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霱卷之十八

译方孝孺 没有法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天下也不是仅靠法令就能治理的。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能单靠威势使其服从，于是把革除奸邪、铲除暴行的意旨寄寓在宽缓而不急切的做法中，使百姓从容地彼此谦让，其中无不有敬重自身、知道羞耻之心。他们还没有见到刑具和斧钺，便已经畏惧威严；还没有受到审讯，便已经远离罪过；在乡里田野间暗自修养、默默改过，好像有人亲临督责他们一样。他们难道是依靠区区法令吗？法令的作用浅近简陋，容易了解；百姓的情性深沉诡诈，难以测度。用难以测度的情性去面对容易了解的法令，法令已经穷尽，而人的变化却没有停止，没有不被人暗中讥笑诽谤的。善于运用法令的人，应当使百姓知道我的法令不可触犯，却不使他们知道我的法令究竟有多么可怕。人们敬畏上天、畏惧天帝，是因为从未遭受其诛罚；如果鬼神临到人的庭院，揪住人殴打，那么愚夫愚妇都只会想着拿棍棒把它们赶走，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想使人不再轻易犯法，关键在于不要轻易使用刑法。假如我把杀戮看得很轻，视作轻刑而屡次使用，他们就会轻视我的杀戮而屡次犯法；假如我把鞭打辱骂看作极大的耻辱，慎重使用，他们也会认为鞭打辱骂足以羞耻而畏惧躲避。掌握这种要术的人，能使百姓害怕受鞭打辱骂胜过害怕被杀；不懂这种要术的人，刑人在市集上接连不断，人们却谈笑自若，犯法也没有稍稍减少。人往往只把死亡看得极重，所以知道珍惜生命，知道生命的快乐；因此，凡是会伤害身体、损害名声的事，都谨慎忌讳而不去做。假如人人都不爱惜死亡，便会纷纷惊扰放纵，驰骋于法令之外，奔向死亡也不顾惜；即使有法令，又怎么能制约他们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百姓畏惧我的法令。而是依靠他们畏惧名声；不依靠他们畏惧名声，而是依靠他们畏惧义理。戴缁布冠、系素色冠缨，戴玄冠而用白帽带，让人坐在嘉石上，并在衣服上作出标记、穿在身上，这并没有毁坏形体、伤害皮肤的惨痛，却能使怠惰游荡之士被人轻视，不与人交往；让触犯法律的人穿戴这种衣服、坐在这种地方，他们就会惭愧、悔恨、羞辱不安，如同被木索、金铁拘系一样。这些做法与王道并不在人的情理之外。何必一定要动用刑罚呢？加上这种羞辱，本来就比刑罚更重。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任用贤者、怜恤贫弱，先王用这些方面教导天下百姓；并不是挨家挨户劝说、逐人诱导，而是使人以做到这些为荣耀、做不到为耻辱，把他们记载在党正、族师的名册上，仿佛奉王命到公庭、接受司寇刑罚一样。他们的内心通达义理，因此知道敬畏义理，唯恐有所违背。有些事情看似不急迫，却极其重要；作用十分微小，教化却极其广泛。圣人常以此作为治理天下、教化百姓的精意，使百姓奔走追慕、欣悦不厌，却自己不知道其由来。世俗之人不明察，以为这些做法迂远，不如使用法令有功，这是错误的。君主无不希望百姓兴起孝悌礼让，也无不希望百姓奉行职分、遵循义理；可是百姓仍不免违背道德、轻蔑教化，官吏仍不免懈怠放纵、污浊邪僻。法令果真能够禁止这些吗？法令施加于人的肢体，尚且有人不服从，却说虚浮的名声可以使其内心服从；这件事似乎不近人情，其中却有适宜的道理，不可不察。两个人治理家庭，一个以变脸不说话表示发怒，一个以鞭打辱骂表示发怒。从严厉者的角度说，以变脸不说话表示发怒，已经是不肃敬了。两人的发怒方式虽然不同，但发怒本身相同。人们看见他的脸色一向不轻易改变，偶尔在脸上显露出来，便会每日害怕；与鞭打相比，又有什么选择呢？所以法令不必严酷，关键只在于表明意向。最大的羞辱莫过于不能和普通人相同。宴饮时举杯饮酒，却只给一个人饮水，他的羞愧比刑罚加身还重，因为他耻于被醉酒者轻笑。对于善良淳厚的百姓，都给他们戴缁布冠；对于德行受到百姓尊敬的人，加以标识；对于行为被人鄙视的人，使他不能与普通百姓同列。这样，百姓无不修养自己值得尊重的方面，去除自己应当卑下的方面。以廉洁著称的官吏，退休归来仍穿原来的服色；不能依义退处的人，改穿异样服装以使其羞惭，这样有德有恩的人便能尽到职守。由此类推，划齐田地，区别住宅，使百姓不论贵贱，都以德行高下为贵贱；做官不论职位高低，都以政绩大小为高下。有罪的人，开始时先使他改换冠服，接着区别他的居处；这样还不悔改，确实就不能同他一起行善了。如此一来，刑罚加于其身，人们就会知道刑罚确实是不得已而施行的。而且是在确实不可不惩罚的时候施行。人们必定能够自重其身，知道触犯法律是可耻的，于是礼义的风俗就形成了。只要能够改变风俗，即使是极其艰难、遥远的事情，也是先王乐于去做的，何况容易做到的事情呢？容易的事情却轻视它，认为粗疏而不屑去做；困难的事情却看重它，认为高深而不敢去做，那么圣人的道理最终将无处施行，实在可悲啊！张江陵曾有一篇议论说：夏、商、周三代之中，只有商代的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本朝建国的规模，大体像商；治理国家主要依靠威严强力。自建文帝以来，错误地任用齐泰、黄子澄等人，沿袭衰败的习气，终于因此失败。有人甚至把他比作扶苏，说他即使不死也必然会使秦朝灭亡，却不知道我高皇帝的严威只是用来惩戒警告贪暴之人；至于惠爱百姓，即使三代君主也没有超过他。如今长享太平，是休养生息的结果，难道是威严强力的功效吗？正学先生端正根本、建立论说，比《尚德缓刑书》更加切实深到。《将难论》

译高岱 担负天下最重的责任，没有比将帅更重的；处在天下最艰难的位置，也没有比将帅更难的。将帅之难，不是因为将帅人才不容易得到；人才难得，是君主的难处，不是将帅的难处。也不是害怕兵器凶险、忧虑战争危险；害怕兵器、忧虑战争，是庸将的难处，不是贤将的难处。贤将的难处，在于难以使自己的权势得到施行。什么叫权势施行困难？是因为控制将帅的人有过错。兵是杀人的工具，战争是杀人的事情；聚集杀人的人，每天训练杀人的事情，若不是勇猛强悍、刚劲果断之士不能胜任，而勇猛强悍、刚劲果断之士又不能用文法来束缚拘禁。君主任用将帅，将帅统率士兵，关键都在激励他们无所畏惧的心，振作他们敢作敢为的气势。即使想防范羁绊，也只能暗中控制要害、默默掌握细微权力，不可制定过多法令把他们束缚住。如今任用将帅的人，难道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吗？古人称善于任用将帅的，没有比汉高帝更好；汉高帝任用的将帅，又没有比韩信更好。然而高帝任用韩信，隆重地筑坛拜将，把上将军的符节交给他。当时没有听说设监军使，也没有听说有统制将帅，没有听说设置参谋，也没有听说查核文簿。韩信请求军队就给军队，请求封王就封王；胜利不必献捷，失败不必请罪，只要求他日后完成任务、对成效负责，所以韩信得以竭尽才能力量，开拓数千里的土地。如今任用将帅的人，有谁能像这样呢？如今总制、提督等大臣，并不是所谓将帅，而是用来监视将帅的。所谓将帅，是亲自执掌旗鼓、临阵作战的人。如今的将帅，难道不困难吗？上有统帅辖制，旁有宪臣纠察；供给军饷有专使，记录功劳有专官。将帅见到这些大臣，地位尊贵的也要长跪在朝廷拜见，次等的侧着脚步在旁边趋走；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弯着腰不敢伸展。哪里还能有像周亚夫在天子面前长揖那样的人？若有，便被认为跋扈不恭。那些鹰扬虎跃般的才士，怎么受得了这种待遇呢？然而这还只是说礼制上的困难。天子有必定偏私的将领，将军也有必定偏私的士卒。所谓偏私士卒，就是用财物收买他们。兵中精锐，并不一定都是清廉正直、忠诚有义的人。大多是豪侠、贪婪而放纵之徒。例如古人关于不用此法的议论。刺客一类的人，见到利益便以性命相许，受到恩惠便以生命报答；这种人不是厚重的赏赐便无法招募。将帅若有多余财物，就能多多招募敢死之士。因此，才可以倡导全军的勇气，取得攻陷敌阵的功劳。如今即使出入一两金钱，也必定要登记查验；一个士兵的粮饷，也必定要核查实数。大臣巡视边境，宪臣按察地方，又要搜求遗利，计算盈余，一丝一毫也不遗漏，还自以为是在记功。前面已有这些限制，后来必然更加严重；那么边将又有什么余力来招致众多敢死之士呢？这就像拔掉犀牛猛虎的牙角，剪掉鹰扬之士的爪羽，还希望它们惊惧猛兽、搏击禽鸟吗？却不知道李牧镇守边疆时，市税不入，闭城犒享将士，每天耗费牛酒，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还只是说勇士难以招募。两军一旦逼近，旗鼓相当，士卒冒着九死一生冲击强敌；幸而斩首擒俘，这也是用身家性命换来的功劳。将帅在阵前见到功劳，应当不过时便赏赐他们；可是将帅又不能独自决定，必须让人携带粮食跋涉数百里，把功劳呈给统帅。统帅也不能独自决定，又献给记功的官员；记功官员不亲自核验，又交给属官。于是奔走道路之间，等候在官府门前，趋伏于庭台之前，任凭吏胥一张口作决定。他们本是像野猪横冲直撞一样的勇士，怎么能经受这种奔波劳碌？他们因考核拖延而发怒，指责吏胥欺骗蒙蔽。这样一来，即使军队精锐，又有什么好处，还能怎样杀敌呢？这还只是说士卒的困难。攻战进取必定有期限，胜败的进退形势必定要上报；斩获首级和俘虏的多少必定要有文书记录，以便查验。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动摇将士的心了。必须登记姓名，可是将士浴血奋战之后，还来不及救助危急、扶持伤员，将领就要赶紧呼叫吏士催促办理文书。披甲执兵的人不熟悉刀笔，一旦有差错，便要彼此会同查验、分别裁决，立即用文法来约束主将；还没有记录他们战胜敌人的功劳，就先治他们欺罔之罪。唉！武夫在战马上沾满鲜血，文吏却在簿书上挑剔；敢死之士在疆场上反复搏斗，宽袍大袖的文士却在官署中高谈阔论。即使有克敌制胜的谋略、报效国家的忠心，又有多少不会因此受挫、悔恨呢？这就是魏尚所受的羞辱、周勃所感到的恐惧、李广甘愿承受自刎之惨、李陵不得不忍受投降敌虏的耻辱，却不能忍受面对文法之吏的原因。唉！把虎豹般雄健的人责令低头而受羁绊，把隼鹰般强悍的人束缚起来、收敛羽翼而进入笼子，即使黄帝…… 黄帝也不能保证将帅一定服从，司马穰苴也不能要求士卒都如此。一定要把他们束缚住，那就只能得到马牛；一定要把他们关进笼子，那就只能得到雏鸭。这样的将帅还有什么用呢？这些全是控制者的过错，也是将帅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因此，自古太平时代，很少有人能建立荡平祸乱的功业；而在颠危动荡的时代，却常常显露骁勇雄杰的谋略。难道豪杰多半生于乱世吗？大体说来，太平时被繁多的条例束缚，颠危时则无暇顾及文法上的琐碎。渔阳的战鼓刚刚震响，二十四郡竟没有一座坚城；金人毁约南下，军队渡过黄河如履平地。当时难道没有郭子仪、李光弼、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那样的人才吗？只是受到法律束缚而以担任其职为耻，被文书牵制而不能施展；等到颠沛流离之时，把兵权交给他们却不再控制其权柄，于是这些人便都显露出卓越才能。国家己巳之变，边疆空虚荡然；后来于谦建立安定社稷的功勋，石亨摧毁敌人的谋略，也不是异代的人才。假使按照太平时代的法律去约束他们，那么诸将只顾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又哪里会有成功呢？有人说，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权力反持、消除尾大不掉的忧患。这种考虑实在过度了。古语说：“怀疑一个人就不要任用，任用一个人就不要怀疑。”因此，应当在委任之初严格选择将领，而不应在任用以后设置过多监视控制。唉！没有陈平的谋略，蒯通也不能改变韩信的志向；没有卢杞的谗毁，朱泚哪里能够联合怀光的军队？英布反叛汉朝，藩镇反叛唐朝，并不是由于对他们控制得不够严、文书制度不够细，而是因为若要过分设置防范，也不过只能像我所说的，暗中控制关键之处。默默掌握细微的权力罢了。何至于像当今这样拘泥琐碎呢？假如他们真的想要反叛，难道这些琐碎的措施就能制止他们吗？笔势凌厉而深刻，足以使精通兵法韬略的人激动得怒目欲裂。轻易掠取，轻易收取。《功实篇》

译何景明 在考察功劳和实际效果这件事上，后世的君主常常不能进行核查。功劳是君主所夸耀、所喜爱的；夸耀喜爱的心情在内心炽烈，而天下正有奇异宏伟的事情在眼前显现，于是对于功效实绩的核查便有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只看见它的利益，没有看见它的祸害；只知道它的福泽，不知道它的灾祸。喜爱猛兽奔驰之乐的人，忘记了被衔勒绊倒的忧虑；喜欢在陡坡上驰骋技巧的人，不知道车轮翻倒的后悔；喜欢使病迅速痊愈的药物的人，蒙蔽于毒性发作的警戒。因此，快意的欲望一到，周全自身的忧虑便转移；炫目的形态一出现，背后的明察便被遮蔽。天下的事情，功劳在别人那里，我便有可能看不清它的实际效果；实际效果在我这里，别人又可能看不出他的功劳。所以君主必须详细辨别功劳与实效，核查表面与实际的差异。三王以善于治理为功，五霸以善于防备为功，战国七雄以善于作战为功。战争是最凶险的事情，功劳是最美好的利益；把最凶险的事发展到极点而求取美好的利益，这正是三王不肯做、五霸也不愿做的事。天下有不忘记战争的臣子，也有喜好战争的臣子；这两种人的功劳看似相同，实际却大不一样，名声相似，事情却并不相同。因此，不忘战争的臣子，多思虑而有准备；喜好战争的臣子，贪求进取而少有忧虑。多思虑而有准备的人，清理外部而充实内部；贪求进取而少有忧虑的人，制造许多事端而使国家空虚。因此，不忘战争的臣子总是担心天下发生变故而自己没有万全之策；喜好战争的臣子只怕天下没有变故而已。不忘战争的臣子没有功劳时，常使国家安静而达到安定；喜好战争的臣子则常使国家骚扰而产生祸患。这是君主应当察知的。从前秦国称霸，连续几代成为帝国；它成为帝国不过两代便灭亡。建立帝业极难，灭亡却极易；成败不能明白辨析，盛衰同时到来，是因为功业积累到了极点，也就成为祸患积累到了极点。汉武帝的才能超过文帝、景帝，承接三代积累的富厚，却没有改变法纪便使国家空虚耗损，是因为喜好宏大而没有满足。秦国以白起为武安君，以商鞅为商君，以范睢为应侯；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六个人，都是所谓功臣，也是君主所尊贵的人。然而君主没有辨察功劳与实效的区别，所以白起、商鞅、范睢的功劳日益累积，秦国的社稷却日益窘迫；卫青、李广利、霍去病的功劳越来越高，汉朝的天下却越来越危险。喜好功名的臣子，是君主不容易驾驭的人；没有优厚供养，便得不到他们拼死效力；没有丰厚赏赐，便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用高爵崇号使他们显贵，朝廷的职位便被占空；用金玉重宝使他们富有，府库的积蓄便耗尽；用土地园囿增加他们的财产，国家的土地便削减；加重征收、滥用徭役，便结下百姓的怨恨；攻破城池、侵夺疆土，便加深敌人的仇恨。这样以后，臣下占有了本来不该杀戮的百姓，扩张了本来不该夺取的土地，获得了本来不该强通的货物。所以计算百姓，俘获的人数不足以补偿死亡；计算土地，投降的城池不足以抵偿赏赐。计算利益，远方珍物不足以补偿费用；给当世增加了危险，却不肯减省；把祸患流传给后世，自己却看不见。这就是不核查功劳实效的祸害。因此，看见显露的福泽，必须想到隐藏的祸患；临近利益，必须谋划长远的危害。功劳归于臣下，而实际利益没有施加于国家，这是明智君主所不看重的。恳切而详明，即使与苏轼代替司马光所作的《答方平书》相比，也不超过它。《惩奢论》刘玉 一顿饭花费百金，一件衣服花费千金，一处居所花费万金。上层这样倡导，下面便跟着仿效，风俗哪有不奢靡的呢？犬马吃谷物，奴隶吃肉，倡优吃精美食物，食物哪有不匮乏的呢？厨师使用海味陆产，织工织造有花纹的绉纱，工匠从事雕刻，日用器物哪有不耗费的呢？僧道不烧火做饭却有饭吃，游手好闲者不耕种却有饭吃，商人不储藏粮食却有饭吃；工匠凭技艺，士人凭志向，公卿大夫凭才能。大体上一个农民要供养十个人，天下哪里会不贫穷呢？嫁女的车辆成群，办丧事的耗尽家产，贫富相互攀比而每天增加；愚昧不肖之人相互倾轧，日益踏入邪路。这样的习俗哪有不鄙陋的呢？唉，弊病实在太严重了。上位者一定要亲自节俭，然后民风才可以改变；严格制度，然后民心才可以安定；除去奇邪、禁止淫靡，然后民用才可以充足；减少末业、驱逐游民，然后民力才可以完备。民力安定，民用充足，民心安定，民风改变，然后礼乐才会兴起，刑罚才可以搁置；礼乐兴起，刑罚搁置，然后万物丰盛，天下安定。严肃整饬，仿佛郊庙祭祀的诗歌。《来鴈论》

译陈束 顾舍人居官京师时，有雁聚集在他的馆舍，迫近人也不惊慌，举止从容，有时还有宗卿前来观看，说：这是美好的祥瑞应验啊！雁背负阴气、怀抱阳气，顺应时令、观察星宿。这大概是背离幽静的黑水洲渚，来到人间清明之地，几乎是为了彰显祥瑞、预示应验，预兆舍人将有好事了。客人听了，便拿这话来问陈先生：这话对吗，不对吗？先生微微一笑，说：对啊，美好啊，美好啊，对啊！但恐怕还没有探究根本。看见瓜果等物便推测征兆，推类来表明应验，这是琐细之士的思考，不是用来在朝廷上谋议大事的。宗卿的话流于表面，岂不是太过于喧闹了吗？客人说：为什么这样说呢？羽毛先天地之气，自古就有记载，何况这种高洁独特的鸟，仪态柔婉，收敛羽翼，引领同类，雁行整齐，声音和谐肃穆，仿佛受到驯扰而温顺，几乎像后夔所制造的协律、预先调和神灵一样。先生难道还有什么遗闻吗？先生说：哪里是在说这个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万物全都是祥瑞，神灵也就不稀少了。哪里是在说这个呢？况且麒麟、凤凰、野鸡，羽毛奇异、纹彩不同，是古今所珍爱的；虞人背着网，拿着捕兽工具，进入林中猎取麋鹿，于是飞奔跳跃的禽兽多得很，虞人却不能因此把它们都当作祥瑞。红色鳞片、华丽甲壳，是世间罕见之物；渔人拉着九罭在江河中游走，于是各种异类鱼族张口浮沉、翻波摇尾的多得很。渔人也不能因此把它们当作祥瑞。万物本来有灵，但有灵未必会遇到祥瑞；未必有灵，却可能广泛出现。这样的东西凭什么称为祥瑞呢？客人说：既然如此，先生为什么又说对、说美好呢？先生长叹说：唉，这很难用微妙的话说明白。不过，这件事虽然细小，却体现了皇上的风教。我掌握文章之权，既然涉及始终的缘故，怎么可以默不作声呢？怎么可以默不作声呢？姑且试着论说它。树立德行、显明名号，是顺应时机、希求光辉；铺陈盛美，是偶然遇合；处在和谐福祉之中，是附会而论。论述时代、推演教化，不超过这三点而建立教化。事情有细微而必然显著的，也有显著而不能发扬的。舍人从容悠游，却只对雁的美好祥瑞十分自矜；假使他遇到衰替的时运，经历忌讳的朝代，即使反复出现珍异，也只能局促畏缩、隐没不彰，哪里能够发扬芬芳、繁茂光大呢？我听说：只有圣人能够役使万物；中等智慧以下的人，反而成为万物役使的对象。如今皇帝神圣，顺应时运，积累历代光明，深厚恩泽充溢无极；还慎重选拔贤才，使宫廷以内哪怕只有一技之长的人，也能献出才智、陈述谋虑，以辅助宏伟国策。因此，天下百姓无不欢悦，远近欣喜，和气充满，嘉祥纷集；瑞雪显现，甘露降下，仁麋、白兔、灵雀等贡物每日陈列于红色宫庭；嘉禾、异瓜等祥瑞，也都被送入太庙，而天子仍然推辞谦让，不居功自矜，下令说：这些事情太过夸耀，命令内外从今不得重献。可是各地呈报的诸多祥瑞，十份中仍有一份间或上达，图籍所载、丰盛溢出的祥瑞更不可尽数。人人都说华平之瑞将要来到各家，家家都希望得到林氏之驺；人们踮起脚，伸长脖子，纷纷期待祥瑞传遍海内，天下百姓喁喁然无不希望皇上兼得各种瑞命。总摄百灵。过去，爵鸟聚集在尚书省官署，黄霸因此声名显扬；鸾鸟降落在庭院树上，萧恕因此表彰政绩。这些人都遇到喜欢夸耀祥瑞的君主，处在偏颇驳杂的朝廷，身居疏远的职位，却仍能借助物象彰明教化，给后人留下鉴示。舍人凭明达的禀赋和聪慧的资质，遇上隆盛时代，借鸿雁渐进的羽翼，承应凤毛般的任用，执笔于金闺，濡笔于瑶门，目光每日与天光相接，手中撰写云英般的文章。他既然已经习见太平盛世的事业，又沐浴在恩泽膏润之中，文章自然也受到熏染。那飞翔的雁啊，纷纷降临，仿佛有所启发，可以作为法则，也可以作为仪范。羽毛的应验，难道一定要考察符箓才能相信吗？然而借此引发兴致、协调思想，却不可缺少。王生曾说：世道衰微、道义微弱，虚伪臣子妄自称颂，是危险的；世道太平、道义彰明，臣子不能宣扬它，是鄙陋的。大概情感积累了便要抒发，美好有所稽考便会畅达，性情有所触动便会兴起。舍人光彩焕发，难逢而遇，因雁托寓义理，修饰旨趣，把它传播到遥远之处，以彰显和美祥瑞。感受君上而内心奋发，抒发盛德，归美于上并传播忠诚，是臣子的职责；抒发意旨、表达道情，以通达讽谏，是文士的本领；由上推及下，铺陈推广、广泛流传以达到极广的范围，是卿大夫的职责。《诗经》说：“羽毛翙翙，群鸟聚集安止；蔼蔼吉士，受到天子的宠爱。”又说：“桑扈交交鸣叫，羽毛鲜明；君子快乐安乐，承受上天的保佑。”这才是所谓大大的祥瑞。至于炫耀奇异、测度应验，把偶然的宠幸当作唯一趋赴的凭借，难道不觉得羞惭吗？为什么呢？把羽毛染色、绘画装饰，杂合四时五色的方位，以彰显其文采。《本治中》

译黄道周 治理天下要有次序，把各条事理贯通起来；说到次序，就是把近处置于前、远处置于后，把内部说得详尽、使外部安定。边疆是用来试验军队的地方，以治理边疆，但边疆并不是军队所能独自治理的。天下各种事务，都应先治理近处再驾驭远处，详治内部再安靖外部。边疆不能治理，就应当责问京畿；京畿不能治理，就应当责问宫府；宫府不能治理，就应当责问御座。御座治理好了，宫府才会治理；宫府治理好了，京畿才会治理；京畿治理好了，边疆才会治理。这几层关系，即使天地改变也不能改变。如今说边疆不治，天下议论者本应放下边疆而谈宫府；可是只要谈边疆就听从，不谈边疆就治罪。唉，这难道是曾经考察过根本的谋划吗？古代天子把边疆之事托付给牧伯，征发调遣、约定会期不越过其疆界；大司马调集郊遂之众，车辆聚集、铠甲齐备，但不涉及侯服、甸服；天子安然执掌和鬯之柄，公卿百官手舞羽旄、持执干戚，丝毫不改变常度。因此君子不震惊，小人不喧嚣，奸邪无从兴起。如今一方有事，就惊动天下来经营，内外相互激发，主客彼此攻击；奸黠之人乐于发动事端，视之如朝夕常事。因此常有五万人的军队、千里之远的征役，数年不能解决，最后只得彼此反复争辩，颈项相连，疲惫于道路之上。山林薮泽之中一旦发生火灾，即使只有百人千手，负责狩猎的认为应当打猎，砍柴的认为应当烧炭，种田的认为应当灌溉。盗贼在阴暗的内室下发动，守门人还来不及关门，藏物的人还来不及上锁，夜间饮酒直到将要天亮，才彼此惊愕。因此，祸患的发生，不在于那些发言的人，而在于那些不发言的人。边疆失守并不是“不发言”的祸患，而是没有根本的议论所造成的祸患。所以说，十人结伴射狸首，并不是射虎；裂狗而击鼓作傩，也并不是在驱鬼。假使祸患箭镝的发动，都聚集在众人言论的弓弩射程之内，那么即使千人在市场喧哗，也没有谁能覆灭国家。自三正以来，七代二十五氏相继败亡，其中因边疆而亡的十家还不到两家。总的说来，大都先是宵小、权宦在内部构陷，随后夷狄从外部入侵；宫府先败坏，随后京畿不能治理；京畿不能治理，州郡便离心；州郡离心，险关重兵也不足以依靠。因此，奸贼的…… 到来，并不在于人们最重视的地方，而在于人们最忌讳、不肯谈论的地方。最忌讳的开始，一定是先忌讳内部；忌讳内部，就是贼祸已经存在于内部，内部叛乱不能上报，长久积压后便在外部溃发；溃发到外部以后，又忌讳外部；忌讳外部，就是外部贼势已经强盛，外部侵扰不能上报，突然来到便反过来吞噬内部。天下有这两种忌讳，那么即使是肘足之间的地方，也会有万里般的遮蔽；万里之外的寇患，也会从肘足之间突然发动。因此，人臣侍奉君主、君主奉事上天，都应当前进并自行命名、直陈其事。自行命名，就是说明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忌讳的，可以有声有应地处理。所以把干戈称作干戈，把戚称作戚，圣人使用这些名称，却都觉得不快乐；把管称作管，把钥称作钥，圣人喜欢这些名称，却都不使其散乱。从席、几、枕、席、箕、帚、簸箕、轿舆等物开始，…… 凡属坚硬刚强的一类事物，也都应当按其本来名称来称说。名称有它所由进入的地方，类别有它所由产生的源头。弓箭这类事物，源头在管弦；枪剑这类事物，源头在刀笔；戎马这类事物，源头在驯服牲畜；改变种类这类事情，源头在蛮夷；咬骨般的纷争，源头在谗言刺讥；夷狄侵扰的根源，全都出于宵小和权宦。圣人认为这些都不可忌讳。既然不可忌讳，人人就知道对外防备、对内谨慎。因此圣人之道，重在审察事物的出处；审察出处，就能抓住根本，末端也不会造成祸害。兵事的根本出于刑，刑的根本出于政，政的根本出于礼。身穿绅冕却去救助斗殴，这是世人所谓的迂阔怯懦；而刚直之士只能使人更加争斗，不能使人不争斗。若道路出于众人争竞，胜败各半，圣人便不走这条路。假如圣人舍弃朝堂台阶而去守卫边疆，他的办法也不过是作战必胜、守卫必固罢了。即使连续几代也不能有百年的治理，禹和高宗都曾采用这种办法。天下人却不能觉悟，是因为都被表面祸害迷惑，只在紧急搏斗中求救，以为千里之外的治理不可能坐在朝堂上控制。日月星辰、山川的灾异，距离人类不知有几万里之远；即使赶去救治，丝绳穷尽、鼓声破碎、灰烬耗尽、扫帚折断，举国之人哭泣，也没有益处。圣人坐在明堂，发出正确的言论，灾异便会消除，邪气便会退避；即使不能退避，也不会成为祸害。圣人坐在这里，距离不过五步之内。五步之内，难道同苍青的尽头相距很远吗？以为那是根本所在，精气光耀与居宅□，运行不疾，疾病也不迅速。如今说，边疆之事距离朝廷遥远，就应当在朝堂上谈论；朝堂之事距离边疆很近，就不应当在边疆谈论；边疆之事紧急，就应当在朝堂上谈论；朝堂之事缓慢，就不应当在边疆谈论。果真如此，便是认为朝廷的忧患小于边疆，边疆的祸患急于朝廷，这还没有理清根本与次序。古代圣人直到太阳西斜还在访察，以挽救自己的过失；盲史官所执的鼗、铎不离左右，公卿百官都在思考如何补救缺失；慎重选拔人才而授予职任，使劳苦者各得其所；精微的意见保存于罘罳之中，险阻与平易、简约与繁密以及制服的制度，都保存于国邑。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常常好像并不忧虑边疆；但边疆没有祸患，正是因为圣人治理它有方法。所谓道，就是知道事物从哪里发生，聚集近处而驾驭远方；表面上似乎很困窘，内里却有余裕。所以，有道之人不急于争斗他人，有道之政不急于争斗他国。有道之人，用明洁的醴酒豢养士人，用精良的刍草喂养马匹，用系玺的绶带羁縻敌人。有道之政，减省一餐，便能使军士长久饱食；拆毁一纸文书，便能使匈奴解除武装。这难道是虚妄之说吗？齐庄公、楚威王还没有达到中古圣王的境界，一次战争使边境覆败、土地削减，他们反过来治理内政，吊慰死者、慰问生者，在大夫的宗庙哭祭，建立百姓的社，戒绝酒肉三年，于是天下畏惧他们；霸业成就了，丧失的也恢复了。夫差、主父偃，是天下最强大而幽深的势力；威势建立在绝漠，严厉驰骋于上国，于是教导群臣说：‘治理内部的方法，我已经听说了；如果这些方法不足以包举诸胡、兼并齐晋，就不要告诉我。’从此便有许多事情无人告知，宰嚭、李兑于是借机捏住手臂、探取内情；白起、伍胥于是借机放纵脚步，夺取外部势力。因此，像炫耀火光的蝉只向外看，窃取居室的盗贼只在外面喧噪。禁忌越多，奇祸越大；厌恶听取意见，饥饿就越多。如今不知道祸败从哪里发生，不知道条理脉络如何联结，也不知道缓急轻重应当怎样救济，只说边疆之事便谈论，不是边疆之事便不许谈论，这难道曾经考察过根本的谋划吗？圣人衡量天下，如同把衡器悬在斗上：把天下看作物资聚集之地，宫府取其万，京畿取其千，边疆取其一。诗书所说的成败根源，礼乐取其千，刑政取其万，而军事只取其一。一把树木、一畹稻田，都有许多致死的因素：螟、蜮、蟊、贼会使它们死亡，向阳与背阴的变化会使它们死亡，盐碱与水涝、枯旱会使它们死亡，稂莠与宿莽会使它们死亡，鸡豚践踏聚集也会使它们死亡。纵然有这样多种死亡的原因，却只停止进食来讨论收割时的盗贼，彼此争胜不休，揪住对方的毛发；还没有等到疾风暴雨，茂盛的树木和美好的荫影已经蒙上污秽了。因此，堵塞四方的听闻，禁止机密的告言，设置一概而论的禁令来压制众说，其中必定隐藏着极大的忌讳和隐恶，不能不加以察看。

译【不忧虑外部而忧虑内部，也有人这样说。至于其确立义理、深厚奇异、标举华美而深艳，那么长沙让给硕，江都也逊于愽了。】○根本治理 黄道周 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千万不要有所忌讳罢了。忌讳在内部，盗贼就在内部；忌讳谈论外部，盗贼就在外部。奸邪盗贼窃取国权，必定大大设置关锁限制，又多方举出禁忌；设置重重关锁限制、不断制造禁忌的人，假装谨慎小心来闭塞天下，使天下人因祸患而改变过失。世上见识少的人既乐于自我闭塞，又以为国家的隐恶所在，反复强调禁忌便是好事；这样一来，盗贼充满天下，却没有人敢告发。古代天子居处简朴而专心治理，壶巷和寝室都能通达日月，服役名册一举手便可数清；这样暴露无遗的地方仍然如此，却还自以为幽暗遮蔽了四方耳目，战战兢兢地处在朝廷中向众人呼号，好像行走在幽深洞穴里，呼叫着寻找油脂灯火。如今宫门之内，盘曲深邃的泉流，动辄有千百处，能够含纳云雾、招致霜露；脚所踩到的地方都是这样。既然如此，若有不可测的龙蛇混杂兴起，就未可预知了，却又加重门锁，使千百人拥护守卫，独自闭门而卧，仍自以为安稳。所以如今居于宫中的人，应当比古代居宫中的人更贤明。古代居宫者，一个人治理几十人还认为不足，又派数百人在外面观察纠正他们；如今居宫者，一个人治理千百人还认为有余，又增加虎豹龙蛇的园囿。因此古今贤圣和他们的道术，恰好彼此相反。古代所面对的方向，趋向于光明。如今所面对的方向，趋向于幽暗。古代树立日晷向南测量，如今树立日晷向北测量。这并不是道术反过来了，就是有人用阴险的说法扰乱它。知道这种阴险说法却共同加以忌讳，是暗中作乱；知道暗中作乱终究不能隐瞒，却又不得不加以忌讳，是没有办法。古代施行道术的人，以天地为规矩，以日月为起始；日月是万物彼此看见的凭借。圣人的道，想使万物都能被看见，所以白天行动便彰显日月，夜晚行动便彰显星辰；从窗户窥望，便使太青明亮；俯视水面，便以太晶为镜。若包容阳光却不使之显现，那么这种道必然受到阻碍。因此圣人辅佐天地，是同天地一起使万物明亮，而不是同天地一起使万物昏暗。万物尊重圣人，也是因为他使万物明亮，而不是使万物昏暗。在广大的阴影下，在深厚的陆地底部，日月也会偶尔照临；在积羽之西、扶桑之东，祥云甘露也会偶尔降被。然而万物不前往那里，是因为认为彼此不能相见；这样一来，光耀和霮雨也都会一同失去。因此圣人赏赐百姓，是按照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引导并赏赐；惩罚百姓，也按照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引导并惩罚。所以喜欢一个人，便说‘天子喜欢他’，不说‘是谁喜欢他’；恼怒一个人，便说‘天子恼怒他’，不说‘是谁恼怒他’。天子的喜怒赏罚显现在天下，那么他不喜、不怒、不赏、不罚的情况，也显现在天下。喜怒赏罚不显现在天下，那么一个人隐藏的心意，天下人都会猜测；赏赐一个人，便说‘是谁喜欢他呢？’惩罚一个人，便说‘是谁恼怒他呢？’一个人的喜怒，天下却认为另有代替他喜怒的人，那么即使佩带光耀的饰物，手持鉴、镌刀、锯，挟持人的脖颈，也只是足以奔走执掌权柄，却不能向天下公开说明。君子制定法度，也要使万物彼此相见。万物不能彼此相见，而日月却总能被万物看见；万物能看见日月，所以万物的怪异都显现给人看。万物的怪异都显现给人看，人便都知道它们只是怪异，不会承受它们的祸害。因此圣人铸造鼎，是为了让物类的怪异显现出来、互相展示。魑魅魍魉即使极其丑陋，同类之间也各自以为美好；一旦出来被人嫌丑，即使鬼物有情，也会自觉羞惭。圣人认为，知道这一点，就可以治理天下。因此他治理事物用鼎，治理人用钟鼓：治理事物，隐藏它的内情而显现它的形状；治理人，隐藏他的形状而显现他的声音。隐藏其形状，天下便没有可以逃遁的内情；显现其声音，天下便没有可以逃遁的形迹。圣人认为懂得这一点，天下的各种数目、□、道理和奥义，就都可以依义理推求出来。如今却说看见鬼物的人必死，揣度声音、测量形状的人不祥；这样一来，天下万物都彼此忌讳。天下万物都彼此忌讳，强者横行无忌，柔弱者闭口不言；喜怒赏罚明明有人暗中窃取，却彼此以眼相视。这样就危险了。天下的危险，都开始于有所忌讳，终于发展到无法再忌讳。豆牛之祸，孟氏都知道；认为告知他们便会使二子忧虑，又不会被穆叔相信。公子成的愤怒，李兑氏知道；祸患未发时不敢直说，已经发生而参与其中，便不得不成为盗贼。所以，盗贼因预料祸患而发生，不论讨伐还是不讨伐都成为盗贼的，是季氏、李兑氏。太宰嚭在晋国争夺霸权，获胜却不居功，不能说没有智慧；李斯请求停止修筑阿房宫，减少转运劳役、戍守边疆，不能说不忠。然而因为闭塞内部的盗贼而忧虑外部，他的过错反而比盗贼更大。所以，盗贼因凭借宠信而发生，不论告发还是不告发都成为盗贼的，是宰嚭、李斯。韦匡、翟蔡、裒衣雅冠，只知随从中书；子文、子夏，在五侯之间栖迟。大臣蒙冤而不能申白，权幸奢侈而不能进谏，终于覆亡国家，自身与名声一同丧失。所以，盗贼因保全自身而发生，没有过错也成为盗贼的，是韦匡、翟蔡、子文、子夏。这些人起初都不是罪过很大，只因内心有所忌讳，开始忌讳它，最后却无法再忌讳；因此凡是无法再忌讳的事情，都归结到这种结果。鼎、钟、鼓，是圣人用来分别鬼神、向天下公开告知的器物；圣人铸鼎，于是又把它用作斧锧。制作斧锧，于是又用作较梏；制作较梏，于是又用作金矢；制作钟鼓，于是又用作鼗铎；制作鼗铎，于是又用作桥梁的木材；制作桥梁木材，于是又用作方册和削牍。这几类东西，都是因为使用范围越广，便越加明白；无非是让自己显现在天下，使天下共同看见罢了。如今却说君主少言，臣下便显得尊贵；多次询问别人，权力便不神圣；还说登高则百姓离散，夜里点火则箭矢聚集。这些说法极其昏昧，不可以拿来向天子进言。做天子的，已经被这种说法禁锢，无法用正道引导他；引导他不如扩大事物，使他看见自己所喜爱的。扩大范围，使他看见自己所喜爱的，那么形势便逐渐亲近外部；逐渐亲近外部，告知的事情就多而忌讳的事情少了。因此古代建造明堂，都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坛夹在城池东西之间，讲习射礼的地方也在其中；四周多有芹藻环绕的水泽。春秋时节，雨露滋润陵寝；从步行到大规模田猎的月份，都不废止骑马打猎。都是为了舒展思虑，使精神明朗、胸襟旷达，排泄幽闭郁结，澄清幽深淡远的情怀，同士君子和百姓共同享受朝夕时光。疑难积累得多了，那么对于通达古今、博大深奥的人，必定有所取法；有了可以取法之处，才可以与之洞察治理和乱亡的根源，考证成败的事迹，吐纳日月的光辉，刊正鬼魅般的怪异，总括内外的机要。这是素王、九主所承担的事务。失去这一点而不加谋划，阴气弥漫而阳气被包裹，外部产生光晕，内部形成盗贼；即使有禹的鼎、钟、鼓，也不能向天下正告，只能背着绅带，在虎兕龙蛇般的险恶境地中号呼，以为忌讳太多，难道不危险吗？仲尼说：‘圣人观察事物而看见其中的实情，愚人看见怪异便忌讳它的名称。正因为忌讳名称，所以同怪异成为邻居。’ 【体质坚实古朴，所以纵笔书写之处越发显得高峻凝重，知道有内在景象的帮助。】○西子、郑旦合论

译李清 我读《吴越轶事》到勾践把夷光、郑旦进贡给吴国时，不禁叹息说：女色所造成的祸患，实在太厉害了！凭借山河环抱、坚固如磐石的完整国土，只因三寸舌头掀起波浪、一个娇态鼓动风势，已经碎成灰烬，落得粉灭的惨状。夏朝末年、周朝的褒姒，作为亡国妖姬，哪里需要很多呢？唯独越国豢养吴国，却是把两个美女一同进献；我认为西子既能豢养吴王，也能豢养郑旦，从而用郑旦一同豢养吴王。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两人并蒂而进，在汉代就像赵飞燕、赵合德交相芬芳，在燕国又像娥、娀与训、英的双艳。既然两人的美貌可以并列，宠爱又不会像鱼贯而行的姐妹那样依次消退，而是集中在一人身上，那就无可奈何了。难道怨恨的神情，说明西子确实得到过《阴符》的传授吗？飞燕的新宠中途消歇，娥、娀的美貌早早埋没。两个姐姐难道会说苍庚可以食用，却不嫉妒妹妹分得甘美吗？为什么郑旦身体虽疏远、宠爱虽减退，感情却仍像姐妹一样深厚，仿佛与西施相处得十分欢洽？如今阅读稗官所记，只看到在椒花房内，两人在帘影间理镜时相见；此后在石砌城头、锦帆泾中、百花洲上，再也听不到娇歌中两人如黄莺般并啭，也没有见到两人如蝴蝶般双飞的妙舞，只是西施独自享受欢乐罢了。唉，郑旦在长门宫中郁郁不乐，恐怕整日连梳洗都没有了。西施的色笑已经转移到女王身上，郑旦为什么不掩袖吟咏？塘上的歌吹只在玉环那里喧闹，郑旦为什么不含悲创作《楼东赋》？即使买赋没有司马相如，文才也没有上官婉儿，或者举起薪胆，把秘密的谋略和花月下的阴毒，倾泻在玉恨珠愁之中；恐怕能迷惑上天的西子，已经没有埋葬之地，而泛舟五湖，也只能让那亭亭玉立的美女魂魄作一场梦游罢了。作为郑旦，为什么想不到这个计策呢？那么西子难道真是天下最有心计的人，而且容貌胜过郑旦、智慧也胜过郑旦吗？怎么能说容貌胜过、智慧也胜过呢？难道她没有分取香气、遗留甘美，以郑袖用美人诱惑楚王的办法诱惑郑旦，使受惠的人不生怨恨吗？难道没有施以恩惠、推云助雨，以丽华荐举宫嫔的办法荐举郑旦，使共同受恩的人心存感激吗？否则，赵氏的宠爱正盛时，班氏的恩爱忽然转移；武媚的宠爱刚刚开始，萧氏的欢娱便立即停止；那么就会把馆娃宫的艳丽之地留给西施凄凉，把昭阳宫的冷落苑囿关闭给郑旦。若稍稍知道君王的恩宠已经断绝，本来就没有办法再当面相见、倾诉衷肠了，可忧虑啊。如果这样，两位美女之间就有了嫌隙。然而最后越国军队一进入吴国，西施和郑旦一同逃出吴苑，在竹树之间仍然可以看见两位神女。若不是在更衣、流觞的闲暇时，用豢养夫差的人去豢养郑旦，又用豢养郑旦的人去豢养夫差，那么翩翩而来的两人，为什么最终只剩下依依不舍呢？所以我因西施而对郑旦有所感慨：溪边初次订交，竹林中再次相逢；合着素纱、乘着香车的，是相伴数年的女伴，但这一次分别终将夭折。对西施而言，她原本是罗敷那样的有夫之妇；对郑旦而言，她还只是没有伴侣的弄玉。吟咏《燕飞》之诗时，树下孤零零娇声哭泣的玉人，最终要归往哪里呢？从前孙仲谋把尚未出嫁的夫人嫁给刘备时，身边一百多名侍婢都手执刀剑侍立，真是女中豪杰！可是她乘船入吴后却没有回来，衡阳只能徒然叹息。郑旦下落□，洛水之下无可□□，难道不是可悲吗？燕子断绝了踪迹，合浦也无望珠还；追寻芳踪，实在令人忧闷。因此我把离开吴国的郑旦同进入吴国的孙夫人相提并论；而在西子归隐五湖之后，我总有一种悠然不尽、低回不已的感慨。【容貌用来运用智慧，智慧用来成就忠贞；从馆娃宫的声响□间，为夷光发掘出一段使吴国灭亡的秘术，实在奇妙，实在奇妙。】◆说 《天说》下 《鼎说》《虎衔鱼说》《海天小隐说》《古砚说》○《天说》下 刘基 有人说：天灾流行，是阴阳错乱，天借此警告人。又有人说：不对，天以气为本质，气失去平衡就会发生变化。因此风雨雷电、昏暗明亮、寒冷暑热，就是天的喘息、汗液、呼吸、动作、止息、开启、闭合、收聚和发散。气运行通畅，阴阳调和，律吕端正，万物共同生长，五行按时运行，这是天保持正常。气运行而阻塞，阻塞便激荡，激荡便发生变化，变化以后疾病就产生了。因此怒吼成为暴风，郁结成为虹霓，这是不平之气显现出来；抑郁、愤懑、结滞、回旋冲击、交错激荡，暴怒充溢而发，冬日打雷、夏日降霜，骤雨疾风折断树木、冲水漂山，日月星辰动荡摩擦，五行错乱运行，白天昏暗、夜晚明亮，瘴疫流行，水旱造成灾殃，这就是天的疾病。浑浊的雾气、妖异的星象、晕、背、祲、氛，是疾病将至而先表现在颜色上的征兆。天已经生病了，万物承受天的气而产生，难道能够没有疾病吗？因此瘥疠、天札，是人的疾病；狂乱反常、颠仆披□，是承受了天地的病气，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天也无可奈何。只有圣人有神妙的道术，预先知道防备，在祸患尚未成形时便防止，不等到征兆发动。尧时洪水九年，汤时旱灾七年，天下百姓却不知道那是灾害；朱丹、均失去才能，被气势所胜，于是举用舜、禹来承担；桀、纣违背正道，自绝于天，于是率领天下讨伐他们。元气不被扰乱，是圣人造成的。有人问：那么人能胜过天吗？回答说：天有不能做到的事，而人能够做到，这正是人能够同天地并列为三才的原因。有人说：《尚书》说，作善事，天降百祥；作恶事，天降百殃，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天的本心，但天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是被气所困病；只有圣人能够救治它。因此圣人就像良医。朱均不肖，尧、舜医治而使他们痊愈；桀、纣暴虐，汤、武又医治而使天下痊愈。周朝末年，孔子善于医治，但时势不用他，所以写下医治的方法传给后世，《易》《书》《诗》《春秋》就是这些方法。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能够医治，却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因此疾病稍有痊愈而元气没有完全恢复平和；和帝以后，疾病又发作，却没有医者。桓帝、灵帝把钩吻当作参苓，曹操、司马懿一类人又加上鸩毒，于是疾病深入膏肓，天道几乎穷尽了。有人问：那么元气要停止了吗？回答说：有元气才有天地；天地会败坏，元气却不会止息。尧、舜、汤、武树立了法度，孔子传下了医方；医方和法度没有泯灭。有善于医治的人举而实行，元气就会恢复。作《天说》。【天能够使人患病，人也能够医治天；天的西北有所缺陷，应当用这篇文章来补足它。】○《鼎说》

译许应亨 齐国乡野的人夜里因火光相惊，在社坛东边城墙下凿掘，得到一口钟，形状像鼎而较小，共有八十一枚乳状纹饰，上面刻着山岳、魑魅、饕餮的形状。乡人一起查看它的颜色，觉得浑厚古朴，却不合众人的眼光；试着敲击它的声音，洪亮深远，却不入里巷之人的耳朵，于是把它撞碎，拿到铁匠铺去卖。有位客人把这件事告诉叔夏，并为它惋惜。叔夏说：‘您认为这件东西有知觉吗？’客人说：‘从前夏后氏平定水土，九州诸侯进贡金属，铸成九鼎，用来辨察神灵和奸邪，这难道不是那类东西吗？我听说宝剑有干将，确实能够变化飞行；如今这口鼎能在夜里发光，怎么会没有知觉呢？’叔夏说：‘您太喜好古物了！如果这口鼎有知觉，为什么不求着卖给您，却最终在乡人手中显耀后毁灭？古代的山罍、牺象、玉磬、大璜，都是精微贵重、太古博雅的宝物，如今都在哪里呢？推而广之，伊耆氏的苇钥、有虞氏的刚秦、夏后氏的琖、殷代的斝、周代的爵、秦玺、赵璧、隋珠、汉鼎，这些东西有的毁于无知，有的迁移而成为异物，有的混入水土，有的化为泥沙。您能够一一保护它们毫无损伤吗？重华禅让给夏，两墩之器无声无闻；鸣条一战伐灭夏，四琏也收藏起来；商受灭亡，大瑚也相继毁坏；幽王、厉王时迁徙流离，八簋也不能守住；只是因为山陵和深谷发生了变迁。’ 盛衰交替运行，大的如天地尚且不能长久，何况这样微小少见的器物呢？如果真像您所说，那么宝玉、大弓就不会离开鲁国府库，璆琳、琅玕终究只会进贡给同一个姓氏；殷代祭器不会被人带到周地，齐国的大吕也不会收藏在燕国宫室。若器物都能长久保存、永不改变，那么赐予铜山、堆积金谷的人就不必饿死在圜扉之中、在东市被杀，官印累累、绶带若若、裂土封侯的人就不必门可罗雀、乘坐牛车；阿房宫、鲁灵殿、章华台、姑苏台也不必化作飞扬的灰烬而成为草木菜蔬之地，任麋鹿游走、狐狸哀号。事物有伸展便不得不屈曲，有往去便不能不返回吗？况且这口鼎从土中出而进入冶炼炉，是要有利于农事，做成锄、鏄吗？还是要抵御患难，做成铩吗？或者做成锅来承载烹饪吗？还是做成镜来辨别奸邪丑恶吗？如果它没有知觉，那么当它是鼎时，不知道自己是鼎；等到成为锄、鏄、戟、铩、镬、鉴，也不知道自己是这些器物。如果它有知觉，它正看见当世礼崩乐坏，古器没有用处，于是发动神光，自我贬损，以求对世间有益；使古代的东西变为今日所用，从无用变为有用，您又何必啧啧惋惜它呢？现在有这样一种人，淳厚朴实，远离机心和智巧，处世龃龉而不能融入人群，同人相处孤独冷落而无所亲近；外貌像没有知觉，说话像没有用处。他不受众人喜爱、不入里巷之耳，比这口鼎被天下摒弃还要严重。您不怜惜这样的人，却不能放下对那口鼎的惋惜，为什么在厚薄轻重之间毫无分别呢？客人于是瞪大眼睛，久久不眨，举起的脚也不放下，责备自己失言，连声答应后退去了。【不惜卷起帘子通报一声、看上一眼，只怕您着眼时还没有看分明；读了这篇文章，可以用来解嘲。】○《虎衔鱼说》张含 《春秋推灾度》说：‘四方烦扰，众民失去恩德，于是老虎就衔鱼了。’禺山子说：‘哪里只是鱼呢？哪里只是鱼呢？如今恐怕免不了连虾也要衔了。’蒙迩停在都城看见渔石公蜡，对蒙说：‘过去二十年，监司因受贿而显达，近来则少有不是因为不受贿而显达的；方岳大员更是加倍如此。何况铜章官的名实都是铜，墨绶官的名实都是墨，郐下已经没有什么可讥笑的了。’又说：‘士人本来应当守住穷困的节操，女子本来应当守住偶影自持的操守，妇人本来应当守住妇道。监司受贿，几乎像佩六珈而妖媚的妇人；方岳受贿，几乎像穿翟服而嫉妒的妇人；铜墨官受贿，几乎像十金之资的妇人私奔。’蒙又对公说：‘从前的贿赂，要钻洞越墙；如今的贿赂，可以连通重门、直达内室。从前的妖媚，像叔孙侨如；如今的妖媚，像卫浑良夫。古人说过：臣下的父亲清廉，只怕别人知道；臣下自身清廉，只怕别人不知道。如今却反过来了：从前的贿赂只怕别人知道，如今的贿赂只怕别人不知道。贿赂不是美名，为什么还怕别人不知道呢？’回答说：‘不知道，又凭什么求取呢？’由此看来，老虎哪里只是衔虾呢？《左传》说：‘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丧失德行，是由于宠幸和贿赂彰明。’ 【把脸色撕破到极点了；不过，像铠甲一样的脸色也自有其不相干之处。】○《海天小隐说》

译利瓦伊桢 齐使君训的女儿居住在涢水，家在潍潍，大概位于北海之上。日月的出没，风涛的震荡与平静，云雾的变幻，雨雪的昏明，海上的美景无所不有；事情无法用笔杖和步屐登临、用酒觞吟咏、用渔纶垂钓、用木筏游泳、用蹲坐濯足、用汲水饮用来穷尽；其中的情致无不美好，妙处却不能用言语穷尽。总括画出这些，题名叫《海天小隐》。有位客人得到此图，拿来给我看。我是楚人，曾观洞庭、江汉，自以为够大了，哪里知道储与、扈治那样浩浩瀚瀚的景象呢？您怎么把海看得这么小呢？客人便转述使君的话说：常人的情性，是见识少便怪异多；所以蜀地的丈夫对着太阳吠叫，粤地的狗对着下雪吠叫，井底之蛙难以谈论大海，都是因为它所见的范围太小。描写大海，没有比木华、潘岳、庾阐、孙绰的赋更详尽的了；写海水愤怒而成为波涛，形状没有比枚叔的《七发》更险峻的了。读它们简直使人惊惧，生出睁眼惊视的心情。然而海边的人驾着艨艟，挂起帆席，等候强风，快时像鸟飞，安稳时像平坦道路；潜入深渊的人拿着一尺长的木杖，随波涛上下，如同在寻丈深的沟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长在山陵就习惯山陵，长在水中就习惯水。我的家靠近海边，所见所闻已经熟悉了，哪里还会看出它的广大？自伯叔以来，士大夫把官署当作家，不愿归乡；归乡后营造菟裘，宫室台榭、园囿池沼，以土木高大、雕刻精美为美；饮食、车服、嫔御、玩好，即使是异方偏远之地、非本土所产的东西，也无不搜罗来作为奇珍；以金石匏竹的声乐，造成宏大喧阗的享乐。而我所治理的三亩居室，只足以避开燥湿寒暑；齐肩高的墙，只足以遮蔽凶恶；高度不过能望见云气祥瑞，大不过容纳宴饮的器具。用来娱乐心意、愉悦耳目的，只有一片海而已。这是我同海边人共同拥有的，并非我独自得到、独占而自我封闭；这是先人世代相传的，并不是做官出游后获得富贵、回乡夸耀宗族的东西。它有什么大呢？大概从伯夷守持清白开始。仲尼乘着木筏，遭逢时运不济，心中有所寄托，于是离开世俗、不同流俗；高谈议论、怨恨诽谤的人，如少师击磬、襄、鲁仲连、徐衍、姜肱一类，相继仿效他，把海说成高尚而且广大。我幸而生在极其太平的朝代，出仕时佩带圭组，退处时身在草野，无不是王土、王臣，遭遇的时代大不相同。海王之国谨慎整治盐政，管夷吾凭借这一点使齐国称霸，九次会合诸侯；阖闾、春申君、王濞又相继以海聚敛财货，奔走天下。古代明王讨伐不敬者，捕取鲸鲵并封存它们；戈船下濑、楼船横海的军队也由此兴起，伏尸千里，聚尸筑成京观。功名之士把海看作富强的来源，认为它广大。如今圣人在上，海上不扬波；我凭经术起家，出任二千石，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像父母一样惠爱百姓，用海的方式已经不同。迂腐怪异的方士，同媚妾、弄臣混杂在一起求取进用，就有徐市、韩众一类人，称引三神山、金银宫阙、丹灶药物，使万乘之主屈尊，耗尽万民财力，只希望有幸遇见仙人。游谈而无稽的人，则讲鲲鱼鹏鸟、扶桑若木、禺强所据的五座山、龙伯连接的六只鳌，以及任公子钓五十条大鱼，把海说得诡异而且广大。天子统一圣人和真仙诸家的学说，任何一家都不能进言，其所操持的方法不同了。大海，我同它一起向上天求乐，向大地求食；我不与它共事，不与它谋划，也不把它当作怪异来谈论。取用它没有禁限，使用它没有穷尽，不求一定得到，也不担心失去；不离开案几和篱落，却长久地成为我的所有，所以说它小。况且我是齐国人，齐国土地方圆千里，鸡鸣狗吠彼此相闻，难道不大吗？长大后向北走到燕国，还是这样；做官向西走到晋国，还是这样；再次做官向南走到楚国，还是这样；询问燕地以北、晋地以西、楚地以南，也还是这样。上下八方，大小彼此包含，无穷无极；因此我知道四海并没有不同。哪里知道天地之外没有更大的天地呢？那么海在天地之间，不过像牛蹄中的水洼；我的房舍寄托在海边，不过像马身上一根毫毛。正因为知道自己所见很少，又凭什么自多呢？所谓至人，安然无思，淡泊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四时为马，阴阳为驾车者；上游于霄窕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又哪里会把海放在心上？历阳的都城一夜之间变成湖泊，圣智勇力与疲弱无能者同样受命运支配；即使我家在海边，也不能同大海朝夕相处，却勉强给自己取名叫隐士。将来有一天得到辞官归隐，又怎么能凭借自己有限的生命，同沧桑递变比较岁月长短呢？旅舍可以住一夜，却不可以长久居住。我隐居在海边，也不过如此罢了；那么把它称为‘小隐’，也是合宜的。我把他的话反复读了三遍，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作《海天小隐记》。【奇伟瑰丽的才情输送联贯、络绎不绝而不可遏止；上面有木难、火齐，下面也有南金、大贝。】○《古砚说》许獬 我家有一方古砚，过去从朋友遗赠处得到它，接受后只把它当作一方砚台使用，根本不知道它是古物。后来有识者说：‘这是五代、宋代的器物，已经很古老了，应当谨慎珍藏，不要让它损坏。’我听了这话，也跟着把它当作珍宝收藏，却无暇辨别它究竟是不是五代、宋代的东西。即使它真是五代、宋代的物件，当时的人也不过只把它当作一方砚台使用罢了，哪里知道它一定不会毁坏、一定能保存到今天而成为古物呢？到了今天，才知道它是五代、宋代的东西；却不知道它在五代、宋代时所珍藏的，是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拿那些器物同这方砚相比，又会怎样呢？又不知道他们以周、秦、汉、魏以前的器物去看待周、秦、汉、魏以前的人，那些人自己看待自己，又会怎样呢？我看当今世上人们所喜爱的东西，大多就是这种情形：他们沉醉于纷华绮丽的享乐，奔走于权贵要津的门下，撩衣涉水、受辱受刑却不知道羞耻。于是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这种风气，卓然以道自重，以淡泊自守，以古代先贤的琴书图画、器物玩好自娱，称作‘好古’。所以凡是著名的好古者，必定不是庸俗之人，因为他所喜爱的不是庸俗人所喜爱的东西。然而庸俗人也跟着仿效，于是追逐利益、求取进身的士人，必定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搜罗殆尽，以谄媚侍奉权贵要津；权贵要津也时常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向士人夸耀。那些羡慕古物却不知道致力于古道的人，也常常同世俗一起竞逐，必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仿效一遍才满意。唉，这不是真能好古，不过是同庸俗人喜爱同样的东西罢了。既然同庸俗人有相同的爱好，却还喋喋不休地窃取‘好古’的名声，以求同庸俗人区别开来，不知道名义是对的，而心意却是错的。我所说的好古，是学习古人的道，实践古人的文章，思念古人而不能见到他们，徘徊上下，希望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手泽来观玩；这样就恍惚如同见到古人本人，所以喜爱而不厌倦。因此古人所说的好古，并不是爱他们的器物，而是爱他们的人。如果只是爱器物，那么今天又凭什么不同于古代呢？如果不只看器物，而看重古人本身，那么我也可以成为后世的古人。哪里知道千百世以后，不会有好古者喜爱我呢？却一定舍弃眼前的自己，只知道爱古人，也实在糊涂了。我看当今世人的爱好，大体都类似这样，大都是所谓名义正确而心意错误的情形；不能全部叙述，只叙述其中相近的，作《古砚说》。

译【剖析得淋漓尽致，使收藏古物的人读了也汗流浃背。】◆解 《李淑人大节解》《三先生祠义解》○《李淑人大节解》李攀龙 中丞霍公的母亲李氏，二十多岁时便抚养遗孤。后来追赠为太淑人，蒙受皇帝恩典；但她的大节没有办法亲自向皇上申明，于是中丞写下她的事状说：勤劳困苦、幽独艰难、精诚纯白、贞洁纯正，这八点都是先大母的德行，巍然高耸，难道不是大节吗？当她的丈夫永远离去、年幼的孩子还抱在怀中时，她急切地徘徊于是否随夫一死；但想到孩子幼小，又认为如果只顾一往而死，把幼儿置于何地？她抬头远望我，心中犹豫，不知道是否中途放弃。仿佛已经要把孩子置之不顾，却又回头重新顾念；既然已经勉力承担，谁能同她一样以大义完成此事、成就仁德呢？衡量能力，计算期限，困难此伏彼起；有些事情经过年月便可安置，而她未能立即安定下来，匍匐艰难、竭力维持，正是勤劳。只有这个孤儿，孤苦地处于忧患之中，疾病又贯穿其身；她竭尽力量，忧愁悲痛，把抚养孩子当作劳苦，即使希望将来有所成就，劳病也已经严重，而死者不能复返，终身都为此忧伤。难道一定要残损形体、相互抵拒，毁坏身体、自我断绝，才算惨痛吗？这已经十分劳瘁了。她受阻塞、幽闭、寂静和鼠忧所困，不能见到阳光，仿佛处在明暗之间；视听都幽暗，即使仍寄身于世，也不过是未亡人罢了。众多纷乱的事情，全都藏入地下；只有她所做的事，气息相连，细微如气，微弱如声，却不能停止。这是深重的积蓄，是幽苦。若可以停止，她便可以舍生；既然不能停止，活着便有不能舍弃的责任，她的内心实在艰难。她事先防备以使自己困顿，极尽思虑以使自己危险。孤儿渐渐秀美，终于长成；栽植的幼苗渐渐强壮成长。但有些事情不在她自己掌握之中，她的志愿却常常困穷，只能寄希望于死者的福惠。外界纷乱、烦冤，她甘愿承受这些苦毒，实在苦啊！抚立孤儿比殉葬、善后□□□□□句更难。比起捐躯和殉葬等两种行为，她在另一条道路上更为优越；她以大义辨明是非，不借艰难来偷取便利，不借宽缓来苟且求生，使夫妇、母子之间都没有遗憾，这是精纯。大概这种品格本来就固有于她自身，她既不加以矫饰，也不改变自己。否则，捐躯殉葬本来以为是洁净，却反而显露华饰，仍然可以被外物采择，并非以朴素作为行为。光耀家门、使家族不至泯灭于无迹，最多只能说伦常足以偷取便利、义理足以苟且求生罢了。她以恬淡为常，不以脸色示人，确实清白。依据她不肯舍生的心，以及每每陷于困穷的志向，就像天地确定的分际不可改变、山河定位不可移动一样；殉葬自有其奇特，立孤自有其正当，沟渠之中的匹夫信用，普通人一朝也可以做到。如果不是如此，那就不是她的本性。勤劳困苦难道不会损伤她吗？幽独艰难难道不会扰乱她吗？这就是贞洁。若只在丈夫刚死时激烈而到事情已经办成便衰退，或者带着器具同死，二者都只是失去一半。她各自成全自己的诚信，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是心意自然满足；不是为了求取功劳，而是道理自然保全。因此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难道是因为习惯而取便？难道是因为固守而生存？全都是她自己如此、自我成就这种美德，没有遗漏纯粹之处。巍巍然，这难道不是大节吗？她的气息相连，成为命脉；神明的后裔，后世必定还会有人复兴。我还来得及见到中丞任御史时，主持考核天下郡国上计吏，风采操守卓然。他从廷尉、中丞、少司马、司寇，遍历三台，功绩更加显著；对于太淑人来说，也有余留下来的光烈。勤劳困苦、幽独艰难、精诚纯白、贞洁纯正，都具备大臣的道理。细细品味这些话，实在意味深长。▲中丞所写的妻子之道，就是中□自身所有的臣子之道。【殷代卣、周代彝器，龙纹已经漫漶消灭，唯独古意仍然存在。】○《三先生祠义解》

译利瓦伊桢 新安人汪惟一年轻时拜徐子与先生为师学习诗歌；诗写得很好，徐先生又介绍他到李于鳞、王元美两位先生门下游学。两位先生一向看重他，赠给他文章，汪惟一于是名声响彻三吴之间。徐子与先生去世后，汪惟一搜集他的遗文刊行，又请求王先生为他作墓志。许多才人中善于敬重徐先生的人，纷纷为他传记、诔悼；当时还到墓前展拜、慰问他的妻儿。汪惟一已经在家乡竹丘建立祠堂来奉祀徐先生，而李先生此前已经去世，王先生后来又过了十年去世，于是汪惟一主持把三人合并祭祀，众人喧哗，却没有异议。他的朋友汪永叔私下问我：‘这是为惟一所建的祠堂，合乎礼吗？’我说：‘古代礼制中没有这种做法，但可以依据义理创立。古代设立学校，行衅器、用币、释菜之礼来尊奉先圣先师；四时由官府举行释奠，也同样如此。有道德的人活着时是老师，死后则作为乐祖祭祀于瞽宗。百姓生于父母，成长于君主治理，受教于老师；侍奉他们如一，随时侍养，没有固定方向，勤勉服侍至死，心丧三年，尊重到这种程度。古代以官员兼任老师，老师没有不同的门徒，学生也没有不同的身份；学生侍奉老师，老师去世后便由官府主持祭祀。如今求学的人不都是接受官师的教诲，活着时各自侍奉，死后各自立祠，这正是可以依据义理创立的事情。礼书说，祭祀有五类，蜡祭有八种；祭祀灶神有二种，豆间之祭何食有七次，夕日有祭，杼每月有祭；《椶桐书》说，礼要返回到它最初的根源。只要有功德，就不选择身份微贱，何况老师呢？祭祀太蒸时陪祭先王，晋国把绵上封给介子推，鲁国接纳裘氏、潘氏，越国表彰会稽山，国君不忘记臣下，使他们世代享有血食，何况弟子对于老师呢？燕国为驺衍修筑宫室，吴国为介琰建造庙宇，甚至使拥有千乘的尊贵君主降低身份，以匹夫为老师，何况匹夫的老师呢？后世以来，人们喜好谄谀得很，不仅祭祀死者，甚至在其生前也把他当作鬼神来奉享，大都是畏惧权势、献媚求宠，不值得推崇。然而这种做法刚开始时，没有不符合民众声誉的：乡里为父老立祠，如畏垒一类；县邑为令长立祠；郡里为太守、国相立祠，如汲坛、栾社、文翁、召父一类，很多。再往下，如于公狱吏、许阳都水椽、朱邑啬夫、郑众从事，官吏百姓和士大夫都拥戴他们，把他们当作君主一样敬爱、当作父母一样奉养、当作神明一样祭祀；祝史没有惭愧之辞，君子也没有非议。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认为君主尚且如同父亲，老师为什么偏偏不能如此？张良的黄石、王绩的杜康、李燮的王成、韦泓的应詹、伍员的渔父、针药工匠的扁鹊、陶家人的陆鸿渐，不过是一日交往、一件事情的契合、一种技艺的功劳，尚且严肃地接受祭祀；那么终身所从师、对我有巨大造就的人，应当怎样呢？李洞对于贾岛，以佛事奉侍；孙晟把承晖塑像奉祀；承晖对司马光、苏轼，以塑像作为师友来奉祀。这些还是不同时代的人，那么亲身接受学业的人应当怎样呢？梵语‘室洒’，旧译为弟子，今译为所教；南山、天台的说法是，学业在我之后、名位在我之下的叫弟子，跟从老师学习的称为子；老师有工匠般成就弟子的能力，学习者具备资质禀赋的德性。以自身资质为本，便可以舍父从师；把教师看作父亲，老师谦让，学生如弟弟一样处置。曹务光拜见赵州，以斗盆焚乳头香作供养，这是外道。士人应该怎样呢？杨宣之对宋纤，黄庭坚对苏轼，为他们建阁造室，塑像奉事；应詹祭祀韦泓；柳宗元得到韩愈的诗，先熏烧玉蕤香，然后才打开诵读；王维绘制孟浩然的画像；张籍得到杜甫的诗，焚烧后和以膏蜜，屡屡饮下；戴弘正制作金兰簿，拿给祖先考察。这些是朋友之间的礼，那么对于老师应当怎样呢？《礼记》记载，曾子列举子夏的罪过说：‘我过去和你一起在洙泗之间跟从夫子，后来你退处并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人怀疑你是否真正承继了夫子，这是你的第三项罪过。’注释说，这是指他不称老师。古代君子说话一定称述老师，表示自己有所承受，也不忘本。因此《子张》一篇记载诸弟子的话，子夏的话有十一处，却从未称述老师；曾子的话有五处，其中三处称说‘我听老师说过’，那么子夏被曾子责备，确实是应该的。刘焉制造乘舆车，车具一千多乘；荆州牧刘表上书说刘焉，和子夏使西河人怀疑圣人一样。这种议论流传得很远。惟一说话总是称述老师。【“契一艺”疑有文字讹误，义不可确考】而竟然郑重地接受祭祀。一个人终身奉为老师、对自己有极大造就的人，理应受到怎样的尊崇呢？李洞对于贾岛，像侍奉佛一样侍奉他；孙晟则仿照这种方式侍奉老师；承晖对于司马光、苏轼，像尊奉师友一样为他们塑像并侍奉他们。这些都是不同时代的人；至于亲身接受老师教诲的人，理应怎样尊敬老师呢？梵语“室洒”，旧译作“弟子”，新译作“所教者”。南山宗、天台宗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是：学习在老师之后的人，称为“弟”；从师学习而有所领会、出生于老师教诲的人，称为“子”。老师具有像工匠一样造就弟子的才能，学生则具备接受禀赋、资助老师成就的德性；所谓“资”，就是舍弃父亲而跟从老师，把教导自己的老师看得如同父亲；而老师谦逊地对待弟子，正如兄长对待弟弟。曹务光拜见赵州，用斗、盆焚烧乳头香来供奉他，这是外道的做法。士大夫一流的人，理应怎样尊奉老师呢？杨宣之对待宋纤，黄庭坚对待苏轼，都建造楼阁、房室，塑画其像并加以侍奉。应詹祭祀韦泓，柳宗元得到韩愈的诗，先焚烧玉蕤香，然后才打开诵读；王维为孟浩然绘制画像；张籍得到杜甫的诗，便把诗焚烧掉，和着膏蜜反复饮下；戴弘正制作“金兰簿”，用来告祭祖先。这些都是朋友之间的礼敬；那么，对老师又理应怎样呢？《礼记》中，戴圣记载曾子列举子夏的罪过，说：“我从前和你一起在洙水、泗水之间跟随夫子学习，后来退居并老于西河之滨，却使西河人把你和夫子相提并论而对夫子有所疑惑，这就是你的第三条罪过。”注文说，这是指子夏没有称说老师。大概古代君子说话一定称述老师，以表示自己的学问有所承受，并且不忘根本。所以，《子张》一篇记载众弟子的言语，子夏的话有十一处，却从未称说老师；曾子的话有五处，其中三次称说“我听老师说过”。这样看来，子夏被曾子责备，确实是理所当然的。刘焉制造天子的车舆，车辆器具多达一千余乘；荆州牧刘表上奏刘焉，说他很像子夏在西河时那样，使人对圣人产生疑问的议论。这一传说流传得很远，但他只有一点做得对：说话一定称述老师。这是合乎礼的。孔子说：“兄弟去世，我在宗庙哭吊；父亲的朋友去世，我在宗庙门外哭吊；老师去世，我在寝室哭吊；朋友去世，我在寝室门外哭吊；相识之人去世，我在野外哭吊。”寝室是我安居之处，老师成就了我，所以在寝室哭吊。孔子去世后，门人相对而哭，都哭得失声，想用有若来代替孔子主持祭祀。有人说：“这是仿照古代设尸代神受祭的礼制。既然可以用尸代替，为什么不能立祠祭祀呢？”后世有仰慕孔子而这样做的人。臧荣绪因为孔子生于庚辰日，便在庚辰日拜祭五经，说孔子如同日月代代照明、四时交替运行、天地同流不息；那么，祭祀孔子取庚辰日有什么意义呢？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足，足以成为万世之师，为什么要取法臧氏之子？难道不是刘勰梦见孔子，便夸张称说，以荒诞之言迷惑人吗？所以，天地山川的祭祀，只有拥有天下或拥有国家的人才这样做；户神、灶神的祭祀则通行于庶人。难道户神、灶神比天地山川更尊贵吗？功劳大的，报答也大；功劳小的，报答也小。像臧氏那样祭祀孔子，是庶人举行郊祀、社祀之礼，是僭越，反而削弱了孔子的地位。只有在家中祭祀三位先生，这是户神、灶神之祭，是庶人身份所能做的，也是孔子在寝室哭吊的本意。这才是合乎礼的。古人思念贤人而祭祀他，就在社中祭祀，所以说乡里的先生可以坐在里门教导子弟，去世后便配享于社。庚桑楚作为尸来接受祭祀，在社中祭祀他，在稷中祭祀他，是说把他的神主配享社稷，使他享受祭食。汉代的甄子然、临孝存，都配享于县社；晋代宋登任汝阴令，死后百姓把他配享于社而祭祀；陆云任浚仪令，离任后百姓追思他，绘制形象画像，使他配享县社。古代做官而对百姓有功德的人，百姓追思他们；乡里德高望重、值得尊奉的人，也都在社中祭祀，不一定专门建祠，更不是像现在这样都配享于学宫。只有竹丘把三位先生和友人在这里结成诗社，因而祭祀三位先生，也合乎社祭的意义。这是合乎礼的。礼制中又有这样的规定：为百姓祭祀泰厉、公厉、族厉，以安置古代帝王、诸侯、大夫中没有后代的人。李、徐二位先生，都是岳牧之臣，处在诸侯、大夫之间，只是不幸没有后代。更何况弟子不忍心对老师不尽心，他们难道不应当与郑伯有、晋国若敖相比吗？郑康成注《祭法》说：“如今百姓之家春秋祭祀司命、行神、山神，山神就是厉。”百姓厌恶直说厉，所以巫祝把厉说成山神，这难道不是谬误吗？《春秋左传》说：“鬼有所归，就不会成为厉。”厉山氏有个儿子叫柱，世代祭祀厉山之神，得到的鬼便成为厉，所以说那种解释是错误的。惟一祭祀徐先生和李先生，又把王先生包括在内，这难道也可以称作厉吗？它是四方百物的疈辜，是八神求取祭享，是星辰、风雨、露、雷、山林、川泽、坟衍共同设坛祭祀，取其同类之意。三位先生生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死后配享祭食，难道能说不是同类而不来享用吗？所以惟一的祭祀是合适的。说这是根据义理创制礼制，也是可以的。欧阳修说：“惟一曾经为徐先生服丧，服缌麻之服，当时按期服丧的礼制。”《礼记》说，朋友服齐衰三月；至于礼制谈到老师，却没有相当于五服的规定。张逸说：“古代没有制定老师之服，因为没有固定的礼制。有的人只因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句话、一个义理，关系就像朋友；有的人亲爱老师如同兄弟；有的人因老师成就自身，恩德如天地父母。哪里可以一概规定服丧？所以不制定老师之服。”

译服心丧就可以了。孔子的弟子为孔子筑室、整理行装，守丧三年；子贡守丧加倍。鲁国人到孔子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此称作孔里。龚胜的门人中披麻戴孝、办理丧事的有一百人。郑玄遗命薄葬，从郡守以下曾经受业于他的人，披麻戴孝前来赴丧的有一千多人。冯冑、郭瑀服丧都三年。王肃的门生披麻戴孝者有一百多人。宋代黄干为朱子服丧，加麻，制作丧服，如?????衣，使用冠和绖。王伯为师何基服丧，穿?????衣，加带和绖，冠上加丝。武胡澹庵为老师制服，李谘为老师服缌麻。金履祥的老师去世，他服丧，加绖，戴白巾，束细苎带。惟一对于徐先生，正是河汾氏所说的那种对老师承受无穷恩德的关系。他所服的丧服，是斟酌礼制中道而行的。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诸儒最重视老师；老师凭经术专门成名，学生谨守师说而不改变。问他们学术的来源，必定说：“某某老师。”老师封侯、拜将、任宰相，学生常常把这些推让给老师。于定国身为九卿，迎接老师时行弟子之礼。景毅因儿子拜李膺为师而自行免官。有人侮辱夏侯惇的老师，夏侯惇便杀了他。考察当时，能在老师死后施恩报德的人还有：唐林上表替王吉、许商请立墓；侯芭师从杨雄，桓荣师从朱普，桓典师从王吉，都背土筑坟；礼震为欧阳歙、杨震为范升、郑弘为焦贶，不惜性命相救；李膺、延笃、刘焉、王朗弃官赶赴丧事；有人还说，吴章死后葬在南岭，任末把尸体送到门前，郭亮收葬李固，牵招保护乐隐的丧事，廉范收殓薛汉，朱穆为赵康服丧，胡腾为窦武办理殡葬并服丧。这些服丧之礼也没有明确的成文规定。令狐征君隐居在东城山中，死后诸生便为他筑坟，遵循老师的规矩陪葬的有三百多家，却没有听说像惟一这样为老师建祠。礼没有固定制度，而感情又不能一概而论，张逸的说法是对的。后来曹曾的弟子称曹曾为老师，为他建立祠堂；李遵勖尊奉杨亿，请人撰文塑像，早晚行弟子面对老师的礼节，并刻石记载。惟一的事情可以和这两人相提并论，在礼制上确实没有过分或不足。欧阳修说：“这样说是对的，但祭祀祠堂就是奉神。文章只是小道，与神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祭祀它？”我说：“不对。神明的德性，是周遍万物而无所遗漏；万物之中没有什么比人更神明的。人之中没有什么比心更神明的。心之中没有什么比言语更神明的。言语之中没有什么比文章更神明的。” 试举大概来说：董汪都的三策，是得到神助而成；谢惠连的“池塘春草”，是梦见弟弟而得到；孙绰笔端发出光芒，像火一样；他写赋，文章掷地有金石声；徐陵醉中写《白云出海峤》诗，酒醒后惊叹其神妙；杜少陵从戴鹅冠的童子那里得到石文，下笔如有神助；宗武暗中背诵??氐，字上有金色光芒，照射太阳；袁嘏的诗具有生气，必须用大力材压住，否则便会飞走；李观说指甲中有清尘。这些是文人仿佛成为鬼神的情形。孟召文稍显狂放，写《滕王阁赋》，江神奔走相送；郭元振题字在面颊上，字迹深入皮肉后才消失；马公亮的文章像鬼手所作；范仲淹击鼓驱妖，也属于这种情况。杜甫的诗可以驱除疟疾，射洪的陆使君庙把它当作签文，格外灵验。白居易说，刘禹锡的诗到处都有神灵护持。这些是文人感动鬼神的情形。张迥说，汤悦的文章如星；皇侃的言语如唾沫；杨雄的文章如凤；张鷟的文章如董仲舒的蛟龙；傅咸的文章如龙文；掌罗含的文章如鸟；刘赞的文章如龟；马融的文章如花；谢谔的文章如珠；江淹、萧颖士的文章如锦；王朗、王勃、陈继达的文章如墨；纪少瑜、王珣、李峤、李白的文章如笔；周仁裕的文章如西江水；弘成子的文章如五鹿充宗的石；韩昌黎的文章如丹篆；司马长卿的文章如黄衣翁。又有人说，祭祀朗管星的人很多，难道是因为他们多有智慧吗？这就是文人的心灵受到鬼神启发的情形，是一阴一阳彼此酬答。文人是以智慧为业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二篇〕 他们活着时各有来由，死后也各有归宿，往往会成仙化去，于是有大玄博士、太极仙卿、西明都禁、华阳洞主、遮须国王、都箓司命、文星典吏、紫府押衙、侍帝晨等称号，说是散仙的不可胜数。柳宗元主持罗池之祀，谢灵运送别杜治事，也有征验；至于前世后身，蔡邕、张衡的例子尤其多。三位先生在文苑中卓然出众，吸取精华很多，运用外物广大，死后成为明神，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何况从人伦的角度说，驾驭它作为技艺，文章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尹儒秋在梦寐中精神飞驰，究竟是谁启发了他？人的心神，包容宇宙，总览人物；连上天都不能违逆它，何况鬼神呢？谈论诗歌的人有“神品”“神来”的说法，正是由此而来。有人笔管腐朽，坠入坑中；有人踏墙绕室，闭门钻研；有人进入瓮中，坐在树旁；有人嘴唇腐烂、牙齿脱落，眉毛牵动，裹被而卧；有人手穿袖破，胡须脱落，满头白发。有人十年作《两京》，十二年作《三都》；有人口中生花，不顾妻子儿女，仍未达到极致。郑玄、尹知章剖心，王充竭尽气力，杨雄仿佛吐出肠子，曹植仿佛翻胃，李贺仿佛呕出肝，孟郊仿佛抽出肾，桓谭因文思劳苦而病，裴迪因作诗而消瘦；心神像李广，五脏像江淹，这些人与这种志趣相同。张说用美食和香气祭文，贾岛在除夕祭诗神，刘蜕把文章作为坟墓并为它作铭，唐球把诗投入江中的诗瓢，王曾父见到字??氐，用香汤洗涤后焚烧，因而得到阴间的报答；这难道不是神吗？惟一接受三位先生的诗作。

译他终身不会忘记三位先生，神灵所凭依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一个郡中有文士，便会出现洛如花生、鸡能解人语、虱能解读《阿房宫赋》、老鼠畏惧“田”字、龟身上有历法、鹳鸟身上有印、蟾蜍身上有丹书、雁行组成“无为”二字、脉望吃了神仙之书便会化为神仙等事；既然万物尚且如此，人为什么反而不如它们呢？小说家称笔神为佩阿，又称昌化；晋代高士称笔神为研神，砚神为淬妃，墨神为回氏，??氐神为尚卿，司书神为长思；还说它们能驱除蠹虫，所以除夕祭祀它们。因此郄诜拜笔祖，莹拜墨，薛稷广泛铺陈九锡中关于五物的说法。器物因为被人使用，便令人怀疑它们有神性；由此可知人使用器物的情形。惟一祭祀三位先生，是祭祀神道。简子有句话说：春天种桃李，夏天可以在树下休息，秋天可以吃到果实；春天种蒺藜，夏天不能在树下休息，秋天反而会被刺伤。用树木来比喻培育人才，区别就很清楚了。惟一并没有攀附枝叶而抛弃根本，那么三位先生善于培育人才，也正可以享受他们所获得的报答。如今天下人大多贪图名利，像新安那样的地方，几乎没有不趋附名利的人。富有而能诱惑人的，类似阴子方用黄羊祭灶；不聪明而容易受骗的，类似王凝之信奉天师道、借鬼兵；奸巧而善于冒充的，类似楚泽的狐鸣、即墨的飞鸟；外表恭敬而内心阴险的，类似西门豹头戴笔、弯腰作揖侍奉大巫妪；荒诞不经的，类似刘伶戒酒时在神前供酒供肉、发誓之后却拿酒进肉，尚未跪稳便已经醉倒；交游广泛而杂乱无章的，类似汉代一年祭祀三万七千处；没有恒心、不能坚持到底的，类似土龙、刍狗刚制成时被盛在箧中、盖上文绣、缠上朱??，由尸祝和大夫端着礼冠来迎送，使用过后便成为泥土草??，很快就被抛弃。惟一出身中等人家，背着书箱游学，带着束脩到三位先生门下行礼；性情又木讷，不善于修饰容貌。正因为三位先生厌恶多嘴之人，他捧着盘匜侍奉时格外谨慎。他把三位先生的寒魄请到自己的住宅中，共同享受祭祀。如今他已经老了，山涧、溪流、池沼中的草木鱼鲜，早晚都供奉祭献，必定斋戒如常。他不因毁誉而改变心意，不因升降而改变操守，不因生死而改变节义。他这次举动不必问合不合礼，因为已经远远超越流俗了；如果不是这样，三位先生的神灵聪明正直而且专一，难道会不吐露真情吗？欧阳修怅然说：“竟然是这样啊！如今我才知道文章是伟大的事业，师生之义是多么重要，鬼神的情状以及祭祀之礼也正由此而设立。回去告诉惟一，把这些话完整告知三位先生的神灵，刻写丹书的事就由我来承担，将它刻在杀牲祭祀用的石碑上。” 万物的各种形态、五伦的道理、阴阳二气的情状，全都罗列而成为文章；如果不是惠施拥有五车之学、茂先读熟三十车书，胸中怎么能够贯通纵横之理，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明文霱》卷之十八 ●《明文霱》卷之十九 武林刘士鏻羽石父评选 书一 ◆书一 再次写信给献吉 给大司徒梁公俭庵的信 寄给童内方的信 答郭桐冈先生书 给殷子的信 寄给余子的信 给霍元厓宗伯的信 答毛宪副书 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答余文献书 答姜佥事书 给文征明的信 答李中溪书 给御史大夫南充王公的信 寄给屠渐山的信 在辰州给田叔禾的信 给胡宠之的信 给宗子相的信 ○再次写信给献吉