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五

译我的老师学问贯通天人之际，道术包容隐显；凡是性命、理数、兵刑、钱谷等，都精研博考，无不在胸中形成完整图景，所以一开口便成为经典，像寒冷时用絮衣御寒、节俭而足以济用。他所谓‘周孔而下，文成而上，位置尚可十百’，大概正是在说自己。世人把高奇之论互相欺谩，不过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见识罢了。《李冈甫制义序》黄道周 我与李冈甫分别后未曾相见。有人传说冈甫评论唐人应试文章，说累积千百篇而真正流传的没有多少，流传的一两篇，如钱起的《湘灵》、杜牧的《阿房宫赋》，仿佛是早先构思、梦中感得的文字，几乎没有失传，但仍因为属于应试文体而不能流传，间或附在杂作之中。我没有见过冈甫，不知他果真这样说过。拿冈甫考场中的文章和他给我的二十多篇相互参照，即使冈甫白天在市中行走，左边吐露、右边书写，也没有一篇不流传，哪里还存在文体的区别？然而按意旨推测，如今的文章若排除世人标榜的艳丽、添薪助火之作，冈甫大概不会说这种话。冈甫的意思，是说不朽的言语不能托付给众人，不应藏在众人聚集、饮食游乐的台上。一天开门，早晨聚集千人，晚上聚集千人，人人指手张口，却没有一句不同的话；即使有好话，也不能用来祝祷洙泗、溱洧分流之间。父老涉水、女子浣麻，倒还可以观赏。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只有自己的志意存在。圣人不看重众人共同保存的辞句，而看重独自保存的言语。独存，就是确实如此而能存留下来；众人没有涉足，起初惊骇，后来逐渐经历，以自己的独特体质行于共同体例之间，就像中国的使者出使手臂相连的国家一样。认为对方所有东西都值得保存，于是才保存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之处保存下来，体制便建立；体制建立，精神便产生；精神产生，变化便发生；变化发生，体制便迁移。体制迁移，感应遭遇便不相同，夜行的人因此把它当作鬼神。鬼神，是衰败、虚假的名称。圣贤不建立众多名号来相互恐吓，后来的人才得到这个名称。一堵墙围成的市集里，执笔的人多如树林，贤者、不肖者都在口头祈求什么，鬼神正四处奔走，气焰冲天；空谷各处在嘈杂声中，令人害怕而不敢听。有话说得好，鬼神就应和；有话说得不好，鬼神也应和。人们因它应和而狂喜，又因它同样应和而惊怪。鬼神既不承受他们的狂喜，却承受他们的惊怪。假使根本没有鬼神也就罢了；既然有鬼神，却一定认为鬼神在欺骗自己。十年之内，若把它们的名籍全都删去，从此便不会流传。而且一堵墙的市集里，执笔者多如树林，祈求托付的对象彼此不能超过对方；大的有几百种，小的有几十种，鬼神只是附和声音，其中哪里能有真正独存的东西？独存之士，不与阴阳争斗，也不与庸众争斗；心中认为不可以的，奇异之物献来而不肯接受；心中认为可以的，即使兆魄驱使它离去，也不敢离去。那种人本来就曾竭尽心志于寥廓之境，在贵贱、取舍、笑骂都达不到的地方用力。力量和志向已经达到，明察与胆识便一同产生。上溯下及百世，本来有许多东西都在躲避他。富贵之士喜欢言语如流水，把它收入四壁，除去墨迹、抛弃纸张，不出百日便取出简册交给他；所以有些文章甚至不能排列十个字，是因为那种精气神采和气焰无法再次取得。而且所谓‘体’，是藏神的名称，并不是附着神灵的名称。神有遗留下来的形体，明察并不产生魂魄。如果一定要以圆白为月，那么把弹丸涂成白色，也可以说是月亮。所以说，体没有盈亏，神有生死。独存之物都不借助他物而存在；同样经过试验却独自应验，就像阳燧取日、方诸取月，映照之下便取得水火；独自试验、独自应验，就像钻木取火、呵气使虫蚁得到水。昏暗与明亮虽然不相同，而我都能保存它们，只是独自拥有。如今所谓体，必定旁借他人的辞语，绵密周遍、委曲随顺，烂紫败素，千段如一；看起来像早已熟习，然后以此作为标榜的美文。这样的人，是在澄心静气、退处自得之后做到的，还是在诡诈随俗、逐渐修饰、居于市肆之后做到的？如果是后者，他一定会把文章顶在头上、背在身上，到天子面前兜售，一有缓急便焚烧纸张、呼号神灵、叩头而已；还必定勉强追求异等，三日写一笔、十日写一纸，摇曳自得，难道能说这是人们传诵的吗？凡是事物的流传，…… 都多少接近圣人；即使达不到圣人，也都在人心中有真实的存留。唐代的人凭借才华让自己的灵气流传，尚且有许多不能流传；如今把路人当作圣人，梦中都未曾到过的境界，只见过几面便欺骗自己，偏要认为或许可以流传，这就像优伶戏弄仲尼，还把戏文刻在石碑上一样。必定自己为自己作传，最后却一定灭亡。把这种做法当作道理，真可令人哭泣。现在依照冈甫的意思，即使新的才能不产生，旧的奇作不死，早晨遇到旧物，便安然拿笔写下，借此保有富贵，冈甫会这样做吗？又依照冈甫的意思，即使新的才能不产生，旧的奇作不死，早晨遇到异物，附耳低语，请人执笔写下，也能因此获得富贵，冈甫会这样做吗？冈甫两者都不做，那么即使有大人、上林苑中绣补龙骨黄衣的老人，在旁边引出话头，冈甫面对它，仍然会把它看作呕吐之物，更何况残篇剩语略能上口，却惊夸一定要保存它，以为是神妙的会悟呢？更何况因袭他人的话，千篇一律，穿着习惯的外衣而自称应试文体；这种应试文体，冈甫早就说过不应保存。冈甫从燕地归来后，更加在文章上下新功夫；我离他很远，不能及时领略他的奇异，只有整理这几句话。反复推测，却不知道是否合乎他的心意；像我这样的人，真可说是醒着说梦话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日、三日、十日〕 洪大的声音、奇异的形象，足以打破盲人的昏暗、惊醒聋人的沉睡。洪大的声音和奇异的形象，足以打破盲人的昏暗、惊醒聋人的沉睡。《郑峚阳稿序》

译黄道周 天下人凭气相互取合。气所不能取合的，就像木头和石头；即使敲击它们，也只各自发出自己的回声。声音不能相应的，就像蜉蝣和蚂蚁，在熏弗的原野上彼此作宾客；歌舞、拱手、作揖，礼数都尽了，却彼此不能相见。难道是因为它们形体大小不同吗？那么让犎牛站在西门、爰居站在东门，牛的胸臆和鸟的嘴都张开，彼此仍像哑了一样，所以气有所不能取，声音有所不能回答，天下形体和影子的关系全都离散。太阳离开它的表面，我早晨奔走呼喊，道路上明明无人，却有回应；我听到那声音，像我往昔耳中经营的声音，突然惊叹，仿佛言语亲近，便追随它，却不知道它在哪里。我晚上奔走，在道路阴处挥扇，明明无人，却有东西到来；我闻到那气息，像我往昔领受的气息，清冷而感到快乐。这两种相取，难道都凭借某个相匹配的形体，与我熟习之后才形成吗？仲尼早晨行走，在子产那里进食；夜里行走，向吴札呼喊。吴札和国侨相隔几千里。大禹出来与龙摅谈论，进去又与石母生子；他们的形体彼此并不相同，却感应得比蚯蚓与笋、鱼与大地还强烈。我将认为古代圣贤都是这样，而今代圣贤却把它当作怪事。如今认为不怪的事情，竟像把饭喂给粪、把猪叫作豨一样；夜里梦见污秽，早晨却得到财货。夜里得到钱锥，身上便生出疮痏。那所谓的常识又在哪里呢？既然没有常识，却把形体、大小、形影之类都当作寻常怪事，所以故人进入谷中大声呼喊说：“魅来了！”魅就来了；经过明月时怀疑自己的影子，就一定会死在明月之下。我从前梦见口渴，便到江水中饮水；江水正浩浩荡荡地流着。向左看，有人说：“我是郑氏，火色的面容，斑斓的纹理，稍稍看他便善于微笑。”向右看，有人说：“我是萧氏，金色的面容，斑斓的纹理，大声看他便善于叫喊。”这两个人的形体各不相同，现今把他们拿来比较，果然确有这样的差别。郑氏正在道路上倾泻，自以为是江水；萧氏便鼓动船桨，为他奏乐。萧氏又把波澜当作招引船桨的东西来炫耀给我看，我于是自以为是木石；难道对于郑氏就独独没有可取之处吗？即使让郑氏成为木石，我还将跟随他而取用它；再给它安上弦，它一定会安静而清澈，以此作为[疑文：??虞▲□]。他点晴，伯玉也有序。事业必定兴起而且善于发声；如今郑氏姑且把脚放在黄目之间，那么天下就不再把形影当作寻常怪事了。形影和声响、气息，也不过像芦苇卷曲罢了；这个用来相应于羽，那一个用来相应于毛，毛和羽的说法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我先前白天在树下睡觉，乌鸦飞过，哑哑地叫；喜鹊飞过，啧啧地叫。我把它们当作气息，乌鸦、喜鹊挟取它而因此产生喜闷；过了一会儿，我自己又觉得荒诞。我难道是在说荒诞的话吗？难道会挟取这种气息，在郑氏的屋子里啄食吗？郑氏所喜欢或烦闷的事情，与世氏的哑叫、啧叫，大概已经相隔很久，彼此不会相互逾越；而我却要凭此去求取它。若没有我，难道也会自成洼壑吗？我随后呼唤它，它回答说：“诺。”这就是萧氏所乐意领受的东西。我大概仍然是[缺文：▲]，不是常理所能想到的。声响仍然存在，只是还没有听闻合乎道理的言说。【荒诞奇异，试着把它杂糅进庄叟的文章，仍然像中冷之子的惠泉一样。】○《会试录后序》倪元璐 《易经》中说：“圣人兴起，万物都能被看见。”为什么说“看见”呢？上章赞美而显现光明，下章表露情意而献出功绩，就像彼此相见一样，所以称为“覩”。《易经》说“覩”，《尚书》说“霁”。上古的蒙昧在夏、商、周二代得到廓清，尧的蒙昧在舜那里得到廓清；舜承接尧，就像雨水汇合一样。而在这个时候，也有如同开创、启发、开辟一般的事情。这是因为尧有深沉宁静的气息，而舜把他的道充分显现出来。舜把道充分显现出来，于是四凶不得不充分显现其凶恶；四凶充分显现其凶恶，十六族也不得不充分显现其才干。这十六族当初处在伊祈的暮气之中，被穷奇、梼杌等繁多的妖孽所困，如同处在重重石块之下，无法察知；等到顺应时运、投入知见之中，光气蓬勃迸发，灿然如花舒展，光彩灿烂于卿云之中。所以舜是使一切焕然更新的最终归宿，承载万类的才华而与它们相见的人。如今天子圣明至极，左手掌握大鉴，右手操持健斧，表彰奸邪、铲除叛逆，使严厉的阴霾坐间清除，使大昏暗忽然变成清晨。天子认为，既然如此，天下一定会有挺身而出、显露才干的人。因此派遣我们这些臣子穿透墙垣去搜求他们。就文字而言，依我所见，士人中善于言说的，性命之理一起流露，思想与理致同时竭尽，探究达到极致；凡是士人的奇才，没有不在这里显现的。士人能够做到这样，是时运昌盛，气势便会发扬；心胸开阔，力量便会张大；除去忌讳，断绝嫌疑。这样思虑就坦荡，情意也容易完全表露。这是最善于显现事物的情形。不过，我担心士人日后或许会有逃避显露的一类人。那些蒙蔽臣下、逃避君主的人，大略有五种方法，汉代的臣子都曾采用过。汉武帝责问吾丘寿王说：“你在朕面前时，智谋策略汇聚而来；等到连续负责数十座城池，职事却全都废弛。”这是第一种逃避：聚集才智来迎合君主，退下后便懈怠。婴蚡争辩时，武帝问朝廷大臣谁认为韩安国正确，两人都说韩安国正确；郑当时支持婴，后来又不敢坚持。这是第二种逃避：在内心虚伪周旋，借此自以为没有过错。文帝想任用贾生，绛灌一类人却说：“他年纪轻、刚开始学习，只想专擅权力，使各种事务纷乱。”这是第三种逃避：惊骇于非同寻常的本源而托言安静，又以老成压制年轻人，以谈笑夺去痛哭，使自己的说法容易伸张。这是第四种逃避。文帝问陈平刑狱、钱谷之事，陈平说：[原文“有▲勘破窟□令游□局面□何躲”多处残缺，无法通译]。主管官员问他的职掌是什么，他回答说：“调理阴阳，使四时顺行。”这是第四种逃避：逃避实际考核而归于空泛，把空泛说成宏大。公孙弘回答武帝说：“我确实是诈伪之人；如果不是汲黯忠于陛下，陛下怎么能听到这句话？”这是第五种逃避：把自己置身于谦逊这一大美德之中，使君主既看不出自己的欺诈，也看不出自己的忠诚。汉代的两个君主都是英明的君主，然而仍有不能察觉的地方。这样的心术极深，罪过就和四凶相等。君主极其光明，臣下却心怀欺诈，栖身于极幽暗之处，这本来就是流放、诛殛的刑罚也不能宽赦的罪。所以我希望士人最终都能光明正大地显露心意，与皇上相见。相见就没有反复改变之心，没有反复改变之心就没有隐藏的才华。君父就是[残文：呼▲新廷尉□]。心灵的铃铎，心志的锻台，才能的皮囊。世上难道会有怀着忠臣之心，却担忧自己没有才智的人吗？况且明主在位，就譬如镜子高悬；借助镜子来端正容貌容易，想要遮灭丑处却困难；依靠明主来建立功业容易，想要掩饰过失却困难。何况皇上以冲和质朴的资质，能够充分显现舜在位五十年时的治道；如果他的年寿达到舜的程度，一定还会超过舜，而群臣跟随他，枕着圭玉、席着铁锧，不成为十六族，就成为四凶。这难道能不谨慎吗？【《府经庖艺洗尽录》序，剔搜五种逃避的情形，如同秦镜高悬，使孽障无处隐藏影子；又如越人施展神奇医术，洞见五脏。这真是千秋的大鉴，哪里只是为一时文坛助兴而已。】○《祁止祥稿序》

译倪元璐 文章不能治理好，是因为才华堕落而体制升高。才华堕落而体制升高的人，把无味的羹和淡薄的酒托付给《太玄》，把灯和剑隐藏在帷幕、匣子之中。这两种托辞，名声极其尊贵，实情却像春冰一样，转眼就会破裂。太羹是没有滋味的烹调，玄酒是没有醇厚味道的酿造；无味比于生物，淡薄近于清水。用这两种东西供给众人的口腹，如果人们咀嚼吞咽，称说滋味，欣喜快乐，沉醉欢饮，那么也就可以尊崇屠宰者如易牙，尊重酿酒者如仪狄；但如果确实做不到，那么把它们用于文章，一定有不可行之处。若说过分宣扬必然会败坏，便取法于帷幕中的灯、夸张的割裂而使其受伤；这难道是所期待的吗？就像匣中的剑，不知蓄积光芒、等待鉴赏，养护锋刃、等待刺杀。用这些来比喻文字尚未落在纸上时，意旨还包藏在胸中，尚未达到深幽之处而彼此相察；忧患深重而相互威逼，嫌疑成为锋利的器物。如今想要辨明层层墙壁之中的东西，不是漆黑包裹的石头内部；即使没有铅笔，反复长声呼喊，也不能使人相信，那么把这些用于文章又一定有不可行之处。明知不可行却偏要做，是因为力量薄弱而选择容易走的道路；内心惭愧，却借着高大的名声来壮大自己。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就一定嘲笑天下不这样做的人；犹如狐狸登上座位，却把龙象般的智慧说成羊鹿般的智慧。这是天下最大的痛苦，也是志士所要揭明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要让煮羹的人穷究羹，酿酒的人穷究酒，使用灯的人仍然是灯，使用剑的人仍然是剑；这样，天下的才华就会出现，天下的才华一出现，文章之道就会得到充分治理。我自从掌握[残文：▲犀利妙言如□]以来，共同谈论这件事已经二十年，却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以为把它说给天下听，必定有人会割掉我的舌头。如今我的朋友祁止祥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成效很大；这说明文章之事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说出这些话也未必会招来灾祸。止祥的文章栖息于深奥之处，跃动而成为灵秀的露水；看它进入时，刺入得深，可以寸寸计算；看它出来时，倾泻而下，可以用斛来计量；它的才华没有不尽力体现在文章中的。假使止祥写得平淡，只吟唱晓风残月，也许可以取悦十七八岁的女郎；信口长吟，也可以让白香山笔下的老妇听懂。然而止祥不这样做。止祥认为，如果让天下妇人都能知道自己的文章，还不如穷困而死。考察止祥写文章的情形，也足以知道羹、酒、灯、剑这四种事物的才华可以达到极致；至于《太玄》、帷幕、匣子的意义，即使由圣人来说，也未免多余；庸人借它们作托辞，就只是大奸而已。凭止祥这样的才华，还是多次参加考试才得以显达；即使我的话与事实相合得很晚，假如止祥不能大有成效，我的舌头哪里还能保得住呢？【撑裂雷霆、撕破月亮，直入作者的肝脾。】○《祁司李玉节传奇序》倪元璐 押韵之人掌管风弦月，庄重之士遵循规矩法度；这两类人若在路上相遇，一定揪住对方的头顶，互相吐唾沫后离去。如今让这两种人合在一起：左手执檀板，右手执铁肝，同时书写、共同献出各自不能完成的东西。文章柔媚如狐、近似巧言令色的，没有比元代曲子更厉害的了；若说按照它的道路可以教人尽忠，世培便有所取法。世培内心悲痛于时局，把苏武、卫青的事迹写成供当场玩赏的作品；它的艳丽近于苏轼的意味，它的丑恶近于卫青的怅惘，切合岳氏祠堂，把范武穆铸成金像，使桧、卨之人求不朽；桧、卨之人比保存武穆之名更甚。用宫商来铸造它，不是胜过用金铸造吗？所以这篇作品就是祁氏的刑书。名称和声音叫作“律”，名称和法度也叫作“律”，由此可以知道世培在掌管刑法方面的才能。然而，世培与古代作词的人又有不同的归宿：宋广平肠刚气直，却吟咏梅花而显得柔媚，归宿在姿态；世培面容妍丽，却铺陈刚劲的旨意，合于铜琶铁绰，归宿在骨力；王右丞演奏《郁轮袍》，领解并登第，归宿在技艺；世培登第以后，声名忠正而形影却叛逆，抒发他所思所存，归宿在道；柳耆卿调写桂子荷香，使金亮跃马，归宿在罪；世培拿着一根秃笔，近处使汉日晶明，远处阻遏胡云，归宿在功。况且谱写事情成为歌词，使它可以歌唱舞蹈，其中有灵性就够了。世培的词如同切肉供各家享用：聪氏享其谐趣，瞭氏享其姿态，藻氏享其华美，侠氏享其义气；并且用相应的事物来配合它，遇到花便艳丽，接触酒便豪放，涉及经书便有法度，涉及《伍史》便刚直。这本来是英奇之才，若没有这样的才华，是不能写出来的。【把音律合于法律，就知道风雅的场合中，[缺文：□]未曾不让咎繇列坐其中。】○《张茂仲新艺序》

译倪元璐 凡人的福根深厚，存在于文字之中，便能在文字中得到无穷的福分。文字的福分聚集在几种人身上：有的人不挑食，便得到它；引用淡酒，欢饮流泪，陈列腥膻，唱说滋味，笔落如风飞，最终滋润身体，这种人享有便利之福。他的喉咙没有血腥气，笔管仿佛起舞，稿子不用再改，心灵之主非常快乐而长寿。有的人握持坚定，也能得到它：把铜、炉、衡、斤、量、铢、锺都加以拘束、约制，用它们铸造，也用它们作模具，这种人享有稳定之福。他的眼睛不向东西两边乱看，文章题目就像孪生子一样相应，行文墨迹的增减伸缩都有规律；写文章先搭架子、结筋骨，然后召唤情感。有的人酒气壮盛，也能得到它：在座上斥骂，抛弃礼法，说话像射出的箭，砍头剖胸也不知道顾忌程颐、李觏，这种人享有放浪之福。他的手足穿透皮革而伸出，头不向后顾盼，文章的架子不收藏笺注；写文章只有兴致而没有思索，不求文章的功用，却非常自得。这三类人即使枕着铅、席着觚，未曾触犯[缺文：□]，只要沿着自己的道路走，都可以得到富贵。大概是他们前世曾经有为天下造书、制契的功德，所以今生在这里获得果报。如今世上那些刻削自己的心志、艰难地显露出来的人，本来都是根基浅薄、奔走劳苦的人。他们写文章时割肉取瑶，排除腌菜而选择花蕊，熄灭已经燃烧的炉灶，劈开尚未分离的山。我自以为擅长这种法度，却仍然拘拘谨谨；左手持圣灯，右手操王铁，像这样行事，性命将要失去，还谈得上获得什么福分呢？我朋友张茂仲参加公车考试将近二十年，他的文章精奇、宏深，无所不有。考察茂仲的文章，也可以知道他的精神没有表面浮饰，取得义理没有固定道路：遇到如剑阁般的险阻，便夺取阴平的胜旗；到达具茨，便振作襄阳的迷乱车驾。因此，避开福分而趋向艰难危险，没有比茂仲更厉害的了。茂仲告诉我：“我命中注定得不到福，是因为我前世大概有焚烧天下书籍的罪孽。我如果随手探取便得到一颗明珠，再把同一曲奏两遍，就会面热病发；如果任意行动而违背圣人的心意，就会在梦中惊醒、魇住、中风、烦乱。”茂仲这话若用来说明别人获得福分，可以；若落在自己身上，就是灾祸了。然而，凭茂仲不做这三类人的情形，他也将有所享受。如今若让茂仲剖肝吐胆，落笔便可看见；他进入文章时，我自惭于西施的皱眉；他写出文章时，别人会像尹氏一样哭泣；即使下诏捕捉盗掘坟墓、斩关作乱的盗贼，也不会牵连到我，这难道又不是福吗？世人写文章，都喜欢求安稳、处在福分之中，不愿处于危险而造就福分。《姤》卦九五说“含章，有陨自天”，是说自己不在文章上竭尽力量，而文章恰好遇到他，如同从天降下；这是安逸而多幸运。《丰》卦六五说“来章，有庆誉，吉”，是说在文章上有所尽力，而文章最终回应他，如同被召唤而来归，最终获得声誉而没有凶险。如今正处在艰危之时，本来应当取得挑柴担薪也能见功的实效。不应取得只系中衣、鸣响而来的福分。假如有人按照司勋的法令来评定文章，说：“进入敌境并生擒敌人的，列为上等功劳；其次是斩获敌人首级最多；再次是身负数十处创伤。那些只是握着长矛却不刺，刺得不深，没有看见敌人便回来，野战中跌倒而死在营垒旁的人，又该归入哪里呢？”既然如此，艰危果然是福，而福果然又成为祸了。【繁华而惊奇，鸡舌之香，[缺文：□]古人嗅到其中一个字，也应当使腐朽的骨头全部消除。】○《送东阳马生序》宋濂 我年幼时就爱好学习，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阅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借书，亲手抄录，计算着日子按期归还。天气非常寒冷，砚台里的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弯曲伸展，我也不因此懈怠；抄完后赶快送还，不敢稍微超过约定期限。因此人们大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因此能够遍读群书。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圣贤之道，又担心没有硕大名望的老师可以交游，曾经走到百里以外，跟随乡里的前辈，拿着经书请教。前辈德行高、声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屋子，却从未稍稍放低言辞和脸色。我站在他身边侍候，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身侧耳恭敬请教；有时遇到他的斥责，我的脸色更加恭敬，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反驳，等到他高兴了，才又[残文：▲堪作进学箴]地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些教益。我跟随老师学习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严冬凛冽的寒风里，大雪积了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冻裂了也不知道。到了旅舍，四肢僵硬，不能动弹，侍童拿来热水浇洗灌泡，用被子围裹覆盖，过了很久才暖和起来。寄居在旅店里，店主人每天供给两顿饭，没有新鲜肥美的滋味可以享受。同住的学生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红色帽带和珍宝装饰的帽子，腰间佩着白玉环，左边佩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耀眼，仿佛神人；我却穿着破旧的棉袍、敝衣，处在他们中间，完全没有羡慕艳羡的意思，因为内心有足以快乐的事情，不觉得口腹和身体的供养不如别人。我的勤苦艰难就是这样。如今我虽然年老，尚未取得成就，仍然有幸列入君子的行列，承受天子的恩宠光耀，跟随在公卿之后，每天侍坐，充当顾问，四海之内也错误地称说我的姓名，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如今诸位学生在太学学习，官府每天有廪禄供给，父母每年有裘衣、葛衣赠送，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坐在高大的房屋里诵读《诗经》《尚书》，没有奔走的劳苦；有司业、博士担任老师，凡是询问没有不告诉的，凡是求取没有不得到的；凡是应该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像我一样亲手抄录、向别人借来以后才能看见。他们的学业有不精通、品德有不成就的，不是天资[缺文：□]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专一，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缺文：□]在太学已经两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贤能。我到京师朝见时，马生以同乡后辈的身份来拜见我，写了一篇长信作为见面礼，文辞十分流畅通达；同他辩论，言语温和，脸色平易。他自己说年轻时用心求学非常辛劳，这可以称为善于学习的人了。他将要回去拜见父母，所以我特意向他说明求学的艰难来告诫他。有人说我是在勉励同乡后辈学习，这正是我的本意；如果说我是在夸耀自己际遇显达而向同乡人骄傲，那哪里是了解我的人呢？【前辈尚且如此虚心刻苦，今人稍微懂得咿唔诵读，便沾沾自喜、意气自满，学问怎么能有进步呢？】○《赠方松厓序》

译林俊 五行齐备，五性由此分开；酸、甘、辛、咸各有自己的滋味，也各自能够相互调和，只有苦味独自不能调和。酸、甘、辛、咸各有所好，唯独苦味没有人喜爱。翰地的莼菜，亮地的薤菜，元修的菜，槎头的鳊鱼，通印的子鱼，岷山的薯蓣，邕地的姜，蜀地的椒和桂，解地的盐，把它们调配和合，都能彼此相容。同样是瓜，不削皮的必定苦；同样是李子，不摘取的必定苦；同样是笋，独自长成竹子的，也一定不甘美，因为滋味不能相互调和。古人对苦味的行为已有比喻，蘖就是一种；政治的苦也有比喻，茶就是一种。苦味既然这样不可亲近，喜欢它的人自然独特。又听说，笔直的树木先被砍伐，甘甜的井水必定先枯竭；还担心才华反而成为自身的拖累。苦味虽没有适合使用的材料，却也善于收敛，有使自己长寿的好处，因此不能轻视它。我刚直如弦，像石介一样拘泥古道，因此被视为不通达；用滋味来比喻，这就是所谓的苦。我孤高不合群，动辄触犯世俗的机宜，是喜好咸味者所抛弃、喜好酸味者所鄙视，也是别人心里喜欢却又疑惑的人。我既没有适合使用的才材，又没有收敛以求自寿的好处。我的苦，尤其不能与人相容。然而，也有人听到这种风气便奋起抗争，受到众人诋毁也不改变，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向天下寻找朋友，有的人同乡却还没有见过一面，就自称了解我，彼此展示肝肺，交往久了反而更加亲近，像松厓君就是这样的人。善于感化的人，能运用独特而使它成为共同；我只是安于独特而已。然而私下计议，芩、连、栀、蘗，都是味道极苦的药物，它们彼此同类，也就忘记了自身的独特；所以即使卢扁也不会废弃它们，用来调和、补益元气。虽然不敢说它们能与人参、茯苓有同样的功效，但到了脉搏极弱、气息短促、精神昏乱、将要断气的时候，苦药只要转眼之间便能熄薪止沸，也还是略有功效。精神完足、气息充盛，腠理就会严密；内在身体坚固，外邪便不能侵扰。把一种苦味置于无用之地，正是医术的最高境界。松厓难道没有打算把我置于无用之地吗？松厓有学问、有见识、有操守和涵养，因为不肯涉入阿谀逢迎、违逆权奸的事情，退居林下；后来起用为宪副、监军川东，又调回湖南。我也想向东行，所以写下这篇序，赠送给他。【详细陈说苦味的情趣，不知不觉遗漏了[缺文：□]。】○《送画史李约礼序》刘崧 世人称善于绘画的人为“画史”或“画工”，因为“史”也是官名。画家怎么能和史官并称，还称作“史”呢？等到看古代执掌史笔的人为人物作传，他们不只是记载其德性、行为、官职和功业罢了，还连同他的相貌、肤色一并写出：有的说须髯美丽、身材高大，有的说身材短小而精悍，有的说皮肤白皙，有的说肤色黝黑，有的说面黑而猜忌凶狠。他们描写得精妙，即使千年以后，人物也仿佛近在眼前。因此我曾说，史官所作的是不着丹青的绘画，画工所作的是不用文字的史书；那么把画工称为“史”，也就合宜了。然而史官写书，有时会因偏爱而徇私，因怨恨而挟愤，把人物写得过美或过恶、过高或过低；而且他们的书常常在事后很久才刊行，其中有不核实、不完备之处，人们也无从议论，而后世又往往有人借此欺骗世人，后来竟很少有人能够辨明其中的错误。唯独画家为人传神，人物总是在咫尺之间面对面观察；他的各个部位和形貌色泽，肥瘦、长短、宽窄之间，只要有丝毫差错，三尺童子也会指着指出来。由此看来，天下后世公正正直的笔墨，应该没有比画史的笔更好的；只是我所见到的这样的人也太少了。庐陵人李约礼替人传神，精妙至极。他刚刚站着交谈，转眼看过人物，仿佛毫不经意，落笔施彩却无不宛然相似，能使观看的人立刻知道画的是某某人，而约礼从不自夸。有时人物的形貌需要增减，约礼又能根据那人的意见随即替他修改，毫不厌烦；等到完成以后，没有人能够指出什么可议之处。这说明约礼不仅相信自己的技艺，也能听取并信任别人的意见。唉，世间缺少公论已经很久了，哪里能得到像约礼这样的人，让他执笔来公正裁断天下人的疑信呢？昂的画在画史中，色彩斑斓而出众。○兵部尚书华容刘公归序 李梦阳 刘公从去年上书请求退休，皇上察知他的忠诚，勉强挽留他；到这时，他第三次上书，皇上仍不准许，恰逢刘公眼疾发作，请求退休更加坚决，皇上不得已才答应了。皇上赐给他玺书、文镪和一套衣服。刘公启程那天，冠盖、车辆和骑从堵满道路，路旁观看的人都叹息着争相跑去看他，聚在一起互相说道：“这难道不是极其荣耀、极其幸运的事吗？”议论的人说，刘公先前以司农卿的身份退归，先皇帝特地下诏起用他，把他安置在身边，委以心腹重任，多次召见他询问政事得失，所以他每次说话，陪侍的人一定要记下，直至一刻才停止，这就是所谓的“帷幄旧臣”。如今皇帝年幼，孤苦忧病，四境尚未安定，忠诚鲠直的老臣不可一日离开左右；况且大司马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刘公离去后，谁来治理呢？刘公不听，临行前，议论的人把这些话报告给皇上。皇上知道刘公去意已决，所以最终没有留住他。士人必须先有一定要离去的志向，才能有不可动摇的气节。因此古代有人即使招请也不能使他前来，临事命他离开却不能使他离去，难道不是俊伟刚烈的大丈夫吗？假如做公卿的都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卿士又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大夫也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早晨离去一位公，晚上离去一位卿，又离去一位大夫，那么为君主的必定会认为，荣耀、尊贵、功名和显达不足以容纳天下的才干；天下的才俊也一定会把追逐荣耀、尊贵、功名和显达看作耻辱。这样一来，即使刘公决定离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此处有缺字，且有批语残文） 把追逐荣耀、尊贵、功名和显达看成耻辱，便要以此来教化天下，所以最终没有挽留刘公。这样一来，天下愿意入朝做官的人就会纷纷到来。先王教导人的时候，谈到交际必定说“义”，谈到进退也包含在其中；以几微来辨别显著和隐微，生发于其中；以时势来决断，盛衰便显现出来。因此，没有义的人会贪婪昏昧，不明察几微的人会危险悖乱，不识时势的人会残暴；三者有一项，居上位的人就一定轻视他，说：“这是追求荣耀、尊贵、功名和显达的人。”正因为轻视这种人，所以天下愿意做官的人反而不来。因此说，即使刘公决意离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刘公以前任司农卿时，诸生以郎吏的身份侍奉他；后来他任大司马，我作为旧日郎吏，又多次见到他。我实在没有才能详细描写刘公，但私下知道，古人所谓大臣，就应当具有这种义。 《易经》说“不等到一天终了”，大概说的就是刘公吧。众人于是相继到都门为刘公饯行，北地李某便写了这篇序。似乎对那些贪恋职位、固守权位的人有所感慨，因此发出尖锐刻露的笔锋，足以使人警醒。（末字有缺损） ○送宪副张君之任陕西序

译罗玘 土地的边缘叫作边，衣服的边缘和镶边也叫作边，凡是器物旁边的部分，通常都叫作边。那么所谓边，就是中国疆域的尽头；在这以外，便是蛮、戎、羌、狄，先王也不能把那里一并治理。越过边境去求取衣料、制作器物，是不可能的；但器物败坏，往往都从边缘开始，所以先王尤其重视边地，严密设置防备。并不是担忧边地百姓不能抵抗，而是担忧没有办法使边地百姓抵抗，因而让破坏从边境进入内地。边地百姓生来受当地风土熏陶，长大后又受当地习气浸染，大体上与邻近之人相差不远。他们和邻境之人一同在山海间登降游荡，一同饮食、骑射、捕鱼、狩猎，彼此交错而熟习。有的父亲华夏而儿子夷狄，有的父亲夷狄而儿子华夏，甚至有人一生之中反复成为华夏人或夷狄人，这些都无法预先确定。有人却仗恃我们的关隘、堡垒和塞防还在，仍认为中国就像完整的衣服和器物一样；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唉，把守卫边境的重任看作怎样的大事，怎么能只交给武人，何况是奸邪之人和庸人呢？这正是在加速它的败坏。西北边境自古以来就不如东南边境安稳，西部如今尤其多有警报。洮、岷也是西部的一面边境。土蕃和西羌都在窥伺觊觎这里，近年又不断积蓄祸患，情势十分严重。天子认为，应当让有威望的宪臣来节制这里，以便在祸乱尚未发生时消除它。于是任命监察御史张君为陕西按察副使，前往就任。张君以前奉诏查核甘肃边臣中不称职的人，朝廷都佩服他的才干。甘肃距甘州五百里，这地方就是瓜州；瓜州以西，古代的玉门关就在这里，中国的土地到此也就尽了。计算从那里经过的道路，曲折盘绕在河山之间，像蛇蚓一样；腰腹、脊背、肋旁等处，大多都是敌虏。敌人从哪里穿入，几乎有多少隧道？他们进入后逼近，几乎有多少城池？事变是谁激发的？敌人来时是谁引导的？战败后是谁殿后？罪责由谁首当其冲？张君临事时观察四方，审慎筹谋，本来就有确定的计划；这样一来，众多喧嚣顽嚣之人便无法动嘴，也不能把他们的说辞说尽。称他为能干，是合宜的。洮、岷距离甘肃更近，羌人的强盛又比不上各路敌虏；偏将、副将和将校也不像大将、重臣那样尊贵，而副使能够长期任职，又不是御史暂时巡临可比。天子任用张君，怎么会没有深意呢？有人说，张君是台端中的老臣，应该留在朝廷参与政事，他此次出任并不合宜。这种说法是不知时务，只拘泥于“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廷”的说法，没有考察韩、范二位老臣都负有“五大”之望，却也曾经在边地任职。既然如此，边防难道真能交给年轻人吗？凡是器物，边缘部分加厚一倍，之后才可以保持完整而不坏。把张君任用于边地，正是为了加厚边防，难道不也是为了尊重张君吗？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他的同僚对我说的话；并且请我把它写下来作为序，赠给张君出行。从一个“边”字生发出如此宏大的议论，巧妙却不伤醇厚华美，华丽却不雕琢质朴。○送艾典术归陇州序 罗玘 《史记·天官书》说：“中国的山川向东北流去，它的源头在陇、蜀，末端在勃、碣入海。”所以秦、晋、燕、赵常常多有战争。拿人作比喻，陇、蜀是咽喉，对于中国来说是颈项；勃是渤海，碣石如今沉没在海中，大都在今天大都东南的海滨。海是尾闾，泄去西方山脉的水，而山脉的脉络实际贯通首尾。陇地属于秦地，分野为舆鬼，星次为鹑首，星宫为巨蟹，州为雍，主星为太白。太白属西方金。大都属于燕地，分野为箕尾，星次为析木，星宫为人马，州为幽，主星为辰星。辰星属北方水。金和水是母子，又都是兵象，具有杀伐之气；水火是夫妻。水的形体柔弱，柔弱便容易沉深凶猛；水势过盛则成为激射、奔放。因此，两个分野的区别以及用兵的情势，难道也是有某种力量在主宰吗？但我听说，太白星低而接近日出之处，高则远离太阳；它在辰、戌时出现，在丑、未时隐没。到了应当出现的时候却不出现，应当隐没的时候反而隐没，天下于是停止用兵。五星都跟随辰星聚在同一星舍，那个国家就可以凭此施法，使天下归服。这两颗星虽然可能象征兵灾，有时也会留下祥瑞；它们运行的次序、强弱和进退，会因人事而变化，宋襄公说了一句话而荧惑星退舍，就是这种情况。如今皇帝车驾驻临之处，是北极、紫微和帝座所在的地方；又有辰星会合太白，五星聚于一舍。日月如同合璧，望气者从天上的精气中看见景星；所谓彗星、蚩尤旗、枉矢、旬始，最终都没有进入眼中。这是什么时代呢？竟然还与《天官书》相合。春秋时期谈论星象的人，鲁国有梓慎，郑国有禆灶，齐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人；但燕、秦却没有听说过。我猜想，两国都处在昧谷、幽都之地。这是古代和氏、仲叔所居之地，其中遗留下来的秘术，有些不是列国能够偷看窥探的；只是没有依靠姓名而显现出来罢了。如今燕国已有掌管天文的人，难道会出在羲、和之下吗？秦、陇之间，也应该有像古人那样不以姓名显名的人吧。陇州掌管星术的艾昭，是我的朋友阎允德的异姓子弟。今年他寄居在允德那里，允德看重他的世家背景，却嫌他的官职卑微，希望勉励他进取，站到先祖方伯公所处的地位。唉，允德爱护人才，真是深厚啊！但艾昭的学业已经使他特别充任此职，便不能不因姓名而显名；假如秦地有星象家从艾昭开始，像甘公、石申、禆灶、梓慎诸家那样，难道不可以吗？所以艾昭从燕地归秦时，我姑且同他谈论燕、秦的分野，用来稍稍考验他的术数，并鼓励、激发他，使他登高进取。允德将会认为我善于成人之美吗？（文字残缺）若非精神游于九天、心神遨游于亥步，能够高踞碧落之上，才可以纵览、剖析分野与土地、天官之事。○送郭君知上海县序

译罗玘 进士卢龙人郭君出任上海县知县。县中在京城的人聚集起来，到郊外为他送行，并且看重上海县得到郭君这样的县令，请我替他们写几句话。众人都说：上海是东海之地，卢龙地处北海之滨，同属一个海域；土地盐碱，水土相同；潮汐、飓风按时发生，气候相同；鱼、盐、蒲、苇的产物相同；都在京畿之内，属于北方赤县，所隶属的地方相同；没有宣使、监司的辖制，长官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这些也相同。凭借自己生来熟悉、习见的相同之处来治理所管辖的地方，行动起来一定能使郭君的政绩成就，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便如此，郭君难道也马上认为两地真的完全相同吗？郭君从这里出发，路程三千里，以船代马。到达之日，掀开船篷四处眺望：一片片茂盛繁密的，是稻田，不要把它看成艾蒿；烟雾蒙蒙的，是村落聚居处生火做饭的炊烟，不要把它看成田野焚烧；听见轰然喧闹的声音，是市集的嘈杂，不要把它看成追逐受惊的鹿而发出的叫喊；帆影轻快、如织梭般穿行中流的，是运粮船和布船，不要把它看成插着毡篷车的旗幡；进入市集，听见历历的声音，是陈列文茵、纨绮的店铺，不要把它看成摆设仪仗迎接县令；坐在公堂上听见纷乱的诉状，是受人挑唆、牵连而起的诉讼，不要把它看成真正有椎埋、剽掠行为的盗贼。这样一来，不用等到一天结束，两地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了。两地果真相同吗？清晨便有六百二十里的漕运事务集中到来，属吏拿漕运账目报告说，粮食有三十多万石。郭君想一想，卢龙也有这样的事吗？你再想想卢龙所没有的东西，就会知道皇上任用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两地相同。皇上不是因为两地相同而任用你，你难道真要只凭两地相同来治理上海吗？我起初想不说这些，现在却不能不说，请郭君自己选择吧。反复申说同与不同，可谓在尺水之中兴起层层波澜。○送杨君知新喻县序 罗玘 进士一开始做官就必定想做显达的官，哪里只是自己这样祈求，别人也无不希望他如此。南部郎、曹台属就是显达的官，他们一定会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北部郎？”做了北部郎，过了几年，见到部、寺、台的长官，知道他们起初也是进士，便羡慕他们；有时升迁到外任，又一定说：“我为什么不能做长官？”像这样把别人挤下去。即使不是聪明贤能的人，而是昏昧不慧的人，能没有这种心思吗？他们却不曾想，进士做县令，首先必须洗去刚成为进士时的那种心态，甘愿沉沦在县丞、主簿等卑微繁杂的官员行列中，每天和他们一同沉浮，办理庸俗、污浊、狡猾、强悍的事务，就像靠近厕所、踩在蒺藜上一样，忙于收拾这些杂乱事务还来不及。郡中的督邮到来，大体上也只是作揖；部使到来，大体上要跪在路上迎接；属吏把案卷抱到面前，大体上只得签署；又不幸接连遇到事情失败，便还要一再蒙受斥责；有时同为进士的人经过，反而成为辖制自己的上司，而他仍然把自己看作丞、簿，并不把自己当作进士看待。傍晚回到内宅，对着妻子、儿女和奴婢感到惭愧，闭口不敢说话。像这样，做南部郎、曹台属就很快乐了，不必再做北部郎；过了几年升迁到外任也很快乐了，不必再做部、寺、台的长官。那些做县令的人又不曾想过，他们当初也曾在礼部和众人一同参加考试，只是没有考中进士；即使如此，也还是承受了县丞、主簿的地位，也还是有人替他们包容过错、收拾荒乱。这样看来，做县令也很快乐。郎、曹、台属对他们的期望，就像登山一样；部、寺、台的长官对他们的期望，则像登天一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卑下，警醒就越多，内心就越危险，欲望却越容易满足；越是努力奋发，功绩反而越会因此加倍增长，形势使他们不能停止。（有批语：笔锋在舌底翻澜。） 幸而如今天下任用进士做县令的有十之六七，而凭功绩起用为显达官员的也有十之八九，甚至做到元老的也有。这种成就，比起一开始就做显达官员的人，不只是相等，有时反而超过他们。唉，做县令对于进士也是有功劳的。余姚人杨知敬将要出任新喻县知县，杨君是进士。翁应干与他有亲戚关系，认为一定要有我的话，进士做县令的意义才会明白。虽然如此，翁应干并不鄙视我，他是我的同年朋友。杨君出身于世代做官之家，又阅历很深，心地和言行都清白明朗，难道会把我的话当作启发蒙昧之言吗？只从“进士做县令”一事生发出如此多的波澜，笔力还余有妍美。○送黎文渊还南城序 罗玘 建昌府所属的县有四个，其治所在南城县。南城县有城，坐落在黎水、旴水交汇处凤凰山的南面。城南从会门出去，一百二十里是南丰县，再一百二十里是广昌县；向东从武胜门出去，越过黎水、旴水一百里是新城县；而南城县向北下行不到三十里，已经是抚州府的临川、金溪两县了，大概是全府的要冲，也是交通汇集之处。因此设置卫所防守，以镇压和阻止意外之患；如今卫所虽已撤去，仍然是守御所。元末伪平章擅自割据，曾在这里建伪都，僭越称王；宣德年间，荆王又在这里建国。它的城墙、敌楼、门阙和社坛十分壮丽，台池、苑囿高深，牧草、粮仓和马厩丰足，钟、竽、笳、角以及更漏、柝声喧闹，羽饰、旌旗、纛幢林立，游乐歌舞无不具备，骑射、弋猎也很方便，颇有京城的气象。难道王都相继设在这里，是因为这个缘故吗？然而看它奇花异卉、珍果佳蔬和酒醴的滋味，足以同洛阳、姑苏、钱塘的繁盛争雄，归根到底，还是土地肥美、山川优胜，有足以招致这些繁华的条件。广昌处在上游，林木茂盛浓密，瘴气足以杀人；新城土地较为肥沃平坦；南丰多是贫瘠的土地，这些地方都不能和南城相比。南城百姓又多老死于农圃，本来不如南城百姓见多识广而且善于经商，喜欢远游，轻视内外的差别，内外都有这样的人。我曾游历天下，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只要有三家店铺，我也可以张口饮酒，打开袋子接受粮食，醉饱而游乐，因为我的乡里人多。后来到京师，南郭以南的集市上，有乡里人偶然交谈，我还以为只是恰好遇见。过了一会儿，隔墙呼喊的也是我的乡里人；高门华堂中坐着交谈的还是我的乡里人。我惊叹说：“唉，乡里人怎么这样多呢？”我举顺天乡试名次来到京师，午间来祝贺的每天有百人，其中一半是南郭人。丁仕隆拥有大量财产而喜爱文学，黎文渊随侍皇帝车驾而且多才多艺，他们和我都像平生好友一样。我任史职至今八年，文渊已经老了，请求他的上司允许他和儿子益国护送校尉、执掌羽幢回乡；回乡后仍然领取官府俸禄，拖着衣裾出入王门，多么荣耀啊！然而还要沐浴盱水。在盱水中射取游鱼，登上凤凰山，放纸鸢，倚着通会门和武胜门，笑着指着背负行囊进入城中的人说：“三个县的山野之民来了。”这些都是年轻时的事情。如今虎旅守卫城门，没有人敢喧哗，也没有人敢擅自闯入；山川受到禁令，鸟兽鱼鳖全都属于皇家的物产，哪里还能够像从前那样做呢？只能饮醇酒，庆贺自己还能活到晚年，回乡养老，享受乡国的全盛；还要招呼仕隆等人一同回去，使人说南城人喜欢游历，游历却不忘返乡，这对于风俗难道不是有所帮助吗？八月初一，我和仕隆一同来告别，我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赠礼的，就把这些话作为赠礼送给他。题目没有大的主张，只顺着南城生发情感，风采华美相互映照，因而忘却了寂寞。（文字残缺） ○范母易氏贞节序

译王慎中 从前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死去，发誓终身守节，做曹家的媳妇；但她受到父母逼迫，直到割断头发、剃掉眉发，并割去耳朵和鼻子，这才免于被夺走贞节。唉，她的爱情并不是出于刚烈的行为和美好的名声，而只是想保全家庭的欢乐，把不失去生育子女者的最大愿望看得最重。若作为她的父母兄弟，竟这样做，实在也很鄙陋。我只是奇怪，令女的节操如此英爽，足以激励后世，却不能使当时的亲人明白；她的诚恳足以使仇敌悲伤感动，却不能得到骨肉亲人的信任。难道是因为她心中慷慨激烈、独立自持，不感到烦闷，而确实能够自我持守；还是因为她的真心和精意潜藏幽微，仍有未达到的地方呢？她的头发已经割断，耳朵也被刑残，形体已经毁坏；那些只顾疼爱女儿的人，仍想修饰她已经毁坏的形体，却要夺去她必守的节操，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虽没有随便改嫁的志向，却仍被外表所迷惑吗？所以父母怀疑她的容貌，同时也失去了对她内心的理解。令女也知道自己的容貌成为累赘，于是她不得不采取残肤伤体的办法，之后才得以免除逼迫。唉，这确实可以说是艰难了。然而她的志向没有改变，只是容貌竟然招来怀疑；那么她所做的这种苟且求难之举，也正说明她的节操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我每每因此感叹令女之事，如今又见到节妇易氏，更加由此产生感慨。起初易氏嫁入范家，她的丈夫范君锡早早去世，又没有儿子可以奉养她；她的公婆本来认为她不能终身做范家媳妇，想另行安排她的居处。易氏于是作了《柏舟》诗，以死自誓。（原文“赋”后有残缺批语） 她的哥哥易愧虚先生和她丈夫的弟弟范玉泉君是朋友。易先生便责备范君，范君又劝谏他的父亲，于是易氏的志向得以保全，不必遭受残肤伤体之痛，她的志向也被内外亲属所理解。她孝敬、奉养公婆，慈爱、抚育晚辈，各种美善的品行都具备。因此我知道易氏的节操，不只是靠一时情绪激烈来支持自己，她的精诚专一确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她所守持的，和夏侯令女相同；但她所得的成就，却是令女所不能及的。唉，闺阁帷帐之内，潜移默化的感动，她的抽泣、叹息，有出于真情的，也有遵循礼义的；她捶胸顿足、号哭流泪，有因欲望而动的，也有因伦理纲常而激发的。是与不是，裂隙一露端倪，便像敲击室内的钟，声音无法隐藏，笑容也无法掩饰；哥哥不能只凭表面就相信弟弟，母亲不能只凭表面就相信儿子，公婆难道反而能只凭表面就相信儿媳吗？后世士人喜好把艰难奇异的行为当作贤德，把震惊世人的刻苦行为视为高尚，听来惊骇，见之惕惧。易氏却值得记述：她的精诚深厚而至极，能够穷究细微、贯通幽隐，不是懂得德性的人就不能辨明。所以我为易氏的节操作序，并把她同夏侯令女相比较、记载下来，使世上的士人知道，她的志向没有改变，并不愧于夏侯令女；而她真正艰难的行为，恰恰在这里，不在于割发毁容。从旁边切入、从偏处发端，最终仍归于正道。○送都指挥俞君志辅序 王慎中 活着应当封为万户侯，死了应当用战袍裹尸，这是古代那些贪求功劳、以身殉节的英雄所作的慷慨自许。他活着以封侯为乐，不惜一死来求取侯爵；既然已经封侯，又怎么还会去死呢？狗马充实在外厩，玉帛堆积在内府，子女和声色之美充满后堂，耳目所好已经满足，口腹身体所需也已经完备，只忧虑时日不够享用罢了，又怎么会去死呢？不只如此，他起初勇于犯难、忘记死亡，其志向本来不在死，而在于封侯。然而也有真正去死的人。所谓以这种志向始终如一的人，只是事情有时不得不死，难道那就是他自己所自许的志向吗？世上慷慨之士并不少，他们矜持奋发而自许，我将凭什么相信他们呢？我说：有一种人，遇到艰难时敢于犯险，而志向不在封侯，我就凭这一点相信他。自从国家以武举选求天下勇将以来，已有几百年，而我们泉州还没有人应试。我的朋友俞君志辅开始奋发而出，以百户身份考中了武举。他平时一举一动、起居动息都与兵器为伴：击剑、驰槊，视为持棰嬉戏；拉弓、放箭，视为投石游戏；披甲戴盔，骑在鞍马上，就像躺在席上、穿着华服一样自在。他在金门任千户，在汀、漳任守备都指挥，所到之处都和士卒同甘共苦，灶下没有精细稻米，厨房没有美味肉食；营伍中的水井、厕所、粮仓和灶具，都一定安排妥善，并且安抚、慰劳、勉励士卒，人人都照顾到，唯恐伤害他们。他的诚心和恻隐从内心发出而周遍于外，并不只是表面仁厚、言辞优厚罢了。我看过他的作为，曾反驳他说：“凡是做大将的，关键在于方略和谋算怎样。” 哪里在于亲自操持凶器，和士卒争强斗勇呢？如果这样，那么身材单薄、射箭不能穿透铠甲的人，就不能统领大军，也不能成为征南将军了吗？号令明确，威势严厉，就能召集市井乌合之众，使他们向前赴死；但必须人人都得到他的真心，然后才能和他一起踏入白刃之中。像那种自己在行军厨房中丢弃精美粮肉，却让士卒面有饥色的人，难道不是汉代的名将吗？你回答我说：凡是我所做的事，都必须从竭尽自己开始；不熟悉所任之事，却苟且凭借权力占据职位，不能取得士卒的心，却想使用他们的力量，我认为这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这样做。如今如果方略和谋算已经清楚，（下文有缺字） 又熟习军事，号令和威严振作起来，同时又取得士卒的心，岂不是兼备一切而没有忧患吗？况且古代有些人并未早年熟习军事，却能够担当将领；并未平日蓄养士卒，却能够建立功勋，是因为他们被推举出任将领，凿开凶门而率先前进，手中有权，可以斩杀、割裂他人而不受法律制约，所以能用威势驱使众人并建立功业。如今的将领没有随意杀人的权力，约束他的法规又很多；我还要率领士卒，和他们一同赴死。如果平日不能收服他们的心，他们一旦溃散，就会转身逃走。士卒确实愿意跟随我，而我又不熟悉军事，却强行带头行动，这就是把老虎交给肉。即使我不吝惜死亡，难道要因为不熟习军事而死吗？考察他说的话和做的事，他的志向难道果真在狗马、玉帛、声色和子女吗？我因此相信君确实能够赴死。如今边疆屡次出现军队覆败、将领死亡的祸患，刚刚听到战鼓，朝廷就会想到将帅，行将召用君；君一定不会吝惜高爵，也不会使那些建立功劳的臣子蒙羞。君既然熟习军事，又平日安抚士卒，所向之处没有不成功的，本来应当封侯，也就没有机会用死亡来显示自己。这样，我的话将得不到验证；我诚实地相信君，人们却会不相信我的话；别人本来就不相信我，而我尤其相信他们终究会相信我的判断不会虚妄。君出任广东佥书都指挥时，我写下这篇序赠给你。文采风神格外通达，令人眼目清爽、心神舒畅。○赠赵千户序

译王慎中 从前武人的仪容，戴着猳冠，佩鱼袋，穿后襟较短的衣服；他们抚剑而谈，言辞艰涩；饮酒便喧叫，目光直视而不能侧转，声音高亢而不能降低；手脚力气过人而难以约束，于是踢球、张弩、投石、跳跃，以此排遣急躁、宣泄气息。他们低头弯腰，面带羞惭地笑，声音柔和，衣带飘动、衣袖舒展，随着别人俯仰应酬，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事情。永宁卫右所千户赵伯龄，世代都是武人，按理应当有这样的仪容；但依我所见，他却全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武人容貌如此，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暴戾放纵、忿怒争强，所到之处就打人取乐；他们贪财好色，便强取豪夺、挟持调戏，无所顾忌。时代太平，文法兴盛之后，（批语及原文有残缺） 时间一久，文法得以施行，武人往往被看作背理作恶的人；上位者动辄拿法律条文来困辱、杀戮他们。于是武人的仪容成了世人极力诟病的对象。人们不思考他们的行为本来是错误的、仪容却未必错误，反而因为惩罚过度，武人便希望自我免祸，常常改变仪容来迎合世俗，求得上位者容纳。即使他们进退周旋、作揖舞蹈，不再惊动人们的耳目，但那种矫强果敢、奋发刚烈的气势已经不再有从前的作用，这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吗？况且仪容既然不对，行为最终也不能完全改变旧习，这就是两方面都失去了。伯龄谨慎细致，自我约束，以恩义安抚士卒，唯恐有所伤害；对钱财尤其廉洁，贫穷也不侵犯下属。他的行为是正确的，我唯独奇怪他的仪容反而如此，难道不是想表现自己以迎合世俗，希望上位者任用他吗？然而竟然……（批语残缺） 他孤高地处在群体之中，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与众不同；仕进的机会没有赶上，才能和勇力又无从施展。饮酒不能尽醉，即使醉了也不敢狂言，只是衣带飘动、衣袖舒展，随着别人俯仰应酬，用来消磨自己的气概，实在可悲。文法盛行，背理作恶的人不能放纵，而收敛自持的人也无法使自己显出不同，将使武人不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准则。我非常为此忧虑，所以写这些话送给赵君。把百炼钢化成绕指柔，难道只有戴盔甲的武人如此？抚剑而谈、言辞艰涩，本是武人的鄙俗姿态；倘若真是虎臣，也未必会摆出一副对人横眉冷对的面孔。○送王佥事序 赵时春 西蜀王士延由刑部郎升任湖广宪司佥事。同僚催懋言和他的兄弟一同追赶去为他饯行，斟酒祝他说：凡是宪司的祸患，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吗？最大的祸患莫过于彼此猜疑。为什么呢？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的人，所以把权力交给守令；专门管理天下百姓的，就是守令。守令掌握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便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这权力，这可以吗，不可以吗？天子也知道不可以，于是设置宪司来防范。因此设置宪司，起初就是因为怀疑守令。宪司掌握守令进退、荣辱的权力；如果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进退荣辱之权，那么天子又将大量设置官员来防范宪司。这样对宪司的怀疑，本来就比对守令的怀疑更大。既然如此，做宪司官的人，退处时以怀疑来怀疑下属，进用时又承受上级的怀疑；上级怀疑他，他就会使下属怠慢；他怀疑下属，下属又会反过来对抗上级。这种祸患难道不大吗？虽然如此，上级之所以怀疑我，是因为我凭借宪司之权去怀疑下属。唉，王君难道能保证自己一定不怀疑应当怀疑的守令吗？只能保证不拿别人对我的怀疑之权去怀疑守令。难道能保证不受别人以怀疑之权怀疑自己吗？只能保证不拿别人对我的怀疑来接受别人对我的怀疑。唉，王君出发吧，要努力啊！我不怀疑别人用来怀疑我的权力了。如果他们反过来怀疑我怀疑人的权力，那是天意，我不会怨天；如果我不凭借怀疑人的权力去怀疑他们，而他们却怀疑我怀疑人的权力，那是人事，我也不会责怪他们。不怨天，不尤人，君就可以凭此向天子交代了。（此处有残缺批语，涉及上下相互猜疑。） 然而我又听说，湖广是古代楚地，接近獠夷，风俗喜欢猜疑而难以信任。君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难道不是医治楚地的秦缓吗？体态骨骼挺拔奇伟。○送杨景周擢广东按察副使序

译赵时春 明代制度，在内设置御史院，在外设立按察司，以纠察国家政务，称为风宪官。他们不亲自处理政务，主要考察政务的得失并加以褒贬；不直接管理百姓事务，主要察看百姓的利害并予以兴革。因此内外各部门凡有失职的人，必定在心中战栗地说：“那位风宪官将要用他所掌管的事情来纠察我。”做风宪官的人也日日夜夜警惕地想：“我所纠察的政务，难道还有遗漏吗？”如果有遗漏，便会成为风宪官的耻辱。这样一来，各部门就没有恶劣粗疏的政务，百姓也有安乐太平的福气。风宪制度的设置，作用确实宏大。起初担心它权力过重而难以制约，所以把御史院排列在六卿之左，把按察司降为比六卿低一等；又让中丞代理大夫的职务，副使辅佐按察使治理。凡按察使所处理的事情，都必须先告知副使然后实行；有遗漏和漏洞，副使便从旁辅助并加以纠正，不以逼迫按察使为嫌。因此中丞尽到职责，天下就能治理；副使尽到职责，藩省就能治理。居于这种职位，可以说是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了。（批语称其公文很有韩愈气魄。） 后来任中丞的人把自己比作六卿，任九卿的人也只引用大体原则来自居，反而把具体治理移交给御史；任副使的人也把自己比作二司、三司，又以逼迫上级为嫌，便把自己的职权束置起来，使副使谦逊退让而无所过问，通常只是登堂陪坐、在案前共同签署，退下后就在官署中消磨时日。有时有人问他们，他们便回答说：“我是帖司副使，这是当然的。”士大夫中有人升任此职，必定先问他是不是做“帖司”。所谓“帖司”的说法，难道是法制规定的吗？起初我年轻时读《官吏甲令》，看到其中记载风宪官戴獬豸冠、穿法服，可以据传闻上奏章；如果不能奏报就不治理，心里十分惊异。后来又听长者说，从前开国之初，副使以下的官员骑马径直进入省堂，查验公私事务，拷掠惩治吏卒，省中之人都震慑服罪，威势竟然如此，这更使我惊异，认为一个人生来就担任这样的官，能够施展志向，难道不是挺立天地的大丈夫吗？我年轻入仕后，亲眼见到所谓风宪官，已经和听闻的稍有不同，心里暗自奇怪；又听到“帖司”的说法，更加疑惑。后来我任刑部主事，和郎中杨东溪共同办事。杨东溪果断、通达、敏捷，凡是我所处理的事务，他都一一承担下来，我反而以清闲为乐，这才相信所谓“帖司”并非风宪官独有，各部门也都有这种现象。恰逢东溪升任广东按察副使，他的同僚都来祝贺；我不才，年少而承接长者的辞令，便替大家转述说：“难道我将把君当作帖司吗？” 如果一定要让他在流俗之中阿谀依随，徘徊消磨一生，那还需要我说什么呢？私下看君仪容整肃，勤劳地办理王朝事务，急切奔走而没有空闲休息，大概并不是喜欢做帖司的人吧。大丈夫遇到太平盛世，即使处在卑微之位，也能发出光辉；何况身居高官，穿着章服，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更应当卓然挺立，砥砺臣节，纠正顽固，针砭懦弱，使德政像汗水流出、清名传播，巍然把远方夷民提升到陶唐时代的政教之中。应当使后世的人指点着你，惊异于你的作为，就像我们今天惊异古人一样；这才是真正刚毅大丈夫所应做的事情，是君子能够做到的。难道可以拿帖司作为自己的托辞吗？我本来就是一个帖司，但一听到这种说法，仍然会悚然警醒，努力奋进，惭愧得不愿再把它施加于自己；何况君果断、通达而敏捷呢？唉，我知道东溪一定不会这样做。如今不做帖司的人太少了，读到这里，能不惭愧得汗颜吗？○赠王晋叔兵备平阳序 熊过 王大夫已经主管平阳的军务，熊子说：学者谈论平阳的防备，认为那里只是逼近敌虏的要地，这并非事实。考察往日记载，参照旧闻，平阳北接汾、晋，西通同、华，东连齐、鲁的旧地，南面临近卫、郑，没有哪一方能够抵挡它；兴衰成败的原因，大多由此产生。这里是四面作战、用兵的国家。过去秦国凭借强盛，采用连横控制诸侯，崤山以东的国家都深受其害；然而秦国在河曲最终困于赵盾，被赵盾击退。《孙子兵法》说，地势有必须争夺之处，像平阳难道不是这样吗？晋、魏、六朝时期，战争接连不断，平阳更加成为要害。王猛击败慕容评、灭亡燕国，宇文邕谋划攻取齐国，无不从汾曲出兵。凡是东方边境的祸患，固然都会掠过平阳；周朝修筑玉璧城，齐国据守武关，也都是设置险要来防备意外警报。这样看来，平阳攻守的便利，自古以来就受到称道。如今天下已经太平，并没有秦、晋之间的怨恨、燕、秦之间的谋略，也没有周、齐之间的事情，所以谈论政事的人于是把它放在次要位置。然而各处靠近善地、称为第宅的地方，旧时往往有许多杂居其旁；丽雒川一带的盗贼，本来都是蕃落之人。他们依仗勇力，凭恃狡猾敏捷，往往从平阳偷偷进入，行盗、侵扰、殴打河南各地，有时攻破城府，释放囚徒，抢取财物。去年又相互聚集，残害石州。这片土地的服从和安定，不能因此任意放松、安枕无忧。蕃人杂居这里已经很久了。最终想要驱除他们，却不能做到；如果只是登记宅第、恐吓他们，叛乱反而会更加兴盛。武备应当及时修治、整顿，但不能只靠武力。假如不重视镇守、安抚、慰藉，不修明孝悌忠信，那么亲近上级、为长者赴死的道义就会受到损害；即使有军队，又有什么用呢？葛生、鸨羽诗篇所写的情形，即使凭借霸国遗留下来的力量和勇敢之气，遇到滥用兵力，也未尝不频频蹙眉、称困呼号。人们居处不安、忧苦不堪，便想到依靠他人；难道智者会不感到恐惧吗？如今平阳是古代唐尧的地域，民情大体没有太大不同；单独依靠军队，并不是完备的办法。况且唐虞之际，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宄横行，舜命皋陶担任士官治理这里，诏命中并没有谈到军队，因为刑法清明、政事修治；内部不让奸邪滋生，近处的人归附，远方的人怀服。地利不如人和，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要不同呢？皋陶的诏命说，要明白施行五刑，以辅助五教。圣人对待百姓，本来就是要教养他们，使他们安定，并不是只用兵力残害他们。我深为友善的许主事说，正德年间盗贼流入境内，平阳人有的拿着棘杖奔赴战斗，有的拿白木长柄接上短刀、钩镰，袒露一侧身体呼喊着向盗贼冲去；有一位丈夫从楼上坠落，救出并夺回自己的妻子儿女，盗贼最终害怕杀他会引起众人同仇，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失去人心，于是离开了。那位丈夫的勇气足以赴义。如今君既任刑官，又掌管军务，山川和兵革都由你统领；但幸望你不要依仗武力，而要像皋陶那样善于审理、辅助教化罢了。只要象刑明察施行，人们就会知道行为的准则，又有什么值得畏惧、什么远方不能改变呢？何况如今那些撬箱探囊的小盗贼，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所以兵备的职责只是整备军队，并不是把军队当作可以依靠的唯一手段。说军队不可依仗，把边防要害分析得很深，文章气势也渐渐接近西京以前的作品。○赠东谷先生考绩序

译王维桢 如今的南京户部尚书东谷孙先生，先前任南京工部尚书，代理兵部事务。当时正逢倭寇囚徒发动叛乱，先生所采取和振作的一切措施，都足以彰明臣子的气节、辅助国家渡过危难。我私下为此作了记述，说：起初倭寇来侵犯海上时，人数不过几百，实在微不足道。海道把文书送给兵部，先生一接到文书就大为震惊。当时正值盛暑，又是深夜，先生立即叫人点灯，起草奏疏，驿送给皇上。此时宾客都说先生的奏疏太仓促，应该暂且等一等，观察事态的发展；先生坚决不肯。过了不久，各道文书纷纷到达，有时一天来了十几份：上海说城池陷落，太仓说城楼毁坏，嘉定说城池被攻打，形势十分危急；所看见的贼众甚至达到万人，至于伏兵，更不知有多少。先生把文书传给诸位大夫，让他们全部传看。先前说先生奏疏太仓促的宾客，便都登门道歉，说：“先生已经看出了贼人的形势和后来的事，我们都比不上。”不久，有人捉到贼人的间谍，供说道：“贼人还想窥伺江上的形势，并不只是已经做的这些。”先生害怕了，于是召集各位守臣商议。有一个人上前说：“如果一定要出兵，当然必须请示皇上才行。”先生看着说话的人。那人捧着首级退下，不敢再争辩。先生于是说：“《春秋》的义理，是先行事而后报告，说的是仓促突发的变故。如今难道偏偏要拘守胶柱鼓瑟的见解，而不顾眼前的危急吗？”于是亲自下令，把军队分成六路，出兵驻守各处要害，并各置一名将领统率；又制定赏格，申明刑罚。都确定后，便限定日期出兵，并公开宣布：“有人来扰乱我的计划，我就奏报皇上；否则就和你一起伏尸在箭石之下，不要让你误了国事而白白丧命。”当天军队便出发，随后向户部请求粮饷，户部给了他们。军队出动经过城市时，士卒都穿戴整齐，铠甲兵器的光芒照耀云日。父老和围观者都拍手叹息，认为自己年老将死，才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盛况，何其壮盛啊！军队出发大约十天，倭寇便都掉转船头，不再前来。先生抵御寇乱，共上了三道奏疏，其中两道是在事情已经裁断之后才上奏的。翰林王生说：“自古以来，有才干而负有声望的人并不少，但事情往往不能办成，是因为有四种弊病：事势紧迫，利处只有一分，害处却有九分，权衡得失很清楚，于是胆怯之心产生了。第一种弊病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独自谋划的见解，众人不能看见，惊骇的议论便随之而来；自己信念不坚定，受制于众人的言语，终于停止不做，这是第二种弊病。把太阿宝剑倒拿，把柄交给别人；每当发动、举行事情，还没看见福泽的端倪，先招来祸患，这是第三种弊病。遇到机会，间隙几乎容不下一根头发，却迟疑犹豫，始终不能决断；这就像走到道路上徘徊，白白错过千里路程，这是第四种弊病。这四种弊病，本来就是败坏事情的根源、挫折人才的道路。我常常拿这几点来考察天下士人，百次之中没有一次失误；但孙先生独独没有这四种弊病，这正是他的重大谋略所以能够确定、大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从前在正德末年、嘉靖初年，有一位乐平乔先生，又有一位仪封王先生；两位先生相继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南京一带的人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认为当时江南的保障，东面不在海上，北面不在江上，而在两位先生身上。拿今天的孙先生来看，如果他同两位先生同时出现，就应当像鼎的三足一样并立；在同一地方做官，就应当像鸟的两翼一样奋飞；他们都可说是上应四七、下乘五百之运的人，这样的人哪里能够屡屡见到呢？孙先生代理兵部时，南京一带的人都祈求，希望先生真正担任兵部尚书。后来他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合他们的愿望，南京人十分遗憾。孙先生从任尚书算起，大概已经三次升迁，任满三年，正逢考核。临行时，王生为他送行，说：我想上书说明先生的气概。请求改授先生玉节、兵权，以回应下面的愿望；又怕别人认为我越权而偏袒私交。我想编纂记述前面的事情，寄托在石室中刻石保存；但我身在江南，又怕别人认为我卖弄正直，因而夺去史官执笔的职分。所以我只私下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我还想告假归去，把它带到名山收藏，使后世有知道这件事的人能够寻找它。先生不要认为我这样做对公事没有益处。代理工部的欧阳先生看了我的记述，对别人说：‘那位王氏记述东谷先生的事情，确实宏大非凡；然而东谷先前任户部时，正遇到财用困乏，曾经每年增加数万的财资来供给；改任南京工部后，又节省财用，多得无法计算。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绩，却全都遗漏没有记载，为什么呢？’王生听了惭愧，自己解说道：‘合浦的珍珠，捕珠的网难道会有穷尽吗？那么，我当然还有遗漏没有记下的事情。’ 【安详徐缓，文雅从容，具有轻裘缓带的仪态。】○赠青岩胡君督学江西序 王维桢 任命胡君督学江西，这项任命难道不确实十分恰当吗？人才的识别和拔擢在宰相，升迁进用在铨选部门，而鼓励人才、陶冶造就人才，实际上要依靠学政。所以这三方面都各得其当，也就足够了，哪里还要担忧世间缺少人才呢？胡君接受新任命那天，曾经和胡君同在中秘任职的人，都为此赞美欢庆并称颂他；我相信这一定有所感慨，而不只是私情。起初胡君在翰林时，年纪刚刚超过二十岁；当时蜀地有两位俊才，其中一位是内江赵君。胡君后来竟升为给事中，离开翰林，并不是他的恰当位置，难道是命运注定只让那个人安坐，而不让这个人安坐吗？此后十多年，胡君忽然跌倒，后来又跌倒而重新振作，逐渐被征召，逐渐升任督学；他与铨衡部门并重…… 【此处原文有缺损，句意未能完整确定。】引文从起初历任到今天的官阶，命运只是突然压抑了他罢了。胡君能够同它抗争吗？如今我的先生年齿和头发都更加壮盛，精神凝定而沉着了。士人的志向一旦确定，精神将归向哪里而不趋于善呢？胡君年轻时就以奇异的才干自负，常常认为做人臣子，既已委身出仕，如果肯竭力进取，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所以从前在谏官部门任职时，常有论奏驳议，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但本来没有别的心思，并不是像世俗之人那样猎取名声、自我炫耀。于是执事者追述评论他，说这个人应当拔擢为诸生的师表，确实是选得恰当，也正是命运将要通达吧。鄙人王桢是边塞之间的人，边塞人十有八九都讲习戈矛、战马的技艺，而我却冒充掌管文书的职事，时时到胡君那里考问典籍、探究深意。后来虏寇多次侵犯边塞，烽火一直传到居庸，我便又同胡君讲论戈矛……【原文末有残缺、异体字，句意未能完全确定。】战马的技艺，以及小挫折、大创伤的方略。不久胡君成为士人的老师，我只是握着他的手默默无言，不能说出一句话，私下认为他积蓄的才学和德行如此深厚，正可以施展，我还能怎样帮助他呢？只是因为胡君的缘故，仍不免深深叹息。古人能够担当相应的职任，职位也与他的才德相称，那还说什么命运？有的人越级攀升，极为杰出，站着谈一会儿就显贵，甚至怨恨别人，那还说什么命运？时势所给予的，处在朝廷显贵之列；习俗所不容的，滞留在泥途之中，那还说什么命运？不是没有命运，而是由自己造成的，命运也不能改变。只有士人专门谈论命运，于是君平的卜肆宾客常满座，季主的卜筮声震动长安；从汉代到今天，术士掌握权势，而修养有成的士人反而失意守困，都是这样。胡君顺应命运，又喜好修养自己，这样的人难道能够常常遇见吗？胡君接受任命时，宰相是袁州……【原文有残缺、异文，含义不明。】……铨衡部门则由四明闻公究明其事情，传述久远。赵君说：‘……这难道不是掌管文书者的责任吗？不要让它缺漏散失，就可以了。’【原文有缺字，含义不明。】【顺应命运而勤于修养；无论是知命者还是不知命者，都应当不忘这句话。】○赠石洲张君擢守建宁序

译王维桢 做官做到统领郡国、担任太守，大概已经是显赫尊荣的地位了；只是石洲张君由建宁令升任太守，我私下却不免连声叹息。如今天下因战乱而惊扰，已经整整一年，骚乱凋敝，没有安宁的地方；又时常有水旱灾害，百姓流离，道路上轻易迁徙、容易动摇。即使是青齐、汴宋之间，燕赵一带，向西到秦、向北到晋的这十几个郡，哪一个能整整一年终无事端呢？但只有江南还保存完整，江南又只有闽中保存得最完整；建宁在闽地，又称为完整的郡，大概越往南越偏远，越偏远便越安定。像这种地方，即使派一位长者去，凭他的才干也能治理，为什么一定要张君去呢？像张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在青齐、汴宋之间，燕赵一带，秦晋边境，正如病人患瘧疾而遇到仓公，腿部苦痛而得到利刃，难道不是最合适的吗？张君是蜀人，具有才略，性情慷慨，曾任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京一带的缙绅大夫，大多称赞他。我到南京后亲眼见到他的作为，他以国家便利、人民利益为主；那些潜伏的奸邪和积久的弊害，自从张君任职之后，就像清除腐物、置于冰上一样，蚊虻也不再靠近。假如张君能够掌握专断的权力，据守要害冲要，不让州府限制他的志向、束缚他的才干，那么他所兴办、创建的事业，就应当同古代豪杰并驾齐驱。他本来足以与古代豪杰并论功业，却让他只守一个郡，不能显出张君的奇才；如今又调往一个安定完整的郡，恐怕更加使他的才干消磨了。所以我特意写下这篇文章，造成一些波澜……【原文有缺损，句意未完。】……有所见解，我又能把张君怎么样呢？先王辨别官职、考察人才，由来已久。祖宗时，有的从御史升为都御史，有的从郡守转任六卿中的长官，这类事往往都有；他们本来认为这样安排是适当的，其他情形就不必说了。近世任用官员，依次排列，如同贯鱼相连、层层累薪；次序不到，便不能进用；年资未满，便不能升迁。即使有贤能的人，怀着拯救天下的志向，具有批驳、捣击弊政的能力，也只得约束自己、迟疑退缩，不敢自我施展，实在是受到调任制度的限制。所以贤能者有的到老年白头，才升到高官；等到那时，身体已经衰老了。从前十次举荐十次都合适，如今五次也未必能有一次；如果把这种情形当作真正的声名，难道可以吗？所以时机已经过去，种子即使是后稷所播，也不会生长；年老了，官位即使升高，即使有贤能者，也很少能够建立功业。张君正当壮年，能够冲破资格的限制，足以为之扼腕……【原文有缺字，句意未能完全确定。】耐得寒暑，忍受饥渴，大概是四方的士人。如果不趁着时机，重用他的权力，使他建立强大的功业，反而只让他像庸常众人那样一点一点晋升，我担心他的功劳累积起来还未被看见，老年就渐渐到来了。张君辞别同僚前往建宁，他的八九位同僚只是微笑着看张君、对他发笑。一天，他的同僚凤竹徐君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问徐君为什么发笑，徐君默然不答。我对他说：‘如今张君升任这样的官职，并且已经任职多少年了？’徐君说：‘任职已经满六年，本来准备考核，却遇上了这件事。’我惊讶地叹息说：‘南道如虎，升官半个府，这话并不是虚言啊。’ 【人们以得到安定完整的郡为喜，他却反而因为得到这样的郡而惋惜；这种显著挺拔的声名，可以作为任用官员的鉴戒。】《明文霱》卷之五 ●《明文霱》卷之六 武林刘士鏻羽石父评选 序六 ◆序六 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 送大司马凤泉先生归宜阳序 赠唐大夫幼贞出守广平序 送彭通判致仕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二 送翁丹山参议贵阳序 赠吴宣府序 赠李长公序 马太史孟河东封序 送袁履善郎中谳狱广西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送中丞陈公抚填河西序 赠王元美按青州序 贺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送张幼于之金陵序 赠李于鳞序 送张有功尚宝左迁淮运序 送郭侍御子静左迁永安令序 赠袁抑之给事迁福建按察佥事序 送浙江右布政使华亭莫公予告序 《苎萝西子志》叙 赠穆太公序 赠杨凭序 ○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 王维桢 王维桢说：我曾经走过平凉境内，知道平凉苑马寺的事务。平凉处在重重关塞、重叠山岭之间，出巡的使者很少到来，寺中事务十分简少；又有几位大夫共同管理，因而更加清闲寂静、幽僻空旷。每天早晨按照旧例集合行礼，在衙署中命人安排座位、叫人沏茶；茶喝完便行礼退下，各自私居关内，吟咏、闲卧都很自在。兴致来时，便相约登临崆峒山，饮酒赋诗；像这样悠闲自在，通常成为常态。然而有志之士和劳苦之人，往往都不乐意去那里；即使去了，也想着离开，好像掉进坑中、溺在水里一样。如果说地方偏僻、俸禄闲散，仿佛隐居的丈人，那么寺中少卿柳滨，本来就是世人所称的有志之士和劳苦之人。他从辰州才升任现在的官职，从姚安才改任辰州，从部郎才出任姚安；而他开始突然兴起，则是从我华州学校开始的。他做官总共五次升迁，历时二十年，难道不可以称为有志之士和劳苦之人吗？评论者都说，这次升迁并不是先生乐意就任的；但先生赴平凉、经过华州时，却没有不高兴的。王生因此敬佩他、祝贺他。先生掌管苑马，于是我就谈马，把这篇文章送给他。没有比山更险的，越过山岭要靠马；没有比天下更远的，到达远方也要靠马。所以马是能够克服险阻、到达远方的。选择地方而行走，不承担险阻和远途，即使毛色奇异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有这样一匹马，向西越过河水和华山，向北踏遍幽燕，向南饮水于滇池，旋即越过七泽；赤色汗血流淌，快足飞驰，影子掠过四方，也不感到疲惫。这种骨力和气概，难道能够经常具备吗？然而又有平坦的道路和宽平的坂道…… 让马争着奔跑；文饰的车辕、绣饰的车毂，让马争着驾驭；束脯和石粟，让马争着进食；仙人仪仗和天子的马厩，让马争着进入。烟水弥漫的山坡、苍茫辽阔的原野，马低头甘心承受，从不悲鸣。由此看来，竭尽力量任人驱使、以贞正的志向安于所遇，不只是君子有这种情形，马也有这种情形。先生笑着说：‘唉，允宁是在谈马，实际上是在说我。我是个疲倦的游宦之人啊，如今到平凉，正合我的心意。’王生又谈驾御说：世人称造父为周王驾车，驾着八匹骏马，每天行驶千里，周游八方，人们都感到惊异。八骏难道真能一奔驰就走完千里吗？只是驾车的人节制它们的缰绳，调节它们奔驰和徐行的速度，察看它们的休息和疲劳，不耗尽它们的才能，所以才能到达千里。大约行一百里休息一次，行一千里休息十次，于是能够周游八方。急拉缰绳、猛抽鞭子来求快，必然要力竭而倒下。因此解下车旁的马、停下玉饰的马勒，让马休息蓄力、保养健壮，是驾御者的方法；置身闲散、储蓄精力、等待升迁，是官家使用人才的法度。先生又笑着说：‘唉，允宁是在谈驾御，实际上是在说我。我是个疲倦的游宦之人，哪里能够日行千里？’允宁是我的字。我从年轻时就向先生学习，到现在做到这个官职，先生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在你还是幼驹的时候就认识你，如今你已经在皇帝车驾前任职，并且将要承担驰驱的任务，为什么还忧虑呢？’谈到马，便想到平凉，告辞而去。【行动合乎规矩，游行有度，既不失奔驰之势，又能到达远方，确实不必以迎风嘶鸣、快如闪电为奇。】○送大司马凤泉先生归宜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