧得不能回答，把田宅簿籍全部献出。舒噜问那些田宅在哪里，赵德钧说：“在幽州。”舒噜说：“幽州已经归我了，你还献它做什么？”第二年赵德钧死去，德光任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为燕王。

译契丹在庄宗、明宗时期攻陷营州、平州；到晋建立以后，又取得雁门以北地区，幽州节度使辖区合计十六州，于是把幽州改为燕京，将天显十一年改为会同元年，又改国号为大辽，设置百官，全部仿照中国制度，并参用中国人。晋高祖每次派使者来聘问，都奉表称臣，每年输送绢三十万匹，其余宝玉珍奇，以及直到中国饮食等各种物品，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没有一天空闲。德光约定晋高祖不称臣，把表改称书信，称作儿皇帝，采用家人之间的礼节。德光派中书令韩颎带着册书册立晋高祖为英武明义皇帝；晋高祖又派赵莹、冯道等人，带着太常卤簿仪仗，奉册尊奉德光及其母亲的尊号，终其一生奉事他们非常恭谨。晋高祖去世，出帝即位。德光恼怒出帝没有先行告知，而且不奉表、不称臣，反而称孙，于是多次派使者责备晋国。晋国大臣都很害怕，只有景延广对契丹使者说话很不恭敬，德光更加愤怒。杨光远在青州反叛，招引德光。开运元年春，德光倾尽全国兵力南侵，把军队分为三路：西路出雁门，进攻并州、代州，刘知远在秀容击败了他们；东路到达黄河，攻陷博州，以此响应杨光远。德光和赵延寿向南进攻，攻陷贝州；德光驻军元城，兵锋到达黎阳。晋出帝亲自出征，派李守贞等人向东驰赴马家渡，击败契丹。德光和晋军在黄河相持一个多月，听说马家渡的军队战败，便率众进攻晋军，在戚城交战。德光临阵望见晋军旗帜鲜明，士卒和战马整齐严肃，面露惧色，对身边人说：“杨光远说晋国的兵马已经饿死了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强盛？”两军交战后，双方死伤各半，战阵之间断箭和遗失的箭头铺了厚厚一层，有一寸多深。天黑时德光退兵，把军队分为两路：一路出沧州，一路出深州，返回北方。开运二年正月，德光又倾尽全国兵力入侵，包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门坚守，不敢出战。契丹向南掠夺邢州、洺州、磁州，一直到安阳河，方圆千里之内几乎被焚烧抢掠一空。契丹人见到高大的桑树，骂道：“我知道紫披袄是从你身上长出来的，我难道能容你活着吗？”于是把柴薪捆在树上烧掉。当时出帝生病不能出征，派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等人抵御契丹。皇甫遇进军途中渡过漳水，遇到契丹，在榆林交战，几乎被俘。安审琦从后面救援他，契丹望见尘土飞扬，以为救兵到了，便退走了。但张从恩畏惧胆怯，不敢追击，也带兵向南逃到黎阳。契丹已经北撤，出帝的病稍有好转，于是下诏亲自出征，驻军澶州，派杜重威等人北伐契丹。契丹军回到古北时，听说晋军将要到达，立即又率军向南撤退。等到杜重威在阳城卫村交战时，晋军又饥又渴，凿井就坍塌，只得绞取泥水饮用。德光坐在奚车中，呼喊部众说：“晋军全在这里了，可以把他们活捉，然后平定天下。”恰逢天刮大风，晋军拼死进攻，契丹大败。德光丢失车乘和战马，只骑着一匹白骆驼逃走。到达幽州后，各位首领和大将都被鞭打数百下，只有赵延寿被免罪。当时天下遭遇旱灾和蝗灾，晋人苦于战争，于是派开封府军将张晖，以假供奉官的身份出使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复两国关系。德光说话虽然傲慢无礼，但契丹自己也厌倦了战争。德光的母亲舒噜曾对晋人说：“南朝汉人难道能一直安睡吗？自古以来只听说汉人来和亲蕃国，从没听说蕃国去同汉人讲和。如果汉人确实有回心转意的意思，那么我又何惜与他们通好呢？”晋国也不再派使者，但德光却多次写信招降赵延寿。延寿见晋国衰弱、天下混乱，曾经有窥伺中国的意图，而德光也曾答应延寿灭掉晋国后立他为帝。延寿得到晋国的书信，假意写了些友好的话回复晋国，说自己陷身敌国，思念归来，约定晋国发兵作为内应。德光的将领高牟翰也假装要以瀛州投降晋国，晋国君臣都很高兴。三年七月，晋国派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人出兵作为接应延寿的军队，奔赴瀛州。高牟翰弃空城而去，晋军到达城下，见城门全都敞开，怀疑有伏兵，不敢进入，便派梁汉璋追赶高牟翰。追上后交战，梁汉璋战死。杜重威等驻军武强，德光听说晋军出兵，便入侵镇州。杜重威向西驻扎在中渡，和德光隔水对阵。德光分兵合并西山的军队，从晋军后方出击，攻破栾城县。县中有一千名骑兵，全都向敌军投降。德光每次俘获晋人，都在他们脸上刺字：“奉诏不杀，放回南方。”杜重威等被包围，粮食断绝，于是全军投降。德光很高兴，对赵延寿说：“所得到的汉人都给你。”于是赐给他龙凤赭袍，让他穿着安抚晋军；也赐给杜重威赭袍，并派傅往儿监督他。张彦泽率骑兵二千人，先进入京师。晋出帝和太后写下降表，自己陈述过错。德光派嘉哩拿手诏赐给出帝说：“孙儿只管不要忧虑，我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德光将要到达京师，京师有关官员请求用法驾仪仗迎接。德光说：“我亲自披甲戴胄来平定中原，太常的礼仪，我没有空闲顾及。”于是停止使用法驾。出帝和太后出城到郊外迎接，德光推辞不见，说：“哪有两个天子在道路上相见的道理？”四年正月丁亥朔日早晨，晋国文武百官在都城北面列班，面向德光叩拜辞谢，穿着丧服、戴纱帽等待。德光披甲穿貂裘，戴貂帽，骑马站在高冈上，百官俯伏待罪。德光从封丘门进入，登上城楼，派通事宣告、晓谕众人说：“我也是人，你们不必害怕。我本来没有心思到这里来，是汉人的军队把我引来的。”于是进入晋宫。宫中的嫔妃、歌妓前来迎接拜见，他都不予理会。傍晚出宫，住在赤冈。封出帝为负义侯，迁往黄龙府。癸巳日，德光进入晋宫居住，让契丹人守卫各门，门廊、宫殿和庭院都剖裂犬尸、悬挂犬皮，用来施行厌胜之术。甲午日，德光穿本国服装在广政殿临朝。乙未日，他穿中国冠服，百官按照晋国礼仪参加常朝、起居问安；但毡裘、左衽服装、胡马和奚车排列在台阶和殿陛之间，晋人低头不敢抬眼仰视。

译二月丁巳朔日，金吾六军和殿中省的仪仗排列在殿前，太常的乐舞陈列在庭院。德光戴通天冠，穿绛纱袍，手执大圭临朝视政，实行大赦，把晋国改为大辽国，将开运四年改为会同十年。德光曾答应赵延寿灭掉晋国后立他为帝，所以契丹攻打晋国时，延寿曾任先锋，俘获抢掠所得全部献给德光及其母舒噜。德光灭掉晋国后已没有立延寿为帝的意思，延寿不敢自己开口，于是通过李崧请求做皇太子。德光说：“我对燕王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即使我的皮肉中有可以给燕王使用的，我也可以割下来。我听说皇太子是天子的儿子，燕王怎么能做皇太子呢？”于是命令给延寿升迁官阶。翰林学士张砺拟定任命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德光索取笔来，涂去其中“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只任命他为中京留守、大丞相；至于延寿此前担任的枢密使和所封燕王，都照旧不变。又任命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晋国旧宰相和凝一同担任宰相。张砺在明宗时任翰林学士；晋高祖从太原起兵时，唐废帝派张砺督促赵延寿从团柏谷进军。不久赵延寿被德光锁押，张砺也随同迁往契丹。德光看重他的文学才能，仍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张砺曾经想回归汉地，逃到边境，被追捕的人抓获。德光责备他，张砺说：“臣本来是汉人，衣服、饮食和语言都与现在不同，思念故乡却不能回去，活着还不如死去。”德光回头对通事唐高英说：“我告诫你们要好好对待这个人，导致他逃走，过错在你。”于是鞭打唐高英一百下，对张砺仍像从前一样相待。德光爱惜他到了这种程度。德光将要临朝，有关官员给赵延寿准备了貂蝉冠，给张砺准备三品官服。赵延寿和张砺都不肯穿戴，赵延寿另做了一顶王者冠来显示自己的特殊。张砺说：“我在上国时，晋国派冯道奉册出使北朝。冯道带着两顶貂蝉冠，一顶由宰相韩延徽戴，一顶命我戴。如今难道可以降等服用吗？”最终还是戴着貂蝉冠上朝。三月丙戌朔日，德光穿靴袍，驾临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非常高兴，回头对身边人说：“汉家的礼仪器物，竟然盛大到这种程度。我能够坐在这座殿上，难道不是真天子吗？”他的母亲舒噜派人带着书信和安巴坚明殿的文书赐给德光。明殿仿照中国陵寝下宫的制度；该国国君死后下葬，就在墓旁建屋，称为明殿，设置官属职司，按年节奉表问安，像侍奉活人一样；又设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管答复书信诏令。每逢各国有重大庆贺或吊祭之事，明殿学士便以先君的名义写信，赐给各国国君，信中通常写道：“报儿皇帝说。”德光灭掉晋国后，派本部族的酋长豪强和通事担任各州镇的刺史、节度使，搜括借取天下的钱帛来赏赐军队。胡人军队的人马得不到粮草，每天派出几十名骑兵分散到四野抢掠百姓，名叫“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百姓遭受他们的毒害，远近都怨声叹息。汉高祖从太原起兵后，各地州镇大多杀掉契丹守将，归附汉国，德光十分恐惧。又正值天气炎热，于是任命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是契丹大族，号称阿巴；萧翰的妹妹也嫁给德光，而阿巴本来没有姓氏，契丹人称他为国舅。等到将要任命他为节度使时，李崧替他拟定姓名为萧翰，从此才姓萧。德光已经留下萧翰镇守汴州，于是向北返回，带着晋国宫中的各司伎术人员、宫女以及各军将士数千人随行。从黎阳渡过黄河，走到汤阴，登上愁死冈，对宣徽司高勋说：“我在上国以打猎吃肉为乐，自从进入中国，心中常常不痛快。如果能够回到我的本土，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高勋退下后对人说：“他将要死了。” 相州的梁晖杀死契丹守将，关闭城门抵抗防守。德光率兵攻破相州，城中男子无论老少全部屠杀，妇女全都驱赶到北方。后来后汉任王继宏镇守相州，他得到头骨数万枚，筑成大坟埋葬。德光到了临洺，看见那里井邑荒废残破，便笑着对晋人说：“使中国到了这个地步，燕王是罪魁祸首。”又回头对张砺说：“你也出过力。”德光走到栾城时得病，死在杀虎林。契丹人剖开他的腹部，取出肠胃，用盐填充尸体，装载着向北运回。晋人称他为“帝羓”。永康王乌云即位，谥德光为嗣圣皇帝，尊称安巴坚为太祖，尊德光为太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文钞引 王荆公深邃的见识、幽微的思想，大体上都本于古代六艺的旨趣，同时又在其中另自形成格调；他刻画万物，陶铸群情，形成一家之言。尤其杰出的，是《上仁宗皇帝书》和《神宗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可以说具有辅佐君王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在仁宗朝那种镇静宽大、博厚宏远的政治环境中，他尚且未能完全施展，而到了熙宁、元丰之间，却能劫持君主，巩固君臣如鱼水般的关系；譬如武丁之于傅说、孔明之于昭烈，也不过如此。可惜，王公的学问大多本于好古，而他当时的施政又拘泥古法成为祸患；何况把矫正世俗的行为同自己的独到见解结合起来，又凭着执拗的资质放纵个人臆见，所以吕惠卿、章惇、邢恕、蔡京以下的人纷纷附会，迷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败坏以后，连同他的文学在内，知道并喜爱它的人约有一半，厌恶并诋毁它的人也约有一半。在我看来，荆公的雄健不如韩愈，洒脱不如欧阳修，飘逸放宕、疏朗爽利不如苏氏父子兄弟；但他在构思时所着意的地方常在语言之外，精神又先于形象显现，仿佛进入幽深的树林和深邃的山谷，隐约看见通向洞天的道路，这恐怕也是古来少有的。他每次阅读王安石所作的碑志、墓铭以及其他文章中所指次的当世名臣显贵、贤人志士，增添一个字、删去一个字，都从神会中安排出讽刺，轻盈得像凌风飞翔的鸟翅。在《史记》《汉书》之外，另自形成了一种深微的境界。我首先选录他的《上仁宗皇帝书》一篇，接着选札子、奏疏、奏状七篇，表、启三十六篇，与友人书信三十五篇，序十二篇，记二十二篇，论、原、说、解及杂著二十五篇，碑状、墓志、铭、表和祭文七十三篇，分编为十六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译《临川文钞》本传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年少时喜欢读书，读过一遍便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精妙。朋友曾巩带着他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替他广为称誉。王安石考中进士第一等，签书淮南判官。按照旧制，任期届满可以进献文章请求参加馆职考试，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后来调任知鄞县，修筑堤堰，疏浚陂塘，使水陆交通都得到便利；把粮食借给百姓，规定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相互流通，县里人都认为便利。任舒州通判时，文彦博任宰相，推荐他，说他淡泊自守、甘于退处。不久朝廷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他没有应召。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欧阳修认为他需要俸禄奉养祖母，便向朝廷说明，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请求任知常州，后来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入朝任度支判官，当时是嘉祐三年。王安石敢于坚持己见，慨然有矫正世俗、改变风气的志向，于是上万言书。后来王安石执掌国政，他所采取的措施大体都本于这篇书。不久任直集贤院。在这以前，王安石多次辞谢馆阁之命，士大夫认为他无意于仕途，遗憾不能认识他的面目。朝廷每次想授予他优越官职，唯一担心的是他不肯就任。第二年，他同修起居注，连续上疏推辞八九次，才接受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京城的刑狱案件。从此以后，他不再辞官。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同伴向他索要，他不肯给；同伴仗着与他亲近，便径自拿走。少年追赶并杀死了这个人，开封府判定少年应当处死。王安石驳斥说：“别人不给他，他却拿走，这是盗贼；追赶而杀他，这是捕盗。”于是弹劾开封府主管官员误判案件。案件交给审刑院、大理寺审理，两处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正确。诏令赦免王安石的罪，他也不谢恩。御史举奏此事，皇帝也没有追究。王安石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直到英宗一朝结束，朝廷召他也不肯起复。王安石本是楚地士人，在朝廷中还没有名声；他认为韩、吕两族是大族，想借助他们提高自己的声望，于是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着深相交往。三人轮流称誉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大起来。神宗居住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次讲说受到称许，总是说：“这是我朋友王安石的学说。”后来韩维任太子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神宗因此想见这个人。刚即位，就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他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入朝，皇帝问治理国家应以什么为先，他回答：“选择治国之道最重要。”皇帝问：“唐太宗怎么样？”他回答：“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法呢？” 皇帝说：“你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天在讲席上，群臣退下，皇帝留下王安石坐着说：“我有些话想同你从容商议。”于是说道：“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后稷、禹；如果真能成为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那两个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熙宁二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皇帝对他说：“人人都不能真正了解你，认为你只懂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世务的。”皇帝问：“你施行政务准备先做什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于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命王安石和枢密使陈升之共同主管。王安石让他的党羽吕惠卿主持其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兴起，号称新法。朝廷派提举官四十多人向天下颁行。青苗法，是把常平仓的籴本粮款分发给各户，收取二分利息，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使的职权改为均输，给予钱财货物，凡是上供之物，都可以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用近处的货物交换远处的货物；预先知道京城仓库应当办理的物品，就可以相机储蓄购买。保甲法，是登记百姓，每两名成年男子取一人，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发给弓弩，训练他们学习战阵。免役法，是根据各户财产多少出钱雇役；单丁户、女户原本不用服役的，也一律交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是允许百姓赊借县官的财物，收取二分利息；到期不交的，加罚钱。保马法，是五路中凡义保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由监牧把现有马匹给他们；或者官府给马价，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生死、疾病，死病者予以补偿。方田法，是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每年丈量土地，查验肥瘠，确定地色等第，分为五等以确定税额。又有免行钱，是估量京师百物各行业利润的厚薄，都命令交钱，以免除行户的差役。从此四方争相陈说农田水利，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全都致力于兴修恢复。又命令百姓封存文书、提高价格来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盐的征额。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水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给。由此赋税征敛更加沉重，天下骚动不安。皇帝也开始怀疑这些措施，于是罢免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并使他从礼部侍郎越过九级升为吏部尚书。起初，吕惠卿因服丧离职，王安石不知道可以托付谁，发现曾布值得信任，才略次于吕惠卿。等吕惠卿服丧期满，王安石早晚都提拔援引他，到这时又奏明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王安石第二次任宰相时，多次以病为由请求离职；等到儿子王雱去世，他更加悲伤难以承受，请求离职也更加急迫。皇帝更加厌恶他，罢免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三年，又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授司空。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傅。绍圣年间，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崇宁年间，配祀孔庙，位列颜回、孟轲之后。追封舒王。杨时向钦宗进言，降为从祀。高宗又停止其配享宗庙，削去王爵。理宗又停止其在孔庙从祀。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一 明代茅坤撰 《临川文钞》第一 上书

译《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荆公以辅佐君王的学问和才能自我期许，所以他一生的施政措施全都集中在这篇书中；他由此取得君主知遇，也完全依靠这篇书。然而他的学问本于经术，所以所说的不是汉、唐以来宰相所能见到的；而他偏执任性、刚愎自用，大体上又同商鞅想要变法的地方相近，因此他的功业也终于大为败坏，反而不如近世那些随波浮沉的人取得的结果。读书人必须具备洞察千古的眼光来评价他。这篇书将近一万多字，但其中线索相牵、脉络相连，就像统率百万大军，考察各部队，没有一处不贯通。臣愚钝不肖，蒙受恩典，担任一路使者；如今又蒙恩召回朝廷，有所任用，正应当把出使之事回报陛下。臣自知没有能力胜任职务，却想借出使所接触到的情况，冒昧谈论天下大事。伏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正确的意见，臣就十分庆幸了。臣私下观察，陛下有恭谨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声色、狗马、游观玩好之事，一丝一毫也不能蒙蔽您，而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已经取信于天下。又公开选拔天下人所希望的人来担任辅相，把政事交给他们，而不受谗邪奸巧之臣的左右。这些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而已；本来应当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天下大治，但实际成效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向内看，不能不为社稷忧虑；向外看，不能不害怕边境发生事端。天下的财力一天天困乏，风俗一天天衰败，各地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担心天下长久不得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现在朝廷法令严明、制度完备，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可臣却说没有法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道。孟子说：“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声，却不能使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的，是因为施政不合先王之道。” 用孟子的说法观察当今的过失，正在于此而已。当今时代距离先王时代遥远，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如果想一一恢复先王的政令，即使非常愚钝的人也知道那很困难。然而臣认为，今天的过失在于没有效法先王的政道，所谓效法先王，只应当效法他们的用意罢了。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天下有时治、有时乱；他们处在盛衰不同的时期，遭遇的变化、面对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施政的方法当然都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意旨、先后次序从未不同。因此臣说：应当效法他们的用意而已。效法他们的用意，那么我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使天下震惊、使众人喧嚷，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之政了。即便如此，按照当今的形势来衡量，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务，使之符合先王的用意，形势也必然不允许。陛下有恭谨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如果确实加以用心，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想要什么不能得到？然而臣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务，使之符合先王的用意，形势也必然不允许，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臣曾私下观察天下在位之人，没有比当今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层人才缺乏，那么下层就会有沉沦废弃、隐藏不出而不为当时所知的人。臣又到乡里民间去寻找，也没有看见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所造成的吗？臣认为，当今在位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之处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以一路数千里之内来说，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缓急，并且能使百姓各自修治职事的人很少，而无才、苟且、贪鄙的人多得数不清。能够讲明先王的用意以适合当前变化的，在一郡之内往往完全没有。朝廷每下一道命令，命令的用意即使是好的，在位官员仍然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于百姓，官吏却常常借机作奸，扰乱百姓。因此臣说，在位人才不足，而乡里民间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事务以符合先王的用意，大臣即使有能体会陛下心意、想要统领此事的人，面对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又有谁能符合陛下的旨意，一一推行这些措施，使人人都受到它的施行呢？所以臣说，形势必定还不能做到。孟子说：“仅有法令不能使它自行施行。”不正是说这种情况吗？那么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就在于人才。果真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官员就可以择取其中合适的人而获得充足人才；在位者获得人才以后，再逐渐观察时势是否可行，根据人情的困苦，改变天下弊病的法令，使它趋向先王的用意，就很容易了。今天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时代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呢？所以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商朝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造成祸败，都不是合适的人。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人才又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士人，使他们都具备士君子的才德，然后按照各自的才能任官使用。《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有不造就人才的？”说的就是这个。等到人才培养成功，即使微贱如兔罝之人，也没有不好德行的。《兔罝》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更何况在位官员呢？文王正因为能做到这样，所以用兵征伐就使人服从，守卫国家就能治理好。诗经说：“奉持玉璋，仪容巍峨，俊秀之士都适宜担任这样的职务。”又说：“周王出行，六军都随从他。”

译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文臣武将各自都具备相应才能，没有一件政事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时期的乱世，天下人才又曾经很少。宣王兴起后，能够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如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爱护他、帮助他。”大概是哀悯人才稀少，而仲山甫没有人相助。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并推广到同类人才，更新造就天下士人，后来人才又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守臣礼的国家，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域。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将要采摘芑菜，在那新开的田里，在这新垦的沟畎中。”这是说宣王能够更新造就天下士人，使他们成为可以任用的人才，就像农夫整治田地，使田中长出可采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无不是由君主培养造就而成的。所谓培养造就人才，是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拔他们、任用他们，各有适当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教育引导的官员，并且严格选择人选。朝廷的礼乐、刑法、政令等事务，都在学校中讲授。士人所观察、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和治理天下的用意。这样培养出来的才能，也就可以为天下国家所用。如果不能为天下国家所用，就不教育；如果可以为天下国家所用，就没有不在学校教育的。这就是教育人才的方法。所谓供养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本性如果缺少财物，就会贪婪卑鄙、苟且求取，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俸禄制度，从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开始，俸禄已经足够代替他们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往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养成廉耻之心，离开贪鄙行为。还认为这样不够，又把俸禄推广到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父子、兄弟、妻子儿女的供养，以及亲戚朋友的往来，都没有遗憾；死后又不用担心子孙生活不足。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本性如果财物充足，却没有礼制加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淫逸，没有什么不做。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丧葬、祭祀、奉养、宴饮等事情，服饰、饮食、器物、用具等物品，都依照等级规定加以节制，并用律、度、量、衡的法则使之整齐统一。即使身份等级允许使用，而财力不足以置办，也不强行置办。如果财力足以置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使用，也不让增加哪怕一铢两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已经用道艺教育天下士人；如果不遵循教导，就用屏弃、放逐远方、终身不得列入士籍的法律对待他们。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如果不遵守礼制，就用流放、处死的法律对待他们。《王制》说：“改变服装的，国君就把他流放。”《酒诰》说：“有人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全都逮捕拘禁，押送到周王那里，我要把他们杀掉。”聚众饮酒、改变服装，都是小罪；流放、杀戮，却是重刑。以重刑加在小罪之上，先王能够忍心这样做而不疑虑，是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用法律裁制，天下之所以服从、没有抵触冒犯，也不只是因为禁令严厉、治理明察就能达到的。大概还因为君主以最真诚恳切的心努力实行，并且率先倡导。凡是在君主身边、地位尊贵显要的人，都顺从君主的意愿而服从实行；只要有一个人不遵循，法律的惩罚一定从他开始。君主以至诚实行，贵人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等到受罚就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人才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让众人推举他们所认为贤能的人，登记下来报告给上级，再加以考察。如果确实贤能，然后按照德行大小、才能高低任官使用。所谓考察，并不是只凭耳目聪明，听信一个人的私下言论。想详细了解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后，再让他处理事务来试验。所谓考察，就是用事务来试验他。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而已，更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至于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众多官员和亿万卑贱之人所需要的士大夫人才很多。拥有天下的人又不可能逐一亲自考察，也不可能只把事情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内考核某人的品行才能，然后决定升降。大概是先已经考察出才能品行高的人，任为大官，再让这些人选取同类人才，长期考察试验，把考核出有能力的人报告给上级，然后授予爵位、官职、俸禄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德有高低厚薄不同，所适合担任的职务也有适合和不适合。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知道善于农事的人就任命为后稷，知道善于工艺的人就任命为共工。德行厚重、才能高强的人，就任命为长官；德行浅薄、才能低下的人，就任命为副职和属官。又因为任职时间长，上级逐渐熟悉并了解他的事务，下级也服从驯化、安于他的教令。贤能的人，他的功劳可以达到成功；不肖的人，他的罪过也可以显著暴露。因此让他们长期任职，并用考核功绩的制度对待他们。这样一来，聪明、有才能、有力量的人就能竭尽智慧以求成就功业，不必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业不能成功；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暂时求得容身，也想到耻辱会在后面等着他，哪里敢不努力呢？至于没有能力的人，本来就知道辞职躲避而离开，因为任职办事时间一长，不能胜任的罪责就不可能侥幸逃脱。他们尚且不敢冒充贤能，知道辞职退避，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靠才辩谄媚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详尽，使任用已经恰当，任职也已经长久；到了真正让他们承担职务时，又专一委任，不用法令一条条束缚他们，而让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治理百官、使众职兴盛，只是由于这个道理。《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昏暗无能者，升用贤明有功者。”说的就是这个。可是尧、舜时代，被罢黜的人还能听说到，大概就是四凶；被升用的人则有皋陶、后稷、契，他们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不迁徙。

译所谓“升进”，不过是加给爵位、任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他们、养育他们、选拔他们、任用他们的方法既然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同大臣们充分运用耳目心力，以至诚恻怛之心思虑并实行这些事情，那么臣下就没有疑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也就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了。如今州县虽然设有学校，不过是具备了墙壁屋舍而已，并没有负责教导、长养人才的官员和制度。只有太学有教导之官，但也未曾严格选任。朝廷有关礼乐刑政的事务，从未在学校中讲习，学生也漠然地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关部门的事情，并非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学生所受的教育，只是讲解章句罢了；只讲解章句，本来就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年才开始用应试文章来教育他们。应试文章若不是广泛背诵、努力学习、穷尽整日的精力，就不能掌握；等到能够写得工巧，大的不足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小的也不足以供天下国家使用。所以，虽然有人到老都在学校里，穷尽整日精力遵循上面的教令，等到让他们从政，却茫然不知方法，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使他们困苦疲惫、受到损坏，使他们不能成才，这是什么原因呢？人的才能，由专一而成，由杂乱而毁。因此先王安置民众中的人才，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野，把商贾安置在店铺，把士人安置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本业，不接触其他事物，因为担心异物足以妨害他们的本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使他们不能接触异物而已，还要向他们宣示先王之道，把百家诸子的异说全都屏弃，不敢学习。如今士人应当学习的，是天下国家所需要的本领。现在却全都把这些置之不教，而教他们应试文章，使他们耗费精神、疲惫心力，穷尽整日精力来从事这件事。等到任用他们为官，又全都把应当学习的东西置之不顾，反而要求他们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早晚专心于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还有才能高下、能做与不能做之分；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的时间，让他们早晚从事于无补的学习。等到任用他们办事，才突然要求他们成为天下国家所用的人才，难怪才能足以有所作为的人少了。因此臣说：这不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使他们困苦疲惫、受到损坏，使他们不能成才。还有更严重的危害：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可以做公卿大夫的，也有只能做士人的，才能有大小，适合与不适合，各有不同。至于武事，则随着才能大小而教习，没有不学习的。因此才能大的人，在朝中可以做六官之卿，出外可以做六军之将；次一等的人，作为比、闾、族、党的教师，也都是卒伍、师旅的统帅。所以边疆和宿卫都能选用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侵占这些职任。如今的学者认为文事、武事是不同的事务，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宿卫的职任，便推给士卒去担任。往往天下那些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只要才干品行足以在乡里自立，也没有谁肯离开亲戚去参加募兵。边疆、宿卫，这是天下的重大职任，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因此古代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看作当务之急；其他技能，则看其才性所适宜的再教，才性所不能的也不强求。至于射箭，这是男子应有的事情；人出生若有疾病就罢了，只要没有疾病，就没有放弃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学校里，本来就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区别士人的品行高下、考察同类配偶，也用射箭。礼乐之事没有不把射箭寓于其中的，射箭也没有不处在礼乐祭祀之中的。《易》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只是认为射箭可以用来学习揖让之礼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平居时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征时用它来参加战伐；士人既然早晚都从事此事，能够精通的人便多了，那么边疆、宿卫的职任都可以从中选择任用。士人曾学习先王之道，品行道义又曾受到乡党推许，然后根据他的才能，把边疆、宿卫的事情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交给这样的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大职任、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职任，推给奸诈强悍、无赖而才行不足、只能在乡里自立的人，这正是当今常常忧惧边疆之患，并担心宿卫不足以凭恃来求安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的士卒不足以凭恃来求安呢？只是认为天下的学士以执掌兵器为耻，而且又没有人会骑射、行军布阵，那么除了招募来的士卒，谁还能担任这些事务呢？教育不严格，选拔不提高，士人以执兵为耻，又从未有人会骑射、行阵，这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些全都是教育不得其道的缘故。如今俸禄制度大抵都很微薄，若不是朝廷侍从之列的人，家中人口稍多，就没有不兼营农商利益而能供养家人的。至于下层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有四五千钱；还要守选等待任命、守缺等待补授，算起来大概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俸禄，平均一个月实际所得竟不能超过四五千钱，少的实际甚至不到三四千钱罢了。即使奴仆的供给也困窘到这种程度，而养生送死、防姻葬送等事情都要靠这些钱承担。人的品行高出中等人的，即使贫困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品格；低于中等人的，即使富足也不会失去做小人的本性；只有中等人不是这样，贫困就成为小人，富足就成为君子。计算天下士人，才性高于或低于中等人的，千百人中没有十分之一；贫困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人，则天下都是这样。先王认为众人不能用强力制服，所以制定行为准则不以自己为标准，而以中等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加以利导，制定中等人能够遵守的制度，这样他们的志向就可以推行于天下，并传之后世。按照如今的俸禄制度，却想使士人不损毁廉耻，大概是中等人做不到的事情。

译所以如今大官往往互相行贿送礼，经营财产，背负贪污的恶名；小官则败坏品行、贩卖乞讨，什么事情都做。士人既已毁掉廉耻而在世上背负恶名，那么偷懒苟且、求取容身的念头就会产生，矜持奋发、自强不息的心就会消失，职事怎么能不松弛？治理之道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法受贿、侵夺百姓财物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丧葬、供养、衣食、器用等物品，都没有制度来加以节制，而天下把奢侈看作荣耀，把节俭看作耻辱。只要财力能够置办，就没有什么不做的。有关部门既不禁止，人们又把这些看作荣耀。若财力不足，不能在世俗之中保持体面，那么在丧葬婚姻之际，往往得罪宗族亲姻，人们反以为耻。因此富人贪得无厌，穷人则勉强弥补不足来追赶富人，这就是士人更加困苦、廉耻之心被毁掉的原因。这就是所谓不能用礼来约束他们。如今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率领天下，这是身边通达显贵的大臣亲眼所见的。然而他们闺门之内奢侈靡费没有节制，触犯陛下所厌恶的事情，损害天下教化，已经有十分严重的了。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放逐贬黜，以此向天下表示。过去周人拘禁群聚饮酒的人，并施以死刑，是认为酒的流弊会产生祸害，甚至导致许多人死亡，所以严厉禁止祸害所由产生的根源。严禁祸害所由产生的根源，因此施刑极少，而陷入祸败的人也少。如今朝廷法律中最严厉的，只有贪官；严禁贪官，却放松对奢靡的法律，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官员冗多，县官的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如今官员确实冗多，但前代设置的员额大概少得多，而俸禄又如此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其原因。官吏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臣对于财利本来没有学习过，但私下观察过前代治理财利的大略：凭借天下人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取天下的财富来供天下的费用。自古治理得当的时代，从未把财用不足作为天下的共同忧患，忧患只在于治理财利没有方法。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是因为治理财利没有得到正确方法，有关部门不能度量世情而通达变化。如果真能按照正确的方法治理财利，通达变化，臣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并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如今法令严密、命令完备，用来网罗天下士人，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是否曾经用道艺教育他们，并设置不遵从教导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并设置不遵循正理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并设置不任职做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不先用道艺教育他们，实在不能惩罚他们不遵从教导；不先用制度约束他们，实在不能惩罚他们不遵循正理；不先把职事交给他们，实在不能惩罚他们不任职做事。这三点，是先王法令最为急切的内容。如今这些都做不到惩罚，却对琐碎细故、并非妨害治理的紧急事项制定法禁，法令每月变化、每年不同，做官吏的甚至记都记不胜记，更何况能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呢？这就是法令被轻视而不能施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君子却不幸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裁制他们。以上这些全都是治理不得其道。如今选取士人，能够强记博诵而略通文辞，就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是公卿的候选人。能够记诵，不必强行背诵广博的内容，只要略通文辞，并且曾经学习诗赋，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取得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用等到论说就可知道。然而世上的议论者竟认为，我们一向用这两科选取天下士人，而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也常常出自其中，不必效法古代选人的办法才得到人才。这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先王时代，已经穷尽选取人才的方法，尚且担心贤能者难以进用、不肖者混杂其间。如今完全废弃先王选士的方法，把天下有才能的士人全都赶去做贤良、进士，于是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本来应当成为贤良、进士；贤良、进士中也本来应当有时能够得到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之人只要能学习雕虫篆刻之技，凭此升到公卿，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于无补益的学习，因此有十之八九被排斥而死在山野。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所慎重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选得其人，便让他们推举同类，使人才聚集于朝廷，那么百官和各项事务就没有不得其人的了。如今让不肖之人侥幸做了公卿，便能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这就是朝廷中不肖之人很多的原因；即使有贤能智慧的人，也往往困于没有助力，不能实行自己的意图。况且公卿不肖，已经推举同类聚集在朝廷；朝廷中的不肖之人，又推举同类来充任四方的职任；四方任职者又各自推举不肖之人分布在州郡，那么即使有同罪举官的科条，难道值得依靠吗？只不过正好成为不肖者的凭借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诸科。朝廷本已忧虑这些人对世间无用，稍微要求他们通晓大义。然而所得的大义，并没有比过去更高明。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拔通晓经术的人，但明经科所选取的，也不过是能够记诵、略通文辞的人。那些通晓先王之意、可以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蒙受恩泽的子弟：学校不以道艺教育他们，官府不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担保他们的品行道义，朝廷却动辄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任事。周武王数说纣王的罪行时，就说：“按世袭任用官员。”

译按世袭任用官员而不考察其才干品行，这是纣王导致乱亡的办法，是治世所没有的。再其次，叫作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并限制他们晋升求取功名的道路，却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使他们处在士人百姓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来治理不肖吗？根据臣奉使所到之处，数千里之内，州县官吏中出于流外而确实可以委任办事的，几乎没有两三个；而应当防范、限制他们奸邪行为的，却到处都是。古代有贤能与不肖的分别，却没有流品的差别，所以孔子这样圣贤的人也曾做过季氏的属吏；虽然做吏，也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之别，凡属流外之人，他们所成就的地位本来就已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高尚于人的志向。近世风俗日益流坏，即使士大夫中才干、势力足以进取，而朝廷又曾用礼义奖勉他们，到晚年末路往往还会因畏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他们平素所成就的地位本来就没有高人之志，朝廷又已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其进取呢？他们面对百姓、亲自任职时放纵乖僻、邪曲奢侈，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至于边疆、宿卫的选用，臣已经说过它的过失了。以上这些全都是选取人才不得其道。如今选取人才既不得其道，到了任用时又不问其德行是否适宜，只问出身先后；不论才能是否相称，只论历任多少。凭文学进用的人，先让他治理财利，已经让他治理财利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治理礼制。这就是让一个人承担百官所能具备的全部本领，难怪人才难以有所作为。要求人去做他所难以做到的事情，能做到的人就少；能做到的人少了，大家便相继不做，所以让他掌管礼制时，从不以不懂礼为忧虑，因为如今掌管礼制的人从未学习过礼。让他掌管刑狱时，也从不以不懂刑狱为耻，因为如今掌管刑狱的人从未学习过刑狱。天下人也已经逐渐浸染于失教，受到既成风俗的影响。看见朝廷任用人不是按照资历次序，就相互议论讥讽；至于任用不合其才能，却从来没有非难的。况且在位者频繁调动，就不能长久任职。因此上级不能熟悉掌握事务，下级不肯服从训练、安于所受教导。贤者的功业不能达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发展到显著。至于迎接新任、送别旧任的劳累，沿袭文书簿册造成的弊病，本来还是危害较小的，不能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抵都应当让人在任上长久；至于所管辖的地方遥远、所任职务重大，就尤其应当久任，然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然而如今尤其不能久任，往往才过几天就把他调走。选取人才已经不详细，任用已经不恰当，处置任职已经不长久，到了赋予职任时又不专一，还要一件件用法令束缚他，使他不能施展自己的意图。臣因此知道如今在位者多不是合适的人，如果稍微授予他们权力而不一一用法令束缚，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使如此，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却依靠法律治理，自古至今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全都得其人，却一一用法令束缚他们，不使他们施展自己的意图，自古至今也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选取已经不详，任用已经不当，处置已经不久，赋任又不专，还一一用法令束缚，所以即使贤者在位、能者任职，也几乎同不肖而无能的人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知某人的贤能足以任事，如果不是他的资历次序相合，就不任用他办事而只晋升他；即使被晋升的士人也不服。明知他无能而不肖，只要不是有罪被任事之官弹劾，就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立即罢退；即使罢退他，士人仍会不服。他确实不肖无能，然而士人为什么不服呢？因为把所谓贤能的人任用于他的职事，同不肖无能的人也没有区别。臣先前所说不能把职事交给人，却没有不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教育、养育、选取、任用人才，四者中只要有一项不得其道，就足以败坏天下人才；何况四者兼有其弊，那么在位的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多得数不清，而乡野里巷之间可任用的人才也少，这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诗》说：“国家虽已衰败不止，有的圣明，有的昏昧；人民虽不富足，有的聪哲，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任事。像那泉水流淌，不要一起陷入败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里巷乡野之间可用之才也少，难道只是实行先王之政而不能成功吗？把社稷托付给谁、把边疆交给谁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没有一旦发生祸患的忧虑吗？汉代张角的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兵，各处郡国没有谁能揭发他们的谋划；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官吏没有敢同他抗拒的。汉、唐灭亡的祸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日渐衰落直到五代，武人掌权，贤者隐伏，精神消沉而不再出现。在位者再也没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了。当时改换社稷，简直比下棋落子还容易，而百姓肝脑涂地，能够幸免于转死沟壑的没有多少。人才不足，它的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公卿大夫没有肯替陛下长远筹虑、为宗庙万世谋划的，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过去晋武帝只顾应付眼前，不替子孙谋划长远，当时在位者也都偷安苟合、敷衍容忍，风俗荡然，抛弃礼义，丢掉法制，上下共同失误，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天下必将大乱，后来果然海内大受扰乱，中原只剩江左地区延续了二百多年。臣恭敬地想，三庙祖宗的神灵把天下托付给陛下，本来是要使祖宗万世享受祭祀，并且永远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察汉、唐、五代乱亡的原因，戒惩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明白诏令大臣，思考用什么陶冶成就天下人才，以谋划筹虑，以策略计算，逐步推行，务求适合当今世变，而不辜负先王的用意，那么天下人才就会多到用不完。

译人才多到用不完，陛下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用谋划来筹虑，以策略来计算，逐步推行，那么成就天下人才就很容易了。臣起初读《孟子》，见孟子说王政容易推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孟子同慎子讨论齐、鲁之地，认为先王的制度中，国家大抵不过百里；又认为如今若有王者兴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千里、有五百里的，都将削减，减到数十、百里之后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仁智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通过战争威逼，使数百里、千里的强国一旦愿意削减土地，达到先王诸侯的规模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命诸侯王把土地全都推恩分封给子弟，而汉朝亲自替他们确定名号，随即分别隶属于汉。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拥有分封的土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逐步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样才知道用谋划来筹虑，以策略来计算，逐步推行，那么大的本来可以使它变小，强的本来可以使它变弱，而不至于发生倾覆、惊乱、变故和败伤的祸端。孟子的话并没有说过头。何况如今想要改革更张，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艰难。所以臣说：用谋划来筹虑，以策略来计算，逐步推行，那么事情会非常容易。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的性情，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中有能力遵循这些原则治理天下的，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部给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成为有才之人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度已经完备了，除非是下等愚昧、不可改变的人，没有谁不能赴行其道。然而若不用至诚恻怛之心筹划，亲自努力实行并率先垂范，就没有人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努力响应。因此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真有意成就天下人才，臣只希望陛下勉力实行。臣又观察到，朝廷过去想要施行改革时，起初计算利害往往不够周详；只要有一类流俗的侥幸之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便立即停止而不敢继续。法度一旦确立，人们就没有谁能单独阻碍它来保全自己的侥幸。因此先王的政令虽然足以使天下获利，但在承受弊病败坏之后、侥幸之风盛行之时，创立法令、建立制度没有不艰难的。若创立法令、建立制度时，天下侥幸之人也能顺从喜悦地趋向它，没有抵触，那么先王的法令就会保存至今而不废弃。正因为创立法令、建立制度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从喜悦地趋向它，所以古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先用征讨诛罚，之后才实现自己的意图。《诗》说：“于是征伐，于是施刑，于是断绝，于是忽略，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文王先征讨诛罚，之后才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图。先王想要建立法度来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德，即使有征讨诛罚的困难，也仍忍心实行，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游说诸侯，所到之处就使君臣抛弃旧习、违背原本顺从的事、强化原本薄弱的方面，忙乱不安，最终困于排斥驱逐。然而孔子也始终没有因此改变，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他所坚守的，大概同文王的用意相同。处在上位的圣人，没有比文王更伟大的；处在下位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而想要有所施行、改革变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处在先王的位置，创立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诛罚那样的困难。即使有侥幸之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也本来抵不过天下顺从喜悦的人多。然而只要有流俗的侥幸之人说不高兴的话，便立即停止而不敢施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真有意成就天下人才，臣又希望陛下能够决断而已。用谋划来筹虑，以策略来计算，逐步推行，又以勉励来促成，以果断来决定；如果这样仍不能成就天下人才，那么据臣所知，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但臣所说的，是流俗所不讲、如今议论者认为迂阔陈腐的。臣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想尽心力、耳目来辅佐朝廷的，也有人。他们的意图不是只考虑一切利害，就是认为那是当世可以实行的事情。士大夫既以此迎合世俗，朝廷从天下士人中所取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方面，以及先王努力学习并守持的东西，大概顾及不到。一旦有人谈及这些，众人便聚集嘲笑，说它迂阔。如今朝廷专心于一切利害，在刀笔文书之间设置法令，已经不是一天了；然而它的效果可以看到了。那么所谓迂阔陈腐的事情，只有陛下也可以稍微留心考察了。过去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各持异议，像封德彝一类人，都认为不杂用秦、汉的政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事情，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用意，但大略可以说是相合了。因此能够在几年之间使天下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中原安宁、蛮夷顺服的境地。自三王以来，没有比这更盛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还同如今一样。魏文正公的话，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阔陈腐的话，然而效果却如此。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来考察呢？”那么唐太宗的事也足以作为考察了。臣有幸因奉职办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知才力低下，无法称职，却敢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奉陛下差遣，本来就应当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无法符合朝廷任用差遣的意图；而朝廷任用天下士人的方法，有的也不合道理，使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些也是臣奉使所接触到的事情，是陛下应当首先听闻的。若放弃这些不说，只琐碎列举一两件利害之事，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恳切侍奉陛下的本意了。伏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适当的，天下幸甚。谨候陛下裁决。《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二。明代茅坤撰。《临川文钞》第二。札子、疏状。《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文章极其精粹深透，荆公所以能够直抵神宗的内心，全在于谈说仁宗之处，可以说是搏虎屠龙的高手。臣先前蒙陛下问及本朝享国百年、天下无事的原因，臣以浅陋之见冒昧承受圣问，当时迫于日影将尽，不敢久留，所说未能详尽，便告辞退下。臣私下想到，圣上问到这件事，是天下的福分；臣却没有贡献一句话，这不是近臣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冒昧粗略陈述一番。伏想太祖亲自具备最高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识，全面了解人物的真伪，指挥、托付必定用尽其才，变更、设置也一定符合事务的需要，因此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齐士卒，对外抵御边疆，对内平定中原。于是革除苛重赋税，停止暴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表率。他在发布政令之间，一心以安定、利惠百姓为要务。太宗以聪明勇武承继其业，真宗以谦逊仁厚守成，以至仁宗、英宗都没有放纵失德，这就是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年数最长，臣当时确实充任侍从官，他施政的始末，臣亲眼见过；现在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陛下详细选择其中可取的，也足以作为今日的借鉴。伏想仁宗作为君主，仰面敬畏上天，俯身敬畏人民，宽仁恭俭出于本性，忠恕诚笃始终如一，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争，从未无故杀死一人，审断案件务求使人活命，尤其憎恶官吏残害扰民，宁可对外敌屈己弃财，始终不忍动用兵刑。他处理政事公平，赏罚厚重而守信，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偏私极端的谗言蒙蔽；因而借助众人的耳目，提拔举用疏远之人，并以连坐之法相辅助。大概从监司官吏直到州县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征调而伤害百姓。自从夏人顺服以后，蛮夷便没有发生大的变乱，边地百姓的父子、夫妇得以免于死于兵祸，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这都是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争、无故杀死一人，审断案件务求使人活命，尤其憎恶官吏残害扰民，宁可对夷狄屈己弃财而不忍用兵的结果。大臣、贵戚、身边近习之人，没有谁敢强横犯法；他们自我慎重，有时甚至超过乡里的普通人，这是刑罚公平公正的效果。招募天下勇猛强悍、横行狡猾的人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统御而图谋变乱的，往往立即失败。聚集天下财物，即使有文书簿籍交给府吏管理，如果没有能干的官吏考核追查，盗窃往往就会被发现。凶年饥岁，流离者堵满道路，死者相互枕藉，而抢劫掠夺的人往往能被捕获，这是赏罚厚重而守信的效果。大臣、贵戚、身边近习之人没有谁能势力膨胀、擅自操纵威福、扩大私人财货贿赂；一有奸邪之事，随即就会上报朝廷。贪婪邪恶、横暴狡猾的人，即使偶尔被任用，也从未能长久。这是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而不被偏私极端的谗言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的升迁任用，虽然不可能全都得到合适的人，但当时所谓的人才，也很少有被遮蔽而不被发现、选用的。这是借助众人的耳目，提拔疏远之人，并以连坐之法相辅助的效果。仁宗升遐那天，天下人号哭悲痛，如同死了父母。宽仁恭俭出于本性，忠恕诚笃始终如一，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这样。然而本朝历代沿袭末世风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朋友和群臣的议论。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女子；出朝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碎事务。从未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同学士大夫讨论先王法度并施行于天下。凡事只顺着自然的理势，精神才智没有充分运用，对名实之间也有所不能察辨。君子不是不受尊贵，但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论不是不能被容纳，但邪说也有时被采用。用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成就人才的方法；用科名资历来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官府考核试用的办法。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员。调动迁转太频繁，既难以考察功绩，游说空谈的人又因此得以混淆真相。互相结交私党、培养声望的人多能得到显要官职，独立经营职事的人有时反而受到排斥压制。因此上下都只是偷懒苟安、求取容身罢了；即使有能者在职，也同庸人没有区别。农民被徭役损害，却从未特别得到救济抚恤，也没有专门设置官员来治理水土、兴修水利。士兵中老弱疲惫者混杂，却从未申令训练，也没有选择将领、让他长久掌握疆场权力。宿卫聚集的只是卒伍中无赖之人，还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风气。宗室没有实际的教训和选举，也没有办法合乎先王亲疏、隆杀的适宜原则。至于治理财利，大抵没有方法，所以即使节俭，百姓也不富足；即使忧劳勤政，国家也不强盛。幸亏没有处于夷狄昌盛的时代，又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有上天的帮助。大概历代圣君相继，仰畏上天，俯畏人民，宽仁恭俭，忠恕诚笃，这就是他们获得上天帮助的原因。伏想陛下亲具圣明的资质，承受无穷的基业，知道天助不可长久依赖，知道人事不可始勤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天。臣不敢擅自废弃将真情说明的道义，而苟且逃避触犯忌讳的惩罚。伏望陛下幸加赦宥并留心察看，那就是天下的福分。谨候陛下裁决。从“本朝”以下，一层一层议论得很确切；荆公想要为朝廷逐项立法施行的地方，也自然可以看出来。神宗之所以像任用、信任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任用、信任他，实在值得惋惜。荆公的志向虽然有缺陷和偏狭，但他的学问渊源，大多得自讲习、考核，而不是出于疏通博大的涵养。何况他刚强固执、自以为是，仿佛得自天赋；由于偏见所趋，最终连同心同志的人也逐渐疏远隔绝。等到他的地位高而形势危险，恩宠专一而意气锐利，奸佞之士便得以乘隙进入；他平生自以为得意的事情，反而被左右近臣阻塞，国家也因此多有事故。可惜啊！《上五事札子》。保存荆公提出变法建议的文字。

译陛下即位五年，变更改造的事情有数千百项，写成文书、制定法令、取得利益的，为什么这样多呢？就其中数量众多的事情寻求法令最大、效果最晚、议论最多的，便是五件：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余里，戎羌民众二十万全都献出土地，因此成为熟户，这是和戎的策略已经见效。过去贫穷的人向豪强借贷利息，如今贫穷的人向官府借贷；官府收取较低利息，百姓得以救济困乏，那么青苗法的命令已经实行了。只有免役、保甲、市易这三项，关系到很大的利害。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就会成为大好事；不是合适的人来实行，就会成为大坏事。缓慢谋划，就会成为大好事；急于求成，就会成为大坏事。传记说：“事情不效法古代，却想凭此成就长久的世业，这是从未听说过的。” 如果这三项法令确实如此，可以说是效法古制了。然而，先要懂得古代的治道，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正是臣所说的大害与大利所在。免役法，出自《周官》所说的府史胥徒，也就是《王制》所说的庶人在官者。然而天下九州的百姓贫富不一、风俗不同，户籍簿册所列的高下又不足为据；如今一下子改变旧制，就要做到逐家逐户，使贫富均平如一，让天下一切差役都由人人出钱募人承担，使天下农民能够放下差役，回到田间。假如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那么五等户籍必然不能公平，募役也必然不能均匀。保甲法，起源于三代的丘甲，管仲在齐国采用过，子产在郑国采用过，商君在秦国采用过，仲长统也在汉代谈论过，并不是今天才标新立异。然而，天下百姓像野鸭聚居、鸿雁群集一样，离散而奔走四方、又没有禁令，已经有几千百年了。如今一下子改变它，使人实行什伍相互维系、邻里相互联结，侦察奸邪而显扬仁义，平时蓄养士兵而在需要时使用。假如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实行，就会用追捕呼叫来扰民，用征调发遣来惊扰百姓，民心便会动摇。市易法，起源于周代的司市和汉代的平准令；如今用百万缗钱来权衡物价的轻重，以此疏通商业并赊贷货物，使百姓每年缴纳数万缗的利息。但我很清楚天下的货物和财利还没有充分流通，私下担心那些希望邀功、侥幸求赏的人，急于在一两年之间求得成效，那样我们的法令就会毁坏了。因此臣说：这三项法令，得到合适的人，缓慢推行、周密谋划，就会成为大大利益；用人不当，急于求成，就会成为大大祸害。所以，免役法成功，农时便不会被耽误，民力也会均平；保甲法成功，盗寇叛乱便会平息，国家威势也会增强；市易法成功，货物财利便会流通，国家用度也会充裕。

译论馆职札子 如今的经筵官，也应当依照这个办法，广泛访察、考核言论，把他们作为储备培养公卿的候选人。臣私下看到，如今馆职一经任命，竟达到十人；这本来就是用来储备公卿人才的。然而，试着要从中选作讲官，必定不知道谁可以；试着要选作谏官，也必定不知道谁可以；试着要选作监司，同样必定不知道谁可以。这种弊病在于没有亲自考试来核实其实际才能。孟子说：“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如今所任命的馆职，不过是一两个大臣认为贤能而已，并不是国人都说贤能。即使国人都说贤能，尚且不能立即相信任用，必须亲自考察，发现确实贤能，然后才任用；何况只是一个或两个大臣认为贤能，怎么能仓促相信并任用呢？臣希望陛下考察、推举众人所说的才能优良、品行美好的、可以担任公卿的人，召来任三馆只候；即使已经兼有馆职，也可以让他兼任只候。遇到应当讨论的事情，就召到中书，或者召到禁中，让他们详细条奏是非利害以及应当施行的办法；并且考察他们的才能是否可以备用任使。若四方有事，就让他们前往察看、询问、调查；有时又让他们复核所说的是非利害。他们所说的是非利害，即使不完全合乎义理、可以施行，但如果他们在察看询问时能够详尽而不受蒙蔽欺骗，那么都可以算作足以备用任使的人才。其中有经术学问的人，又让他讲说经义；这样反复进行几次，才能大略看出才能高下，然后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召用有才能的，再亲自根据事情询问他们。根据事情询问，并不是问一件事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到满一年，所询问的事情达到一二十件，那么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就清楚了，然后按照他的才能所适宜的方面任用。那些尤其才能优良、品行美好、可以共同谋议的人，即使曾经让他备任询问之职，也是可以的。这同任用一两个大臣推荐的人、没有经过实际考试便授予职务相比，当然远远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个办法在其他时候或许难以实行；如今陛下有尧舜般的明察，洞见天下事理，臣料想没有实际才能的人不能蒙蔽陛下，那么推行此事就很容易了。既可以因考试发现真实人才，又可以因询问了解实际事务，这就是所谓“广泛采纳言论，以明确的考核检验功绩，任用人只由自己决定，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都能看见，使四方都能听见”，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正是朝廷在位乏人、上下隔绝的时候，恐怕实行此事不宜放在其他事情之后。然而巧言令色、极其奸佞的人，能够窥伺君主的意向而作奸邪之事，这是尧舜所畏惧、孔子所希望远离的人。对于这种人，应当识别并疏远，不让他接近；但这种人也有一定数量，陛下应当向忠臣良士广泛访察。如果知道某人就是这样的人，就应当疏远而不召见；若误以为可以任用而召见他，以陛下的仁圣，用道理衡量他，用众人的意见参验他，也一定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就应当有所惩处。这样，巧言令色、极其奸佞之徒就会消退，正直的议论也不会被君上蒙蔽。如今想要扩大见闻，却使巧言令色、极其奸佞之徒得志，正是自我蒙蔽；害怕巧言令色、极其奸佞之徒为害，便把群臣一概疏远，也是自我蒙蔽。君主的祸患在于不能穷究事理。不能穷究事理，就不足以辨知言论；不能辨知言论，就不足以识别人；不能识别人，就不能任用官员；不能任用官员，治国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陛下是尧舜般的君主，所能明察的事情，是秦汉以来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都没有谁能稍稍比拟的，本来不是群臣所能窥测仰望的。然而从尧舜到文王、武王，都喜爱询问以穷究事理，选择人才授官来辅助自己。他们认为，君王的职责在于论究治道，而不在于亲自办理具体事务；在于选择人才授予官职，而不在于亲自任事。希望陛下以尧舜文武为法，那么圣人的功业一定会显现在天下。至于有司繁琐细碎的事务，恐怕不值得耗费陛下的时间和劳神圣虑。我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就在这里，怎敢不尽陈愚见。臣才疏力薄，却蒙陛下破格擢用，使我得以参与听闻天下大事。臣听说陛下曾传旨给富弼等人，想在讲筵召见、回答问题，与辅臣讨论时事。只是像臣这样的人才力浅薄，不足以仰望陛下的清光。然而陛下竟谈到这件事，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自从臣充任政府官员以来，每次得以进见，所讨论的都是有司繁琐细碎之事；说到国家大体，略微涉及，便因日影将尽而退下。如今的事情，如果不是广泛讨论、详细说明，使所有改革和设置的始末、先后、大小、详略等办法先在圣心中成熟，然后依次奉行，治国之道终究没有办法兴起。既然如此，像臣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陛下特意赐予从容陈说的机会，心中所怀又怎么能够全部倾吐？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是开始时忧勤，最后达到安逸而治的。如今陛下仁慈圣明的资质，是秦汉以来的君主没有谁能赶得上的；对于天下事务也不是不忧勤，只是所掌握的或许不是关键，所施行的或许还没有得到正确方法，那么恐怕还不能最终达到安逸无为而治。既然如此，对于广泛讨论、详细说明，怎么能缓慢呢？然而陛下想赐予从容陈说的机会，使两府一同进见，那么议论的人多而不一，有所怀抱的人或许反而不能尽情陈述。我认为应当让中书和枢密院轮流进见，这样每个人都能尽量说出心中所想，陛下听取阅览也不至于烦劳。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行，请明白告谕大臣，使他们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不限人数，都据实奏闻；然后陛下推选召用，安置在三馆只候之中。对其中不足取的人，随即罢免；这样即使任用的人较多，也没有什么妨害。相度牧马所举薛向札子 筹划安排得非常详尽。

译臣等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国家马政的盛衰，都是由于任用的人得当或不得当而已。汧渭之间从来不是没有牧地，但只有非子能使马在周代繁殖兴盛；河陇之间从来不是没有牧地，但只有张万岁能使马在唐代繁殖兴盛。这是前代任用得人的明显成效。即使得到合适的人，却不让他长期任职；即使让他长期任职，却不使他专一负责其事；即使使他专一负责，却不以赏罚督促，也不可能成功。如今臣等考察陕西一路买马、监牧的利害大纲，已经具奏上闻。臣等看到，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精力强健、果断干练，通晓政务；河北便籴、陕西防盐，都已有经过验证的成效。这次考察陕西马政，尤其详尽。臣等先前奏请把陕西买马及监牧公事交给薛向提举，如今还想请朝廷下达指挥，允许他长期任职。因为如今马价多出于解池盐利，三司所支出的银、绢等，又允许在陕西转运司兑换现钱。现在薛向既掌管解盐，又主管陕西财赋，调通变换起来很方便。并且臣等访察得知，陕西属于官府的空闲土地中，可以兴置监牧的地方很多。如果将来逐渐形成规模，就可以逐步兴置监牧，取得西戎的马，在西方牧养，不失去它们的土性，这是第一项好处。利用从未耕垦的土地，不会损害百姓，这是第二项好处；凭借薛向的才能，立即让他着手经营，这是第三项好处。再说河北有河防、塘泊的祸患，土地又多盐碱贫瘠，不适合耕种；戎马聚集在那里，土地所能提供的利益不足，许多监牧都在这一带，占用的草地多是肥沃之地，马匹却又不适宜，向来没有大量繁殖。如果陕西兴置监牧，逐渐形成规模，那么河北各监中可以保留的，就全部用陕西的良马换掉其中的劣种；可以废弃的，就把肥沃土地全部分给百姓。在土地不足而不适宜养马的地方，把肥沃土地分给百姓并收取租税，以帮助戎马费用；在土地有余而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利用从未耕垦的土地牧马，不损害百姓。这又是最大的好处。如果准许臣等所奏，就请薛向所奏举的官员，以及所议论的改革旧弊，朝廷一概予以支持。事情成功就不要吝惜赏赐，事情失败就不要顾忌处罚。这样，臣等担保薛向，必定能够上报副合朝廷改革法令的意图。如果将来事情失败，臣等各自甘愿同罪，请陛下裁决。进戒疏 在亮阴期间，一开始就把“声色”二字作为远离奸佞之人的根本，这正是荆公学问中最有力量的地方。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私下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按照经义完成亮阴之制，正是群臣进言劝戒的时候；臣待罪于近臣之列，职责上应当在事情发生之前先有所进言。臣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说要放弃郑国的淫声，然后说要远离奸佞之人。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然后说任用人只由自己决定。大概是因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用志；能够专心用志，然后才能明白地认识事理；能够明白认识事理，然后才能识别人；能够识别人，然后奸佞之人就可以被远远疏离。忠臣良士和有道德的君子大都在合适的时代进用，有机会尽情竭力，那么法度的推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智，却不能及早警戒自己耳目的欲望，到了欲望过度而扰乱心中思考的地步，就不能专心用志；用志不专，认识事理就不明；认识事理不明，邪说和偏邪行为必然窥伺空隙、乘人危急而兴起。这样走到危乱的地步，难道还困难吗？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传到外面；然而孔子是圣人中的大圣，尚且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如今陛下正值盛年，享有天下丰厚的供奉，足以惑乱、转移耳目的事物实在不少。因此臣所预先忧虑、陛下所应深切警戒的，正应当在这里。上天生成圣人的才质非常吝惜，而人们遇到圣人出现的时代也十分困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才质交付给陛下，那么天下人也将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圣人的恩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爱惜自身以成就德行，自强不息以完成功业，使后世不失去圣人的名声，使天下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愿望的事情吗？臣愚昧而忧思不胜，只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狂妄，幸而赐予省察。上时政疏 荆公迎合并劫持君主的知遇，往往进入君主的肘腋之内；仔细看去，自然觉得他与别人不同。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臣私下观察，自古君主享有国家日久，却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即使没有暴政酷刑施加于百姓，天下也没有不发生混乱的。秦代以后，享国日久的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聪明、有智谋并且有功业的君主。享国日久，内外没有祸患，因循苟且，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只顾应付眼前而不作长远打算，自以为灾祸可以不殃及自身，往往等到亲身遭遇灾祸时才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即使有时仅仅能够保全自身，宗庙却早已毁坏受辱，妻子儿女早已困穷，天下百姓的膏血早已涂满荒野，而活着的人也不能自行摆脱困饿、劫束的祸患。做一个人的子孙，却使祖宗的宗庙毁坏受辱；做百姓的父母，却使家家户户死亡，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应当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安然自得地走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自以为灾祸不会到这种程度，却不知道转眼之间灾祸已经来到。天下是极其重大的器物，不是大大彰明法度就不足以维系，不是广泛建立贤才就不足以守护。

译如果没有至诚恳切、忧虑天下的心，就不能访求考察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被任用，法度不加修明，苟且偷安地拖延年月，也许侥幸能够暂时没有别的祸患；但日子拖得长久，最终没有不陷入大乱的。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质，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然而享有国家已经很久了。现在正是应当恳切忧虑天下，并以晋、梁、唐三位皇帝为戒的时候。依臣所见，如今朝廷的职位，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贤才；施行的政事，也不能说合乎法度。上面官制混乱，下面百姓贫困，风俗日益浅薄，才力日益困乏，而陛下高居深宫、拱手无为，从来没有询问考察、讲求治理的意向。这就是臣私下替陛下谋划而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因循苟且、安逸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不可以拖延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这些，所以灾祸变故在一时之间发生；即使想重新询问考察、讲求治理来救自己，也已经来不及了。用古代来衡量今天，天下的安危治乱，现在还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错过今天，臣恐怕也会产生来不及后悔的遗憾。既然如此，就应当以至诚之心询问考察，广泛任用贤才；以至诚之心讲求治理，大大彰明法度。陛下今天难道可以不急切努力吗？《书》说：“如果药不能使人头晕目眩，那么他的病就不能痊愈。” 臣希望陛下把终身的严重疾病当作忧患，而不要把一天的头晕目眩当作痛苦。臣既然蒙陛下采择擢用，得以充任侍从官，朝廷的治乱安危，臣实在也参与其中。正是因此，臣不敢躲避进言越职的罪过，而忘记竭尽规劝的道义。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思臣的话，以此自我警戒，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辞集贤校理状 荆公对于清要职位的选任，往往坚决推辞。前后达到八九次，我这里只抄录这首和辞去同修起居注的两篇，用来显示荆公难以进用的情状。右臣于本月二十二日接到中书派人送来的敕牒一道，授臣集贤校理。听到命令后震惊恐惧，不知如何是好。臣想到前些时候两次蒙受圣恩，召试臣时，因为先父尚未安葬、两个妹妹将要出嫁，家贫而人口多，难以留居京师，曾请求暂且做满外任。后来蒙陛下体恤允准，得以完成所求。然而家门衰败、福分浅薄，祖母、两个兄长、一个嫂子相继去世，奉养、出嫁、安葬、送丧的困窘，比从前更加严重。因此这次刚到京城，就请求授予一个外任差遣，不愿参加考试。以臣这样卑微的人，错误地蒙受擢拔，至于馆阁的选任，难道不是平素所愿、所感荣耀的吗？然而不愿参加考试，正是因为旧制规定，进入馆阁就必须供职一年；臣现在非常贫困，处境实在不能承受。臣之所以不敢避开求取朝廷名誉的罪名，而姑且想就此谋求赡养家人的私事，并不是料到朝廷竟不加考试便授予这个职位。臣若为了躲避违抗诏命的处罚而接受任命，却不能自我陈述，那么就是臣先前所请求的，变成以私事求取君主，而使陛下无端加以恩宠。又听说朝廷特意给予推恩，不必等满一年便授予外任差遣。而供职一年是朝廷的旧制，臣凭什么名义敢承受这种恩典，又使朝廷废弃长期实行的公共法令呢？又看到新的制度规定：近臣荐举官吏，如果没有条文、诏令和指挥，就不得援用成例施行。命令颁布以来，还不到十天。如今臣得到这个任命，正是因为近臣荐举，没有加以考试，又没有条文、诏令和指挥。臣虽然不才，难道唯独敢冒领过分的恩宠，而让自己成为废弃法令的第一人吗？希望圣慈察知臣的本意，满足臣的私愿，收回所授职位，特意授予一个在外地合资格的差遣；这样就能使公义在上不亏，私事在下也不失。臣怀着激切之情祈求恩准，等待答复。所有敕牒，臣不敢接受。谨此具状奏闻。《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三 明代茅坤撰 《临川文钞》三 表启 荆公通过表笺结交并取得神宗的知遇，其中所上表笺多有刻画、感动人心之处，所以我在集中多加收录，共三十五首。授任参知政事谢表 承担辅弼之任，是贤能明智的人也难以胜任的；只是臣自知有所欠缺，怎么承受得起呢？仰承既定的诏命，不能再坚决推辞【中谢】臣私下认为，古代先王考察谨慎地选择辅佐大臣，都是具有纯一德行的人，凭此成就众多功业。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含有独到的明察，正处于长久安定的时运，刚刚结束谅阴之制，将要大有作为，理应得到伟大的人才，来共同谋划各项政务。像臣这样的人，不过是承袭先学，粗略知道义理和方法，本来没有其他长处，只能勉强备用任官，退居私室，自己断绝荣贵仕途。既然自称有病，便借此逃避窃据职位的责任。如今大明继日月而照耀，正道广阔地开启，陛下把蕃宣之职交给我，又召回任侍从；在清闲的宴见中，有时赐我机会陈说浅陋所闻，每每蒙受知遇和奖勉，使我得以奉行诏令、承受教诲，希望能够少犯过错。至于处在宰相之位、居于中枢，实在不是臣所能称当的；恩宠光彩曲加于我，震惊惭愧交集于心。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德行盛大而广泛求取人才，志向在于长远举措，宽厚隆盛而能尽量礼遇臣下，所以忠良之臣有机会倾吐心意；陛下公正听取、全面观察，所以谗邪不能放纵其意图。何况陛下睿智的谋略出于天性，圣明恭敬的修养日益增进，臣思量报称知遇，怎敢忘记竭尽自身？长远谋划国家，即使有时愧对前代贤者；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希望不辜负平素的操守。

译授任平章事、监修国史谢表 臣某言：恭敬地接受恩命，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的称号。不久臣便上表陈请免除，蒙批答不准，又截断臣的来章而宣布于大庭，宠授高位，把辅佐拥戴的重任归给臣，把主持宰制的平衡大权交给臣。圣心正谨慎地广求人才，小臣知道很难向上符合期望【中谢】臣听说，君主代替上天治理万物，臣子凭借父亲事奉君主。然而君臣之间的大义有一定区别，并不像父子之间的至亲恩情那样没有间隔。必须君主倡导而后臣下应和，真诚之意常常难以相通；必须臣下先进入君主视野而后君主衡量，忠诚和力量有时又嫌像是自我献媚。唯有成汤听取伊尹、傅说遇合高宗，都是君主从疏远处主动求取臣下，为什么亲厚之情唯独达到如此地步？大概是因为他们所趋向的不是两条道路，所以所作所为仿佛出于同一身体。难道是由于越、夷、貉之间各怀异心吗？这就叫作君主和股肱同为一体。这两位臣子因此能够施展事君之义，两位君主也因此能够成就治理万物的功业。如果不是这样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臣承受的才质单薄浅少，适逢圣明的好时运，起初只涉猎艺文，后来渐渐凭借仕途求取俸禄。从前臣蒙尘于近侍之列，长期惭愧于白食俸禄，悲伤地突然与朝廷隔绝，分明只能长久依傍丘墓。很快遇到皇帝继承大统的庆典，接着又蒙受收召的荣耀。让臣负责讲论经义，臣尚且对训诂知道得很少；让臣参与政务，也未曾对谋划有所帮助。何况臣因拙直而被陛下知遇，于是受到奸邪之人的嫉恨。恭逢皇帝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接纳臣，以日月般的光明照察臣，多次施加奖勉之恩，每每辨明谗毁诬陷的巧言。再次遭到卜相、申饬的诏令，准备任官而最终也没有办法推辞避让，更加因不称其位而惶恐惭愧。臣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以得到古训为乐而忘却权势，以邪辞为害为恶而用自己的心意裁断，不要在任用贤人一事上三心二意，务必从根本上除去邪恶，使万邦都有共同认定自己是皇帝之臣的志向，万民都有“一哉王心”的说法。这样，臣进用时没有求取名声的私心，退下时有补救过失的善行，这就是臣的愿望。上天实在正在照察这一切。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谢上表 文章有典范法度。臣某言：恭敬地接受制命，授臣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军府事。臣已经在六月十五日到任。长久以来妨碍贤才进用，上负圣明的时运；如果苟且逃脱被放逐诛戮的刑罚，又过分承受褒扬的典礼；耗尽如犬马将尽的微薄力量，却受宠而治理先人坟墓所在的邦国。仰承恩宠私惠，都超过了臣的本分和愿望【中谢】臣的操行不足以使众人喜悦，学术不足以迎合时宜，只知道安于义命，怎敢奢望功名的际会？恰逢盛运，统领繁重机务，只因圣明日益增进，更显得臣卑微平庸而困顿。秋水刚刚上涨，才知道海若的广大难以穷尽；大明既已升起，哪里适宜让微弱的火光不熄灭？加上臣精力耗费在繁多事务上，罪过随着年月日积月累；即使倚仗陛下包容污垢的宽厚，最终仍怀有覆餗失职的恐惧。恭逢陛下志在施舍宽贷，成全臣下，记得臣报国的微薄诚心，怜悯臣向天呼吁的至诚恳切，破格改变罢黜幽退的常法，显示顺从臣愿的至仁。臣已经不能再追补过去废弃任职的过失，只能承接恩流、宣扬教化，希望将来收取成效。授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谢表 荆公奋发自励之情，简直可以捧在手中看到。臣某言：恭敬地接受制命，特授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译经润文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的称号。不久便具表陈请免除，蒙批答不准，又截断来章。承接恩流、宣扬教化，正担心获失职之诛；主持国体、赞助元首，又恐怕误了选贤的任命【中谢】臣私下认为，群英会聚，通常实才很少；君臣之间的遇合，最为困难。若不是志趣声气相同而彼此求取，谁能共同享有功名？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是天生的大圣，能使人与自己共同成就功业，乘百年长久安定的时机，整治千年积累的弊病。士人确实已经心悦诚服，但守禄养交的习气还没有消除；百姓确实已经归心，但乐于从事、勉励建功的志向还没有充分建立。近处有些地方长期困厄，仁义的恩泽还没有流布；远方有些地方空虚侨散，道德的威势还没有树立。应当从众人举荐中选取上合皇天之意的人才，使他们同僚共事，继续完成我高祖、文王以来的事业，希望胜任所托，以挽救这个时代。可是臣很早就在隐微之中蒙受知遇，长期独自立于倾危动摇之上，功勋尚未奏效，恩礼却更加深厚。寄任外藩，俯临一周年，竟又蒙诏书褒奖，重新位居宰司之首。臣自视孤单，所怀抱的见识浅陋。比之古代耕田筑墙的贤者，臣还有那样的鄙陋；作为当世被聘求的人才，臣却没有那样的贤能。然而以将老之身，遭逢难得的时运，如果只贪图岁月安逸，也愿意赶快贡献微薄力量。况且上面的施予既然光大，下面的报答也应当深厚。臣愿与诸位同心尽力，仰承圣明的照临，无不心志相同；俯赖忠良协助，发誓竭尽疏拙，谋求称合圣明的时代。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 得到君主过多的宠幸，反而多有危惧。臣某言：近来已具表辞免恩命，恭敬地蒙受圣慈批答不准；宠爱私恩还未减少，又加以褒奖勉励的恩典。臣分内的情义所在，怎敢冒受贪恋恩宠的羞耻【中谢】臣想到自己不过是江湖间的一个人，特别承蒙圣上知遇，在帷幄之中七年，两次参与国家议论；长久处在高位而盈满，所以深深害怕灾祸危难，积累成衰老疲惫，所以恳切辞去机要职位。如果仍然尸居将相的厚禄，又兼掌一方大邦，那么就是在恶贯将满之时还想求富贵而不停止，在宣示效力的地方却养病自营。圣慈即使或许优厚容纳，官场上的毁谤又怎么能免除？希望皇帝陛下俯察臣的请求，特赐怜悯允从，使盛世没有虚授官职的嫌疑，使孤臣有稍得安宁的幸运。

译朱炎传圣旨令臣视府事谢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举江南路太常丞朱炎传达圣旨，命臣就便处理府中事务。使者很快到来，皇帝的训词也俯临臣身，臣岂敢料到自己衰病之身还蒙受眷顾存问【中谢】臣想到自己曲承搜求举拔，长久以来辜负付托；有才能必定献出，从未选择事情而推辞；实在难以再有力量陈述，于是才向上天请求退隐。然而正值陛下焦心思虑有所作为的日子，臣以这种蒙恩而未报的身体，如果苟且谋求安逸，难道能免于惭愧恐惧？恭逢陛下仁爱而求取旧臣，道义上又不忘记远方之人，于是借乘轺奉命的使臣，再次晓谕推毂授方的意思。跛脚的鞋子没有用处，实在不忍心弃置；朽木般的身体没有才能，又哪里胜任器重任用？永远思念陛下的奖勉，只有发誓以身报效。派弟弟安上转达圣旨，授予敕命，不必辞免，谢表。臣某言：恭敬地蒙受圣恩，派弟弟安上提举江南东路刑狱；因为臣衰老多病，便命他照管，并且传达圣旨，命臣就便接受敕命，不再需要辞免。臣身在江海，衰老残病，距离云天悠远；恩典言辞接连来到，感动得眼泪交流【中谢】臣想到长久蒙受陛下知遇怜恤，起初没有任何报答，哪里料到卑贱的资质竟上达圣心；陛下多次派宦官借外使传话，晓谕眷顾怀念的深意，安慰臣忧苦的余生。恩惠已经长久而且更加深厚，告诫臣虽顽钝却始终没有舍弃。甚至召见臣同胞兄弟，飞驰赐下十行诏书，让臣在私门养病，仍寄托一路之任；问及事情纤细周详，怜悯甚至隐微之处，追想千载难遇的际会，几乎前所未有。即使百身都毁灭，又怎么能够仰报？只有谨守圣训的广大恩私，岂敢固执自己愚昧狭小的见解？再想到这样做不损害国家体制，才是没有辜负上天慈爱。若想凭乡居的安逸而尸居官府厚禄，本来已经违犯明显的义理，也使享受功臣封赏的实际名分受到拖累；何况又求取盛大名声，长久助长昧于利害的风气。如今言辞已经穷尽，虽然因屡次烦扰圣听而惭愧恐惧，但道理上实在无法再辩，最终仍希望陛下怜悯允从。贺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恭敬地看到本月初五日南郊礼仪完毕，大赦天下，政令精明通达，神灵眷顾而依附；恩泽如河流奔涌，人人欢呼踊跃【中贺】臣听说，谈论孝道的最高境界，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议论礼仪如果轻率，就不足以奉祀上帝。能够举行这项大礼，实在归功于圣明的时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宏大的教化已经彰明，安康丰收之年屡次应验；亲自主持笾豆等祭祀，有整饬政事之治；官吏廉洁、祭品丰盛，有达到谨慎治理的财赋。礼成于吉日，恩泽遍及天下；即使《洛诰》中所歌咏的美好圣明，也难以比拟称述，哪里是儿宽浅薄迟钝的言辞所能尽情赞扬的？臣早年蒙受慈爱怜恤，如今正遭衰老疾病；望着九宾执绅笏而朝见，唯独相隔遥远，身在山林与百兽相近，却仍然知道率先起舞。贺正表 驾驭四时正当夏令，重新开始周代历法，体察一元之气而施布恩惠，正与春天一同收敛各种福气，以新的方面代替旧的时序，恩泽像群山河流一样到来【中贺】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充分彰明美德，谨慎遵循燕享子孙的谋划，使七政与上天相齐，使五辰顺行而凝聚功绩，用来求得和谐之气，使万物繁盛；阅览千古以来最高的礼仪，举行三朝盛大的会典，仰望如群星拱卫北极，百官肃立于朝廷；追随高呼万岁，愿以万年之寿献上祝贺。臣已是桑榆晚景，与麋鹿相伴而游，进朝不能参与传呼，退居只知道随众起舞。谢赐生日礼物表 臣某言：恭敬地蒙受圣慈，特意派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冯宗道传达宣谕、抚问，并到府中赐给臣生日礼物：金花银器一百两，衣着一百匹，衣一对，金镀银鞍辔一副，连同缨复马二匹，汤药一银盒，全部由御封。微小劳绩没有成效，仅仅逃脱三典之科；厚重礼物加于臣身，尚且超过九仪的等级【中谢】臣在外地承受寄托，仰面辜负眷顾怜惜，已经毁坏了考翼的根基，又重重辜负母亲慈爱的教诲。追念晚年勤劳，正自我感到不能胜任；只是过去治理藩庶的旧恩，终究没有什么可以报称。恭敬地蒙受皇帝陛下再次派遣使者，曲折晓谕至深心意。高骏灵异之珍、珍奇宝物、华美丝织，岂是下臣敢于企及？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金厄、淑旂等物，已经在过去多次赐予，确实是荣耀；至于铅刀、劣马般的臣才，勉强扶持自己，实在不敢希望将来能够有所成就。即使天地不责问臣的谢恩，作为臣子和人子，难道敢忘记以死尽忠吗？谢甘师颜传宣抚问并赐药表 使者承载着宠命，带着华美的文辞来到原野；珍贵的匣子和药剂，使山丘园圃也增添光彩。臣【中谢】臣想到自己年轻时出自衡门茅舍，晚年得以陪侍帷幄；德行浅薄却承受重托，才力浅陋而知遇深厚。只想到乡居之后，长久背负着像丘山一样的罪责，哪里料到还能期待天子的眷顾，仍然怜惜臣的簪履？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恩德如天覆盖无边、胸怀如海不弃臣下。臣戴受难忘的盛德，岂只是铭刻肌肤、抚慰将尽的余生；今后只当结草衔环以报恩。谢李舜举赐诏书药物表 其中多有感动人心的意思。臣某言：陛下停止派遣宫闱中的近臣，亲临湖海宽闲之地，赐给臣药物，又用训诫的言辞抚慰臣；臣尸居厚禄而没有劳绩，本应受到诛绝；辜负大恩而不加报答，更加惶恐惭愧。臣【中谢】臣想到自己本来出身孤单，自甘沉沦弃置，晚年凭借才学，才误蒙圣上知遇；智慧曾经昧于保全自身，忠心却常常怀有报效国家的愿望。谗毁诬陷极其巧妙，臣深切忧虑自己难以解脱；危拙之身反而得到安置，特别承受深厚的眷顾怜恤。何况臣久居远方、孤立无援的地方，正是远离君主而容易被谗言离间的时候；陛下的光明却能照察隐微之处，恩泽频繁地施及疏远之臣。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以上等仁德包容污垢，以大智慧容纳愚昧，不让南箕星得以夸张簸扬尘土的形状，又使身处北户的臣坐享日光照临。衰弱将尽的病躯，眼泪如横流的水一般；只是困穷而无理可陈，仍要把性命托付在一餐之间；回顾自己冒昧无知，虽死九次也不敢忘怀。谢中使抚问表 臣某言：孤独的臣子疲惫衰弱，自我阻隔而不能进趋；君主慈爱怜悯，仍然加以抚慰晓谕【中谢】臣想到自己晚年得以陪逢盛世，特别承受异乎寻常的恩典。臣没有寸草般的功劳，常常遗憾自己晚年才献身；又有背柴般的疾病，仍然惭愧自己享受俸禄过厚。哪里料到陛下总理万机，竟没有忘记一个人？于是借使者出行之便，俯顾我这跛足之人的遗留。仰承眷顾私恩，只有感动流泪而已。谢中使宣医表 臣某言：乘着衰病而遭受厉疾，哪里敢料到自己的病情会上达圣听？陛下怜念旧臣而加以体恤，曲加宠遇。立即派近侍入宫进奏，又命太医诊治，赐下珍贵药匣，装满珍奇药剂。伤口残损重新长肉，昏眩之中又复苏醒。接连蒙受慈爱怜恤，实在承受不起。臣屡受恩宠却没有报答，昏昧地享禄而招来灾患；果然灾病加重，以至于上烦陛下的哀怜恻隐。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念及臣的簪履之旧、眷顾深厚如在轩幄；上天没有受到呼吁却也降临，云彩才一出现便已经降下雨露。陛下的哀怜超过明察父亲，臣的感激胜过孤臣之情。论及可以报答的微小力量，实在难以知道怎样才能称效；回顾尚未填入沟壑，只能徒然发誓以身捐献。抚摸眼泪任其纵横，手按内心，徘徊不安。

译请皇帝御正殿恢复正常膳食表 臣等言：臣等奉圣旨，因为祈雨没有应验，陛下避开正殿、减少平常膳食；阳春生育万物，偶然稍微失时降泽，陛下便明察而忧恤百姓，立即侧身自我抑制。德行已经用来消除灾变，次数或许只是由于非常情况；现在应当恢复常规礼仪，以安定群臣百姓【中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天的仁德广泛施行恩惠，以神明的智慧曲折成全万物，亲自忘却日夜不得进食的劳苦，坐而讲求日新之政。四时协调有序，万物得到和谐；正当教化养育万物的时候，应当得到滋润的恩泽。稍微违背正常时令，陛下便深深伤怀，退去正朝的礼仪，约束太官的丰盛膳食，臣等仰见陛下谦抑的德行，志在怜悯百姓。然而异域来朝，正当即位于法宫；诞辰来贺，合当陈设燕宴的珍馐。事情有先后，礼制难以偏废。希望陛下俯回深远的听察，向下顺从舆情，早早登临九筵之位，同时享用十阁的膳具；上可以保全国家体制，下可以满足臣等的诚心。请皇帝御正殿恢复正常膳食表二 臣某等言：近来上表请求陛下御正殿、恢复正常膳食，恭敬地蒙受批答不准；时令的恩泽偶然失常，陛下多次勤行斋戒祈祷，圣心更加自我激励，竭尽焦劳，将要损抑自身以求召来祥瑞，于是退居次殿而减少膳食。臣等分列陈述奏章，却还没有得到后续答复；臣等在群臣之列不敢安闲，只好伏在帝阙之前再次叩请【中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居于离明正位，德性禀受乾刚，期望整治风俗以达到安康，曾经想到百姓处在倒悬之中而生出忧念。七年以来，接连获得丰收；但从这一年春天以来，有时遭遇干旱。陛下深深忧虑，遍修群祀；担心狱讼失当，便亲自思虑囚犯；害怕服饰过于华美，便亲自改变衣服；仍然减少内膳的供奉，兼且不临正宁之朝。然而礼制贵在顺应时宜，事情难以拘泥古法；何况刚刚临近诞节，正要交相举行庆贺礼仪？有各国君长拜献万年寿酒，有异域风俗来修两朝友好。如果亏缺常规礼制，就难以满足群臣百姓的情意；希望陛下稍微屈抑深心，特意听从臣等诚恳请求。请陛下临御广厦，照常享用珍膳，亲自主持法宫礼仪，广泛施行政治；只有君主享用玉食，才能彰明身份等级。上可以安慰两宫的慈心，下可以安定群臣百姓的期望。乞罢政事表一 臣某上言：我私下认为，身居辅佐国政、只为天子辅成天工的职位，必须才智刚明，才能协助成事，岂能容许昏昧无知之人冒居其位？现冒昧仰陈肺腑之情【中谢】。臣回想曾侍奉先帝，任职外朝，晚年因防秋归来，后来因病被废置。幸逢皇帝陛下召还禁中，擢升为经筵官，从众多被厌恶的人中收录臣，并以万机之事相询。谗言诬陷一齐袭来，陛下总赐臣辨明；推许臣孤陋而使臣直前进言，却常常防备采纳过当。陛下这样对待臣，可以说十分优厚了。臣报效国家的心愿却始终未能实现，难道只是时势所限，还是才能向来浅薄？正害怕过失罪尤日积月累，疾病又接踵而来。近来想请求出任外州藩郡，希望借此求医治病；转念又想到连砍柴的供给都不能保证，哪里还敢谋求守土任职？所以只借着‘不能胜任便当停止’的话来请求，或许可以免去因贪恋职位而败坏官职的悔恨。伏望皇帝陛下曲加仁慈怜悯，俯念臣的愚忠，赐臣分司的一官，准许臣居住江宁，那么天地的恩德，实在会施及臣的余年；臣像犬马一样的勤劳，也希望将来或许还能有所报效。请求罢免政事、分司的表文第二篇。臣某上言：近日曾上奏请求罢免政事、分司，恭敬奉到手诏，封还了臣的请求，不准许。臣私下怀着至诚，已经具文陈述；圣上的训诫周详恳切，臣却还没有得到采纳。如今敢冒犯崇高的圣听，再陈述我的诚挚心情【中谢】。臣听说，任用贤人的原则，在于使他发挥作用；陈说自己才能的道义，以不能胜任为止。如果不能成就功业，又加上疾病缠身，哪里容许臣冒居职位，以致辜负明主的擢拔？臣回想自己卑微孤独，却亲逢盛世，不明白估量自己的能力，志在辅佐清明政治，错误在于相信了书生的空论。事情渐渐变得迂阔，每每烦劳众人议论，也使圣上烦忧。早已知道平生愿望难以实现，又因积久的疾病而自困，所以请求辞职离位，希望免受尸位素餐之诛。勉强留下任事，反而重蒙陛下包容荒疏的恩德；虽贪恋顺从诏命，终究害怕妨碍功业。伏望皇帝陛下以宽宏气度兼容臣下，以大明之智俯察臣情，特加怜悯准许，使臣得以退隐。这样，臣孤直进取之身，便能在末路保全性命；众人瞻望的职位，也能改由当时的人才担任。臣不胜惶恐。请求出任外职的表文第一篇。这篇大概是因病而请求出任外职的。臣某上言：我私下认为，丞相的职位，是辅佐天子、正当忧勤谋划政事的职位，难以用来养病；因此冒昧陈述实情，仰求恩典怜悯【中谢】。臣冒受浩大的恩宠，错误地尸居荣禄之间；陛下如尧一般仁慈，像上天覆盖万物，幸而兼容臣的荒疏污秽；陛下如成汤般圣明，德业日益升进，却顾念臣卑微平庸而自绝于贤能之列。臣还想着报国，姑且发誓忘却自身。哪里料到昏眊之病刚在新年便逐渐加重，也更加知道自己驽钝疲弱，长久以来难以再担当重任。伏惟皇帝陛下明察隐微，惠然安抚羁旅孤拙之臣，怜悯臣积久的疾病，收回上宰的印章，赐臣余年，让臣回去修治先臣的坟墓。臣活着当击壤而歌，赞颂陛下怜悯包容的恩德；死后当结草衔环，以报答陛下养育的恩惠。请求出任外职的表文第二篇。臣某上言：本月十一日，臣冒昧陈述实情，仰求恩典怜悯。实在因为疾病深重，难以长久尸居职位。陛下过分加以敦促勉励，尚未赐臣怜悯允准。事情迫于至诚恳求，按道理必定要祈求哀怜【中谢】。臣固守书生之见，常常与世俗相违；自知安居斗室便容易满足，因而忘了选择处所；知道戴着盆子仰望天日终究无望，于是废弃了观天的打算。哪里料到忧患之后，又逢清明之初？受寒之日长，而晒暖之日短；栽培我的人少，而拔除我的人多。臣尚且错误地承蒙圣上知遇，骤然妨碍贤者进用的道路。即使摩顶放踵，愿意效尽微薄劳力；但以蚊子背负高山，终究难以胜任重职。何况又昏昧无知而荒废政事，若还冒昧尸居官位，便是明法所不能容忍的。难道仅仅是烦琐议论值得害怕吗？伏惟皇帝陛下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如日月照临四方。赐臣曲加成全，容许臣稍稍休息。臣区区的余力，或许还没有完全耗尽于余年；臣微小而专一的能力，希望将来还能有所施展。请求退居的表文第一篇。臣先前上表请求解除机要政务，恭敬奉到手诏，尚未蒙准许。圣明君主既以训诫之辞宠示臣下，臣本应立即奉行；但匹夫固守志节的愚拙之心，仍敢希望得到怜悯准许【中谢】。我私下认为，品评百官、总裁万务，长期承担怨责尤其困难；服劳任事，哪里能只靠一个贤能之人？所以内外职位交替任用，正是祖宗的旧例。何况臣已疲弱，又加上昏昧，如果还因冒昧无知而无所惭愧，必然跌倒而无可挽救。臣过分承受圣明的奖拔，得以任职近司，应当正值循名责实之时，所以所承担的怨责特别多于前辈；又兼有删改法令制度的事务，劳苦尤其集中于一身。虽蒙陛下宽宏保全的恩德，仅仅免于谴责呵斥；臣事务繁多，实在难以支撑，何况疾病交相侵袭，政事也渐渐荒废。伏望陛下明察臣的诚意，暂许臣优游休息，使臣得以休养衰疲之身，以表示对孤拙之臣的保全。

译请求退居的表文第二篇。臣某上言：近日曾上表请求解除机务，恭敬奉到手诏，尚未蒙准许。圣恩所及，有高厚如天地的施与；臣私义未能安心，却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中谢】。臣私下想到，成汤、高宗的时代，有伊尹、傅说这样的臣子，他们的道义可以达到君帝而毫无疑问，他们的政绩可以施及百姓而有所变革；后来时局安定，宰相也有任期终了的时候。到了中世衰败，不再有古人的影子，忠诚有时不足以取得信任，反而事事要自我证明；道义有时不足以胜过奸邪，反而人人与之为敌。以这样的情势掌握权力而长久居处其间，谁能只守禄位而稍得安宁？这正是臣在承受宠遇之时所担忧的，比居于宠位更危险，所以冒死请求与人均分劳苦；何况臣抱病日益荒废官事？伏惟陛下道业与日俱增，德行如乾坤覆盖承载，怜悯一个人的失所，欣喜万物都昌盛。况且陛下对臣的眷顾优厚，臣已经勤劳日久，理应防止过度宽待，使臣获得曲加保全；赐臣这个疲病卑贱之身以安闲的处所，那么即使破车已经无用，也还可用来装载劳薪；即使弃置的席子，也未被遗忘，或许还能重新铺在华美帷幕之中。请求退居的表文第三篇。这一篇开头另加了慷慨奋发、勉励自强的意思。臣某上言：恭敬奉到圣旨，命臣入朝觐见，到中书供职。臣如蝼蚁般微薄的诚心，屡次蒙省览；天地般广大的恩德，却还没有赐臣怜悯允准【中谢】。臣听说，周代的士人尊贵，秦代的士人卑贱；周代的士人放达，秦代的士人拘束。士人能够放达，所以尊贵；受到拘束，所以卑贱。卑贱，便崇尚势利而忘记善恶；尊贵，便尊重德行义理而珍惜廉耻。士人知道尊重德行义理、珍惜廉耻，宗庙社稷便安定，天下自然得到治理。伏惟陛下，言语必考察尧舜，行动必以文王、武王为法，所以对待天下士人，希望他们尊贵，不希望他们卑贱；希望他们放达，不希望他们拘束。臣以羁旅孤独之身，身旁没有辅助，一句话偶然合乎圣意，便特别得到甄别收用。正赶上陛下励精图治的盛世，实在有幸参与扶助衰败、振兴国家的大义。事情有时与众人议论不合，陛下竭力替臣辨明；言论有时违逆圣心，陛下却常常垂听采纳。这就是臣即使处在艰难忧患中也不忌惮，承担勤苦也不推辞的原因。虽百事纷乱，还没有完成太平治理的功业，但四年勤勉努力，也并非没有日夜辛劳。如今只是因为心气衰弱疲惫，眼力昏暗耗损，哀求出任外职，希望得到稍许休息；可是陛下意志刚健坚定，不可挽回改变，那么臣就是亲自遇到了周家的忠厚，却独自成为秦代士人的卑贱拘束之人。事情与愿望相违，能不暗自叹息吗？按道理应当得到体恤，哪里免得烦劳陛下？实在希望圣上慈悲，俯察臣愚拙的诚意，赐臣外地优闲的处所，使臣病弱的身体稍稍安定。等到疾病痊愈，再责成臣在外任上效力。臣活着当捐躯报德，死后当结草以报恩。请求任宫观职的表文第一篇。臣某上言：陛下使臣获得格外殊异的荣宠，臣岂敢忘记图报的忠心；但臣陈说才能实在不能胜任，应当说明可以辞退的道理【中谢】。臣回想自己晚年参与盛运，长久玷污近司之职，愚直无知，赶不上清明圣光；衰老多病，又造成荒废政事。如果仅仅免于重责，便已经承受异常的恩数。授予臣以节度使的旌旗、宰相的席位，实在使臣镇临故国中父祖坟墓所在之地；对臣如蒲柳般残败的年纪来说，已经足够荣耀。但臣身处宣扬教化、承接政令的职位，正当循名责实之时，疲弱难以支撑，跌倒之患令人害怕。仰求陛下的圣明眷顾，俯顺臣愚拙的心愿，一并解除将相官职，出任外地宫观职务。臣将寄身田里，守望先人坟墓。倘若凭借休养之便，最终获得疾病平复的福分，臣岂敢忘记自我勉励，仍当发誓以身报国。请求任宫观职的表文第二篇。臣某上言：近日曾上奏请求以本官出任外地一所宫观的差遣，恭敬等待圣上慈悲；陛下特意降遣中使，赐臣诏书，不准许臣所请。天地般至厚的恩德，实在知道难以报答；蝼蚁般微薄的气息，尚且私下有所怀抱，于是冒犯隆盛天威，再陈危苦诚情。臣回想自己遭逢圣恩极为特殊，报效却少得可怜；如果尚有一丝余力可以陈献，哪里会吝惜余生？只是忧伤积累而导致衰弊深重，又为疾病所侵扰；若苟且借居便利州郡，必定要承担荒废职守的责任；过久尸居厚禄，更增添冒昧无知的惭愧。伏望陛下洞察事情始末，始终顾念臣情，俯顺臣仰天哀求的诚意，使臣不至于有累国的罪过；臣还希望疾病能够平复，发誓至死不忘报效。请求任宫观职的表文第三篇。臣某上言：驿传车马俯临，玺书接连到来，臣仰承陛下深厚的眷顾，心中感激震悸极深；所承担的任职实在不能胜任，勉强接受又非臣所能做到，因此冒昧陈述危苦恳情，再次冒犯天威。臣回想久误承受至厚恩德，难以谋求报答；过久尸居荣禄，容易招致灾祸；力气已经疲惫而不能支撑，气息喘促，几乎要跌倒。居于穷巷闭门扫轨，才是等待终老的时节；在幕府树立旌旗，哪里是养病的地方？臣所害怕的是荒废职守的罪责，哪里敢推辞逃避怠慢的惩罚？伏望陛下以微薄余光照察臣，成全臣微小的愿望，使坛陆之鸟不再有昏眊而失望的悲哀，使濠梁之鱼拥有从容自在的快乐，希望承蒙疾病痊愈，今后更加发誓以身报国。谢手诏命臣照常任事的表文。其中有许多感悟、劝动皇上的言辞。臣某上言：恭敬承蒙宣示，言官所奏之事，臣立即具写札子，请求广泛采纳公议，改用贤人。恭敬奉到诏书加以勉励，命臣照常任事：诽谤议论上达圣听，已经依赖陛下如舜般聪明而宽宏；臣以诚恳之心上诉，又烦劳陛下像周诰一样反复丁宁。臣私下认为，施威是君主的权力，等待审察是臣下的礼法。即使蒙受异常厚重的待遇，也将躲避可怕的烦琐议论。臣的志向并不高远，才能也没有超过从前；只是所学迂阔，难以迎合时俗，所以想自我屏退到宽闲之地，或许可以求得自己的志向。但圣人的时代不可错过，君子的道义必有所实行，因此在陛下即位执政之初，臣便仰慕前代贤人遇到可为之时便出仕，越过乡郡，回到禁林供职。有时因为劝讲而被赐留，有时因为论思而请求入对。愚忠偶然合乎圣意，才知道平生愿望得以实现。陛下圣明日益升进，臣更害怕浅陋见闻难以相副。臣再次承受特殊奖拔，惭愧地执掌国家权柄，本应引分辞谢以自守，却竟敢冒受恩宠而轻率就职。实在依仗明主一向知道臣的本心，所以臣以孤身许国而毫无疑虑。人们习惯于长久安逸，官吏沿袭积久的弊病；空洞的话不受忌惮，邪僻的行为也不感惭愧。谈论改变风俗的方法，臣起初想慢慢改革；想到珍惜时日的道理，又将急切地有所施行。如果被外物役使自己，精神和志意便有交战的劳苦；如果以道义迁就众人，事情又没有一定成功的希望。臣害怕上负陛下眷顾，内心实在暗自庆幸能够退藏；但仍贪恋仰附陛下微薄的恩光，也希望勉强取得一点微小功效。近日听说陛下独断裁决，认为合乎众议；臣只是陈述承受诏命的忠心，却因而触犯了专擅权柄的诋毁，于是请求避开众贤进用的道路，希望借此使持异议的人满足。恭敬承受皇帝陛下敦厚广大、兼容并包，清明之光普照四方，赐下亲笔诏翰，晓谕极深的心意。君臣相遇的时机，往往千年难逢；天地造化的恩德，哪里是一身所能报答？臣怎敢不忘却个人形迹的嫌疑，希望能够协助神明运化。诏令将臣居住的园屋改作僧寺，并赐予寺额。

译谢恩表。王安石把住宅舍作寺院，也正是他搜求奇异、构思诡奇的地方。臣某上言：在旧有祠庙的基址上聚建祠宇，希望以此延续洪大的长寿祝愿；陛下赐给寺院名称和匾额，臣私下以为这是当时所蒙的荣耀际遇。臣生来没有丝毫长处，处世却屡次承受特殊奖拔；卑贱的儿子已经早于犬马先死，衰颓的年纪又迫近桑榆晚景。臣独自想到亲逢圣恩，却没有一点微末功劳可以报答；永远思念宏大的愿望，哪里会忘记以香火结下的因缘？伏惟皇帝陛下俯顺臣祈求的诚意，特意加赐美好的名号。只是害怕封人祝愿尧帝长寿，终究还要用尧的辞谢来回答；如今却使长者的园林蒙尘，立即如舜帝所准许那样成为寺院。臣仰仗陛下顾念，发誓终身修习香火。依照所请求的私田，赐给蒋山太平兴国寺作为常住田产的谢表。臣某上言：因承受恩宠而冒昧请求，正害怕招致烦扰圣上的罪责；陛下反而加意怜悯，遂使臣私下获得终身难忘的幸运。臣回想少年时曾遭困厄，晚年才错误地受到褒崇；荣禄虽多，却赶不上奉养双亲的时日；余年将尽，又成为哭悼儿子的老人。臣追念营造香火因缘，仰赖陛下赐予金帛，尚且再次祈求恩典不止，于是将要为无穷后世求取福报。恭敬承受陛下始终如一的眷顾，爱护怜恤兼及生者与死者，特意改变常法，俯成全臣的私请。臣虽已老而无能，无法报答如天降甘露般的施恩；即使死后魂魄未泯，哪里会忘记结草报恩？百官庆贺恢复熙河路的表文。读到子瞻代张方平所作的《谏用兵书》，便多次流泪；读到荆公的贺表，又多有怜悯激奋之情。臣等上言：恭敬看见修复熙、河、洮、泯、叠、宕等州，疆域二千余里，斩获不顺从的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各自降服归附。天兵奋发，开拓王土，旌旗所指，恩威遍及氐羌；楼橹相望，河陇之地广大延伸【中贺】。臣等私下认为，周代三年讨伐鬼方，是高宗用来挽救时局的举措；周宣王六月征伐玁狁，是用来恢复古制的举措。政事因人而兴，道义随世而升。伏惟皇帝陛下温和恭敬而文德睿智，知道以武功讲明周、唐的各项政事，一言之间便选拔方叔、召虎这样的将才。高山大陵都已整治军旅，深沟高城也已筑成，于是平定了如鸟兽窜逃的戎敌。以中原夏礼改变夷俗，以今日之事比准古代，这正是奠定新天命、继承前代事业的根基。臣等一同蒙受圣明恩德，俱享荣禄，接续千秋的统绪，正好赶上这样的时刻；举杯祝愿陛下万年长寿，怎敢忘记旧日的典礼？授任雱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的谢表。臣某上言：恭敬奉到圣恩，授臣之子雱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特意派中使宣谕，命他立即接受告勑，不必辞免。公开宣示的圣明恩德，实在出自皇帝内心；美好的官职和重要的职位，不按资次授予，臣知道荣耀已经及于私门，却又顾虑僭越失当会连累国家。仰望如云天般的圣恩，心中冰炭交集【中谢】。臣出身羁穷，喜好拙直，所持道义常常违逆世俗，理当像刍狗一样被弃置；才智不如别人，又哪里能像藿蠋那样化育万物？皇帝陛下在臣走投无路时收用臣，交付繁重机务，抵挡滔天的众多谗言，责求臣建立经世功效。恩泽又施及臣的卑贱儿子，使他超过众人，延入朝班侍立，继续讲学，正要仰陪陛下坐席，忽然因腿上的疮病中途停废。虽然进退朝见的礼仪长久受妨碍，但陛下慰问劳苦的恩典频频到来，臣不知如何报答，只能深负惭愧。哪里料到陛下又加以眷顾怜悯，越级擢升他？待制这一职，是陪侍禁中的清严之地；正言这一官，是进谏补救过失。承接金华殿旧日的学业，亲近玉色圣颜于燕朝之中，两项都承受特殊私恩，实在使群臣惊骇。这大概是因为皇帝陛下收取众人的同心同智，不遗漏小才大才；搜罗并举用各种人才，不分久近。即使有人不肖，只要稍有可取，也一定加以甄别收用，以此表示劝勉奖拔。四方的训诫，对我没有什么争胜之处。许多士人出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能显达，也会长久被世人记念。遭逢这样的君臣际遇，谁能与之相等？君臣因共事求道而相互寻求，这正是世间罕有之事。父子因传授经学而同时得到任用，更是少有。臣虽惭愧没有皋陶那样继承美德的才能，哪里敢忘记狐突教导忠诚的道义？进呈《字说》的表文。这不是表文惯常的四六格式，但说到文字的部分尤其隽永。臣某上言：臣私下认为，文字用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先王设立学校来教导它，设置官职来推行它，安排使者来说明它，禁止并惩罚扰乱名义的行为，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都是为了使天下归于同一的道德，使名分法度得到共同遵守而已。后来道义衰微而隐没，官职失守，学校废弛，能够循理而使它重新显发，实在有赖于圣明时代。臣怎敢凭愚昧浅见，妄想参与此事【中谢】？臣听说，万物生成便有情感，情感发出便成为声音，声音按类别相合，都足以彼此相知。人的声音成为语言，记录语言便成为文字；文字虽由人制定，根本却出于自然。凤凰出现文采，黄河出现图画，都不是人为造成的。人于是仿效这些，所以有上、下、内、外、始、终、前、后、中、偏、左、右，这些都是自然的方位；有横、斜、曲、直、成双、重叠、交错、折转、反向、残缺、倒置、偏侧，这些都是自然的形态；有发声、收声、呼吸、抑扬、聚合、分散、虚实、清浊，这些都是自然的声音；可以看见便知晓，可以听见便思考，这些都是自然的义理。因为义理出于自然，所以仙人圣人所居之处，虽地域不同、语言音调相违、文字图画不同，只要翻译沟通，义理仍然相同。道有升降，文物随之变化；时代变迁，事物不同，书名有时改变，但根本所出的要旨，终究没有两样。至于智慧不能知道、思考不能达到的地方，那么即使不能直接由这些来证明，也不能舍弃这些而求学。大概只有天下最神妙的智慧，才能穷究这些道理。伏惟皇帝陛下体察天地本元而运用神妙，包罗极致的象数；考察古代而创立法度，承接上天之意以觉悟百姓。如今正值这门学问残缺而无人继承，于是任用众人的智慧，使微小显著、隐晦显明，大概将要以此求得与神明旨意相合，并把它布告天下。各种精妙道理所寄托之处，实在难以穷尽。臣近来在燕闲之时，亲承陛下训诫；但臣抱病负忧，久未有所成。虽曾有所进献，深怕冒昧污渎圣听，退下后又勉强自我振作，忘却疾病疲惫，广泛咨询讨论，尽量探究各种疑难，希望或许有一点微尘般的帮助于深远宏大的事业。谨慎编成《字说》二十四卷，随表一并进呈。

译授任知制诰的谢表。臣某上言：本月初二日，恭敬承受圣恩，赐臣诰勑，授臣知制诰。这是高贵显要的选任，想要报答却一向艰难；臣才疏学浅的身子，反以荣宠为恐惧【中谢】。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招揽有才智的人，便让他们担任侍从官，难道只是借助他们的虚名，认为他们能够使国家文采光耀吗？大概是要收取他们的实际功用，共同辅佐君主。何况号令和文章本来就难，讨论、修饰诏令又寄托着重大责任；如果失职而不相称，就会替时代招来羞耻。伏惟皇帝陛下亲具至圣之姿，正处于长久安定的运势之中；面对时局有救治弊病的急务，守护国家器业又有保持盈满的困难。应当得到俊良之士陪侍左右，弥补遗忘之处；掌管诏命，出入禁门，一旦荒废职守，尤其会成为对陛下的牵累。臣是羁旅孤单的卑贱士人，朴拙鄙陋的平常人；初次出仕时有志于奉养双亲，后来求学却不能专心为己。近来屡次承当烦劳使职，稍稍错误地承受恩宠，内心怀有尸位素餐的惭愧，仰面辜负陛下期望臣以功效报食禄的心意。又承蒙采拔提擢，以致职位超越常格。这是因为君主看待臣下，不肯把臣当作犬马般卑贱；所以臣下报答君主，也希望造成如山陵般崇高的功业。何况臣少时学习艺文，粗知名教，偶然一旦遭逢圣恩，超过众人，唯一应当做的就是在圣明时代竭尽忠节，哪里敢再怀有个人打算？授任翰林学士的谢表。其中多有不合表文常格的散文，但内心充满感动君主的言辞。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忧患在于不懂学术却居于宠位，怀有冒昧妄为之心；君主蓄养臣下，忧患在于不能考察名实而只听取言辞，缺乏恻隐怜悯之意。这正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难以任用臣下的原因，也是有道德的人难以进取的原因。学士职位亲近而重要，以讨论政事、讽谏得失为职责；如果不是远能知晓先王之道、近能洞察当世，忠厚笃实、具备廉耻操守，足以供君主咨询而不使君主疑虑；又有起草、修饰文章的才能，足以受托而不负责任，那么居于此位便没有什么可以称职的。像臣这样不肖之人，涉猎道理还不深，原本没有卓越过人的才能，只有一点区区自守的长处；至于顺承君意、建言明道的大体，也许已经疏阔浅陋而不知忧惧，加上疾病，久已抛弃乡里，诏命文章的旧习荒废多年；勉强治理一个州，已经是玷辱而冒居翰林的选任，哪里承受得起？伏惟皇帝陛下亲具圣德，承继圣明基业，对群臣贤与不肖已经考察审慎，对于言论又能虚心听取，所以聪明睿智、神武有为的实际，已经显现在施政之中。即位时间还不长，天下却已经翘首踮足，期望唐虞、成周时代的太平。臣正在这个时候承蒙召用，按许国的道义本当如此，怎敢不磨砺洗濯已经衰颓的心志，重新研习温寻久已荒废的学问？对上以备陛下所能垂问，对下以供职掌所应守持。贺韩魏公被加谥的贺表。这是合乎典法的说法。恭敬听说，判府司徒侍中荣宠辞去上宰之职，返回故乡以享荣耀，同时兼领两镇节度使的旌节，具备三公的典礼仪制。尊贵达到极点、财富充足，却没有盈满自损的牵累；声名成就而退身，又受到褒美加崇。在众人瞻望之中，谁不庆贺羡慕？伏惟某官承受上天间世而生的灵气，实为世间元龟；忠贞气节显著于当时，德望冠绝近代。掌管机密诏命，总揽中央权力，毁誉几乎达到万端，平坦艰险之中始终坚持同一心志。所以四海以公的进退任用为依据，一时以国家的安危相系。越过执掌枢密的职位，终于升为宰辅。把人才未被任用视为最大的耻辱，把国本尚未建立视为深切忧患；议论众人从未议论之事，承担大臣也不敢涉及的责任。及至发生变故，果然取得成功。英宗因哀痛忧病而昏迷，慈圣又谦抑退让；公内在总理百官众务，外在应对万事细微之处，于是国家没有危险疑惧，人人安静专一。周勃、霍光对于汉朝，能够安定国家，却最终遭到怀疑；姚崇、宋璟对于唐朝，善于治理政事，却未曾遭逢变故。旧史记载他们，号称元勋，却从来没有人能够独自运筹朝廷，再次安定社稷，辅弼照临三代，使四方安宁。公卓然位居诸公之先，光明显赫，恰如今日的美善。至于进退合乎道义，出仕退处适合时势，以他们相比，又有特别美好的地方。某长期承蒙您的庇护依赖，实在有幸参与您的甄别收用；身居近臣之职，本想尽到竭诚规谏的道义。世道正当大有变更之时，又恐怕有趋附下位、结党相从的嫌疑，便主动断绝了登临高门的机会，并非敢忘记旧日的恩德。远远听到新的任命，私下仰慕您的高远风范。遥望您的门墙，不胜向往之至。给杭州范资政的启。某近来游历浙江一带，久已敬仰您孤高的风操。正当自己的才力无所施展时，幸而有机会趋谒门下。纯美如玉的光彩，从眉宇之间照耀他人；繁盛如星的文章，借谈论的端绪来文饰万物。羁旅之人正在中露之间叹息，您却屈尊下问于杰出人才。又因为安石是您的外甥，于是再次遇见牢之的舅父。我们本来就是高雅的旧交，因此稍稍熟悉燕闲之时的交谈。如今返回桑梓之地，忽然感受到神明庇佑般的吟咏。写下吴绫上的深切思念，仍不能尽述攀望瞻仰之情；凭借楚乙那样的孤高风调，只能徒然伤感彼此相隔疏远。盛夏顺应时序，愿您清虚调养精神。私下祈祷祝颂的心情，实在不胜谦下恳切。《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四。明代茅坤撰写。《临川文钞》四。书。荆公的书信，大多有深沉的思考和远大的见识，总体上合乎古代的道义；至于行文之处，往往刚劲而又婉转，深刻而又峭拔。把它比作进入幽深的山谷沟壑，能使人精神领会而兴味无穷，其中有些地方是欧阳修、苏轼等人也赶不上的。

译给宰相府的书。当时荆公托言想选择一个便利的地方来奉养母亲，所以这封信的情意深厚而委婉曲折。我听说，古代政治最清明的时候，君臣共同施行道义来治理天下百姓；即使普通男女中有一个没有享受到恩泽，君臣也会焦急惭愧而忧虑；盲人、聋人、侏儒也各自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干获得生活所需；有关官员真诚之心所感化的范围，甚至扩展到牛羊践踏之处，也不忍对草木做不仁之事；今天《行苇》诗所歌咏的正是这些，何况对于所得用的士大夫呢？这就是上下和睦、被称为政治最清明时代的原因。伏惟阁下正要以古代的道义施行于天下；某不肖，有幸在这个时代窃居朝廷官职，奉命辅佐一州，理应竭尽驽钝之力，尽心思考治理百姓，以符合吾君、吾相设置官职、任用人才、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意旨。不应以私事烦扰上级，自己接近不敏之罪；但如果情势确有可以陈说之处，那也是阁下所应怜悯的。某年少便失去父亲，如今祖母年事已高，早就到了应当在家奉养的日子；只是家内外有几十口人，没有田园可以托付一天的生活，只能靠领取微薄俸禄维持到现在，实在做不到。如今离开官场而居于乡野，想到只有先使自己不再处于苟且卑贱、不能守廉的境地，然后才能共同置办冬夏衣物和鱼菜，免除侍奉亲人的忧虑；但又恐怕这样会内伤先父的英明，外在连累君子培养完成人才的德行。若迟疑忍耐而不离去，又是道义所不敢做的。所以我冒昧上书宫阙，希望安葬先父于丘冢，自己托身于管理仓库之类的职位，以终身奉养祖母。伏惟阁下观察古代使盲人、聋人、侏儒各尽其才的道理，体察《行苇》诗所表现的仁爱，怜悯有志于修养德行的士人，不要使他因无所凭借而困顿，以至伤害他的操守；使老年人得到奉养，即使奉养者愚钝无能、没有能力报答盛德，也可以借此扩大仁孝的政治，使士大夫得以曲折成全侍奉父母、抚育子孙的情义。这也是君子不应不做的事情。冒昧触犯威严尊贵，实在惶恐至极。给执政大臣的书。茅坤评说：公不知时势，为什么辞掉京师千里之外的县官，却想选择南方州郡来便利俸禄奉养母亲？我私下认为，如今仁圣的君主在上，四海九州戴冠束带的士大夫，都希望看到朝廷施政来使天下获福，因此全都聚集在朝廷；某得以在此时担任京畿内的使职，交游亲戚以及知能才识之士，无不替某希望留下，这也是某思量竭尽自己力量的时候。但事情却有不同之处：某没有适合时务的才能，开始出仕时，只把获得俸禄奉养亲人当作目的。日月推移，竟然错处其位。如今母亲年老，日夜只想着几个儿子已经长大，却还没有成家；而某的兄嫂还都客死在外，停柩未葬。母亲心中对此不能欢喜；趁现在更想把自己置身江湖之上，以便兄弟亲戚往来，并成就婚姻、安葬、送终的谋划。所以某在朝廷两年，所请求的郡职有十多个，并不只是因为家贫而人口众多，也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心愿。不仅如此，某又不幸在今年患上天生的疾病，喜好学习却苦于昏眊；稍微加上忧思，往往昏暗失聪，不知所为。京师千里之外的县，吏卒众多，人民财物密集，需要竭尽心力和耳目来称当君上的恩施，事情实在多得数不尽。以某的不肖，即使平时没有其他问题，尚且害怕不能胜任，何况内心又这样纷乱，还受到疾病侵扰呢？归还官印给有关部门，自己向天子请求，等待被罢黜而归还乡里，这是臣下明白的道义，也是某应当坚守的原则。只是母亲年老而无人奉养，情势上不能这样做。若苟且借取岁月，贪恋俸禄恩赐，以求一日的幸运，却不估量事情是否可行，又是道义所不敢做的。某私下为自己寻找还可以冒昧请求的理由：除非陛下哀怜东南宽闲的地区、幽僻的水滨，赐给某一个官职，使某能够借助处理政务的力量，稍稍施展所学，以便换取俸禄恩赐。进则没有地方逃避自己的罪过，退则没有地方安置自身，不只是母亲有这样的愿望而已。臣听说，古代达到大治的时代，即使盲人、乐师、昏眊者、侏儒、驼背者、斜视者，上面役使他们时，也都使他们各尽其才；至于鸟兽鱼鳖、昆虫草木，上面养育它们，也都使它们各尽其性而不失其本性。于是《裳裳者华》《鱼藻》的诗在当时兴起，其中说：‘适合在左边的便在左边，君子能够任用他；适合在右边的便在右边，君子能够任用他。’正因为各有其才，才能各似其才。意思是古代君子对于适宜在左边任职的士人便让他在左边，适宜在右边的便让他在右边，各自根据才能任用他们，所以人人都能像自己的先人。诗又说：‘鱼儿游在水藻间，依傍着水中的蒲草；’ ‘君王居住在镐京，安然享有他的居所。’鱼儿是潜游逃遁于深远水中的东西，却都能得到安适快乐的处所，所以君王也能安然居处。如今朝廷宽裕广大，具有古代的道理。大臣在朝廷内，如果不便于居住京师而请求出任外职；小臣在外任职，如果不便于自身而请求归来，朝廷从来并非不能答应，士人也没有因此非难朝廷。至于陛下赐给某的安排，也可以说很周全了：因为某贫穷，便使某有屋舍并增加禄廪；因为某请求在外而又希望奉养亲人，便把某安置在京师，仿佛满足了某在外任职的请求。只是某个人的私情，未能完全上达，因此所怀抱的愿望彼此抵触而不能实现。如今某敢把全部情况陈述给朝廷，也私下向执事说明。伏惟执事察知某自身的疾病而使某尽其才能，怜悯某亲人的愿望而使其尽享奉养，以此成全朝廷宽裕广大的政治，不要使《裳裳者华》《鱼藻》这样的诗在当时兴起；那么不只是对某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译给曾参政的书。与韩愈《晨入夜归》相近，这封书在立意和所占的气势格局上，显得尤其深远宏大。某听说，古代君子立身而辅佐天下，必定根据人的才力所适宜的方面，以及形势所安定的地方来役使他，所以人能够竭尽才力，并乐于在合适的时代出仕。如今某的才能不足以担当繁重事务，又多疾病，已经不敢自我隐瞒，多次把情况告诉执事。但阁下必定要让某考察一道的吏治，把刑狱之事交给某，这并不是所谓根据才力所适宜来任用他。某的母亲年老，患有上气之疾，日久至今越来越重，风眩之势使她不能离开左右。阁下却一定要让某奔走跋涉，不能常在母亲身边，这也不是所谓根据形势所安来任用他。伏惟阁下依循君子之道来辅佐天下，所以某得以陈说自己的私情。有人认为，侍奉君主，君主要他向左便向左、向右便向右；劳苦达到将要死亡也不敢躲避，劳累达到生病也不敢推辞，这就是臣下的道义。某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君上役使人，既然根据他的才力所宜、形势所安，那么叫他向左就向左，叫他向右就向右，这是可以的。君上役使人，不根据他的才力所宜、形势所安，那么对上将无法报答君主，对下将无法慰藉母亲；然而仍然只听从左右驱使，这就是把无义无命、只求苟且取悦视为可以了。劳苦达到死亡也不敢躲避，是因为道义上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劳苦达到生病也不敢推辞，是因为道义上没有可以推辞的地方。如今天下的官吏，才力可以备任一道的使职，而情势又没有什么不可行之处，并且志愿得到这样的职位来有所作为的人，大概多得数不清。那么某的事情，并不是所谓不可辞退的职位，也不是不可躲避的时机。议论的人又认为，臣下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母，情势上不能两全；如果才力不足以任事，而情势又不能离开亲人左右，那么可以先成就臣职再奉养亲人。某私下又认为不是这样。古代百姓有固定的产业，然而侍奉亲人的人尚且要减轻志向、看重俸禄，正是为了奉养亲人。如今出仕便有固定俸禄，居家却没有固定产业，却偏偏要轻易离开奉养亲人的条件，这不是做儿子侍奉父母的道义。况且某的才能固然不足以承担所任事务，但在吾君、吾相那里还存在可以任用的地方，只要加以处置而已，因此本来不可以离开母亲左右。然而任职难道会有不便于奉养亲人的地方吗？只要由吾君、吾相加以处置就行。但以某的卑贱，未曾得以接近门墙，却慨然用鄙朴的言辞自我通达于阁下面前，希望得到所求之事。从普通人的看法来说，本来是适宜的，最终却彼此抵触而不能相合。从君子的角度看，依循君子之道来辅佐天下，就不应因远近而改变考虑，也不应因亲疏而改变施行；如同上天无处不覆盖，却各按其命运所宜来施与；如同大地无处不承载，却各自按照本性所具有的条件来生长。那些平常人的情感，局促地喜好嫉妒而自私，不能推己及物，哪里足以衡量君子的境界呢？伏惟阁下垂听并思量此事，使天下士人不再只是追慕古代君子，而能够乐于在阁下当政的时代出仕；又使普通人观察阁下时无法测量您的境界。这难道不是君子所愿意、所欣喜的吗？冒昧触犯威严尊贵，实在惶恐至极。给杜学士的书。文辞和意旨刚劲有力。我私下听说您奉命改任河北的使职，恭敬地表示庆贺和欣慰。国家东西南北各有万里土地，统辖维系它们的只有十八道；每道数千里，却只有一两位转运使，他们在辖区内，官吏无论尊卑都可以考察举劾。即使将相大臣声势显赫、受到皇上尊宠，遇到文书指挥，也不得任意放纵；一有罪过，纠察审问、按法治罪便立即执行；除非政令有重大施舍，平常都要咨询转运使以后才决定。百姓有重大的利害之事，也能够据此停止或实行。金钱粮帛、仓廪府库、舟车漕运，凡是上级的事务，都必须由我们的主使来掌管。这个职任确实重大。何况河北又是天下最重要的地区，左边靠黄河，右边依山；与强国相邻、排列为藩篱的各处，都是将相大臣驻屯之地，没有不是天下强兵悍卒。施以恩惠，他们便放纵；施以威势，他们便动摇。幸而时局无事，朝廷之上还要向北顾望，不敢忽视；一旦有事，即使天子忧虑，也未尝不在河北。如今执事按察东南，没有多少时间；浙河东西十五州的官吏士民，还没有全部接受考察，应该实行的便利措施和可以除去的弊害，还没有完成。却突然把河北全境交付执事，难道不是主上和一两位股肱大臣不只把它交付给您，而且认为必须长久之后才能要求成效吗？况且他们认为，当世士大夫没有谁值得托付如此重任，只有执事能够担当。伏惟执事声名流布天下，才能得到朝廷信任，处置此任一定会对当世有所补益。因此，虽然某承受您的恩德最为深厚，但有一天失去所依凭而被释然放开于心，也不敢怨恨期望什么，只愿保存公义而忘却自己的私情。

译给杜学士谈开河的书。行文婉转，论述利害的地方简洁而周详。十月十日，谨向运使学士阁下拜了两拜奉上此信。我愚钝，不能及时通晓事务的变化，承蒙充任您的属官，得以在您身边受到察看；既然有可以施行的事情，就不敢因循苟且、敷衍了事，以辜负大君子提拔引荐我的心意，这也是我职责所在。鄞县地处江海之间，江河水流有所归处，所以百姓没有水患之忧；可是深山长谷中的水从四面流出，沟、渠、浍、川，彼此纵横相通。老人们说，钱氏统治时设置营田吏卒，每年疏浚治理，因此百姓没有旱灾之忧，依靠这些水利而丰衣足食。营田制度废弃已有六七十年，官吏因循敷衍，而民力又不能自行承担，于是从前的沟渠河川渐渐淤浅，山谷之水转而流入大海，不能蓄积。幸而雨水按时降临，田地仍常常缺水；一到夏季十多天不下雨，众多河川就会立即干涸。因此如今鄞县百姓最怕的就是旱灾，而旱灾往往连年发生；这全是人力没有做到，并不是年成的过错。我在这里任县令，幸逢大丰收，认为应当趁百姓有余力、农闲之时，大力疏浚治理河渠，使水有所蓄积，可以免除缺水的祸患；无论老少，也都曾多次受到旱灾的困扰，如今幸而有余力，正好可以办理此事。消息传开，众人一致劝勉并踊跃参加，没有人敢吝惜力气。小人可以和他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一起谋划开端；即使事情确有大利，也还要勉强驱使他们，何况是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事呢？我私下认为，这也是执事您所愿意听到的。伏望执事聪明明察，对于天下的事情，全都已经讲求而明白了；又能引导人们趋利避害，忙忙碌碌唯恐做得不够。像这样最能长养百姓的官吏，正是应当留心的事情，所以我特意把情况详细报告给您。州府已经把这些事情全都报告给执事了，只是考虑到具体办理的详情还没有完全传达到您那里，所以又分条说明，报告给您。只希望执事稍稍留意，如有不妥之处，请加以指教而不要责罚我，那就非常幸运了。给尚书郎的信 一封普通的问候信，本来就不值得您过问。某启：从前承蒙先人的缘故，有幸得以趋身拜见您，伏蒙您抚恤存问，教导我如同亲子侄一般；但我离开您的门墙，已经五六年了。一位使者、一封问候信，都没有能够传达到下人的耳中，实在是因为粗疏的礼节不足以报答您的盛德，空泛的言辞也不能表达我想要报答的实际心意，只是不知道执事您是否察觉。去年我得到海上的一个县，路途正好要经过越地，途中听到的消息有误，说执事正在那里；等到了越地，才知道您的车马已经到了杭州。我当时想到您是父辈朋友中尊贵的人，而您的恩德又如此深厚，离开五六年竟没有送上一封信，又到了您的门前却没有拜访，虽然我的心中一直殷切仰望，报恩的愿望也仍然存在，但执事您又怎么能够一定察知呢？我既悔恨又恐惧，不知说些什么，姑且试着向您陈述我的不才之罪，只是仍不敢确信您会察觉。没有想到执事忽然屈尊，亲手写了厚重的教诲，又赐给我蜀地笺纸和兖地墨；信中文辞反复，情意和指教都格外殷切，我这才知道大人君子的仁恩如此广博，胸襟气量如此宏大。小人无状，不善于暗自揣度，竟妄自悔恨恐惧，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裁处自己。如今被一项官职牵系，情势上不能离去；想要趋身到您面前，却没有道路可走，只有报恩的心还没有懈怠。给田正言的信 正直而不阿谀，义理显现在言辞之中。正言执事：我五月回到家中，八月到达任所，每次想托西北方向的驿使送一封信，表达我区区的心意，总因事务耽搁。扬州是东南的咽喉，来自汴京的船车每天有成百上千，因此我能够详细打听汴京的事情以及执事您的近况。其间有士大夫谈到执事，说您卓然独立于朝廷，不偏不倚，没有任何依附，实在令人赞叹，令人赞叹。不过，我仍然对执事有些疑惑，即使我也一样。我的学问，是执事教导的；我的进身，是执事奖掖的。执事对我的了解并不浅。有了疑惑却不告诉您，我又怎样报答执事对我的知遇呢？当初，执事坐在殿廊下面，回答方正科的策问，指斥天下的利弊，慷慨激昂而不避讳忌，并且说：愿陛下实行这些主张，不要让天下人认为制科只是求取进身的一条道路。当时观察执事的心意，难道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那样，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大概是想实行自己的志向而已。如今执掌谏官，早晚都在担当天子的耳目，天子的一切作为、天下的一切是非，都没有不能进言的。要实行自己的志向，最好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机了。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也有很多。执事任职也已经很久了。从前所说的弊病，如今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从前所说的疾苦，如今有的已经沉疴难起。却从未听说执事提出过一句话来，使君主醒悟。为什么从前指斥得那样激切，如今却防守缄默呢？难道从前进言有利，如今进言反而不利吗？难道不免像如今所谓举荐方正之士那样，只是猎取名位罢了吗？那些怀疑执事的人，正是据此而怀疑；替执事辩解的人，有的说您已经在宫门前进言，有的说您只是以隐晦的言辞进出，可是地位卑下的人，哪里能突然知道您隐晦的进言呢？这说法是不对的。传记所说的在宫门前进言，并不是说那些话本身能够被人听见，而是说进言的效果应当使天下人都看得见。如今国家的弊病、百姓的疾苦有增无减，哪里谈得上进言的效果呢？又有人替执事辩解说：您大概已经进言了，只是君主不用，能怎么办呢？这也不对。臣子事奉君主，进谏三次而君主不听，就应当离去，这是礼法。执事回答策问时，常把这一点写在文章中。如今进言而不被采纳，也已经不止三次了。虽然您情意恳切，却不能自行离去。孟子不是说过吗：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就应当离去。为什么不辞去您的进言责任呢？执事不能解除人们的疑惑，这是必然的。即使再坚强有力的辩解，也不能替执事解脱。至于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则希望执事不要贪恋恩宠利益，不怕获罪受责，替天下人直言一次，使君主觉醒，解除百姓的疾苦，治理国家的弊病，忠诚不懈、专心一意，像回答策问时那样；如此一来，人们的疑惑自然会判然消解。希望执事认真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希望赐信教答。就此搁笔。荆川说：欧公写给范司谏的信，委婉而恳切；荆公写给田正言的信，直率而刚劲。

译给田正言的第二封信 我听说公卿大夫的才名和恩宠同时在世间显盛，一定有很大的功业来配合它；否则君子就会对此感到惭愧。执事的才干和谋略卓然出众，超过平常士人；考中进士甲科，又被举为方正第一。将要乘朝廷的车驾，通行举荐刺史事务，又陈述良策，得到皇帝诏书召见。名声和恩宠难道不是已经同时在世间显盛了吗？还没有明显得到验证的，只是功业罢了。本朝太祖以武功安定天下，真宗以文治守成，今上继承祖宗的成业；可是兵事不能停止，已经有几十年了，这是近世所未有的。应当设置和筹划的措施，仍然像有所欠缺。加上羌族首领阻梗边境，主上正在阅读众多策略来解决这件事，天下人全都抬头注目、倾心期待，执事所承担的任务不是一两条计策就能完成的。替执事谋划的人说：朝廷假使不能以功业来配合您的声名，您也应当自行奋勉，建立显著功效，以报答天下人寄托在您身上的意愿，何况皇上又殷切地命令您呢？这本来就是成就大功的机会啊。又听说：高峻突出的东西容易折断，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玷污。执事的才名和恩宠，可以说是容易受玷污、容易折损的；一定要建立大功，正好足以使它们相称，难道可以不更加努力吗？恭敬地希望您早晚辅佐天子，掌管国政，修治应当设置筹划的各项措施，使边地百姓恢复安定，称合主上任用您的本意，使天下人抬头注目、倾心期待的愿望得到满足。等到退居之后，后世史书难道能够不争相传述吗？董仲舒有这样的才名，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宠；公孙季有这样的恩宠，却没有成就这样的功业。既有这种恩宠又能成就这种功业的人，应当是执事，不应当是别人。我是草野鄙陋之人，不通达大义，承蒙您深厚的奖掖教诲，怎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给运使孙司谏的信 以一个县吏的身份，竟能这样向运使直陈百姓的利害。我私下看到阁下命令官吏百姓出钱悬赏，购买捕盐私贩者的首级，认为这是过错。海边的私盐贩卖，即使每天因此杀人，禁令的势头也没有停止。如今又加重诱导，让人们互相捕捉告发，那么州县的讼狱必然增多，陷入刑罚的百姓也将增加。无赖奸人将借此形势，在海边渔业地区煽动骚扰，使船户不能完成自己的职业。船户失去生计，就必然会聚集成为盗贼，互相杀戮结仇；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鄞县在州中是大县，我在这里任县令两年，见到所谓大户人家，他们的田地多不过一百亩，少的甚至不足一百亩。一百亩田的价值是钱十万，其中最好的田地也不过值二十万钱。大体上，几口之家，养活自己和办理丧葬，都依靠田地出产；州县百般需用，也要从他们家中取出。如今种田养蚕的人家，最难随时取得的，尤其是钱。现在责令他们出钱购买悬赏而又拿不出来，其中必然有人卖田来应付责令。让善良百姓卖掉田地，来奖赏那些无赖告发之人，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这里面又必然有人抗拒州县命令，不能按时出钱，州县不得不动用鞭打刑具催逼他们。用鞭打刑具逼迫官吏百姓出钱来响应捕盐悬赏，也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况且治理官吏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取法呢？一定要说：古代君子重视告发攻讦所带来的利益，是因为它会败坏风俗；扩大诛罚搜求的祸害；急于实行互相告讦的法令，会失去百姓的心。借着国家不得已而设置的禁令，又进一步加重它，古代君子大概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犯法的人没有停止，告发的人也没有停止，卖盐的定额不能恢复到从前，那么悬赏购买的势头就看不到停止的时候。悬赏的钱将从哪里来呢？只能出自官吏之家，可是官吏本来就多贫穷而没有钱；只能出自大户之家，那么大户中将有人因此破产失业。哪里有仁人在上面，却让下面有失去职业的百姓呢？上位的仁人有所作为，世人往往就指着他来效法，所以不能不谨慎。假使世上处在上位的人把阁下这种做法当作准则来效法，难道不会损害阁下的义理吗？上面喜欢这样做，下面一定会有更加过分的。阁下的做法才刚开始，有关部门也许就会认为应当向阁下请求，要求增加悬赏来鼓励告发。因此我私下认为，阁下想要有所作为，不能不谨慎。天下的官吏不遵循先王之道，而以求利为主；他们所谓的利益，又并不是真正有利。这不是一天形成的。公家的处境日益窘迫，百姓日益贫困而怨恨，我常常担心天下的形势积累不止，最终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使竭力排除它，已经像无可奈何，却又替它辩护，这同抱着柴薪去救火有什么不同？我只是为阁下惋惜这一点。凭阁下的地位，如果一定想改变今天的法令，现在照古代那样做，本来是还不能做到，并不是不愿意做，而是形势不允许。既然沿用今天的法令而不加改变，有什么不可以，却为什么一定要加重它呢？伏望阁下常在天子身边，论说古今国家存亡、政治治乱的原因，将要在世上大有作为，难道反而要做这种事吗？二帝三代的盛世，难道是想做而做不到的吗？像这样的事情，哪里需要等到讲说才能明白？如今退而办理财利方面的责令，大概是迫于公家用度不足，征调不能满足，形势上不得不权宜处理，以缓解眼前的急迫。虽然如此，阁下也确实错了，这不是获得财利、救济一切的办法。阁下对古书无所不读，从书中以古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来验证，利弊显然容易看清，不需要我再费言辞。为了小利而损害大义，古人尚且不肯做，哪里有这种事情反而可以做的呢？如今士人处在下位的，渐渐浸染成这种风俗，苟且把顺从当作得意；上位的人也往往憎恶别人进言，凡是言语违逆自己的，就发怒而不听。因此下面的实情不能自行向上反映，上面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任意放纵地行事。上面能够使下面的人自己进言的，只有阁下；按照职责不得不自行进言的，是我。伏望您留下心来思考，并幸而听取我的意见。文书虽然已经施行，追究后再加以改正，总还是胜过任其施行而不回头。冒昧触犯之处如此如此。给凌屯田的信【代人撰写】

译体类近似韩昌黎的文章。俞跗，是善于治病的良医。凡是他的脚所走过的地方、耳目所接触的地方，如果有一个人患了重病而没有得到医治，他一定会忧虑地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病。即使那个人不把病归咎于俞跗，像这样的情况也很少。暗中担忧俞跗心情的，若是他的族人、亲戚和旧友，那么他们中有人患了重病，又会怎样呢？总不能听任病情发展而不加治疗；只要有可以医治的方法，就不会忽略。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年轻时弱小孤苦，壮年时又困顿失意，处境艰难；祖父早已去世，父亲也随后去世，两代人的棺木贫穷到不能安葬。我曾经读到传记，看到有人到了《春秋》所说的过了时日还不能安葬的地步，也读到子思所论未能安葬父母便不改变丧服的事，便悲伤得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私下悲叹古代孝子慈孙对尊亲去世竟然如此悲痛。如今这个人却独独因为贫穷，违犯《春秋》的义理，违背子思的说法，使作为子孙的心情郁结而不得伸展，这不就像人患了重病一样吗，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伏望执事本性仁厚，亲身奉行义理，怜悯艰难、哀悼困厄，是困穷之人的俞跗；况且与先人还有一日的旧交，我的病也许正是可以医治的。因此我不敢求问龟卜，也不求助于他人，跋涉千里的道路，冒犯难以测度的江河，来到执事门下，自以为找到了归宿。执事难道会把这件事置之不理吗？给某人的信 我曾经说，文章不过是礼教、治理和政事罢了；把它写在策论中，传播给世人，根本大体就在于此。至于说“言辞不文雅，施行就不能长久流传”，只是说言辞不能完全没有文采，并不是圣人写文章的根本用意。自从孔子去世已经很久，韩愈出现，在千百年间仰望圣人而卓然自立。只有柳子厚的名声可以与韩愈并列，但子厚并不能和韩愈相比。不过他的文章最终能和韩愈相配而流传，也确实是令人敬畏的豪杰。韩愈曾经把文章的道理告诉别人，说了这样的话。子厚也说了这样的话。我怀疑这两个人只是把辞章告诉别人罢了，而写文章的根本用意并不止于此。孟子说：“君子希望自己能够有所领悟；自己领悟了，就能安稳地守持；安稳地守持，积累就深厚；积累深厚，就能取用身边的事物，处处都能遇到根源。”孟子这样说，并不只是用于文章，但也可以借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用意。况且所谓文章，只是务求对世事有所补益罢了。所谓辞章，就像器物上有雕刻和彩绘。即使工巧华美，也未必适用；即使适用，也未必工巧华美。总的说来，应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彩绘作为外在的装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器物的用途；不加装饰，难道文章也会因此如此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不是这样的。不过，外在文采也不能完全没有，只是不要把它放在首位，这样才可以。我学习文章已经很久，屡次拿这个说法来约束自己；起初想把文章写在策论中，传播给世人，至于在实际事务中的验证，则还要等待。我的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还不能自己确定。执事是正直的人，不会迁就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我把杂文十篇写出献给您，希望您赐予教诲，使它们的是非得失有个确定的判断。荆川说：半山的文章，长处在于刚健紧密。给参知政事王禹玉的信 以您的身份受到主上深厚的知遇，仍然像这样战战兢兢、惶恐不安。某启：接着又蒙您赐临，传达圣上的训示，我徘徊不安、局促惶恐，不知如何容身措置。我羁旅孤独、没有助力，恰逢大圣明的君主，独自排除众人的毁谤，把宰相之事交给我。只要有利于国家，难道还会推辞粉身碎骨吗？只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取悦众人，而怨恨恼怒实际上又集中在亲近的权贵身上；才智不足以识别人材，而险恶奸邪之人又常常出自交游深厚者之中。况且凭借重大的权势而任职已久，有盈满招损的忧虑；意气衰退、精力疲惫，又有荒废失误的恐惧。遍观前代大臣，像这样而不知道自我退让，竟能最终不连累国家的，大概从来没有。因此我不敢逃避懈怠失职的惩罚，希望趁过错还没有积累，能够优游退居乡里，做一个在圣明时代懂得知止而不致危险的臣子。或许这样，天下和后世对于皇上提拔任用我一事，就没有什么讥议了。伏望明公现在辅佐国政，对上顾及朝廷的公论，对下也考虑同僚朋友的私情，希望您稍稍垂念，特意替我陈述。既然我不能直接上呈章表，所能依靠的只有明公一句话罢了。内心深处的精微情意，书信不能完全传达，只希望您加以怜悯体察，那就非常幸运了。不再多说。给马运判的信 论述理财，正是荆公的本色。运判阁下：前些日子奉上书信，随即蒙您宠爱地赐答，我既感激又惭愧。并且承蒙您询问我所听到的情况，阁下对下属体察得多么周到啊！我曾认为，如今之所以贫困空虚，不只是因为费用支出没有节制，也是因为失去了生财之道。使一家富足，要依靠国家；使国家富足，要依靠天下；想使天下富足，就要取资于天地。比如治理一个家庭的人，如果不替儿子创造财富，却有父亲的威严，那么儿子富裕了，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如今却关起门来只同自己的儿子做交易，门外的人一概不让进来，即使把儿子的财产全都得到，仍然不能富足。近世谈论财利的人，即使说得很好，也只是有国者取资于天下的办法罢了，始终只在门内彼此观看而已；这难道正是国家困窘的原因吗？以阁下的明察，本来早已完全知道，只是忧虑没有机会施行罢了。既然不能施行，那么又何必依赖我这个不肖之人的话呢？今年东南饥荒到了这种地步，汴水又断绝了，筹划安排这些事情本来就很劳心；我私下估计，京师军队的粮食供应应当很困难，新草料和百谷的价格也一定会上涨。我认为应当挑选京畿军队中驽弱怯懦的士卒，送到各郡就食，这样可以缓解漕运输送的急迫。古人谈论天下的军队，认为它就像人的血脉，流通不够就会枯竭，聚集过多就会生疮。分派军队到各地就食，也是使血脉流通的办法。如果可以上报皇上，能否实行呢？

译给王子醇的信 这是荆公指示王韶筹划处置西羌事务的信。某启：收到来信，您说明了抵御敌寇的方法。皇上本来就希望您不要涉险，不要冒险而求十全取胜；正如您所说，非常好，非常好。如今熙河地区最急迫的事情，是修治防守设施，严格告诫各位将领不要轻率出动。武人多想把讨伐杀敌、取得功劳当作要务，如果果真如此而不加禁止，那么一方的忧患就不会停止。我私下认为，您应当以深厚的恩德和信义安抚归属的羌人，察看其中有才能的人，收纳为己所用。如今多用钱粮供养戍卒，正好只能防备归属羌人发生变乱，却还没有办法用来对付秉常、董氊。如果真能使归属的羌人替我们效力，那么不但没有内部忧患，也应当依靠他们的力量来抵御外敌。自古以来，因为喜欢坑杀人而导致叛乱，因为能够抚养并收为己用而获得助力，这些都是您所读过、见过的。况且王师以仁义为根本，怎么可以因为多杀人而积聚怨恨呢？您信中说青唐已经同各部族结怨，后来再也没有和解的可能，这当然是这样。不过，等到董氊附近各部族的事情平定以后，可以用兵威临迫他们，同时宽赦他们的罪过，让他们通过讨伐贼寇来赎罪，随后再加以优厚赏赐；他们也应当就此为我们所用，不再同贼寇联合。如果只是一味讨伐驱逐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依附贼寇，成为我们的祸患，利害得失相差很远。事情本来有攻打这个而取得那个的办法；如果确实能够挫败董氊，那么各羌自然会服从，还用得着再去讨伐谁呢？又听说那些经过讨伐的归属羌人，既失去了积蓄，又荒废了耕作，后来没有办法自行生存，怎么能不聚集起来成为盗寇，阻碍商旅往来呢？像招募他们服劳役、砍伐木材之类的事情，可以借此使他们活下去，应当有可行之处。希望您留心体恤边地事务；事情难以从远处估量，想来您自有确定的计划。我想到哪里，姑且试着说到哪里。春日和暖，望您为国珍重自己。就此搁笔。给邵学士的信 仲详足下：前几天承蒙您赐示乐安公的诗歌石刻拓本以及您所撰写的《复鉴湖记》。打开信封慢慢读来，心神和眼界都得到洗涤。文辞简约而精练，义理深厚而明白。不必按照地图，就能完全知道越地的形胜；不必进入当地，就能熟悉贤良郡守爱护百姓的情怀。如果不是诚信发自内心、文章贯通大道，仁厚的思想和义理的神色表里相互成就，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于是我把它环列在书室中，一边欣喜一边庆贺，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私情，而是公义本来就应当如此。我曾经忧虑近世的文章，文辞不顾义理，义理不顾事务，把堆叠故实当作有学问，把雕琢词句当作精巧新奇。譬如采摘奇花的精华，积存起来把玩，虽然光彩、香气、色泽都鲜明繁盛、可爱可赏，但若追究它的根柢和实际功用，就毫无所得。我有幸读到乐安足下的著作，好比听到笙磬的声音，看到圭璋这样的礼器，其中有节奏，也有法度。即使是耳朵平庸的人，也一定知道雅正的可贵、温润的可珍。仲尼说：有德一定有言，德行不会孤立，一定会有同道者。这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前韩昌黎是唐代儒者的宗师，得到女婿李汉之后，他的文章更加振兴，他的道术更加宏大。如今乐安公有美好的文章和盛大的德行，在越地朝臣之上崛起，又得到您以宏大的见识和清正的议论相互辅助，使其更加光辉润泽；假如你们竭力不止，那么后世议论者一定会说：乐安公是圣宋的儒学宗师，犹如唐代的昌黎，而功勋事业超过了他。还会说：邵公是乐安公的女婿，犹如昌黎的李汉，而器量谋略超过了李汉。这样韩、李、蒋、邵四人的名声，就会各自并驾齐驱，同样流传不朽，连同这篇金石刻文也永远不朽。我之所以又欣喜又庆贺，正在于此。郡学事务拘束繁忙，恰好足下有西行的计划，未能亲自相见交谈，姑且借这封信表达敬仰感谢之意，也祝贺乐安公得到了人才。《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五 明代茅坤撰 《临川文钞》卷五 书信

译给王深甫的信 分段辨析，自然有一种沉着的见识。我被这里的事情拘束，郁郁不乐，日日夜夜盼望深甫到来，以使我的心情舒展。可是收到您的信，却不知道您所期望的是什么。何况从京师到颍地，路程实在不远；深甫家中的事情已经办妥，应当有空闲，难道竟吝惜几天的劳苦，不肯来看我一次吗？朋友之道丧失已经很久了，这就是我不能不对深甫有所期待的地方。从前我说天民与深甫的看法不同，虽然您曾反复恳切地教导我，心意却还不能同深甫相合。深甫说：事奉君主的人，以能容身于自己的君主为喜悦；安定国家的人，以能使自己的国家安定为喜悦；天民则以自己的主张能够施行于天下、恩泽能够遍及百姓为通达。这三种人都守持自己的志向，并且由此成就善行，只是还没有达到知命的境界。大人就懂得天命了。我却认为，善是用来承继大道并实行它的；能够称为善，必须如此。孔子说：智慧达到它，仁德能够守持它，以庄重来临事，行动却不合礼，仍然不算完善。又说：武王的音乐尽善尽美，却还没有完全尽善。孔子所说的善就是这样。那么，以能容身于自己的君主为喜悦的人，还不能说是能够成就善，只能说是获得容身罢了。以能容身于君主为喜悦，就会把不能容身当作忧戚；以能使国家安定为喜悦，就会把国家不安定当作忧戚。自身不能容身和国家不能安定，也有天命在其中；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忧戚，这就是所谓不知命。至于天民，是在天下能够施行自己的主张之后才去施行的人。他并不是把自己的主张能够施行于天下当作喜悦，那么当他困穷而不能施行时，难道会把这当作忧戚吗？看待自己的困穷和显达，内心都不因此喜悦或忧戚，不知命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况且深甫说，以百姓联系于天，是说明人的性命无不禀受于天。有一个平民希望把自己的志向推行于天下，以此保养、保全自己的同类，这就是能够顺应天意；他敢于取“天民”这个称号，也不过是说自己是天民罢了。哪里有能够顺应天意却不知天命的人呢？深甫说：哪里有能够观察天命而决定出仕或退处，德行反而低于大人的呢？我却认为，古代能够观察天命来决定出仕退处，而德行低于大人的人是有的，这就是深甫所说的管仲。管仲不能端正自己，然而到了不为子纠而死、转而辅佐小白的时候，他的出仕退处可以说是知天命了。上天的意旨本来常常特别看重自己的百姓，所以孔子赞许他的出仕退处，说：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节，吊死在沟壑之中而无人知晓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德行不如大人，却还能观察天命来决定出仕退处。深甫说：端正自己来事奉君主，他的道足以使君主容纳自己；但自己不被容纳就是天命，内心为什么还要因此喜悦呢？端正自己来安定国家，他的道足以使国家安定；但国家不能安定就是天命，内心为什么还要因此喜悦呢？端正自己来端正天下，他的道足以施行于天下；但不能施行就是天命，内心又为什么要计较困穷和显达呢？我认为，大人的困穷和显达能够不使内心产生喜悦或忧戚，却不能没有使天下显达的愿望。孟子说：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动心了。又说：我为什么不愉快呢？然而，千里之外去拜见君王，是我的愿望；因为不被任用而离开，难道是我的愿望吗？只希望君王或许能够改变，我每天都盼望着。孟子可以说是大人了，但他的话却是这样。那么，所谓困穷显达不动于心，大概并不是完全没有愿望，只是不因困穷显达而喜悦或忧戚罢了。深甫说：正因为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所以能使万物自然端正。我认为，期望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却使万物自行端正，这是没有治理人的道理。没有治理人的道理，正是老子、庄子的做法。所谓大人，难道会采取老庄的做法吗？只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是不对的；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也是不对的。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是没有义；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是不知命。这就是所谓大人，难道反而会顾念而没有义、没有天命吗？扬子说：先自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叫作大器。扬子所说的大器，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所谓使万物端正，是先使万物取法于我，然后才能端正，并不是让它们自行端正。武王说：四方有罪无罪，只看我一人。天下哪里敢有违背他的志向呢？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武王以此为耻。孟子所说的武王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如果不期望端正外物而只是让万物自行端正，那么有人在天下横行，武王就没有理由发怒了。孟子之后，能够谈论大人而不落入老庄之说的，只有扬子罢了。深甫请试着拿我的话同常君讨论这件事，两位先生仍认为不够，希望把你们的意见教给我。给王逢原的信

译论出仕和退处也要有根据。某顿首。逢原足下：前些日子在客舍中得到您来访，您匆匆前来，我惭愧不能抽出一天的空闲，同您尽情谈论想谈的事情，而船已经向东开去了。后来读到您的诗，私下有疑问，不敢不告诉您。诗中有“叹苍生泪垂”的说法。君子对于求学，本来就有志于天下；然而应当先修治自身，然后才谈修治别人。自身修治好了，别人能否得到治理，就取决于自己能否得志。自身尚且属于天命，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天命吗？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又说：大道将要施行，是天命；大道将要废弃，也是天命。孔子的说法如此，而有人认为君子求学，应该急切地以忧虑世事为务，这就是迷惑。由于在这里受到迷惑，于是出仕退处的行为不能符合孔子，这样的人是有的。所以才有孔子席子还没有坐暖就离开的说法。我独自认为圣人的心从来没有忧患和困难。有人说：这样说来，圣人就是忘掉天下了。我说：这并不是忘掉天下。《否》卦的《象传》说：君子因此节俭自己的德行来避开灾难，不可以用爵禄来使自己荣耀。《初六》说：拔起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守正就吉祥。《象传》说：拔茅守正而吉祥，是因为志向在于君主。志向在于君主，就是不忘天下；不可以用爵禄来荣耀自己，就是知命。我虽然不忘天下，但天命未必能够与我的愿望相合，忧虑它就能使它相合吗？《易经》说：避世而没有烦闷，乐于天命而知道命运。说的就是这个。《诗经》三百篇中，如《柏舟》《北门》一类，也有忧愁。然而，他们出仕正逢其时而不能实现志向，不能不忧愁；至于出仕不在天下国家之中，以及不出仕的人，却从来没有忧愁，《君子阳阳》《考槃》之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即使有忧愁的诗篇，也不能推翻圣人无忧的说法。孟子说：伊尹看到天下有一个普通男子或女子没有受到恩泽，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可以说是忧虑天下了。然而商汤聘请他时，他仍然坦然自得地说：我处在田野之间，以能享受尧舜之道为乐，难道能像那些所谓忧虑天下的人一样，奔波劳碌、自我屈辱，只求自己的道能够得到施行吗？孟子又论说禹、稷、颜回同一道理时说：乡邻有斗殴的人，披散头发、戴好帽子就去救他们，这就糊涂了。如今困穷处在下位，却说我忧虑天下，甚至痛哭流涕，岂不是近似救助乡邻斗殴的事情吗？孔子把道理最终归结到知命而无忧，是想让人知道天下治乱自有天命，而出仕进取不能苟且，这样先王之道才能得到伸张。世上有能够明白知命之说，却不能慎重对待出仕退处的人，是有的。这是由于智慧虽已达到，仁德却不能守持。起初得到您的文章，只是特别喜爱您的才华；后来见您衣服破旧、鞋子残缺，坐着交谈时却从未谈到自己的困穷和退处。询问您后，才知道您一年到头吃饭都不吃荤，也不曾把丝毫不正当的东西卖给别人。世上像您这样自立的人有几个？我认为您是智慧已经达到，又能用仁德守持它，所以把我所学的东西来报答您。给赵卨的信 其中有许多持重之处，也符合用兵的机要。某启：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说，若立即开关接纳西方的人，就会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他们反而会更加倔强。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推测，大概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兵力强大，他们的兵力弱小；我们尚且疲惫困乏、厌恶战争，即使他们偷偷想求和，也可以知道：如果我们把他们严密封闭、坚决抵御，使他们不得安宁，那么他们上下都会愤怒恐惧，合力同心，拼死对抗我们；这正是他们能够倔强的原因。我们公开表示愿意接纳，他们谁还敢违背众意？即使首先提议要倔强的人真敢这样做，那么他们全国的人都将感激我们而怨恨他，谁肯替他拼死作战？这就是公开表示接纳能够使他们愤怒于自己的首领而懈怠防御。至于开关接纳以后，同他们订立和约，却不能过于仓促；否则他们将骄傲而轻视我们。公开表示接纳，是为了使他们的众人懈怠，缓解我们的忧患；慢慢同他们商议，是为了显示此事困难，巩固和约。皇上恐怕龙图还没有明白这个意旨，所以命我写信详细说明先前颁下的指挥：如果西方人送来的文书言辞义理恭敬顺从，就予以接收，并上报朝廷。应当立即把这个意思明确传示给边界上的人，使我方官吏百姓和他们全国上下都知道朝廷的意旨。给祖择之的信 荆公常常认为文章的要点就在这里，所以他的见识深远。治理、教化、政事、法令，是圣人所说的文章。把它写在策论中，再推广施行于天下百姓，是同一回事。圣人对于大道，是从内心得到领会，然后把它落实为治理、教化、政事和法令；其中有本末先后、权衡形势和制度原则，而把它们统一到极致。至于把它写在策论中，不过是说明它本来如此罢了。那些浅陋的人却不是这样：对一件事情，有时适合，有时又不适合；不是流于放纵，就是陷于拘泥；不是过头，就是达不到。更严重的，是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把应当在后的反而放在前面，没有一件事不违背根本原则。他们对于大道，并不是从内心得到领会；那么他们写在策论中的文字，难道能够不违背根本吗？所以，能够写成好的策论，再推广施行于天下百姓，却反而不能做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二帝三王把大道推广施行于天下百姓，做得很好；孔子、孟子写成策论，做得很好，他们都是圣人。换一个处所，结果也都一样。我十二岁开始学习，到现在已经学习十四年了。圣人所说的文章，我私下有些心得；至于写成策论，却还没有做到。有时因事务而内心激动，发之于言辞，用来警戒自己；即使施之于朋友，也浅陋狭隘，不敢称为文章。近来执事想收纳我并教导我，让我把文章献上；虽然我自知明白，怎敢自我掩饰呢？谨将所作的若干篇书序、原说写成一册，借此叙述所听闻的道理和自己的志向，献给您，希望赐予阅览。

译请杜醇先生入县学的信 公令鄞县尊师，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人类生存已经很久了，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由什么来维持这些伦常呢？礼乐、刑政、文物、数制和各种事务，是用来维持它们的工具。这些工具又由谁来掌握呢？设置君臣关系，就是为了维持它们。君主没有老师，就不知道怎样做君主；臣子没有老师，就不知道怎样做臣子。设置老师，就是为了同时维持这些关系。君主不知道怎样做君主，臣子不知道怎样做臣子，人类不彼此残害杀戮直到灭绝，难道不是侥幸吗？可见老师的作用确实重大。古代君子尊重自身，以处在舜之下为耻；即使如此，有鄙陋之人来请教，也不敢忽视。收敛自守之后，仍然觉得自身有所不及的人，把这种不足归因于老师的重大作用，并且毫不推辞地说：上天有了这条道理，本来就要把它公之于世；只是我先得到它罢了。得到它却不推给别人，使别人同我拥有它，就不合天意，而且也是我心中所不忍的。我来到这个县任职已经一年多了，正想借孔子庙建立学校，来教导养育本县子弟，希望先生留下来，答应亲临这里，担任他们的老师。我也将因而有所闻益。伏望先生不要同古代君子的心意不同，那就非常幸运了。请杜醇先生入县学的第二封信 这两封信的文辞都进入了雅正的格调。承蒙您的来信，为什么这样过分地推重我，却又过分地谦让呢？仁人君子有教诲别人的责任，按道义不应推辞，这一点我本来已经向先生说明了。如今先生反而过分引用孟子、柳宗元的话来为自己推辞。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自称老师，说的是内心并没有这些东西，却装作有这些东西的人，难道是在说先生吗？柳宗元那样的人哪里懂得为师之道？韩退之若不做老师，那么还有谁能做老师？天下士人将到哪里去求师呢？毁谤和赞誉，本来不是君子所应防备的，只要合乎义就够了。如果不说合乎义，却只知道防备毁谤而轻视义，那么世上终究不会有君子了，愿先生好好考虑这一点。您给我看的诗质朴而不邪僻，也足以看出仁人的内心，实在很好，实在很好。答曾公立书 荆公自己见解就是如此。某启：承蒙来信谈到青苗之事。治理之道一旦兴起，邪恶之人便会感到不利；一出现不同的议论，群聋便会随声附和，他们的用意并不在于法令本身。孟子所说的“利”，是使我国得利、使我自身得利罢了。至于狗猪吃人的粮食就加以检验，野外有饿死的人就开仓赈济，这才叫政事。政事是用来治理财货的，治理财货正是所谓义。《周礼》一书，讲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周公难道是为了谋利吗？奸人因为名义和实际相近，便想用混淆视听的办法扰乱上下，这又能把民心的愿望怎么样呢？开始时认为不请求而请求的事情无法遏止，后来又认为不收取而收取的事情无法推却。这大概是顺应百姓所认为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实在不得不这样做。然而，收取二分利息不如一分，收取一分不如不取利息而借给他们；借给他们又不如直接给他们。那么不直接给他们，却一定要收取二分利息，为什么呢？因为要考虑到以后无法继续。无法继续，就是只知道施惠而不知道治理，不是施惠而又不耗费财力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借贷。不过还要有官吏的俸禄、运输的费用，以及水旱灾害造成的欠缺和雀鼠损耗；如果还想把规模扩大，以便应付百姓饥荒和不足，直接把粮食给他们，那么还能有二分利息吗？这样看来，二分利息也是常平法中恰当的标准，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公立如果再同那些对道理有更深理解的人讨论这件事，就会知道我的议论没有一个字不合乎法度，而世上那些喧嚷争论的人就不值得一提了。我因而写信把这些意思告诉您，您认为怎么样？答司马谏议书 荆公刚愎自用，因此误了自己。某启：昨天承蒙来信。私下认为我同君实交往相好已经很久了，但议论政事常常不合，所持的办法又多有不同，所以即使想强作辩解，最终也一定不能得到您的理解，因此只略作答复，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又想到您一向厚待我，来回辩论不应草率，所以现在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希望君实或许能够谅解我。儒者所争论的，尤其在于名与实；名实已经辨明，天下的道理也就清楚了。如今君实教诲我的地方，是认为我侵夺官职、制造事端、聚敛财利、拒绝纳谏，以至于使天下人怨恨毁谤。我的看法是：接受皇帝的命令，在朝廷讨论法令制度并加以修订，再交给有关官吏执行，这不是侵夺官职；推行先王的政令，以兴利除弊，这不是制造事端；替天下治理财物，这不是聚敛财利；驳斥邪说，排斥巧佞之人，这不是拒绝纳谏。至于怨恨毁谤很多，我本来早就知道会这样。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士大夫大多把不顾国家大事、迎合世俗来讨好众人当作好事。皇帝想改变这种风气，而我没有估量敌我力量的多少，想尽力帮助皇帝来抵抗它，那么众人为什么不气势汹汹呢？盘庚迁都时，互相怨恨的是百姓，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盘庚并不因为怨恨就改变计划，而是考虑到合乎义理之后才行动，因为认为正确而看不出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如果君实责备我身居官位很久，却没有能够帮助皇帝大有作为、给百姓施加恩泽，那么我知道自己有罪。如果说今天应当一概不做事情，只守着以前的作为罢了，那就不是我所敢于知道的了。没有机会与您相见，心中十分不安，向往思念之情深切。答孙元规大资书 笔势遒劲豪宕。某不学无术，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凭着卑微的资质，没有什么行为值得称道，声名也没有传闻于当世。在显贵公卿的门下，我没有可以进身的门路，也不敢贸然存心求取通达。因此，听到阁下的声名已经很久，却始终没有机会到府上拜见。近来我得到一个海上的县邑，又听说您的别业正在我的辖境之内，却仍不敢借此求见您的随从。突然承蒙您赐信教诲并督促我读书，我茫然不知该惭愧还是该恐惧。恭敬地想，阁下正直的言论、流传的好风气和善政，已经铭记在天子的心中，也传诵于士大夫口中。如此盛大的声名、如此尊贵的地位，不应因为细小的缘故而轻易自我贬损。如今不过是您咳唾余暇所作的文章，先加在我这个初入仕途的小生身上，我怀疑这是您的左右之人误传，并不是阁下的本意。因此不敢立即写信答谢，以免违逆您的视听、连累您的左右，同时甘愿承受自己不敏捷失礼的责罚；但我没有一天忘记拜谢您的恩赐。如今使者来，又承蒙您赐教，这才知道阁下确实有意存念我。礼有施与报答的关系，即使是平等交往以下也不能废弃，何况王公大人先向初入仕途的小生施礼，而我长久以来竟缺少答谢之礼，这错误实在太大了。即使我的才智宽宏，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包容并察觉到这一点；至于我个人的内心，更不知道该怎样裁量处理。

译答曾子固书 行文不倒退失势。某启：很久因疾病没有问候您，难道不胜于思念前信中所说的吗？我猜想子固在读经方面没有空暇，所以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接连收到您的来信，我猜想您以为我所说的“经”是佛经，因而教导我说佛经会扰乱风俗。我只说读经，那么凭什么把它同中国圣人的经书区别开来呢？子固读我的文章，常常如此，这也是我怀疑子固没有空暇读经的原因。然而，世人很久以来就没有见到完整的经书了；只读经书本身，仍不足以了解经书。因此我从诸子百家的书，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一类小说，无不阅读；农夫、女工的事情，也无不询问，然后才能够对经书了解其大体而没有疑惑。因为后世学者同先王时代不同了，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完全理解圣人的意思。扬雄虽然不喜欢非圣人的书，但对于墨子、晏子、邹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的著作，又有什么没有读过的呢？他先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明察，然后再去阅读，以便有所取舍，所以异端学说不能扰乱他。正因为不能扰乱他，所以他能够有所取舍；能够有所取舍，正是为了彰明我的道罢了。子固认为我的见识还可以被异端学说扰乱吗？那就是不了解我。如今扰乱风俗的并不在佛教，而在于学士大夫沉溺于利欲，以言辞相互夸尚，只是不知道自我修治罢了。子固认为怎么样？近日天气严寒，愿您侍奉父母一切安好，务必自爱。答李资深书 他的器量见识本来就深远。某启：承蒙来信恳切地以义理和天命之说教诲我，这正是您忠于旧交、怜惜而不忍舍弃我，想用善道诱导我的表现，我不敢忘记，不敢忘记。虽然如此，天下的变化和祸患很多，古代君子辞受取舍的方法也不相同。他们都能在内心有所获得，用来应对外物，而不是有所求于外物。正因为不求于外物，所以他们的行迹有时似乎令人怀疑；正因为内心有所凭借，所以他们从未后悔。像这样的人，难道会把世人的毁誉当作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内心吗？像我这样的人，不足以同他们相比，但私下确实有这样的志向。只是如果不是同您长期相处、反复讲论，就无法全部说明。多病而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交谈，书信不能一一详述，千万保重自己。答王深甫书 您的见解也是正确的，您为我辩解的地方也很委婉。我学业尚未完成便出来做官，做官后又不能委曲自己去迎合时事的需要；所处的环境不是我所喜欢的，所任的职务也不是我愿做的，又不能远远退隐以躲避小人的毁谤和谗言。这就是我被认为不才、获罪于君子的原因，您是知道的。从前您忽然没有弃绝我，亲笔写信恳切相告，把我所做不到的地方告诉我，我实在十分庆幸。只是我私下还有话想说，不知是否可以，姑且试着说说。我曾认为，古代达到大治的时代，然后才完备礼制并施行刑罚；礼制不完备的时代，并不是没有礼，而是有所不完备；刑罚不施行的时代，也不是没有刑罚，而是有所不施行。因此我在江东，对于属吏的大罪有的没有惩治，却惩治他们的小罪。不明白的人认为我是喜欢窥伺别人的小过失来显示精明，明白的人又认为我不能果断除恶，反而使恶人借此作为攻击我的话柄。我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如今的形势还不能施行重刑；施行重刑，刑罚就会过重，而所能惩治的人少；不施行重刑，刑罚就较轻，而所能惩治的人多。事理和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一道之内数千里之间，官吏正处于苟且简慢的状态，自然习惯于结交取容的风俗，而我所惩治的只有五个人，小的罚金，大的也不过削夺一个官职，这哪里算多呢？工尹商阳并不是喜欢杀人的人，尚且杀了三个人才停止，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回去复命。我的事情不幸与此相类似。至于有人为这件事纷纷争论，却同道的兴衰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所谓君子做官，就是实行自己的义理，我私下对此是有想法的，您认为怎么样？自从在江东以来，我日益受到流俗之士的毁谤，但我的内心从未因此改变；那么，我内心所守的原则，本来就不可能用来媚悦世俗，也不可能同流俗相合。等到我的朋友也这样劝说我之后，我才突然感到惊疑，甚至产生了自我悔恨之心。慢慢反省自己，又想到古代以同一的道德统一天下的风俗，士人要在世上有所作为，人们不会有不同的议论。如今各家有不同的道术，人人有不同的德行，又用爱憎喜怒改变事实的传播，并把它传播出去，那么我的朋友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听到了人们的异论、受到改变事实的传闻影响，后来才怀疑我的话呢？何况您深知我、厚爱我，是我日夜向往而不能忘记的人，我怎么能不试着说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希望您能够察知我呢？假如我这样做确实可以没有罪过，那当然是大好事；即使您还有话要告诉我，使我释然地知道自己为何有罪，那么即便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改变，也还可以作为今后的戒鉴。希望您留心答复我，不要忽略。答李秀才书 言辞虽然简短，但思虑深远。昨天承蒙您给我看信，今天又收到三篇诗。您年纪还轻，却已经能够这样；如果再有良师益友辅佐，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从泾地到这里，大约有五百里，中间又有山川险阻。您乐于追随所听闻的道理，不把路途遥远当作困难，也算是有志向了。然而信中所希望的，只是取得声名。声名是古人所希望的东西，却不是您才华的首要目标。努力追求古人所急切追求的事情并取得它，那么声名自然会归于您，谁能争夺得去呢？孔子说：“君子离开仁德，还能到哪里成就声名呢？”古人成就声名，在于不把心思用在文辞上，而您对于文辞，正在努力学习而没有停止。那么凭我的不才，哪里能符合您所求的心意呢？

译答韶州张殿丞书 其中有许多名言。某启：承蒙您再次赐信，谈到先父在韶州的政绩，直到今天还受到吏民称颂，久久不绝。我痛惜当今的士大夫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情，又担心史官不能把它记载下来，使先父排在前代良吏之后；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遗孤的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和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我早晚忧愁悲痛、惭愧自责而不敢停息，正是因为这个。先父在世时，我还年幼，不能全面听到他治理政事的事迹；但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余意。先父的心愿，曾经是想给天下以深厚的恩泽，若有一物枯槁，便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事业既然没有机会施展，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其中小的方面罢了；小的方面又将要湮没而无人传述，那么我这个不肖遗孤的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深了，还凭什么立身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恳切而悲悯，把先父的事迹不能流传作为忧念；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哪里能想到这些呢？从三代以来，各国都有史书，而当时的史官多半世代承袭其家业，往往以身殉职，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所传的事情都可以考证。后来诸侯国的史书不复存在，近世如果不是尊贵的爵位和显赫的地位，即使才智雄奇、功业卓著、道德充沛深厚，不幸没有得到朝廷称许，也往往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写史的人又夹杂着一时的权贵，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能讲说自己的意见，却常常把忠诚说成邪曲，把不同说成相同；惩罚当前的人毫不畏惧，讥讽后来的人也不感到羞耻，只要满足自己的愤怒和嗜好之心便停止了。何况还有人暗中凭借笔墨裁定前人的善恶，似乎可以宽贷赞誉，又似乎可以附和毁谤；死去的人不能争辩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评论曲直，奖赏、惩罚、毁谤、赞誉，又不在其中得到公正施行。以他们那样的私心，难道能够不在幽暗隐昧之中欺骗人吗？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已经流传的又不能全部相信，像这样，只有善于言说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原则，名实又足以使后世信服；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一一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才可以永远不朽。恭敬地想，阁下同先父并没有一日的旧交，您的议论也没有党私偏袒的嫌疑；如果您把发掘先父隐而未彰的德行当作自己的事情，务必把所听闻的事告诉天下那些善于著述而足以取信的人，使他们能够编次成文加以流传，那么先父没有列入史官的记载，难道还有什么遗憾吗？答徐绛书 荆公常常用古人中最能得道的人来这样相互砥砺。某启：我鄙陋质朴，从未有机会同您相遇，您却从千里之外写信给我，已经是很幸运了。您希望在当今世上保持独立，又希望同古人相合，不去询问当世善于言说的人，却想从我这个不肖之人身上有所取法，这就是我难以回答您的原因。自从有人类以来，写成书来给后世看的，没有比《易》更深的了。《易》之所以作成，正合乎您所求的道理。文王认为伏羲的卦还不足以晓谕世人，所以接着为卦写下卦辞。至于孔子有所述作，大概又认为文王的文字还不够。这些人都是聪明睿智、天下最神明的人，尚且不能用一句话把道理说尽，还忧虑难以使人明白，何况凭我这样浅陋的中等资质，面对无穷的变故，难道能件件都找到相合之处，最终凭此自我解脱吗？即使能够有所相合并凭此自我解脱，又能够用简单的话说出而使人立即明白吗？这是我早晚努力而又害怕最终达不到的地方，哪里能够马上拿出什么来进献给您呢？然而学者所忧虑的是志向不同，有志向的人则希望自己做这件事永不停止。我同您幸而志向相同；如果坚持做下去，将来相遇时，能够各自讲说所听闻的道理，选择那些可以守持的，或许最终会有所收获。古人的成就，没有不是凭借朋友的，这也是我对君子的一点希望。答叚缝书 委婉曲折，富有波澜。叚君足下：我在京师时，曾经对您说曾巩善于写文章，却从未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后，才同他熟悉并仰慕他，同他交朋友，又写文章大略说明他的品行。您来信根据听闻指责曾巩的品行没有一丝完美，使得他的家人和亲友都感到恐惧，责怪我没有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是结党偏袒。您的话果真如此吗？曾巩本来不是这样。曾巩的文学和议论在我的交游之中没有人能同他匹敌；他的内心勇于趋向正道，几乎不是刑罚、祸患、利禄所能动摇的。他的父亲处在困厄之中，他在身旁奉养，没有一点亏缺；家中的事务，从极细微的事情以上，都亲自承担，他的父亲也非常爱他，曾经说：“我们这一宗族衰败了，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孩子。”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至于您听说的事情，不是我所见到的。曾巩在京师为了躲避兄长而住在别处，即使我也要责备他，您当然应该严厉批评他。在这些过错中，有些地方还值得怜惜，只是不能写在信中传播。有些事情表面上确有其迹象，但实际情由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如果不体察事情的实情就加以责罚，那么还有谁是不可以责罚的呢？曾巩的行迹确实是这样吗？不过，曾巩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没有过错，只是他在京师时我没有同他深入接触；回到江南后，事情已经过去，也不能再责怪他，所以我没有用这件事规劝他。曾巩做事果断，少有妥协，时时会超出中正之道；这一点我在回到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这件事，立即惊惧不安；曾巩本来确实有可以教导我的地方。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我家，惶惶然希望彼此切磋砥砺以免后悔，他的心意已经略可见到了。我曾经认为，朋友有过错还不可以马上断绝关系，本来应当先规劝他；如果规劝后他听从就算了，难道一定要写成文字、亲自显明出来才算完吗？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凡是曾巩的品行，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过去的过失也不过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难道还不能算贤者吗？天下愚昧的人多，贤能的人少；愚昧的人本来就嫉妒贤者，贤者又自我守持，不肯同愚昧的人相合，愚昧的人便更加怨恨；怀着嫉妒怨恨之心，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拿来毁谤。君子对这些话听信过度，又传播并扩大它们，所以贤者常常遭受许多毁谤；处在下位的贤者尤其严重，因为力量不足以改变风俗，声名和真实品德尚未得到百姓认可，愚昧的人容易毁谤，毁谤也容易流传。凡是谈论曾巩种种不是的人，本来就是嫉妒他、怨恨他，或者听信过度的人。您却想引用嫉妒者、怨恨者和听信过度者的话，悬断贤者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再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再考察。”孟子说：“全国人都说可以杀他，还不可以杀；看到他确实可杀，然后才杀他。” 匡章被全国人认为不孝，孟子却独独以礼相待。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是因为他们善于自我守持，不被众人的议论迷惑。一个人如果被众人迷惑，也不过是众人罢了，哪里还称得上孔子、孟子呢？请您姑且自重，不要轻易议论曾巩。

译答杨忱书 初次交往，言辞就这样刚劲恳切，值得诵读。承蒙您赐信，降低身份想同我交朋友，我又恐惧又惭愧，同时也很高兴。听说君子的人，仁义充满内心，润泽显现在面容，贯通于四肢，流露在言语中；只有立志于仁义的人才能察觉并识别出来。然而有的人外表还像君子，能够把话说得漂亮，内心却空虚；也有的人言语说得好，实际修养却不足；若不是天下最明察的人，怎么能辨别呢？我曾私下观察古代君子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回头自我反省内心，便感到不足；又想到从前同您见面，不过短短几刻，即使我内心有超过众人的地方，也从未有机会同您交谈。您为什么爱重我而想同我交朋友呢？或者您明察地看出我有些相似之处吗？回头自省内心便感到不足，那么我的容貌和言语竟能招来君子的爱重，也难怪我又不知道该恐惧还是惭愧了。然而您自许不会胡乱交友，那么既然同我交往，本来就应当以义理相互切磋，以成就我的才材，然后才停止。这样说来，我实在很有赖于您的教诲，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答张几书 也有深沉的思考。张君足下：我常常认为，如今做官求进都是屈曲道义而保全自身，只是有些人实在不得不如此。放弃仕进，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如果放弃仕进而另求养活自己的办法，那么屈曲道义就更加严重。这本来也是我不得已的地方，只是我曾经为得以摆脱这种处境的人进言劝勉，却没有见到真正能够摆脱它的人。没有想到如今在这里遇到了您。您以做进士为可耻，珍重自身，凭文章自我娱乐，却贫困到无法自存，这尤其是难以处理的事。如今处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能不前去拜见，何况像我这样稍微知道义理所在的人呢？如今您反而先自我贬损来保存自己的志节，又赐给我内容丰盛、旨意过重的书信，我不敢接受而据为己有。只是对于我不敏锐的罪过，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推辞，谨此陈述于您，只希望您明察罢了。答钱公辅学士书 近来承蒙您把铭文之事托付给我。您在世上是有声望的人，力量足以使父母显贵，却请我用浅薄的文章来铭记父母，看来您的用意并非草率，所以我立即替您写了，没有推辞。没想到仍然不能符合您的愿望，您还想增删文字；我的文章自有它的意义，不能改动，应该把它退还给我，另请能够符合您的心意的人来写。按照今天的法令，您恐怕还不能建立家庙。您虽然见闻广博，仍应同有见识的人讨论。如果考中甲科，做通判，通判官署有池台竹林的美景，这些哪里足以成为太夫人的荣耀，却一定要把它写进去呢？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能实行道义，也只足以成为父母的羞耻。何况一个甲科出身的通判，只要略微懂得写辞赋，即使市井小人也可以取得，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所以铭文中说，乡里人把这些看作太夫人的荣耀，这正说明天下有见识的人不会把悲欢荣辱放在心上。太夫人能够不同于乡里人，而同天下有见识的人一致，这就是她贤德而适合被铭记的原因。至于各位孙子，也不值得列举；谁家有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呢？如果七个孙子的学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本来不应略去；如果都还是儿童，贤能还是不贤还不能知道，把他们列入铭文在义理上有什么相称呢？其他事情不再一一详细说明，想来您应当同有见识的人讨论。您向南去得越来越远，君子只愿您顺时自爱、保重自身。答陈柅书 谈到老子、庄子的地方，也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大概。某启：承蒙您不遗弃我这个不肖之人，亲自把先前所写的文章给我看，使我得以窥见并探究其中的蕴含；又把我回答您询问的文字编排保存下来，用来光宠您的著作，您的恩赐实在过分，我不敢当。某懦弱浅陋，学业未成便出来做官，言行往往违背圣人的道理，被排斥后又重新起用的事情不止一件。我自量尚且不足以做普通人的老师，何况凭您的才华、善良和聪明，哪里能从我这里得到一点补益呢？虽然如此，您过分听信，把您编序保存的文字或许并不是我从师友那里听到的本意，那么按道义我不能默默不说罢了。庄子的书能够通达性命的分际，不让死生祸福牵累自己的内心，这是它接近圣人的地方。若不是明智之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既然明智，读圣人的学说也足以达到这种境界。如果尚且达不到这种境界，却忽然沉溺于庄周的学说，那么它造成的混乱就大了。墨翟并不是昂然诋毁圣人而在世上另立学说，大概是学习圣人的道理却失去了本源，庄周也是如此。韩氏写《读墨》，又说子夏之后流传下来而成为庄周，那么庄子、墨子都是学习圣人却失去根源的人。老庄的书都在那里，他们从未谈到神仙；只有葛洪替他们二人作传，认为他们是仙人，而您说老庄潜心于神仙，我怀疑这不符合老庄的实际，所以曾经为您说明这些。老子、庄子虽然没有达到神仙的境界，但他们的学说也不都符合经书。大概有志于道的人，应当知道圣人的学说博大宏深，必须不遗余力地求取它。至于这两部书，即使想读，也有顾不上读的时候。我的见闻就是这样，它们同道相合还是相离，请您自己选择。《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六 明代茅坤编撰。《临川文钞》六 序 《周礼义序》荆公最自得的地方在于读《周礼》，而他在宰相事业上最终误事的地方，也在于《周礼》。士人受世俗之学的弊害已经很久了。圣上对此感到忧虑，便用经术来造就他们。于是召集儒臣训释经书的义理，将要把它传播到学校，而臣某实际负责《周官》。道理存在于政事之中，其尊卑各有职位，先后各有次序，多寡各有数量，迟速各有时机。制定出来并加以使用，靠的是法；推行并贯彻，靠的是人。人足以担当官职，官职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盛大的了。它的法可以施行于后世，它的文字又见于典籍，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了。这大概是因循承袭而加以尊崇，连续不断地完成它。到了后世，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地方，这难道只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吗？正如四时运行，阴阳积累而形成寒暑，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几乎被扫荡殆尽。学者所能见到的，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经书。在这个时候，才想要训释并阐明它。我实在没有估量自己，但知道这件事很难。既然知道训释阐明它很难，也就知道建立政令、创制事业，追溯并恢复它更加困难。然而我私下观察，圣上建立法度、成就功业，取法于内心的明断，教导在位之臣，有人凭借、有人辅佐，正勤勉地接近天下六服承受圣德的时代了。用我在今天所观察到的，考察我从古代所学到的，这就是所谓见到事实而能够理解它。臣实在没有估量自己，妄自认为或许可以接近这个目标。因此终于冒昧竭尽力量，忘记自己的才干有所不及。谨慎地把这部书编成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呈献给御府，副本存放在有关官署，以等待诏令颁行。谨作此序。

译《书义序》按：这两篇序都是荆公奉诏所作，言辞简约，而法度自有经典规范。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身份入宫侍从，于是参与政事；我的儿子子雱实际继承并讲解这项事务。曾经有诏令让我们作出解说进献。熙宁八年，将我们的解说下发太学，颁布施行。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秦代几乎亡佚，到了汉代才勉强保存下来。幸赖学士大夫诵读讲说，因此没有泯灭，但历代君主没有谁知道它可以施用。天纵圣明的皇帝具有大智慧，才开始掌握它，用来验证万物，考察它来裁决政事。又命令我们训释它的义理，同时使天下后世明白。而我父子凭微薄的见闻，得以充任其职并分享荣耀。然而言论深厚美善，我们却用浅陋来解释；诏命重大，我们却以轻微的才能承当。这种荣耀，只是更加成为我们的惭愧罢了。谨作此序。《诗义序》从这里开始便是作家的文章。《诗》有三百十一篇，其中的义理都保存着，只有六篇的文辞已经亡佚。皇帝先让臣雱训释文辞，又命臣某等训释义理。书成之后赐给太学，颁布天下，又让臣某作序。臣谨拜手稽首说道：《诗》向上通达道德，向下止于礼义；放开它言辞的文采，君子可以从中受到感发；顺着它道理的次序，圣人可以由此成就。然而孔子的门人赐、商，只要从一句话中有所领会，孔子就高兴而提拔他们，可见其中的学说如此难以阐明。那么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思想昏暗纷乱，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内在德性纯厚美盛，所以神明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对外施行仁德而通达，所以四方没有谁敢轻慢。日益进步、月月增长，学问不断积累而光明兴盛，那么《颂》所能描写的，大概也不足以形容了。您已经亲自领会《诗》的幽深言辞和奥妙义理，又命令我们这些承受学业的臣子训释其中遗存的内容，乐意同天下人共同分享。只是我们的见闻，像微弱的火炬一样，哪里足以接续日月的余光呢？姑且承受圣明的诏命，代替匮乏而已。传记说：“美德成就于长久。”所以《棫朴》的创作，人们以长寿来称颂，大概是将要有后来的人，继续琢磨修饰它的篇章，继承圣人的志向而完成它。我已经衰老了，希望还能有幸见到那一天，谨作此序。《熙宁字说序》见识深远，言语也庄重。“文”是奇偶、刚柔交杂配合、相互承接的样子，如同天地间的文理，所以称为文。“字”从一、二开始，繁衍生长直到无穷，如同母亲生育子女，所以称为字。字的声音有抑扬、开合、聚散、出入，字的形体有横竖、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全都有意义，全都根本于自然，不是人的私智所能造作的。它同伏羲的八卦、文王的六十四卦，虽然作用不同而制作原则相同，相互配合而成就《易》。先王认为这不可忽略，又担心天下后世失去它的法则，所以每三年统一一次。所谓统一，就是使道德一致。秦朝焚烧《诗》《书》，杀害学士，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改变古文字而成为隶书，这大概是上天保护这篇文章的缘故；否则，秦朝凭什么力量能够做到呢？我读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文字的意义时常有所领悟，于是编次记录他的学说，写成二十卷，把它同门人推求经义的文字附在一起。可惜先王的文字残缺已经很久，许慎所记不完备，又有许多错误；用我的浅陋见识考察，也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即使如此，难道不正是上天将要兴盛这种文化吗？而上天让我赞助它的开端，所以它的教学必定要从这里开始。能够懂得这一点，对于道德的意义已经理解十之八九了。《老杜诗后集序》思想深沉，言辞简练有力。我考察古代的诗，尤其喜爱杜甫。作者的文辞从哪里产生，谁也不知道它的穷尽，而我苦于不能学习到这种境界。世上传下来的已经很多，估计还会有遗失的，真想得到完整的作品来看看。然而每当一篇诗自然地出现，人们知道不是人力所能造作却又确实被写出来的，只有杜甫能够辨识它。我在鄞地任职时，有客人把古代流传下来而世上没有传布的诗二百多篇交给我。我读过之后，知道那些诗确实不是人力所能造作却又写出来的，其中杜甫的文章和意旨最为明显。然而杜甫的诗，如今能够完整见到的，是从我得到这些诗以后才有的。世上的学诗者，到了杜甫以后才真正懂得作诗；如果不能达到杜甫的境界，不过是不知道诗罢了。唉，诗是多么难啊，难道只有杜甫才能做到吗？我从《洗兵马》以下编次这些诗作，给了解杜甫的人看，也借此自我发明。《灵谷诗序》读它，仿佛游览险峻的山壁和幽深的山谷。我们州的东南有一座灵谷山，是江南的名山。龙蛇的神异，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楠、豫章、竹箭等木材，都从山中产生；神灵的树林、鬼神的坟墓、魑魅的洞穴，以及仙人、佛教徒宏大奇诡的景观，也都依附在这里。至于美善、灵秀、和谐、清明的气息，盘旋积聚在天地之间，是万物所不能得到的，于是集中赋予了人类。处士君实就出生在这里。君姓吴，家住山脚下，成为一州所仰望的豪杰之家，大概已经有五六代，后来处士君才出生。他的行为符合孝、悌、忠、信，又能够凭文学在当时闻名。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同那些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楠豫章竹箭的材料一起出山，为天下所任用，只能收藏自己的神奇才华，同龙蛇混杂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然而君子气浩然，能够自我修养；在山川之间遨游，以啸歌讴吟寄托自己的爱好，一生以此为乐而不厌倦，并有数百篇诗在乡里传诵。有一天，他拿出《灵谷三十二篇》交给他的外甥说：“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我认为君子的所得，大概还有隐藏而没有显露的，难道只是全部表现在这些诗里吗？即使如此，能够刻画万物，并用文采来连接它们，如果不是技巧高妙的诗人，又有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石仲卿字序》简洁而值得诵读。孩子出生，父亲给他取名，是为了同别人区别罢了。举行冠礼后取字，是成人之道。为什么说是成人之道呢？人成年以后，便看重他成为成人所凭借的德行，不敢再直呼其名，于是给他取字。字之所以要取，是因为成人有值得尊贵的地方。孔子作《春秋》，记载人的行事，有的称名，有的称字，都是根据他们行事的善恶来分别贵贱。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取字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人罢了；人有值得尊贵的地方而不失去其所以尊贵的原因，才是这样。近来，闽人石仲卿来请我为他取字，我用“子正”为他取字，并附带说明名字的意义罢了。子正在进士中，以通晓经书闻名，常常脱离传注而直接领会经义，所以这样说。我同他的志趣相合已经很久了，还没有见到他的品行有什么缺失。或许他能够不失去自己所以尊贵的地方吧？

译送李著作之官高邮序 笔力刚劲。您的才干，士大夫中很多人都听说过。起初，您管理金陵的酒政，人人都惋惜您没有在繁剧的职位上施展才干，反而沉沦在卑微闲杂的职务中。您将要从容地做好这件事，说：“孔子曾经做过乘田、委吏，乘田只要使账目相符，委吏只要使牛羊繁殖罢了。”后来您又调任高邮关吏，人们再次惋惜您没有在繁剧的职位上施展才干，反而沉沦在卑微闲杂的职务中。您的话同前面一样，神色更加舒展，甚至以此为戏而感到高兴。如今的公卿大夫，占据险要、乘机钻营，钻空子、找缝隙，只要稍微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就忧愁悲伤。我却看到您明白地反其道而行，这正是我尊重您的原因。或者我还有疑问：古代掌握国家权柄的人，有时收敛光彩、隐藏才华，安然处在下位，等到被选拔后带到朝廷，让他们参与谋划。如今难道不如古代吗？为什么竟然听从您的请求，却不把您拔擢起来呢？送陈兴之序 也很委婉。先父曾任临江军判官，实际上辅佐当时任驾部员外郎的陈公。二十五年后，陈公的儿子兴之任泰州如皋县主簿，我任淮南判官，因事到如皋，和他相遇，彼此友善。又过了两年，我回到京师，兴之也因进士考试取得嘉庆院解额，我们再次相遇，友谊更加深厚。兴之参加礼部考试的日期已定，当今宰相是他的伯父，考试前便上奏请求罢去他的资格，以避嫌疑。兴之应当到远方任职，过了几个月才得到泉州晋江县主簿的职位。陈公离开世家大族，做官四十年，接连因受牵连而被贬，流落在外，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内心不能没有怨望。兴之出身富贵，世代保持家业；他又确实博学，能写文章，有气节，我认为他考中进士本来应当有所收获。如今失去所求，又做所谓主簿，离亲人三千里还不止，难道他的内心能够独自不感到介然不平吗？大公无私的原则一旦实行，居上位者的子弟如果贤能，就应当任用并提拔他们，没有什么可避嫌的；居下位的人本来也不会因此猜疑。如今兴之离去，了解他的人都怜惜他的才华本可得到进用，却没有机会，也就无法安慰他的父母。我和兴之又有世交，所以再次替他思考用什么来安慰他的父母、消除他内心的不平，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只能独自悲叹大公无私的原则没有得到实行。《送陈升之序》当今世上所谓的良臣是有的，人人都说某人适宜担任大臣的职务；但他一旦出来担任大臣，君臣上下便都失望了，这是为什么呢？人的才干有大小，志向有远近。他所能承担的责任本来较小，而人们对他的要求又较近浅，那么他就会温和亲切地表现仁爱，仁爱似乎绰绰有余；孤高自守地表现义，义也似乎绰绰有余。人们看到他在仁义方面有余，便说：‘这是因为他所承担的责任小，而人们对他的要求浅近。’于是认为将来还会有比这更大的责任等着他，上下都这样期待着。等到他出来担任大臣的职务，本应当有超过从前的表现，然而他只是温和亲切而已，只是孤高自守而已，因此上下都失望了。难道只是失望而已吗？后来如果真有一个能够胜任大臣职务的人，他的声名和实际才能在朝廷上逐渐显现出来，君主一定会惩戒从前的期待，预先产生怀疑；他在下属面前显露才能，下属也一定会惩戒从前的期待，预先产生怀疑。上下相互猜疑，真正能够胜任大臣职务的人便无人敢任用；即使有幸想任用他，身边的小人也能拿从前的期待来责罚他。唉！圣人说了解人很难，君子又厌恶名声超过实际；对此该怎么办呢？对于难以识人，就应当更加精细地考察；对于名实不符，就应当使实际才能充实名声。明知识人困难却不能精细考察，厌恶名实不符却不能使实际充实名声，那也太危险了。我在扬州时，朝廷中经过这里的人很多，其中真正能够胜任大臣职务、值得信任和期待的，只有陈升之。如今他离任到宿州去，我不知道还要过多少时候才能再见到他。我知道升之将来出来担任大臣，当然会有那一天；但如果只是温和亲切地表现仁爱，只是孤高自守地表现义，那不是我对升之的期望。《送胡叔才序》情感委婉而正直。叔才是铜陵大族的后代，凭借资财闻名。子弟中豪放的，纵马驰骋、捕鱼射猎，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事业；谨慎的，致力于多置田产来使家业增殖。从前，县里的豪门子弟曾有人请儒者来教，耗费了千金家产，最终却没有成就。县中豪强便把这件事编成谚语，没人肯再请儒者；遇到戴儒冠的人，都指指点点地远远避开，好像对方将要玷污自己一样，即使胡氏也是如此。唯独叔才的父母不这样，在叔才幼年时，拿出重金请来良师教他。等他长大，已经可以资助他出游求学，便毫不吝惜。过了几年，他和朋友一起参加有司考试，没有考中而回来。县里讥讽他的人有一半，暗中嘲笑他的人也有一半；他的父母却更加坚定，毫不后悔，又资助他出游求学。叔才是个非常孝顺的人，内心深受父母如此笃定教导的感动，便追随四方贤才学习，写作文章，希望显扬自身并使父母也得到荣耀。没有几年，他终于才能出众，成为有才华的进士，又和朋友一起参加有司考试，不幸再次因不为自己所知、不受人赏识而受挫。我曾和他交游，他对我说：‘想到父母的苦心，却惭愧不能在乡人面前回去。’我说：‘回去吧！俸禄和官位，是庸常之人用来取得荣耀的东西。贤者的道德充盈于内，再用才艺把它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俸禄和官位，他的荣耀本来就在自身。’ 你的父母能够违背群庸之人的习俗，把你置于圣贤的道路上，难道还称不上贤明吗？有的人讥讽，有的人嘲笑，但始终不后悔；不贤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如今如果舍弃道德而以俸禄和官位为荣耀，大概不会是这样。那么，你用来使父母荣耀、解除惭愧的理由也多得很。从前讥讽你、暗中嘲笑你的人，本来就是庸常之人，难道是你应该惭愧的吗？姑且带着我的话回去，为父母祝寿，这样他们对你难道不会无比欢喜吗？’叔才于是释然醒悟，整理行装回去了。我便写下这些用来为父母祝寿的话送给他。

译《送孙正之序》两相规劝、两相知己的深情，仿佛可以捧在手中。时俗认为对的便认为对，这是众人；事情已经如此仍认为对，这是君子。事情已经如此仍认为对，并不是偏袒自己，其中存在圣人的道理。君子即使困穷、苦难、颠沛、跌倒，也不肯为了迎合时俗而稍稍屈服自己，因为他不让时势胜过道义。因此，他一旦得到君主的信任，便改变时俗而归于道义，反掌一般容易。他的学术一向修养充分，志向一向坚定。处在杨墨之说盛行的时代而不随波逐流的，只有孟轲；处在佛老之说盛行的时代而不随波逐流的，只有韩愈。像孟轲、韩愈这样，可以说都是学术修养充分、志向坚定、不让时势胜过道义的人。可惜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使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时显明。然而他们对于众人来说，已经非常卓越了。唉！我看今天的世人，戴着高高的儒冠，穿着宽大的衣裳，坐下便说尧的话，起身便学舜的步态，却不把孟轲、韩愈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难道果真不同于众人吗？我在扬州任职，得到一个朋友，叫孙正之。正之奉行古人的道术，又善于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把孟轲、韩愈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并且永不停止。越人看燕国，认为那是极远的地方；如果向北驾车朝着它走去，只要不停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孟轲、韩愈的道离我们这一党人，难道会像燕国离越人那样遥远吗？凭正之不停地努力却不能达到，我是不相信的。有一天他得到君主的信任，而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世显明，我也不相信。正之的哥哥在温州任职，要奉养父母同行，将要跟随他出发，先来对我说明如何安置我。我本想沉默，哪里能够沉默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七 明代茅坤撰。《临川文钞》七 记 《虔州学记》荆公的文章往往喜欢作深远的思考，形成刚劲而委婉的格调；但他的思考有时会流于渺茫，格调有时会流于诡奇，必须仔细详察才能得到其中的意义。虔州位于江南边远地区，土地最为广阔，山岭绵延，谷地荒僻，林木蔽塞，险阻交错而广大，是闽越铜盐贩运道路出入的地方，椎杀埋藏、盗窃抢夺以及私自鼓铸等奸恶行为，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多。庆历年间，朝廷曾下诏设立学校，州县的虔州也奉诏兴办，但学校低矮简陋、狭窄逼仄，不足以成为美观。州人想集合私人财力迁建并扩大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官吏常常竭力处理诉讼，无暇顾及这件事，直到二十一年后才在州治东南改建，以顺从州人的愿望。大体上，工程始建于治平元年二月，当时提点刑狱、宋城县人蔡侯代理州事；到十月考察其成效的，是知州事、钱塘人元侯。这两位都是天下所称的能干官吏，所以工程完成得毫不费力，斋舍、祠堂、讲堂、说堂、候望、住宿休息之处，乃至厨房和浴室，无不有所设置。又拨出剩余的钱购买田地和书籍，用来供给求学者，内外都完备了。于是州人共同为两位侯爷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高兴，来请我写文章记载学校建成的事情。我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之理；它的礼数制度则体现在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人们常常忧虑其难以理解，所以设置官师和学校，召集天下士人，期望通过讲说、诵读、歌唱、奏乐、舞蹈，使他们深刻理解其中的意义。士人是治理百姓的人；牧民者如果知道道路所在，那么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不过是驱赶他们前进罢了。但是，士人学习却不知道道理，知道却不实行，实行却不能达到，这该怎么办呢？先王因此制定了政令。政令并不只是为了劝善惩恶，但也确实用来劝善惩恶，所以把学业有成的人任用为卿大夫；其次，虽然尚未学成却不妨碍其最终达到的人，任用为士，这就是舜所说的任用他们。至于道德隆盛、品德高尚的人，又不止于此，即使天子也面向北方向他请教，并同他轮流充当宾主，这就是舜所说的承接、尊奉他们。对于蒙蔽、违背、叛离、逃亡，不能用言语劝告的人，就用鞭打教诲他的过错，记录下来使人知道他的罪恶；如果长期等待仍不改变，便随后施以放逐、弃绝、杀戮之刑，这就是舜所说的威慑他们。大体说来，教育的方法，在道德方面，以智、仁、圣、义、忠、和区别培养他们；在行为方面，以孝、友、睦、婣、任、恤使他们归于一致；在技艺方面，则把礼、乐、射、御、书、数全部教给他们。淫邪的言论、偏颇的行为和诡异怪诞的技艺，不能辅助社会，就不容许在当时流行；诸侯所施行的教化，全都听命于天子，因为天子已经下达了命令。然后兴办学校，规定历法和数目，以调节快慢；规定权衡和数量，以节制厚薄多寡。命令若不在这些方面，居上位的人不依据教化办学，求学者也不会遵守正道。士人在这里奔走、揖让、酬酢、谈笑、上下进退、出入往来，没有一件不是教育；高的可以达到天子所任命的标准，低的也不会失去做人的准则。沿用这种教化，即使到了衰败之后，仍然可以鼓舞民众，使他们与后世的人有所不同。所以在那个时代，妇人能够说出的话、儿童能够知道的道理，有些是后世老师宿儒所迷惑而不能觉悟的；武夫所讲说的道理、鄙人所坚持的原则，有些是后世豪杰名士都畏惧而感到惭愧的。尧、舜和三代君王从容无为，使四海如同同处一堂；后世不断歌咏叹息那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俗，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周道衰微，不幸而有了秦国，君臣都不知道屈己求学，却乐于自行其是，他们建立的制度因而违背正道。他们又憎恨非难自己的人，于是焚烧《诗》《书》，杀害学士，扫除天下学校；可是非难他们的人反而更多，最终也不能胜过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先王的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够顺着并通达这种道理，却不能夺走人们本来拥有的东西，再把他们原本没有的东西强加给他们。经典即使灭亡，出于人心的道理仍然存在，那么又怎么能使人舍弃自己明白的东西，跟随我而陷入聋昏呢？然而这种人心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在孔子当时，就已经有想毁掉乡校的人了。大概是因为居上位者失去了政令，人们各自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正义；他们不致力于提出最高的善来胜过它，反而忧虑有所作为的困难，所以这种心态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墨子局促浅陋，不知道问题的失误正在这里，却提出崇尚同一的主张；他的愚昧，和秦国又有什么不同呢？唉，道术不能统一，已经很久了。扬子说：‘如果要重新推行我所说的道术，不如让诸儒闭口不言。’大概是有意针对辟雍和学校的事情。说得好啊！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赞同他。如今皇帝凭借盛大德行刚刚即位，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今的守吏，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与古代不同，不在于施政设置不能专断，而在于从朝廷接受的还没有先王的法度；也不在于没有可以施教的内容，而在于所施行的教育还没有造就仁义的士大夫人才。虔州虽然土地广阔而偏远，只要得到正确的教育方法，那么即使那些强悍、昏愚、顽嚣、凶恶、抵触禁令、触犯法律而不悔改的人，也将能够使耳目聪明、内心趋善，更何况是求学之民呢？所以我写下两位侯爷的功绩，借此说明古今的变化以及我对朝廷的期望，让他们回去刻在石上。《繁昌县学记》

译论述学校的部分尤其确切。在学校祭奠先师、先圣而不设庙，这是古制；近世的制度，则只建庙祭祀孔子而没有学校。古代从京师直到乡邑，全都有学校，聚集当地百姓，让他们共同在其中学习道艺；又不能使人不知道这种学业的来源，于是有释菜、奠币的礼仪，用来表明没有忘记它的本源。既然如此，侍奉先师先圣，正是因为有学校。如今没有学校，却只建庙祭祀孔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有人说，孔子是百世之师，所以天下各州各县都为他建庙，这是用来报答并尊荣圣人的。圣人与天地同有德性，天地广大，万物都无法称颂其德，所以祭祀只求质朴而不加文饰。天下州县都建庙祭祀孔子，就可以称颂圣人的德吗？既然如此，古代侍奉先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宋朝沿袭近世的制度而不能改变，直到今天子即位，才下诏规定天下有州的地方都可以设立学校，在其中祭奠孔子，像古代那样；县里的学生满二百人的，也可以这样做。繁昌是小县，士人很少，不能达到法令规定的人数；以前虽有孔子庙，却低矮破败，不能完整保存，而且孔子门人的塑像只有颜子一人。今年夏天，夏君希道、字太初到任，便修缮并兴建它，完整塑造子夏、子路等十人的像，又整治两侧廊庑，建造供先生居住的地方，以供县中求学者使用，并写信把此事托付给他的旧友临川王某，请我记述工程开始建成的经过。如果违背上面的法令，却只想做古人所做的事，那么没有法度便会流于今天的世俗，而想效法古代的人也听不到教化的根本，这又违背了义。太初既不改变今天的法令，又没有失去古代的实质，这件事不可以不流传下去。《慈溪县学记》我读《学记》，曾公、王公的文章最好；不是深通学校之道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记文，他们的学问就是如此。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政令和教化，所以学校一天也不能在天下消亡。古代把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并在党庠、遂序和国学中建立学校制度。乡射、乡饮酒，春秋举行合乐，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者、任用能人，考察技艺、选取言论的政事，直到接受战果、献俘、审讯囚犯等事情，无不出于学校。在这里培养天下具有智、仁、圣、义、忠、和品德的人，直到偏门、技艺、专长方面的人才，也无不培养。又选取士大夫中才干品行完美纯洁、曾经任职施政而离开职位的人，来担任教师。释奠、释菜，是为了教育人们不要忘记学业的来源；迁徙、贬逐，是为了勉励懈怠者、除去恶行。这样，士人早晚所见所闻，无不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他们所服习的必定是仁义，所学的必定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一旦选取他们来充任公卿大夫和百官的候选人，他们的才能和品行都已经平素确定；士人作为候选人时，施政的方式也都是平日所见所闻的，不必等到临事学习之后才会做。古代居上位的人，事情不用忧虑便能完成，功业不用强为便能具足，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国家、建立学校的根本意图。后世没有井田制度，学校也时有时无；大体说来，治理天下国家的事情不再都出于学校，而求学之士聚居在一起，充当师生的职位，只是讲解章句、教授文字罢了。等到这种衰败长期发展，四方的学校便废弃而改作庙宇，在天下祭祀孔子；有人雕刻木像、塑造泥像，像浮屠、道士的做法一样，塑成王者的形象。州县官吏春秋时率领属员在庙堂释奠，而求学的士人有时反而不参加。大概庙宇的兴建出于学校废弃，也是近世的制度造成的。当今天子即位若干年后，大力修明法度，革除近世不合理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学校逐渐在天下建立起来。可是仍然规定州中士人满二百人才能立学，因此慈溪的士人不能有学校，仍旧只建孔子庙。庙宇又毁坏而无人修治。现在刘君在中向州里进言，让百姓出钱准备修建，还没有动工便离任了。当时是庆历某年。后来林君肇到任，说：‘古代为什么办学校，我不能亲眼见到；但现行法令，我不能不遵循。即便如此，我的百姓在这里也不能没有教育。’于是便依靠百姓捐的钱，在现在的位置建造孔子庙，并整治庙宇四周，建成学校宿舍和讲堂；率领县中子弟学习，起用先生杜君醇担任教师，于是学校兴盛起来。唉！林君大概是懂得治道的人吧？官吏不改变今天的法令而又不失古代的实质，这是有道之人才能做到的。林君的作为，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林君本来就是贤能的县令，而慈溪是小县，没有珍贵物产和过多的货物来招引四方游商。田地桑树的产出很优美，足以自给，没有水旱灾害的忧患。没有游商，所以当地风俗单纯而不混杂；能够自给，所以百姓谨慎守法，容易治理。我所见慈溪县的士人，也多是美好茂盛、容易成才的人。杜君是越地的隐逸君子，他的学问品行适合做人的老师。一个小县既得到贤能的县令，又得到适宜为师的人来担任教师，再凭借整饬醇厚的教化改变容易治理的风俗，提升美好而容易成才的人才，即使受到法令约束、形势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办学，我仍然相信他的教化将会实行，风俗也将会形成。教化可以使风俗美善；不过必须长久以后才能达到完善，而今天的官吏从形势上说不能长久任职。我虽然为它将要实行而高兴庆幸，却又担心后来的官吏不能继承我所看到的事业。因此我推究这件事的本意，来告诫后来的官吏。

译《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见识多么高明，笔力多么雄健。三司副使的厅壁上没有书写前人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开始查考各类史书，从李弦以上直到查道，查得了他们的姓名；从杨偕以上，查得了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查得了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这些姓名、官职和年月刻写在石上，嵌在东墙。能够把天下众人聚合起来的，是财物；能够治理天下财物的，是法令；能够守住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贤良，就算有法令也没有人遵守；法令不完善，就算有财物也没有人治理。有财物却无人治理，那么田间小路、里巷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自掌握取予的权势，擅自占有万物的利益，拿来同君主争夺百姓，放纵自己无穷的欲望，并不一定非要有尊贵、强悍、凶桀、势大的人才能做到这样。这样一来，天子还说没有失去他的百姓，大概也只是徒有名号罢了。即使天子想要吃蔬菜、穿破衣，使身体憔悴、内心忧愁，以求天下供给充足、自己的政令安定，我知道仍然做不到。既然如此，完善法令并选择官吏来守护它，以治理天下财物，即使是上古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件事放在最先、最紧要的位置，何况后世纷乱的时代呢？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对他的尊崇宠信十分完备。如今理财的法令如果有不完善之处，他可以凭借职权向皇上提出意见并加以改定，并不只是守成法、吝惜财物出入、听从有司办理事务而已。他的职务既然如此，那么任用的人贤能或不肖，以及由此施于天下的利害，究竟会怎样呢？观察这些人的品行，根据他们任职的年月，来探求他们如今所表现出的政绩，再考察他们辅佐皇上治理财物的方法，那么这些人贤能还是不肖、世道安定还是败坏，我坐在那里就可以知道了。这大概就是吕君的志向。《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借通判与宾客相对交谈的话，又假托宾客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一篇文章的底稿。抚州通判、太常博士施侯在官舍西边建了一座楼阁。建成后，他和宾客登楼饮酒，并给它命名为“见山”，还说：‘我们从兵火中逃脱出来，沐浴在仁圣之君的恩泽中，使父子得以安居，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天子十分节俭，池塘、苑囿、台榭等景观，有的填塞毁坏了也不重新修建；他不愿有所扰动百姓，想要符合祖宗怜悯仁爱百姓的心意，这种心意十分深厚。因此百姓可以凭自己的智力和力量追逐利益，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是蛮夷、湖海、山谷中的聚落，或大农、富工、豪商之家，往往也能扩建宫室、增高楼台，和大城市中有力量的人争相追求无穷的奢侈。百姓既然财富充足，官吏难道不应当利用他们有余的力量，为他们提供自我娱乐的地方，以此称扬皇上的施政吗？何况抚州作为一个州，靠山地耕作、靠水地种植，放牧牛马，利用虎豹出没的山地，方圆千里，百姓男女有五六十万。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如此，而通判又作为他们的父母官，难道可以不贤能吗？即使贤能，治理事务难道能不劳苦吗？唯独没有游观、饮食宴享的地方来让官吏在空闲日子休息，大概不符合先王让小人用劳力奉养君子的本意。我之所以乐意建造它，借此忘却劳苦，并不是认为我这个不肖之人能够长久拥有它，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接待后来的贤者罢了。’ 况且人们仰慕贤者，是因为贤者所乐意做的事与天下人的愿望相同而又不失其道，这样才能有余力同百姓相处，使他们都得到自己所愿。可是世俗的说法却说：‘召公在周朝执政，正值春天，便在枝叶繁茂的甘棠树下办公，听取男女的诉讼，不敢在宫中自行休息，恐怕百姓跟随自己而劳作，从而耽误农时。他如此隐约自处、甘于穷苦，以取悦百姓，所以百姓爱戴并思念他，还作诗歌咏，甚至不忍砍伐他曾经停留的甘棠树。这就是今天《甘棠》诗的意思。’唉！这恐怕不是召公的真实事迹，也不是诗人的本意，不过是墨子遗留下来的多余言论和行为，是吝啬、琐细、褊狭、迫促之人的爱好，也是我不能做的事。于是酒喝得很畅快，宾客都十分高兴，共同从容地赞美施侯所做的事情，称赞他的话说得好，又赞美并扩大他这座楼阁的意义，说：‘登上楼阁，放眼环视，城邑房屋、草木、河流、原野、山坡、低湿地带，只要没有遮挡的地方，都可以看见。施侯唯独看见山，并以此为楼阁命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山在我们左右前后，时而盘曲，时而蹲踞，时而俯伏，时而奔驰，只有它最能适合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景物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心在这里有所领会，所以为此感到快乐呢？’ 施侯认为宾客的话说得知晓事理，便写信送给我，说：‘我建造楼阁并给它命名的原因，就是这样。请您替我把它记下来。’我多次推辞而不能停止，他又借我叔父的命令来请求我，于是我写下这篇记，给后来的贤者看，使他们知道施侯建造楼阁并命名的原因，他所说的话就是这样。

译《桂州新城记》荆公的学问以经术为根本，所以他的记文大多用经术作为立论依据。侬智高在南方反叛，出入十二州。十二州的守吏，有的战死，有的没有死，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州，难道他们的才干都不足吗？大概是因为没有设置城郭，没有戒备铠甲兵器，即使有智慧和勇气，也仍然不能抵挡一天之内发生的变故。只是天子也认为应当承担责任的并不只是守吏，所以特意推行恩典，褒奖并扩大对死节者的褒恤，同时一概宽免他们失职的罪过。于是便推举士大夫中众人认为有才干的人，交给他们经略广西。当时尚书户部侍郎余公靖正负责广西。贼寇平定的第二年，蛮越地区相互和好，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城的四方各六里，所用木材、砖、瓦、石头等材料，按件计算达到四百多万；使用的人力，按工役人数计算达到十多万。凡是守城所需的器具，没有一样需要索取而不能得到。工程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到至和二年六月完成。这项工程实在很大。大概余公得到百姓信任已经很久，他想花费钱财，是为了保护民众的资材；让百姓劳作，是为了使他们将来得以休息。因此虽然有很大的费用和劳苦，却没有人认为疲惫不堪。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义一旦丧失，夷狄便会横行窥伺中原。当时中原并不是没有城郭，最终却因衰败、毁坏、破顿而被侵灭，没有人救治。既然如此，城郭虽然是先王曾经设置的，却不是依靠它来保存国家的根本。等到人们感叹而觉悟，重新兴起旧日的政事时，修筑城郭又从来不敢放在后面。大概是有了祸患却筹划应对，没有相应的器具；有了器具却没有人守卫；有了守卫的人却没有治理的方法。能够长久保存而不败亡的，我还从未听说过。因此文王兴起时，遇到四夷的祸患，便在北方修城，并任用南仲；宣王兴起时，遇到诸侯的祸患，便在东方修城，并任用仲山甫。这两位大臣的德行与他们的君主相协调，对于建国的根本、事情的先后，可以说是深知其中道理。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劳苦来成就显赫的声名，以谨慎勤勉的劳作承接并延续光明显著的功业。最终能够排斥戎狄，使中原完全安定，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君臣关系如此，并且守卫城池的器具完备。如今余公也凭文武才干，正当圣明天子承平日久、想要补救弊病、兴立废弛之事的时候，镇抚一方，修筑防御以保护百姓。他今天的勤劳，大概同周朝有南仲、仲山甫相等。这件事理应有所记载。因此他的将吏共同商议，前来请我写文章，准备刻在城角，用来告诉后代的人。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记。荆川说：‘只是为修筑城池写记，却把它归结到根本问题上，上升为宏大的议论。’ 《信州兴造记》思虑周全而又峭拔有力。晋陵人张公治理信州的第二年，是皇祐二年。奸强之徒被制服，柔弱之民得到安抚，隐伏的得到伸张，政事已经大为推行，百姓得以安宁休息。六月乙亥，发生大水。张公把囚犯迁到高处的监狱，命令所有差役戒备，不得共同懈怠而触犯常法。夜漏过半，洪水冲破城墙，淹没州府官署和百姓住宅。张公赶到谯门，坐在门下，命令吏卒用木筏搜救百姓；鳏夫、孤儿、老人、残废者以及迁出的囚犯，都得以不死。丙子日，洪水退落。张公和宾客僚佐巡视灾情，命县里征调富民中未被水淹的七百八十六户出钱，收集佛寺积存的材料一千一百三十二件；如果仍然不足，就让先前奉张公命令拿粮食赈济贫民的二十三名富民自己说：‘新粮已经收获，赈济可以停止了，愿意把粮食折价输送出来，以帮助支付修建材料的费用。’七月甲午，招募人力修筑洪水流入处的城墙、各座府衙的缺损，查勘监军的房舍，修建司理狱，营造州城西北高亢爽朗之地，作为驻军住所；拆除旧营，按时训练士卒，教授刺击、砍伐、坐下、起立等军法，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建造驿站，名叫饶阳；建造住宅，名叫回车；在南门外修筑两座亭子，左边叫仁，右边叫智，依附山水而建。在两亭之间架设四十二艘船组成的浮桥，以沟通车马行人的道路。在州门左边修筑一座亭子，名叫宴月吉，用来接待宾客。总共修建浮桥一座，城墙九千尺，房屋八所，按柱子计算共五百五十二根。从七月九日到九月七日，共五十八天，使用夫役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中等人家以下的百姓，只看见城郭、房屋完整，却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只看见劳役队伍聚集和解散，却看不见劳役怎样影响自己。凡是原来已有的东西，都一定补足它所缺少的部分。现在这些工程得以完成，所以全部经费最终没有超出县官所能供给的范围。张公这样救灾补败的政绩，远远胜过世上的一般官吏。如今州县的灾害接连不断，百姓起初还没有因灾害而困苦；可是治理灾害的政令一旦出台，安置不适当，征取不恰当，元凶、奸人和惯于横行的豪强便趁机欺凌百姓，百姓这才开始受苦。等到苦难极重，官吏才开始傲然自喜，百姓共同诽谤并嘲笑他们，而官吏自己还不知道。官吏却不知道怎样施行政务，因而使百姓更加困苦，往往就是这样。这正是我哀怜百姓、忧悯官吏不学习的原因。由此说来，做张公治下的百姓，即使不幸遇到灾害，也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十月二十日，临川王某记。

译《余姚县海塘记》以谢景初亲自叙述的事情作为文章的纲领。从云柯向南到某地，有一条长约若干尺的堤坝，截然挡住海水潮汐，使它不能漫过旁边的田地，这是知县事谢君修筑的。堤坝刚建成时，谢君写信托我记载工程开始建成的经过，说：‘让后来的人有所考察，能够最终接任并修缮它，使它不致毁坏。’谢君是阳夏人，字师厚，景初是他的名。他的祖先以文学闻名天下，连续几代都成为贵人，到谢君时，仍凭文学使家业世代相承。他做县令，不以才干自负，却忽视百姓的急难。当时修堤，是丁亥年十一月；他能够亲自冒着风霜雾气的侵害，以此勉励百姓劳作，并消除他们的灾害；又能使百姓全都一致地踊跃前往，忘记劳役的辛苦，于是没有超过期限便取得成功。他爱护百姓的心，在事情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原本也可以止于此了，但他仍认为还没有完成。又想到应当把这件事告诉后人，让后继者继续把工程修完，使它永远保存。好啊！仁人长远谋划、回顾往事，为百姓考虑灾害竟然周到到这个地步，这件事不能不流传；后来的君子考察这篇记载，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也不能不加以思考。从前我曾因事到余姚，谢君来拜访我，同我从容谈论天下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尺〕 谢君说：‘道理宏大而幽深隐秘，是圣人独自把握、使万物如此而万物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东西，大概有难以知晓之处。至于治理政事、教化、命令和施行的详细事务，凡是与人共同参与而又特别反复郑重、急切要求的，都是容易知道、明白显著的事情。疏通道路和河流，治理田地桑树，修筑堤防、沟、浍、渠、川来抵御水旱灾害，又兴办学校，召集百姓在其中共同学习礼乐，以便教化使他们归服，这些都是特别反复郑重、急切要求而且明白易知的事情。如今世上的官吏，愚蠢的本来不知道该做什么；所谓能干的，却致力于出奇制胜、制造声威来惊动世俗，甚至有的把全部力量用在刀笔文书、簿册案牍之间罢了，反而说古人所做的那些最为郑重急切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做过，却不值得一提；万一有人做了，也不足以在世上称道，不能被认为有才。唉，这真是可叹啊！’一个人治理天下国家将近百年，制服残暴、停止杀戮的功效却仍未出现，这些事情不能出自当时的官吏。我确实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我听说谢君治理这个县，一到任就修桥于江上，整治学校来教育和养育县中子弟；后来又有修筑海塘的工程，于是我更加相信他的话确实实行了，没有欺骗我。我已经写下他的海塘事迹，于是把他这番话的始末也一并写下来，保存它以告诫后代。庆历八年七月某日记。《通州海门兴利记》荆公文章中依据经术立论的地方很多。我读《豳诗》，读到‘他的妻子儿女把饭送到南亩，田畯来到便欢喜’。唉！豳地的百姓带领家人，合力听从官吏。官吏推求君主的心意来帮助百姓，竟周到到了这种地步！所谓欢喜，并不是从外部而来，而是他们内心本来就有这样的情感。既赞叹官吏能够体恤百姓，又想到君主用来对待官吏的方式，也不过是希望官吏行善的心出于至诚罢了，大概不只是靠法度来驱使他们。后来用赏罚治理天下，先王的风俗便废弃了。有这样一个士人，能够把豳地的官吏作为自己的榜样，不苟且对待百姓，难道不是所谓有志之士吗？据我所听说，吴兴人沈君兴宗治理海门，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他先修筑北海七十里的堤坝来消除水患，接着大力疏浚沟渠河川，引取江南之水灌溉义宁等数乡的田地。当时百姓被海水淹没、呻吟相连，沈君到任后便放宽禁令，减缓征求，以招集流亡百姓。不久又诱导、发动他们来参加工程，没有人不振作精神，鼓起疲惫的力量赶来。从这里看来，只要真心爱护百姓，并且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利益，即使是在遭受创伤、残破、穷困、疲敝之后，也可以勉励他们发挥力量。何况是力量充足的时候呢？兴宗喜好学习，懂得治道，完成学业后，还将有更大的作为。这些事情哪里足以穷尽我所说沈君的才干呢？或者说，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志向了。评论的人有的认为，一个县的善政不足以写下来；可是今天天下的县那么多，能够给百姓留下事业而不愧于豳地官吏的，果真很多吗？并不多，所以我不愿让这件事没有流传。至和元年六月六日，临川王某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八 明代茅坤撰。《临川文钞》八 记 《扬州新园亭记》简洁而有法度，周详而能解释清楚。诸侯的宫室、台榭，用来讲习军事实务、容纳俎豆礼器，各有制度。扬州是古今的大都，是方伯治理的地方；但制度狭窄低矮，军事实务没有讲习，俎豆礼器也无处容纳，难道不是使诸侯受到逼迫吗？宋公从丞相府来到扬州，政教清简，事务减少，感叹着有意筹划这件事。如今太常刁君实汇集宋公的意旨，宋公离开郓镇后，刁君便到任考察，占据州府东北角，铲平荒草，依城筑墙，沿墙开沟，周长六百步；在墙上覆盖竹木，共种竹一万竿。原有高亭在城墙东南，沿墙向西三十轨，建堂名为‘爱思’，表示僚吏不忘宋公。堂面向南北，长八筵、宽六筵；正北面修建射箭场，排列树木八百株，作为两旁屏翼。宾客到来便在这里宴享，官吏休息便在这里设宴。又沿墙向西十二轨，建亭名为‘隶武’，面向南北，长四筵，宽度与之相同，射箭场也相同；排列树木朝向射场，按照时令在这里训练士卒战斗、射箭、坐下、起立等法则。工程开始于庆历二年十二月某日，共经过若干天而完成。起初宋公执政，务求不烦扰百姓；这次工程，劳力出自军队，材料取自官府的富余，土地利用公宫的空隙，完成了宋公的志愿。唉！扬州的物产和地位，是东南各地所仰赖的，也是天子和宰相所关注的；应当有像宋公这样的人来辅佐，也应当有像刁君这样的人来继承。即使金石都磨损了，这项事业也不会废弃。

译《芝阁记》荆公文章最具本色、最美好的地方。祥符年间，封禅泰山，用文章向天下表明太平，四方拿灵芝来报称祥瑞的，数以万计。那些大官，天子就赐给诏书来宠幸嘉奖；小官和百姓，则总是赏赐金帛。当时，那些希求世间罕有之物而有势力的大臣，穷尽搜寻，远方采集；山农野老攀援跋涉，向上直到不可测量的高处，向下直到涧溪壑谷，凡山崩石裂、幽深穷僻、隐藏隐伏、人迹不能通达之处，往往都去搜求。这样一来，灵芝出现在九州四海之间的地方，大概几乎被找遍了。到了当今皇上即位，谦逊退让，不以祥瑞自居，从大臣起便不敢谈论封禅；诏令有关部门，凡以祥瑞来报告的，一概不许接纳。于是神奇的产物，消失隐藏，委弃遮蔽在蒿藜榛莽之间，山农野老也不再知道它是祥瑞。由此可知，因一时的好恶，便能造成天下的风俗，何况实行先王的政治呢？太丘陈君爱学习文章而喜好奇异之物，灵芝生在庭院中，他能认出是灵芝，可惜它可以献上却无人接受，所以在住宅东边偏处筑阁，把它拾取收藏起来。他喜好奇异之物，大概就是这样！唉！灵芝是同一种东西，有时被天子看重，有时被士人看重，有时却被普通百姓辱弃，难道不都是因为时势吗？士人有道，本来不应把心思放在贵贱上，但最终使人贵贱不同的原因，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我因此感叹的原因。《君子斋记》宋代文章的格调不能进入西汉文章之处，正是在这里；而宋人自己认为有所收获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天子、诸侯称为“君”，卿、大夫称为“子”。古人用这个名称，是用来命名天下有德之人的。因此天下有德之人，通常都称为君子。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地位却没有相应的德，可以称为君子，这是称说他的地位；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德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也可以称为君子，这是称说他的德。地位在自身之外，偶然得到它，人们便把这个名号给他，并且表面上侍奉他。德在自身之中，求取而拥有它，人们便把这个实际的称誉给他，并且内心服从他。别人只是表面服从而不是内心服从，给他名号而没有实际，能够凭借他的地位终身不受责罚，大概也只是幸运罢了。所以古人以拥有虚名为羞耻，以拥有实际德行为满足，不致力于使人表面服从，而思考怎样使人内心服从。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追求在外部的地位，是不能靠力量取得的，所以即使穷困屈辱，也以守道为乐而不离弃。并不是认为穷困屈辱本身是人的快乐所在，而是认为困穷屈辱不足以阻止我内心所认为的快乐罢了。河南裴君在洛阳任主簿，在官署中修建斋舍，并把它命名为“君子”。裴君难道是羡慕那种外在的地位，想要得到它吗？难道是认为世上的小人很多，而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的只有自己吗？依照前一种想法，就是失去了自己；依照后一种想法，就是失去了别人。我知道裴君不是为了这些，也只是要勉力修养德行罢了。大概是因为把“君子”二字悬挂在斋舍前面，早晚进出都能看见，便思考古人之所以成为君子的道理，努力达到那种境界。只有仁，不能成为君子；只有智，也不能成为君子。仁足以尽其本性，智足以穷究事理，并且还通晓天命，这才是古人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虽然如此，古人不是说过吗：“德行轻得像毛，毛尚且有条理可比，没有想求取它却得不到的。”既然如此，裴君成为君子，谁能阻挡呢？所以我赞美他的志向，并乐意为他说明这个道理。《石门亭记》题目虽小，议论却很大。石门亭在青田县城外若干里处，是县令朱君修建的。石门，是有名的山。古人都把游览观赏时的感慨刻下来，留在山中。山上的石刻彼此相望，朱君到任后修建亭子，把古今石刻全部取来，立在亭中。他又写信给外甥女婿王某，请他记述修建亭子的用意。修建亭子的用意，难道只是喜爱山吗？难道也喜爱观游眺望吗？难道也想在这里询问百姓的疾苦忧患吗？难道也想在这里安闲休息、自得其乐吗？难道也怜悯那些人的石刻暴露剥蚀、倒卧倾覆，没有庇护遮挡而且即将泯灭吗？人与物彼此相投合或相厌恶，必定是因为性质相同。广大、茂盛、美好，万物都依附它而生长，却不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这是山的美好；仁也是这样。离开郊外到野地去，登上高处远望，心中一定会有所感慨。《尚书》不是说过“我年老了，退居荒野”吗？《诗经》不是说过“驾车出游，来抒发我的忧愁”吗？环顾自身而没有个人忧患却仍然忧愁的人，他所忧虑的必定在天下。忧虑天下，也是仁。人如果还处在困厄之中，怎么敢自行安逸呢？即使是深山长谷中的百姓，也要同他们面对面交谈，来寻求他们的疾苦忧患。难道会有他们的壅塞困苦而自己听不到的吗？寻求百姓的疾苦忧患，也就是仁。政治无论大小，如果不凭借德行，百姓就不会受到教化而归服。百姓受到教化而归服，然后才可以没有诉讼。百姓不能没有诉讼，县令难道能够休息无事、悠闲游乐吗？古今的名人，如果他的石刻有幸保存，而文章确实写得好，那么这个人的名声就会同石刻一起流传而不朽。成全人的名声而不夺取他的志向，也就是仁。修建亭子的用意，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鄞县经游记》县令能这样做，可知他已经不是庸俗的官吏了。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日，我从县城出发，召集百姓，让他们疏浚渠川，到了万灵乡的西界，住在慈福院。戊寅日，登上鸡山，观看水利工程凿石，于是进入育王山，住在广利寺。因下雨不能向东行进，辛巳日，下到灵岩浮石湫的山谷，眺望大海，筹划在海滨修建斗门，住在灵岩的旌教院。癸未日，到了芦江，来到决渠的渠口，转而进入瑞岩的开善院，于是住在那里。甲申日，游览天童山，住在景德寺。天刚亮时，和寺院长老瑞新登上石望玲珑岩，等了很久也没有听到猿啼，便返回，在寺院西堂用饭，然后走到东吴，准备船只向西行。天刚亮时，船停泊在堰下，在大梅山保福寺的庄院用饭。经过五峰，走了约十里，再次准备船只向西行，到了小溪；因为已是夜里，天亮时观看新渠和洪水湾，回来在普宁院用饭。太阳西斜时，到了林村；夜未过半，到了资寿院。天亮时，告诫桃源、清道二乡的百姓办理这件事。东西共十四乡，乡里的百姓都已经接受了任务，我于是回去了。

译《游褒禅山记》逸兴充满眼前，余音久久不绝。褒禅山也叫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舍，死后又葬在这里，因此后来把这座山命名为褒禅山。如今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居舍和坟墓。距禅院向东五里，所谓华山洞，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距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旁，碑文已经模糊磨灭，只有碑上所刻的字还可以辨认，写着“花山”。现在把“华”读作“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错误。洞口下面平坦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来此记游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前洞。从山路向上走五六里，有个幽深的洞穴，进入其中非常寒冷；询问它有多深，那些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所以称为后洞。我和四个人拿着火把进入，进入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看到的景象也越奇异。有个人感到疲惫想要出来，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我便和他一起出来。大概我所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从洞的左右进来并题字记游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越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越少。当时，我的体力还足以继续进入，火把也还足以照明。已经出来以后，有人责怪那个想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随他出来，不能尽情享受这次游览的乐趣。于是我有所感叹：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收获，是因为他们探求思考得深，而且无处不在用心。平坦而又近的地方，游人就多；险峻而又遥远的地方，到达的人就少。可是世上奇伟、瑰怪、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险峻遥远之处，是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所以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到达。有了志向，又不随从别人而停止，但是力量不足，也不能到达。有志向和力量，又不随从别人而懈怠，到了幽深昏暗、令人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外物来帮助，也不能到达。然而力量足以到达，却在别人看来可以讥笑，在自己看来也会后悔；尽了自己的志向，却不能到达的人，便可以没有悔恨了，谁还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这次游览的收获。我对于那块倒在路旁的石碑，又因此感叹古代书籍不能保存，后世把它的流传弄错却没有人能够说明真相，这类事情哪里说得尽呢！这就是求学的人不可以不深入思考，并且谨慎取舍资料的原因。同行的四个人是：庐陵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严肃庄重。临川的州城横跨溪水，向西伸展。出城后向上走，有一座高耸的道宫。溪水浩浩荡荡地流过它下面。东南面的山，都在它门窗之间可以望见，这座道观叫祥符观。道观中有一座屋宇，四面坡屋顶，进深五十五尺，面宽七十二尺。台阶的高度，是进深的十八分之一。柱子二十四根，正门两旁各有窗。中间塑像三尊，两旁塑像二十六尊，这就是三清殿。借助他师父的学说来感动人心，并能建成这座殿宇的，是道士黎自新。出资出力而归功于道士的主张，最终建成此殿的，是乡里人邓佺佺的儿子邓表。他过去常和我游玩，我回乡时，邓表讲述他父亲的事，请求我写文章。我不能拒绝。至于借助自己师父的学说来感动人的，是道士；我的力量反而还出在道士之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扬州龙兴讲院记》占地尺寸。我年轻时客居游历金陵，和尚慧礼跟随我游学。我后来在淮南任职，慧礼得到龙兴寺的僧舍，便每天和他的弟子讲说他师父的学说。他曾出来经过那里，库房有几十根椽子，屋顶破损，旁边也穿漏了。我从侧面出来观看，后面荆棘长得高过人头，看不见墙的尽头。他指着那里对我说：“我将要除去这些荆棘，在这里建造宫舍。不过，建成后不是把它私自占为己有；将来一定要寻找当时能够实行我佛道的人交给他。希望你写下来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能把它据为私有。”那时，慧礼正靠乞求饮食来度日，看他的居处空空荡荡，我特意开玩笑说：“姑且把它建成，我写文章并不难。”四年后，他来对我说：“从前想要建造的房屋，共有一百二十楹，依靠州人蒋氏的力量，已经全部建成了，何不写篇文章记述呢？”唉！他是多么能干啊！慧礼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品行谨慎清白，学问广博而才思敏捷，最后又能做到不把寺院据为己有，因此建成这座寺院并不难。如今那些穿戴衣冠、学习儒术的人，必定说自己出自孔氏；孔氏之道容易实行，并不像慧礼那样需要苦身窘形、离弃性欲、禁止欲望那么艰难。然而，士人的品行能够成为一乡表率、才能足以任一官职的，常常很少；而佛寺遍布天下，那么他们所谓有才能的人，难道只有慧礼吗？凭借他们那样的才能，沿着这样的道路，避开极难的事情而选择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应该能够成功。唉！儒道在这里失去的东西，佛道在那里却得到了，看来是有原因的吧。《真州长芦寺经藏记》识见深远。西域有这样一种人：安止而不受外物牵系，观察而不被外物驱逐。正因为他不受牵系，所以有牵系的人反而守护他；正因为他不被驱逐，所以有追逐对象的人反而跟随他。跟随并守护他的人，无法计算数目；那么对他的言论作出应答，对他的主张进行议论辨析的人，也无法计算数目。这就是佛书在中国流传，最终达到五千四十八卷却还不能算多的原因。真州长芦寺的僧人释智福，建造高大的屋架，设置两轮，把书匣安放在两轮之间，用来收藏五千四十八卷佛经。他募得的钱达到三千万，土木、丹漆、珠玑等费用，以及建筑的宏伟华丽，非言语所能形容，只有亲眼观看的人才知道。道存在于天下，没有什么不是由天命决定，也都有兴衰的时机。知道佛道传播有天命、兴盛有时机，那么智福能够在天下贫困的时候独自鼓舞众人，募得财物，从而有所建设，也就不奇怪了。每当想到这里，大概没有什么足以让人怀疑智福有才略、善于治理他的徒众。他向我请求为他的经藏落成之事作记，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我从扬州回来，和叔父防一起住在京师。叔父说：“大中祥符观所说的九曜，是道士丁用平募集百姓的钱建造堂屋、厨房和廊庑，后来又建了楼阁，在楼阁下安置九曜神像。你叔父我请求你写篇文章，记载它建成的年月，你替我写吧。”临川城中，东面有一座大丘，左边有溪水；溪水向南流出，又向北与长江并流。城东以溪水作护城河，我的房屋正坐落在丘上；向北转而向东一百步就是祥符观。祥符观临近溪水，东南的山峦不会被人家遮蔽，可以在这里望见。我年轻时本来就曾跟随长者来这里游玩，并以为这里溪山的美景，即使在别的州也难以相比。何况这是我父母所在的州，而且又离我的房屋很近呢？虽然我的身体离开这里去做官，只有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如今道士又翻新他的居所，修建壮观的楼阁，使游览的人能够尽情登临，观赏登高远望的胜景，使可以望见的景物不只是东南方向，这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快乐吗？道士所做的事，正合乎我的乐趣，而命我作文的又是叔父。难道想就此满足吗？可惜啊！怎样才能同州中的君子们一起游览，以忘却我的忧愁，慰藉我的思念呢？楼阁建成的日子，是某年某月某日。《抚州招仙观记》小小的建筑，自有远山的景致和姿态。招仙观在安仁县城西四十里处。最初是谁创建的、创建于什么年月，我不知道。祥符年间曾经废弃，废弃了四五十年；道士全自明凭借医术游历到安仁县，县中患病的人依靠他得到医治，都担心他离去。众人相互商议，请州里出资出力，便依照废弃的旧址修建道宫来留住他。全自明和他的一个随从，为了留下来，便使道观重新兴盛起来。全自明认识我的舅父，于是通过舅父请求我写下道观复兴的年月。宫室、器械、衣服、饮食，凡是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都必须依靠人才能具备；但人却不必依靠我才能生活满足。和尚、道士往往如此，而全自明作为道士，百姓需要他，不能让他离开。他从百姓那里得到供养，与同类相比，也可以无愧了。我替他写下这篇文章，他也可以无愧了。庆历七年七月，就是道观复兴的年月。《庐山文殊像现瑞记》也很奇异。番阳刘定曾经登上庐山，来到文殊金像隐没的山谷，看到光明和云气等祥瑞景象，绘图给临川王某看，请求我记述这件事。我说：“凭借有来观察空，空也是幻；凭借空来观察有，幻也是真实。幻与实果真有区别吗？既然如此，像你所看到的，可以记，也可以不记；记与不记果真也有区别吗？”虽然如此，你既然已经把它画下来了，我就不能不写这篇记。刘定于熙宁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看到了这些景象。我于元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述此事。荆公的文章，长处在于简约古朴，并且有许多深沉的思考。读《孟尝君传》，同这类记文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有回旋转折之处。道术不统一已经很久了。人们赞美自己所见到的道理，把它作为教诲施行于天下，并流传给后世。后世的学者，有的顺从自身所认为正确的，有的受到世俗趋向的诱惑，有的满足于内心所喜爱的。于是圣人的大体被分裂成八九种学说。博闻广见而有志向的人，想要弥补调和，使它归于完整，但力量不足，又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所以最终不能成功。大概有些人看到无思无为、退藏于隐秘之处、寂然不动的道理，中国的老子、庄子，西域的佛教，就是这样。既然把这个作为教诲施行于天下，并流传给后世，所以成为他们门徒的人，大多宽厚平和而不嫉妒，质朴沉静而没有贪求。不嫉妒像仁，不贪求像义。当士人夸张放纵、盗窃争夺，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外物的现象在世上多于正常情况时，他们超然远行，他们的作为有些像我们的仁义，难道不是所谓胜过那些人、可以同他们谈论的人吗？像真州的瑞新、福建的怀琏，都是如今信奉佛教，却能超然于世，属于我所说的贤者、值得交游的人。这两个人，既凭借所学使自己脱离世俗的淫浊，又都有聪明、辩才和智慧，所以我乐于把自己所得的道理间或告诉他们，同他们交游，常常忘记日月已经过去很多。怀琏曾对我说：“我们这一门有个叫善因的人，在涟水城中得到一所屋宇，又在京师得到我所说的佛经五千四十八卷，回去买了书匣，把经书收藏在屋里，将要寻找能写文章的人，记下收藏经书的年月；凭借你爱护我的情谊，所以派他的弟子来请托，能为我勉强记述这件事吗？”善因大概曾经在涟水城中建造屋宇，并通过瑞新请求我记述建屋的年月；我当时推辞而没有答应。于是我问起收藏经书的日子，是某年某月某日。像我们二人同我交游，而善因又如此殷勤地请托我，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实在不能一直推辞，于是替他写下这篇文章，并一并告诉他我写作的用意，让他把它刻在石碑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九 明代茅坤撰。《临川文钞》九。论。《周公论》。

译论说确切，辨析也十分周密圆转。荀卿喜好妄言，实在太过分了！他记载周公的话说：“我拿着礼物前去拜见的有十人，退还礼物而来相见的有三十人，手持礼物而来的有一百多人，想要进言而请求办完事情的有一千多人。”这如果确实是周公所做的，那么周公也太渺小了！圣人在天下施政，开始时好像对天下无所作为，但天下最终没有什么不被治理，是因为他的法度确实修明。所以三代的制度，在党中设立庠，在遂中设立序，在国都设立学，并且尽力推行教化，把它作为培养贤才、教育士人的制度。这样，士人的贤能即使还没有达到任用的程度，也本来没有不受到尊敬和供养的。这就是周公对待士人的办法。如果确实像荀卿所说的那样，那么春申君、孟尝君所做的就是乱世的事情，哪里足以称为周公呢？况且太平圣世的事务各有专门的职责，讲习道理、学习技艺，只恨时间不够，哪里有空到公卿门下游说呢？那些奔走于公卿门下、求取公卿礼遇的人，都是战国时代的奸邪之民，也就是毛遂、侯嬴一类人。荀卿生在乱世，不能考察论述先王的法度，把它著明于天下，反而被乱世的习俗迷惑，于是认为圣世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这实在是大错了。况且周公所礼遇的，难道是大贤吗？如果是大贤，那么周公难道只拿着礼物去拜见他就算了，当然应当把他推荐给天子，让他共同参与治理天下。如果他不贤，不足以同他共同参与治理天下，那么周公又为什么要同他行礼呢？子产掌管郑国政事时，曾用自己的车马送人渡过溱水、洧水。孟子说：“施加恩惠却不知道怎样施政。”君子施政，在天下建立良法，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在一国建立良法，一国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不能建立法度，却想让每个人都高兴，那每天的时间也不够用。假使周公懂得施政，就应当在天下建立学校制度。不懂得建立学校，只是能够劳累自身来接待天下士人，不但力量有所不足，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有人说：“依仗俸禄的人，还可以骄慢；端正自身的士人，却不可以骄慢。”君子不骄慢，即使在暗室之中也不敢自我怠慢，难道因为对方依仗俸禄，就可以对他骄慢吗？唉！所谓君子，贵在能够不被世俗改变。荀卿生于乱世，却用乱世的事情来衡量圣人；后世士人尊崇荀卿，认为他是继孟子之后的大儒，我不相信了。《伯夷论》。行文尤其善于议论伯夷之处，但还没有达到千年一遇的独到见解。有些事情发生在千年以前，圣贤已经辨析得非常详尽明白；可是后世的人不深入考察，只凭偏见和个人见识，便形成自己的说法，既失去了事情的根本，而学士大夫又共同固守这种说法而不改变，这种情况大概是有的。伯夷就是这样。关于伯夷，古代有孔子、孟子的评论。孔子、孟子的话值得信任，而且他们又反复辨析，意见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更加可以相信了。孔子说：“不记念旧日的恶行，追求仁而得到仁，在首阳山下饿死，是遗逸之士。”孟子说：“伯夷认为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站立在坏人的朝廷中；他躲避纣王，居住在北海之滨，眼睛不看邪恶的事物，不侍奉不肖之人，是百世的老师。”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纣王的暴恶，不把怨恨记在心里，却不忍侍奉纣王，以此求得自己的仁；宁可挨饿而退避，也不自行降低身份、蒙受羞辱，等待天下清明，因此被称为圣人。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讨伐纣王时，伯夷叩住武王的马头进谏；天下归附周朝，伯夷以此为耻，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并作了《采薇歌》。韩愈因袭这种说法，也为伯夷作颂，认为如果没有伯夷、叔齐二人，乱臣贼子就会接连出现在后世。这实在大错了。商朝衰落，纣王凭借不仁残害天下，天下人谁不憎恨纣王，而尤其憎恨他的就是伯夷。伯夷曾经和姜太公听说西伯善于奉养老人，便前去归附他。在那个时候，想要平定纣王的心愿，伯夷、姜太公二人难道有不同吗？等到武王奋起，姜太公辅佐他，终于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伯夷却不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这两位老人所称的“天下大老”，年纪都已八十多岁，年寿本来就很高了。从海滨赶到文王的都城，算起来也有几千里的路程。文王兴起直到武王时代，时间也不少于十几年，难道是伯夷想归附西伯而志愿没有实现，于是死在北海吗？还是出发后死在道路上？还是到了文王的都城，却没有活到武王时代便死了？如果是这样说，伯夷的行为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况且武王向天下倡导大义，姜太公辅佐他而成就大业，伯夷却独自认为这不对，难道这会是伯夷吗？天下的道理有两种，就是仁与不仁。纣王作为君主，是不仁；武王作为君主，是仁。伯夷本来不侍奉不仁的纣王，是在等待仁君出现后才出仕；武王的仁已经显现，他又不侍奉，那么伯夷将处于什么立场呢？所以我说，圣贤已经辨析得非常明白，后世凭偏见和个人见识的人却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唉！假使伯夷没有死，能够活到武王的时代，那么他的功烈难道会只和姜太公相同吗？

译《三圣人论》。所谓三位圣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以充分表现自己的声名于天下，并不是为了故意矫饰。他们的文章本身也很值得观赏。孟子说：“能够使人向往的叫作善；自身确实具有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完美叫作美；充实而且有光辉叫作大；伟大而能感化万物叫作圣。圣是一个名称，是道的极致、德的最高境界。不合乎礼就不要行动，不合乎礼就不要说话，不合乎礼就不要观看，不合乎礼就不要听闻，这是大贤人的行为。贤人做到这样，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仍然不足以钻研圣人的坚固，仰望圣人的高远。以圣人来看，贤人就像泰山旁的小山丘，像河海旁的池泽。这样，圣人的事业之广大，就可以知道了。”《易经》说：“让自己的德同天地相合，让自己的光明同日月相合，让自己的吉凶同鬼神相合。”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事业。德如果不足以同天地相合，光明如果不足以同日月相合，吉凶如果不足以同鬼神相合，就不是所谓圣人。孟子评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说是“圣人”，又说：“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偏狭和不恭敬，君子不采用。”行动、言语、观看、听闻，如果有一件不合乎礼，就不足以成为大贤人；而圣人的名号，不是大贤人所能比拟的。难道偏狭和不恭敬的人能够僭越圣人的名号吗？” 听说圣人的言语行为，并不是苟且而已，而是要把它作为天下人的法则。从前伊尹规定自己的行为给天下人看，说：“什么君主不能侍奉？什么百姓不能使唤？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后世士人多不能探求伊尹的本心，因此出仕的多、退处的少，苟且求取而损害道义，这就是流风末俗的弊病。圣人忧虑这种弊病，于是伯夷出来矫正它，把自己的行为规定给天下人看，说：“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处；不是自己的君主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不使唤。”后世士人多不能探求伯夷的本心，因此退处的多、出仕的少，过分防守而变得刻薄，这就是流风末世的弊病。圣人又忧虑这种弊病，于是柳下惠出来矫正它，把自己的行为规定给天下人看，说：“不以侍奉污秽的君主为羞耻，不推辞小官；被遗弃不用也不怨恨，困厄穷苦也不忧愁。”后世士人多不能探求柳下惠的本心，因此污浊的多、清白的少，厌恶异己而崇尚同流，这就是流风末世的弊病。这三个人，是针对当时的偏失而救正它们，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所以时间久了必然产生弊病。到了孔子的时代，三位圣人的弊病各自都发展到了天下的极端。因此孔子汇集他们的行为，在天下制定成全的法则，说：“可以速进时就速进，可以久待时就久待，可以出仕时就出仕，可以退处时就退处。” 这样以后，圣人的道才大体完备，而没有任何偏执的弊病。它之所以大体完备而没有弊病，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是这四个人彼此前后相成的结果。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就不足以挽救伊尹的弊病；柳下惠如果不随和，就不足以挽救伯夷的弊病。圣人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大概是因为能亲身在天下挽救弊病罢了。如果都只想实行孔子的行为，却忘记天下的弊病，那么他们哪里还算圣人呢？因此，假使这三个人处在孔子的时代，也都足以成为孔子。然而，他们之所以表现为清高、任事、随和，是由时势决定的，难道会拘泥于这一个方面吗？如果只停留在一个方面，就不足以成为贤人，哪里是孟子所说的圣人呢？孟子所说的偏狭和不恭敬、君子不采用，也只是说他们所处的时势罢了。况且夏代的政治，难道不好吗？殷人却认为它粗野；殷代的政治，难道不好吗？周人却认为它像鬼道。所谓偏狭和不恭敬，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在孟子的时代，有人教孟子“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有人教孟子“采用权宜之道来援救天下”，大概当时的风俗有些像伊尹所造成的弊病。因此孟子评论这三个人，必定先说伯夷，也正是为了矫正天下的弊病。所以说：圣人的言语行为，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它们是要作为天下人的法则的。《季子论》。确切。先王斟酌人情的中正状态来制定丧礼，使哀痛有余的人俯身降低标准来遵行，使哀痛不足的人踮起脚来达到标准。哀痛不足，并不是圣人所特别赞许的；赞许这种人的，只是赞许他能够勉力遵守礼罢了。延陵季子的长子死后，他举行封墓仪式，哭号了三次，便离开了。孔子说：“延陵季子对于礼，大概算是合乎礼了吧？”长子的丧事，圣人为他制定三年的丧服，是认为父子之间的亲情，而长子又是父亲亲情的继承者，是人情中最为重要的。如今季子只哭号三次就离开，在先王的礼制上是不够的。现在议论的人说：“当时季子出使齐国，执行君主的使命。至于季子的内心，他认为不可以因个人的亲情而耽误君主的使命；如果形势使二者不能兼顾，就应当忍住哀痛，遵从尊长所交付的事情。”如今奉命出使，已经完成使命回来，随后稍作停留，尽情哭尽哀痛，那么对于侍奉君主的道义难道会有不足吗？又哪里会妨害出使的事务呢？君臣、父子的道义，形势足以使二者兼顾，却不为亲人尽足礼数，那也只是薄待骨肉亲情，不采用先王丧礼罢了。他说：“骨肉归还到土中，是命；至于魂气，则无处不到。” 骨肉归还土地，魂气无处不到，这些正是人情所悲哀的事情。君子没有什么不说是命的，但到了丧事，却有人的本性在其中，难道唯独不能说是命吗？从前庄周的妻子死了，他击鼓唱歌；东门吴的儿子死了，他认为这和没有儿子一样。这是抛弃人的常情、把万物看作平等的道理，是我们儒者的罪人。看季子的说法，大概也是庄周、东门吴一类人。父子亲情，是仁义的起点；而长子承担着继承祖先的重任，所以规定丧服三年，是为了尊重祖先。如今季子不为长子尽足礼数，就接近于抛弃仁义、轻视祖先了。孔子说：“办理丧事，不敢不尽力。”又说：“面对丧事而不悲哀，我还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呢？”面对别人的丧事却不悲哀，孔子尚且认为不足以观其为人，何况按礼制应服丧三年的人呢？既然如此，这种说法应当是不值得取法的。大概记载说，季子所葬的墓穴挖得不深，不到泉水处；入殓时使用当时的衣服；下葬后封土，坟墓的宽度和长度合乎规定，覆盖墓穴的土堆高到可以遮住人。孔子称赞他，大概只是称赞他的葬礼合乎礼制罢了。只称赞葬礼合乎礼制，那么他的哀痛不足就可以知道了。卫国有送葬的人，孔子观看后说：“好啊，这可以作为法则了。”像这样，才是孔子所赞美的。圣人的言辞隐微而意义显明，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求学的人不可以不思考这一点。

译《子贡论》。辨析广博。我读史书所记载的子贡事迹，怀疑是传述者妄加编造的。不然，子贡怎么能算儒者呢？所谓儒者，被君主任用，就以君主的忧患为忧患；靠百姓供养，就以百姓的疾苦为忧患；处在下位而不被任用，就只修养自身罢了。尧在位时，天下百姓遭受洪水的祸患，尧把它当作忧患，所以禹在九年之间三次经过家门，却一次也没有进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颜回出生时，天下百姓的忧患比洪水还严重，天下君主的忧患也比尧时更严重。然而颜回具有禹那样的贤能，却独自安乐于简陋的巷子里，竟不让天下的忧患介入自己的心意。两个人难道不是走的同一条道吗？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罢了。如果生在禹的时代，却实行颜回的行为，那就是杨朱；如果生在颜回的时代，却实行禹的行为，那就是墨翟。所以说，贤者被君主任用，就以君主的忧患为忧患；靠百姓供养，就以百姓的疾患为忧患；处在下位而不被君主任用，就修养自身罢了，和什么忧患有关系呢？所谓忧虑君主的忧患、担心百姓的疾患，也是依据义。如果不合乎义，即使能够解除君主的忧患、消除百姓的疾苦，贤者也不会去做。《史记》说：齐国攻打鲁国，孔子听说后说：“鲁国是祖坟所在的国家，国家危急到这种地步，你们几个人为什么没有人出力？” 子贡于是出行，游说齐国攻打吴国，游说吴国来救鲁国，又游说越国，再游说晋国，五国因此交战，有的强盛，有的灭亡，有的混乱，有的称霸，最终使鲁国得以保存。考察他的言论和事迹，与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唉！孔子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既然因为鲁国是祖坟所在的国家而想保全它，那么齐、吴两国的人难道没有这种心愿吗？为什么反而让他们陷入混乱呢？这就是我知道传说虚妄的第一个原因。考察史实，在那个时候，孔子、子贡只是平民，并没有卿相的地位和万钟俸禄，凭什么要忧虑国家祸患呢？这样看来，就和颜回的道路不同了。这就是我知道传说虚妄的第二个原因。鲁国虽然是君子所重视的祖坟之国，但难道可以因为忧患而谋划不义之事吗？即使有了忧患而谋划合乎义的事情，难道可以用改变欺诈的游说，灭亡别人的国家来求得自己的保存吗？这就是我知道传说虚妄的第三个原因。子贡的行为虽然不能完全合乎道，但毕竟是孔子的贤弟子，本来不应当到这种地步，何况还说是孔子让他这样做的呢？太史公说：学者大多称赞七十弟子，称誉的人有时超过事实，诋毁的人有时又损害了真实。子贡虽然喜好辩说，难道竟会到这种地步吗？这也就是所谓诋毁而损害真实的人了。《庄周论上》。恰当。世上议论庄子的说法不一。学习儒术的人说：庄子的书竭力诋毁孔子，以便使他的邪说得到信奉；必须焚烧他的书，废除他的门徒，然后才可以。至于这种说法的是非，本来不值得讨论。学习儒术的人这样说，而喜欢庄子之道的人说：庄子的德行是不让万物扰乱自己的心思，能够信守自己的道。庄子并不是不知道仁义，而是认为仁义微小，不值得实行；他并不是不知道礼乐，而是认为礼乐浅薄，不足以教化天下。所以老子说：“道失去以后才有德，德失去以后才有仁，仁失去以后才有义，义失去以后才有礼。”由此可知，庄子并非不通晓仁义礼乐的意义；他认为仁义礼乐是道的末端，所以轻视它们罢了。儒者的说法有道理，但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喜欢庄子言论的人，固然知道阅读庄子的书，却也从未探求庄子的本意。从前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到庄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枯竭，天下的风俗大肆滋长诡诈，质朴也一同离散；即使世上的学士大夫，也没有懂得重视自己、轻视外物之道的人。于是他们抛弃断绝礼义的传统，在利害关系之间争夺抢攘；追逐利益却不以此为耻，牺牲自身也不以此为怨，逐渐受到浸染、陷溺，以至于不可救治了。庄子对此感到忧患，思考用自己的学说来矫正天下的弊病，使人们归于正道。他的思虑过度，认为仁义礼乐都不足以纠正这种弊病，所以把是非混同，把彼我看作平等，把利害合而为一，认为只要内心感到满足就是有所收获。这就是他用来矫正天下弊病的办法。他既然用这种学说矫正了弊病，又担心后世竟然把他的学说当成实有，而看不见天地的纯粹和古人的大体，于是在篇末又为自己的内心感到悲伤，借以自我解说。所以他的文章说：“《诗》用来说明心志，《书》用来说明政事，《礼》用来说明行为，《乐》用来说明和谐，《易》用来说明阴阳，《春秋》用来说明名分。”由此看来，庄子难道不知道圣人吗？他又说：“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却不能彼此相通；如同百家、各种技艺各有所长，也各有适时可用之处。利用这些来说明圣人之道，圣人之道的完整在于那些方面，而不只在这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书列在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一类人的著作中，把他们都称作不完备、不周全、只执一端的学者，大概是想说明自己的言论是有针对性地写成的，并不是完整的大道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庄子难道不是有意针对天下的弊病，并且保存圣人之道吗？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随和，都是用来矫正天下弊病的。庄子运用自己的心思，也属于这两位圣人的一类。然而，把庄子的言论说成邪说，也不能不说是有原因的；近来，大概是因为他矫正弊病时矫枉过正了。矫正弯曲，是希望它变直；矫正过度，就又归于弯曲了。庄子也说：“墨子的心意是对的，墨子的行为却是错的。”推究庄子的心意来考察他的行为，那么他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后世读庄子的人，认为他的著书用心是好的，却不赞同他书中的学说，这才可以说是善于读书。这也是庄子希望后世读他著作的人采取的态度。如今的读书人，借庄子来欺侮我们儒者，说：“庄子的道术多么广大啊，不是儒者所能赶得上、所能理解的。”他们不知道探求庄子的本意，反而把不同于儒家的地方看作可贵，真可悲啊！《庄周论》下篇 补充前篇未尽之处

译学者们指责庄周，说他否定尧、舜、孔子；我看他的著作，不过是有所寄托而发言罢了。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能因为文字而损害辞句的意义，不能因为辞句而损害诗的本意，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推求诗人的志意，这才算得到了诗的真意。”读庄子的文章，却不根据他的本意去推求，这正是后世人所以诋毁庄周的原因。庄周说：“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无为，却要运用天下；在下位的人一定要有为，却要成为天下所任用的人。”他又认为自己处在昏庸的君主和混乱的臣子之间，所以困窘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谁能说庄周的话全都不能用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呢？只是他生逢乱世、遇不到合适的君主，终究不能有所作为罢了。等到他借太庙的祭祀牺牲来辞却楚国的聘请，不过是故意说些危言，来使衰乱时代的普通人感到恐惧罢了。凭庄周的才智，难道会迷失在出仕和退处的方法上，而只知道害怕成为祭祀牺牲吗？大概孔子所说的“隐居而放言”，庄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庄周的学说，在道理上既然背离了正道，当然应当得罪于圣人之徒。对于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圣人详细地说明并谨慎地实行；如果说明得不详细、实行得不谨慎，天下就会受到弊害。对于普通人做不到的事，圣人把它藏在心中，只略略说出；如果不略说而详细说明，天下就会迷惑。何况要反复劝说才能明白、喧扰争辩之后才服从的人，难道是可以同他谈论高深道理的吗？可惜庄周善于言说，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九卦论》世上处在困境中的人，十之有八九；能够依据《九卦》来处困而不失其道的，千人中只有一个，万人中也只有一个。我所以把这些记载下来保存它们。处在困境中的方法，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不是那种智慧足以穷尽事理、仁德足以尽其本性，内在能够巩固自己的德行，外在能够应对变化的人，谁能没有忧患呢？古代有人遭遇天下极大的困境，而内心不受牵累，行为不改易；忧患到来却不伤害自身，事情发生却不疑惑于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们有防备它的方法。处困的方法，圣人已经说过了。《易经》说：履卦用来调和行为，谦卦用来制约礼仪，复卦用来反省自知，恒卦用来守持一德，损卦用来远离祸害，益卦用来兴办有利之事，困卦用来减少怨尤，井卦用来辨明义理，巽卦用来施行权变，这就是处困的方法。君子的学问达到这个境界，就完备了，理应能够通达天下。然而仍然遭遇困境，并不是我们的行为有过错，而是时势有利或不利。古人所说的困，并不是说行为本身造成困境，而是说行为足以通达，却困于命运。若对于这九卦，智慧有不能明白之处，仁德有不能守持之处，那么他的困境就不是所谓能够处置困境的困境了，而是疏漏了。只有深入理解这九卦并且果断地实行它们的人，才理应通达；即使遭遇困境，也有方法处置，这全在于平素的学习。况且君子的行为是宏大的，要依靠礼来调和；仁义是内在根本，再用礼来调和它，行为才能成就，而事理的实质存于谦逊之中。谦逊，是礼所由产生的根源；礼，是行为所由成就的条件。所以君子不能不知道履卦，要想懂得履卦，不能不知道谦卦。礼虽然发端于内心，但它的外在形式显著可见。君子如果只知道礼，就会沉溺于礼的形式而失去它的实质，忘掉性命的根本，不能自我复归。所以礼的弊病，必须回归根本，之后才可以没有忧患。因此君子不能不知道复卦。即使能够返回根本，却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来巩固自身，也会有时失去它。因此君子不能不知道恒卦。即使能够长久保持德行，但天下事物的变化接连发生在眼前，如果只知道守恒，那么我们的行为有时就不能通达。这就必须衡量变化，随着时势有所减损或增益，然后才可以。所以君子不能不知道损卦和益卦。学习达到这样的程度，德行达到这样的高度，既然完备，本来应当通达；然而仍然困顿，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困于命运。困于命运，就是行动便会遇到阻碍的时候；这时事物的变化尤其繁多，我们处置它们也尤其困难。那么，行为就更可贵在能够通达事理的适宜之处，并适应时势的变化。所以要辨明义理、施行权变，然后才能在困与通之间自处；井卦是用来辨义的，巽卦是用来行权的。所以君子的学问达到井卦、巽卦的境界，就大为完备，然后才足以使自己通达于处困的时势。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是心怀忧患吧。”这是说《易》的言论足以使人自己通达于困境的时势。唉！后世的人一旦困于时势，就使忧虑充满内心，丧失原有的行为准则，最终不能保全自己。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不知道这九卦的意义罢了。

译《礼论》借用荀卿的学说加以辨析，文章写得也很圆转流畅。唉！荀卿真是不懂礼。他说：“圣人改变人的本性而创制人为的规范。”我因此知道他不懂礼。懂礼的人，贵在懂得礼的意义；荀卿却极力称赞礼的法度、节奏之美，至于说到改变本性，就认为那是人为造作，他又哪里懂得礼的意义呢？所以礼开始于天性而成就于人为；只知道天性而不知道人为，就会粗野；只知道人为而不知道天性，就会虚伪。圣人厌恶粗野而痛恨虚伪，因此礼才兴起。如今荀卿认为圣人改变本性就是创制人为规范，这是不知道天性的过错。不过，他也确实有所见解，才会这样说。凡是实行礼，必定要抑制放纵傲慢的心，违逆嗜好欲望的本性。没有谁不想安逸，却让尊贵者劳苦；没有谁不想获得，却让年长者谦让；还要举手跪拜、弯曲身躯来表示恭敬。百姓对于这些，难道都有乐于这样做的心吗？只是害怕上位者厌恶自己，随后施加刑罚罢了。所以荀卿认为，人们只是被外在法度的威势所强迫，才在外表上这样做；这也是没有深思的过错。木头削成器具，马驯服后用来驾车，这些都不是生来就会的。因此一定要用斧头削治它，用绳墨使它端直，用圆规使它圆，用矩尺使它方，再用绳索、胶和漆把它连接起来，之后器具才适合使用。马则在前面用缰辔控制，在后面用鞭策威逼，使它奔驰快慢都不能任意放纵，一切听从人的指挥，之后才适合驾车。由此看来，事物没有不是在外部强制、用力量使它服从的。然而圣人舍弃木材而不把它制成器具，舍弃马而不把它训练来驾车，本来也还是因为顺应它们天生的材质。如今人一生下来就有敬畏严父、爱护慈母的心，圣人顺着这种本性的愿望为他们制定礼制。所以礼制虽然有强制人的一面，实际上却是顺应人的本性愿望。假如圣人不为人制定礼，那么天下大概将会有人怠慢父亲、憎恶母亲了。这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人的本性。把保持本性说成是人为造作，那么丧失本性反而可以说是真实吗？这就是荀卿没有思考清楚的地方。猴子猿类的形体并不比人差。如果要用尊卑的规则约束它们、用揖让的礼节节制它们，它们就会逃到深山大谷中去。即使以威势使它们害怕、以教化使它们驯服，难道能够使它们服从吗？如果说天性本来没有这种东西，却可以教化它们使之产生人为礼制，那么猴子猿类也可以使它们行礼了。所以说：礼开始于天性而成就于人为；天下万物中，天性没有这种东西而人却想凭空造出它来，我大概还没有见过。

译《礼乐论》其中有许多名言，行文处也类似荀卿。人所禀受的气，所谓命，就是心。眼睛看就一定能看见，耳朵听就一定能听见，行动就一定能到达，思考就一定能获得，这是诚意所达到的境界。不用听却能听明白，不用看却能看清楚，不思考却能得到，不行动却能到达，这是本性固有的能力，是神明由此产生的作用。这是尽心尽诚的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所以诚意之所以能够不可测知，是因为有本性。贤人是竭尽诚意来确立本性的人，圣人是竭尽本性而达到至诚的人。神明产生于本性，本性产生于诚意，诚意产生于心，心产生于气，气产生于形体。形体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所以养生在于保全形体，充实形体在于培育元气，调养元气在于安定心神，安定心神在于达到至诚，培养诚意在于尽其本性。不尽其本性，就不足以养生；能够尽其本性的人，就是达到至诚的人。能够达到至诚的人，就是能够安定心神的人；能够安定心神的人，就是能够调养元气的人；能够调养元气的人，就是能够保全形体的人；能够保全形体的人，就是能够养生的人。不养生，也不足以尽其本性。生命与本性相互因循，意志与元气互为表里。生命混浊就会遮蔽本性，本性混浊就会遮蔽生命，正如意志专一就能调动元气，元气专一就能调动意志。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体察天下人的本性而制定礼，用来调和天下人的本性而制定乐。礼，是天下的中正常经；乐，是天下的中和。礼乐，是先王用来涵养人的精神、端正人的气质、使人归于正性的方法。因此，最高的礼，简约而没有外在文饰；最高的乐，平易而少有声响。简约平易，就是先王建立礼乐的根本用意。世人所看重的，圣人轻视；世人所喜爱的，圣人悲哀。这不是圣人的情感同世人相反，而是圣人向内求取，世人向外求取。向内求取的人，以获得本性为乐；向外求取的人，以满足欲望为乐。欲望容易发作而本性难以认识，这就是情欲和本性之所以相反的原因。衣食用来养人的形体和元气，礼乐用来养人的本性。礼返回到它开始的根源，乐返回到它产生的根源。我从礼乐中看到，圣人所看重的，是生命本身达到了极致。世俗说：“养生不是君子所应做的事。”这是不知道先王建立礼乐的用意。养生是为了成就仁，保全元气是为了成就义，去除情欲、排斥欲望以尽天下人的本性，修养精神、达到明达以趋向圣人的境界。圣人的言论中，没有比颜渊所问的更重要的：“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这样看来，仁的道路也并不遥远。并不是取得了别人的听力才会聪敏，眼睛并不是取得了别人的视力才会看见，嘴巴并不是取得了别人的能力才会说话，身体也不是取得了别人的能力才会行动。它的持守极其简约，它的取法极其切近，凡是有心有形的生命都具备这些能力。然而颜子尚且以此为忧患，为什么呢？大概人的道路，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不合礼的不要听，并不是说捂住耳朵躲避声音，而是天下的事物不足以干扰我的听觉。不合礼的不要看，并不是说闭上眼睛躲避事物，而是天下的事物不足以扰乱我的明察。不合礼的不要说，并不是说闭住嘴巴不讲话，而是天下的事物不足以改变我的言辞。不合礼的不要行动，并不是说停止身体不动，而是天下的事物不足以干扰我的元气。天下的事物，难道只是形体自身造成的吗？它们的由来，大概是极其微妙的。在尚未听的时候，已经有先于听觉的聪敏；在尚未看的时候，已经有先于视觉的明察；在尚未说话的时候，已经有先于言语的言说；在尚未行动的时候，已经有先于行动的发动。圣人门下，只有颜子可以当得起这番话。因此，如果只把耳朵当作聪敏的根源，却不知道聪敏所以产生的原因，就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听闻；只把眼睛当作明察的根源，却不知道明察所以产生的原因，就不足以穷尽天下的所见。所谓聪明，是耳目所能做到的；而使人聪明的根源，却不是耳目所能做到的。所以要等到钟鼓响起才快乐的人，并不深于乐；要等到看见玉帛才恭敬的人，并不深于礼。簣筐装土、土鼓敲响，乐的道理就具备了；烧熟黍米、剖开小猪，用粗陋的酒器饮酒，礼也已经具备了。然而，大裘没有文饰，大车没有装饰，圣人为什么只取其中所贵重的事情呢？这是为了说明礼乐的根本。所以说，礼如果只是接近人情，还不是礼的最高境界。曾子对孟敬子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点：举止容貌庄重，就能远离暴戾傲慢；端正面色，就能接近诚信；说话的声气平和，就能远离鄙陋背理。至于笾豆等礼器礼仪的事务，自有主管人员负责。”看曾子这番话，假如曾子并不懂得道，那么这番话还可以实行；假如曾子确实懂得道，那么道就不应离开言语、容貌和声气之间，哪里还需要依靠外在礼器呢？所以古人只要目光一接触，道就已经存在；不用说话，心意就已经传达；不用赏赐，人们自然勉励；不用刑罚，人们自然畏惧，无不由此而来。因此，先王的道能够用语言传授、用行为验证的，都只是法度、刑罚和政令，而不是神明的作用。《易经》说：“把道理神妙而明白地发挥出来，在于其人。”默默存守道理，不用说话便能使人相信，在于德行。去除情欲，排斥欲望，神明便产生；修养精神，达到明察，万物便自然成就。因此，君子之道是很少见的。使心斋戒而明净，使德行清明，那么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会自然来到。君子的持守极其简约，但它达到的境界极其广大；他的取法极其切近，但它产生的应验却极其深远。《易经》说：“先拟度之后再说话，先审议之后再行动，通过拟度审议来成就变化；变化所产生的应验，是天人关系的最高境界。”因此，《尚书》谈天人之道，没有比《洪范》更重要的。《洪范》所说的天人之道，没有比容貌、言语、视察、听闻和思考更重要的。伟大啊！这是圣人独自看见的道理，是传授心法的言论吗？蓄积精气，收敛气息而通达神明。君子有三件事不可失误：不在人前失去端正的神色，不在人前失去谨慎的言语，不在人前失去稳重的举止。不失神色，是容貌精纯；不失言语，是说与默都精当；不失步履，是行动与停止都精当。这就是君子的道。说它广大，天地也不足以容纳；说它细小，连秋毫的末端也看不见；说它刚强，天下没有什么能抵挡；说它简约，却没有人能够达到。

译传记载圣人的遗言说：“大礼同天地一样有节度，大乐同天地一样和谐。” 这大概是在说本性。大礼，是本性的中正；大乐，是本性的和谐。中和之情，能够通达神明。所以圣人在重重深处蓄积精气，仪法取象于凤凰，修养五事而使之与阴阳相通。于是天地各安其位，日月星辰明亮，四时运行，万物和谐。《诗经》说：“鹤在九曲泽边鸣叫，声音传到天上。”所以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使它充满天地之间。”扬子说：“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考，是本性所具有的；潜入天，天便随之而显；潜入地，地便随之而显。”唉！礼乐的意义已经失传很久了。天下谈养生修性的，都归向佛教和老子而已。佛教、老子的学说流行以后，天下实行礼乐，只是顺从流俗罢了。假如让天下人驱使礼乐的形式，以顺从流俗为事务，却想成就治理国家，这正是梁、晋两朝君主招致失败祸患的原因。然而世人却不知道，为什么呢？只是礼乐的意义广大而难以理解，老子的言论切近而容易被轻视。圣人的道，从自身得到，在从容处理人事之间时不离开人类社会。佛教只是空虚穷苦，远离山林人世之后，才足以修养自身罢了。由此看来，圣人同佛教、老子之间的远近难易，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赏赐同古人相同而勤勉之意不同，惩罚同古人相同而威严之意不同，仁爱同古人相同而爱护之心不同，智慧同古人相同而见识不同，言语同古人相同而可信程度不同。相同的是道，不同的是心。《易经》说：“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不会凭空自行流行。”从前宓子贱做单父县的长官，单父百姓便受到教化。如今王公大人拥有尧、舜、伊尹那样的权势，却没有宓子贱治理一个县的功效，难道不是因为平素学术浅薄、还没有明白道吗？天下人并不是不愿意勇敢地实行圣人之道；实行圣人之道的人，却把眼前的事务迅速卖给别人，当作求取进身的阶梯。如今求取功名的道路，好比用钩子索取物品。侥幸钩取的东西多，就成为王公大人；如果不幸钩取的东西少，就撕破宽袖儒服去做商贾。由此看来，王公大人就是得志的商贾。这就是所谓学术浅薄而道理不明。由此看来，得志而处在人上，又能继续奉行圣人之道而不舍弃它的，有几个人呢？内有宠爱亲昵的姿态，蛊惑他的欲望；外有便佞宠臣的谄谀，使他的志意骄纵。他从前所能做的事情，一天天忘掉；如今所喜好的事情，一天天增加。孔子说：“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喜爱学习，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又说：“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没有看见他停止不前。”颜子的学习，不是世俗之人所学的东西。不迁怒，是遇到问题向自己求问；不贰过，是看见不善的念头刚刚出现就制止它。世人所谓的退步，正是颜子所谓的进步；世人所谓的增加，正是颜子所谓的减损。《易经》说：“损卦，开始艰难，后来才有收获。”说的就是颜子。减损听闻，减损视觉上的声色，减损口头的言语，减损身体的动作，难道不是先经历艰难吗？等到达到最高境界，耳朵没有听不到的，眼睛没有看不见的，说话没有不被信服的，行动没有不使人服从的，难道不是后来获得的吗？所以君子的学习，开始时像愚人，像童蒙；等到达到最高境界，天地也不足以称其广大，万物人物也不足以称其众多，鬼神也不足以称其幽隐，诸子百家的支离学说也不足以使他迷惑。因此，天虽然高，日月星辰、阴阳之气，都可以列出筹策来计算；地虽然广大，山川丘陵、万物的形态以及人的固定产业，都可以指着书籍来确定。所以星历的数术、天地的法则、人物的各种道理，都是前代精心钻研、勤奋学习圣人的人所建立的。后世的人只是守着已经成就的法则，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的起源呢？传记载道：“各种工匠的技艺，都是圣人创造的。”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人谈道，没有比天地更先的；谈天地，没有比自身更先的；谈自身，没有比本性更先的；谈本性，没有比精微之处更先的。精微，是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圣人所以能够配合天地的根本。所以驾车的人没有不能驾车的，而造父独自达到最高境界，并不是车马有所不同，而是造父精通驾车；射箭的人没有不能射箭的，而后羿独自达到最高境界，并不是弓箭有所不同，而是后羿精通射箭。如今人与古人本来是一样的，然而运用这种本性时却有两样。造父运用它来驾车，后羿运用它来射箭，盗跖却运用它来做盗贼。《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 明代茅坤编撰 《临川文钞》十 论、原、过、说、解等杂类

译《谏官论》恐怕比不上欧阳公的《书》和司马温公的《谏院记》。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者，用尊贵的人治理卑贱者，这是古代的道理。所谓尊贵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公卿大夫。所谓卑贱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士和庶人。同样都是人，有的成为公卿，有的成为士，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不能成为公卿，所以让他们成为士；因为有些人比士贤能，所以让他们成为公卿。这就是所谓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者、用尊贵的人治理卑贱者。如今的谏官，是天子所任命的士。他的地位尊贵，就相当于天子的三公。只有三公，对于国家安危、政治治乱和社稷存亡，都没有不承担责任的；至于废除一个官职、某件事情没有办成，也没有不应当进言的。所以他的地位在卿大夫之上，这是用地位来尊重他。他的道德必须配得上这个职位，这就是所谓任用贤能。至于士就不是这样了：他只修治一项官职，百官的废弛便不能参与；他只掌管一件事情，百事的失误可以不必进言。根据他的德行来配合他的才干，授予他相应的职位；遵循职位的名称，守住自己的职分，侍奉上级而不敢越过界限。这是君臣的分别，是上下之间的道理。如今任命他为士，却用三公的标准责求他；处在士的职位，却承受三公的责任，这不是古代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端正名分，就是用来端正职分的。然而还要这样做，这不是所谓端正名分。自身不能端正名分，却可以端正天下的名分，从来没有这种事。蚳鼃做士师时，孟子说：“这就对了，因为他可以进言。”蚳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辞去臣职离开。孟子说：“负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应当离去；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应当离去。”这样说来，有官职守责的人没有不负有进言责任的，负有进言责任的人也没有不承担官职守责的。士师向君王进谏就是这样。他进谏，大概只是依据自己的官职罢了。这是古代的道理。古代官员和老师互相规劝，工匠依照自己的技艺进谏。有的不能进谏，就被说成不恭敬，并且有固定的刑罚。假如从公卿到各种工匠，都依据各自的职务进谏，那么君主同谁一起去做坏事呢？如果从公卿到各种工匠全都失去自己的职守，只是迎合君主所喜欢的事情，那么谏官才会成为天下所谓的士而已。我没有看见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以轻微的职位对待他们，却要求他们承担重大责任，这不是使用臣下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看得轻，却承担重大责任，这也不是侍奉君主的方法。不得已而为之，像唐太宗那样，或许还差不多可以。然而，有道而且懂得天命的人，果真会认为这样可行吗？我还没有找到解决它的方法。唐太宗时期，所谓谏官同丞相、辅弼一起上朝进见，所以一言的错误、一事的失误，都可以在它将要发生时加以挽救，不至于等到诏命已经公布天下之后，才随后争辩。君主没有失去作为君主的道理，臣子也没有失去作为臣子的道理，这大概差不多接近古代了吧？如今，君主想做什么，丞相、辅弼要向君主进言的内容，大家都无法预先知道。等到诏命已经发出，才随后争辩。君主听取意见并加以更改，就是士臣制约诏命、君主听从臣下；君主不听而继续实行，就是臣子不能使意见被采纳、君主却以拒绝改过为耻。臣子不能使意见被采纳，或者士臣制约诏命、君主听从臣下，这两种情形都是上下相互违背、导致否塞混乱的势头。然而还这样做，实在也是不懂得谏诤的道理。等到反复劝说仍不被采纳，才知道道理无法实行，这样辨明也太晚了。有人说：“《周官》的师氏、保氏，是司徒的属官，品秩相当于大夫。”我说：“我曾听说周公担任师，召公担任保。”周公本人却没有学习这一套。

译《材论》俗语说：“天下从来没有没有士人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天下的祸患，不是担心人才不多，而是担心在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多；不是担心士人不愿意有所作为，而是担心在上位的人不让他们有所作为。人才的任用，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安定而荣耀；失去人才，国家就灭亡而受辱。然而在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不让人才发挥作用，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有三种蒙蔽。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是认为我的地位足以除去耻辱、断绝危险，终身不会有天下的忧患，人才的得失对于治乱的命数没有补益，于是安然放纵自己的心志，最终陷入失败、混乱、危险和耻辱，这是第一种蒙蔽。又有人认为，我的爵禄、富贵足以诱使天下士人，荣耀、耻辱、忧患、欢悦都掌握在我手中，我可以坐在那里骄傲地对待天下士人，天下士人将没有不来趋附我的；这样的人最终也只会陷入失败、混乱、危险和耻辱，这是第二种蒙蔽。又有人不寻求培养、养育、选取和任用人才的方法，却忧惧不安地认为天下实际上没有人才；这样的人最终也只会陷入失败、混乱、危险和耻辱，这是第三种蒙蔽。这三种蒙蔽造成的祸患相同，但若说他们用心并非不善、仍然可以议论其过失的，只有认为天下没有人才的那一种人。大概他的内心并不是不想任用天下人才，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罢了。况且人有才干能力，他的外形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只是遇到事情便能把事情治理好，谋划策略便能使利害关系得到恰当处理，治理国家便能使国家安定富足，这才是他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精细审察并恰当任用人才，那么即使他怀有皋陶、傅说、后稷、契那样的智慧，也不能自行显出不同于众人之处，何况才能更低的人呢？世上受蒙蔽的人却说：一个人身上如果有特殊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囊中，锥尖一定会立刻显露出来，所以从来没有具有真实才能却无法被看见的人。这些人只看见了锥子在囊中的情形，却根本没有见过马在马厩中的情形。劣马和良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鸣踢咬，要寻找它们的不同之处，几乎没有。等到它们拉重车、走平路时，良马不用多次鞭打，也不劳烦驾驭，只需轻轻一抖缰绳，千里路程就已经到达了。在这个时候，即使让劣马一同奔驰，哪怕车轮倾斜、缰绳断裂、筋骨损伤，不分昼夜地追赶，也相差遥远而无法赶上。到这时，骐骥、騕褭和劣马才分别开来。古代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尽力寻求并试用人才。试用人才的方法，只在于把他安排在适合其才能的位置上。南越出产的长竹，装上百炼精金制成的箭镞，配上秋日鹗鸟的强劲羽毛，安在强弩上发射到千步之外，即使有犀牛、兕牛的坚硬防护，也没有不被当场射穿而死的。这是天下的锐利武器，是决胜和显示武力时的珍宝。然而如果把它用来敲打东西，就同腐朽的木棒没有区别。由此可知，即使得到天下奇异的才材和卓越的智慧，使用不得其法，也会像这样。古代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仔细衡量每个人的才能并审慎安排，使才能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强的、弱的，都没有不适合自己的任用。这样一来，即使愚昧、蒙昧、鄙陋的人，也都能发挥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来完成小事，何况那些贤能、聪明、力量卓异的人呢？唉！后世在位的人，大概从来没有探求这种道理并以实际任用来检验人才，只是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有人说：“古人对于人才，有教育培养、造就成人的一套方法，而您却只说寻求和任用人才，为什么呢？”我说：“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后，必定要先寻求天下人才并加以任用。如果能够任用天下人才，就能够恢复先王的法度；如果能够恢复先王的法度，那么天下的小事都会像先王时代那样，何况教育培养、造就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寻求和任用人才的方法的原因。唉！如今的天下曾经也忧虑没有人才，我听说：六国实行合纵，于是善于辩说的人才出现；刘邦、项羽同时兴起，于是筹划谋略、征战斗争的人才涌现；唐太宗想要治理天下，于是谋划国事、进谏诤言的辅佐之臣便来到身边。这几类人，在这几位君主尚未出现之前，大概从来没有出现过。君主如果真心想要人才，人才就会到来。天下如此广大，人物如此众多，却说“果真没有人才可以任用”，我不相信。《原过》文章不超过三百字，但转折变化无穷。天有过错吗？有，陵谷变迁、历数错乱、争斗和日月蚀就是。地有过错吗？有，山崩地裂、松弛毁坏、枯竭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因此连累它们覆盖、承载万物，这是为什么？因为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能没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妨害他成为圣人贤人，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念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杨雄重视迁善，都是这个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够悔悟，悔悟而能够改正，别人却说：“这不过是他从前所做的事情罢了。”如今他的作为同从前的作为已经不同了，说那不是他的本性，不过是用表面的说法来惑乱世人罢了。难道他懂得什么是言论吗？天把金、木、水、火、土五行播布给万物，人本来就具备它们。有了它们却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了却不实行，就会废弃。一天之内责备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它，这就是失去之后重新得到、废弃之后重新振兴。却偏偏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率领天下人残害本性。比如一个人有财物，被盗贼抢去，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这个人的财物，因为它先前被盗贼抢走过。”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还不如本性是自己所固有的。财物失而复得，尚且不能说“这不是他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吗？《原教》大体上类似韩愈的文章。善于教化的人，把教化的作用隐藏起来，使百姓受到上位者的感化，却不知道这种教化的根源。不会教化的人正相反，百姓知道教化的根源，却不能真诚地接受上位者的感化。善于教化的人施行教化，是使自己的义心忠心充分发挥出来，于是天下的君臣都讲义而且忠诚；使自己的孝心慈心充分发挥出来，于是天下的父子都孝顺而且慈爱；把恩爱施于兄弟，于是天下的兄弟彼此相互施恩；把礼施于夫妇，于是天下的夫妇彼此相互守礼。天下的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兄尽兄道、弟尽弟道、夫尽夫道、妇尽妇道，全都是我的教化。百姓会说：“我哪里依赖他呢？”这就叫百姓受到上位者的感化，却不知道教化根源。不会教化的人施行教化，不以这些为要务，却公开强行推行，制定繁琐的措施来推行，苦心劳神地防范在法令、告诫之间，把禁令藏在官府和法典中，公布于市场，责成百姓在乡野间执行，必定说：“臣子要像臣子，君主要像君主，儿子要像儿子，父亲要像父亲；兄弟不要失去兄弟的身份，夫妇不要失去夫妇的身份。”大体依照这些去做就有赏赐，否则就治罪。乡里的老师、宗族聚落的长者，关系疏远的便不时诵读告诫，关系亲近的便每天告知，像这样可谓详尽了。可是仍然有人不服从教化而触犯刑法，于是用嘉石使他们感到羞惭，用圜土使他们受苦，严重的就在朝市弃刑示众，或流放到边远地区，最终仍不能停止。

译这就叫百姓知道教化的根源，却不能真诚地接受上位者的教化意图。善于教化的人，使教化浸润百姓内心，却不在耳目上显露出来，这是用道来安抚百姓。不会教化的人，把教化施加在百姓的耳目上，却要求它浸润内心，这是用道强迫百姓。“扰”这个字的意思，就像山林沼泽使鸟兽的毛羽自然丰美，江河湖泽使水族的鳞甲自然丰美，哪里有强制安排呢？只是自然而然罢了。“强”这个字的意思，难道像把鸟兽圈养、把鱼类放在池沼中那样吗？一旦失去控制，它们就会脱然而去。唉！古代之所以成为古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前一种教化罢了；如今之所以不能成为古代，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后一种教化罢了。有人说：“法令、告诫和戒令不足以成为教化吗？”我说：“法令、告诫和戒令，是外在的文饰。我所说的，是根本。丧失根本而只寻求外在文饰，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性说》有人说，这是荆公专门批驳韩愈关于人性的学说。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习染却使彼此相距很远。”所以我赞同孔子。韩愈关于人性的说法，我不取用。那么，孔子所谓“中等人以上可以同他谈论高深道理，中等人以下不可以同他谈论高深道理，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不会改变”，该怎么解释呢？我说：“不过是看他习染善还是习染恶罢了。”所谓上等智慧，是习染善的人；所谓下等愚昧，是习染恶的人；所谓中等人，既包括上等智慧，也包括下等愚昧，还包括通常所说的中等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根据结果来命名罢了。有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不善的事，可以称他为上等智慧的人；后来他改变了而去做不善的事，这时称他为中等人也可以。有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善事，可以称他为下等愚昧的人；后来他改变了而去做善事，这时称他为中等人也可以。只有始终不改变，才称为上等智慧；只有始终不改变，才称为下等愚昧。都是到最后根据他的结果来命名。人的本性并不是生来就不可改变，这一点韩愈的说法也没有顾及。又说：“本性有三种品级，而构成本性的因素有五种。”仁、义、礼、智、信，哪一种可以说是不善呢？他又说：“上等的人对于这五种本性，以其中一种为主而实行另外四种；下等的人对于这五种本性，违背其中一种而悖逆另外四种。”这样看来，一个人在本性上少失去一种之后，才称为上等的人；少得到一种之后，才称为下等的人。这岂不是本性本来是善的，而不善只是由于习染吗？那么，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以及后稷、越椒、叔鱼的事情，后来所引用的那些例子，难道都不可信吗？我说：“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本来就是我所说的习染恶；瞽瞍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本来就是我所说的习染善。关于后稷的诗，所说的情况特殊，而我所讨论的是常理。诗说得极端，竟然说作为人子却没有父亲；作为人子却没有父亲，难道还可以拿来推论人的通常本质吗？谈论人性，也只能谈通常情况罢了。如果不以常理为准，那么狂人跳入火中、走进河水，也可以说是他的本性了。越椒、叔鱼的事情，不过是左丘明听来的传闻；左丘明本来就不完全可信。根据言语取人，孔子在宰我身上失误了；根据容貌取人，孔子在子羽身上失误了。这两个人成年以后，孔子早晚同他们相处，却仍然根据言语和容貌判断而看错了。那两个人刚出生时，妇人只凭声音和相貌来判断，却最终判断对了。妇人难道唯独有超过孔子的地方吗？《进说》古时候，处在下位的士人，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上位的人却天天急切忙碌，唯恐漏掉一个士人。古代士人进身，有凭德行的，有凭才干的，有凭言论的，也有凭小技艺的；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茂才以下，直到明法科，他们的进退都各有法度。古人所谓德行和才干，如今已无从施展；古人所谓言论，也未必符合当今的法度。即使真有杰出而世所罕见的士人，不从这些途径进身，上位者也不会举荐他；即使从这些途径进身而不符合当今法度，有司也不会录取他。这样从这些途径进身，都是所谓委屈自己。孟子说：‘没有听说过委屈自己却能匡正别人的人。’然而如今的士人不从这些途径进身的，却没有见到。难道他们都不如古代士人那样自重而知耻吗？古代把天下的土地划分为井田，授给百姓；士人尚未获得官命时，也授给他一块田地，使他成为百姓，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能生活宽裕。自从家中有私塾，乡里有序、庠、学，他们的游观、休息和居处之间，都有老师、朋友相互讲习，弹琴歌咏尧舜之道，自己以此为乐。经过磨炼琢磨、切磋浸润和教养，德行完备、才干充足，便说：‘上位的人难道会舍弃我吗？上位的人也一定不能舍弃我。’ 如今土地不再实行井田，国都没有学校，党没有庠，遂没有序，家中没有私塾；士人尚未获得官命，便有的无法使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宽裕，也无处安顿自己，使自己修养完备、才干充足；上位的人也不举荐他，士人怎么能不自行进身呢？唉！假使今天的士人不如古代士人，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此，而是形势造成的。形势不同，是圣贤之所以不能完全相同的原因。孟子不去拜见王公，而孔子却做了季氏的属吏，难道不就是因为形势吗？士人的进退，不只取决于他的德行和才干，而取决于当今的法度；可是有司的好恶，又未必符合当今的法度。因此士人的进身，不只取决于当今的法度，几乎还在于有司的好恶。有司并不是从前的有司，后来的有司又不是今天的有司。有司的好恶，难道会恒久不变吗？这样看来，士人的进退，最终确实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罢了！唉！以言论取人，本来没有错；取用了他却又不能得到他所说的内容，这是错上加错。何况又加上有司好恶的无常呢？古代的道理，难道终究不能看见了吗？士人有不得不自行进身的形势，难道他能不自行进身吗？既然有不得不自行进身的形势却不自行进身，未见得就是有道之人。杨叔明的兄弟，凭父亲的恩荫在京城做官，他们的形势并不是我所说的无处安身、无法使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宽裕而不得不自行进身的那种情形。他们已经委屈自己去考取进士，又在有司那里受到委屈，却又好像不能释然。二位本来常常以道自任，而且是我的朋友。我担心他们仍未醒悟，所以写这篇进说劝导他们。《复雠解》应当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一起看。

译有人问我关于复仇的事，我回答说：这不是太平治世的做法。英明的天子在上，从方伯、诸侯直到有司，各自修明职守，所以能够杀害无辜的人很少。如果不幸有这种事发生，那么受害者的子弟就把情况报告给有司；有司不能听理，便报告给他的君主；君主不能听理，便报告给方伯；方伯不能听理，便报告给天子。于是天子诛罚那些不能听理的人，并替受害者对仇人施刑。乱世则天子、诸侯、方伯都不能申诉，所以《尚书》谈到纣王时说：‘凡是有罪的人，往往不能依法捕获；小民于是纷纷起来，彼此成为敌人和仇家。’可见仇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上位者无法申诉，罪恶又不能经常得到惩治。正当这种时候，有父兄之仇而立即杀死仇人的人，君子权衡当时的形势，体谅他的情感，允许这样做也是可以的。所以复仇的道理，见于《春秋传》，也见于《礼记》，是为乱世中做子弟的人说的。《春秋传》认为，父亲已经受到诛罚，儿子再去复仇，不可以；这是说不应凭个人私仇损害天下的公义。又认为，父亲没有受到诛罚，儿子去复仇，可以；这是说不能因为有可以断绝的义理，就废弃不可断绝的亲恩。《周官》的说法是：‘凡是复仇的人，把事情登记在士那里，杀死仇人而不犯法。’ 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令。凡是会有复仇之事，是因为天下混乱，而士不能听理。有士在，却不能审理杀人罪并施行刑罚，反而让做子弟的人去报仇。那么还取士而给他俸禄做什么呢？古代对于杀人案件，审理可以说已经极其周详了，还担心有所遗漏，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错失不合常法的罪犯。’如今把案件登记在士那里，却说杀死仇人无罪，那么所谓复仇的人，果真就是应当复仇的人吗？怎么知道他不是只有一些可以申诉的理由呢？即使应当听理并裁定他的罪，又为什么不由士师杀他，反而让仇人去杀他呢？所以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令。有人说：世道混乱而又有禁止复仇的法令，那么宁可牺牲自己去复仇吗？还是不复仇，以保存家族的祭祀呢？我说：可以复仇却不复仇，不是孝；复仇而使宗族祭祀断绝，也不是孝。把未能复仇的耻辱终身承担下来，大概可以。仇不能报，是天意；不忘记报仇，是自己的事情。克制自己而敬畏天意，不因此损害亲人，不也可以吗？《同学一首别子固》文章严整而格调古雅。长江以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不是如今所谓的贤人，我仰慕他，和他交朋友。淮河以南也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不是如今所谓的贤人，我仰慕他，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脚从未到过对方那里，口从未互相交谈，书信礼物也从未相互往来。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全都相同吗？我考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他们不相似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少呢？答案是：他们都在学习圣人罢了。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一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论和行为，难道会有两样吗？他们相似，正是自然如此。我在淮南时，向正之讲说子固的情况，子固没有怀疑我。回到江南，又向子固讲说正之的情况，子固也认为是这样。我因此又知道，所谓贤人，既彼此相似，又彼此信任而不疑。子固作《怀友》一首送给我，大意是想互相扶持，直到达到中庸才停止。正之大概也曾这样说过。安稳地驱车、缓缓地行走，踏入中庸的庭院而到达它的堂屋，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是谁呢？我过去不敢自信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只是愿意在他们身边学习罢了；在旁辅助他们，使他们不断前进，这也是可以的。唉！做官有职守，私事有牵累，我们相聚不能长久。于是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相互警戒，也相互安慰。

译《书李文公集后》看王公的文章，必须看出他笔力天生纵横、非同寻常的地方。李文公并不像董仲舒那样作《仕不遇赋》，只是可惜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够宽厚。依我看来，《诗经》三百篇中，因仕途不得志而发愤的诗很多，孔子也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这大概也是感叹自己不得志。李文公的议论如此高明，可是考察史书，一旦没有得到官职，便诋毁宰相来使自己痛快。如今我评价人，听他的言论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言论本来就不能长久单独相信。即使如此，那位宰相的名声和实际本来确有区别；如果他确实是小人，那么文公因不能容忍小人而发怒，也是可以的。可是写史的人，难道只取他因失职而发怒这一点吗？世上浅薄的人本来喜欢用自己的利欲之心来衡量君子，认为他触犯宰相、接近祸患，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谁会这样做呢？文公的好恶，大概都是超过其身份分寸的。正当他不被天下人信任时，他更加把推举贤能、进用善人当作急务；一个士人不能显达，甚至使他寝食不甘。他大概总要奔走尽力，成就那人的名声才肯罢休。士人的沉浮，各自有命；自己并不处在王公大人的地位，却把那份责任取来当作自己的私事，又自以为贤能，忙忙碌碌而忘记自身的劳苦，这难道是所谓知命吗？《礼记》说：‘道不能实行，贤者超过它，不肖者达不到它。’ 那么，文公的过失，难道反而正是他所以成为贤人的地方吗？《读江南录》文章行文婉转曲折，其中议论徐铉厚诬潘佑的地方，可以说是刺入骨髓的论断。故散骑常侍徐铉奉太宗之命撰写《江南录》，写到李氏亡国的时候，不谈李氏君主的过错，只用历数来说明国家的存亡。虽然这有愧于实录，但按照《春秋》的义理和箕子的说法，徐氏这部记载却是得当的。然而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一定有极大的罪恶，而罪恶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国君无道，如果不杀忠臣，虽然不至于达到太平，也不至于灭亡。纣王作为君主极其暴虐，武王在孟津阅兵，诸侯请求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可以’；等听说纣王杀了王子比干，才知道他将要灭亡，于是一举战胜了纣王。季梁在隋国时，隋国虽然混乱，楚国人却不敢加兵；虞国因为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晋国人才开始有了送璧借道的谋划。这样看来，忠臣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因忠臣而存，也因忠臣而亡。我从小就听说，金陵的臣子潘佑因为直言进谏被杀；当时京师于是发兵来讨伐，多次把杀忠臣作为罪状。后来得到潘佑上给李氏的谏表，读它的言辞意旨质朴正直，确实是忠臣之言。我的几位伯叔中，过去有很多人在江南做官，他们谈到金陵的事情相当详细；听到潘佑所以被杀的原因，便相信确实如此。那么李氏的灭亡，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如今看徐氏的《江南录》，说潘佑之死颇为妖妄，这与我过去听到的情况很不相同；不只是潘佑，其他被诛杀的人也都说成是因为罪过，这是什么缘故？我非常疑惑。如果拿商纣以及隋、虞两国的君主来比较，李氏这位亡国之君一定有滥杀无辜的事情。我知道潘佑之死确实是无罪的，这就是徐铉隐瞒事实的地方。我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我是从人情推断出来的。大凡诋毁产生于嫉妒，嫉妒产生于不能胜过别人，这是人的常情。我听说徐铉和潘佑都是李氏的臣子，而且都以有文学著称，十多年间一直在朝廷中争名。李氏危急时，潘佑能够痛切进谏，徐铉却独自没有一句话。潘佑被杀，徐铉又不能尽力争辩，最终使他的君主背上杀害忠臣的名声，承受亡国的灾祸，这都是徐铉造成的。徐铉害怕有这样的过错，又以自己的善行不如潘佑为耻，所以隐瞒潘佑的忠诚，把他污蔑成有其他罪过，这是人情的常态。由潘佑的事情来看，其他被诛杀的人也可以知道了。唉！如果果真如此，我认为徐铉不只是严重诬陷忠臣，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不也太过分了吗？《读孔子世家》荆公的短篇文章，在转折处有非常像太史公的地方。太史公叙述帝王，称作‘本纪’；诸侯公侯世代传国，称作‘世家’；公卿中凭自身奋起而显达的，称作‘列传’，这是他的体例。他把孔子列入‘世家’，进退却没有根据，为什么呢？孔子只是一个周游各国的人，在衰败的末世奔波，没有一尺土地的权柄，把他列入‘列传’是合适的。为什么称作‘世家’呢？难道是因为仲尼亲自具有成为圣人的资质，他教化的盛大绵延万世，所以特意给他作‘世家’以与帝王、公侯相抗衡吗？这也不是最确切的论断。仲尼的才干，足以做帝王，为什么只相当于公侯呢？仲尼的道，可以使天下世代相传，为什么只让他的家族世代相传呢？把他置于‘世家’，仲尼之道并不会因此更加广大；把他置于‘列传’，仲尼之道也不会因此缩小，而是司马迁自己扰乱了体例，这就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读孟尝君传》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的力量逃脱了虎狼般的秦国。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谈得上得到士人？否则，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南面而王、制服秦国了，还要取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做什么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士人不肯到来的原因。《读刺客传》曹沬率军而使别人的城邑陷落，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因此不背弃他，以此来建立信用，在当时这样做还可以。我唯独奇怪，智伯称为国士的豫让，难道就不顾及采用谋略吗？豫让如果真是国士，竟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来挽救智伯的灭亡，只是孤零零地死去，这还值得称许吗？他大概也只是没有欺骗自己的心意罢了。聂政被严仲子收买，荆轲被燕太子丹豢养，这两个人在卑污、隐微、困顿、贫约的时候，都能自我要求，不妄自希望被人知遇，也只是说自己有所等待罢了。那些怀抱道德而等待时世的人，又该如何呢？《读柳宗元传》我看八位司马，都是天下罕见的人才。只因一度被王叔文诱导，便陷入不义。直到今天，想做君子的人，都以谈论他们为羞，却喜欢攻击他们。然而这八个人既已困顿，无从在世上施展，往往还能自我奋发，求得名列后世，他们的名声最终没有废弃。至于那些所谓想做君子的人，我大多只看见他们开始时的表现；考察他们的结局，能够不随世俗俯仰、以此区别于小人的，实在很少。又何必议论那八个人呢？

译《书洪范传后》看荆公确立自己文章地位的地方。王某说：古代求学的人，虽然用口来提问，却用心来传授；虽然用耳来听，却用心意来领受。所以做老师的不劳烦，求学的人也有所获得。孔子说：‘不到心里苦苦思索的时候，不去启发；不到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开导。举出一个角，不由此推知其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孔子难道是吝惜自己的道，傲视天下求学的人，不让他们早早有所知晓吗？他认为，提问不切实，听讲就不会专心；思考不深入，取得的道理就不会牢固。不专心、不牢固而能进入道的境界，所得不过是口头和耳朵上的知识罢了。我所要教的，并不是要使他们只善于口耳之学。孔子去世以后，道日益衰微熄灭，渐渐流传到汉代；那时传经作注的人，做老师时只有讲解而没有回应，做弟子时只有诵读而没有提问。并不是他们不想提问，而是认为经文的意义已经全部包含在这里了，我可以不提问就得到它。哪里只是没有提问，他们又将没有思考。并不是他们不想思考，而是认为经文的意义已经全部包含在这里了，我可以不思考就得到它。像这样，即使那些作传注的人都已经做得很好，也只能使求学者的口耳得到完善，却不能使他们的内心得到完善，何况传注本身还有不完善之处呢？难怪年年累积以千计，圣人的经书最终仍不明白，求学的人也不能借助其中的言语来施行于世间。我悲叹《洪范》本来是武王虚心请教、箕子尽心尽意回答的篇章，却被作传注的人搅乱，直到今天仍晦暗不明。因此我作传来通达它的意义。唉！求学的人不知道古代所以施教的道理，却被传注之学蒙蔽，已经很久了。当时如果一定要他们思考深入、提问恳切，然后我才回答，那么我还将等待谁来说明呢？孔子说：‘我想不说话。’然而他从未真的不说话，他之所以说，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孟子则被天下人认为喜好辩论，大概因为邪说和暴行兴起，孔子的道几乎就要熄灭了。孟子若不是这样做，就不足以使世人明白道理。所以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我难道喜欢违背古代施教的本意，而像儿童一样在这里喧闹争辩吗？我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一 明代茅坤撰写。《临川文钞》十一 碑志类文章 欧阳公最擅长墓志、表文，因为他叙事婉转，常常有太史公遗留下来的调调，是唐代以来的学士大夫所不能达到的。而王荆公独自另辟机杼，常有峭拔、奇崛、曲折的言辞；他尤其擅长在叙事中一面穿插点染，文意隽永深远，远远超出常人，使人读来仿佛奔驰的骏马穿行在千山万壑之间，层峦叠嶂接连而来，应接不暇；这就是叙事中的笔锋。《翰林侍读学士、知许州军州事梅公神道碑》通篇以铭文和序文贯穿始终，也是一种变调。宋代翰林侍读学士、正奉大夫、行给事中、知许州军州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事、上柱国、南昌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赐紫金鱼袋梅公的墓，在宣州宣城县长安乡西山里。梅公有五个儿子：鼎臣、德臣、宝臣、辅臣、清臣。清臣如今独自尚在，任尚书司门郎中。他拿着梅公的行状和乐安欧阳公所作的铭文来请求撰文，以便刻在墓碑上。时为熙宁元年八月四日。铭文说：梅公的先祖是梅伯的后代，其封国延续到周、秦之间，史书没有记载。梅鋗、梅福都在汉代名籍中留下姓名。梅福的孙子梅询，字昌言，三代没有做官。梅公出身陵阳乡里，在公府中任判官，任职两年因政绩优异而升迁，任丞于将作监，任知县于仁和。由于众人称赞他，皇帝推举他为御史，侍从考察进士。他第一次见到天子，天子便把他当作知己，下诏说：‘试试他吧！’于是让他在中书、集贤院考试，赐给绯色官服和鱼袋。当时西部边境不断遭受继迁的兵乱，老弱之人运送粮饷、守卫城池，壮丁多有死亡，灵州告急。皇帝面色不悦，梅公请求选派使者联络潘罗支，采用兵法所谓以夷攻夷的办法。皇帝说：‘谁可以担当？没有人比得上你。’梅公说：‘假如让臣前往而陷入困境，怎么办？’他拜谢并跪下，扬声起身说：‘如果能使西方军队得到缓解，臣不惜一死。’皇帝写好诏书交给他，他前往完成谋划。到达边境后，皇帝下令召还他；这时灵州已经被放弃。皇帝察觉梅公的才干可以记载，想任命他为宰相，但有人阻止，于是留他下来辅佐三司。后来潘罗支果然使西部敌军陷入困境；关于将领和判断敌情的事情，都如同梅公所策划，有的采纳、有的违背，有的排挤、有的推举，意见相冲而阻碍夷狄神兵者，梅公逐一斥退。任州通判时因审理案件有一次过失，离开杭州而到苏州。诸国成为东部屏障，漕运通过淛河，于是交给将领办理；三年后报告成功，仅恢复原职，却又因获谴责被调任淮州太守。有一位同僚许公在这里与梅公相处融洽，梅公与他欣然相乐，几乎忘了调迁之事。奉使湖北时，又从濠梁调任，且被降去一级官职，前往襄地任职。因在鄂州、苏州发驿马供给奔丧的人使用而获罪，被剖析将领的兵符，持节在关中，负责总管运输。金色官印光彩耀眼，这是格外的赏赐。朝廷谋划收复灵武，估量葫芦河一带的兵力；秦地有将领玮答应出兵，梅公与他一同谋划。玮被召回，梅公又随之受牵连。有叛乱返回咸阳，姓名叫朱某的人，起初没有察觉，后来捕获并诛杀。自怀州到池州，梅公再次担任军职副使。真宗新近即位，过去的罪过污点都被洗除，任度支郎中；又以将领身份出任广德，再调任四州：楚州、寿州、陕州、荆州；之后回朝任待制、中丞，掌管狱讼。有一座高大的龙图阁，唐代的建筑繁盛整齐，于是任命他以学士专门直宿其阁；又把他从铨选部门调出，乘驿车巡视并州，越级升任郎官，进而直入枢密院；催促他回朝掌管封驳，考察国内的过失；又命他主持选举事务，获得进退官员的权力；加官为侍读，改任司群牧，调任审官院，考察官员的资历和服色、功劳；累次升迁为给事中。因病请退，出任许州，击鼓唱歌，安闲自得。当梅公年轻力壮时，志向是位居众人之上，谈吐慷慨，皇帝喜爱并亲近他。后来较晚出仕的人都成了将相，梅公却已经老了，将要归隐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梅公七十八岁，以现任官职去世。梅公开国为南昌郡开国公，功勋爵位在第一等；夫人姓刘，没有等到郡君的封号，梅公被封为彭城君。夫人在梅公之前去世，梅公去世的第二年季秋，选择吉日，在州城西山占卜合葬，结果吉利。梅公有四个儿子，长子是进士，任殿中丞，与次子先后去世；次子曾获赐科名；叔子都任将作监、殿中丞，有的失意，有的显达，只有幼子显贵，当时任卫尉丞，如今任郎中。他们叙述梅公一生的始末，实在是来请求作诗，刻下以示无穷。《司农卿分司南京陈公神道碑》法度严明，如同军队编制。司农卿、分司南京的陈公，已经在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日，安葬于开封府祥符县西韩村皇考魏公的墓地。到了十二月，陈公的儿子世范等来请求撰写铭文，制作陈公的墓碑。陈公兄弟都曾跟随先人交游，而我又曾有机会认识陈公父子，所以为他叙述事实并附上铭文。序文说：陈公名某，字良器，以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卫国公某嵩为曾祖，以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燕国公某光嗣为祖，是尚书左丞、集贤院学士某恕的儿子。左丞在真宗时任参知政事，后来因其子岐公显贵，追赠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陈公是岐公的弟弟，是魏公的幼子。享年六十八岁，嘉祐七年六月得病，分司任职，后来在陈州以乙巳日去世。官阶升至朝散大夫，勋位至上柱国，爵位至颍川郡开国子，食邑至六百户，赐紫金鱼袋，最终官职为司农卿。他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国子博士、尚书虞部、比部、驾部员外郎、郎中，司农少卿、光禄少卿、少府监，最终任知陈州。

译他还历任监楚州、衡州酒税，知衢州江山县，知南恩州，通判江州、扬州、洪州、庐州、潭州，知衡州，监江宁府粮料院，知兴化军，知均州，判登闻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郑州。他任扬州、庐州通判时，都因有所避忌而没有赴任；任知郢州时尚未赴任便被调走。他共做官四十三年，因此可记述的政绩很多，而他的儿子所能记得的有这些：在江州时，那里发生大饥荒并且流行疫病，陈公准备稀粥、药物，仍不够用，便取庐山各佛寺的剩余财物继续救济，救活的人以万计。有盗贼割取别人的庄稼并伤害庄稼主人，按法当死，陈公说：‘古代救济荒年的政令已经尽力抚恤百姓了，尚且还要宽缓刑罚，何况现在呢？’于是上奏请求免除他的死刑。洪州发大水，城墙没有被冲毁的地方只有十五处；洪水从城墙孔洞灌入，全城惊慌，不知如何是好。陈公预先准备柴草，不到一天便把孔洞堵住，州人感激他说：‘没有陈公，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衡州南部的南山，方圆百余里，与夷人接境，大树茂密；中原人逃入其中，冒充夷人，屡次出来侵犯常宁等县。他们的首领中有一个挟持邪术的人，百姓传说他能招来风雨，官军尤其害怕他。陈公用恩德和信义诱导他，他便率领数百人前来自首；不久却与他的外甥逃走，又准备作乱，州人都感到恐惧。陈公设下谋略，在一天之内将他捕获并杀死。天子赐诏书嘉奖慰劳，陈公于是绘制山川形势图，奏上攻取的策略，认为贼人如今不除，党羽会日益增多；夷人会认为中原无能，必然出来帮助他们。可以等农闲时征发一千人，让他们拿着斧头，随后配以强弩，砍伐树木、开辟道路；这样贼人失去凭借，不必进攻便会自行困窘。又可以把砍下的木材拿来补助经常费用。奏章尚未得到答复，转运使却妨害此事，弹劾陈公擅自击杀裁断，不听从并采用辅佐官吏的意见。陈公又曾称病不亲自祭祀，炎帝公因此事获罪罢官。州人请求留下他，未获准许；而贼人果然逐渐蔓延，无法制止，朝廷派使者发兵攻击，数年之后才平定。兴化有很多进士参加乡试，常常有八九百人，但学校房舍破旧狭小，也没有书籍。陈公到任后便翻新并扩建学校，为学校购买书籍，把国子监所有的书都配备齐全。均州汉水上船夫常常使人溺死，商旅来取货物时，他们便以水险为借口。陈公捕获他们，审理定罪；又取附近滩头的数户人家，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标明水势险要、可以涉渡的地方，因此得以使人不再死亡。曹州有许多逃亡的盗贼，其中尤其凶狠强悍的有七十多人，陈公集合重金悬赏，几乎全部捕获；又修订法令，实行五家编为一保的制度，所以盗贼往往逃到其他州境。陈公施行政务，大致就是这样。陈公曾撰写十二篇文章进献朝廷，题为《国政要事》，其中的主张大多得到采纳，中书省想调升他的职务以作奖励。陈公于是自己说，外祖王氏葬在扬州，身后没有人主持祭扫，希望免除淮南应得的一任官职，前往照看外祖的坟墓而已。岐公下葬时，天子从曹州召陈公回来协助丧事，特地下诏允许陈公登殿。陈公感谢岐公一生蒙受恩遇和礼遇的深厚，于是请求皇帝为岐公的碑首篆额。皇帝为之动容，赐碑额为《褒忠之碑》，而陈公始终没有说一句涉及自己的话。分司任职后没有田园，便租官屋居住，亲自制定棺材、殓葬和埋葬的制度，只求简朴罢了。他从年轻到老都喜爱读书，尤其精通篆书、籀书，有文集二十卷；他的文章足以光大他的家族。夫人冯氏，是江南李氏时期宰相延已的孙女。儿子五人：世范，曾任商州洛南县尉；世安，曾任广州新会县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将作监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儿四人：长女嫁大理评事柳安期，次女嫁右班殿直王允懿，另两女尚年幼。陈氏是汉代太丘长陈寔的后代，所以郡望在颍川，世代居住在洪州南昌县。唐末五代动乱时，陈氏没有人做官。魏公从民间起身，聪明敏锐、诚实正直，闻名天下。后来父子相继掌握国政，到岐公时尤其显赫。陈公仕途曾有不顺，但仍做到九卿，终于以荣禄终老。大概太丘的仁德，一时隐没困厄，却使纪谌、群泰等人显贵数代。难道魏公的先祖在世道不治之时，也有像太丘那样潜藏德行、默默行善的人吗？不然，为什么他的后世兴盛到如此地步？因此不能没有铭文。铭文说：虞舜的后代经历夏、商，后来成为陈国，多次断绝又重新受封，以承继圣人的血脉。到了汉代太丘，抛弃当时的权势而趋向德行，把福禄传给魏、晋，子孙世代享用。后来又陷入困穷，于是生出了魏公。魏公出世，名声魁伟、功业丰厚，公卿接连出现，祭祀都归于他的家室。陈公的家族已经昌盛，受到天子的思念。子孙绵延，卿相接连，在当时也显赫；治理官府、牧养百姓，入朝出任都合宜。为什么魏公的墓地空旷，却继承太丘的故里？两处都有州国，接续祖先的荣耀。归葬浚郊，皇考的墓在前，树立这篇铭诗，告示新修的墓道。《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文中多有节奏变化。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日，诏书说：‘我刚刚即位，大加赏赐群臣，凡入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得到恩典。某官某人，你的父亲某官某人，遵循德行、践履道义，不亲自享受荣禄，却能够教导自己的儿子，使其也成为有才干的臣子。加赐名号和官命，把他列入卿位之中，用来劝勉天下做父亲的人，难道只是为了安慰孝子的心吗？’特此追赠卫尉卿。第二天某甲子日，中书省下发诏书，告知其家，又抄录一份赐给寛等，准备在墓地焚烧。寛等接受诏书，在墓上焚烧副本，于是编次卫尉公的官历、家世、德行和事迹始终，前来请求撰文，说：‘先人承蒙天子的恩典施予，获赐三品官职，但墓碑还没有刻成。只有那些德行善行可以在后世留下言辞的人，先生确实都听闻并了解。’某人说：‘是的，卫尉公的墓道早就应当有铭文了。’于是为他作序并铭刻。序文说：

译卫尉公姓李，原籍陇西。七世祖名某，开始迁居光山；五世祖名某，跟随本郡人王闽，于是开始成为建安人。曾祖名某，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某，曾在江南李氏处做官，稍稍显达。江南国灭亡后，又参加进士考试，考中等第，以殿中丞退休；有学问、有德行，声名足以知人。起初只追赠他的父亲为大理评事，后来又因儿子显贵追赠至吏部尚书。他游历豫章，喜爱那里的湖山，说：‘我一定要终老在这里。’于是又成为豫章人。尚书的长子名虚，已经官至尚书工部侍郎，以才干闻名天下；幼子就是卫尉公。公名某，字公济，年少时专心求学，昼夜读书不停。第一次以进士资格参加考试，没有考中；于是凭兄长的恩荫任郊社斋郎。后来两次被选任福州闽清县尉、洪州靖安县尉，以有才干著称。升任饶州余干县令后，毁掉淫祠，取其木材修建孔子庙，率领县中优秀子弟兴办学校，豪强大族也收敛手脚，不敢侵犯。按法，州将、部使者上奏请求把他与京官互调到繁难县任职，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又因没有察觉狱卒杀人而获罪免职。当时侍郎正以分司身份回到宅第，公说：‘我的兄长已经老了，我能够早晚跟随他游处，替先人的房屋和坟墓洒扫，还求什么做官呢？’ 于是他停止此事，不再谈论做官。侍郎去世后，天子让公考试秘书省校书郎，任知江州德安县事，他推辞没有赴任。后来曾到京师一次，大臣们异口同声地劝说，想授予他官职，但最终因为不能强迫他而作罢。晏元献公替他请求，于是授任太子洗马，仍以致仕告退。当初尚书未老便放弃官职归乡，后来侍郎和公退职时也都未老。自尚书到公，前后两代都有儿子，而且都用严格治理官府的方式治理家庭。江西士大夫仰慕他们世代的德行，称赞他们的家法。近世士人多半在外表上装饰自己以求声名，内心却很少能治理好家庭；到老年往往还顾恋利益、冒犯羞耻，不知道休止。唯独公及其父子兄弟能够这样，唉，可以说比常人贤明了。公侍奉双亲孝顺，先后遭遇大丧，守墓六年才结束。侍奉兄长和守寡的姐姐，衣食药物都亲自照料。到公年老时，两个儿子奉养他，也像公当年对待子弟那样。寛曾任江浙等路提举铸钱坑冶，又曾任提举江南西路刑狱；定也两次任洪州官，十二年不离父亲左右，都因才能成为世所知名的人。寛、定承受恩典，使公的官职追升至尚书虞部郎中，官阶至朝奉郎，勋位至防御军。公于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日卒于豫章宅第，享年八十九岁。夫人长寿县君赵氏先公八年去世，已经安葬。嘉祐五年某月某甲子日，把公安葬在夫人墓的左侧，墓地名雷冈，在新建县桃花乡新里。夫人原是衢州人，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章和德行，尚书与他是朋友，所以把女儿嫁给公。儿子三人：寛、定、实。实任秘书省正字，在公下葬前早逝。寛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定任尚书库部员外郎。女儿二人，都已经出嫁。孙二十一人，曾孙十五人，全都遵循公的教诲，没有违背的。公下葬后，两个儿子承受恩典，追赠公为卫尉卿。铭文说：李氏世代为陇西大族，先祖在唐末时，第二代迁到光山，后来又迁隐到闽岭海边，于是生出尚书；尚书节操品行伟岸。最初来到江南，在章水修建宅第，子孙绵延，两个儿子一隐一显而都享有荣耀，谁能比得上这样深厚的福禄？幼子就是卫尉卿，年少到壮年亲自奉行孝道，只履行君主的职责；才能没有全部施展，只做到一县长官，后来退居以德义自守，整治自身、安顿家庭，内外肃穆和谐，没有人能指责非难。他还有两个儿子，是天子派来对父亲说：‘去吧，尽心做我的臣子。’儿子说：‘回去吧，让我使父亲安宁，也使妻子有所遵循。’他们在左右恭敬侍奉，以官职来侍奉天子。天子的仁德已经带来各种福祉，父亲终于在极高年寿中去世，死后又追赠荣耀，于是赐予卿的名号。砍取西山之石，制作螭首龟趺，营建在墓上，刻下这篇铭诗。《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按次序铺陈缀合。孙君年少时勤奋苦学，寄居在佛寺山中求食，徒步数百里借书，登上楼去诵读，读完便拆去楼梯离开；大约经过几年，便读完了众多经书，后来终于广泛通读天下书籍。他写文章时拿笔铺纸，自称正在构思，几百上千字已经写成。天圣五年以同学究出身，补任滁州来安县主簿，任洪州右司理。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入甲科，升任大理寺丞，知常州晋陵县，调任知浔州。当时浔州人还不趋向学习，他便改建孔庙和学校，召集官吏、百姓子弟中的优秀者，亲自凭案讲说，用文章技艺诱导勉励。任职不久，邻州士人都来求学，求学者从此增多。因选拔而任耀州通判。有士兵因财产诉讼而理亏，安抚使却认为他有理，孙君争辩不能获准，于是上奏请求交大理寺裁决。大理寺认为孙君争辩的是正确的，便采用他的意见编入敕令。庆历二年，升任监察御史里行。于是弹劾狄武襄公不应阻挠、败坏刘沪修筑永洛城之事；又因日食上言，以后宫阴盛为戒。仁宗在城南大规模打猎，卫士来不及整队，直到夜里才回来；第二天将要再次出猎，有一只雉鸟坠落在殿中，孙君上奏疏劝谏，当天夜里就有诏令停止打猎。蛮人唐和侵犯湖南，孙君因安抚使所奏之事有不合，便自行弹劾，于是出任知复州。后来又任金州通判，知汉阳军。吉州任期稍满，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提举江南西路刑狱。有人说，常平仓遇到荒年，应当稍微提高粮价，以便增加籴粮的本钱，诏令采纳了这个意见。孙君说，这并不是常平仓的本意，诏令又采纳了他的意见。侬智高反叛时，孙君立即出兵二千越过岭地，援助英州、韶州的防务。授任广西转运使，他疾驰到任所；当时侬智高正煽动天子派大臣统率数万将士进攻他。孙君驱散并击败了残余的败兵，官吏百姓在惶恐扰乱、事情紧急之际转运草料粮米，又用余力督促守城官吏治理城墙壕堑、修理器械，于是所属各州多已完备，军队也粮食充足。由于有功，孙君所受的劳绩最多，便因功升为尚书司封员外郎。起初，孙君请求斩杀战败的大将，调发骑兵讨伐贼寇；后来贼寇之所以被消灭，都如同他的谋划。防务军队撤罢后，百姓更加困苦，正依仗孙君安抚救济；孙君冒着险阻和瘴毒，筹划处理事务，出入起居没有固定的时间。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孙君在治所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官位至尚书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勋位至上骑都尉。孙君治理州郡，整顿大体，宽略细节。与宾客谈论，弦歌饮酒，往往终日如此，却能够听取并采用他们的意见。

译属官都竭尽全力办事，因此政务没有废弛；在御史台陈述政事的谋划中，曲直利害，怎么能不加考虑呢？希望大臣们不要因此而阻碍所要施行的事情。孙君从少年到临终，将文章按类别编集，共一百卷。关于天德、地业、人事治理的内容，他搜集贯通，无所不谈，其中诗最多。孙君名抗，字和叔，姓孙氏。孙氏得姓于卫国，得望族地位于富春。孙氏迁居黟县，是从孙君的高祖为躲避孙儒之乱而离开广陵开始的；到孙君的曾祖父孙师睦，善于经营产业而致富。年成荒歉时，他低价出售米谷，按斗、升供给买粮的人，因此得到乡里人的欢心。祖父孙旦，开始完全舍弃家产，却能够招揽士人来教育子弟。父亲孙遂良临终时，孙君才十多岁。后来因为孙君的缘故，追赠孙遂良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孙君先娶张氏，后娶吴氏，又娶舒氏，舒氏封为太康县君。共有五个儿子：孙适、孙邈，孙迪、孙适、孙遘；孙适曾经跟随我游学。孙适十四岁时，议论著书，足以使人惊异，最终任永州军事推官。孙邈如今任潞州上党县令，也爱好学习、能够作文；写孙君事迹来请求撰写墓志铭的，就是孙邈。孙君去世时，天子任孙适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太庙斋郎李简夫，一个嫁给进士郑安平。孙君在去世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黟县怀远乡上林村。歙州作为一个州，处在山岭涧谷崎岖的地方；自五代之乱以后，一百年间，名士大夫也往往从这里出现，但并不多。黟县尤其偏僻鄙陋，中原的能人贤士很少到达。孙君孤苦的童子，徒步求学做官，最终成就立业，被朝廷显著任用。于是叙述他的始末，写成铭诗，难道只是为了显扬孙氏、慰藉他的子孙吗？也是为了留给他的乡里。铭文说：在仁宗时代，蛮夷跳梁而不能制服；供给军队、牧养百姓，实在有赖这位能干的使者。他履行艰难的使命，冒险处置事务，条理改革，筹划奇策；瘴毒已经除去，民生得到医治。刚迁任后便死去，哀痛波及山夷。正是这位能干的使者，文章优美而仕进；俸禄并未积聚，著作却装满书箱。书藏在家中，铭刻在墓前，用来告示黟县孙氏的墓道。《伍子胥庙铭》独到的见解，足以破解千古的疑惑。我看到伍子胥逃出死亡，身处逃亡奔窜之中，只凭寄身于宾客的一己之身，最终游说吴国，挫败深不可测的楚国仇敌，报仇雪耻、洗刷声名，振动天下，难道不壮烈吗？到了危疑的关头，他能够慷慨自持而不顾惜自身，冒着万死向所事奉的人竭尽进谏；这一点与那些自我宽恕、苟且偷取一时利益的人不同。孔子评论古代的士大夫，如管夷吾、臧武仲之类，只要有志于善并且对当世有所补益，便都不加废弃。这样说来，伍子胥的义行，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康定二年，我经过所谓的胥山，周遍察看庙庭，感叹吴国灭亡已经一千多年，事情的兴坏、废革多得数不清，唯独伍子胥的祠庙没有迁移，也没有断绝，这是多么兴盛啊！难道只是神灵的作用吗？吴国的兴盛，大概也因为伍子胥的节操能够感动后世，而爱护他的心情尤其存在于吴地。九年以后，乐安人蒋公任杭州使，让州人出力重新修缮它，我也为此写铭。烈烈的伍子胥，从穷困逃亡中奋发守节，终于成为册命之臣；奋勇而不顾自身，进谏被采纳、谋略得以施行，强盛隆隆的吴国却不能避免衰废，城邑都城很快化为废墟。他因智谋而死，昏昧之君虽不忠，却还有余留；胥山的容貌依旧，殿屋高大，千年的祠庙如同当初，是什么人使它重新修建呢？百姓受到劝勉而奔走，忠心尽情抒发，孝心也充分得到信任。我为这座祠庙写铭，向后世表示，事情确实如此而没有欺妄。《兵部知制诰谢公行状》胜过欧阳公所作的墓志铭。谢公名绛，字希深，他的先世是陈郡阳夏人。他以试秘书省校书郎起家，家中考中进士甲科，任守太常寺奉礼郎，七次升迁至尚书兵部员外郎，任职至去世。曾任汝州颍阴县知县，校理秘书，直集贤院，通判常州、河南府，任开封府三司度支判官，参与修撰《真宗史》，任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最后请求任邓州知州，于是葬在邓州，享年四十六岁。他在宝元二年去世。谢公以文章显贵，朝廷所收藏的文章共有八十卷。他的制诰，世人认为即使常衮、杨炎、元稹、白居易也不能再多过他。他又有治理政事的才能，遇到事务尤其繁剧时，处理得尤其简明而有余裕，所到之处总是大力兴办学校。庄懿、明肃太后在河南修建二陵，不取百姓一物，而各项费用全靠谢公之力。后来河南听到谢公的丧讯，有人流泪，诸生直到今天还在学校祭祀谢公的画像。邓州有个僧人，诱骗男女数百人，在昏夜聚集作妖，积累了六七年没有被发觉；谢公到任后立即杀掉首领，其余的人放开不问。他又想毁掉美阳堰，废除职田，重新召集信臣旧渠，把水利供给百姓，同时停止每年的劳役；但因去世而没有在吏部完成这些施置，后来成为法规。他在朝廷任职，大事有时进谏，小事有时依据职权陈述。郭皇后失去后位，他称引《诗经·白华》来讽谏；参与争论的人被贬，谢公又出面救助他们。他曾上书论述四民失业，进献《大宝箴》，议论昭武皇帝不应配享上帝，请求停止宫中制造各种奇巧之物，又借灾异推究上天谴责告诫的用意，议论时政。他还论述方士不应进入宫廷，请求追回赐给他们的诏令；又认为诏令不应偏出，且屡次更改，应当由中书、枢密院审议后再下达。他曾经陈述的事情很多，不能全部列举。等到任知制诰时，他自认为是近臣，皇上有一件事没有听闻，自己的职责就更应当慷慨进言，想把论谏当作自己的职责。因此他下葬时，庐陵欧阳公为他铭墓，尤其感叹他不长寿，因而没有充分发挥才干。谢公去世那天，欧阳公进堂中哭吊，看见没有新衣；出来查看他家的库房，也没有剩余财产。家中大约有几十个供养的人，三个从弟和孤侄都在，操办衣服梳洗的只有两个婢女。他平日宽和坦然，仪容不拘持；到了敢于进言、坚持操守时，却是矫然挺立、勇壮有力的人。谢氏本来姓任，从改受谢姓直到汉魏，没有显达的人；到晋宋之间才兴盛。到谢公这一代，连续两代在朝廷有名位爵禄，并且四个人都因才干闻名于世。我的先人与谢公都是祥符八年进士；谢公的儿子景初等人拿着他的历官事迹来，说：‘希望您为他有所记述。’ 将要把它献给太史，谨慎地编排如下，谨此呈状。如今人们往往先写行状，后写墓志。谢希深的墓志，欧阳公早已为他写成；王公又用这篇文章补写他的行状，就是这样。《彰武军节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曹玮有许多用兵谋略，曹公的序文也因此增色。

译曹公名玮，字宝臣，是真定府灵寿县人。年轻时凭借父亲曹防的关系，任天平、武宁二军牙内都虞候。至道年间，李继迁盗据河西，攻取银州、夏州等州，后来又攻击各部，兼并他们的部众。李继隆、范廷召等多次出兵却没有功效，朝廷最终放弃灵武，李继迁于是强盛起来，屡次进入边州作乱。当时曹公任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年仅十九岁。太宗询问大臣谁可以派去抵挡李继迁，武惠王以曹公应诏。太宗让他知渭州，并想授他诸司使后派遣；武惠王替曹公坚决谦让，于是仍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即位，改任内殿崇班、阁门通事舍人、西上阁门副使，调任知镇戎军。当时李继迁残暴地驱使部众，许多人心怀怨恨，曹公立即写信，说明朝廷恩惠信义及抚纳之厚重，以此打动他们。羌人得到书信，往往感动流泪，于是康奴等各族都归附朝廷。咸平六年，李继迁去世，他的儿子李德明请求保守边塞。曹公上书说：‘李继迁擅自占据中原的要害之地，终身带兵抗拒，使谋臣像狼回顾一样忧虑。当他的国家危急、儿子年幼时，如果不立即捕获消灭，日后重新强盛起来，便无法使百姓安宁。’当时朝廷想用恩惠招致李德明，于是搁置他的奏书而不采用。于是河西大族延家妙等带领本部族人前来归附。各位将领仍然犹豫，不知道应当怎样应对。公说：“李德明野心勃勃，进退尚且犹疑不定；如今如果不赶快折断他的羽翼，反而任其壮大而成就其势力，他一定会飞扬起来。”随即亲自率领骑兵进入天都山，将他们俘获并迁入内地。李德明从此便势力衰弱，直到死也不敢窥伺边境。大中祥符元年，召回朝廷，授任西上閤门使、邠寜环庆路兵马都钤辖兼知邠州。东封时，升任东上閤门使、高州刺史，随后又调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钤辖。不久，又任泾原路都钤辖兼知渭州。公于是绘制泾原、环庆两路山川、城郭以及作战和防守的要点，进献给朝廷。真宗留下一份，枢密院把另一份交给本路，使各位将领出兵时都按照地图商议军务。祭祀汾阴时，升任四方馆使。当初，章理在武延骄横，咸泊拨臧在平凉逞强，公都把他们诛杀，于是汧、渭之间便再没有一个羌人侵犯边塞。大中祥符八年，升任英州团练使，知秦州。秦州西南的羌人唃厮啰、宗哥、立遵开始强盛起来；立遵进献地方物产，请求朝廷称他为“赞普”。公上书说：“夷狄的欲望没有止境，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使他们轻视中国。”大臣们当时正对这件事有所疑虑，等看到公的奏书后，便不再答应这一请求，但仍任命立遵为保顺军节度使。公说：“我已经姑息立遵了，他又将成为寇盗；我当整治军队来等待你。”立遵派他的舅舅赏样丹招引熟户郭厮敦作为向导。公便诱捕赏样丹，捉住郭厮敦，并许诺给他一个州。赏样丹最终杀死郭厮敦，公于是上奏任命赏样丹为颍州刺史；赏样丹也献出了南市城。此前，张吉知秦州时，屡屡在熟户中制造事端，许多人离去，成为立遵的耳目。等到公诛杀赏样丹，他们全都惊恐逃避。公允许他们入境赎罪、自首，返回故地；到后来归来的人有数千人，之后便都安定服从，全部为朝廷所用。到了第二年，啰遵果然聚集全部人马，自称十万，进犯三都。公率领三位将领击败他们，追击败军直到沙州，俘获和斩杀的敌人以万计。事情传到朝廷，授任客省使、康州防御使。此后又击破消灭马波叱腊、鬼留等各部羌人，啰遵于是因为穷困孤立而逃入沙漠。公又在陇上扩展边界，设置弓门、威远等共十座寨堡，从此秦地百姓平安无事。天禧三年，召回朝廷，授任华州观察使。由于西部人依赖公，又任命他为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天禧四年，授任宣徽北院使、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签署枢密院事。丁晋公掌权后，逐渐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寇莱公被贬之后，便指称公也是朋党成员，改任公为宣徽南院使，出任环庆路都部署，又降为容州观察使，知莱州。丁晋公被贬后，朝廷于是任命公为华州观察使，知青州。天圣三年，授任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知天雄军；又调任知永兴军，并下诏召他入朝。到朝后，授任昭武军节度使，但又让他返回任所。天圣五年，公因患病请求知孟州，获准。有人上书进言说，公是久经战阵、享有威名的老将，不应把他安置在闲散之处，于是任命他为真定路马步军都部署，知定州。天圣七年，改授彰武军节度使。天圣八年正月，公在任所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皇帝因此停止临朝两日，追赠侍中，赐谥号“武穆”。公担任将领将近四十年，用兵从未失败，尤其对西方边疆功劳很大。过去羌人杀死中原人，可以依照羌人的法规用羊马赎死；公认为这样做不是尊重中国、爱惜本国百姓，便上奏请求不准羌人赎罪，又请求把归附内地的羌族百户补入军籍，作为上军主，借给他们如同王官一样的勋阶、爵位和俸禄，这些办法至今都成为成法。陕西每年征取边地百姓充当弓箭手，却没有给他们任何供给；公便利用塞上荒废的土地招募百姓，使若干亩土地出一名士卒，若干亩土地出一匹战马。到了征收赋税、调发军队戍守时，至今边地仍依靠这种办法得到充实，所招募的人也都成为精锐士兵。公在渭州取陇山以外的笼干川修筑城池、设置军队防守，并说：“以后一定会有人用到这里。” 等到李元昊叛乱，军队多次出动，最终果然用到了笼干川。公担任德顺军将领；从陇山以西，凡是公所筹划设置的事情，人们都认为便利。自从三都之战后，公的威名震动四海；唃厮啰听到公的姓名，立即用手按住额头表示敬畏。公在天雄军任职时，契丹使者经过魏地，总是暗中告诫随从，不许他们高声说话；疾驰而过时，许多人都畏惧公，不敢抬头仰视。契丹请求订立盟约后，真宗对军务尤其重视谨慎；每逢边境有事，便亲自下诏反复诘问，达到十多次，而公每次都坚持一个主张，始终没有办法使他改变。真宗后来更加听信公，凡有人议论边疆事务，往往秘密交给公，询问可行还是不可行。公喜欢读书，所到之处一定要带着几两车书；他兼通《春秋》《公羊》《糓梁》《左氏传》，尤其熟悉《左氏》。公起初娶潘氏，封冯翊郡夫人；潘氏是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国公潘美的女儿。后来娶沈氏，封安国太夫人；沈氏是故宰相、左仆射沈伦的孙女，光禄少卿沈继宗的女儿。儿子四人：王僖，任礼宾使、知仪州；李元昊叛乱时，他向大将献策，不能被采用，反而获罪，被调任韶州，最终死在那里。王倚，最终任内殿崇班；王俣，任供备库副使，在瓦亭抵御李元昊，战死，追赠宁州刺史。王倩，任右侍禁；另有一个女儿，嫁给四方馆使、荣州刺史王德基。孙子五人：王谅；王讽，任东头供奉官；王谊，任右侍禁、閤门祗候；王谞，任三班奉职；王谘，任右班殿直。鲁国公、追赠太尉兼中书令王公的行状。

译应当同欧公的墓碑文相互比较看待，而欧公的文章更胜一筹。公名德用，字元辅。他的祖先是从真定来的。家世凭借财富称雄于北方边境；其中蒋公、邢公都豪迈不凡，乐于救济别人的急难。每逢年成歉收，他们救活的百姓以千计。武康公在宋太宗时期受到显贵宠信并掌管政事，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接受遗诏辅佐真宗安葬太宗。公的祖先原本是河南密县县令，后来密县划归郑州管城县，所以如今称为管城人。公早年丧母，母亲是韩国夫人朱氏；他侍奉继母鲁国太夫人张氏，以孝顺闻名。至道二年，太宗从五路出兵，讨伐叛乱的李继迁，武康公从夏州出兵。当时，公任西头供奉官，正在武康公身边。公十七岁时，亲自防守兵阵在前，所俘获、斩杀的敌人以及缴获的马羊，战功很多。大军返回时，公又请求殿军将领到险隘处去。公认为，回军到达险隘时若争先前进，必然会发生混乱；一旦混乱，李继迁逼近我军，我们必定失败。于是又请求带领所统率的军队赶到险隘前方列阵。武康公向军中下令说：“到达阵地后仍然行动混乱的人，处死。”公也下令说：“到达我的阵地后仍然行动混乱的人，我也按照公的命令处死。”到了阵地，士卒便安定服从；因为这样前进，武康公也为此勒住缰绳。李继迁的军队接连而来，左右窥视公，没有人敢靠近。于是武康公感叹说：“王家有个好儿子了。” 到了评定功劳时，武康公说：‘我作为大将，不能让子弟同诸将分功。’于是把王公的功劳削去，不列入功劳簿。三年，升任东头供奉官。咸平三年，升任内殿崇班。又过三年，改任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头。景德二年，任马军都头。大中祥符元年，任邢、洺、磁、相等州巡检，提举捉贼。男子张鸿霸在境内聚集党徒作盗，朝廷按姓名悬赏捕捉，过了很久也没有抓到。王公用毡车载着壮士，假装穿妇女衣服，把张鸿霸诱到野外。于是张鸿霸和他的同党三十二人全部被捕。朝廷认为他能干，调任陕西东路提举捉贼。陕西以东作盗的人，听到王公擒获张鸿霸的事情，都惊恐逃散。大中祥符五年，任环庆路指挥使。他在皇帝面前奏事，触犯了皇帝，降授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年，武康公去世。天子命王公乘驿站快马护送丧柩回京，不久又恢复他的旧职。七年，升任散虞候、散都头。八年，升任散员、内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任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干兴元年，任捧日左厢都指挥使、英州团练使。天圣三年，改任博州团练使。王公知康信军时，城墙毁坏，便让禁军修筑。修筑了很久，没人敢偷懒怨言，王公又让不属于此事的人离开，城墙终于修成。天子赐书嘉奖。天圣五年，调任冀州，兼马步军都部署。这一年，授康州防御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又授捧日四厢都指挥使。六年，授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回朝就职；又授环庆路副都部署，但没有赴任。八年，授并代州马步军副都部署；又授殿前都虞候。十年，授桂州观察使、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暂代马军都指挥使。诸将都得到升迁，士兵中请求马匹的人也都不必通过有关部门便能得到。按照旧例，要从军中收取粪钱供给公使，从王公开始废除这种做法，令各军分别设置库房，以供本军使用。明道元年，授福州观察使。军人拿着宫中诏令，要求担任军吏，王公争辩说：‘军人竟敢拿着诏令来干预军队制度，以后就无法再治理；况且军吏不能让人请求便得到，若求而可得，军人一定会大受其侵扰。’明肃太后坚持要答应，王公坚决不奉诏。不久太后也醒悟了，最终听从王公。太后去世时，有司请求卫士全都披甲执兵，王公又不奉诏，说：‘旧例没有因太后丧事而让卫士披甲执勤的。’ 于是天子内心认为王公贤能，认为他可以任用。后来查阅太后的官吏档案，发现了王公争论军吏一事，便任命他检校太保、签署枢密院事。王公坚决推辞，说武人没有学问，不足以担当大任。天子派宦官催促王公进入枢密院。王公在朝廷面对大义慷慨陈词，说话毫不顾忌；至于亲戚故旧托他办事，他也都按道理处理，同时施以恩惠。故人替别人向王公求官，王公问对方能得到多少谢礼，故人窘迫，只得据实回答，王公也没有拒绝。回去后却让家人拿银子给他，说：‘你所求的东西就在这里；官职不是我所有，不能给你。’过了不久，授枢密副使。三年，授明州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同知枢密院事。四年，授安德军节度使。五年，检校太尉，充任宣徽南院使。宝元元年，李元昊反叛，王公曾请求率军守卫边境，天子没有答应，说：‘我采用你的谋略就可以了。’最终镇抚、抵御、治理边境的措施，也多出自王公的计策。起初，有人因王公威名闻于天下，又因他的相貌奇伟，怀疑他不像人臣的相貌。御史中丞孔道辅因此以有人这样议论为由，认为王公不宜掌管机密、在皇帝身边任职。天子不得已任王公为武宁军节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让他赴本镇，赐亲笔诏书慰劳送行，并说：‘众人对您的议论还没有停止。’ 又任王公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人们替王公忧惧，他却安然自若，只是不接待宾客罢了。调任曹州时，有人听说孔道辅死了，便把这件事告诉王公，说：‘这个人曾经害过您，如今死了。’王公凄然说：‘孔中丞哪里是害我的人呢？他那颗心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本来就应当这样。可惜啊，朝廷没有一个忠臣了。’进言的人佩服王公，认为他有德，而那人一生都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惭愧。曹州人喜欢争斗，盗贼很多，过去监狱从来没有空过。王公在曹州时，曾多次做到没有一个囚犯。庆历二年，授检校司空、保静军节度使。天子亲笔诏书赐给王公说：‘赐给你重要的地方，勉力办理政事，不要因为别人的议论而忧虑。有伤害你的言论，朕不听。’契丹使者刘六符经过澶州，高兴地说：‘六符听说您的大名很久了，今天在这里遇见，难道不是幸运吗？如今这个州年成大丰收，难道不是您仁政的成效吗？’王公谢绝说：‘英明的天子在上，本来就常有丰年，这哪里是我的力量呢？如今朝廷有许多贤能的士大夫，值得敬畏；我老了，在这里充数，不足以劳累您。’刘六符多次称赞他。这一年，王公调任真定府等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请求奏事入京。天子派宦官告诉王公入朝觐见，授宣徽南院使、判成德军；王公坚决推辞，没有获准。

译王公尚未出发，契丹使者请求归还周世宗夺取的三关旧地，并在幽州、蓟州聚集军队，作出将要侵犯边境的态势，于是调王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允许他便宜行事；另以杨崇勋知成德军。杨崇勋派使者询问王公如何作战，王公说：‘我担心自己不仁，而不担心没有威势；担心自己没有智谋，而不担心没有功劳。看见敌人以后再取胜，才可以制胜。我所要作战的情形，哪里可以预先说定呢？’王公到定州后，明确赏罚来训练军队。契丹派人来窥探，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王公，劝他把来人抓住杀掉；王公放置不问，说：‘我看士卒都乐于作战，可以使用了。让他回去把这件事报告给他的君主，就是用不作战来埋伏军队。’第二天在郊外大阅兵，王公举起鼓槌击鼓，向军队发誓；军队进退、坐起、操练，整日没有杀一个人便结束。随后下令备办干粮，让中军将领听鼓声行事，全部按照你的行动，只听从我所指向的方向。契丹听到后震惊恐惧。不久天子秘密下诏询问王公的策略，王公上书详细论述近来用兵的过失以及如今判断敌情、制胜的方法，内容十分完备。边兵撤罢后，调王公知陈州；经过京城时，天子派宦官慰劳赏赐，问王公是否想入见。王公辞谢说：‘守备边境没有功劳，幸蒙皇上恩典免于诛责，调往内郡；若不是有公事应当面奏，不敢入见。’ 三年，调任孟州，召回朝廷，掌管宣徽院事务；不久出任判相州。六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调任郑州，封祁国公。八年，回朝后授主管醴泉观使；又授检校太师、判郑州。经过京城时，天子召见慰劳。皇祐二年，授集庆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三年，因年老请求退休，诏令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大朝会时，他年老仍按中书门下的班次站立；虽然威名已经衰老，却仍使四方夷狄畏惧，而天子也认为王公贤能，认为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四年，又强行起用他，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六年，终于任枢密使。契丹使者到来，王公陪同射箭，使者说：‘南朝让您任枢密使，又让富公任宰相，可以说是用人得当了。’天子听说后，赐王公御弓一张、箭五十支，以示宠荣。嘉祐九年，进封鲁国公；因年老请求离职，前后达到六七次，天子不得已，仍任命他为忠武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又任同群牧制置使。下诏五日一朝，准许扶持他的人带一个儿子或孙子一人随行。这一年，王公七十八岁。第二年二月辛未，王公因病去世。天子亲临他的宅第，为他停止朝会一天，又穿素服在苑中举哀，并以太尉、中书令的身份到他家致祭；又赐给黄金、水银、龙脑等物，派宫中人出来抚慰他的几个儿子。王公忠实、快乐平易，与人交往不疑忌，不追究小过错；远望他有刚毅不可侵犯的神色，接近他却温和如常。他平生很少玩赏爱好之物，不因名位傲慢待人，所得俸禄赏赐多施给亲族党友。善于治理军队，宽厚仁慈，爱护士卒，士卒乐于为他尽力。与士大夫交游，士大夫也多佩服他的气度，认为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夫人宋氏，是武胜军节度使宋延渥的女儿，屡次封为安定郡夫人。她先于王公去世，后来因儿子的缘故追封为荣国夫人。她孝顺慈爱、恭敬节俭，对王公很有帮助。儿子：咸熙，东头供奉官，早逝，因儿子的缘故累赠至右千牛卫将军；其次咸融，西京左藏库使、果州团练使；其次咸庶，内殿崇班，早逝；其次咸英，供备库副使；其次咸康，内殿承制。女儿四人：长女嫁尚书驾部郎中张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国子博士寇諲，二人都早逝。孙子七人：泽、渊，都是内殿崇班、阁门祗候；淑，任左侍禁；淇，任左班殿直；潭、沅，任右班殿直；瀛，任左侍禁；温，尚未出仕。淑、淇都早逝。曾孙二人：任，任右侍禁；价，尚未出仕。王公的儿子王卜，于五月甲申将王公葬在管城的祖茔，国夫人附葬。谨将王公历任官职和事迹写成行状，请交给考功、太常议定谥号，并送史馆。《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二 明代茅坤撰 《临川文钞》十二 墓志铭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荆公的第一篇墓志铭，必须看他行文的顿挫曲折、舒缓从容，以及常常在叙事中埋伏议论的写法，尤其要看那种风神萧瑟的地方。宋朝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的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追赠尚书吏部侍郎孔朂的儿子，是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追赠兵部尚书孔仁玉的孙子，是兖州泗水县主簿孔光嗣的曾孙，也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在当今天子天圣、宝元年间做官，以刚毅、诚信、正直闻名天下。曾任谏院，向皇帝上书请求明肃太后归政天子，又在朝廷上奏枢密使曹利用、御药院罗崇勋的罪状。当时罗崇勋掌握权力，把士大夫当作交易对象；曹利用强悍傲慢，内外都畏惧他们。孔公曾任御史中丞，郭皇后被废时，带领谏官、御史伏在宫门前争辩，又请求面见皇帝，都没有获准；他仍然坚决争论而获罪，这才停止。孔公侍奉君主的大节，大致就是这样。这正是他名闻天下的原因，也是士大夫大多因他没有最终身居高位而替天下惋惜的原因。孔公名道辅，字厚济。最初以进士身份脱去平民服色，补任宁州军事推官。那时他还年轻，然而审断案件、议论政事，已经能够使老吏畏惧惊异。于是升任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以才能闻名。后来曾任直史馆、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知许州、徐州、兖州、郓州、秦州五州，留守南京；其中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曾两次任职。他所到之处，政事都治理得好，多次因坚持职守、正直不阿而或被贬黜、或被升迁；但孔公终身坚持一个原则，大概从未自行屈服。他在兖州任职时，近臣有人进献诗一百篇，执政请求授他龙图阁直学士，皇帝说：‘这些诗虽然多，却不如孔某的一句话。’于是任命孔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人们因此猜度孔公受到皇帝思念，而且不久就要调入朝廷了。不久果然再次召回任御史中丞，但宰相派人劝说孔公稍微降低操守、委曲求全以等待升迁，孔公便告诉来人自己不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又猜度孔公不能久居朝廷，而孔公果然被调出。起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因案件牵连到几名大臣，所以移交了他的案件；御史弹劾冯士元，认为罪责只应处杖刑，又多次遇到赦免。孔公面见皇帝，皇帝本来就奇怪冯士元一个小吏竟与大臣私相交往、玷污朝廷，而所受罪责却如此轻；执政又认为孔公是在替大臣开脱，因此让他出任郓州知州。宝元二年，孔公前往郓州，途中得病，于十二月壬申在滑州韦城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后来诏令恢复郭皇后的位号，近臣有人向皇帝谈起孔公在明肃太后时期的事情。皇帝也记得孔公平生的所作所为，所以特意追赠他为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是尚书都官员外郎尚宾的女儿。生有两个儿子：孔淘，如今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孔宗翰，如今任太常博士；二人都有治理世务的品行才能。他的家族多次追赠孔公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并于嘉祐七年十月壬寅将孔公葬在孔子墓西南一百步处。孔公对钱财很节制，却乐于赈济施舍，遇到故人的子弟，恩情尤其深厚；但他尤其不喜欢鬼神和占验吉凶之事。孔公在宁州任职时，道士塑造真武像，有一条蛇从像前穿过，屡次出来接近人；人们传说它是神，州中官员将要亲自查看并上报。孔公于是率领属官前往拜见，蛇果然出来，孔公立即举起笏板将蛇打死。从州将以下的人都大为惊骇，不久又都十分佩服。孔公由此开始闻名。然而我看孔公多次身处朝廷重大议论之中，面对祸福从不选择退避，他的智勇有过人之处；战胜一条蛇的妖异，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世人多以这件事称道孔公，所以我也不能删略不写。铭文说：美好的孔公啊，只求守持自己的志向；行为无论遇到险境还是平坦境地，都不改变自己的车辕方向。权势强大的人所忌恨，谗言谄媚者所仇视；终于终其官位，受到优厚的恩宠俸禄。皇帝喜爱正直之人，于是赐给孔公这样的福休。我叙述他的品行，收入这篇铭文，用来在幽冥之中留下记载。这篇文章在叙事中一一加以缀合，风韵流动而洋溢。就像顺着江流观看两岸的山，古人所说的应接不暇，大概就是这样。《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铭》这一类墓志铭，是韩愈、欧阳修也比不上的。田氏原来是京兆人，后来迁居信都。晋朝发生战乱时，田公的皇祖、太傅田某进入契丹。景德初年，契丹侵犯澶州，掳掠了几百人，把他们交给田公的父亲太师。太师怜悯他们，把他们全部放走，因而自己脱身归来中原。天子任用他为朝廷大臣，官职累积至太子率府率，直到去世。他为人深沉强悍、笃实厚重，不随便说笑。生有八个儿子，多数都很有名，而田公是长子。田公年轻时卓异不凡，有远大志向，喜爱读书，书本从不离手，无所不读，大概也无所不记。他写文章，拿到纸笔便能立刻写成，而且宏大广博、明辨华美，闻名天下。起初参加进士考试，赐同学究出身，他没有接受。几年后，终于考中甲科，补任江宁府观察推官。因母亲英国太夫人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补任楚州团练判官。因被举荐而监转般仓，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又在贤良方正科策问中名列第一，升任太常丞，通判江宁府。多次上书谈论政事，皇帝召回他，准备任为谏官。正当此时，赵元昊在夏州反叛，英公范文正公经略陕西，上言说臣等才能力量浅薄，担任此事恐怕不能独自办好，请求得到田某来辅佐。于是任命田公为他的判官，直集贤院，参与都总管的军事事务。

译自真宗平息战争到这时将近四十年，诸位老将几乎都已去世，做官的人不知道兵法，军队屡屡陷入失败，士人百姓震惊恐惧。范公、田公根据事情随时镇抚，这些措施得到世人称善，其中多出自田公的谋划。有大将想调集各路军队全部出击贼寇，朝廷已经答应了；田公极力说明不可行，于是停止。又提出治理边境的十四件事，多数得到采用。回朝任右正言，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暂代修起居注，随后任知制诰，判国子监。当时陕西用兵还没有停止，百姓极其困苦，便让田公辅佐当时的宰相、枢密副使韩公，任宣抚使。田公从宣抚任上回来，判三班院。后来河北报告军队粮食缺乏，又派田公前往巡视。邢州士兵杀死通判，关闭城门作乱，又任田公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真定府定州安抚使，前往逮捕并杀掉乱兵。论功升任起居舍人，又调任秦凤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知秦州。遭逢太师丧事，田公辞谢起复，过了很久。皇帝派宦官手持敕令催促他，田公不得已，请求回乡安葬亲人，然后再起复。安葬完毕，他借边事请求入见。皇帝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如今边境没有事情，朝廷并不是没有人；然而我区区犬马般的心意，尚且不能自行从命。’ 我如果死了，知道也不能瞑目了。”说着泪流数行。皇上看他面容十分瘦弱，又听他言语悲切，很同情他，于是准许他服满丧期。大概允许将帅服满丧期，是从他开始的。朝廷以枢密直学士任命他为泾原路兵马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知渭州。于是他从尚书礼部郎中升为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充任蜀梓利防路兵马钤辖。西南夷侵扰边境，他严格整军使其畏惧，又用恩德和信义诱导，他们便都叩头归服。蜀地自王均、李顺两次作乱后，就被称为容易动乱的地方。从前得到便宜决事的权力，往往擅自杀人来树立威势，甚至犯了小罪，也要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迁出。蜀人流离颠沛，有人因此丧命。他安抚教诲百姓，把男女老幼都像养育孩子一样对待，直到确实罪大恶极，才依法惩处。蜀人爱戴他，把他看作继张忠定之后的人，并说他所审断治理的案件从未有过差错。遇到大灾年，他放宽赋税、减少徭役，开仓赈济，因此没有人挨饿。事情上报后，皇上赐书嘉奖，升任给事中。以守御史中丞的身份，充任理检使，召他入朝。还未到任，又任命他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后来又任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再升尚书礼部侍郎，正式确定他的使职名号。自景德年间主持财政以来，到他才重新核查财赋，完全掌握了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这样一来，收入大多是景德年间的数倍，而每年支出有时竟多于收入。他认为如此重敛和浪费，不能长久维持；但若要有所清除和改革，振兴法度，使百姓能够保全积蓄，县官也能有余财，这属于皇上和执政者所应做的事，主管财政的人不能独自承担。因此他编成《皇祐会计录》上奏，论述其中缘故，希望使皇上醒悟。皇上本来就信任他，想任用他为大臣。过了不久，便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又以检校太傅兼任枢密使。他从常选官员做起，经过多年，终于在当时担任要职。等到他在枢密院任职，又让他出任枢密使，并且破格超越正任资序，天下人都认为合宜，只是还有人遗憾他得到这个职位太晚。他在家中对几个弟弟修身自持，尤其亲厚。为人宽厚仁慈，是有德长者；同人说话和缓诚恳，好像唯恐不能合乎对方心意。但到了他有所坚持时，别人也不能动摇他。自江宁回来后，宰相私下派人招请他，他谢绝不去。任谏官时，对于小事和眼前功利，有些并不发言，只常常从容地向皇上陈说治国的大原则而已。范文正公等人，都是士大夫所期望将来做公卿的人，但职位还不相称。他一有机会就向皇上推荐他们，所以范文正公等人不久都得到任用。当时，皇上多次拿天下大事责问大臣，慨然想有所作为，大概他的许多志向都是由他启发的。他所推行的事情，合于时宜、可以实行，功业期待能够成功；因而能够任用贤能，不一定非要出自自己，也不故意独行其是、发表异论来树立声名。因此实际有益于天下的事情很多，但事迹可以记载的只有这些。嘉祐三年十一月，他突然得病，不能起身。皇上听说后，悲痛惊骇，命宦官和太医前去问视。病情有增有减，便立即上报。于是他辞谢皇恩，请求离职。奏章上了十四五次，皇上仍不允许；他不断请求，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提举景灵宫事。但他始终不停止请求离职，于是最终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共五年，病情终于加重。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在府第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追号推诚保德功臣，官阶特进，勋为上柱国，爵封开国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户，实封八百户。诏令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并厚加赙赠。他名况，字元均。皇曾祖名祐，追赠太保；皇祖名行周，追赠太傅；皇考名延昭，追赠太师。他的妻子是富氏，封永嘉郡夫人，是当今宰相河南公的妹妹。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的儿子至安作为承嗣之人。女儿一人，还很年幼。田氏从太师开始，占籍开封，葬在阳翟，所以现在将公随太师葬在阳翟三封乡西吴里。于是公的弟弟右赞善大夫洵来对我说：“已择定四月甲午安葬公，请您写些文字来记载墓圹。”大概公从辅佐江宁起，直到治理蜀地，所到之处总要兴办学校，多次亲自前往，以促进诸生。我年轻时曾同公的弟弟交游，也是公所推荐、认为可以教育的人，因此对公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铭文说：田氏在姜地建立家室，最终如龟卜所示吉祥；后来他的孙子子旷在宋代没有继世任官，家族接连显达，却从公开始。公奋发显露才华，以盛美的德行相配，终于开创帝王事业；深厚宏大而卓异光明，于是兴起而辅佐时政。宰辅调和政务，文臣驯达，武将能干，内外都随宜施政。身居高位的人，谁能没有众多毁谤？唯独公使那些人仿佛获得荣华安乐。公已经继承昔日皇考救活百姓的德行，福祉传到公身上，却没有汇聚于公自身。公又获得许多赞誉，本应长寿，为什么遭遇这种重病，不能终享高寿？如今把诗篇埋藏在幽暗的墓中，用来告诉后世，永远流传。《大理丞杨君墓志铭》风采卓异，文采蔚然。

译君名忱，字明叔，是华阴杨氏的儿子。年轻时卓异不群，以文章著称。天下治学《春秋》的人，不拘守先儒的传注，还借助其他经书来辅助自己的说法。他的学说超迈峻拔、卓越不凡，世间儒者没有能够驳倒他的。等到做官以后，查究奸邪、揭发隐伏，振举并剖析利害。那些凭借声名权势傲视士人的大人，常常反而因为君而自行收敛。大概他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然而他倚仗才能，振奋意气，不经营门径，以求在世俗中通达，所以最终一事无成，困顿终身。当初，君因父亲的恩荫任将作监主簿，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多次上书议论政事。他所说的，有许多是众人不敢说的。丁文简公将死时，为君求取官职，君辞谢了。后来又因大臣推荐，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但过了很久仍未就任。累积官阶至朝奉郎，代理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授飞骑尉；后来因犯小法被降职，监蕲州酒税，还未赴任，便于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在河南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临终嘱咐说：“把我所写的书都烧掉，不要留下。”灵柩随先人安葬。嘉祐八年四月辛卯，随父葬在河南府洛阳县平乐乡张封村。君的曾祖名津，祖父名守庆，官坊州司马，追赠尚书左丞。父亲名偕，任翰林侍读学士，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特赠尚书兵部侍郎。娶丁氏，封清河县君，是尚书右丞度的女儿。儿子两人：景略，任守太常寺太祝，喜好读书学习，能够自立；景彦，早年去世。君有文集十卷，另有《春秋正论》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铭文说：茫然啊，究竟是谁开始，使他有了这样的美德？昏暗啊，究竟是谁终止，使他终于到了这里？把铭文放入幽深的墓宫，用来安慰他的儿子。《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感慨悲凉凄惋，文中多有讽谏。朝奉郎、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差任通判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的晋陵丁君去世了。临川王某说：“唉，这是我的同僚啊！当我年轻时，辅导我以仁义的，正是他。于是我发声哭吊他的遗孤，祭奠他，并答应为他写墓志铭。过了三个月，君的女婿带着行状到来，我便撰写墓志铭，送往他的葬礼。铭文序说：君名宝臣，字元珍，年轻时同哥哥宗臣都以文章和品行著称乡里，号称‘二丁’。景祐年间，都以进士身份起家。君任峡州军事判官时，同庐陵欧阳公交游，彼此友好。后来又任淮南节度掌书记。当时有人诬告一个富人，说他是博州将领、又是贵人的亲属；那人多疑而专断，属吏没有敢议论的，唯独君竭力争辩，纠正了这个案件。后来又任杭州观察判官，因举荐兼任州学教授，又因举荐升太子中允，知越州剡县。大概他刚到任时，流放了一个大姓之人，县政于是得到治理；最终革除弊端、兴办利民之事很多，人们直到今天还在称道他。于是再次升任太常博士，调任知端州。侬智高反叛，进攻到他的治所，君出战，能够捕获、斩杀一些敌人，但最终还是不能取胜，于是同州人一起离开躲避，因此获罪免去一官，调往黄州。承蒙皇恩，授任太常丞，监湖州酒务；又因大臣有解除举荐资格的人而升任博士，就地差任知越州诸暨县。他治理诸暨，像治理剡县一样，越地人更加认为君是奉公守法的好官。英宗即位后，以尚书屯田员外郎编校秘阁书籍，于是任校理，同知太常礼院。君性情质朴正直，坚持操守，以宽恕态度接待上下官吏；即使贫困，也从不谈论谋利；对朋友故旧，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因此他不幸被废退时，人们无不怜惜；稍有升迁，大家都替他高兴。过了不久，御史议论说君曾被废黜，不应再次任用，于是出任通判永州。世人都把这归罪于进言者，认为这样做不妥。被驱逐的人从未受到教导，最后却被迫面对无法守卫的城池，同百倍于己的虎狼之贼作战；按今天的法令来说，只能守死罢了；按古代的道理来说，有不离去而死的，也有离去而求生的。官吏正拿法令责备士人，那么君流离困顿，几乎老死异乡，竟还因此获罪于进言者，也是这样的道理。君在治平三年待缺于常州，于是再次升任尚书司封员外郎；治平四年四月四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有文集四十卷。第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葬在武进县怀德北乡郭庄的原野。君的曾祖名耀，祖父名谅，都没有做官。父亲名柬之，追赠尚书工部侍郎。夫人饶氏，封晋陵县君，已先去世。儿子：隅，任太庙斋郎；除隮，考中进士。小儿恩儿还年幼。女儿嫁给秘书省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同县人胡宗愈。最小的女儿尚未出嫁，嫁给胡氏的那位女儿也已经去世了。铭文说：文章在辞藻上通达，品行在德性上充实，治道合于古法，命运在当今却困穷。唉，完了！为他选择这座新墓宫。唐荆川说：“这篇墓志写避寇端州的事情，比欧阳公写得简略。”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感慨之中自有法度。庆历五年，河北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信都人欧阳修因议论政事恳切正直，触怒了权贵。权贵借他的孤甥女子有案件为由，诬陷他犯有奸利之事。天子派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人苏君同宦官一起审理。当时，权贵联络朝廷内外所有怨恨厌恶欧阳修的人，编造恶言，极力想倾陷欧阳修，天下人都骚动不安，认定欧阳修必不能自行解脱。苏君最终向皇上申明说：‘欧阳修没有罪，进言的人只是诬陷他罢了。’于是权贵大怒，诬陷苏君不正直，把他贬为殿中丞、泰州监税。但天子终于醒悟，进言者没有得逞，欧阳修等人都平安无事。苏君因此名闻天下。唉！把忠诚说成不忠而加以诛罚，置有罪无罪于不当，这是人主最大的警戒。然而古代陷入这种境地的人接连不断，因为有左右近臣的谗言，却没有像苏君这样的人救助，所以最终败亡而君主仍不醒悟。那么苏君这一次行动，对天下的功劳难道还小吗？苏君被逐出之后，权贵更加掌权。五年之间遇到两次赦免，而君六次调动，东西南北，水陆奔走，每次都达万里之遥；他的心情安然，没有怨恨后悔，遇事刚强果断，从未稍有屈服。孔子所说的刚强之人，大概就是苏君了。

译苏君的仁德和智慧，还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曾任陕府通判，葛怀敏战败时，边境告急，枢密使派人调取道路上戍守归来的士卒，再次戍守仪、渭二州。于是从延州回来的千人到达陕府，听说还要再次戍守，十分怨恨，便聚众喧闹，谋划作乱。属吏报告要关闭城门，城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君慢慢骑一匹马出城，在士卒之间劝解安慰，制止了他们，并且便宜行事送还了使者。戍卒高兴地说：‘若不是苏君，我们不能活命。’陕府人也说：‘若不是苏君，我们恐怕要被掠杀而死了。’朝廷下令刺取陕西百姓充作士兵，敢逃亡的处死。后来抓到逃亡者，有司依法要处死他们，君总是放走，并上言说：‘让百姓以死刑来承担服兵役之事，本来就不能实现。事情既已办成，逃亡者还不赦免，恐怕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只希望朝廷怜悯这些愚民，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天子认为君说得对，于是三十州的逃亡者都没有被处死。后来他知坊州，州中无着落的税赋，里正每年代替缴纳钱财，涉及几十个大户；君把他们全部查究，令其归还原主，坊州人从此不担心被充任里正。苏君名安世，字梦得，祖先是武功人，后来迁居蜀地；蜀亡后回到京师定居，现在是开封人。曾祖父名进之，任率府副率；祖父名继，任殿直；父亲名咸熙，追赠都官郎中。君以进士起家，去世时任官三十二年，享年五十九岁，官职做到广西转运使；后来官阶只到屯田员外郎，是因为君十五年没有请求磨勘。君娶南阳郭氏，又娶清河张氏，封清河县君。儿子四人：台文，任永州推官；祥文，任太庙斋郎；炳文，试任将作监主簿；彦文，尚未做官。女儿五人：嫁给进士会稽人江崧，嫁给单州鱼台县尉江山人赵扬，另三人还年幼。君去世三年后，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他的儿子把君葬在扬州江都东兴宁乡马坊村。太常博士、知常州军州事、临川王某为他作铭说：皇天拥有四方极远之地，周遍地以福泽安抚它们。假使有苏君这样的使者，便能安定我国南方。苏君啊苏君，不使方正变圆曲，不使光明变昏暗。君子的刚直，受到扭曲是因为他人；我已经得到自己的正直，又怨谁、恼谁呢？只是奉行上天的役使。日月照临之下有丘墓，丘墓下面幽暗深深。让苏君的美名无穷无尽，这是安石为他写的铭文。唐荆川说：“这类墓志，只有荆公写得出来。” 《比部陈君墓志铭》凄凉悲惋，多有大的防范告诫。陈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如今是宰相，就是此人。公是晋公的次子，也是现任宰相的弟弟。晋公名某，他一生的事迹始末都记载在史官那里。公名某，字某。九岁时，因晋公的恩荫任秘书省校书郎。晋公去世后，因恩荫改任太常寺奉礼郎。服丧期满，过了很久，因封禅之恩改任大理评事，监凤翔府酒税。又因汾阴祭祀之恩，改任卫尉寺丞。回朝后，以考绩优良升任知邵武的邵武县。献上文章，获得学士院试用。宰相认为他有才，商议让他取得科名。公坚决推辞，说父母健在，希望得到升官，不愿取得科名。宰相听从了，任命他通判秀州。改任大理寺丞。回朝后，又献上文章表章，请求治理繁剧郡，获得淮阳军。改任太子中舍。今上即位，因恩典加改殿中丞。这一年，赐绯衣银鱼，知临江军。任期届满后又得睦州。几位荐举者推荐他，天子把他的姓名交给审官院审定，又调任知遂州。因齐国太夫人生病而辞官回家，改任虞部员外郎。他上奏若干便宜之事，得到皇帝召见，于是亲自陈述。天子想逐渐提拔任用他，却遭逢齐国太夫人丧事，他离官服丧。没过多久，睦州人王稷上书，指斥公赦免以前的几件事。服丧期满后，他仍因这件事获罪，监虔州税务。明道元年，因恩典改任比部员外郎，通判建州。改任驾部，又因举荐调任知吉州。因犯法免官，起复为比部，监泗州粮料。又因犯法免官，起复为虞部，监饶州钱监。后来又恢复比部官职，回京寄居。过了很久，才出任监江阴军酒税。途中生病，上书陈述说：‘先臣恕有幸得到先皇帝信任，做到大臣；臣凭借先臣才得以做官，多次进献所学，蒙受皇帝记住和了解。当我年轻力壮时，很急切地想奋发自立，及时取得成效，完成侍奉陛下的职责；但我孤立独行，没有党友帮助。又命运浅薄而不幸，多次被小人陷害困顿，辜负先臣留下的教诲，辱没陛下器重任用的恩德。如今我老了，想到终究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皇上的盛德，既惭愧又羞耻，日夜忧惧，因此得病。病将死时，没有田园可以归去，也没有强健有力的子弟奉养，只有一个儿子世昌。去年考中进士，取得嘉庆院解额。我哥哥在中书，奏请他不得参加礼部试。如今他将要到远方做官，离臣十分遥远。陛下如果怜悯他，希望允许臣分司，并把世昌改任苏州、常州一带的官职，使他能够终身奉养臣，这就是天地般的恩赐了。臣实在穷困，如果连自我陈诉都做不到，还有谁会替臣陈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书信送入朝廷却没有得到答复，最终在江宁去世，享年若干岁，卒于某年某月。夫人为某氏。儿子两个：世昌，任泉州晋江县主簿；次子世长，已经去世。女儿两个，都已经出嫁。主簿将于某年某月安葬父亲，某地已经择定下葬日期，派人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当初，公任临江军时，先父担任他的佐官。后来过了二十五年，我在淮南得到主簿的交往，并把他当作兄长对待；况且我们两家世代有交情和义分，不能推辞，因此撰写了这篇铭文。公是名臣的后代，年轻壮年时就得到优美的仕途，间或凭借文艺才华求得进用，心里自以为将来可以显贵富裕，使家业世代相传。然而正逢太平时代，大体上都用法令约束臣下，所以他的才干无法得到施展，最终因处处龃龉而困顿。他感慨激愤、怨恨不平的情绪，常常流露在文章中。主簿把他的遗稿分编为二十卷，读这些文章便知道他内心的抱负所在。至于他请求分司任职的文章尤其悲痛，因此我摘取其中的大意保存下来。唉，这也实在可悲啊！铭文说：这里有一棵树，从同一个根本生长出来，却在中间分成两枝；两枝的材质相同，栽种的时间也相同。一枝被砍断焚烧，另一枝被剖开制成牺尊，是谁使它们落到这样的境地呢？难道只是偶然吗？我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朝奉郎、守国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志铭。特意把重点归结到常州，用空泛的言语寄托感慨。

译公姓李，名余庆，字昌宗，四十四岁，官做到国子博士、知常州，任上去世。然而，公的威望名声和气度谋略传闻于天下，从公去世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天下仍有许多人谈论公的作为，认为他有过人之处。我曾经经过常州，州中的长老们讲述公去世时的情形：公就近安葬在横山，常州人挤满道路，瞻仰送葬，感叹流泪；又为公画像，供置在佛寺中祭祀。由此我才知道，公对普通百姓确实有恩惠和爱护。后来我同公的儿子处厚交游，才得到关于公事迹的完整材料。公治理政事精明强干，事情一到便能立即决断；遇到长期作恶的奸邪宿恶之徒，总是立即抓捕，毫不宽贷。等到他们被教化服从以后，又加以安抚、抚养和休息，各有适当的处置。因此公的威势震动远近，蒙受他恩德的人也无穷无尽地思念他。当明肃太后在位时，曾经想任用公。公两次上书议论政事，言辞非常正直，因此最终未能被任用，而出任常州。唉，公对自己的期许，难道只限于一个州吗？这正是有志之士替他惋惜的原因。当初，公因叔父的荫庇起家，任应天府法曹参军，遇到事情总要据理力争，留守也不能使他改变。后来终于有人推荐公，改任太常寺太祝，知湖州归安县。此后又任秀州通判。秀州靠近盐场，公设置华亭、海盐二监，使贩卖私盐的百姓有业可就，每年收入缗钱八十万；又修筑石堤，从平望到吴江长达五十里，以消除水患，百姓至今仍受其益。他所到之处，类似的利民之事很多。然而这些并不是公的远大志向所要用来成就名声功业的事情，所以不全部记载，只记下那些对百姓利益尤其重大而且能够长久的事。公一生慷慨，喜好议论当世政事；凡是取舍，都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即使对方强大而有权势，也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他曾经考察前代治乱的事迹以及君臣之间的议论，编成七十卷，收藏在家中。这大概就是他远大志向的所在。公的祖先原是开封府陈留人，五代祖父任梁朝使者出使闽地，因避乱而定居福州涟江。曾祖父周没有做官，祖父郁获赠尚书虞部员外郎，父亲慕玢任秘书省著作佐郎，获赠尚书工部员外郎。夫人龚氏，封永安县君。儿子五人：处常，任忠武军节度推官；与谊、与諴都已去世；处厚，任大理寺丞；与处道都是进士。安葬后二十三年，至和元年，我为他撰写墓志铭说：公的祖先来自闽地，家族源自陈留。当时正逢世道艰难闭塞，积蓄、收藏和承继的源流，谁能知晓其中究竟有什么根源，并且长久埋没在幽暗之中呢？从公的父亲开始，家族的事业才得以施展并流传下来。这股流传到了公这里，谁还敢在其中自由游泳呢？它浩浩荡荡、绵延流布，小的大的全都漂浮其中。为什么公的仕途行进艰难，只能停留在一个州呢？也许他的才华将在后世贤能之士那里涣然发扬。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曾易占一生仕途坎坷，但在荆公的墓次中却使文章增添了光彩。公名易占，字不疑，姓曾，建昌南丰人。他的世系出身，见于公之父、获赠谏议大夫曾致尧的碑文。曾大夫在太宗、真宗两朝，是一位名臣。公年轻时因祖先的荫庇补任太庙斋郎，先后任抚州宜黄、临川二县尉；考中三司法中进士后，改任镇东节度推官，又改任武胜节度掌书记、崇州军事判官，这些职务都没有前往就任。后来应举者监真州装卸米仓，升任太子中允，又任太常丞、太常博士，出知泰州如臯县、信州玉山县。知信州钱仙芝曾向玉山有所索取，公没有答应，钱仙芝便诬陷公治理属吏有问题。诬陷公的人钱仙芝随即请求出任御史。当时钱仙芝大概有所倚仗，所以虽然最终因诬陷公而获罪，公也终于失去博士之职，回乡十二年没有做官。后来公再次来到京师，到南京时生病，随即去世。先后娶周氏、吴氏，最后娶朱氏，朱氏封崇安县君。儿子六人：晔、巩、牟、宰、布、肇。女儿九人。公生于端拱己丑年，卒于庆历丁亥年。死后二年才下葬，墓在南丰的祖茔中。当初，公以文章闻名；等到实际任事之后，又更加因政绩而闻名。在临川治理时，公不用威势，便能使恶人的首领和他们的数百名党徒全都不再作恶。在越州，赞同他的知州依靠公来治理政事；不赞同他的知州有所不当时，公便轻易地予以纠正。庄献太后听信道士的话修建干明观，役使数百名工匠，修建了几年仍未完工。公对道士说：“我替你把它建成。”于是替他们捐出大半费用，工程没过多久便停下了。如臯县发生大饥荒，公坚决向州府请求，并渡过海去买粮，救活了数万人。第二年稍稍丰收，州府想照常征收租赋，唯独公不肯听从。年终时，泰州各县百姓还有逃亡的，唯独如臯县完整无损。后来公又修建孔子庙，劝导县中百姓兴办学校。治理玉山时，既铲除了大恶，又对桥梁、官署和驿站等一一整治，没有什么不治理的。公已经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的才能，大致就是这样。后来做官不合心意，便放任自己写文章十多万言，其中《时议》十卷，尤其流行于世。《时议》的作者以已经发生的事情为戒，忧虑将来的局势，不因为一己的困穷而忘掉天下的忧患；他认为自己的志向如果不能在政事中表现出来，就想在文章中发扬它；文章如果不能施用于当世，就想把它流传给后世。后世若有人实行我的主张，我难道还算困穷吗？这大概就是公写作时的用意。宝元年间，李元昊反叛，契丹也出兵逼近边境，表面上装作想要撕毁盟约，天子独自为此忧虑，下诏天下，有能进言的人都不得有所忌讳。于是进言者纷纷议论军事，献策求进。唯独公认为，天下的安危，关键只在我们能不能治理好自己罢了。我们治理好了自己，夷狄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不能治理好自己，忧患就会在身边，夷狄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于是上书陈说数件事，认为事情如果不这样处理，后来一定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不久，事情果然都如他所说。公遭受诬陷，人们认为他冤屈；他退居后贫困，人们又替他忧虑。但公所写的十多万言，都是天下大事，以及古今国家存亡、政治治乱的道理。即使到了蒙受冤屈而且困顿的时候，他也从未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遭遇。公去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了他的遗疏，内容说：“刘向曾说：谗邪之人之所以一同进用，是因为君主多疑。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贤人就会被舍弃，善政也会被收回。这可以说是明白的议论，对于当前的时势尤其切合。夷狄在外部发动事变，百姓在下层陷于困苦，我认为这些还不足以成为最大的忧患。臣所说的真正可忧虑之处，只在于辨别群臣的忠诚与奸邪罢了。”大意就是这样，其中详细内容还有别人难以说出的地方。大概公在病中写成了这篇奏疏，还没有来得及上奏便去世了。

译唉，这尤其可以看出公的志向。进谏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而传述的人则有些话不能明说。读到这篇遗疏的大略，却不遗漏它的详细意思，后世难道还会有不能明白的吗？公侍奉父母，父母心意中极细微的变化，他总能预先体察出来。公勤奋好学，从不懈怠，却不以求得世间声名为目的。他见到士大夫中有两人去世，便迎着其中一人的灵柩送回，还为他抚养孤儿、取字；另一人是宰相的舅舅，曾任赞善大夫，死后三十年仍停柩未葬，停柩处已经毁坏，公便替他增修墓所，又写信给宰相，责备他应当为舅舅下葬。这就是公的品行。公在实际事务中得到施展的才干，本来就少而且没有完全发挥，他的德行所施及的范围也很近，只有他的文章能够显示他的内心志向，并使名声流传后世。因此，公的故友之子王某，选取其中最足以铭刻后世的内容，替他作铭说：辨明邪正的实际，革除万事沿袭的旧例，把责任归于宰相。让士兵转为农民，以此建立天下的根本。设置学校，奖励乐于守名节的人，以此为天下选取人才。端正名分，确定考核制度，流通财币，以此建立制度法则。古代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不都是从这些方面产生的吗？《时议》中的议论就是这样。读他的著作，来探求他的志向。唉，公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内翰沈公墓志铭。雅。公姓沈，名遘，字文通，世代都是杭州钱塘人。曾祖父名某，皇帝赠官兵部尚书；祖父名某，皇帝赠官吏部尚书；父亲名扶，现任尚书金部员外郎。公起初凭祖先的荫庇补任郊社斋郎，在朝廷举行的进士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大臣疑心已经做官的人按惯例不能考第一，所以改列为第二。授任大理评事，通判江宁府。当时公二十岁，属吏和百姓都比公年长，但公的作为卓越，已经足以使人信服。然而当时世人多不知道公确实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任期满后召回京城，授太常丞、集贤校理，又任判登闻鼓院、吏部南曹，代理三司度支判官，又任判都理欠凭由司。到这时，公任校理已经八年了。平日居家闭门，即使执政大臣不是因公事，也不轻易会见。因此，即使执政大臣起初也不知道他是有才干的人。过了很久，才开始以同修起居注的身份召试，授知制诰；等到任制诰后，终于凭文学才华闻名天下。金部君因获罪被免官归乡，请求出知越州，后又改任知杭州；公铲除整治奸邪弊病，凡应当禁止的无不革除，尊崇奖掖贤能，取得百姓的欢心。两州百姓都为他画像并建祠祭祀。英宗即位，召回京城，任句当三班院，兼提举兵部、吏部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贤院。英宗在朝廷召见公，慰劳询问得非常详细。过了一个月，代理开封府事务。公刚到开封，就指着他告知众人说：“这就是杭州沈公。”等到公代理府事，官吏和差役全都屏息敬畏。不久公改任知审官院，随即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代理知开封府。公从早到晚处理政事，到中午时公堂上便没有滞留未办的人事；他出来答谢各位宾客，从容地谈笑。宾客都奇怪公为什么独独有余暇，而京畿以内却一致称颂治理得好，人人都觉得公正坐在那里注视着身边的一切。于是公的名声和实际功绩大为显耀、振作传扬，贤能之名在一时无人相比；从天子到大臣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连民间士人也奔走谈论，欢呼鼓舞，唯恐自己赶不上称颂他。公因母亲夫人患病，请求到东南某州去探视病情。英宗说：“学士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呢？”第二天，任命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群牧使，兼代理判吏部流内铨，判尚书礼部。公虽然离开了开封，但人们都认为他早晚将被朝廷大用。不料公遭遇母亲夫人丧事而离职。英宗听说公离去，格外悲痛惋惜，时常派使者追送赏赐黄金，并任命金部君知苏州。公居丧期间尽哀，睡眠饮食都合乎礼制。某年某月，公得病，在杭州墓旁治丧期间，某日到了苏州，又于某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次子恭嗣继承后事。公去世六日后，隆嗣、廷嗣以及六个女儿都还年幼。夫人陆氏，封安定郡君。公官至右谏议大夫，散官为朝散大夫，勋官为轻车都尉，爵为长安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有文集十卷。公平日不常读书，但文辞敏捷华美，令人喜爱；记忆力强，见识精深，长于议论。世人所说的老师、宿学，没有什么不读；对于通晓世务的人，他也没有不能使之折服的。公同人交往很简略，但考察对方有无才能、贤能还是不肖，却观察得尤其详细，接待和任用各人，都能使他们各尽其理。公治理政事号称严明，但有时也对善良贫弱者加以宽免，抚恤他们尤其周到。在杭州任职时，接待使者宾客多有简略疏漏；但州中贫困无力安葬的人，以及女子失去父母、无力出嫁的人，公都用官府经费为他们办理安葬和婚嫁，共有数百人。公去世后，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之叹息惋惜。某年某月某日，将公安葬于杭州某乡某里。铭文说：沈公的仪容啊，仪态和德行兼备；孔时升啊，从东方而来。他的光明谁能与之相比？人们瞻仰他、赞叹他、称誉他，没有谁敢对他有所指责。他正当盛年却突然陨落，唉，实在可悲！序文和传记有史实记载，也写在这篇铭诗中。《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三。明代茅坤撰。《临川文钞》第十三卷。墓志铭。《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防务安排严密整齐。公名致尧，字正臣。他的先祖封于鄫地，鄫国灭亡后便去掉邑旁，以鄫为氏。王莽之乱时，都乡侯刘据放弃侯爵，迁往豫章，其家族于是定居在那里；豫章即南昌，后来又分出南丰，所以公如今是南丰人。公的先祖曾任宜州刺史，再传两代生仁旺，获赠尚书水部员外郎，这就是公的父亲。李氏家族中有一位江南抚州的上公，考中进士第一名，却没有出仕。太平兴国八年，公才考中进士，选任符离县主簿；一年多后，授兴元府司录，途中升任大理评事，又升任光禄寺丞，监理越州酒务。公被召见后，授任著作佐郎，知淮阳军。将要出发时，天子爱惜他的才干，挽留他任直史馆，赐绯鱼袋，命他从汴京到建安军，巡行漕运。诏令说：“凡三司及州郡的事务有处理不合道理的，立即查验。”公最擅长搜查并查获隐匿的货物，查获数额以五百万计，于是授任秘书丞、两浙转运副使，后改任正使。起初，谏议大夫、知苏州魏庠和侍御史、知越州王柄，在政事上没有善治，却任凭喜怒行事。魏庠凭借旧日恩情求得进用，王柄又喜欢挟持权势，上奏弹劾公并把此事报告皇帝。皇帝惊讶地说：“曾某竟敢整治魏庠，真是能有所畏惧；能有所畏惧，才令人敬畏。”后来皇帝改变了态度，魏庠、王柄都被贬黜。杨允恭督理杨子运河，多次进言，所说大多合于人意，因而厌恶他的多言。公每次接到诏书都说：‘如果使者在外便宜行事，文书完备，也不是我的本意。’于是往往不肯成行。杨允恭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派人询问公，公以自己所坚持的原则回答，皇上因此轻视杨允恭，不再听信他。公进言指出苛税一百三十多条，朝廷将其废除。调任知寿州。寿州风俗是凭财产自我夸耀，陈氏、范氏名闻天下，听说公到任，都亲自迎接并收敛自己。公也整年没有处罚什么人，任期届满，满城百姓拦住他的去路，直到夜里他才跟随两名骑兵出城离去。调任太常博士、主客员外郎。章圣即位后，常亲自裁决细小政务，公进言劝止，又说百姓疲惫不堪，应当放宽专利禁令。当时羌人多次侵犯边塞，大臣商议放弃银州、夏州来解除祸患，公上奏说：‘羌人虚假归附而依赖我们，我们却分割土地封给他们，不是良策。现在羌人乘此机会劫掠其他部族来壮大自己，不过两三年，祸患一定会再次发生。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巡行边塞，先调集兵员和粮食，等待他们发生变故。’奏章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羌人果然反叛，围攻灵州。议论的大臣请求放弃灵州、不再过问，公议论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抵挡，是因为灵州牵制着他们的后方。’判三司盐铁勾院。天子想任命他为知制诰，已经召来考试，大臣中有人嫉妒他。升任户部员外郎、京西转运使，请求限制公卿大夫的子弟在京师做官。陈彭年提议派使者巡行各部，裁减吏员，并把这件事交给京西办理。公说：‘陈彭年的主张，是不分贤愚一律放置不用吗，还是选择愚庸者而废弃？如果选择愚庸者而废弃，那么人才难道能够很早很晚便判断出来吗？’皇上命令赶快追赶使者，让他回来。公多次论议政事，皇上被他感动。把公召回后，不久王均被诛杀，命公安抚蜀地；他创设、改革的事情有一百多项。李继迁再次围攻清远，朝廷让丞相齐贤担任邠宁、环庆、泾原、仪渭经略使。丞相请公任判官。公上奏书说：‘兵力有几十万，王超既然以都部署身份作为统帅，丞相只是带一两个朝臣前去临视。王超肯听从我们的进退指挥吗？我能够把谋略交给王超，难道却不能亲自统率吗？如果不一起统领西部军队，就没有补益。王超能够轻视这样重大的事情，请您再慎重考虑。’丞相和公把这些意见上奏，诏令陕西方面立即命令经略使追调士兵，全部按时赴任。公说：‘将领在空虚无人之处，事情已经危急之后才追调士兵，像这样怎能应付后续呢？’于是辞谢出行。皇上发怒，却没有来得及发作，恰好召见他并赐给金紫。公说：‘丞相敏中没有功德却升任官职，臣曾议论说他不可以任用。’ 如今我奉命办理的事情还没有成效，不敢冒领恩赐，坚决辞谢。”皇上因此贬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久，元昊果然败退，清远、灵武相继沦陷。适逢南郊大赦，公恢复官职，任泰州知州。母亲陈氏去世，服丧期满后，授吏部员外郎，任泉州知州。公常说，旧有的选举制度不对，请求加以论改。陈省华的儿子尧咨在殿上请托，营私舞弊，把科第授给举人；事情败露后，省华、尧咨父子有邪曲巧诈的才能，朝廷都厌恶他们，只是庆幸没有人敢斥责他们。公上朝十多次上疏为此辩论。调任苏州知州，到任五天，又调任扬州知州。扬州长官的职田每年通常可得千斛粮食，但却派吏督促贫民耕种，百姓以此为苦。公不让他们耕种。天子正推崇祥瑞，兴建昭应等宫观，并将出行祭祀。公上疏说：“从前周成王卜问周室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但考察《周礼》，其中对于治理国家的纲纪和细微的人事无不完备，由此可知，王者受天命后，必须修治人事来配合上天授命的意旨，不能把一切都归于天命而懈怠人事。”最后说：“陛下刚即位时还用爵禄来礼遇君子，近年以来却用爵禄来豢养盗贼，大臣们更加不满意。”调任鄂州知州。因封禅泰山的恩典，升任礼部郎中。刚刚解除扬州知州职务时，又接受了增加俸支的差遣，多领取了一个月。公不久亲自说明有人厌恶自己，于是又贬为监江宁盐酒。因西郊祭祀的恩典，升任户部郎中。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官阶至朝请郎，勋至骑都尉。临终遗言说：“不要陷入世俗，以谄媚佛、夷、鬼神来玷污我家人的品行。”著有《双凫羽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三十卷、《西陲要记》十卷、《为臣要记》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流传于世。公尤其擅长歌诗。又记载说：在这一年十一月归葬南丰东园，墓地被水浸泡。天圣元年，改葬龙池乡源头。起初，公娶黄氏，生三个儿子。易占曾任太常博士，以文章著称。公因博士的关系，赠官至右谏议大夫。公去世八年后，博士的儿子巩出生。巩三十五岁时，奉博士遗命，把公一生的事迹编次，派人来对我说：“请替我撰写墓志并作铭。”我看待公，犹如看待祖父。巩年少时，便听到了关于公的详实事迹，正如他的孙辈所说。当初，公自认为肩负当世重任，世人仰望他，也确实如此。

译等到遭逢太宗时，公自认为志向可以施行，最终却被奸邪之人阻塞了。他确实有命运的安排啊，真可悲！这也正说明正道很难与时势相合。即使难以相合，难道可以稍稍屈曲正道吗？即使稍有屈曲，也未必就能与时势相合。他确实有命运的安排啊。虽然如此，他之所以难以相合，正是为了显明正道。孔子说：“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正道不能施行，就辞职。”唉！公的节操，难道不是近于所谓大臣吗？铭文说：墓葬已经毁坏，于是把墓迁到高亢的宅兆之地。谁来请求撰写墓铭？是公的儿子和孙子。公从开始到终身，只奉行正义；才华完美，却不得施展。到了他的后人，有人能够振兴他的家族。上天启发公的遗志，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秘书丞谢师宰墓志铭 法 君姓谢，名景平，字师宰，官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是阳夏公、赠礼部尚书谢绛的儿子，太子宾客、陈留公、赠礼部尚书谢涛的孙子，泰宁军掌书记、赠尚书吏部侍郎谢崇礼的曾孙。起初凭祖父的恩荫，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守将作监主簿。不久考中进士，签书崇信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监楚州西河转般仓，屡次升迁至秘书丞。三十三岁时，于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去世。妻子尹氏，生有四个儿女，都先于他去世。他的兄长在某年某月某日把他葬在邓州穰县五陇山南。谢氏本是河南缑氏的旧家，君的六世祖曾在吴越任官，所以从陈留公以上三代都葬在杭州富阳；到君这一代，才把阳夏公葬在邓州，成为穰县人，如今又把君附葬在那里。君对于愤怒不嫉恨，对于欲望不追求；这固然是学习的力量，也出于他的天性。因此，他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宽厚柔和、谦逊退让、庄重安静、谨慎纯洁，从儿童时期直到成年都受到称誉；但成就未能充分实现他的志向，才能也没有完全施展。这正是士大夫哀悼他的死亡、纷纷为他流泪的原因。然而，君的文学和政事才能，言语已经能够在当时自我表达；至于道德的意义、性命的道理，他虽求索而未能达到，却已经听闻而不再疑惑。唉，可以说是贤德的人了！铭文说：阳夏公的四个儿子都贤能而有才，最小的早死，我为他铭刻墓穴，如今又为叔父铭刻。唉，真可悲啊！古代死去的人，把死亡看作休息。可叹叔父正当壮年，为什么离去得这样急迫？光明显赫的人已经逝去，刚毅高峻的人已经埋藏。留下这些文字作为记号，铭文便不会消亡。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 机圆 马君名遵，字仲涂，世代居住在饶州乐平。考中进士时，从礼部试到殿试，各级考试名次都列第一。任秘书省校书郎，任洪州奉新县知县，调任康州知州。当时天子更换、设置大臣，想有所作为，寻求有才能的人来考察各路，而君由大理寺丞改任太子中允、福建路转运判官，因母丧未赴任。服丧期满后，任开封县知县，后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于是君任太常博士。朝廷正尊崇宠信发运使，令其监察六路，便任君为监察御史，又任殿中侍御史，遂成为副使。不久召回御台，任言事御史。到任后弹劾违法的宰相，宰相因此罢职，君也因这件事出任宣州知州。到宣州后，一天之内又调任京东路转运使，随后召回御台任右司谏、知谏院，又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同判流内铨。多次论说时政，很多意见被听取采用。君开始读书时，便以文辞辩丽闻名天下；出仕后，所到之处都号称治理有方，论议条理通畅，别人反复推究也不能穷尽。平日里颓然自若，好像与人没有什么契合；但遇到事情有所建言时，却一定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开封府一向因权贵豪强请托而难以治理，有客人来请求办事，君总是友善接待，从不拒绝。客人退下后，他审查事情，完全依法裁断。过了很久，人们知道君不可以私下请托，县中便没有了麻烦。等到任谏官、御史，也能这样做。于是士大夫感叹说：“马君的智慧，大概在于能根据时势调节自己的刚柔，从而有所作为。”嘉祐二年，君因病请求罢职，几次请求出任外官，才任尚书吏部员外郎、直龙图阁，但仍不准他出任外职。某月某甲子，君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天子授其子某官为某官，又授其兄之子持国某官。夫人某县君郑氏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把君葬在信州弋阳县归仁乡里沙原。君过去与我交好，我常常爱惜他的智谋，认为当今士大夫大多比不上他；可惜他没有得到充分任用，也可惜他不幸早逝，未能终身享有显贵富裕。然而当时世人正因惩戒崇尚贤能、任用智谋的弊端，而拘守成法、把天下士人一概对待；那么君即使长寿，最终享有显贵富裕，他所积蓄的才能难道又能全部得到施展吗？唉，真是可悲啊！安葬之后，夫人与家人商议，派持国来请我说：“希望能有一篇墓志。” 为了使君虽死而不朽，于是替他编次事迹，并缀以辞说：凭才能被征召入朝啊，又遇到了合适的时机；把他投向远方的道路啊，使他骤然奔驰。前面没有驾车的人啊，后面却有人推促。忽然解下马车不再驾驭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哀哀的寡妇啊，谁来安慰她的思念？墓门有石啊，把我的辞文刻在上面。主客郎中、知兴元府王公墓志铭 我去世已经很久，不能详细叙述他的治理政绩，但从这篇文字中大概也可以看见。公姓王，名某，字某。他的先世以太原为著名郡望。公的曾祖名某，父亲名某，都葬在抚州临川县。公年轻时努力学习，以孝悌闻名乡里。成年后考中进士，任汉州军事推官。到任后因才能被委以繁剧事务，上级交相荐举，升大理寺丞，任大名府大名县知县，随后改任忻州通判，又任真定府通判。府帅王嗣宗恃强逞气，侮辱、折辱属吏，做了许多违法之事，因此很久无人敢任通判。公到任后，嗣宗本来就不高兴，稍稍以气势侵凌公，公安然不与他计较，只以礼相待。嗣宗屈服了。过了十多天，公请求审察狱讼。狱中关押的人常有数百，嗣宗心中不悦，常常拖延不审，属吏也不敢说要办理。公查阅案件，认为应当定罪的只有几十人，其余全都应释放，没有什么罪责。于是嗣宗催促有关官吏按照公的意见办理，当天便把他们判决释放。从此事情无不听任公办理。公依靠辨别可否，使政令都由嗣宗名义发出，府中人虽然有时不知道公每天都在帮助嗣宗，但整个府境终于得到治理，士人因此称公为长者。当初公考中进士时，同榜有一位常陵公，嫉妒公先行，趁公醉酒取走公的敕牒，撕碎烧毁。公替他隐瞒此事，只向有关官署报告敕牒遗失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译后来常陵公成为属吏，公反而推荐他升迁。有人认为公这是以德报怨，公说：“我奉诏荐举京官，他现在是我的属吏而又有资格任京官，我就推荐他，这怎么能说是报怨呢？况且我和他本来就从未有过怨恨。”公的行为大多如此。过了一年，调任保州知州；又因被荐举调任深州知州；又因选任调任齐州知州。两州百姓都说：“公爱护我们。”不久，提举淮南刑狱，兼管劝农事务。公办理狱讼，务求宽待百姓；把考核田地桑蚕作为急务，考察水渠陂塘的缘故，劝导百姓兴修，灌溉田地达万九十顷。天子赐书嘉奖，后来列出他的姓名，交给大臣召用。当时丁谓任宰相，先前曾把两个人托付给公，让公好好照看，说：“他们都是能干的官吏。”两人到任后都犯了罪，公把他们的罪状揭发上报。丁谓因此想陷害公却没有成功。后来公所任用的属吏也因贪赃获罪，于是公被贬为监池州顺安镇酒税。适逢当今皇帝即位，调任滁州，又调任兴元府知府。自丁谓获罪被迁往南方，议论者都认为公应当重新起用，但公也已经得病不起了。享年六十二岁，官至尚书主客郎中。第二年，即天圣七年，葬在和州历阳县。若干年后，公夫人张氏去世下葬，公墓塌陷，于是重新卜地，合葬于真州扬子县万宁乡铜山原。公有六个儿子，当时尚存两人：一人任殿中丞，一人是进士。其余四人都已去世：一人任开封士曹参军，一人任楚州宝应县主簿，另外两人的姓名失载，其中一人是进士。公因殿中丞儿子的缘故，累次赠官至右谏议大夫。我是公的兄长之孙，奉叔父之命撰写墓铭。编次公的事迹，有些不能详尽，是因为我没有机会侍奉公，而公去世时叔父们都还年轻。唉，虽然不能详细知道公的事迹，但大略听闻的情况如此，大概可以考见公的德行了。铭文说：王室灭亡，晋国封地远迁到南方；公开始在那里建立宗庙，使他的父祖得以安享祭祀。谁强大而取胜？谁因嫉妒而争斗？凭诚信、恭敬、宽厚来对待我，在困厄中也终于亨通。高峻的节操，因时势而显露。公说：“贬黜我的罪责，不是仇人阻止我。避开善行而不求声名，也不会因此陨没。”听说把铭文安置在新的墓基上，正是要使它长久保存。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 尚书虞部郎中晁君名仲参，字孝先，于治平四年五月九日任舒州通判时去世。他的儿子于熙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选济州任城县谏议乡吕村的墓地安葬他。有人带来记述君行事的材料，请求撰写墓铭。我摘取其中的话写成铭文：晁氏望出颍川，卫国有卿丙错因才术得到任用，成为汉家的县令。魏、晋、南北朝史书没有传记，士人虽有贤良，正直的官职却未振兴。唐代仍未大振。后来晁氏从开封迁到钜野县，时逢艰难困顿，到了宋代才显达。晁回从布衣奋起，太子太师宗悫执政时，父子一时之间历经三朝四世，获得荣宠。丘墓【原文疑误】令中书，为君曾祖；其子晁迪任刑部侍郎，生宗简。世代德行极为显扬，出任京东、京西路及刑部郎官，君正是其后嗣。君年少时便多受赞誉，仲父保荐他任上虞县主簿。县令昏乱败坏政事，改任君后，君从容调理吏治，没有谁敢触犯法律；他廉洁自持，压制奸邪，扶助弱者。巡按察看狱讼，早已如同按照我的谋划；君没有因州将范仲淹的声望而夺取囚犯，范文正公惊叹并爱重他，说应当畏惧法令、约束私情，公正勇敢而不要畏惧。君愿意终身坚持这一点而无愧。被荐举监越州酒务，不久因父丧离职；任滁州判官，升大理寺丞，任汝州郏城县知县。豪富之家贿赂官吏，寄占田地于势家，劳役繁重而困窘，中等人家忧愁叹息。君收集伪造的契券，随手便辨明真伪；补救弊病，振兴衰败，用习俗加以告诫来劝善。秦王诸孙上坟进入城郭，最终张榜驿站隶卒，君将其捕获处死。将要弹劾中使藏匿车辆、夜间逃走，便移文内侍省，责令立即审讯；直到第二年，徒众、车马都没有喧哗，声名震动越地，号称是他的家声。调任济阴曹官，任太子赞善，督促尉官搜捕盗贼，使乡里安宁宴饮。马匹进入后，便罢除牧地向百姓征收的租税；官厨和驿传费用繁重，几乎把百姓运送得贫困。君说：“可怜啊，责任难道没有预先考虑吗？”他执掌文书，刻责守令，削减了许多征数。升任官职为博士，离开所领的开州，大力修建学校，率领士绅游览温汤；盐利实际不能抵偿课额，每年减免五万。上奏都因君而获得许可，百姓有疾病却不医治，反而求巫代替医生，教人服食药物而把一切归于荒诞的言辞；对失去父母的人，替他们安排婚嫁。坐在公堂上早晚饮酒，闲暇时英宗即位，任员外郎掌虞部；随着皇帝驾临，考察二部最优者而授官。今天子即位后，恩典开始恢复正郎职位，代理舒州一年，发布条教，超过【原文疑误】；饥民从邻邦来请求赈济，没有人僵卧，扶携而来，吃饱后离去；又留下种子，致力于除害，从未吝惜气力。开凿枞阳河，避开罗刹石，疏通池口，合流到铜陵，官府没有损失计算，舟船航行也没有危险，行人都感到幸运。这是数千年来最大的功业，百姓奔走欢呼，无论老幼都如此。孤山、马当一带每年漂没百船，于是开凿秋口浦，直通雷江，避开险恶风涛近五百里。奏章随驿传到达，朝廷便把此事交给他办理。正值冬季告成，君却在夏天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有见识的人无不叹息。齐国公孙氏与他匹配，十分相称，封永康君，生四个儿子：端仁、端义、端礼、端智。端仁考中进士，任常州司理；端义任郊社郎；其余尚未出仕。五个女儿中，有四人嫁给士人：石端、俣彦、俣归；寡居的范氏、胡氏二女婿为纯粹、僧孺，住在家中。君有五个孙子：节、符、籛等，其中两个是女孙。君一生外表含蓄，内心明达，遇到违逆之事也不显露意外，默默承受，不与人争。用俸禄周济族人亲戚，恩惠遍及亲疏。即使厨房没有早饭，仍像往常一样谈笑。晚年尤其安静旷达，生病也不告诉别人留下遗言。他极力谈论性命之理，临终之时，儿子请求撰写埋葬之辞，穿着丧服粗衣奔赴汴京，拾取他言论的余绪，用来充实幽冥墓穴。屯田员外郎邵君墓志铭 简劲 邵公的祖先已经成为燕国之君，他的子孙仍享用最初封邑的赋税，到了后世便成为邵氏。如今丹阳有一户田里人家，独自成为大族；他们的后代常常被天下称道，是丹阳人。君名某，字某，年轻时敏捷爽朗。先父某想让他大有成就，于是破费家财聚集老师宾客，以发挥他的才华。成年后，内心修养深厚，不以外表修饰来博取名声，却得到士人中的声誉。四十岁时，才以进士出仕，任镇东军佐，积累功劳后入尚书省，任屯田员外郎，通判亳州。遭母亲某氏丧，未能赴任便去世。君擅长作诗歌，喜欢饮酒，与人交往安然自若，尤其不喜欢官爵。到了京师，从不去拜访权贵。别人有与他类似的功劳，自己说因此可以升迁，有人劝君也自我陈说，君始终不答应。然而从起家到去世十九年间，历任三县，因才干荐举他的人很多。去世第二年，皇祐某年某月，弟弟某把君葬在某地，夫人某氏附葬。儿子两人，名某、某；有一个女儿，尚未出嫁。铭文说：

译在朝廷任职，葬在乡里；他的妻子附葬并接受祭祀，儿子使父母的遗体完整地归于安息之处，这就是福祉。度支郎中葛公墓志铭 以“也”字作为一篇的线索，虽然段落明白畅达，但文格卑弱了。这种体例即使另行创作，最终也属于卑陋之作，不是西京以前的文章格调。葛公姓也，名源，字宗圣，是处州丽水人所生，后迁居明州鄞县；贯是曾祖，遇是祖父，旺是累赠都官郎中的父亲，进士公是他的父亲。公历任洪州左司理参军、吉州太和县主簿、江州德化县令、监兴国茶场、威武军节度推官、广州四防县知县、著作佐郎、开封府雍丘县知县、秘书丞、泉州同安县知县、太常博士、建州通判、屯田员外郎、庆成军知军、都官员外郎、南剑州知州、司封员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广西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刑，这些就是公历任的官职。州将的外甥和异母兄长殴打他人，外甥把人杀死。州将威胁公说：“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外甥，而杀人的其实是他的兄长，我知道这件事。他是大姓人家，不要让有关官吏误判；否则这桩狱案一定会翻覆。”公弹劾此事，不肯改变裁断，这就是公任司理参军时的事。州里发文把公调往吉水，代行县令职务。后来县令刚到任，大奸吏就诱使数百名百姓到公堂诉讼，设置变诈来摇动县令；这样过了几天，县令厌恶处理事务，政事便常常落到奸吏手中。公到任后，让诉讼者站在东西两廊下，取出诉状查看；凡是像吏员所写的，就让本人亲自写所诉之事，不能写的由吏员传授给他，往往不能与原诉状相合，追问到底便说：“我不知道要这样做，是某个吏员教我这样做的。”公把他们全部逮捕弹劾，交付法律处理，因此诉讼减少，吏员最终也不能达到目的。毛氏寡妇控告自己的儿子，用恩义劝说不能使他认罪，便派人秘密将他捕获，与私下和他说话的人核对供词，才发现那是寡妇控告的内容。彻底审问后，儿子全部服罪，原来是有人为了谋私而诬告他的子孙。州城外的溪水险恶，而每年租税将近几千万，运粮大船容易倾覆，百姓以输送租税为忧。公开始建议县中设置仓库收纳租税，这样官府转运也方便；州里不听，公不断据理争论，仓库终于建成，直到今天还享受它的好处。这是公任主簿时的事。宦官殴打驿吏，拿走驿站供给过境官员的物品并以此告诉府衙，府衙不敢弹劾。公说：“宦官有什么可畏惧的，竟敢欺凌我的百姓，我也以此为耻。”于是上书论述此事，宦官获罪被贬。这是公任雍丘县令时的事。属吏常常与公有嫌隙，同榜进士便借机诬陷他；公察觉其中隐情，不予听信，反而把他列为举首。这是公任南剑州知州时的事。每年铸钱十六万，他所制定的措施后来成为法式。这是公负责银铜矿冶和铸钱时的事。鄂州崇阳的大姓与他人的妻子私通，合谋杀死她的丈夫；州府接受贿赂将他们释放。公让人再次弹劾，负责弹劾的人又收受贿赂，案件仍像原来一样处理，但公始终认为判决不公。他的弟弟向转运使申诉，即使其他在任官员，也都认为这是冤案。于是重新审理，最终查出受贿作奸的事实，依法论罪。这是公任提举刑狱时的事。甲子四百三十五，是公享年的岁数。至和元年六月乙未，是他去世的年月日。润州丹徒县长乐乡显阳村，是公的葬地。嘉祐元年十月壬申，是安葬的年月日。乡里孙氏，如今附葬的，是公的原配。万年县君、范阳卢氏，是公的继配。良肱、良佐、良嗣，是公的儿子。妻太常博士黄知良，封金华县君，是公的女儿。起初考中进士，任越州余姚县尉，主持公丧事并请求撰写墓铭、办理安葬的，是良嗣。临川王某根据从良嗣那里得到的材料编次叙述，为他撰写墓铭。铭文说：士人钻营以维持交游啊，放松官职约束而无所忌惮。公所到之处啊，乐于任职，热爱政事。他们能够显扬声名啊，公却不自我表白。不刻铭文昭示后人啊，谁来劝勉那些劳瘁之人？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萧君墓志铭》只举出一件事 区希范被诛杀后，广西因战乱困苦，诏令尚书屯田员外郎萧君任桂州知州，兼任广西都巡检、提举兵甲溪峒事务。到任后沿用当地旧俗，以宽大政策治理，广西于是安定。君因才能被选任荆湖南路提刑。不久，因君在南方有信用，又任广西水陆计度转运使。当时侬智高搜集兵力，诱聚中原逃亡者，暗中率众窥伺边境，而边地的官吏士卒还都没有觉察。君独自忧虑此事，认为必将成为南方的祸患，于是选派有才辩的官吏劝说智高归附朝廷，上书说明情况，请求趁机授给他一个官职来安抚他，使他抵抗交趾，并且可以缓解祸患。奏书下达枢密院，枢密院因为智高原属交趾，认为接纳他会生事，便下诏询问君能否保证交趾不争夺智高。智高最终若不作乱，就把情况具实上报。君说：“蛮夷见利就会行动，必然会保护自己的归附者，这不是臣所能顾及的。如今中原的势力还不能对蛮夷用兵，所以对智高只能安抚罢了。况且智高才干、武力强大，不是交趾所能争夺和控制的；即使他们能够争夺，蛮夷正彼此攻击，我们正好可以从中调解而无事。”争论了五六次，枢密院最终驳回君的意见，不予答复。君又上奏请求选择将领和属吏，修缮兵器，修筑城郭，以等待变故；也上奏五六次，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君被召回。智高果然在邕州反叛，杀死守将，出入广东、广西十一州，所到之处残破不堪，官吏士卒多逃亡或战死。枢密院于是反过来把责任归给君，任他为吉州知州。一时士大夫纷纷想替君申辩，君却闭口不再说什么。世人因此称赞君为长者。后来又因知道君的智谋果然可以承担边疆事务，过了一段时间，便再次任他为广东转运使，又以直昭文馆身份任桂州知州。当时侬宗旦在智高旧日的地盘聚集兵众，没有归属，邕州因此戒严。诸将都主张兴兵讨伐，君又独自坚持招降的意见。朝廷采纳君的建议，宗旦便放下武器归服，授任西头供奉官，边境于是无事。君逐渐升官至尚书刑部郎中，以集贤殿修撰身份再次任提举蛮夷事务。申绍泰反叛，巡检宋士尧战死。仁宗派宦官出视，君因宋士尧战死获罪，降任江州知州；提刑又借宦官之口陈说君的罪状。朝廷为此设置狱案，但君所承担的罪责只到赎金为止；各提刑所说的许多罪状并不存在，然而仍削夺两官以免罪，稍后授监抚州盐酒。君辞谢不赴任，以分司南京的身份回到家中。

译许多公卿都想推荐起用他，君于是告老，以尚书祠部郎的身份退居。中致仕君名固，字干臣，起初以进士身份选任桂阳监判官、楚州团练推官；因二十三人荐举，改任大理寺丞，任开封府阳武、永康军、青城两县知县，通判防州。凭谋略擒获盗贼，获赐书嘉奖，调任江州知州，所到之处都有良好政绩；推举贤能，约束奸吏，明察而不贪财利，尤其善于开阖敛散，所以在广东征收铜盐税时，都比以前增加，以十万计。治平三年，六十五岁，于九月十七日在家中去世。起初娶陇西县君李氏，继娶彭城县君刘氏。儿子两人：洵，任袁州军事推官，已先去世；洞，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任鄂州嘉鱼县知县。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江州湖口县主簿何正臣、龚州司户参军欧阳成，最小的尚未出嫁。孙子孙女十八人。萧氏原是长沙人。君的曾祖名处钧，在湖南马氏统治时任衡州司马；因马氏正值乱世，弃官归于南唐李氏，不愿出仕，获赐田一百顷。袁州新喻后来隶属临江军，所以如今是临江新喻人。祖父名绍，父亲名世则，都因儒学而不出仕；父亲又因君的缘故获赠官至光禄卿。君病重时，拿出自己的奏议烧掉；他的子孙所抄录流传的还有二百多篇，大概因为其中言论详密，多是关系世务的要旨。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把君葬在新喻安和乡长宣里佛子冈。铭文说：司马离开荆地，远望这个南方国土；君修饰自己的德行，萧氏宗族因此繁衍。到蛮方建立功业，时时报告谋略；朝廷却不肯听闻，边疆因此忧患。遭受邪恶而不退让，退居安守一州；困穷之后终于通达，却终究没有知己。把铭诗刻在幽宫，传载下去，永远长存。左班殿直杨君墓志铭 通篇围绕他喜爱武事这一点，反复叹惋感慨。束鹿人杨辟替他的先人写道：“君名文诩，字巨卿，年少丧父，由伯父抚养。伯父在常山与契丹作战时，君刚十七岁，能够带兵突入敌阵，缴获铠甲和战马。后来伯父任峡州麻溪寨主，集合州兵讨伐叛蛮，君率二十五名士卒奔驰在前，与三千蛮兵相遇。蛮人听说害怕君的勇猛，全都回头逃走。他们的首领据险向下放箭，几乎杀尽君的士卒。君从下方射出两箭，射倒他们的首领；随后伯父的军队也赶到，于是平定蛮众而归。天子赏赐伯父升一级官，又把君隶属三班，任殿侍。”君的曾祖名渊，祖父名君正，父亲名德成，都以经术教授乡里，遭逢五代变乱，都没有出仕。君也从小聪敏，记忆力强，通晓五经、刑名、书数；但自负有武才，想奋发一番，建立功名，因此成为武官，逐渐升为借职，监睦州酒务。由借职三次升迁为左班殿直，由睦州也三次升迁为邵州武冈寨兵马监押。由武冈回到京师，于庆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起初，康定年间，将相想以五路军队攻打西夏，故相陈恭公任陕西招讨使，想任用君。了解君的人都说：“君曾经有过实践的机会，如今正是时候，努力吧！”君没有答应，以有病为由推辞，只是劝说恭公：“我的士卒懒惰已经很久，又因屡次失败而恐惧，若突然驱使他们进入战场，不知道战事拖久之后能否取胜；面对凶悍强大的贼敌，愚蠢地不知道计策，只会看见它的危险罢了。”恭公默然不语，后来军队果然未能出征。从此君也老了，重新读书，劝导几个儿子学习，不再谈论军事。当君年轻壮盛时，喜欢武事，能弯弓使剑的人没有敢与他并列的；但他仁慈宽厚，爱护万物，待人谦逊谨慎。麻溪的士卒杀戮不分对象，君出面救止，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他在武冈以恩德和信用取得各蛮部的信任，蛮人中有嵩叙、上下诚等州的刺史，甚至称君为父；直到君离任，他们始终没有侵犯掠夺。君夫人杜氏生三个儿子，长子早死，次子辟任大理寺丞，幼子闳。三个女儿都已出嫁，长女也早死。夫人比君小十岁，于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酸枣去世，享年与君一样都是七十三岁。六月二日合葬于陈州宛丘县友于乡彭陵原。临川王某说：“士人以才能闻名于世，而能够用义来克制自己的很少。子路是向孔子学习的人，然而倚仗勇力，终于不得善终。君正因为这样，凭才能直到白发也没有得到机遇，却能诚敬自守，以此考验并完成自己的一生，最终获得了声名。你的儿子记载他的事迹，整理出值得铭刻的内容。”铭文说：穿戴坚固铠甲，挽起强弓，可以捍卫四方；观察时势而或松或紧，不违背常道，这才是士人的美德。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墓志铭。奇 君姓王，名乙，字次公，郡望在太原，实际上世居大名府元城，不知始祖因何迁徙。曾祖名安，周世宗时任阁门通事舍人；祖父名廷温，开宝年间任泰宁军节度副使；父亲名奉諲，任右班殿直，赠左武卫大将军。君曾考进士未中，因而把收藏的书献给秘阁，并上书说，先臣某在先皇帝时曾得到许王一日的宠幸，臣确实是他的儿子。天子下令查问核验，授他三班借职，屡次升迁至内殿崇班、阁门祗候、淮南东路都巡检使。皇祐二年，七十三岁，以右领军卫将军致仕，死于海州；嘉祐二年葬于真州扬子县某乡某原，继夫人刘氏附葬。此前原夫人林氏已经下葬。君记忆力强、见闻广博，刚毅聪明，喜爱读书；即使年老，读书也从未稍有停止。对于困穷的人和卑贱的士人，只要合乎义，便乐意与他们亲密交往。有人想把不正当的罪名加给他，即使是尊贵严厉的人，他也依据道义始终不肯接受。多次上书论说政事，都切中当时弊病，但掌权者大多不听；听取的只有两件罢了。又有些是小事，但当时也蒙受了他的利益。

译他建议楚州可以拆除堰坝改作闸门，每年可省士卒二十一万七千人、钱一百三十万、米六万八千石。又说河阴可以用茶盐招募人力，把粮食运往河北；提出十条理由来排解三司的困难，三司没有一条能够驳倒他。这些都是当时防止损害、保全利益的措施。宋朝兴起一百年后，从太宗到真宗，天下大体安定，内外都富裕了；从此内外便专门以无为来休养天下，朝廷所崇尚的是贤良、进士以及世代任用的将相大臣。君却慨然怀有追慕古人、奔赴功业的志向，想扶起贫贱而无权势之人，凭辩才和智慧面对君主；众人圆滑，唯独他方正，任用不合时宜，最终不能与时势相合。唉，实在可悲。然而天下不肖之人多畏惧厌恶君，只因他刚直，也庆幸他处处不合、不得志而老去；只有贤者才为他哀痛。君有子越石，任泰州观察判官；次子仁杰为进士；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林度、陈州项城县主簿宋造。我曾任君的僚属，又与他的儿子越石同年中进士。为他的安葬作铭：强者逞能，我就以柔胜之；我同他抗争。柔者战战兢兢，我便与他谦让。最终柔胜于强，因为强者堵塞了自己的作为；正因为我的内心通达，才使我的声名充实。内殿崇班钱君墓碣 隽 内殿崇班、广德军兵马都监钱君的墓，在和州历阳县鸡笼乡永昌里。起初，钱氏以布衣身份兴起，成为吴越王。五代时，诸侯王僭越悖逆，唯独他常常恭顺地侍奉中原。道路闭塞、无法通行时，便间或把当地特产经海路运给天子。到宋朝受命后，想统一天下，吴越王便率领属下到京师朝见，完全献出自己的土地。天子接受其土地，封他为淮海王，并褒奖题名他的子孙，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钱氏在朝廷登记入籍的人，几乎数不胜数；以才能闻名于世、曾经任职的，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君名某，字某，是右屯卫将军某的儿子、昭化军节度使某的孙子、吴越文穆王某的曾孙。钱氏正是以才能著称于世的家族。作为子弟，他的父亲和兄长都称赞他；作为父兄，他又能教导子弟；作为官吏，他又能修治职事，而天子常任用他，认为他有才干。起初凭叔父的恩荫补任三班借职，逐渐升至内殿崇班，任钦州知州，州人很爱戴他。回朝在殿中奏事，称述边防，遂升内殿承制、提举广南西路刑狱。在广西四年，因功劳次第升为供备库副使，巡察举劾都合乎法度，贤士大夫多称誉他。当时，侬智高作乱，屡次轻慢边吏，边吏无人能够抗拒；各州又都没有军队，君便上奏请求派兵戍守以等待变故。奏章上了五六次，大臣始终不准。君又上书请求罢免职务，也不获准。侬智高果然反叛，君因建议被驳回而连降三级，监饶州酒务。过了很久，稍稍恢复升迁，至内殿崇班、广德军兵马都监。到广德第二年，即嘉祐二年，君已经七十一岁，于三月某甲子去世。昭化任和州知州，共十八年，对州人有恩惠爱护。他死后，子孙便留在那里为他安葬。因此君的儿子淇沂、沃、溥护送丧事，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把他归葬到永昌先人的墓地。淇沂因为我曾经从事文章之事，从君将要下葬直到今天已有三年，跋涉来跟随我请求墓铭多次，却不停止，反而越来越勤恳。唉，既然如此，我不能没有一篇铭文。于是替他叙述编次，使他带回去刻在墓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四 明代茅坤撰 《临川文钞》第十四卷 墓志铭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译直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五十四岁，因任官去世。治平三年十月某日，葬在真州扬子县蜀冈。他的儿子洙拿着武宁章望之所写的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唉，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为他作序并写铭。序文说：刘君名牧，字先之。他的祖先是杭州临安县人。曾祖父刘彦琛曾任吴越王的将领，立有战功，任衢州刺史，葬在西安。从此刘氏又成为西安人。宋太宗时，曾搜求吴越有功之人的后代，予以录用。刘君的祖父刘仁祚以有病为由推辞。到了他的父亲刘知礼，也没有出仕，但乡人称他为君子。后来因为刘君的缘故，追赠官职至尚书职方郎中。刘君年少时聪明敏捷，十六岁时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说：‘主管考试的官员难道会冤枉我吗！’于是大量买书，闭门研读。第二次应试时，终于成为举人中的第一名，从饶州军事推官起家。他因公事与州将争论，被州将排挤，几乎不能免祸。后来范文正公任州将到任，刘君大喜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于是拜他为师。范文正公也多次称许刘君，勉励他学习。刘君谈论事情以仁爱宽恕为本，别人处于困穷时，便急于用财物帮助他们，不顾自身得失，这都是因为仰慕范文正公的缘故。弋阳有个富人被客人诬告，将被判处死刑，刘君查得实情后把真相告诉范文正公。范文正公起初并不十分相信，但因为刘君的缘故，便让官吏会同审理。过了几天，富人得以免死。范文正公因此更加了解刘君，便把事情交给他办理。年终将要举荐京官时，刘君把机会让给了同僚中有年老亲属需要奉养的人。范文正公为此叹息，答应他说：‘我不能不成全你的善行。’后来范文正公任河东安抚使，才开始举荐刘君可以治理繁难的政务。于是刘君任兖州观察推官，又向孙复学习《春秋》，与石介交友。兖州发生旱灾和蝗灾，他上奏十多件便宜行事的措施，其中一件请求开放登州、莱州的盐商贸易，至今仍靠此获益。改任大理寺丞，主管大名府馆陶县。宦官随契丹使者往来，经常扰乱县中事务。刘君接待处置都合乎道理，官吏和百姓因此没有受到困扰。此前县中盗贼很多，刘君利用盗贼的同党追捕驱逐，有人告发就立即捕获，后来终于没有再做盗贼的人。朝廷下诏召集强壮之人，在他们手上刺字，编为义勇军，许多人惊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想要逃跑。刘君向他们说明诏令的意图，讲明其中利害，他们都接受刺字，欣然说：‘刘君没有欺骗我们。’留守称赞他的才能，府中事务往往也来征询他的计策和防备办法。因被举荐，任广信军通判，但因为母亲年老没有赴任。后来任建州通判。当时，现任河阳宰相富公以枢密副使身份出使河北，上奏请刘君掌管机宜文字。保州士兵作乱，富公请刘君前去安抚察看。刘君从长垣乘驿马到达保州城下，三天之后，富公被罢职出外，刘君才前往建州。他刚把所属各县的里甲徭役合并并均摊，百姓大为欢喜，却遭逢职方君去世，只得离任。后来任青州通判，又因母夫人去世而罢职。又任庐州通判。朝廷放宽茶叶专卖制度，派刘君出使江西，商议均平茶税，大约一年后才回来。有客人说：‘平生听说您敏捷而且敢于作为，如今却迁延迟滞到这种地步，是什么缘故？’刘君笑着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您所擅长、可以轻易改变的，而我却做不到。况且这次差事，朝廷难道另有目的吗？也不过是爱护百姓罢了。如今如果不深入了解其中利害，只图苟且简便地办成，您虽然会认为我敏捷，但百姓必定有人承受不起它的弊害。’到上奏此事时，所有建议都被采纳，百姓果然认为便利。授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修治险要关隘，招募壮丁，以减少戍卒，迁移仓库以便利运输，考核代理官员的功绩资次，杜绝送礼行贿。任职两年，凡是有利有害的事情，没有不加以兴革的。于是调任荆湖北路，任职一个多月便去世。家中贫穷，无法办理丧事，从棺椁到其他一切物品，都是荆南士人凑备的。刘君娶江氏，生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名洙、沂、汶，都考中进士。洙因为父亲的缘故，参加考试后任将作监主簿，其余几人还在守丧。起初，刘君被范、富二公所赏识，当时士大夫争相称誉他的才能。刘君自己也意气昂扬，认为应当有所成就；后来却艰难困顿，流落于庸人之间，几乎老去。于是才逐渐出仕，为世所用，仿佛将要有所作为了；但不久便去世了，这正是爱惜刘君的人所遗憾痛惜的。然而，士人中那些显赫而为世人所希望的人，他们的命运也就可以看见了。刘君始终都能得到相应的任用，又有什么对不起那些人的地方呢？铭文说：唉！刘君本应长寿而显达，为什么蓄积才德这么久，施展出来却如此短浅？即使有人阻止他，也可能有人在驱使他。只是因为各有命数，所以止步于此。尚书屯田员外郎仲君墓志铭 [此处为押韵转折处的编校说明。]仲君名讷，字朴翁，是广济军定陶人。曾祖父名环，祖父名祚，都没有出仕。到了父亲仲尹，才开始出仕，官至曹州观察支使，追赠右赞善大夫。仲君于景祐元年考中进士，从莫州防御推官起家。年少初任官职，但上下官员没有人敢轻视他。当时传闻契丹将大举扰乱边境，朝廷派宦官来询问知州张崇俊，张崇俊不知道如何回答。仲君认为契丹没有别的意图，便详细写成奏章论述此事。张崇俊高兴地说：‘朝廷必定知道这不是我的才能所能做到的，不过也应当称赞我能听取并任用您。’又代理博州防御判官，因母亲去世离职。过了三年，又代理明州节度推官。县里押送来几十名海盗，案件已经审理完毕。仲君独自心存怀疑，辨明案情，这几十个人都得以洗雪冤屈。因被举荐改任大理寺丞，主管大名府清平、邛州、临溪三县。又任解州通判，于是三次升迁为尚书屯田员外郎。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仲君为人厚重，有远大志向，不轻易说笑，喜欢读书，写作古文，晚年尤其喜欢作诗。他的诗在世上尤其受到称誉，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和政绩。然而他坚持正道，相信自己，不肯向权贵屈服，所以喜欢他的人很少。

译但也有很多人知道他不是寻常之人。他在越地、蜀地时，士人多跟随他学习。宝元、康定年间，论者喜欢谈论军事，他们的计策不过是进攻和防守而已。仲君独自推演《尚书》中所说的‘按时节供给食物，使远方柔服、近处亲附，厚行德政，信任贤良，同时慎重任用官员，使蛮夷都来归服’，写成《御戎议》两篇。唉，这正是世俗所认为迂阔而羞于谈论的道理。如果不能明白先王的义理，那么谁能知道中国要安定、富足、尊荣、强盛，必定要从这里开始呢？仲君既然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他自信而不屈服，正应当是因为内心有所承担。可惜他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仲君最初娶王氏，是尚书驾部郎中兰的女儿；后来又娶李氏，是尚书虞部员外郎宋卿的女儿。三个儿子：伯达任太常博士，伯适、伯同考中进士。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县尉崔绛、兴元府户曹参军任膺。太常博士于熙宁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把仲君葬在定陶闵丘乡，并因为我听说过仲君而来请求我作铭。铭文说：唉！朴翁本是上天偶然造就的奇人，他的德行声誉本应高飞远播，却被时代所困。京东提点刑狱陆君墓志铭 墓志正文只详细记述世系大略，并把这些内容并入铭文中，间杂叙述一生事迹。提点京东诸州军刑狱公事，兼任本路劝农事，朝奉郎、尚书司封员外郎，充集贤校理，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陆君名广，字彦博，祖先是吴郡人。到他的高祖时，才迁居福州侯官，以躲避唐末战乱。曾祖陆景迁在吴越任骁骑上将军、检校太傅。祖父陆崇扆任威武军观察推官，跟随吴越王回到京师，官至殿中丞，历任泸、道、潮、贵四州知州，任上去世。父亲陆中和没有出仕，因为陆君的缘故，追赠官职至尚书职方员外郎。陆君于天圣二年考中进士起家，至皇祐四年某月，奉使前往齐州，在郓州平阴某甲子日去世。儿子长倩等，于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日，将陆君葬在杭州钱塘某处的原野上。于是有人记述陆君的世系、官职、品行才能、功劳事迹以及去世和下葬的地点，请求撰写墓志铭。陆氏的祖先起于吴郡，后来迁到福州侯官，近世才从唐朝迁来。陆君的曾祖父，是太傅将军，确实曾仕于吴越，是皇朝的陪臣。太傅有儿子，才来到本朝，任殿中丞，历任四州将领，死后葬在侯官。他生下处士，即追赠职方郎中的陆君之父。陆君名广，字彦博，以文章考中甲科，任四府属官。从邵武起家，再选任徐州，随后主管酒税。任满后，先后受到陈留、许昌的征召，任宁海属官，于是任乌程县令，又任开封县丞。起初辅佐著作，后来离开任尉氏县尉。歌咏仁爱清明的政绩，无论壮年还是幼年百姓都称颂他。调任卬州大县时，因母亲年高，上告请求免职，前往蜀地奉养母亲。在泉州征收商税，又调任导江县。当地一斗谷子卖一千钱，陆君命令赈济百姓，使用自己的公田。盗贼杀害民家，县尉把一个囚犯带来。囚犯说自己确实是盗贼，陆君说应当释放他。县尉竭力争辩，众人也都没有醒悟。后来抓到真正的盗贼，果然如陆君所料。离堆的江水一向被豪强垄断。陆君修筑堰渠，开始使他们的专擅受挫，灌溉田地一万七千顷。他刻石立约以示后人，后来不再有荒年。郑文肃公来治理杭州的繁重政务，陆君以通判身份前往，接受他的征辟。州中百姓租赁房屋，官吏代为交租，陆君创立制度，后来再没有拖欠租税的。中书选拔陆君任御史推直，他曾上言朝廷之事。如今朝廷把这件事作为敕令，在冬季到郊外狩猎，大规模讲习军队事务；陆君作箴文进献。因预先告诫并防止荒乱的苗头，被召入集贤院，任校理。当时他的姓名和声望，已经为天子所知。出任婺州知州，先铲除贪恶官吏，招募有能力救助溺民的人，使他们不再搜刮百姓。治理婺州第二年，改命治理泉州。泉州人熟悉并传唱陆君的歌谣，欢欣地修桥，南江渡河的人免于覆溺。设置粮仓供州学使用，士人感念我对他们的养育。有人告发大众谋反，正值陆君宴饮时，他下令捕捉，立即擒获。因了解民情而使人免罪，救济饥民，安抚穷困，除去祸害和弊端。使臣把这些事上报，称赞他的政绩特别卓异。侬智高侵扰边境官吏，一时不能擒获。陆君把奏书送到驿站，显露出高明的谋略，回京辅佐三司。朝廷讨论南方用兵，皇帝说：‘可以，你说的我将实行。’在河京以东地区，陆君两次掌管刑狱。到齐州审讯囚犯，走到郓州便生病，死于平阴，享年五十三岁。有四个儿子，扶送灵柩南归。长子长倩，字伯；次子长绪，字仲；长恕，字叔；幼子长愈，字季。长倩任秀州属官，敏捷而有文才。长绪承受父亲恩荫，任郊社斋郎。又有六个女儿，都出自陈氏。陈氏贤淑谨慎，善于辅佐君子。四个儿子都有成就，女儿也都已出嫁；陈氏受封长安，奉养父母没有违失。于是于嘉祐六年正月，把陆君归葬在钱塘范村的墓穴中。陆君沉静深厚，做事不苟且；欢笑和蔼，尊敬亲长；笃厚友爱，待人慈善；喜爱读书，慨然仰慕古代奇伟之士。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做官应当如此。官职止于尚书司封员外郎，又没有享有足够的寿命，因而未能完全施展他的功业。他有文章藏在家中，足以留给后世。从陆君身上所得的，可以由此窥见。在这幽暗的墓穴中，石盖已经覆下。我在下面撰写《君初终》，以告知后来的世人。节度推官陈君墓志铭 入宋调：然而也有一段风致。人从上天那里最难得到的，是聪明、明辨、智慧、敏捷应变的才能；既然得到了这些，又能学习、求知、修养自身以配得上它们，并且不被无穷的欲望拖累，这也是上天从人那里最难得到的东西。上天能够把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赐给人，人却想用上天所难得的东西去顺从上天；可是上天不肯多给他一些年岁，于是他的才能还来不及修养，他所应当成就的事业也没有达到。这就是孔子感叹没有看见人的学问道德止于至善，并为之惋惜的原因。陈君名之元，字某，二十七岁时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去世。他从儿童时代起就记忆力强、见识敏捷，能够不费力地超越同辈。年少长大后，意气昂扬地仰慕古人所做的事，又能学习古人的文章。考中进士、开始出仕后，他高兴地说：‘不必再从事诗赋了。’我将把每天的精力全部用在所喜爱的事情上，大概可以成才了。于是把家中所有书籍都带到官署，早晚阅读思考；思考而不能明白，就再向朋友请教讲解，直到通达明白才停止。他的才能和志向就是这样。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那么他的成就将会怎样呢？然而没有多久，他得了疾病，终于不起。唉，这也就是所谓没有看见他的成就尽头而令人惋惜的人啊。陈君是某州某县人，曾祖父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他的兄长之方为他在某州某县某处的原野上选定墓地安葬，临川王某为他作铭说：清明之气浮扬上升，是升入气化之乡；浑浊幽暗之气下沉，是形体归宿之宅。升得那么遥远，谁能够追及？降葬于此，有墓铭使他的名声昭明。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译许君富有奇异的气质，荆公的志趣也同样如此。许君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世家作过谱牒，他就是如今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与兄长许元彼此友爱，名闻天下；他从小就卓异不羁，善于辩说，和兄长一起凭借智慧谋略被当时的大人物视为珍宝。许元在任时，朝廷开设方略科选拔，用以招徕天下有特殊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相拿许君所写的文章来推荐，于是许君被召来考试，任太庙斋郎。不久又选任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多贵人推荐说许君有大才，可以用事务来考验，不应抛弃在州县之间。许君也常常慷慨自许，想有所作为，但最终没有得到一次施展智慧才能的机会而死去。唉，这真是可悲啊！士人本来就有与世俗分离、不同流俗、独自行事的人；即使遭到骂、讥、笑、侮，困顿受辱也不后悔，因为他们并不追求众人的认可，而是寄希望于后世，所以遭遇坎坷本来就是适宜的。至于那些有智谋、求功名的人，窥测时势，俯仰周旋，以迎合权势和事物的阻碍，却总是不得志的，也多得数不清。辩才足以改变万物，却困于没有可以施展言说的时机；谋略足以夺取三军，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中受到羞辱。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唉，那些有所等待而不后悔的人，已经明白其中道理了。许君五十九岁，于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处原野。夫人李氏。儿子：瓌没有出仕，璋任真州司户参军，琦任太庙斋郎，琳考中进士。女儿五人，已经出嫁两人，分别嫁给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铭文说：有人扶植他使他兴起，却没有人排挤他使他止步。唉，许君不过如此！在这里，究竟是谁使他这样呢？葛兴祖墓志铭 兴祖仕途不得志，处处困顿，多有感慨。许州长社县主簿葛君名良嗣，字兴祖。他的祖先是处州丽水人，兴祖的父亲迁居明州鄞县。兴祖把父亲葬在润州丹徒，所以现在又成为丹徒人。曾大父名遇，没有出仕。祖父名旴，追赠尚书都官郎中。父亲名源，以尚书度支郎中任终。仁宗时，度支君有三个儿子，在天圣、景祐年间都因文章有声望，显赫地列于进士之中。先父曾经接受他们的文章，读完全文后，多次感叹葛氏子弟众多。后来三个儿子中，长子和次子都早死，只有小儿子在世，就是兴祖。兴祖博学多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才华超过同辈；又刻苦自励，修身洁己，笃厚地对待亲友，慨然想有所作为，以效力于世。四十多岁时，才凭进士身份出仕州县，十多年后去世，终因一直没有遇到机会而穷困至死。唉！命运不能由人控制，而才华难以凭自己显露，已经很久都是如此了。然而兴祖为官从不苟且，听说有人疾苦，便想除去这种疾苦，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他亲自察看，即使是细小的事情，凡是不在别人耳目所及之处的，也一定全心处理。

译议论的人大多对此感到奇怪，说：‘兴祖已经老了，困顿于州县之中，却还这样勤勉服事。’ 我说：‘这正是我对兴祖的期望。一个人在担任大官时就奋发努力，做小官时便懈怠忽视、不能治理，这不是懂得德行的人。’兴祖听到这话，认为我说得对。兴祖娶胡氏，又娶郑氏。他在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他下葬时与胡氏合葬，在丹徒长乐乡显扬村，就是当年十一月某甲子日。兴祖有三个儿子：蘩、蕴都富有文学才华；蘩任许州临颍县主簿，蕴任邓州穰县主簿，苹还年幼。四个女儿都还没有出嫁。铭文说：仕途艰难，却把替人做事看得尤其重要；不能施展才华，是因为年命，究竟由谁主宰、由谁谋划？在德行上没有大的遗憾，又还要求什么呢？临川吴子善墓志铭 辗转呜咽。临川吴氏有个儿子，名兴宗，字子善。二十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便把养家谋生的事情交给他。于是他每天早出劳作，晚归休息，到了中午，家里还有一个人没有吃饭，他和妻子就一定还空着肚子；天气寒冷了，家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棉衣，他和妻子就一定还穿着单衣。这样过了二十年，最终到三十岁便去世了。他嫁出五个妹妹，办理了几次丧事，又用余下的体力帮助乡里；只要乡里有事，一定自己劳作，让别人安逸，先去而后回。他尤其笃厚友爱，看到弟弟有过错，脸色反而更加温和，等到饮酒欢乐最浓时，才略微表示自己的意思。不久便流下眼泪说：‘我的亲人把你托付给我，我所以不避艰险，只是为了保全你。’他的弟弟终于感动醒悟，悔过改正，成为善人，并以文学才华闻名于世。他对待弟弟如此，至于别人，则闭口不谈别人的过失。然而乡里的年轻人听到他的咳嗽声，往往就逃走躲藏；如果来不及躲藏，便低头惭愧害怕，因为曾经有过牵连。一旦到了诉讼公堂，甚至戴上刑具，与几十个有牵连的人关在一起，大家都为之哭泣。掌管狱讼的人惊起，把情况报告给太守，太守立即将他们释放。他受到畏惧和爱戴，大多都是这一类。某人说，吴子善的父亲是各位舅父的朋友，对他的作为很了解，所以子善的弟弟子经、孝宗请求撰写墓志来安葬他时，我便为他说明事迹而没有推辞。子善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后来专心耕作奉养父母，便不再应试。他于治平四年八月九日去世，十二月十五日与母亲黄氏一同葬在灵源村父亲墓地之中。父亲名偃，也有品行义行，因为疾病没有出仕。祖父名表微，任尚书屯田员外郎。曾祖父名英，任殿中丞。最初的妻子姓王，生有一个儿子良弼，都在此前去世。后来又娶杨氏，生荛，嫁给枉。荛刚九岁，四个女儿中最小的才一岁。胡君墓志铭 荆公的峭拔锋利常常如此。王某治理鄞县三个月时，他的老朋友胡舜元穿着丧服站在门口，作揖进来问候吊丧，原来是因为父亲去世。五月，他留下胡舜元住在馆舍，心里只是奇怪他来得太早。过了几个月，胡舜元对我的弟弟说：‘我安葬父亲的灵柩，跋山涉水，从远方来到海边跟随您兄长，希望有所求见，已经很久了，只是不敢开口。我父亲在世时，我到四方求学，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来奉养他，如今他已经不幸去世。如果得到您兄长为他作的墓志铭，藏在墓中，可以使他在当世显扬，并流传后代；即使我这个小人物也能因此感到荣耀，我也没有遗憾了。不知您兄长能不能答应？’弟弟把这话告诉我。我叹息说：‘如果确实如此，他可以称为孝顺的君子；本来就是成全人的孝心，况且我和他又是旧交，怎么能有所顾虑而推辞呢？’于是取出我平素所知道的事情，为他撰写墓志铭。志文说：‘君名某，是池州铜陵人，生于丁丑年兴国年间，卒于丁亥年，即庆历七年。有七个儿子，某于十月把君葬在谷垂山。胡氏世代是大家族，全族有数百人。君有一个儿子舜元，独自招请乡里的先生教导他读书成为士人。君去世时，家族分裂，财产衰落。舜元却成为善人。’铭文说：享年七十一岁，不能算不长寿。我为他作铭，千古不会磨灭。王深父墓志铭 全文借虚景寄托感慨，充满深沉郁结的思绪。我的朋友深父，文章足以表达他的言语，言语足以实现他的志向；他的志向是把圣人的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不到生命终结便不会停止。因此，他不做小廉曲谨之事来迎合众人的耳目，而是无论取舍、进退、离开还是任职，都一定以仁义为尺度。世人都称道他的学问、文章、品行和政绩，但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多，更多的人认为他迂阔，不足以顺应时势、适应变化。唉，这正是深父之所以成为深父的地方。假如深父能够迎合他们，就一定不能与现在的自己相同了。我曾独自认为，上天生下这个人，大概将要让他长寿，使他的才能得以完成，等待时机然后显达，以恩泽施于天下；或者是要借助他的言论阐明先王之道，唤醒后世百姓。唉，谁能想到上天不让他承担道义，德行也没有得到世人的报偿，而如今竟然死了！圣人君子实在太难被人了解了。孟轲那样的圣人，弟子所希望达到的还只是管仲、晏婴的程度，何况其他人呢？至于扬雄，更是当时人所轻贱的，他门人中能被列举出来的只有侯芭一人。侯芭称扬雄的著作胜过《周易》，然而《易》是不可超越的。侯芭尚且不能算真正了解扬雄，而人们都说：‘古代的人一生没有遇到知己和机会，直到死后很久，后世才没有人不知道他们。’ 像孟轲、扬雄这样的人，死后都超过千年，读他们的书而知道他们心意的人却很少，那么后世所谓的了解他们，未必是真正的了解。况且这两个人都是年老而死，幸而能够著书，著作还完整地保存着，却尚且如此。唉，深父！他的智慧虽然能够了解孟轲，对于成为扬雄那样的人也几乎可以做到，因此可以无悔；可是他的志向没有实现，著作没有完成，又过早死去，难道不只是当今没有遇到知己，也将来没有什么传给后世吗？上天生下这个人，却给他这样的命运，大概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深父名回，本是河南王氏，后来从光州固始迁到福州侯官，成为侯官人已有三代。曾祖父名某，任某官；祖父名某，任某官；父亲名某，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兵部葬在颍州汝阴，所以如今成为汝阴人。深父曾凭进士身份补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一年多后自行免职离去。有人劝他出仕，他总是以奉养母亲为由推辞。他于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当时朝廷采用荐举者的意见，任命他为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任命文书下达时，深父已经去世。夫人曾氏早他几天去世。有一个儿子名某，两个女儿，都还年幼。几个弟弟于某年某月某日把深父葬在某县某乡某里，并与曾氏合葬。铭文说：唉！深父肩负德行，以继承祖先的事业。无论艰难荒远之地，都必定竭力践行取得。没有人了解我，也就没有人能够侮辱我。神魂若能回来，就让形体归于这片土地。王逢原墓志铭 全文没有叙述事迹，只借虚景抒发感慨。

译唉！道义不明了吗？难道只是教化没有达到吗？士人也有罪过。唉！道义不能推行了吗？难道只是教化没有达到吗？士人也有罪过。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之心，是古代所谓的士人。士人如果确实有恒常之心，掌握圣人的学说并努力实行，那么道义即使不能在天下彰明，也一定能在自己身上彰明；道义即使不能在天下推行，也一定能在妻子儿女中推行。内能在自己身上彰明，外能在妻子儿女中推行，那么他的言语行为就一定不会孤立于天下。这就是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扬雄之流能够有功于世的原因。唉！凭我昏昧软弱而又不贤，本来也是士人中有罪的一类，却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我的朋友字逢原，名令，姓王，是广陵人。起初我爱他的文章，因而了解他所说的道理；后来我爱他的节操品行，因而了解他所实行的事情。最终我了解了他的言语，它浩浩荡荡，仿佛将要汇聚而不会穷尽；了解了他的行为，它卓越高超，仿佛将要追赶却始终赶不上。于是我慨然叹息，认为能够承担世间重任并为天下建立功业的人，将会是他。我想和他交友，却还没有做到。唉！如今他抛下我而死了，真可悲啊！逢原是左武卫大将军、名奉諲者的曾孙，大理评事、名珙者的孙子，郑州管城县主簿、名世伦者的儿子。他五岁时成为孤儿，二十八岁去世。去世九十三天后，于嘉祐四年丙申日葬在常州武进县南乡薛村的原野。夫人吴氏，也有贤德的品行。当时她正怀孕，还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铭文说：为什么不能多享寿命？实在是上天吝惜你。说：上天并非不扶助你，而是要厚重你的德行；厚重它，就培植它；吝惜寿命，就把它推及后世。以快乐而不疲倦，以不怨恨而不怀疑。唉！上天的子民将寄托在这里。金溪吴君墓志铭 呜咽。吴君性情平和，少言寡语，外表和内心相同，从不把别人的过失说到极端。至于评论前代的善恶，以及国家存亡、治乱、成败的根源，他说起来非常值得听。他曾经读过很多书，尤其喜爱古代作品并学习它们的文辞，而且他的文辞又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议论。他四十三四岁时，以进士身份参加有司考试，最终却困顿于没有任何成就。他下葬于皇祐六年某月某日，在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石廪原，位于他住宅以南五里。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年老，儿子世隆、世范都还在守丧，三个女儿中一个已经去世，两个尚未出嫁。唉！以吴君的才能，与世上那些显贵富有、名闻天下的人相比，难道他就独独不如他们吗？然而他没有得到俸禄来施展自己的志向，来祭祀、奉养、遗留给子孙，以至终身如此，这就是他的士人朋友为之悲伤的原因。求学的人，是想穷尽自己的本性；穷尽本性，就可以知道命运。既然知道命运，那么对于吴君不得志，又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铭文说：蕃君名彦弼，姓吴，祖先出自姬姓，凭儒学起家，世代衣冠显贵；独自成就事业很难，于幽冥中折笔作铭，只有外甥订正并说明吴君的实际情况。马汉臣墓志铭 文字简约而含义深厚。合淝人马仲舒，字汉臣。他的祖先是茂陵人，父亲马皋任江东拨发，把家安置在金陵。汉臣于是入学，列入诸生之中。他为人喜好酒色，同他谈话的人大多以防止私欲奢侈为主要劝诫；父母不喜欢他这样，又过分溺爱他，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来教导他。不过汉臣也轻视钱财，别人有危险困苦时便急于相助，不考虑自己。在众人中，他尤其仰慕亲近我；我也看出他可以教导，便用礼法启发他，果然使他大为醒悟。于是他自己克制磨炼，努力纳入礼法之中，跟随我学习准备考进士。几个月后，他的文章已经灿然可观，足以充当进士科的应试者。汉臣比我大四岁，我和兄弟把他当作兄长，汉臣却把我当作老师和弟子一样。他曾经帮助我叔父办理丧事，如同子孙一般。庆历六年，汉臣已经加冠五年，跟随我进入京师，等待参加进士考试；六月因病去世。去世时我也生病，他的叔父正在京师，因而得以办理棺殓，送回金陵，某年某月停柩，后来葬在某处。孔子说：‘禾苗秀穗却不能结实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汉臣几乎就是这样的人。唉，记述他的墓志如此。吴处士墓志铭

译叙述处士生平，实际上都是概括性的虚文。君姓吴，名某，字某。他的祖先是建安的大姓。曾大父名某，任建州长史；祖父名某，任馆驿巡官、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这些官职都是江南李氏政权所设置的。当李氏统治时，吏部府君的父子同时在江南做官的有十多人。到了君的父亲名某时，才以汀州军事推官的身份回朝候选，任郑州新郑县主簿。君年幼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与弟弟轲相亲爱。春秋祭祀先人，即使年老了，查看祭牲、检查祭器等事，也不交给子孙；他俯仰斋戒战栗，仿佛看见先人在享用祭品。祭祀结束后，没有一次不悲哀。他读书只取大意，通达理解便罢。有人劝他谋求财利，他说：‘我贫穷很久了，别人把这看作忧患，我却把它当作快乐，不能改变。’他有三个儿子，甫、申、冉，都不让他们从事生产谋生，说：‘士人即使贫穷，也胜过工商之人富有。’三个人都以进士身份贡于乡里，申任太平州军事推官。君七十八岁，于某年某月某日死在太平官舍。甫等人扶送灵柩回去，葬在江州某县某乡某原，日期为某年某月某日。夫人在君之前去世，另行安葬，确是南阳叶氏。起初，君居住的地方被水毁坏，于是奉母亲来到江州寄居；后来喜爱这里的山川，便在此安家，所以他死后也归葬于此。申的朋友南阳张颉如此编次君的事迹，申又告诉我说：‘先人不幸，一生努力行善，却没有获得显扬于天下的机会。如今将要完备安葬，应该得到一篇墓志铭，使后世有所看见。’唉，我没能见到君本人，但我的老朋友中有许多人能够讲述君教导几个儿子，完全尽到父亲之道，所以他们最终都有所成就；其中申的文章和品行尤其因此闻名于世。如今列于朝廷的士大夫，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都有恩宠褒嘉；官职封赠的大小，要看他们的子女，以此劝勉天下人行孝，也安慰子女的心。凭君善于教子和儿子的才能，本来应当在君生前就得到高爵显位的报答。生前既没有来得及享受这种报答，死后谁知道他最终不能享有呢？所以不应当没有墓志铭。铭文说：士人有的行仁，只在一个乡里得到称誉；到了后代，他的名声才兴起并光大。有的人凭勤劳建立事业，把它传给后人；即使事业倾圮，依然因此不朽。实在是因为君有这样的儿子。孔处士墓志铭 全文借虚景发议论，但叙述很有法度。先生名旼，字宁极，是睦州桐庐县尉孔询的曾孙、追赠国子博士孔延滔的孙子、尚书都官员外郎孔昭亮的儿子。从都官员外郎以上追溯到孔子，共四十五世。先生曾想参加进士考试，后来后悔说：‘我难道是不得已才要做这件事吗？’于是居住在汝州龙兴山，把父母迁葬到汝州。汝州人争讼而不能平息的事情，不听从有司裁决，却听先生一句话；他们不以触犯有司刑法为羞耻，却以不能得到先生裁决为耻。庆历七年，诏令寻求天下品行义烈之士，汝州太守便以先生应诏。于是朝廷赐给他米帛，又命令州县免除他的杂税。嘉祐三年，近臣多次说先生有道德，可以任用；执政者估量他不肯屈身，于是授予守秘书省校书郎，令其退休。四年，近臣又多次为他说话，于是召他任国子监直讲。先生推辞，于是授予守光禄寺丞，令其退休。五年，大臣有人请求让先生任属县官，于是天子任命他为汝州龙兴县知县。先生又推辞，皇帝没有听从；六月某日，先生终于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七岁。大臣中有人替他请求诏命，于是特赠太常丞。到了七年某月某日，弟弟把先生葬在尧山、都官墓地的兆域，并与夫人李氏合葬。李氏是故大理评事昌符的女儿，生有一个女儿，嫁给士人为妻，后来先去世。先生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居丧合乎礼法；待人恭敬谦和，即使对仆奴也不忍用严厉的语气加以斥责。衣食和田地桑园有余，便总是用来救济乡里。有人借贷后不能偿还，他从不追问，也从不怀疑别人；人们也因此不忍欺骗他。世上流传先生事迹的，多是有见识、能言善辩的异学之士和士大夫。先生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对世俗无所求，足以使乡人如此敬畏服从，而先生自己从未把这当作奇异。先生博学，尤其喜爱《易》，却从未著书，只有《大衍》一篇流传于世。考察他的品行和政绩，如果不是内心有所获得，谁能做到这样呢？汉代东迁时，有很多坚守节操的士人，也因此形成风俗，所以当时处士闻名的独多于后世；直到今天，知名而居处不仕、被称为贤人的，大概也没有几人。难道是世人所不崇尚的，便湮没而无人知晓吗？还是士人的志趣操守也有待于时代呢？先生本来并不等待世俗认可，却能卓然在当时显现自己，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士吗？他确实值得铭刻。铭文说：有人进入其中却不出来，以自身换取外物；有人离开以后不再回来，把个人安逸看得最重要。唉！先生喜爱清洁而没有过失，并不是把安逸据为己有，而是追求自己的志向。建安章君墓志铭

译叙述其纵放不羁的行为，所以文章也纵横跌宕。章君名友直，姓章。年轻时卓越不凡，任性自放，不愿参加选举考试；但有高尚的节操、宏大的气度和超过常人的才能。他的族人郇公任宰相，想上奏朝廷让他做官，但这并非他的喜好，所以没有就任。他从江淮以北到岭南之间，又到京师，处处游历。将相大人、豪杰之士，直到里巷中的庸人小子，都同他交往；他从不与人抵触，没有人不得到他的欢心。即使突然把是非利害加在他身上，也没有人能看出他的喜怒；看他的心，好像不知道富贵贫贱可以选择取得，只是颓然自若罢了。从前列御寇、庄周处在周文王、武王末世，哀叹天下士人沉溺于得失，陷于毁誉，离开性命的真实情状，而把自己寄托在人为的虚伪上，以争夺片刻的欲望，所以他们所称述的，多是所谓顺应天性的君子。像章君这样的人，似乎就是这种人。章君读书能通晓大意，尤其擅长观察人物，却忌讳谈论这种术数，不常把它告诉别人。他懂音乐、书法、绘画、围棋，都因而在当时知名。皇祐年间，近臣说章君文章好、篆书精，并且有声望，朝廷召他来考试，章君推辞。后来太学刻写石经，又有人说章君篆书好，可以和李斯、阳冰相提并论，于是再次召他，章君便前往。文章写成后，被授任试将作监主簿，但没有就任。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因病在京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娶妻辛氏，生二子，存孺考中进士；生五女。长女嫁给常州晋陵县主簿侍其璹，侍其璹早逝；侍其璹又娶了君的次女，三女嫁给苏州吴县人黄元，另有两女尚未出嫁。君家世代居住在建安，已有五代；其先祖则是豫章人。君的曾祖父名某，辅佐江南李氏，任建州军事推官；祖父名某，任皇著作佐郎，追赠工部尚书；父亲名某，任京兆府节度判官。君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润州丹阳县金山的东园。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不夸耀功绩，不事雕饰，不踮脚把自己抬高；俯身而处，便亲近乡野，抬头而行，便游处朝廷。内心自有真实德行，看这篇铭文便可明白。《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五 明代茅坤编撰 《临川文钞》十五 墓志铭 《尚书都官员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铭》王侍御很有大体，荆公编次此文，也特别以大体为根本而分条记述。庆历五年，天子任命尚书都官员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为侍御史。任职一年后，入三司任户部判官；又过一年，调回任言事御史。不久，他在殿中奏事时发病，回家；第二天去世，家人把他不起身的消息报告给朝廷。天子哀悼怜悯，派宦官送去金帛作为丧赙，又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此前，御史有去世的，不予赙赠；由于王公的缘故，才下令有关部门一并赙赠。这大概就是天子如此褒录他的忠诚。王公考中进士时起，便已经能够努力学习、自立于世；他凭经术在江淮以南游学，成为学者们归附的人。后来任许州司理参军，便凭职权与权贵抗争；案件的是非曲直有疑问，几乎应当判死刑，靠他得以活命的竟有数人。后来两次任杭州临安县、开封府扶沟县主簿，于是被选任为开封府法曹参军。县令都不能越过他的裁断，开封府尹也不敢侵犯他的职守，推荐他的人有十多个。按年资应当升任府推官时，有人厌恶他不顺从自己，扣住他的奏章不肯签署，想使王公屈服、请求自己；王公因此始终不屈。推官估计终究没有办法，才最终让他任满。王公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不久因覃恩升为秘书丞，于是出任洪州分宁县知县。入朝任审刑详议官，多次把疑似有罪的案件在皇帝面前辨明，往往因此获得释放。等到辅佐荆南时，他能用义理使太守畏服，驳正各种违法之事；曾经上书说明，南方用兵讨伐猺蛮，不如抚慰他们、使他们投降更有利。此前，王公在京师，天子因灾异下诏让百官议论政事，王公所说的有足以警戒世人的内容。后来御史府厌恶年老者在职而不能自行离任，便用言语催促他离职。王公认为这样对待老人刻薄，不是向天下推广仁爱孝道的办法；况且供养老人却不得其道，使他们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然后又专门用法律限制他们，这更加会使人变得刻薄。于是推究三代养老的礼意，写成《养老颂》来讽谏。王公所有修身、治理百姓以及向皇上进言的行为，全都出于宽厚、诚实、宽恕；他说话平易正直而明白。所以他被召任御史时，还没有到任，喜爱他的人已经相信他能够称职了。同任御史听到一件事，都会争着说以尽职守；有人曾经谈到王公，却不再接着进言，说：“只要能够体悟皇上的意旨就够了。”然而他们排斥朋党、幸臣，往往说得特别切直，其中许多话是同时任职的御史所不敢说的。他每当接受皇上闲谈时，总说：“人不能没有过错；如果用古代的准绳来治理，世上几乎没有一个完整无过的人可以供国家使用。总的说来只要忠诚守信罢了；忠诚守信的人即使有过错，仍然足以任用。”他的根本见解就是如此。唉！古人所说的善人君子，王公在这方面可以当之无愧了。王公既已去世，内在修养的大处，为世人所称道；至于施行在细小方面，也无不如此。他敏捷而尽力，只是我不能全部记载下来。然而读我所记载的这些，也大概足以了解王公了。王公名某，字某；他的先祖中有汉代雁门太守，名叫泽。泽的后代第十八世孙雄，任唐代东都留守，郡望为太原，族墓在河南；家世代做官、治学不断，成为著名姓族。到了唐朝将亡时，雄的几个孙子逐渐衰微，开始散失自己的族谱，世系失传了不知多少代，直到防才开始居住在福州侯官，并说自己是河南人、雄的后代。防生伸，伸生廷简。闽王审知时，廷简被任命为安远使，在闽国建立了功业。审知死后，便废置了安远使一职，廷简于是退居养老。安远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居政，娶同乡姚氏，生女，嫁给王公。王公从防起四代，到这一代才凭文章和德行显名；朝廷追赠其父官职至秘书丞，并封其母夫人曾氏为昭德县太君。曾氏是赠尚书兵部侍郎防的女儿，又封为金华县君。王公的妻子顺从，母亲严正，王公能够这样记述自己的家族，大概也有她的帮助。生五个儿子：回、向、固、同、冏，都成为士人；他们的文学、品行和义理都有过人之处，所以故旧没有不知道王公后代将会显达繁盛的，也因此认为王公的仕途没有达到他的志愿，并不是遗憾。王公享年六十三岁，在去世三年后葬于颍州某乡某原。当初，王公曾经游历并喜爱颍州的乐趣，所以几个孤儿护送母亲到那里。到这次安葬时，回的朋友临川王某追为墓上作铭，实际是在至和二年。铭文说：显赫的王姓，源出并非只有一宗。王公的先祖来自河南，实在以雄为祖；来到闽地已有四代，才挺然生出王公。先祖来时命运不佳，离去之后才亨通。归身尽忠于君主，恩惠传播到百姓。配合前人的德业，迅速奋发而上升。后世若不承载德行，谁能成为荣耀的名声？说王公有后代，难道会不是公卿吗？《赠尚书刑部侍郎王公墓志铭》篇中有许多倒装的句子和字词，这是荆公喜好奇特文法的地方。江陵县有一座合葬墓，在龙山西面，是宋代龙川县令、赠尚书刑部侍郎王公的墓。王公去世时，享年七十一岁。他安葬的年份是辛卯年，即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日；龙川是他去世的地方。因王公的儿子光禄卿周公文亮，字昭远，朝廷才追赠王公为刑部侍郎。王公的先祖是晋代丞相王导。丞相第十六世孙俭任唐代正议大夫、明州刺史，才离开长安万年县，成为明州奉化人。俭的兄长名潨，潨生绅，绅生韶，韶生王公，四代都任县令。钱氏统治吴越时，王公曾参加防入等考试，任其属州的属官。钱氏国亡后，他在京师接受选任，又任密州尉的属官；防奉节任邢州任县令时，推荐他的人有二十多个，却都没有被采用，于是叹息说：‘我已经衰老了，却还做这种事，难道不可以停止吗？’便以疾病辞职。辞职八年后，不再谈论出仕，亲友故旧强行起用他，他又叹息说：‘出仕还是不出仕，只看是否合乎义；我怎么敢在这中间自作决定呢？’于是起任龙川县令，最终死在那里。起初王公还年轻时，便以文章受到士人朋友称誉。曾经渡过浙江，有人在船上遗忘了一百斤白金，王公最后独自发现了它，停留三天，找到失主后归还，然后才离去，并没有告诉失主自己的姓名。

译后来随从把这件事告诉了别人，于是人们又称赞他是长者。如今龙川两县的官吏和百姓都说他是贤能的县令，他死后大家都很悲哀。与他合葬在龙山的，是天水郡太君权氏；她擅长草书、隶书，诵读过几部经书，大略能够通晓其中的义理，据说实在是唐代贞孝公臯的第十七世孙。儿子四人，长子向类高考中进士，完成了他的学业；小儿子就是光禄君。女儿三人，都嫁给了有声望的人家。光禄君正直清洁、勤奋审慎，礼贤下士、喜爱学习，人们都认为他是君子的儿子。自晋代动乱以来，戎夷、盗贼像洞穴一样盘踞中原，时而动乱、时而太平，直到今天已有千年；士大夫之家流离颠沛，家世不能长久，后来即使有重新振兴的，多数也不知道自己的族源，只有光禄卿一家世代保存家谱，而且能够自述得特别详细。从大夫兄弟到王公四代的诰命，都完整保存着。命同宗人的儿子某为王公墓作铭的，就是光禄君。铭文说：王公的先祖原籍秦地，系出丞相王导；大夫是丞相的孙子，任守职的兄长潨，于是留居海滨。儿子是绅，孙子是韶。王公的祖先在东西迁徙中，世代传承而并不十分显赫，却藏有仁德；他的家族因此得到福祐留给后人，后代繁盛昌大。其后代必定会成为今天的光禄卿，以追尊王公，成为此墓的预兆。《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这篇文章如同秋水一般，清澈得仿佛可以捧取。侬智高在广南反叛，攻破各州，州将中因守义而死的有两人；康州赵君，我过去就知道他是贤者。赵君因叔祖防的关系，任试将作监主簿，选任许州阳翟县主簿、潭州司法参军；他多次因公务抗辩转运使，转运使接连弹劾他，州将替他向朝廷申诉，因此得以不受治罪。后来因推荐任温州乐清县令，又因推荐改任宁海军节度推官，任衢州江山县知县；断案治理都出于自己的判断，合乎百姓的心意，官吏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一文钱，路上的人也不敢拾取遗失物。我曾经到过衢州，而赵君离开江山已经很久了，衢州人仍然思念他的作为，称说起来没有停口。后来又因推荐改任大理寺丞，任徐州彭城县知县；明堂祭祀时因恩典改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调任康州知州。到二月，侬智高来攻，赵君率领全部三百名士卒作战，侬智高因此稍稍退却。到了夜里，赵君回头让夫人取来州印佩在身上，又让她背着孩子藏起来，说：‘明天贼兵一定大举到来，我知道抵挡不住，但我不能离开；你留下来送死没有意义。’第二天战斗失利，赵君于是抗击贼兵而死。当时赵君四十二岁，兵马监押马贵以及三百名士卒也都战死，没有一人逃亡。起初赵君作战时，马贵惊慌忧惧到不能吃喝，赵君却独自像平日一样吃得饱。到了夜里，马贵躺下不能入睡，赵君却鼾声大作，直到天亮才醒来。死生的关头实在重大，而赵君处理它竟能如此。唉！他对于义和命，可以说已经能够安然处之了。赵君死后两天，州司理谭必开始为他收殓入棺。又过了一百天，赵君的弟弟来到，于是护送他的尸体回葬江山；江山百姓扶老携幼前来祭奠哭泣，迎接丧葬队伍的有时绵延数百里。康州人也向安抚使请求，为赵君建屋祭祀；安抚使把赵君的事上报天子，追赠赵君为光禄少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觐右侍禁官职，授予他的弟弟子试将作监主簿；又把他的弟弟、润州录事参军师陟任为大理寺丞签书泰州军事判官，参与公事。赵君名师旦，字潜叔，祖先是单州武成人；曾祖名晟，追赠太师；祖父名和尚，任比部郎中，追赠光禄少卿；父亲名应言，任太常博士，追赠尚书屯田郎中。从赵君的祖父开始离开武成，葬在楚州山阳，所以现在成为山阳人。赵君的弟弟在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把赵君葬在山阳上乡仁和之原；就在这时，夫人王氏也去世了。于是，就把她的丧柩举来合葬。铭文说：‘可以免于灾祸，却在当时建立了功勋。贪恋安逸荣华，彼此顾盼而无所作为。谁能面对死亡而高举脚步，毫不犹疑？唉！康州人用这篇铭文来彰明他。’

译《王平甫墓志》荆公为弟弟平甫作墓志，完全不显露兄弟之间的事。大概是两人彼此不能相容，并且深深忌恨对方的缘故。君是临川王氏，名安国，字平甫，是赠太师、中书令明的曾孙，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用之的孙子，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康国公益的儿子。自幼从未跟随别人受学，拿笔作游戏文章，也都能写得有条理。十二岁时，拿出自己所作的铭、诗、赋、论几十篇，观看的人都惊异。从此便以文学受到当时贤士大夫的赞誉和叹服。他对书籍无所不通，对文辞无所不精。然而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未被录取；参加茂才异等考试时，主管官员考定他的文章为第一，又因母亲去世没有参加考试。君孝顺友爱，尽力奉养母亲；服丧三年，常住在墓旁，甚至取血和墨抄写佛经很多。州府把他的品行上报朝廷，却没有得到答复。今上即位后，近臣共同推荐君才行卓越，应当特意征召；朝廷选他为缮书官，他把序言献给大臣，大臣们多称赞他。皇帝亲自下诏褒奖，召来考试，赐进士及第，授武昌军节度推官，教授西京国子监。不久校书崇文院，特别改任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士人都认为君将要显达了。然而最终命运不济，官职止于大理寺丞，寿命止于四十七岁。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去世；到元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在江宁府钟山母亲楚国太夫人墓左一百一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子曾氏，儿子旊、斿，女婿叶涛；叶涛所居有四女。叶涛有学问品行，知名于世；旊、斿也都聪敏有志、有所树立。君的福泽，大概会施及于此。《亡兄王常甫墓志铭》荆公因为兄长常甫有才却不得志，所以特意在文章中借虚景相互感发、抒写感慨，使读者读后留下无尽的悲伤。先生七岁时便喜爱学习，意志坚定，从不苟且嬉笑。读书二十年，正值庆历年间，天子把书籍赐给州县，大规模兴办学校。先生学业完备、品行高尚，江淮之间各州争相想请他为教师；他所到之处，总是以《诗》《书》《礼》《易》《春秋》教授弟子，仰慕他的求学者往往从千里之外来。他磨炼、陶冶、洗濯他们的才器，成就的人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后来先生以进士下科的资格补任宣州司户；到任三个月，转运使让他监督江宁府盐院；又过三个月去世；再过七个月安葬，即在去世次年四月，实为皇祐四年。墓在先父墓东南五步；先父姓王，名益，官职、世系和品行事迹已经有铭文。先生是先父的长子，名安仁，字常甫，享年三十七岁，生有两个女儿。唉！先生的道德积蓄于自身，施行于家庭，却没有广泛显现于天下；文章在世间有声名，也不过是为了应付世俗需要罢了。他大志所要论述撰写的文章，大概还没有流传出来；而世上善于写作、能够使人不朽的人，又没有谁真正深知先生。唉！先生所保存的这些东西，难道终究会无所传承吗？起初先生常认为功名不足挂怀，大概也有命运的安排。君子的学问，只是尽自己的本性罢了；这样说来，先生没有传世之名，大概也不值得遗憾。然而，先生最为孝顺友爱，把足以流传百世的重任寄托在无人承当之处；有母亲、有弟弟正当壮年，却夺走了先生，使他不能长久相处。先生如果还有知觉，将有无穷的忧愁。唉！从过去的事情推想先生尚存的精神，难道能不为他的生命已经终结而痛惜吗？难道能不为他的生命已经终结而痛惜吗！先生有文集十五卷，他的弟弟已经编次收藏在家中，又编次他的品行事迹收藏在墓中。唉！太惨痛了，太极尽了；铭文写到这里就停止了，难道它能够使先生流传下去吗？《王补之墓志铭》叙述事情简略而不详细，世系虽然有叙述，却好比兵家用兵，少数败于众多。君是南城人，姓王，名无咎，字补之，嘉祐二年进士。起初补任江都县尉，遇父亲丧服丧；服满后，调任卫真县主簿。曾经放弃天台县令的职位，来同我一起学习。过了很久，无法供养妻子儿女，于是离开我，补任南康县主簿。正好我被召到京师，君便留在京师任教授；当时皇上正兴办学校，想用经术培养人才。我说君可以教育国子监学生，任命将要下达，君却去世了。君所到之处，求学者都归附他；贤士大夫也都仰慕与他交游。然而君不善与人苟合，常闭门读书写作，只有同我情意相投。熙宁初年所谓质朴正直、喜好义理、不因利禄而改变、学习不知满足的人，我只知道君一人。君去世时四十六岁，实为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日；到熙宁四年二月壬申日，妻子曾氏、儿子絪緼才得以将君安葬在南城县礼教乡长义里。铭文说：安于时势所难，靠学习把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唉！这样的人太少了，可以称为君子。《临川王君墓志铭》曾公作墓志，多次用议论来铺陈叙事，王公的文章尤其如此。把深思刻写在文字中的地方很多，不过这并不是《史记》《汉书》的笔法。孔子谈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的孝，本来就有等级差别。至于把侍奉父母作为起点，并且能够竭尽自己的才力，那么从圣人直到士人，都可以无所遗憾，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叔父名师锡，字某，年少丧父，于是把孝心全部用在母亲身上。他的忧愁、悲伤、欢喜和快乐，不以自己为主，只以母亲为主。他到别州求学，凡是衣服、饮食、玩好之物，只要能够使母亲感到满意而自己又有能力得到的，全都积聚起来带回家。即使自己十分劳累困窘，也始终不停止使母亲生活丰足，并且使他的兄弟、姑母、姊妹也得到供养，不敢吝惜自己力所能得到的东西。他约束自身，也约束妻子儿女，不敢使他们不满足于心中所想要的。他在外面的行为，从乡党邻里直到曾经与他交游的人，没有不得到他的欢心的。他不幸早逝，众人无不为他悲伤叹息。他侍奉母亲能够这样，即使还有未能做到的地方，也可以无所遗憾了。自从学校聘举之法败坏，国家的议论不涉及闺门内的隐德，士人中务实守本的人常常被浮华浅薄之才压倒。所以我叔父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数次参加有司主持的进士考试，却仍不能取得禄位来稍稍宽解一天奉养母亲的愿望。而世人评论士人，以能够勉强做到艰难之事为贤，我叔父的孝行又没有超过古代合乎中道的标准。因此，世上称道他品行的人也很少。假如只从叔父自己的立场来看，那么外界来到的名声与他无关，他本来可以不在意。从君子中掌握权势的人来看，如果使行善的人得不到职位，无法成就名声，那么中等才能的人凭什么受到勉励呢？可悲啊！叔父娶朱氏，生一子某、一女，都还年幼。他安葬时，是至和四年，附葬于真州某县某乡铜山之原；皇考谏议公的墓兆上已有铭文。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夭折是谁造成的？困穷是谁造成的？只要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自己做了，就没有什么可悲伤的。《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全篇都是虚景抒情之语，如同贯串的珠子、相连的环。

译夫人是江宁黄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场名某的女儿，是南丰曾氏、赠尚书水部员外郎名某的儿媳，赠谏议大夫名某的妻子。她先后受封县君四次：萧山、江夏、遂昌、雒阳；受封县太君两次：会稽、万年。生四子三女。庆历四年某月某日卒于抚州，享年九十二岁。第二年某月葬于南丰某地。夫人十四岁丧母，侍奉永安府君极为孝顺，操持家务有法度。二十三岁嫁到曾家，没有赶上奉养公公水部府君，却以侍奉永安府君的孝心侍奉婆婆陈留县君；她治理父母的家、治理夫家、侍奉婆婆的亲族，都足以称道她奉养婆婆的礼数。她侍奉丈夫及丈夫的亲族，像对待尊长一样严肃；看待儿子慈爱，看待儿子的亲族如同自己的儿子。她常常告诫自己不要议论别人的是非；有人问她，她便说：‘顺从是正道，是妇人的本分。我勤勉做到这一点罢了。’议论别人的是非，故意装出聪明的样子，并不是妇人应有的行为。她作为女儿和媳妇，直到去世，一直与做女儿、媳妇时没有不同。因此内外亲属，无论老幼、疏近，也无论聪明或不聪明而不能受到尊重的人，全都爱她；同辈都依附她，地位低下的人都仰慕她。在她面前做过女儿、媳妇的人，多半自己感叹不如后来者，都说：‘她可以作为值得敬重的典范。’她的言语和神色表现在视听之间，人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与她离别时，流泪哭泣，不能舍弃。她患病，众人都忧虑；到了她去世，前来吊唁哭泣的人，都悲哀不已。唉！夫人的德行如此，正应当有铭文。铭文说：女子的德行，温和柔顺，和悦快乐；教化一旦毁坏，便不再实行。妇妾若乘凌丈夫，争相变得刚强严厉，反而助长愚顽。啊，夫人，唯以德行为常道；对宗族姻亲和颜悦色，声音柔和善良。她始终如一，保持女儿最初的品德，不偏不满，谁会怀疑而不相信？请来以此铭文为鉴。《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以虚景抒发感慨开篇，按次序叙志很简略，又是一种文调。临川王某说：世俗的败坏已经很久了，自从学士大夫中很多人不能保持节操到底，何况女子呢？在那个时候，仙居县太君魏氏抱着几岁的孤儿，独居一室，亲自种桑种麻来取得衣食，长期处于穷苦困顿之中，却始终没有改变志向，终于抚养儿子成家立业，使他能够拥有家庭，自己也受到朝廷封赠，成为乡里的贤母。唉！她是值得铭刻的啊！于是为她安葬作序并作铭。序文说：魏氏的先祖是江宁人。太君的曾祖名某，任光禄寺卿；祖父名某，任池州刺史；父亲名某，任太子谕德，这些都是江南李氏时期的官职。李氏国亡后，谕德改名，居住在朝廷中而后退居常州。他认为太君贤良，便选择她的婚配对象，找到江阴沈君名某，说：‘这个人可以配我的女儿。’当时太君十九岁，嫁给沈氏。婚后十年，生了两个儿子；沈君以进士甲科任广德军判官，死于任上。太君亲自用《诗经》《论语》《孝经》教导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出外求学时还只有几岁，却已经能够背诵这三部经典。后来儿子回成为进士，儿子遵任殿中丞，任连州军州知事；太君六十四岁，在州官舍正寝去世。这时是皇祐二年六月庚辰日。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日，两个儿子把太君葬在江阴申港以西怀仁里。此时遵任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军州事，沈君追赠官职至太常博士。铭文说：群山朝向高处攀登，山下只有深谷。继承我们博士夫人的美德；她的美德是什么？使博士成其家，两个儿子恭敬有礼，如花萼花蒂相依相托；众多孙辈繁盛，既有果实又有花朵。谁说家族不会昌盛？它从最初的萌芽开始，皇天必有显明的报偿。说到后代，将会硕大繁盛；杀牲祭告，把铭文所考察记载的功德传示后世，这就是夫人的成效。《高阳郡君齐氏墓志铭》记述次妻的行为很有法度。夫人是已故翰林侍读学士、赠开府仪同三司王公名洙的妻子，是已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钦臣、秘书省著作佐郎陟臣、秘书省正字曾臣的继母。齐氏喜爱读书，能够写文章，有高尚的节操和美好的品行。治平二年，她五十五岁，于五月初三日在亳州她儿子的官舍去世。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附葬于南京虞城县孟诸乡田丘里。起初，夫人因为早年丧父而哀痛，发誓不再嫁人，要奉养母亲，并抚养王公前妻所生的几个儿子。王公听闻夫人贤良，便求婚说：‘这个人一定能做我儿子的母亲。’于是她的母亲和兄长强行把她嫁给王公。嫁来后，果然能够像母亲一样对待各个儿子；她聪明仁爱、恭敬俭约而且知礼，全家和乐，没有一句异议。起初封为文安县君，后来又封为高阳郡君。王公去世后，便把全家的事务交给儿媳。她斋戒居处，穿素服，不饮酒、不听音乐，直到终身。虽然有时作诗，却从不拿给别人看；到她去世时，才得到五十四篇。诗文高洁旷达、深远，不是近世妇女所能写的。又得到一篇遗令，命令薄葬，其中谈论死生的道理很有见地。齐氏是祁州蒲阴人。夫人的曾祖名某，未曾做官；祖父名安，也未曾做官；父亲名永清，任莫州防御推官。兄长恢、弟弟恽，都很有名望。王公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给尚书职方员外郎陈安道。夫人既善于抚养各个儿子，而各个儿子也大多贤能。他们为了尽孝，前来请求铭文。铭文说：在冀州中山，有孝子齐氏，年少丧父，依靠母亲，悲伤而不忍离开。后来因遵行义理，终于顺从慈亲。显赫的王公，学问文章俱佳，宗族成为大家。爵禄和恩宠光耀，前来继承，前来辅助。他的贤德于是得到赞誉，作铭诗刻在幽深的墓宫，来说明齐氏终身的品德。齐氏的终点自有她的起点，那就是她做女儿的时候。《建阳陈夫人墓志铭》墓志不过二百字，但文章多有韵折，令人悲伤。

译夫人是建阳陈氏，嫁给同县人余君为继室。余君名楚，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夫人所生。夫人的小儿子翼三岁时，余君去世。余氏世代是大姓，夫人拿出全部家产来仁爱地抚养前妻所生的儿子，同时让翼到四方游学，并告诫他说：‘去完成你的志向，一定要努力，不要因为我的贫困而忧虑。’当时翼十五岁，大约在外十二年，后来凭进士出身开始做官，回乡在乡里拜见夫人。那时夫人闭门穷困，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母子相对哭泣，街坊邻里聚集观看，叹息说：‘这位母亲真贤德！有儿子供养她，是应该的。’她享用儿子的俸禄共十四年。翼任宿松县尉时，夫人七十八岁，于某年某月在宿松官舍去世；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宣州宣城县凤林乡竹塘里。夫人的长子名某，已经去世。翼有文学，善于议论，虽然长期困顿、不得志，但一时的文人中有许多人知道他。他最终能够追荣夫人吗？安葬时，临川王某作铭说：在高大的句山北面，有一座幽静的新宅。谁为母亲占卜墓地？把铭文埋在这块石头上。儿子是闽地余姓，母亲是陈氏。她的品行忠厚，仁德柔婉。善行和福禄都有终结，但名声不会泯灭。《永嘉县君陈氏墓志铭》记述次妻的贤德，开头依据她丈夫的话，丈夫死后则依据她兄长的儿子的话，编排得很有法度。陈氏在苏州是大姓。夫人是太子中允名之武的女儿，某官、赠太常卿名郁的孙女，左赞善大夫名质的曾孙女，是太常博士王君名逢的妻子。她聪明、顺善，举止都合乎礼法；因为没有赶上奉养公婆，所以对祭祀尤其谨慎。博士把俸禄赏赐全都用来供给宗族和朋友，不够时，她便拿出衣服、簪珥来帮助他，却不说出来。她还选择妆饰妾御进献给博士，并不嫉妒。然而博士始终没有儿子，这些情况都是我从博士那里听来的。她抚养博士的兄长之子如同亲生儿子，哭悼博士三年，从未像陈氏那样除去丧服。她十分贫困，有权势的人想娶她为妻，族人强迫她，她不同意；再次强迫时，她流泪哭泣，发誓拒绝。过了一段时间，她因感病去世。这些事情大概是我从博士兄长的儿子景元那里听来的。然而夫人的品行并不只是出自这两个人的叙述；凡是熟悉陈氏、王氏两家的人，都知道她贤良，并为她的志节感到悲哀。她受封为永嘉县君，在苏州去世，时间是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享年三十八岁。治平三年十一月某日，随博士葬于阊门西面的原野。铭文说：我只是山谷中的一块土石，跟随这件器物而来，也将随之死去；归依义理和天命，有什么可悲伤的？只是没有儿子。《郑公悼念李氏墓志铭》篇中多有韵折，也有许多佳句。尚书祠部郎中、赠户部侍郎安陆郑氏名纾的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的李氏，是尚书驾部郎中、赠卫尉卿名文蔚的女儿，光州仙居县令、赠工部员外郎名岵的孙女。祥符九年出嫁，至天圣九年，三十二岁，于八月壬辰日在丈夫任所去世。她的丈夫任安州应城县主簿时，过了三十七年，到熙宁元年八月庚申日，附葬在丈夫安陆太平乡进贤里的墓中。当时夫人有两个儿子：狝任秘书丞、知潭州攸县；獬任翰林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有一个女儿，嫁给郊社斋郎张蒙山。夫人德行敏捷，礼法周详，侍奉婆婆称得上孝顺，对内和谐、对外亲善，上下关系都处理得从容自如。郑公是大姓，曾经凭借家产供养四方游学之士。到郑侍郎时，家里才开始贫困，而他专心求学；夫人原本出身富家，便拿出全部资财来帮助他接待宾客、祭祀祖先，补缀衣物、洗涤衣服、准备饮食，供应早晚所需。有人不能承受这些劳苦，夫人却终日欢悦，仿佛从来没有贫困过。因此郑侍郎也能在困约时自得其安，仿佛从来没有富贵过。郑氏家族大概要日益显达了，可夫人没有赶上他们显贵享禄的时候。唉，实在令人悲痛。在她安葬时，临川人王某作铭说：唉！夫人归去，光明显著啊；她的德行幽深，仪态柔婉啊。命运究竟如何？正当壮年却凋谢啊。众多善良的儿子，悲伤仰慕、思念不已啊。有庄严的墓葬，附葬祭祀与丈夫相配啊。把无穷的哀痛告诉后世，把这首诗铭刻下来啊！《仙源县太君夏侯氏墓碣》叙述世系，篇末特别用虚议在墓碣上彰显她的德行，也是另一种文调。仙源县太君夏侯氏，是济州钜野人，尚书驾部员外郎名晟的女儿，翰林侍读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谯公名峤的孙女，赠太子太师名浦的曾孙女，是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邓州军州事阳夏公谢氏名绛的夫人，也是太常博士、通判汾州军州事景初的母亲。她二十三岁去世，五年后葬于杭州富阳。当时阳夏公任太常丞、秘阁校理博士，儿子已经五岁，另有一个女儿也已出嫁。又过十五年，到康定二年，博士把夫人的灵柩送到邓州，与阳夏公合葬。临川王某在墓碣上写道：‘夫人做媳妇时以顺从为本，交接宗族亲戚谨慎而严肃；做母亲时宽厚地抚养妾媵。阳夏公的名声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而他说“我不因家事而忧虑”，六年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夫人辅助我的缘故。所以她去世时，听说这件事的人都希望她有后代，而夫人的儿子果然凭才华闻名于世。’唉！阳夏公的事迹记载在太史之中，即使不刻在石上，我也知道它不会朽灭。至于夫人的善行，如果没有人把它表彰在墓道之上，难道能与阳夏公的功烈长久流传吗？这就是博士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的用意。我读《诗经》，只见周代士大夫中侯公的妻子，修养自身、整饬行为，举止合乎礼法，能够辅佐、劝勉她的丈夫，使王道赖此得以成就。大概这种法度的教化，不是一日形成的，而当时的风俗不能不如此。到了后世，即使当时所谓的贤者，也不能仅凭自己改变家庭，而夫人却卓然如此。可惜她早早去世了！但把她的品行事迹列入记载，作为后世的榜样，难道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六 明代茅坤编撰 《临川文钞》十六 墓表、祭文

译《太常博士郑君墓表》荆公最终没有一句赞许的话，但其中极有分寸之处。德安郑湜为他的父亲太常博士郑君名诒、字正臣书写品行、政绩、家世和世系，因他的妹婿广陵朱介之来请我说：郑氏本是荥阳的旧家，有位名善果的人，最终任唐代江州刺史；他的子孙成为德安人。从善果到胵共七代，生裔，任乐清县令，是郑君的祖父。裔生东，是郑君的父亲；东在乡里以《诗》《书》教授，终身没有做官。郑君景祐四年中进士，任洪州都昌县主簿；当时县令已经年老，政事全由郑君裁决，都昌至今仍称赞他能干。又任庐州合肥县尉，盗贼一出现便能捕获，所以后来没有人敢在那里做盗贼。又任同州朝邑县令，陕西战事兴起时，查核簿书，估量百姓所能承受的程度，用以均平赋役，使百姓不困苦。又掌管集庆军书记，遇到旱灾，转运使不愿免除百姓租税，把这件事交给太守，并派郑君出巡察看；郑君按照实际情况依法免除百姓租税。后来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南康军；南康县又调任他知梧州。当时侬智高作乱，官吏多逃避藏匿，甚至不肯前往；唯独郑君立即前往，修治城墙壕沟，集合官吏百姓守卫，因此州中平安无事。经略使推荐他任知宾州，再升任太常博士而归，任陵台令；皇帝召见他，称许他的忠诚，赐绯衣银鱼。他尚未赴任，便于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岁。郑君先娶张氏，后娶吴氏。儿子三人，长子就是湜，次子某，三子深；女儿四人，其中三人已经出嫁。董振、何贽、朱介之，是他的女婿。郑君为人孝顺友爱、诚信正直，见到别人的一项善行就像出自自己一样；能够救济穷困急难，而自己生活尤其俭朴。他从宾州回来，所带的东西没有一件南方物产。他一生的作为就是这样。如今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把郑君葬在德安永泰乡谷步里，却还没有在墓上立碑，所以冒昧通过朱介之来告诉我。朱介之是我的姻亲，他的妻子能够叙述郑君的实情，担心郑君泯灭无闻，多次哭泣，嘱咐丈夫求我写一段话来表彰墓上。过去我曾奉使江东，沿九江溯流而上到庐山，喜爱那里的山川，询问当地有哪些贤能而可以交游的州人士大夫，却没有人能够说出。如今湜能够如此谈论他父亲的贤德，再询问当地与他交游并在此做官的人，才知道确实如此。唉，郑君果真这样，难道只是一个乡里的善士吗？而他的儿子和女儿又能这样，所以我为他编次这些说法，使之表现在墓上。《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全篇没有一件具体事实，只是缀连虚景，写了一百几十字，应当属于另一种文调。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谏议大夫、汝阴人常公，于熙宁十年二月己酉去世，五月壬申葬在临川。王某为他的墓写道：“先生求学并不在于著言立说，只在于端正自己的行为；修身行事也不求闻名，只在于坚守自己的义理。他所不取的事，可以使贪婪的人感到惭愧，却不是刻意雕饰来装作廉洁；他所不做的事，可以使懦弱的人立定志节，却不是矫揉强抗来装作勇敢。任命他做官，他却不肯任事；征召他，他却不肯赴任。有人说：‘他一定会退隐，终身不过如此罢了。’等到当今天子以礼相待，他才出仕应召。于是天子喜爱他的至诚，虚心向他询问，让他担任谏官，来观察他怎样引导自己；让他主管学校政务，来观察他怎样造就人才。先生向皇上所说的话没有流传下来，但人人都知道他的忠诚而不阿谀；他施行于下属的事情没有借助权势，但人人都看见他的正直而不苟且。《诗经》说：‘为什么不能长寿万年？’可惜他已经生病，归家而死了。自从周代的治道衰微以来，考察求学者的取舍，大抵都是迎合当时的爱好。违背世俗而合乎自己的志趣，独自践行而特然奋起。唉！先生的贤德实在久远了。史传记载先生的事迹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比刻石更好的办法。石头可以磨损，也可以剥落；但说先生的名声将会朽坏，是不可能的。” 《建昌王君墓表》荆公为他的外甥女兄弟的舅父作墓表，所叙述的文章、政事没有一句铺陈点染，也只是根据他儿子的话来写；而他儿子的话似乎又没有确实的指据，不过是把空话当作依据罢了。王君是建昌南城人，姓王，名某，字君玉。他年轻时家贫，却竭力侍奉父母，从未放纵游荡、怠慢嬉戏而虚度一天，也从未屈辱志节、改变操守而使自己受辱于任何人。因此，他虽然吃蔬菜、饮清水，父母却有欢娱之心；他虽然徒步而衣衫破旧，乡人却有敬畏而不敢轻慢的神色。到他有了孩子，便尽其所能教导他们，于是乡人的子弟都来归附他。孩子们随着年龄增长能够学什么，他就教什么，并且竭尽自己的力量。他娶本邑周氏之女为妻，妻子有贤德，能够帮助他成就事业。生了四个儿子：无忌、无咎、无隐、无悔，都考中了进士。无忌早死，无咎独自中第，任扬州江都县尉，遵循父亲的教导，博学能文，笃实修行而不懈怠。然而人们认为王君能够成为长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儿子，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教育之功。王君也曾参加进士考试，但没有考中。某年，他六十五岁，在某月某日死于江都儿子的官舍。第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葬在本县乡里屯的高地上。下葬已经很久了，无咎才请求我写文章来表彰父亲的墓。当时无咎辞去台州天台县令，担任常州教授；他的求学更加勤奋，操行更加严厉，他的志向大概不只是为了在这个世上求取什么，而是希望使父亲在后世显名，或许父亲的名声可以凭此流传下去。凭我这不肖之才来写，文章又不美好，哪里能有所增重，足以称颂君的孝子呢？也只能像这样为他叙述编次罢了。

译《贵池主簿沈君墓表》通篇也没有一件真实的事，全是用空话拼缀起来的。这正是荆公自己所作文章的本色；荆公文章中可喜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古代名家对于传记、碑碣所记载的事，竟然能够这样不苟且。我的先父有三个女儿，最小的嫁给了沈先生。有一天有人问起我先父的女婿，我告诉他是沈先生；凡是知道沈先生家世的人，一定说：‘他的父亲很能写文章。’后来我跟随沈先生到铜陵游历，观察他治理的县，县里的人得到沈先生，也一定说：‘他的父亲很能治理政事。’不久，我向沈先生索求他父亲所写的文章，沈先生说：‘先父死在旅舍，他的书全被别人拿走了，一篇也没有留下。’我又问起他的政绩，他说：‘我曾听祖母说过：先父任池州贵池县主簿，县令无能而县政却大治，这是先父的力量。他曾代理铜陵县的事务，县中有兄弟争夺财产，先父能够辨明他们的是非曲直，最终使他们感悟醒悟，彼此让出财产共同居住。他离任时，两县百姓追赶送行，哭泣着远送之后才回去。至于他施政的方法，我就不知道详细情况了。’沈先生于是又说：‘先父侍奉活着的人严肃认真，送葬死者十分哀痛；从族人到姻亲朋友，没有不尽心尽力的。他终身喜爱读书，没有一天不读；对于纵情宴乐、轻慢嬉戏的事情，从不参与。他遵循道义、守持官职，不向上司谄媚，因此几次几乎陷入危险。所以他做官时常有离去的念头，而没有留恋之心，只是不能享有高寿和富贵直到终老。他的学问足以究明施政的方法，所以他的文章不多见，却唯独为士人朋友所知；他的品行和义理并不广为人知，却唯独为亲族党友所称道；他的政绩没有广泛流传，却唯独为本地百姓所记忆。岁月已经流逝，若不立即为他编次论述，我担心他最终会没有传记流传。我愿意把这些事托付给您。’我回答说：‘是的，您的先父本来就贤德，又有贤能的儿子，他的后世一定会显达，不能让他的事迹无从考察。’于是替他编次论述道：‘先生名某，字某，家族两代居住在杭州钱塘，而他的祖先原是湖州武康人。武康这一族显达已久，到唐代有既济，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生传师，任尚书吏部侍郎，追赠吏部尚书。尚书生询，任潞州刺史、昭义军节度使；从昭义军节度使以上三代都有声名事迹，列在国史中。昭义生丹，任舒州团练判官；舒州生牢，南唐李氏时任饶州刺史；饶州生廷苹，任濠州军事推官；濠州生承诲，大宋时任明州定海县主簿，屡次追赠至光禄卿。光禄卿生玉，任尚书屯田郎中、知真州军州事。先生是真州公的儿子，天圣二年以进士身份出仕，任楚州司法参军，后来调任池州贵池县主簿，三十六岁时因病死于京师旅舍。夫人姓元，生男伯、庄、季。长子叔通都考中了进士，季长则是我先父的女婿。先生于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在真州城北的高地上。总之，他的品行、文章和政绩，都如他儿子所说。《处士征君墓表》这篇墓表写征君，也连带写到杜君和徐君，改变了通常的写法。淮河以南有三位善士，都住在真州扬子。杜君寄居在医者之家。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人请他诊治，他就立即前往；若要给他钱财而不合义，他便立即辞谢不接受。他常常贫困到几乎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却从未露出不足之色。他很善于谈论性命的道理，心胸旷达，对外物没有牵累。我曾经和他交谈，很久也不感到厌倦。徐君忠信笃实，待人极为谨慎，即使生病有人请他占筮，也不整理衣冠便不肯见人。他寄居在以占筮为业的人家，每天得到一百几十钱就停止，不再继续占筮。他能作诗，也喜欢写文章，有诗文集若干卷。这两个人因为行医、占筮的缘故，多被贤士大夫所知，唯独征君没有闻名于世。征君名某，字某，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居住乡里时，诚实恭谨，乐于救济他人的穷困急难，却从不与人争辩是非曲直。他喜欢收藏书籍，能作诗；有五个儿子，教导其中三个考中了进士。某人现在任某官，某人现在任某官，某人也两次被乡里推荐。征君与杜、徐二人互为朋友，彼此极为欢洽，成为莫逆之交。杜、徐二人都先于征君去世，征君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死在家中，享年七十七岁。唉！古时候一乡的善士，一定有使自己在一乡中尊贵的原因；一个国家的善士，也一定有使自己在一国中尊贵的原因。这种道理消亡，已经很久了。我唯独私下喜爱这三个人，乐意把他们的事告诉好事之人。征君的儿子又来请求，于是写下来留给他，让他刻在父亲的墓上。杜君名婴，字大和；徐君名仲坚，字某。

译《鄱阳李夫人墓表》《蜻蜓防水法》鄱阳处士、追赠大理评事黄君名某的妻子、封太平县君的鄱阳李氏，是今天太常博士巽的母亲。她享年若干岁，于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去世，第二年十一月丙子随同丈夫葬在鄱阳长顺里西面的高地上。下葬若干年后，太君儿子交游的临川王某为她写墓表道：‘太君做女儿时，以善于侍奉父母闻名乡里。出嫁以后，便把侍奉父亲的心意转移来侍奉公婆，礼节反而更加周到；凡是公婆一族的人，她没有不以礼相待的。又把侍奉母亲的爱转移来爱护婆婆，爱意丝毫没有减少；凡是婆婆一族的人，她没有不爱护的。她辅佐丈夫，使他正直而顺遂；用义理教导儿子，又慈爱有方。处士君过去曾经娶妻并有了孩子，她对待这些孩子，视同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后来太君的儿子以进士身份出仕，成为闻名之人，州中的士大夫都说：‘这位母亲不只是善于教子，也是因为她行善，才应该有这样的儿子。’起初她的儿子任宣州太平县尉，后来又任参军、州录事，都想迎接太君一同前往。太君说：‘我在这里帮助你父亲春秋两季享用祭祀，按道义终究不能独自前去。’等到儿子任南剑州顺昌县令、知洪州新建县事，而处士君已经去世，她才说：‘我老了，从今以后可以跟随儿子了。’所以她最后死在新建。’ 她儿子任官的寝舍中，太君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就是博士，女儿都已经出嫁。她的次子早死，长女年轻时丧夫，因侍奉婆婆孝顺而闻名，终身没有再嫁。州中的士大夫又都说：‘这位母亲善于教导，并不只施教于一个儿子，她的女儿也同样有母亲的教导之力。’唉，难道不是贤德吗！《祭范颍州文》【范仲淹】荆公为人多有气节和傲岸之气，不随便结交，所交往的都是天下的名德贤人，所以在他们去世时为之祭奠。他的祭文大多有奇崛的气势和悲怆的情思，使人读后不能不合上书卷而流泪。共得到十篇，范公是一代中卓绝的人物，荆公的祭文也极力描摹，写得涕泪呜咽，可以说是两件绝作了。呜呼！我的公是一代人的老师，一生到死，名声节操没有瑕疵。明肃年间的盛时，身处危难而志向更加坚定；瑶华失势，又随之遭到贬斥。治国功绩很快传扬开来，任京城的长官，闭塞奸邪，兴起善良。孩子们欢呼歌唱，声势显赫的门第，万民俯首趋拜。唯独因查问自己的私事而奔走江湖。士人们争相挽留公，面对祸患也不战栗。有人担忧他的言辞，便前往拜见并同他一起出行。风俗衰败，惊骇正直而喜悦邪恶。我起初忠贞不二，人们却疑惑叹息。努力实行而不回头，仰慕他的人因此振作起来。儒学先贤纷纷而起，以节操互相夸尚。公被贬谪时，更加勇于尽忠；考察前代、援引古事，讲义理而不谋求自身。后来出任三州，施政留下的恩泽有余，如同分引江河来灌溉狭小的田地。旧日的赃物自行揭发，不必加以刑罚；奸猾盗贼受到仁德感化，直到终老也没有再作奸邪。讲论经艺，弦歌教化，仰慕而来的人远达千里。疏通沟川、修筑堤障、排除水泽，田地桑树都获得丰收。叛军凶暴猖狂，竟敢咬噬我的边疆；公铸造印信、刻制符节，使一方屏息安定。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后来常常名声显赫；收纳士人来辅佐自己，都是国家的贤才。声威所及之处，敌寇不敢逼近；凭借余威，使敌人逃走，邻境得以保全。过去刚到任时，道路上满是创伤和荒败；加以医治、抚养，使内外都恢复完整。事情既然无为而治，便饮酒欢歌，百座城池安然入睡。官吏士人从容安定，皇上赞许说有才，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叩首辞让，达到六七次，最终参与宰相事务。整顿我们的典章常法，扶助贤人，赞成杰出人才；清除混乱杂冗，革除荒废之弊，朝廷官制得到更替，乡里的士人也发生改变。各种政务都得到修治，偷懒堕怠者也被勉励振作。那些阻碍而不能实现的事，他回去侍奉皇帝，最终却被排斥在外。自身困顿、道路闭塞，人们说他应当养老了，难道还会有别的作为吗，神明啊？谁忍心让他落到这种地步！公的才干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假如让他尽情施展经国谋略，他的功业哪里能够计量？自从公贵显以后，马厩和仓库反而更加空虚。他使自己的脸色言辞和顺，以傲慢攻击来包容别人，受到妇人妾媵的影响，却不耗费珠玉财宝。恭敬谨慎的公子，穿粗劣的绨衣，吃粗恶的粮食；怜悯死亡者，体恤穷困者，只有这些事情才肯奢费。孤女得以出嫁，男儿成就自己的家业。谁能把他的事迹埋没在深处？谁能把它深深刻下？应当把它的流传和详情记载下来，作为永久的准则。伟人如今去世了，这是国家的忧患。何况我这样鄙陋不肖的人，承蒙公的知遇，更加感到羞辱和悲痛。我在万里之外得知凶讯，不能前往，只能留下眼泪；快写此文来赞颂，奉上酒食。《祭周几道文》文章多经淘洗锤炼，字字如美玉般灿然。当初我认识您时，您我都还是束发戴头巾的少年，意气豪迈强悍，仿佛能使山崩裂、堤泽决开。到了弱冠之年彼此相看，却暗自忧虑困穷；容貌虽同年，内心却衰颓得像老人。俯仰之间经历悲欢，超然度过一世。如今您头发斑白、面容憔悴，本来应当比我先衰老，谁知竟是您先来赴我的丧呢？听说您去世，我写下讣告，涕泪流满全屋，惊呼人生道路竟已与世俗乖离。只有您对我情意深厚，吊问我的灾祸，询问我的疾病，那些书信仿佛还在眼前。我把序文和铭文写在石上，以报答您的美好恩德。所写祭辞虽然浅陋，情义却无愧于心。您确实爱我，祭品当能使您知道并欣然享用。《祭曾博士易占文》悲痛哀戚。呜呼！公因罪被废弃，实在是不幸，最终困顿而死；早夭，也只是命运如此。命运与才华相违，人人都知道；但说到他的名声不幸，又有谁真正了解？公的乡里、宗族亲属、同党朋友，知道公的名声，却没有谁真正了解他的实际。呜呼！公当初立身时，志向是怎样的？谁说过不会和谐顺遂？可是灾厄极多。大地广大，苍天高远，也有时会毁坏；星辰日月会失其常度，山崩谷陷；人居其中，万物各有偏缺，本来就有穷困通达、世代盛衰的规律。至于寿命长短，又还有什么值得忧喜的呢？总而言之，百年不过一次蜕变；以死来比较生时，不过像囚徒般困窘，死亡反而是归宿，与空虚混合，以生换死。死者不再祈求什么，只是不能看见活人的悲痛。公如今有儿子，能够光大公的后代；只要有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可以少一些悲悼吗？唉，道理确实如此，但感情却难以忘怀。我哭泣着写下祭文，前往助祭，奉上酒觞。《祭李省副文》【李寿朋】有超逸的格调，有隽永的情思。呜呼！您说死者一定先是元气衰竭、精神消散，谁能料到您的元气足以冲薄云汉，精神像日星一样明亮，却忽然坠落离世，不能保全百年的健康安宁？您临别时随我去祭祀太乙神，谈笑从容，比平日更加轻松。到了那里便办理事务，升降礼仪极为有序；归途中坐着车马，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居室。讣告传来，士大夫环视叹息，何况我对您的感情，又哪里有尽头！准备这些酒食，来表达我的哀痛。《祭高师雄主簿文》文辞奇特峭拔。我起初寄居在那里，和您往来，正值康定、庆历年间。您爱护我、勤勉我，在我有急难时帮助我；日月流逝，一生时间快得像跳动的弹丸。我们南北相隔，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过去的悲欢和除忧之事，追寻旧日踪迹，在淮水之上、冶城旁边握手谈笑，就像在昨天一样。屈指计算日子，等待您乘船归来，哪里知道多年以后才得相见？哭泣着回到您家，查看您的行为，可以说修养整饬；至于您的才智，也岂是常人多有的？垂暮之年才得到一个官命，最终死在遥远的地方，哪里只是故交为之叹息痛惜呢！抚棺祭奠，以表达心中的悲恻。《祭丁元珍学士文》感情极为悲痛，因此写出的言辞激昂。

译我当初闭门低头读书，写出诗文后涉身世事，却茫然无知；是您扶持提携，遮蔽保护，使我免于危险；又像培土灌溉，使我得以开花滋长。若没有我的元珍，我起初就不会成长，您为什么抛下我，忽然丧命？您以忠诚出发而实行宽恕，以诚信行仁爱，直到白头；困厄穷困、命运艰难，却又被推入其中，以至于跌倒而死。难道只是这个人的罪过吗？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有一块大石，可以在坟丘上作记；即使它不属于我，我也要前往求取。我请求记述您的德行，把它刻在九幽之下，以寄托我的哀痛，而不只在酒食祭品上。《祭欧阳文忠公文》欧阳公的祭文，应当以这一篇为第一。事情有可以凭借人力达到的，尚且不能预期，何况天理幽深难明，又怎么能够推求呢？只要公活着时在当世有声望，死后在后世有流传，假如能够这样，也就足够了，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像公这样器质深厚、智慧见识高远，又辅以精微的学术，所以充盈于文章，显现于议论，文势豪健俊伟，构思奇巧瑰丽。他积蓄在内心的，浩大如江河的停蓄；发露在外的，灿烂如日月星辰的光辉。他清越的声音、幽深的韵味，凄清得像飘风急雨突然到来；他雄健的辞章、宏大的辩说，畅快得像轻车骏马奔驰。世上的学者，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公，读到他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呜呼！公做官四十年，上下进退反复，感受世路的崎岖；即使困顿挫折、逃亡贬斥、流离失所，最终也不能遮掩他的光彩，是因为公众议论的是非，压制他后又使他重新崛起，终于显名于世。他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到晚年也没有衰退。当仁宗皇帝临朝末年，顾念后事，认为像公这样的人可以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他。等到他谋划决断，从容指挥顾盼，立即确定大计，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功名成就后，他不居功便离去。他的出仕、退处、进退，也希望他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异物腐朽消散，而长久存在于箕山旁、颍水边。然而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尚且都为他流泪抽泣，何况朝廷士大夫平日与他交游，而他又是我内心所仰慕、所瞻依的人。呜呼！盛衰兴废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面对风景遥望追思，不能忘情，是想到公再也见不到了，而我又将同谁一道归去呢？《祭张安国检正文》呜呼！善良的人不一定得到福报，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难道如今才因为您的遭遇而悲悼叹息吗？自从您的服丧期满，我知道您一定会来看望我；奇怪您久不来，难道是病了吗？今天，您的弟弟哭着前来报丧，上天竟不能姑且留下一个士人来帮助我。为什么活着这样艰难，死去却这样仓促！您起初跟随我和我的儿子交游，言语行动、视听都端正而不苟且；甘于饥寒，只谋求道义。后来任司法属官，审议案件时发现判决失当，大理寺两次上书为您申辩，于是升任宰属。您能折服强横倔强之人，辨明纠正狱讼，又常常精细出众。难道您的刑名之学只是特别深透正直吗？料想您的明察清廉没有什么不能胜任，只是人们轻慢而不知道罢了。想到这里，更使我心痛：您的仁爱达到极点，勇于施行仁义而忘记自己；您的孝顺达到极点，像孩子仰慕父母一样直到死去。能够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可以称为君子。呜呼！我的儿子死了，您又跟着去了。我还留在世上，还能有多少日子？以酒食寄托悲哀，以言辞来助祭。《祭束向原道文》其中充满奇异的气势。呜呼！束君竟然真的这样死了吗？为什么要仇弃朋友？为什么要怨恨妻室家人？堂堂然离开人世！我起初还怀疑。唉！只记得过去见到您时，田子想因为我病重而快步跑到田氏家去哭诉，我被事情牵绊而没有前往。田子不知道我病了，如今我却独自哭泣，谁和我一同悲伤？起初您求取仕进，士人没有敢和您匹敌的。声音洪大，实际才学厚实。像霜降后的树林中，雄鹰、俊鹯凌厉飞翔，群鸟都躲避逃散；本可直冲苍天，却坎坷失意，仅仅得到一个官职。后来更加困顿，才学被洗削收藏、消磨闭塞，稍一行动就失去时机。好比骏马被束缚，只能驾着柴车，侧身低头，与跛马一同吃草。命运又不吉祥，不能享有中等寿命，百件事情中几乎没有一件顺遂。谁知道世上有真正了解您的人？世上有谁肯承认您？我和您因为多学而同游，又因为做官而同科。出仕后我任扬州官，您实际上是我的同乡。我们倾心吐胆，亲密无间，以至于不计形迹、不顾身份。您在鄞地享用我请的食物、饮用鄞水，难道没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心中无法忘怀；您既然从东方来到这里，我于是来到您的丧礼。幽暗深闭的阴间宫室，荒野阻塞、榛莽丛生。从东门出行，距离如今还没有多少日月，谁说这竟成了直到万世的永别？唉，困顿、怨恨、穷苦，令人怜悯命不长久。世上的人都如此，君子却已经亡故。我还能说什么呢？您如果尚有知觉，请享用这些酒食，以陈说我的悲哀。《祭王回深甫文》交情深厚，所以言辞悲痛得足以撕裂肺肝。唉，深甫，您真的抛下我先走了吗？谁说深甫正当壮年就死去，而我还能长寿呢？虽然过去我曾握着您的手，回家告诉母亲您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奉了我母亲的命令；她说：‘像这样的人，才值得同他交朋友。’我的母亲比我更了解您，从始至终都认为您成就德行，许多方面我不如您。呜呼，上天啊！既夺去了我的母亲，又夺去了我的朋友。即使我没有立即死去，又怎能长久活着？捶胸痛哭，心灵摧折、志气朽败，含泪写成文章，进献酒食。唉，深甫，您还知道吗？《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南丰文钞引》曾子固的才华，光焰虽然不如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以及苏氏父子兄弟，然而他的议论一定以六经为根本，他对文章的熔铸剪裁也一定以古人为准绳。作者的法则，朱晦庵曾称说他的文章像刘向；刘向的文章在西汉最为典雅，这就是所谓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谈，难以向俗人说明的道理。近年晋江王道思、毗陵唐应德才开始极力称许他，然而学士之间仍有一半将信将疑，至于脍炙人口的程度则很少。我选录他的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唉，曾公的序记最为出色，志铭稍稍不及；然而在文苑中，应当像汉人所称的古代三老祭酒一样罢了。学者不可不知道。归安鹿门茅坤题。

译《南丰本传》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幼年聪敏机警，能写文章。刚满二十岁，名声已传遍四方。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出任越州通判，知齐州、襄州、洪州，都有特殊政绩。加直龙图阁，知福州。福州没有职田，每年出售园中蔬菜作为收入，常有三四十万钱。曾巩认为太守不应当与百姓争利，便停止此事；后来继任者也不再收取。后来调任明州、亳州、沧州。曾巩长期在外地任职，世人颇说他仕途困顿、不得志；当时后辈纷纷崭露头角，曾巩却对此淡然处之。经过宫阙时，神宗召见他，慰劳询问，十分宠遇。留任判三班院，上疏议论经费，认为节约用度是理财的要领，皇帝称善。皇帝想把历朝国史合成一部书，加任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主管此事，不让大臣总领监督。不久因故未能完成。新官制实行后，授任中书舍人。不久又掌管延安郡王的笺奏。服母丧期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曾巩天性孝友，父亲去世后，对继母更加孝敬；在家族衰败、孤单贫弱之时，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仕进、求学、婚嫁，全靠他的力量。写文章纵横驰骋，以六经为根本，斟酌取法于司马迁、韩愈，当时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游，王安石声誉尚未振起，曾巩把他引荐给欧阳修。等到王安石得志，曾巩便与他意见不同。神宗曾问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品行和义理不逊于扬雄，只因吝惜，所以不及扬雄。’皇帝说：‘王安石轻视富贵，怎么会吝惜呢？’曾巩说：‘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吕公著曾告诉神宗，曾巩的品行义理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所以没有得到重用。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七 明代茅坤撰 《南丰文钞》第一 疏、札、状 《熙宁转对疏》“劝学”二字，是公的见解，正是所立志向远大之处，可惜才力不足以相称，所以未能被当时任用。姑且把它录下保存，以此看见公的气概。根据御史台的告报，大臣在早朝辞见皇帝的日子，都要准备转对。臣愚昧浅陋，恐怕所说的话不值得采纳。然而臣私下观察，唐太宗即位初年，召集群臣讨论天下之事，能够贬退封伦，采用魏征的主张，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周世宗初即位时，也召集群臣让他们陈述当世事务，能够知道王朴可以任用，所以显德时期的政绩也独能改变五代以来的因循。众说纷纷驰骋之时，却凭独到的见解陈述尚未显现的得失，这是听取意见的人最难做到的。然而这两位君主能在众人中辨别出它，用来取得一时的功效；这就是后世士人常常感叹知言的人太少，而称颂二君明察的原因。如今陛下刚承受上天授予的帝位，也诏令群臣依次入对，可是将近一年了，还没有听说采纳过一个人、得到过一句话。难道当世本来就缺乏人才，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吗？还是说您延请询问，只是沿用历代旧例，并不一定真心求取实际意见呢？臣愚昧地估计，大概是进言的人还没有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陛下聪明睿智、具有远大谋略，本来将要比肩唐虞三代的盛治；即使达到太宗、世宗的成就，恐怕也不足以仰望陛下。因此臣所说的话，也不敢仿效那两位大臣的浅近见解。伏望陛下超然独立地观察世俗之外的道理，详细思考臣的话并择取其中正确的部分，那么二君的明察哪里值得向后世称道，胸怀忠义的士人又怎么会再感叹知言的人少呢？臣所说如下。臣以为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能够承继祖宗的德行；聪明睿智，能够任用天下的人才。即位以来，早早临朝，晚晚退朝，广泛询问，兼听各方意见，有改变制度、变革风俗、比肩唐

译虞的志向，这不是群臣所能及的。然而您所处的时代，在天上有日食、星变的异常；在地下有震动、地裂、水泉涌溢的灾害；在人间有饥荒流亡、谣言互相惊扰的祸患。这三者都是非同寻常的变故。再观察今天的天下，风俗日益浅薄邪恶，纲纪日益松弛败坏，各部门各项事务全都只徒具文书形式罢了；内外任职所需的人才不足，公私所需的财货不足。近处不能不把盗贼作为忧虑，远处不能不把夷狄作为忧患。海内有智谋的人，常常担心天下的形势不能长久安定。以陛下的明智，却遇到这样的时代；陛下想改变制度、变革风俗、比肩唐虞，那么也只在端正根本罢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治理。’臣认为所谓端正根本，就在于陛下从内心获得它罢了。臣考察《洪范》调和天与人的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它归根到底开始于思考。《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治理国家天下，归根到底开始于获得知识。所以臣认为端正根本，就在于从内心获得它罢了。从内心获得它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学习而已。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致知之道。古代圣人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的；傅说、周公辅佐君主，也没有不勉励君主学习的。因此孟子认为，学习以后才有所作为，那么商汤凭此成为王，齐桓公凭此成为霸主，都能不劳而成。学习对于成就君主的功德，作用就是这样。果真能够不断磨炼、长久培养，达到有所自得的境界，那么天下事物中的道理，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事物接触到我时，就不能牵累我的内心；天下人用言语来接触我时，也不能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就只会遵循道理，邪恶的情欲无法进入；只会听从善道，邪说无法扰乱。这样长期运用它，以不停止的努力作为凭借，那么积累小的必然达到大的，积累微小的必然达到显著。古人从可爱的善行不断充实自己，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从十五岁开始求学不断积累，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不过就是由此而已。所以说‘始终念念不忘以学习为常法’，又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孔子也说‘我学习而不厌倦’，大概正是这样；学习是孔子也不能停止的事情。人能够使事物接触自己时不能牵累内心，这是治理内在；能够使言语接触自己时不能蒙蔽外在，这是应对外部。有办法治理内在，这就是成就德化；有办法应对外部，这就是建立法度。德化和法度既已形成，便能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人关系。自从周道衰微以来，道术不明白，做君主的不知道学习先王之道来端正自己的心，做臣子的也不知道引导君主走向先王之道。一切苟且简略，沉溺于流俗；末世的卑陋浅薄，把先王之道看作迂远而难以遵循。君主虽然有聪明敏达的资质，却没有磨炼培养的工具，因而不能有所自得，那么天下事物中的道理便有不能穷尽的地方。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接触我时，就足以牵累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接触我时，就足以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想遵循道理，邪恶情欲却足以伤害它；想听从善道，邪说却足以扰乱它。这样长期运用，便越来越严重而没有补救；不断实行，也不能见到成效。它的弊病就会发展到邪恶情欲胜过正理，邪说滋长而正论消失。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甚至达到混乱，原因就在这里。周道衰微以来，君主能够流传后世的很少。能够流传后世的，如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都可以说具有美好的资

译质。只是他们的学习不能深远，所知道的东西较为浅陋，所以足以贤于近世的庸主；若要议论唐虞三代的盛大德行，他们哪里足以谈论呢？正因为如此，从周道衰微以来一千多年，天下谈论道理的人也都卑近浅陋，只迎合当世君主的便利来发言；凡是讲先王之道的，都被排斥而不被省察。因此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仍然没有遇到明主。如今距离孔、孟的时代又更远了。臣所说的，正是周道衰微以来一千多年被称为迂远难行的东西。

译然而臣敢把这些献给陛下，是因为臣考察先王已经实行过的道理，它的言论最为切近而不迂远，作用最为重要而不迂腐，所以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这就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点诚意。伏望陛下具有自然的圣明资质，又日日渐染于道义，这样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然而臣认为，陛下想改变制度、变革风俗、比肩唐虞，关键就在于从内心获得道理；从内心获得道理，就在于学习而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观察《洪范》《大学》所陈述的道理，知道治国之道的根本不在别处；观察傅说、周公的劝诫，知道学习并不是明主所应停止的事。陛下既有改变制度、变革风俗、比肩唐虞的志向，就应当恳切诚挚、哀怜忧切地讲明旧学并推广它，务必合乎道德的根本要旨，不取口耳之间的浅小知识，不急于朝夕可见的近效；反复学习，熟练掌握，使圣心所存之理从容达到自得的境地，那么万事中合乎道理的部分便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万事的道理，那么内心不会被天下万物牵累，外在不会被天下言论牵累；然后彰明先王之道并实行它，邪恶情欲无法进入；汇合天下的正当议论而采用它，邪说无法扰乱。这样长期运用，以不断努力作为凭借，那么即使细小也必然变大，即使微末也必然显著。凭陛下的聪明不断充实它，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凭陛下的睿智不断积累它，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界。难道很遥远吗？只看是否能够勉力而行罢了。这样一来，内在成就德化，外在成就法度，用来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人关系，是很容易的。至于改变风俗的浅薄邪恶，振兴松弛败坏的纲纪，改变各部门徒具形式的事务，使天下士人都称职，使天下财物得到治理而足以供用，使近处的人亲近归附，使远方的人服从，令海内形势长久安定，那么全凭陛下的心愿，哪件事求取不得，哪件事做不成呢？没有这样做而福应不来、灾变不消退的。假如圣心所存还没有达到这里，内心还不能没有丝毫牵累，外在还不能没有纤芥般的蒙蔽，那么臣担心想要效法先王的政令，智虑会有不周密之处；想要任用天下有智谋才干的人，议论又不能统一。这样对国家天下更加没有补益，风俗纲纪也更加衰败。并不只是如此，自古安危治乱的关键，没有不是出自这里的。臣幸而承蒙陛下降问，却谈论天下琐碎的事务，而没有益于得失大计；这不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点诚意。臣冒昧地不顾自己的固陋，敢于谈论国家的大体，唯望陛下审慎察看，选择其中合宜的意见，则天下幸甚。王遵岩说：‘董仲舒、刘向、扬雄的文章，不过如此罢了。若论文章结构和法则，汉代尚且有所不足；至于气势厚重、质地醇正，曾巩远远赶不上董仲舒、刘向。只有扬雄才思艰涩，又不能在当时文体上作大的改变，所以说曾巩还不如扬雄。’ 《移沧州过阙上殿疏》曾公这篇奏札，想要附合古代作者雅颂的体制，陈述皇上的功德，宣示于金石；而文章结尾归结到劝勉和告诫。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所以功德卓异，光辉流传，福祚赐予，绵延繁衍，历久而更加昌盛，大概是天人之理所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人民以来，能够达到这种境地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禹的功绩很大，可他的孙子太康却失掉了祖业；商汤的功业很盛，可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事理。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代到文王时，大统还没有完成；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却难以南巡；昭王的儿子穆王又几乎陷入荒远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期，国势逐渐衰落而完全败坏。秦凭借累世的智慧兼并天下，然而传到二世就灭亡。汉平定了秦末之乱，可诸吕、七国之祸接连发生。光武建武年间中兴，然而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很多。魏国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晋，宋朝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开始统一海内，却传给儿子便失掉了天下。唐代的治世在贞观、开元之间，而女祸屡次出现；天宝以后，纲纪衰微。到了五代，大约五十六年间，换了八姓十四位君主，他们兴废的原因实在太多。宋朝兴起，太祖皇帝为百姓除去最大的残害，使他们获得新生；兵戈不再大规模使用，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被活着送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禹时的疆域。对内整顿军队，以节制使之齐整；对外使藩属谦服，以法度约束他们。这些都是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统理万事的办法，虽然是开创经营，却已经把各方面都筹划周全了。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的，而舍弃传子、改为传弟，作为万世的计策；创建国家、接受天命的辛劳，作为帝太祖的功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太宗皇帝专心求得安宁，已经平定晋地，钱俶自行归附；树立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先业而又相类，保全国家、安定百姓，这宏大的功业，作为帝太宗的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帝位，遵循先业，以涵养温煦使百姓生息繁衍，使各类百姓都得到包容和覆盖，从而驯服异族。自天宝末年起，天下动荡，直到真人出现、天下平定，西北的军队还不时侵入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后，契丹才开始讲和，李德明也接受约束，天下于是销兵息火，再没有鸡鸣犬吠般的警报，一直至今。所以在这个时候，便封禅泰山和社首山，献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就是作为帝王宗主的原因。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接受劝谏，慎重安排政务，谨守法度，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

译他在位时间很长，明辨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处理政事的大臣，委以职任并责成其成事；然而又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以周知他们的真情和虚伪。在任用或罢免之际，总要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的大臣也都警惕畏惧，稍有不称职便罢免。世人认为他掌握了驾驭臣下的要领。他年纪还不大，便援立有德之人为继承人，传付天下确实合宜；所以传授天下的那一天，不陈列一兵，不留宿一名士卒，以防备非常变故，而上下安然，这大概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他平易近人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逐家施恩、使人人都取悦于他，而是以诚心日积月累，使百姓都把他看作父亲般尊敬、母亲般亲爱。因此他离开群臣的那天，天下听闻此事，路旁祭奠，街巷哭泣，人人感动抽泣。他得人心如此深厚，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所以在皇祖的宗庙中奉为帝。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语行动都合乎礼法，上帝眷顾辅助，天命所归；但他称病推辞退让，长达数月。等到亲自居于东朝，深沉静默，恭敬谨慎，不发言议事，也没有施政作为，而天下却传诵赞颂，德号彰显远播。及至正式面南而治，勤劳处理各项政务，每次延见三公，审察裁决万机，一定询问旧章，考求古义，听到的人都警醒，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虽然很早就离开了天下，成功和盛大的功业还来不及充分显扬，但他明察大体，足以完全配得上前人的美德。因此在皇考的宗庙中奉为帝。英宗陛下圣明神武、文武兼备，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慈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为君者的大德。他哀悯晚周、秦、汉以来，世上的君主大多不能独自超然于众人之上，他们施行的政治，大体上都因袭卑近之习，只是顺从世俗罢了。于是慨然向上追寻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荒废断绝的遗迹，修明并排列先王法度所规定的政治，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数千年来少有的大志；改变因循旧习，发布命令一定守信，使海内的见闻者无不奋发振作，群臣恪守职分，把从前的状态视为羞耻，可以说取得了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损，革除弊病、振兴衰坏，制定法度的事情，一天天更加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常见见解的时代所能相比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加以发扬，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令残暴。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笞、杖击之刑，但仍反复详慎审理，甚至对宽纵、故意放任的罪行加以惩罚，对误入罪法者加重刑罚，大概从未施用过一种残暴的刑罚。田地有时二十取一征税，但每年按时省察，多次议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未增加一种残暴的赋税。有些百姓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劳役是什么，但国家仍然忧虑、怜悯、悲痛同情，常常谨慎执行免除徭役的条例，严格禁止擅自兴役，大概从未兴起一种残暴的劳役。使百姓归附的方法就是这样。前代有时失去权柄，是因为天下的权势有时掌握在外戚手中，有时掌握在近臣、宦官手中，有时掌握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宦官，不论为将还是为相，从未能够擅自专权。谨慎掌握权柄就是这样，何况在内整顿军队，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器、一名士卒；在外使藩属谦服，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他所处的形势就是这样。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以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时候，也从未有片刻懈怠。他忧劳勤苦又是这样。大概不能使百姓归附，又至于失去权柄，同时还懈怠疏忽，这就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所处形势非常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就是如今政治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尊贵，心意一经传达、脸色一经示意，六服便震动；言语传下、号令发布，万里之外也奔走执行。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等候约定和防备，便按时输纳、每年进送，来供给自己的职分，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渡海、以绳索牵引而来的国家，没有接到征召，也携带箱笼、背负行囊来进献礼物，只怕赶不上。西北的戎人放下弓箭，纵马驰骋，彼此穿着华美服装游乐；东南的夷人整理冠帽、束好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以至于六府秩序调和，百物繁盛畅茂，凡在天地之内、有气息的生物，全都安逸自如。大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的；然而有的只经历三四代，有的只经历一二代，天下的变乱便多得说不尽。哪里有像如今这样，历经五世六位圣明君主，超过一百二十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直到荒远的海边聚落，变乱的神色和动作从未在心中萌发，拿起鼓槌击鼓、敲击梆子的警戒也从未接连出现在耳目之间。因此臣说：自有百姓以来，从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我私下考察《诗经》，其中《国风》《雅》诗，陈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如何承继先代而成就兴盛，于是有赞美的《假乐》《凫鹥》，有告诫的《公刘》《泂酌》。它们所说的，大都是农夫女工、筑屋治田、军队祭祀、饮尸受福等日常细务。至于《兔罝》中勇武的士人，品行修养于隐微之处；《牛羊》中放牧的人，仁爱甚至推及细小生物，没有不加以称述记录的。所以评论功德，从小处推及大处，详细到了这种程度。后代要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臣子要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祭告鬼神、使百姓觉醒而已。《尚书》说：“用九首歌来劝勉他，使他不要败坏。”歌颂他的善行，是为了激发他的向往和仰慕；激发奋起之意，防止懈怠废弛之情，使这种感受由耳中滋养，最终成就于心里。用它来劝勉帝王的功业，赞美功德，昭示法则和戒诫于后世，这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书、流传为世间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兴建创立的功业，如同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如同武王、成王，而群臣对于考订、论述、编撰，把它列入简册、镌刻在金石上，使之通达神明、昭示法则和戒诫的事情，却缺漏而没有去做，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达到盛大，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如今按时代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就有所期待于陛下。臣实在不自量力，冒昧陈述其中的大体。至于寻找同类、选取称誉，使隐微的事物显明，让一切都得到详尽说明，就要依靠如今充任各职的文学之臣，只听凭陛下任用。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到成王、周公时期最为盛大，而《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正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处于极盛的形势，却用戒惧来触动他，这是最明智、最深的智慧。

译这样的道理并非周朝独有，也是唐尧、虞舜达到至治极盛时的道理。他们的君臣互相告诫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也就是处在至治的极盛状态，却以敬慎来保持它，这是唐尧、虞舜共同的做法。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都安定，这是三代也比不上的；因此宋朝兴起以来全盛的时期，确实就在今日。陛下向上探求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之人的意旨，以敬畏之心奉行；向下思念一日二日之间有万般政务，不可不加考察，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丰实的功业日日更新、年年增益，宏大深远、崇高盛美，遵循不止，直到千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些正是陛下一向积蓄的志向。臣愚昧而区区爱君之心，实在不自量力，想要近似诗人的本意。只听凭陛下选择。王遵岩说：文章的构思虽然出自《封禅》《美新》等人的作品，也从韩愈、柳宗元《进唐雅序》等文章的门径中来；然而它以经书训诫为根本，另有自己的构思，不作谄媚取悦的浅薄文章，而忠诚进谏、提出戒诫的意义清楚显明，同先朝《周雅》相比也很盛大，确实是作者应有的法度。论议经费的奏札 名言 臣听说，古人按照三十年统筹国家用度，使国家有九年的储蓄；而筹划国家用度一定在年末进行，大概是量入为出。国家不能节省的事项是祭祀，但也不过使用定额的十分之一，先王养护财力的用意由此可知。用度有节制，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裕。汉、唐初年，天下的用度曾经困乏，汉文帝、唐太宗能够节制用财，所以公私都有余裕，这就是所谓天下虽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裕。用度没有节制，天下即使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汉、唐盛时，天下的用度常常充裕，汉武帝、唐明皇不能以制度加以节制，所以公私财力耗尽，这就是所谓天下虽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宋朝兴起，承受五代的弊病，六位圣君相继使百姓休养生息，因此人口已经繁多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比较：景德年间有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有一千九十万户，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有一千二百九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两朝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的支出也在一亿万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祐年间二万多人，治平年间连同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多人，共二万四千人。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万。把官员人数和郊祀费用这两项相比较，官员人数是景德年间的一倍，郊祀费用也是景德年间的一倍。官员数量如此不同，那么皇祐、治平年间进入仕途的门路就比景德年间多，皇祐、治平年间用财的名目也比景德年间多。若确实下诏让有关部门查考典籍，探究其中缘故，使官员的数量、入仕门路的增多可以考察知道，使郊祀费用和用财名目的增多也可以考察知道，然后分别议论可以罢除的便罢除，可以削减的便削减，使天下的收入达到皇祐、治平的盛况，而天下的支出、官员数量、郊祀费用都同景德一样，两项大概可以节省一半。再依类推求，天下的费用有比旧时节省而比今日浮滥的，也有比今日节省而比旧时浮滥的；凡是浮滥的，一定要追究它所以浮滥的根源并加以杜绝；凡是节省的，一定要考察它所以节省的原因并加以遵循。这样努力实行，以每年一亿万以上的收入计算，若节省十分之一，每年就有一万万余财；逐步推行而不停，到节省十分之三时，每年就有三万万余财。按三十年统筹计算，应当有九亿万余财，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蓄。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裕，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古人所说的九年储蓄，是计算每年的收入，只保存其中十分之三罢了，大概是概略而言。如今臣所陈述的，也只是概略而言。如今具体数字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大体一定不会相差很远。前代在衰败困敝的时候，尚且能够改变贫穷而成为富裕；如今我们处在全盛的形势下，用财有节制，若节省一份，就是我们的第一份；若节省两份，就是我们的两份。前代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却容易做到，这是不用辩论也可以知道的。伏惟陛下恬静质朴、节俭简约，天性如此；乘舆器物服饰，尚方制造的物品，从未使用一件奇巧之物。嫔妃、宫人和身边侍从，后宫之中，名位还有许多空缺。亲自实行节俭，作为天下的先导；所以忧虑怜悯百姓、变更各项事务的心意，实在极其恳切悲悯，上达下达，无不感通。至于明确法度以养护天下的财力，又不是陛下难以做到的事情。臣实在不自量力，斗胆献上自己区区的愚见，只听凭陛下裁定选择。请求削减五路城堡的奏札 似乎也算是名言，可惜篇末的安排和论述仍欠缺阐发明白。臣曾经议论当今的军队，认为西北方面的要务在于选择将帅，东南方面的防备在于增加戍兵。臣的妄意，是说西北的军队已经太多，东南的军队还不足。臣任职三班时，修订陕西、河东城堡的赏格，因此有机会考察典籍。秦凤、鄜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年间有城堡一百一十二座，熙宁年间二百一十二座，元丰年间二百七十四座。熙宁比嘉祐增加一倍，元丰比嘉祐增加两倍。熙河城堡又有三十一座，虽然原来已有的城堡，开始登记在三班名下的，有的也包含在这些数字中；但若按增加两倍来说，新建的城堡确实很多。将领对于士兵，就如同下棋的人对于棋子。善于下棋的人摆放棋子虽稀疏，取得的胜势却一定很多，只是掌握了关键罢了。因此敌情即使千变万化，道路即使有百种出路，形势也足以相互援助，进攻和防守也足以彼此配合，所保守的必定是有利之地。不仅如此，所采取的应对又能合乎变化，用力少而获得的胜算多。不会下棋的人摆放棋子虽密集，取得的胜势却一定很少，只是没有掌握关键罢了。因此敌人另有变化，道路另有出路，形势便不能相互援助，进攻和防守也不能彼此配合，所保守的未必是有利之地。

译不仅如此，所采取的应对又不能合乎变化，用力多而获得的胜算少。守边的大臣懂得关键所在，所保守的一定是有利之地，所以建城不多，兵力就不分散；兵力不分散，使用的士卒就少；所采取的应对又能合乎变化，用力少而获得的胜算多，就像善于下棋的人一样。不懂得关键所在的人，所保守的未必是有利之地，所以建城一定很多；城堡多，兵力就分散；兵力分散，所用士卒就多；所采取的应对又不能合乎变化，用力多而获得的胜算少，就像不善于下棋的人一样。从前张仁愿渡过黄河修筑三座受降城，彼此相距各四百多里，首尾相互呼应，因此朔方得以安定，减少镇守士兵数万人。这就是掌握了关键，城堡虽疏，而所保守的必定是有利之地。张仁愿修建三城，都不设置守备，他说：“敌人到来时应当合力出战，回头望见城池还要斩杀他，哪里用得着守备？”从此突厥便不敢越过山岭，可以说所采取的应对合乎变化。如今五路新建的城堡，在十几年中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兵力怎么能不分散，士卒怎么能不增多？大概是边疆官吏谋划利害时没有掌握关键。用下棋来作比喻，城堡不必太多，我的话不是没有依据。拿其他路来比较，北部边境因为胡人遵守誓约，几十年间没有增加一座城、一座堡，却不担心戍守兵力不足；不足时才修建城堡，而且不必多建，这也是已有事实证明的道理。臣据此私下认为，城堡多则兵力分散，所以说西北的军队已经太多，并且恐怕守边的大臣还没有称职。守边的大臣遇到陛下的英明，常常接受既定的谋略来办事，又不敢不奉行法令，幸好还可以供驱策。然而提出万全之策时，常常把责任推给上面；做人臣对于职守，只求苟且简略罢了，这本来不是事理所应当的。何况由于他们所保守的地方没有掌握关键，所采取的应对又不合乎变化，反而使西北的军队独多，而东南军队不足。正当陛下希望每件事情都合乎道理、每个官员都称职的时候，因循旧制而不改变，必定不是圣意所取。若公开选拔天下的人才，把三军的职责交给他们，凭陛下的明圣和思虑所余，足以周全处理此事。臣遍观历代君主知人善任，没有像宋朝兴起以来太祖任用将领那样英伟卓异的。因此他能扫除唐末五代数百年的乱局，使天下大定、四夷循轨，可以说是千年以来世所罕见的盛美，不是资质平常、拘泥常见的君主所能达到的。凭陛下的聪明睿圣和非同寻常的大略，若与太祖相合，那么任用天下人才来平定乱局，没有人比得上太祖；能够继承太祖的志向来经营武备，没有人比得上陛下。臣实在不自量力，偶然从文章中见到太祖任用将领的一两件事，斗胆抄录献上，以求得到其中万分之一的启发；或许可以上合天意，使西北守边的大臣用较少兵力而取得较多胜算，不增加兵力而使东南的防备充足，稍稍有助于圣明的思虑，以完成臣前日的议论，只听凭陛下裁定选择。明州拟写辞谢高丽馈赠的奏状 极为通达国家体制的言论 臣私下认为，高丽在蛮夷之中算是通晓文学，很有知识，可以用德行怀柔，难以用武力征服。因此即使隋朝全盛、隋炀帝在位时，大军三次出征，天下骚动不安，却仍不能使高丽君主入朝。到了唐朝，凭唐太宗的英武、李勣的善于用兵，甚至君臣都面向东方亲自督战，也不能攻下高丽的一座城，这就是臣所说的难以用武力征服。宋朝兴起，自建隆以来，从高丽王王昭以下，六代国王相继修治贡职，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后来间或因强敌而厌弃往来，自天圣以后，才不能自行通达中国。陛下即位，声威教化通达四方，高丽听闻风声，不敢安宁停息，不顾强敌的艰难，不顾大海的阻隔，进献本国物产，五年之中来朝三次，像东西二州一样，只怕落在后面。他们之所以来归，不是因为兵威，这就是臣所说的可以用德行怀柔。陛下也怜悯他们跋涉万里、诚恳归附，有德而收纳安抚他们，恩惠礼遇十分优厚。沿途州郡负责迎接慰劳和宴饮饯行，以宣达陛下宠爱赏赐和接待待遇的心意，这是守臣的职分。使者所经过的州郡，拿本地所有物产作为礼物，向本地官员表示友好；陛下加恩，一概允许接受，并供给官府使用，作为回赠他们的礼物。使者偶尔一两次来访时，允许他们这样做，不把它作为常制，也可以。如今使者屡次来访，地方官员接受他们的礼物，并写入条文作为常制，臣私下对此有所疑虑。古人相互聘问时，礼物有圭璋，事情办完便都归还，以表明轻视财物、重视礼仪的意义。如今蛮夷使者来访，地方官员同他们交接，应当向他们显示轻财重礼的意义，使他们知道中国之所以尊贵之处，这是人事中应当优先考虑的事情；那么就应当归还他们的礼物，如同古代聘问之礼，这是义理上不能停止的。古代以礼物拜见君主的人，如果是国君的臣属，国君便接受；不是自己的臣属，便归还。如今蛮夷仰慕教化，前来献上本地物产，以表示愿意成为臣属的意义，天子接受它，用来表明天下只有一个尊贵的君主，以及收纳臣属、抚养他们的意义，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地方官员同他们的使者交接，以自己不是其臣属的意义归还礼物，用来表明谨守礼法而不敢逾越，这也是不可改变的制度。以此互相勉励，表明天子的尊贵、中国的珍贵，所看重的是礼义，所轻视的是货财；对于接待蛮夷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这更应优先的。况且他们拿本地所有物产作礼物，以明州一州计算，知州、通判所接受的价值便有一二十万钱；接受它本来在义理上就不安，他们的使者从明州向西到达京城，沿途还要经过十多个州，都应当有礼物。以他们的财力来衡量，这样的蛮夷小国恐怕未必有富余财物。

译如果使他们亲近归附中国的心意，反而忧虑财物不足，臣私下恐怕会损伤中国的义理，也不是陛下所以收养、宠幸他们的本意。臣愚昧地希望从今以后高丽使者来访所献的礼物，凡是拿来向地方官员表示友好的，都允许一概依照诏令归还；至于用作官府费用、作为回赠之物，已有旧例的，允许一概依照诏令照旧给他们。只请陛下详加选择。如果可以推行，希望再写入法令。归还他们的礼物，是为了顾及他们恐怕财力不足；优厚地给予回赠，是为了体察他们来访不易。这就是所谓用义理尊崇他们，用仁爱安抚他们；中国对待蛮夷，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原则的。他们的国家大体上有些知识，回去互相告知，必定都心服诚悦，永远仰慕义理，这一点不用讨论也可以知道。臣愚昧，并不敢把这件事说成是为了廉洁，实在是因为抚慰接待蛮夷，首先不可不向他们显示轻财重礼的意义，希望万分之一地不至于妨害陛下以德怀柔远人的原则，所以不敢不说。只听凭陛下裁定选择。请求命令州县特别荐举士人的奏札 子固按语：古代三代以及汉朝兴起时，命令郡国各自荐举贤良之士上报，这很符合古意。世上的君主和宰相未必会实行，但不能不把这种制度告诉人们。这篇议论，我因此把它记录下来。臣听说，三代的制度是，乡里设有学校，士人中优秀的，从乡里升入司徒；从司徒升入国学；大乐正评定其中优秀者，升入司马；司马评定其中贤能者，报告给君王；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发给俸禄。所谓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郑康成说，是指让他们试任、守任官职；所谓授予爵位，是说试任而能够胜任官职，然后才授予职位。选取士人如此详细，但这只是在王畿之内评议各乡的优秀士人。因此《周礼》称乡老把贤能之士的名册献给君王。至于诸侯贡士，则有一荐、二荐、三荐的赏赐，也有贬爵、削地的惩罚；至于其中法令的详细内容，如今已经无法考察，这就是三代的事情。汉朝兴起，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命令郡国荐举一名孝廉；后来又以人口作为比例，人口一百二十万至不足十万，从一年到三年，从六人到一人，察举各有等级。到采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的建议时，又设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中有好文学、孝悌、谨慎顺从、出入不违背法度的人，将所听闻的情况命令相、长、丞上报给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慎重考察其中合适的人，命令他们到太常学习，如同弟子学习一年，全部考核考试，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其中成绩优异、可以任郎中的，太常登记上奏；如有才秀异等的人，便把姓名上报。又请求从治礼、掌故中按照二百石、百石官吏的等级选取，担任左右内史、大行属下郡太守的卒史，各两人，边郡一人；不足之数，选择掌故来补充中二千石属官，文学、掌故补充郡属的缺额。郡国贡士由太常考试选拔的制度很详细，这就是汉朝的事情。如今陛下弘扬至高的德行，昭明大道，参赞天地，以人伦为根本，兴办学校、尊崇教化，以教化天下；唐尧、虞舜的用心，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如今的学校，不是先王教养人才的方法；如今的科举，也不是先王选取士人的制度。圣意卓越，自三代以来，执掌政权的君主没有能赶上陛下的。臣认为，三代的学校，是劝勉教化的工具；汉代郡国和太常察举人才的科目，衡量今日的需要，也可以参照采用。如今州郡和京师都有学校，同于三代，但教养、选举人才却不是先王的办法，难道不是因为它放弃实际的勉励，而考核没有用处的空文，因而不符合陛下振兴世道、教育人才的本意吗？如果确实命令州县中好文学、励名节、孝悌、谨慎顺从、出入不违背法度的人，把所听闻的情况上报；命令县令佐把他们升入州学；州里慎重考察其中合适者，送入太学，依州的大小规定每年荐送的人数；在太学学习一年，慎重考察其中合适者，送交礼部；礼部慎重考察其中合适者，登记上奏。从州学到礼部，都取考核考试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人；是否参加御试，听凭圣上裁决。如今既已整顿三省、诸寺的职位，其中都事、主事、掌故之类，旧有品级并不低，应当慎重选择，改用士人，以符合古义。于是取用礼部选出的士人，其中考中或考取高第的，依次让他们试任、守任官职，任满两年或三年，选拔任用为州属官以及县令、县丞。如果有才秀异等的人，都把姓名上报，不受此制度限制。这样的制度称为特举。其考核考试不采用糊名、誊录的办法；使他们通晓一门经艺以上，并不只是采用汉代制度而已。《周礼》说，大司徒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通过宾礼荐举他们；所用的也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若臣的建议可以采纳，希望下达明确诏令说明教养、选拔、任用的意旨；至于得到人才还是失去士人的成效，应当确实实行赏罚来勉励他们。凭陛下的志向，谁敢不仿效奉行？凭陛下的极度明察，谁敢不公正考察选择？逐步实行，长久遵循；这样做了，如果风俗不能变美，人才不能兴盛，官员不能修明职守，政事不能兴办，臣从未听说过。原有的科举制度，士人已经习惯很久，难以在一天之内废除，请暂且依照旧例；只是贡举的疏密，一概以特举为准，而入仕、试任、守任、选用的次序，都从特举中产生。等到教化已经普及、风俗已经形成之后，再全部废除旧制。如果圣意认为可以实行，其中立法、统筹的详细办法，希望下诏让有关部门议定，听候裁决。涉及当时政事以后，安排论述必须以古代所以成功的原因和今日所以失败的原因作为根本，交错论列，使朝廷的认识开明，然后才能按此实行。不过子固在这方面，往往也似乎才识不足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八 明代茅坤撰 《南丰文钞》二 书信

译《上范资政书》按语：这封信中，曾公既庆幸自己得到范文正公的知遇，私下想出自他的门下，又担心文正公或许轻视自己，所以使用迂回曲折的言辞来通达于他的门下；但文章不免苍茫深晦，就像扬帆航行的人进入大海，茫然不知边际。像韩昌黎投给执政的书信，言辞多悲壮慨叹；欧阳公投给执政的书信，言辞多委婉曲折；苏氏父子投给执政的书信，言辞多旷达而激昂。与子固相比，都能使人眼前一亮，尤其加倍精警爽利。资政给事阁下：求学的人对于道，并不是处在把握大要这一层最困难；到了道理有隐有显、有消有长、有舒有张、有取有舍的时候，而事情又有曲折细微之处，想要从内心取得它而没有疑惑，表现在行动上而没有选择失误，推而通达万般变化却不穷尽，合起来说就是归于一致，这才是困难。困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古人有些人割裂自己的志向，虽然各自都合乎义理，穷尽自己的范围，却认为要完备圣人之道，还不能做到；伊尹、伯夷、展禽这一类人都不能免于此。孔子称说他的弟子时说：“德行、文学、政事、言语”，也是各有不同的科目。他们的才干足以在天下的选士中列为优秀，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唯独到了颜氏之子，才说：“用我就实行，不用我就退藏，只有我和你能这样吧。”这种所谓困难，存在已经很久了。所以圣人教导人的内容，在道理有隐有显、有消有长、有舒有张、有取有舍之际，大到极其广大而无穷，小到极其细微而隐秘。虽然其他经书没有不与此意相同的，但尤其在《易》中曲折地说明它的变化，又在卦、爻、彖、象、系辞等文字中反复显明它的意义，希望人们能够从内心领会，随时加以运用。然而自有《易》以来，从孔子时代直到今天，能够得到这种道理的，只有颜氏罢了，孟氏罢了。这两位以后，谁是能够得到它的人呢？它实在太难了。像我曾巩这样鄙陋的人，有志于求学，常常担心自己的见识不够深远、力量不够强大；对于事情有做不到的，既自己努力求取，又想同天下贤者交往，借助他们磨炼、培养，以保持自己的志向、养成自己的气节，确实曾有过这种努力。临到办事时却忘记了所学，回过头来安抚自己，难道是能够自己控制的吗？于是又担心防范不住内心的沉溺，以至于老了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曾在闲暇时评论天下士人，豪杰中世所罕见的人才，几百年之间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盛的；而造诣于道，尤其可以说宏大深厚；改变天下的事务，更可以说详细广博，也没有超过阁下的。因此阁下曾经担任天下的职任，事情天下人非难、君子非难，而阁下独自说是，天下人便认为是；君子认为是，而阁下独自说非，等到事情完成，君子都自认为比不上，天下人也说：“范公坚守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阁下对于道的领会怎么样呢？当它涉及事情的细微之处，又用《易》的变化来讲求，难道还有不能穷尽的吗？贤于天下的人，是天下人所仰慕的，何况像我曾巩这样的人呢？所以我希望听到您议论的详细内容，观察您用来应对万事而无穷无尽的方法，希望自己得到启发，从而取得那些难以得到的道理，这就是我的心意。然而，阁下的地位可以说尊贵了，愿意依附您的士人可以说很多了。假使我曾巩不在其中自我区别，难道只是违背我的志向吗？也会被阁下轻视。因此我不敢这样做。没有想到阁下想要收纳我并教导我，还屈尊召见我。我虽然自守本分，哪里敢固执拒绝呢？所以来到您的门下，趁机叙述自己所希望和所立志的事情，献给左右。伏望赐予省察。

译《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子固感念欧公的知遇，又想让欧公一并阅览，看到自己所期待的地方，于是蕴积思绪，缀辑言语，处处斟酌。学士先生阁下：伏惟阁下喜爱贤才、乐于善行，勤勉不倦地以道德作为辅助时政、施惠万物的事业。如今海内没有可以相比的人，您的文章、智谋、才干和力量雄伟卓异，确实是韩文公以来的第一人。我有幸得到您的赏识，并没有平日的交往，也没有宾客间的交谈，只是突然自行来到门下，而阁下没有把我当作普通人对待，坐下来同我谈话；您从未不把前代圣人最高的德行、最重要的道理中可以施行于当今世代的内容告诉我，使我受到熏陶浸润，在不知不觉中获益，得以接近中庸之道，所受的恩赐实在太大，我又感动又欢喜。再想到曾巩没有什么才能，被主管部门弃置不用，回头看看自己所有的才识，也颇知自己的分量，所以考试落第之初，反而释然，不再妄动，难道是喜欢自我夸大吗？实在是因为自己的才质招致这样的结果。来这里的路上，看见有人手持瓢、背着袋子、负担行李、拉着车、携带老弱向东而去；他们说：“我们是某地的百姓，为了躲避旱灾、饥荒以及征税、赋役之事，将要迁往别的郡，希望得到水和食物，偷生下去。早晚赶路而且忧戚不安，害怕不能如愿。白天奔走在路上，晚上又没有地方容身。”像这样的人，我所见到的几乎不下十万人。于是我私下感慨，幸而生长在四方没有战乱的时候，同这些百姓一样都受到朝廷德泽的涵养，却独独不懂得穿蓑衣、拿锄头、扶犁耕作的辛苦，早晚都有衣食供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百千人〕 等到有一天遇到公文发下、召集出征的警报，我又承受祖先留下的恩德，不必冒着箭石去备战守御，不必驾车驱马奔走数千里；供给军饷的事情，从小到大，本来是我的职责，只是我所从事的竟是诗书文史，早晚思考的都是道德之事，以及前代和当今的得失；虽然确实不能完全明白，也希望能够认识其中一二项深远重大的道理。如今我虽然同众人一起参加有司的考试，与众人一同落第，名字没有列入荐书，不能同下等士人一样列名计数，以期仰望君上的光辉，却还能够在大贤的门下列名。来这里的路上，又有鞍马和仆役代替我劳作；因为阁下在道路上来到这里，我就可以尽力求得一箪食、一瓢饮，以支撑早晚的饥饿。相比这些百姓，我已经绰绰有余，这也足以让我自慰。这些事情琐碎，不足以对长者说；但蒙受您的深厚爱护和宠幸，不敢把自己置身于门下之外，所以再次陈说，希望阁下知道曾巩处境如何、内心深深思念的是什么。阁下常说：“经过我门下的有成百上千人，唯独见到曾巩出生，我感到高兴。”临行之日，又赠给我序文，不是规诫而是赏识我的愚拙，又为我将要离开这里而叹息。曾巩从众人那里得到这种待遇尚且应当感动，感念知己深厚的诚意而不敢忘怀；何况您是大贤长者、海内所共同尊奉的表率，您的话一经说出，四方都据此衡量一个人的轻重，而我竟得到这样的评价，理应感戴欣幸，比平常增加千万倍，这是可以知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然而这些其实都是圣贤的志业，不是自己知道才干和力量能够承担的人，不应当接受这样的评价。我曾巩既然有幸借机得到知遇，少年时代所学已经有一定分寸，合乎圣贤之道，后来又怎敢不努力进修呢？日日夜夜刻苦用功，不敢在古人的道义面前感到惭愧，这也是我报答您的心意。然而遗憾的是资质性情短浅，学问出自自己的臆见，没有师法可依。希望您出行南方时，时时屈尊赐予笔墨，特意给予教诲；这不但会增加我疏陋卑微之人的光明，实际上也使我能够铭刻在心、铭记在骨，奉为佩服效法的准则。想来您的循循诱导，无所不至；还希望曲加恩力，使我最终成为有用的人才，不要吝惜教诲。至于我的困穷浅陋，本来不敢向众人有所期望，却唯独把心意寄托在大贤身上。只遗憾自己身在这里享受甘美的饮食，不能早晚侍立在您的几案手杖旁，接受教诲，等待讲论筹划，思念依恋之情实在无比。不再详说。

译《上蔡学士书》从欧阳公《与两司谏书》中变化而来。庆历四年五月某日，南丰曾巩恭敬地拜了两拜，上书给谏院学士执事：朝廷自从更换两府谏官以来，议论政事的人都只是替天下庆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罢了。庆贺当然是诚实恰当的，难道不庆贺就不可以吗？我曾经静心思考天下的事情。以天子的身份实行圣人的道，难道不像古代圣贤那样吗？然而古今认为困难的地方，大概没有什么不同。奸邪之人因为这件事对自己没有好处，便怨恨；庸常之人因为自己赶不上，便嫉妒。既怨恨又嫉妒，就会制造言辞、加以粉饰，从中进行离间。君主不能觉察其中的情形，贤者就一定会被疏远而陷入危险。因此圣贤之道往往不能实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如今主上极为圣明，即使有庸人和邪人，也不会让他们从中作梗。然而今天两府谏官所陈述的事情，已经全都明白而且得到信任了吗？还是还没有呢？如果已经全都明白而且得到信任，尚且担心他们构思得还不深，临事时会有差错；如果还没有全都明白而且得到信任，就应当多次进言陈述，等到完全明白而且得到信任，谋划深远，临事时没有差错，然后才停止。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古代的制度很好。天子所尊重并听取意见的人，是宰相。然而天子同宰相接见有固定的时间，不能多次而且长久地接触。只有谏官随宰相入内奏事，奏事完毕，宰相退回中书省，大概一向如此。至于谏官的出入、言语和行动，则与宰相相互接连，早晚亲近相处，却从未听说他们应当退下。这样，事情的得失早上想到，不必等到晚上就可以进言；晚上想到，也不必隔夜就可以进言；如果意见不能被理解，就可以极力辩论。多次进言陈述，应该没有比这样更详尽而切实的了。即使有邪人和庸人，也无法从中离间。所以说：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如今谏官得以进见的机会已经有了间隔，他们不能早晚与上下议论，这一点也很清楚了。能够在宫禁中同居相处的，不过是女妇罢了；除此之外，不过是宦官罢了；以及庸人、邪人罢了。在这种幽暗不明、议论政事的时候，难道不是很容易让他们从中作梗吗？这样看来，我只看见今天两府谏官处境危险，却还没有看见国家天下能够安定。想来执事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如果考虑到了，那么只要让谏官和侍臣恢复他们的职守罢了，哪有不任职却占据其位的人呢？唉！自汉代衰乱以来，后世士人兴盛的情况没有比得上唐太宗时期的。自唐代衰乱以来，后世士人兴盛的情况也没有比得上今天的。唐太宗时期士人兴盛，能够成就治国功业；如今士人兴盛，如果能够实行他们的道，那么前数百年的弊病没有不能除去的；否则，后数百年的祸患又将兴起。难道可以不深思吗？我生在遥远而困厄的地方，连衣食都不足以奉养母亲。如今又将聚集在乡学之中，正逢圣贤当世，却不能到京师进一句言，所以冒昧把这些话陈述给执事，并把自己所作的《通论杂文》一编一并献上。伏望执事是庄重正直之士，不拒绝别人的意见，希望赐予阅览，也稍微施行其中的意见。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十分古雅，品行也配得上他的文章。虽然已经取得科名，但如今真正了解王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我珍重，不愿让人了解自己。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并不常有。如今时势所急需的，即使没有常有的人才，也千万不可错过。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更不可失去。执事倘若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对天下有所补益；我也把他所作的文章一编进献给您左右，希望您知道我并非妄言。

译上欧蔡书 委婉周详、足以诵读，是公文中写得好的作品。我年轻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见魏郑公、王珪这些人在唐太宗身边，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加以议论和劝谏的；当时邪人、庸人参与其间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之类的人，唐太宗又能够识别并疏远他们，所以他们的言论无不被采纳听取，最终能够成就贞观太平，刑罚设置也不因此而超过成康之世。我没有一次反复阅读而不欣喜仰慕，继而叹息，认为三代君臣不知是否曾有过这样周密的相互讨论。即使皋陶、禹、稷和唐尧、虞舜上下谋划，记载在书中的，也没有像这样委曲详备的。我颇以为三代、唐尧、虞舜距离现在遥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许还超过它，只是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没有可以听闻、看见的，这一点不可知，我不敢凭空断定。从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后直到五代，史书保存得很完整，而那些君臣之间都没有这样谋划决断的事情，所以他们的治理都在贞观之下，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我私下遗憾自己不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歌颂推演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其中升降进退，同他们反复讨论。自从年长以来，我喜欢询问当世的事情，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也不少，但人人只是一味苟且畏惧谨慎，把暗中拱手、默默处事当作常态，从未有一个人见到当世的事情，只是考虑谋略有没有不能立即见效的，谁肯奋然迎上去替它筹划，并承担下来呢？于是我又认为，自己所欣羡仰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概千百年间再也无法赶上。前些时候，天子赫然独自超出万世之上，已经更换两府，又任用二位公卿做谏官。我看到他们所条陈的意见，以及四方人所传说的事情，知道二公在皇上左右，为皇上议论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大事小事没有隐瞒，不去计较细微得失，不惜避开怨恨、嫉妒、毁谤、辱骂和谗言构陷的祸患，私下又振奋起来，认为自古以来担负言责的人，自己承担这件事，不知是否有过这样周详恳切的议论，不知是否有过这样多的议论；即使魏郑公、王珪，又能超过这个吗？如今即使事情不能符合愿望，也足以昭示万世，使邪者恐惧，使怯懦者有所树立。何况是否符合愿望还不能确定呢？我原以为数百年、数千年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如今有幸遇到并亲眼见到，内心的欢喜震动无法比拟和言说。日夜希望，即使有封伦、李义府那样的邪人、庸人，皇上也一定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取二公的意见，使今天的治理超过贞观；让小的愿望得以歌颂推演以满足心意，大的愿望得以置身其中，说出片言半语，把自己的名字寄托于千万世之后。这就是我从古人那里所期望的，古人没有辜负我；并且将使后世听闻今日的盛况，怀疑唐尧、虞舜和三代远远比不上今天，就像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期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虽然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心，有一天有人在幽暗不明的议论之中散布诽谤，使二公的主张不能完全实行。所以我先前写信献给二公，首先就把这件事作为意见陈述，后来果然如此。二公相继离开两府，改易和怨恨、嫉妒、毁谤、辱骂、谗言构陷的祸患，在一天之内一齐发作，种种情状纷然杂陈。甚至利用女子的空隙，编造非常的谤言，想要加害天下的大贤，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不畏天地鬼神的临视，公然欺骗诬陷，震惊天下人的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该怎么办。唉！二公的不幸，实在是忧愁蹙额的百姓的不幸。虽然如此，君子对于道，既然从自己那里获得了它，就急切地务求向外施行；急切地务求向外施行，是在于自己。至于向外施行而有可能成功或不可能成功，则在于别人。在于自己的事情，姑且尽力去做，直到做到极点才停止；在于别人的事情，则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心中有这个志向，但君子不因为成功困难，便废止自己的尽力。所以孔子所游说而接受聘用的国家有七十个，孟子也在梁、齐、滕、邾之间奔走。像孔子这样的人，游说了六十九国仍未停止；孟子到梁国、齐国这两个大国不能实现志向，仍然俯身同邾、滕的君主谋划离开齐国，迟迟然后才离去。〔疑“昼”为“孟子”〕他曾说：“齐王或许会改过，那么一定会召见我；如果任用我，难道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也都会安定。”观察他的内心像这样，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成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公本来就是一次不合的人，他们心中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见我并任用我，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吗？”就在自己所处的方面尽力，在属于别人的方面承担责任，不因为难以一定成功便停止，没有比这更大的时机了。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宽厚、聪明明察，求得治理的心从未懈怠；天下归一，四方诸侯承受号令，奔走奉行还来不及。二公的言论如果早晨被皇上采纳，晚上就能传布四海；晚上被皇上采纳，第二天也能传布四海。这哪里能同游说七十国、在梁、齐、邾、滕之间艰难奔走相比呢？暂且等待时机罢了。这不只是我的希望，也是天下的希望，是二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谨慎写成《忆昨诗》一篇、《雅说》三篇，大略说明我的意思。后两篇还涉及其他事情，因此也写下来寄给二公；这些都是人们所厌闻的，不适宜作为文章。二公确实想启发告诫、使天下可以告知的人觉悟，使他们明白二公的志向，也使邪人、庸人看见，知道世上有断然守持自己原则的人，不向邪恶低头；同时又希望天子的视听能够有所开启增益，使二公之道得以实行，那么天下嗷嗷待哺的人都将受到恩赐。这也是替天下谋划，不只是针对二公发论。二公的道究竟怎么样呢？我曾私下考虑改革贡举法，多日把这件事向学使提出：求学的人不必等到查考天下的户籍，便可以大量征召土著，等待举行考试；悖逆的人不必等查考户籍就可以进用。这是历代的思虑所没有达到的，难道不好吗？不要同他们一起做善事，所以诗中关于善于学习的内容尤其详尽。伏望赐予省察。唐荆川说：叙述议论舒缓曲折而有意味。

译福州上执政书 子固因为在闽地任官，不能奉养母亲，依据《诗经》风雅的体例来陈述自己的心情；而且反复咏叹，充满盛世的声音。这就是子固的文章可以上比刘向，而非近代文人所能达到的原因。曾巩顿首再拜上书某位官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遗迹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但大致可以看见的，还保存在《诗经》中。《诗经》保存了先王养育士人的制度，以及抚慰、遵循、待遇士人的办法，其中的恩意可以说十分完备。因此，他们培养天下的人才，使之成就事业，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上，没有不顺利成长的。他们以宾客之礼接待士人，出于恳切真诚，就像鹿鸣相互呼唤；召集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从外面传来的。宴请他们，就有饮食器具；使他们欢乐，就有琴瑟之声；表达深厚情意，就有币帛筐篚的赠礼。总括其大意，从来都在于获得他们的欢心。人才既多，排列在各个职位上，就像棫朴茂盛，可以采来作柴。他们让士人充任使臣，宠爱他们出行，必定用礼乐相送，使他们在远近之间显得光彩盛大。慰劳他们回来，既了解他们的功劳，又体察他们的情意，叙述他们的辛劳。让他们担任将帅，出行时既送别他们，又辨认薇蕨开始生长，担心他们回来得晚。等他们回来，既让他们休息，又追念他们深沉的忧虑，甚至想到仆夫的劳瘁。在这时，后妃对于内政的辅助，也知道臣下的辛劳。她们的忧思深重，以至想到山脊上的石头、仆夫和马匹之间的情形；心意专一到了这种地步，即使采摘卷耳，心思也不在卷耳上。大概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勤恳而周详到了如此地步。所以说周朝的士人尊贵，又说周朝的士人纵逸自在。《天保》也说，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民来成就政事，臣子能够归美于君主来报答上级。君臣上下相互对待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所谓一定要体察其情意并叙述其辛劳，《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闲暇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闲暇奉养母亲。”最后一章说：“难道不思念归去吗？因此作歌。将奉养母亲的心情来告诉君王。”解释的人认为，“谂”就是告诉。君主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心情说：“难道不是真心思念归去吗？”所以作这首诗歌，把奉养父母的心愿来告诉君主。既让他休息，又这样追述他的情意。由此看来，上级接待下属，从来没有不担心失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愿；下级侍奉上级，只要有奉养父母的心愿，也从来没有不把它告诉上级的。慰劳使臣的话是这样，推广到戍役之人，也用“王事没有止息，使我的父母忧愁”来慰劳他们。先王的政治能够体察人的心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差遣不均，有时百姓苦于征役而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慨、《鸨羽》的叹息。有时长期服役，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把这种心意推衍到《国风》中，这就是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伏望我们的君主有出于数千年之上的宏大志向，正在兴起先王的治理，以此上继三代。我和同僚们在这个时代都同心同德、共同谋划，那么用来对待天下士人的办法，难道会比古代差吗？在这个时代出仕的士人，难道会有不能完全实现自己志向的吗？我曾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我年轻时尚且不敢掩饰自己固陋的资质，来求得当世任用；如今年龄和头发日益衰老，聪明才智日益损耗，即使极其愚笨，也本来不敢有求取进用的念头，何况稍微还有一点才智呢？转徙奔走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未敢说半句话、写片言只语，请求离开地方任职而希望陪列朝廷的仪制。这就是我对待自己的方式。我私下估计，您已经听取考察我很久了。如今冒昧把自己一点内心的话，斗胆陈述给执事。实在是因为我年六十，老母年八十八，老母寄居在京师，而我守卫闽越，二弟守卫南越。闽越、南越，是天下偏远的地方。按照法令，有一人在这两个地方任职，与他同居的亲属中应当到远方任职的，都可以不去。我本来不敢以不肖之身，求得比附于这种情况。只是道路阻隔，既然不能抵御；如果老母南下，那么不只是不能早晚省视、承受她的脸色，也不能尽到像犬马一样的愚诚。至于书信往来，大概相隔万里，不经过数月甚至超过一年不能相通。这就是白发母子之间在道义上不能苟且安处、在恩情上不能苟且停止的原因。去年春天，任命我来这里，我曾冒昧把实情告诉朝廷，但诏书答复不允许。恰逢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了去年秋天到任，闽地残余的盗贼有时几十、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山谷中。凶悍狡黠、能够煽动群众成为首领的，又有十几股分布在州县之间。闽地的民居没有能够安宁的，远近听闻的人也无不疑惧惊骇。州所属的县又发生在饥荒旱灾之后，我在这时更不敢以私人的打算来陈述自己。对于盗寇，考虑到前些日子屡次失败，士气已经丧失，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对于筹划行动，既不敢轻率出动，逼迫他们又不敢稍有放纵；一边姑息观察，一边晓谕他们招安归顺，同时告诫他们将被剿除。不久，悔悟的人相互拘捕着归来；不改变的，也被士卒和官吏捉拿。盗贼首领有的被捆绑押送来，有的被消灭除去。从冬天到春天，远近都安定下来，亭驿没有击鼓报警之声，乡里有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奋，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和睦。至于风雨按时而来，田里的收成增加了一倍；如今在野外行走、在海上航行，涉水不必等待同伴，买了粮食就回来，粮价降低了十分之七。〔疑“今野行海”有脱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君主、我们的宰相施行极其仁厚的恩泽，覆盖所及的结果；所以在盗乱、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便已经安定而富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和这些百姓共同防守，幸而方圆数千里已经没有一件事情牵累官府；又已经满一年了，于是可以把奉养母亲的心愿告诉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合适的了。伏望推究古代所以周详地对待士人的办法，思考《劳归》一类的诗篇，体察士大夫的情意，并回想到他们的亲人，以合乎体察民心的政治；或者把我调回宫阙之下，或者让我处在闲散的官署，或者调到京畿附近，或者交给我一个郡，使我能够实现奉养母亲的心愿，慰藉她的高龄。这样，仁政的施行，难道只是使我这个昏愚之人得到今天的恩赐吗？它的遗风和余法传之后世永久，后世的士人也将依赖它。使他们没有《北山》的怨恨、《鸨羽》的讥刺、《陟岵》的叹息，大概实行起来非常容易，而对士人所施的恩德却非常广大。只希望您留意察看。不再详述。唐荆川说：“南丰的文章，完全出于对古道的阐述，所以即使写书信也是如此，大概他的体裁就是这样。”

译谢杜相公书 感慨深沉充沛，仪态从容而合乎典法，是有道之人的文章，哪里是浅薄轻佻的人所能比的？我回想从前，正当我在河边遭受祸患，被迫离家四千里之远，向南遥望时，迅急的河流、大淮、堤埭、湖泊和江河，构成天下的险阻，成为我的阻隔；我以孤独的身子，抱着不可预测的疾病，彷徨在道路角落，没有可以攀援求助的亲属，只有一位旧日相识可以托付，又没有高尚的品行足以感动别人、卑下的利势足以动摇世俗。唯有先人的医药以及一切急迫的事情，不知凭什么得到依靠；而旅葬的棺柩重大，担心无法运回。明公偏偏在这个时候，忧虑勤勉地设法救助、照料看护，亲自屈尊驾车骑马来到河上，使先父正患病时能够专心依靠您左右，并参与谋划医药；到了我已经成为孤儿以后，又没有外在的事务来夺去您的注意，对于我的哀痛和一丝一毫的私事，没有一件不依照我的愿望，最大的忧患终于得以解决。明公向南方保存全我的恩德，以及越地所受的义惠，竟然如此深厚。我私下知道，明公辅佐天下的道理，吟咏讼说，足以推行到万世，并不像浅陋之士急于求取一时小节的善行；您的地位极高、年寿很长，天子也不敢以政务来烦劳您，哪里会想到乡里新学之人的危苦心情和琐细事务能够传达到您的视听而得到省察呢？然而明公由于顾念先人旧故，对我的恩德做到如此尽心。大概明公虽然不能起身来承担天下政务，但爱护培养天下人才、不忍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的道理，出于自然本性，推行起来并不因个人进退而改变，而我偏偏有幸在这个时候遇到明公。我在服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薄的心意逾越礼节来进门谢恩、扫除道路；又想到大恩无法命名，空泛的话不足以陈述，于是徘徊至今，一封书信也未能进献，但惭愧之情生于心中，没有片刻止息。伏望明公最终赐予体谅明察。明公心存天下的公义而无所偏私，那么我用来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的公义罢了。我心中立誓如此，却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够做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十九 明代茅坤撰 《南丰文钞》第三 书信

译上杜相公书 以书信作为文体，论说宰相的体制和处事之道，也自有典雅法度。曾巩听说，所谓宰相，就是把自己的才干供天下使用，那么使用天下的人才仍嫌不够；把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那么使用天下的人才便绰绰有余。古代所称的贤良宰相，没有不是这样，只是懂得这个道理罢了。舜曾经做过宰相，称说他的功绩，就说他举用八元、八恺；称说他的德行，就说无为而治，大概说的就是舜吧？但最终做宰相的人，没有谁能同舜相比。那么宰相的体制，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舜是大圣人，有人说舜距离现在太远，不可企及。请说近处，近处可以说的，没有比汉、唐更合适的。汉代的宰相有陈平，他回答汉文帝说：“陛下如果问审判案件，就责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就责问治粟内史。”他回答周勃说：“况且陛下问长安盗贼的数目，难道也能勉强回答吗？”问陈平之所以做宰相的道理，他说：“使卿大夫各自能够处在自己的职守上。”观察陈平所承担的责任是这样，而汉代的治理没有比陈平做宰相时更兴盛的，那么他所守持的原则可以说是恰当了。到了唐代，唐代的宰相有房玄龄、杜如晦。在房、杜任相的时候，同他们共同办事的，有长孙无忌；主持劝谏的，有魏郑公、王珪；振举纲纪的，有戴胄、刘洎；掌管法令的，有张元素；负责用兵征伐的，有李勣、李靖；治理百姓、守卫疆土的，有李大亮；其余担任卿大夫、各自负责职事的，有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辈，多得数不过来。劝谏君主、端正纲纪、掌持法令、用兵征伐、治理百姓、守卫疆土，都是天下的大事；既然都交给了别人，又同别人共同分担宰相的职任，又有其他卿大夫各自负责职事，那么房玄龄、杜如晦是做什么的呢？考察他们的传记，不过说：“听到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不因为要求全责备而取舍人才；不拿自己的长处来限制万物；随着才能收用叙用，不隔绝卑微低贱的人罢了。”最终称说贤良宰相，必定先提到这两个人。这样看来，记载于近世的事例中，宰相的体制，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唐代以后，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宰相，称为贤相的也不过一两个，只有大节可以称道；至于能够把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体制的人，究竟是谁呢？几年前，阁下担任宰相。当时，君主正急于使天下达到治理，而当世杰出豪迈的人才相继进用，纷纷聚集在朝廷。虽然如此，邪人厌恶他们，庸人嫉妒他们，也非常厉害。唯独阁下奋然自信，乐于让海内的善人被世所用，争相发挥自己的力量来倡导并帮助他们，只怕失去他们原本可以建立的事业，使那些豪杰都像平素出自您的门下。于是向下任用他们，让他们辅佐君主；立州县学校，长期制定标准以激励求学者；考察农桑，以增减的数目作为官吏升降黜陟的法则；重视名教，以纠正衰败的风俗；改变苟且的作风，以振兴百官众职的废弛；革除任子制度的泛滥；明确赏罚的信用；一切都想整齐法度，建立天下的根本，希望接近三代的政事。虽然议论纷杂而且疑惑，排斥您的主张的人也很多。阁下又毅然保持像金石一样坚定的决断，在上下之间周旋，扶持培植，希望使这些事情有所成就。等到意见不能相合，您便引身退下，同它们一起被否定。唉！能够把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体制的，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假使您所建立的事业能够充分实现，功德哪里说得尽呢？即使不能完全实现您的志愿，难道比二帝、三代、汉、唐的宰相惭愧吗？像我曾巩，确实鄙陋而且卑微，但常常从事于读书，得以听闻古代圣贤之道。每当看见当今贤能杰出的人士并立而出，可以同三代、汉、唐相比，我没有一次不感叹他们的盛大。看见阁下同他们反复议论、改变众多政事的意图，知道后世如果有圣人出现，要挽救万事的弊病，也不会改变这个方向，我没有一次不赞叹您的明察。看见他们因意见不合而散去、被驱逐、消沉、隐藏，我没有一次不遗憾您的道难以实行。因感叹他们的盛大、爱慕您的明察、痛惜您的道难以实行，这样的心情难道片刻能够忘记那些人吗？相隔千里，时代相距千年，尚且还仰慕而希望见到他们，何况同处一个时代，又经过您的门墙之下呢？如今我经过阁下的门前，又正赶上阁下脱下衮冕归来，不是追逐名声、奔走求利之人所趋附的时候，所以冒昧说明其中的缘由，并把杂文一编一同写上，作为进见拜谒的凭借。如果蒙您赐予一看，我的愿望就实现了。唉！赞美阁下的心意，并不在于您是否看我的文章，却又这样急切，大概只是因为仰慕的志向罢了。伏望幸加察看。不再详述。与杜相公书 这是子固不可及的地方，在于他始终没有失去自己。曾巩启：我多灾多难而且贫穷卑贱，学问同众人相违，言语和行为也很少符合世俗。公卿大臣的门下，没有可以借此进身的机会，也不敢贸然存有求取声名的念头。阁下功成位至天子之侧而归来，我才独自有机会在门下仰望您的鞋履。阁下以旧日宰相的尊贵、元老的地位，却屈尊自谦，降低身份，在草野孤独之际加礼于我。然而自从离开门下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我起初不敢写信进献。直到近几年，每年不过能够凭一封信问候，推荐到您左右，以等待侍御者的举止进退；又屡次拜受您的教诲，这是我更加不敢存心求您省察、不敢烦劳您的恩赐施予，而自行接受不善之责的原因。但我没有一天忘记拜受您的恩赐。伏念阁下质朴厚重而清明，行为正直，乐于善事、喜好义行，志向远大，施行于朝廷而广泛显现于天下；精锐奋发而有强力，即使到了老年也不懈怠。当今从京师以内直到山野之外，老成的老师和博学的士人杰出地相互对望，必将耗尽精力、疲惫心思，把这些写在史册之中，光明磊落，昭示万世。本来不是浅陋小生所能谈论，更谈不上有丝毫补益。我年纪越来越大，血气越来越衰弱，疾病和人事又使我不能休息。然而我用心于记载典籍的文章，探求古人的遗言，余下的时间便在四壁之内自得其乐，不因贫贱而扰乱自己的心。虽然不足以希望达到您盛德的万分之一，也希望不辜负您的心意。这并不是我自认为能够做到。我怀着一点心意，相隔数千里，凭借一封尺牍的情谊，只想报答大君子的恩义，不知道该如何裁量，又恐怕您想知道我的情怀，所以冒昧说到这些。春天气候温暖，不知尊候如何？伏望按时善自保重，不胜我这鄙陋之人的愿望。不再详述。

译与孙司封书 怜悯孔宗旦，在侬智高叛乱之前就发言预告，却卑屈地同没有抵御盗贼的人一起被杀，而且没有听说有人为他写文章。这篇文章反复一千多字，句句字字都像呜咽流泪，可以同传记相互表里。运使司封阁下：我私下听说，侬智高还没有反叛的时候，已经夺取并占有邕州的土地，做官的人不能抵御，因而没有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祐三年，邕州官署中有白气升起，江水横向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的征兆，推测侬智高一定会反叛，便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陈拱。陈拱不听宗旦的话，宗旦仍不停地劝告，陈拱恼怒地骂他说：“司户疯了吗？”皇祐四年，侬智高从横山出兵，攻取那里的寨子，人们借助他的仓库大肆赈济。宗旦又告诫说：“事情危急了，不可以不戒备。”陈拱又不听。从头到尾，宗旦给陈拱写信告诫有七次，亲口告诫多到无法计算。陈拱始终不能接受，料想于是带着家人逃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守土，不能离开；我的亲生母亲将要同我一起死去。”这件事发生两天后，侬智高果然反叛，城中都响应他。宗旦仍竭力守卫南门，写信召集邻近的军队，想要抵抗。城池陷落，侬智高抓住宗旦，高兴地想任用他。宗旦愤怒地说：“贼子，你如今就杀死我吧，我难道可以受辱吗！”不停地辱骂。侬智高估计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于是杀了他。当初如果陈拱不废弃宗旦的劝告，那么邕州的祸患一定不会发生；祸患发生后，如果我们有办法防备它，也一定不会有事情。即使宗旦只有这一件善行，本来就不可不表彰。何况他这样堂堂正正地为节义而死，而他的事迹却还没有昭示天下。近来我看见朝廷所加恩宠追赠南方军民以来，那些持节而死于灾难的臣子，宗旦竟然独独不在其中，这不是所谓“曲突徙薪没有得到恩泽，焦头烂额反而成为上客”吗？即使宗旦起初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盗贼到来时能够舍生而死，也本来不能不加以赏赐。事先防备、保全城池和百姓的责任，应该归于陈拱，并不是宗旦的事情。如今却让他同陈拱一起受戮，既遗弃了他的言论，又辜负了他的节义。治理天下的人应当赏善罚恶，做君子的人应当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怎么能这样呢？凡是南方的事情，最终发展到攻破十多个州、覆灭军队、杀死将领、残害百姓的生命、耗尽山海的财物，并不是因为变化突然从隐伏状态中爆发，仓促发生。内外上下有职事的人，起初没有谁不知道，有的隐瞒不说，有的忽视而不防备，只是苟且偷安、推诿依托，直到无法抵御罢了。有一个人事先能够发言，又被世俗势力蒙蔽排斥，竟然让他同罪人一起受罚，那么天下的事情，谁还会再说呢？听说宗旦不只写信告诉陈拱，当时在广南东路、西路任使者的人，他都逐一告知了。如今他们既然不能采用宗旦的意见，害怕再因此给自己增加牵累，就一定不肯再发言。宗旦曾经把这些告诉过我。治理天下的人，即使万事已经治理，天下已经安定，仍然必须竭力打开进言的道路，以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中值得忧虑的很多，而当今的祸患，没有比人们不能说、不肯说更大的；更严重的是，有时还不敢说。那么宗旦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记载下来，呈现给天下人的耳目，显扬褒奖、扩大他的声名，以警醒激励当世吗？宗旦喜欢学习《易经》，所作的注释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家里没有藏书，但有人拿《易经》来询问，他便能贯通驰骋，涉及几十家学说，都能够说明它们的意思。他侍奉祖母尽心尽力，贫穷得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喜欢议论，也喜爱功名。我曾经同他交往，所以比较了解他；那么他的作为，也并不是一时偶然激发出来的。世人多批评他在京东任职时不能自重，最终被世人指责，这固然是一个过失，但如今他的作为也可以抵偿了。我起初听说他死去的事情，不敢断然相信；前后听到许多人的说法，又听到他的弟弟亲口陈述，并且听说祖袁州在广东也替他说过话，然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其中有小的差错，总的情形也没有虚假。何况陈拱以下的人全都使自己的家属覆灭，而宗旦却先让自己的亲属逃走，由此可知他确实有事先知情的功效。根据他性情喜欢办事，也可以知道他确实有事先发言的功效。因为阁下喜好古道、努力学习，以天下的善行为志向和乐趣，如今又出使南方，以赏罚善恶为职责，所以我才冒昧把这些告诉您。您又何必吝惜片刻的听取和一张纸的议论，广泛询问而彻底陈述，使这件事情大白于天下呢？这本来对天下有所补益，不只是为宗旦在一时之间发明冤屈。伏望稍稍留意。如果有不合之处，希望赐信答复。不再详述。与抚州知州书 子固有一段把自己同众人区别开来的心意，又有难以明说的地方，所以文章迂回艰涩，不很精明爽利，不是他的佳作。有一种士人，和一时的士人混杂而居，他们的衣服、饮食、言语、沉默、行动、停止等方面没有差异。等到他的内心独自有所获得，把它放大到天地之间仍有余，把它收缩到秋毫的末端也不遗漏。仰望他，看不见他的前面；跟随他，也看不见他的后面。他高大巍然，深广浩瀚，光明灿烂。他不是四时，却确实具有四时的作用；不是风雨雷电霜雪，却能向公卿之中吹嘘、滋润、发声、施威。位列公卿而不认为自己过分尊贵，没有匹夫的势力也不认为自己不足。天下依赖我、万世把我当作老师，我也不认为这很大；天下违背我、万世把我视为异类，我也不因此贬损自己。既然如此，难道会剪剪然只求洁身自好，悻悻然只求守小信吗？难道是沾沾自喜的人所能动摇他的心意吗？他同一时的士人混杂而居，难道只是衣服、饮食、言语、沉默、行动、停止等方面没有差异吗？凡是同人相互交往、相互恩爱相处的道理，也只有一个罢了。至于在别人的境域中饮食，在他的乡里出入；进身之后拜见那个国家的大人，这也是人们共同的做法，怎么能不同呢？否则就是故意标新立异，只是剪剪然求洁而已，只是悻悻然守小信而已，难道这是他急切追求的吗？我正是谨慎地守持这一点来使自己有所获得。对于执事的到来和开始接见，我起初对自己能否进见还怀疑，后来释然了，所以详细说明事情的本末，作为进见的凭据。伏望稍加省察。不再详述。

译与王介甫第二书 王介甫本来是刚强、轻慢而自以为是的人，这封信特意作忠诚的告诫，情意十分深厚，大概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但其中针砭之语多，讽谏之意少，恐怕也不能被他接受。曾巩顿首，介父足下：近来承蒙您来信，说时时稍有案件被举发，诽谤议论已经纷纷而起。足下不必奇怪事情会这样。一个人如果要推行自己的志向、在世上有所作为，就一定要先用教化引导百姓，并且长久等待，然后才可以实现治理，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先用教化引导，那么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却会逐渐改过向善、远离罪恶，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不能违背；长久等待，那么人们功罪善恶的实际情形自然显现，即使隐藏得很深也不能掩盖。因此有逐渐磨炼陶冶的容易，而没有急切按压、强迫操持的困难；有和乐平易、忠诚笃厚的纯正，而没有偏听偏信、苛刻挑剔的严酷。自己用力很简略，而人们受到感化的范围很广。即使有不肯服从、等待用刑处理的人，本来也是很少的。古代有人实行这种办法，人人都喜悦而害怕不能归附他；他的政治已经停止了，人们都还思念它，遗憾不能再见到它，怎么会达到诽谤并且愤怒的地步呢？如今在这里做官，想遵循古人的治理、守持不可改变的原则，先用教化引导，长久等待，确实有做不到的地方。由于我无处归属，不得不在这里承担并冒犯一些事情，那么姑且对厚重的事情急切一些，对轻微的事情缓慢一些，这也差不多可以实现吧。可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不先用教化引导他们，就突然想要求人人都做善事；不长期等待他们，就突然想让人的功过善恶必然显露出来。因此，按察时采用了过于急切严厉的办法，怨恨愤怒、违抗背离的情绪便产生了；偏听偏信、搜求揭发的势头一实行，谗毁诉讼、告发隐私的祸害便集中起来。自己的用力越繁琐，别人违背自己也就越厉害。何况如今的士人，并没有一向磨炼出来的操守，而担任官吏的人又不是平素经过选择的人才。一天之间突然把他们除去，却想用法令把他们整齐划一，难道不是左右近臣的错误，而且不能说没有害处吗？这样看来，诽谤和愤怒的到来，确实是自己招来的。所以说：足下不必奇怪事情会这样。虽然如此，造成这种局面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思考得不周详罢了。只是我考虑到自己的职守，急于奉行法令，于是心意在于除去恶行，务求使民情上达、扩大视听，认为治理政事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事情发展到自己已经看清时，竟没有想到：既然心意在于除恶，那么等待观察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作恶的人自然不得不被除去；既然务求使民情上达、扩大视听，那么自己的政治得失，我将从这里观察；至于个人的长短私情，我在这里就不能任意处理了。所以说：只是思考得不周详罢了。足下如今最能从别人那里吸取长处来完善自己，近来听说有人劝告足下，足下都不接受，一定是其中的道理还没有足以说服足下的地方。巩近来懒怠，写这封信向您致意。已经离开南康，我们相见还很遥远，所以借这封信谈到这些。足下近来怎么样？寄欧阳舍人书 这封信曲折舒缓、反复回旋，感慨呜咽的情绪，以及博大幽深的见识，都流露在言语之外。与苏长公写给张公、感谢他为其父作墓志铭的那封信相比，尤其胜过它。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使者回来，承蒙赐给我书信以及为先大父撰写的墓碑铭文。我反复阅读吟诵，感动与惭愧同时涌上心头。铭志流传于世，意义接近史书，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没有不记载的；铭文则是古代有人具有功德、才能、品行、志向和节义方面的美好之处，担心后世不知道，便一定要铭刻出来使它显明，有的收藏在宗庙，有的保存于墓中，都是同一个道理。如果那个人本来是恶人，那么对铭文来说还有什么可写的呢？这就是它与史书不同的原因。写作铭文，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能够表达敬意；善人高兴自己的事迹得以流传，便更加奋发自立；恶人没有什么值得记载，便因惭愧而畏惧。至于才识通达的人、正义刚烈的节义之士，以及嘉言善行，都见于篇章之中，足以成为后世效法、警戒和劝勉的准则，不接近史书，还能接近什么呢？等到世道衰败，做别人子孙的，都只想褒扬自己的亲人，却不以事理为依据，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竭力刻写铭文来向后世夸耀。撰写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为他们写，也因为那是他们子孙所请求的。若把他们的恶行写出来，又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铭文开始变得不真实。后世写铭文的人，应当考察那个人；如果所托付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所写的就不公正、不合事实，也就不足以流传于世、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直到乡里平民，没有人没有铭文，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所托付的人不合适，所写的内容不公正、不合事实。因此，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人，能够完全做到公正而合乎事实呢？不是蓄积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具有道德的人对于恶人，不会接受请求为他作铭；对于普通人，则能够加以辨别。人的行为，有内心确实善良而外在迹象似乎不善的，有内心奸邪而表面却和善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用事实明确指认的，有实际德行大于名声的，也有名声超过实际的。这就像任用人一样，不具有深厚道德的人，哪里能够辨别呢？不被众议迷惑，不因循随俗，那么就公正而且合乎事实了。但如果文辞写得不好，世人仍然不会传诵，所以还必须兼具高超的文章才行。因此说：不是蓄积道德而又能写好文章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到。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蓄积道德而又能写好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一时代会有一个，也有时要几十年，或一两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能够流传下来如此困难，遇到这样的人又如此困难。像先生这样的道德和文章，本来就是所谓几百年才有一人的人物。先祖的言行卓越鲜明，幸而遇到先生，得到公正而合乎事实的铭文，他的事迹流传后世、施行于后代，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求学者每每看到传记所记载的古人事迹，到了令人感动之处，往往怅然不知不觉流下眼泪，何况是他的子孙呢？何况是我巩呢！追念祖先的德行，思考把它流传下去的缘由，才知道先生把一次恩赐推及巩，并且延及我家三代。我应当怎样感动和报答，来筹划这件事呢？又想到：像我巩这样浅薄、迟钝、拙劣的人，先生还加以提携；先祖困顿蹇滞、仕途闭塞而死，先生却使他显扬。那么世上杰出宏伟、豪迈不凡、难得一见的士人，谁不愿意到先生门下求进呢？潜藏隐遁、幽闭抑郁的士人，谁不对世道抱有希望呢？谁不会行善，谁不会因作恶而惭愧恐惧呢？做父祖的，谁不想教育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父祖获得荣宠？这几种美好的作用，全都归于先生。既已拜受您的恩赐，又冒昧进言说明其中的缘由。您所告知的世族次序，我怎敢不承受教诲而更加详细地考订呢？惭愧得很，不再详述。

译答范资政书 颂扬而不谄媚，刚直而不骄傲。巩启：王寺丞到来，承蒙赐下亲笔书信以及绢等物品。敬想阁下盛大的贤德，而您的施政作为关系天下。巩虽然没有熟悉地出入您的门下，但对于阁下的事情或许可以有所了解。至于像巩这样鄙陋的人，只能隐伏在草野之间。阁下在羁旅途中，一见我就记住了我；如今巩还有自己的心得，却还不足以使阁下了解。何况巩的学问不足以阐明先圣的思想和古今的变化，才能不足以担当中等人的事务，品行不足以做到内心没有惭愧悔恨；又流落寄居，没有田地房屋，作为平民，还承担着奉养父母、嫁女送亲等各种事务，不能要求我思虑精密、向道德方面有所进益。这些都是无法使阁下了解我的原因。自拜别您满一年以来，相隔数千里之远，没想到阁下还记得这个人，并不因为年辈、爵位、德行之间的差别而将我置之不顾。这大概是因为阁下乐于得到天下的英才，见识不同于世俗的常情，而像巩这样的人您也不愿抛弃，所以才把恩意施及于此，实在是万分荣幸。古代的人凭借王公的权势而屈身礼待贫贱之士，大概是常有的事；如今平民之间的交往，等到彼此穷困显达有丝毫差别，却也有互相抛弃的。像我这样愚陋而卑贱、没有深厚素养和交谊的人，却得到当世具有大贤德、大名位的君子以礼相待，这难道不是在衰微浅薄的世道中，对天下产生激励吗？那么，我对您的感激和心悦诚服，当然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仰望您的门下，心中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这封信所议论的很有错误，姑且抄录下来，向有见识的人请教。承蒙您写信指示我，认为扬雄处在王莽时代，合于箕子的明夷之道。常夷甫认为，纣是世袭的君主，箕子是同姓的臣子，事情与扬雄不同；又认为《美新》的文章，恐怕箕子不会写。还认为扬雄并不是有求于王莽，只是在义理和天命方面有未能完全做到之处。我思考此事，恐怕都不是这样。当纣王暴乱时，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大概都曾进谏而不被听从，于是共同谋议，认为离去是可以的，承担祸难也是可以的，各自把自己所守的志节献给先王，并不一定相同。这些见于《书》，正是三人的志向。三人的志向，有的离去，有的承担祸难，这是臣下不可改变的大义，并不是只有同姓之臣才如此。于是微子离去了，比干进谏而死，箕子进谏不被听从，以至于受到囚禁为奴的极大侮辱。承担祸难，正是箕子的志向。他进谏而不被听从，直到受到囚禁为奴的侮辱，大概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志向，只是不像比干那样以死相谏罢了。所谓各自把自己所守的志节献给先王，并不一定相同。箕子受到囚奴的侮辱而接受这种处境，才是所谓明夷。然而他不离去，并不是贪恋俸禄；他不去死，并不是害怕死亡；他受到囚奴的侮辱而接受它，也不是没有羞耻心。内在属于自己的东西，本来就是对方不能改变的。所以说“内在遭受艰难而能够端正自己的志向”，又说“箕子的正道和光明不可熄灭”。箕子的事情，见于《书》《易》《论语》，虽然这些书的说法不同，但他的始终可以考察，情况就是这样。扬雄遭逢王莽时代，有不能离去的原因，也不一定必须去死。他受到在王莽朝廷做官的侮辱而接受这种处境，本来就是所谓明夷。然而扬雄见于《书》的言论、见于史书的行为，都可以考察。不离去，不是贪恋俸禄；不去死，不是害怕死亡；受到在王莽朝廷做官的侮辱而接受它，也不是没有羞耻心。内在属于自己的东西，同样是王莽不能改变的。因此我认为他与箕子相合。我所说的与箕子相合，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在纣王初期的处境和箕子完全相同。至于《美新》的文章，则不是可以停止却偏偏不停止的事情。如果可以不写却偏要写，那么连乡里自爱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扬雄呢？况且比较轻重，受到在王莽朝廷做官的侮辱更为严重。扬雄连这个都不能避免，那么对于较轻的事情，难道反而能够避免吗？箕子受到囚奴的极大侮辱尚且接受它，那么对于《美新》，怎么知道他不会做而去做呢？这又哪里会成为他的累赘呢？不是说坚硬吗，磨它也不能使它变薄；不是说洁白吗，染黑它也不能使它变黑。只看自己的内在操守如何罢了。像这样的事情，孔子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对于南子，并不是他想见才去见；对于阳虎，并不是他想尊敬才去尊敬。见自己不想见的人，敬自己不想敬的人，这就是法言所谓屈身是为了伸张道义。这样说来，难道不是扬雄表现自己的方式吗？孟子说过：“天下有道，小德的人受大德的人役使，小贤的人受大贤的人役使；天下无道，小的役使大的，弱的役使强的。这两种情形都是天意。顺应天意的就能生存，违背天意的就会灭亡。”孔子见南子，也说：“如果我做了不合道义的事，就让上天厌弃我，让上天厌弃我。”既然这样，那么扬雄在义理和天命方面，难道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吗？又说：“介甫认为，扬雄出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的道义。夷甫认为，所谓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微妙的境界，神妙而不可测知。”扬雄的德行赶不上圣人，虽然勉强学习、努力实践，但在义理和天命方面仍有未尽之处，所以在王莽当政时不能没有差错。又说：“以《美新》考察扬雄，那么投阁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就是孟子所谓圣人的时宜之道。孟子逐一叙述伯夷以来的人物，最后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扬雄也作《太玄赋》称许伯夷、叔齐一类的人，却没有说“我与他们不同”。掌持《太玄》，心神旷达而任意抒志，不受拘束；以伯夷、叔齐二人的志向来反观自己，能够认识自己，而任凭自己如此行事，那么所谓无可无不可，并不是二人不能学习的。自己比不上二人，就应当有可以做的，也有不可以做的。以学习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为目标，然后才算善于学习孔子。这些话可以使求学者醒悟，却不能用来解释扬雄。前代流传的说法，认为伊尹用烹调来求取商汤，孔子曾为痈疽、瘠环之类的人效劳，孟子都断定那不是伊尹、孔子的事情，大概是根据事理考察，知道那种说法不对。考察扬雄所自立的操守，所以介甫认为世间传说他投阁的说法是妄言，难道不正合孟子的意思吗？我自己估量，学问每有进步，对于扬雄的书就每每有所收获。介甫也认为如此，那么扬雄的言论岂不是越探测越深、越穷究越远吗？所以对于扬雄的事情有不通之处，我一定要寻求他的本意。何况扬雄处在王莽时代，考察经书而不相违背，拿圣人的道理来验证而没有疑问，本来就不必等到议论之后才明白。请转告夷甫，如果您认为这些话还没有说尽，希望再写信详细指示。把在王莽朝廷做官比作箕子做囚奴，已经过分了，何况还要拿《美新》来相比吗？像子固这样的人竟然也附和这种说法，他的议论实在太过分了。君子衡量天下人的出仕和退处，必须以圣人为标准才可以取其中正。我私下认为，扬雄应当还比不上楚地的两位龚先生。答孙都官书

译这封信多有苍凉的色调和幽深的思绪。提刑都官阁下：恭敬地承蒙您赐信，并给我看您精美的六编作品，共三千首。盛大啊！文章数量多，功力深，而且专心致志、历时长久。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国、风俗、万物、治乱、善恶、通塞、离合、忧欢、怨怼，没有不全部写到的。它的语言博大而精密，华丽而不浮夸，最终归结都不离于道。看看过去那些以文章闻名天下的人，难道哪里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吗？巩愚钝而懒惰，又被事务和疾病侵扰，因为学习不专心、时间也不长久。假使让我观看大海，却看不见它的边际；观看深山长谷，却看不见它形势所达到的尽头，我又怎敢议论它的大小高低呢？可是阁下不以自己学问深厚、专心长久来激励巩，不以作品博大精密、华丽而不浮夸、根本归于道来教导巩，反而告诉我说：“应当详细选择，把不合事实的删去。”我实在奇怪阁下对自己的评价过分谦抑；而您这样赐给巩的教诲，反倒是使我更加懒惰、更加闭塞。巩的学问，大概是要学习如何修养自身，进而达到能够帮助别人的境地。如今我正有愚钝、懒惰、不专心且不能持久的毛病。以阁下的仁厚，难道会想使我更加懒惰闭塞吗？您是想让我知道阁下的高贵，增长我学业的丰富程度，并且即使有所成就仍不停止；像这样能够如此屈尊对待后辈，正是用来教育我的。孟子说：“我不屑于教诲他，这也就是教诲他罢了。”我怎敢不拜谢您的恩赐！那部盛大的文集还请暂借我观看，我先写这些话来致谢。惶恐不安，不再详述。《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 明 茅坤 撰 南丰文钞四 序 《战国策》目录序 大体上与《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其中有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访求，才全部得到这部书，订正其中的错误和谬误，对于怀疑无法考察的地方也作了处理，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文说：刘向在这部书的序中说，周朝先王首先彰明教化、修整法度，所以国家大治；到了后来，谋略欺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已经很美好了，最后却认为这部书只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是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自信。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几百年，周代旧法已经消亡，旧俗也已经熄灭很久了。二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其中有不可改变的原则，难道是想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不能做到的事情吗？他们也是根据所处的时代和所遭遇的变化，为当世制定法则，使它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治理，变化固然不同，法制固然有异，但治理国家天下的本意，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从来没有不同。二人的道理就是如此而已。大概法制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建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二人守住这个道理，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且坚定自信。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值得信守的，却喜欢那些容易迎合人意的说辞；他们用心筹划，不过是苟且制定一时的计策罢了。因此谈论欺诈的便利，却讳言它的失败；宣扬战争的好处，却掩盖它的祸患。他们相互跟从这样做，没有不是利处不抵害处、所得不抵所失的。最后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丧失自身，而诸侯和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给世人造成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因时制宜、随变化制定不同的法则，考察起来没有瑕疵，实行起来没有弊病，所以古代圣贤从来没有用这一种去改变那一种。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让它灭亡，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它的道理向天下讲明，使当代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整齐；使后世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意义才明白。难道一定要销毁它的书籍吗？放置在那里而加以禁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人提出神农的学说，有人提出墨子的学说，孟子都把它们明确记载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这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本来不可废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的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二十二篇。《崇文总目》记载现存八篇，如今现存十篇。王遵岩说：“这篇序与《新序》的序相类似，但这一篇英气爽朗、超逸奔放。” 《南齐书》目录序

译论述史家得失的地方，明白得如同看手掌一样。《南齐书》有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共五十九篇，由梁代萧子显撰写。起初江淹已经写成十志，沈约又撰写了《齐纪》，而子显自从向武帝上表后，另行撰成这部书。臣等因而校订其中的讹误，并为篇目作序说：如果想以其中的是非得失、兴亡治乱的原因作为法则和戒鉴，就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托付之人，然后才能长久流传。这就是史书写作的原因。然而所托付的人不合适，就可能失去史书的本意，或扰乱事实，或分析事理而不能贯通，或措辞不善。因此，即使有特别的功勋、美好的德行和非凡的事迹，也会昏暗而不能显明、郁结而不能发扬；而像梼杌、嵬琐、奸邪凶恶之人的形迹，反而可能侥幸被掩盖。试着评论这件事：古代所说的良史，他的明察一定足以周遍通晓万事的道理，他的道术一定足以适用于天下，他的智慧一定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本意，他的文章一定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状，这样以后，他所承担的职责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唐尧、虞舜具有神明的天性和微妙的德行，使遵循它的人不能完全知道，使知道它的人不能用言语命名；他们把这些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号令所发布、法度所设置，言语极其简约，体制极其完备，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而撰写《二典》的人又将它推衍阐明。所记载的难道只是他们的事迹吗？还把其中深微的意义一同传下来，无论大小、精细粗略，没有不穷尽的；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没有不说明白的。使诵读这些言论的人，好像置身于那个时代；探求其中的深意，好像亲自接近那些人。这难道不能说是明察足以周遍万事之理、道术足以适用于天下、智慧足以通达难知之意、文章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吗？那么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有执掌政事的人才都是天下贤才吗？大概拿着竹简、执笔跟随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两汉以来，修史的人距离这种境界已经很远了。司马迁在五帝三王去世数千年之后，秦朝焚书余下的时代，凭借散失残缺的经书，以及传记、诸子百家的学说，辛苦搜集来汇聚编写古人的善恶事迹和兴废的端由，又创立自己的体例，写成了本纪、世家、八书、列传，这也可以说是奇才了。然而他遮蔽损害天下的圣人之法，颠倒是非，采集编排错误混乱的内容，难道还少吗？这难道能不说他的明察不足以周遍万事之理、道术不足以适用于天下、智慧不足以通达难知之意、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吗？自三代以后，修史的人即使有司马迁这样的文章，也不能不说是俊伟超拔的才士、非同寻常的人物。然而只是认为他的明察不足以周遍万事之理、道术不足以适用于天下、智慧不足以通达难知之意、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圣贤的高深境界，司马迁、班固不能完全通达其情意并表现给后世，所以不能把他们与圣贤相提并论。司马迁的得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的史书，大概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了。萧子显写这篇文章，喜欢任意驰骋，着意改削、分析、雕琢文辞和铺陈藻饰的地方尤其多，因此文章更加低下。难道人的才质本来就是不能勉强获得的吗？几代史书既然如此，所以其中的事迹昏暗不明；即使有些顺应时势以求功名的君主，以及与他们共同谋划的臣子，也没有显赫到足以震动天下人的耳目、传遍天下人的口舌。而一时苟且窃夺、倾覆危乱、违背事理和正义的人，也侥幸没有在世上明显暴露出来，难道不是因为所托付的人不合适吗？岂不可惜！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的，所以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士，这样他所承担的职责才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梁书》目录序 只从内在方面来说，佛教的主张很不正确。大概佛教本来并不是把自己置于我们儒家之外，而是他们自己只认识到内在的一面。他们只看到自己本来的本性原来空无一物，所以想彻底了悟本性。为了见到本性，于是把一切声、色、臭、味、香、法等大多抛弃，并不是因为专门趋向内在的缘故。《梁书》有六本纪、五十列传，共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令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代史官姚察的儿子，推衍他父亲的意旨，又颇多采录儒者谢吴等人的记载，完成了这部书。臣等已经校正其中的文字，又汇集编次成一篇目录，并为它作序说：“自从先王之道不再彰明，诸子百家同时兴起，佛教最后出现，成为中国的祸患，在梁代尤其严重，所以不能不加以议论。佛教徒自认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的道理，而世人谈论佛教的人所谈的都是外在的事，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说法不可屈服。虽然如此，他们哪里能够看见圣人的内在之道呢？

译《尚书》说：‘思考就能通达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 思考是用来达到知识的。能够达到知识的人，考察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辨析万物的规律，无论大小、精粗，没有不穷尽的；这叫作穷究事理，是知识的最高境界。知识达到极致，就能明白自身所具有的可贵，以及外在事物的不足以玩弄，便没有什么不能明辨的了。有了明辨知识的能力却不能喜爱道理，还是不够，所以再加上真诚的心去喜爱它；有了喜爱它的心却不能以它为乐，还是不够，所以再加上极其专一的意念去享受它。能够以此为乐，就能够安处其中。这样一来，万物从外界来到我身上的东西，怎么还能累及我呢？万物不能累及我，所以我就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就是真诚；所谓真诚，就是有所成就、不受迷惑。既然成就了，就一定充实它，使它能够广大；既然广大了，就一定推广它，使它能够感化万物。能够感化万物，那么有智慧的人和各种生物，凡是有所依赖于我的，没有不借此达到自己的本性、完成自己的适宜之处的，于是我的功用就能与天地并列了。德行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而应对外物时，却从来没有不与人情相同的。因此，衣冠饮食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礼具，都与人共同遵循；用来教导人们成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道理，也没有不是出于人情的。与人共同面对吉凶、分担忧患，也没有不是出于人理的。因此，和人相处，就会使安定和治理聚集，使危险和混乱离去。与人相处所依据的具体制度是这样，使人受到感化的德行是那样，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既然成为圣人，就不再需要思考了；他的极致只是遵循事理罢了，也没有什么刻意作为了；他的行动只是顺应外物罢了。因此，他覆盖滋润万物，鼓舞众人，却没有人能够测度他的境界，难道不能称为神吗？所谓神，就是极其微妙而永不停息。这就是圣人的内在，圣人就是道的极致。佛教的学说难道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地方吗？寻求它能够改变这一点的地方，本来正是它错误的原因。凡是内在所得的道理，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就说明内在并没有真正得到。《易》说：‘智慧周遍万物，道术救济天下，所以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圣人两方面都得到了。智慧足以认识一方面，却不足以穷尽万事之理；道术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用于天下，这是诸子百家两方面都有所失的原因。佛教的过失，难道不就在这里吗？那么佛教徒自认为从内在得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妄言了。学习史书的人，是要用它来明白一代的得失。所以臣等借梁代的事情来撰写这篇文章，把圣人何以有所得、佛教何以有所失传给后人，使人知道君子拒斥佛教，并不是只在外部排斥它，而是有志于内在修养，希望不要因此用佛教来替代儒道。唐荆川说：“整篇都在讲圣人的内在，而攻击佛教的地方不过几句。” 王遵岩说：“《原道》的文字雄健杰出，自古以来无与伦比。然而论说佛教过失的地方，不能像这篇序文这样称述我儒道的广大根本，也不能像这样精密。” 《陈书》目录序 文章合于典范法度，不因风波而失色，自然值得欣赏，低下。《陈书》有六本纪、三十列传，共三十六篇，由唐代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当初，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陈两朝的史官，记录两代的事情，尚未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见到姚察，非常器重他，每次到姚察那里访问梁、陈旧事。姚察便把自己论述和记载的内容交给他，每完成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隋文帝也派虞世基到姚察那里索取他的书稿。但书还没有完成，姚察就去世了。姚察临死时，嘱咐姚思廉继承自己的事业。唐朝兴起，武德五年，高祖认为自魏以来二百多年，世代相承的统绪多次更换，史事散失，于是下诏编纂整理。姚思廉便接受诏命撰写《陈书》。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完成。贞观三年，于是又诏令他在秘书内省编撰。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才将它进上。观察等人撰写这部书，历经三代，父子相传，经过几十年，然后才完成。它的艰难大概就是这样。然而书完成以后，与《宋书》《魏书》《梁书》等书一样，世上流传它的人也很少。所以求学者对于其中记载的事迹，也很少能够详细了解。这部书又因为少有流传，秘府所藏的版本往往脱漏错误。嘉祐六年八月，才开始下诏校勘，使它可以雕版刊行天下。但臣等说，梁、陈等史书都有缺失，单靠馆阁收藏的本子，恐怕不足以确定正文。希望下诏命令京师以及各州县藏书之家，把所藏书籍全部进献上来。先皇帝已经将这件事交办下去。到了嘉祐七年冬天，书籍才陆续开始汇集。臣等据此互相校勘。到嘉祐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勘确定，可以传给求学者。对于其中有疑问的地方，也不敢稍加删改，只分别在篇末作了说明。这部书旧时没有目录，列传中的姓名也多有缺漏错误，于是另作一篇目录，使阅读者能够详细查考。陈朝建立陈国，大概只是苟且采取一时的权宜计策，并没有先王经常遵循的礼义风俗之美，也没有能够彰明显现于后世的治理制度。然而它能够兼顾权变、重视谋略，明白任用人才，恭敬节俭、爱护百姓，这就是它开始兴盛的原因；后来被邪臣迷惑，沉溺于宠妾，忘记祸患、放纵欲望，这就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兴亡的端由，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至于有所沿袭、有所创制，用来作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制度的内容，虽然这些事情已经比较浅近，但也各自在当时施行，都是求学者不能不考察的。当时的士人中，那些争夺、欺诈虚伪、苟且求得一时迎合的人，尚且不得不列入史书作为世人的戒鉴；何况在败坏混乱之中、仓促危急之际，那些安于贫困、乐于守义，在取舍进退上不被祸患和权势利禄动摇内心的士人，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坚定地守善了。大概古人所想见却不能得到的人，就是《风雨》诗中所说的作者，怎么能让这样的人默默无闻、一点也不显现于天下呢？那么陈朝的史书难道可以废弃吗？这部书既然艰难地完成，后来又长期不显著流传。到宋朝兴起，已经过了一百年，古代散佚的文献和事迹无不被充分讲求，这部书才得以在天下盛行，列入学者所研习的书籍。它流传下来的困难，又是这样。难道不是遭遇本来就各有时机吗？

译太祖皇帝总序 曾子特别看重其中论述宋太祖与汉高祖、对二人加以权衡比较的地方，像斩断铁器一样明决。唐朝的衰败，从天宝以后开始，纲纪逐渐败坏，不能自我振作，以至于失去天下。五代兴起，五十多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危亡的变化多次发生。其中最严重的时候，契丹竟然进入中国，擅自建立名号。当时天地五行、人事事理全都颠倒错乱，与夷狄没有区别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太祖受到天下拥戴，登上尊位，把养育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劝勉农桑，减轻赋税，放宽刑罚，革除旧政中不便于百姓的部分；诏令勉励和考核官吏相继发布，推究他的心意，没有一天不放在百姓身上。他知道藩镇是祸害百姓的根源，所以设置通判一职，使他们的征敛受到法度约束；忧虑官吏品行不善，所以多次让在位官员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才；担心官吏有的接受贿赂，有的不奉行法令，所以罪至死刑或流徙，一概不宽贷。推究他的用意，大概是认为遭逢天下大衰乱的时代，如果不这样做，官吏就不知道禁令，不能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征伐平定各国以后，一定先免除拖欠的赋税，清除烦苛的政令，周济贫困断绝之人，昭雪冤屈积案，施惠于农民，访求人才；又反复命令郡县，毫不倦怠。有时遇到水旱灾害，便吃蔬食、祈祷请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对群臣中有旧恩、旧劳的人，能够按照各自的身份充分加以对待，用尊贵的职位提高他们的地位，用丰厚的财富使他们富足。有儿子的，就让他娶公主；有女儿的，就让她嫁给宗室，他给予别人的周全体恤就是这样。只要人才可以任用，即使是仇人也不废弃；如果不能任用，即使已经显贵，也不让他凭借权势任职。对于有罪的人，他大多宽纵赦免，有时赐给财物，使他自己感到惭愧。至于坚定明确地制定约束、整顿天下，也使他们不能逾越。对于强大而僭越的国家，都用恩惠礼节相接待，商人往来不加禁止；如果有人出境触犯禁令，便为他们在边境州县设置市场，使双方都获利而有所需要，常常加以赈济帮助。出兵征伐的对象，一定是罪行已经明显暴露的国家，军队出动从来没有不以正义为名。那些已经投降或被俘的君长，途中都慰问慰劳，迎接他们的使者前后相望；到达以后，不反复计数追究其罪，还优待他们，授予官秩俸禄，对他们的宗亲和属官，也赐给田地住宅，使其子孙世代守有；加以拥护防卫、保全保护，都能长寿终老。自从后晋灭亡以后，契丹逐渐强大，中国人恐惧畏惧，不敢抵抗。太祖任用材勇武将防守西北边疆，以异常优厚的恩典宠信他们，专门把军事事务交给他们，充分听从信任，常派遣戍卒告诫说：“我还会赦免你，郭进却会杀你。”有人控告郭进，太祖便说：“郭进军政严明，这人一定触犯了郭进的法令，把他送给郭进，让他杀掉。”关市的租税赋税，诸将可以任意使用，不追问出入；因此士卒依附并战斗时都竭尽全力，间谍也把情报全部侦察出来，边臣中可以委任的人，往往十多年不更换职位，但官位不过巡检使，兵众不过三五千人。大概任用专一，权势就便利；职位不至于极高，士卒就受到激励；兵力少，耗用就节省；驾驭将领也有很多方法。综合运用他们各自的长处，所以能够节省费用、使百姓安息，振兴新近聚集的民众，挫败凭借强力凌辱别人的敌寇。太祖对孝友之道非常笃厚，具有天下人的品行；聪明智勇，具有天下人的才干；怀有仁爱之心，具有天下人的志向；包容周遍、覆盖万物，具有天下人的气量。他以勤劳节俭、恭敬谨慎来守持这些品德，虚心接受劝谏，以粤、蜀的事为鉴，把奢侈作为戒规。考虑到天下事务重大，不再游猎；封授诸子，务求自我约束减损，不完全遵循旧有典制。收纳学士大夫，任用他们不要求一切完备；有人坚守难以进取的操守，也不强行改变。晚年喜爱读书，劝诸将学习，说：“想让他们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兼容覆盖夷夏，从容地以德化治理。江南平定后，看到捷报却哭泣说：“军队征伐不义之国，却反而使我的百姓死于战争，他们有什么罪过呢？”秦州已经归入版图，尚波于的土地，他却退还而不接受。钱俶来朝，又把土地归还给他。面对契丹愿意听从盟约，他反而迟疑退让，不自我夸耀。对于天下大势，把连接数十座城的镇地割出去，以削弱其力量；把容易动乱而难以蓄养的军队收拢安置，使其归顺，以消除祸患。至于举荐贤良、尊崇孝悌、修缀礼乐、明确考核，即使天下刚刚安定，各项政务的大体也已经周备完善。他遗留下来的文书和旧事，施行于后世，都可以作为法则。百姓在这时起死回生，家庭能够互相保全；士、农、工、商各自回到本业；鸟兽草木也无不顺遂生长。前代旧臣，处在将相之位、担任心腹和爪牙的人，一旦回心转意奉行诏令，向北朝拜，如同平素已经献身归顺。天下广大的都市和交通要地，兼并土地千里；那些感德怀义的二三位臣子，依仗众人而自作主张，命令他们不服从、召见他们也不来的人，还有几十个，最终都整顿衣襟来到朝廷，轮流更替奔走效力，如同水流汇聚到低处。粤、蜀、吴、楚、瓯、闽的君主，把天下分成八九个区域，自称帝王，传给儿子或孙子，经历几十年的，也都编入名册，成为外域之臣，一同聚集在宫阙之下。四海之内混同为一。海东的国家高丽，最南面的交趾，西方的戎族吐蕃、回纥，北方的狄族契丹，都请求派遣官吏、奉献贡物。天地所养育的地方，凡是道路相通之处，没有不归附朝廷的。当时，重新建立天下的秩序，与百姓共同开始新的时代。天地五行、人事的道理由混乱重新恢复正道。大概太祖接受天命，并不像前代君主那样用智谋图谋众人、用武力图谋权柄。他处心积虑，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为了取得天下。他在天命方面，体现为历数；在人事方面，则是群臣、万民和三军将士不归附周朝而归附太祖。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天命。等到他把天下传下去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传给弟弟，这就同太祖接受天下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禹接受舜的天下一样，原则完全相同。他把天下传给后人，也同尧传给舜、舜传给禹一样，原则完全相同。接受天下和传给天下，都只是看天命与人心罢了，并不是出于私心；如果他心里未曾真正拥有天下，哪里能这样做呢？世人认为太祖是世所罕见的君主，和汉高祖相同。大概太祖为人有大度，胸襟豁达，知人善任，这一点确实与汉高祖相同。太祖继承的是自天宝以后经历五代、二百多年而极度衰败的天下；汉高祖承接的是全盛的秦朝在秦二世末年开始动乱时的天下，两人所凭借的形势已经不同。太祖开创帝业，建立制度并为后世留下法则，后代常可奉行；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便已经有一项比不上太祖。太祖制定折杖法，使百姓免于因受杖笞而死，并把刑罚确定为固定的常法，根本上以宽大为原则；汉高祖虽然约定法令三章，但肉刑和诛灭三族的刑罚，直到孝文帝时才废除，这是第二项比不上太祖。

译太祖的功臣原本都是地位相等的同僚，等到地位确定后，上下相安，始终同心一意；汉高祖却猜疑离间诸将，甚至诛灭他们的家族，这是第三项比不上太祖。太祖削弱强藩，使藩臣各守职分；汉高祖分封诸侯过度失当，反叛者接连兴起，经过几代才平定，这是第四项比不上太祖。太祖出兵征伐必定取胜；汉高祖多次交战却总是败北，这是第五项比不上太祖。太祖文武才能都出众，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汉高祖如果没有三位杰出人才辅佐，不能没有过失，这是第六项比不上太祖。开宝初年，南海首先归降；赵佗分割越地而称帝，汉高祖却不能制止，这是第七项比不上太祖。太祖不用武力，契丹便自行归附；汉高祖在白登遭遇困厄，亲身仅仅免于祸患，这是第八项比不上太祖。太祖后宫有二百人，询问愿意归还家人的，便放走其中四分之一；汉高祖沉溺于内宠，女祸波及宗族，这是第九项比不上太祖。太祖明察国家大计，把天下托付给合适的人；汉高祖选择继承人不够审慎，几乎使他的世业坠落，这是第十项比不上太祖。汉高祖不能赶上太祖的地方，大的方面就是这些。自三代以来，平定乱世的君主，没有谁能赶上太祖。三代虽然盛大，但禹的孙子太康失掉了国家，汤的孙子太甲被放逐废黜，文王、武王以后传了三四代，昭王又不能返回楚国。自汉代以来，变故如此密集，大概多得数说不尽。太祖经营创立了宏大的基业，流传下来的风教和恩泽所覆盖的地方十分遥远；五位圣君遵循他的事业，直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上下和睦安乐，耳目所接触的都是没有变色动容忧虑的景象，政治安定而长久，这是自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只有太祖创始并把天下传给后代，可以和尧、舜相比；他治理天下，超过了汉高祖营造太平的功业，恩泽施及无穷，三代也比不上他。成就功业、盛大德行，达到极点了啊！唐天宝十四年，天下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太祖元年，户数为九十六万；末年天下平定后，户数为三百九万；到今上元丰二年，户数为一千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圣人的德泽，如同覆盖、滋润、养育万物，这就是它所以盛大的原因。探究这些事实的根源，考察它们所以达到这种程度的缘由，难道是没有来由的吗？唐荆川说：“这类宏大的文章，应当着重看它的布局安排。南丰有一篇《沧州上殿札子》，其中的意思都与这篇相同，也可以拿来和欧阳公的《仁宗御集序》参照阅读。” 《新序》目录序 这是极其正大、具有典范法度的文章。刘向编纂的《新序》共有三十篇，另有目录一篇。隋唐时代还保存着全书，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有十篇罢了。我已经考订、校正了其中的文字，于是为它写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归于一致，使风俗归于统一。九州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时代相隔千年之久，然而他们所受的教化已经明确，所养成的习惯已经形成，后世所守的只是同一道理，所传的也只是同一种学说罢了。因此，《诗》《书》的文字历经几十代，作者并非一人，但其中的言论未曾不彼此相互照应、前后贯通，教化达到的程度就是这样深。那时，对于行为不同的人要加以诛罚，对于言论不同的人要加以禁止，防范又是这样周密。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代，以及其中间虽曾经历衰败动乱而遗泽尚未消尽的时候，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都没有能够超出这个范围。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和法度已经废弃，遗泽也已经消失，世上研究方术的人各自只得到其中一偏，因此人人逞其私智，各家崇尚自己的学说，许多学派像群蜂一样在中原兴起；他们都只彰显自己的长处而昧于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所得而忌讳自己的过失。天下士人各自形成一套方法，却不能彼此贯通，世人也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源流，道术有共同的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存在，却都被贬抑而无人讲习，何况到了秦代，更成为世人严禁的对象呢！汉朝兴起时，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遗存中重新得到的，世上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并使它归于一统的人。诸儒只要看到传记和百家的言论，就都喜爱并趋附它们，所以先王之道被众说遮蔽，暗昧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那些奇异而令人喜爱的言论，各自以不同见解为师，人人都自称一家，放纵地流传于中原，其情形完全不异于周朝末世。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以圣人为标准来折中取正、能够纯粹达到道德之美的，只有扬雄罢了。像刘向这一类人，都不能免于被众说遮蔽，也不知道有所折中取正。孟子说：“等待文王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照样会兴起。”汉代的士人，难道只是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并使之统一的人吗？也是因为当时出现的豪杰之士很少，所以不能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独自奋起。刘向为这部书作的序，就今天而言，是最接近古代的；虽然不能说没有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至周、秦以来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有所保存。关键只在于谨慎地取舍罢了。因此，我既惋惜那些已经不可见的内容，又校订那些尚可见到的内容，特别加以详考，也足以使人知道我批评其中的错误，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这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王遵岩说：“南丰的文章，在探究原本经义、训诂的地方，大多采用董仲舒、刘向的说法。”

译《列女传》目录序 子固的各篇序文，都各自写成一段宏大的议论，不是诸家所能相比的，而这篇尤其深入，已经接近程朱所说的防范之意了。刘向所叙述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可是《隋书》和《崇文总目》都称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曹大家所注的本子把其中七篇析出，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的本来面貌。大概刘向旧书已经亡佚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把《颂义》编入篇次，又重新把此书定为八篇，与十五篇的本子一同收藏在馆阁之中。《隋书》把《颂义》说成是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相符合。如今检验《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叙述；而且《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明不是刘歆所作。自唐代动乱以来，古书保存下来的很少；可是《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本也没有著录。然而这部书如今还存在，那么古书有的虽曾著录却已亡佚，有的虽未著录却保存至今，这样的情况也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校勘订定，可以缮写了。当初，汉朝承接秦朝衰败之后，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以后，后宫中的赵氏、卫氏等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必定要从宫廷内部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国家兴亡的事迹，用来告诫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书中说太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如此。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德的人所敬畏的事。假使天下女子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多么盛美啊！依我所听闻，大概还要有师傅、传授者和保姆的帮助，有《诗》《书》以及图画、史籍的警戒，有珩、璜、琚、瑀等玉佩节制举止，有威仪动作的法度。教导她们的虽然具备这些条件，但古代君子未尝不是亲自以身作则来感化她们。因此，《家人》卦的意义归结于反省自身，《二南》的功业根本在于文王，这难道是从外面强加而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所以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文王亲身实行教化。所以内有后妃具备《关雎》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进一步推及远方，即使是商纣昏乱之世、江汉之间的小国、设置兔罝的乡野之人，也没有不喜好善行却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谓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国家和天下便得到治理。后世自从许多有学问的人都追逐外物而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可供效法的榜样，于是争相趋于邪僻奢侈，哪里只是没有彼此成就的道理呢？士人如果姑息自己、只顾谋利而冒犯羞耻，却不知道回头改正，往往会被家庭牵累。因此说：“自身不能实行道，就不能使妻子儿女实行道。”这话确实可信！像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是处在显达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遥远了，何况是面向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撰述此书所包含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十分深厚了。然而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引用的《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为《诗经》作序者的说法尤其相违背，大概已经无法考证。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书中说“象谋划杀害舜，以及舜用来使自己脱身的方法”，与《孟子》颇为相合；然而这部传记有而《孟子》没有说的内容，大概也不值得称道。后世各位儒者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有这种情况。阅读者可以采纳其中有补益的内容，再辨别其中的是非。因此我为它写序论，来阐发全书的端绪。王遵岩说：“宋人叙述古人的文集以及古人所著的书，往往有这样一种体例，但大多只把考订和编次作为一篇文章罢了，不能像先生这样再加上一段宏大的议论来完成全篇。后来写鲍容、李白文集的序，也不免采用这种体例，大概是小集本身不足以发抒宏大的议论，又恰好应当如此罢了。” 《说苑》目录序 这篇文章在精神融会、意味流转的地方，不如《新序》《战国策》等篇。刘向所著《说苑》有二十篇，《崇文总目》说：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五篇，其余都亡佚了。我从士大夫中得到十三篇，加上旧存的，共有十八篇。我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对有疑问的地方则缺而不补，并为它叙述篇目说：“刘向采集传记、百家著作中记载的事迹，编成这部书，上奏朝廷，是想把它作为法则和鉴戒。然而他所取用的内容，往往有不合道理的地方，所以不能不加以评论。”求学的人对于道，不是知道它的大略很难，而是要知道它精微的地方，本来就很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显著的有七十二人，都是超越当世的才俊；然而孔子唯独称赞颜氏之子颜回，他大概接近于圣人了吧？颜回死后，孔子又说没有好学的人了；而颜回也称赞孔子说：“仰望他，越仰望越觉得高；钻研他，越钻研越觉得坚。”子贡又说，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是无法听闻的。由此可见，道的精微之处本来就很难了解。因此，在取舍之间不能没有失误。古语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难道是假话吗？刘向的学问很博，他著书和提出建议，尤其希望对世事有所作为。至于委屈自己去迎合而有所作为的情况，他也有过。为什么他多半追逐外物，而很少成就自己呢？古代的圣贤并非不想有所作为，然而他们说：“求取它有正确的方法，得到它则有命运。”所以孔子所到的国家，必定要听闻那里的政事，而子贡却说，这并不是孔子主动求取的。难道不是以正确的方法求取吗？孔子说：“道将要施行，是命运；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难道不是得到它要靠命运吗？假使刘向知道这一点，便能安于出仕或退处；凭借他的志向，能够选择自己所学的方向，以穷究道的精微，那么他的成就就不可限量了。因此孔子称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孟子称说“君子希望自己有所领会，于是从身边的事物中取得它，处处都能找到根源”，难道是急切地追逐外物吗？刘向的得失就是如此，也可以作为求学者的戒鉴。因此我把这些写入序论，使读这部书的人知道考察并有所取舍。然而刘向多次受到谗言困扰，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这又不同于那些害怕失去地位的人，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

译徐干《中论》目录序 子固在建安七子中唯独取重徐干，得到他的文集后所作的序文也很有典范法度。我起初看到馆阁和世间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不过如此。后来读《贞观政要》，看到唐太宗说曾经读过徐干《中论》的《复三年丧》篇，便觉得奇怪，因为今本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见魏文帝说徐干著《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藏的二十篇《中论》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活在汉、魏之间。魏文帝称赞徐干文质兼备，恬淡少欲，有箕山高士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行为笃实，能够体察道义，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赴任。后来任命他为上艾县长，他又因病没有前往。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和秦朝毁灭学术之后，百家杂家与圣人之道一同流传，求学者很少能够独自把握道德的根要，而不受俗儒学说的牵制。至于修治内心、涵养本性，以及出仕退处、言语沉默之间，能够不违背义理的，本来就很少，何况处在魏代污浊的世道呢？唯独徐干能够考察六经，推演仲尼、孟轲的旨意，著述并加以论说；即使有时措辞和时义略有小失，总的归宿而言，不合于道的地方很少。他从内心所得，又能够确实实行并充实它；在污浊的世道中进退周旋，表现出出仕、退处、显达、隐晦的大节。我起初读他的书，体察他的意旨，便认为他贤能。又根据他的书来探求他的为人，于是知道他的行为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著作有益于世，而认识这一点的人很少。考察他的言论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却用世俗的好恶来衡量，又哪里足以了解他的心意呢？只是我的力量，哪里足以使他的书更加受重视，使求学者尊崇并相信它呢？因此我校订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叙述它的大略，大概是用来表达我的心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一 明代茅坤编撰 《南丰文钞》五 序 《礼阁新仪》目录序 考察曾子固所论述的内容，在经术以及典章礼制的重大方面，往往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所未能见到的。《礼阁新仪》共三十篇，由韦公肃撰写，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的礼制变化。礼史馆、秘阁和我的藏书都有三十篇，集贤院的藏书有二十篇，用来互相参照校勘。史馆、秘阁和我的藏书重复较多，篇数少的本子缺八篇；只有集贤院的藏书篇目齐全。不过我的藏书有目录一篇，可以用来考察篇次。大概这部书本来就是三十篇，集贤院的藏书虽然完整，但篇次也已错乱。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之后，便依照目录确定篇次，于是《礼阁新仪》三十篇又完整了。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礼的作用则表现在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之间。假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都统一合于礼，哪里还会放纵邪心、困苦于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困苦于外物，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它所树立的意旨精微，所制定的法则影响深远。因此设置礼器，规定礼物，确定礼数，建立礼文，以应对各种事务，都是关于人的起居出入、吉凶哀乐的器具和规范，这就是所谓礼的作用表现在言语行动、视察听闻之间。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的便利和习惯也不同，那么法令、制度、礼数历时久远而不能没有弊病，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因此制定礼制，开始时没有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后来却多有失误而难以遵行，这也是其中的道理。有了失误就一定要改制定制，以求适合实际。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大约已有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所习惯的便利已经不同很远了。可是议论者不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要设置礼器、规定礼物、确定礼数、建立礼文，用来应对各种事务，作为人的起居出入、吉凶哀乐的规范，并且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然后才认为礼可以兴起。等到那些说法无法寻求、制度无法考察，或者不适合人情、不合于实际功用时，他们却宁愿漠然置之，不敢有所作为，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听闻之间完全放任，没有任何节制。后来又担心犯罪的人不能停止，便繁琐地制定法令加以防御，结果法令繁多到了无法胜数，犯法的人也多到无法胜数，难道不是迷惑了吗？上古的圣人，有的制造耒耜，却不建造宫室；有的制造舟车，却不制作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做到吗？是因为认为人们尚未感到困难的事情，不必改变。后来圣人建造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永远不可改变；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藤编成的墓穴永远不可更换。难道是喜欢故意相反吗？是因为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不能因循不改。后来又有圣人设置两座观楼，改变了使用粗椽的质朴做法，雕琢文理华美的梓木，改变了瓦棺的朴素形式；难道是不能遵循俭朴吗？是因为认为人情所喜好的事物，可以加以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的便利和习惯也不同，那么就应当屡次改变礼法以适应它们，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呢？礼制的关键，在于涵养百姓的本性、防止百姓的欲望；只要在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上符合先王的本意罢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因此，崇尚元酒而使用薄酒，重视大羹而以众多菜肴使人吃饱：一个是为了尊贵根本，一个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可知，即使有圣人创制后世的礼制，也一定会尊重俎豆等古礼，而不会废弃今天的器用；会把弁冕置于先位，也不会禁止今天的衣服。由此推广开来，都是这个道理。这样一来，他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会违背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的人情，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本意了。因此从伏羲、神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虽然从未相同，但制作礼制的方法却从未不同。后世不了解这一点，有的竟至于不敢有所作为；有的即使有所作为，也只是出于形势不得不然，于是苟且简略而不能完备，稀少疏阔而不能经常施行，而且只不过用于上层，尚未施加于百姓。所以，礼的根本在于涵养人的本性，作用在于人的言语、行动、视察和听闻之间；经过一千多年，百姓尚且没有机会在耳目之间接触它，更何况要使他们实行、习惯并安于其中呢？等到为了防止他们犯罪，便繁琐地制定法令加以防御，这难道不是不仁吗？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其中的礼事已经浅近，但凡是世间记载礼制的著作，也都有所依据，并且具备某一时代礼制的得失。从前孔子对于告朔之礼，尚且珍惜它仍然保存，何况一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受到重视，我因此为它校定编写，以等待论说礼制的人加以考察和取舍。王遵岩说：这类文章字字都有法度，没有一个字是苟且写下的。读文章的人不可忽视这一点。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围绕一个意思，却翻转写成两段来说明。”

译《李白诗集后序》不讨论李白诗歌本身，却专门详细叙述李白一生的行踪，这是这篇文章的变调。不过它的伏笔在于李白隐居庐山，以及永王璘强迫他出仕这两件事，大概确实如此。这样一来，李白流放夜郎、被囚浔阳的事情，就可以释然无愧了。《李白诗集》二十卷，旧本有七百多篇，如今有九百多篇，是知制诰、常山人宋敏求次道扩充编成的。次道既按类别扩充李白诗集，自己写了序，却没有考订作品的先后次序；我得到这部书后，便考察其先后并重新编次。李白是蜀郡人，起初隐居岷山，后来出居襄汉之间，向南游历江淮，到楚地游览云梦。云梦的许氏，是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家族；许圉师把女儿嫁给李白，因此李白留居云梦三年。后来离开云梦，到了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又进入吴地，到了长安。唐明皇听闻他的名声，召见他，任命为翰林供奉。不久因意见不合离开长安，向北抵达赵、魏、燕、晋，向西到达岐、邠，经过商、于，到了洛阳；在梁地游历最久，后来又返回齐鲁，向南泛舟淮水、泗水，再次进入吴地，辗转迁徙于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第二年，明皇在蜀地，永王璘任东南节度使。当时李白隐居庐山，永王璘强迫他加入军中。永王军队在丹阳失败，李白逃亡到宿松，因事获罪，被拘系在浔阳狱中。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审查处理李白的案件，认为他的罪情较轻，应当赦免；但宋若思的军队开赴河南，于是释放李白出狱，让他参与谋划军事，并上书肃宗推荐李白才干可用，没有得到答复。这时李白已经五十七岁了。乾元元年，他最终因参与永王璘之事被判长期流放夜郎，于是泛舟经过洞庭湖，溯长江峡江而上到达巫山；因遇赦得以释放，停留在岳阳、江夏。过了很久，他又到浔阳，经过金陵，在历阳、宣城二郡徘徊。他的族人李阳冰任当涂县令，李白经过那里，后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时是宝应元年。他一生始终所经历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是根据李白自己叙述的诗文可以考见的。范传正为李白撰写墓志，说李白偶尔乘坐小船，一日行驶千里，有时遇到优美的景色，便终年不再迁移；由此可见，范传正所说的大概也是李白自叙的大略。旧史称李白是山东人，任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任扬州节度使，李白在宣城拜见他，于是被征召为从事。新史又称李白流放夜郎后返回浔阳，因事下狱，由宋若思释放。这些说法都与李白自己的叙述不合，大概是史书记错了。李白的诗联类引义，虽然合乎法度的很少，但他的文辞宏大奔放、俊逸雄伟，大概是《离骚》作者也比不上的，近世更是从未有过。旧史称李白有超逸的才华，志气宏大高远，飘然有超越尘世的心志；我认为这确实是实录，但新史没有记载这些话，所以抄录下来，使读者能够详知。《范贯之奏议集序》必须看到范公序述奏议中所表现的忠直，并且能够探究本朝廷为何能够容纳忠直，这样才算得上是有法度的文章。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它作序。自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曾因议论政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从后宫到四方幽隐之处，只要有一项关系政务的得失善恶，范公无不极力反复地替皇上陈说。有时纠正、违拂皇帝的情欲，有时切实研磨谋略，有时辨别忠臣和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时甚至上奏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辩、独自陈述，有的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来共同议论，放言直陈。仁宗曾经虚心采纳，因此改变诏令，改动废置或兴办的政事；有的近在眼前，立即施行；有的相隔一月，甚至过了一段时间；有的直到后来最终也都听取采用。大概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的真伪以及群臣的才干与能力，正想用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和取舍，则一概交给公议，而不凭个人专断。那些被引用、以言论为职责的人，像范公这样的，都是一时之选；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采纳正确意见，不曲意服从，也不苟且敷衍。因此天下的真实情况得以完全上达皇帝，而有害于事理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奇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因此失败后悔。所以在那个时候，朝廷经常把政务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分，天下太平安定。能够任用人才而不凭个人专断，是上天的作为。仁宗之所以仁厚如天，能够享有国家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评论他所处的时代，看见君臣上下彼此成就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定会低回感慕，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然后才知道这样的时代多么难得，也才明白范公的言论没有湮没，难道只是为了显明他的志向吗？它还将使先帝盛大的德行永远彰明。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参与政事时宽厚平易、爱护百姓，等到在朝廷上，却能正色直言，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凡是同时代担负进言责任的人，后来大多官至高位，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今有资政殿学士赵公忭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记载。王遵岩说：文章沉着而有顿挫，光彩自然流露出来。而且为人的奏议作序，发扬直言之气，既能表现切实进谏，又能描绘圣朝的气象和太平时代的精华，确实是大家的格局。手法如苏公为田锡奏议作序，也有这种意思。不过苏公的文辞过于俊爽，气势稍轻，意味短促。

译《强几圣文集序》范希文与欧阳永叔是深交的朋友。因为范希文被贬，等到范希文治理西夏时，征召欧阳永叔任掌书记，欧阳永叔却没有接受。他在信中说：“我应当和您一同退处，不应当和您一同进取。”强几圣的文章是何等卓异，如今已经看不到了。然而我平生亲自见过的他的文章，都属于魏公的幕府文稿，这大概就是子固所不满并加以讽刺的情形，也已经可以看出大概了。这正是他文章具有典范法度的地方；王道思所批评的那些话，并不正确。强几圣名至，姓强，是钱塘人。“几圣”是他的字。他任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去世后，他的儿子浚明编集他的遗文为二十卷，嘱托我作序。几圣年少时贫困，却能自己谋求学问，具备成为进士的才能，才华远远超过同辈，一参加科举便考中。他的文章在当时广泛流传；等到做官后，也未尝不利用政务间隙更加读书作文，尤其擅长诗歌，诗句一出便令人惊异，世人都推许他的才华；不过最了解他的，是宰相韩魏公。魏公罢去政事、镇守京兆，以及后来移镇相州时，常常招引几圣来辅佐自己。魏公喜欢作诗，每当召集士大夫和宾客同游，常常作诗自我表现；跟随唱和的人中，只有几圣构思奇逸、才思奔放，仿佛无法追赶。魏公未尝不感叹自己发现他太晚。几圣在幕府时，魏公每次向天子上奏，或因时令进行庆贺问候，或作为书记与四方沟通友好之意，几圣负责起草文稿，必定声调协调、字句严密，完全合乎法度；然而气质浑厚，不露雕琢痕迹，远近之人多加称诵。至于写其他文章，如墓志铭、序记、策问，即使学士大夫也认为简洁古雅、典正有法，不会降低标准去迎合世俗；他所具备的长处竟然多到兼有数人之长。魏公多次向朝廷推荐他，认为他适合任职馆阁，但还没有来得及任用。魏公去世的第二年，几圣也因病去世。几圣留在魏公幕府中的遗文最多，所以这篇序中也反复提到；读者可以由此推求考察。他的品行、政绩、官职和世系，已经记载在墓志中；几圣的安葬情况，也因此不在这里记载。王遵岩说：这篇序虽然没有确立一个主旨来发议论，却颇有逸宕之气。大概它较少出自经书，而更多采用史家的体例，所以行文也能纵步舒展。至于王氏兄弟的序文，则步伐拘谨、行动局促，像是有所遵循而不敢越过。确实如此：周道平直如砥石，若不是君子，没有人能够走上去。《王子直文集序》见解很好。政治教化达到极盛时，教化已经完成，道德趋于一致，风俗趋于统一。即使谈论义理的人各有不同，处在不同的人群和时代，也未尝不在主旨上相同。为什么呢？因为义理正确，所以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道理。因此《诗》《书》的文章，从唐尧、虞舜以来直到秦、鲁之际，相隔一千多年，作者也不是同一个人；即使期间曾经历衰败动乱，求学者仍然承受先王遗泽。它们的文章虽然有数万字，但所阐发的内容彼此内外相应，如同出自一人的学说，使人不知道时代相隔如此久远、作者又如此众多。唉！上下之间相互渐染、陶冶，竟达到这样的程度，难道不是盛大吗？自从三代教养人才的方法废弃，先王的恩泽消失，学者人人各持不同见解，诸子各自建立一家学说。难道他们本来就一定彼此相反吗？只是因为不合乎义理，所以不能归于一致。自汉代以来，距离太平之治越来越远，因此学者虽然有杰出奇异、远超常人的才能，他们的文章能够上下驰骋、雄伟华美而令人喜爱的人很多；然而是非取舍不合圣人本意的人也已经很多。所以他们的学说从未统一，圣人的道也从未得到阐明。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能够使言论合乎义理，也可以说很难了。由此看来，文章的得失难道不与政治的治乱有关吗？长乐人王向，字子直，年少时已经写下数万字的文章，和他的兄弟一起闻名天下，可以说是杰出奇异、远超常人的人才；他的文章也能上下驰骋，雄伟华美而令人喜爱。读他的书，知道他和汉代以来那些以善于作文著名的人一样，都列在作者之林，只是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考察他的思想，发现不合乎义理的地方也很少。然而子直晚年自己认为还不够，后悔年轻时的作品，想要更加深入探究、竭力求取圣人的要旨。政治得意时，便想把它发扬出来，体现于事业；穷困退处时，便想把它寄托在文章中，准备与《诗》《书》的作者并列，只是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可惜他不幸早逝，所以虽然有难得的才能和独立的志向，却不能等到成就完成。这就是我们这些同道和子直的兄长、字深甫的王回，对这个人的早逝深感遗憾的原因。子直的官职、世系、品行和政绩，父亲已经为他撰写了铭文；至于他写下的数万字，则嘱托我作序。我看子直自己所显露的才华已经足以彰明于世，所以特意为他的志向作序。《王深父文集序》深父的文章已经无法看到。我考察王荆公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以及他与深父往来的书信，大略可以看出，深父是一个贤者。深甫是我的朋友，姓王，名回。当先王的遗迹已经消失，六经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没有可以用来折中取正的标准时，深甫在这种情况下奋然独自兴起，凭借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来探求其中的本意，把它领会于心，再实行于自身。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一定以法度加以考察；无论处于困穷还是通达，获得还是丧失，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他的文集有二十卷，文辞反复而通达，能够有所阐明发扬，最终大概将归于简约。他破除百家传注的拘蔽，推究散佚残缺而不完整的经书，以便在千年之后阐明圣人的道；他想要振兴将要坠落的斯文，使沉溺其中的学者回头，可以说都是道德的要言，并不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别集罢了。后世专心求学圣人的人，一定将由此有所获得；那么它对于世间教化，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唉！深甫的志向正当强盛，道德正当增进，却不幸去世了。因此他的恩泽没有施加到天下，他的言论也止于这里。然而看他所考察的内容，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名世之才吗？他的文章中有片言只简并不涉及大义，本来可以附录而不删去，这是为了说明深甫即使在细微的品行方面，也都值得传于世。深甫是福州侯官县人，如今家居颍地。他曾经参加进士考试，考中该科，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不到一年便弃官离去，此后不再做官。他死于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三岁。天子曾经任命他为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准备到他家中授予任命，但深甫已经去世了。

译《王平甫文集序》以诗文相互感发慨叹。王平甫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的遗文编成一百卷，嘱托我作序。平甫年少时就已经卓然出众，凭借高超的才华闻名于世；写文章时文思如决堤的河水，言语一出便令人惊异，一时间争相传诵。他的学问尤其敏捷，又凭借不知疲倦的努力来充实它，到晚年更加笃实；他博览强记，没有什么书是不通的。他对于是非得失之理的明辨尤其详尽，文章宏大富赡而典雅厚重，诗歌广博而深沉。自从周朝衰微，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已经丧失；汉朝兴起后，文学还接近古代，等到汉朝衰败，文学也随之衰落殆尽。到了唐朝，过了很久，善于作文的人才开始接近汉代；等到唐朝衰败，文学又昏暗消沉了。宋朝受命一百多年后，天下文章又恢复到可以和汉唐盛时相比的程度。大概从周朝衰微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这种文化几乎濒临消灭，能够自行振作而追及古代的，只有三个时代罢了。每个时代在其兴盛时期，士人中能够凭借才华独特地显名于世的，通常不过三五人；一个时代的次数如此少，人才的难得也就是这样。平甫的文章就是能够独特地显名于世的文章。世人都说平甫的诗适合谱入乐歌，进献给郊庙；他的文章适合写成典册，施用于朝廷，可是他却没有能够在当世得到任用。然而推究实际情况，千年之中日子并不少，苦心思索于翰墨之间的人也不是不多，身处富贵地位的人更从未有一天没有；但那些人都湮没而无法流传，有的甚至把丑名播传给后世。平甫本来就亲身具备难得的才资，负有特别卓异的才能，足以凭文章自立于不朽之列；即使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然而他的文章的可贵，别人也无法掩盖。那么，平甫在内心所求，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古今的作者，有的能写文章却未必擅长作诗，有的长于作诗却未必能写文章，唯独平甫两者兼备。他尤其以诗为自得，他的忧喜哀乐、感慨激愤、怨恨不平之情，全都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诗作尤其多。平甫居家孝顺友爱，为人质朴正直、简易坦荡，遇到别人便豁然推诚相待，不产生丝毫疑虑隔阂，与人交往尤其深厚。他去世那天，天下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听说后都为他悲哀。他的籍贯世系、历任官职和生平事迹，将留待了解平甫的人为他撰写墓志，所以这里不再记载。唐荆川说：文章一味顺流而说，不能建立起篇章的结构。《齐州杂诗序》即使只是细小的言辞，也自然合乎法度。齐国原本是以文学著称的国家，但朋党相互勾结、夸耀欺诈的风气也已成为习俗。如今这里土地富饶，又处在黄河与泰山之间，因此诉讼很多，豪强狡猾之徒也往往喜欢结党互相攻击、劫掠杀戮，当时号称难以治理。我以疲弱驽钝之才，来到这里任州官，铲除奸邪强暴，振兴废弛败坏的政事，除去百姓的疾苦，安抚善良之人。不到一年，监狱中大多空了，战鼓几乎停止。年成又接连丰收，州中平安无事，因此能够和本州士大夫及四方宾客趁闲暇时常游后园：有时登上长廊、绕过水榭，登高游览，放眼遐想千里；有时面对芙蕖菱荷，湖波浩渺，乘船上下游览。我虽因病不能饮酒，偶尔作些小诗来娱悦心情、描写景物，也算是拙陋之人的一点适意。博学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人，有的同我有旧交，想拿去看看，也不能隐藏。青州、郓州的两位学士又跟着唱和，喜爱文辞的士人也接连作诗响应。总共得到这样若干篇，难道能因为我的文章浅陋，就使那些宗师和才俊雄健奔放、瑰丽绝妙而令人喜爱的辞章不能在此地广泛流传吗？所以把它们刻在石上，并写下这篇序，使阅览的人能够详细了解。

译《先大夫集后序》子固阐明发扬先世未能实现志向的地方，文章整体宏大，布局用笔之处极为浑厚雄健；韩愈、欧阳修和苏轼也应当为之低头。先公所撰写的书，号称《僊鳬羽翼》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经刊行于世。现在又分类编次诗、赋、书信、奏疏一百二十二篇，自己另编成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之际，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闾巷中学习治国之业，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公虽然年轻，但所学已经都懂得治乱得失、兴衰成败的道理。他写文章宏大深厚、俊逸优美，尤其长于讽谕；现在分类编次的乐府以下文章就是如此。宋朝平定天下以后，先公才出来做官。这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了纲纪大法。先公于是敢于直言当世的得失，认为朝廷中当权者对国家不忠，所以凡是谈到天下大事，必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劳心于万事的意旨为根本，并指出大臣、从官和执事之人观望徇私、心怀奸诈，不符合天子任用他们的本意，所以政治长久不能完全治理好。遇到难以说出口的事情，正是别人不敢说的，即使多次因意见不合而被外放，他所说的话反而更加恳切，并不因利害祸福而改变自己的意志。起初先公尤其受到太宗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任上被召见，任命为直史馆，随后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先公更加因才能而受到知遇。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事兴起后，又任自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先公曾经严厉批评大臣，当时众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他。然而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任命他为泉州官；不到一年，又授任苏州，五日后又任扬州，正准备再次召回他。这时先公又上书，斥责大臣更加尖锐，所以最后终于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先公所说的大事，是认为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海内已经统一，天子正要整顿法度，而当权者仍多事烦琐，掌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切。先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之道，停止专卖制度，使百姓得到休息。大中祥符初年，天下争相谈论符瑞应验，天子因而任用方士，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崇尚道家的说法也越来越厉害。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公更加直言进谏，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靠，应当贬退奸臣，修治人事，反复进言数百上千字。唉！先公竭尽忠心，天子接受尽言，哪里一定只有古人才做得到呢？这不就是传记所说的‘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公在两浙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同三司争论，使百姓免交租税，免除百姓所欠的债负；大概先公所施展的才能，就是这样。所谓‘试’，就是对先公的才能大加赞许，认为他大概很有成就。先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书稿散失的，大概无法收集。有些意见被采纳，有些没有被采纳；后来值得常常思考的言论，以及他历任官职的事迹，庐陵人欧阳修已经详细记载在先公的碑铭中，这里因此不再论述。至于没有全部记载的原因，是先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品行有的可能没有被史官记入史册。当时负责记载的人，喜欢先公的很少，史书果真完全可信吗？后来的君子若想推究考察这些事情，读先公的碑铭、书信以及我这后辈所写的序文，那么他的内外情形大概都可以看见，对虚实的议论也可以考核了。先公死后才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某，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人，是先公的孙子曾巩。王遵岩说：‘先生的文章，像这一篇这样曲折委婉而又充满感慨，并且气势不急迫、文意不昏暗的，也不多见。’

译《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参看欧阳公赠给杨寘的《琴说序》，这篇远远不如；但其中关于学问根本的论述，似乎也有所心得，所以录下它。古代的学士对于六艺，学习射，已经能够掌握弓箭的技巧了，还应当善于掌握行礼谦让的节度；学习御，已经能够驾驭车马了，还应当善于掌握驱驰的节度；学习书法，不只是能够挥笔书写而已，还应当辨明字体体制，并且完全通晓其中的意义；学习数学，不只是能够布置算筹而已，还应当懂得它的用途，分别穷尽各种方法。五礼的威仪多达三千项，六乐的节拍文采也可以说精微而繁多。唉！为什么会如此烦琐而劳苦呢？然而古代的学者必须都会这些，也可以说是很难了。不过，在礼仪中学习射御，在音乐中学习干戈，那么年轻时学习，长大后在朝廷任职，武备方面自然已经修习好了。他们在家中有塾，在党中有庠，在乡中有序，在国中有学；教育有老师，视听言动都有仪容，衣冠饮食都有法度，几杖上有铭文，盘盂上有警戒之辞，乘车时有和鸾之声，行走时有佩玉之音，闲居时有雅颂之乐；不是合乎礼制的事情，琴瑟从来不离开面前。大概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之间，凡是接触耳目的、触动四肢的、通达内心的，都是用来涵养身心的，竟然如此详尽而严密。即便如此，这些还只是有赖于外在环境的方面罢了。至于天地人三才、万物的道理以及性命的关系，还应当用力学习来求取，深思来探索，使自己懂得其中的要旨，认识其中的精微；以斋戒来守护它，尽展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同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应当从内心获得。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唉！古代的学者在内外两方面用功，以持守心志、涵养本性，竟然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光阴、自强不息，努力求得达到最高境界的原因。然而他们平日已有这样的学习，闲暇时又有完备的辅助，因此要找回放纵的心，砍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兼备的才干，达到道德的实际，可以说容易了。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大概乐是用来感动人的内心，使人受到教化的，所以说成就于乐。从前舜命令夔主持乐教，教育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乐不只是用来除去邪僻，也是用来救正人的性情偏失，使它归于中正。因此，和鸾、佩玉、雅颂、琴瑟的声音，不是合乎礼制的事情就不离开面前，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如今学士大夫在持守自身、涵养本性方面，凡是有赖于外在环境的条件，都不能完备；从内心获得的东西，又都忽略了实际修习，可以说是简单容易了。然而要找回放纵的心，砍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实际，难道不困难吗？这就是我害怕自己不能成为君子而陷入小人的原因。至于有赖于外在环境的条件，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但对于琴，我私下里还略有一些。立下志向已经很久了，只是担心没有人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遇到了洪君。起初和同舍的士人一起，在相国寺的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只是能掌握它的声音，也能领会它的意义。我将要向他学习，所以说出我所仰慕的古人之道，希望能够借此自我启发。同舍的士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以及我曾巩、子固。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和吏事闻名于世。《类要序》这部书所编纂的内容，本来浅薄微小，而公为它作序，也难以安排措辞，所以其中的根本思想并不深远。晏元献公出身于东南，从童子时起进入秘阁读书，随后考中进士，奉命入朝任翰林学士。真宗特别宠信礼遇他，每次进见，都慰劳询问，并且把任用托付给他的事情告诉他，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皇太子学习读书，公被选入宫侍奉太子；太子即皇帝位，就是仁宗。公于是掌管国家机要，主持政事，官位做到宰相。他在朝廷任职五十多年，常以文学和谋议为职责。所写的赋、颂、铭、碑、制诏、册命、书信、奏议、论说文章，流传天下，尤其擅长诗歌，天下人都吟诵它们。真宗时期，天下无事，正汇集祥瑞，推崇功德，修建封禅以及祭祀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答神灵。朝廷上下前后左右的大臣，如果不是精通儒学、精妙于语言、能够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事业的人，就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公在这时成为学者的宗师，天下人仰慕他的声名。人们只看到公在外部应对事务无穷无尽，却不知道他内在的所得是什么。等到看到公所作的《类要》上、中、下三秩，共七十四篇，分为若干门，都是公亲手抄录的，这才知道公对于六艺、太史和百家之言、骚人墨客的文章，直到地志、族谱、佛教道教、方术技艺的各种学说，以及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远之地奇异变幻的事迹记录，全都披览寻绎；对于天地人三才、万物变化、真伪是非、兴衰成败的道理，以及显著隐微、细小重大事物的曲折情状，没有不研究穷尽的。公在内心所获得的东西，就在这里。公之所以能在世上显扬光大，是有原因的啊！看公所达到的境界如此，就知道士人如果平时不学习，却处在从官、大臣的行列，承担文儒道德的职责，难道能不困顿忧苦吗？这就是公的书值得流传的原因。公的儿子知止，是能够守护家业的人。他把这部书交给我，请我作序。我和公做官的时代并不相同，但都是临川人，所以为它编次论述，作为公书的卷首。《唐宋八大家文抄》卷一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 明代茅坤撰 《南丰文钞》六 序 《送传向老令瑞安序》只有一百多字，但构思和措辞处处合乎规范。有的简洁而有文采，淡雅而不令人厌倦。向老姓传，是山阴人。他和哥哥元老一起读书，懂得道理。他所写的文章辞赋很可喜爱。太夫人年事已高，而他们家本来贫穷。然而向老兄弟尤其能自守，不苟且取财，也不胡乱交结朋友，太夫人也忘记了自家的贫穷。我在山阴认识他，喜爱他自处持重，又看见他不断进步，因而特别在心中赞许他。向老因科举入仕，任温县令，后来又出任瑞安令，将奉养老母一同前往。我认为向老学习古道，做县令时应当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然而古人的道理大概不适用于今天，那么向老所坚守的原则也就难以同现实相合了。因此写这些话给他，希望有识之士知道我不是妄言，能够用这一套原则改变那一套做法。

译《送丁琰序》篇中所表现的见识很远大，但行文转折调换之处，似乎不免有质朴急促、曲折艰涩的毛病，所以不够英爽。子固的本色本来就在这里，子固所作文章中本色不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太守、县令对于百姓来说，距离近而责任重大，这是容易明白的。我曾经说过，如今的太守、县令中有道而闻名四方的，不过几个人。这几个人并不是只任太守县令而已。在这些人之外，有的方圆千里相连，却没有一个贤能的太守；有的方圆百里相环绕，却没有一个贤能的县令。天子和大臣曾经担心这种情形，于是任用奉行法令的官吏，严格设置巡察考核的条规来约束治理他们。各郡太守、各县县令因犯罪不能任职，有的被贬，有的被罢免，接连发生在各地。于是下诏书，选择朝廷大臣，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来担任太守县令。这是天子大臣爱护国家和百姓、重视太守县令的心意，可以说无微不至了。然而诏书虽然下达，举荐的人最终却没有听说。只有县令有时按照旧制被举荐，不必等到任期届满；每次举荐都有姓名可以查阅，推考他们的才干品行，但最终也没有见到真正堪当举荐的人。举荐官员既然如此，那么根据我所见所闻，暗中盘算其中哪些人可以举荐，最终也没有见到。还担心我愚昧而卑微，所听所见太少，不足以了解天下的人才，于是求访那些贤能而有名位、见闻广博的人，向他们询问哪些人可以举荐，最终仍没有见到。难道天下的人本来就可以被诬蔑，老天果真不在今天生出人才吗？假使天子和大臣忧虑天下的弊病，就不断更改法令来防治它，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而弊病也一天比一天增多。难道今天距离古代太远，治理天下终究没有办法了吗？大概古代有庠、有序，有师友交游，有主管官员的评议，赏罚从乡里开始，推及天下，教育做得如此详尽。士人如果掌握圣人之道，都能施行自己的教化；如果具有可以教育的资质，都可以成为有才而善良的人。所以古代贤人很多，贤人多了，从公卿大夫直到管理牛羊、仓廪等卑微官职的人选，全都适宜。难道只有千里、百里之地的长官才需要人才吗？古人的治道难道不是简约而明白吗？他们获得天下人才的方法，难道不是很多吗？也难道会像今天这样，辛苦求取却得不到人，法令严密却制止不了弊病吗？如今庠序、师友、赏罚的制度，都不是古代那样。士人拥有圣人之道，想把它推行教化于乡里和天下，却没有门路。人如果愚昧，也就愚昧了；那些可以教育成贤人的人，最终又有谁去教育他们呢？所以如今的贤人少，贤人少了，从公卿大夫直到管理牛羊、仓廪的卑微官职，都常常没有合适的人选。难道只有太守县令如此吗？因此，求取人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法令一天比一天严密，却仍不足以实现治理，其根源大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唉！为什么事情如此重大，却不改变呢？姑苏人丁君琰辅佐南城令，南城县政事平和，我因此知道南城令的才能。南城令说：‘有丁君辅佐我，我又了解他的乡人。乡人没有不乐于称道他的。’我既然忧虑如今的士人，又常常仰慕古代的人。每当看到一篇贤能官吏的传记，就反复阅读而喜爱它。像丁君这样受到本乡信任的人，我在邻近的县还没有见过，所以尤其喜爱他。如今他在淮阴任县令，是上级了解他的才能而举荐任用他。对于县令一职来说，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假使丁君把这份心意推行下去，在这里受到信任，难道会在那里反而不受信任吗？来求我文章的人很多，我都拒绝而不给他们写；唯独丁君出行时，并没有求我的文章，我却乐意把自己平常所谈论的道理写出来送他，用来表示对丁君的重视，并且勉励他，也勉励天下一切做官的人。唐荆川说：‘南丰的文章，大抵进入叙事以后，和前半篇的议论相互照应得不够严密。’ 《送周屯田序》议论似乎属于典雅规范一类，但文章如烟波般散漫，又忽驰忽骤，不值得阅读；与昌黎所作《送杨少尹致仕序》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士大夫入朝任职，年满七十岁，便上书请求离开职位，天子任命他的一个儿子做官来听从他的请求，也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有人对此似乎仍不能释然，我为此说道：古代的士大夫年老疲倦而归家，安坐在几杖旁，膳食、衣服以及各种珍贵美好的物品，都和原来一样；天子供养他们，宴享饮食、乡射之礼，也像对待子弟一样，亲自执弓执韝来献上物品，向他们咨询言辞学说；不在庠序就在朝廷，时令节日的赏赐以及士大夫礼节所送到他们家中的东西，不是早晨就是晚上送到。上面对他们休息养老，不敢用事务劳烦他们；下面则让他们安享老年，因无所作为而获得尊荣。如今一旦辞去职务返回家中，随从车马散去了，宾客离去了，各种顺遂心意的物品不足了；人们结群嬉戏、相互亲爱的交游，也不再同他们约定居处，而让他们独自游荡，散弃在山野、林莽、偏僻小巷和穷乡之间。这样一来，世人对于长者太薄情了，又怎么能使他心中不感到不满足呢？即便如此，不再享有尊贵的职事，反而可以从容安适地休养自身，更加闲暇；不再享有珍贵美食，反而可以堵塞烦扰、消除浅薄之气，更加安宁；不必离开深山长谷，难道不足以代替庠序中的职位吗？不居有荣誉的地位，难道还会担心受到屈辱吗？这样说来，古人殷勤奉养老人的各种做法，都是当时任事的人自己做到的；对于疲倦归家的士人来说，反而成为烦琐劳苦之事。如今保存古代制度的事情，只是主管官署做得太少罢了，士人在家养老，反而只能得到自由自在而已。那么，为什么还要触动他的心意呢？我所说的这个人，是尚书屯田员外郎周君中复。周君和先父都是天圣二年的进士，和我有旧交且关系友好。我既为他辨明不能释然的原因，又希望他能够有所处置而获得快乐。读到我这篇话的人，或许不要责怪周君，而应当痛惜今天的缺失。南丰曾巩作序

译《送赵宏序》我曾经考察南越，南越各州郡的官吏，只要能取得威望名声，安抚并控制当地人，就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如果仍不停止，捕杀其首领也就够了。如今请求发兵大规模征讨的做法，都是不对的。荆地百姓和蛮人联合起来作乱，潭州附近几个州都受到他们的祸害。天子和宰相认为潭州是重镇，守臣不能胜任，于是改用别人；换了人仍然不能胜任，又再次更换。新任太守到任后上书请求增兵，诏令拨给他抚兵三百人，殿直、天水人赵希道实际上负责统领他们前往。希道一向同我交往，偶尔经过我这里，谈到潭州的事情。我说：‘潭州的山川形势、军队装备怎么样？粮食有多少？贼人的多少、强弱如何？这些我不能知道，但我能知道书上的记载。书中记载的潭州一类的事情很多。有时集合数道兵力，以数万人截断山谷进军，声势不能说不大而强盛，然而最后被消灭的很多；有时只乘一辆车独自前往，然而能够取胜的人接连不断。只看他的仁义和信誉怎么样罢了。若能建立起自己的仁义信誉，即使乘一辆车独自前往，盗贼也可以化为无事；龚遂、张纲、祝良一类的人就是这样。仁义信誉不足以感召他们，即使集合数道兵力，以数万人出征，最终也会被消灭，只是使盗贼更加强大而已，何况能够平定他们吗？杨旻、裴行立一类的人就是这样。’由此可见，兵力不能带来平定，能带来平定的关键在太守自身，已经很明白了。以前的太守如果果真能做到这些，天子和宰相哪里用得着更换他？一定要更换他，正是因为以前的太守做不到这些。如今前往的人又说请求增兵，为什么同书中的说法如此不同呢？我忧虑潭州百姓更加困苦，盗贼的势力更加扩张。从前潭州的官吏和附近郡县中以力量制胜盗贼的人，有的暴尸荒野，有的杀戮投降者。如今前往的人难道只是不会这样做了吗？还是仍然免不了这样做呢？天子和宰相任用他的心意，真是这样吗？潭州太守是近侍大臣，奉命抚慰、侦察潭州的郎官、御史、博士接连而来，请替我告诉那些贤能的人说：‘如今谈论古书，往往说它迂腐；然而古书所记载的事情，是已经试验过的办法。以已经试验过的办法施行治理，同当时的人自行其是相比，究竟谁得谁失呢？’我的愚见如果能够平定潭州的祸患，今天即使微小，然而大中、咸通年间，南方的忧患曾经十分严重，难道不是由小患逐渐发展成大患的吗？作为近侍大臣、郎官、御史、博士，难道只有你们能够不思考吗？希道本来就是喜欢办事的人，我趁他出发，便把这些话依次写下来送给他。《送江任序》自古以来没有这种调式，这是子固自己创制的，是文章的机轴。同样是做官，有的中原人被任用于荒僻边远之地、山区海岛之间、蛮夷异域之处；有的燕、荆、越、蜀以及海外万里之人被任用于中原，直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彼此交替前往。他们翻山涉水，在沙漠荒野中奔驰，常常受到风霜冰雪、瘴气雾毒的侵袭，遭遇蛟龙、虺蜴、虎豹群兽的冲撞，还会被急流险滩、崩塌的山崖和坠落的石块压覆。他们出发时，无不携带干粮和药物，选择船只、调换马匹，等兵曹编队后才行动，告诫自己早晨赶路、夜晚赶路，经历寒暑变换后才能到达。到任之后，宫舍器械、衣服饮食等用具，以及当地风俗气候的宜忌，还有人民歌谣、语言习尚等事务，都变化复杂而难以遵循，民情也难以了解，于是常常忧愁居处、戒惧生活，叹息着思念归乡。等到时间久了，所习惯的已经习惯，所受到的蒙蔽也已经解除，便觉得年岁时日有期限，可以借机离去。所以不能专心致志地修明政务，来宣扬天子的仁德，替后世制定可以遵守的法令。有的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地任职，不在西部边境而在东部境内，士人不必劳顿舟车舆马，也不必费力奔波，只需传达于本邑本都，安坐在堂奥之中；道路上停留的辛劳、升降行走的疲惫、冲冒风险的忧患，都不会接触他的身体、牵动他的心思。到任以后，耳目口鼻和全身百体所得到的供养，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一样；父兄、六亲、故旧之人，早晚相见，就像没有离开乡里一样。山川地形、田土市井、风谣习俗、言辞学说的变化、利害得失以及善恶的条理，不是童年时所听闻的，就是少年到成年时所游览见到的；不是自己亲自得到的，就是乡里的先生、老人告诉他的。居处已经安定，所有政务的宜忌也都已经熟悉，这样便能专心思虑、勤勉处理职事，宣扬上级的恩德，办理百姓的急务；施政的先后，不必向旁人咨询、长久观察，取舍增减的关键已经在心中决定了。哪里会被孤身远居的忧愁所困累，而草率地处理政事呢？临川人江任担任洪州丰城县令，这两个县的牛羊牧地彼此相连，树木、果蔬、五谷的田垄也相互接壤。所谓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土任职，还有谁比他更接近这种情况呢？既然已经得到所处之地的快乐，又厌闻饱听当地百姓的事情，而江君又有聪明敏捷的才干、廉洁的品行来推行政务，我知道他不会离开读书、作诗、谈论的乐趣，也不会耽误宾客交游的乐好，而且处理政事绰绰有余。大概县政治理好了，百姓便能在大山深谷之中各得其所，而州府在上面也可以无为而治；我将看到江西幕府不必面向南方忧虑了。于是趁他出行，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分为两段：一段说在异乡任职难以治理，一段说在本土任职容易治理。’

译《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文章典雅庄重，具有雍容的雅颂风格。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任婺州。三馆、秘阁的同舍士人，一同在城东佛寺的观音院饮酒饯行，参加的人共二十人。纯老也重视同僚之间的情谊，想安慰留下的人对他的思念，于是作诗二十言，给在座的人看。于是席间每人各取其中一句为韵作诗来送他。纯老到婺州后，准备把诗刻在石上，并写信来说：‘请替我作序。’大概朝廷常常选拔天下的儒学之士，把他们聚集在馆阁，是为了长期培养他们的才干，等待朝廷任用。有人出使外地时，他的同僚必定互相告知，在都城之中选择宽广的屋宇、丰敞的厅堂和游览观赏的胜地，约定日期一同饮酒赋诗，来叙说离别之情，表达深厚缱绻的心意。这种做法历代延续已久，渐渐成为惯例。他们从容讲论道义的快乐，大概是其他官署没有的；他们赋诗时所引用、劝勉的内容，无不称说出行者的道义，祝愿他回到朝廷任职，并希望他不要长久滞留在外。因此可以看出士君子的风流习尚，彼此尊重推让的情谊深厚，并非世俗风气所能相比；同时也将等待皇上据此考察其品行，以便他们成批进用，而不只是写些空洞文章罢了。纯老以明经进士身份入仕，制策考试列入等级，历任教导国子监学生，进入馆阁任编校书籍、校理、检讨。他的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本应在天子身边，接受询问，承担献纳之责，却请求治理一州，想在河川穷尽、山岭险阻、偏僻绝远的地方亲自试验自己的才能。他的志向节操高尚，又不是平常人的才干所能达到的。这正是赋诗送行的人推重他的贤能、爱惜他的志向，殷勤反复地称赞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因此我替他们概括写下这篇序的大意，阐明士大夫的共同议论，并同馆阁同舍的人一起称许他，使人知道纯老不会长久留在外地。十月某日作序 王遵岩说：‘太平朝廷、盛世之中，文人儒士得到知遇、出入仕途而意气得意的气象，洋溢在篇章之中。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其人，还可以由此知道当时的时代。’ 《赠黎安二生序》子固作文的根本，以及他自我承担的地方，都已经大略显现出来了，可以说是合乎文章中正尺度的作品。赵郡人苏轼，是和我同年登科的朋友。他从蜀地寄信到京师，向我称说蜀地有黎生、安生两位士人。不久，黎生带着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带着几千字的文章，谦恭地来拜访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宏大壮阔、俊逸伟奇，善于反复铺陈、纵横驰骋，穷尽事理，而他们才力的奔放，好像没有尽头。二生实在可以说是奇伟特出的士人，苏君也确实可以说是善于知人的人。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要出发，请我写些话作为赠言。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从心中获得了，难道还要用言语从外表来求取吗？’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这种古文，乡里人都笑话我们，认为我们迂腐疏阔；如今请求您的话，大概是想用它来解除乡里人的疑惑。’我听了这话，回头看着自己而笑。世上的迂腐疏阔，有谁比我更严重呢？只知道信奉古道，却不知道同现实相合；只知道立志于道，却不知道同世俗相同，这就是我困顿于当今而自己还不觉察的原因。世上的迂腐疏阔，有谁比我更严重呢？如今黎生的迂腐，只不过是文章不接近世俗，是迂腐中较小的一种罢了。若担心被乡里人嘲笑，像我的迂腐就大得多了。假使你带着我的话回去，反而更加获罪，难道仅仅会受到嘲笑就停止了吗？这样说来，像我对待你，又该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迂腐是好的，那么它的祸患就会像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就会有合乎世俗的一面，却必定违背古道；有同世俗相同的地方，却必定背离道。你如果不急于解除乡里人的疑惑，那么在这件事上一定能够自己选择取舍。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二位，并给苏君看，认为怎么样呢？唐荆川说：议论谨严缜密。

译《送蔡元振序》才气的光焰稍显不够奔放，但其中的见解也有可取之处。古代州府的从事都由长官自行征召，士人也选择自己愿意跟随的人，所以宾主能够相互投合。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离开他也可以。如今州府的从事都由朝廷任命，不只是太守不能选择属官，士人也不能选择所跟随的长官，宾主难道都能相互投合吗？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也不可以随便离开。因此，太守治理得好，从事不做什么也可以；太守治理不好，从事举发他的政务问题，也是形势所迫。议论的人不推究其中的形势，认为州府政事应当全部由太守决定，从事举发其政务，就是故意标新立异、侵犯职权。唉！从事对州政表示可否，难道不是他的职责吗？难道只因为要同太守意见一致，就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而求得同他一致吗？不可以。州政已经治理不好，太守不亲自承担责任，自己也不承担责任，可以吗？不可以。那么举发他的政务问题，谁是在标新立异，谁是在侵犯职权呢？议论的人没有思考这一点。即便如此，考察事情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士人所喜欢的吗？所以说，这也是形势所迫。如今四方的从事，大多只同他们的太守意见一致。幸而太守有才干，从事看到政务的缺失，不过关在屋里叹息，在道路上议论罢了，脱身而去，并不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消极，那么激愤抗争又有什么用呢？能够亲自承担责任的人太少了。做从事尚且如此，那么公卿大夫和士人在朝廷做官而不这样做的，能有几个呢？临川人蔡君在汀州任从事，这是他第一次试验治理政事。汀州如果确实治理得好，蔡君可以拱手安坐；如果确实没有治理好，众人都会看着蔡君。不要激愤，也不要盲目附和，只遵循正义罢了。蔡君这次任职，将来有一天在朝廷做官，也只应当坚持这一点；这也是蔡君自己的责任。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他出行时，来请求我的文章，所以我作序送他。唐荆川说：‘这篇文章进入题意以后，前后照应尤其严密，与南丰其他文章不同。’ 《叙盗》篇文前半部分按照图表次序叙述盗贼情形的始末，像画出来一样清楚；后半部分又归结到不忍心施加刑罚的意思上。这就是子固的文章总能恰好合乎典范法度的原因。至于子固审理案件时详尽周密的地方，也可以从中完全看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篇〕 盗贼共有三十人，案件总共十五起。从孙僊以下，盗窃吴庆的船并杀人的，都应当斩首；盗窃朱缟的船、赃物重大的人，都应当处绞刑。应当处死的共十八人；从汤庆以下，有的赃物较轻，有的是窃盗，有的曾经自首，共有十二人应当判处徒刑。这是有关官署所依据的法律。如今图表中所显示的内容，他们的姓名、税等、刑具兵器，以及案件发生的日期、被盗的人家、所取的财物，直到每个人分别犯了多少起，都横向排列在图中加以显示。每个人分别犯了多少起，又用朱笔另行标出，是想让阅览的人容易看懂。吴庆一船的赃物分成三份，和吴庆、吴道等人的亲疏关系以及居住地点各有不同。至于孙僊、汤庆的族属，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以不死的原因，都分别显示在图表上下，案件罪行的轻重就详细明白了。他们制造兵器，聚集同伙转而劫掠，数百里之内，甚至杀害善良百姓，这是情状中尤其可憎的。正当五六月时，水灾的危害很大。田地已经被冲毁淹没，房屋也已经漂流；城郭之内，官府还要出售官仓粮食来赈济百姓，却仍有人吃不上饭。偏僻穷困的乡村、大片河流和长长山谷之间，即使中等人家以上，到了太阳西斜时拿着钱，也没有可以买粮的地方，更何况那些一向贫困的人呢？他们正要在毁坏的堤坝和崩塌的堤岸上结草苇栖身，士人受到饥饿逼迫，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情，于是屡屡发生而成为盗贼，也确实是值得怜悯的情状。《康诰》说：‘杀害人而夺取财物，凶狠而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孟子认为这种人是不必等待教化就应当诛杀的。这样看来，杀人的盗贼不待教化便诛杀，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原则，却没有人知道它开始于何时。然而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会首先改变吗？’这是说百姓供养已经充足，教导已经明确，那么做盗贼的人知道羞耻而自行改过；这样一来，不是杀人的盗贼，也要等待教化之后才诛杀。这同样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原则，却没有人知道它开始于何时。不待教化便诛杀的人，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等待教化才诛杀的人，是等待、教导他的办法已经全部用尽，然后才可以责罚他。假如供养确实有所不足，教导确实有所不明，等待、教导他的办法确实没有用尽，那么在荒年里，百姓食物不足而有起身成为盗贼的，天子曾经秘密颁下宽大的诏令，允许降低他们的罪刑；但这并不是有关官署通常的法律。至于杀人和赃物重大的，也不降低刑罚，有关官署的法律仍然存在，这也是《康诰》的意思。我正好审阅这件案件，所以详细列出它的始末和情状，供人阅览，以表明我对这件事已经尽了心。

译《序越州鉴湖图》整篇文章逐条点明鉴湖的情形，就像天官家排列三垣、五星、二十八宿以及飞流急伏一样，没有一处不是剖析规划得清清楚楚。同时又担心后世的权势之家有人请求把湖地改作田地而使它废弃，于是又详细加以辨析考核，参校驳正曾公的文章。文章本身雄健，他治理世务的谋略，也大略可以看见。鉴湖又称南湖，南面连接山地，北面通向州城的漕渠，东西两面抵达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了它。到现在已有九百七十五年了。湖的周长为三百五十八里。凡是从东南流出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州城以东，从城到东江，北堤有两道石闸，暗沟十九条，灌溉民田。田地南面通漕渠，北面和东西两面连接江水的，都由湖水灌溉。州城以东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有暗沟十四条，灌溉民田。田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连接山，西面连接堤岸，东面通向江水的，都由湖水灌溉。州城以西三十里，有一处叫柯山斗门，通向民田。田地东面连接城，南面连接堤岸，北面临近漕渠，西面通向江水的，都由湖水灌溉。总计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湖水只能灌溉九千顷田地，而是田地延伸到江边的，总数正好是九千顷。湖的东面有曹娥斗门、槀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都从这里进入东江。湖的西面有广陵斗门、新迳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都从这里进入西江。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最远，大概是因为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开凿了两道水门，并按时察看田中的水势：水稍微涨大，就放开其中一道；水大幅泛滥，就全部放开，使水流入三江的入海口。所谓湖面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一丈多；水少时，就把湖水泄出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把田里的水泄入大海，所以这里没有荒废的田地，也没有因水旱而受灾的年份。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湖的利益从未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才开始侵占湖面改作田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两户，共改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使他们把田地恢复为湖泊。然而从此以后，官吏更加轻慢法令，奸民逐渐兴起。到了治平年间，侵占湖面作田的共有八千多户，改成田地七百多顷，湖泊几乎全废了。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隖十里；这些地方水面都不到十余丈宽。每年雨水少时，田地还没有受旱，湖水大概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后，人们争相提出办法。说蒋堂认为应当设立罚则以禁止侵耕，并设奖励来鼓励告发者。杜杞认为，侵占湖面作田的人，得利于放纵湖水；一下雨就大声喧叫，以惊动州县，而斗门往往因此开启，所以为此立下石标：一处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主管；一处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主管。并且把斗门的钥匙全部交给州府。水涨溢时，就派官员察看水势，谨慎决定关闭或开启。又认为应当进一步整治堤防和斗门；对于胆敢把湖面改作田地的人，就破坏他的禾苗，责令他出力，以恢复湖泊，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又说应当给两县长官加上提举的名义，考核他们的督察工作，并据此决定奖励和惩罚。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成丘阜，由县令主持劳役，州府和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监督和赏罚。张次山认为，湖泊已经废弃，剩下的部分很难立即恢复，应当扩大漕运道路以及其他便利之处，使它们能够通漕并灌溉民田，设置石柱作为界标，石柱以内禁止有人耕种。刁约认为，应当把湖泊的三分之一划给百姓作田，同时把堤岸加高一丈，那么湖水就可以不疏浚而自然恢复其利益。范师道、施元长认为，即使加重禁止侵耕的法令，仍不能使百姓不去侵占；如果把湖泊划给百姓，那么谁能抵御侵占者呢？又因为湖水比城中的水高，有的高三尺六寸，有的高二尺六寸；再加高堤岸壅蓄湖水，使水位升高，就必然会冲毁城郭房舍。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达到三尺，则需要九年完成。但他担心工程开始之日，外面的浮议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仍然不能保证工程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同时把堤岸加高八尺，一年就可以完成；竹木等物资总共需要九十二万三千，计算越地共有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赋税而免除其租税，这样费用很容易筹足，利益可以坐享，而百姓也不至于劳苦困顿。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低难以控制为理由反对，并认为应当采用吴奎的主张，用若干年时间恢复湖泊。当时都水官认为他们的说法很好，又认为应当增加赏罚的条文；他们的议论如此，可以说很广博了。朝廷未尝不听取采用，并把它写入法令，因此罚钱从三百钱到一千钱，又到五万钱；刑罚则从杖责一百到徒刑二年。法条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耕田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得到进一步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偷安的风气胜过了法令。过去谢灵运跟随宋文帝时，请求把会稽的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顗不答应；他又请求把休崲湖改作田地，孟顗还是不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诋毁他，可见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在越地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风气了。然而南湖从汉代历经吴、晋直到唐代，又延续到钱镠父子掌管此州的时候，它的利益始终没有废弃，是因为那些统治者有的凭区区之地与天下抗衡，有的凭数州作为藩镇，有的凭一国自立为王。

译他们内部有供养和俸禄的需要，对外有贡赋、运输、慰问馈赠的供给，并不能只是安然坐视而已。因此，强化水土治理、尽力发展农业、使农民获利，也都有一定的法度。其中钱镠的法令最为详备，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湖泊的利益之所以没有废弃，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了，人们安于承平局面，在位者重视兴办事业，喜好因循守旧。而请求把湖泊改成田地的人，他们的言辞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人。至于修治水土、兴利除害，又要耗费钱财、劳动漫众，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郑国修渠时，有人认为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渠时，人们也认为劳烦困苦。既然如此，我们的官吏谁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恨，招来轻易就能受到的责难，去等待尚未实现的功劳呢？所以议论虽然广博，却从未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未真正推行。田地日益增多、湖泊日益废弃的原因，不过如此。由此看来，说法令不行而苟且的风气占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座存在了千年的湖泊，兴废利害明明白白，容易看见。然而自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因官府治理因循，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仍然没有觉察其中的原因；何况那些隐微难以考察的事情，由于苟且简略而在无形中逐渐败坏，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原因呢？如今说湖泊不必恢复的人说：“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替侵耕者谋利的游谈之士所说的话。湖泊没有完全废弃时，湖泊下游的田地就会干旱，这是当前的祸害，是众人都能看到的。如果湖泊完全废弃，那么湖泊下游改成的田地也会干旱，这是将来的祸害，是众人还没有看到的。所以说：“这是那些替侵耕者谋利的游谈之士所说的话，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说不必疏浚湖泊的人说：“只要加高堤岸壅蓄水势就行了。”这是那些喜欢辩论、乐于听取苟且简略办法的人所说的话。按照地势比较，加高堤岸壅蓄水势，必然会冲毁城郭，这是议论者已经说过的。按照地势比较，疏浚湖泊使湖底降低，然后才能不失去它原来的状态；不失去原来的状态，然后才能不失去它原来的功用，这是议论者没有说到的。再说山阴的石标是四尺五寸，会稽的石标则将近是它的两倍。壅蓄水势使水位升高，会稽只能升高一尺，山阴只能升高半尺。地势高低并不相同，加高堤岸并不能真正补救问题。因此说：“这是那些喜欢辩论、乐于听取苟且简略办法的人所说的话，也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这两种主张既然都不能采用，而想要禁止侵耕、鼓励告发，就已经有赏罚的法令了。想要谨慎掌握湖水的蓄积和泄放，就有关闭、开启斗门的办法；想要严厉禁止胆敢耕种湖面的人，就破坏他的禾苗，责令他出力，以恢复湖泊，并加重处罚，也已有相应的法令。有人想把责任交给州县和转运使提点刑狱，有人想在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人想禁止在石柱以内耕种，这些也都有相应的办法。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需要多少工力、要用多少天，想知道加高堤岸需要多少竹木、费用怎样筹措，想知道疏浚出的泥土堆放在哪里，这些都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之日如果外面的浮议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溃散，便不能保证工程成功，这一点也已经论述过了。如果真能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它们可不可行，采用可行的办法，并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润饰完善，使言论一定实行，法令一定推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完成，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呢？我起初蒙受恩命担任此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寻求能够说明真实利害的人。到任以后，又向两县询问图籍，向州府和河渠司询问文书，直到互相参验核对，图籍已经成熟，考察之后文书也已齐备，湖泊利害的实际情况才清楚。因此我编次论述，希望计议此事的人有所考据。熙宁二年冬，卧龙斋。《送李材叔知柳州序》立意似乎浅近，但也是根据人情写成的，记录下来，用来劝勉那些厌恶到南粤游历任职的人。谈论的人说，南越偏僻而且遥远，风俗气候同中原不同，所以做官的人都不愿久居，往往车船还没有出发，就屈指计算归来的日期；又都轻视南越的官职，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他们预先替自己作这样的打算，所以到任后全都心神动摇、意志松弛，没有忧国忧民、勤勉工作的心思。这样的习俗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不然，为什么南越同中国通达已经一千多年，而能够著名地安抚治理当地百姓的人不过几位呢？所以南越和闽、蜀起初都被视为夷地，闽、蜀都已经改变，而南越独自仍然鄙陋，难道是它的风俗不可改变吗？大概是官吏没有尽力施行治理教化，这也是南越百姓的不幸罢了。他们不知道，从京师到南越，水陆道路都可以安稳通行，不像闽地的溪流峡谷、长江险滩和蜀地栈道那样难以预测；同样都是到远方任职，这不是南越特别优越吗？南越的风气我所熟悉，与中原也没有太大不同；起居只要不违背节度，就未曾生病；如果违背节度，即使在中原，难道就能不生病吗？这里物产丰美，水果有荔枝、龙眼、焦柑、橄榄，花卉有素馨、山丹、含笑之类，食物有海中的各种物产，多年酿造的酒和醋，也都是天下绝品。当地人很少争斗诉讼，喜欢游乐嬉戏；做官的人只是因为没有久居这里的心思，所以说南越不可任职。如果有久居这里的心思，又有什么不可呢？古代的人治理一个乡、一个县，他们的德义恩惠尚且足以熏陶浸润当地百姓；如今最大的可以专任一州，难道反而应当轻视自己的官职而不办事吗？假如他们能够接受我的话并思考它，使人人都有久居南越的心思，又不轻视自己的官职，为越人洗涤鄙陋的风俗，引导他们走向治理，使南越居于闽、蜀之上，那里就不会再有不幸的叹息。他们的事业若能在一千多年以后出现，其美善的大小也就可以想见了。然而不是才华明显高出众人的人，不能做到这些。到南方任职的官员很多，我知道才华明显高出众人、能够实行我这番话的，只有李材叔。材叔长期同他的哥哥公翊一起做官，同年同样因推荐被任命为县令，后来进入秘书省任著作佐郎。如今材叔任柳州知州，公翊任象州知州，二人同时任职，才干又相近；这样两州相互促进政绩，他们施政的迅速、形势的便利，真是说也说不尽。这是越人的幸运啊，是值得庆贺的事啊。《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 明代茅坤编撰 《南丰文钞》七 记

译《筠州学记》不如《宜黄记》所见深刻，而它的行文也属于作者有意防备之作。周朝衰落，先王的遗迹消失了。到了汉代，六艺从秦代焚书后残存的典籍中重新出现，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求学。谈论道德的人自负高远，却抛弃经世实用；谈论政治理的人专务卑近浅陋，却非议师法古代。至于刑名、兵家的学术，则习惯于暴虐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才算是好的。可是他们又争相研究章句训诂之学，凭自己的见解和主观臆想穿凿附会地作解释。因此先王之道不能明白，求学者纷纷沉溺于自己的习惯之中。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可是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喜爱。然而当时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的心思。他们在取舍、进退、离去和任用方面，必定以礼义为尺度。等到汉代已经衰落，士大夫们在强暴势力之间仍然坚持志节，即使遭到废黜、禁锢、杀戮，他们的操守反而更加严厉，这样的人前后相望。因此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仍然迟疑徘徊而终身不敢实现篡夺。自此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缺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士人中才有人在千年之后特然崛起，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求学者醒悟。世人虽然不能都懂得他的意思，却往往喜爱它。因此学习他学说的人，论说道德的根本，知道应付现实事务并不等于浅近；议论政治理体制，知道师法古代并不是迂腐。他们不被百家之说扰乱，也不被传注疏解遮蔽，所知就是如此。这是汉代士人所不能比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所以乐于平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而诡诈欺骗、轻薄邪恶的习气占了上风。在贫富贵贱这些处境面前，培养廉耻、远离耻辱的心意少了，而苟且迎合、侥幸取利的行为多了。这就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善不及汉代的原因。所听到的或许浅薄，但所讲的道义很高；所知道的或许有余，但守持它却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笃实地修养自己；经过长久的熏陶磨炼，果断实行义的人并不是勉强而成。如今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致力于学业；经过长期沿习深入之后，内心得到的东西也会达到一定境界而自己尚未察觉。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更加突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都有通过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的学习和品行，哪里会有彼此偏颇、先后失当呢？大学的道理，是要使人诚意、正心、修身，以治理国家天下，而一定要以先使自己的知识达到充分为根本。可见知识本来是善的开端，却是人很难达到的境界。如今的士人对于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已经接近它了，那么上面施行教化，没有比此时更容易的，只在于引导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筠州在大江以西，地方偏僻遥远。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中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才把这件事报告给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仪君。董君于是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蒨君察看州城东南，找到一块高亢开阔的地方，在上面修建学校。斋舍、祭祀的房屋，诵读讲学的厅堂，休息的房舍，以及厨房、浴室、仓库、马厩，都按次序建成。工程在当年春天开始，八月十五日建成。不久前来求学的常有几十人至一百人。二位君子于是派人带信赶到京城，请我写一篇记。我认为二位君子施政，可以说是懂得应该致力的事情了。假使筠州的士人相互在这座学校中进退升降，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知识充分，那么其中贤能的人就会超然自信，独立于众人之中；中等才质的人也会勤勉努力，等待上面的教化。这样，这所学校的建立，就不只是使来求学的人在空泛言语上玩味思考，以求在世上求取功名俸禄而已。因此我把自己听闻的事情写下来作为记，并让他们回去刻在石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宜黄县学记》子固记述学校，所论及的学校制度以及用来成就人才的方面，不是对经术有深厚研究的人不能做到。韩愈、欧阳修、三苏都没有达到这一层。古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庭直到天子的国都，都设有学校。从儿童到长大成人，没有人离开学校的教育。学校教授《诗》《书》和六艺，有弦歌、洗爵、俯仰的仪容、升降的礼节，用来训练他们心、身、耳、目、手、足的举止。又有祭祀、乡社、养老等礼仪，用来训练他们恭敬谦让；有举荐人才、审理案件、出兵作战、传授捷报等方法，用来训练他们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他们解除疑惑，奖励和惩罚勉励他们进步，告诫他们不要不遵从。这些教育所使用的具体办法就是如此，而其中最重要的宗旨，是务必使每个人都学习并养成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他们邪僻放纵。即使人的性情有刚柔、迟速、缓急的不同，也都可以使他们达到中正，没有过分或不足。使他们的见识明达，使志气充实于内心，那么在进退、言语、沉默之际，就没有不合宜的；面对祸福死生之事，也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们的意志。作为天下的士人，既然这样充分地修养自身，又要使他们懂得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终始等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们即使处在厅堂门户之内，也能涉及四海九州的事业、治理万世的策略；等到出仕而承担天下的职务，列身百官之中，便会随着所任之事施行，无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平素所学习和询问的结果。大凡人的起居饮食、日常动作等小事，直到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出自学习，片刻也不能离开教育。他们在视觉、听觉和四肢动作上受到的影响，一定要使之同内在修养相契合；在开始时谨慎的，也一定要使它贯彻到最后。用自然的习惯逐渐训练他们，用长期积累来等待成效。唉，教育达到的境界是多么高深啊！所以风俗一旦形成，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人才一旦养成，三公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法制长久流传，中等才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即使更换到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育达到这样的极致，鼓舞天下而人民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难道是靠强力做到的吗？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圣人创制的制度全都败坏了。一千多年之间，学校即使有所保存，也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人的身心本性和行为举动，只任凭自己放纵；而治理政事、管理人民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素讲习。士人虽然有聪明质朴、才质丰茂的禀赋，却没有教育培养的逐渐熏陶，那么人才不能成就，本来就是必然的。用没有学习、尚未成就的人才去担任天下的官吏，又承接衰败积弊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不断积聚，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世的事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而在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建立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到州城，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了。至于春秋两季祭祀孔子的事情，已经写入法令，所以平常仍在孔庙祭祀。可是庙宇废坏了，却没有重新修理。皇祐元年，适逢县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和他的同伴，都认为可以在这里发奋努力，没有不互相勉励、赶紧来办这件事的。因此材料没有征调就有余，工匠没有征发就很多。学校建成时，连成一片的屋舍有若干处，门廊、正殿、讲习六艺的厅堂、士人住宿的房舍，全都齐备。积存的器物有若干件，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的一应俱全。孔子的塑像以及下列陪祀的诸位贤人也都完备。经史百家之书和翰林、子墨所作的文章，不需向外求取。考察地基、会集工匠、兴建工程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又迅速啊！当四方学校刚被废止时，有关官员的议论本来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等看到这所学校在学校废止数年后建成，只因县令一声号召，四境之内便响应并谋划建造，仿佛唯恐来不及。那么，说人情不喜欢求学的人，他们的说法果真正确吗？宜黄的求学者本来就有许多优秀士人。而李君做县令时，威信施行，仁爱树立，诉讼清简，事务办成，他的政绩也很好。正值有贤能县令的时候，又顺应他们仰慕求学、发奋努力的风俗，兴建学校和教习的场所，筹办图书、器物和日常用品，没有一样不具备，用来培养他们这些优秀人才。虽然古代离今天已经很远，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存在，其中的言语可以考察，制度可以寻求。假使他们相互学习并阐明这些典籍，那么礼乐制度、节文仪式的详细规定，本来就有不能随意作为的地方。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则在于不断向前推进而已。假使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好了，就把这种影响推及一家；一家人的品行修养好了，就推及乡邻、宗族和同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形成，人才也会涌现。教化的施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县里的士人前来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所以我写下这篇记。十二月某日。

译《灜州兴造记》刀尺不逾。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日，河北发生大地震，城郭房屋都毁坏了，灜州受灾最严重。这天又发生地震，百姓讹传大水将要到来，惊慌得想逃出去。谏议大夫李公肃之担任高阳关路都总管安抚使、知灜州事，派人分头出去慰问晓谕，谣言才停止。这天下了大雨，公私房屋都暴露在外，粮食储备、仓库积存的物资都没有地方遮盖。李公开示说明权宜办法，使各物有所安置，于是开始整顿经营仓库，大致把雨遮挡住，直到雨停。粮食按石计算，达到一百三十万；兵器和其他物资也相当于这个数目，没有损坏的。灾变刚发生时，李公命令援兵加强警备，一直到灾情平息，人们没有争抢偷盗，里巷安定。北方边境自从同契丹互通使节以来，城墙、敌楼、望楼以及防御守备器具逐渐松弛，没有修治，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李公因灾变之后，把恢复毁坏、兴起废弛作为自己的责任，知道百姓不能再承受沉重困扰，于是向朝廷请求，竭力从邻近道路取得多余物资，工程费用又取自修备河道剩余的材料，并拿出钱一千万在真定购买木材。材料聚集后，就修筑新城，周长十五里，高度、宽度和坚固程度都大体超过旧城。城墙上修建敌楼、战屋，共四千六百间。此前州城正门弊病在于狭窄简陋，到这时才拓宽扩大。其余凡是坍塌毁坏的房屋，也无不修缮整治，恢复原来的样子。周遍察看这些建筑，听讼断案有处所，休息宴饮有次序，粮食有高大的仓廪，财货有深藏的库藏，宾客、属官和士吏各自都有安宁的住所。又用剩余力量修建南北通道若干里，使人们离开污泥积水，走上平坦道路。从七月庚子日开始动工，到十月己未日落成。所用人工累计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竹、木、瓦等材料累计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大概灾变初起时，财物匮乏，百姓流离，这一州的人都认为工程巨大、费用艰难，不经过好几年，城垒房屋不可能恢复。等到开工超过一个时节，工程便告完成，大概是李公筹划经营、劝勉督促，对内尽了心力，对外用尽了力量，所以能把毁坏变成完工，竟这样迅速。事情上报后，朝廷下诏嘉奖。过去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救济灾民、修补毁坏，处理得合宜合理，史书确实记载了他。卫国遭遇狄人侵扰，卫文公治理城市宫室，符合当时制度，诗人歌咏了他。如今灜州地震所造成的毁坏，同郑国火灾、卫国寇难没有不同；李公防御备战、修筑营建，没有失去应有的方略，也同古人一样。因此灜州的士大夫都想刻石记载李公的功劳，而我的从父兄恰好因军政事务在李公的幕府中，于是写信来请我作记。我不能推辞，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也希望使后世知道李公曾经为这个州辛勤操劳。《繁昌县兴造记》也有一定的尺度。太宗二年，取宣州的三个县设置太平州，繁昌也在其中。繁昌原来是南陵的土地。唐昭宗时才设置为县，建县一百四十多年一直没有城墙，靠近大江，常常编竹子做屏障来保护自己，每年都要更换，所需材料和人力全由百姓承担；出入没有城门关卡，宾客到来没有馆舍。如今的治所虽然有房屋，却狭窄逼仄、破败露天，甚至在廊下听取诉讼；案牍簿书没有地方安置，往往散乱得无法查阅，因而刑狱、诉讼和赋役都失去公平。历经七代，担任县令的不知有多少人，却安然不知改革，县政日益败坏，所以世人都指繁昌为简陋的县，做官的人不肯来，行旅之人也不肯游览。政事越来越有弊病，市区越来越冷落。做乡老、吏民的人对此既羞愧又遗憾。事情到了穷困的地步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如今有一位能干的县令到任，顺应百姓想做的事，全部拆去竹篱，在原有基础上修筑围墙，设置城门以使道路往来通畅，修建房屋以加强防守。又在城门东北修建亭子俯瞰江面，用来接待四方宾客。随后又扩大治所，建造重门和步廊，门上修建楼阁，把诏书放在其中。廊屋两旁修建群吏的居舍、处理事务的厅堂、便坐的斋舍、寝室、厨房和浴室，各有次序。在厅堂东西两角，凡是案牍簿书的房间和收藏它们的地方，都设置在那里。从大门到寝室，共有房屋若干区。从计算材料到使用工役，总共用了二千三百九十六天，工程才落成。夏希道，字太初，就是这位县令的姓名字号。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就是工程完成的年月日。繁昌刚设置为县时，只有三千户；九十年间，四位皇帝的德泽覆盖滋养百姓，如今几乎达到一万家。这里田地的收益超过其他地方一倍，还有多余的鱼虾、竹木、柿子和栗子等物产，足以自给而没有贫民。这里的江山又是天下的胜景，可以游乐。如今又得到一位能干的县令，建树成这样，使县里不必每年耗费而拥有坚固的防御；宾客到来不但能够休息，耳目还可以得到观赏；县令居住的地方不但安稳，百姓和官吏进出时抬头仰望，也更加知道尊敬和畏惧。刑狱、诉讼和赋役的文书全都完整，那么是非就可以据此判定。我知道繁昌县将要去掉简陋的名声，做官的人争着想来，行旅之人争着想游览；过去的弊病会一天天减少，过去的冷落会一天天繁盛，繁昌这个县名的美誉，一定从此开始。夏县令因被推荐而担任此县县令，到二十七日便计算材料直到工程落成；他不但兴利除弊的做法可以作为法则，而且改变因循局面、取得功效，为什么这样果断而迅速呢？过去孟子讥讽子产只知施惠而不知道治理政事。唉，像夏县令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懂得治理政事的人吧？这样看来，他超过子产了。一个县能得到一位好县令很难，幸运地得到一位能干的县令而兴办事业，尤其难；幸运地事业兴办起来，而后人又不让它废坏，更难。如今繁昌百姓既然有幸得到这件难得的事，而县令又有幸没有什么不利便利之处，终于完成了尤其困难的事业，这些都值得高兴，没有什么遗憾。只是希望后人不使它废坏，还不能确定。所以请我写下这篇记，不只是为了记载工程的成就，也是为了有所警戒。

译《洪州新建县防壁记》读这篇文章，就知道做县令的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后世的官吏，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的人很少。这就是做官困难的原因，而在县中最为严重，为什么呢？凡是县里的政务，无论大小，都由县令、主簿独自承担；但民事曲折复杂，应当有权衡缓急、灵活处理之处，不可能一概只按法令裁断。如果援引法令来约束他们，那么他们的罪过本来就很容易被找出来。凡有所作为，都要向州府询问可不可以；如果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违背州府，那么州府本来就很容易从势力上加以阻挠。他们的罪过容易被找出，形势又容易受到阻挠，所以做事的人必须在州府那里取得支持，这样事情才有希望办成。如果不幸在一丝一毫上同州府相违，大事就会追究他的罪过，小事也会从势力上阻挠他，州府将不会留下任何力气不用。官吏不能使自己安稳，哪里值得一提呢？县里难道有不受到这种扰害的吗？正当这种时候，天下能够忘掉权势、不任意好恶的人很少；能够忘掉别人的权势、努力办事而不苟且的人也很少。州府凭借自己的强势来取得威严，县令忧虑自己的弱势以求免祸，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久，这种风俗已经形成。后来的人即使想守正循理，以求得到州府的支持，也未必一定能够做到。那么在这里做官的人想实行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君子即使处在任何境地也不会不安；至于如何安置自己，从来没有不选择职位而求得适宜的。如果选择了自己的处境，那么县里的事情有不敢承担的，难道可以说是过错吗？洪州新建县自太平兴国六年从南昌县分出设置，到嘉祐三年，共有若干年。担任县令的共有三十九人，秘书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权来任该县县令。他压制豪强放纵之徒，施惠于下民，竭力守正循理，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公权也很高兴自己的职务能够施行，于是考订编次历任县令的姓名，准备砍取石材，刻写后排列安置在县墙之间。所以我为他记载历任县令的政绩，并借此说明做县令的困难，使后来的人能够阅读。《齐州二堂记》考辨确实，颇得太守之体。齐州滨临泺水，起初没有接待使者的馆舍；使者到来，就常常征调百姓采伐木材搭屋让他们居住，离开后再拆掉，既费钱财又简陋。于是把废弃的迁官房屋改建为两座厅堂，修在泺水之上用来安置使者，并根据山川来为它们命名。大概《史记·五帝纪》说，舜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河边制陶，在寿丘制作器物，在负夏趁时经商。郑康成解释说，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是卫地。皇甫谧解释说，寿丘在鲁国东门的北面，河边在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就是那里。根据我的考察，耕田、种植、制陶、捕鱼都是舜早年的事情，时间应当相近，那么这些地方不应相距太远。两家所解释的雷泽、河边、寿丘、负夏都在鲁、卫之间，彼此可以望见，那么历山不应唯独在河东。孟子又说舜是东夷人，那么在济阴制陶捕鱼，在鲁国东门制作器物，在卫地趁时经商，在齐地耕种历山，都是东方的地方，符合孟子的说法。考察图籍记载，都说《禹贡》所称的雷首山在河东，妫水从那里流出；而这座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之一。我考察《虞书》和《五帝纪》，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便居住在妫水弯曲处，那么耕种历山大概不是同一时期的事，地点也应当不同。世上那些好事的人，于是因为妫水从雷首山流出，便迁就附会，说历山是雷首山的别名，却不考察事实。这样说来，各种图籍都说齐州南山就是历山，是舜耕种的地方，因此齐州城名为历城，确实可信。如今泺水上的北堂，南面就是历山，所以命名为“历山之堂”。考察地图，泰山以北和齐州东南各山谷的水，向西北汇聚到黑水湾，又向西北汇聚到柏厓湾，直到渴马之厓。大概水流来源很多，向北转而向西流时尤其迅猛；到了山厓下面，水便平静停滞，而从山厓向北直到历城西面，大约五十里处有泉水涌出，高的有时达到数尺，旁边的人把它命名为趵突泉。齐地人都说，曾有人把糠丢在黑水湾，后来却在这里看见了它，大概是泉水从渴马之厓潜流到地下，到这里又涌出地面。趵突泉冬天温暖，泉旁的蔬菜经过冬天仍常常茂盛，所以又称为温泉。泉水向北流，叫作泺水，流到清河而进入大海；通往济水的船只，都从这里出发。齐地有许多甘泉，冠绝天下，知名的有十多处，而颜色和味道都相同。根据我的验证，大概都是泺水从旁边分流出来的泉水。泺水曾见于《春秋》鲁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与齐侯在泺地会盟。杜预解释说，泺在历城西北，流入济水。济水从王莽时期起就不能流经河南，而泺水所流入的是清河。杜预大概弄错了。如今泺水之上的南堂，西南面就是泺水的发源处，所以命名为“泺源之堂”。为使者修建馆舍，并考辨当地山川，都是太守的职责。因此写下这些，留给本州人有所考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日记。

译《广德湖记》本末细节都写得周详，掌握了记事的方法，这才是有用的文章。文字不如《鉴湖图序》更加精妙。鄞县的张侯绘制了本县广德湖的图，又把信和古代刻石的文字送给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大概湖面周长五十里，在鄞县以西十二里，源头出自四明山，引湖水向北成为漕渠，向东北泄入江中。鄞县共有十四乡，东面七乡的田地由钱湖灌溉，西面七乡的田地，能灌注它们的就是这座湖。通往越地的船只，都经过这座湖。湖中所产有野鸭、大雁、鱼、鳖、茭白、蒲草、芦苇、葵菜、莼菜、莲、菱等丰富物产。它旧名叫鸎脰湖，现在的名称是大历八年县令储僊舟改定的。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加以治理并扩大湖面。大中元年，有百姓上书请求废湖造田，主管此事的人在旁边推波助澜，于是派出御史李后素前来查验。李后素没有因使百姓受阻而获罪，湖泊最终没有废弃。刺史李敬方和李后素都作诗刻石，以记载这件事。他们的说法认为，当时湖泊已经形成三百年了，那么湖泊的兴建大概在梁、齐之际吗？宋朝兴起后，淳化二年，百姓开始同州县强横的官吏一起侵占湖面改作田地，长期不能纠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亲自查办治理，湖泊才开始恢复。” 转运使把这件事上报，诏令禁止百姓擅自耕种。后来终于把这项禁令写入一州的敕令。咸平年间，朝廷赏赐官吏职田，取湖西山脚下的地一百顷作为职田。不久，主管者又不断侵取湖面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开始正式划定湖界，修筑长十八里的堤坝来限制侵占。湖边有林村、砂末、高桥、腊台等地，其中有白鹤山、望春山。自太平兴国以来，百姓擅自侵取这些地方，李夷庚又下令严禁，湖面才开始恢复。天圣、景祐年间，百姓又相继请求把湖改作田地，州从事张大有巡视查办，制止了此事；知州事李照又上报此事，得到的答复与至道年间的诏书相同，李照便把它刻在石上。从此请求把湖改田的人才开始停止。康定某年，县主簿曾公望又进一步整治湖泊。到张侯任鄞县长官时，湖泊已经很久没有治理，七乡农民因旱灾来告。张侯于是出面筹划经营，湖旁有田的百姓都很高兴，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张侯计算工程量，筹集材料，选取百姓中为人信服、懂得谋划的人，让他们监督工程并自行负责，完全不把事情交给属吏。百姓因为不受骚扰，全都勤勉赶工。于是修筑环湖堤坝，共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宽一丈八尺，高八尺；宽度是旧堤的两倍，高度比旧堤增加了三分之二。鄞人用石头叠筑堤岸来堵水，中间留出缺口，再用木板闸住，根据水量大小开闭，这种水闸叫作“碶”。于是又增修旧有水闸，共有九座，埭二十座。堤上栽种榆树、柳树，连同旧有的共三万零一百株。又利用剩余材料在堤上修建两座亭子，供人休息，并与望春山、白鹤山正相对，便以两山为亭名。又建了一座庙，一座用来祭祀主管此湖的神灵，另一座用来祭祀对治理此湖有功的官吏。工程于熙宁元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二月完工。所用民工共八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工，材料则取自工程剩余之物。工程完成后，田地不再受旱灾之苦，舟船不再因水涸而受阻，鱼、雁、茭白、芦苇、果蔬和水产等物产都恢复了原有的丰盛，余利还扩及邻县和邻州。张侯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有功劳了。这一年，我任越州通判。越州的南湖荒废已久，没有治理，大概是由于官吏因循苟且，以至于不知道该怎样用力。我正为此忧虑，看到广德湖的兴修，才知道几百年间它曾多次濒临废弃，却因为屡屡有人治理，终于逐渐恢复。大历年间，它能灌溉田地四百顷；大中年间，能灌溉八百顷；如今则达到二千顷。可见人的存亡、政事的兴废，以及百姓的幸与不幸，难道是小事吗？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希望让后世知道不要废弃前人的功业，使它永远成为这个地方的利益；同时也将和越州人一起谋划恢复那座废湖。张侯名峋，字子坚，以才干闻名；离任后担任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务，如今正当时受用。

译《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千年鄢水，源头和末流都清楚得如同掌纹，通篇的安排措置，一一都合乎法度。荆山和康狼山是楚国西面的山。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向东南流去。春秋时代称为鄢水，《左丘明传》记鲁桓公十三年，楚国屈瑕攻打罗国，到鄢地时军队排列混乱而渡河，说的就是这条水。后来称为夷水，《水经》所说“汉水又向南流经宜城县东，夷水注入汉水”，指的就是它。再后来称为蛮水，郦道元说，因避晋桓温父亲的名讳，夷水改称蛮水。秦昭王三十八年，派白起领兵攻打楚国，距鄢地一百里时，修筑堤坝堵住这条水，开渠灌溉鄢地。鄢是楚国都城，于是秦军把它围困。秦国取得鄢地后，将它设置为县。汉惠帝三年，改名为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把宜城的大堤筑成城，就是今天的县治；又把鄢称为故城。鄢地归入秦国后，白起所修的渠道一直没有废弃，引鄢水灌溉田地，田地都成了肥沃的土壤，这就是今天的长渠。长渠到宋至和二年时，已长久毁坏而无人治理，田地屡受旱灾，州中百姓没有水可取。县令孙永，字曼叔，率领在渠道下游有田的百姓，修理渠道的损坏和淤塞，清除浅窄之处，终于修复旧堤，使水重新流回渠道。从二月丙午开始施工，到三月癸未完工。所有接受渠水灌溉的田地，都恢复了原来的状况。曼叔又和百姓订立规约，按时蓄水、泄水，制止侵占和争夺，百姓都认为这样很合宜。原来，西山流出的水起初被弃置而没有用处，后来白起利用它给楚国造成灾祸，后世反而依靠它获得利益。郦道元说它能灌溉二千多顷田地，至今已经一千多年，而曼叔又发动众人的力量使它恢复，使渠道两岸的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余粮散布到四方。水从西山各谷流出，源头广大；向东南流去，地势下倾。至今一千多年，山川高低的形势没有改变，所以曼叔能够依循旧有遗迹，在废弃之后重新兴修。假如水源和水流、土地的高低形势有一点不同于古代，那么曼叔即使尽力，也不能使它恢复。水没有比四渎更大的了，可是黄河大概也多次改道，失去了禹所开辟的旧河道。至于济水，又在王莽时断绝，何况众多细小的河流，它们的通塞怎么能够永久不变呢？后世想要引水灌田，往往只知道沿袭古人的遗迹，却不考察山川形势古今是否相同，因而用力很多而成功很少，这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思考吗？起初曼叔修复这条渠道时，把事情禀告知襄州事张环唐公，张公听后毫不怀疑，也没有采纳阻挠者的意见，所以曼叔能够取得成功。因此，这条渠道的恢复，是依靠他们两个人完成的。当他们两人有所作为时，大概只是准备尽自己的职守，并不是为了向世人求取什么。后来那些声称渠道干涸的人纷纷出现，他们心中或许有所求取，所以虚饰多而实情少。唯独长渠的功利清楚可见，两人的志向也更加明白。熙宁六年，我任襄州知州，经过京师时，曼叔当时任开封知府，到东门来拜访我，向我讲述长渠的事情，并把考察其规约是否废弛兴行的任务托付给我。我到任后询问此事，百姓都认为这是贤明长官所制定的规约，彼此共同遵守，传了几十年仍和当初一样。我替他们确定并著录成法令，上报司农寺八年。曼叔离开开封任汝阴知府后，才开始写信告诉我这件事；这一年秋天发生大旱，唯独长渠灌溉的田地没有受害。凡是应该知道当地山川以及百姓利害的人，都是州长官的职责，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后人，也让他们知道当初修建这条渠道的缘由。曼叔如今任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八月丁丑记。王遵岩说：两篇堂记以及这篇记，都极其出色。《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 明代茅坤编撰 《南丰文钞》八 记

译《徐孺子祠堂记》把汉朝由灭亡转为存续的功劳归于徐孺子一类的人，议论有根有据，也分清了本末。汉元兴以后，政权出自宦官之手，小人倚仗他们的威势和福祸之权，互相煽动为恶；中等才智的人则观望顾虑，不知该怎么办。汉朝既已丧失掌权的关键，法纪纲常大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多有豪杰般突然奋起的人，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按照正道说话，辨明是非黑白，丝毫不向自己的意志屈服。直到他们无法容身，编织罗网、搜捕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行为也更加激励自己。志向虽然没有实现，忠诚却绰绰有余，所以等到他们相继去世，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到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义行的人，个个感慨激奋，以至于解下印绶，抛弃家族，骨肉相互勉励，赴死而不躲避。一百多年间，那些擅自强大、企图非分之位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退缩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由灭亡转为存续，大概就是依靠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举荐为有道之士，授任太原太守，又备办安车和礼物征召他，他也都没有前往。他大概是忘却自身而为他人着想，不愿只顾独善其身而隐居；他的操守虽然不同，施行仁道的志向却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能够在乱世坚持节操，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与那些贪恋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开仕途，是因为心怀济世利物的义务。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倒下，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不能安然自处呢？”这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行道，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这正是我所愿意学习的。”孔子能够随着君子小人的消长和进退，选择适宜的处所；他从来没有不根据时势行事，因而见到不可为时便停止。这就是徐孺子不能用这种做法来改变另一种做法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穉，“孺子”是他的字，是豫章南昌人。按图志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西，经过白社；白社西面有孺子墓。再向北流经南塘，南塘东面是东湖；湖的南面小洲上有孺子住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孺子墓道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修建思贤亭，世代修缮治理。到拓跋魏时，称它为聘君亭；如今亭子还在，但湖南小洲历来无人知道那里曾是孺子的住宅，也曾是孺子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处筑茅屋为堂，绘制孺子画像，用中牢祭祀他，率领州中的宾客属吏前往拜祭。汉朝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富贵显赫而湮没无闻的人多得数不清；徐孺子没有走出乡里，却唯独声名流传至今，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才智和力量争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孺子的墓已经失去所在之处，孺子台幸而还可以考察得知。修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地人显示崇尚德行的道理，所以一并采录他出仕与退隐的意旨写成这篇记。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党锢诸贤和徐孺子的事情，第二段比较议论这两件事，第三段叙述修建亭堂的事情。《阆州张侯庙记》读前半篇的大部分内容，曾公似乎轻视张侯，有认为不必祭祀他的意思。他依据经典来折中论定的地方，虽然有根有据，但我私下认为，张侯当年辅佐关寿亭和昭烈，在蜀地百战而建立帝业，祭祀制度所谓“以劳定国”，正是应当祭祀他。恐怕应当按照这个说法订正，姑且记录保存下来，以表明子固自成一家之言的地方。事情常常由于人的智慧不周全而被遮蔽，辨析也常常超过了自己所迷惑的范围。智慧足以周全处理事情，辨析足以达到不被迷惑的境界，那么事理的精微奥妙就都能够穷尽了。如今推究防灾、灼龟占卜，以及审察梦境，这些事情本来很浅近，世人却常常尊崇并使用它们，从未加以改变。街坊、庸常道路，以及马、蚕、猫、虎之类的神灵，类别十分细小，世人却常常严肃地奉事它们，从未废止。水旱灾害、日月异变，以及战争、疾病、昆虫和野猪造成的祸害，凡是各种灾异发生，世人总要祈祷并酬报神灵，从未停止。《金縢》一书、《云汉》一诗，其中的意义可以说极其深远，言辞也可以说极其完备。精神之极致，无从凭借具体端由去叩问，测度它又极其困难，可是世人竟如此完备地尊崇并相信它们，都是圣人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与万物有所感通的东西，存在于自然之中；世间既然不能把它们取消，圣人当然也不能废弃它们，这同样是自然之理。圣人难道是任意使用自己的聪明吗？不过是善于顺应自然之理罢了。他的智慧足以周全处理事情，辨析足以使自己不受迷惑，于是事理的精微奥妙便都能够穷尽。古代治理天下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竭尽自己的智慧而听取人的意见，竭尽众人的智慧而听取神意，没有能够废弃其中任何一项的。《尚书》说：“我的意志先已确定，询问谋划而众人意见一致，鬼神也来依助，龟卜筮占都表示赞同。” 这就是所谓竭尽自己的智慧而听取人的意见，竭尽众人的智慧而听取神意。由此看来，荀卿所说的祈雨、占筮、救日，小人却把这些当作神异，是在痛恨世人不把本来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完全交给人来决定，又不把本来在众人身上的事情完全交给神来决定；这样说或许可以。但如果说神就是事理本身，那就错了。蒙蔽产生于智慧不周，过错产生于被自己所迷惑。阆州在蜀地属于巴西郡，蜀国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西乡侯张侯，名飞，字益德，曾经镇守此州。州城东面有张侯的坟墓，至今一千多年，庙祀从未废止。每年大旱，祈祷求雨总是应验；嘉祐年间接连几年丰收，阆州人认为这是张侯的恩赐，于是共同出钱修治他的庙宇，把庙宇扩建而更新。张侯凭借智勇做将领，号称万人敌；蜀国初建时，他在这里与魏将张郃对峙，能够击破张郃的军队，使这一带安定，可以说功劳施及百姓。他死后又能降福赐惠给百姓，那么阆州人奉祀他，就不应废止，难道不是合宜的吗？知州事、尚书职方员外郎李君献卿，字材叔，写信来对我说：“请替我写下这件事。”材叔是爱好古道的君子，于是我替他写下此文，并把我从古人那里听闻的道理告诉他。

译《抚州颜鲁公祠堂记》颜鲁公面临重大节义而不可夺志的事迹，一共有四五件；曾公的文章也足以把这些事迹一一描画、贯串起来，使人读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赠司徒、鲁郡公颜公名真卿，事奉唐朝，任太子太师；他与堂伯兄颜杲卿都有重大节操，以死守节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起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便为此作好准备。安禄山起兵后，颜公与常山太守颜杲卿攻打他的后方，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正谏，宰相不喜欢他，便把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构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率先带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起居，又被斥退。代宗时，他与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要有所蒙蔽，颜公极力论说，又被斥退。杨炎、卢杞相继任宰相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便派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话感到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长期没有战争；安禄山反叛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败叛军锋芒，四方听闻后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当颜公开启土门时，同日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兵力。由此看来，只要有人率先顺应正义而且真诚，天下就会跟从他。从这时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大盗相继兴起，天子动辄出奔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等待，能够身处其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至于多次触犯世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未有过。若是一次次起用又一次次倒下，直到七八次，最终死去而仍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事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天性如此。所以，颜公能够面对死亡，还不足以说明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形势穷尽、义理又不得不要求人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对自己有信念呢？唯有他历经触犯大奸臣，跌跌撞撞、遭受震荡挫折，达到七八次，始终不因死生祸福而有丝毫顾虑，不是忠于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这样；这一点才足以说明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各不相同，士人的出仕和退处也各有不同。像伯夷的清节、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因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合宜的义理。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天下的人，却又想顾虑回避、隐曲迁就，以此向世俗求取名利，这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陋之人，说这种人不可以侍奉君主；而那些多次舍生取义、以死成仁的人，像颜公这样，难道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又因为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修建祠堂来祭祀他。祠堂落成后，两位君子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文章记述此事。”颜公声名显赫，他的功业本来不是一座祠堂的有无所能决定的。只是人们仰慕他的心情如果没有得到充分表达，除了修建祠堂便没有办法寄托这种志向。听到他的忠烈尚且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到祠堂拜祭、亲身受到熏陶的人呢？如今州县政务中，凡是法律命令管不到的事情，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两位君子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并奉祀他，以此向当世示范，为法律不能涉及之处树立榜样，这可以说是有志气的人了。唐荆川说：这篇文章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第二段议论，第三段叙述建祠之事。叙事和议论都把抗击叛贼、触犯奸臣分成两项来写，却浑然融为一体，毫无痕迹，这是值得效法之处。他又说：欧阳公写王彦章的忠诚反而略去，只说他善于出奇制胜；曾子固写颜鲁公抗击叛贼反而略去，只说他触犯奸臣而不后悔，这正是文章显明幽微、阐发隐晦之处。《尹公亭记》蕴含深思，铸炼文辞，动辄切中事理经纬。君子对于自身，只要能够自得也就够了，并不是有所待于外物。然而他说“怕死后名声不能称扬”，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践行正道。世人对于君子，只要专心仰慕也就够了，并不是有所待于外物。然而为他在乡里树立表彰、为他的乡邑命名，希望他的声名和气节显耀于世人的耳目而永不消失，是为了与他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内心能够从自身获得满足，外在又能与他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这就是先王之道不同于诸子百家学说的地方。随州距离京师很远，地处偏僻。庆历年间，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河南人尹公洙，因为不被当权者容纳而被贬到此州，住在城东五里的开元佛寺金灯院。尹公有品行、道义和文学才华，长于辨析议论；当时与他交游的人，都是世间知名人士，而人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那时，尹公的声名震动天下，但他所学习的道理大概并不因贫富贵贱、生死而动摇内心。所以他住在随州时，每天考察图书，贯通古今来处理事务，竟不知道自己的官职其实是被贬谪。曾经在住所北面的山丘、竹柏之间，搭茅屋修亭，供自己休息游乐；一年多后才离开。离开后，人们不忍心让亭子废坏，总是加以修理，于是把它命名为尹公亭。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载了这件事。到治平四年，司农少卿、赞皇人李公禹卿任此州知州，才依照旧亭的地基，增高低处，扩展狭窄之处，砍伐木材来替换旧料，烧制瓦片来覆盖屋顶。建成后，亭子宽敞深邃、高敞明亮，环绕随州的群山都映入几席之间；又把旧亭的构件在北面重新竖立起来。于是随州人都很高兴，既安慰了他们的思念，又获得了游览观赏的美好景致。这年冬天，李公带着图样来到京师，托我写篇记。尹公的品行见于所做之事，言论见于著述，本来已经显赫而足以感动人；李公如今又把亭子扩大修建，难道只是想一时安慰随州人的思念、同他们共享欢乐吗？他还将使这片荒远偏僻之地，直到后世，即使后人未能亲自见闻，也能传扬尹公的名声；凡是观看遗迹的人，无不徘徊俯仰，追想尹公的声名和气节，使其年代越远而越显得新鲜。这可以说是与他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了；那么李公流传于世的声名，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我替他写下这篇文章。时为熙宁元年正月某日。

译《墨池记》题目虽小，结构却深远而端正。临川城东，有一块地势隐约隆起、俯临溪水的地方，叫作新城。新城上有一方池塘，低洼而呈方形并且狭长，称为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中的说法。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面对池水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真的是事实吗？当王羲之不能勉强自己出仕时，曾经遍游东方，直到大海，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情，难道他有可能在这里纵情游赏，又曾在此休息吗？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精善，那么他的才能，大概也是凭借精心用力自己取得的，并非天生如此。可是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学习得不如他吗？既然如此，学习哪里可以稍有懈怠呢？何况想要深入达到道德境界的人呢？如今墨池上建成了州学，教授王君盛担心这件事不显著，便在堂柱之间写下“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悬挂出来，又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记。”想来王君的用意，难道只是珍爱前人的长处，认为即使一种才能也不应废弃，因而连同他的遗迹也一并保存吗？或者也是想推演这件事，用来勉励求学的人吗？一个人有一项才能，便能使后人如此尊崇，何况仁人庄士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思想流传到后世，那又会怎样呢？《饮归亭记》浑厚雄健之中，同时显出典雅法度。金溪县尉汪君名遘，任县尉三个月，拆除四面围墙，改建为射亭。亭子建成后，便在其中教习士卒，并把它命名为“饮归之亭”，写信送到临川，请我作记。他多次请求，始终不停止；我的文章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呢？只是汪君对我寄予厚望罢了。既然无法推辞，于是写道：射箭用于政事已经很久了。古代首先用礼乐来进行射礼，以辨别人的德行，《礼记》所记宾燕、乡饮酒、大射中的射礼就是这种射。后来重视力量、崇尚技艺，用来树立武备，《礼记》所说四时教士贯革的射礼就是这种射。古代天下和洽安宁时，先举行礼射，同时用弓箭树立武备；即使这样，主管官署也不废弃射艺。到了夏、商、周三代衰落，王政败坏，礼乐之事相继全部毁坏，揖让有礼的射礼也逐渐熄灭。后来天下曾经安定，国家也曾经闲暇，先王的礼制及其仪节文饰都还存在，实行起来并不困难。然而自秦汉以来一千多年，礼射衰微、阻塞，只能在六艺的文字中看见，却没有人实际从事，这是由于世人苟且简略的风气占了上风。争夺兴起，战争攻伐的党徒奋发起来，于是强弓、快箭和巧妙的技艺便不能废弃，这不正是由形势造成的吗？如今县尉校场上的射箭，不同于礼乐之射，而重视技艺和力量。参加的人虽少，但旗帜、旄饰、镯鼓、五兵等器械的便利熟练，以及行走、停止、步趋、迟速的节度，都应当有法则；所教的也不只是射箭。如果幸运地处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便能够自行休整，守卫疆境，充实保卫百姓的力量；如果不幸遭遇杀戮、越境、掠夺和攻战，使乡里受到惊扰，又一起在大山长谷之间追逐作战，那么将要冒着早晚的寒暑、雾气和露水，陷入险阻，奔驰于危地，不躲避箭石的祸患、汤火的危险，出入千里与敌交战，士卒难道可以不预先训练吗？如今修建这座亭子，就是为了训练士卒。汪君又说，古代军队凯旋后一定饮酒，到宗庙中去，以记载军功。如今宗庙废弃，没有这种设施，也想等士卒取胜归来时，在这里为他们饮酒，于是用“饮归”给亭子命名。汪君的志向和见识，可以说彼此相合。有人说汪君是儒生，县尉是文官，应该用礼义来禁止盗贼，使他们停止，却反而学习战斗、喜欢取胜，这样做对吗？治理国家本来就不能不兼顾文武；在厅堂之上施加恩泽，穿戴礼服、插笏而立，使士民受到教化、奸邪盗贼平息，当然也在于那些方面，而不在于这里。然而天下的事情，能够做大事的人固然可以兼顾小事，但从来没有小事治理不好而能成就大事的。所以汪君急切地致力于这件事，并没有忽略自己的小职责，难道不正是所谓有志之人吗？《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篇幅尺度恰到好处，自成风格。熙宁元年冬天，广德军修建的新城门鼓角楼落成，太守召集文武官员和宾客属吏举行落成典礼。随后写信送到京师，托付曾巩说：“替我写篇记。”曾巩推辞说不会写，来回推辞了五六次，无法再推辞，才为它写道：广德地处吴地西部边疆，是古鄣国的废墟，疆域广大，土地肥沃，粮食物产丰盛，民力有余；但诉讼、申诉、财物贡纳和物资输入，都要把县里的事务附属于宣州，道路迂回阻隔，众人很不便利。历代延续很久，到太宗皇帝在位第四年，才按照地图依县设置军，使它能够上奏政事、专断决策，体制如同大州。自此以后，田里争讼得以辨明，岁时税赋调发也开始不必劳烦远方之人，事情因而合宜。可是城门狭窄，库房楼观也没有修饰，无法用来接受天子的命令、发布政令、施行教化；早晚官吏百姓往来，四方宾客观看，都因简陋而有失体面，不合规制。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辅治理此地，才趁着丰年聚集材料、堆积土石，准备改建更新。恰逢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接任，第二年政事办成，境内无事，于是选任能干的官吏，估量时日，筹办民工，用箕畚运土、夯筑，用绳墨校正，用刀斧削治。门的屋脊依规制修建，楼观也着手营造；没有人督促，也没有规定期限，服役者自己勤勉。工程从冬十月甲子开始，到十二月甲子完工。高大的城墙耸然兴起，新的屋宇彼此相望；壮丽而不达到僭越，华美而不流于奢侈，合乎法度，体现政事治理。于是官员出入、宾客往来都从这里经过，它尊重并施惠于全州，恰当地符合名分。至于击鼓鸣角，用来警示昏晓，以漏刻报数来节制昼夜，于是又更新这四种器物，排列安置在楼上。全州士民改变了所听所见，没有不欢喜、称美、赞颂勤劳的。礼制有必须隆盛的地方，不能削弱；政事有必须兴举的地方，不能废弃。两位公都兼而做到了这些，应该刻在金石上记载美好的事实，使本州百姓即使到了百世之后，对于两位公的德行仍然有可以考察的依据。

译《归老桥记》文章具有古代诗人讽谏的意义，现录于此。武陵柳侯绘制了青陵居所的图，托付我并写信叙述说：“武陵西北有湖，连接梁山的，叫白马湖。梁山西南有田，连接湖面的，是我先人的青陵田。我在这里筑屋，准备在此终老。青陵西面二百步有一股泉水，从两岸之间流出，向东注入湖中，叫作采陵涧。我在涧上修桥，又建屋覆盖在桥上。武陵往来的人，有事到我的居所来，以及将来我年老归来的人，都从这里经过，所以题名为‘归老之桥’。我的先人留给我这片土地，住宅有桑麻，田地有粳稻、糯稻，水洲上有蒲草、莲花。向高处射鸟，追逐低飞的野鸭大雁；在深水中垂钓，追捕潜泳的鳣鱼鲔鱼。我靠这些取得衣食，内心没有愧疚。休息时有高大乔木的浓荫，闲居时有丰茂芳草的幽香。登山而凌驾云气，观览天地间奇异的变化；玩泉而乘着月色，摆脱尘世污浊的气息。这就是我消除疲倦、快乐地实现自我的方式。我年轻时就安居于此，等到壮年到四方任事，被万物从外界接踵而来的事务所劳累，没有一次不想在这里休息。如今又获得朝廷的官位，享有荣宠俸禄，想要把这些作为在此游观的资本，而我也将要老了，难道能没有归来的志向吗？” 他又说：“世上有人老于官位，却未必乐于归乡；即使幸而有乐于归乡的人，有时又没有可以归去的地方。如今我有这些条件来成就我的快乐，请替我写下这篇记，使我的后人有所考察，以继承我的志向。”我认为先王奉养老人的制度已经很完备，士大夫到了应当退职的地位，便说“不敢再以政务烦劳您”，这是尊重他们；士人也都明白出仕和退处的节度，没有贪恋俸禄而不退的人，可以说双方都得到好处。后世奉养老人的制度既不完备，年老仍在职位上的士大夫，有时反而被排斥驱逐；然而士人仍有冒进而不知道停止的，可以说双方都失去了好处。如今柳侯六十岁，牙齿头发还没有衰老，正值替天子贡献才力、施惠于百姓之时，即使想放弃官章印绶的荣耀，享受湖山之乐，我知道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但他有这样的退隐志向，听到他的风范的人也可以受到激励。于是替他写下这篇记。《越州赵公救灾记》赵公救灾，安排得像理丝梳发一样细密，没有一处遗漏；曾公记叙这件事，也如理丝梳发一般周密，没有一处不织入文章的机杼。等到把全文读完，救灾者熟读此文，那么对于地方百姓的流亡情况，就会了如指掌。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在百姓尚未饥饿之前，写信询问所属各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人？沟渠堤防等工程中，可以雇佣百姓来治理的有多少处？仓库中的钱粮可以发放多少？富人中可以募集捐出粮食的有多少家？僧、道士吃剩而登记在册的粮食还有多少？让各县分别写明情况答复，并慎重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出百姓中孤儿、老人、病人、弱者以及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上报赵公。按照旧例，每年给穷人发放的粮食到三千石就停止。赵公征集富人捐输的粮食和僧道士吃剩的粮食，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救灾费用。他命令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取一升粮食，防止人数太多而互相践踏；又命令男女分开日期领取，使每个人一次领取两天的粮食，担心他们将要流亡。在城内、郊外和乡野设立发粮处，共五十七处，让人们就近领取，并告诫说离开自己家的人不发粮。考虑到官府人手不足，又征用不在职而寄居境内的官吏，给他们粮食并委任事务。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有了这些安排，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人也把情况告诉他们。富人不得闭市惜售；又替百姓发出官粮，共得到五万二千多石，平抑粮价卖给百姓，设立售粮处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像领粮的人一样就近办理。又雇佣百姓修完城墙四千一百丈，计用工三万八千，核算他们的工钱发给钱，又另加两倍的粮食。借取利息钱的百姓，告知富人放宽期限借给他们，等粮食成熟后由官府负责催收偿还。遗弃子女的人，允许他人收养。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疫，便设置病坊，安置无处归宿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交给他们负责医药饮食，使病人不至于失去安置。那段时间凡是死亡的人，都命令所在之处随即收殓埋葬。按照法令，给穷人发粮到三月底应当停止，但这一年一直到五月底才停止。凡是事情有不便依照成文规定办理的，赵公都一概自己承担，不去烦劳属吏；有人上奏请求的，其中有许多合宜的办法，他便立即实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劳累，心力却丝毫不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给病人发放药物和食物，多半用的是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和瘟疫，能够免于接连死亡，即使死去也没有失去收殓埋葬，都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瘟疫遍及吴越，百姓饥荒、疾病流行，死亡的人将近一半，灾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天子面向东方忧劳，州县推行传布皇上的恩德，各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赵公所安抚救济的人，百姓尤其认为他是自己的依靠和归宿。他筹划经营、安定整顿，先后始终之间，曲折细密的安排无不完备。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示范天下；事情虽然只在一时实行，但他的办法足以流传后世。灾害的发生，太平之世也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却能够预先做好防备。等百姓受灾后才谋划，与事先筹划相比，差别很大；没有经验而临时作为，与平素已有准备相比，也差别很大。所以我从越州采录赵公推行的办法，很乐意详细记载下来。难道只是为了安慰越州百姓的思念，还要使有志于爱护百姓的官吏在不幸遇到年岁灾害时，推行赵公已经试验过的条目和规制，不必片刻便能具备救灾措施。那么赵公的恩泽难道还小而且只限于一地吗？赵公于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退休，家居衢州。他在朝廷上坚持正直的道路、实行正直的行为，以及在自身所体现的平易仁厚，这里不加记载。现在记载他治理荒灾中可供效法的做法，题为《越州赵公救灾记》。《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 明代茅坤编撰 《南丰文钞》九 记、传

译《清心亭记》这篇记与《醒心亭记》都属于所谓说理文章，子固尤其擅长诸家文章中这一方面的长处。嘉祐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任徐州萧县县令，改建县治东面的亭子，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并命名为“清心之亭”。这一年秋冬，他到京师来请我写记，恰逢我正有亡妹和夭亡女儿的悲痛，没能写成。第二年春天，他又来请求，恰逢我又有悼念亡妻的悲痛，仍然没有写成，但他的请求始终没有停止。到了冬天，我才为他写道：“人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的德性如神明一般，与天地共同变化，难道有什么遥远的秘诀吗？只不过是从内心产生罢了。至于穷尽天下的知识，探究天下的道理，对于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本性能够充分尽知，对于由外在所决定的命运能够安然接受，那么万物从外界到来，怎么能够扰乱我呢？这就是君子使心胸虚静的原因。万物既然不能扰乱我，而面对万物、与百姓共同承受吉凶，也未曾废弃。于是便有端正诚实的设置和防止邪僻的措施，这就是君子使内心端正的原因。使心虚静，是穷极精微，由此进入神妙；使心端正，是遵循中庸，由此实现实际功用。那么，君子想要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梅君修建这座亭子，说是不敢把它当作游览观赏的美景，大概是为了推究治理政事的根本，并且将要在这里清静自己的内心；他所存的心意，也可以说是能够懂得其中的要领了。” 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叙述了我所听闻的这些道理。十一月五日，南丰曾巩记。唐荆川说：“程颐、朱熹以前，这类议论也很少见。” 《醒心亭记》。没有完全发挥子固的长处，但也有典雅端正的地方。滁州的西南面，在泉水的岸边，欧阳公任滁州知州的第二年，修建了一座亭子，叫作“丰乐亭”，亲自写了记，以说明命名的意思。后来又在丰乐亭的正东面，走了几百步，找到一处山势较高的地方，修建一座亭子，叫作“醒心亭”，让曾巩为它作记。凡是欧阳公和州里的宾客来游览，总是一定先到丰乐亭饮酒；有时已经醉了并且疲劳了，就一定到醒心亭远望，去看群山互相环绕，云烟彼此滋润，旷野无边无际，草木繁多而泉石美好，使眼睛对所看见的景物感到新鲜，耳朵对所听到的声音感到新鲜，于是内心清爽而醒悟，更想长久停留而忘记回去。所以就根据它能够使人如此的原因来命名，取用韩愈字退之《北湖》诗中的话说：“啊，这可以说是善于在山泉之间取得乐趣并为之命名，以显明它的实际情状，而且是更为高明的做法了。”虽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是能够说出的：我们的君主在上面安闲治理而不妄为，我们的百姓在下面衣食充足而没有怨恨，天下的读书人都成为有才而且贤良的人，夷狄、鸟兽、草木等有生命的东西，都各得其宜，这才是欧阳公的快乐。难道只是一座山的角落、一眼泉水的旁边，便是欧阳公的快乐吗？这只是欧阳公借此寄托他的心意罢了。像欧阳公这样的贤德，韩愈去世几百年后才又出现。如今一同游览的宾客，还不知道欧阳公是多么难以遇到的人。再过百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来观看他的遗迹，想着要见到他，却只能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那时才会知道欧阳公是多么难得的人。那么，凡是如今一同在这里游览的人，难道可以不感到喜悦和幸运吗？而我曾巩，又能够凭借文章把自己的名字寄托在欧阳公文章的后面，难道不也感到喜悦和幸运吗？《拟岘台记》。这篇记大致取法于柳宗元《訾家洲记》、欧阳公《醉翁亭记》等文章。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任抚州知州的第二年，凭借城东一角修筑高台以供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是因为那里的山川形势像岘山。裴君多次和属官以及州里的寄居宾客来游览，有时又独自请求我为它作记。起初，州城东面，城墙依着大土丘修建，护城壕依着大溪流开凿，城角又借着客土高出溪流之上；城外连接着高山大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之间，壮阔宏大、开阔无边，各种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在抚州东南，坐在这里就都能看见。然而那里曾被雨水冲毁、积水破坏，大概隐藏废弃在丛生的荆棘野草之间，一直没有人到那里去爱惜它。裴君发现了它而感到欣喜，于是增添砖石和泥土，修换破损残缺之处，除去荆棘野草，使高敞明爽的景色显露出来，用横栏围绕，用高大的屋脊覆盖，依此修成高台，使它脱离尘埃的污浊，隔绝烦扰喧闹，升出云气而面对风雨。这样以后，溪流平缓的沙滩和漫流，微风传来的远声，以及波涛汹涌、冲破山岸和树木而奔腾的水势，乃至高桅强橹，沙上的禽鸟和水中的禽兽，时而上浮、时而下沉的景象，全都呈现在脚履之下；山的青苍颜色和秀丽石壁，峰顶悬崖高高突出，挟带着日光景色逼近星辰，乃至平坦的山冈和绵长的陆地，虎豹蹲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小路、聚居村落、树荫幽暗、游人行旅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景象，也都呈现在座席之内。至于雪雾时开时合，日光时隐时现，四季早晚、雨晴明暗，变化各不相同，那么即使反复观看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酣畅淋漓，歌唱的人声调激昂；有时安静地观看、缓步而行，徘徊倚靠。这样从耳目得到的感受和从心中得到的感受，虽然所寄托的快乐各不相同，却也都各自适合自己的情性。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贵人和富商的游览不会到这里；田地很多，所以水旱灾害和螟螣之灾较少；百姓以耕田养蚕为乐而自给自足，所以牛马放牧在山谷中的不必收回，五谷堆积在郊野的也不用筑墙防护，安然地不知道战鼓报警和征发劳役。裴君既然顺应当地风俗，治理得简约安静，所以能够在闲暇日子休息，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这里。州里的男女百姓享受安定太平，又得到游览观赏的美好，也将和他共同享受这种快乐。因此我为它作记。王遵岩说：“繁密的弦乐和急促的管乐，节拍紧迫、音调会合，喧闹嘈杂，仿佛不知道宫商音调所在，但音律节度却整齐明白，使听者激动振奋，再加上欢悦，这就是所谓的文章了。”

译《道山亭记》。曾子固的本色文章。闽地原来隶属于周。到了秦朝开发这片土地，把它列入中原行政区域，才合并设置为闽中郡。它从南方粤地的大末和吴地的豫章取得通行道路。道路在闽地境内，陆路行走就受困于两山之间，山岭相连没有间断，走过许多驿站才得到一块平地，小的设置为县，大的设置为州。然而四面看去也全是山。道路有的逆着山坡，像攀援绳索；有的悬崖陡垂，像只系着一根头发；有的侧面小路从无法测量的溪谷上弯曲伸出。到处都是尖锐突出的石头，选择落脚处之后才能迈步。背负东西的人即使是当地人，也要侧着脚然后才能前进；不是当地人，很少有不跌倒的。水路行走时，水都从高处倾泻而下，石头错落突出其中，像树林站立，又像武士骑马充满原野；绵延千里，高低起伏，看不见头尾。水流穿行在石隙之间，有时横流收缩、曲折盘绕，有时逆流奔走、向旁边飞射，形状像蚯蚓打结，像虫子雕镂，回旋像车轮，冲击像飞箭。船只逆流而上时，稍微投棹失去一点便利，马上就会破船沉溺。即使是当地临水而居的人，如果不是生来熟习水事，也不敢把驾船看作自己的责任。这一带水陆道路的险阻就是如此。汉朝曾把这里的人迁置到江淮之间，使这片土地空虚，大概是因为这里狭窄而多险阻；难道真的能空置吗？福州的治所，位于闽地的中部，就是所谓的闽中。” 这片土地在闽地中最为平坦，因为向四面延伸的山都很远，长江在它南面，大海在它东面。城内城外都是道路，道路旁有沟渠，沟渠与潮汐相通，载货的船只昼夜相接，直达城门。山麓多有高大的树木，木匠中又有许多技艺高超的人，人们以房屋高大华丽互相夸耀，即使下等贫民也一定把住宅建得宽敞。佛教、道教徒的宫观又特别壮盛。城中有三座山，西面叫闽山，东面叫九仙山，北面叫粤王山。三山像鼎的三足一样耸立，依附山势修建的佛寺道观有几十上百处，那些奇瑰诡异、不同寻常的形状，大概已经穷尽了人的力量。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任福州知州，在闽山高峻险峭的地方修建亭子。这里山川的优美、城邑的广大、宫室的华盛，不必走出席席大小的范围，四面眺望便全都能看尽。程公认为这里处在江海之上，是登高览胜的景观，可以和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山相比，所以命名为“道山之亭”。闽地因为险远，所以做官的人常常畏惧前往。程公能够利用当地的优美之处，寄托耳目的快乐，不仅忘却了路途遥远险阻，还将把自己的思绪提升到尘俗之外，他的志向多么壮阔啊！程公治理这个州，以政绩闻名；既整修了城池，又整修了学校，其余的功绩又涉及这座亭子。大概他任期届满后就改任广州，授官谏议大夫，又授官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如今任越州知州。字公辟，名师。孟云。《学舍记》。我幼年时跟随先生读书，但那时正喜欢和家人、孩子们嬉戏玩耍，还没有上下求索的志向。十六七岁时，窥见六经的言论以及古今文章中超过常人的作品，知道自己喜爱它们，于是便专心致志地想要赶上它们。可是这时家中的事务也逐渐增多。从此以来，向西北走过陈、蔡、谯、苦、睢、汴、淮、泗一带，经过京师；向东方则横渡长江，乘船经过漕河的水道，越过五湖，沿着封禺、会稽的山脉，出至东海；向南方则乘船顺大江而下，面对夏口眺望洞庭湖，转经彭蠡湖，上庾岭，由真阳的险滩到达南海。这就是我经历世事而奔波的地方。蛟龙鱼类汹涌的水流、湍急多石的河川、岭崖和茂密山林、毒蛇聚集之处，以及雨晴寒暖、风浪雾毒等不可预测的危险，这就是我独自远行、寄居外地而辛劳冒险所承受的事情。衣食药物、房屋器具，以及箕筥等细小事务，这就是我为供养生活而经营的事情。天塌地陷，身在异州独自哭泣，远隔数千里，抱着丧事向南奔走，经过长久的劳苦才办完大事，这就是我遭逢灾祸而忧愁艰难的事情。母亲的心愿，以及弟弟娶妻、妹妹出嫁，四时祭祀，对亲属外戚的问候，输送办理公事，这就是我惶惶忙乱却仍感到不足的事情。我因此精力疲惫、心志耗损，又多疾病；我所叙述的，大概只是其中一二的意思。得到闲暇时，我便带着书学习一切关于修身、治人以及世间实际功用得失的道理，考察、观看、听取讲解；但有些地方仍不能达到，所以无法专心尽力、深思琢磨文章，来承载个人难以显露的情感，也无法追随古今作者，与他们并列，以满足自己所喜爱仰慕的志向。这就是我自我反省而叹息的地方。如今在天子至和年间初期，我受到的侵扰和事故更加严重，自己的力量已经无从作为，于是便在家中休息，靠近住宅搭了一间草舍来学习。有的人嫌它低矮，议论它狭窄，我回头笑着说：“这正适合我。”我劳心困身、被事务驱使，本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低矮小巷、破旧穷屋、粗劣衣服和粗糙饭食，以及芑菜苋菜所带来的微薄美味，隐约简朴却能安然自得，本来就是我实现志向并等待时机的条件。我的缺憾确实存在：在可以进于道的学问方面，我还有未能达到之处；至于文章，这是我一生所喜爱仰慕的事，却没有时间去做。至于土地坚实、木材优良、建筑高大的景观，本来是世上聪明豪杰、才智出众而有所凭恃的人所能做的。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哪里能够改变自己而去追求那种志向呢？于是详细叙述自己从少年至长大、从出仕到退处的经历，以及自己喜爱仰慕的心情，写成这篇《学舍记》。王遵岩说：“这也是先生独自创立的一种文体，在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中还没有见过。不过它的大意也还是从《醉翁亭记》《真州东园记》两篇文章的体式中变化而来，只是又有所不同。”

译《南轩记》。子固自己所用来治学的方法，都已经在篇中显现出来了。我得到邻近的一块荒地，烧掉杂草，在里面种竹子树木，浇灌蔬菜，结茅屋让自己休息，虽然喧闹，却感到快乐。世上本来有人处在朝廷高位，拥有胜过万乘之国的财富，我也不愿拿这里去交换。人的性情各不相同，由此我知道，伏处闲居、隐藏在偏僻处，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驱使我去从事烦杂事务，并不是我的才能所长，更何况还要让我在权势利益、爱憎毁誉之间争夺吗？然而奉养父母没有办法完善，我的兄弟连饭食和豆叶羹都无法继续供给；我被外物役使，有时为食物耕作，有时在野外住宿，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心中难道能没有不足吗？年轻时我就想到，凡是使我违背本性、使身体劳苦而被外物役使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读书人本来就有勤劳的时候，也有放纵休息的时候；知道这些都承受于上天，并且顺应它，那么我也就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快乐的，难道一定要在这里休息吗？只是我所喜爱的东西在遥远之处，没有人与我一同居住在这里。然而六艺、百家、史家的典籍，笺注疏解的书籍，以及论述美刺、非议感应、隐微寄托于远山、镌刻坟墓、雕刻浮夸诡异的文章，下至兵法权谋、历法、星官、医药工艺、山林农事、田野园圃、方言地理、佛教道教所传的书籍，我全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些书籍从伏羲以来，下至秦汉直到今天，圣人贤者和杰出人物穷尽岁月、疲竭精思，日夜各自推究所长，分别说明万事的道理；对于天地万物大小的关系、修身治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处在这里而和我共同学习的人，不也都可以算作所谓有益的朋友吗？我探求圣人思想所由出的旨意，用来消除疑惑、解除蒙蔽；探究贤人智者所称述的事例以及引类推衍、首尾相贯的大要，用来扩充滋养我的内心；以忠诚简约自守，按照宽恕的原则实行；有过错就改正，以勇气趋向正道，不停地走到终点。这就是我从内心所追求的。得到时机就实行，有时机却退守深山长谷不出来，是不对的；得不到时机就停止，卑屈奔走地求取机会施行自己的道，也是不对的。我的义理有所不足，有时是因为喜爱、赞誉我过了头；我的义理有所充足，有时是因为厌恶、诋毁我的人错了。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托付给天命和世人的责任。这样说来，我所学习的虽然广博，但所坚守的可以说很简约；所说的虽然浅近易懂，但所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很重大。把这些话写在南轩的墙壁之间，早晚观看，用来勉励自己进步。王遵岩说：《学舍南轩记》两篇，以及《筠州学记》《宜黄学记》，都可以称为大文章。” 《鹅湖院佛殿记》。先生为佛殿作记，却反过来揭出佛殿为什么能够独自夺取百姓和国家的财物来满足自己的奢侈，这也是他不肯放下自己的立场、改变本来面目的地方。庆历某年某月某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的佛殿建成。僧人绍元来请我作记，于是写道：“自从西方用兵以来，天子、宰相和士大夫为谋划议论而劳苦，有才武之人以力作战而劳苦，农民、工匠、商人为赋税征敛而劳苦；天子还曾减少车舆、掖庭等方面的费用，大臣也常常推辞赏赐的钱财，士大夫有的暴露身体在外，有才武之士有的秉持义理而死，农工商之民有的失去产业。只有学习佛法的人，不为谋划议论劳苦，不出力服役，不缴纳赋税，饮食睡眠照常。资助他们建造奢侈的宫殿，不是依靠国家财力，就是依靠百姓财力，而天下人都把它看作理所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今这座殿的费用，不到十万就算了；如果不止十万，必定达到百万；不止百万，必定达到千万；有时层层累积，甚至千万也无法知道确数。费用如此广泛，想不记载建成的日期，难道可以吗？而来请我写文章的人，又是绍元。所以这样说。” 《仙都观三门记》。曾公凡是为佛道两教的人题写文章，一定是在维护自己一贯的立场。修建门，本来只是为了预先完备防备罢了；然而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超过制度，就会受到讥议。这些都见于《易》《礼记》《春秋》。门旁设置三座门，每座门有三条道路，只有王城才这样。老子的教法流行天下，道观有的和天子的宫室相当，甚至超过天子的宫室，它的门也设置三重。它预先完备防备的意思，大概本于《易》；至于超过制度，那么只知道礼的人还不能削减它，知道《春秋》的人也只能叹息它太过分了。它的教法为什么如此兴盛呢？建昌军南城县麻姑山的仙都观，世代传说麻姑在这里成仙离去，所以立祠供奉她。距离县城六七里，越过绝岭上去到达那里，地势反而平坦宽阔，土地肥沃，既可以建宫观，也可以耕田。它的收获比其他土地多一倍，水旱灾害也不能造成损害。我曾经察看那里而叹息说：难道是上天留下这里，使众人能够安居并得到食物，让世上那些快乐自得、从容趋向这里的人不断前来吗？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的教法如此兴盛，人的力量又能怎么样呢？田地收入既然丰厚，它的宫观也随之奢侈起来。庆历六年，观主道士凌齐曅察看他的房舍，发现没有一处不修整，唯独大门低矮，便说：‘这不足以配得上我们的教法和力量。’于是把门修大。建成以后，托我写记。” 我和凌齐曅是同乡，不能推辞。唉，作为同乡而为他作记，是人之常情；但我要用《礼》《春秋》的义理把道理告诉天下公理，不能因为个人情面而改变天下的公理。凌齐曅来取我的文章，难道不是得到他所希望的吗？他难道会把我的话看作在苛责自己吗？”

译《分宁县云峰院记》。与云峰院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但立意很奇特。分宁人勤于谋生而吝于施舍，轻视义理而喜欢争斗，这是当地的风俗。从府城到达县城有五百里，县城处在山谷的尽头。当地人致力于农桑事务，通常一家几口只留一人守家送饭，其余人全在田里。田地有高有低，有贫瘠有肥沃，随其所宜混杂种植五谷，没有一块土地荒废。妇女养蚕织布没有懈怠；人们经营茶、盐、蜜、纸、竹、箭材、芦苇等货物，无论细小还是巨大，没有不治理经营的，全都竭尽自己的力量。他们勤劳到了这种程度。富人兼并田地达千亩，粮仓充实，钱财储藏多年也不拿出来；然而如果看见捐出一文钱就可以救人一命，宁愿让人死去也不肯捐钱，他们对于施舍究竟怎样呢？他们之间如果有利害关系，不能因为像稊米那样微小的利益就让父子、兄弟、夫妻彼此分离，像下棋一样翻脸；但对亲人尚且如此，他们对于义理厚薄的程度也就可知了。年长者和年轻人常在乡里聚坐交谈，只要在法律意义和意图上稍有偏差，便互相告发；结成党羽，虚构夸张事情，制造关节来煽动官府视听；严重的甚至刻木铸金制作印章，摹写文书来欺骗官吏。他们站在县衙门下，变造虚假的事情一天之中不断出现，即使鞭打、杖责、徒刑、死刑交相使用，也不能使他们在意。他们喜欢争讼，难道是其他州县能够相比的吗？百姓虽然勤劳，却习惯于这样做，渐渐深入骨髓，所以贤能的县令、县长和佐吏接连任职，常常苦于不容易治理教化、使他们改变。云峰院在县境最西边，没有登记在户籍图册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建立。景德三年，县里的僧人道常治理并扩建了这座院。门窗幽静深邃，殿堂寝室高大整齐，供宾客住宿的房屋、斋堂厨房、仓库和厅序排列在两旁。佛塔寺院所用的铙、鼓、木鱼、螺号、钟、磬等成套器物，各种器具都齐备。我听说，道常气质高大，虽然考察他的学问及其归宿，还不能说完全符合义理；然而他并没有荒废经营生计的事情，他的勤劳也符合当地风俗。只要有了多余的财物，他就立即散发出去，不因一点点积累而吝惜；喜欢清淡俭朴、无所牵累，又似乎能够战胜当地人吝于施舍、喜欢争斗的心态，这是值得欣喜的。有人说：假使道常不沉溺于自己的学问，而他的归宿完全合于义理，那么在全县人中显得杰出的，难道一定是道常吗？这一点我不敢断定。庆历三年九月，他和弟子商议说：“我排除蓬蒿杂草，治理这座院子，没想到竟然成就到这种程度。如今我老了，恐怕默默无闻地留给后来的人；我们共同筹划写成文字，买石刻下，使它永远和这座院子一起流传，可以吗？”大家都说可以。于是推举他的弟子子思来请我作记，我便来而没有推辞，申说其中可以称道的地方，赞美嘉许道常，让文章刻下向县里人展示，希望能对他们有所激励。《莱园院佛殿记》。这篇文章没有别的特别结构，只是没有被佛殿本身的题目和限制所困住，这便是高明之处。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莱园的僧人可栖得到州人高庆、王明、饶杰共同带领百姓捐钱，在他的院中修建佛殿；佛殿建成后把佛像安置在里面，他来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起初，莱园在尚书省有登记，在城南五里有土地，但那里长满草木，牛羊践踏，想找人建屋居住，却一直没有人。可栖来到后高兴地说：“这是天下废弃的土地，没人争夺，我得到它在这里终老，这就足够了。”于是他靠给人治病取得资财，就地修建寝室、草庐、讲堂、重门、斋堂厨房的房屋，以及供宾客住宿的房舍，召集弟子一起进去居住。唯独佛殿的工程最大，他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便让高庆、王明、饶杰拿着簿册到民间募捐，得到一文便记下，细微的钱财也没有不接受的，逐渐积累，满一个月便足以使用。工程完成时，从可栖来这里居住算起，到这时大概已经十年了。我观察佛教徒，凡是有所兴建，他们都用力勤勉，用心专一，不肯草率完成，也不求迅速见效，所以善于以小的积累成就大的事业，以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如自己的志愿。这难道只是佛教的学说足以感动人吗？其中也有智慧在。像可栖这样披荆斩棘、经营筹划，搜集细小零碎的资财，忘记十年之久，直到自己的志愿实现，他靠自身努力达到这一点，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形吗？” 唉！佛教的法度本来已经在天下很盛大，而学习佛法的人又如此善于发展它。至于世上的儒生学习圣人的道理，既然自以为已经达到最高境界，等到承担天下事务时，却从来没有勤勉实行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操守。年长者和年轻人相互议论说：“不过是一时的利益罢了，怎么能一定要经过世世百年的教化积累，等待长久的功效呢？”他们世代以这种思想相互熏染，经历一千多年，即使有贤者出现，也不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志向。由此看来，儒学反而远远比不上佛教的学者。那么佛教所以兴盛，难道不是因为儒者所自守的东西衰落了吗？我为它作记，不只是为了表彰可栖的才能，也是为我所奉行的儒道不能实行而惭愧罢了。《洪渥传》。有深刻的思考，也有严密的法度。洪渥是抚州临川人。他为人平和，与人交往，开始并不使人觉得特别欢喜，时间久了却很有意味。家里贫穷，他以进士身份参加乡试，以擅长作赋闻名。最初向有司荐举，接连多次都被黜退。过了很久，才得到官职。他任官不放纵驰骋，也很久没有升迁，最终任黄州麻城县茶场监官，直到去世。他死后不能运回安葬，也不能把妻子儿女带回来。同乡人听说洪渥去世，无论贤者还是普通人，都为失去他而遗憾。我年轻时和洪渥相识，却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洪渥死后我才听说，他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哥哥；洪渥得到官职时哥哥已经老了，不能和他一同赴任。洪渥到了任所，便按照家中人口计算俸禄的使用，拿出剩余的带回家，买田一百亩，让哥哥居住。然后他又离家赴任，哥哥一定安置妥当。洪渥死后，哥哥没有儿子，便多次派人到麻城，安抚洪渥的妻子儿女，想把他们带回来共同居住，把田地交给他们。他们大概很弱小，力量不足以自行来到这里。哥哥更加衰老了，无可奈何，便每每想起这件事而悲伤。他仍然不断设法料理，忘记了自己年老。洪渥兄弟能够这样，可以说无愧了。洪渥平时似乎不能托付给他事情，等到有人遭遇急难需要帮助，他却早晚不停地奔忙。他对于别人，是真正有恩德的人。我观察古今豪杰士人的传记，评论人的品行义举，凡是不列入正史的，往往致力于搜集奇异之事来震动世俗；有时事情高尚得无法继承实行，有时为了伸张一个人的善行而诬说天下人都不如他。即使把这些事归入辅助教化、警醒世人的一类，然而按照中庸之道考察，有时也还是过分了。像洪渥所存的品德，大概是人人都容易做到的，所以把它记载下来。《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五。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明代茅坤编撰。《南丰文钞》十。论议杂著。

译《唐论》。文风似乎稍弱，但议论却正大恰当。成王、康王去世后，百姓再也见不到先王的治理，日益陷入混乱，直到秦朝，秦朝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法度全部废除。天下人已经攻打秦朝并使它灭亡，于是归属于汉。汉朝作为汉朝，历经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汉两次拥有天下，接近四百年；然而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律，即使更改秦朝的旧事，也多附会自己的意思，并不是想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拥有天下。真正有拥有天下之志的，只有汉文帝；然而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虽然仁德的声誉很美好，当时的法度仍然不能与三代相比。汉朝灭亡后，强者便分割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重新统一天下，但统一不久就灭亡了，它们的情况不足以议论。取代隋朝的是唐朝，历经十八位君主，接近三百年；其中治理天下最盛的，是太宗做君主的时候。他能屈己从谏，有仁爱之心、爱护人民，可以说有拥有天下的志向。他用租庸制度安排百姓，用府兵制度安排军队，用职事安排官员，用才能安排职位，用兴起义理来治理风俗，用尊重农业根本来安定众人。赋税徭役有固定制度，军队和农业各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虚名，职事没有废弃，人人习于善行，行为不偏离末业，使上层掌握的事务简要而不烦琐，使从下层取得的赋税少而容易供给。百姓实际上从事农业而保有军备，有军人的名分却仍享有农业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浮滥；人才的等级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系能够相互承接。他们的廉耻之心一天比一天笃厚，田野一天比一天开辟；按照这套法度施行，国家就安定太平，废弃它就危险混乱，可以说具备了治理天下的人才。施行几年之后，粟米价格低廉，一斗米只值几钱；居家的人有多余的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了废置刑罚的境地，这可以说是治理天下的成效。拥有治理天下的志向，具备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不能与先王并列，是因为法度的施行比拟先王还不完备。礼乐的制度、田地疆界的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比拟先王还不完备。太宗亲自置身行阵之间，作战必胜，攻城必克，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武功，却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夷狄远达万里，是古代未曾达到的范围；用政令使他们无不服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盛大，却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从唐尧、虞舜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商汤的治理，从商汤的治理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从文王、武王的治理经过一千多年，才有太宗做君主。太宗有拥有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由于他的制度仍不完备，不能与先王并列，称为治理最完善的时代。这样看来，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每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太平之世；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过一千多年仍未遇到治理最完善的时代。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代是不幸的，士人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如舜、禹处于唐尧时代，八元、八恺处于舜时代，伊尹处于商汤时代，太公处于文王、武王时代，大约都要五百多年才遇到一次；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经过一千多年，即使有孔子的圣德、孟轲的贤能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即使有唐太宗这样的君主，也未必能够在当时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同样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因此我叙述其中的是非得失，不只是供做君主的人考察，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任职的士人也可以把它作为鉴戒。《讲官议》。文章严密峻厉，一定是因为当时伊川争论讲经时应当坐着，所以有了这篇议论。孔子用来教人的话说：“不到心里苦闷、口中想说而说不出的程度，就不启发他；举出一个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方面，就不再告诉他。”孟子教人的话说：“有来回答问题的人。”荀子教人的话说：“没有提问就告诉他，叫作傲慢；问一个问题却告诉他两个方面，叫作□傲。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君子有问必响。”所以礼制并不规定前往主动教导，而是等待学生提问；那么老师的职责，只是有人提问才告诉他。世上那些拿着书讲学的人，整天说个不停，却没有人向他提问；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强行聒噪，还想把自己任作老师，真是荒谬。古代教导世子的办法，是太傅审察父子、君臣的道理来指示他，少傅侍奉世子，让他观看太傅的德行并仔细教导他。既然指示他道理，还认为仔细说明是浅薄的，所以不这样做。何况老师应该怎样做呢？端正自己，使观看他的人受到感化罢了。所以有的人得到老师的行为，却未必得到老师行为的原因；得到老师的言语，却未必得到老师言语的意义。仰望它越仰望越高，钻研它越钻研越坚。德行达到这样，然后老师之道才算完备。因此天子不能召见他，诸侯不能和他交友，更何况能够把他当作臣子吗？这就是伊尹、太公、子思、孟子这一类人能够忘掉世俗权势，以及唐尧、虞舜和三代那些大有作为的君主能够忘掉自身权势的原因。” 世上那些拿着书在宫禁中讲学的人，官职以“侍”为名，那么他们所承担的职务本来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却自以为是在行使老师的职责，应该坐着讲学，于是向皇上请求。他们的说法是：“一定要这样，然后才符合古代所谓坐而论道的制度。”坐着议论政道，说的是三公；起身施行政令，说的是卿大夫。这是说他们职务上有无作为，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尊重老师。况且礼制规定，朝见君王和群臣时都站立，没有独自坐着的人；宴饮时都坐着，没有独自站立的人。所以坐着从来不曾被当作尊师的礼节。从前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说“坐下”便坐下；曾子侍奉仲尼，孔子说：“参，你再坐下便坐下。”这些话，大概只是老师命令学生的方式，还不能算真正有老师的尊严。只是有些人卑屈奔走，反而自己请求坐着罢了。那么世上这样做的人不是荒谬吗？所以作这篇议论来解除他们的疑惑。王遵岩说：“这篇文章根据经典训诂作为抨击的依据，措辞严厉有力，同时又保留委婉曲折，是极好的文章。” 《公族议》。也符合经典。

译天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而成为天子，其他儿子都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世系而成为诸侯，其他儿子各自在本国成为卿大夫，都拥有采地。别子的嫡长子继承世系，世代享有他的采地；他的族人百代都尊奉他，这叫作大宗。别子的其他儿子也各自在本国做卿大夫，他的嫡长子和兄弟尊奉他，五代之后便停止，这叫作小宗。大概天子的嫡长子世代继承成为天子，其他儿子世代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世代继承成为诸侯，其他儿子各自在本国成为卿大夫，世世代代享有采地，永远传承下去。难道会因为服丧关系结束，就断绝他们的俸禄、地位、衣食和婚娶，让他们自己谋生吗？不只是这样。从前周公兼并制治理天下，分封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有五十三人。大概属于兄弟之国的有十五人，属于姬姓之国的有四十人。能够见到名称的，就是管、蔡、郕、霍、鲁、卫、毛、▯、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邘、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这一类。称为兄弟之国的十五国，是周的近亲；称为姬姓之国的四十国，是周的同姓罢了。周王授予爵位和命令，使他们传承国家直到无穷，难道会以服丧期限作为断限吗？至于宗庙的数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然而祭祀制度中，虞、夏、商、周的禘祭、郊祭、祖祭、宗祭和远祖祭，有的追溯到数十代以前，也从来没有以服丧期限作为断限。向上推究，是报答祖宗的根本，直到无法计算；向下推究，是扩大骨肉亲情，直到无穷。大概根基积累得深厚，流传的恩泽就长远；对天下有功的人，就接受天下的报答。这种道理和次序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拘泥于通常的见解，在极其细微的范围内计较吗？所以服丧期限结束、悲戚之情变淡，是用来节制人的常情的；至于规定大宗小宗的制度，怎么可以用它来议论帝王的功德，作为广泛亲爱亲族的法则呢？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分封黄帝、唐尧、虞舜的后代，下车以后就分封夏、商的后代。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尚且特别加以显贵，急切到这种程度。何况帝王承受祖宗的重任，推究功德所从来的根源，难道可以凭借天下这样大的规模，却吝惜骨肉之恩，以至于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吗？孟子说：“仁人对于兄弟，只是亲近他们、爱护他们罢了。亲近他们，是希望他们显贵；爱护他们，是希望他们富裕。”先王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同姓亲族之间，所以给他们分土地，给他们分百姓，给他们分宝玉，给他们分宝器。成王、康王说：“我不能独自享有文王、武王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没有不充分推行深厚恩德的，从来没有采取那种简略的做法。大概《诗经》中的“裳裳者华”一诗，讽刺当时抛弃贤人、断绝功臣世袭，只让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陪臣家族流传的现象。他们后来降为奴仆，叔向也把这看作晋国的忧患。何况帝王的功德与天地相等，难道可以使七八代以后的子孙和乡里的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吗？后世没有封国、采地的公族制度，但有的在朝廷任职，有的从府库得到赏赐，这也就是亲近他们、使他们显贵，爱护他们、使他们富裕的意思。把名字登记在宗籍中的宗室繁衍昌盛，实在是国家的喜庆。有司虽然因此耗费财物，却并不比天下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独有五十三国时更多。也只是寻求适中的办法加以节制罢了。如今却命令除袒免服以外的宗室不再参与官职、衣食、婚娶，让他们自己谋生，这同样是不考察古制。对于礼法来说，怎么这样粗野呢？因为世人不能辨明这个道理，所以写作《公族议》，使好学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三人〕 《为人后议》。引据最为严密，大概因为发生了濮园之后的事情，所以有了这篇议论。按照礼制，嫡长宗子没有儿子，就由族人以支子作为他的后嗣。作为后嗣的人，要为所继承的宗子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降服齐衰期。礼制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所能认识的，先是切近的事，就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再认识到远一些的事，就知道有尊敬父亲的道理。知道尊敬父亲的道理，就知道尊崇祖先；知道尊崇祖先，就知道大宗上承祖先、下统摄宗族，是不可断绝的，所以才有以支子为后嗣的规定。作为后嗣的人，因为从这个宗子那里承受了重大的宗统，所以不得不以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已经以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如果不同时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等级，仍然担心不足以表明所继承者的重要。既以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又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等级，然后才可以说足以表明所继承者的重要，继承祖先的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所谓收摄族人，《礼记》说的是同族人合食，按照昭穆排列次序，以礼义分别亲疏之类；这还只是诸侯别子的大宗，就已经如此尊严。何况礼书所说的天子以及天子始祖所出自的祖先，这是天子的大宗，是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主宰，是族人万世所依归的对象，难道可以不彰明它最尊贵、最重要的地位吗？所以前代有些君主以支子继承皇位后，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给他们加上名号和地位，建立宗庙奉祀，都受到古今人的非议，实在是因为他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切近的私亲，不能割舍私爱，又不能用礼制加以节制，因此丧失了奉承正统、尊奉不能有两个至上者的道理。若对所继承的宗子以尊贵丧服服丧，又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等级，并且对自己的父母退去原有的名号和地位，不敢以非礼的方式加尊；宗庙祭祀也不敢以非礼的方式奉祀，那么至亲之恩和大义本来已经都完备了。有人却说，还应当改变自己父母的称谓，按照所继承者来称属，这却是不懂得考察礼制。礼制规定，为别人后嗣的人，要为所继承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或女儿服丧；这些丧服，是为所继承者而服，不是为自己而服。为自己的父母服期，为自己的兄弟服大功，为出嫁的姐妹服小功，这些都是在本来丧服的基础上降一等；这些丧服是为自己而服，不是为所继承者而服。假如对自己的父母服丧时，称他们为自己的父母，却又说是所继承者的父母，这样名称和实际相违背，丧服和恩情相冲突了。圣人制定礼制，不会这样错乱。况且自古为别人后嗣的人，不一定都是亲兄弟的儿子；同宗族人都可以作为后嗣，那么就有以服大功、小功的兄弟之子为后嗣的。

译也有以服缌麻、袒免，或者无服的兄弟之子为后嗣的。如果应当按照所继承者来称属，那么也应当按照所继承者来服丧。若按照所继承者来服丧，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就应当有服大功、小功、缌麻、袒免或无服的不同情况；可是圣人制定礼制，对于他们都规定服期，只是用来表明所继承者的重要，并不是因此就认为应当改变自己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亲属关系既没有改变，称谓当然也不能改变。《戴德王肃丧记》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他服丧的仪节，是居倚庐，言语、饮食都同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样。不同的是，不举行不祥之祭和禫祭；即使除去丧服，内心仍服丧三年。’所以直到今天，这一规定还载在服制令中，从未改变。哪里有服丧制度规定得如此重大，却竟然可以断绝对父母的称谓呢？又《崔凯丧服驳》说：‘本生父母有自然的恩情，降服一等，就足以表明所继承者是尊贵的，没有理由竟然断绝与本生父母的关系。既然从未认为可以断绝亲情，却动辄说可以断绝称谓，这也是糊涂。况且支子之所以继承大宗，是要推扩他尊敬父亲的心意来尊崇祖先。难道只因为尊崇祖先，就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吗？这难道是推本恩情产生的根源、也是先王教导天下的本意吗？’ 《礼》又说：‘嫡子不能为别人后嗣，因为他要承传宗统；支子可以为别人后嗣，因为他不承传宗统。’让承传宗统的人继承自己的宗子，让不承传宗统的人继承大宗，这个用意可以说合乎人心，使两种义理都得到安顿。如今若让为别人后嗣的人，只因降低自己父母的丧服一等，便改变他们的称谓，不再称为父母，这就不是使两种义理都得到安顿，而是不合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人对于大宗，尊贵而重要到了极点，不可以断绝尊崇尊贵的道理；子女对于父母，也尊贵而重要到了极点，不可以断绝亲爱亲人的道理。尊崇尊贵与亲爱亲人，两种道理是一样的，不能废弃其中任何一个。所以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降服，礼制确实有这种规定；但要断绝自己父母的称谓，礼制却没有这种规定。有人认为想要断绝称谓，大概是厌恶出现两个关系，想让它们合为一个，以便使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完备。考察实际情况，有称为所继承的父母，有称为生身的父母；制定丧服，也有为自己而服、不是为所继承者而服的，有为所继承者而服、不是为自己而服的。既然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二者并存而强行合为一体，至于称谓，大概是根据实际关系产生的，却不知道也不能因为厌恶二者并存而强行合为一体，这也就过分了。即使可以强行把称谓合为一个，但实际关系并不相同，所服丧服也不相同，终究还是行不通。若要改变称谓，问题就在于想断绝其中一个称谓。所以古代圣人知道不能因为厌恶二者并存而强行合为一体，却能够使关系疏远的亲属彼此承担更重的义，使关系亲近的亲属彼此承担较轻的服制，只是依靠礼义罢了。为什么呢？为别人后嗣的人，对于所继承者来说并不是自己的亲生亲属，却为他服斩衰三年，主持他的祭祀，这是用义来引导他。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实际上是亲生亲属，却降服齐衰期，不能参加他们的祭祀，这是用礼来抑制他。用义引导，就使关系疏远者相互承担更重的义；用礼抑制，就使关系亲近者相互承担较轻的服制。这样，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就完备了。那么，想使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完备，应当用礼义从内在关系上加以彰明，而不在于厌恶二者并存，强行在外在称谓上改变它。所以《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说：‘为别人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是经文中明白规定为别人后嗣的人对本生父母称父母的文字。汉代祭义认为宣帝的亲生父亲谥号应称悼，魏相认为应称尊号为皇考并建立宗庙。后世议论者都认为给他加皇号、建立宗庙是不对的，至于称为亲、称为考，却从未有人认为不对。后来魏明帝尤其厌恶为别人后嗣的人厚待自己的本生父母，因此认为汉宣帝给悼考加皇号不对；又说后世继承人如果由诸侯入继正统，都不得把父亲称为皇、把母亲称为后。这大概也只是禁止随意加上不合正统的名号，却从未废除考、妣的称谓。这见于前代议论，是为别人后嗣的人称本生父母为考妣的明文。又晋代王坦之《丧服议》说：‘父母恩德无穷的重大关系，不是制度教令所能裁断的；过去的称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取消的。’这说明出继者之身所以仍然为本生父母服丧。又说：‘感情不能夺去，称谓不能废除。尊崇根本、叙明恩情，所以才降服。’由此可知，为别人后嗣的人从来没有去掉所生父母的称谓，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所以王坦之引用这些话作为制定丧服的证据；这又是前代议论中为别人后嗣的人称本生父母为父母的明文。这样看来，为别人后嗣者的亲属关系，见于经文，也见于前代议论，称为父母、称为考妣，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于见于其他书籍和史官记载的，也有称为父母、考妣、私考妣、本亲、亲者，数不胜数；而把他们称为伯父、叔父的，不仅礼制中没有，自有典籍记载以来也从未有过。如今想要让人按照所继承者来称属，改变自己父母的称谓，这是非常特殊的异说。不遵从经文和前数千年历代的议论，也是非常特殊的异说。既然没有考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将凭什么向天下人表明呢？况且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用来治理这种关系。如今忽然想抛弃这些，来伸张没有考据根据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为别人后嗣的人称本生父母为父母，就成了两个正统、两个父亲，这可以吗？所谓两个正统、两个父亲，是说给考加上皇号、建立宗庙奉祀，这样就是不专一于正统，对所继承者心怀二意，所以要彰明其错误；并不是说必须改变自己父母的称谓。那么，给考加皇号，与礼制以及古人称皇考的做法有区别吗？回答说：皇考这个名称，含义有三种。《礼》说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这样看来，皇考是曾祖的庙号。魏相说汉宣帝的父亲应称尊号为皇考，既不是礼制中曾祖的称谓，又有尊号的含义，所以魏明帝认为给悼考加皇号不对。至于光武帝对南顿君也称皇考庙，其意义正出于此，是把加皇号作为尊称已故父亲的做法。

译屈原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伯庸；又有晋代司马机为燕王所作的告祢庙文，称‘谨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又推广到群臣，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把皇考作为曾祖的庙号，古代使用；作为尊称已故父亲的称号，汉代使用；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直到今天仍在使用。那么，这个称谓也有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的情况吗？回答说：把加皇号作为尊称已故父亲的称号，施用于为别人后嗣的情况，就会干犯正统，从礼制上考察是不可行的。推广到群臣，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施用于为别人后嗣的情况，并不干犯正统，从礼制上考察是可以的。那么，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有什么情况不可以呢？回答说：像汉哀帝的亲生父亲被尊为恭皇，安帝的亲生父亲被尊为孝德皇，这又是从礼制上考察不可行的。况且按照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儿子用天子的礼制祭祀父亲，父亲的尸服却穿士的服装，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这是为了尊重父母。前代失礼的君主，给本生父母尊崇地位和名号，难道只是丧失了作为后嗣奉祀正统、尊奉不能有两个至上者的道理吗？这也是以子给父亲加爵位、以卑下的命令尊贵者，同样不是尊敬厚待亲人的办法。前代给本生父母尊崇、加上不合正统名号的人，过失就是这样；后世又有人说应当依照期亲的旧例，增加官职、扩大封国，也可以说都不合礼制。所谓考，是父亲去世后的称谓。但它用于礼制时，不过是朝廷典册中的文字和宗庙祝祭中的辞语罢了；如果不加地位名号，就没有典册文字；不建立宗庙奉祀，就没有祝祭辞语。这样，即使纠正了称谓，哪里有实际施行的地方呢？不过是说话时不可不合乎名分罢了。前代从未认为这值得怀疑，是因为礼制规定得很清楚。如今议论者纷纷，甚至耗费很长时间仍不知道如何裁决，大概是因为不考察礼制，而任凭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从经文中采录材料，列出其中的防范之意，希望可以据此相互商量考订。论救济灾害 曾巩的重大议论，剖析利害最为分明。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城郭毁坏，房屋倒塌，百姓暴露在外，缺少粮食。皇上忧虑怜悯，下令宽缓刑罚，派遣安抚慰问的使者，恩德十分深厚。然而百姓的困难在于无处居住，不用钱就不能建造房屋；困难在于缺少粮食，不用粟米就不能充饥。这两件事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得不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奔走，也没有办法救济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请求。有司建议，请打开仓廪给他们粟米，壮年人每天二升，幼年人每天一升。皇上不到一天就答应了，所赐可以说很多了。然而有司所说的，只是通常实行的办法，并没有审察事情的始终，看到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如今河北遭受地震水灾，被毁坏的地方很多，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灾变。遭遇非同寻常的灾变，也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恩典，然后才可以振救他们。如今百姓无处居住、缺少粮食，已经失去自己的生业了。假如让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地等待上面发放二升粮食，那么势必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农民不能再修治田间沟畎，商人不能再经营货物财产，工匠不能再利用器具谋生，闲散百姓也不能再迁移谋生。执事把一切事情都放弃，只专心等待每天一升一合的粮食，苟且求得活命，这只是在供养饿死的人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中等人家计算，一户有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粟三石六斗；幼年四人，每月应领取粟一石二斗。平均每户每月要领取粟五石，这种办法很难长久实行。不能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生活？如果长久实行，那么遭受水灾的地区已经没有收获秋粮的希望，不到来年麦子成熟时继续赈济，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子成熟，共十个月，每户应领取粟五十石。如今遭灾的有十多个州，每州按两万户、中等以上人家计算，再除去没有受灾、无需依靠县官供粮的一半，那么需要县官供粮的有十万户。若供粮不能遍及，就会施舍不均，百姓仍有无处申诉的人；若供粮遍及，就应当使用粟五百万石，然后才可以办成这件事，这又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至于发放之时，还有迟速不同、均不均等、真假难辨、聚集扰乱、辨察烦琐等问题，任何一处安排失当，都足以造成弊端。又让人群聚居，空气长久郁滞，必然会产生疾病瘟疫，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危害。况且这不过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粮食罢了，至于建造房屋的费用，又从哪里取得呢？建造房屋的费用既然没有来源，而他们又到州县去领取粮食，就必然成群离开故居。他们原来的居所中，即使有尚可修复的残墙破屋，有尚可利用的旧木料旧瓦，有尚可依靠的器具和各种物品，也一定会因为无暇顾及而抛弃；甚至有人杀掉马牛离去，有人砍伐桑树枣树带走，这种危害也可以说很严重了。如今秋气已经过了一半，霜露刚刚开始出现，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自己，大概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这样下去不能制止，就会使近边塞的地区空虚；近边塞的地区失去能够作战的百姓，这是众多士大夫所担心的，不能说没有祸患。近边塞的地区失去耕种养蚕的百姓，这是众多士大夫没有想到的，而祸患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失去能作战的百姓，将来一旦有警报，边境守军就不能不增加；失去耕种养蚕的百姓，将来即使没有战事，边境购买粮食也不能不昂贵。这两种后果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可奈何的计策，逃入仓库，偷取一袋粟米、一束丝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有司的禁令，就一定会像受惊的鸟一样惊窜，在草野中暗自拿着锄头、棍棒抵抗巡逻官吏。强悍的人既然喧嚣而动，弱者也一定会跟随聚集起来。不幸如果有一两座城的地方接连出现击鼓报警，国家难道还能安然无事吗？

译何况外有边疆的忧患，内有郊社祭祀将要举行，怎么能不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在苗头尚未出现时消除呢？那么，当前的办法是，下达一纸诏令，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贷给他们粟一百万石，这件事就足够了。为什么呢？假定遭灾各州共有十万户，如果每户得到粟十石、钱五千，下等人家平日的财产还没有达到这个数。百姓得到钱就能修整住所，得到粟就能供给食物；这样农民可以修治田间沟畎，商人可以经营货物财产，工匠可以利用器具谋生，闲散百姓可以迁移谋生，执事也可以让他们全部恢复自己的生业，不失去正常生活的计划；这和让他们专心等待上面发放每天二升的粮食，因而没有时间顾及其他，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照有司的说法，要用十个月的费用，耗粟五百万石；按照现在的办法，只用两个月的费用，耗粟一百万石。何况现在贷给他们，以后再收回，足以救济他们的困乏，最终又不会损害储备的实际数量；真正耗费的只是钱五十万贯[原文“钜万贯”疑有讹误]罢了。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久打算。又没有发放不当的弊端和瘟疫的忧虑，百姓不必离开故居；只要有尚可修复的残墙破屋，有尚可利用的旧木料旧瓦，有尚可依靠的器具和各种物品，都能保全而不致丧失，何况还可以保全牛马、桑树枣树，这种好处也可以说很大。即使寒气刚刚开始，也没有露宿在外的忧患；百姓安居而粮食充足，就会产生乐于生活、珍惜自身的心；各自恢复生业，势必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去，引诱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饥荒之年聚集饿死的人，给他们一升一合的粮食，对于救济灾害、弥补损失的全局没有益处，这是通常办法的弊端。如今废除通常办法的弊端，用钱和粟一次性赈济他们，足以救济他们的灾患，恢复他们的生业。河北百姓听到诏令颁布，一定都会庆幸有所依赖，自安于田间，背着钱和粟回家，使自己的父母妻儿脱离流亡、辗转死亡的祸患；他们就会感戴皇上的施舍，怀有想要报答的心，哪里会有尽头呢？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想让皇上的仁义流传无穷呢？这样如果还不能得到人和、不能使上天满意，从来没有这种道理。下民和睦，上天满意，然后皇帝的玉辂缓缓启动，前往南郊祭天；边远荒僻地区，也会有人捧着玉帛前来进献；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闹之声，这难道不是在可以施为的时候适时改变灾变，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吗？这就是所说的审察事情的始终，看到众人尚未看到的地方。如果不及早提出这个办法，或许等到一旦出现击鼓报警的情况，即使想要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如今钱和粟恐怕不足以办理这件事。王者的财富，藏在百姓那里；有余时就取用，不足时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起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一起会富足？自古至今，从未有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困，或百姓饿死而君主独自保有财富的事情。所以又说：不怕贫穷，而怕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重要的警戒。因此古代耕作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蓄，足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称为王政成功；唐尧时水灾、成汤时旱灾而百姓没有被弃置、没有饿死，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如今国家仓库中的积蓄，本来不只是为国家自身的费用，凡是为了百姓而储备的也包括在内。即使仓库没有余粟，库府没有余财，到了救济灾害、补救损失的时候，尚且不能停止，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使用，难道能因为担忧将来不足，就眼看着百姓死亡吗？古人说：剪指甲应当剪到肌肤，割头发应当割到身体；先王对于救灾，连肌肤毛发尚且不吝惜，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州军共有三十七个，受灾的不过十多个州军；其他州的田地秋收有望，如今有司正在籴买。粟米的通常价格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不但足以使农民获利，也容易买到一百万石。每斗增加一二十钱，是我权宜处理当前事情的办法，是有理由这样做的。用实钱按正常价格支付，再用茶、荈、香、药之类补充虚估的价格，不过是捐出价值数万贯的钱购买茶、荈、香、药之类，而所需费用就足够了。茶、荈、香、药之类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个更值得吝惜？不用等待讨论就可以知道。花费钱五十万贯，再捐出价值数万贯的茶、荈、香、药之类，就足以救济一时的灾患、为天下作长远打算，其中利害轻重，也不难明白。只是看我们的有司能不能超越拘泥局限的见解，破除通常实行的办法罢了。这是当前事务的紧急之处，所以写下这篇议论。

译《书魏郑公传》借魏郑公来讽刺世上焚烧奏稿的人的错误，议论十分圆通畅达，值得诵读。我观察唐太宗常常屈己而听从群臣的议论，魏郑公一类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念皇帝知遇之恩，不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的忠诚固然极其真挚，也因为得到君主信任才如此。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治理得好，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君主，而前代君主比不上他的原因，根源都在这里。能够知道唐朝有这些情况，是因为他的奏书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把进谏争辩的事情交给史官记载，太宗却因此发怒，薄待他的恩礼，丧失有始有终的道义时，我没有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更加知道郑公的贤能。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不过应当遵循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抹去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声来偏私自己的君主；焚烧奏稿就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地方：如果认为进谏争辩应当掩盖，就是把进谏争辩看成不美好的事情，那么后世谁还会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不只是丧失一时的大公，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没有进谏争辩的事情，从而助长他们的怠惰和猜忌。太宗末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而不再进言，渐渐不能了解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失败，才开始悔恨郑公不在世；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他们的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极其紧迫；这些内容保存在书中，从未加以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假使当时删掉并抛弃这些文字，只取得一点小小的谦让名声，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辞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说话造成的。这样，谏诤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恶行在后世更加暴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原则是为尊者、亲者和贤者避讳，这不是与此相反吗？《春秋》之所以避讳，是因为所避讳的是恶行。采纳谏诤，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奏稿的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焚烧奏稿的人是谁？不是伊尹、周公做的，是近世那些只求一点小小虚名的人做的，而且他们这样做也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如果焚烧奏稿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失，却让后世流传这种做法，那么就是使后世看不到奏稿中的是非，而必然把过错都归在君主身上，把美名都归在自己身上，这难道能说是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奏稿中的言论，他这样做究竟是正是邪还无法知道；但他焚烧奏稿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如此呢？这难道不是谋划自己的奸计吗？有人说：‘当着君主的面发表言论，出来时却说诡异的言辞，这与焚烧奏稿有什么不同？’回答说：‘这是圣人从未说过的道理。’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是说君臣之间议论时，不想让当时的人泄露这些言论罢了，难道是要杜绝它向万世流传吗？唉！以诚信对待自己，侍奉君主时难道可以欺骗君主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正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苏明允哀词》叙述苏明允的生平，也写得很有生气，颇为可观。明允姓苏，名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他起初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才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回去后，烧掉自己所写的文章，闭门读书，过了五六年。学问积累已经丰富，这才重新写文章。他的文章少则大约一百字，多则一千字；论述事情、分析道理，引用事物、寄托比喻，铺陈时能够充分表达，简约深远时能够显出深意；近处的事能写得广大，重大的事能写得细微，细小的事能写得显著，繁杂的事能写得不乱，纵横驰骋又不流于放荡。他文章的雄壮俊伟，好像决堤的江河奔流而下；光彩明白，好像牵引星辰向上升腾。他文章的大略就是这样，也是我在没有明说之处所说的内容，可以由此推知。明允每当对自己的穷困或显达、获得或丧失、忧愁或叹息、悲哀或欢乐有所感触，心中有所寄托，一定在文章中发抒出来。对于古今治乱兴衰、是非可否的关节点，心中有所选择，也一定在文章中发抒出来。至于应酬交往、万事变化，虽然纷纷从外部发生，但他内心的用意从未不在文章中。嘉祐初年，他和两个儿子轼、辙再次离开蜀地，游历京师。如今的参知政事欧阳修，当时任翰林学士，得到他的文章，认为很不寻常，便把文章献给皇上。不久欧阳修任礼部官员，又得到他两个儿子的文章，把他们选拔到高等。于是三人的文章盛传于世，得到并阅读的人都为之惊叹，有的感叹自己无法赶上，有的仰慕而仿效他们。从京师直到海边和边远关塞，士大夫没有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家都有他们的书。不久，明允被召到舍人院考试，却没有赴召，朝廷特意任命他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因贤良方正策论考试入选。于是三人更加显名于当时，他们的声望也更加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呈他的礼书，没有得到答复。四月戊申，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从天子和辅臣直到里巷之士，都听闻后为他哀悼。明允所作的文集有二十卷，流行于世。他所编纂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以及重新订定的《谥法》三卷，都收藏在有关官署。他又撰写《易传》，但尚未完成。读他的书，就可以知道他的精神和为人。明允为人聪明有才智，超过常人；性情平和，容色温厚；喜欢谋划策略，务必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肯沿袭旧路；很喜欢谈论军事，慨然有建立功名的志向。两个儿子中，轼任殿中丞、直史馆，辙任大名府推官。这一年，按照明允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归葬蜀地。已经请欧阳公为他撰写墓志铭，又请我写辞来哀悼他，说：‘铭将要放入墓穴中，辞将要刻在墓碑上。’我推辞不过，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说：‘啊，明允啊，是国家的贤良；气度十分平和啊，志向却坚强。阅览古今啊，辨明兴亡；惊动一世啊，擅长文章。驾驭六匹马啊，奔驰无边；决开大河啊，冲击扶桑。光彩灿烂如星斗啊，射出精妙的光芒；众人佩服玩味啊，铭刻在肺腑。自京师啊，直到幽远荒僻之地；何况还有两个儿子啊，和你一同翱翔。唱起律吕啊，协和宫、商、羽；气势巍峨啊，正要飞扬。谁说命运啊，变化无常？忽然离世啊，在汴水之阳。只有自己所著的文章啊，光辉灿烂；留给后人啊，庆泽更加长久。啊，明允啊，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译《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六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引》苏文公在蜀地边远之处崛起，他的学问以申不害、韩非为根本，而他的文章又杂取荀卿、孟轲以及《战国策》诸家的特点，不敢马上说他得到了古代六艺传人的遗风；然而他刻画议论的深峻，幽深细密的思考，博大的见识，奇特峭拔的气势，并非近代儒生所能达到。总的来说，在韩愈、欧阳修以下，他可以和各位名家相互辉映。等到他的两个儿子接续声名，嘉祐年间的文章，已经与西汉文章同样的风格了。我阅读他的文章，选录其中书状十四首、论三十七首、记四首、说二首、引二首、序一首，厘定为十卷。归安鹿门茅坤题。《老泉本传》苏洵，字明允，眉山人。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愤求学。参加进士考试和茂才异等考试，都没有考中。他把平常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更加读书，于是通晓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下笔片刻便能写出数千字。至和、嘉祐年间，和两个儿子轼、辙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所著的文章二十二篇上奏朝廷。文章传出后，士大夫争相传阅，一时的学者都争相仿效苏氏写文章。宰相韩琦向朝廷奏荐，召他到舍人院考试，他以疾病为由没有赴召。于是授任秘书省校书郎。适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命他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和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共同修纂礼书，编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刚完成准备上奏，还未得到答复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朝廷赐给他的家属缣帛和银二百。他的儿子轼推辞所赐，请求赠官，朝廷特赠他为光禄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七 明代茅坤撰 《老泉文钞》第一 上书状 上仁宗皇帝书 这篇书信反复铺陈数千字，如同抽取藕中的丝，一段一段都有可爱的情致；其中指陈时政的地方，又往往深深切中宋代嘉祐年间的时事，老泉一生的文章和政事，大概都可以从这里略见一斑了。上个月五日，承蒙本州把中书省的札子抄录送来，又发公文通知臣，说两制官员议论上奏，翰林学士欧阳修奏报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请求皇上加以甄别录用。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考试，并且命令本州发遣臣赴京。臣本是田野中的平民，姓名没有在州里乡间显达，如今忽然被召，实在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通达朝廷。接受诏命后惊惧不安，不知所措。以陛下亲自具备至圣的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和天下众多士大夫，像臣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应当少；有没有臣，实在不会增加或减少什么。臣不幸患有背柴劳作留下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满足陛下搜求、举荐人才的心意，忧惶而自负罪责，无处容身。臣本是平庸之才，没有进身的途径。年轻时也曾想侥幸参加陛下的科举考试，有司认为臣不才，便把臣黜落。大概退居乡里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努力，也自知疏陋笨拙，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意旨，恐怕又要获罪，使皇上的明诏受到辱没。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意思是认为臣能够有所发明，或许对圣明政治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犬马之年几乎已经五十岁，却始终不敢废弃学业，其用意也只是想在当时略尽微薄之力，以实现平生的志愿罢了。如今虽然不能奔赴宫阙之下，使有司劳累，仍然不忍默默无言地终了此生。天下的事情中，那些深远而切实重大的，臣自知身份疏远卑微，不敢马上进言；至于那些切近而容易施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谨慎地分条写成十项，以答塞明诏。第一项是：臣听说，利益所在之处，天下人都会趋向那里。所以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如果想有所作为，整个百家市场都没有安宁的时候。古代圣人掌握天下最大的利益和权力，用来驱使天下；意向所到之处，天下人争先恐后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的权力，却不能使用，为什么呢？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