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八

译《相州昼锦堂记》。冶女的文章使人看着悦目，而且最为得体；其中以写魏国公的部分最为妥当。文章具有司马迁的烟波气象，却采用宋人的格调。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事情。士人正在困顿时，困居在乡里，普通人和小孩子都能轻视、侮辱他。比如季子不受嫂嫂礼遇，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乘坐高大的车辆、驾着四匹马，旗帜仪仗在前面引导，骑兵在后面簇拥，道路两旁的人挨肩接踵，仰望着他，惊叹不已。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奔走惊慌，吓得出汗，羞愧地低头伏地，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从前的过错。这是一个士人当时得志以后意气风发的情形，前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世代都有美德，是当时有名的卿相。魏国公年轻时，就已经考取高等科名，登上显要官职，天下士人听闻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光，也已经多年了。所谓做将相而享富贵，都是魏国公本来就应当拥有的，并不像困厄之人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靠惊骇他们来夸耀自己。因此，高大的牙旗和大纛不足以成为魏国公的荣耀，桓圭和衮冕不足以成为魏国公的尊贵；只有德泽惠及百姓、功业施于国家，铭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光耀后世并流传无穷，才是他的荣耀。这就是魏国公的志向，士人也正以此来期望魏国公。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使一乡荣耀吗？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到相州任职，于是在后园修建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碑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说把快意于报仇、以名誉自矜看作可鄙，显然不是把前人所夸耀的事情当作荣耀，而是把它作为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出魏国公怎样看待富贵，他的志向又岂是容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勉地为王室效劳，无论平安还是险阻都保持同样的操守；遇到重大事务、裁决重大议论时，垂下衣带、端正手板，不动声色，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真可以称为国家的重臣了。他丰厚的功劳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彝鼎上、谱入弦歌中，乃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堂，却有幸曾私下诵读他的诗，乐于他的志向能够实现，也高兴替天下人传述此事。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昼锦”这个题目本来只是世俗的见解，欧阳公却从中探究出第一层议论，显发出古代文章家这样的境界。荆川说：前一段依题目起笔，后面才归结到正理，这是反题的格局。《有美堂记》。胸襟清明旷达，洗尽古今尘俗。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知州。临行时，天子以诗宠赐他。于是梅公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是取御赐诗第一章的字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虽然离开了杭州，却始终不能忘怀。今年他从金陵派人奔赴京师，命我为它作记；来人前后请求了六七次，始终不倦。我于是为此说道：把天下最美的事物全都举出，想要兼得它们的乐趣，往往有许多不能做到。所以要尽览山水登临的美景，必定要到宽阔闲静的野外、寂寥偏远的地方才行；要观赏人物的盛丽、夸耀都邑的雄伟富庶，必定要处在四方通达的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够。前者把心放在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中得到乐趣，二者各有适意之处，但它们的乐趣不能兼得。如今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的广阔，三峡的险峻，被称为东南奇伟秀绝之地的地方，全都在偏僻的下州小邑和鄙陋之地；这是幽居隐遁之士、穷困愁苦的贬逐之臣所喜爱的地方。至于四方会聚、百货交汇、物产丰盛、人口众多、成为一大都会，同时又能兼有山水之美、用来助益富贵之人的游乐，只有金陵和钱塘。然而这两个地方都是在乱世中僭越窃据而成的；到圣宋受命以后，天下归于一统。金陵因为后来归附较晚而被诛伐，如今它的江山虽然还在，但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经过这里观看的人没有不徘徊感伤的。只有钱塘从五代时起就知道尊奉中原、表示臣服，到了灭亡之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劳烦动用兵戈。如今钱塘百姓幸而富足完整、安定快乐，风俗又习于工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家，湖山环绕，左右相映；闽地的商人和海上的商贾，乘着顺风破浪的船只，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幽暗迷蒙之间，可以说十分繁盛了。凡是治理这个地方的，必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如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作为宾客，所以喜欢占据形胜之地，修建亭台楼榭，共同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然而在所取的一方面有所得，必定会在另一方面有所遗漏。唯独所谓有美堂，山水登临的美、人物城邑的繁盛，一眼望去便可以全部得到。钱塘兼有天下的美，而这座堂又尽得钱塘的美，梅公喜爱它而难以忘怀，是理所当然的。梅公是清廉谨慎、喜好学习的君子，从他所喜爱的事物，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荆川说：好像累筑九层高台，一层比一层高，真是奇妙绝伦。

译《岘山亭记》。文中有风流的神韵和深沉的感慨，正是《岘山亭记》的文字，与孟浩然的《岘山诗》一起，都是超绝古今的作品。岘山临近汉水，远望隐约可见，大概是众山中较小的一座；但它的名声在荆州特别显著，难道不是因为山上的人物吗？那人物是谁？就是羊祜叔子和杜预元凯。晋国和吴国正以兵力相争时，常常把荆州看作军事重地，而这两个人相继镇守此地，终于凭借这里平定吴国，完成晋朝的功业，他们的功勋已经盖过当世了。至于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流余韵，浓厚地流传在长江、汉水之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们，而对羊叔子的思念尤其深。大概杜元凯凭借功业，羊叔子凭借仁德；二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但我颇为疑惑，他们为什么反而急切地追求后世的名声呢？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这座山常在，而前代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了；于是回顾自身而悲伤，却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等待着他才显扬出名声。杜元凯把功业铭刻在两块石碑上，一块放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他知道山陵深谷会有变化，却不知道石头也有时会磨灭。难道他们都是过分喜爱自己的名声，而为无穷的将来忧虑吗？还是自我期许深厚，而考虑得长远呢？山上原来有亭，世代相传认为是叔子游憩停留的地方；所以它屡次废弃又屡次兴建，是因为后世仰慕他的声名、思念他为人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的身份来镇守襄阳。第二年，他因循旧亭的基础，扩建并翻新它；既用壮观的回廊环绕四周，又扩建后轩，使它同亭子相称。史君在当世很有名望，所到之处都有声誉，襄阳人安于他的政绩，也乐于跟随他游览。于是他用自己的官名把后轩命名为光禄堂，又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使自己与叔子、元凯的名声一起流传久远；他的一切举动都无法阻止，于是来请我作记。我认为，史君知道仰慕叔子的风范，并且承袭他的遗迹，那么他的为人和志向所在就可以知道了。襄阳人这样爱戴史君、安享他的治理而感到快乐，那么史君治理襄阳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这些正是襄阳人所希望刻写下来的。至于亭子左右山川的胜景，以及草木云烟在空旷、有无之间隐约出没的景象，可以供诗人登高远望、写尽《离骚》所见之景，观览的人自然会各自领会。至于亭子屡次废兴，有的自有记载，有的也不必追究详情，这里都不再叙述。荆川说：“这篇文章与《东园记》同一体制，都是援引故事，略加自己的话，融会变化。” 《李秀才东园亭记》。先从当地土地贫瘠写起，接着写登临游览的往事，以此感慨园子的兴废。我的朋友李公佐在住宅东面的园子里有一座亭子。今年春天，他写信送到洛阳，命我为它作记。李氏世代居住在随地。随国在春秋时期号称汉东大国，是鲁桓公的后代。楚国开始强盛以后，随国邻近楚国，常常同楚国成为交战的国家，互有胜负。然而奇怪的是，它的山川土地既没有高峻深厚、雄伟壮阔的形势，疆域的广阔又同郧、蓼相连，不过一二百里。它并非拥有古代强大诸侯的制度，却成为大国，这是为什么呢？春秋时期，它从未同中原各国结盟、朝聘。僖公二十年才见于经书，是因为讨伐它而记载。哀公元年才开始同列国诸侯约会，一次会盟后便停止了。此后就很少再见于记载，偏居在荆夷之间，大概只是处在蒲、骚、郧、蓼等小国之间，显得特别大罢了。所以如今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只是下等州。山林湖泽的物产没有美材，土地所出的贡物也没有上等物品。朝廷中有显要官位的大官，出身于闽地边角、山岭边远地区而显达的，往往都有；而随地近在天子千里以内，近百年间却没有出过一个士人。难道它的低下、贫穷、浅薄、鄙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吗？我年轻时曾到江南谋食，居住在那里，能够说出那里风俗土地的情形：土地确实贫瘠枯竭，百姓谋生也不舒畅。即使丰年，大族和富厚之家也从来没有树林池沼的乐趣，用来作为岁时闲暇的游乐。只有城南的李氏是当地著姓，家中藏书很多，用学业教训子孙。我还是孩童时，曾和李氏的孩子们在他家嬉戏，看见李氏正在修整东园，佳木美草，一一亲手栽植；他周遍查看树木，天天在园中来往，十分勤勉。李氏去世后，公佐继承家业，又在园中建造亭子，更加修整先人所做的事情。我成年后不再到他家，不久便离开了汉沔，游历京师，很久以后才回来，再次经过城南。公佐引我登亭，向四周寻找童年时所见的景物：树木新生的枝条，已经长得可以合抱；草木根部新生的芽蘖，已丛生繁茂；原来刚刚萌动的根芽，如今已经结成果实。问起当年一起游玩的孩子，已经有人的儿子和我童年时一样大了。我们一起倒数过去的时间，距今已经七闰年了。然而往事恍惚如同前几天发生，我因此叹息徘徊，不能离去。唉！我正为仕宦奔走，不知道再次来到城南登上这座亭子，还要经过多少闰年；幸而能再来时，东园的事物又会发生多少变化呢？想来亭子的梁木或许已经蛀坏，瓦砖也许已经漏损，石上的物件或许已经剥蚀了吧？随地虽然鄙陋，却不是我的故乡，然而它是我成长的地方，难道我能对随地没有感情吗？公佐好学而有品行，乡里人都推重他，又同我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荆川说：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写下去，进入题旨的地方不必收束；替人写一篇园记，却直接从郡国说起，这是怎样的布局啊！

译《泗州先春亭记》。写先春亭，却先从堤坝写起，接着写宾客的馆舍，最后才写到亭子。以周单子的言论作为依据，所谓用经典来修饰吏治，欧阳公的文章也是这样。景祐三年秋，清河张侯以殿中丞的身份来镇守泗上。到任以后，询问百姓平素所苦的事情，先治理其中最为严重的。百姓说：“没有比淮河泛滥更严重的了。”第二年春天，他在城外修筑堤坝，依循旧堤而加以扩展，估量共长一万九千二百尺，使用八万五千人的劳力。泗州百姓说：“这是有利于我们的事，却是一项大工程。”但劳力由州兵出，石料从南山采来。兴建大工程而不让百姓知道，正是治理者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百姓不用出一分劳力就享有巨大的利益，不能不共同捐出一千三百石米来供给服役的人。堤坝建成后高三十三尺，土质坚实，石块牢固，可以抵御洪水、预备灾害，长久而不会毁坏。又说：“泗州是四方通达的州。”宾客到来应当有礼，于是依托从前蒋侯所建的堂和亭，加以翻新，作为慰劳、饯行宾客的地方，命名为“思邵亭”，并把这份美德推归给前人，记载百姓的思念。又说：“泗州是天下水运的汇集之处。”每年漕运的粮食都要在这里储存，于是修治常丰仓西门的两间夹室：一间用来监管粮食出纳，命名为“某亭”；一间用作船夫的住所，命名为“通漕亭”。然后又说：“我也应当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吧？”于是就在州署东面的城墙上修筑先春亭，用来俯临淮水、远望西山。这一年秋天，我被贬到夷陵，经过泗州，于是知道张侯很善于治理政事。从前周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看见道路污秽、川泽没有堤岸，宾客来到却没有提供馆舍，羁旅之人无处居住，于是知道陈国必定灭亡。大概城郭、道路、旅舍和寄寓之所，都是三代治理国家的法则，周官尤其谨慎地把它们记载下来，作为防备之用。如今张侯修筑这些设施，先考虑百姓防备灾害，然后想到宾客往来，最后才想到自己休息，所以说他善于治理政事。此前一年发生大水，州城几乎被淹没，前任司封员外郎张侯夏在这里任职时，曾筑堤防御洪水；如今所谓依循旧堤，就是指这件事。这次工程中，堤坝是最大的工程，所以我详细记载其中重要的部分。唐荆川说：“这篇文章虽是亭记，却详细记载堤坝，因为重视其中较大的工程。修亭的事情写得不详细，所以没有解释‘先春’二字的意义。” 《真州东园记》。很有画意。真州是州治所在地，处在东南水运的要冲，因此成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的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任发运使时，任用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做判官。三人相处融洽，喜欢彼此相得的欢乐，便趁闲暇得到州中监军废弃的营地，修建东园，每天前往游览。这年秋天八月，许子春因职务之事奔赴京师，带着描绘所谓东园的图来给我看，说：“园子方圆百亩，流水横贯在前面，清池浸润着右侧，高台在北面隆起。高台上我建了拂云亭，俯临池水建了澄虚阁，在水上用画舫泛游。园中敞开的地方建清风堂，后面开辟为射宾圃。荷花、菱叶清晰可见，幽兰、白芷散发芬芳，还有佳花美木交错栽植，树荫彼此相连。这些地方从前都是苍烟白露和荆棘。高大的屋脊、粗大的椽梁，水光日影上下摇曳。这里宽阔闲静、深幽明净，可以回应远处的声响，生出清凉的风。这些地方从前都是颓垣断堑和荒废的墟地。逢到美好的时令和节日，州中男女便在这里吟啸歌唱、奏乐。这些地方从前只有阴暗的风雨声和鼯鼠鸟兽的哀鸣。我在这里才真正相信人的力量是有所作为的。” 图中所记载的，只不过是其中一二分的大略罢了。至于登上高处眺望江山的远近，在水边嬉游追逐浮游的鱼鸟，那些景物形态、意趣和登临的快乐，观览的人各自都能有所领会。凡是工匠不能画出的，我也不能用语言说尽，请替我把它的大概写下来吧。又说：“这里确实是天下交通的要冲，四方来往的宾客，我都同他们在这里共享快乐，难道只是我和另外两个人的私乐吗？然而池台一天比一天更新，草木一天比一天茂盛，四方士人没有一天不来，而我们三个人却有时都会离去。难道能不对这里恋恋不舍吗？如果不为它写记，后来谁会知道它是从我们三个人开始的呢？”我认为，三位君子的才德足以互相帮助，又能协调履行各自的职务，知道事情的先后，使上下各方都供应充足，东南六路的百姓没有辛苦愁怨的声音；然后利用余暇，又同四方贤士大夫在这里共同游乐，这些事情都值得称许，于是为他们写下此文。

译《海陵许氏南园记》。这篇文章写南园，却特意以许氏世代孝行中的一件事立论；这是它在文章布局上值得效法的地方。高阳许君子春在海陵城郊的住宅南面修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建了某亭、某堂。许君任江淛荆淮制置发运使，他所管辖的六路七十六州地域广大，所有赋税征收的多少、山川路程的远近、舟船往来的运输、调度节制和转运迁徙，都能看作掌中运转一样处理，即使相隔江湖数千里之外，也能使人乐意办理而事情得以完成。国家用兵之后，他修复前人长期废弛的职务，补充京师匮乏的供给，任职六年，功绩大为显著；由国子博士升任主客员外郎，又由判官升为副使。治理繁杂事务而掌握要领，事情就会简要；简要，办起来就容易；办事容易而不违背原则。只有简易之后，力量才不会劳累而且有余。凭借治理七十六州的才干，来经营数亩土地作为园林，实在不足以施展他的智慧，对于许君的政绩也不值得记载。我所要记的，是他的诸多美德中的一件，可以拿来给海陵人看。许君本是歙县人，世代都有孝德。他的先君司封在父母去世后，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并告诫妻子侍奉嫂嫂要像侍奉婆母一样。衣服即使破旧，只要兄长还没有换衣，他就不敢换；饭食即使已经备好，只要兄长还没有吃，他就不敢先吃。司封去世后，按规定兄弟中有一人应当得到官职，兄弟们互相推让了很久，几位兄长最终都把这个官职让给了许君。许君如今终于在朝廷显达，使家门光大。他抚养兄弟们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儿子一样。每年到了进京考核的时候，恰逢弟弟的儿子生病，许君留下来不忍离去，那孩子也不忍舍弃许君而独自留下，于是两人便一起进京。许君一向清贫，耗尽家中财产，奔走四方寻求医治；药物一定亲自调配，饮食一定亲自照看，甚至连他的大小便也亲自按时查看。看到孩子的病色似乎可以调治，就高兴；病情或有变化、违逆常态，就忧愁得难以自持。孩子最终死去，许君哭泣悲哀，过路的人都为之叹息。唉，我已经看到许氏的孝悌在三代人中显著流传了。海陵人凡是经过他的园子，看到那里的竹树，登上那里的台榭，都会想到许氏宗族男女老少相伴相从，在这里和乐欢娱。人们爱戴许君，受到他的善行感化；这种影响将由一家推及一乡，再由一乡推广到不分远近的各处。假如许氏子孙世世代代长久保持这种孝悌并且更加笃厚，那么受到感化的就不只是人们，还将看到园中的草木枝干并生、树木枝条相连，飞翔或栖集其中的禽鸟彼此不争夺巢穴，也不挑选自己的幼鸟而不给它们哺食。唉，事情只怕不去做，或者懈怠而半途停止罢了；只要努力实行而不懈怠，坚持到底，就能知道我的话是可信的。《丛翠亭记》。九州都有名山作为镇守，而洛阳居天下中央，周代在此营建都城，汉代在此建都，自古常以王者的制度治理四方；这里山川的形势应当雄伟深厚、壮丽奇伟，足以使万国仰观。由都城向南，东方近处的山有阙塞、万安、轘辕、缑氏，连接着嵩山、少室山，首尾盘曲，绵延超过百里。从城中顺着高处眺望，群山曲折绵延，有时显现，有时隐没；只有嵩山最远，却最独自突出，山岩峭拔、峰峦秀美，高高耸立在诸峰之上，无法遮蔽。大概因为它的名称列在祭祀典章中，与四岳一同具备，天子巡狩时还要向它遥望祭祀，祭祀等级很高，所以它高大奇杰，是理所当然的。城中可以望见的地方，像在洛阳城北的巡检署，尤其高。巡检使、内殿崇班李君刚进入这个官署，就察看它的西南角并加以增筑，在上面修建亭子，敞开南北两面来眺望群山。只见山脉相连的、山峰突出的、山洞深邃的，接连不断、绵延不绝；低处彼此依附，高处相互摩接；有的亭亭然拔地而起，有的突然截然而止；有的向这里来，有的背向那里离去；倾斜的山崖、奇怪的深谷，有的像奔跑，有的像蹲伏，有的像争斗，有的像倚靠。世人所传说的嵩阳三十六峰，都可以坐在亭中一一数清。于是取群山苍翠、丛列的形状，便把这座亭命名为“丛翠亭”。亭子建成后，李君和宾客带着酒食登亭举行落成宴。这里就是古人所说的登高明之处而远眺的地方吧？后来李君想记载亭子开始建造的年月，于是请我撰写文辞，把它刻在石上。《菱溪石记》。事情虽然并不十分紧要，却自有一种悠然清远的风致。菱溪的奇石共有六块，其中四块被人取走，一块稍小而尤其奇特，也藏在百姓家中；最大的一块仰卧在溪边，因为难以搬动，所以独自留存下来。每年寒霜降落、水位干涸而石头显露时，溪边的人见它形状奇怪，常常把它当作神灵来祭祀。菱溪在地图和地理经书中都没有记载。唐会昌年间，刺史李濆写过《荇溪记》，说水从永阳岭西面流出，经过皇道山下；按地名寻找，如今已经没有所谓荇溪的地方了。我向滁州人询问，他们说就是这条溪。杨行宻统治淮南时，淮南人为了避讳他的嫌名，把“荇”改作“菱”，这在道理上或许是如此。溪边似乎还有遗址，相传是故将刘金的宅第；这块石头就是刘氏的旧物。刘金是伪吴时期的贵将，和杨行宻一起在合淝起兵，被称为三十六英雄之一，刘金便是其中一人。刘金本是武夫悍卒，却能懂得爱惜、赏玩奇异之物，竟有像女子儿童一样的爱好，难道不是因为身逢乱世，功成志得，便在富贵的安逸欲望中骄纵起来了吗？想来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和这块石头相称，也算是一时的盛景吧！如今刘氏后人散落成为普通百姓，还有人居住在溪边。我感慨人物和家族的兴衰，又惋惜这块可爱的石头反而被弃置，于是用三头牛把它拖到幽深的山谷中；又从白塔百姓朱氏家中找到那块较小的石头，便把两块石头分别立在亭子的南北两面。亭子背靠城墙而且距离很近，可以作为滁州人每年应时游玩的好去处。奇异的东西如果被抛弃埋没在偏远幽深之处，实在可惜；但如果放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喜爱它的人又难免把它取走。唉，刘金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也可以说是雄健勇猛的人；他一生的志气难道不伟大吗？等到他的后世家业荒废，烟尘零落，甚至子孙也湮没无闻，何况还想长久拥有这块石头吗？由此可以作为富贵之人的警戒；喜爱奇物的人听说这块石头后，能够来欣赏一次就够了，何必一定要把它取走呢？唐荆川说：“行文曲折幽深而精妙，零零碎碎；在写文章方面，欧阳公独自最为擅长。”

译《浮槎山水记》。风韵悠然清远。浮槎山在慎县南面三十五里，有人称它为浮阇山，也有人称它为浮巢。这两座山的名称和传说，都出自浮图、老子一类人的荒诞幻怪之说。山上有泉水，从前世代论说水的那些人都没有提到它。我曾读《茶经》，喜爱陆羽善于谈论水。后来得到张又新的《水记》，其中记载刘伯刍、李季卿排列天下名水的次序，说是从陆羽那里得到的。然而拿《茶经》来考察，二者完全不相合。张又新是一个狂妄、险诈、诡谲的人，他的话难以相信，我很怀疑那并非陆羽的说法。等我得到浮槎山的泉水之后，才更加相信陆羽是懂得水的人。浮槎山和龙池山都在庐州境内，把两处水的味道相比，龙池水远远比不上浮槎水。然而张又新所记却把龙池列为第十，而将浮槎之水弃置不录，由此可知他的遗漏很多。陆羽却不是这样，他说：“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山水中，以乳泉、石池水和缓慢流动的水为上等。”他的话虽然简略，但谈论水的道理已经完备了。浮槎山的泉水，是李侯发现的。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的身份出任庐州太守，因游览金陵，登上蒋山，饮用了那里的水。后来又登浮槎山，到了山上，看见有一座石池，泉水涓涓流淌，十分可爱，大概就是陆羽所说的乳泉和缓流之水。李侯饮后觉得甘美，于是查考地图和记载，向当地老人询问，得知了它的事迹，便把这种泉水送到京师给我。我答复他说：“李侯可以称得上贤能了。能够穷尽天下万物，没有什么不能得到满足，这是富贵人的快乐。至于攀援长松，借卧丰草，听山涧水流潺潺，饮石泉水滴沥，这是山林隐士的快乐。而山林之士看待天下的各种快乐，心中不会因此有丝毫动摇。有的人心里有所欲求，只是顾虑力量不足、无法得到，于是退而能够在山林中获得快乐。富贵人能够招致天下万物，但唯一不能兼得的，就是山林之乐。只有富贵人不能兼得这种快乐，贫贱之士才有凭借以自我满足并高尚于世。他们不能两者都得到，难道也是道理和形势使然吗？如今李侯生长于富贵之家，已经厌倦了声色耳目的享受，却又懂得山林是快乐的所在。至于攀援上下、探访幽隐险绝之处，常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他都能够到达并取得快乐。他兼得天下万物之乐，可以说是很多了。李侯降低身份勤奋好学，喜欢结交贤士，处理政务敏捷，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名声。凡是事物不能自己显现，要等待别人使它彰明的，有这种情况；事物本身未必珍贵，却因人而显得重要的，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为他记下这件事，使世人知道这眼泉水是从李侯开始被发现的。” 《游鯈亭记》。奇妙的文章。大禹所治理的洪水有七处，岷山导引江水，是其中之一。江水流出荆州，汇合沅水、湘水，又汇合汉水、沔水，最后把水输送到海中。它浩浩荡荡、漫无边际，是蛟龙等水中生物凭依之处；风涛昏暗、变幻怪异，壮观啊，这正是勇士所应观赏的景象。我的兄长晦叔为人慷慨，喜欢义行和勇举，并且胸怀大志，能够阅读前代史书，认识盛衰兴亡的踪迹；听他说话，心胸豁然开朗。他困于官位卑微，终老而无从施展，然而胸中的气概也已经很壮盛了。壮士的快乐，如果不是登上高大的山丘，面对万里奔流，就不足以感到舒适。如今我的兄长住在荆州，临近长江，舍弃那浩荡无边、壮伟而适合勇士观赏的大江，却反而规划土地修成池塘，池面不过数丈见方，在上面建亭，竟以此为乐，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他击壶而歌，解衣而饮，陶然自得，不因江水浩荡而觉得自己的胸襟必须广大，也不因池塘方圆丈许而觉得自己的心胸受到局限；这样看来，他的心胸难道不是浩然广大吗？能够看待富贵而不为之动心，处在卑微困顿中而心胸仍然浩然，这才是真正的勇士。那么，水波的涟漪、游鱼的上下游动所带来的适意，和庄周所说惠施在濠梁上游观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呢？又何必一定要以蛟龙游鱼的变幻怪异来作为壮观呢？因此把这座亭命名为“游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记于船中。《伐树记》。借用庄周的话，再参照宾客的回答，抒发自己的感慨。官署东面的园子长久荒芜，没有修治；我到任后才开始开辟它，给贫瘠的土地施肥，灌溉枯槁的地方，修成十多畦菜园，又栽种花木、果树、梧桐和竹子，共一百来株。春日阳气已经升起，萌芽的植物将要萌动，园子的管理人启禀说：“园中有一棵樗树，它的根壮大而叶子宽大。根壮大，就会阻塞地脉、耗损阳气，使新栽的植物得不到滋养；叶子宽大，就会遮蔽妨碍，使新栽的植物不能舒展而茂盛。况且它的木材弯曲臃肿，疏松轻脆而不坚实，没有培养价值，应该砍掉，因此把它全部当作柴薪。”第二天，菜圃的管理人又说：“菜圃南面有一棵杏树，它的根荫覆盖范围大约有六七尺，树下的土地最为肥沃；但因为杏树占据着，特别不能种菜，这棵树也适合砍作柴薪。”我说：“唉！如今杏树正值春天，况且正在开花，还要等待它结果，难道就不能少损失几畦地，把它作为杏树的地吗？”于是没有砍它。后来我醒悟并叹息说：“唉，庄周说过：‘樗树、栎树因为没有材用而终享天年，桂树、漆树因为有用而被砍伤夭折。’如今樗树确实没有材用，然而一旦被全部砍掉抛弃；杏树的树体最坚密、光泽美好，可以作为有用之材，反而被保留下来。难道有才和无才，各自遭遇的时机有适宜或不适宜吗？”后来有一天，宾客来拜访我，仆夫拖着柴薪从堂下经过，我便指着柴薪，把自己对此事的疑惑告诉宾客。宾客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无用之物放置在无用之处，是庄周所看重的；但如果凭无用之物去妨害有用之物，怎么能免于被砍伐呢？那棵杏树有花有果，凭借有生命的功能来荫护自己的根，已经算幸运了。至于桂树、漆树不能逃脱斧头，大概是因为它们死后还有可利用之处，形势决定它们不能以活着来保存自己，这和杏树结果的情形不同。如今樗树臃肿而没有材用，却凭借粗壮高大来妨害其他植物，被砍掉确实应该。这又和‘有材者死、无材者生’的说法不同了。凡是万物的幸运与不幸，只看它所处的位置和情势罢了。”宾客离去后，我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这番话记了下来。《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九。明代茅坤编撰。《庐陵文钞》卷二十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