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二

译杨慎。《左传》说：从前夏氏正当有德之时，远方诸国绘制各地物产的图像，贡献金属，由九州牧守铸成鼎，在鼎上描绘万物的形象，并一一制作图册，使百姓知道神灵和奸邪；进入山林便不会遇到不祥之物，魑魅魍魉也不能现身。这就是《山海经》的由来。神禹接受玄圭、完成治水功业之后，便承受舜的禅让，以天下为家。于是收取九州牧守贡献的金属来铸鼎。鼎上的形象，就取自远方的图像：山的奇异、水的奇异、草的奇异、木的奇异、禽的奇异、兽的奇异，说明它们的形状，记载它们的生长，说明[缺字]它们的性质，区别它们的类别；凡是神奇而种类特殊、足以惊骇世人、震动听闻的事物，无论是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无论经常存在、偶尔存在，还是未必真的存在，都一一记录下来。大概那些属于经典、可以遵守的内容，都具备在《禹贡》中；奇异而不合常法的内容，则全都备载在九鼎之中。九鼎铸成之后，用来观察天下诸国；各国看到鼎上的形象而加以敬畏。日后使者乘坐轻车往来，各地通过重重翻译进献的物产不断呈献，九鼎的制度本来就会因此成为常规，人们也不会再感到奇怪。这正是圣王使百姓明白、使风俗开通的用意。夏后氏时代，虽然说崇尚忠厚，但文章反而超过了成周。太史终古收藏古今图册；到桀焚烧黄图时，终古才抱着图册逃到殷地。又有史官孔甲，把黄帝、姚、姒以及盘、盂上的铭文都收集起来编成书。这样看来，九鼎的图像，其流传本来就是出自终古、孔甲这一类人。图像称作《山海图》，文字则称作《山海经》。到了秦代，九鼎亡失，只有图和经保存下来。晋代陶潜的诗中说“流观山海图”，阮氏《七录》中也有张僧繇的《山海图》，都可以作为证据。如今经书尚存而图画亡佚，后人依据其中的义例加以推广，又增入秦、汉郡县地名，所以读者对它有的相信、有的怀疑。相信的人只认为它是禹、益所著，却已经迷失了它的本源；怀疑的人于是斥责它是后人伪造的诡异著作，这样说也未免过于武断了。汉代刘歆《七略》所上奏的这部书，文字确实很古。晋代郭璞为它作注释并撰写序文，所说的内容很奇异。这部书能够流传下来，有赖于郭璞和刘歆二人的功劳。不过，它著作的源流，后来的学者有时会忽略，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说法附在书末。神采清朗，骨格丰茂，充满古意。《六书索隐序》。杨慎。我从开始求学的年纪起，就已经喜爱六书之学，以《说文》为枕席，作为折中取正的依据，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远求古义，近取今说，旁搜曲证：《说文》以前，有大禹岣嵝碑、周宣王岐阳石鼓、《吕氏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郭忠恕《汗简》、薛尚功《鼎韵》等古文字资料；《说文》以后，则有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陆法言《集韵》、唐玄度《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徐铉《系传》、林罕《小说》、张有《复古编》、黄公绍《韵会》。郑樵、周伯温、杨桓、戴侗、赵古则等人，对于六书也都有论著，我全都翻阅考察过。我又曾向西涯李文正公、太原乔公布、永嘉林生应龙学习，他们也都以这门学问与我相互切磋。文正公年轻时喜爱周伯温篆书字体的美好，便放笔仿效；晚年才觉察到周伯温的训诂多有违背《说文》之处，本想为后学厘正，却没有闲暇。太原公曾汇集各家的篆书，按韵分类，却没有加以升降取舍；林生也撰有《通雅》《逸古编》，内容广博，却没有裁断订定。我谪居时空闲很多，便取《说文》遗漏之处、各家所长、师友所闻以及自己的思考所得，汇集刊刻成编。书中以古文、籀文为主；至于小篆，旧籍已经记载，我所得不多，因而略去；如果字形相同、解释重复却没有删去，必定还会刊正补充。书成后命名为《六书索隐》，按韵收录，以便翻检。于是重申前面的说法，在序末系说道：伏羲观察图象，画卦而作。文字由此产生；虞舜依据律吕调和声音，音韵由此产生。神农、黄帝以及历代圣帝，作为君主和老师，千[缺字]年来传下这两种教化。到了周公出现，文字便制定成书，诗歌便阐明六义，文教盛盛完备了。古代的名儒大贤，以及后来屈原一类的骚人、诸子百家的文士，没有不通晓这门学问的。秦代的官吏还能够诵读《爰历》《滂喜》，汉代的儿童没有不通晓《急就篇》《凡将篇》的。到了后汉，许叔重撰写《说文解字》十四篇，分为五百四十部，依据《苍颉篇》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于是秦代篆书的全貌大致都在其中；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字，籀文一百四十五字，轩辕、周代的遗迹仍有保存。重文或异体六百二十二字，上面有孔子说、楚庄王说、韩非说、左氏说；下面有淮南王说、司马相如说、董仲舒说、卫宏说、扬雄说、京房说、刘歆说、杜林说、贾逵说、桑钦说、传毅说、官溥说、谭长说、王育说、尹彤说、张林说、黄颢说、周盛说、逯安说、欧阳侨说、宁严说、爰礼说、徐巡说、庄都说、咸宗说等。它汇集古人的说法，不掺杂个人臆见，可以说对小学很有功劳。自从程邈的隶书、史游的草书以及钟繇的行书、楷书出现以后，文字日益讹误。梁大同年间，顾野王撰《玉篇》，共收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他用小楷抄写古籀文字，十个字中有九个发生讹误，这本来就很令人遗憾。唐上元年间，南国有一个妄自尊大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例如把“竹尚少”写成“笋”，把“升高山”写成“杪”。这只是儿童的见解、俳优的嬉戏，哪里值得用来玷污典籍呢？其中有人名义上研究字学，像李阳冰那样，却违背古义、欺骗世俗；陆德明则顺从俗字而讹误读音，这些我都不取。宋代有郭忠恕的雅正、杨桓的博洽、张有的精审、吴才老对音读的通晓、黄公绍对源流的考究；至于郑樵，便是任性妄加驳斥，戴侗则任意虚构，这又是字学的不幸。元代还有熊朋来、赵古则，他们能够窥见班固的要旨，拾取精华、探求实质。至于周伯温这个人，见闻既然浅陋，经学又不通，简直像蚍蜉撼树，又像蜗牛在沙上爬写篆字；字学遭遇的不幸，比戴侗和郑樵还要多十倍。如今这门学问几乎废弃，声息断绝；谈性命的人不过抄袭程朱学说的[缺字]，工于文辞的人也只满足于拾取《史记》《汉书》的冗余词句。拿形声、孳乳之理去考问他们，他们的造诣反而不如秦代执刀笔的官吏、汉代擅长奇觚的儿童，这又怎么能够仰望古人的门墙呢？我因此感到悲愤，想以古文、籀文为祖，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宗，把各家说法中的长处分别注在下面。但年老力衰，精力不足，加上图籍散失、编阅困难，便只能选取其中的精华，保存大要，编成这一卷。真正深于六书的人，请试着仔细玩味它，就会知道其中是会通并发挥古人的学说，而不是在各家之间雷同抄袭。所收的字，希望不要嫌少；它可以成为写作文章、针砭流俗、恢复古义的帮助。所注的义，希望不要嫌繁；它可以用来解释经典、订正正史、考订诸子、汇集文献。有人看了说：“这不过是技艺罢了，至于大道又如何呢？”我回答说：“技艺就是道。孔子所说的性与道，并没有离开文章；只是子贡还没有把它们融会为一体罢了。” 司马子长反而更加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写《孔子世家》，竟说孔子晚年喜爱《易经》，把编联竹简的绳子都磨断了三次。难道他是把孔子当成扬子云，把《易经》当成《太玄》，又把《诗》《书》《春秋》当成《甘泉赋》等四篇赋吗？扬子云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他内心所蕴藏的美好根基，哪里会出自雕虫篆刻之类的小技？又何必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呢？如果一定认为《太玄》是学问的最高境界，而把识字之学视为低下，那么我们的孔夫子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难道也曾经摒弃《诗》《书》、焚毁《春秋》之后，才达到行为不逾越规矩的境界吗？书写成后，我把这些话一并记在卷首。我们同道之中有些人喜欢高深的议论而厌弃下学功夫，听到我的这些话，大概一定会口头反驳而心里赞同吧。

译文辞华美博洽，考据严谨，不愧为作者。《按察李公永慕录序》。李攀龙。李公十一岁时，太孺人去世；过了两年多，赠中书君也去世了。父母去世若干年后，李公考中进士，被授为中书舍人，改任监察御史，又升任现在的官职。然而他每天仍然像赠太孺人尚有所求却不能立即满足她一样，心中不安。人的感情，在十三岁以前失去父母，仍仿佛刚刚脱离怀抱；虽然仍仿佛刚刚脱离怀抱，却已经接近成人，精气鼓舞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显现在爱上，爱显现在悲上，于是便有了悲。人在襁褓之中、亲近父母膝下时，只知道父母是日常常在的；一旦回头看自己孤单，便像是在看父母；看见屋檐、栋梁、几案、筵席，也都像看见父母一样。回顾自己，已经很少有兄弟，无法谋求继承先人的德业，也无法向世人谈说父母的美名；回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回顾从前，又无法预知。事情的情状就不同了。气息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瞻仰依恋之情却能到达；瞻仰依恋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感通之情却能到达。若从气息来说，气息早已断绝；若从瞻仰依恋来说，形体已经消灭；若从感通来说，情势也已经隔绝。这些情形各不相同。一个人不再是襁褓中的婴儿、亲近父母膝下，却仍把父母当作日常常在，这正是精气鼓舞而发生变化的开始，也是李公之所以一经触动便显现悲情、而感情不能随时间迁变的原因。因此，他整天说话，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忧患，把忧患想到父母；整天行事，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祸患，把祸患想到父母，于是言语行动都回顾到父母。李公前往山东、河南按察时，恍惚好像看见父母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因而希望得到贤才，早朝时一定上荐举的奏疏；又慨然好像听到父母的声音，因而希望为蒙冤者申理，早朝时一定上奏辨白的状文。对于被罢免的监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以及所奏请逮捕治罪、处死的某若干人，他无不犹豫踯躅，仿佛这就是父母临命于前；回顾他们，确实是要使他们生存。回顾得真切，便是致使他们生存；如此没有现存形体而能俨然寄托在堂上，正是不必靠粗茶淡饭供养，却能早晚承欢于父母的人。人的精气专一地显现于悲情之中，这种悲情就是“永慕”的意义。人情在年幼时没有能力见到父母，便可能把并非父母的人当作父母来欺骗自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侥幸得到罢了。年老时失去父母，实在无可奈何，只能把这种缺憾任由它存在；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侥幸失去罢了。人在襁褓之中亲近父母，活到十三岁便把父母视为日常常在，那么还有什么不会得到、什么不会失去呢？霜露已经降下，凄凉地踏着它，并不是说它寒冷。自己承受国家的恩宠，并且与国家共享荣宠，却回顾自己仍然孤苦，回顾父母仍然如同尚在，回顾他们的屋宇、栋梁、几筵仍然如同宴饮之时。由此便有了身受国家厚恩，却好像与荣宠毫无关系的人：这正是曾参不愿意用杀牛来奉养父母的心意，也是季路因父母亡故而有负米之叹。李公两次执掌宪台，风范相同。我从远处仰望他，觉得他清静深沉，知道他是一个失去父母的七尺男儿，因而深切地私下同情他。他的言行没有遭遇忧患，知道他把悲情落实在对父母的顾念上，使父母仿佛获得生命；至于李公本人，则言行已经成就，而他的容貌我不能亲见，所以记录下来。这大概就是这部书命名为《永慕录》的缘由吧。文辞涉及最真挚的天性，令人悲恻动心，难道一定要读到《蓼莪》才会流泪吗？《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祝允明。故浙江参政式斋陆先生文量，凭借高尚的德行、深厚的学问、伟大的才华和卓越的见识，在宪、孝两朝之间建功立言。他一生所收藏的书籍极为丰富。去世后，他的儿子乡贡进士安甫汇集编列藏书目录，又把自己已经得到的书一并附列其中，总计经、史、子、集若干卷，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那些自以为高明的人，认为皋陶、夔、稷、契不必读书便可成圣，把收藏书籍看成多余的事情，却不知道书是由道产生的，而道源于天，发扬出来便成为圣人；皋陶、后稷等圣人，是道产生的地方，也是书产生的地方。皋陶、后稷不必依靠书便能成为圣人，但希望人人都成为圣人，却不可能没有书。如今的人并不都是皋陶、后稷，却想舍弃书籍，这岂不是要舍弃道吗？道可以舍弃吗？况且皋陶、后稷的圣德，已经写在《典》《谟》中；孔子删定旧册而成书，既然其中有《典》《谟》，又怎么知道皋陶、后稷当时不曾有书呢？人饥寒时需要食物和衣服，生病时需要药物，富足时需要珠玉和奇玩。食物、衣服、药物用来保全身体，珍宝玩物用来娱乐耳目。一个在保全身体方面明智的人，尚且能够舍弃珠宝，换取食物、衣服和药物，所以稻米、豆类、皮衣、布衣、人参、茯苓以及豕、狗等物都可以兼收。何况在修养身心方面明智、希望与天地玄黄相配的人，都是有才德的人，难道反而应当舍弃书籍吗？所以，世人不都是圣人，而圣人也不能没有书；我不是圣人，便不能舍弃书；不能没有饥寒，便不能舍弃食物和衣服；不能没有疾病，便不能舍弃药物。何况药物使身体存活，即使不肖之人也能因此不死；书籍用来修养身心，身心修养完成，道便建立起来，生命就可以参与天地玄黄之理，即使当晚死去也无所遗憾。这样看来，书难道只是与药物同等吗？所以善于积累的人，若要积蓄珍宝玩物，宁可积蓄食物、衣服和药物；若积蓄食衣药物，还不如积蓄书籍。式斋先生的书，是亲自积聚、亲自发扬的；他的德行、学问、力量和见识所成就的事业已经如此，这样即使赶不上皋陶、后稷，也应当成为他们的门徒了。至于他用这些来教导安甫，安甫凭此增进德行、学问、才华和见识，和先生极其相似；将来所建立的事业，一定会接续前人的足迹、继承前人的声名。这正是积书能够实行、并且最明显的证明。唉，难怪他如此珍爱、看重这些章表文籍了。黄山谷说，士人有一百件事都可以不做，唯独不能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把藏书同藏药相比，难道不是医治庸俗的良药吗？《武举录后序》【嘉靖二十九年】

译王维桢 今年是庚戌年，天下的武士到京师参加考试。九月本来正当会试，适逢虏警传来，有司奉天子的命令暂且停止考试，追逐敌虏。不久敌虏逃走，到了十月，有司又请恢复考试，于是才考试。我王维桢冒昧承当臣瓒所主持的这件事，事情办完，也应当写一篇序。序说：我自从任职史局，得以冒滥考察秘书，抽取查寻往事，看到近来的事情，便深深感叹国家获得国士是多么困难。从前我成祖建都于燕，虏酋迁徙营幕向北，远至数千里，仍然认为他们是肩背之患，出兵穷追，直到向南望见斗杓才回来。那时士大夫把为国尽力看作荣耀，把保全自身看作耻辱，勇猛的气概和英烈的声名震动异俗。正统初年，敌虏又来侵犯，幸赖几位骁将奋勇与之交战，敌虏受创逃走，终于不再前来。延续到弘治、正德数十年间，即使有烽火，也不过像惊电疾风，忽然兴起，忽然消灭；士大夫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于是左手执干戈，右手弄文墨，随时安逸嬉游，每天都有余暇和快乐，这就把自身看得太重了。皇上神武显赫，与成祖相同。嘉靖以来，敌虏何曾敢窥伺关南？近来因为边境侦候稍有松懈，敌人突然拥入，又突然逃窜。那些执掌兵权登坛统军的人难道少吗？最终却没有人摧毁敌人的战车、鞭打他们的后背，这就确实说明为国尽力是困难的。我在铺开卷册品评士人时，便仰天祷告说：哪里才能得到为国尽力的士人并收取他们呢？实在为此感叹。保全自身和为国殉难，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士人却不免走上保全自身这条路，为什么呢？士人有三种败退：不识地形便利、同敌人相逼而战的，败退；金鼓之声已经在耳边，却不能审察利害的，败退；不善骑射的，败退。这样一来，保全自身的士人就多，为国尽力的士人就少了。因此我按照旧令，偏重考察射技：射中多的，即使文章不相称，也录取；文章有才而能辨识地形便利、明白利害，射术又多有命中的，也赶快录取。这样做，都是希望为国尽力的士人能够出现，不至于成为逃跑保身之徒。臣对于君主，就好比手对于身体。手向上可以修整头部，向下可以修整脚部；蜂虿毒虫侵害身体，手就搏击它们、保护身体。臣怎么能只顾务求自保呢？所以即使城垒布满郊野，烽火彼此照耀，我也不害怕；羯奴首领强健，每天磨砺兵马，谋划南侵，我也不忧虑。我所害怕、所忧虑的，只有得不到为国尽力的士人奋勇抗击、争先登城，俘获名王，擒执贵人，接连押送到宫阙之下。假如这次录取的人中真有这样的人，哪里只是宗庙社稷有所倚仗，也是臣的大幸。臣私下见皇上特别留意边疆，想着得到勇猛之士来寄托重任，这件事从未有一天放在心上而忘掉。如今臣所录取的这些人，试验他们断剑割物，便知他们是否锋利；驱使他们办事，便知他们是否贤能。如果稍加任用，就能辨别出来。现在有个在市场上卖珍珠的人，把匣子装饰得很华美，里面却没有珍珠；买者被匣子的美丽吸引，带回去打开一看，便叹息不已。臣害怕录取的人也属于这一类。只愿真正任用他们！只愿真正任用他们！和雅之中不缺乏刻炼，远远看去苍然深厚，咀嚼起来深沉有味。《顺天府乡试录序》（嘉靖三十四年）。王维桢。今年乙卯年顺天府乡试，是我皇上登基以来的第十二科。考试官谕德臣王维桢、侍讲臣炜，都奉皇上的命令来到；同考试官进士臣复、臣溱，知县臣孔墀，教谕臣应、臣和，臣枢、臣梅、臣栋、臣大魁、臣式，都奉聘请而来；监试官御史臣冀、臣俊，都是奉请而来。其他办事人员很多，都是府尹臣耀、府丞臣镗征召来的；臣镗的职务在于提调，主管帘内帘外的一切事务。先来的诸位大臣都到齐了，分开之后各自承担职事。我于是拿来提学御史臣马三才所选的士子，以及诸曹、六馆所选的士子，考了三场，又加以考察选拔，录取其中优异者一百三十五人。士子录取之后，帘内外诸臣才相互见面，于是高兴地相互庆贺说：‘好啊，这次选拔真好！凭借它可以报答天子了。’然而我王维桢反而有所恐惧。如今我亲手抄录此录献给皇上，神色激动，不能稳住脚步，脚步迟疑而不能前进，实在是害怕。我听说，从前士人有才德却不能被有司录用，有司的罪过不可赦免；士人已经被录用而有才德者最终又不能有所成效，有司的罪过也不可赦免。为什么呢？因为有司不明智。譬如栽种树木，先种松柏，其次种桃李；松柏可以成材，桃李开花令人喜爱，却不能抵御风雨，但也不能和荆棘同类。假如不料松柏变成桃李，桃李又变成荆棘，拿这些来责问栽树的人，栽树的人就闭口无言，不能应答。他们当初本来确实曾经种下它们。栽培人才也大致如此，我恐怕自己也会成为这种情况。我是关中人。近来我从关中来，渡过孟津，看见有人把大木材转运到河岸，前面呼喊抬运，后面的人都应和，木材轻快地仿佛飞驰而行。当时即使有齐地的歌唱、郢地的曲调、吴地的歌声、越地的吟咏，以及激羽、流商的乐奏，截云、下尘的曲子，也都没有用处。我因此感叹，认为浮夸的言辞没有实在内容，繁华的外表掩盖了实际。所以如今考察诸生文章，只直接摘取大意而丢弃雕琢辞藻，大概正是从转运大木这件事中有了深切体会。成行以后到了燕赵之间，这就是今天的畿内之地。从前燕赵之间还有很多奇伟豪放、卓异不凡的人；如今那些人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声名还留存着。我于是停步在边境上，犹豫徘徊了很久。即使那些人不能完全合乎先王之道，但他们效忠尽节而不顾自身，尽公心而不徇私情，本来就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今这些诸生，诵说《诗》《书》，称引先王之道，人人都能做到；但假如让他们承担事务，却没有那种奇伟豪放的气概，怎么办呢？我仍然希望诸生能够仰慕他们。如今国家建都于燕，四方奉上贽礼、纳贡的士人，接连不断地到来。他们络绎而至，与各种鸟兽、草木以及百物珍异一同到来，都是御府所剩余的物品。常山在右，辽海在左，地势险固，是造物者设置在这里作为藩篱屏障的。又何况这是国家所拥有的地方；然而最可贵的，唯有有节操之士的骨干和怀抱忠义的内心。将来诸生果真养成节士的骨干，怀抱忠义之心，那么我将仰望其风范而拜倒，并不是拜诸生，而是拜节士和忠义之人。我列在交戟侍卫之内最久，私下得以看到陛下的神明，真是天授的。譬如一天之内，国家的大议有多少，大事有多少，然而事情全都预先明白，议论全都当机立断；各司上奏的疏章得到答复时，都抱着疏章、吐着舌头，认为自己赶不上皇上。如今这些诸生不过是迂腐的儒生，哪里能奉命奔走办事呢？但我私下认为，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所求的范围很广，所取的只是极少。若是这样，我才敢把诸生进荐上去，但最终又担心他们奔走办事时或许落在后面。按照旧例，士子录取之后，顺天府设宴，宴请诸生，诸位执事都在场。我将带着前面所说的话到宴会处，逐一向诸生说明，并且借此劝勉他们；同时先拜见同事，说：‘劝勉如果只是这样就停止了吗？’于是我回答说：‘诸位执事也曾听说乡里父老给儿子举行醮礼吗？乡里父老在客位为儿子举行醮礼，替他准备三次加冠，并把告诫的话都说完了。客人说：“难道还可以再有所增加吗？”乡里父老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从前我父亲给我举行醮礼，本来就是到此为止；如今我劝诸生的话，本来就是我过去从前辈先生那里接受的。”这份录将要献给皇上，我应当写序来引出它的开头，于是谨慎地把事情的始末写成这样。’

译雍容肃穆，端正美好；姚月峰先生推举他为本朝第一高手，果真如此吗？《画史序》。刘凤。图像和文字一同产生，像虫鱼形迹一样；它们的流传虽然分开很远，然而本来并没有不同。即使古代的文字繁多、重大、奇特、深奥，后来才变得简易便捷，绘画从古到今也同样如此。自唐虞以来，绘画施用于黼黻、文章、旗常、鼎彝，作用与文字相杂；而六书中有象形字，绘画又出入其中。周官所掌绘画之事，先有绘画，最后以素地完成，因此绘画之法由此详备；重视文饰而又亲近实用，即使微小处也从不苟且。后代日益衰落，绘画和文字也越来越不能相及，难道唯独绘画如此吗？关于绘画的书，自南齐以来仅仅记载曹、陆、顾、展几位画家。后来的论述者，虽然著作越来越多，但像信陵君门客、宋元君门客解衣盘礴作画、画龙的成庆、大衣冠人物的甘陵图、画美人的作品，在汉代以前并不少见；等到后世看见这些，又为什么很少了呢？难道是年代久远而难以详考，还是这件事本来就卑下，古代能够它的人很多呢？为什么弓、箭、车轮、梓人之类，尚且能显扬其名，而输尔庆、石工之类，到今天却没有湮灭呢？大概保存在图像中的东西容易散失灭亡，只有载入简牍，才因此能够长久流传。秦始皇和海神相见时，左右侍从暗中把这件事画下来；由此可知古代善于绘画的人多得数不清，而想凭此扬名闻达，实在不容易。晋、宋时代有很多名流，魏高贵乡公、梁元帝也以尊贵身份喜爱染翰作画；绘画这件事本来同书法一样，精神超逸出于天性。然而这并不是学习的力量。即使说到位置、形势，粗略地有些方法，而转腕、用指，以及骨、掌方面的技巧，各人都能达到极其灵妙的境界，不是语言所能说明的。因此品评…… 考察画家本人，而画家又受到其时代的制约。唐代也有许多出身贵游的人，如阎左相、薛少保、韩滉、王维，这些人难道是拘拘地吮取丹砂、设置色彩、摹仿别人，便能够擅长一代、获得逸品之称吗？至于在歌咏中见到的画家，他们大多性情刚直、负气而爽迈，所以人们因此看重他们；即使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庸俗鄙陋之辈，能够同那些俊逸雄杰的人角逐吗？到宋代，著名画家比起唐代已经不如，难道不是因为那时的人再没有前代的气象了吗？所以若从工艺看，绘画只被视为低贱的玩弄之技，用来排遣胸中的愤懑，写在笔墨素绢上而寄托于千载；喜悦、惋惜、愤怒、郁结、悲伤、忧愁，都显现出来，那么就不必再论哪一代，都是可贵的。如今关于绘画的著述，从谢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释彦悰、道醇、景玄、若虚等人起，不论几十家，都标明优劣，评论工拙，考核品类，核验名实，并且记载题目，叙述幽深奥妙和笔法传授，应当看到的古法都具备了。我闲暇时便把它们汇集成一编。唯独当代名家，虽有人论述，却还不足以供人遍览，因此一并考核他们的事迹，略加删削，以此看见古今的变化，实在值得深深感慨和惋惜。只是我的力量不能收藏全部作品，又偏僻浅陋，不能尽观古代名画，辨识谢赫一派的流别而分上下等次；那些散落在人间的作品，最终总要归于消灭，只有这部书或许可以略微保存它们吧。骨力凝重厚实，即使只是小景，也具有精严强劲的气象。《刻韩非子序》。刘凤。《韩非子》这部书，学者大多拥有。太史公知道韩非悲叹游说的艰难，却不能免于自身遭遇。韩非的言论，足以使他送命罢了，还怎么能责怪别人呢？当初韩非和李斯一同学习，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后来李斯在秦国显达，韩非也求得进入秦国。一个巢里容得下两只雄鸟吗？这样做难道想免祸吗？况且韩非所说的智术、能法之士与权重之臣不能两全共存：能够因宠爱而过分、因欺骗而获罪的，就用公法杀掉；不能因宠爱而过分、因欺骗而获罪的，就用私下的剑逼迫困穷。李斯难道不是权重之臣吗？韩非在几句交谈之间，便想矫正他的实情和行为，使他退下；李斯又怎能不发泄怨恨而暗中忍耐着去做呢？所以韩非是苛刻核察之人，连自身也不顾；他论述进说者的心情，虽然周备，却只是等待君主的意向，用自己的说法去迎合，这反而使君主怀疑他，不敢轻易任用他的说法，实在危险。他说君主身边的人全都不是伯夷，却同愚昧不肖的人讨论贤能智慧，这是明白地向群臣树怨，却不为自身谋划，实在危险。他说君主驾驭臣下，应当操持法术，像捆束湿物、驾驭奔马一样，实在危险。他深入地说，君主应当用自己不信任的人去防备自己所信任的人；凡是被派去防备的人，就是应当防备的对象，实在危险。他说君主失去一个臣下，臣下就能得到百姓；上下之间只把抢先发难作为要务，实在危险。能够察见极隐秘之事，谈及君主所忌讳的一切，都是可怕可忌的事；韩非把这些都说尽了，想要保全自己就难了。所以概括韩非的学说，就是使君主把臣下看作严峻的敌人。即使是非常骄纵怠惰的君主，只要听到这些话，也没有不恐惧的。恐惧就会思考，思考就不敢把权力交给下面的人，使他们专擅蒙蔽自己；这大概就是韩非学说的作用吧。因此，所谓名法家的言论，大体能够使君主内心强硬，忍耐克制；君主更加猜疑，不敢自恃臣子的恩德，臣子蒙受的恩惠浅薄，而遭到疑惧防范的痕迹深重。它有因苛刻而失误的地方，却没有因懦弱而受蒙蔽的地方，这正是名法家的长处。如今玉制酒杯极其贵重，但如果底部通漏，就不能盛酒；瓦制酒器虽然低贱，如果不漏，人们又到哪里去倾注浆液呢？所以王道就像玉杯，而不能像刑名之术那样容易见效；所谓无底，便是说不能因为尊贵就徒然贵重而无用。商鞅、申不害、韩非三人，大体上使用同一种术，只是申不害用在韩国这样的小国，却能终身使国家安定强盛而没有祸患；商鞅虽因自身覆亡，而秦国终于日益兴盛。韩非却只是凭几句话，便足以遮蔽申不害、商鞅、韩非三人的空泛言辞而已。唉，这难道也是遭遇与不遭遇的不同吗？然而韩非是韩国的孽子，最终却想覆灭韩国；他不致力于筑成国家的屏障，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商鞅是魏国人，曾欺骗公子卬并把他俘虏；由此推论他的心术，本来就不如吴起、乐羊。他既猜疑君主，又轻视自身，这种术的弊病达到如此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惜申不害的书早已散佚，所以申子我无法见到；若能见到这两人的著作，也就可以明白名法家的利弊了。刻入幽深隐微之处，应当使后人留下材料，使神明畏惧而不敢显现。《武举录后序》（万历二年）。

译许国。臣不才，蒙受过分的恩宠，以校书之职侍奉皇上于东宫。皇上登极以后，我又承蒙恩典，任至今日官职；备任讲读之职，正逢时局安和，北胡守塞，南粤报功，天下安宁。皇上每天临御便殿，陈说经史，请儒臣诵读并讲说其中义理。臣曾随从于末行，进说汉文帝顾问冯唐、抚髀谈论颇牧的故事。退下后深深思考，南北稍微安宁，在成周时代，便是桑土之时。假如皇上问我：‘你只管像汉代冯郎那样举荐你所知道的人。’那么臣将把什么拿来回答呢？这年秋天，兵部请考校武举士子，皇上命左中允臣应期和臣一同前往。臣是个迂腐儒生，不足以奉行指使，但私下又庆幸汉代有冯唐，他没有别的功劳，只因举荐了一人而恰好合宜，史官便记载了这件事。如今臣奉命考校天下武士，看看比冯唐所举的多还是少。士子写完策论，按其优劣进献，像旧例一样。臣亲自拿着名册，反复看了三遍，叹息说：这些人中，哪里能够全部有颇牧那样的人并让他们效力呢？我听说弓要试过才知道强劲，马要试过才知道良好；士人的能与不能，不可以只从空文看出。假如魏尚没有在云中受试，怎么知道他的才能？如今臣把众多士人进荐，也姑且认为这几个人人人都如颇牧；将来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为，我又怎么能保证其中有十分之一是颇牧呢？为什么呢？冯唐是先考察而后举荐，臣却是先举荐而后考察。士人的得遇与不得遇，本来有命运的成分。汉文帝因一句话便恢复云中太守，听取意见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至于李将军，皇帝亲眼见过他冲锋陷阵、攻破关塞的才能，却没有任用他，只说：‘可惜你没有遇到时机。’所谓时机，是君主所造成的；既然这个人不得遇，那么还有谁能得到机会呢？世间那些沉着勇猛、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往往隐藏在民间；即使是世家子弟，怎么知道不会有像李广那样才气无双的人呢？在他尚未得遇时，人们本来从未认为他奇异，只有士人自己知道自己。如今每隔几年搜求武才，和科举大比一样；士人即使质朴少文，只要能够挽弓、驰马、带着策书到有司面前进见，稍稍显出骑射的长处、通晓孙武、吴起的学说，就赶快录取他。假如猿臂之人恰逢这个时代，必将昂然成为举首；国家又有什么对不起士人的呢？古人说，君主以国士相待，士人便以国士报答，这不过是市场上的交易之道。众多士人平生所自许的报国之志，究竟是什么呢？历代朝廷休养士人，使他们在其中生息，宽衣缓带，任从自己的爱好；戴貂蝉之冠的贵族、捕兔之人，都可以低头修业、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不因为不专意于文才而稍有不足。天下太平时，士人拍掌谈论疆场，难道不会慷慨激愤、振作奋发，暗自依附于先忧后乐的志向，想要在南方消灭叛乱，在北方平息祸患，有拔剑请缨、吞胡蹈粤的气概吗？名册中所记录并献上的士人都具备了。只是到了临事之时究竟如何罢了。如今不只是士人希望得到时机，有司也希望得到士人；李将军没有得到汉朝的任用，而士人却在当今时代得到机会，这就是相逢相得了。若据此继续下去，果真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尽力，而不食言，这就是有司遇到士人了。臣怎么能预先知道呢？史书称李将军言语谨慎质朴，不能善于措辞；假如让他坐着执笔，或许不如众多士人。然而他身为二千石官员四十多年，家中却没有余财，他的忠实之心取信于士大夫，不只是因为勇敢。云中太守上报的首级数目不合规定，虽属误犯，按理应当受法；但他以家中子弟之力奋战，所击败的敌人和取得的功劳也足以昭示天下。如今武臣的忧患，不只是软弱怯懦、观望不前，还在于贪污财货、冒领功劳。贪污财货，就会掠取下属；冒领功劳，就会欺蒙上级。这两件事足以扰乱忠实之心，消磨慷慨愤发之气，夺去他们平生的志向。臣希望众位士人警戒它们。皇上神武天授，哪里还用谈汉文帝？近来因为四方稍有警报，皇上督责各位大臣，在帷幄之中勤勉不息，心意从未忘记疆场以外的边事。今后正是众位士人效力的地方，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战胜的功劳。不要贪污财货、冒领功劳，这些话怎么能说得简略而尽呢？应当以自身接受任用来实践它，不要以自身去触犯法律。倘若将来有人按这份名录来讥刺我这个郎署长，说我一举荐就恰好有一人合用，而如今数十次举荐却没有一次合用，那我就害怕了。幕府分派军队、遣将出战，军正一定会追究实情，以便事后据此考核；有成效，就是功劳凭证，没有成效，就是罪责凭证。臣进荐众多士人，士人有才能，臣便承担责任；士人没有才能，臣也无法推卸责任。如今既然已经任用，获得功劳的凭证只在众位士人；不能任用，获得罪责的凭证也只在众位士人。臣现在把这篇奏状上呈了。立言可以作为典范，至理之论成为规范；无论执掌兵权还是手持锥笔，都应当把这句话反复诵读。《古今法书苑序》。

译王世贞 伏羲画出八卦，人的文明由此萌发；圣人取象于夬卦，以代替结绳记事。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充分泄露了其中的神妙，于是析分六书，指出事理，象形；又有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旁出各种异名，用来考察百官、治理万民。赫赫的六经，正是有所凭借、有所验证。第一篇叙述书法的源流：仓颉所造的古文，省略以后称为籀文，在意义上没有违背；籀文再省略，成为小篆；到了秦代，隶书兴起，于是有次仲削减篆书笔画的八成，保留其中二三成。三仓之后，秦隶又省略成为汉隶；隶书形体圆转，而今代又稍加修饰，使之丰润华美。钟氏书法散为章草，竖游创制的草书，以伯英最为突出；伯英将草书推向极致，穷尽变化和姿态，今草便在增损之间完备。草、行二体，不流于滞塞，观赏性日益减弱，实用性日益接近，然而又远离了书法表达的本旨。第二篇叙述书体。用笔方面，天赋予它流动之美，地赋予它含蓄之美；阴阳既已生成，便建立起形势。有物象便有法则，形体和法则一起达到极致；舒展却不松慢，紧密却没有边际；骨力总胜过肉丰，法度便符合意旨。第三篇叙述书法之法。汉史设九品以品评人物，肩吾以此为准则，怀瓘沿用它，以品评长文；后来又有人详尽论述。即使不尽皆见知，其可贵之处在于尊重前人的见闻。第四篇叙述书品。籀、斯、邈，元常、伯英，都是最早突出的书家；到了右军，便集书法之大成。献之的书法雄武秀美，蔡邕则平和清朗；唐代如《国风》，宋代如《黍离》。没有君子在位，这句话正可用来评论他们。第五篇叙述书法评论。丑陋之流的议论，起于萧梁，参以袁昂；后来众多论述更加详尽。无论萧衍还是米芾，纷繁得无法计量；以形似求取其中的道理，其中含有抑扬褒贬，好比涂脂抹粉，却又看见了雌黄。第六篇叙述书法评论的……。崔瑗、张芝如玉般光润，逸少如金般珍贵；又涉及钟繇、索靖，光辉灿烂。艺术林苑中的书法，能会于眼的只是中等，能会于心的才是上等；真正会于心，便会产生嗜好。下等的只传入耳朵，连城之赏也可以求取于天子；中等的十家，也抵不过上等的一片纸。第七篇叙述书法的价值。临池学习书法的人，历代使书法不至灭亡；其妙处达到入室，其次达到升堂；有的远隔藩篱，有的近窥宫墙。有的歌咏追述八法，有的赞叹前人的遗迹，传播为声诗，铺陈成文章；像少陵、昌黎那样的人，对书法事业也有光彩。第八篇叙述文章，第九篇叙述诗歌。右军清正纯真，却被书艺遮蔽了本色；为什么载入国史时只有赞语特别称道‘制心慕手追’？千百年来人们心慕手追，僧虔记载简略，彦远广泛辑录，宣和分类罗列，直到陶氏才完备地叙述书法传承。第十篇叙述书传。绢帛纸素不能凭借自身流传千秋；书迹在人间流落而无人收藏，只有右军文字被珍藏于玉府，于是汇集起来，免遭劫难和兵火。能够保存下来的，不过如河图、天球罢了。第十一篇叙述书迹。往昔大禹铸造九鼎，以及细小的钟器、蛟脚、鹄头等字形，紫金熔融，商代质朴，周代文饰，刻画雕琢；大篆、小篆都从这里取法。第十二篇叙述书迹中的金文。大禹既在岣嵝山刻石，周宣王又有岐阳之狩，秦始皇有峄山、琅琊刻石，稍稍改变前代旧迹；受禅、劝进等文书又开启了后来的隶书。然而想到太丘为了廓清中原而接受征召，想到受征西将军之命的人卧病三日仍不忍放下书卷；兰亭之争论聚集，淳化阁法帖之争竞相构成。七尺之民，不用腿也奔走相传。第十三篇叙述书迹中的石刻。子墨客卿氏说：世上能够尊重书法的人，认为它是六义的精华，光辉啊，仿佛与日月一同明亮；它像山岳耸立、河川流动，像飞走、夭乔的万物一样有生命吗？那些急于学习书法的人把它等同于豆菽、粮食、布帛，又会说：文字相同的作用，可以遍及中国并施行于蛮貊之地吗？而轻视它的人，难道只把它看作一门微小的技艺吗？难道有人终身耗损精神，却对时代没有益处吗？这些说法都不对。第十四篇叙述《古今法书苑》。学习《史记》《汉书》的叙述和赞语，龙翔凤翥、铁画银钩的姿态全都具备。《戚将军纪效新书序》。王世贞。闽中的汪中丞派人来告诉我说：戚将军用兵如神，他所著《纪效新书》，您难道不能说几句话吗？我从前曾跟随王宪使讨论过戚将军用兵的情形，曾说：‘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已经如此；又善于使用众多兵力，已经如此；又善于利用失败，已经如此。’至于说戚将军善于利用胜利，则是这样：朝廷自从开始急于处理海事以来，调动天下的力量去压制东南海患，大体上十名越地士兵还不能换取一名倭寇；而戚将军从低级武官起家，统率一千多名乌合之众，攻入敌穴，斩杀消灭敌人，就像割除野草一样。先不论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如今各边的大将，所统兵力不过三千人，势必不能再有其他作为；唯独戚将军任大将之后，统率至数万人，他的精神所提挈、平衡、灌注之处，令人凛然如同出于一人，肝胆相连，这更不用说善于使用众人了。戚将军所派出的士卒，有时不幸偶然被敌击败，报告失败，戚将军却更加整治军队而神色自如，往往利用敌人的破绽，诱使敌人懈怠，等他们出现松弛，便暗中鼓舞我军士气，突然发动进攻，以成就大功。所以戚将军的失败往往是胜利的开端；而其他将士见到小胜，志气便稍稍骄溢，见到大胜，志气便大大骄溢，每天拥持鲜明的兵器，夸耀胜势，轻视部下，部下也争相说些逢迎的话取悦上级而贪图安逸。因此他们的胜利往往成为失败的开端。戚将军却更加整治军队而神色自如，即使不幸敌人取胜，也不能凭胜势压倒我军；即使我军取胜，也…… 敌人也不能凭失败扰乱我军。如今戚将军从低级武官起步，多次升迁至大都督，佩两枚印信，跨辖三道，大小战役可数十上百，杀敌俘虏以万万计；若说东南名将，没有谁能和戚将军匹敌。于是他拿出一部书交给我说：‘这是我所著的《纪效新书》。’我得到后读它，全书共六百卷？从编组队伍到水兵篇，共十八篇；精深之处揉合而无间，运用时无形，像庄生的谈说一样精微；粗浅之处教人技击，按营垒分置水陆，细密而条理完备，像陶朱公经营生计一样；赏罚明确，章程确定，考核严密而果断，像韩非论难一样；刺探敌情，隐蔽出没，神出鬼没，像季主、君平的先知一样。我于是起身叹息说：戚将军如果得到朝廷真正任用，向北染红虏地，洗涤海疆，封狼居胥，取得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难道他只能在东南发挥作用吗？我曾经奇怪，汉武帝时，攻下朝鲜，扫平滇、笮、瓯、闽、南越三越，转眼之间便完成，仿佛举手捕蝉；最难的还是匈奴，而大将军、骠骑将军凭轻骑深入大漠，多次取得胜利。这难道全是天幸，不至于缺乏粮饷吗？然而太史公为他们作传，只记载俘获敌人、封户受爵等事，其他大略而不详载；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凭文章才华奇绝天下，不愿让武士看见自己的长处吧。等我读到汉武帝想用孙武、吴起、穰苴的兵法教骠骑将军，而骠骑将军不肯接受，说‘我不至于要学习古代兵法’时，又看到他只说‘看谋略怎么样’，这才知道骠骑将军和大将军的微妙之处。他们本来长于技击而短于兵法；假如他们的成功不全靠天幸，那么后世凭什么看出他们的才能呢？至于孙武、吴起、穰苴、韩信、诸葛亮等人，发掘自己所藏的道理，写成一家之言，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深微的旨趣和奥义，往往使披甲戴盔的武士看了却不能下笔，使善于执笔的人能够学习却不能运用；仅仅拘拘地施加名实、空谈名理，难道就能废弃戚将军的书吗？虽然如此，兵法是阴谋之道，却把它公开说出来；俗语说：‘我能前往，敌人也能前往。’戚将军难道没有稍稍隐藏自己还未说尽的内容吗？将军名继光，是东莱人；中丞名道昆，是徽人，他在闽地的功绩与戚将军共同取得，又掌文章之柄，急切地想借我的话显扬戚将军。王宪使名道行，不了解戚将军，却唯独谦逊地称许戚将军贤能；这几个人都值得书写。尺幅之内已经具备六花、八阵；如果一定要借口阴符，恐怕反而会误了赵括一类的人。《重刻吕氏春秋序》。

译王世贞。《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所著的书。书写成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的市肆上，说：‘有谁能增删一个字，便赏给千金。’最终竟没有人能增删一字。这部书如今流传颇广，但由于刊刻流传已久，不可能没有讹误。云间的宋光禄邦、徐太学益孙等人共同校订，重新刊刻，又向我询问序文。我读它时，没有一次不是掩卷三叹。穆叔把立言列在三种不朽之中，执笔作文的人似乎因此稍稍受到压抑；然而子桓以雄豪之才在鼎革之间创立事业，却不自以所有的功业自矜，而把经世大业和不朽盛事全都归托于文章，他确实看到了其中的道理。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之子罢了，运用买卖子母钱的办法，暗中在秦国活动而得到志愿；把整个秦国握在股掌之间，挟持它的强力向东，像切瓜一样分割天下，位居相国，号称仲父，爵为通侯，食邑十万户，他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然而他却勤勤恳恳地想写成一家之言，同诸儒生争胜，割取后世的声名；这样还不够。庄生本来不屑谈论吕不韦；庄生的见识，达到要齐同生死、消除物我界限，把一切有所作为的痕迹都归为空无，却也勤勤恳恳地想写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估量自己在文辞上不到精工之处便不停止。所以古代所谓立言的人，没有不把声名作为使者的。况且以吕不韦的诡谲狡诈，难道他果真参与了道术吗？他的门客又一味追求奇异权变。他们把古今著书的人相互推崇，混杂在鸡鸣狗盗之徒中，虽然间或采撷圣贤的长处来文饰它；但即使整夜安静思考，把他们的言论拿来验证他们所做的事情，难道没有污浊羞惭、汗颜惭愧的地方吗？只是他们机巧的心思一发动，触及事机便形成机巧的言论；在苛刻剖析上类似申不害、韩非，在机辨巧诈上类似张仪、苏秦，却又有许多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合在一起，这本来就是他们常有的情形。再说，吕不韦所谓赏赐千金，不过两次罢了：一次用来使秦王耳聋眼瞎，割取秦国的大权；另一次用来使一代士人耳聋眼瞎，割取自己的声名。声名虽得到却又险些失去，虽失去却终究略有所得。吕不韦本来就是商人之子，但也确实雄奇啊。宋先生、徐先生和他们的二三位同道，都能写文章，嗜好古学如同口渴，仰慕先圣；他们不因人而废弃其言的原则，把这部书刊行出来。所谓阳翟商人喜欢美色…… 芙蓉从污泥中开放，只管采摘芙蓉便是，污泥本身就不要追问了。抑扬顿挫都具备击磬、控制、纵送的技巧。《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王世贞。自从我成年便喜爱谈论诗歌，和我在海内交游的豪杰俊秀，没有不以诗作进献给我的；随着年岁增长，我逐渐看到了他们所论著的作品。诸位豪俊很得意地推行自己的诗作，很少有不来请我写序的。我不能写得工巧，又不能逢迎，使人人都称心如意，以致他们感到为难而想辞去请托，几乎要焚毁笔砚。最后，我才为胡元瑞的《绿萝馆诗》作序。元瑞说：‘你可以肯定的有一件事；我最遗憾的有两件事；我不能责备你的也有两件事。你很幸运，而我却拿自己的破扫帚来求取你一句华美的评语。可以肯定的是，你会答应我，并立即把恩宠施给我；不可知的是，我一旦得到你的赞许，最遗憾的便会是我虽晚年仍有幸遇到你，却不能终身享受你的恩惠，使后世怀疑我们在不同时代并不相称；最遗憾的是，你过分赞许我，而我竭尽脚步去求得实践你的赞许，不能不接受你的弹劾，我将惶恐地把你当作磨刀石。你认为这两件事怎么样？’我于是对元瑞说：‘不要急切催促，请暂且停下来，让我替你作序。’我认识元瑞，是通过我的弟弟余仲，不过半年；元瑞把诗作拿来，我每次看见都不免三击节而叹息。上天并不吝惜给人以才华，可人偏偏只取平凡的；元气流行，本来没有选择，却有人取其混浊、怯弱和软媚。古人并不向后人秘藏法度，而后人只取其中下等的。上天又没有吝惜把声色供给我们的诗歌。然而声音取其……的嘶哑，色彩取其黝黑……的部分；形象只求我所接触到的，我却淘汰其中精纯英华的；情感……它的曲折……庸人自己……鄙陋琐碎……上天又何必……？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凡是不出自我肺腑的东西，我都不以它来作诗，却有人凭这些作诗，还向人宣称：‘我善于作诗，我善于作诗！’这究竟算什么呢？元瑞天性高远而气势充沛，形象必定同意旨相称，情感必定使法度畅达；吟诵它，声音合乎宫商，能够穿透金石；观览它，色彩胜过星汉，能够舒展如云霞；拿它同开元、大历的诗格相比，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余仲说，在我以前的作者中，气势涵容洪大而又兼有纤细、同造化并行的，我推重献吉，但不能不承认他有渣滓；绝尘而行、凌空而上的，云气灿烂，我推重昌谷，但不能不承认他轻佻；鸣鸾佩玉、万象从笔端咳吐而出的，我推重仲默，但不能不承认他孱弱；雕琢羽翼、推陈出新的，我当然推重子业，但不能不承认他急促；鞭风驾雷、把险峻推到极致的，我当然推重子相，但不能不承认他疏略。如果能够融会并超越这些长处，也许就接近完美了；但在元瑞身上仍时时可见独到之处。在我以后写作的人，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了，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了。用今天的作品来验证，为什么竟然如此契合而没有差错呢？不久又有子规传述昔日鞠武的话，说田光：‘智慧深沉，勇气沉着；不深就不能幽玄，不沉就不能坚实。深入沉潜而后出之自然浑成，完成时纯粹无瑕，好比高明的工匠雕琢器物却看不见技巧，好比美玉在夜里发光而磨灭了雕琢痕迹。’这部诗集大概已经开始具备《三百篇》、西京、建安的美好传统，但还没有达到终点。你们的地方长官有器重你的人，便请他刊刻这部诗集，并把我的话拿去作为质证。这是尊贵的题字，格调高雅，声韵端正，足以和君子的听闻相合。《尺牍清裁序》。

译王世贞。书信，是辞令文告一类的文体。从前春秋时代，使者往来，车毂相接；即使在箭矢飞扬、刀刃交错之下，也不能废止彼此酬答，言辞娴雅婉转，令人读来可餐。所以起草、润色并不出于一人，谋划于野外、整治国家，以此为首要事务；然而出使边疆、随机应变、制定策略，往往寄托在行人的口中，不取决于载入书函的笔端。离开这些而专门写书信，文章便郁然兴盛，作用也很大。所以用箭射中聊城，百丈城墙便自行崩摧；奏章送到秦庭，千个钱袋全都返还。司马迁在毡帐中舒展胸中郁结，子长在蚕室中扬弃湮没的声名，实在是因为它能够舒畅人与人之间的情怀，发抒今昔积蓄的情感；有时扬举幽暗沉沦之人，有时折断疑虑犹豫，有时诱导趋向、开启蒙蔽，有时解除诅咒、沟通婚媾；凭寸管便能驱使仪、秦，靠尺一之书就能倚重山丘。思想一动，便如江河奔流、泉水喷涌；辩才一发，便如云气蒸腾、电火闪耀。它是多么盛大啊！然而这些书信有的气势从容，如大乐章一样宏阔；有的汪洋恣肆、文采丰盛，像雁飞越云路却担心道路遥远艰阻，像鱼藏在狭窄水波中而把沉浮交付给水势。也有黄麻纸、薄纸封缄，以苏合香固封，用蜡涂饰；数行文字绚烂，遥传千里，积蓄寒暄问候之情，专门表达慰问；一件小事寄托一段情意，毛笔代替舌头，墨笔代替面容，醉后淋漓的笔墨和微妙含蓄的言辞，写出它的色泽，明亮如隋侯之珠忽然投来；寄托情怀，袅袅如春丝不断。因此即使河岳变迁，情谊也会像漆胶一样更加凝结。反复徘徊吟咏咀嚼，情事更加绝妙；明月婉转地依傍胸怀，白云停住而不飞去。这就是晋代宾客玄谈的深远情致、齐梁纤细言语的极致规范。西蜀杨用修，年轻时游历金马，晚年戍守碧鸡，倾尽浮提之玉壶，燃起太乙之藜杖，捕鱼、种艺、打猎、稗官杂记，积累了多年，于是汇集成这部书。全书共十一卷，命名为《尺牍清裁》。有的因原本寂寥而增补，有的删削繁杂堆积；凡是在《文选》等书中已经见到的，就不再重复收载。精美与粗砺并存，好比谢氏的碎金；玄圃山玉石峥嵘，遮掩了琅琊群玉。有人把它拿来给我看，我很赞赏它，只可惜其中时代、姓名往往有错误，遗漏的典籍也不少，于是略加订正，仍然增补修葺；又把自唐代以来直到现在、辞语接近雅正驯顺的作品附在后面，于是成为二十四卷，收藏在匣中。唉，古代典籍已经久远，清美的风范多有隐秘；陈遵惊动座上宾客的十吏递相供给，刘南昌的百函一齐发出，这些都流传照映前史，成为美谈，如今全都没有了，何况更次一等的呢？我既然惭愧于只见豹之一斑，怎能免得有鲁鱼之误？这不过是由于中郎极其偏爱王充的论述，也不过是卿家子云足以覆瓿的著作罢了。说这篇文章逼近六朝风格，并不是这样；它只是有唐代的外貌和宋代的骨髓，外貌不像唐代便不工整，骨髓不像宋代便不畅快。《宗子相集序》。王世贞。唉，这是广陵宗臣、字子相的诗文集。武昌吴国伦为它作传，吴郡王世贞为它作序说：从前建安年间，曹氏二人如龙奋起，公干独树一帜；到了潘岳、陆机，文采繁衍；太冲修饰质实；沈约、宋玉辞采绮丽；必简气势峻拔；李白、杜甫并驾齐驱；龙标又脱颖而出。古代在辞章方面的豪杰，往往志趣有所相合却不肯屈居人下，气质有所不相投却能相互为用，这难道全是人力造成的吗？大概也有造物者深微的旨意。此前我和李攀龙字于鳞在燕地游历，子相果真带着吴国伦和天目徐生一同前来。子相才高气雄，非常自负；曾经跟吴生一两次讨论诗歌，因不能胜过他，竟掀翻酒杯并咬裂它，回来后整日整夜苦思，直到喀喀呕血。当他用尽心意时，精神同才华相互融合，天窍自然开启；叩击它，声音清越而合于五声；诵读它，便觉得爽朗，像风露从腋下侵入而直达咽喉。当他极尽心意而又不停息时，天地未必有的道理、千古未必说过的言语，也偶然被他得到。以于鳞这样的才华，尚且不敢完全受格矩法度束缚而创立自己的好尚，何况我王世贞呢？唯独子相时时不屑这些，说：‘宁可有瑕疵，也不要把美玉错当作石头。’又说：‘良马在驾车，精美的金属在竹筐中，虽可咬断、弃置千里之外……’我实在无法反驳子相。赞美子相的人说他超越渡河的津梁和筏子，直接上升到更高之处；非难子相的人说他想越过渡口而丢弃筏子。然而这并不是子相的本意。充实我弇州所说的形容文章的话，往往能说出写作的心髓：构思文章时，处在我的才能边界之内，再同外物境界相会；境界相合，我便收取其中全部的美好，境界不合，我姑且只取其中的美好而任凭瑕疵存在。一个字不能连累一句，一句不能连累一篇。我时时驾着上等快马，依次驰骋于天下文章的中等、下等作品之间；只许有一次不能胜过，不许再次不能胜过，如此而已。如今这些篇章全都在这里，即使公干、太冲、必简、龙标稍稍自谦，把自己附在贤者的骏马之后，子相能甘心吗？子相在文章笔墨方面尤其奇特，只是他的力量足以破除冗长腐朽，成就一家之言，压倒当今读者的耳目，而最大的趣味正在北地李先生那里：认为子相的诗，在法度上没有遗憾，所以往往委屈法度而伸张他的才华；认为他的文章才华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又往往委屈才华而迁就法度；然而他又没有享足年寿便去世了。可悲啊，可悲啊。……境界相会。然而，这样就足以不朽了。世上那些以建立功名、追求显达为尚的人，常常讥笑文士，说他们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用处；唯独子相不是这样。他任考功郎时颇有声望，因为不能迎合权贵，便被排挤出任闽藩参议。当时正值岛寇之事，他亲自安排官吏百姓，调集兵粮，筹划方略，成为一方之冠。后来又辅佐按察使，做儒生的师表；临死时，家家祭祀他，人人为他哭泣。可是子相平日总是不高兴，说：‘麒麟、凤凰难道能和鸡犬并列使用吗？不能遇到这样的时机，不能为圣明时代效力，我厌恶做这种鸡犬般的人，走了！’于鳞十分赞赏他，作诗说：‘一旦成为麒麟凤凰般的人物，便要三次叹息，劝他加餐珍重。’他们这些同辈人的议论就是如此。奇异地剖析疑义，深奥地阐发玄妙的文风 《检斋遗稿序》

译王世贞 唉，天道本来就有一定和不定吗？君子有幸，便会遇到天道确定的时候；不幸，便会遇到天道未定的时候。然而，所谓天道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少，未定的时候为什么多呢？成化末年，李孜省窃取天子的法度，万眉州暗中依附他，天下士气有八九成日渐削弱在这两个奸人门下。恰逢天子即位，正要有所更张，台谏官却噤声不敢首先发言。麻城李君凭一个进士身份，独自奋然上书，大意说：君主的法度不可轻慢，权力不可下移；应当裁抑宦官，广开言路，整饬纲纪，统一风俗；并推荐前尚书河洲王公竑、三原王公恕，说他们可以大用；南京刑部郎林俊、思宁司理王公，也都应当因直言而显扬。当时宦官恼怒，假传诏令把李公召到左顺门，严厉斥责，他毫不动摇，条陈答对极其明辨，仍被定罪，贬为咸宁丞。不久，三原公拜为太宰，贤公被擢升为兵部职方主事。贤公任职才十多天，又因吉舍人上疏触怒皇帝，被逮捕牵连，贬为兴隆卫经历。兴隆原是鬼方之地，贤公不鄙视当地官民，反而为他们清除积弊、处理事务，整顿法理，上报朝廷，台省官员都佩服他的才干。正在这时，天下人仰慕贤公的风采，像仰望景星庆云，都以为他早晚会掌握大权；可是他最终在入朝祝贺时，到了商河竟溺水而死。与他志向相同而最为贤能的邹先生智，由庶吉士贬至石城，因寒冷而死；丁先生玑，由中书舍人贬职，稍稍升迁至蜀地按察司，也因溺水而死。宦官和权臣能够窃取天子法度，贬斥公等人；至于所谓冻死、溺死，却不是他们所能直接造成的。不久，天子大为熟悉政治，起用贤能老臣，彼此共同修明虞、夏时期君臣相得的事业。此后想要进言的人，不能以才智超出当时已经形成的政务，只能罗列细小过失，即使如此，也不能有大的指摘；想要触犯皇帝以求得高名，就像离开了骊龙下颔的长鳞，找不到途径成就这个名声。当时贤者所遇的天道，算是确定的了。不到十多年，形势又变了。因此，趁天道尚未确定时，不只是小人会巧加排挤、严厉诋毁，往往还会与天意相合；天也会巧妙地为他们稍稍松开罗网而加以利用。至于使贤公以及邹、丁二位先生死去的原因，也是如此。即使假使贤公没有死，也不过成为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大臣罢了。可是距今以后，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发直立；读到他的文章和遗事，便惋惜而心痛。他光彩焕发的精神流行于三楚之间，不能说他没有不朽之处，天道也未尝不可说是确定的。贤公的诗文都明白婉转而有情致；至于奏疏、公牍，恳切而切中事机。即使两次遭贬，身处邻近鬼魅、夹杂侏儒鸟语的地方，也没有一丝不平之气，更不以迁客自居而放纵怠职；但他的正直气节和平生志向，仍隐约流露在笔墨之间，自然也无法掩盖。贤公去世将近九十年，世贞游宦楚地，贤公的孙子某拿出他的文集，请我作序，我因而得以读完。只是世人都说，贤公考中进士时，万眉州曾让他的孙子文壁邀请贤公到家中题画；贤公作诗讥刺万眉州，言辞十分显著，万眉州因此恨之入骨。如今这几句话却没有保存下来，难道是遗失了，还是有所忌讳呢？我王世贞不才，写下这些缘由，并由此感叹：天道确定与否，不足以使贤者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世道。气格孤高而奔放激越之处，直可攀援而上，包罗玄妙，笼罩太虚 《王明佐泰岱集序》王世贞 王明佐，字明佐，起初名治，后改名元治，最后改名逄年。明佐年轻时磊落不羁，胸怀奇气；从他还是诸生时起，本来就已经轻视自己的学业，而他的家世又承受翰林先生的言论，唯独明佐不喜欢翰林先生的说法。对于诗，他仰慕并称道《风》《雅》、苏武、李陵、建安诗人以及曹操父子，搜求陶渊明、谢灵运，旁及齐梁，远至开元、近体诗；《楚辞》、辞赋、蜀地文章也多有学习。又广泛研习《左氏传》《庄子》《列子》《申子》《韩非子》《史记》、檀弓、汲冢书、越绝书等，三十岁时所读已经有数百万言，所写草稿也有数十万言。然而他时常参加有司考试，名次总是落后；到了公堂，官员责问他写的是什么话、出自哪里，他只好欺骗说：‘这是我的作品。’乡里少年早已不能不说：‘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 明佐渐渐长大，到了会试时，有司故意压制他，因此他更加轻视功名；而明佐平素又极力张扬自己的名声，母亲不答应他，他便大为怨恨，离家而去，投奔同乡周虞部。周虞部仰慕雅士，因此很善待明佐，常常为他扼腕叹息、称赞谈论，并由此让我在酒席间见到明佐；我们意气相投，欢然相得，只恨相识太晚。燕地中，最近幸好有两位所忠之流的人，我忘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与明佐的父亲旧有交往，便写信自我介绍，诵读信中文字，极其宏丽。明佐估量对方必定不能承受自己的书信，认为他们一定会投履执帚，叙述旧交，虚设上座，还会把自己推荐到上林苑中。可是两位贵人误以为明佐是吴人，应当带重礼前来办事、拜访求请；明佐贫困不堪，远非他们所期待，便没有回复。明佐终于醉酒大骂而去，处境更加困窘，于是回到吴地。过了很久，明佐将要再次北上，而我正待罪在青州治兵，便亲手收集他的古体、近体诗若干，写信托给某人转交；那人把信丢入沂水，最终没有送达，也不知道我的信中究竟说了什么。我因此约明佐同游泰山，明佐回信后便北上到泰山等我。我每天向吏士道歉，让他们整装等待明佐出游，可是又一次错过，仿佛有意躲避。明佐到了燕地，仍像从前一样困窘，典当衣物换取浆水，穿着短褐，在雪中行走；他脚上穿的鞋，鞋底朝上，难道是给人看的脚吗？丞相得到他的文章，读后惊异地说：‘这个人能够应和柏梁诗，我将征召他，让他有衣有食。’明佐最终却推辞不肯前往。丞相能让我坐在上座，我称谢说：‘请不要以文章役使我。’淮阴人鲁道，不知是怎样的人，只喜欢同明佐交游。明佐起初还不能不对我有所期待，后来我不知他的踪迹，听说他有许多奇异经历。我详细得到他沉溺于书籍的情形，让鲁道删定他的诗，亲手编成书册送给我，说：‘连城之璞、明月之蚌，本来就是珍奇之物；但它们能不能完备地行走在昆池的良马之前呢？抬头剪拂，珊瑚流落在铁网上，万物本来有了依托以后才会显著。’我惭愧于他的心意，便命人刻印。不久遇到家难，我弃官离去。金华公当时掌握文坛，与我共同研讨文章，又喜欢禅学，便再次把这件事托付给他。唉，考察明佐前后的经历，困穷竟到了这种地步。谚语说‘辛苦耕作不如逢年’，他所用的名字，大概正是希望有一天遇到机会吧，实在令人怜悯。他熟习绵丽宏博、连绵不绝的文辞，像陆海的藏书满溢而充实美盛，足以使程颐、程颢、卓异、阴铿、邓愈等人奔走失色，更不用说其他人了。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快，但声势借助风而激荡；敲击洪钟，便能分辨鞞、铎哪个声音低沉。风声飒然收止，世上本来没有没有耳朵的人，明佐的声名也将确定了。叙事错杂而轻快，俊逸的文采可以展开阅读 《何大复集序》

译王世贞 敬皇帝在位时，教化美善而昌盛。当时诸位先生以文章成名，声望极高，学士大夫都欣然称述，彼此仰慕；唯独北地李子因为那不是自己心中所好，便辞谢而去。不久，又有信阳何子出现。何子虽然出道稍晚，但才质敏捷秀美、瑰丽不凡，各有长处，可以相提并论；然而李子得到何子的帮助，声势更加雄健。我这鄙人还知道什么仁义呢？人若趋利，才把德称为德。这两位君子从草莽中拔起，昌言微旨，并没有父兄师友的根基，却夺去了天下人已经趋向的利益，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德业。唉，这是多么困难啊！距今不过六十年，诗歌中没有人能超过大历，文章中没有人能超过东京，这是谁的力量呢？可是这两位君子的门徒，不能长久沿袭老师所由达到的成就，只会罗列辩难之语，以争胜为乐；其他容易工巧、轻视他们的人，又常常偏袒何子、攻击李子，这恐怕也不是何子的本意。百鸟聚集于词林，而二人展翅高飞：一个振翼逆着羊角风而横空上举，一个顺着疾风放意翱翔；他们所达到的九万里高空是相同的。李子的源头是风，何子的源头是雅，风格所以常有变化，是为了表明志向。试看李子作品的深沉、苍莽、奔放，激昂而雄壮，低回悲凉，忽而端正，忽而奇崛；端正如山岳峻厉，奇崛如海上飓风，这就是李子吗？这本来近于少孙之文。总之，他能够因情抒写，触物取譬。触及事物便类比联想，没有什么不能写成；文思如璧玉旋转、玑珠飞驰，文章如云霞映照水波，文绪如长风摇曳，像春花徐徐开放。骤然读来似乎浅显，反复体会便越发深厚，似乎没有人能超过何子；但何子也应当对李子降心相从。何子写文章，刻意学习《左传》、韩非、刘向诸家，大体上在诗歌方面也可与他们并列。关中的康氏、乔氏以及同乡樊孟氏，都深为惋惜何子的志业因年寿而受屈，尚未完成便离世。世上那些谈经论道、拍掌谈论功业的人，为什么还要嘲笑何子不如他们呢？假使何子没有早死，成为著名的公卿罢了；可是要削除卑琐、振兴衰败的风气、扶助昌盛的时运、开启中兴，又有谁能比得上他？在治理天下方面，谁的功劳能超过他？何子的外甥袁灿来对我说：‘王先生，请为何子写一篇遗集序。’我说：何子文质彬彬，是大作家，容易说清；有亲近的继承者才可以长久。李子得到他的帮助而成就长久，何子的功劳也很大；李子本身伟大。两人的功业对于天下来说，就更伟大了。以自己的笔墨写出他人的手笔，曲折之处无不独具匠心 《明文霱》卷二 《明文霱》卷三 武林刘士鏻，字羽石，父亲评选 序三 序三 《青萝馆诗集序》《合刻管子韩非子序》《少陵志序》《弇州山中四部稿序》《杨忠愍公集序》《文选序》《袁文荣公文集序》《蠛蠓集序》《蓼莪增思卷序》《蟠桃图序》《潜学编序》《刘子威先生文集序》《李霖寰辽东奏议序》《楚游稿序》《陈将军诗序》《武试录序》《五岳胜览序》《拟庚戌会试□举录序》《竹箭编序》《舆图要略后序》《青萝馆诗集序》王世贞 十鳞曾经选定子与的诗，得到大约十五分之一，刊行于世，并答应为它作序；不久于鳞去世。伯玉作序，大略说：世人说李、何二人本来相互欢悦，最终却因名声太高而成为敌国；可是子与严肃地侍奉于鳞，元美也直要把于鳞当作尸体祭祀。两人巡视中原，又首先推举子与和元美的人，正是不才的我王贞。又过了七年，子与所作诗日益丰富，想要续补并合刻；而他自己把所选诗与于鳞相比，越来越感到不足，心意怦然，非要推举我来作序。我的话若对作者毫无帮助，当然不用说；即使稍有帮助，只要是希望取信于天下后世，那么天下后世本来已经赞赏伯玉的序，并从后面窥见我的意思，必定会说：伯玉原来是虚夸之人，坐享现成的成果吗？或者苏代说过，周地轻视媒人，是因为媒人对双方都说好话。像子与对于鳞、元美这样，并不是因为名声高而互相为敌，而是互相结合以成就名声。既然因伯玉的序而怀疑我，又因我的序而怀疑子与的诗，那还取舍什么呢？子与的意思却不止如此，说：‘不是借你的文章来成就名声，而是希望凭你的一句话，使我在艺苑中得到公论，也使我自己更加相信罢了。’记得我初识子与时，他的学业已经成熟，已有游历达官大人的声名；有一天，他忽然取意，十分巧妙。他见到于鳞便十分喜悦，完全放弃原来的学问而向他学习；即使偶有构思，也绝不接近建安、三谢、开元、大历以外的境界；凡是不为于鳞所首肯的，一概不保存。过去同子与唱和的人，有的拉拽他，有的牵制他，有的讥笑他；子与却傲然不顾，如此已有三十年。子与的自信，谁能比得上呢？我估计子与一生所作的诗，如今选出的仅十五分之一；所谓十五分之一，又都是他见到于鳞以后所作的。他见于鳞以前、曾被学士大夫传诵的诗，我还能够记得；子与却删削而毫不吝惜。子与难道一定要凭我的一句话才获得称许、建立自信吗？伯玉又屡次说，孝宗时有李、何二人，徐昌谷来作辅助；这说明子与心中如此敬服于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至于后来继承他们的，便如二徐。唯独献吉为昌谷作序，说他才大而未能化成。如今执笔为文的人，为什么还要替昌谷惋惜，说他没有化成呢？我则认为昌谷所不足的是广大，不是变化；昌谷大概像伯夷、柳下惠，是偏于一端而达到化境的人。至于子与的古体、近体诗，材料宏富，涵养完足，意象相合，声情相称，大概可以说是充实而有光辉了吧！古语说：‘活到六十岁，便有六十次变化。’子与刚满六十，从今以后，每一天都是变化的一天，也将进入变化的境界。我请求手执简册，在这里等待他的作品。由此看来，子与服膺于鳞，应当胜过元美；古人的学问随见识境界而日益进步，后来者超过前人也没有什么可嫌。《合刻管子韩非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