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三

译王世贞 您的老师研究诸子，在思想方面喜爱庄周、列御寇，在学术方面喜爱《管子》《韩非子》。他说，它们的文辞高妙自不必论；其著述的主旨，深远的地方出人意表，切近的地方又能说出人们想说却不能说出的内容。只是《管子》《韩非子》不太流行于世，即使流行，流传的本子也多有残缺讹误，读起来令人不胜烦校，往往读不完一卷便束之高阁。于是他竭尽财力，先后购买善本，费尽丹黄校勘之力，然后付梓。刻成后对我说：“您为它作序吧。”我说：“好。”敬仲管仲想在齐国建立功业，却不得志，后来改变处境，受缚于小白，最终辅佐他使齐国称霸，成为天下万世的荣誉。韩非想使韩国存续于秦，也未能成功，后来转而逃到秦国，最终反受刑戮，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受荣誉与受人讥笑之间，何止隔着云霄和深渊？虽然如此，这两位君子当初难道不想施展奇才、牺牲生命来殉其事业吗？但奇才有时不得不屈服，奇才屈服而生命有时又不得不珍惜；珍惜生命而又想有所表现，便不能始终躲避仇敌，只好甘心侍奉他们。这两位君子珍惜生命的原因是相同的，然而一个得到辅佐之名，一个遭受刑戮，为什么呢？齐国尚未具备成就霸业的形势，而桓公的霸业之心已经发动，于是时机相合；时机相合，管仲不得不受到重用。秦国兼并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没有什么事业可做的韩非，便以兼并天下劝说秦王；秦王想胜过自己原来任用的臣子、独自占有功劳，于是时机不合；时机不合，韩非便不得不被轻视。难道事情只是这样而已吗？秦国有幸利用韩非来使秦国获利，因为它不如虞舜利用皋陶来使虞国获利那样深远。秦始皇本来暴虐强悍、嗜杀成性，然而他的明智难道会低于齐桓公吗？鲍叔牙推荐管仲，便使他成为相国；李斯进谗离间韩非，便使他被处死。二人在推荐与离间上的作用如此之大，实在是形势所造成的。形势所在，就是天意。上天不愿让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戎狄侵蚀周室，所以把管仲托付给齐国，让他成为周室的屏障；上天不愿让韩国的硕果和嫩芽被五国抛弃后交给秦国，再转交给汉，所以听任韩非被囚禁、服毒，却不加怜惜。鲍叔牙是帮助上天施福的人，管仲是能够施福的人；李斯是帮助上天施虐的人，韩非是能够施虐的人。那么，管仲和韩非的才具…… 班固说，哪里能够比较呢？管仲，是仅次于太公的人；太公所辅佐的君主父子都是圣人，他治理国家，掌握周国三分之二的力量，却用来承受将要崩溃的局面。管仲所辅佐的是中等之人，掌握齐国九分之一的力量，却用来抵挡正强盛的楚国和戎狄。这样说来，太公施展才能而使周王称王，管仲受到压抑而使齐国称霸；周朝没有太公便不能保有王业，齐国没有管仲便不能成就霸业，这是确实的。不过《管子》一书还在，其中关于四维、辨析心术的论说，难道没有一两条涉及敬与怠、义与欲的微妙旨意吗？孔子大概深知这一点，所以慨然叹道：“像他那样的仁德，像他那样的仁德！”世上本来没有不仁厚其德而只仁厚其功业的人。韩非所谈的，虽然清楚地衡量名实，推究至极隐微之处，但其旨趣不过在使国家富强罢了。秦国不用韩非，也并不妨碍兼并天下；但以秦国的守成之道守天下，必然灭亡。用了韩非可以兼并天下，兼并天下后仍以秦国的守成之道守天下，也无可挽救其灭亡。兼并天下与最终灭亡，两者结果其实相同，又何必拘泥于韩非呢？所以韩非对于霸业似乎不足，而管仲对于霸业则大有余力。既然如此，两人的文章有分别吗？回答说，没有分别。管仲是齐国的巨卿，他的各种法言、事迹和门人家老，由稷下学士大夫记录并润饰；他的文章辨析精确、放达而典雅，是能够开创战国文风的文章。韩非是韩氏的疏远公子，有所著述来发抒积蓄、鸣发不平；他的文章峭拔深沉、奇特而切中要害，是能够结束战国文风的文章。更不必说，以我洙泗一家的学说来衡量，他虽不像鲁儒那样处处守规矩，但哪里至于被归入苛察严酷、纠缠不清的名法家，更不像惠施、公孙龙那样泛滥诡辩呢？他的著述各有十多万字，虽不免有所附会，却也略有益处。总之，不是西汉以后附益而成的。我因此说二者没有分别。《管子》的言论后来被孟子删汰，在宋代韩愈那里达到极致；《韩非子》的言论，司马迁似乎内心喜爱，便把它列入《老子传》。唐代尊崇老子，所以把它拆分；宋代贬抑老子，又重新合并。拆分、合并，终究不是因为它叫《韩非子》。唉，儒学到了宋代已经衰落了。宋儒轻视三代以后的一切，认为末世没有一样值得取法，却不能不在心中折服于诸葛孔明；而孔明自比管仲，又劝后主读《韩非子》。为什么…… 所以宋儒所得浅，而孔明所得深；即使名目上舍弃它，也是如此。因此，小规模遇到辽，便稍有不振；大规模遇到金，也不能大有作为。孔明却以实际行动取得成果，所以偏处一隅的蜀国，能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而且常常占据上风。唉，您的老师之所以合刻这两部书，并且悠然抱膝，难道不是对世道有所思考吗？您的老师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喜爱它们的文辞，就像进献三种肉酱一样，只是因为味道好而进献罢了。” 【正要把二人拿来比较一番，仿佛探测天地深渊、挑取骨髓；文章有文人的锋芒，也有老吏办案的精密。】○《少陵志序》赵时春 杜陵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少陵先生活着时不能拥有这片土地，死后也没有占有一座坟丘。从唐代开元年间直到明代嘉靖年间，几近千年，有仰慕少陵先生之道的人，长安太微张子便凭借御史吉君的说法，在当地建祠祭祀少陵先生，以落实所谓杜少陵之名；太微先生又编纂《少陵志》来流传，其考证涉猎十分详尽。想来，那些雄伟的都城景观，王公巨人一时享有的宅第、池苑、服饰玩好、游宴娱乐，其声华气焰照耀山川、使草木增色的盛况，哪里说得尽呢？少陵先生不过是一个贫寒士人，带着笔墨吟咏，站在他们身旁，渴了得到一点余酒，饿了敲求厌肉，也就满足了。他们都是竭尽智慧力量之后才拥有这片土地、享受这种快乐，然而快乐没有持续多久，他们的宅第便成为丘墟，陵谷已经变迁，姓名称号也已经磨灭。谁能知道千年以后，凭借虚名享受实际祠祀的，竟是昔日孤独无依、靠旅食度日的少陵先生呢？世间的得失利害，哪里值得一说；士人的荣辱成败，又怎能衡量？有人说，少陵先生擅长作诗，所以诗人才祭祀他；但是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唐代诗人也有数百家，却没有人被单独建祠。有人说，少陵诗不忘君主、忠心可敬，足以受祠；然而唐代遭遇安史之乱，受祭的忠臣很多，如今还存在的有几个，更何况特意记载其地并追祀他呢？还是杜先生曾经位居朝班，自比稷、契，备尝艰难却始终坚守不变，在困顿漂泊、离乱至极时仍能顺应处境、委曲和谐；他的志节有值得称颂之处。士人崇尚志向，而诗歌表达志向，这就是少陵先生受祠的原因；张先生的志向，也足以与他相比而同列吧？张先生名治道，号太微，是正德癸未进士，任刑部主事，因为志愿不得实现而弃官归乡，尤其以歌诗闻名。少陵祠旁边留有空位，后世有作者，一定会把太微先生奉祀在那里。【徘徊掩映之间，极有风姿仪态。】○《弇州山中四部稿序》

译汪道昆 儒者惯常说，三代相继兴起，仿佛交错运行；秦代之后，余绪归于汉。汉与天下重新开始，文帝虚心谦下，贾谊奋然崛起，进献治国之体；韩愈退而继承《楚辞》，凡有开创，必有先导，这就是发端。武帝勤勉于文学，众多士人感应而兴起，两位司马因此独占胜场；左右辅弼一同建立功业，汉臣自以为当世盛事，光明显赫，几乎与三代同一风气。考察文献，确有根据，那么成就这一局面，也在于这些人物。自汉以后，余绪归于元代；我太祖重新建立中国，万事一同更新。孝宗虚心谦下，士人蓬勃兴起，和孝文帝的治理同一道路；李献吉因修习古文而特别著名，论策、作文都已成篇，拿来与贾谊相比，是很接近的。世宗以礼乐治理天下，寿命长久，造就人才，哪里数得尽？当时济南有李于鳞，江右有王元美，划分地域而衡量南北，轮流成为齐桓公、晋文公，渐渐足以与两位司马相抗衡，轻快驰骋，足以匹敌四匹牡马。得到天时的人乘着时运，逢遇时代的人凭借自己的资质。这六位君子，不是有所等待才兴起，不是有约定才会合；天德兴盛，王道兴盛，他们便随之兴盛；世道隆盛，他们也随之隆盛。千年难逢的时机，如今竟然成就了盛事。然而两位司马以文章名世，直到今天仍被诵习取法；后来者有幸参与这一文坛，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若有一天彼此执鞭驾车，难道就能并驾齐驱、驾驭四马吗？我私下认为，尺度各有长短，诗书各有教化；假使夔掌管礼典、龙掌管乐典，也会因所任并非所长而感到不胜困顿。司马相如的长处…… 长卿的长处，在于善于铺陈，这是诗教；子长的长处，在于长于记述，这是书教。就他们各自偏长的一面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充分表现；如果要求一人兼具全部长处，难道不会穷尽吗？元美称赞于鳞，说：“汉廷两位司马，我这一代有一个攀龙。”这是说兼擅长处。这样的说法，上等士人会赞同也会怀疑，中等士人会惊骇，下等士人听了只会发笑。等到于鳞的著作流传开来，赞同者不再怀疑，惊骇者收敛了心意，发笑者掩口退去。于鳞驱役百家，睥睨千古，刚刚得到元美的欢心，我怎么能跟随天下人一同推举王先生？世人正因为没有声誉而畏惧于鳞，连元美也无从替他扬名。我三次向元美询问书稿，元美仍然迟疑；等到他任职四岳，书稿才开始流传。它大约比于鳞的著作多五分之六，分为四部，共一百八十卷，书册六十余本。自古以来成就一家之言的人，没有像这样丰富的。北地李子去世后，大道隐没；于鳞如击鼓，元美如击鼓相和，听到的人都说“李、王二人，声闻千里而相应”。如今两部文集一同显著，谁还能左右它们呢？于鳞以古人为同道，祖述三坟，推尊六籍；不是先秦两汉的书便不读，不是古昔先王的话便不称道，不经过反复推求考索，文章便不完成；他追逐、射取古人，若不能命中上等骏马，便不肯驾驭。因此他一语出口，人人都自行退避。否则便不发言。元美上溯结绳记事，下至穷尽掌故；对于书籍，没有什么不读，对于文体，没有什么不熟悉。他取材，像优秀的冶工操持炉锤，五金三齐没有不能铸造的；他运用材料，像孙武、韩信统率军队，即使宫女、市场百姓，也没有不能列阵、不能作战的。左之右之，无不适宜；右之左之，无不有所施展，这只有元美能够做到。大体说来，于鳞的事业专一，专一所以精深而独到；元美的才性敏捷，敏捷所以广博而旁通。济南李于鳞奇绝，如天际峨眉山，这是说他的孤高；大海回澜，则是元美自我表述的形象，不也浩浩荡荡、广大无边吗？总之，峨眉之高盘踞四极，哪里会不能驾驭；三山雄峙，肩承大海，超过五岳，仿佛老成更化。上天假借年寿给于鳞，使他终身没有机会乘桴浮海；至于元美所经历的，难道没有登临高天、俯视积雪的时候吗？他最初所作的赋，如果置于上林苑，足以与当代雁行并列，千年之中没有第二人可以相比，已经穷尽山海的奇观。他的笔法学习古代史官，像孙叔敖一样；说到作诗著书，力量可与于鳞相敌，而丰富则超过于鳞一倍。他把多余的才富用来写诸子之言，那么诸位君子来不及见到、楚国左史也未曾见到的内容，便都能出现。况且他患有口渴、议论腐旧，两位司马都在拘谨局促中终老；元美筋力正强，幸而已经辞官，前途坦荡而宽绰。从今天展望崦嵫山，不过十舍之远，他如今的事业，难道已经是停驾之处吗？于鳞屡次称说《易》的文辞，认为这就是“日新之谓盛德”；盛德日新，便能达到高明，于鳞具有这一点。总之，要达到富有而日新的境界，不是元美便不能承担。这个说法，听到的人不能没有疑惑，也不能没有惊骇和发笑；不过元美的文集已经流传，那些过去没有听闻、如今听闻的人，大概已经先得到我的心意了。假如有人像在齐国人面前嘲笑公孙龙，我就引身避开，退到庄岳等待公论确定。【王、李二人确实可以称为敌国般的对手；但弇州才大，偶尔也有较弱的句子，济南气势强悍，时时流露出军旅之姿。至于回风激浪、峭壁摩天、沧溟横贯，实在横绝古今。这篇文章不免像周地媒人一样两边夸赞，但扬采铺藻，已经撮取两家的优长。】○《杨忠愍公集序》

译汪道昆 嘉靖年间，大将军仇鸾主持互市之议，几乎误国；杨忠愍极力指出其错误。仇鸾从中作梗，使忠愍被贬到临洮。不久仇鸾一族获罪，忠愍被召回。忠愍又极力揭发大学士严嵩的不法情状。严嵩主持吏部议罪，把情况转达皇帝；恰逢县官想论处其他囚犯，忠愍未能免罪。此后七年严嵩败亡，严嵩的儿子世蕃伏法被诛。今上奉先帝遗诏，抚恤各位正直之臣；忠愍受先帝操持制约，气势凛然，明如日月，威如雷霆。两篇奏疏明白如丹书，听见的人立刻就能辨明。一篇不被采纳便贬谪，两篇不被采纳便施刑，为什么这样急切？先后上书言事的人，大多是刚直之臣，总之都是获罪后仍务求尽言的人，应该没有谁比忠愍更合适。忠愍抗疏之时，难道不合先帝的心意吗？或许先帝把将相看作左右手，想借助他们来奉行社稷大计；投鼠尚且忌器，何况社稷呢？衣服未破便不必更新，成就股肱之臣又是为了什么？所以宁可失去药石，也不愿失去股肱，这是当时的情势。后来庸人上书告变而仇鸾一族获罪，谏臣后来上疏而查抄严嵩家产；查抄之令已经足以表明，能言之士还能比从前多做什么呢？最终皇帝一怒而罪无可赦，那么忠愍最初上疏的那一天，岂不是已经有明雷潜伏并震响，只是其来源逐渐显现罢了？用兵没有比志气更惨烈的，何况不论镆铘宝剑。忠愍出身牧竖之间，平日常常不忘死于沟壑；当他讨伐君主身边的罪人时，若不是抱着万死之志，怎么会发言？即使对方反戈刺中他，刀刃已经刺入他的腹中。然而忠愍所受的创伤，鲜血殷红，仿佛有旋转的光芒。难道这是皇帝含藏光明的缘故吗？后世之人采纳忠言、实行法令，那么他就如同镆铘一类的宝剑。有人说，忠愍因直言而死于明主，此事前所未闻；即使将二氏灭亡的遭际拿来相比，又哪里足以抵得上忠愍呢？仇鸾跋扈，严嵩父子为非作歹，忧患在于社稷；忠愍以一身承担社稷，身死而社稷无忧，已经死得其所。先帝没有舍弃忠愍，最终采用了他的意见；他死后仍不朽，天王圣明，尚且将报答他的恩德于地下，忠愍的话难道是虚言吗？当初忠愍将被处死，王元美到严嵩门下，通过门客游说严嵩；恰逢严嵩党羽阻止门客的建议没有实行，于是严嵩便决意杀害忠愍。元美跟随徐子与及诸位郎官到郊外哭吊忠愍，料理他的丧事；严氏追查他们，刺伤并迫害到郊外哭吊、料理丧事的人，于是元美首先遭难，子与也跟着受难。如今诏书……忠魂在九泉之下也可以作证。两位大夫相继为忠愍伸冤。元美从魏地为忠愍撰写行状，并把他的遗书交给魏都；子与分治汉阳，便把行状交给孙汉阳，孙汉阳又把它传给楚地。子与托我为此作序。当两位大夫哭祭忠愍时，我正在休假；我本想为忠愍立传，恰逢有诏书要记录先帝的旧事，不敢越职。元美具有良史之才，行状已经完备；孙汉阳任大宗伯。我的先辈和我，后来都曾是忠愍、元美的门下士。【忠言打击贼臣，本来就是为了国家；即使牺牲自身而弃置自己的言论，本来也没有遗憾，何况身死而言论得以实行呢？读到“天王圣明”这句话，杨公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捋须而起。】○《文选序》汪道昆 司马氏说：从书契直到《诗》《书》，圣人的言语没有一句需要选择；后世的言说，如果没有文采便不能流行，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加以选择？所以离朱辨别颜色，师旷审察声音，昭明太子据此编选文章。文章的盛衰各随时代，润色变化存在于作者；时代有《春秋》、秦、汉、魏、晋、齐、梁，人物有屈原、宋玉、邹阳、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李陵、班固、扬雄、曹植、刘桢、嵇康、阮籍、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文体则各种长处齐备。譬如黼黻交错陈列，金石之乐相继演奏，把后世死去的作者都概括起来，文章的精华难道不在这里吗？于是后人沿袭下来，以时代为次序，有的叫《文粹》，有的叫《文鉴》，有的叫《文衡》，都是同一类书。后世作者看待前代，已经相去甚远；即使有所选择，也必然精益求精，于是距离昭明越来越远。明代崇尚经术，学士不谈六籍以外的书；凡是柱下所藏的典籍，很少完整显现。新都本来是文献之国，但当地人士仍然知道昭明。我年轻时便开始求学，后来才得以完成学业；起初沉浸于它的会合，后来又恍惚觉得将要分离，久而久之把它们参互编排，依依不舍，不忍放下。六籍本来已经高妙，直到近世，它们的学说流传长久，世儒只取近世而攻击远古，耳目都被堵塞了。如今一旦舍弃旧的、接受新的，耳目难道不会感到畅快吗？低俗的地方容易谱成歌谣，穿粗布的人容易羡慕锦绣；为什么容易合并？因为容易进入。我起初从昭明那里寻求。三年仍未得到。于是离开昭明而研究司马迁，又过了五年，仍然没有得到；于是转而研究左氏，又过了十年，前代正人读书用心、苦攻至此。仍然没有得到。于是转而研究老子、庄子。这几位的学业已经有成书，不暇一一称述；幸而窥见其典要，才知道它们光明显著，已经自成一家之言。譬如九成之乐、六章之曲，声色已充分展现；那些只听闻过百家之言的人，哪里足以在大方之家面前自夸？为什么还要离开它而求多？因为离开本来就是离开。中年以后，我陈列五车书籍，排开众多门户，才知道世道趋向越来越低。即便是狶韦氏留下的流波，也有其源流；所以赤日不能承受而不成为坚冰，粗葛不能承受而不成为狐貉，岷山积石不能承受而不成为江河，天地尚且不违背其本性，其他又怎能……如果一定认为老子、庄子、左史正确而昭明错误，就像穿着细葛布便废弃狐白裘，遥望岷山便祭祀积石、堵塞江河一样荒谬。因此我把它们参互编排，依依不舍，不能放弃。这样说来，《文粹》以下的书难道全都错误吗？疏导川泽以汇入江河，剥取犬羊皮来抵御狐貉，君子仍认为这近于荒谬。评论者说，昭明搜罗百家、总括七代，编成三十卷，不也太简略了吗？近世有人增广它，有人补充它，大概是想把全部都举出。我私下认为，江河即使不汇集也足以成河，狐貉即使不加缝缀也足以保暖；如果一定要把它所舍弃的全取回来，杂乱地说增加一点就是增多，那就是荒谬中的荒谬。当世评论士人，全都说文章胜过古人，惶惶然务求敦厚质朴来维持风俗。文章如果不惭愧，风俗便会逐渐改变，这是自然的。至于博士、诸生所修习的学业，哪里能称得上善于作文？即使能作文，也曾经不足以抵得上昭明，哪里谈得上胜过他？千金敝帚尚且有人珍爱，那么究竟把文章看成什么呢？崔大夫治理新都，一切以自身教化为准，大体上削除雕饰而归于质朴，想追随先进而迅速返回正道；至于博士、诸生的学业，则刻印昭明的善本，在境内传播，诸生中主持教化的人大概都文质彬彬了。大夫是齐鲁士人，本来就应当熟习文章。【博士之家专门熟习一部《昭明文选》，本来可以在词林中鼓吹；然而太函的文章如天上的奇花，艳丽而飘逸，似乎更多得力于左氏。】○《袁文荣公文集序》

译王锡爵 我世宗肃皇帝最初确定礼制，调和天人与宁定天下，于是更加重视文学之士。士人奉持璋珪、洁净宗庙，携笔成群而来，称为禁近之臣，隐隐可见古代唱和揖让的风气。公车、司马门之下，待诏之士鳞集，却不能全都符合皇帝的意旨，于是有人从别的途径窥求门路，凭借口才而进入。这样一来，执政大臣和左右近臣中推荐士人的人，皇帝有时亲自书写，衡量次序、决定取舍，逐渐削弱、夺取他们的权力；而我的老师少傅袁文荣公的地位更加重要。公最初凭明经应试于春官，考取第一；及第后任翰林二十年，皇帝日益深知他的名声，召入帷幄侍奉，晋升参与大政，都是不经占卜、不经谋议而决定的，神色凛然，只恨得到公太晚；公自己也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相遇。因此他一生的著作，以代皇帝起草诏令、应制之文为多。皇帝多次有所征问，夜半在禁中拿出纸片，命中贵之人刻烛记录公的回答；回答写成后，交给旁边侍史封题，记下年月罢了。至于公出入朝廷、参与议论，动辄数千上百言，在皇帝左右以及兰台、石室之外，秘藏而没有流传的，难道少吗？公去世后又过了几年，他的嗣子中书君保存父亲手泽，搜集散佚遗文，从四方好事者那里得到十分之一二，才刊刻出来。唉，这也如同尝过禁鼎中的一脔肉，便可以知道全鼎的滋味了。后来我偶尔听到世俗鄙陋的议论，想用支离、纤弱、卑下的文章，怒骂着闯入班固、扬雄、阮籍、谢灵运的境界；所以高的作品竟然无法成句，低的则像虫飞蟋蟀鸣，喋喋不休地责怪公，说文章到了有“台阁体”才开始衰败。试着让他们叙述典诰、铭刻鼎彝，便像乡野男子、闺中妇女勉强穿戴冠带，作揖行礼，五色无主；大概学士之家沉溺于本职太久了。我在公门下游学时，公所作文章都放意直出，对着客人站立即成；古辞古事像鬼神搬运而来，供他取用，华美富盛而温厚缜密，最终都归于仁义，光明显著。公本人不出长安城门，螭头之下余下的文采所在，便形成甘霖，所以没有妄发唇颊、哀鸣悲叹的怨言。不读两汉、三代的书，便不读；不是博闻广识之士，便不与他交友；不是咸池、夏、钧天一类的音乐，便不听。因此没有堵塞道路、诡异惑众的言辞。天球、美玉陈列在广阔庭院，大剑高冠之士分班侍立左右，然后才知道鱼目的微光多么黯淡、面墙而立的人多么困窘。公在壬戌年策试士人时说：“古代帝王建立宏大德业，必定有宏大文笔的臣子，褒扬、颂赞、记载其功德，宏大德业才得以彰显。”大概正像是说自己吧。当时锡爵惭愧地作为公的高弟，弟子服膺道义还不深，而公已经升列星辰，所以中书君请我为文集作序，我把它交给他，并不敢说自己懂得文章。【文章没有台阁气，必然趋向虫相矜夸、鹤相争斗的姿态；外表华美，内心深厚，内外兼美，这才是盛世的宏篇。】○《蠛蠓集序》万恭 谚语说：“相马失之于瘦，相士失之于贫。”我读浮丘先生所作《蠛蠓集》，因此替他感到悲愤、遗憾和凄楚。先生把心思驰骋于玄远境界，玩味典籍，径直进入先秦两汉的天厨，咀嚼其美味而品尝其肉。假使把他的作品拿去与天禄阁、石渠阁的藏书校比，难道不会光芒闪耀，直追古人吗？可是他却幽愁困迫，连自身都不能容纳，受到桎梏拘囚，白日不能照见，几乎和盗贼、奴婢并列受戮，实在悲哀。等看到他在狱中所上的各种书信、所作的各篇赋，激烈悲怆，又有古代先秦两汉策士的风骨，多么俊逸啊，多么俊逸啊！从前卞和氏得到玉璞，献给楚文王；文王拿给玉工看，玉工说是石头，便砍去了卞和的左脚。卞和又献给楚武王，玉工又说是石头，便砍去了他的右脚。卞和抱着玉璞在王城门下哭泣，继而哭出鲜血；剖开玉璞，果然是美玉。君子说，卞和真是有智慧，毁掉双脚而保存了美玉。浮丘先生身陷极刑之中而又出来，出来后再被投入狱中，这与卞和被砍双脚相比，何止不同？他却忘记早晚性命难保，仍然让屈原、宋玉驰骋笔端，班固、司马迁纵横其间，这不就是所谓毁掉双脚而保存美玉吗？然而听说易牙最初侍奉齐桓公时，煮土器中的食物、调制大羹，齐君发怒唾弃他；后来他烹煮熊掌、炙烤薄片肉干，进献山梁之餐，又割取豢养豹胎，齐君吃得甘美，便封给他万户食邑。晋平公起初让师旷演奏，章英交替演奏，韶濩一同鸣响，晋侯左右顾盼，始终不能听完；后来音乐变作急流般的羽调、商调，缀合郑卫之声，扬起北里之乐，接续阳阿之曲，晋侯按节叹息说：“天下最好的乐工啊！”易牙、师旷并不是先前昏暗、后来聪明，而是性情随所处对象而变化，技艺随所嗜好而改变。今天世上像齐桓公、晋平公那样的人，难道很少吗？先生幸而见到了天日；我读他的《蠛蠓集》，更加替他感到悲愤、遗憾和凄楚，只怕先生终身幽愁困迫，还会更加严重。然而君子宁可齐桓公不能接受美味，也不能变成易牙那样改变滋味；宁可晋平公听不懂，也不能变成师旷那样改变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情志已经通达于广阔无边的境界。不能被世俗改变。先生如果当初没有遇到陆五台先生，我恐怕他的胸襟不足以承受伏锧之刑，他的颈项也不足以让白刃染血。幸而他遇到陆五台先生，把他从拘禁中救出，使他在词艺之林中崭露头角。他从囚禁之中登上辞章艺术的文坛，年老而头发全白，仍能同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并立，挺刀而立，荷戈而趋；即使被齐桓公、晋平公讥笑，能有这样的遭际也已经收获很多了。终身幽愁困迫，又有什么可伤感的呢？我天性特别喜爱古文，却未能亲见古人；浮丘先生所作文章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既为他悲伤，又赞赏并为他著录。【匣中宝剑悲鸣，具有截断流水、挥击长空的气势。】○《蓼莪增思卷序》

译高应冕 我读《蓼莪增思卷》，更加感叹孝子的哀情，也更加赞美良臣所受的荣宠。要在孝子之门求取忠臣，这句话意味深长啊！人的感情有所触动，便有所感发；有所感发，便有所思考。所以说，悲伤的人不能不抽泣，思念的人不能不叹息，都是因为有所感触。读《屈原传》，便想流泪；读《荆轲传》，便想轻生，难道还一定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千古以来同心同情的人，一经触动，感情便产生了。何况孝思没有穷尽，尤其是天性所驱，不能自我停止；这就是瑞泉张公因感动于皇帝以《蓼莪》之义赐予亲属的恩典，而增添思念的原因。公年少丧父，努力学习，每当一想到父母，便呜咽叹息，接着泪水簌簌而下，不能停止；想报答父母无穷的恩德，却没有办法。他曾私下说：“没有父亲，依靠谁？没有母亲，依赖谁？父母难道不想回顾抚养我吗？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天地难道忍心使我孤独吗？我思考使我遭遇这种处境的原因，寻找它却不能得到答案。”每想到这里，便又满怀叹息，泪水簌簌而下，不能停止。等到考中进士，他便忧伤地说：“紫泥诏书将要封授给谁、向谁报喜呢？”不久任县令、县长，又叹道：“子路负米的故事，确实令人悲伤啊！”不久又升任谏官，便叹道：“假如我的父母还在，一定会教我补衮拾遗，正色立朝，成为骨鲠之臣；如今我还依靠谁呢？”恰逢皇帝推施不可测的恩荣，恩及官员的亲属。公出任佥宪，巡按山东，考核期满，接受诰命赠封的典礼；又捧着诰命叹道：“皇恩浩荡啊！皇帝的言语深远精微啊！假如我的父母还在，应当先把冠帽、袍服、腰带、鞋子放入华美的箱子，告诫苍头赶快送回昌江之上，使二亲能够享受君主的恩赐，面向北方叩首称谢。这样或许可以承受君恩，以报答父母无穷的恩情。” 可惜俸禄还没有来得及奉养父母，他们如今已经在地下了。知道吗，不知道吗？皇帝以《蓼莪》之义所赐的恩典，难道能不更加加重我的思念吗？缙绅学士听到公的话，更加怜悯他的忠孝之情，都作诗歌咏叹这件事。于是小子高应冕请我作序。我说：朝廷褒奖宠爱、劝勉激励臣子的心意，难道不厚重吗？受荣者本人显贵，又使他的父母显荣，并且推及极隐微的孝思，使当时的孝心如此恳切周备，为什么会这样呢？公应当因感叹而兴发思念，以彰显圣朝崇尚孝道的治理；却又不能自我停止，所以成为良好的官吏，便宣扬仁德、布施恩惠，越思念越悲伤。任谏议官，便宣扬谋略、效忠朝廷；任藩、臬、台等官职，无论在哪里，都以清廉耿介的气节受到当时重视。把孝心转化为忠心，没有止境，确实无愧于臣子的内心。我又私下感到疑惑：从前王褒诵读《蓼莪》，读了三遍便流泪，不忍再读；公如今感念《蓼莪》，却是读了三遍仍不忍不读，不忍读，不忍思念，也不忍不读、不忍不思。大概王褒是不忍思念，而公是不忍不思念，为什么呢？读这卷文章时，应当先考察他思念与不思念的原因，再考察当时的时势；如此，公的忠孝难道不更加彰明显著吗？这或许就是公没有说出的微妙用意。【读《陈情表》而不潸然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孝；我读这篇文章也深有感触。】○《蟠桃图序》薛蕙 大精纯粹的元气，确实蕴藏在奇异的仙境中。经过寂寥罕见的漫长岁月，才生出神奇之物。披览图籍、按验簿册，令人惊骇耳目、洞彻心神；仿佛在虚无中想见灵异，在恍惚中获得形貌和声息。至于各种品类，都可以说一说：如圆丘山麓侧旁涌出的甘泉，增城山巅丛生的建木；金色花蕊繁茂而呈五色，琪树璀璨而结三珠；帝女之草分呈碧色，天孙之树隐去白榆的影子。西昆山的若木，从金色的根柢中拔出重重根本；东海的扶桑，在太阳所出的地方舒展长枝；八桂在炎热的荒野成林，五芒草在钟山含藏秀色。若论外表的美丽，环绕鲜明，没有同类可比；若论实际功用，则迂阔宏大而不切实。至于交梨、火枣，根本无从得到；沆瀣、朝霞，想搏取也不能得到。化牛木的梓树，躲过刀斧却仍被当作柴薪；伏菟山的松树，受雪霜侵害而变成石头。桃胶、饴糖哪里是荫年长寿的药？鹤髓哪里是续接骨骼的膏？九月入山，很少遇到威喜草；住上三夜，也没有找到玉灵草。徒然有美好的名声，却未必是实有其物。因此它比仙人名录还要深奥，比蟠桃更加美丽；经历盘古以来的岁月，难以测知，直到炎汉、刘汉才开始出现。青色花萼、紫色外皮，根扎在瑶草的北面；玉袖金盘，捧着果实，承献于承华殿。周穆王到来却空手返回，汉武帝看见它先是惊骇。玄圃深处的岩穴，不必借助开明兽看守；水流沉溺、道路阻绝，哪里还容得东方朔前来？根株可活亿万年，花果三千年才成熟。这样的春秋年岁还不算遥远，哪里值得谈论庄子所说的椿树？晦朔反复更替，更足以讥笑羿妻所奔月中的桂树。它在无穷之中孕育元精，在天地之间冠绝各种祥瑞。描画那灵异的树枝，歌颂这长寿之母：皓然白首，不戴胜而居于洞穴；容颜红润，却怕忘忧草而以右臂自卫。曾在蓬山采药，长久陪伴西王母游览；即使沧海变成尘土，也还可再次参加麻姑的宴会。徒然效法长生的祝愿，只惭愧没有绝妙的文辞。【学问之人写骈丽文章，也没有花哨、肉麻、媚态和皱眉之状。】○《潜学编》序

译陶望龄 黎州征君邓潜谷先生笃志求学、爱好古道，隐居而有德却不炫耀；所著《诗》《尚书》《三礼》《礼记绎》《春秋通》《函史》《皇明书》，各有数十卷、上百卷，都已刻板流传于世。我其余的文章还有上千万字，编成《潜学藏副》，尚未刊行。他的高足弟子旴江左公景贤以侍御史身份奉节按察浙江，到了会稽，便从幕帐中取出此书，交给郡守何君三畏和教谕项君元□校订刊刻；望龄奉命作序。序说：古代求学之人，学术简约，包罗统摄却广博，所成就精深；求取有根本，会通有归宿。就像园艺师种树，根茎的粗细尺寸确定了，枝干花实便都具备了。学习只是为了求得道而已；道落实为事情，事情记载下来便成为文章。六经所写的，就是古人的事情。它们起初只像后世诏令、教化、笺注、疏解的文章，乐官的歌词和道路上的歌谣，方域、职官的志书，掌故、仪注的文书，编年和人物政事的记载，太筮考察疑难的书，以及朝廷所记载、民间所流传的事；圣人从中可以看见天下的实情，并认为精微真实之处就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所用的，所用的就是所明白的；施行于事务而成功，便称为道；用语言形成文章，便命名为经。道德、政事、文章的途径通常出于一端。取用有要领，所以不烦杂；施行有方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卷〕 所以一旦形成，后世便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三代以后，道术衰落、学术分歧，但汉代诸儒仍然传授一经，依经铺陈言论，持守议论，断狱决疑。当时政治淳厚坚实，文章典雅，尤其接近古代，正如故国旧家的遗民守护祖宗的礼器、沿袭旧日衣冠，那种典章法度和气象颇有值得称述之处。后来道术更加衰微，于是朴实的学问专门解释字词，文士只工于辞藻，儒林和文苑被划为两条道路，更何况还有谁有闲暇讨论道德、政事的异同呢？明朝兴起，以经术设科取士，而帖括、俳偶之文使学业更加低下。弘治、正德年间，修饰辞章的文士纷纷兴起，抛弃陈腐旧套，又改称古学，于是古文和经义文章又截然分成两类。然而唐宋的大文学家取法、储备材料，都以六经为根本；金陵、眉山一带的人虽号称文章之士，却精心研讨、独立构思，其勤奋超过老成宿儒，所以他们的著作深厚广大，往往可以诵读。近来的君子，做经义文章不过像羔雉一样应试而已；做古文不过是剽窃掠取而已。他们的专精不如汉儒，博大又远逊唐宋。研究经学已经无暇，做古文又无暇从六经求根本，闹市集上的污水积聚在一起，流行的文章浅薄轻浮、鄙陋俭俗。大概经术和文学的道路，到此同时承受了弊病。潜谷先生立足于道，根基确实深厚；然后从经书中疏解它，离开经书而能贯通它；通晓经史之后，又把它铺陈为文章。他的文章文意流行、理路通达而合乎法度，立论可建立万行而又保留情态，言辞庄重、声调雅正而极尽真情；如蚕丝有条理，布帛有幅度，絮绵有温暖，珠玉有光泽。大概明朝兴起以来，能写出六经之文的，是从先生开始的。景贤早年背负书板，发掘五经篇章，聆听三长老的雅论，亲自接受法度规范，精妙地舍弃文字筌蹄；师生之间所契合的学问，充分表现在事业上。所谓求取有根本、会通有归宿，大概就在这里可以验证了。先生教导民众、告诫他们尊敬老师，是为了显示厚道；景贤按察吴越，亲身倡导美善教化，振兴幽隐、表彰善行、惩治奸邪，用来激励和警醒人们。他把先生的道理全部写进奏章，举动言论都称先师如同亲临，对手泽遗文恭敬严肃，每次出入都带在身边；又刻印传播，嘉惠后来的学人，使天下读先生之书的人得见其学问全貌，从而扭转浇薄风俗、归于厚道。这番用意实在盛大。我敬仰先师的风范，又喜爱景贤的义举，所以恭敬地为他作序。【本来是要把学究驱使成经生，结果反而把经生驱使成学究，不能不深深感到帖括之学的遗憾。】○《刘子威先生文集》序

译余寅 过去我曾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我国建立并兴盛的文章事业，如今浩大昌盛，显赫文辞的兴起，比西汉京城不止超过百倍，真是盛大啊！它的精神充塞天地，光彩显耀于山川，充满四方而又在我们文士中宣泄；按理说，其中人物应当上追前代先民，一人抵得上古代名家，然而如今不过三四位罢了。西汉京城不到百年，太史公司马迁、司马长卿已经这样雄奇；我国二百多年中，像这两位的人有几人？其余如董仲舒、贾谊、邹阳、枚乘诸公，也各以宏大的才力奋发兴起，而我们文士却总是轻视他们；何况考察今天，又有几个人能像这些前贤呢？我唯独认为刘先生最为卓异。可是先生不仅胜过西汉，而且不止胜过西汉；上溯左氏、三闾大夫、南华老人，以及韩愈的奇崛文章，都是今人无法达到的境界，先生全都兼备，并且错综华美地表现出来。西汉以后，先生更是最为卓越，这难道只是余事吗？世间各种幽秘的典籍，不值得收入先生眼中。假使天上有秘录，如霞宫丹书一类，先生全都已经烂熟于胸；假使地下有秘藏，如汲冢书、覆釜书一类，先生也全都已经烂熟于胸。先生为什么不能独自超越千载、胜过古今呢？说到文章，本来就是人们难以言说的：它开始时因循体制，放开时由于充实，究竟则随顺变化。文章没有不是从最初受教而来的。它必定有磅礴的气魄，必定有放纵舒展的气势，必定有宏大高亢的气象，必定有凌厉奔涌的纲纪，必定有疏宕超逸的步调，必定有曲折奇诡的笔势。然而得到这些，文章的趋赴就迅疾；若得不到，便往往舒缓。达到这种境界，便能忘我；若未曾达到，便仍不免有所图求。刘先生仪态高岸、矫然正直，凝神专心、志气坚强；他的力量极其纵横，机锋深厚而无意外露，蓄积万端而收敛于一处；细微处达到极致，意念忽然如闪电流动，锋刃交错而使白昼生寒；光芒惊人夺目，却并不残缺咬噬；如神鼎铸成，奸邪怪异无不显露鳞甲。它的文势常常飞动，不能拘泥；用滋味调和它，所以可以斟酌于皇室御膳，也可以使草野中的瘦士为之心动而不能停止。用声调延长它，宏大处不至压倒细微，细微处不至淹没宏大，各部分均衡而合乎尺度。文章已经完成了，却仍像没有写到尽头；顷刻之间充盈我心，最终又归于空无。我观察古人，善于写诡奇之文的，一旦走向诡奇，往往不再有别的长处；放纵恣肆的，一旦走向放纵，往往不再有别的长处；寄托讽谕的，一旦扩展到托风寓意，往往也不再有别的长处。正因为如此，他们达到极致，最终只能归于一种品格，成为圣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古人因为不求兼备而能保全长处，今人因为贪求兼备反而失去完整。所以今天的文章可以作为镜鉴：论其创始则强，论其达到极势则弱。论其穷尽变化则强，论其精微义理则弱；论其峭拔则强，论其玄妙化育则弱；论其细密剪裁则强，论其宏大鼓荡则弱。刘先生的卓异，难道不是因为前面三项都具备，而后面四项也都能安置其中吗？我又私下疑惑：如今天下人都崇尚奇正之变，然而谈论文辞，文中有□，笔力有强弱，他们那些人喜欢喧闹，便喧然高唱，以自己的声势使天下人也喧然奔逐，不顾其内容是否轻薄，只求在声名上胜过刘先生。刘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些人，默默修养，坚毅自守，不凭借外缘求取名闻于世，然而他的声名反而传得更远。有人说：声名怎么会衰落？今天是标杆，后世就是楷模。恐怕在刘先生这里可以看见。否则哪里能见到我们的刘先生呢？假使千年前的人和千年以后的人来评论先生，认为他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在扬雄当时，谁认识他的文章？如今桓谭的评论，究竟可信吗？所以我说刘先生是千载一遇的人；只说我明朝有这样的先生，并不是徒然夸饰。至于我和您的骨骸，哪里能等到那时呢？【落笔有压倒鲸鱼的气势，腕力也能与子威相抗，所以洗练发扬、峥嵘突兀，如同锦缎在蜀江中洗濯而鲜明；若用别的水洗，锦缎的光泽力量就会减弱。】○《李霖寰辽东奏议》序 黄辉 我读李公抚治辽东的各篇奏疏，感叹说：如果没有李公，恐怕还会有辽东吗？但哪里只是辽东呢？辽东的边角早已哭泣很久了。过去听边地人说：辽东没有什么边塞，只是用城墙阻挡胡人罢了。沙地终日荒凉，马蹄踏着蓬根，腥风遮蔽天空，寒冷的磷火白昼流动，狗变成了狼，尸骸被行人看见。当时只是中原被虏掠，已经如此，何况祸患又牵连到倭寇呢？辽东屡遭虏患，天下却没有人过问；用天下的力量救援朝鲜，辽东承担了十分之二三，又成为天下军队的枕席，使天下军队喘息的微气刚刚连接到辽东，辽东便要承担头上的压力、肩上的重负、腰间的牵绊，能够不僵卧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辽东还能保全到今天，是因为右屯的守备坚固。虏人把右屯看得不异于口中的虱子，却驱赶数万骑兵直奔三里城下，四面围攻八九天仍不能甘心，是因为镇武之战的胜利夺去了他们的气势。假使镇武没有功劳，那么我军更加疲敝，虏兵更加深入；从右屯往后，便可以坐看蚕食了。我国且不能保住辽东，哪里有空闲顾及朝鲜？朝鲜失守，倭寇又会成为另一个敌虏。再过几年，辽东就会不复存在。这样说来，镇武的功劳，就是天下的功劳。起初李公到辽东时，辽东不能自立为人；李公替它请求军饷，辽东才有了腹；购买战马，辽东才有了足；供给士卒、训练勇士，辽东才有了手；把士兵分别戍守在驿站，辽东才有了血脉；明确侦察岗哨、严密侦察敌情，辽东才有了耳目；核定功过、必定赏罚，辽东才有了气力。李公时而像父兄，时而像师帅，亲自成为辽东的心胆；于是辽东才得以…… 《楚游稿序》

译利瓦伊桢 新安方子公十九岁时，曾游楚地，因不得志而归。到三十岁时再次游楚，已经以诗著称，和天下善于作文章、能谈论的士人相互酬答唱和；恰逢同乡潘景升客居楚地，子公便向他学习作诗，诗艺更加精工，于是汇集自己的诗作，题名为《楚游》，来拜谒我说：“如今天下轻视游士，而文僎游历的道路一天天扩大，见闻和知识一天天增长。如今天下只有楚地不争强，而文僎游楚已经很久，所得到的也一天天深厚。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把它看作价值千金；文僎沾沾自喜的，唯独就是这部诗稿罢了。这都是楚地的恩赐，怎么忍心忘记楚地呢？先生请为我作序，用来夸耀我这个鄙陋的小县人，我借此得到的荣宠已经很多了。”我问子公：“你的诗从楚地得到了什么呢？”子公回答说：“楚地以方城山作为城垣，以汉水作为护城河；披着组甲、穿着练袍，前锋、军中、后劲三军，无不有中权之才；折断铁钩和鸟嘴一样的兵器来铸造鼎，杀死鲸鲵而封土立观，可以说是强盛了。文僎游历这里，用来陶冶我的诗才，因而气势不愿衰馁。楚地有七泽，地势平衍而广大，楩、楠、杞、梓等木材，金、石、竹、箭，以及羽毛、齿、革等物，无不汇聚于此；果品、布帛也都集中在这里。商贾排列店铺，绵延百里；车马舟船，通行千里；衣食供给天下，可以说是富饶了。文僎游历这里，用来陶冶我的诗才，因而积蓄不愿减少。” 从巫峡、瑶姬、江妃、汉女以来，妖冶美艳之人，确实都集中在楚地。她们容颜美丽、肌肤细腻，肉体丰润而骨骼纤细，长发飘垂，鬓发修长，腰肢纤小，颈项秀美；含情斜视，适宜含笑，种种美貌自然流露，于是创作了《激楚》《结风》《阳阿》等舞曲，创作了《涉江》《采菱》《驾辩》《劳商》等歌曲，以含蓄的言辞彼此感动，以精神彼此依凭，使阳城迷惑、下蔡倾倒，可以说是美好了。文僎游历这里，用来陶冶我的诗才，因而情态不愿匮乏。居处方面，有药房、辛楣、桂棘、兰橑、曲屋、步□、层台、累榭；冬天温暖而不忧寒冷，有网格的门窗和红色的垂饰，雕刻椽子并绘画龙蛇。服饰方面，有上衣、芰荷制成的下裳、芙蓉装饰、带子、长剑，以及切云冠；还有纤细的罗、轻薄的雾縠、阿锡、纻、缟，五彩斑斓，仿佛花英，又仿佛神仙的形貌。饮食方面，有五谷、六仞，蕙草调味的肴馔和兰草铺垫的席子；烤天鹅、蒸野鸭、煨鳖、炙羔羊，还有粔籹、蜜饵、凉酎、冻■〈酓欠〉、宜城酒、醹醁酒，任意选择而不感厌足。香草方面，有九畹兰花、百亩蕙草、江蓠、辟芷、申椒、■〈艹困〉桂、留夷、结车、薜荔、胡绳，以及秋菊的落英。木兰花坠落的露珠，芳香的雾气缭绕，侵袭人的身体，可以说是华美整饬而精细幽微了。文僎游历这里，用来陶冶我的诗才，因而滋味不愿浅薄，色泽不愿枯槁，雕琢不愿??来曼。楚地的风俗喜好鬼神而重视巫觋；祝融、重黎、云中君、湘夫人、山鬼、河伯、东君、司命以及《国殇》之类，都是由蹇修作媒、灵氛占卜的神灵；要等待在云际住宿于帝王郊外，骑着白螭，驾着青虬，让旋风在前面开路，冻雨洒落尘土，忽然到来又忽然离去，翱翔游行，周旋往来，可以说是奇异诡怪了。文僎游历这里，用来陶冶我的诗才，因而兴致寄托于物象的变化，不愿穷尽。文僎留恋楚游，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我惊异地说：“奇怪啊！你两次游楚，竟把楚地所有的东西全都举出来了。作为楚人，岂不是很为难吗？我将命令四境的官吏闭关拒绝游客，又哪里敢为你作序，使远方的人生出觊觎之心呢？”子公回答说：“文僎和楚地游历的缘分，确实如此。耳朵听到的十九，眼睛看到的十一。如今资用已经匮乏，离开楚地回乡，外表显出惭愧的神色；但看看他的囊中，草稿却高高隆起，只好让奴仆背着它，免得显得寒酸羞涩。先生如果不鄙弃我而加以教诲，日后我还要再次游楚。至于宛委山的金简、玄夷山的苍水……” 那都是使者所秘藏的东西。大酉山、小酉山，是周穆王收藏书籍的地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左史倚相所读的典籍。江汉一带的风俗，列入《二南》，是周文公加以润色的。《离骚》以及赋中用“些”字的作品，是效法屈原的宪令、宋玉、景差所作的。鸡次的典籍，是蒙□所背负的。作为《春秋传》和《国语》，是左丘明所著的。《阳春》《白雪》，是客人在郢都所歌唱的。我将跟随先生，把学业彻底完成。”我辞谢说：“你前面所说的，是楚地外在声势的美盛；你后面所说的，是楚地的珍宝，是楚人希望学习却还没有做到的。只是这些东西保存下来的，仅仅有两部书罢了。即使有幸得到它们，既然已经把它们交给别人，自己就更加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何况对你呢？姑且为你作序，这就是你如今从楚游中所得的东西了。” 【文章的文采与内容相互映照，结构如织机织成，天然生成；仿佛三十幅合在同一个车毂上，?足、骨、骹、菑、薮，都可以规，可以萭，可以测水，可以悬量，可以度量，可以权衡。】《陈将军诗序》

译利瓦伊桢 过去我分守虔州时，如今的永宁陈将军有容刚刚考中武科第一名。我同他行礼问答，见他容貌秀美而有文采；读他的论策和尺牍，都文采斐然、颇有见识，于是认为这个少年书生未必适合担任武职。第二年，陈君考中武进士第二名，成为都护，分掌一方军政，所到之处都声名卓著。他在闽地时，士人脱去头巾，躁动地冲撞郡守的门，有容挺身而出，将他们解散。粤西思明一带的各少数民族凭险固守，不肯归顺，于是出兵问罪。那里是猿鸟出没的小路、蛇虫盘踞的洞穴、虎豹栖息的山林，山水中的毒气湿气，比饮鸩还厉害；烟雨瘴疠，比跕鸢还恶毒。竹木丛生，交错得几乎碰到笏板；山势高险陡绝，像被割断一样；弩机、飞石遍布，吹蛊含沙的传说令人畏惧，壮士也为之变色、缩足。有容却毅然率先登山，军队行进千里，如同走在席子上；经过之处，没有人敢私自进入民家，也没有人敢捆绑百姓、执持秉秆之类。他的威令就是如此。进攻敌人的要害、捣击敌军空虚之处，前面没有可以抗衡的敌阵；各位将领大多把斩获首级作为功劳，有容所斩杀的敌人只有二百多人，所招降的部落却有八十七个，所保全而使之活下来的老幼男女共有一万二千四百人。司马考核军功，有容又名列第一。太史公认为张子房身材魁梧奇伟，却偏偏像妇人美女；如果只凭相貌取人，差不多没有不看错的。有容今年把他在闽、粤两地游历时所作的诗送给我。我按照《诗经》三百篇所称引的各位名将事迹来考察，他诗中那种意气昂扬的气势，就是“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的气概。它的规模儒雅，就像“朱芾斯皇”、佩玉铿锵的风度；它的格局严整，就像“师干之试”“四骐翼翼”的整饬；它的词句华美，就像贝饰头盔、朱色丝带、朱色马缨和绿色缰绳的绚丽；它的结构缜密，就像游环、胁驱、阴靷、鋈续那样精巧；它的兴寄含蓄婉转，就像“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所引发的感触；它的神情恬静闲适，就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的情致。兵法和诗法仿佛相互运用，彼此成就。曹氏父子上马横握长矛，下马谈论吟咏；傅修期上马击贼，下马撰写露布；周罗睺执笔作诗，回来时仍像上马入阵一样，不落人后。史册记载这些事，流传为美谈。永宁将军的诗可以和古人相匹敌，他对于天下，难道仅仅是不负衣食而已吗？大概从近世以来，崇尚武力、轻视文治，志在富贵显达的人因此产生了规避文武兼修的想法。例如吕安国欣然接受文职，王敬则认为读书不过是做尚书郎、令史；他们所写的文章不过像俗人，所做的武事不过像老兵，怎么能列入士君子的行列呢？拿有容的诗集同他的事迹相比较，世人怎么能轻视武人？又怎么能讥笑文士无用，以至于使文武像矛盾一样不能相互谋合呢？【这是光照上天、落地有声，珠光玉洁的文章。】○《武试录》序 虞淳熙 臣不过是一个拘谨的腐儒，恭敬地在皇上左右讲经释义，平日在便殿之间，偶尔一两次主持儒生考试而已；既然如此，尚且战战兢兢，担心不能胜任儒臣所任之事。连儒臣之事都害怕不能胜任，皇上却回头独自对臣说：难道你的老师只具备文事而没有武备吗？来，你某某还应当出来主持武人考试；从某处住到某处，或者也可以完全成为老师吧？臣因此更加害怕不能胜任。武人的老师是吕望，我的老师只见过发扬蹈厉的表面，便命名为“乱臣”，用来与唐虞相配，感叹人才难得。为什么感叹？是感叹德行。德行尚未达到，却过早发扬蹈厉，臣实在不敢妄自观察，何况武人胸怀不可测度，只知道战胜敌人，更不用说战胜怠惰、战胜欲望了。七书之外连《丹书》都不知道，却私自依附于兵法，想借此求得推举，臣又凭什么考察他们呢？但既已承受诏命，不敢推辞，只得接受职事。事情完成后，退下来接受奏简，叙述其后，便拜手叩首，高声说道：光明啊，皇上的圣武，难道不是书中所称的“作之师”吗？当今万方安宁，贤者归附、改易姓名以求爵号，解开辫发来学习衣冠；天下处于升平之世，君上没有事情可以炫耀武力。然而圣德英明刚毅之间，也偶尔引强弓、驱骏马、发动车驾，使轩辕氏也逊色于他的五种兵器；至于观测风向、察候气象、巩固边防，哪些人能推辞不敏？可是皇上从未命令我们讲读兵法、背诵《膺扬》之诗。这是天授之才，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不久，吴地市中剑锋挺立，滇池淬炼戟矛，幽州、蓟州响起流箭；天聪、天明仿佛察知未来并显现征兆。因此，七萃、九军的豪杰远道追随非熊之士，如风随虎；豪情平息而皇威畅达。平时训练便试验武艺，临战便肩负军务；乘敌之隙便整军待发、枕戈待旦，人人都成为国家的干城和腹心。这些还不是臣从骑射中所获得的全部体会。李广射箭能使箭羽深入，他的名声并不增加卫青、霍去病；曹彰徒手搏击大象，名声却不如项羽、樊哙；羊侃、卢勇搏击猛兽，声望也不能超过敖、曹。那些人所称道的难道只是力气，而不是德行吗？等到观察诸位士人的壮大谋略和奇特策略，浩荡广大、没有边际；他们有《素书》而不以为深奥，有《阴符》而不以为玄妙，那么又该多么雄视千古啊！发扬蹈厉，可以教导佽飞、蹶张之士，却不能训导逸才中的俊杰。若非皇上的圣武发扬，哪里能得到这些人才并陶铸他们呢？愚臣私下观察教化的源头，怎敢深深怀疑那些受陶铸的人或许可以免除我的忧惧？虽然如此，臣仍担心诸位士人仰观天象、俯测海深，还没有完全看到宏大的整体。过去皇上多次临幸太学，诸位儒者惊惧地回顾而受到感化，然而选拔人才、登用俊杰，尚且担心不能称职。如今这些期门、材官一类的人，难道是因为亲自接受王道教化，见到并理解它了吗？臣记得九年大阅时，皇上诏令侍臣以仁义礼智信相配合，作歌记载盛事。这五种德行，是德行所达到的境界。文事、武备，都可以用它来衡量；我的老师凭此冠绝百王，吕望凭此陈列《丹书》。保存它，就是治理；聚合它，出于敬。所以敬与怠、理与欲，是吉凶之门。打开凶门，操持凶器，也要贵在趋向吉善。军中有吉祥，你们应当致力于此。五者一旦获得，大白之道便会远行；大概尚父也不能把它的全部要旨都穷尽。总之，这都是光明兴盛的一脉相承，这就是太公所以能被看见、被知晓的…… 言辞。我的皇上把它加以阐释并昭示宣扬，诸位士人难道唯独不能听到吗？听见它，战胜怠惰便不会败坏礼法；听见它，战胜欲望便不会败坏法度。没有败坏的行为，才是完全的胜利；推举能够完全取胜的人，才是得到人才。得到人才，国家就会昌盛，还担心什么？这就是臣的愿望。诸位士人以后列在宫廷宿卫、奉行禁中事务时，何不相互谈论皇上说过的话：高皇帝设置军府，有考察义、礼、智、信的五个机构。愿陛下亲自得到这样的老师。那六位贤王能与“十乱”相匹配，正是五德产生的功效。诸位使格斗用的剑、棍销毁，使戟、矛收回，使流箭变成功勋，彰显五德的效验。臣即使有灵魂、有宠遇，又何必过问个人的恐惧？况且诸位士人自命为虎臣，正要取得安定百姓危难、震慑动荡的功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给臣留下恐惧，又不设法报答称职呢？【以主敬为根本的学问，久已受到腐儒讲席的蒙蔽；经过这番洗练发扬，才知道尚父鹰扬的功业，也从这里得到力量。渭水的兵法和洙泗的礼学，可以同堂共同讲论；所谓战胜，不只是攻破孙武、吴起的诡诈，也足以平息洛学、朔学之争。】○《五岳胜览》序

译虞淳熙 管夷吾的书载录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座，大概没有不以五岳为宗主的。自无怀氏以来，登山封禅的君主有七十多位，他们的意图并不在游览；只有平子、向平所思考、所期待的，言语涉及游览，想选取胜景来娱乐自己，不过也没有见到图志。近世有《岱史》《岱宗记》《五岳记》《游名山记》，王恒叔太仆又有《游岳图》，并附载奇异遗迹；拿它同舆地图籍以及桑钦、郦道元诸家的记载相互考订，一日之间卧游五岳尚且不能周遍，何况还要像《亥步》《庄运》那样亲自驰骋，专门进行胜游，在婚嫁之后呢？如今从杨生尔曾那里得到施存缩绘的地图，在方寸之间用极短时间游览五岳，这是多么幸运啊！子舆氏说过，孔子登上泰山，天下便显得很小。由此谈论，昊天所覆盖之处、吐纳灵符而降生神灵的昆仑、广乘、长离、丽农、广野等山，在五岳面前也不过是俯视它们的拳头大小的石头罢了。内而九州烟雾，微小如匹练，哪里足以与河伯的四方眼界相比？黄州有座孔子山，孔子的足迹还在那里；又将楚地的太和山收纳到岱岳山麓，这难道不是最值得称道的遗事吗？踏上一岳，群岳全都奔赴眼前，圣人观览胜景的要领就是如此。只是我的目力赶不上颜渊，或许他能够看见；至于这部浅黄色书帙，杨生传授给我的就是它。所谓“小天下”当然也有方法，难道一定要让离朱做老师吗？我曾读稗官之书：山阳女子喜爱山，死后埋葬很久，波斯人剖开她的心，心如玉般晶莹；他们塑成美人倚栏观山的形状，她因喜悦而影像通透，于是同嵩丘达摩面壁一样，有情与无情相互交涉，本来就是如此。这五岳由五星、五帝之神主宰，其精灵中，中央称寿逸，北方称登僧，南方称丹灵峙，东方称圆常龙，西方称浩郁狩；而主管胜景的将军也一并载有姓名，《龙鱼河图》可以作为征验。闭目、凝神，精神与神灵同游，景物光彩从内心映照；灵异的门户转动方寸之间，山岳容貌绘画呈现。这不是“芥子容纳须弥”的譬喻吗？胜景不用选择便汇聚眼前，大概这就是缩小天下的方法吧？得到这种方法，便可以倒出红囊中的真形图，何必再问纸张呢？只是在野马般的尘世间，京城尘、市场尘、醉乡和温柔乡移塞心中空明，还不如展开图卷、采撷胜景，向杨生询问路程，足以洗涤黄尘、荡除尘俗。我也是混混沌沌的人，不过是车中之生、蓬草之心；即使福建境内的五岳也没有见过，只能像董仲舒依靠园林一样，依凭风烟缭绕…… 胸中原本没有五岳，申甫和百灵难道会把我远远遗弃吗？它们忽然进入这部书帙，仿佛陈季乡进入寰宇图中；大概让杨生充当终南山的老翁，以叶舟引导我罢了。苍天覆盖之下，难道会少了我们这些人，不能作为游伴吗？这样便不会寂寂无声了。【昆仑山顶有金瑟玉箫，更有千年的桃花香气扑鼻而来。】○《拟庚戌会试□举录》序 王宇 今上庚戌年秋，羽林材□以及各郡国的良家子弟，再次来到京城参加武试。皇上准许司马的请求，按照规格式样考试骑射；又进而考察不失正鹄的若干人，命臣某等发策，考察他们所作的对策，分列甲乙，登记一百二十人进献给皇上。这件事本应由臣负责。如今跻身朝廷的君子所牢骚而不能平的，不只是文法严密、文吏尊贵吗？考察兵家所说，从将领的智、信、仁、勇、廉，一直到士卒、车骑、攻围、进退，因应天时、利用地势，没有一样不是有法度的；这些法度，是将领自身制定、贯彻的。草创初期，英雄群起，那些不安于粗陋农具之事的人，他们的志向可以想见。一旦低头接受职事，称为爪牙，统领一旅之众，倘若不以三尺法度约束，又凭什么使群体力量服从？等到武功平定、文教兴起，吹箫、屠狗一类的人都得到任用和感谢；后世是振作还是玩忽，就很难知道了。振作超过限度便失去常经，玩忽超过限度便坐受削弱；而纨袴子弟、世袭贵族，又会因拘泥文辞而跌倒，因骄陵而溃败。那为什么不设置悬衡和尺度，像牙齿交错、钩环相连一样，把一切交给文墨之吏，约束他们的步调行动，使奇才不至于含恨，使庸才也有所趋赴，长期发挥震慑、安抚、平定的作用呢？这样文法和文吏又有什么对不起将领的？况且姬公、吕公二人都是周朝开国元老；周礼灿然、丹书显赫，而鹰扬、斧钺、武节也十分辉煌。后来尹吉甫归于镐京，张仲作宾客；樊侯筑城于齐，尹吉甫作诗歌咏此事。由此可知，文可以种植根本，武可以建立基础。原文此处有缺损，语意为：原本的说法何等奇特。不必轻视车轩。登坛拜将、登城守障的人，难道没有实际的不足？他们有时在法内有所欠缺，在法外又有所超越，连补救掩饰都来不及。文吏因而抓住这一点加以控制，那么过失便有了分别。偏轻偏重到了极点，没有不反转的。如今边塞鄙远而多有忧患，兜?牙?金?吐气；近来辽东左地贫弱，天子特别注意武功。诸位士人正逢这个时机，若是奉行国家所立的法作为准绳，以朝廷所立的监察作为老师；无事时投醪劳军，有事时援鼓进击；军务不偷惰，军需武备必定整治，那么一切偏曲之处都没有用武之地，谁还敢苛刻执法而招致官场的讥谤？这样奉行法度就有实际功效，自立也没有瑕疵。况且虏骑逼近都城，鸣镝几乎射到甘泉宫，这难道不是世庙时期的庚戌年吗？建州夷人的跋扈，赖首的张狂，卜虏的首鼠两端，说明虏运即使不盛，也已经开始萌动。朝鲜之役所受重创还没有恢复，琉球被吞并，闽海震动邻境，正应当解除外部恐惧、谨慎整治内部。这些都是敌国外患反而有益于国家的地方。诸位士人难道没有怀抱未必如此的忧虑，想奋发成为天下雄杰吗？如今兵员空虚，粮饷储备空竭，如果不竭尽力量谋求革新，形势必然不能振作。有人却说上天听闻高远，求取圣意实在困难；却不知道古代曾有人收合二邑、恢复七十余城，带着三十六人攻下五十余国；有人出猎时焚烧敌方积聚、因敌取粮，有人约集众人战胜敌人、以自己的家产赏赐部下。这些究竟是什么人呢？逢到时机，凭借资材建立功业，就像顺着风呼喊一样容易；只有到了受到牵制、需要支撑的关头，才要靠奇谋来破敌、保全聚集之众。这正是文法不能束缚、文吏不能真正拘系的英勇之士；此处原文多有缺损，无法确切翻译。至于那些能够被约束的，是熊罴般的勇士和不怀二心的臣子；他们或许已经考虑到这些了。【先生这番话并不是为了替银不律开脱过错，正是希望金镤■〈金辜〉之类能够有所自立。如今边疆多有警报，哪里容得有罪的将帅借文法来掩护自己呢？】○《竹箭编》序 屠隆 竹箭，是我们大越的美物。我们大越确实凭借它驾驭强大的吴国。王君是吴人，既然吴人给文集命名，为什么不取用他们的菰芦来遮掩我们的竹箭呢？王君大概曾游历《越绝书》所记的越地，于是便要遮掩它。王君从蛇门出发，经御儿港向东渡过钱塘江，取道西陵，然后泛舟甬东出海门，望见三神山而归；又沿会稽山而行，骑马来到百帆、秦望山上，慷慨凭吊范蠡、计倪诸君。诸君都已不在，但所谓竹箭仍然像从前一样茂盛，因此感慨而想把它遮掩起来。凭王君磊落不平的胸襟，发而为华丽文辞、吐露为佳美言语，本应早早达到云霄，在人世间传播；然而西施终于死在浣纱处，郑旦最终死于采葛之地，也足以令人感慨。王君逞发雄心，跨越江海，既然已经在菰芦之间高举自己，又想遮掩并占有我们的竹箭。唉，您的愿望未免太奢侈了！不过，我们大越还另有宝物：赤堇山破土而出锡矿，若耶溪干涸而显露铜矿；雨师洒扫，雷公击打风箱，蛟龙捧持熔炉，天帝装填木炭，太一神从上面观看。像这样的宝物，您能够一并遮掩并占有吗？如果能够，仆愿请拿一支箭随您从云门寺出发，到南山射虎。【文章疏宕流丽，号称幽雅的笛声，如同笼罩春云的雾气。】○《舆图要略》后序

译屠隆 古今之所以想了解地图和地形胜势，大要不过四端：帝王定都，英雄经略，将士作战，高士隐居。帝王定都，是想凭据形胜、占有王气、扼守险要、控制万国，为子孙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这是最为重大之事。周朝定都洛邑，处在天地中央、阴阳交会之处，道路里程均适，四方诸侯共同来朝，贡品会聚，确实是帝王的都城。然而议论者认为，洛邑地域广阔平坦，没有名山大川作为屏障，四面受敌；有德便容易兴盛，无德便容易灭亡。所以汉代娄敬劝高祖从洛阳迁都关中。关中如金城绵延千里，是天府之国：左有殽山、函谷关，右有陇山、蜀地，山河环绕，四面险塞以为坚固；突然有急事，百万军队可以立即召集；凭三面险阻防守，只从东面控制诸侯。这不仅是娄敬的意见，张良也这样认为。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又说：周朝享国数百年，秦朝却二世就亡，哪里能说关中是金城天府？这话似乎也有道理。后来符氏、姚氏以秦地为都，秦地的山川险要并没有改变，却都不如汉朝长久。由此谈论帝王保有国家、传续基业，难道有些事情不完全取决于定都吗？汉、唐定都关中时，当地风俗物产盛于西北，江淮、吴越尚且属于边远夷地，所以定都秦雍较为便利。如今雍州贫瘠荒凉，已不再有过去长安的盛况；东南风气日益开化，人口日益繁多，货物聚集于江海，财赋冠绝天下。如果定都关中，就偏处西方边地，地势被关陇阻隔，距离东南遥远，运输道路不通，我看不出有什么便利。建康是帝王之都，古人说钟山像龙盘曲，石城如虎踞，郁郁葱葱而有王气；秦始皇曾凿山镇压它，也仍是东南的大都会。然而它偏在江东，难以经营中原；六朝偏安，始终不能统一天下，这话是对的。但我太祖确实从金陵统一四方，因此可知六朝偏安，主要由于君主没有长远谋略，并非地形限制。北平虽称天险，却长期沦为胡虏之地，风俗染有腥膻；如果不是我成祖先受封于燕，最终在这里定都万年，也未必能够断定应当选择此地。自成祖迁都以来，京城雄伟坚固，……这里足以推翻堪舆之说。皇宫壮丽，北面控制沙漠，南面连接青州、徐州，山川增添奇胜，基业永远牢固，真是壮烈、盛大！但我私下认为，边界堡塞紧邻虏庭，胡骑长驱而来，早晨出发，晚上便可抵达；居处接近虎穴，土地邻近龙潭。当虏人全盛时，尚且进贡、通商、输诚，不敢生出异心；万一奸谋难以预测，难道能没有床榻受剥、祸起萧墙的忧患吗？大凡帝王有道，纲纪修明，威令遍行，那么即使从徒步起家、没有一尺土地，也可以开创宏大基业；即使偏处遥远角落、完全没有地形优势，也可以弹压疆域。否则，举竿斩木便能推翻殽山、函谷的险固，攀树缘崖便能渡过蜀道，险要并不足以依仗。历代帝王，有的祖宗徒手取得天下，而子孙往往又把天下输给他人。古语说，国家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原文末有缺字，似仍表示“也足以令人忧虑”。英雄经略。过去吴王夫差拥有吴都茂苑的繁盛，独占江海鱼盐的富饶，控制水犀、鱼肠一类宝剑的锋利，统率艅艎、舳舻组成的水军；国家富足、军队强盛，雄视天下。越王勾践在败亡之后，仅存残喘，带着五千副甲楯退守会稽。这种大小强弱的形势，相差是多么悬殊啊！最终夫差因奢侈淫逸而使吴国灭亡，勾践因忧劳勤勉而使越国称霸；兵力果真值得依靠吗？秦始皇凭借雍州的地势，吞并六国，统一四海，自以为建立了千万世无穷的基业；一个人起事，宗庙便毁灭，沙丘的尸骨还没有寒冷。项羽独自占据徐州、沛县以及江淮东南的要地，把沛公安置在西蜀，用巴江限制他，用栈道阻隔他；西楚霸王的事业像泰山一样屹立，四面都已稳固。然而蜀地军队一兴起，很快便平定三秦，席卷天下；汉朝如蛟龙兴起，楚国如沐猴般灭亡，反转为何如此容易？吴王刘濞占据天下精兵所在之地，开山采铜，煮海制盐，享有富饶国力，联合七国，锋芒不可抵挡；周亚夫奋臂一呼，诸国便四散逃走，哪里只是揭开蒙蔽、振落枯槁而已？至于熊绎开创楚国，柏翳启建秦国，泰伯创始吴国，诸葛亮治理蜀地，窦融保全河西，刘虞安抚幽州，王猛治理苻秦，张轨据守西凉，李雄在蜀汉称君，公孙氏守卫辽东，钱镠总领吴越，他们全都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建立纲常法纪，施布恩德信义，把可怕的道路变成乐土，把弱小的邦国变为强大的[缺字]；他们的功业在当时广为传布，声名流传于后世。豪杰经营天下，哪里会选择地点呢？开天辟地、划分治理九州，最大的莫过于神禹。他所乘四载所到之处，没有遥远而不到的地方，没有危险而不涉足的地方，没有幽深而不探察的地方，没有险要而不攀登的地方；山川、郡国以及地图上扼守险要的地方，全都清楚地罗列在胸中，因此写成《禹贡》一书，明白得如同指掌。豪杰有志于经略天下，怎么可以不考察地形和土俗，概括其大要呢？大体说来，西北风土丰厚，那里的人敦厚高大而淳朴；东南风土清秀柔弱，那里的人秀美而轻俊。这只是大概。秦、晋地势雄伟险峻，那里的人壮健强悍；燕、赵地势强盛广大，那里的人慷慨豪迈；齐、鲁土地肥厚，那里的人质朴笃实；河洛居天下中部，那里的人平和中正；巴蜀地势险阻，那里的人峭拔锐利；江淮水势澎湃，那里的人俊秀挺拔；徐、沛是战场，那里的人刚强勇猛；荆、楚土地广大肥沃，那里的人敏捷爽快；三吴山川秀润，那里的人华美浮艳；越地有吴地的风气，那里的人近于柔靡；豫章土地贫瘠，那里的人俭朴鄙陋；七闽物产丰饶，那里的人细腻柔和；交、广属于炎热之州，那里的人疏放散漫；滇南遥远，那里的人闲适自得；贵竹偏僻隔绝，那里的人质朴粗野。大概自古以来，土俗风气就是如此。然而近代以来，地气渐渐发生变化。燕、齐、秦、晋之间，过去一向称为厚重，近来却由朴实渐渐趋向华饰，由笨拙渐渐趋向机巧，变得圆滑柔媚、精妙敏捷，有些东南人反而不能窥见其门径。东南各地间或也有正直鲁钝的西北风气，所以也不能执守一端来评论。晋地的平阳、蒲坂，秦地的雍、岐，经历了尧、舜、后稷、公刘之后，如今已经不再能看见帝王先圣的遗风了；咸阳、渭水一带，[缺字]风俗风气淳厚与浇薄的变化。

译也不再有秦、汉旧日的富盛。洛邑处在天地中央，如今当地人民也看不到中和秀雅的风气，只是以质朴取胜罢了。齐、鲁是仲尼的故乡，崇尚文学本来应当是那里的天性，太史公曾经说过这件事，如今为什么这样寥落呢？燕、赵自荆轲、高渐离以后，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近来却也没有了。吴、越在高祖、周朝时被称为断发文身的蛮荒之地，不参加中原冠带之国的盟会；如今那里诗书文学发达，竟然文采斐然，秀美而冠绝天下，只是嫌它文饰胜过质实，稍微不够朴实罢了。闽、楚的文学近来也有了吴、越的风气，很不像当时所说的蛮俗。由此可知，风气有时会开放，习俗有时会改变。沛、砀、徐、淮之间，因为国家长期太平，久不使用兵力，当地人不习惯战斗，勇悍沉着果决的气质也减弱了。浙江自嘉靖年间遭受惨烈的倭患，士卒渐渐练习武事，如今便以浙兵著称。吴地自倪瓒、顾瑛、文征明、祝允明以来，诗歌、绘画、器物玩赏的清雅风调十分兴盛。闽地自考亭，豫章自新建受到教化以后，士大夫往往喜好谈论性理之学。由此可知，前人的风烈，近则逐渐受到熏陶，远则逐渐湮没散失，这是自然的趋势。善于治理的人，应当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所以土俗风气不可不知。将帅用兵，必须考察地形的险易：某处平坦开阔，可以布阵交战；某处深险阻塞，可以隐藏机谋、设置伏兵。某处地势高峻，可以据守，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某处形势雄壮，可以防守，建立坚固壁垒；某处是首尾相接的要地，应当乘据要害来制约敌人；某处关系腹背，必须设置奇兵以防冲突。某条水道通往某条河川，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决堤灌水；某条道路通达某地，可以暗中渡过，也可以直抵其处。某地的人擅长某种技艺，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触犯他们的长处；某地的人不擅长某种技艺，就应当凭借我们的长处挫败他们的短处。荀卿说：齐国的技击之士，不能与魏国的武卒交锋；魏国的武卒，不能与秦国的锐士交锋；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桓文的节制之师，不能敌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这是说用兵因地势不同而有差异。鼌错说：上下山坡，出入溪涧，在险窄倾斜的道路上，一面奔驰一面射箭，经历风雨、疲劳、饥渴而不感到困乏，这是匈奴的长处；在平原易地，使用轻车突骑，手持强弩、长戟，射击稀疏而且能够及远，下马作战，刀剑戟矛相互接触，这是中原的长处。这是说战斗技能因风俗不同而有区别。论陆战的能力，南方人不如北方人，所以王玄谟败于滑台；论水战的优势，北方人不如南方人，所以曹操困于赤壁。三面可以防守，一面可以制敌，所以能够养兵蓄锐，兼并六国；出兵可以乘胜追击，入守可以凭借险阻，所以汉高祖、昭烈帝最终成就了帝王基业。汉高祖没有直接进入关中，而是先占据陈留，取得积存的粮食，这是郦食其辅佐成就王业的原因。将要渡过黄河津口，便先夺取南阳、攻下宛郡，这是张良开创帝王基业的原因。向西修筑甬道，连接大河，以抵御楚军；向东驻军巩、洛，守住敖仓，显示形势。四百年的炎汉基业，其规划多么宏大深远啊！陈余没有阻扼井陉的险要，所以韩信得以在泜水斩杀陈余；吴王没有守住武关的关隘，所以周亚夫得以在殽、渑击破吴军；陈豨没有据守邯郸、阻断漳水，所以军队败在代地；英布没有夺取吴、楚并兼齐、鲁，所以困守在蕲西；汉军没有堵塞阴平的关口，所以后主向邓艾投降；梁人没有收守采石的渡口，所以梁武帝被侯景困住。战阵之中，预先占据有利地形，时间已经很久了。因此萧何刚进入关中，便首先收取图籍，了解天下的户口和险要关塞，能比众人更早看清形势，他的功劳高于诸将，原因就在这里。高士逸民隐居山林，有的拒绝国君征聘以涵养志趣，有的脱离尘世浮华专心修炼性命，有的借山川景物来抒发文采、品评山水。因此大禹有《山海经》，周人有《越绝书》，郦道元有《水经》，东方朔有《十洲记》，汉人有《三辅黄图》，王子年有《五山记》，周处有《风土记》，王存有《九域志》。杜光庭有《洞天福地记》，《真诰》中有《金坛林屋记》，盛弘之有《荆州记》，常璩有《华阳国志》，徐灵期有《南岳记》，程大昌有《雍录》，近世有《方舆胜览》《一统志》《名山记》。从赤县神州直到大荒以外，考察、研究和记载得十分详尽。一个终身隐居在山丘沟壑之间的人，足迹不必遍及九州，居室也不必寄托于五岳。古人曾讥讽支道林说：没有听说巢父、许由还要买山来隐居，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不论是名山洞府，还是四通八达的大城市、遥远偏僻的地方，只要有圣贤豪杰、名人高士曾经孕育、栖息、寄托其中，他们的故宅旧迹，往往经历千百世也不会磨灭；古今的宏篇佳作，刻在石上、摹写于山崖，光辉流布山川、照耀天地，也仿佛有神灵护持，使它们流传无穷。一个人带着瓢和笠，所寄托的踪迹不过是名山的一片石头罢了，但后人一定会指着它说：某山是某位高士栖隐的地方，某山是某位名贤游历的地方，某山是某位文人题咏品评的地方。那些栖居修真、修道、餐霞、绝粒的人，也多选择洞天福地居住。葛洪说，小山僻地是妖邪凭依的地方，它们嫉妒他人成道，想要诱骗加害；只有名山洞府由正神掌管治理，喜欢帮助善人、护持法道，所以修道者应当在那里隐居。洪崖居住在西山。匡俗居住在庐阜，广成居住在崆峒，浮丘子、晋居住在嵩高，马明生居住在东岳，龙威丈人居住在洞庭，魏王子骞居住在武夷，真武居住在太和，司马季主居住在委羽，张辅汉居住在皂合，皇初平居住在金华，王玮玄居住在林屋，羡门子居住在蒙山，沈文泰居住在九嶷，周义山居住在金庭，王褒居住在阳洛，何侯居住在苍桐，王进居住在马迹，葛由居住在绥山，平仲节居住在括苍，茅真、陶都水居住在句曲，王子年居住在倒兽，刘纲居住在四明，许远游居住在悬溜，萧子云居住在玉笥，孙登居住在苏门，徐灵期居住在衡山，单道开、葛稚川、轩辕集居住在罗浮，孙思邈居住在峨眉，侯道华居住在中条，罗公远居住在青城，闾丘方远居住在大涤，钟离云房居住在终南，张紫阳居住在王屋，陈图南居住在华山。至人得道、度脱世人，都各有胜地，是神明辅佐、上帝命定，也有因缘和命数在其中。建都、经略、战阵，是入世之事；栖隐，是出世之事。这四件事全都需要借助地图。地图怎么可以不加以研讨呢？萧何收取图籍，专门是为了治理现世；王子年记载《五山记》，东方朔记载《十洲记》，陶弘景记载《金坛林屋记》，杜光庭记载《洞天福地记》，专门是为了出世修行提供资助。把入世与出世合在一起说的，就是我了。出世而有治理天下的谋略，入世而保有出世的心志，像这样才接近至人吧。把神州罗列在掌指之间，把万物形状绘于笔端，参察时势而发表议论，既可以治理文事，也可以经略武备。《明文霱》卷之三。●《明文霱》卷之四。武林刘士鏻，字羽石，父亲评选。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