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七

译，听任其自然取得的有十个：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按次序列出可以取得的有六个，以保存教化：魏、梁、后唐、晋、汉、周。这样，尧、舜和三代之所以胜过后世君主，便都不在于正统。因此后世君主如果不是凭自己的道德取得正统，也就没有资格同尧、舜和三代相比。于是实际便受到重视。正统论中 正统的理论起于欧阳子，霸统的说法起于章子。对于二人的理论，我本来不得不赞同欧阳子而同章子辨析，以补全欧阳子的说法。欧阳子的说法完整了，我的说法也因此明白。章子说：“把秦、梁列入正统是错误的，还不够妥善；把魏列入正统则不对。”这是章子不了解名与实究竟归属何处。所谓正统，不过是说拥有天下罢了。正统果真只是名，又何必知道实际？看天下共同承认谁为君主，就把正统加给他，又何必管其他呢？章子认为魏不能统一天下，不应给予它正统。魏虽然不能统一天下，却没有谁比魏更强。吴国还存在，但并不是与魏二分天下的形势，为什么不把正统给魏？章子不排斥五代，也只是因为天下没有谁能与它抗衡罢了。如今却排斥魏，魏怎么会没有理由呢？正统，是因为厌恶天下没有君主才设置的。所以天下虽然没有统一，却还没有达到两个政权并立的地步，君子就不忍心把它排除，使天下陷于无君。况且德行相同而力量相等，不臣服也是可以的。如今天下不幸不能统一，德行既没有谁超过谁，弱者又不肯臣服于强者，于是便不给其中任何一方正统，这也是看重天下的不幸，反而助长不臣服强者的行为。章子说：“乡里人尚且以和盗贼并坐为耻，圣人难道能和篡位的君主拥有同一个名号吗？”我将说：“这个乡里人和这个盗贼，百姓都还是百姓，士人都还是士人，大夫都还是大夫，难道也要和他一同坐在相应的位置上吗？如果形势不得不和他同坐，那么乡里人还有什么可耻的呢？圣人取得天下，篡位的君主也取得天下，只是形势不得不与他同用一个名号，圣人有什么可耻的呢？我将说，圣人以篡位君主为耻，而篡位君主又哪里能够使圣人蒙耻呢？”章子说：“君子最重要的是居于正位；如果让不正的人居于正位，那么正与不正之间的距离还没有很远。”那么章子所说的正究竟是什么呢？是以一个人的正为正，还是以天下有君为正？一个人的正，是天下的私正；天下有君，是天下的公正。我不取私正。天下没有君主，篡位君主出来统治天下；汤、武死后，我到哪里去取正呢？所以篡位君主也只是当时的正罢了。章子说：“祖父和孙子即使相差一百岁，而儿子五十岁，儿子也不能算长寿。汉和晋虽然取得天下，而魏不能统一天下，魏就不能算拥有正统。”我将说：“如果哥哥四十岁死了，那么弟弟五十岁才算长寿，弟弟算长寿吗？” 那么，他的哥哥魏算拥有正统吗？不过是当时的情况罢了。章子把这比作妇人称舅舅宠爱的妾为婆婆，我将说：“舅舅既然把她当作妻子，妇人为什么偏偏不能把她当作婆婆呢？”以妾为妻是舅舅的过错，妇人称她为婆婆，大概不是妇人的罪过。举天下而授予魏、晋，也只是汉、魏的过错罢了。给予它们正统的人，独独有什么罪呢？使文王没有得到而魏、

译晋、梁得到的东西，都成为我所轻视的东西；这样，魏、晋、梁没有什么可对文王惭愧的，文王也没有什么可对魏、晋、梁惭愧的了。《正统论下》

译【原文缺失，无法翻译】欧阳子所论的是名分，所以不知道实际应当止于何处；章子所论杂有事实，所以即使晋、梁弑君这样的罪行，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恶行，他所说的实际等级反而也没有超过霸统。那些人起初获得正统的虚名，却没有料到其实际罪行会达到什么程度；章子便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是霸者。”如果以弑君的方式取得天下，仍不失为霸者，那么章子的学说本来就便利于篡夺者。难道章子会说弑君者的实际地位仅止于霸吗？大概是已经把他的实际情况归入相应名目，虽然还想再加罪责，却无从加起了。王者灭亡而霸者对天下有功，我认为汉、唐列为正统是合宜的。实在不得已，秦、隋、后唐、晋、汉、周取得正统，我尚且还有疑虑；怎么能把正统加给弑君之人呢？唉，我并不是不顾惜名分，而是顾惜实际。霸者对于王者，犹如兄长对于父亲。我听说天下做父亲的，曾有人被称作“尧”，于是又说“必须像尧才配称父亲”；稍微不如尧，就降为兄长，那么瞽、鲧恐怕还会被降到仆妾的地位。天下将会有把父亲降到仆妾地位的事，也就不足为怪了。遵从章子学说的人，其弊端本来就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说：“不如纯从名分上说。”纯从名分上说，因此晋、梁取得天下，名义上称为正统；至于他们弑君的事实，只交给天下后世去加以裁断，我不替它规定等次。这样一来，晋、梁的罪恶在天下人那里就无法尽数诛责，实际情况反而不会因此更受重视吗？章子说，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夏称氏，商、周称人。古人区别君主的轻重，确有这种情况。他是为了说明霸统的学说，竟执取圣人的一个方面来借圣人之口说话；这样一来，还有什么说法不能成立？我也要说：“孔子删定《书》，虞、夏、商、周都称为《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都称为《誓》。如果据此说它们都叫正统，谁能说不可以呢？”圣人对于事实，是在不损害名分的前提下才顺从它的。帝也是天子，王也是天子；称氏的也是人，称人的也可以说是氏。这样又损伤了什么名分呢？至于章子所谓“霸统”，却是损伤名分而妨害事实。《秦论一》议论确当 秦始皇帝十八年，攻取韩国；二十二年，攻取魏国；二十五年，攻取赵国和楚国；二十六年，攻取燕国和齐国，开始兼并天下。苏子说：“秦国兼并天下，并不是因为有道，只不过是机巧罢了，并不是侥幸。然而我认为秦国取齐机巧，取楚笨拙。它没有败给楚国，是侥幸。”唉！秦国的机巧，也不过是从智伯那里吸取教训罢了。魏、韩唇齿相接，而智伯却因此身死。秦国知道吸取智伯的教训，诸侯最终却不知道以魏、韩为戒。秦国兼并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湣王死后，法章即位，君王后辅佐他。秦国仍然进攻齐国。法章死后，王建即位；六年后，秦国攻打赵国。齐国、楚国出兵救赵。赵国粮食匮乏，请求齐国运送粮食，齐国却不把它当回事。秦国于是包围邯郸，赵国几乎灭亡。赵国虽然还没有灭亡，但齐国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了。秦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四十多年没有向齐国用兵。以法章这样的才能，秦国却进攻他；王建没有才能，秦国却不进攻他。这是为什么？太史公说：“君王后侍奉秦国谨慎，所以没有遭受兵祸。”秦国想要的只是兼并天下，难道会因为齐国谨慎，就把齐国放置不管吗？所以我说：“秦国取齐的机巧，在于极大地安抚齐人的心，使三晋之间的联盟得到瓦解。” 齐国和秦国不能并立，秦国从未有片刻忘记齐国，却四十多年不向齐国用兵，难道这是真实心意吗？齐人没有觉察，反而与秦国联合，所以秦国得以利用这个机会攻取三晋。三晋灭亡后，齐国就危险万分了。当时还有楚国和燕国，三国联合起来，仍然足以抵抗秦国。秦国大举出兵，攻打楚国和燕国，而齐国不救援，所以两国灭亡，习也被俘虏了。不到一年，就像晋国夺取虞、虢一样。能不说秦国机巧吗？两国灭亡以后，齐国才出兵守卫西部边界，不再让秦国使者通行。唉，也太晚了！秦国起初派李信率二十万人攻取楚国，没有成功，于是派王翦率六十万人进攻楚国。这几乎是倾尽全国与楚国作战。假使齐国有中等才智的君主和齐备的臣僚，知道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便发动全国兵力进攻秦国，那么凭借长期安定的齐国，攻入已经厌恶战争、力量空虚的秦国，推翻秦国就会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所以我说秦国取楚笨拙。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古代夺取国家，必定有一定的方法；例如换乳牙，必须逐渐进行，所以牙齿脱落，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如今秦国把楚国当作这颗乳牙，认为可以防备，于是掰开孩子的嘴，一次就把牙拔掉，孩子必然受伤，我的手指也一定会被咬。因此秦国没有灭亡，是侥幸，不是因为掌握了方法。吴国把军队分成三路轮番出动，用来使楚军疲惫，三年后攻入郢都。晋国平定吴国、隋朝平定陈国，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只有苻坚不是这样；假如苻坚知道采取这种办法，以多出百倍的军队轮番出战，即使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何况谢玄、牢之之流呢？由此我知道，两个秦国采取的是同一种办法。秦始皇只是侥幸，苻坚则是不幸罢了。

译《秦论二》秦国刚刚兼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齐、荆地处偏远，如果不设置王爵，就没有办法镇守它们，请求立陛下的诸位皇子为王。”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讨论，群臣都认为可行。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子弟和同姓很多，后来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彼此像仇敌一样互相攻击；诸侯更相互诛伐，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依赖陛下的神威而统一，都设置为郡县；把诸子和功臣交给国家的赋税，给予厚重的赏赐，这样就足以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就是使天下安宁的办法；设置诸侯反而不便利。”秦始皇说：“天下共同苦于战争不止，就是因为有侯王。现在依靠宗庙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又重新建立诸侯国，这就是在培植兵祸，却想求得安宁，难道不困难吗？”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设置守、尉、监。苏子说：“圣人不能创造时势，却也不会错过时势。时势不是圣人所能创造的，能够不失去时机罢了。三代兴盛时，诸侯没有罪过就不能削夺封地，因而只能让他们统治；即使想废除侯爵、设置郡守，又办得到吗？这就是所谓不能创造时势。周朝衰微以后，诸侯互相兼并，齐、晋、秦、楚都拥有方圆千余里的土地，形势足以分封诸侯、树立屏障。” 到了战国七国，都自称为王，行使天子的职权，但最终都不再分封诸侯、不再立强大的世袭卿大夫，这是因为以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为戒。世人害怕诸侯造成祸患，已经很久了，并不是李斯、秦始皇才知道这一点。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划分郡邑，设置守宰，这在道理上本来就是当然的，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时势所宜，并不是某个人凭借自己的私智独自看出来的。所谓不失时机的道理，却有许多学士大夫加以非难。汉高帝想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张子房认为不可，世上没有人非难他。李斯的论述与张子房有什么不同？世人只不过把成败当作是非罢了。高帝听到张子房的话，吐出口中的食物，斥骂郦生，显然知道诸侯不可再立了。然而最终还是封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为王，难道仅仅是高帝的主意，张子房也参与其中吗？所以柳宗元说：“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过去论述封建的，有曹元首、陆机、刘颂，以及唐太宗时的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后来有刘秩、杜佑、柳宗元。柳宗元的论述出现后，其他人的论述便废弃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它。所以我取用他的说法并加以补充说：“凡是有血气的生物，必然争斗；争斗必然是为了利益。” 利益没有比封建更大的了。封建是争斗的开端，也是祸乱的起点。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有哪一种不是由于承袭封爵、争夺王位造成的呢？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直到刑罚搁置不用，最终仍然不能杜绝这种事。篡夺、弑杀的祸患，从汉代以来，君臣、父子互相残害虐杀的人，都是诸侯王的子孙；其余不世袭的卿大夫，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近世不再实行封建，这种祸患几乎断绝了。仁人君子，难道忍心重新开启它吗？所以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话和柳宗元的论述，应当成为万世的法则。《大臣论上》应当与欧阳公《朋党论》相互参看 能够用道义匡正君主，又不损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没有贤明的君主，让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没有不想奋臂攻击他们的。小人一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再在天下人面前巩固自己，因此不能轻率地用武力攻击。攻击而不能取胜，自己身死，祸患只限于一身；攻击而取胜，君臣关系就不会安定，天下必然灭亡。所以《春秋》的法则是，不等君主命令就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这叫作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而反叛，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天下，想扶助衰弱、拯救危难，就一定要先考虑事后的局势，采取能够安稳收场的功业；能否成功，是命运。这样，功业完成后天下才能安定。如今小人君主不诛杀，而我却去诛杀他，这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是无法安稳收场的功业。既然已经侵犯君主的权力，却还能够面向北方安然处在人臣的位置，使君主不怀疑自己，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国家有小人，就像人的脖子上长了瘿。人的瘿一定生在颈部，附着在咽喉，所以不能轻易去除。有卑贱的男子忍受不了愤怒，硬要把它割除，结果是除掉了疾病却送掉了性命。汉朝灭亡、唐朝覆灭，都是这个缘故。自汉桓帝、汉灵帝以后直到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朝不能被容纳，退居民间也不能被容纳，天下人的愤怒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议论者认为天下的祸患只在宦官，认为宦官一除，天下就会无事。然而窦武、何进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攻击宦官取得成功，汉朝却因此灭亡。唐朝衰败时，情形也大致相同。自仇士良、鱼弘志以后，天子的废立都听命于宦官。在这个时候，士大夫的议论也只在于除掉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等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至于崔昌遐攻击宦官取得成功，唐朝也因此灭亡。宦官还没有被除掉时，只不过是一个累赘的瘿罢了；等到它被除掉以后，便溃裂四处蔓延，继而导致死亡。这是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侵犯君主的权力，是无法安稳收场的功业。况且身为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身性命押在一次决断上，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成功了就成为袁绍、崔昌遐，失败了就成为何进、窦武、李训、郑注。那么忠臣义士又能从这种做法中取得什么呢？窦武、何进灭亡时，天下人都为他们悲痛，认为这是不幸；然而他们没有成功，也可以说是幸事。假使他们成功了，这两个人又将凭什么安处呢？所以说：能够用道义匡正君主，又不损害国家，可以称为大臣。《大臣论下》与前篇是一篇文章

译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要攻击他们，不是使自己丧命，就是使君主丧命。那么，这些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薄；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沉。这并不是才能有不同，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古代用兵，包围敌军时不要把它逼到无路可走，穷困的敌军不要追击，实在是害怕它知道必死而拼命用力；那样即使兵力众多也无从发挥。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可以互相救助，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小人内心知道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赦自己，于是将日夜谋划，以防备突然发生的、不可预测的祸患。如今君子又跟着憎恨、逼迫他们，因此小人的谋划不得不更加深密，交结不得不更加紧密。交结紧密而谋划深密，他们施放的毒害就会因愤怒暴戾而无法化解。所以天下的一切祸患，虽然起因在小人，却是由于君子加速逼迫他们而形成的。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朝廷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还没有发动，客人却先行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显得正当，而君子的处境就近于不顺。言辞正当就可以欺骗众人，行为不顺就难以号令部下。因此过去那些举事的人，常常在事情从中途开始时众人便离散，以至于失败，其中的道理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 至于有智慧的人就不是这样：对内巩固君子之间的交情，厚积自己的势力；对外表面上随和，不违逆小人的意愿，以等待时机。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习惯于我的宽待，使他们不再把我当作忧虑；拿利益诱导他们，使他们的智慧昏乱；顺从他们的意愿，以消减他们的愤怒，然后等待他们发动，乘其空隙，推动他们坠落，再挽救已经断绝的局面。这样用力少而没有后患，没有人抢在自己前面，所以君主不恼怒，自己的势力也不受逼迫。像这样，功业完成，天下便会安定。如今小人受到逼迫就联合，受到宽待就离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看见利益不能不争，看见祸患不能不躲避，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诈，没有礼义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的交往一有间隙，党羽就容易瓦解。但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反而逼迫他们，使他们的交往联合起来，这也已经错了。君子和小人混杂相处、胜负未决时，为君子谋划，不如与小人深交而不采取行动。如果不能深交而不行动，小人就会倒转握住刀柄，乘我方的空隙。过去汉高帝去世时，把天下托付给陈平、周勃；到高后临朝，擅自封吕氏为王，废黜刘氏。陈平、周勃平日放纵饮酒，一句话也不提此事，采用陆贾的计策，用千金与绛侯交好，最终因此诛灭诸吕，使刘氏重新安定。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将军和丞相相互攻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他们的说法是：将军和丞相协调和睦，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即使天下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称为大臣了吧。

译《思治论》全文首尾共二千五百字，就像一串念佛珠一样连贯。其中深入体察人情的地方，犹如江河上的云、山岭间的月。如今这天下究竟有什么弊病呢？问题在于一开始没有确立方针，最后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对它感到厌倦，反而更加不肯确立方针。人的常情是：第一次做而没有成效，就会产生怀疑；第二次仍然如此，就会懈怠；第三次便会放弃它。如今世上的士人之所以彼此观望而没有人肯做，并不是他们没有忠义慷慨的志向，也不是他们的才干、谋略不如别人。毛病在于苦于事情难以成功，便不再确立方针；却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罪过正在于没有先确立方针。假如确立了方针，就能成功。如今世上有三种弊病，最终始终不能除去；它们开始形成，已经有五六十年了。自从宫室、祷祠等劳役兴起，钱币、茶盐的法制败坏，又加上战争，天下常常忧虑没有财用。五六十年间，下层人用来游谈聚议、上层人用来变更政令以求增加财用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财用最终还是不能增加。自澶渊之役以来，北方敌人虽然求和，却始终没有得到和约的要领；后来又加上西[字迹不清]的变乱，边境不得安宁，两国更加骄横。用战争不能取胜，用防守又不能稳固，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兵力。五六十年间，下层人用来游谈聚议、上层人用来变更政令以求增强兵力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兵力最终还是不能增强。自从选举官吏的格法变得严苛，官吏便拘泥于法令，不再以建立功名为志；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法制败坏，贤能的人没有得到勉励，不肖的人没有受到畏惧，天下常常忧虑没有好的官吏。五六十年间，下层人用来游谈聚议、上层人用来变更政令以求选得官吏的办法，多得数不清，但官吏最终还是不能选好。财用不能增加，兵力不能增强，官吏不能选好，难道真的是不能做到吗？所以说：问题在于一开始没有确立方针，最后就不能成功。正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感到厌倦，反而更加不肯确立方针。所谓确立方针之可贵，是因为它能先把规模确定下来。古代的君子先确定事情的规模，然后才着手办理，所以它的应验有征候，成功也有形迹。众人认为这件事漫无边际、无法预知，君子却认为这是必然的道理，正如煮东西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因此，他们用力少而成功快。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处理政事如同从事农功，要日夜思考它，思考事情的开始并谋划它的结束；早晚都要实行，实行时不要超出思考的范围，就像耕田要有田界一样。’子产认为，不经思考便实行，以及实行超出思考范围的事情，就像耕田没有田界。开始时虽然勤劳，最终一定会放弃。如今富人营造住宅，一定先估量自己财产的多寡，用来决定住宅的大小；内心已经决定之后，才选择良工来做。他一定会告诉工匠：‘我将建造多少尺寸的房屋，要用多少材料、多少工人、多少天才能完成？土、石、木材、芦苇，我到哪里去取？’良工一定会告诉他：‘某处有木材，某处有石料，需要多少财物和工人，某日可以完成。’主人通常都会听从他的安排。到了期限便完工，既然建成而且没有失当，这就是事先确定了规模。如今治理天下却不是这样，百官有司不知道皇上想要做什么，人人各有自己的打算：好大喜功的人想称王，好弄权势的人想称霸，苟且偷安的人想要休息。文官所到之处只办理刑狱，聚敛之臣则把财货当作急务，百姓不知道应该听从谁。等到颁布一项政令，便说：‘姑且试行罢了，至于能不能整齐划一，本来还不能确定。’前一项政令还没有显现出利弊，后一项政令又发布了。如今所谓的新政，听它开始时的议论，难道不是非常美好、令人欣喜吗？然而颁布施行到天下，最后却不知道它将如何收场，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预先确定规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任用或罢黜取决于个人的好恶，政事的兴废决定于赞成者和反对者的多少，所以有把万全的利益因一点小小的不便而废弃的，也有把百世的祸患因一点小利而不顾的。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职责，所发布的政令没有成效，这就像要走千里路却不带粮食，反而在路上向行人乞讨；又像治病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却把各种药都试一遍，侥幸希望其中有一种有效。想要除去三种弊病，是不可能的。从前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到了数十代以后，子孙的强弱、风俗的好坏，都可以预先推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施行的政策专一，所以形势本来就有足以造成这种结果的力量。管仲辅佐桓公，从开始执政直到桓公称霸，他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有方法；到了成功时，大家都知道成功的原因，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复验。咎犯在晋国，范蠡在越国，文公、句践曾经想任用他们的百姓，而两位臣子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等到他们认为可以任用时，便攻破楚国、灭掉吴国，就像把东西寄放在邻人那里再取回来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看得明白、谋划成熟。如今世上，也不过是要同明智的人把谋划做成熟罢了。士人争相说：‘照这样做，财用就可以增加；照这样做，兵力就可以增强；照这样做，官吏就可以选好。我将采用可行的办法来确定规模，以勇气发动它，以专一守护它，以强力推行它，日夜求其符合预定的规模，而不去追求规模之外的事情。这样，主持的人专一，政令统一，却仍然不能成功的，从来没有。’ 财用不能增加，兵力不能增强，官吏不能选好，这三件事是国家存亡的根由，也是天下的大事。假如以天下的大事，却有一个人独自专擅并把三件事一并谈论，那么他治理这三件事的方法究竟对错如何，本来就无法知道。虽然无法知道，但这三件事决不能不治理，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不能没有方法。这个方法并不难以了解，却难以听取；并不难以听取，却难以实行；并不难以实行，却难以收功。孔子说：‘善于谋划而能成功；如果只是善于谋划却不能成功，还不如没有谋划。’大概世上有一个喜爱宝剑的人，聚集天下的优质金属来铸剑，三年才铸成，认为自己的剑天下无敌。剑铸成后却粗暴不平、残缺折断，不能使用，为什么呢？这是只知道铸造而不知道收功。如今世上举事的人，即使事情很小，想使它成功的通常不过几个人，想破坏它的却常常多得数不清。可以成功的功业通常难以显现，仿佛不能成功的形状却常常先出现。上面的人正昏乱而不能自信，又哪里有空闲顾及收功呢？古代有人敢于面对最艰难的事情，而谋划最长远的目标，他们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而且不只是圣人如此。商君变更秦国法令时，触犯万人之怒，排斥全国人的议论，形势如此逆反。

译苏秦实行合纵，把天下各国的差异联合成一体，把六国疏远的关系连接成亲近的关系，谋划如此迂远。淮阴侯向高帝请求三万人，愿意向北攻取燕、赵，向东攻打齐国，向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向西在荥阳防守。耿弇也向世祖进言，想先平定渔阳，夺取涿郡，回头收取富平，再向东攻打齐地。世祖认为这些谋划零散而难以会合：这些人都是越过别人的城邑而谋取别人的国家，功业的谋划如此疏阔。然而这四个人实行起来却好像很容易，出自他们的口，完成于他们的手；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答应了自己的君主，就要亲自把事情带回来。如今我们凭借本来就有的天下，去实行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不是违背天下人的意愿，也不是必须等待别人之后才能具备条件，就像有财物便自己使用，有儿子便自己教育一样。然而政令发布到天下，有发布却没有成功的，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只知道发布而不知道收功吗？不是不知道收功，莫非是漫无边际而无处收功吗？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先确定规模，然后办事。先确定规模，就可以谋划别人；不先确定规模，连谋划自己都常常来不及，更何况谋划别人呢？’况且如今的世俗还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士大夫所以信服朝廷，并不深厚，却都喜欢议论，专门以非难君上为务，使人困惑于是非之间而不知道应该听从谁。听从他们，事情一经提出便没有什么可做；不听从他们，所施行的事情又常常多有变故，容易失败。事情之所以多有变故而容易失败，是因为人人都拿自己的私意来破坏它，下面的议论压倒一切，而盼望它不能成功的人很多。富人谋求利益，通常能够成功，世人认为这是福气，其实不是。富人这个人，一向深得别人的信任，一向受到别人的敬服；他所做的没有人来损害，他所希望的没有人来非难，事情还没有成功，众人已经先替他促成了。事情施行时有形势，成功时有气势。富人是凭借它的形势，承接它的气势。想使事情容易成功，就要先治理那些使天下人信服自己的因素。天下的事情不能凭力量取胜；力量不能取胜时，不如顺从众人。顺从众人，不是顺从多数人的言论，而是顺从众人不说出来却共同认同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顺从众人。多数人的言论并不是真正的多数，只是传到我耳边、出现在我面前的声音，没有一个不是他们个人的主张。对我来说是多数，对天下来说却是少数。众人不说出来却共同认同的东西，多数人的言论全都不喜欢它。若因为多数人的言论不喜欢，就抛弃众人不说却共同认同的东西，那么喜欢的人就少，不喜欢的人就多了。古代的人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得到天下人的心，世上的君子却常常因为顺从众人而失去天下人的心；他们不知道古人所顺从的不是众人的言论，而是众人共同认同的东西。怎么证明这一点呢？世人所说的违逆众人、招来怨恨而不能实行的事情，没有比削减任子制度更明显的了。然而不顾众人反对而实行它，已经五六年了，天下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不喜欢，而心里却共同认同。顺从他们共同认同的东西而实行，即使仍然有人说话，也可以不必防备了。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用勇气发动，用专一守护，用强力推行。假如懂得这三点，不只是治理我国而已，即使向北取得契丹也可以。《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二十八 明代茅坤撰写 《东坡文钞》十二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