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十八

译方孝孺 没有法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天下也不是仅靠法令所能治理的。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能靠威势完全使其服从，于是把革除奸邪、铲除暴乱的意旨寄托在舒缓而不急切的措施中，使百姓在其中从容地相互谦让，无不战战兢兢地有自重知耻之心。他们还没有看见斧钺便畏惧威严，还没有受到审讯便远离罪过，在闾巷田野之间潜心修养、默默改过，好像有官长亲临督察一样。他们哪里是只依仗区区法令呢？法令的作用浅近而容易了解，百姓的情性深沉诡诈而难以测知。用难以测知的情性去对待容易了解的法令，法令已经穷尽，而百姓的变化还没有停止；这样没有不被人暗中讥笑、诽谤的。善于使用法令的人，应当使百姓听说我的法令不可触犯，却不要使百姓知道我的法令果真有什么可怕。人敬畏上天、畏惧上帝，是因为从未遭受过上天诛罚；如果鬼神真的来到人的庭院，揪住人殴打，那么愚夫愚妇都会想着拿棍棒把它们赶走，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想使人重视、不敢再犯，关键在于不要轻易使用刑法。假如我把杀戮看得很轻，把杀戮刑罚屡屡使用，他们就会轻视我的杀戮而屡屡犯法；假如我把鞭笞辱骂看作极大的羞辱，慎重地施用，他们也会把鞭笞辱骂看作足以令人羞耻的事而畏惧躲避。掌握这种要领的人，能够使百姓畏惧鞭笞辱骂胜过畏惧杀戮；不懂这种要领的人，刑人在市中相接，而人们仍谈笑犯法，犯罪并不会因此稍稍减少。人只把死亡看得最为严重，所以知道珍惜生命、懂得生存的快乐；因此凡是可能损害身体、败坏名声的事情，都会谨慎戒惧而不去做。假如人都不爱惜死亡，就会纷纷惊乱放纵，在法令之外奔驰追逐，奔向死亡也不顾惜；即使有法令，又怎能制止他们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百姓畏惧我的法令。而是依靠他们畏惧败坏名声；不依靠他们畏惧败坏名声，而是依靠他们畏惧违背义。用纩冠、素组，玄冠、缟武，以及让人坐在嘉石上，在衣服上作标记、加在人身上，并没有毁坏形体、损伤皮肤的惨痛，却能使懒惰游荡的人被人鄙弃；让触犯法律的人穿着这种衣服、坐在这种地方，他就会惭愧、悔恨、羞惭、怨恨，仿佛戴上了木枷、铁索一样。这些做法并没有超出人情。哪里一定要施刑呢？加上这种羞辱，它本来就比刑罚更厉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亲睦宗族、任用贤者、周济困穷，先王把这些作为劝导天下百姓的准则，并不是能够逐家劝说、逐人诱导，而是使人以能做到这些为荣耀、做不到为羞辱，把他们记载在党正、族师的名册中，好像奉王命到司寇那里受刑一样。他们内心通达义理，所以知道畏惧义，只怕偶然违背它。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紧急，却最为重要；作用看似很小，教化却极其广泛。圣人常把这当作治理世道、使百姓向善的精意，使百姓奔走仰慕、欣喜追随而不知不觉地受到教化。世俗之人不能察觉，认为这迂远，不如使用法令见效；那就错了。人君没有不希望百姓兴起孝悌礼让之风的，也没有不希望百姓奉行职分、遵循义理的；然而百姓仍不免违背德行、轻蔑教化，官吏仍不免怠惰放纵、污浊邪僻，那么法令果真能够禁止这些吗？法令施加到人的肢体上，人仍不服从，却说空洞的名义可以使其内心服从；这件事似乎不近人情，但其中也有合乎道理的地方，不能不加以考察。两个人治理家庭，一个以变脸色、不说话表示愤怒，一个以鞭打、责骂表示愤怒。从较严厉的人来说，变脸色、不说话已经是不严肃了；表示愤怒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作为愤怒却相同。人看见他的脸色一向不变，偶尔在脸上显露出来，便会感到畏惧，这同鞭打责骂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法令不一定要严厉，只在于显示它的意向罢了。最大的羞辱，莫过于不能同普通人一样。举行酒宴时，大家举杯饮酒，却让一个人只饮水，他的羞愧比刑罚加身还严重，因为他以被醉酒者轻视、嘲笑为耻。善良贤淑的百姓都戴黑布冠；品德受到百姓尊敬的人，加以标识区别；行为被人鄙弃的人，使他不能同普通百姓平等，那么百姓没有不修养自己可尊敬之处、去掉自己可鄙弃之处的。官吏以廉洁著称，退休回去时仍穿原来的服色；不能依义辞退的官吏，给他换上异样服色使他羞愧，于是德行和恩惠就能使他们尽到职分。由此类推，使田地等级相同，使住宅有所区别，让百姓不论贵贱，都以德行高下定贵贱；做官不论职位高低，都以政绩大小定高低。有罪的人，起初只是改变他的冠服，其次是改变他的居处；这样还不悔改，就确实不能同他一起向善了。这样看来，施加刑罚，人们就会知道刑罚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并且施用于确实不可不惩罚的行为上。这样，人一定能自重其身，知道触犯法律是可耻的，于是礼义的风俗就形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一人〕 凡是能够改变风俗的事情，即使是很艰难、很遥远的事，先王也乐意去做，何况容易做到的事呢？容易做的事却忽视它，认为粗疏而不屑去做；困难的事反而看重它，认为高明而不敢去做，那么圣人的道终究无处实行，实在可悲啊！张江陵有一篇议论说：三代之中，只有商代的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本朝建国的规模，大体类似商朝；治理主要在于威严强力。自建文帝以来，仁柔之政误用了齐泰、黄子澄等人，沿袭衰败之风，于是终于失败。若把这种情形比作扶苏，便说扶苏即使不死，也必然使秦灭亡；却不知道我高皇帝的严威，特意是为了惩戒警告贪婪暴虐之人，至于施惠于百姓，即使三代的君主也没有超过他。如今长久享有雍熙太平，固然是休养生息的报偿，难道是威严强力的功效吗？正学先生端正根本、建立论说，比起《尚德缓刑书》来更加切实周详。○《将难论》

译高岱 担负天下最重责任的，没有比将领更重的；处在天下最艰难境地的，也没有比将领更难的。将领的难处，并不只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人才难得，这是君主的难处，不是将领的难处。也不只是害怕兵祸、忧虑战争危险；害怕兵祸、忧虑战争，是庸将的难处，不是贤将的难处。贤将的难处，在于难以使威势真正施行。什么叫威势施行困难？是因为控制将领的人有过错。兵，是杀人的工具；战争，是杀人的事情。聚集一群杀人的人，每天训练他们杀人的本领，非勇猛强悍、刚劲凶悍之士不可；但勇猛强悍、刚劲凶悍之士，又不能用文书法令来束缚拘禁。君主统御将领，同将领统率士兵一样，关键在于鼓励他们无所畏惧的心，激发他们敢作敢为的气概。即使想防范、羁绊他们，也只能暗中控制关键枢机，默默掌握细微权力，不可制定过多法令来束缚他们。如今任用将领的人，难道还没有明白这一点吗？古人说善于任用将领的，没有比汉高帝更好的；汉高帝所任用的将领，没有比韩信更出色。然而汉高帝任用韩信时，隆重地筑坛拜将，授予他上将军的符节，当时没有听说有监军使者，没有听说有统制将帅，没有听说设置参谋，也没有听说考核文书簿册。韩信请求兵力就给兵力，请求封王就封王；胜利了不献捷报，失败了不报告罪责，只要求他在事后负责、追究成果，所以韩信能够竭尽才能和力量，开拓数千里土地。如今任用将领的人，有谁能这样做呢？如今的总制、提督之臣，并不是所谓将领，而是用来监视将领的。将领，是亲自执掌旗鼓、临阵指挥的人。如今的将领，难道还不困难吗？上有统帅辖制，有宪臣纠察；军饷由使者供给，功劳由专官记录。将领见到这些官员，尊贵的要长跪在朝廷上拜见，次一等的也要侧着脚在旁边趋走；屏息不敢说话，弯腰不敢舒展。哪里还能有像周亚夫那样在天子面前作长揖的人呢？如果有，就会被认为跋扈不恭。那些像鹰飞扬、如虎豹般勇猛的才士，怎么受得了这种待遇呢？不过，这还只是说礼制上的困难。天子有必定偏爱、私下信任的将领，将军也有必定偏爱、私下豢养的士卒。所谓私下豢养士卒，就是用财物收买他们。军队中精锐的人，未必都是廉洁正直、忠诚守义的人。大多都是豪侠而贪婪放纵的人。如古代关于不用刺客的论说。刺客一类的人，见到利益便以性命相许，感念恩德便以生命报答；这种人非厚重的赏赐不能招募。将领有多余的钱财，才能大量招募敢死之士，因此能够倡导全军的勇气，取得攻陷敌阵的功劳。如今却是每出一金都必须登记查验，每个士卒的粮饷都必须核实；大臣出巡边境，宪臣按察地方，又要搜求剩余财利，计算多余钱粮，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还自以为这是记录功劳。前面已经如此，后来当然更加严重，那么边将又哪里有富余财物，能够招致大量敢死之士呢？这就像拔掉犀牛、猛虎的牙角，剪掉鹰扬鸟的爪羽，还指望它们惊惧野兽、搏击飞禽吗？难道不知道李牧镇守边境时，市场税收不收入库，关闭城门犒劳士卒，每天耗费牛肉和美酒，这些又是从哪里取得的呢？不过这还只是说勇士难以招募。两军已经逼近，旗鼓相对，士卒以百死求一生，击溃强敌，幸而斩首、擒俘，这也是拿自身性命换来的。将领临阵见到这些，应当不超过一时便赏赐他们；然而将领又不能自行决定。必须让士卒裹着粮食走数百里，把功劳报给统帅；统帅也不能自行决定，还要献给记录功劳的官员；记录功劳的官员又不亲自查验，而交给属官办理。士卒在道路上奔走，在公府门前等候，在庭台之前趋伏，听凭小吏的口舌决定。他们本来都是像野猪纵横冲突一样的人，哪里能忍受这样疲于奔命？于是小吏反而责怪他们延误，诋毁他们欺骗蒙蔽。士兵即使精锐，又有什么利益可图，值得这样去杀敌呢？这还只是说士卒的困难。进攻作战、推进取胜，必定有约定的日期；胜败的进程和形势，必定要上报；斩获首级、俘获人数的多少，必定有文书记录和行阵中的旁证。这些事情最能挫伤将士的心志。必定要登记姓名；在浴血奋战之后，还来不及救危扶伤，将领却急忙呼喊吏士催促办理文书。披甲执兵的人不熟悉文墨，一有差错，双方就会会同查勘、分别裁决，随即用文法来绳治主将，还没有记录他们克敌的功劳，先追究他们欺骗蒙蔽的罪责。唉！武夫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文吏却在簿书上指摘过失；敢死之士在疆场上辗转搏斗，宽衣大袖的文士却在官署中高谈阔论。即使有克敌制胜的谋略、报效国家的忠诚，又有多少不会受到摧折而产生悔恨呢？这就是魏尚所受的羞辱、周勃所感的恐惧、李广甘愿自刎的惨痛、苏武忍受投降匈奴之羞，却仍不堪面对文法官吏的缘故。唉！虎豹般雄健的人，却责令他们低头接受羁绊；隼鹘般强悍的人，却约束他们收起羽翼、进入樊笼。即使黄帝也不能保证他的将领，司马穰苴也不能完全约束他的士卒。如果一定要羁绊他们，那就只能得到牛马；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关进樊笼，那就只能得到雏鸭。将领又有什么用呢？这都是控制将领的人造成的过错，也是将领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因此，自古承平之世，很少有人能够建立荡平天下的功业；而在颠沛危难之时，往往显出骁勇雄杰的谋略。难道豪杰大多生于乱世吗？大抵承平时被繁多的条例束缚，危乱时则无暇顾及文法上的琐碎细节。渔阳的战鼓刚刚震响，二十四郡竟没有一座坚城；完颜撕毁盟约南下，军队渡过黄河如履平地。当时难道没有像许远、李郭那样的人才，没有像张巡、韩世忠、刘锜、岳飞那样的人吗？只是被法令束缚，不敢承担责任；被文书牵累，不能施展才能。等到国家颠沛流离，把兵权交给他们，却又不让他们掌握权柄，那么这些人也就显不出自己的卓异了。国家在己巳之变中边境空虚，后来于谦建立安定社稷的功劳、石亨摧毁敌阵的谋略，也不是异代才有的人才。假如用太平时代的法律来约束他们，那么诸将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成功呢？有人说，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反客为主、倒持权柄的祸患，消除部下势力过大的忧虑。这种思虑就过分了。古语说：怀疑一个人便不要任用，任用一个人便不要怀疑。因此，应当在委任之初严格选择人选，而不应在任用之后设置过多的监视和控制。唉！没有陈平的谋略，蒯通不能改变韩信的心志；没有卢杞的谗言，朱泚哪里能够联结怀光的军队？黥布反叛汉朝，藩镇背叛唐朝，并不是因为控制得不够严、文书不够细，而是因为心怀叛意。即使一定要过分防范，也不过像我所说的那样，暗中控制关键枢机。默默掌握细微的权力罢了。何至于像当今这样琐碎烦苛呢？假如他们真的想要叛乱，又哪里是这些琐碎措施能够制止的呢？凌厉而深刻，足以使熟悉兵法韬略的人激动得目眦欲裂。掠取而轻易收取。○《功实篇》

译何景明 对于功劳和实际效果，后世的人君常常不能加以考核。功劳，是人君所夸耀、喜悦的；内心夸耀喜悦的情绪正盛，而天下又正有奇异宏伟的事情在眼前显现，于是考核功效和实际结果便有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只看见它的利益，没有看见它的祸害；知道它带来的福，却不知道它潜藏的祸。喜欢猛兽奔跑之乐的人，忘记了衔橛失控的忧患；爱好在山坡上奔驰技巧的人，忽略了车轮翻倒的悔恨；喜爱速效治病药物的人，蒙蔽了毒性发作的警戒。因此，快意的欲望一到，周身的忧虑便被转移；炫目的形象一出现，连背后的光明也被遮蔽。天下的事情，功劳在别人那里，我便有可能看不见它的实际后果；实际效果在我这里，别人又可能看不出它的功劳。所以人君一定要详察功劳与实际效果的区别，核实其中的异同。三王以善于治理为功，五霸以善于备战为功，七国以善于作战为功。战争是最凶险的事情，功劳却是最美好的利益。穷究凶险之事而求取美好利益，这正是三王不肯做、五霸不愿做的原因。天下有不忘记战争的大臣，也有喜好战争的大臣；这两种人的功劳相同而实际结果大不相同，名称相似而事情并不相同。因此，不忘记战争的大臣，多思虑而有准备；喜好战争的大臣，贪图进取而少有忧患意识。多思虑而有准备的人，清理外部而充实内部；贪图进取而少有忧虑的人，则制造许多事端，使国家空虚。因此，不忘记战争的大臣总是担心天下发生变故而自己没有周全的策略；好战的大臣只怕天下没有变故。没有建立功劳时，不忘战的大臣常常保持安静而使天下安定；好战的大臣常常扰乱天下而产生祸患。这是人君应当察知的。从前秦国成为霸主，历经数代而称帝；称帝后仅两代便灭亡。称帝极难，灭亡却极易。成败未能通晓，代代强盛与衰败同时到来，正是积累功劳到了极点，也积累祸患到了极点。汉武帝的才略超过汉文帝、汉景帝，承接三代积累的富厚，不改变制度便使国家空虚耗损，是因为好大喜功而没有满足。秦国任用白起为武安君、商鞅为商君、范雎为应侯；汉武帝任用卫青为大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六个人，都是所谓功臣，也是人君所尊贵的人。然而没有察明功劳与实际效果的区别，所以白起、商鞅、范雎的功劳日益积累，秦的社稷却日益窘迫；卫青、李广利、霍去病的功劳越高，汉朝的天下却越发危险。喜好功劳的大臣，是人君不容易驾驭的人；没有丰厚的供养，就不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没有重大的赏赐，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用高爵崇号使他们尊贵，朝廷的职位就会空缺；用金玉重宝使他们富有，府库的积蓄就会耗尽；用土地苑囿增加他们的财产，国家的土地就会削减；重税滥役会结下百姓的怨恨；攻破城池、侵占疆土会加深敌人的仇恨。这样以后，臣服那些本来不应杀戮的百姓，扩张那些本来不宜树立的疆土，谋求那些本来不能流通的货物。因此计算百姓，俘获众多也不足以补偿百姓的死亡；计算土地，投降的城池再多也不足以抵偿赏赐。计算利益，远方取得的物产也不足以补偿所耗费用。给当代增加危险，却不因此省察；把祸患流传给后世，自己又不能看见。这就是不考核功劳实际效果的祸患。因此，看见显露的福，就一定要想到隐藏的祸；面对眼前的利益，就一定要谋划长远的危害。功劳归于臣下，而实际利益没有惠及国家，这是明主所不看重的。切实恳切而详尽明白，即使是苏轼代陈方平所作的书信，也不能超过它。○《惩奢论》刘玉 一顿饭花费百金，一件衣服花费千金，一处居所花费万金。上面这样倡导，下面就跟着效法，风俗怎会不奢靡呢？犬马吃谷物，奴隶吃肉，倡优吃珍美食物，食物怎么会不匮乏呢？厨师使用海味陆产，织工织造华美的丝绸，工匠进行雕镂篆刻，器用怎么会不耗费呢？僧道不耕作却有饭吃，游荡懒惰的人不耕作却有饭吃，商贾不储藏粮食却有饭吃；工匠凭技艺，士人凭志向，公卿大夫凭才干，大体上一个农民要供养十个人，天下怎么会不贫穷呢？出嫁的人耗费累车财物，安葬的人耗尽全家资财，贫富相互攀比，费用日益增加；愚蠢不肖的人相互倾轧，日益踏入邪路，风俗怎么会不鄙陋呢？唉，弊病太严重了！上面的人一定要亲自实行节俭，然后民风才可以改变；严格制度，然后民心才可以安定；去除奇邪、禁止淫侈，然后百姓的用度才可以充足；减少末业、驱逐游民，然后民力才可以完整。民力安定、民用充足、民心安定、民风改变以后，礼乐才会兴起，刑罚才会搁置；礼乐兴起、刑罚搁置以后，万物丰盛，天下安定。肃穆整齐，如同郊祀、宗庙中的诗歌。○《来雁论》

译陈束 顾舍人任职居住在京师，有雁群聚集在他的宅舍，迫近人也不惊慌，举止安闲，时常有宗卿前来观看，说道：这是美好的祥瑞应验吧！雁背负阴气、怀抱阳气，按时节而行动，观察星宿而住宿。如今它们背离幽静的玄水洲渚，聚集到人世的清明之地，大概是为了彰显祥瑞、表示应验，预示舍人将有吉祥之事。客人听了这些话，来问陈先生：这话对吗，不对吗？先生微微一笑说：对呀，美好呀，美好呀，对呀！不过，还是没有追究根本。根据瓜果等物来推测征兆，按照类别来衡量、表明应验，这是琐碎之士的思路，不是用来讨论朝廷大政的道理。宗卿的话未免太浅薄，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客人说：为什么这样说呢？羽毛之物先感气而动，这是自古就有记载的；何况雁是耿介特立的禽鸟，仪态婉转，收拢羽翼，前后相随，声音雍雍肃肃，似乎驯顺温和，难道不是上古氏族用来协和音律、预报神灵的祥物吗？先生难道还有什么遗闻吗？先生说：哪里是这个意思？果真这样说，那么所有具体事物都成为祥瑞，而灵异之物也就不稀少了。哪里是这个意思？况且麋、鹿、鸾、雉，羽毛奇异、纹彩不同，都是古今所珍视的东西。虞人背着弓箭、带着捕兽器，进入树林追逐鹿群，那么奔驰、惊跳、飞跃的禽兽就很多了，虞人却没有因此得到祥瑞。红色鳞片、华美甲壳，是世间稀有之物；渔人张开九罭之网，在江河中游走，于是形类错杂、族属奇异的鱼类，张口浮沉、翻波逆流的很多。渔人也没有因此得到祥瑞。事物本来有灵异的，却未必能够遇合；未必有灵异的，却可能广泛出现。这种情形凭什么称为祥瑞呢？客人说：既然如此，先生为什么又认为这是祥瑞，并称赞它呢？先生长叹说：唉，这件事难以用浅近的话说明。不过，这件小事也关系到皇上的风化。既然我掌握着文艺的权力，怎么可以始终缄默不说呢？怎么可以始终缄默不说呢？姑且试着论述它吧。平夷与隆盛取决于时势，机缘与祥瑞取决于适逢，显扬与隐没取决于时会。建立德行、彰明名号的人，是逢合时机而来；显示光彩、施展盛美的人，是偶然遇合而来；安享和平、履行福祉的人，则往往是附会而论。评论时代、推演教化，不超出这三种情况，却足以建立教化。所以，有些事情微小却一定显著，有些事情显著却未必得到宣扬。那位舍人悠闲自得、举止从容，却对所谓祥瑞格外自矜；假使他遭逢衰败的时代，经历忌讳重重的朝廷，即使屡屡遇到珍奇异物，也将局促不安、隐藏湮没，哪里还能宣扬芬芳、发扬光大呢？我听说：只有圣人能够役使万物；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反而被万物所役使。如今皇上神圣，顺应时运，积累先世光辉，历代深厚恩德充盈无极；即使如此，仍然慎重选拔贤才，使宫内外有一技之长的人也能贡献才智、陈述谋虑，以文饰宏大谋略。因此，百姓都开明喜悦，远近欣喜，和气充满，祥瑞纷纷聚集：熙和之雪显示祥瑞，甘美之露飞降，仁慈的麋、洁白的兔、灵异的雀每天都进献到丹陛；嘉祥异物也不断呈现，尽数升入清庙。然而天子仍然谦抑不居其功，下令说：这些都是大肆夸耀、铺张浪费的事情，命令内外从今以后不得重复制献。而各郡国献上的诸种福物，即使只取十分之一，仍有余盛；图籍中所记载的更难以完全叙述。人人都说这是华平草出现的征兆，家家都希望得到林氏之驺；踮起脚等待，伸长脖子盼望，天下众人都仰首企望，没有不希望皇上兼得各种祥瑞的。总括百神的祥瑞。从前，爵鸟聚集在尚书省官署，黄霸因此声名显扬；鸾鸟降落在庭院树上，萧恕因此表彰政绩。这些都是遇到喜好夸耀的君主，处在偏颇驳杂的朝廷，身居疏远卑下的职位，却还能借助外物彰显教化、留给后人观览。舍人凭借明达的资质和聪慧的品性，遇逢隆盛时代，借鸿雁渐升之翼，响应凤毛麟角之选，在金闺中执笔，在瑶阶前增添光彩，日日观览天子的文藻，亲手采撷云英般的精华。他既已熟习观看太平事业，又沐浴膏泽，受其文章的熏陶。那飞翔的雁，纷纷降临，仿佛有所启发，可以作为法则，可以作为仪范。羽毛的感应，难道一定要考验符箓才能相信吗？然而借此引发兴致、协调思想，是不可缺少的。王生说过：世道衰败、正道微弱，虚伪的臣子还要虚妄称颂，那就危险了；世道太平、正道彰明，臣子却不能宣扬它，那就鄙陋了。情感积聚之后便要宣泄，完美的事物得到考核之后才会畅达，性情受到触动之后才会兴起。舍人光彩显耀、难得遇合，终于能够借外物寄托义理，修饰文辞，表达意趣，传播到遥远之处，以彰显和美祥瑞。感受君上的恩德而内心奋发，抒发情怀，归美于君上，传播忠诚，这是臣子的职责；抒发意旨、阐明道情，以通达讽谏劝喻，这是文士的用心；推及君上而遍达下民，铺陈推广、广泛流传，以求普遍，是卿大夫的职责。《诗经》说：鸟羽翙翙，亦来聚集止息；蔼蔼吉士，受到天子的宠爱。又说：桑扈鸟交交鸣叫，羽翼莺莺；君子快乐安乐，承受上天的佑助。这正是所谓大大的美善。至于炫耀奇异、揣测祥应，想凭借这些获得宠爱、求取安抚，却只是凑合附会，难道不惭愧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染饰羽毛，绘画文彩，杂合四时五色的方位来彰明其文采。○《本治》中

译黄道周 治理天下，要使各项事务有条理、相贯通；说到条理，就是建立常法；不说这些，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使其有条理。什么叫条理？就是辨别远近、内外。什么叫数？就是贯通它的原则。答案是礼、政、刑、兵。兵，是用来对付远方、治理边陲的；但边陲并不是兵力本身所能治理的。天下各种事情，都是先治理近处而驾驭远方，详察内部而安定外部。边陲不能治理，就责问畿辅；畿辅不能治理，就责问宫府；宫府不能治理，就责问黼座。黼座治理好了，然后宫府才能治理；宫府治理好了，然后畿辅才能治理；畿辅治理好了，然后边陲才能治理。这几层关系，即使天地变化也不能改变。如今说边陲不能治理，天下议论的人却应当舍弃宫府而只谈边陲；只谈边陲的便听取，不谈边陲的便治罪。唉，这难道是曾经考察过根本计策吗？古代天子把疆土边防之事托付给牧伯，征发军队、约定会期不越过自己的疆界；大司马调集郊外、遂地的军队，车辆聚集，铠甲也不到侯服、甸服之外；天子安然执掌和鬯之权，公卿百官舞羽执干，丝毫不改变常度。因此君子不震动，小人不喧嚣，奸邪无从滋生。如今一方有事，便惊动天下来经营，内外相互激荡，主客相互攻击，狡黠之人乐于煽动，作为朝夕谈资。因此有五万大军、千里征役，数年不能决胜，反而使相互诋毁、受制的人在道路上彼此消耗。火灾发生在山林薮泽之中。百人千手，各有各的看法：负责狩猎的人认为适合打猎，砍柴的人认为适合烧炭，耕田的人认为适合灌溉。盗贼从荫蔽的内室下手，守门人来不及关门，掌管箱笥的人来不及上锁，直到夜饮将尽才彼此惊愕。所以祸患的发生，不在于议论的人，而在于不议论的人；边陲失守，不是因为不谈论边陲造成的祸患，而是因为不谈论根本造成的祸患。因此说，十人结伴射狸首，并不是射虎；劈开狗尸击鼓驱傩，也不是在驱逐鬼。假使祸患的箭头一动，便都集中到众人议论的靶心，那么就像千人在市场喧哗一样，哪里会有覆亡国家的事情呢？从三正以来，七代二十五氏，接连发生丧败，其中归因于边陲的不到十分之二。总括其中的大概，都是先有宵小、权臣、宦官在内部构祸，然后夷狄从外部侵扰；宫府先行衰败，之后畿辅不能治理；畿辅不能治理，之后州郡离心；州郡离心，之后险关重兵也不足以依仗。因此奸贼的动静，深处有它的根源。它们来到的地方，不在于人们最重视的地方，而在于人们最忌讳的地方。最初的忌讳，必然先忌讳内部；忌讳内部，就是贼患已经在内部。内部的祸乱不上报，长期潜伏便从外部溃发；从外部溃发以后，又忌讳外部；忌讳外部，就是贼势已经在外部强盛。外部的侵扰不上报，便会骤然逼近而侵入内部。天下有这两种忌讳，便会使肘足之间的地方遮蔽万里，使万里的寇患从肘足之间爆发。因此，臣子侍奉君主、君主侍奉上天，都应当首先自我命名、彼此直陈。自我命名，就是说明自己无所忌讳，使人可以应声而治理。所以，把干戈称作干，把戚斧称作戚，圣人采用这些名称，却都不以此为乐；把管称作管，把钥称作钥，圣人采用这些名称，却都不使其动荡。无论筵席、几案、枕席、竹席、簸箕、扫帚、簍梮等物，都是如此。同类事物，也都应当按照自身的名称来称呼。名称有它的来源，同类事物也有它的出处。弓箭一类的事物，来源于管弦；枪剑一类的事物，来源于刀笔；战马一类的事物，来源于狥彘；容易变种的一类，来源于蛮髦；咬骨一类的事物，来源于谗刺。夷狄侵扰一类的祸患，都出自宵小、权臣、宦官。圣人认为这些都不可忌讳；既然不可忌讳，人们就都知道外部要防范、内部要谨慎。因此圣人的道，贵在审察事物从哪里产生；审察它的来源，便能治理根本而不损害末端。兵的根本出于刑，刑的根本出于政，政的根本出于礼。身穿朝服、头戴礼冠却去救斗，在世人看来是迂阔怯懦；而正直刚介的人只能使人更加争斗，不能使人不争斗。从众人争竞的道路出发，使胜败各占一半，圣人不走这条路。假如圣人舍弃朝堂宫阶而去守边陲，他的办法也不过是作战必胜、守卫必固罢了；即使历经数代，也不能有百年的治理，禹和高宗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天下人却不明白，是因为都被表面的祸害迷惑，只在紧急搏斗处救治，认为千里之外的治理不能坐在朝堂上控制。日月星辰、山川灾异，距离人不知道有几万里；如果亲自赶去救治，丝穷了、鼓破了、灰尽了、扫帚断了，诸国人一起哭泣，也没有用。圣人坐在明堂发言，只要言语正确，灾异便会消除，邪气便会退却；即使不能消除，也不会成为祸害。圣人坐在那里，距离不过五步之内。五步之内，难道会远离苍天青冥的尽头吗？只是因为根本所在，精气光曜与其居处相应；它的运行并不奔驰，疾病也不会迅速发作。如今说边陲之事遥远，便应当谈论；朝堂宫阶之事近，便不应当谈论；边陲之事紧急，便应当谈论；朝堂宫阶之事缓慢，便不应当谈论。果真如此，就等于认为朝堂宫阶的祸患小于边陲，边陲的祸患又比朝堂宫阶紧急，这还没有建立根本的次序。古代圣人直到太阳偏西还在询问，以挽救自己的过失；瞽史、鼗鼓、铃铎不离左右；公卿百官都用来补缺救失。圣人思考谦让人才、授予职任，使劳苦之人各得其所；精微要害保存在屏蔽之内，险阻易简、制服治民的制度都保存在国邑。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常常好像不忧虑边陲，而边陲没有祸患，正是因为圣人治理有道。有道，就是知道事物从哪里产生，集中治理近处而驾驭远方；表面上似乎有所不足，内部却有余裕。所以有道之人不急于同人争斗，有道之政不急于同政争斗。有道之人，用明洁美酒养育士人，用刍灵的草料喂养战马，用系印玺的纽带拘系敌人。有道之政，停止一顿饭，军士便能长久饱食；拆开一纸文书，匈奴便能解甲。这难道是荒诞之说吗？齐庄公、楚威王尚且还没有达到中古圣贤的程度；一次战争使边境覆败、土地削减之后，反过来治理内部，吊死问生，在大夫的宗庙哭祭，在百姓的社坛祭祀，三年不饮酒、不食肉，天下便畏惧他们。霸主得以成就，亡国者得以复兴。夫差、主父，都是天下疆域最强盛的一类；威势建立在绝漠之外，严厉的命令奔驰于中原上国，于是教导群臣说：治理内部的道理，我已经听闻了；至于不能包举诸胡、兼并齐晋的办法，不要告诉寡人。从此以后，很多人不再进言。宰嚭、李兑便趁机探取内部实情；白起、伍胥便趁机从外部动摇夺取。因此，外表像萤火般炫耀的人，只能看见外部。窃取内室的盗贼在外面喧哗。禁令越多，奇异的丧败越多；厌恶听取意见的人，饥饿的人就越多。如今不知祸败从哪里产生，不知条理由什么组织贯通，也不知轻重缓急应当怎样救济，只说是边陲之事就谈论，不是边陲之事就不要谈论，这难道是曾经考察过根本计策吗？圣人衡量天下，如同把各种事物悬置在秤上，以斗来比量，把它看作物类汇聚之处：宫府占万，畿辅占千，边陲占一。诗书所说成败的根源，礼乐占千，刑政占万，而兵只占一。一棵树、一畦稻，都有许多导致死亡的因素：螟、蜮、蟊、贼会使它死亡，阳气聚集、阴气凝结会使它死亡，盐碱地和水涝干枯会使它死亡，稂莠和宿莽会使它死亡，鸡豚践踏聚集也会使它死亡。既然有这么多死亡的原因，却只停止进食去谈论收割时盗取庄稼的事情，彼此争胜不止，揪扯毛发，尚未等到疾风暴雨，茂盛的树木和美好的树荫已经蒙上污秽了。因此，堵塞四方听闻，禁止秘密进言，设置一概而论的禁令来压制众说，其中一定有极大的忌讳和隐蔽的邪恶，不能不加以察看。

译不忧虑外部而忧虑内部，古人也有人这样说过；至于它立义深厚奇峭、标举华美深艳，即使长沙之论也要让其宏硕，江都之说也要逊其博大。○《本治》下 黄道周 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谨慎不要有所忌讳罢了。忌讳内部，贼就在内部；忌讳谈论外部，贼就在外部。奸邪盗贼窃取国家，必然会大大设置关门限制，又制造许多禁忌。设置严密关限、制造许多禁忌的人，假装谨慎周密来闭塞天下，使天下人因祸患而改变过失。世上见识少的人既乐于自我封闭，又认为国家的隐患所在，反复谈论才算爱护国家；于是贼患充满，却没有人敢于报告。古代天子简约居处而专心治理，壶巷、寝室一直通达到日月；处理政务的名册，举手之间就可以数清。即使这样，他对于所显露、搜求的事情仍然十分充分，却还自认为幽暗隐蔽，四方听取、八方观察，惴惴不安地处在朝廷，向众人发问，好像行走在幽深洞穴中寻找油脂灯火。如今宫门殿阶之内，盘曲的泉流、环绕的深渊，动辄数以百千；能够含藏云雾、招致霜露的地方，举足即到。若有不可测的龙蛇杂然兴起，也未可知；却又加重门锁，使千百人拥护围绕，唯独一人闭门而卧，还自以为处境安稳。因此，今天居处宫中的人，理应比古代居处宫中的人更贤明。古代居处宫中的人，以一人治理几十人还认为不足，又派数百人在外观察、匡正他；如今居处宫中的人，以一人治理千百人还认为有余，又增加虎豹龙蛇般的苑囿。所以古今贤圣及其道术，竟然彼此相反。古代所面向的方向，趋向光明。如今所面向的方向，却趋向幽暗。古代竖立日晷，面向南方测量；如今竖立日晷，却面向北方测量。假如不是道术相反，就一定有阴险的说法在扰乱它。知道有阴险说法却共同加以忌讳，这是暗中助长祸乱；知道暗中助长祸乱终究不能忌讳，却又不得不忌讳，这是没有办法。古代讲求道术的人，以天地为规矩，以日月为开始。日月是万物彼此得以看见的凭借，圣人的道，就是要使万物全都显现出来。因此白天行动便依靠日月照明，夜晚行动便依靠星辰照明；从窗户窥视，便能看见苍天；俯身临水，便能照见太清。包藏阳气而不能显现，那么它的道就一定会斗争。圣人效法天地，是要同它一起明亮，而不是同它一起昏暗。万物尊重圣人，也是因为他使万物明白，而不是使万物幽暗。在广大的阴影下面、盘曲的大地深处，日月也会偶尔照到；在积羽之西、扶桑之东，祥云甘露也会偶尔遍及。然而万物不前往，是因为认为彼此不能相见；光耀和阴雨一同失去。圣人赏赐百姓、教导百姓而赏赐他们，惩罚百姓、教导百姓而惩罚他们。因此，喜爱一个人便说是天子喜爱，不要说是谁喜爱；愤怒一个人便说是天子愤怒，不要说是谁愤怒。天子的喜怒赏罚显现在天下，那么他不喜、不怒、不赏、不罚的事情，也会显现在天下。喜怒赏罚不显现在天下，那么一个人的隐秘意志便会被天下人猜测：赏赐一个人，便说是谁在喜欢他；惩罚一个人，便说是谁在恼怒他。假如天下认为一个人的喜怒可以代替天子的喜怒，那么即使耀佩、铜镜、刻刀、锯子都挂在人的脖子上，也只足以操纵权柄，不能向天下显明道理。因此君子制定法令，也要使万物彼此看见。万物彼此不能看见而日月常常显现，日月显现而万物常常被照见；所以万物的怪异都显现给人看，既然怪异都显现给人看，人便知道它们的神怪而不承受它们的祸患。圣人铸造鼎，就是为了让物类中的神怪显现出来彼此示知。魑魅魍魉即使丑陋至极，同类之间也各自把彼此看作美好；一旦出来被人认为丑陋，即使鬼物有鬼的情感，也会自觉羞惭忸怩。圣人认为懂得这一点的人便可以治理天下。因此，治理万物用鼎，治理人用钟鼓；治理万物，是隐藏它的情实而显现它的形体；治理人，是隐藏他的形体而显现他的声音。隐藏它的形体，天下便没有可以逃避的实情；显现它的声音，天下便没有可以逃避的形迹。圣人认为懂得这一点，天下的制度和道理便都可以据此建立。如今却说看见鬼物的人一定会死，衡量声音、推测形体的人会遭不祥，这就是天下万物彼此共同忌讳。天下万物彼此忌讳，强者便横暴无忌，柔弱者便闭口不言；喜怒赏罚明明白白，有人却暗中窃取它们，而众人只是相互以目示意。这样就危险了。天下的危险，都开始于有所忌讳，终于发展到再也无法忌讳。关于豆牛的祸患，孟氏都知道，却认为告诉别人会使两个儿子忧虑，而且穆叔也不会相信。公子成的愤怒，李兑一族知道；祸患没有发生时不敢正面说，祸患发生后参与其中，便不得不成为贼。因此，有些贼患发端于考虑祸患是否应当讨伐，而无论讨伐与否都成为贼的，是季氏和李兑一族。太宰嚭在晋国争夺霸权，胜利了却不居功；不能说他没有智慧。李斯请求停止营建阿房宫，减少转运劳役、戍守边疆；不能说他没有忠心。他们闭塞内部的贼患，却忧虑外部，其过错比贼患本身更严重。因此，有些贼患发端于依仗宠幸，告发与否都成为贼的，是宰嚭、李斯。韦匡、翟蔡穿着儒服、戴着雅冠，只是跟随中书；子文、子夏徘徊在五侯之间，大臣有冤屈却不能申明，权幸奢侈却不能进谏，最终国家覆亡，自身与名声一同丧失。因此，有些贼患发端于保全自身，虽然并无明显过错，却都成为贼的，是韦匡、翟蔡、子文、子夏。这几个人起初都不算罪大恶极，只是内心有所忌讳，开始忌讳它，最终便再也无法忌讳。因此，一切无法忌讳的事情都归结到这里。鼎、钟、鼓，是圣人区别鬼神、向天下明确宣告的器物。圣人铸造鼎，又由鼎制成斧锧。制造斧锧，又由斧锧制成较、梏；制造较、梏，又由此制成金、矢；制造钟鼓，又由此制成鼗、铎；制造鼗、铎，又由此制成桥梁之木；制造桥梁之木，又由此制成方册、削牍。以上这些器物，都是因为同类范围越来越广而越来越显明，目的只是把自身显现给天下，使天下共同看见罢了。如今却说君主少说话，臣下就会显得尊贵；多次询问人，权势就不会神秘；还说登上高处百姓便离散，夜里举火箭便会聚集。这些都是极其昏昧的智慧，不能拿来向天子进言。做天子的如果已经被这种说法禁锢，无法用正常方式引导他，那么办法不如把它推广开来，使他看见自己所乐于看见的东西。把它推广开来，使他看见自己所乐于看见的东西，形势便会渐渐亲近外部；渐渐亲近外部，进言的事情就会增多，忌讳的事情就会减少。因此古代建造明堂，都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坛夹在城的东西两侧，讲习射礼的地方环绕水泽，春秋时节的雨露、陵寝，以及亲自巡行、田猎的月份，都没有废止骑射。这样做都是为了舒展思虑，使精神明朗爽快，排泄幽闭郁闷，与士君子和百姓共同享受朝夕时光。疑难积累很多，就一定会从通达古今、博奥广识的人那里有所取法；有所取法以后，才可以明察治乱的根源，验证成败的事实，吐纳日月般的光耀，刊除鬼魅般的昏睡怪异，总括内外的机要。这就是素王、九主所承担的事务。失去这一点而不加谋划，就会阴气积聚、阳气包藏，外部产生光晕，内部形成贼患；即使有禹鼎、钟鼓，也不能明确告知天下，只能背着衣带，号哭于虎兕龙蛇出没的境地，还自以为忌讳得多，难道不是太危险了吗？孔子说：圣人观察事物而看见实情，愚人看见怪异而忌讳称名。正因为忌讳称名，所以才同怪异相邻。体质坚实古雅，所以纵笔挥洒之处更显高峻凝练；可知其中有内在景象的助力。○《西子郑旦合论》

译李清 我读《吴越轶事》到勾践把夷光、郑旦作为贡品献给吴王时，私下叹道：“女色造成的祸害，真是太厉害了！凭借山河险固、盘石般坚实的国家，竟被三寸之舌掀起风浪、以一缕柔情煽动风云，终于碎成灰烬、粉身灭国，惨烈到这种地步。夏末的褒姒、周朝的亡国妖姬，难道还多吗？唯独越国豢养吴王，竟同时进献两位美女。我认为西施能够迷惑吴王，也能使郑旦同时迷惑吴王。为什么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二人并蒂而进：对汉代来说，就像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交相芬芳；对燕国来说，则像娥皇、女英那样双艳并美。既然美色可以并列而行，宠幸也停止在鱼贯而入的姐妹之中，而君王的爱却集中于一人，那又能怎么办呢？怨恨显露出来。西施难道真的得到了《阴符经》的秘诀吗？赵飞燕新受的宠爱中途衰歇，娥皇、女英的美质早已埋没。那两位姐妹，难道会说黄莺可以捕食，便不嫉妒妹妹分得甘美吗？为什么郑旦体貌较疏、宠爱较少，却同西施情深如姐妹，仿佛她与施氏相处得十分欢洽？如今翻阅稗官野史所记，只见她们在椒花房中相对一见，后来无论石砌城头、锦帆泾里，还是百花洲上，都听不见二人娇歌并啭如黄莺，也没有见到双蝶般的妙舞。只是西施独自享受欢乐罢了。唉，郑旦长久忧郁在长门宫中，恐怕终日连梳洗也无心了。君王的色笑已经转移到女王身上，郑旦为什么不掩袖吟咏？塘上的歌吹只喧闹于赵飞燕，郑旦为什么不含悲写作《楼东赋》？即使说可以买赋，却没有司马相如；即使擅长文采，也没有上官大夫。如果郑旦曾经采用卧薪尝胆的秘密谋略，把花月般的阴毒倾泻在玉恨珠愁之下，那么恐怕西施即使舞姿足以迷惑上天，也早已无葬身之地；而泛舟五湖，也只能使那亭亭玉立的美人魂魄托梦游荡罢了。作为郑旦，为什么想不到这一计呢？既然如此，西施难道真是天下有心计的人，而且容貌胜过郑旦、智谋也胜过郑旦吗？怎么能说她容色超过郑旦，智谋也超过郑旦呢？莫非她分送香气、推让甘美，像郑袖用美人诱惑楚王那样诱惑郑旦，使承受恩惠的人不生怨恨？莫非她施布惠雨、推行云雨，像丽华推荐宫嫔那样推荐郑旦？而均分恩泽的人也知道感激吗？不然，赵飞燕的宠爱正盛时，班婕妤的恩爱忽然转移；武媚娘刚刚得宠，萧淑妃的欢情立即终止。于是把馆娃宫这样的艳丽之地留给西施凄凉地居住，把昭阳宫这样的冷落苑囿关闭给郑旦；如果稍稍知道君王的恩宠已经断绝，自然就无从再见君王了。可虑的是，连面也见不到，满腹衷肠也无从倾诉。若真如此，两位美女之间便有了嫌隙。可是到最后，越国军队一进入吴国，西施和郑旦便一同逃出吴苑，竹林树木之间还仿佛能看见两位神女。假如不是在更衣、流觞的闲暇中，因吴王豢养西施而豢养郑旦，又因豢养郑旦而豢养西施，那么二人轻盈相随，为什么最终反而依依不舍呢？所以我因西施而对郑旦产生感慨。溪边初次订盟，竹林中再次相逢；合穿素纱、同乘香车的数年女伴，这一别竟终于夭折。对西施来说，她原是罗敷那样已有丈夫的人；对郑旦来说，她还像弄玉一样尚未有伴侣。吟咏一首关于燕子飞翔的诗，那个独自站在树下娇泣的人，这位玉人最终归向何处呢？从前孙仲谋把尚未成婚的妻子嫁给刘玄德时，侍婢一百多人都手执刀剑侍立，真是女中豪杰！如今前往吴国的船却没有回来，衡阳只徒然叹息；郑旦下落在洛水之下，难道就无从寻找了吗？燕子断绝了踪迹，合浦的珍珠也没有希望再回来；追寻芳踪，实在令人忧闷。所以我把离开吴国的郑旦同进入吴国的孙夫人相配比；至于西施归隐湖水之后，我总有一种悠然不尽的低回感慨。色可以运用智谋，智谋可以成就忠诚；从馆娃宫的声响之间替夷光发掘出一段灭吴的秘密方法，实在奇妙，实在奇妙。说 《天说》下篇 《鼎说》《虎衔鱼说》《海天小隐说》《古砚说》○《天说》下篇 刘基 有人说：“天灾流行，是阴阳错乱，天借此警告人。”我说：“不对。天以气为本质，气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变异。所以风雨雷电、阴暗明亮、寒冷暑热，就是天的喘息、汗液、呼吸、动作、休止、开启、闭合、收敛和发散。气运行通畅，阴阳调和，律吕端正，万物共同生长，五行各得其时，这就是天保持正常。气运行而阻塞，阻塞便激荡，激荡便发生变异，变异之后病患就产生了。因此，咆哮而成暴风，郁积而成虹霓，都是不平之气显现；抑郁、倔强、愤怒、郁结，回旋冲荡、交相错乱，暴怒满溢而发，冬天打雷、夏天降霜，骤雨疾风，水冲断山，日月星辰受到震荡，五行错乱运行，白昼昏暗、黑夜明亮，瘴气和疫病流行，水灾旱灾接连造成祸患，这就是天的疾病。雾气污浊、星辰出现妖异，日月有晕，背有异光，妖氛出现，都是疾病将至而先在形色上显露。天已经病了，万物承受天的气而生成，难道能够没有疾病吗？所以疫病和夭亡，是人的疾病；狂乱反常、颠仆跌倒、衣襟披散、[原文疑缺二字]，是承受天的病气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是天也没有办法。只有圣人有神妙之道，能预先知道灾害，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加以防范，不必等到苗头发作。尧治水九年，商汤遇旱七年，天下百姓并不知道那是灾害；朱丹、均等人不才，被邪气压倒，于是举用舜、禹来担当；桀、纣违背正道，自绝于天，于是率领天下讨伐他们。元气没有混乱，是圣人治理的结果。有人说：‘那么人能够胜过天吗？’我说：‘天有不能做到的事，而人可以做到，这就是人所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才的原因。’有人说：‘《尚书》说行善便降下各种祥瑞，行恶便降下各种灾祸，不是这样吗？’我说：‘那是天的本心，但天也会因气的疾病而有所不能，只有圣人能够救治它。所以圣人就像良医一样。’ 朱丹、均不贤，尧、舜像医生一样治好了他们；桀、纣暴虐，汤、武又像医生一样治好了天下的病。周朝末年，孔子是高明的医生，却没有得到时势任用，所以写下医治的方法流传后世，《易》《书》《诗》《春秋》就是这些医方。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能够行医，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疾病稍有痊愈，而元气没有完全恢复调和；汉安帝以后，疾病又发作，却没有医生。桓帝、灵帝把钩吻当作人参、茯苓，曹操、司马懿之流又加以毒害，于是疾病深入膏肓，天道几乎走到尽头。有人说：‘那么元气已经止息了吗？’我说：‘有元气才有天地；天地会毁坏，元气却不会止息。尧、舜、汤、武树立了法则，孔子传下了医方；医方和法则没有泯灭。若有善于医治的人举用并实行它们，元气就会恢复。’于是写《天说》。天也会生病，人可以医治天；天的西北方有缺陷，需要凭这篇文章去补足。○《鼎说》

译许应亨 齐国郊野有乡民，夜里因火光惊动，在社坛东边墙根下挖掘，得到一件钟，形状像鼎而较小，共有八十一枚乳钉，上面刻着山岳、魑魅、饕餮的形状。乡民们一起察看它的颜色，见其浑厚质朴，却不讨众人喜欢；试着敲击它的声音，洪亮深远，却不为乡里人的耳朵所接受，于是把它撞碎，拿到铁匠铺出售。有位客人把这件事告诉叔夏，并替它惋惜。叔夏说：‘你认为这件东西有知觉吗？’客人说：‘从前夏后氏治平水土，九州贡献金属，九州铸成九鼎，用来察辨神灵和奸邪；这难道不是那种鼎吗？我听说宝剑有干将，确实能够变化飞行；如今这鼎能够在夜间发光，怎么会没有知觉？’叔夏说：‘你太爱好古物了！假如这鼎有知觉，为什么不求着卖给你，最终却在乡民手中炫耀而毁灭？古代的山罍、牺象、玉磬、大璜，都是精微贵重、太古博雅的宝物，如今都在哪里？推而广之，伊耆氏的苇钥、有虞氏的刚秦、夏后氏的琖、殷代的斝、周代的爵、秦国的玉玺、赵国的和氏璧、隋侯珠、汉代的鼎，这些东西有的毁于无知，有的迁移而成为别的物品，有的混入水土，有的化为泥沙。你能一一保护它们平安无恙吗？重华禅让给夏，两墩之器没有留下声名；鸣条一战伐灭夏，四琏也收敛不见；商纣灭亡，大瑚相继毁坏；幽王、厉王时局播迁，八簋也不能守住。只是因为山谷陵夷不断变化，盛衰交替运行，大的事物连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这种微小的器物呢？如果一定按你的说法，那么宝玉、大弓就不会离开鲁国府库，璆琳、琅玕也终究只会进贡给同一姓氏；殷代祭器不会被带到周朝，齐国的大吕也不会藏在燕国宫室。若万物都能长存不变，那么受赐铜山、堆积金谷的人，就不必饿死在牢门、枯死于东市；印绶累累、封地为侯的人，就不必有门庭冷落、乘牛车的结局；阿房宫、鲁灵公的宫殿、章华台、姑苏台，也不必化作飞扬的灰烬和荒草野菜，任麋鹿游行、狐狸哀号。不是伸展的东西就不必屈曲，往去的东西就不能回来吗？况且这只鼎是从土中出而进入冶炼之所，难道将要有利于农事，铸成锄头、镈头吗？将要抵御祸患，铸成铩吗？还是铸成锅来承受烹煮？或者铸成镜来辨别奸邪丑恶？如果它无知，那么当它是鼎时，并不知道自己是鼎；等到成为锄、镈、戟、铩、锅、镜时，也不知道自己是锄、镈、戟、铩、锅、镜。如果它有知，那么它正是看见世间礼崩乐坏、古器无用，于是发出神光，自我贬损以求有益于世，使古物变为今用，从无用变为有用，你又何必啧啧惋惜呢？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淳厚质朴，摒弃机心和智巧，处世与人龃龉而不能融入，对人孤独冷落而无所亲近；外貌像是无知，说话仿佛无用，不受众人注目，也不入乡里人的耳朵，比这鼎长久被天下摈弃还要厉害。你不怜惜这样的人，反而对那鼎不能释怀，为什么在二者之间没有厚薄轻重的分别呢？’客人听后瞪大眼睛，一动不动，举起的手也放不下来，自责失言，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我不惜掀帘让你看一眼，只怕你即使看见，也还没有看清楚；读了这篇文章，可以用来解嘲。○《虎衔鱼说》张含 《春秋推灾度》说：‘四方纷乱，百姓失去恩德，于是老虎衔鱼而来。’禺山子说：‘哪里只是衔鱼呢？哪里只是衔鱼呢？如今恐怕免不了要衔虾了。’我近来停留在都城，见到渔石公蜡，他对我说：‘二十年前，监察官员往往因收受贿赂而显贵，近来却很少有人因不受贿而显贵；方岳大员收受贿赂的情况更增加了好几倍。何况铜章官的名与实全是铜，墨绶官的名与实全是墨，郐国以下都不值得讥笑了。’他又说：‘士人固守穷困的节操，女子保持独守一影的操守，妇人如此；监察官收贿，几乎等同于戴六珈而妖艳的妇人；方岳收贿，几乎等同于穿翟服而嫉妒的妇人；铜墨官收贿，几乎等同于十金买来的妾在中馈时私奔。’我又对公蜡说：‘从前的贿赂，是钻洞翻墙；今天的贿赂，是连通门庭、直达内室。从前的淫乱，是叔孙侨如那样；今天的淫乱，是卫国浑良夫那样。古人说过：臣下的父亲清廉，只怕别人知道；臣下自己清廉，只怕别人不知道。如今却反过来了：从前的贿赂只怕人知道，如今的贿赂却只怕人不知道。贿赂不是美名，为什么还怕别人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又怎么会有人来求取呢？’由此看来，老虎哪里只是衔虾呢？传文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丧失德行，是由于宠信和贿赂公开盛行。笑容已经极尽夸张了，不过戴着面具的人自己也觉得毫不相干。○《海天小隐说》

译利瓦伊桢 齐使君训的女婿家住潍涢、潍潍，大概在北海之上。日月的出没、风涛的震荡与平静、云雾的变幻、雨雪的阴晴，海上的胜景无所不有，却无法用笔墨穷尽；有时扶杖而登，有时着木屐而行，有时举杯而饮，有时吟咏，有时执纶垂钓，有时乘木筏游泳，有时蹲坐洗濯，有时汲水饮用，各种情趣没有不美妙的，却也不能用语言全部说尽。总括这些景致画成一图，题名为《海天小隐》。有位客人得到这幅图，拿给我看。我是楚人，曾观洞庭、江汉，自以为已经看见大的景观了，哪里知道天地之间储与扈治、浩浩瀚瀚竟有这样的境界呢？齐使君为什么把海说成‘小’呢？客人于是转述使君的话：常情是见识少便多觉得奇怪，所以蜀地的狗见太阳就吠，粤地的狗见下雪就吠，井里的青蛙难以谈论大海，都是因为它们见识狭小。描写大海，没有比木华、潘岳、庾阐、孙绰的赋更详尽的；大海怒而成涛，形势没有比枚乘《七发》描写的更险峻，读来直使人惊惧，产生眨眼也不敢停的心情。然而海边的人驾着艨艟，挂起帆席，等候强风，快时像鸟飞，安稳时像走平路；潜入深渊的人拿着尺余长的木杖，随着波涛上下，如同走过寻丈深的沟渠。这是为什么？生在山陵便安于山陵，长在水中便安于水中。我家靠近大海，所见所闻已经熟悉，哪里还会看出它的广大？伯夷、叔齐以来，士大夫把官署当作家，不乐意归乡；回乡后营造菟裘，宫室台榭、园林池沼都以土木高大、雕刻精美为美；饮食、车马、衣服、嫔妾、玩好，只要是异方偏远之国所产，没有不搜罗齐全、视为珍奇的；以金、石、匏、竹等乐器制造盛大喧闹、宽广铺张的娱乐。而我治理的三亩房屋，只足以避开干燥潮湿和寒暑；齐肩高的墙，只足以遮蔽不祥；高不过能望见云气祥瑞，大不过能容下宴饮的器具；用来愉悦心意、满足耳目的，只有一片海罢了。这是我同海边人共同拥有的东西，并不是我独自占有、把它视为奇异绝迹之物而封闭自赏；这也不是祖先世代相传的东西，更不是做官游宦后带着富贵荣归故乡、向宗族乡党夸耀的所得。这有什么大的呢？大概从伯夷守持清白开始，仲尼乘着木筏，都是因为生逢不遇，心有所寄托，于是离开世俗、异于流俗。高谈怨诽的士人，以及少师击磬、师襄、鲁仲连、徐衍、姜肱一类人，相继仿效，把大海作为高尚和宏大的象征。幸而我生在天下大治的朝代，出仕时佩带官印，退处时身在草野，无不属于王土、作为王臣；我所遭遇的时势与他们大不相同。海王之国谨慎整治盐法，管夷吾凭借它使齐国称霸，九次会合诸侯；阖闾、春申君、吴王濞又相继利用海盐，积聚财富，奔走经营天下。古代圣明的君王讨伐不敬者，取得他们的鲸鲵并封存；戈船下濑、楼船横海的军队也由此兴起，伏尸千里，聚尸筑成京观。追求功名的人以大海为富强的象征。如今圣人在上，海面不再扬波；我凭经术起家，官至二千石，承接圣德、宣扬教化，惠爱百姓，所发挥的作用与古人不同。迂腐怪诞的方士，混杂着献媚的幸臣来求取进用，其中有徐市、韩众一类，称说三神山、金银宫阙、丹灶药物，使万乘之主屈尊，耗尽万民的财力，只求有幸见到仙人一次。游谈而没有根据的士人，则讲鲲鱼鹏鸟、扶桑若木、禺强所据的五座山、龙伯钓连六鳌、任公子以五十头犗牛作饵，把大海说得奇诡莫测，以此显其广大。天子统一圣人和真人，诸家的这些说法绝不能进用；他们的用心和做法各不相同。至于大海，我只同它一起享受天赐的乐趣，向大地求取食物；我不与它共事，不与它共谋，不把它说成怪异。取用它没有禁令，使用它不会枯竭；不求它有所获得，也不担心失去它；它不出几案和篱落之外，却长久成为我的所有，所以说它小。况且我是齐人。齐地纵横千里，鸡鸣狗吠彼此相闻，难道不大吗？长大后向北走到燕地，情形仍然如此；做官向西走到晋地，仍然如此；再次做官向南走到楚地，仍然如此；问燕地以北、晋地以西、楚地以南，也仍然如此。上下八方，大小相互包含，无穷无尽，因此我知道四海并没有不同。哪里知道天地之外不会还有更大的天地呢？这样说来，大海在天地之间，不过像牛蹄窝中的积水；我的房屋寄托在海边，不过像马身上的毫毛。既然只看见很少的东西，又凭什么自以为见识多呢？所谓至人，安静而无思虑，淡泊而无忧愁，以天为车盖，以地为车舆，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车夫；上游于高远的境域，下出入于无边的门户，哪里会把大海放在心上？历阳的城邑一夜之间变成湖泊，圣智勇力之人与疲弱不肖者同样受命运支配。即使我家在海边，也不能同海朝夕相处，却勉强给它取名为‘隐’；将来得到辞官归隐的机会，又怎能凭自己有[缺字]的生命，与沧海桑田的交替变化计较岁月长短呢？旅舍可以住一夜，却不能长久居住。我隐居在海边，也不过如此而已；那么把它称作‘小隐’，也就合适了。我反复读了三遍他的话，认为说得好，于是写下《海天小隐记》。宏伟奇异、瑰丽壮美的文辞接连贯通、络绎不绝，无法阻遏截断；上面像木难、火齐等珍宝，下面也像南方的金玉和大贝。○《古砚说》许獬 我家有一方古砚，从前是友人遗赠的。我接受后把它放在案上，只当作一方砚台使用，并不知道它是古物。后来有鉴识者说：‘这是五代、宋代的器物，古老了，应当谨慎收藏，不要让它损坏。’我听了这话，也跟着把它当作珍宝收藏，却来不及辨明它究竟是不是真是五代、宋代之物。即使这东西确实是五代、宋代之物，当时的人也不过只把它当作一方砚台使用罢了，哪里知道它一定不会毁坏、一定会到今天成为古物呢？也是到了今天以后，我们才知道它是五代、宋代的东西；却不知道它在五代、宋代时所珍藏的，是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那么和这方砚相比，又怎么样呢？我们又不知道当时的人拿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同周、秦、汉、魏以前的人相比，那些人自己看待自己，又会怎么样呢？我看见当今世上熙熙攘攘的人，大多沉醉于纷华绮丽的享乐，奔走在权贵要津的门下，撩起衣裳涉水、受尽侮辱却不知羞耻。于是有一个人出来矫正这种风气，卓然以道自重，以淡泊自守，以古代圣贤的琴书、图画、器物和玩好自娱，称之为好古。所以凡是有名声、能说自己好古的人，必定不是庸俗之人。因为这些不是庸俗人所喜爱的东西，庸俗人也跟着仿效。于是读书人中射利求进的人，必定穷尽自己没有的东西，来谄媚侍奉权贵要津；权贵要津也时常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士人夸耀。那些羡慕古物却不知道务实的人，也常常同世人竞相追逐，必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都仿效一遍才满意。唉，这不是真能好古，只是同庸俗人有同样的爱好罢了。既然同庸俗人有同样的爱好，却还喋喋不休地窃取‘好古’之名，来求得自己不同于庸俗人，不知道名义上是对的，心意却是错的。我所说的好古，是学习古人的道，实践古人的文章，思念古人而不得相见，在古今上下之间徘徊，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手泽遗存的东西来观玩；这样便仿佛恍惚看见了古人本人，所以喜爱而不厌弃。古人所谓好古，不是因为古物，而是因为古人；如果只是喜爱古物，那么今天的人又凭什么不同于古代的人呢？如果不只看重物，而看重物所代表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后世的古人。哪里知道千百年以后，后人不会把当今好古的人作为古人来喜爱？偏偏舍弃自身而只爱古人，也太迷惑了。我看当今世人的爱好，大多就是这样，都是所谓名义正确而本意错误，不能全部说尽；只叙述其中相近的一类，于是写《古砚说》。

译剖析得如此彻底，令那些收藏古物的人惭愧出汗。解 《李淑人大节解》《三先生祠义解》○《李淑人大节解》李攀龙 中丞霍公的母亲李氏，二十多岁时便抚养遗孤。后来追赠为太淑人，入葬时承蒙皇帝恩典；但她的大节无法亲自向皇上申明，于是中丞为她写状说：勤劳困苦、幽居艰辛、精诚清白、贞洁纯正，这就是先母的德行。我认为这八点都具备了，真是巍然的大节啊！当她的丈夫永远去世、幼子还抱在怀中时，她几次徘徊，想一死而去，却又想到年幼的孩子，不知该怎么办；她仰望着我，心中所盼望的事中途废止，也未可知。仿佛要把孩子放下而转身离去，旋即又回头顾念；既然已经勉力支撑，哪能像以死成仁那样把一切彻底结束呢？估量力量、计算期限，此伏彼起的困难，有些日月可熬过去，而我却尚未安定下来；匍匐奔波、艰苦经营，都顾不上了，这就是勤劳。只有这个孤儿，孤苦伶仃、忧病相随，疾病日久贯身；竭尽心力，忧愁悲痛，疲劳不堪，即使希望他将来成才，自己也已病得太重而死去，而死者不能复返，终身都会为此忧病。何必要等到形体残毁、以死相拒、毁伤身体而自绝，才算惨烈呢？这已经够憔悴了。她被阻塞在幽暗寂静之中，像老鼠一样忧惧而不见阳光；身处昏暗与明亮之间，视听都一片幽黑，虽然还寄托在世间，却只是一个未亡人罢了。各种纷扰，都埋藏到地下；唯独她所发出的连续喘息，细得像气息，微弱得像声音，却不能停止，这是把痛苦深深积蓄起来啊。幽深如此；如果能够停止，便可以舍弃生命；正因为不能停止，只能活着而有所不能舍弃，这样的心情真是艰难。她预先防备而使自己困顿，过分忧虑而使自己危险。孩子渐渐成长，从开花到结果，根基也稍稍壮大；可是有些事情并不由我掌握，因而志愿常常困顿，只能以此求得亡者的恩惠。她忍受纷乱、烦闷和冤屈，甘心承受这样的苦毒，实在苦极了。抚养遗孤，比殉葬、善后等事更难。[原文此处缺失五字句]这比捐躯殉葬更为优胜，二者的经常大义可以据此辨明。她不是借艰难来偷求便利，也不是凭所谓优长苟且偷生，所以夫妇、母子之间都没有遗憾，这就是精纯。大概这种品性本来就存在于她身上，她既不自我粉饰，也不改变自己；否则，捐躯殉葬本来是为了显示洁白，却反而更显露外饰，仍然可以被外物采择，并非以质朴作为行为。光耀家门，泯灭无迹，还可以说是以伦理为借口偷求便利、以道义为借口苟且偷生。她把恬淡作为常态，不靠故意作态，真正清白明亮。根据她不肯舍生的心志，以及她每次在困境中坚持的志向，就像天地所定的分际不可改变，像山河所定的位置不可移动。殉葬自有奇特之处，抚养遗孤自有正道；沟渠之中的匹夫小信，一旦举动便可完成，她却并非如此，因为那不是她的本性。勤劳困苦难道会因此损害她吗？幽深艰苦难道会因此扰乱她吗？这就是贞正。若只是被激发于最初的决绝，后来又因事情已经完成而衰退；或者携带器具而死，二者都同样只完成了一半。她们各自成全自己的诚信，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心意自然满足；不是为了建立功劳，而道理自然完整。因此直到今天，人们都无可非议。难道只是因为习惯方便，难道只是因为守持求生？这一切都是她自觉而自为，成就了她的美德而没有遗漏，这就是纯粹。巍然啊，这真是大节！她连续的喘息，成为命脉；她的精神和光明，后世一定还会再现。我还来得及见到中丞任御史时，主持考核天下郡国上计吏，风采和操守卓然不群。后来他从廷尉、中丞、少司马、司寇等职，遍历三台，功绩更加显著。对于太淑人来说，这就是她遗留下来的光烈。勤劳困苦、幽居艰辛、精诚清白、贞洁纯正，具备大臣的道德。读这些话，真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中丞所写的状文，是妻子的妇道；其中[缺字]，自然也有臣子的臣道。殷代的卣、周代的彝器，龙纹已经漫漶消失，唯独古意仍然存在。○《三先生祠义解》

译利瓦伊桢 新安人汪惟一年轻时跟随徐子与先生学习作诗，诗作已经精工；徐先生又介绍他去拜访李于鳞、王元美两位先生。两位先生一向看重他的为人，赠给他言语勉励，于是惟一在三吴之间有了声名。子与先生去世后，惟一搜集他的遗文刊行，又请求王先生为他作墓志；诸位才人中善于尊敬徐先生的人，也为他传记并作诔文，时常到墓地祭扫，慰问他的妻子儿女。惟一又在家中竹丘建祠侍奉先生；这时李先生已经先去世，王先生后来又在十年后去世，于是便把三位先生合并祭祀，众人喧哗议论，却没有不同意见。惟一的朋友汪永叔私下问我：‘这是为惟一建祠，合乎礼吗？’我说：‘古礼中虽没有先例，却可以依据义理创立。古代设立学校，举行衅器、用币、释菜等礼来尊奉先圣先师；四时官府举行释奠，也同样如此。有道德的人，活着时是众人的老师，死后配享乐祖，在瞽宗祭祀。百姓由父亲生育，由君主管理，由老师教导，对他们的事奉本来相同；侍奉供养没有固定方式，服勤至死，心丧三年，礼遇如此隆重。古代以官职为老师，老师没有不同的门徒，人与学生也没有不同；学生在老师生前事奉，死后由官府主持祭祀。如今求学的人并不都接受官师的教导，活着时各自另有所事，死后也各自另立祠庙，这就是可以依据义理创立的地方。礼书所说的祭祀有五类，蜡祭有八种，祭灶有两种，豆间之祭、何食之祭、七夕之祭、祭杼每月举行，椶桐书所说的礼都追溯到事物的本源。只要有功德，不论地位微贱，都可以祭祀，何况老师呢？祭祀太蒸时让先王配享；晋国封赏绵上之田，鲁国接纳裘氏、潘氏，越国表彰会稽山，都是君主不忘臣下，使他们世代享有血食，何况弟子对于老师呢？燕国为驺衍筑宫，吴国为介琰建庙，尚且降低千乘之尊来尊奉匹夫，何况匹夫之师呢？叔季以来，人们喜好谄谀太厉害了，不仅祭祀死者，甚至在其生前也把他们当鬼神供奉，大都只是畏惧权势、献媚求宠，不值得称道。然而这些事情开始兴起时，没有不符合民众声誉的：乡里祭祀父老，如畏垒之类；县邑祭祀令长；郡国祭祀守相，如汲坛、栾社、文翁、召父之类，例子很多。下至于公这样的狱吏、许阳都水椽朱邑、啬夫郑众、从事等人，官吏百姓和士大夫戴仰他们，像爱君主、爱父母一样奉祀他们，如同神明；祝史没有惭愧的言辞，君子也没有瑕疵的议论。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尚且如父亲，老师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呢？张良的黄石、王绩的杜康、李燮的王成、韦泓的应詹、伍员的渔父、医药工匠的扁鹊、陶家的陆鸿渐，不过是一日的交往、一件事的契合或一项技艺的功劳，尚且庄严地接受祭祀，何况一生所师、对我有巨大造就的人，应该怎样对待呢？李洞对于贾岛，用佛事祭祀；孙晟为承晖塑像奉祀；王安石、苏轼用塑像来象征师友。这些是不同朝代的人，亲身受业的人又该怎样呢？梵语称‘室洒’，旧译为弟子，新译为所教；南山、天台的议论说，学习者在我之后，名为弟子，跟从老师生，名为学生。老师有工匠般成就人的能力，学生具有资质禀赋的德性；有资质便舍弃父亲而跟从老师，教导学生如同父亲；老师谦让，学生应像弟弟一样处事。曹务光见赵州，用斗盆烧乳头香来供养，这是外道之行。读书人对于老师，应该怎样呢？杨宣之对于宋纤，黄庭坚对于苏轼，为老师建阁筑室、塑像奉祀；应詹祭祀韦泓；柳宗元得到韩愈的诗，焚烧熏玉蕤香后才开始诵读；王维绘制孟浩然像；张籍得到杜甫的诗，焚烧后和着膏蜜频频饮下；戴弘正用金兰簿告祭祖先。这些是朋友之间的礼，何况老师呢？《礼记》记载，曾子数说子夏的罪过：‘我从前和你跟随夫子在洙、泗之间，后来退处西河，竟使西河人怀疑你是否真正从夫子学习，你有三项罪过。’注释说，这是说子夏不称述老师。古代君子说话一定称述老师，表示有所承受而且不忘本。所以《子张》一篇记录众弟子的言语，子夏的话有十一处，却从未称师；曾子的话有五处，其中三次说‘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子夏被曾子责备，确实应该。刘焉制造天子乘舆车具一千多乘，荆州牧刘表上书称刘焉，正像子夏处于西河，使人怀疑他是否尊奉圣人；这个说法流传得很远。惟一却每次说话都称述老师。这就是合乎礼。孔子说：兄弟去世，我在宗庙哭；父亲的朋友去世，我在庙门外哭；老师去世，我在寝室哭；朋友去世，我在寝室门外哭；泛泛相识的人去世，我在野外哭。寝室是我安居之处，老师成就了我，所以在寝室哭。孔子去世，门人相对而哭，都哭得失声，想让有若来像事奉孔子那样事奉，却有人说：这仿效古代设置尸主的礼；既然可以用人代尸，为什么不可以建祠祭祀？后世有人仰慕孔子而这样做，臧荣绪在孔子生日庚辰日拜祭五经，把孔子比作日月代代照明、四时交替运行、天地同流不息，为什么一定要取庚辰日？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孔子作为万世之师，为什么要取用臧氏之子？莫非只是刘勰梦见孔子后夸耀此事，用来欺惑世人吗？所以天地山川的祭祀，只有拥有天下的天子和拥有国家的诸侯才可举行；祭祀门神和灶神则通达庶民。难道门、灶比天地山川更尊贵吗？功劳大的，报答就大；功劳小的，报答就小。臧氏祭祀孔子，就像庶民举行郊祭社祭，是僭越，反而缩小了孔子的尊严。惟一在家中竹丘祭祀三位先生，是门神、灶神一类的祭祀，属于庶民的本分，也合乎孔子在寝室哭的意思，合乎礼。古人思念贤人而祭祀他，便在社中祭祀，所以说乡里的先生坐在里门教导子弟，死后配享乡社。庚桑楚把他当尸主，在社中祝祷，在社中祭祀，就是让他的神主配享社稷而食。汉代的甄子然、临孝存都配食县社；晋代的宋登任汝阴令，死后百姓把他配享社祀；陆云任浚仪令，离职后百姓追思他，绘制画像，配食县社。古代做官而有功德于百姓的人，百姓追思他们；乡里退职而值得尊敬的人，也都在社中祭祀，不一定另立专祠，也不是像今天一样都配食于学宫。惟一在竹丘同朋友结成诗社，于是祭祀三位先生，这就是社祭的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这就是合乎礼。礼又说，为众姓祭祀泰厉、公厉、族厉，以安抚古代帝王、诸侯、大夫中没有后代的人。李、徐两位先生，是地方长官和诸侯、大夫一类的臣子，不幸没有后代；何况弟子对于老师不能忍心不祭，难道应当把他们比作郑国伯有、晋国若敖吗？郑康成注《祭法》说：如今百姓家中春秋祭祀司命、行神、山神，山神就是厉鬼。百姓厌恶直说‘厉’，巫祝便说厉山为神，这难道不是谬误吗？《春秋传》说鬼有所归，才不会成为厉鬼；厉山氏有个儿子叫柱，世代祭祀厉山之神，得到的鬼就是厉鬼，所以说那种解释是错误的。惟一祭祀徐先生和李先生，并且把王先生也列入其中，这难道也是把他们称为厉鬼吗？还是如同祭祀四方百物的疈辜、八神求取享祀，以及星辰、风雨、露雷、山林、川泽、坟衍共同设坛祭祀，都是依照类别而祭呢？三位先生生前是诗友，死后配享祭食，难道能说他们不是同类、不会来享用祭品吗？因此，惟一建祠祭祀三位先生，说是依据义理创立礼制，是可以的。永叔说：惟一曾经为徐先生服丧，按缌麻之服，当时又有人按期服来议论。《仪礼》说朋友服齐衰三月，而礼书谈到老师却没有列入五服。张逸说：古代没有制定师服，也没有固定礼制。有的人只得到老师一句话、一条义理，关系如朋友；有的人亲爱如兄弟；有的人受到老师成就，恩德如天地父母，怎么能一概规定服制？所以不制定专门服制。服心丧就可以了。孔子的门人为他筑室、料理丧事三年，子贡守丧加倍；鲁国人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此命名为孔里。龚胜的门人穿丧服治丧的有一百人。郑玄遗命薄葬，从郡守以下曾经受业的人，穿丧服赶来送葬的有一千多人。冯胄、郭瑀服丧都三年。王肃的门生穿丧服的有一百多人。宋代黄干为朱子服丧，加麻，按丧制穿[原文缺字]衣，戴冠、系绖。王伯丧师，何基服[原文缺字]衣，加带、系绖，冠上加丝。胡澹庵为老师制服，李谘为老师服缌麻，金履祥老师去世，服丧加绖，戴白巾，腰带用细苎麻。惟一对于徐先生，正是河汾氏所说的与孔子相通、承受无边恩德的人；他的服制，是斟酌礼制而采取的。汉代离古代不远，诸儒最重视老师；老师凭经术专门成家，学生守持老师的学说而不改变，别人问其学说来源，必定回答某某老师。受封侯、拜将相的人常常把功劳推让给老师；于定国身为九卿，还亲自迎接老师，行弟子礼；景毅因为儿子拜李膺为师，便辞官自免。有人侮辱夏侯惇的老师，夏侯惇杀了他。考察当时，在老师身后还能施恩报德的人，有唐林、王吉上表，请封许商；侯芭追念杨雄；桓荣追念朱普；桓典追念王吉。他们背土筑坟：礼震为欧阳歙，杨震为范升，郑弘为焦贶；有人不惜生命相救：李膺、延笃；刘焉、王朗弃官奔赴；有人还为老师安葬：吴章葬于南岭；任末把老师遗体送到门前；郭亮收殓李固；牵招保护乐隐的丧事；廉范收殓薛汉；朱穆为赵康服丧；胡腾为窦武办理殡葬。这样的服制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令。令狐征君隐居东城山中，死后便在那里筑坟，诸生遵守老师的法度，陪葬的有三百多家；却没有听说像惟一这样为老师建祠。礼没有固定制度，而感情不能一律整齐，张逸的议论是对的。后来曹曾的弟子称曹曾为老师，为他建立祠堂；李遵勖尊奉杨亿，撰文塑像，早晚行师生礼，并刻石记载。惟一的事情可以同这两人相比，在礼上本来没有过分或不足。永叔说：这样说固然对，可是建祠就是把人当作神来奉祀；文章不过是小道，和神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建祠祭祀？我说：不对。所谓神，是说德性能遍及万物而不遗漏；万物之中，没有什么比人更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译人之中没有什么比心更神；心之中没有什么比言语更神；言语之中没有什么比文章更神。试举大略来说：董、汪、都三篇策论，是得到神助；谢惠连的‘池塘春草’，是梦见弟弟得到的；孙绰笔端发光如火，作赋掷地有金石声；徐陵醉中写成《白云出海峤》诗，醒来惊叹其神妙；杜少陵从戴鹅冠的童子那里得到石文，下笔如有神；宗武暗诵[原文缺字]，仿佛有金色文字放出光芒，照耀太阳；袁嘏的诗充满生气，必须用大材料束缚，否则就会飞走；李观的指甲上有清灵尘气。这些是文人把自己比拟为鬼神。孟召文文思稍显颠狂，作《滕王阁赋》，江神奔走相送；郭元振题字，文字进入面额而后消失；马公亮有鬼手；范仲淹击鼓驱妖，也是如此。杜甫诗可以驱除疟疾，射洪陆使君庙把它作为灵签，极其应验；白居易说刘禹锡的诗到处都有神物护持。这些是文人感动鬼神。张迥说汤悦的文章如星，皇侃的唾沫，杨雄、张鷟的文章如凤凰，董仲舒如蛟龙，傅咸如龙纹掌，罗含如鸟，刘赞如龟马，马融如花，谢谔如珍珠，江淹、萧颖士如锦，王朗、王勃、陈继达如墨，纪少瑜、王珣、李峤、李白如笔，周仁裕如西江水，弘成子、五鹿充宗如石，韩愈如丹篆，司马长卿如黄衣翁；又有人说祭祀朗管星的人，多半聪慧。这里说的是文人的内心受到鬼神启发。王肃正在注《易》时，越王之女从地下出来同他说话，于是才思开悟；王弼、郑玄、王衍、陆机互相辩难；邹湛见到甄舒仲；沈约叩开陆乔的门；召青箱诵读他的《感旧诗》；刘桢死后仍能庇护活人；顾总、狄遵度梦见杜子美亲自诵读几十章逸诗；又有姓闻人者称说子美，解释了《解其遗恨吞吴》句中的错误；苏端明说元祐年间岭南人曾在酒肆遇见李供奉，李供奉作诗两篇，自称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有人说黄鲁直经过蜀地时也遇到李生，见到箜篌诗中有‘云中汪树、天际归舟’之句。其他如芙蓉之城、长白之山、白玉之楼、五云之阁、紫阳之宫、衍波之笺、太乙之藜、仙府之酒、瑶台之梦、华亭之曲、广陵散、乩[原文缺字]所降临的文字，往往都文采可观。这些是文人与鬼神相互感应、彼此酬答的事。这就是有慧业的文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百人、二人〕 他们活着时有来处，死后也有归宿；往往变化成仙，于是有大玄博士、太极仙卿、西明都禁、华阳洞主、遮须国王、都箓司命、文星典吏、紫府押衙、侍帝晨等名号，自称散仙的更是数不胜数。柳宗元主管罗池，谢灵运送杜治事，也有征验；像蔡邕、张衡这样前身后身相继出现的，尤其多。三位先生在文苑中卓然出众，吸取精华多而运用万物宏大，死后成为明神，又有什么奇怪呢？即使只从人伦关系来衡量，把文学看作技艺，也已经很低微了。尹儒秋驾，精神在梦寐中显现，究竟是谁启发了他？人的精神和心灵可以包容宇宙、总览人物，连天都不能违背它，何况鬼神呢？论诗的人说有神品、神来，都由此而来：笔毫腐烂，坠入坑中；脚踏墙壁，绕室而行；闭门苦思，像钻进瓮中；坐在树上直到树木腐朽；嘴唇磨破，牙齿脱落；牵眉入被而卧；手穿袖断；胡须茎茎脱落；满头白发；在两京十年，作《三都赋》用一纪；口中生花，也不顾妻子儿女还未成婚。这些到了极致的说法，郑玄、尹知章凿心，王充竭尽气力，杨雄仿佛吐出肠子，曹植仿佛反胃，李贺呕出肝脏，孟郊抽出肾脏，桓谭病倒，裴迪因文而瘦，心神如李广，才思如江淹；这些都是同一种心愿和志趣。张说享用文章，用媚香祭神；贾岛在除夕祭诗神；刘蜕把文章作为坟墓并为之作铭；唐球把诗投入江中的诗瓢；王曾的父亲见到字[原文缺字]，用香汤洗涤后焚烧，因此得到阴间的报答；这难道不是神异吗？惟一承受了三位先生的诗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二篇〕 这些人活着时各有自己的来由，死后也各有归宿。往往在成仙变化之后，便有大玄博士、太极仙卿、西明都禁、华阳洞主、遮须国王、都箓司命、文星典吏、紫府押衙、侍帝晨、称散仙等名号，多得数不清。柳宗元主管罗池，谢灵运送杜治事，也都有应验的事例。至于前后转世的蔡邕、张衡，更是人数众多。三位先生在文苑中卓然出众，摄取精华很多而运用万物宏博；死后成为光明显赫的神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退一步从人伦常情来看，用这些事去驾驭、发扬才艺，本来就已经很卑下了。尹儒秋驾驭精神，使它在梦寐之中发显出来，又是谁来启发他的呢？人的心神精气，能够包容宇宙，总览万物人物；连上天都不能违背它，何况鬼神呢？谈论诗家时，有所谓“神品”，也有所谓“神来”，正是由这个道理而来。有人笔锋磨损，笔掉进坑里；有人踩墙绕室，闭门不出；有人钻入瓮中，有人坐在树上；有人嘴唇腐烂、牙齿脱落，皱眉牵被而卧；有人手穿袖破，胡须脱落；有人满头白发。有人在两京苦吟十年，在三都苦吟十二年；即使口中生花，也不顾妻儿，仍未达到极致。郑玄凿心，王充竭气，杨雄吐肠，曹植反胃，李贺呕肝，孟郊抽肾，桓谭病损，裴迪心瘦；李广神辞，江淹五脏神遇——这些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志向。张说以香媚献文，贾岛在除夕祭祀诗神，刘蜕把文章作为坟墓并为它作铭，唐球把诗投入江中的诗瓢；王曾父看见字迹后，以香汤洗涤并焚烧它，从而得到冥冥中的报应。[原文“??氐”字样有误，无法确释]这难道不是神灵吗？只有一位受诗影响的三先生。

译终身不忘，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就在这里了。郡中有文士，就如同洛阳的花；生鸡能解人语，虱子能解《阿房宫赋》；老鼠怕“田”字，龟有历书，鹞有印，蟾有丹书，雁行能成无为之字；脉望吃了神仙药便能化身。万物尚且如此，人为什么反而不如它们？小说家称毛笔神为佩阿，又称昌化；称晋代高士为笔神，砚神为淬妃，墨神为回氏，纸神为尚卿，司书神为长思。为了驱除蠹虫，除夕祭祀这些神灵。所以郄诜拜笔为祖，莹拜墨为祖，薛稷广泛列举“九锡”中的五种物品，因为人使用它们，便疑心它们是神；由此可知，人使用物品，也可以尊之为神了。只有一座祠堂，供奉三位先生，这就是神道。简子说过：春天种桃李，夏天可以得到荫凉，秋天可以得到果实；春天种蒺藜，夏天不能得到荫凉，秋天反而被刺伤。把培养人才比作种树，区别就在这里；只是不登枝而舍弃树根罢了。三位先生善于培养人才，使人得到成果，也正是要享受这种报偿。如今天下有许多贪食名利的嘴脸，其中没有谁像新安人这样；有钱的人善于用财物诱惑人，像阴子方用黄羊祭灶；不聪明的人容易受骗，像王凝之信奉天师道、借鬼兵；机巧的人善于伪装，像楚泽鸣狐、即墨飞鸟；外表恭敬而内心险恶，像西门豹簪笔磬折，等候大巫婆；荒诞的人像刘伶戒酒时在神前供酒肉、发誓戒酒，随即又喝酒吃肉，转眼已醉倒；广泛交游的人杂乱无章，像汉代一年祭祀三万七千处；没有恒心的人不能坚持到底，像土龙、刍狗，刚制成时装在箱盒中、以文绣覆盖、用红绳捆扎，尸祝穿着盛服，大夫端正冠冕来迎送；等到使用完以后，不过化为泥土草芥而已。只有一位中等资质的人，背着书箱来游学于三位先生门下，带着束脩成礼；性情又木讷，不善于作容态。三位先生厌恶多嘴，他便端着盘和匜，恭敬谨慎地侍奉。等到三位先生年老，魂魄离开住所，他便共同祭祀；如今自己也老了，山涧、溪流、池沼中的草木，早晚都拿来供献，必定斋戒如常。他不因毁誉而改变意志，不因升沉而改变操守，不因生死而改变节义。这样的举动，未必完全合乎礼法，但已经远远超越流俗了；若不是这样，又能是什么呢？三位先生的神灵聪明正直而且专一，难道能够没有所吐露吗？永叔神情怅然，说：“原来真有这样的事！我如今才知道，文章是伟大的事业，死后也不会朽灭；师生之义是多么重大，鬼神的情状和祭祀礼仪也正是由此而设立的。回去把这些话详细告诉惟一，并向三位先生的神灵禀告；刻写丹书的事，就由我来负责，把它刻在杀牲祭神的石碑上。” 各种族类的形态、五伦的道理、阴阳二气的情状，都罗列而成为文章；如果不是惠施那样学富五车、张华那样博通三十车书的人，胸中怎么能贯通、申说得如此纵横呢？《明文霱》卷之十八。●《明文霱》卷之十九。武林刘士鏻羽石父评选。书一。◆书一。再写给献吉的信。呈给大司徒梁公俭庵的信。寄给童内方的信。答郭桐冈先生的信。给殷子的信。寄给余子的信。呈给霍元厓宗伯的信。答毛宪副的信。答重庆太守刘嵩阳的信。答余文献的信。答姜佥事的信。给文征明的信。答李中溪的信。呈给御史大夫南充王公的信。寄给屠渐山的信。在辰州写给田叔禾的信。给胡宠之的信。给宗子相的信。○再写给献吉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