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七

译上书给神宗皇帝 苏轼感念神宗答应他所议论的贡举和停止买灯两件事，因此敢于用危切的言辞痛切陈述时政。不过，他借此结纳、取得君主知遇的地方，也正是执政者深深嫉恨他的地方。大体上是摹仿陆宣公的奏议写成的。某年某月某日，臣近来不顾自己的愚昧卑贱，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买灯的事情。臣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便在私室铺好席藁，等待斧钺诛杀。可是侧耳等待了十多天，威严的诏命并没有到来。向有关府司询问，才知道买灯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远远超过了预期，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正过错不吝惜，听从善言像水从高处流下一样，这是尧、舜、禹、汤努力勉强而实行的事，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只是这次买灯的小小过失，哪里能够上累日月般的圣明？可是陛下立即改变诏命，连片刻也没有耽搁，这就叫作智慧超出天下，却能听从至为愚拙的意见；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屈从于一个普通人。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同尧舜一样，可以同汤武一样，可以使百姓富足而置刑罚于不用，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狄臣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袒露内心，舍弃肝胆，把力量用到极处，不再顾虑其他。近来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买灯更大的，只是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大概是因为在尚未取得信任时进谏，圣人不会赞许；交情浅薄却言语深切，也是君子所戒惧的。因此先试着议论较小的事情，而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没有诛杀，这就是已经允许臣说下去了。既然允许却不把话说完，臣便有罪。因此愿意把话全部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罢了。人没有不有所依仗的：臣下依仗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平民；依仗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仗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行驶在将要断裂的朽索上。’这说明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处境了。人心聚合，就成为君臣；人心离散，就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容许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人归附，称为王；人人各怀自己的心意，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仗的，只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一样。树没有根就会枯死，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农夫没有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穷。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其可怕程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喜好狂妄、轻率地丧失志向，怎么敢放纵自己的心意，轻易冒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贿赂伯石来安定卿大夫之家，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众人的意见，虽然能够迅速使国家富强，也因此招来天下人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取得天下，也很快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获罪出逃，诸侯不肯接纳他，被车裂处死，秦国人也没有为他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事情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内心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诸桓，未必正确，但既然是众人所乐意的，国家便因此安定；庾亮召用苏峻，未必错误，但形势有所不能，反而造成危险和耻辱。自古以来，从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而不安定、刚强果断而独断专行却不危险的情况。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高兴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主管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历经一百年，从未耽误事务。现在却无缘无故另设一个机构，号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内廷研究，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开端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恐疑惑。贤能的人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答案，免不了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心意揣测朝廷，于是借机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牟利，说执政者以天子的宰辅身份管理财物。商人不再经营，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杂。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商议设置监官，夔路的深山应当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削减军吏的俸禄，如此之类多得说不完。更严重的甚至认为朝廷想要恢复肉刑。这种话一传出，百姓就会惶恐观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却不加理会，只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思，为什么要忧虑人们的议论？’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真实，但事情只要有相似的迹象，就足以招致诽谤。人一定贪财，之后人们才会怀疑他偷盗；人一定好色，之后人们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民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了这种工具，却忌讳承认它的真实用途；有了这个名称，却否认它的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解释，即使在市场上列出千金来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名称，就是求取利益的名义；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取利益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这不如放开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这不如丢掉网罟，人才会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邪恶、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假如罢免它之后，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除去，那就不要罢免；如果罢免后天下欢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又没有什么做不到的，那么为什么苦苦不肯罢免呢？陛下想要革除积弊而制定法令，必须让宰相充分商议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制定法令终究不能不经过中书省，充分商议终究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多余而且没有名义？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的事迹，史书中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传记中也没有什么可载录的。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称说文帝、景帝；贤能的人都称说房玄龄、杜如晦。大概是事情已经建立而不显露踪迹，功业已经成就而人们并不知道。

译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获得，而踪迹已经散布天下，像泥地里争斗的野兽一样明显，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任三司的官属和漕运使、副使，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不懈地研究，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并不知道。只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说：‘前进得过于猛烈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进行。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追求速度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到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假如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议要询问卿士，直到平民；大家完全意见一致，才达到大吉。若反对的意见多、赞成的意见少，静止不动还可获吉，贸然行动就会招来凶祸。’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而不愿做这件事，那么外部的议论也就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以此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安心承受这个名声而不肯辞去，臣实在无法理解。君臣日夜辛劳，大概已经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府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僧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办法治理，谁不能做到呢？而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使，都是因为地方守宰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实在没有办法，才采用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比得上文帝、景帝，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事，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认为郡县办事迟缓，才开始命台使督促，以至于萧齐，这种弊病仍未革除，所以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说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情态已经不同；晚上住进州县，威福便开始施行，驱迫驿站传递，折辱地方守宰，使公私都受到烦扰，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徕流亡户口，检举核责漏报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并相继被罢黜。虽然因此得到八十多万户，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上意，把主户说成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让百官在尚书省集体议论，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试着取来他的传记读一读，看看他的行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均税、宽恤等事，官员车盖相望，朝廷也很快察觉其错误，而天下至今仍把它当作诽谤的话题。还没有过几年，是非就已经十分清楚了，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而且所派遣的人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就会使人多不服，有时还会招致轻慢而发生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办法建立功劳，必然要制造事情来搪塞责任。陛下虽然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只听从诏令，还会揣摩并迎合君主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意见相同而厌恶意见不同，意旨所在，谁敢不服从？臣恐怕陛下的百姓从此不得安宁了。至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路上的人都知道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所唱的歌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一面灌溉，一面施肥，使我的禾苗长大□。’什么时候说过‘使我的粳稻长大’呢？如今想筑堤使水变清，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的堤塘来蓄水；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以为陛下有意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府库钱粮，下面夺去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河水失去旧道，即使把提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呢？天下长期太平，百姓和财物不断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几乎搜尽了。如今却想凭空访求水利，正所谓‘追逐没有向导的鹿’，岂只是徒劳，必定还会造成很大的扰扰。凡是所筹划的事情，不问利弊，只要有人提出，小的就随事给予酬劳，大的就根据才能加以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就一并从重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能力量不足以办理兴修，就允许上奏申请替换；奖赏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不说各种人若妄自陈说，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游荡奸邪的人便会从此争相谈论水利：成功就有奖赏，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虽然知道这些建议疏漏，哪里能够立即压制退回？于是各处追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所到之处，鸡犬都会被搅扰得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须姑且兴役。为什么呢？阻挠的罪名重，而错误兴工的过失轻。人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的陂塘废堰，多被附近的人冒耕占用，年代一久，已经与永久产业相同。如果想要兴复，就必定要全部追收，人心或许因此动摇，这很不是好的政治。又有好打官司的党徒和怨恨他人的人，妄说某处可以修筑陂渠，企图毁坏自己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他人的旧业为官有陂田，冒充佃种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并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自古以来役使百姓，必须使用乡户，就像吃东西必须用五谷，穿衣必须用丝麻，渡河必须用船，行走陆地必须用牛马一样。即使其中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充代，最终也不是天下可以常行的办法。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实行雇役，便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废弃五谷一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由官府出卖各地的坊场，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不再给他们酬劳。长期服役所得既然减少，从此一定会逐渐衰落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状况衰败，也就可想而知了。士大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到四方做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取得一些快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衰败得太厉害，厨房和驿传都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会肯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军队法令更严的，军法没有比逃跑更严厉的。禁军逃跑三次，厢军逃跑五次，大多处以死刑。然而逃军常常占天下军队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和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跑，要用什么罪名处罚他？其惩罚势必轻于逃军，那么逃跑必定比今天更加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不也就难以治理了吗？

译近来虽然让乡户可以大体上雇人代役，但至于所雇之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的费用；这样一来，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取大历十四年应征各项赋税的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这就是说租、调和庸的负担已经包含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要收取庸钱呢？圣人制定法令，必定替后世考虑，怎么可以在常税之外另生出新的税目呢？万一不幸，后世有贪欲很多的君主，再有搜刮聚敛的大臣辅佐，庸钱不废，差役照旧，使天下积累怨恨，那么推究它的来源，必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又想让坊郭等第的百姓和乡户共同服役，让品官、权势之家的子弟与平民一同承担差役。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要交屋粟，住宅不种桑麻的要交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作口实的理由。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官府田地却不耕种，劝他们务农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使百姓无法谋生，只好离开去做商人。这种形势本来就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加派差役呢？而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役的工钱是三百。如今世上三大户承担的差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够免除，他们的费用难道只是三百而已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一定非要有旧例；如果是百姓不喜欢、习俗不安宁的事，即使有经典中的明文，也不能消除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来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所使其困穷的百姓。古代的君王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家户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成年男丁而尚且贫困。如果暂且宽限他们几年，他们必然成年而服役；等到他们老死，官府富有四海，难道忍心不加以体恤吗？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殉葬的人，大概会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制作丘甲’、征收田赋，都是因为它们最初成为百姓祸患，所以加以重视。青苗法放贷钱款，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首先制定成法，每年经常实行。即使说不许强行摊派，但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强行摊派吗？将来天下人怨恨它，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的粮草不许折换；朝廷已经有明确命令，主管官员也经常执行，然而买绢从来没有不折纳盐，粮草从来没有不折纳钞的。由此可知，青苗钱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比如治平初年挑选、刺字义勇，当时诏书和安抚晓谕明明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文书上，有如盟约。到了今天，才没有过多少日子，议论已经动摇了；有人想让他们代替东军返还，有人想让他们抵换弓手，禁约难以依靠，这不是很明白吗？即使这个命令果真坚决执行，真的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愿意向官府申请的人家，也一定都是孤贫、无力自济的人家。如果自己有盈余，怎么会同官府做这种交易？这些人鞭打已经急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责任就会均摊给邻里和保甲，这种趋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善到极点了。它所守的是约定，所惠及的范围却很广。假如有一万户的县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会平定；一个市场的价格平定了，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便足够，不会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改成青苗法，每家借一斛，除了这一千户之外，还有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呢？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忧虑太少；如果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钱用来借贷，那么收购的粮食又会剩下多少？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同时存在。毁掉常平法而成就青苗法，损失会更多；亏损官府、损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臣私下估计，陛下想要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必然会询问人们；人们知道陛下正要竭力推行，必定会说这种法令有利而无害。依臣愚见，恐怕不能凭信这些话。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臣先前在陕西，看见刺义勇、提举各县的事情，臣曾亲自前往，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返回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承担，这是迎合上意、求取容纳，自古以来就如此。不然，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慎重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代，财力困乏，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增多，终于发展到动乱。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随即把它废除，天下归心，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刚开始制定法令时，它的说法还很浅显，只说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物资运往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拿出大量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以为即使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易货物，变易既然实行，却不与商人争利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人的经营，曲折而难行：买进时要预先约定并付钱，卖出时要到期以后才收取货款；用多种方式彼此帮助，委婉曲折地相互周转，成倍的利息就是由此取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种货物，必定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簿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厚重；不是优良的货物不收，不送贿赂就办不成，因此官府收购的价格一定比民间更贵。等到出售时，弊病又和先前一样，商人的利益又怎么能够取得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却拿出五百万缗钱给这个机构。这笔钱一旦拿出去，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即使其中稍微获得了一点利益，征收商税所损失的数额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却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获得却指作自己的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法说成青苗法的功劳，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什么不同？陛下天机洞察，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知道吗？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恐怕天下人会认为政令德行前后不一，所以任用人不能始终如一，便迟疑拖延岁月，希望侥幸出现万一的效果。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扰乱楚国的势力，想要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玺。等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又吐出嘴里的饭骂道：‘赶快销毁印玺！’刚刚称赞不久，接着便转而责骂；刻印、销印，简直像儿戏一样。

译这难道曾经损害汉高祖识人的明智吗？恰恰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之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至圣至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提出这种意见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端，所以陛下坚持既定势头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推行成功。这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劳的人所说的冒险侥幸之论。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追逐空泛的高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抱持空名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陛下凝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个。士人进言的人并不少，是否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历数长短的道理，逐一告诉陛下呢？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浮薄，即使强盛而富有，也不能挽救短促灭亡。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事情的轻重了。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国家弱小就丧失道德，不因国家贫穷就损伤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的国家，也一定以此来考察。齐国强盛到了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一定会有篡夺和弑杀的大臣。卫国弱小到了极点，季札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击破楚国、攻入郢都时，陈国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知道天下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玄龄知道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召见呼韩邪单于，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却苟且求安，于是王氏篡权的祸患滋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比唐宪宗、唐武宗更强，却销毁兵器，于是庞勋之乱兴起。因此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有如隋朝，强盛如秦朝，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他有功劳是可以的；但国家寿命的长短并不在于此。国家寿命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命长短，人的寿命长短在于元气，国家寿命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即使外表强壮也更加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活动关节，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不得已使用药物时，就选择品种上等、药性良好、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危害的药物；这样五脏调和，寿命就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拖延吐纳的效果，厌弃上等药物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却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危险，倒地不起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这没有不同。因此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不是不知道严酷苛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迅速办成事情，也不是不知道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起初像是迟钝；然而他们终究不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为知道所得的很小，而丧失的很大。曹参是贤相，说：‘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奉行德治的官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酷。’有人讥笑谢安只谈清静之道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严刑峻法的官吏，结果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任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进的年轻人，务求快速办成事情，喜好逐利的党徒互相仿效，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用道德和宽大来推广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致高涨，天下人都寄予希望。后来卢杞做宰相，劝说皇帝用刑名之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以至于皇帝流离播迁。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饰、包容过失，从未轻率改变旧有制度；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裕。只是因为恩德留在人心，风俗使人知道义理，所以他升天之日，天下人如同死了父母一样悲痛；国家社稷能够长久，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这样看来，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君主。如今议论的人不加考察，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么因循，政事不能振作兴举，便想用苛细的考察来矫正，用所谓才智来整齐众人，招致新进而勇猛锐利的人，企图一举取得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了。况且天时不能完全协调，人谁能没有过错？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分明察就没有同伴。如果陛下多方包容，人才还可以逐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罪，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也难道是陛下所愿意的吗？汉文帝想任用虎圈的啬夫，张释之认为他只是能说会道、损害风俗，便加以阻止。如今如果凭口舌敏捷来选取士人，因应答迟钝而黜退人才，把虚浮荒诞、没有实际看作善于作文，把偏激而不肯出仕看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逐渐消散。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多次考验；即使有卓越的才能，也一定要有已经成就的功劳。一方面可以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道事情艰难，不轻率行事；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人们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先主任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担心这样做不符合‘忠’的名分，也担心黄忠一向的声望并非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张飞一定不高兴。后来关公果然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契合关系，尚且还要考虑这些，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请求让自己担任属国之官，想要拘系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人的锐气。过去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与贾谊相当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它疏漏，却想用来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兵器是凶险的东西，却把用兵说得轻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使贾谊曾经历过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这些主张。等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加精密；不幸早逝，是意料之外的事。不然，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埋没贤能的人吗？至于晁错，尤其以刻薄著称，汉文帝在位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才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此愤懑而死，晁错频繁更改政令，使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难时，晁错的谋略也穷尽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译大体说来，名位、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功劳以后再升迁，以表明职位要靠长久努力才能取得，这样人人就会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广泛打开突然升迁的门路，使人意外得到公卿、侍从的职位仿佛近在咫尺，那么已经得到的人不肯把自己说成是靠侥幸，而没有得到的人必定都把自己沉沦失意看作遗憾；使天下按常规选用的人产生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想要风俗敦厚，难道还办得到吗？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屡次经历艰难险阻，考核计算细到毫厘；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合，往往终身沉沦、被弃置。如今却只凭一个人的推荐就授予职位，还唯恐不相称。章服随即发下，那些经过多年劳苦、按资历等待才得到职位的人，怎么能够心服呢？那些按常规入选的人，不是任县令，就是任县丞；人员多而职位空缺少，这种困扰已经很久了，不能再开辟许多门路来给投机钻营者进身。如果投机者侵夺得太厉害，笨拙老实的人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适从；利害相互对照，不得不加以察看。因此近些年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求进的士人越来越多。只希望陛下重视他们、珍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来三司上奏，建议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们优先按次序指射职位，以酬劳其辛苦，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据常规的空缺。按常规调选、等待次序的职位，难道不会更加困难吗？此外，主管发运、均输、巡察农田水利，以此振作监司的体制；各人都怀着求取任用之心，转对的人希望凭借称□而迅速升迁，奏课的人希望取得优等而快速进用；彼此以力量相争，以言辞争高下，于是名实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意，使奸邪无从凭借，而百姓的德性归于敦厚。臣所希望的敦厚风俗，说的就是这个。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彼此平衡：像周、唐那样，是外重而内轻；像秦、魏那样，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定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国家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应当先立法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用古代衡量今天，似乎属于内重。恭敬地想来，祖宗深谋远虑、预先筹划的用意，本来不是小臣所能完全推测、周遍知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就知道这是圣人防患过深、考虑极为周密的策略。历观秦、汉直到五代，因为进谏诤言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话治罪于人，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越级升迁；允许台谏根据传闻进言而不受长官约束，不论尊卑，关系到皇帝就使天子改变容色，关系到朝廷政务就使宰相待罪。所以仁宗在位时，议论的人讥刺宰相只奉行台谏的风闻防范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懂得？提拔任用台谏官，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全对；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大的权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在奸臣的恶念刚萌发时加以折服，从而挽救内重之弊。奸臣刚开始形成时，用台谏来折服他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坐大，再动用兵戈来除掉他就力不从心了。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会有这种事。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人，也不能因为没有奸人，就养一条不会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向上体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臣根据自己所见所闻，以及听长者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从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所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提出称亲的议论，这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错，礼典中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只是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能接受，当时台谏便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纷纷而来，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可是大家互相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很失望。弹劾的威势积累之后，即使平庸之人也可以振作起来，显露风采；而威势消散衰微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渐渐形成风气，台谏全部变成执政者的私人，从而使君主孤立；一旦纲纪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官位时，忧虑得不到；已经得到后，又忧虑失去。如果忧虑失去官位，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当初读到这段话，怀疑说得太过分，以为鄙夫所忧虑的失去官位，不过是保住职位而苟且容身；后来看到李斯担忧蒙恬夺去他的权力，于是拥立二世，终于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忧郭子仪揭发他的罪恶，于是误导德宗，使天下再次陷入混乱。他们的祸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权位，但造成的灾祸竟至于丧失国家。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常有不顾自身、冒犯君颜的人，这样临到危难时，才或许有舍生取义、守节而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临到危难时又凭什么责备他们为守节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就危险了！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表面苟同却不能和谐相处。所谓和，就像调和羹汤；所谓同，就像把水注入水中。因此孙宝曾说：“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在经典中有所记载，但双方都没有因此受损。” 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元老重臣。他每次同宾客谈论事情，满座都称好，只有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假如说话都没有不同意见，彼此没有不相合之处，只是一唱一和，那么还有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混在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谓希望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个。臣不是敢于历数新政的罪状，苟且发表议论。比如近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检阅训练鼓旗，这些都是陛下极其高明的谋划，显示出圣明刚健而且必有所防备；既然舆论已经认可，臣哪里敢有异议？然而至于臣所进献的三句话，却不是臣个人的看法，而是朝廷内外所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荡。”舜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酗酒的恶德。”成王难道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并没有因此责罚他们，反而把这些话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使臣所进献的三句话，朝廷从来没有这种情形，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如果万一有相似之处，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

译然而臣这样谋划，可以说是愚蠢了。以蝼蚁般的性命来试探雷霆般的威势，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岂能屡次获得赦免？大则身首异处，家门遭到破坏；小则削去名籍，流放荒远，流离在道路上。即使如此，陛下也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一向深信自己的见解。从前臣参与讨论学校贡举之事，一开始就违背了大臣们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贬逐，哪里敢料想自己能够保全，而陛下却独独认为臣的话是对的，特意召见臣回答问题，同臣从容谈了很久。陛下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天生具有圣明的资质，天纵的文才武略，不用担心不明察，不用担心不勤勉，也不用担心不防范；只是担心求得治理太急，进用人才太过锐进，听取意见太广泛。”陛下又让臣详细说明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卿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认真思考。”臣的狂妄愚昧，不只是今天陛下才容忍，已经容忍很久了，哪里有开始时容忍，最终却不赦免的道理？臣倚仗这一点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臣的人已经很多，怨恨臣的人实在太多，他们一定会用深文周纳的手法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无法做到，那岂不是危险吗？臣不怕死亡，只怕天下人把臣当作戒鉴，再没有敢进言的人，因此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多次。臣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情激动不能自已，终于进献了这番说法。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忠心，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虑恐惧到了极点。我考察苏氏父子兄弟上给皇帝的奏书，内容各不相同。老苏在仁宗朝时，朝廷正崇尚安静，广施德泽，所以他的文章大体上劝告皇帝务必收揽威权，责求名实相符。长公、次公在神宗朝时，朝廷正在变更法令，急于求富强，所以他们的文章大体上劝告皇帝务必减少纷繁更改，持守宽大政策。不过次公的话还迂回舒缓、曲折防范，而长公的话似乎更加耿直而痛切。然而三个人之中，长公更为高明；他指陈利害很像贾谊，明白切实地说明事情又像陆贽。你们读古人的文章，必须在这里仔细权衡，才能找到下笔之处。《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九 明代茅坤撰写 《东坡文钞》三 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