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三

译王世贞 你的老师研究诸子，对于道，喜欢庄周、列御寇；对于术，喜欢管子、韩非子。他说，这些人的文辞高妙与否姑且不论，而他们著述的大旨，深远之处出人意表，近浅之处也能把人想说而不能说的意思表达出来。只是管子、韩非子的书在世上流传不广，即使流传，很多也有脱漏讹误，读起来令人不胜烦扰，往往读不完一卷便搁置高阁。于是他耗尽财力，先后购买善本，反复校订，穷尽丹黄铅墨之功，然后交付刊刻。书刻成后，他对我说：‘请你为它作序。’我答应了。敬仲想在齐国建立功业而未能如愿，后来改而被小白束缚，最终辅佐他成就霸业，成为天下万世的荣光。韩非子想使韩国保存于秦而未能成功，后来改而逃往秦国，最终受辱被杀，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受到荣誉和受到嘲笑，二者之间何止相隔霄壤？然而这两位君子起初难道不想出奇谋、牺牲生命来实现自己的事业吗？只是奇谋不得不屈从，既然谋略受挫而生命仍在，便不得不珍惜生命；珍惜生命而又想有所表现，于是不能始终躲避仇敌，只好甘心向仇敌称臣。二位君子爱惜生命的原因相同，可为什么一个得到辅佐之名，一个遭到杀戮呢？齐国尚未形成成就霸业的形势，桓公的霸心一旦萌发，时机便相合，时机相合，管仲便不得不受到重用。秦国兼并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韩非没有可以效力的对象，韩非又用兼并天下来游说秦王，秦王想压倒原来任用的臣子、独自占有功劳，时机便不相合；时机不合，韩非便不得不被轻视。这难道只是……秦国的幸与韩非的利，秦国所得的利益，远不如虞国对韩非的利用。如今始皇固然暴虐强悍、嗜杀成性，但他的明智难道在齐桓公之下吗？鲍叔牙一推荐管仲，管仲便立刻成为相国；李斯一进谗言，韩非便被杀。二人的推荐和离间都如此有效，关键在于形势。形势所在，就是天意。天意不想让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戎狄逐步蚕食周王室，所以把管仲安置在齐国，使他成为周室的屏障；天意不想让硕果仅存的韩国萌芽成长，于是使五国放弃韩国，把它交给秦，又转而把天下交给汉，所以听任韩非被拘系、服毒，却不加以怜惜。鲍叔牙是帮助天意降福的人，管仲本身未必能独自造成福祉；李斯是帮助天意施虐的人，韩非本身未必能独自造成祸害。那么管子与韩非子的才具……[文字残缺]班固说：‘哪里可以相比呢？’管子，是仅次于太公的人；太公所辅佐的君主父子都是圣贤，他使用国家三分之二的力量，却足以应付将要崩溃的局面。管仲所辅佐的是普通人，他所能使用的国家力量只有九分之一，却要应付正强盛的楚国和戎狄。因此，太公施展抱负而周王称王，齐国没有管仲便不能成就霸业，这本是确定的。即使如此，管子的书还在，他所论述的四维、辨析的心术，难道没有一两点关于敬与怠、义与欲的微妙旨意吗？孔子大概深知这一点，所以感慨叹息说：‘像他那样的仁德，像他那样的仁德！’世上本来没有德行不仁而功业却仁厚的人。韩非所说的，虽然句句衡量名实，推究到极隐微之处，但他的思想不过归于富国强兵。秦国不用韩非，也不妨碍它兼并天下；但若以秦国原有的守成方式治理天下，必定灭亡。即使任用韩非兼并天下，兼并之后仍以秦国原有的方式治理，也无从挽救灭亡。兼并天下和最终灭亡，结果都一样，又何必用韩非呢？所以韩非对于霸业似乎不足，而管子对于霸业大概有余。然而二人的文章难道有不同吗？并无不同。管子是齐国的上卿，许多法令、言语、名迹由门人、家老记录下来，稷下学士大夫又加以文饰；他的文章辨析而核实，铺陈而典雅，是能够开始战国文风的文章。韩非是韩王远支的公子，有所著述以抒发积蓄、鸣发不平；他的文章峻峭深刻、奇警而能破的，是能够结束战国文风的文章。更不用说拿我们洙泗一家的言论去比较，和鲁儒那种左准右绳的做法虽不相同，但又何至于像名法家那样苛察明辨、纷纭纠缠，又像惠施、公孙龙那样泛滥诡辩呢？他们的著作各有十多万字，虽然不能没有后人附益，其中稍有增益的，大概都是西汉以后传写增补的内容。所以我说二者并无不同。管子的言论后来被孟子删汰，至宋代又发展到极致；韩非的言论，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列入《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尊崇老子，便把二者分开；宋代贬抑老子，又把它们合在一起。分开或合并，终究不是为了把它作为韩非子。唉，儒学到了宋代已经衰落了。那些人轻视三代以后的一切，认为末世没有一样值得取法，却不能不从心底折服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却自比管子，又劝后主读《韩非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后文缺损]所以宋儒所得浅薄，而诸葛亮所得深厚，正是这个缘故。小规模遭遇辽，便稍有振作不起来；大规模遭遇金，也未必不能支撑。诸葛亮凭实际功业取得成就，因此弱小的蜀国能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而且常常占据上风。唉，你的老师把这两部书合刻，悠然抱膝而坐，难道没有对世事的思考吗？你的老师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喜爱它们的文辞，就像进献三种肉酱，进献是为了品味罢了。’ 直把二人相提并论，剖析天地幽深，抽取筋髓；兼有文人的锋芒和老吏办案的精密 《少陵志序》赵时春 杜陵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少陵先生活着时不能拥有这片土地，死后也没有占有一块坟地。从唐代开元年间直到大明嘉靖年间，几千年间真正喜爱少陵先生之道的人，长安太微张子便是其中之一。他于是劝说御史吉君，就在当地建祠祭祀少陵先生，以落实所谓杜少陵之名；太微子又编纂《少陵志》流传，考证涉猎十分详尽。想来当年雄伟的都城、壮丽的景观，王公巨人一时之间的园池、游乐、服饰器玩之盛，声名光华、气势火焰照耀山川、使草木增色的情景，哪里说得完呢？少陵先生只是一个贫寒士人，带着笔在旁边吟咏，口渴时得到一点余酒，饥饿时叩求残肉，也就满足了。他们都是竭尽智力和力量以后才拥有这片土地、享受这种快乐；然而快乐没有持续多久，他们的宅第已经变成丘墟，陵谷已经变迁，姓名也已经磨灭。谁能知道，千年以后凭借虚名享受真实祭祀的，竟是当年孤零零、靠旅食度日的少陵先生呢？世间的得失利害哪里值得谈论，士人的荣辱成败又怎能衡量呢？有人说：少陵先生擅长作诗，所以诗人祭祀他；可是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唐代诗人也有数百家，却没有专门祭祀他们的。有人说：少陵诗不忘君主、忠心可祭祀；可是唐代遭遇安史之乱，享受祭祀的忠臣很多，如今还剩多少？何况还有特别记载其居地、追念而为他建祠的呢？或者说，杜子曾经位居朝班，自比稷、契，备尝艰难却始终坚持志操不变，遭逢困顿乱离的极点仍能顺应处境、委曲自得；他的志向有值得称道之处。士人崇尚志向，而诗歌表达志向，这就是少陵先生受祭祀的原因，也是张子的志向足以与他相比、与他相同的地方吧。张子名治道，字大微，号正德癸未进士，任刑部主事，因为不能实现志向而弃官归乡，尤其以歌诗著名。少陵祠旁还留有空位，后世若有作者，必将把太微子供奉在这里。徘徊掩映，极有风姿 《弇州山中四部稿序》

译汪道昆 儒者常说，三代之后各代相继兴起，如交错排列；秦朝之后，余绪归于汉，汉与天下一同更新。汉文帝虚心礼贤，与贾谊相遇而采纳他的陈说；贾谊退而祖述《楚辞》，凡有开创必先有征兆，这便是先声。汉武帝勤勉从事文学，众多士人应时感奋而兴起，两位司马由此独擅胜场，左右并立，汉臣因而自夸当世，文采辉煌，与三代同一风概。考察文献、确有其事，那么这些人便是关键。汉代以后，余绪归到元代；我太祖重新建立中国，万事都与之更新。孝宗虚心礼贤，与孝文帝的治理同一道路，士人蓬勃兴起；李献吉以修明古学著称，策论、辞章俱已成书，现存可考，与贾谊相近。世宗用礼乐治理天下，年高寿长，培育人才，实在数说不尽。当时济南有李于鳞，江右有王元美，他们划分南北、彼此衡量，轮流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逐渐与两位司马相提并论，像车旁两马并行，足以匹敌四马之驾。能够得到天时的人乘着时运，生逢盛世的人凭借自己的资质。这六位君子并非要等待什么才兴起，也不是预先约定才会合；天德盛、王道兴，他们便随之兴盛；世道隆盛，他们便随之隆盛。千年难逢的时机，今天达到了极盛。只是两位司马以文章名世，直到今天仍被诵读取法；后死的人有幸参与这一文业，大概也只能望其项背。即使有一天彼此执鞭驾车，又哪里能够并驾齐驱呢？我私下认为，尺寸各有长短，诗书各有教化；假使夔掌礼、龙掌乐，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长处。长卿的长处，在于铺陈，是诗歌的教化；子长的长处，在于记述，是《尚书》的教化。就各自的偏长而言，没有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假如要求二人各方面都完备，难道不会穷尽吗？元美称赞于鳞，说得很好：‘汉廷有两位司马，我这一代有一位攀龙。’这是说他兼具两方面的长处。上等士人听到会赞同或思考，中等士人惊异，下等士人听了发笑；等到于鳞的著作流传开来，赞同者不再怀疑，惊异者收起了惊色，发笑者也掩口退去。于鳞役使群书，俯视百家，向上追视千古，才成就元美；我怎样能随从海内人士，把王先生作为唯一的标准呢？当时世人正因为没有声誉而畏惧于鳞，即使元美也无从替他增添声誉。我三次向元美询问他的著作，元美仍然迟疑；等他登临四岳之后，著作才开始流传。大概数量是于鳞的五倍，分为四部，一百八十卷，书册六十多帙。自古以来成就一家之言的，没有比这更丰富的。北地李献吉去世，大道隐没；于鳞击鼓，元美擂鼓相应，听到的人都说：李、王二人相隔千里却声气相通。如今两部著作并列流传，谁还能左右它们呢？于鳞以古人为同道，祖述三坟，尊崇六经；他的书不是先秦、两汉的作品不读，他的话不是古昔先王的话不称，他的论著不是挟带古意便不完成；他追逐、射取古人的境界，不是上等骏马便不驾驭。因此他只说一句话，人人便自行退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便不开口。元美上探结绳时代，下至穷尽掌故；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各种文体没有不熟悉的。他取材像良工掌握炉锤，即使五金三齐也没有不能铸造的；运用材料像孙武、韩信用兵，即使宫女、市民也没有不能列阵、不能作战的。左边用左边，无不适宜；右边用右边，无不合用，这只有元美能够做到。大体说来，于鳞的学业专一，专一便精纯而独到；元美的才思敏捷，敏捷便广博而旁通。济南李于鳞奇绝，如天际的峨眉山，这是说他的孤高；大海回澜，则是元美自我形容的气势，不也浩浩荡荡、广大无边吗？总之，要使峨眉山的高峰盘踞四极，哪里会担心它不能驾驭群山？三座名山雄踞海上，肩比五岳，如同老成更始。假如上天借给于鳞足够年寿，他终究不会有时间乘筏漂海；至于元美所经历的，难道没有登临高天、俯视积雪之处吗？开篇赋作若置于上林苑中，在当代作品里应当首屈一指，千年以来没有第二篇可以相比，已经穷尽山海的壮观。他用笔学习古代史官，像孙叔敖一样；他称诗、著书的力量与于鳞相当，丰富程度却是于鳞的两倍。他把多余的才富用来撰写诸子之言，那么诸位君子无暇顾及的、楚国左史未曾见到的东西，他都能写出来。而且他没有口渴之病，也没有陈腐的议论；两位司马若拘束困顿而终老，元美却筋力正健，幸而得以辞官，行事坦荡，前途宽阔。从今天望向崦嵫山，还不止十舍之远；他如今所成就的事业，难道已经到了停下车驾的地方吗？于鳞屡次称道《易》辞所谓‘日新’；盛大的德业日日更新，便会日益高明，于鳞具备这一点。总之，要使学问丰富而日日更新，非元美不能承担。听到这话的人不能没有疑惑，也不能没有惊讶或发笑；但元美的著作已经流传，后来听到的人或许先已理解我的心意。如果有人在齐地喧哗、像公孙龙那样争辩，我便退避到庄岳门外，等待世人的评定。王、李二人确实可以称为敌国般的对手；不过弇州才大，间或有软弱的句子，济南气势强悍，有时流露出军容。至于回风激浪、峭壁摩天、沧海横绝今古的气象，这篇文章未免有周地媒人两边称誉之嫌，但华美的辞采已经撮取两家的长处。《杨忠愍公集序》

译汪道昆 嘉靖年间，大将军仇鸾主持互市之议，几乎误国；杨忠愍极力指出其中错误，仇鸾便暗中进言，使他被贬到临洮。不久仇鸾一族获罪，仇鸾被召回。忠愍又极力揭发大学士严嵩的不法情状。严嵩主持吏部议罪，把奏疏转呈皇帝；恰逢县官想要论处另一名囚犯，忠愍才得以免罪。此后七年，严嵩败落，严嵩之子世蕃伏诛。今上奉先帝遗诏，抚恤诸位直臣。忠愍在先帝心中，威严凛凛，明如日月，威如雷霆；他的两篇奏疏像丹书一样明白，读者一看便能辨明是非。一次上疏不被采纳便遭贬，再次上疏不被采纳便受刑，为什么如此急迫？先后进言的人，都是骨鲠之臣；若论能够获罪而竭尽言责，应当没有谁比得上忠愍。忠愍抗疏时，难道不合先帝之心吗？或许先帝把将相看作股肱，想借助他们奉行社稷之事，就像投鼠仍忌惮器物，更何况是社稷呢？衣服未破便不更新，股肱臣子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宁可失去药石，也不能失去股肱，那是当时的情势。后来庸人上报变故，仇鸾一族被诛；谏官后来进言，严嵩家被籍没。如今法令和言论哪里比从前更有增加？最终只因皇帝一怒，便罪无可赦。那么忠愍第一次上疏之日，已有明雷潜伏而后震动；事情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兵器没有比志向更惨烈的，不必说镆铘宝剑；忠愍出身牧竖之间，平日常不忘死于沟壑，正当他讨伐君侧之罪时，若志向不是抱定万死，怎会发言？即使对方回戈刺中他，也已经把刀刺入他的腹中了。如此说来，忠愍所受的刑罚，其深重……[文字残缺]难道是皇帝含蓄不露锋芒的缘故吗？后世之人若采纳忠言、依法施行，那么他所遭遇的就如镆铘一类宝剑。人们说忠愍以直言死在圣明君主手下，这是从前没有听说过的；即使二氏被消灭，又哪里足以和忠愍相比？仇鸾跋扈，严嵩父子为奸，忧患在于社稷；忠愍以自身承担社稷，自己死而社稷无忧，便死得其所了。先帝没有舍弃忠愍，最终采用了他的建议；他虽死而不朽。天王圣明，将来还会在地下报答他的恩德，忠愍的话难道是空说吗？当初忠愍将受大辟，王元美到严嵩门下，作为门客劝说严嵩；适逢严嵩党羽阻挠门客的议论，事情未能实行，严嵩便决意报复忠愍。元美跟随徐子与以及诸位郎官，到郊外哭祭忠愍，办理他的丧事；严氏派人跟踪并伤害他们。于是元美首先遭祸，子与也一同受难。如今诏书使忠魂可以在九泉之下作证。两位大夫相继奋起。元美在魏地为忠愍撰写行状，搜集他的遗文，交给魏都；子与分巡汉阳，便把文集交给孙汉阳，孙汉阳又传给楚地诸人。子与请我为它作序。当两位大夫哭祭忠愍时，我正休假在家；我本想为忠愍立传，恰逢有诏令要记录先帝旧事，不敢侵夺史官职分。元美有良史之才，所撰行状已经完备；孙汉阳任大宗伯。我的老师、忠愍、元美，后来都曾是孙汉阳的门下士。忠言击退贼臣，本来就是为了国家；即使为此牺牲自身而使言论被弃，也没有什么遗憾，何况身死而言论得以施行呢？读到‘天王圣明’这句话，杨公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捋须而笑。《文选序》汪道昆 司马氏说：从文字契刻以来，直到《诗》《书》，圣人没有一句话不值得选择。后世的言论若没有文采便不能流传；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加以选择呢？所以离朱辨别颜色，师旷审辨声音，昭明太子由此编选《文选》。文辞的高下各随时代，润色则在于作者；时代有《春秋》、秦、汉、魏、晋、齐、梁，作者有屈原、宋玉、邹阳、枚乘、贾谊、司马相如、苏武、李陵、班固、扬雄、曹植、刘桢、嵇康、阮籍、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文体的长处都具备了。譬如黼黻交错陈列，金石乐器轮番演奏；概括后世文章，精华难道不都在这里吗？于是后人沿袭这种做法，以时代为次序，有的称《文粹》，有的称《文鉴》，有的称《文衡》，都是同一类书。作者与从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假如要重新选择而且一定精细，那么与昭明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大明崇尚经术，学士不谈六经以外的学问；凡是柱下所藏的书籍，不能全部见到。新都是文献之邦，城中人士仍知道昭明；我自幼起家，终于能够读完这部书。起初读它，觉得津津有味，认为它们彼此相合；后来忽然觉得将要分离；时间久了，便把它们参照排比，依依不舍，不忍放下。六经本来就高明，直到近世，它的学说仍能长久流传；世俗儒者只知道近取而远攻，使见闻闭塞，一旦放下旧的、接触新的，见闻难道不会又变得津津有味吗？鄙俗之地的歌声容易入耳，穿粗布衣服的人容易羡慕锦绣。为什么容易合于人心？正因为容易进入。我起初从昭明的选本中寻求这种道理。三年还没有得到答案，于是转而研究司马迁；又过了五年，仍然没有得到答案；又过了十年，转而研究左氏。前代贤人读书用心、刻苦钻研，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仍然没有得到答案，于是转而研究老子、庄子。这几位先生，著作已经成书，我来不及一一称述；幸而窥见其中的典要，都是光辉灿烂、自成一家的言论。譬如九成乐章、六章乐曲，声色已经发挥尽了；那些只听说过百种道理的人，哪里足以使博大通达的人自满呢？为什么还要离弃它而另求更多？正因为要合并各种长处。中年以后，我陈列五车书，推开众多门户，才知道世人的趋向越来越低下。即使狶韦氏的水波流动也有尽时；烈日尚且不能始终不结坚冰，粗葛布尚且不能始终胜过狐貉皮衣，岷山和积石山尚且不能始终不汇成江河，天地尚且不能违背变化，其他事物就更不用说了。假如一定认为老子、庄子、左史正确而昭明错误，就像穿着细葛布而废弃狐白裘，望着岷山去祭祀积石山而堵塞江河一样荒谬。所以我把它们参照排比，依依不舍，不能放弃。这样说来，难道《文粹》以下的选本全都不对吗？即使疏导水泽以汇入江河、剥取犬羊皮来抵御狐貉，君子仍认为那是荒谬。评论者说，昭明广罗百家，搜集七代文章，总成三十卷，难道不是太少了吗？近世有人扩充它，有人补充它，大概是想把全部收入。可是我私下认为，江河不必汇集一切也足够，狐貉皮不必厚重也足以保暖；如果一定要把他所舍弃的全取回来，杂乱地说增加一点便算增多，那就是荒谬中的荒谬。当世评论士人，都说文章过盛，惶恐地致力于敦厚质朴以挽救风俗。文章若不自惭，便会逐渐流于俗气，这话是对的。至于博士、诸生所修习的学业，哪里能够称得上善于作文？即使能作文，也不曾有一篇足以抵得上昭明；他们又哪里有资格说胜过昭明？千金之敝帚尚且珍惜，还能说文章是什么呢？崔大夫治理新都，一切从自身教化出发，大体上削去雕饰而归于朴实，想着跟从前贤，急切地回归正道。至于博士、诸生的学业，他便刊刻昭明善本，在境内传播；诸生中负责教导的人，大概都文质彬彬了。大夫是齐鲁士人，本来就应当熟习文章。博士之家专门熟习一部《文选》，固然可以在文坛鼓吹；但太函的文章如天降奇葩，艳丽飘逸，似乎更多得力于左氏。《袁文荣公文集序》

译王锡爵 我世宗肃皇帝起初确定礼制，使天地人和谐安宁，于是更加重视文学之士。士人手执玉器、清扫宗庙，背着笔成群进宫，号称禁近之臣，气象庄严，几乎可以继承歌咏、揖让的古风。然而公车司马门下前来待诏的人鳞次栉比，不能全部符合皇上的旨意，便有人窥伺其他门路，借助口舌而进入。于是掌权大臣和左右近臣以推荐士人为名，皇帝有时亲自写手诏，衡量次序、决定取舍，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我的老师少傅袁文荣公因而更加受到重视。公起初凭经学参加春官考试，考中第一名；及第后留在翰林二十年，天子日益深知他的名声，召入帷幄侍从，晋升参与大政，一切都不是预先占卜谋划，而是果断任用，只恨认识公太晚。公自己也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相遇。因此他平生著作，多是代皇帝起草诏令、应制之作。皇上多次有所询问，夜半从宫中拿出一张纸，命宦官点着蜡烛接受公的回答；回答写成后，交给旁边的史官封题，记下年月而已。至于公出入朝廷、议论政事，洋洋洒洒数千数百言，在天子左右、兰台石室之外秘藏而不流传的，难道还少吗？公去世数年后，他的儿子中书君保存父亲手迹，搜集散佚，从四方好事者手中得到十分之一二，刻印出来。唉，这也像尝到宫中鼎器里的一片肉，便可以知道全鼎的滋味了。后来我偶尔听到世俗文人的议论，他们想以支离纤巧、卑弱琐碎的文章，怒骂着闯入班固、扬雄、阮籍、谢灵运的境界；所以高处竟高到无法成句，低处则像虫鸣蟋蟀一样只会喧嚣。他们说文章到了有所谓台阁体才开始衰败。试让他们撰述典诰、铭刻鼎彝，就像乡野男子、闺中妇人勉强穿戴冠服、作揖行礼，五色杂乱而无所适从，大概是学士之家沉溺于本职太久的缘故。自从我在公门下游学，公所作文章都任意挥洒，脱口而出，面对宾客当场写成；古辞古事如鬼神搬运而来，供他驱使，华美丰富、温润严密，最终都归于仁义，光明灿然。公本人不出长安城门，螭头之下余沫所到之处便汇成甘霖，因此从没有口舌争鸣、悲怨哀叹的文章；不是两汉、三代的书不读，不是博闻多识的士人不交，不是咸池、夏乐、钧天之音不听，所以没有阻塞怪异、惑乱众人的言辞。天球美玉、串联的璐玉陈列在广庭，大剑高冠之士分班侍立左右，这时才知道鱼目没有光彩、面向墙壁的人是多么困窘。公在壬戌年策试士人时说：‘古代帝王建立宏大功德，一定有宏伟笔力的臣子，用文章褒颂、记载，宏大功德才得以彰显。’这大概就是公自我期许的话。当时我有幸成为公的高足弟子，但服膺义理还不深，公却已经升列星辰，所以中书君请我为文集作序，我把它交给他，并不敢说自己真正懂得文章。文章若没有台阁气，必然流于虫鸣鹤斗般的姿态；外表华美、内心深厚，内外都美，这才是盛世的宏篇 《蠛蠓集序》万恭 谚语说：“相马若看错了，往往错在它太瘦；看相士若看错了，往往错在他贫穷。”我读浮丘生所作的《蠛蠓集》，因此更加为他感到悲愤凄楚。浮丘生把心思驰骋于玄远广大之境，纵情玩味典籍，直入先秦两汉诸家精华，咀嚼其精美之处，吸取其精粹。假如让他在天禄阁、石渠阁校书，他所创作的文章，难道不会像火炬一样放射光芒，直追古人吗？可是他却幽愁困迫，连自身都无所容身，被桎梏拘囚，白日也照不到，几乎要和盗贼、臧获一同被捆绑斩杀了。可悲啊！等到看他在狱中所上的各篇奏书和所作的各种赋，激烈悲怆，又有先秦两汉游说之士的风骨，是多么俊逸啊，是多么俊逸啊！从前卞和氏得到一块璞玉，献给楚文王；文王拿给玉工看，玉工说是石头，于是砍断了卞和的左脚。卞和又献给楚武王，玉工仍说是石头，于是又砍断了他的右脚。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国都城门哭泣，眼泪哭尽而流血。后来剖开璞玉，果然是美玉。君子认为卞和很聪明：宁可毁掉双足，也要保存美玉。浮丘生被置于极刑，投入狱中又放出，放出后又再次入狱；看卞和被砍足，又哪里只是如此？他竟忘却朝夕性命的危急，正要让自己的文章像笙簧般奏响，驰骋于屈原、宋玉之间，与司马相如、司马迁争雄。这不正是所谓毁掉双足而保存美玉吗？然而我听说，易牙起初侍奉齐桓公时，曾把土和瓦器煮成羹献上，齐桓公发怒并唾弃他；于是他烹制熊掌，炙烤薄切的美味，进献山珍海味，又剖取豢养豹子的胎儿，齐桓公吃得甘美，便封给他万户之邑。晋平公起初让师旷演奏，章英等乐曲交替奏出，韶、濩之乐齐鸣，晋侯左右顾视，竟不能听完；后来乐曲变为激越的流水之声，羽、商诸调相间，宣、郑、卫乐以及北里、阳阿之曲纷纷奏起。晋平公按着节拍叹道：“天下最好的乐工啊！”易牙、师旷并不是先前昏暗而后来聪明，只是本性随着所趋附的对象而变化，技艺随着所嗜好的事物而改变。如今世上像齐桓公、晋平公那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浮丘生幸而见到了天日。我读他的《蠛蠓集》，更加为他感到愤懑凄楚，私下恐怕他终身幽愁困迫，还会比现在更严重。然而君子宁可像齐桓公那样不懂，也不肯像易牙那样改变滋味；宁可像晋平公那样听不和谐的乐声，也不肯像师旷那样改变声调。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情志是通向寥廓高远之境的，不能被世俗改变。浮丘生先前如果没有遇到陆五台先生，我恐怕他的胸襟还不足以承受伏锧之刑，他的脖颈也不足以承受白刃。幸而他遇到了陆五台先生，先生把他从拘囚之中救出，使他在词章文艺的领域中卓然挺立。他老而白首，能够和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并列，挺立如拔刀而行、肩负兵器而前进；即使被齐桓公、晋平公这样的人嘲笑，他所获得的也已经很多了。终身幽愁困迫，又有什么可伤心的呢？我天性特别爱好古人，却未能亲见古人；浮丘生所作文章如此，我既为他悲伤，又认为他的文章好，于是把它写在这里。落笔如匣中宝剑悲鸣，具有斩断流水、挥击长空的气势。《蓼莪增思卷》序

译高应冕 我读《蓼莪增思卷》，更加感叹孝子的悲哀之情，也更加赞美良臣所蒙受的恩宠光荣。要在孝子家中求忠臣，这句话很有意味啊！人的感情有所触动，就有所感发；有所感发，就有所思考。所以说，悲痛的人不能不抽泣，思念的人不能不叹息，这是说感情受到了触动。因此读《屈原传》，便想流泪；读《荆轲传》，便想舍生，这哪里是有什么特殊缘故呢？千古以来同心同情之人，一经触动，感慨之心便自然产生。何况孝亲之思没有穷尽，尤其是天性所使，不能自己停止。瑞泉张公正是因此感动于皇帝称述《蓼莪》而颁赐恩典，写成《增思》。张公幼年丧父，努力求学，每有一次思念，便吟咏叹息，继而眼泪簌簌流下，不能止住；想要报答父母无边的恩德，却没有办法。他曾私下说：“没有父亲，依靠谁？没有母亲，凭借谁？父母难道不想回顾、抚养我吗？天没有私心地覆盖万物，地没有私心地承载万物，天地难道忍心使我孤苦吗？我思念使我陷于今日境地的原因，想寻求它却寻求不到。”每次一想到这里，便再次满怀叹息，泪流不止。等到考中进士，他忧伤地说：“皇帝的诏书将向谁报答呢？”不久任县令、县长一类的职务，又叹道：“子路背米奉养父母的话，实在令人悲伤啊！”不久又被提拔进入谏院，便叹道：“假如我的父母还在，一定会教导我补缀君王的过失、采纳遗失的政令，正色立于朝廷，做一名刚直敢谏的臣子；如今我还依靠什么呢？”恰逢皇上推施不可测的恩荣，惠及臣子的亲属。张公出任佥都御史巡按山东，考核期满，朝廷授予诰命、赠封父母的典礼。他捧着诰命叹道：“皇恩浩荡啊！皇帝的话深远精微啊！如果我的父母还在，我应当先把冠、袍、带、舄放入华美的箱子，告诫苍头仆人赶回昌江之上，使二位亲人能够荣耀地接受君主的恩赐，面向北方叩首谢恩；这样或许可以承受君恩，来报答父母无边的恩德。” 可是俸禄还没有来得及用来奉养父母，他们如今已经埋在地下了。知道吗？不知道吗？皇帝称述《蓼莪》而颁赐的恩典，怎能不使我更加增添思念呢？缙绅学士听到张公的话，更加怜惜他的忠孝之情，都作诗写歌，吟咏赞叹。我高应冕为此卷作序，说：朝廷褒奖宠爱、劝勉激励臣子的心意，难道不厚重吗？受到荣宠的人自身显贵，也使他的父母显贵，并且推及最幽隐的孝思，使它得到彰显；当时孝亲之思竟这样恳切周详，张公应当感叹兴思，以彰明圣朝崇尚孝道的政治，而又不能自已。正因为如此，他做良好的官吏，就宣扬仁爱、施行恩惠；任谏议官，就宣示谋略、尽力效忠；任藩司、臬司、巡按等官，到哪里都以清廉耿介的气节受到当时人的重视。把孝道移作忠诚，实在没有边际，真可说不辜负臣子的本心了。我又私下疑惑：从前王褒诵读《蓼莪》，读到再三便流泪，不忍心读下去；张公如今感于《蓼莪》，读到再三便流泪，却又不能不读；不能不读，不能不思；不能不读，也不能不思。王褒是不忍思念，张公却是不忍不思，为什么呢？读这卷时，应当先考察他所以思念和不能不思念的缘由，再考察当时的情势，那么张公的忠孝不是更加彰明较著了吗？这或许就是张公没有说出的深微心意。读《陈情表》而不能潸然流泪的人，一定是不孝之人；我读这篇文章，也深有感触。《蟠桃图》序 薛蕙 天地间最精纯的元气，确实蕴藏在奇异的仙境；在寂寥罕见的年代，才产生这样的神物。展开图画、查考图籍，听觉惊骇，心神洞彻；仿佛在虚无之中想见它的灵异，在恍惚之间获得它的形声。若按品类来谈，也可以说：圆丘山麓，侧旁生出甘泉；增城山巅，丛生建木。金色花蕊繁盛而呈五色，琪树璀璨而结三珠。帝女有碧草分成的形体，天孙有白榆隐藏的身影。西昆山的若木，从金色枢纽上伸出重重树干；东海的扶桑，在太阳所出的地方舒展长枝。八桂在炎热的荒野成林，五芒在钟山含藏秀色。论姿态美丽，则环绕鲜明，难有伦比；论果实功用，则迂曲而且过大，未必切合需要。至于交梨、火枣，根本无从寻得；沆瀣、朝霞，无法用手捕捉。化牛山的梓树，躲不过斧斤而成为薪柴；伏菟山的松树，受雪霜摧残而变成顽石。桃胶、蜜饴难道是延年之药？鹤髓难道是续骨之膏？九月入山，很少遇到威喜；住上三夜，也无法招致玉灵。这些东西徒有美名，并不是真正的神物。因此，仙籍所编写的深奥奇异，确实以蟠桃最为美丽。它经历盘古时代，无法测知；到了炎汉、刘氏时代才开始出现。青色花萼、紫色外皮，根扎在瑶草的树荫下；玉制衣袖、金制盘子，把果实献入承华殿。周穆王到那里却空手返回，汉武帝看见它先惊讶不已。玄圃的深山岩穴，不必借助开明兽来守护；水流险阻、道路隔绝，难道还会有东方朔前来吗？蟠桃的根株有亿万岁，花果三千年才成熟；这样的春秋岁月还不算遥远，哪里需要谈论庄子所说的椿树？它经历的晦朔变化如此众多，正足以讥笑羿妻嫦娥所居的月桂。它在无穷之中孕育元精，在天地之间冠绝众多祥瑞。画下它的神奇枝干，歌颂这位长寿之母：头发雪白，虽住在洞穴中却不戴胜饰；面色红润，仿佛不怕忘忧草而以右臂为凭。她曾在蓬莱山采药，长久陪伴西王母游赏；即使沧海化为尘土，也还可以再次参加麻姑的宴席。只是徒然效法长生的祝愿，惭愧没有绝妙的文辞。有学问的人写骈丽文章，也没有那种堆砌花藻、媚态横生的毛病。《潜学编》序

译陶望龄 黎州征君邓潜谷先生笃志求学，喜爱古代，隐德不显；著有《诗》《尚书》《三礼》《礼记绎》《春秋通》《函史》《皇明书》等，每种数十卷、百卷，都已刻板流传于世。我所作文章还有上千万字，编成《潜学藏副》，尚未刊行。先生的高第弟子旴江左公景贤，以侍御史身份奉节巡按浙江，到了会稽，从帐中取出此书，交给郡守何君三畏、教谕项君元□校订刊刻。陶望龄奉命作序，序说：古代的学问，途径简约，包罗统摄广大，成就精纯；求取有根本，会通有归宿。好比园圃师种树，根茎、尺寸一一安排，而枝干、花实都由此具备。求学只是为了求道而已；道错综为事，事记载下来便成为文章。六经所写，就是古人的事情。起初不过像后世诏令、教诲、笺疏的篇章，乐官之辞、道路歌谣的声调，方舆、职官的记载，掌故、仪注的文字，编年、人事的记录，太筮、稽疑的书，以及朝廷所记、民间所传；圣人从中看到天下人的真实情状，认为精微深奥的道理就寄寓其中。所说的就是所用的，所用的就是所明白的；施行起来能够成就事务，便称作道；说出来形成文章，便称作经。道德、政事、文章的道路本来出于一源，取法有要领，所以不烦杂；制作有方法，所以一旦成就，后世便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三代以后，道术衰落，途径分歧；但汉代诸儒仍然传授一经，凭借它发挥言论、执持议论、断狱决疑。当时政治淳厚坚实，文章典雅，尤其接近上古，正如故国旧家留下的人守护宗庙礼器、沿袭衣冠制度，其典章法度和气象还有足以述说之处。后来道又更加衰落，于是朴实的学者专门解释训诂，文人专门工于辞藻，儒林与文苑分成两条道路，哪里还顾得上讨论道德、政事的异同？明朝兴起后，一概以经术设科取士，而帖括、俳偶之文使学问所达更加低下。弘治、正德年间，修辞之士兴起，抛弃陈旧腐烂的文风，再次倡导古学，于是古文与经义文章又截然分成两类。然而唐宋大家取法、取材，都以六经为根本；金陵、眉山一带的人虽名为文章之士，但精心考究、创作构思，其勤奋超过老宿，因此他们的著作内容深厚广大，往往值得诵读。近来的君子，所作经义不过像羔雉之类的应试文章，所作古文也不过是剽窃掠取；专精方面比不上汉儒，博大方面又远逊于唐宋。研究经书来不及，写古文也无暇从六经探求根本，学问如闹市中的积水，浅薄流滑、轻浮鄙陋。经术与文章之道，到这里一同受到损害。潜谷先生所依据的道理是真实的，然后从经书中阐释；离开经书而能贯通，然后把它包摄到史书之中；经史都研习而融会贯通，然后才铺陈为文章。他的文章意到理明，辞合于法；立意万变而仍有余韵；语言庄重典雅，感情达到极致。好像蚕丝有经绪，布帛有幅宽，绵絮有温暖，珠玉有光泽。明朝兴起以来，真正写出六经之文的，先生是第一人。景贤早年背负书箱，研读五经文章，聆听先生关于三长的高雅议论，亲自承受规矩法度，精妙地舍弃言语工具；师生所契合的地方，都畅达地表现在事业上。所谓求之有本、会之有归，正在这里可以得到验证。先生教导百姓、宣告尊师之道，以显示厚重的风俗；景贤巡按吴越，亲自率先推行美政，振兴幽隐、揭发隐蔽，表彰善政、治理奸邪，用以激励、刻励、晓谕百姓，他的道理都充分具备，章法也完备；凡有行动，常常称说先师，如同先师亲临，恭敬严肃，超过对手泽遗文的珍重。他每次出入，都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又刻板流传，惠及后来求学的人，使天下读先生之书的人看到先生学问的全貌，从而反归于淳厚，纠正风俗的浇薄。用意实在盛大。我仰慕先师的风范，也喜爱景贤的义举，恭敬地为此作序。本来是要把只会钻研章句的学究驱使成经学之士，结果反而把经学之士驱使成了学究，不能不深深感叹帖括文章的弊病。《刘子威先生文集》序

译余寅 从前我曾私下疑惑：我朝建立以来，振兴文章学业，积累宏大昌盛的文治，文采和声教的兴起，远远超过西汉京城，不止百倍。那精神光辉灿烂，杂糅于天地之间，装点于山川，充满四方，发泄流布于我们文士之中；照理说，应该有人上追先民，成为一代作者，可如今不过三四位罢了。西汉京城建立还不到百年，司马迁、司马相如已经如此雄伟。我朝二百多年，像这两位的人有几个？至于董仲舒、贾谊、邹阳、枚乘等人，也各自以宏大的才力奋发而起，而我们同辈往往轻视他们，更不用说考察今日，又有几人能够与他们相似？我独以为刘先生最为杰出。先生能够胜过西汉文章，而且不只胜过西汉；往上看，左丘明、屈原、庄子、韩愈等前人，以及当今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先生都能兼收并蓄，斑斓错落地表现出来。西汉以下的文章，难道只是先生的余事吗？世间那些秘藏的记载，哪里值得进入先生的眼中？假使天上有秘箓，如霞宫丹甲之类，先生全都已经牢记在心；假使地下有秘藏，如汲冢竹书、覆釜古藏之类，先生也全都已经牢记在心。先生为什么不能独自超越千年、胜过古今呢？文章实在是人最难说清的事：它开始时依凭体制，放开时由于充实，最终则顺应变化。文章没有不由最初承受而来的，必定先有气势磅礴的精神。必定有广大漫长的气势，必定有宏大高昂的境界，必定有高峻奔涌的纲纪，必定有疏宕超越的步调，必定有曲折奇诡的铺陈。然而真正得到这些，文章推进就迅疾；若还没有得到，行文便大多舒缓。真正达到这种境界，便能忘却一切；若尚未达到，便仍然没有可以凭借的构想。刘先生岸然挺立，矫直自守，专心致志，强健意志，力量极其放纵；机锋厚重而浑然忘我，万物在收束中总括，微妙之处刚触及意旨便如闪电流走，锋芒交错而使白日生寒。光芒惊骇夺人，却并不残缺咬啮；如神鼎铸成，奸邪怪异全都现出鳞甲。其鳞甲常常飞动，不能习狎；用滋味调剂它，所以既可以供皇室御膳斟酌，也可以使草野瘦士受到激发，久久不能停止。用声音使它延长，巨声不压倒细声，细声不被淹没，音调均衡而各有法度；文章已完成，却仍仿佛没有收束；片刻之间充满我的心意，最终又归于无迹。我看古人善于诡奇，发展到诡奇便往往不再变化；善于放纵，发展到放纵便不再变化；善于寄托讽谕，发展到寄托便不再变化。正因为如此，他们达到极致，最终能够合为一品、臻于圣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古人能够在不兼擅各体中保全长处，今人却因贪求兼擅而失去完整。所以今天的文章可以作为镜鉴：论创始则强，论达到极势则弱。论穷尽变化则强，论精微义理则弱；论峭拔挺立则强，论玄妙化机则弱；论细密裁制则强，论宏大鼓荡则弱。刘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别杰出，难道不是因为前面三项都具备，而后面四项也能够安置得当吗？我又私下疑惑，如今天下人大多崇尚奇异、标举正奇，不知如何论文，似乎只以……为强…… 他们一伙人喜欢喧闹，喧闹地唱出自己的声响，使天下人也喧闹地追逐这种声响，不顾其泰然自守，反而破坏诚信。刘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些人，修养自己而沉默，珍重自己而坚定，不凭借外物求取声名，反而声名传得更加久远。有人说，名声怎么会被轻视呢？今天的标志，就是后世的楷模；恐怕没有谁比得上刘先生，这又哪里能够看见我的刘先生呢？假使让千年前的人和千年后的人共同评议您，您认为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在扬雄时代，谁认识他的文章？如今桓谭的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难道不真实吗？所以我说，刘先生是千年一遇的人。直接议论我明朝的人，并不是徒然夸饰罢了。可是我和您的骨骸，哪里能够等到千年之后呢？文章落纸有压倒巨鲸的气势，腕力也足以和子威相抗，所以洗濯之后显出峥嵘，如同锦缎在蜀江中洗过而鲜明；若用别的水洗，锦的力量便会减弱。《李霖寰辽东奏议》序 黄辉 我读李公巡抚辽东时所上的各篇奏疏，感叹道：“如果没有李公，恐怕连辽东都保不住了。”但哪里只是辽东呢？辽东的边角已经哭泣很久了。过去听边地人说：辽东没有真正的边塞，只是用城墙画出胡人的界限；沙地日光荒远，马蹄卷起蓬草根，腥膻之风遮蔽天空，寒冷的磷火白天流动，狗变成了野兽，腐尸横在道路上，行人都不敢正视。当时仅仅对付中原北方的虏敌就已经如此，何况又牵连倭寇之祸呢？辽东屡遭虏患，天下本来无暇顾及，却还要以天下之力救援朝鲜；辽东所承担的实际上已经达到十之二三，又成为天下军队往来的枕席之地。天下军队一到，辽东便只能勉强喘息；头上有负荷，肩上有承担，腰间有束缚，能不倒下只差一线。因此辽东还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右屯守卫坚固。虏敌把右屯看得不超过口中的虱子，却驱使数万骑兵直奔三里城下，围攻八九日仍不能甘心，是因为镇武取得了胜利，夺去了敌人的锐气。假如镇武没有功劳，我军更加溃败，虏敌更加深入；从右屯起便可以坐着蚕食辽东。我们将连辽东也保不住，哪里还有时间顾及朝鲜？朝鲜被吞并后，倭寇又会成为另一个强敌。再过几年，辽东就会不复存在。因此，镇武的功劳，是天下的功劳。当初李公到达辽东时，辽东已经不能像一个有生命的人；李公替它请求军饷，于是辽东有了腹部；请求马匹，于是辽东有了双足；筹集粮料、训练勇士，于是辽东有了双手；特别安排戍守驿站，于是辽东有了血脉；明察斥候、严密侦察，于是辽东有了耳目；核查功过，必定赏罚，于是辽东有了气息。李公时而像父兄，时而像师帅，亲自成为辽东内部的心胆，于是辽东才…… 《楚游稿序》

译利瓦伊桢 新安方子公十九岁时，曾游历楚地，因不得志而归来。到了三十岁再次游楚时，他已经以诗著称，同四方善于作诗作文的人相互唱和；恰逢同乡潘景升客居楚地，子公便向他学习作诗，诗艺更加精湛。于是他汇集自己的诗作，题名为《楚游》，来拜见我说：“如今的天下轻视游士，而文僎游历的道路日益广阔，见识也日益增长。如今天下只有楚地不与人争竞，而文僎游楚已经很久，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也日益深厚。人家有一把破扫帚，还把它看作价值千金；文僎沾沾自喜的，唯独就是这部诗稿。这些全都是楚地赐予我的，我怎么忍心忘记楚地呢？先生请为我作序，以夸耀这个鄙陋的小县；能够借先生的声望来增光，实在太多了。”我问子公：“你的诗从楚地得到了什么呢？”子公回答说：“楚地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身披彩绘铠甲，穿着练制的战衣，前锋部队在前，我想其中不会没有居中掌权的将领和后方强劲的部队；折断敌人的兵器和猛禽般的嘴喙来铸造鼎器，杀戮巨大的鲸鲵而封土为观，可以说是强盛了。文僎游历楚地，借此来整治我的诗作，所以气势不愿衰馁。楚地的七泽，地势平衍，水面浩瀚辽阔；楩、楠、杞、梓等木材，以及金、石、竹、箭、羽毛、齿、革等物产，都是各地水果、布帛等货物汇聚之处。商贾排列店铺，绵延百里；车马舟船运输千里；衣食供给天下，可以说是富庶了。文僎游历楚地，借此来整治我的诗作，所以积蓄不愿减少。” 自从巫峡的瑶姬、江妃、汉女以来，妖娆美艳之人，实在都集中在楚地。她们面色美好，肌肤细腻，肉体丰润而骨骼纤细，长发飘逸，鬓发修长，腰肢纤细，颈项秀美，含情斜视，适宜微笑，美貌自然流露。于是有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有《涉江采菱》《驾辩》《劳商》等歌曲，含蓄的言辞相互感发，精神彼此依托，迷惑阳城，倾倒下蔡，可以说是美好了。我游历楚地，是为了陶冶我的诗才，使情态不愿枯乏。楚地的居室，有药房、辛楣、桂棘、兰橑、曲屋、步□、层台、重叠的楼榭；冬日温暖而不忧寒冷，门户用网装饰并缀以朱色，雕刻椽角，绘画龙蛇。那里所穿的，有衣、芰荷制的裙裳、芙蓉，腰带、长剑，切云冠；有纤罗、雾縠、阿锡、纻、缟，五彩灿然，像花朵，也像神仙的幻影。那里所吃的，有五谷、六仞，蕙草调味的佳肴，兰草铺垫的席子；烤天鹅，蒸野鸭，煨甲鱼，烤羊羔；有粔籹、蜜饵，清凉的酎酒，冰冻的■〈酓欠〉，宜城酒，醹醁酒，任意选择而不感厌足。那里的香草，有九畹兰花、百亩蕙草、江蓠、辟芷、申椒、■〈艹困〉桂、留夷、结车、薜荔、胡绳、秋菊落英。木兰上坠落的露珠，芬芳的雾气弥漫而侵袭人的衣襟，可以说华美整饬而精微。我游历楚地，是为了陶冶我的诗才，使情味不愿浅薄，色泽不愿枯槁，雕琢不愿……楚地的风俗喜好鬼神而重视巫觋，有祝融、重黎、云中君、湘夫人、山鬼、河伯、东君、司命、国殇等神灵，有蹇修为媒，灵氛占卜；等待云气来到天际，住宿在帝王郊外，骑白螭、驾青虬，旋风先行驱驰，冻雨洒落尘土，忽来忽去，翱翔游荡、周旋变化，可以说奇异诡怪了。我游历楚地，是为了陶冶我的诗才，使兴寄于物象的变化不愿穷尽。子公留恋楚游，正是因为这些。我惊讶地说：“奇怪啊！你两次游楚，竟把楚地所有的东西全都举出来；作为楚人，岂不是太难为人了吗？我将命令四境的官吏闭关谢绝游客，又哪里敢为你作序，以免使远方的人产生非分之心。”子公回答说：“我和楚地交游，实际上所得很少。耳朵听到的不过十分之九，眼睛看到的不过十分之一。如今资用已经耗尽，离开楚地返回，神色很惭愧；但回头看我的囊中，草稿高高隆起，只得让奴仆背着它，才不至于显得羞涩。先生如果不鄙弃我而加以教导，日后我还要再游楚地。至于宛委山的金简、玄夷的苍水……” 那是使者所秘藏的东西。大酉山、小酉山，是周穆王藏书的地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左史倚相所读的典籍；江汉之风，列入《二南》，是周文公润色的诗歌；《离骚》、赋、些辞，是屈原所创制，宋玉、景差所作；鸡次之典，是蒙□所背负的；《春秋传》《国语》，是左丘明所著；《阳春白雪》，是客人在郢都歌唱的乐曲。我将跟随先生学习到毕业。”我谢绝他说：“你前面所说的，是楚地喧嚣外显的美；你后面所说的，是楚地真正的珍宝，也是楚人希望学习却未能达到的东西。只是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只有两策罢了；即使侥幸得到，既然已经拿出来给人看，又何必对我的学生吝惜呢？姑且替你作这篇序，记下你从楚游中所得的东西而已。” 文章表里相称，构思如天成；如同三十幅布共用一个毂，足以考察、规画、弯曲、平直、悬量、权衡。《陈将军诗》序

译利瓦伊桢 过去我分守虔州时，今天的永宁陈将军有容刚刚考中武科第一名。我和他相互作揖谦让，问答之间显得秀美而有文采；读他的策论、尺牍，都文采斐然，意趣深厚，我因此认为这个少年书生未必能够胜任军事重任。第二年，他考取武进士第二名，成为都护，分掌一方军务，所到之处都有声望。他在福建时，有士人脱去头巾，躁动着践踏郡守的门庭，有容挺身而出，解散了他们。粤西思明一带的夷人凭险固守，不肯归顺，朝廷兴师问罪；那里猿鸟出没，道路如蛇虺巢穴，虎豹横行，山水毒气比鸩酒更厉害，烟雨瘴疠比跕鸢更恶，竹林荆棘逼压车笏，山岩陡峭孤绝，机弩、飞石、蛊毒、含沙射影之物，使壮士也变色缩足。有容却毅然率先登山，军队行进千里如在席上经过；他经过之处，不敢有私自侵扰百姓家、编管百姓、持杖行凶的人。他的威令就是如此。他抓住敌人要害，攻击空虚处，前方没有阻挡；各将领多以斩获敌首为功，有容所斩杀的才二百多人，但招降部落八十七个，救活老幼男女一万二千四百人。司马考核功劳，有容又列为第一。太史公说张子房身材魁梧奇伟，却很像妇人美女；若只按外貌取人，差一点就会错失。陈有容今年把他游历闽、粤时所作的诗送给我。我依据《诗经》三百篇中所称引的各位名将事迹来考察，觉得诗中意气发扬，正是“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的气概。它的规模儒雅，像“朱芾斯皇”，有佩玉铿锵、葱珩相击的风度；它的格局严整，像“师干之试”“四骐翼翼”的整饬；它的词句华美，像贝制头盔、朱色缀线、朱英绿縢的绚丽；它的结构细密，像马车的游环、胁驱以及阴靷、鋈续的精巧；它的寄兴含蓄委婉，像“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感触；它的神情安闲舒适，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情致。兵法和诗法仿佛互相借用，又彼此成就。曹氏父子上马横槊，下马谈咏；傅修期上马击贼，下马写露布；周罗睺执笔赋诗，回来仍像上马入阵一样，不落人后。史册记载这些事，传为美谈。永宁的诗可以和古人相比，他对于天下，哪里只是没有辜负衣食供养而已呢？大概由于近世重文轻武、以富贵显达为志的人，因此产生了规避武事的想法。像吕安国欣然以文官出任，王敬则说读书不过是做尚书郎、令史；他们所作的文章不过像俗人，所做的武事不过像老兵，怎么能进入士君子的行列呢？拿有容的诗集和他的事迹相互比较，天下怎能轻视武人？又怎能讥笑文士无用，以至于使文武彼此如矛盾，不能相谋呢？文章光耀天地、掷落大地，像珍珠般有光、玉石般洁白。《武试录》序 虞淳熙 臣不过是一介拘谨的腐儒，侍立在皇上左右，横置经书而讲明义理，从容出入便殿；一两次奉命主持儒士考试，尚且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既然办理儒臣所做的事都担心不能胜任，皇上却回头单独对我说：“难道你的老师只具备文事，不具备武备吗？来，你某人还应当出来主持武士考试；或者你跟随某人、住在某处，是否也具备师氏的才能呢？”臣于是更加害怕不能胜任。武士的老师，是吕望；我的老师见识高明、气势奋发，命令说：“使乱臣比配唐虞。”又感叹人才难得。为什么感叹？感叹的是德行。德行没有达到，却过早地讲求发扬威武，臣实在不够资格观看。何况有些武士胸怀不可测的心思，只知道战胜敌人，不必说战胜怠惰、战胜欲望了；七部兵书之外，连《丹书》都不知道，却私自依附兵法以求得到推举，臣又凭什么观察他们呢？但我已经接受诏命，不敢推辞，只好退下接受职事；事情完毕，又退下来接受文稿，为它写序。于是我拜手稽首，扬声说：“盛大光明的圣武啊！这大概就是典籍所称能够建立军队的人吧！”如今四海安宁，贤者归顺，改易名号以求爵禄，解开辫发而询问冠履；时值太平，君主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武力。然而圣德英毅之间，也有时引强弓、驾驺车，发扬轩辕氏的武功，使五兵退让；至于观测风向、候察气象、巩固边防，就不能责怪群臣说不敏，因为皇上从未命令我们讲读韬略、吟诵《膺扬》之诗。这是天授之能，并非人力。没有多久，剑在吴市中挺立，戟矛在滇池淬炼，流矢在幽蓟鸣响；天聪天明仿佛已经察知未来，并将征象显现。因此，七萃、九军中的豪杰，远远追随非熊之士，如风从虎，收敛豪强之气，思考如何发扬皇威；在都城演习，就考核武官；出兵作战，就背负兰花投向蔺相如；迎击敌人，就坐在铠甲上、枕着马辔，人人都成为国家的干城和腹心。这些还不是臣从骑射中所得的全部。李广射虎，箭羽深入石中。李广的本领并不加在卫青、霍去病之上；曹彰能徒手击打大象，名声却不如项羽、飞将军；羊祜、陆抗搏击，声望又不能超过孙敖、曹操。他们所称许的力量，难道能像所称许的德行那样重要吗？等到看各位武士宏壮的谋略、奇特的策略，奔涌而出，没有边际；其中有人不把《素书》看得深奥，也不把《阴符》看得玄妙，这又是何等雄视千古啊！发扬威武，可以教导佽飞、蹶张之士，却不能用来训导逸才之杰。若不是圣武发扬，哪里能得到这些人才并陶铸他们？愚臣仰观教化的源流，哪里敢深信受陶铸的人将可以免除恐惧？不过臣仍担心，各位武士仰窥苍天、俯测大海，还没有尽览宏大的境界。从前皇上多次幸临太学，诸儒惊惧地回顾，顿然受到感化；但即使选拔人才、登用俊杰，仍担心不能称职。如今这些期门、材官一类的人，难道是亲自接受王道教化、见到并理解它了吗？臣记得九年大阅时，皇上诏令侍臣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作歌，记载盛事。这五种德行，是德行的极致。文事武备，都由此衡量。臣的老师凭此而冠绝百王，吕望凭此陈述《丹书》；保存它是理，聚集它由于敬。所以，尊敬和怠慢、天理和人欲，是吉凶的门户。应当凿开凶门，掌握凶器，却贵在趋从吉道；军队中有吉祥，你们务必要做到。五者一旦得到，光明便远行。大概尚父也不能完全穷尽它……总之，这是一脉相承、不断光明的道理，也是太公所以能够被见到并被知晓的地方。我皇上加以推演而昭明宣扬的言辞，各位武士难道独独没有听见吗？听见它，战胜怠惰，便不会败坏礼；战胜欲望，便不会败坏法度。行为没有败坏，这才是完全的胜利；推举完全胜利的人，这才是得到真正的武士。得到人才，国家就昌盛。如此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正是臣的愿望。你们诸位将来列入环卫、侍奉宫禁时，何不相互谈论：高皇帝设置军府，有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司。希望陛下亲自得到这样的老师。那六王能够与十乱相配，正是五种德行的功效。愿诸位使剑、梃、销、戟、铤等武器收藏，流矢停止，成就六王的功勋，彰明五德的功效。臣即使有幸得到灵验和恩宠，哪里还用问个人的恐惧？何况诸位是自命的虎臣，正要取得使万民陷于危险、震惊恐惧的人而平定他们；难道还要使臣独自忧惧，而不想办法报答皇上的知遇吗？以主敬为核心的学问，久已被腐儒的讲席蒙蔽；经此阐发，才知道尚父鹰扬的功力也从这里得到。渭水的《阴符》与洙泗的俎豆礼学，可以同堂共同讲论。所谓战胜，不只是击破孙武、吴起的诡谋，也足以平息洛学、朔学的争论。《五岳胜览》序

译虞淳熙 管夷吾的书载录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座，大概没有一座不以五岳为宗主。自无怀氏以来，登山封禅的君主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意趣大概并不在游览，只有平子、向平所思所期，才涉及游览，希望选择胜景来娱乐。然而我以前没有见过相关图志。近世有《岱史》《岱宗记》《五岳记》《游名山记》，王恒叔太仆又有《游岳图》，并附载奇异遗迹；拿它同舆乘、郦道元等诸家之说相互考证，一日卧游也还不能周遍五岳，更何况在婚嫁之后再驱驰如亥、庄之游，专意游览呢？如今我从杨生尔曾那里得到施存缩绘的方寸地图，片刻之间游遍五岳，这是何等幸运啊！子舆氏说，孔子登上泰山，天下便显得很小。由此谈论昊天所覆盖的一切，吐纳神符、降生神灵，如昆仑、广乘、长离、丽农、广野等山，在五岳之下俯视它们，不过是五块小石头罢了。内部的九重烟气，细微的一匹白绢，哪里能抵得上河伯眼中的四方营域？然而黄州孔子山还留有孔子的足迹；又将往楚地，把太和山收纳到岱山脚下，这不正是最胜的遗事吗？踏上一座山，群山便全都奔赴眼前；圣人观览胜景的关键就在于此。只是我的目力比不上颜渊，尚且可以凭借图册来见到它；杨生所授给我的，正是这样的图册。把天下看小，也自有方法，难道一定要以离朱为老师吗？我过去读杂书，见说山阳有女子喜欢山，死后埋葬已久，波斯人剖开她的心，发现晶莹如玉，便作成美人倚栏观山的形状；她喜爱山，连影子也仿佛透彻，于是和嵩丘达摩壁画相同。可见有情、无情相互交涉，本来如此。至于这五岳，是五星、五帝之神；其中中央名寿逸，北方名登僧，南方名丹灵峙，东方名圆常龙，西方名浩欝狩；掌管胜景的将军，也都写明姓名，《龙鱼河图》可以考证。闭眼、睁眼，神与神遨游，景光在内心映照，灵府运转片刻，五岳的容貌便绘现出来。这不正是芥子容纳须弥、胜景不用选择便自然聚集的道理吗？掌握这种方法的人，即使倒出绛囊、投入真形图，又哪里还会问纸墨呢？只是在野马般纷乱的京城尘、市井尘、醉乡、温柔乡之间迁移，清空内心，尚且不如展开图册采览胜景，询问道路于杨生，以洗涤黄尘、涤除尘俗。我也是混混之人，车生在耳，蓬生在心；即使福建境内的五岳也没有看过，却还想依凭仲舒的园林，任凭风烟缭绕。胸中原本没有五岳，申甫等百神难道会远远遗弃我吗？它们忽然进入这部图册，仿佛陈季乡进入寰……图中；将让杨生成为终南山老翁，驾一叶舟为我引路。苍天覆盖之下，哪里会少了我们这些人作游伴？这样就不会寂寂无聊了。昆仑山顶有金瑟玉箫，还有千年桃花的香气扑鼻而来。《拟庚戌会试□举录》序 王宇 今上庚戌年秋季，羽林材□以及各郡国良家子弟再次来到京城，参加武试。皇上准许司马的请求，按照规定考试骑射；考试后又选取没有失去正鹄的若干人，命臣某等发策，察看他们所作的对策，分列甲乙，登记一百二十人进献。负责祭醮的官员说，这些事应当由臣办理。如今那些穿跗注服的君子所牢骚而不能平的，难道只是文法严密和文吏尊贵吗？考察兵家之言，从将帅的智、信、仁、勇、廉，到卒伍、车骑、攻围、进退，以及因天时、用地利，无不有法。这种法正是将帅所应当从自身发出的。草昧初开、英雄群起时，他们哪里甘心只满足于粗劣的农具，志向又怎能估量？一旦低首接受职事，成为爪牙，统率一旅之众，若不以三尺之法约束他们，那么凭什么使众人的力量屈服？等到武功平定、文教兴起，吹箫、屠狗一类的人都被任用并得到报答，后世的振作和玩忽便不可预知。振作过度而轻率亵渎，便失去常经；玩忽过度而怠惰，便会坐受削夺。纨袴世家子弟尚且会因拘束而跌倒，因骄陵而溃败；那么为什么不设置悬衡定度，用牙错钩连的法令，全交给文吏执行，约束他们的步趋，使奇才不至于偷窃怨言，使庸才有所奔赴，靶心长久得到震慑安宁的功用？这样，文法、文吏又有什么对不起将帅的呢？况且姬公、吕公二人都是周朝开国元老；他们既有周礼森严、丹书灿烂，也有鹰扬、斧钺、武节的光明灿然。后来尹吉甫归于镐京，张仲作宾客；樊侯筑齐，吉甫作诗歌咏。这由此可以知道，文是种子，武是根本。原文此处有缺字，语意似为：这番话多么奇异啊！那些登坛拜将、凭险设障的人，难道没有实际的缺失吗？他们只是把不足之处藏在法令中，把法令之外的部分勉强补缀遮掩，已经来不及了。文吏于是抓住这些地方，过失也就有了分别。轻重偏颇到了极点，没有不反转的。如今边塞鄙远而多有忧患，……。近来辽东困乏衰弱，天子特别注意武功；各位正逢其时。只要把国家所立的法作为标准，把朝廷所立的监察作为老师，平时无事便共同饮酒励众，有事便援鼓而进；军务法令不得偷懒，军事实力必须整治，那么一切弯曲偏邪都无所用，谁还敢苛刻地施行法令来招致官场诽谤？如此奉法便有成效，自立也没有瑕疵。况且虏骑逼近都城，鸣镝几乎射到甘泉宫，这不正是世庙时的庚戌年吗？建夷的跋扈，赖首的张狂，卜虏的首鼠两端，说明虏运即使不盛，也已经开始萌发。朝鲜之役所受重创尚未恢复，琉球又被吞并，闽海震动邻国；要解除外患、谨慎内修，正是敌国外患对国家有益的地方。诸位难道没有抱持不容坐视的忧虑，思奋发而成为天下雄杰吗？如今兵员空虚，军饷储备空缺，若不竭力图新，势必不能振作。有人说天听高远，求得圣旨实在困难，却不知道古代有人收合两邑、恢复七十多城，和三十六人一起攻下五十多个国家；有人出猎焚烧积聚，靠敌人的粮食作战；有人约集众人击败敌人，以自己的家产赏赐他们。这些究竟都是些什么人呢？遇到时机，凭借资力建立功劳，就如顺风呼喊一样容易；只有在受到牵掣、抵抗的关头，才需要……披坚捣乱、保聚固守的奇谋。这正是文法不能束缚、文吏不能真正捆缚的英勇之士和忠贞不二之臣。他们或许已经想到这些了。先生这番话不是替银不律解脱过错，正是希望金镤■〈金辜〉能够有所自我建树。如今边疆多有警报，哪里容得债帅借助文法来掩饰自己呢？《竹箭编》序 屠隆 竹箭，是我们大越的美物；我们大越实际上凭借它驾驭强大的吴国。王君是吴地人，吴人给这部编集命名时，为什么不取用菰芦来遮掩我们的竹箭呢？大概王君曾游历《越绝书》所说的越地，于是终于想要遮掩它。王君从蛇门出发，经御儿港向东渡过钱唐江，取道西陵，然后漂行到甬东，出海门，遥望三神山而归；又沿会稽山而行，在百帆、秦望山上勒马，慷慨凭吊范蠡、计倪等诸君。他们都已不在，而所谓竹箭却仍像从前那样茂盛，于是有所感触，想要把它遮掩起来。以王君磊落的胸襟，发为华丽文辞，吐为美妙语言，本应早早直达云霄，成为人世间的鼓吹；然而西施最终死在浣纱之地，郑旦终于死于采葛之事，也足以令人叹息。你逞发雄心，跨越江海，已经在菰芦之间高举自己，又想把我们的竹箭遮掩并据为己有。唉，你的愿望未免太奢侈了！不过，我们大越也有神奇之物：赤堇山剖开而出锡，若耶溪干涸而出铜；雨师洒扫，雷公击打风箱，蛟龙捧着熔炉，天帝装填木炭，太一神从上面俯视。像这样的东西，你能把它们全都遮掩并据为己有吗？如果能，我愿请持一支箭随您从云门寺出发，到南山射虎。文风疏宕流丽，号称幽深的吹奏，仿佛春云笼罩。《舆图要略》后序

译屠隆 大凡古今人们想要了解舆图和地形形势，大体不过有四种原因：帝王建都，英雄经略，将士作战，高士隐居。帝王建都，是想凭借地形险胜，占据王气，扼守险要，控制天下，建立使子孙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实在是极其重大。周朝建都洛邑，因为那里处在天地中央，是阴阳交会之地，道路远近适中，诸侯进献玉帛都能会同，竹筐竹篚等贡物也从四方辐辏而来，确实是王者之都。然而议论者认为，洛邑地域广阔平衍，没有名山大川作为界限，四面都受到敌人攻击；有德便容易兴盛，无德便容易灭亡。所以汉代娄敬劝汉高祖从洛阳迁都关中。关中有如金城，纵横千里，是天然府库之国；左边有殽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山、蜀地，背靠山岭、环带黄河，四面都有险塞可固守。突然发生危急，可以立即召集百万军队；凭借三面险阻防守，只从东面控制诸侯，哪里只是娄敬这样说，张良也有同样看法。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又说：周朝享国数百年，秦朝却二世便亡，怎么能说关中是金城天府呢？这话似乎也有些道理。后来符氏、姚氏都建都于秦地，秦地的山川险要并没有比从前改变，却都不如汉朝长久。由此推论帝王要保有国家、长久经营，难道有不完全取决于建都地点的吗？汉、唐都城在关中时，当地风土物产在西北最为丰盛，江淮、吴越还属于边远蛮夷之地，所以建都秦地、雍地很便利。如今雍州土地贫瘠荒芜，再没有往日长安的繁盛；东南风气日益开发，人口日益繁多，货物集中在江海地区，财赋冠绝天下。如果还建都关中，就偏处西部边陲，土地被关陇阻隔，与东南相距遥远，运输道路不通，我看不出有什么便利。建康是王者之都，古人说钟山像龙盘踞，石头城像虎蹲伏，郁郁葱葱的王气从秦代开凿压制以来，仍是东南一大都会。然而它偏处江左，难以经营中原；六朝偏安，都不能统一天下，这话固然不错。但我太祖确实从金陵统一了天下，由此可知六朝偏安，主要是君主没有长远谋略，并非地形限制了他们。北平虽号称天险，却长期沦为胡虏之地，风俗也染上腥膻；如果不是我成祖起初受封于燕，恐怕未必会决定在那里建都。自成祖迁都以后，都城雄伟坚固，足以打破堪舆家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皇帝居住的都城壮丽宏伟，北面控制沙漠，南面连接青州、徐州一带，山川也因此增添奇胜，帝王基业长久稳固，确实壮烈而盛大。然而我私下愚见，边界堡寨紧邻胡虏朝廷，胡骑长驱直入，早晨出发晚上便能抵达；居处接近虎穴，土地邻近龙湫。正当胡虏全盛时，他们进贡、通商、表示归顺，不敢生出异心；万一他们心怀奸谋而又难以测度，能没有像床榻被剥、祸起萧墙那样的忧患吗？大凡帝王有道，纲纪修明，威令传布天下，那么即使从徒步起家、没有凭借一尺土地，也可以开创宏大基业；即使偏处遥远角落、全无险要形势，也可以弹压疆域。否则，举起竹竿、砍下树木便可起兵，攀树缘崖便可越过蜀道，险要之地也不足以依恃。历代帝王中，他们的祖宗往往徒手取得天下，而子孙却常常把天下送给别人。古语说，守国在于德，不在于险要，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这也足以令人忧惧。英雄经略。过去吴王夫差拥有吴都茂苑的繁盛，占有江海鱼盐的富饶，控制水犀、鱼肠等利器，统率艅艎、舳舻组成的水军，国家富裕、军队强盛，雄视天下。越王句践在败亡之后，仅仅苟延残喘，带着五千副甲胄盾牌栖身会稽。两国大小强弱的形势，相差是多么悬殊啊！最终夫差因为奢侈淫逸而使吴国灭亡，句践却因为忧劳勤勉而称霸越国，兵力果真足以依靠吗？秦始皇凭借雍州的地形形势，吞并六国，统一四海，自以为建立了千万世无穷的事业；一个平民起事，秦的宗庙便毁灭了，沙丘埋葬秦始皇的尸骨还没有冷却。项羽独自占据徐、沛以及江淮东南的要地，把沛公安置在西蜀，用巴江限制他，用栈道阻隔他，西楚霸王的事业像泰山一样稳固，四方屏障也都安排好了。然而蜀地军队一起，便回师平定三秦，席卷天下；汉高祖如龙兴起，楚国却像猕猴一样覆灭，转变何其容易！吴王刘濞处在天下精兵汇聚之地，开山采铜，煮海制盐，享有富饶国土，联合七国，锋芒不可抵挡；周亚夫奋臂一呼，诸国便溃散逃走，哪里只是揭开蒙蔽、振落枯叶那样容易呢？至于熊鬻开创楚国，柏翳开启秦国，泰伯创立吴国，诸葛亮治理蜀地，窦融保守河西，刘虞安抚幽州，王猛治理苻秦，张轨据有西凉，李雄称君于蜀汉，公孙氏守卫辽东，钱镠总领吴越；这些人都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建立纲纪，布施恩信，把畏途变成乐土，把弱小国家变成强国，功绩在当时受到称扬，声名流传后世。豪杰经营事业，哪里会选择地形呢？开天辟地、划分治理九州，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神禹。他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所到之处，没有遥远的地方不抵达，没有危险的地方不涉足，没有幽深的地方不探察，没有险阻的地方不攀登；山川、郡国和地图上所标示的险要关塞，他全都明明白白地掌握在胸中，于是写成《禹贡》一书，条理清楚，仿佛在手掌上指点一样。有志于经略天下的豪杰，怎么可以不考察地形和风土，概括其大要呢？大体说来，西北风土广大厚重，当地人敦厚高大而淳朴；东南风土清秀柔弱，当地人秀美而轻捷。这只是大概。秦、晋地势雄伟险峻，那里的人民壮健强悍；燕、赵地势强盛辽阔，那里的人民慷慨豪迈；齐、鲁土地肥厚，那里的人民朴拙；河洛处在中原，那里的人民中正平和；巴蜀山川险阻，那里的人民峭拔锐利；江淮水势澎湃，那里的人民俊秀出众；徐、沛是战场，那里的人民刚强勇猛；荆楚地域广阔肥沃，那里的人民敏捷爽快。三吴地区秀美滋润，那里的人民华美浮艳；越国和吴地的风气，那里的人民接近奢靡；豫章土地贫瘠，那里的人民俭朴鄙陋；七闽土地肥沃，那里的人民细腻柔和；交州、广州属于炎热之地，那里的人民疏漫散荡；滇南地处遥远，那里的人民闲适；贵竹偏僻隔绝，那里的人民质朴野率。这是自古以来的土风。只是近代以来，地气渐渐改变：燕、齐、秦、晋之间，过去一向称为厚重，近来却由朴实渐渐趋向华饰，由笨拙渐渐趋向机巧，圆滑柔媚而精妙敏捷，甚至有东南人也无法窥见其门径的地方。东南地区偶尔也有直率憨厚、近似西北的风气，因此也不能拘泥于一概而论。晋地的平阳、蒲坂，秦地的雍、岐，经过尧、舜、后稷、公刘之后，如今已再也看不到帝王先圣的遗风；咸阳、渭水一带，也没有了从前秦汉的富盛，正可见风气淳厚与浇薄的变化。

译洛邑处在天地中央，如今那里的人也看不到中正平和、秀雅的气质，只是以朴拙见长。齐、鲁是仲尼的故乡，文学本来应当是那里人的天性，太史公曾经这样说过，如今为什么却寥寥无几了呢？燕、赵自荆轲、高渐离以后，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近来却也没有了。吴越在高、周时期号称断发文身的蛮荒之地，不参加中原冠带之人的会盟；如今诗书文学竟然彬彬有礼，秀美而冠绝天下，只是嫌它文饰胜过实质，稍显不够笃实。闽、楚的文学近来似乎也有吴越的风气，完全不像当时所称的蛮俗。由此确实知道，风气有时会开放，习俗有时会改变。沛、砀、徐、淮之间，因为国家承平，长期不用兵，那里的人民不熟悉战斗，勇悍深沉的气概也减弱了。浙江自嘉靖年间遭受惨烈的倭患，士卒逐渐练习武事，如今便称为浙兵。吴地自倪瓒、顾瑛、文征明、祝允明以来，诗歌、绘画、器物、玩赏之品的清雅风调极为兴盛。闽地自考亭，豫章自新建以来，受到先贤教化，士大夫往往喜欢谈论性理之学。由此可知，前人的风烈，近处便逐渐受到熏陶，远处便逐渐湮没散失，这是自然的趋势。善于治理的人，应当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所以风土不可不知。将士作战，必须考察地形的险易：某处平坦广阔，可以布阵交战；某处深险阻塞，可以隐藏计谋、设置埋伏。某处地势高，可以凭据而形成高屋建瓴的形势；某处地势雄壮，可以守卫而建立坚壁的形态；某处关系到首尾，应当乘据要害来控制敌人；某处关系到腹背，必须安排奇兵以防冲突。某条水道通往某条河流，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决堤灌水；某条道路通达某地，可以暗中渡过，也可以直抵其处。某地的人擅长某种技艺，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触犯他们的长处；某地的人不擅长某种技艺，就应当用自己的长处挫败他们的短处。荀卿说：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与魏国的武卒交战，魏国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锐士，秦国锐士不能抗衡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不能敌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这是说兵力会因地势不同而不同。鼌错说：上下山坡，出入溪涧，在险窄倾斜的道路上，又奔驰又射箭，经历风雨、疲劳、饥渴而不困顿，这是匈奴的长处；平原平地上，使用轻车突骑，以强劲的弓弩、长戟进行远射，或下马在平地上交战，使剑戟相接，这是中原军队的长处；这是说战斗技艺会因风俗不同而有差别。论陆战能力，南方人不如北方人，所以王玄谟败在滑台；论水战优势，北方人不如南方人，所以曹操困于赤壁。三面可以防守，一面可以控制他人，所以齐王田养士卒，最终兼并六国；出兵可以乘胜前进，入守可以凭险阻挡，所以汉高祖、昭烈帝最终建立帝王基业。汉高祖没有直接进入关中，而是先占据陈留，取得积存的粮食，这是郦食其辅佐王业的地方；将要渡过黄河渡口，先攻取南阳、攻下宛郡，这是张良为开创帝王基业所谋划的地方。西面修筑甬道，连接大河以抵挡楚军；东面驻军巩、洛，守住敖仓，以显示自己的形势。汉朝四百年的帝业，规模宏远如此。陈余没有阻守井陉的险要，所以韩信能够在泜水斩杀陈余；吴王没有守住武关的险隘，所以周亚夫能够在殽山、渑池击破吴军；陈豨没有据守邯郸、阻断漳水，所以军队在代地失败；英布没有夺取吴、楚并连结齐、鲁，所以困守在蕲县以西；汉军没有堵塞阴平关口，所以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梁人没有收守采石渡口，所以梁武帝被侯景困住。战阵之道，首先在于占据地形，早已有之。因此萧何刚进入关中，就首先收取图籍，由此了解天下的户口和险要关塞，先于众人掌握情况；诸将功劳高于他，正是因为这一点。至于高士隐居，有的拒绝国君征聘，在山林中涵养志节；有的脱离尘世浮名，专门修养性命；有的借山川景物抒写文采并加以品评。因此大禹有《山海经》，周人有《越绝书》，郦道元有《水经》，东方朔有《十洲记》，汉人有《三辅黄图》，王子年有《五山记》，周处有《风土记》，王存有《九域志》。杜光庭有《洞天福地记》，《真诰》中有《金坛林屋记》，盛弘之有《荆州记》，常璩有《华阳国志》，徐灵期有《南岳记》，程大昌有《雍录》，近世还有《方舆胜览》《一统志》《名山记》。从赤县神州直到大荒以外，考察记载得非常详尽。隐居在一丘一壑、终身与石头为伴的人，不一定要走遍九州，居住在室内也不一定要寄托于五岳。古人讥笑支道林说：没有听说巢父、许由买山来隐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不论名山洞府、繁华都市，还是遥远角落、偏僻荒野，只要有圣贤豪杰、名人高士在那里孕育成长或栖居寄托，他们的故宅旧迹，往往历经千百世也不能磨灭。古今宏大的文章、美好的诗篇，刻在石上、摹写于山崖，光辉流传于山川、照耀天地，也仿佛有神灵呵护，使它们流传无穷。一个拿着瓢、披着斗笠的人，留下的踪迹不过是名山中的一块石头，后人却一定会指着它说：这是某座山、某位高士隐居的地方；这是某座山、某位名贤游历过的地方；这是某座山、某位文人题咏品评的地方。那些栖身修真、修道、餐霞、绝粒的人，也多选择洞天福地居住。葛洪《抱朴子》说，小山僻地是妖邪凭依之处，它们嫉妒人得道，便想作祟加害；只有名山洞府由正神掌管，喜欢帮助善人、护持法道，所以修道者适宜在那里隐居。洪崖居住在西山。匡俗居住在庐山，广成居住在崆峒山，浮丘子晋居住在嵩高山，马明生居住在东岳，龙威丈人居住在洞庭山，魏王子骞居住在武夷山，真武居住在太和山，司马季主居住在委羽山，张辅汉居住在皂合山，皇初平居住在金华山，王玮玄居住在林屋山，羡门子居住在蒙山，沈文泰居住在九嶷山，周义山居住在金庭山，王褒居住在阳洛山，何侯居住在苍桐山，王进居住在马迹山，葛由居住在绥山，平仲节居住在括苍山，茅真君陶都水居住在句曲山，王子年居住在倒兽山，刘纲居住在四明山，许远游居住在悬溜山，萧子云居住在玉笥山，孙登居住在苏门山，徐灵期居住在衡山，单道开、葛稚川、轩辕集居住在罗浮山，孙思邈居住在峨眉山，侯道华居住在中条山，罗公远居住在青城山，闾丘方远居住在大涤山，钟离云房居住在终南山，张紫阳居住在王屋山，陈图南居住在华山。至人得道、超脱世俗，都有优胜之地，是神明相助、上帝命定，也有因缘和定数在其中。总而言之，建都、经略、作战，是处世之事；隐居，是出世之事。这四件事都需要借助舆图，舆图怎么可以不加以研究呢？萧何收取图籍，专门供治理世间使用；王子年记载五山，东方朔记载十洲，陶弘景记载金坛、林屋，杜光庭记载洞天福地，专门为出世者提供凭借。把这些合在一起说，是我不才。出世而有时怀抱治理世间的谋略，处世而心存出世的志向，像这样才接近至人吧。把神州的山川地理掌握在手掌之间，把万物形状描绘在笔端，参酌时势而立言；这样既可以治理文事，也可以谋划武功。《明文霱》第三卷。《明文霱》第四卷。武林刘士鏻，字羽石，父亲评选。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